边境地区外国人管理的法律问题

边境地区外国人管理的法律问题（精选7篇）

边境地区外国人管理的法律问题 篇1

摘 要：边境地区外国人管理是指公安机关依据宪法和有关法律、法规，对外国人在边境地区居留、旅行及其它有关事务所实施的一种行政管理。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和对外交往的同趋频繁，来中国边境地区的外国人数量逐年递增。同时，外国人非法入境、非法就业、非法居留等问题也进一步突出。对我国边境地区数目庞大、日益增多的外国人实施有效监督、管理和控制成为公安机关社会治安工作中面临的一个新挑战。[1]如何在确保入境外国人合法权益的同时，又有效打击外国人在我国边境地区犯罪，成为我们所面临的重要课题。在此背景之下，我根据在边境地区近两年来收集和掌握的资料为基础，结合国际法和国内相关法律，采用了文献、调查等研究方法，具体探究在新形势下，我国出入境管理机构与边境管理机构应如何应对新形势下边境地区外国人管理的严峻考验，科学地进行自主改革创新，治理好边境地区居留外国人，从而把理论与实际相结合，实现“管理与服务并重”目标。

关键词：边境地区；外国人管理；国际法

一、研究背景

随着中国国际化程度的不断提高，来中国边境地区的外国人迅速增多，大批外国人进入国内，带来了诸多商机，但也必须清醒地看到，在边境地区的外国人身份背景、职业构成等均比较复杂，良莠不齐。当前国际反恐斗争形势严峻，从保障国家安全与社会稳定角度考虑，加强对我国边境地区居留外国人的管理迫在眉睫。

在我国边境地区外国人管理工作上，公安机关是最不可或缺的行政和司法力量。边境地区外国人管理是指我国公安机关在行政和刑事管辖活动中，对涉及外国人有关事务的管理。它不仅包括外国人入境、居留、出境的日常行政管理，而且包括外国人违法、犯罪案件的处理。

二、国际法与边境地区外国人管理法律法规的关系

从本质上讲，边境地区外国人管理法律法规和国际法关系的理论基础是一直争论不休的国际法基本理论问题——国内法与国际法的关系。国际上关于国际法和国内法关系问题上持有两种观点，“一元论”，主张国际法与国内法属同一法系；“二元论”，主张国际法与国内法是两个不同的法律体系。我国法学者认为：正确认识二者的关系应既看到国际法与国内法是两个独立的法律体系，同时也应该认识到它们之间是有着密切联系——互相渗透和补充。[2]也就是说，从国家而言，在参加制定国际法时应当考虑国内法的立场，在制定国内法时必须顾及其承担的国际法义务，通过制定国内法履行国际义务，不应制定与国际法相违背的法律。从国际法看，它的许多原则和制度是借用国内法概念的，另外，各国的国内立法实践对国际法原则、规则和制度的形成和发展也同样起着重要的作用。从国内法看，它也受国际法原则、规则和制度的影响。在不少场合国内法也采用国际法的概念。[3]从实践来看，处理国际法与国内法关系问题，实际上是国家如何通过国内法执行国际法的问题，也就是国家如何在国内履行其所承担的国际义务问题。[4]目前各国通过采纳或转化的方式把国际法的规定纳入国内法，使其在国内得以适用，并对国际法的地位作出规定，从而解决上述问题。在我国，缔结的条约是我国法律的组成部分，并且可以在我国直接使用，但不能优于我国宪法。[5]总的来说，国内法与国际法之间是既对立有统一的辩证关系，既有互补性，又有不可避免的矛盾。正确处理好二者的关系是完成外国人管理立法和执法工作的基础和关键。[6]

三、边境地区外国人管理内容

（一）外国人入出境、居留管理 1.依法管理外国人入、出境

国际法规定：决定外国人入境问题是国家的内政，一个国家有权自行决定是否允许外国人入境，以及在什么条件下同意外国人入境。国

[21]家没有准许外国人入境的义务，外国人也没有要求别国必须准许他入境的权利。因此，一个主权国家可在不与其签订的国际条约所承担的国际义务相违背的情况下，设置自己的标准决定哪些外国人可以入境。

国际法对外国人出境的一般准则是：无待偿纳税义务或债务、无未了结民事、刑事官司等，国家不得禁止外国人合法离境。[7]外国人只要遵守了本国有关出境的规定，办理了出境手续，国家无权限制外国人出境。

2.准许难民入境、居留 根据1951年《关于难民地位的公约》和1967年《难民议定书》，对符合以下条件者有义务给予永久居留的权利及保护：由于种族、宗教、社会团体和政治主张等原因，身处所属国家或常住国家之外，有充足的理由惧怕返回后遭受迫害，并不愿意或不可能向原居住国政府要求保护，而且规定“难民在受庇护国内享有高于无国籍人而又低于本国人的待遇，确定了“不推回”的难民处置原则，要求签署国在各自的外国人入出境管理中都应体现人道主义这一原则。[8]

（二）边境地区的“三非”外国人的管理

“三非”外国人，指的是非法入境外国人、非法居留外国人和非法就业外国人。近年来，由于实行对外改革开放、对内搞活经济的基本政策，我国的经济建设取得了快速的发展，社会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等方面有了显著的提高，相比之下，周边的越南、老挝等国与我国生活水平还有很大差距。国家、地区之间经济发展的不平衡，驱使一些“三非”人员为追求更多的经济利益而不惜冒险入境。“三非”外国人利用我州边境线长、难于管理的特点，从深山密林中的羊肠小道非法越境。这是“三非”人员进入我国的主要方式。由于“三非”人员无合法证件、加之文化水平低，无一技之长，这为我国社会治安造成了许多不稳定因素。近年来，由“三非”外国人制造的诸如抢劫、诈骗、盗窃和故意伤害等治安事件屡见不鲜，极大地影响了普通民众的正常生活秩序。处理涉外案件是一项十分敏感、政策性很强的工作，在处理时要加强与外事侨务办、民政、财政、边防等部门联系，把社会各方面的力量动员起来，齐抓共管，达到有效地清理、处理“三非”人员的目的。

（三）边境地区外国人的刑事犯罪

我国刑事法律和法规是我国受理外国人犯罪的主要依据。我国刑法第3条规定: “凡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内犯罪的，除法律有特别规定的以外，都适用本法。凡在中华人民共和国船舶或者飞机内犯罪的，也适用本法。犯罪的行为或者结果有一项发生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内的，就认为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内犯罪。”根据这个领土管辖原则，外国人在中国犯罪的，不论何种罪行，只要构成刑法上应受处罚的犯罪，都由我国立案管辖。当国内法以及某些内部规定同我国所承担的条约义务发生冲突时，应适用国际条约的有关规定。[9]

（四）外国人犯罪案件程序

1、涉外刑事诉讼管辖。涉外刑事案件的立案管辖和审查起诉及开庭审判，应由与中级人民法院相等的公安、安全机关和人民检察院管辖、侦查和提起公诉，由中级人民法院审判。

2、关于律师何时参加诉讼的问题。在涉外案件中，在审查起诉阶段就可委托辩护人介入，并可实施辩护权。外国籍被告人要求监护人介入刑事诉讼是可以的，但不能以享有特权或豁免权的外交官身份充当监护人。

3、实施强制措施的程序。我国已签署了《维也纳外交公约》、《维也纳领事关系公约》，如逮捕或羁押了外国人，根据被羁押人的要求，应及时通知外国驻这个国家的领事馆，并允许探视、通信。

4、关于诉讼时限问题。对于可判处轻刑的刑事案件要按刑事诉讼法规定的时限办结。对于重大疑难案件，则应适当延长诉讼时限。

5、判决及执行要审时度势。刑事案件判决或执行中要考虑外交斗争的实际需要。如两国关系较好或好转，有互惠情况的，则应适当从轻、减轻或免除处罚。

四、边境地区外国人管理存在的问题

（一）边境地区外国人入出境管理体现的国际法准则不够 按照现行的法律规定，公安机关对外国人违反出入境管理法能够实行的行政处罚，主要有警告、罚款、拘留、限期出境、驱逐出境等5种；强制措施有拘留审查、监视居住、遣送出境、缩短停留期限、取消停留资格、提供保证人和交纳保证金、不准入境、不准出境等。单就《外国人入出境管理法》中对违法的外国人所采取的手段而言，既有遣送出境又有限期出境和驱逐出境以及取消居留资格等，这些规定不但烦琐，而且多属于同一性质，与国际习惯的限期出境和驱逐出境的做法不符。[10]

（二）法律滞后，不能及时体现国际法的新元素

作为1951年《联合国难民公约》及1967年《难民条款》的签字国，我国没有履行签署时“签署国在各自的外国人入出境管理中都应体现人道主义这一原则”的承诺。现在还没有专门的难民立法和明确的难民身份甄别程序，对难民的保护无法可依，对主管机关的行为无直接约束，管理处于无序状态。联合国难民署也认为我国对来华难民并没有接受。所以，如果不从根源上，即法律制度方面解决问题，就会给国内行政机关带来管理上的困难，不利于国家利益的保护，也不利于难民保护和树立我国的国际形象。[11]

（三）公安执法队伍素质不高

在实际工作中，执法民警有许多不能令人满意的地方：一是处罚程序不规范。刑事案件对外国人拘留逮捕适用程序错误。在给予违法外国人的处罚中，有些地方不立案登记，讯问笔录不正规，不按有关规定审批，不依法裁决，没有告知程序等；二是执法中随意性较强。执法中，对涉及违反出入境管理法的外国人常常出现以警告代罚款，以罚款代拘留的情况，罚款额度无确定原则、宽松不一，或机械照搬多少天罚多少钱，或受人情影响罚款很少甚至不罚；三是查处时思想上有顾虑，主动性不够。有的外管民警被“外事无小事”的理念吓倒，一方面害怕涉外案件处罚不当会引起外交纠纷，另一方面，由于不具备法律、外语等方面的素质，一遇到此类案件时，心理恐慌，常常瞻前顾后，缩手缩脚，不敢也不能放手查处。[12]

（一）完善有关外国人入出境管理的法律法规

顺应国际潮流，着眼于制定一部与国际法、国际通行做法相衔接的出入境管理法。随着对外开放的深入发展，国际交往日益频繁，国际法的一个重要分支---国际出入境法正在形成。建国以来，我国参加、签订或承认了一些与出入境管理有关的国际条约、公约和双边协定。这些国际法规范也是出入境管理法律依据。

按照国际法的有关原则、规则和制度，修改我国现行的涉外法律、法规及政策，使国内法适应国际法的要求。我国在制定和修改有关外国人管理的法律或行政规章和采取个别决定时，必须符合根据国际法所承担的国际义务。作为正在崛起的大国，为维护我国的国际形象，就要保证我国国内法与所承受的条约义务保持一致。

（二）建立一支高素质的执法队伍

建立一支高素质的队伍是公安外国人管理适应新形势，迎接新挑战的根本保障。一方面，各级领导要把提高队伍素质、加快人才培养作为一项战略任务。针对新形势下的外国人管理工作和队伍建设可能遇到的新问题，抓紧教育培训，做到突出重点，有的放矢。另一方面，从事外国人管理工作的民警自己要转变思想观念，牢固树立外国人管理工作事关国家主权，为经济建设服务的观念，从而确立依法行政的外国人管理理念，增强做好工作的使命感。[13]

（三）加强国际警务合作 加强国际警务合作首先要坚持国家主权原则。在国际侦查协助未经当事国准许的情况下，外国警察不得进入当事国进行任何调查取证活动，不得进入当事国境内追捕逃犯；外国人在当事国犯罪适用当事国法律；凡是当事国立案侦查的涉外案件由当事国的侦查机关查办，外国当局不得干涉。[14]此外，一方给予另一方协助不应损害本国的主权、尊严或其他利益；一方给予另一方协助应得到受惠国的某种回报，这种回报可以是道义上的，也可以是物质上。其次，国际侦查协助必须坚持双重犯罪原则。只有当事国刑事法律明确规定为犯罪或者当事国所缔结的国际条约中规定为犯罪的案件时，当事国才认可为可以协查的案件。

六、结论

在今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和平和发展仍是世界的主题，越来越多的国家和地区会集中力量加强本国的自身建设，以合作求发展，以发展促安全。边境地区外国人管理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工作，我们只有在维护国家主权的基础上，结合国际发展趋势，按照国际法的基本准则，不断开拓创新，与时俱进，才能更好的完善我国边境地区外国人管理工作，树立我国良好的国际形象。

参考文献：

[1]魏琴．当前出入境管理中存在的问题及对策[J]．湖北公安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1-12,（4）.[2]王铁崖．国际法[M]．北京：法律出版社，1995-8，177．

[3]向党．涉外警务概论[M]．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出版，2004，2． [4]向党．出入境法与国际法的关系探析[J]．法学，1993，（２）：16-18． [5]李浩培．条约法概论[M]．北京：法律出版社，1987，381-382 [6]宋国涛，金歌．国际形势问题报告[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主编，2002，1． [7]向党．出入境法与国际法的关系探析[J]．法学，1993，（２）：16-18．

[8]王元君．关于建立我国难民保护法律制度的几点思考[J]．公安研究，2005，（12）． [9]向党．涉外警务理论研究综述[M]．北京：群众出版社.，1995.[10]魏琴．当前出入境管理中存在的问题及对策[J]．湖北公安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1-12,（4）.[11]孟昭阳，张建良．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学[M].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5-1，208.[12]吴德昌．论<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国人入境出境管理法>之救济制度[J]．辽宁教育行政学院学报，2003-7，第20卷，（7）．

边境地区外国人管理的法律问题 篇2

关键词：边境地区,农村饮水安全项目,建设与管理,问题,对策

崇左市地处我国西南边陲,与越南毗邻,边境线长达533 km,是广西陆地边境线最长的地级市,占广西陆地边境线的52%。崇左是广西少数民族人口比例最高的地级市、全国壮族人口最集中的地方,壮族人口占崇左市总人口的88.3%。

长期以来,崇左边民为巩固国防作出了重大贡献,但当地经济建设滞后,群众生产生活条件差的落后状况未从根本上改变,尤其是水利、交通、教育、卫生等基础设施落后,严重制约了边境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关心和支持边境地区加快发展,特别是关心和支持边境地区少数民族农村饮水安全问题,关系到民族团结、边疆稳定和边防巩固,关系到国家的长治久安。

1 基本情况

崇左市地形地貌以石山丘陵为主,地质基础约2/3为石灰岩,是典型的喀斯特地区。崇左市多年平均降雨量为1211～1 376 mm,多年平均蒸发量为1 285～1 634 mm。2010年崇左市人口约为242万人,其中城镇人口约为42万人,农村人口约为200万人。由于特殊的地质、地貌和气候条件,崇左市各地普遍存在工程型、资源型和水质型缺水的问题,水资源供需矛盾十分突出。截至2010年年底,崇左市农村人口为200.55万人,根据《农村饮用水安全评价指标体系》的评价标准和2009年调查复核评估成果,崇左市农村饮水不安全人口为62.08万人(含国有农林场,不含农村中小学校),占全市2010年农村人口的31%;饮水安全和基本安全人口为138.47万人,占全市2010年农村人口的69%。

2 项目建设进展现状

2005年国家开始实施农村饮水安全项目后,当地党委、政府对此项工作给予高度重视,把解决农村人口饮水安全问题列入年度为民办实事工作项目之一。水利部门也把农村饮水安全工程建设作为水利工作的首要任务来抓,并把它列入年度目标管理责任内容,层层落实责任制,按照“实现四个转变,树立三类典型,规范建设管理”的工作思路和“高起点规划,高质量建设,高效能管理”的工作要求,大力开展农村饮水安全工程项目建设工作。“十一五”期间,自治区共分12批下达崇左市农村饮水安全工程项目1 449处,计划总投资31 667.9万元,其中国家专项资金21 640万元,地方自筹10 027.9万元,计划解决64.73万农村人口饮水安全问题。截至2010年11月底,“十一五”期间全市共完成农村饮水安全工程1 449处,这些工程已全部竣工并投入使用,完成工程总投资31 692.9万元,占计划的100%,其中央专项资金21 640万元,占计划的100%,地方配套10 052.9万元,占计划100%。项目资金到位31 692.9万元,占计划的100%,其中中央专项资金到位21 640万元,占计划的100%;地方配套资金到位10 052.9万元,占计划的100%。新增农村供水规模10.74万t/d,解决了64.73万农村人口饮水安全问题。农村饮水安全工程项目的顺利实施,使边境地区少数民族群众喝上干净卫生的自来水,符合广大农民的根本利益,是一项“民心工程”“德政工程”。

3 工程建设与管理存在的主要问题

3.1 农村饮水不安全面广,人口多,建设资金短缺,项目实施难度大

根据2009年崇左市农村饮水安全现状调查和评估复核结果,截至2010年年底,崇左市尚有农村饮水不安全人口62.08万人,其中规划内农村饮水不安全人口17.06万人,原规划内核减人口10.96万人,新增农村饮水不安全人口30.64万人,新增国有农林场饮水不安全人口3.42万人。另外,农村中小学校尚有8.56万师生属于饮水不安全范围,亟待解决。按照国务院的统一部署,力争到2013年年底前全面解决农村饮水安全问题,崇左市2011—2013年每年必须完成解决20.7万农村饮水不安全人口的任务,同时还要解决2.85万中小学校师生的饮水安全问题,任重而道远。这些饮水不安全人口中,属于水质不达标的有33.84万人,占37%,属于水量不达标的有57.66万人,占63%。规划新建的项目涉及范围广,自然条件差,工程造价高,属“硬骨头”工程,同时由于崇左市属欠发达地区,经济落后,地方财力有限,地方财政配套及受益群众自筹资金难以到位,项目实施难度相当大。

3.2 前期工程设计供水标准低,饮水返困人口多,加大项目工作难度

2004年以前崇左市共建成集中供水工程2 361处,供水人口111.9万人,由于受到当时经济条件所限,工程建设标准低,设施简陋,绝大部分没有净化、消毒设备,加上一些地方生态环境遭到破坏,水资源日益减少,工程供水能力严重不足,导致约33.4万人农村人口饮水返困,加大了农村饮水安全工作难度。

3.3 行业建设管理不够规范

崇左市农村供水行业规范管理工作滞后,多部门负责组织实施、工程项目建设与规划脱离等问题严重影响了农村饮水安全工作顺利开展。由于未能按行业基本建设程序进行工程建设管理,部分非水利部门组织实施的工程施工质量较差,这些工程往往难以发挥应有效益,甚至出现农村人口饮水返困现象。

3.4 水利部门技术力量不足,队伍存在不稳定因素,导致前期工作不到位,项目建设技术指导工作滞后

农村饮水安全工程项目点多面广,工程勘测、设计和建设技术指导等工作任务繁重,条件十分艰苦。而水利部门原有技术力量有限,加之近年来部分专业技术人员流失或退休而没有得到及时补充,致使大部分县(市、区)出现了规划、设计和建设管理等技术力量不到位的问题,而且大部分技术骨干由于事业编制等问题,未能享受“阳光工资补贴”,给他们心里造成巨大反差,严重影响了他们的思想情绪,极大地打击了他们的工作积极性,对解决农村饮水安全问题工作产生了不利影响。

3.5 工程涉及供电、交通等相关部门时收费项目不合理,影响工程建设进度及建后管理运行

有的人饮工程穿越公路或沿公路两侧安装供水管路,需要交通部门审批,而有些地方交通部门在审批时收费过高,加大了工程建设成本,影响工程施工计划实施;供电部门在输电线路架接和电气设备安装方面行业收费过高,造成工程建设资金短缺,而且供电价格上涨过快,加大了工程运行成本,致使某些工程负债运行,难以进入良性运行轨道。

3.6 工程涉及征地补偿费用过高,协商难以达成,影响工程实施

有些工程在进行泵房、水池、管理房等建设和管路安装时需征用土地,但由于费用补偿协商工作难于达成一致,延误了工程开工时间,影响了工程施工进程。

3.7 工程建设监管力度不够,致使工程质量难以保证

近年来,水利工作任务特别繁重,特别是近2年来,国家扩大内需政策的实施,201 1年中央一号文件的出台,水利建设工作更是任重道远。水利技术人员、配套经费普遍存在不到位问题,县级水利部门面临巨大困难和压力,在工程建设过程中容易造成一些工程项目前期工作拖后、工程建设监督管理工作不到位、进度慢及施工质量不保证等被动局面。

3.8 建后管理普遍缺乏技术人员,责任不清,导致工程不能长期发挥效益

截至2009年年底,崇左市共建成集中供水工程3 012处,其中实行企业化经营管理的有54处,乡镇政府管理的有5处,县级水利部门承包给个人管理的有21处,其余2 932处产权交由村屯集体所有,管理经营权则承包给个人。由于工程机电设备以及管路设备运行维护均需要具备一定的技术水平,而村屯管理人员普遍缺乏相关知识,致使有些工程净化、消毒设施配备后不能正常运行,供水水质得不到保障;有的工程机电设备因操作不够规范而容易损坏,加大了工程运行成本,导致工程长期负债运行,甚至因不能长期发挥效益而停产。

4 建议及对策

4.1 坚持科学规划,实现“四个转变”

4.1.1 转变规划思路

转变小型、分散、低标准、低层次的规划思路,坚持因地制宜,科学规划,集中解决与分散解决结合,近期解决与长远发展结合,尽可能统筹城乡,发展集中供水,实现城乡供水一体化。

4.1.2 转变发展理念

转变仅满足水量,不重视水质的思想意识,坚持工程建设、水源保护和水质检测监测并重原则,在搞好工程建设的同时,采取综合措施,切实保护好饮用水源,防止污染和人为破坏,按照“污染者付费,破坏者恢复”的环境责任原则,加强源头治理。对集中式供水工程,要强化工程卫生学评价工作,加强水质净化处理,完善水质检测与监测制度,确保水质达标、水量有保障。对分散式供水工程,要因地制宜地建立水质检测和监测巡检制度,及时掌握水质、水量等信息,发现问题及时处理。

4.1.3 转变管理模式

认真贯彻执行《村镇供水工程技术规范》,因地制宜确定管理模式,建立由县供水管理总站、乡镇人饮管理所、农民用水者协会、受益户组成的“四级供水管理网络”,规模较大的集中式供水工程要实行专业化管理,要明晰工程所有权,落实管理机构,明确合理的水价和收费办法,建立技术服务体系,同时积极推行用水户全过程参与,确保供水工程长期发挥效益。

4.1.4 转变运行方式

明晰所有权和经营权,明确管护责任,管理人员集中进行技术培训,持证上岗。“千吨万人”集中供水工程实行企业化经营,水利部门监督建立健全管理制度,按照成本加微利的原则核定水价,实行有偿供水,实现以水养水,良性运行,确保工程长期良性发展。

4.2 多方筹集资金,严格资金管理

按照中央、地方和受益群众共同负担原则确定农村饮水安全工程资金筹措计划。在中央和各级地方政府特别是省级政府加大投入的同时,加强对社会投资的鼓励和引导,充分利用市场机制多渠道筹集资金。引导受益农户在其负担能力允许的范围内,承担一定的投劳、投资责任。为了保证农村饮水安全项目建设资金及时到位和专款专用,保证资金安全,提高资金使用率,所有资金均设立专户,封闭运行,实行分级报账制度,严禁截留、挤占、挪用大额现金支付工程款。

4.3 坚持推行“三制”,规范行业建设管理

集中供水工程严格执行项目法人负责制、招标投标制和施工监理制;分散工程实行项目法人负责制和主要设备、材料政府采购制。重点把好项目前期工作、水源论证、建设管理、财务管理、水质监测检验、建后管理、水价核定、项目验收等8个环节,严格规范农村饮水安全工程建设与管理。对农村饮水安全项目实行分级公示,广泛接受社会监督。推行用水户全过程参与的工作机制,切实维护好用水户的知情权、参与权、监督权和切身利益,充分调动受益户的积极性。

4.4 落实项目前期工作经费,确保工程规划、设计质量

有关项目县要积极落实项目前期工作经费,以确保农村饮水安全项目前期工作的质量和效率。工程规划设计必须由各县(市、区)水利局委托具有水利水电勘测设计资质的设计单位承担,同时要求各项目县水利局密切配合,通力协作,确保工程规划设计质量与效率,为项目申报工作及时提供科学依据。

4.5 建议交通、供电、卫生等部门制定统一的收费标准,并对农村饮水安全项目给予优惠

工程建设过程中各地交通、供电、卫生等部门的收费标准不统一,绝大部分收费过高,不仅增加了工程投资,而且加大了工程经营管理难度。为构建和谐社会的需要,建议相关部门能给予农村饮水安全项目出台优惠政策,全力支持这项事关“民生”的工程项目建设。

4.6 加大政府监管力度,确保农村饮水安全项目建后良性运行

政府要从所有者、经营者、决策者转变为规划协调者、宏观调控者和服务监督者,由具体服务的提供者变为代表公众利益的监管者,切实加强对农村饮水安全项目供水水价、水质、服务、质量等工作的监管,确保工程良性运行。

4.7 尽快出台相关政策,稳定建设管理队伍,不断充实各县(市、区)技术力量

边境地区外国人管理的法律问题 篇3

关键词：地方政府；边境；少数民族地区；民生改善

长期以来，中越边境地区作为边远地区，远离国家政治经济中心，受国际关系、国家政策等因素影响，特别是广西边境地区，集“革命老区、少数民族聚居区、边疆地区、贫困地区”于一体，经济发展基础弱、基数低，发展水平远落后于全国平均水平。多年来，国家及广西各级党委和政府始终高度重视广西边境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发展，对边境民族地区经济发展给予大力的扶持和帮助，切实改善了边境地区群众生产生活条件。

国家及自治区政府有关边境地区经济发展宏观政策扶持大体一致，但广西边境民族地区区域经济发展水平仍存在明显的差距。这不仅与各县市自然条件因素有关系，同时与边境少数民族地区政府的政策执行力、创新力和创造力有密切的关系。加快边境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发展固然离不开上级政策的支持，更重要的是在上级宏观政策的支持下边境少数民族地区政府对地方政策资源的开发和利用。因此，本文以广西凭祥市为例，进一步分析广西边境少数民族地区民生改善过程中地方政府政策扶持的必要性。

1 地方政府在邊境少数民族地区社会管理中的角色与职能

边境少数民族地区民生问题实际上是要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解决发展的社会问题。我国的边境少数民族地区集物质基础的薄弱性、社会发展的滞后性、生态环境的脆弱性的复杂性为一体。特殊的行政环境决定了要加快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促进社会和谐稳定，必须充分发挥政府职能和主导作用，强化政府社会管理。[1]

1.1地方政府的角色

边境少数民族地区社会结构呈现出从政府-市场-社会力量逐次减少的状况，没有脱离“大政府、小社会”的结构格局。因此，就边境少数民族地区而言，在目前市场和社会力量还不够强大的特殊历史阶段，边境少数民族地区各级政府在规划、指导和推动地方经济社会发展方面必须继续承担起重要职责，积极扮演“强势政府”的角色。

1.2地方政府的职能

边境少数民族地区的政府职能，是根据边境少数民族地区政府的法定级别和权限，依法承担的对地方经济社会诸领域进行管理和职责。长期以来，边境少数民族地区地方政府职能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维护地方政治秩序。在新的形势下，边境少数民族地区地方政府行政管理职能，必须从过去突出政治职能转向突出加快经济发展、搞好公共服务职能。而在社会管理职能方面，由于边疆民族地区和民族自治地方政府的社会职能比较繁重，具有明显的延展性和共担性，因此需要中央和上级政府在政策、财政等方面予以支持照顾。

2 边境少数民族地区地方政府实施民生改善政策举措的调查研究——以凭祥市为例

2.1凭祥市的基本情况

凭祥地处中越边境，边境线长97公里，西南两面与越南接壤，全市总面积650.32平方公里，常住人口11万，有壮、汉、苗、京、侗、傣、布依等17个民族（占总人口的82.7%）。1956年11月设市，是广西第五个建市的城市。1992年6月被国务院批准为沿边对外开放城市，2002年12月成为自治区直辖市，现由地级崇左市代管。交通方便，有湘桂铁路和南友高速公路分别与越南的铁路和公路交接，距广西首府南宁160公里，距越南首都河内172公里，是中国通往东盟国家最便捷的陆路大通道。

凭祥地处广西泛北部湾经济合作、大湄公河次区域合作两个板块的交汇区，是南宁——新加坡经济走廊“一轴两翼”中的重要节点城市，是南友（南宁-友谊关）高速公路和322国道的终点与越南一号公路对接，是中国通往越南乃至东盟最大、最便捷的陆路通道。辖区内有凭祥（铁路口岸）和友谊关（公路口岸）2个国家一类口岸、平而关（水路口岸）1个国家二类口岸，弄尧（含浦寨）、凭祥（叫隘）、平而、油隘4个边民互市点，是广西口岸数量最多、种类最全、规模最大的边境口岸城市。

2013年，凭祥全市生产总值完成40.4亿元，同比增长10.2%；三次产业结构由上年的12：31.7：56.3调整优化为11.48：33.04：55.48；财政收入完成8.62亿元，增长16.6%；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完成61.49亿元，增长27.4%；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完成18.98亿元，增长23.6%；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完成16.91亿元，增长14.1%。其中财政收入、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的增速和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绝对数排名崇左市第一。[2]

2.2凭祥市政府关于民生改善的政策措施

2.2.1推进“兴边富民”大会战完善边境基础设施。2012年投入6亿多元完善边境基础设施，完成村屯道路、人畜饮水安全、广播电视、教育卫生等497个项目建设，实现村村通硬化路、镇镇通公交车的目标。加强水利基础设施建设，恢复和改善灌溉面积达1.54万亩。[2]

2.2.2实施大民生惠城乡百姓。①社会养老保险。凭祥是全国首批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试点县（市）。2010年，凭祥启动新农保试点，率先在广西县级大幅提高基础养老金，在国家规定每人每月55元的基础上提高到80元，2011年又提到100元，是广西地方财政补贴最高的试点市。2013年城市低保月人均补助标准从185元提高到205元，农村低保月人均补助标准从74元提高到84元，陆地边境0-3公里范围内农村居民生活补助标准由每人每月80元提高到96元。城镇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人均月养老金由1695.52元提高到1907.14元；城乡居民社会养老保险月基础养老金由100元提高到120元。②教育。免除小学至高中学生学费；义务教育阶段在校寄宿学生免费供给三餐；实行义务教育寄宿制学生周末往返交通补贴。③医疗卫生。推进县级公立医院综合改革试点工作，完善基本药物采购制度巩固，药品实现零差率销售；2013年新农合人均筹资标准从290元提高到340元，个人缴纳部分全部由政府代缴。④住房。实施农村危旧房改造工程，每户补贴2万元。

2.2.3发展特色产业帮助边民增收。积极引导、扶持产业结构调整，形成以甘蔗、龟鳖为主的特色种养业，以边贸、服务、物流为主的第三产业。同时，每年免费培训农民1200人，扩大就业岗位3000个，有1.5万边民实现就地转移就业。2013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完成23719元，增长9.9%；农民人均纯收入完成7090元，增长12.9%。[2]

2.2.4设立市、镇、村三级民事服务中心和政务服务中心，打造“温馨之家·贴心服务”平台。主动受理、统一梳理、归口办理群众诉求，提供法律咨询、法律援助，开通社会管理服务热线，与群众互动，畅通群众诉求渠道；推行服务下移、决策下移、权利下移机制。应用云计算技术搭建基层信息应用平台，实现区、市、县、镇、村5级电子政务互联互动。

2.2.5设立流动人口服务中心，出台流动人口服务管理办法，全面推行居住证制度，把以证管人、以房管人、以业管人、以车管人等有效手段结合起来，做到既提供优质服务又依法加强管理，实现流动人口在公共服务方面享受市民同等待遇。

2010年以来，在为民办实事工程实施中，凭祥市本级财政支出3300多万元。边民受益，民心稳定，边关也得到了巩固。凭祥以保障和改善民生为重点内容的社会管理创新模式，得到了中央和自治区领导的充分肯定。

3 启示与建议

经济发展和改善民生是边疆民族地区追求生存权和发展权的基本诉求。因此，边境少数民族地区各级政府理清经济发展思路、加快发展县域经济，加大开放开发与合作，以推动城乡协调发展、维护民族团结和边疆稳定，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3.1重视三农问题，城乡统筹发展

边境少数民族地区不仅县域经济发展不平衡，农村与城镇之间也存在着明显的经济差距。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边境少数民族地区“三农”问题严重影响边境地区经济社会的发展与和谐社会的建设。因此，地方政府应该扎实推进农业产业化，促进农民增收，要找准当地的产业优势，按照优势产业的特点和发展前景，制定可行的农业产业发展规划。最后，尽快建立、完善、并且实施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协调农村与城市收入差距造成的心里落差和担忧，以此增强边境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能力，妥善解决经济贫困带来的社会问题。

3.2正确把握地缘、资源优势和发展定位，积极参与地区合作

依托资源优势建构经济支柱产业，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高度重视资源的合理开发、利用和环境保护的问题，科学规划，通过支柱产业的发展带动整个县域经济的发展。其次，应发挥自身的地区优势，充分利用国内外两个市场、两种资源，以完善制度、政策环境为重点，探索对外开放新路子，提高经济的国际化程度，积极参与跨地区、跨境合作，促进内外源经济协调发展，提高地区合作能力。

3.3以發展科技文化教育为支撑，大力开发人力资源

边境少数民族地区一是要紧紧围绕科教兴国战略，扎实抓好农村基础教育工作，加大教育经费投入，普及和巩固边境农村九年义务教育，落实基础教育改革和发展的各项政策措施。二是进一步优化教育资源，鼓励和扶持社会力量办学，大力发展民办教育，充实完善师资队伍。三是加强人才队伍建设，大力培养引进边境二三产业紧缺的高层次专业技术人才和服务型人才。

3.4积极争取上级政府财政、政策支持和社会帮扶

广西边境少数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落后的问题，是不能光靠市场机制来解决的，要争取上级政府的财政、政策支持，并且在中央的统一规划和协调下，争取国内、区内发达地区的财政辐射和经济援助，带动本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

4结语

总之，边境少数民族地区经济社会的发展已经成为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影响到整个广西经济社会的发展水平。地方政府应该加快提高行政能力，充分发挥其在地区经济社会发展中的积极作用，进一步加快边境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和社会事业的发展。

参考文献：

[1]孙玉刚.边疆民族地区政府社会管理分析研究的理论视角[J].学术探索，2011年第1期.89-93

[2]龙开彬，戴明秀.突出边境特色创新社会管理—凭祥市打造全国社会和谐稳定模范边关纪事[N].广西日报，2013.01.09（009）

[3]孙睿君.2013年凭祥市政府工作报告[R].凭祥：凭祥市人民政府，2014年

作者简介：

吴海琼（1975.12～），女，广东云浮人，文化程度：硕士研究生，广西经济管理干部学院工商管理系，职称：副教授，研究方向：企业管理、区域经济。

边境地区外国人管理的法律问题 篇4

一、xx省边境周边基本情况及分析

（一）境外边境一线烟厂情况

1.xx省边境州市境外烟厂的分布情况

我省边境州市中的德宏州、版纳州、怒江州、临沧市、普洱市、保山市境外的边境一线共有25家烟厂（其中有3家正在建设中）。共有yj14-23卷烟机55台套，上述烟厂按日生产8小时计，年生产卷烟能力约为36.3万箱左右。

2.境外烟厂仿冒的卷烟品牌及自产品牌卷烟

从目前在xx省查获的情况看，境外烟厂仿冒的卷烟品牌有：云烟印象、云烟系列、红河系列、小熊猫、红塔山、春城、中华、白包烟、样品烟、三

五、万宝路等。自产品牌卷烟主要有：象牌系列、金象、老板、南塔河、999、昔娥、卡崩、样品、老人头、威斯堡等。

3.境外卷烟进入xx省和边境走私的途径

由于xx省特殊的国界因素和特定的边境位置，导致在缅甸、老挝边境一线已形成以烟厂、烟丝生产为主；在越南边境一线形成以走私国内烟叶为主的复杂局面。xx省8个边境州市与毗邻国家有很多通道，除有国家级、省级海关通道外，还有很多便道，一些便道能通中型货车，仅德宏州就有28个渡口、64条通道和9条公路通往缅甸；文山州对越南能通行中小型货车的通道就达13条之多。很多通道难以做到全天守候，给边境一线的出入境有可乘之机。境外卷烟进入，烟叶出境，除用车辆运输外，还有通过边民人背马驮，蚂蚁搬家的方式进行，如让其坐大成势，将严重的冲击xx省烟草支柱产业的持续、稳定和健康发展。

（二）xx省边境地区市场情况

1.保山市：主要有腾冲县境内的猴桥口岸、滇滩口岸，目前与保山接壤的境外缅甸地区，除甘拜地烟厂（保山市公司在关停春城烟生产车间后与缅甸丁英方合作的生产厂，已于2005年停止合作生产）外，未发现新的烟厂。境外卷烟对保山市场的冲击主要是从德宏一线进入，2005年底—2006年较为突出，仅两年就查获走私卷烟3555件，其中“象”牌系列卷烟占相当的比例，兼有白包烟、样品烟和假冒生产我国的卷烟品牌，今年以来市场情况稍有好转。

2.德宏州：州内有瑞丽、畹町两个国家级口岸以及盈江、章凤两个省级口岸，在503.8公里的国境线上有28个渡口、64条通道和9条公路通往缅甸，四、五类卷烟是当地农村卷烟市场的消费主流。德宏州瑞丽市、潞西市、陇川县的烟草情况较为复杂，潞西市和瑞丽市的农村烟草市场无证经营户多，在边远村寨大多数的无证经营户都有缅甸生产的走私卷烟或假烟销售。瑞丽市的姐告经济贸易区涉烟问题较为突出，不法分子利用经济贸易区（境内关外）的政策，将境外生产的卷烟囤积在经济贸易区，伺机向国内销售，已经形成境外走私烟或假烟向我国渗透的主要通道。去年，盈江县公安局通过与缅甸方面协商取缔了境外的拉咱烟厂，现盈江方向情况有所好转，但由于德宏州内口岸、通道、渡口多，无天然屏障，与其接壤的缅甸有九谷永丰、木姐、木姐环球、南坎、腊戌、迈扎央和迈扎央金叶七个卷烟厂，共有yj14-23卷烟机23台套，年卷烟生产能力为16万箱，按保守的估计，最少有5万箱卷烟进入我省。按我省平均单箱税利计算，国家税利流失在4亿元左右。德宏是假冒、走私卷烟危害的重灾区之一。

3.普洱市：与越南、老挝、缅甸接壤，国境线全长486.5公里。其中我省的澜沧、孟连、西盟三县与缅甸第二特区（佤邦）相接壤，江城县与越南、老挝、缅甸相接壤。共有出境口岸、边境陆路通道18个，水路通道1个。从近年查获的涉烟案件分析，违法贩运、贩卖、销售境外走私卷烟现象大都发生在监管力度较弱的边境农村市场，曾发生过烟叶走私出境案件。勐啊口岸与缅甸仅一江之隔，属省级开放口岸，距缅甸邦康市3公里，由于特殊的地理位置和繁荣的边贸交易，走私入境的卷烟和国内走私出境的烟叶、原辅材料主要从该口岸一线出入。在境外邦康市的邦康卷烟厂于1999年建厂（重庆烟厂合资），距勐

啊口岸约6公里，该厂是佤邦政府批准的合资企业之一，其生产形式为承包经营。在调研中发现邦康市场有不少假冒xx省牌号（红河、春城、小熊猫、云烟）的卷烟，署名为“恒源烟草有限公司”出品，据初步了解该公司是邦康烟厂与佤邦合资发生纠纷，另一合伙人拉走两台设备新建的厂。由于边境一线人口稀少，居住群体不集中，地方经济落后，当地市场以消费境外生产的低档卷烟和假冒我省的咀春城、精春城、盖红河、乙红河、红梅顺等卷烟为主。据孟连县海关统计，从2006年6月至2007年6月一年间，仅从瑞丽姐告口岸入境借道后从孟连勐啊口岸出境的84mm金象和84mm老板牌卷烟就达5780件。

4.西双版纳：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东西南三面与缅甸、老挝接壤，紧邻泰国，国境线长达966.3公里（中缅段288.5公里，中老段677.8公里），州内主要有磨憨、勐海打洛、勐腊关累等口岸，另有16条主要边境通道，还有上百条边境小通道。

打洛口岸为省级口岸（距勐海70公里，距景洪120公里），是214国道（昆洛公路）的终点，为我省通往缅甸的重要通道，与缅甸第四特区相连，缅第四特区内有小勐拉烟厂，距打洛口岸约3公里左右，目前该厂受原辅料采购限制，处于半停产状态；从景洪240口岸至缅甸20公里处还有南板烟厂，主要生产威斯堡卷烟（自产品牌）、万宝路及部分假冒国产品牌的假烟；另在小勐拉正新建一烟厂，正在设备安装阶段。缅甸小勐拉卷烟市场消费结构较高，主要销售“三五”、“万宝路”香烟和中国高端品牌卷烟，在中国卷烟品牌销售中市场的假冒卷烟所占比例较高，甚至还有未经开发的假冒品牌的新样式中国卷烟。

位于勐腊县的磨憨口岸为国家级口岸（距勐腊60公里，距景洪220公里），磨憨口岸是通向东南亚的重要通道，磨憨口岸到老挝境内14公里处（纳堆）正在新建一个中型烟厂，属老挝烟草天龙有限责任公司投建，已经老挝政府注册，股权比例为：中方投资（有一玉溪人）占70%，老方政府占30%。经实地查看，厂房已建好，设备正在安装，已安装好一条颇具规模的烟丝制丝线，还未投产，是否还生产卷烟，情况还不清。在该烟丝厂旁还有建厂2年多的小型烟厂一个，厂名为南塔卷烟厂(湖南人承包)，有烟机设备一套，无包装机，包装靠手工完成，主要生产“南塔河”、“999”系列品牌卷烟，市场销售不畅，多种因素目前处于半停产状态。

老挝靠xx省一线已开始试种烟叶2年多，磨憨边境的老挝一方烟叶年产量约近千担，现又新建一个烟丝厂，以后会形成xx省境外一线的烟厂稳定的原料供应基地，加大xx省边境地区的压力。

5.红河州：红河州接壤越南，主要以金平县和河口县为主。金平县有边境线502公里，主要与越南的莱州省接壤，据调查莱州省沿xx省边境一线没有卷烟厂，2005年以前曾有烟叶通过金平县的清水河和龙脖河走私出境，从2005年12月以后走私烟叶情况减少。河口县与越南有72公里的国境线，50多条便道，由于历史原因这些便道几乎都可以通行车辆，主要以越南的老街省接壤，河口口岸每天出入境人员9000多人，货物进出量居全省第一。2006年以前，通过河口走私出境的烟叶数量很大，由于越南允许在口岸报关后，货物可以在其它非口岸通道接洽，所以，给查缉工作带来极大困难。自去年以来，越方查处了老街省部分官员的走私案件，查封了经营烟叶数量较大的天地和公司。加之xx省也采取了有效措施，规范内部烟叶进出口业务，撤销边贸公司，加大了查缉走私烟叶的力度，去年7月10日，河口县在桥头口岸一次查获了8车3000多担烟叶，刑拘了2人，批捕了2人，起到了震慑作用，今年以来经过河口走私出境的烟叶数量减少，情况有所好转。

越南人吸食卷烟以混合型为主，卷烟消费的价格在人民币7元以下，河口境外的越南老街卷烟市场，主要以经营越南卷烟为主，但也发现了一些假冒的国产卷烟，如“印象云烟”和“红河”烟（“印象云烟”的价格仅为人民币50元/条）。另外，在国内的河口市场，由于居住的越南人较多，河口县烟草专卖局采取疏堵并举的措施，为县内的三条越南街6户零售户办理了烟草专卖零售证，并允许以包、条形式限量销售少量越南卷烟，没有形成对国内市场的冲击。

6.临沧市：全市有沧源、耿马、镇康三个县与缅甸接壤，国境线长290.8公里。镇康县国境线长96.358公里，分布着国家二类口岸1个和6个边民互市点，具有较好的沿边区位优势，是中缅交往的重要通道和滇西南进入东南亚的重要口岸之一。

近年来，随着临沧境外缅甸果敢地区实行罂粟禁种，缅北地区产业呈现出多元化发展的趋势，在缅北地区烟草制造所占经济比重增大。以生产10—20元以内低次档卷烟为主，向中国走私渗透的卷烟数量增多，烟草专卖品走私案件频发，目前，果敢地区共有烟厂5个，有的处于停产、半停产状况，其中果敢烟厂为原曲靖烟厂投资，去年xx省烟草专卖局为做好边境打假打私工作已暂停该厂生产。另一烟厂守护严密，生产状态无法了解，但从市场查获的案件分析，该厂假冒中国品牌和国际品牌的制假较为突出，问题严重。在镇康县境内查获的走私卷烟主要有“昔娥”、“卡崩”、“老人头”、“白包样品”、“金象”等十多种低价卷烟（一部份来自缅甸果敢，另一部分来自瑞丽）。

7.文山州：州内麻栗坡、马关、富宁3个县与越南河江省接壤，国境线长438公里。边境共有口岸5个，边民互市点20余个，互市通道40余条。除国家一级口岸天保，省级口岸马崩、田蓬外，其边民互市通道有麻栗坡县杨万乡的长田、八布乡的那登、猛硐乡的高棚，马关县的毛坪、都龙、小坝子、金厂、仁和，富宁县的木杠等。文山州三县人均收入和消费水平较低，消费的卷烟以三、四、五类为主。近几年，全州卷烟销售任务完成不好，卷烟市场的冲击主要是英美公司、菲莫公司、日本七星3个国际烟草公司在越南合资生产的登喜路、万宝路、七星品牌的混合型卷烟从边境通道走私到文山及内地进行销售。文山州的卷烟市场要进一步加以关注。

文山州的另一重点是烟叶走私问题，已成为全省的又一热点地区：一是烟叶在省内装运点多面广，形成网络，非法运输出口的走私烟叶大量来源于曲靖、玉溪、红河等地州。文山辖区内出口的通道多，边境监管机构不健全，力量薄弱，从而成为烟贩子非法贩运烟叶出境的主要通道。走私烟叶过程隐蔽性强，贩运烟叶都在夜间进行，大都采用国产面包车或吉普车前后押运，如前车发现有关部门堵查或其它异常情况，就指挥后续运输烟叶的车辆从便道开往村子躲藏，逃避查缉；二是非法贩运的烟叶来源于收购剩下的烟叶，由不法烟贩向烟农赊购贩运走私出境后付款，如在运输途中被执法部门查扣后，这些不法烟贩就唆使烟农到执法部门吵闹，要求退还烟叶，扰乱正常的烟叶市场流通秩序，增加了专项缉查的工作难度；三是今年以来文山州烟叶走私案件频发，仅1—6月在文山境内查获的非法走私烟叶就达3.5万担，占全省查获烟叶量的25％，2007年6月6日文山公安、质量监督和烟草部门在麻栗坡天保口岸一次就查获非法烟叶6782担。

（三）境外相邻国家调研情况

1.缅甸：现有人口5千多万，年消费卷烟约110万箱左右（主要吸食晾晒型烟），其中年消费烤烟型卷烟约8.1万箱。由于缅甸的经济发展缓慢，卷烟市场没有有效的规范性法规管理，卷烟消费水平总体较低，市场相对混乱，零售价普遍偏低，主要以包装精美、零售价在每条30元以下的翻盖混合型卷烟和10—20元的全包装卷烟为主。靠xx缅甸东北部的克钦邦（人口数量约90万人），且消费烤烟型卷烟的比例很低，而缅甸与xx省接壤的边境一带的烟厂，年生产能力约为38万箱左右（按日生产8小时计算），其中只有木姐烟厂是缅甸中央政府批准的烟厂，其它烟厂都是缅甸边境军政府与中国人合办的工厂。对卷烟流通走向分析，进入缅甸腹地的卷烟，缅甸政府严格限制军政府烟厂生产的品牌进入，使其产品在边境一带流动。当前中缅边境的形势也发生变化，靠中国边境的缅甸军政府大部份已投归缅政府，而缅政府又把原来的格局以“封疆大吏”的形式归还军政府管理，因此其对中国边境一线的经济政策一时不会改变，对xx烟草市场的威胁仍然继续存在。

2.越南：烟草工业由国家管理。烟草市场管理较缅甸、老挝好，目前全国共有十三家烟厂（含英美公司、菲莫公司、日本七星三家合资烟厂），其中有三家规模较大的烟厂，越南的卷烟生产企业多集中在首都河内及沿海港口城市一带。全国每年的卷烟销售量在116万箱左右，卷烟消费以浓混合型卷烟为主，且烟草混合型消费习惯较固定。主要消费品牌为合资生产的登喜路、万宝路、七星等卷烟，越南国内生产的卷烟有：红河、白马、胜利、沙巴等品牌，目前xx省靠越南边境还未发现有制假烟厂。越南对烟叶的需求量较大，其国内共种植烟草约10万亩，主要产区为毗邻我国的越南老街、河江两省，年产烟叶25万担左右，自给原料能力严重不足,每年约需要进口60—100万担，烤烟主要来源于中国。

3.老挝：境内有四个卷烟厂，其经本国政府批准的三个，分布在南部、中部（首都万象）、北部（丰沙里省本怒县）。距我国边境普洱江城县较近的丰沙里省本怒县（距江城县250公里左右）有一烟厂为海南卷烟厂投资的，于2003年开始建厂，2004年试生产，同时还在丰沙里试种烟叶已成功。另一个卷烟厂设在勐赛县，详情待查。其它二个厂分别在万象和靠xx省版纳边境磨憨口岸外的纳堆。老挝烟厂生产所需烟叶辅料不足，主要从中国走私补给。

老挝卷烟市场以销售自产“a”牌系列香烟（中档型：20—70元/条）和“黄琼花”（低档型：10—20元/条）以及硬包天、南乌等品牌为主导，吸食口味以混合型卷烟为主。兼有“三五”、“万宝路”等卷烟销售，在磨憨口岸境外市场，也有xx省的红河系列卷烟和其它品牌卷烟，市场也发现假冒我国品牌的高档卷烟，有待进一步查清来源。

老挝是一个在烟草生产上需要十分关注的国家，因其有着烟叶种植的丰富资源条件，如被国内外一些非法经营分子在境外利用，将逐步形成xx境外烟厂原料供应的基地，使xx省“两烟”打假打私的形势陷入更加被动的局面。

（四）情况分析

xx省境外边境，靠越南边境一线主要是烟叶从xx省非法走私出境，严重影响烟叶市场流通秩序。在缅甸、老挝一线共有烟厂25家左右，烟丝生产厂2家。这些烟厂除少量生产当地低档卷烟外，大多生产针对我国市场的假冒卷烟，其中有很多是假冒xx省和国内其他知名品牌的卷烟，并日趋公开化、规模化、网络化。这些烟厂的特点一是烟机、原料、辅料等涉烟物品依托中国；二是投资者、管理人员、技术工人主要来自中国；三是上述烟厂生产的卷烟大多是烤烟型卷烟，适应中国消费者吸食习惯，所生产的卷烟大多销往中国。这些烟厂共有55台套yj14－23卷烟机，按日生产8小时计，年生产能力约为37万箱（每箱5件，每件50条，下同），除缅甸政府批准的木姐烟厂的卷烟可以销往缅甸腹地外（该厂年生产能力为6万箱），其他烟厂是境外一线地方武装批准的，卷烟只能在烟厂所在地的辖区内销售。由于缅甸、老挝靠xx省边境一带人口数量有限，信仰宗教等原因，吸烟的人数不多。加之缅甸、老挝人吸食卷烟以混合型卷烟口味为主的特定习惯，卷烟销售的目标市场就是中国，对xx省卷烟市场构成很大的威胁。

1.近年来与xx省相邻的缅甸、老挝、越南等国卷烟厂烟丝厂、以及国内烟叶走私在不断增多，其共同特点是：投资者、管理人员、主要技术工人来自中国；利用各种手段走私出境烟机设备、配件；烟叶（烟丝）等涉烟原辅材料，主要涉烟物资从我国获得。（1）通过中国的烟草进出口公司正常报关出境；（2）通过第三国利用转关过境获得；（3）通过边境小额报关出境；（4）直接通过边境通道走私运往境外。由于边境线长，通道多，走私贩子的耳目众多，反侦查能力强，国内涉烟物资非法进出境的情况经常发生，走私活动较为猖獗，加之边境一线执法的客观条件，即使发现边境通道有非法走私出境活动，也难以及时予以打击。究其原因一是暴利的驱动，涉烟原辅材料一旦运输出境，价格将成倍增长；二是犯罪分子利用边境通道畅通而执法部门尚未设置执法检查点的特点，进行违法犯罪活动；三是由于近几年来留在各烟区烟农手中的烟叶或一些涉烟辅料管理的诸多原因，给烟贩子提供了一定的机会。从调研和查办案件以及掌握的情报综合分析，当前xx省边境一线的“两烟”打假打私形势依然严峻，并又形成了新的特点和格局。德宏州的瑞丽、陇川、畹町，版纳州的勐海、勐腊，临沧市的镇康、耿马、沧源，文山州的麻栗坡已成为边境一线境内外需要高度关注的重点地区。除了整个边境地区继续加大打击力度外，更需要全面加强这些重点地区的工作。

2.由于国内加大了对制、贩假烟违法犯罪的打击力度，在境内制贩假活动难度加大。一些制假分子利用与周边相邻国家接壤的便利条件和xx境外地区经济发展需要投资的弱点，将制假工厂移往境外，造成境外烟厂的数量、规模在不断扩大。为了寻找市场，这些烟厂除生产自己的卷烟品牌外，还专门针对国内市场生产低档卷烟（白包烟、样品烟），有的烟厂还仿造生产国内、外一些名优品牌卷烟，并将所生产的假冒卷烟和低档卷烟通过公路运输或者人背马驮的方式进入xx省境内。

3.制售假烟、走私烟的违法犯罪活动发生了新变化，出现了新特点：即两头在内，中间在外的烟草专卖品的“双向”走私情况突出；制售假烟、走私烟的活动已经形成一条龙的供、产、销网络，批量运输、人货分离、窝点藏匿、零散分销以及同乡、家族式合伙制售假烟、走私烟的特点突出，有的甚至直接把国内制假的假冒高档卷烟运到境外，抢占境外边境市场；有的以物易物，从中国国内直接走私烟叶或者烟丝，换回境外的走私烟或假烟，隐藏资金交付环节，违法犯罪分子反侦查、抗打击的能力增强；假烟、低挡走私卷烟由缅甸流入xx省境内农村市场的情况有蔓延的趋势；假、私、非烟通过公路运输、物流托运、航空托送以及邮政寄送等多形式、多渠道在省内流动，查堵难度越来越大。

4.xx边境转关过境运输涉烟物品的活动频繁，据海关、出入境检验检疫局等职能部门提供的数据显示，过境转关货物主要是香烟、配方烟丝以及卷烟辅料等涉烟物资。仅2006年1月至5月，共办理过境运输香烟1156.84吨，配方烟丝281.86吨，卷烟辅料（醋酸纤维棒、醋酸纤维、过滤嘴棒、卷烟盘纸）374.7吨，也有关区内的转关，起运国分别为缅甸、越南，抵运地主要为朝鲜、菲律宾、泰国、老挝、缅甸等。但从过境货物的海关监管条件上看，海关执行的是《海关法》及其他相关法律法规，货物过境运输已依法办结海关监管手续。xx出入境检验检疫局2006年1月至2007年6月统计，从我国边境出境的烟草专卖品104批，1967.5吨，有烟丝、烤烟、烟梗、香料烟、白肋烟、烟用辅料等。不法分子打着“转关过境运输”旗号，一方面在境外化整为零向国内倾销卷烟，另一方面通过第三国在边境一线为各境外烟厂提供涉烟物资的供给。

5.瑞丽姐告经济贸易区属批准的“境内关外”地区，瑞丽市烟草专卖局在当地政府的领导下，依法履行烟草专卖的执法权力和义务，虽然已对“境内关外”卷烟经营户发放了《烟草专卖零售许可证》，在日常监管中联合其他执法部门一起对烟草市场进行日常检查，但对卷烟经营及境内关外的烟草转关出口仓储等问题的管理尚无有效的监管方法和措施，政府各部门对境内关外的烟草专卖执行认识不统一，经常引发案件纠纷情况，瑞丽姐告经济贸易区实际已成为了缅产卷烟，甚至走私烟、假烟向国内辐射的一条重要通道。

二、对策建议

通过对边境地区“两烟”打假打私情况的全面调研，各部门要进一步认清了xx境外地区生产假冒卷烟、走私卷烟及边境一线烟草市场的形势，按照始终保持“两烟”打假打私高压态势的要求和省委、省政府领导的批示精神，在现有工作的基础上，建议还应着力做好以下方面工作：

（一）加强控制 严把国门

加强控制，严把国门就是各边境地区要进一步充分认识我省边境“两头在内，中间在外”的烟草走私、贩假的新特点，加强对境外烟厂和xx省边境市场的控制，抓住主要问题，明确打击重点。文山州、红河州应重点防范烟叶的非法出口和从越南非法入境的卷烟走私问题，高度重视国内其他省的假冒卷烟从境外迂回进入，防止对xx省卷烟市场形成新的冲击。红河州要高度注意越南市场假冒国产卷烟的销售，继续严厉打击烟叶走私活动，避免广西一线形成沿边境迂回走私贩假而对xx市场的冲击影响；文山州的烟叶走私问题已成为又一个新的热点，需要引起各级各部门的高度重视，采取严厉措施，遏制住现有势头，防止扰乱xx省烟叶流通秩序，给全省带来新的重大影响；临沧、保山、德宏、普洱、版纳主要是全面防范从缅甸、老挝进入的走私卷烟和假冒卷烟流入，严防假烟的走私出口以及烟机、原辅料的非法出口；保山市要高度关注甘拜地烟厂设备的去向。甘拜地烟厂停产后的设备现存放在甘拜地，由缅甸军队看管。这些设备的存在是长期的隐患，保山市要高度关注停产设备的动向，消除隐患，继续与缅方洽谈，力争将设备全部销毁；普洱市边境一线对省内市场有一定的冲击，必须时刻引起高度重视，在边境一线要加大工作力度，重点关注国外市场上假冒xx省品牌卷烟的来源情况，掌握在国内的非法犯罪证据，适时加以控制和打击；由于版纳州边境一线境外烟厂保密措施强，对外防范严密，潜在的威胁性大，在几个边境地区中呈更加复杂的趋势，版纳州要密切关注境外烟厂和新建烟厂的动态情况，进一步调查国外市场上假冒xx省卷烟品牌的来源以及境外烟叶、烟丝的发展动态，不断采取有效的措施加以防范，高度注意市场动态和对xx省的影响，防止成为又一新的热点地区；德宏州要高度关注瑞丽、畹町、章凤口岸境外烟厂的情况，加大对姐告境内关外地区烟草市场的监管力度；临沧地区边境线长，境外烟厂多，情况复杂，特别是果敢地区几个重点烟厂主要以生产国内假冒卷烟为主，对临沧边境一线影响较大，近两年来临沧边境一线已形成新的热点地区，临沧市政府要采取坚决的措施加以整治和打击，要进一步加大对境外烟厂的监控力度，在主要口岸加强稽查力量，把好国门。各边境地区要针对xx省边境的特点，按照加强控制，严把国门的工作方针，采取更加有效的工作措施，积极探索严把国门的工作机制，把边境一线的涉烟违法犯罪活动遏制在最低的程度。

（二）切断源头 挤压空间

切断源头，挤压空间是xx省边境地区“两烟”打假打私工作的重点，当前缅甸、越南、老挝的卷烟市场已处于饱和状态，特别是缅甸市场产大于销的情况突出，而境外烟厂现在还在不断的增加，其生产的卷烟显然是瞄准我国内市场，所以，一方面建议国家烟草专卖局停止批准到xx境外新建烟厂；另一方面，由于境外烟厂大量的原辅料是从我国各种渠道出境，针对境外烟厂的不同情况，建议国家烟草专卖局限制各省烟草进出口公司对缅甸、老挝和越南的烟草专卖品的出口，争取停止我省边境三个国家相互间在昆明关区内的一切烟草专卖品的过境转关业务的政策。切断源头，加大对涉烟原辅材料出境的控制力度，分别不同情况停止国内烟草进出口公司对缅甸、老挝、越南的烟草专卖品出口，确需出口的,烟草进出口公司要加强对出口客户监管,同时要先经xx省烟草专卖局进行前置审核，xx省烟草专卖局将根据其生产情况、国内查获的走私卷烟、假冒卷烟等情况，控制境外烟厂所需涉烟原辅料出口的品种、数量，达到挤压其生产、经营空间的目的。海关部门与烟草专卖部门要加强烟草专卖品过境业务运输的信息互通，加强监管。各级各部门要进一步加强省内烟叶市场的监管，严厉打击烟贩子活动和烟叶走私行为，按照烟叶收购的有关政策，在加强“双控”的前提下，处理好烟农未交售完的烟叶，切断烟贩子走私烟叶的源头。同时，严格规范烟草行业废弃涉烟原辅料和报废烟机的管理，严防流入境外一线。

（三）双向稽查 综合治理

xx边境地区“两烟”打假打私工作涉及多单位、多部门，边境地区各部门要在各级政府的领导下，进一步提高认识，统一思想，站在xx烟草产业是全省人民的产业，保证烟草产业的健康有序发展，就是保护全省财政支柱的高度，再接再厉，保持xx边境“两烟”打假打私工作的高压态势，为全省经济社会发展做出新贡献。一方面打私办、公安、烟草专卖、海关、工商、出入境检验检疫、部队、边防等单位要进一步加强协作，发挥各部门的职能作用，继续加大边境地区缉私打假工作力度，加大对边境市场的整治，严厉打击各种涉烟走私活动，从口岸、边防检查点、边境线入手，加强查堵力度，多管齐下，综合治理；另一方面，要进一步加强与国际打假联盟组织的合作，展开xx边境烟草国际打假工作，加大对我国名优卷烟的知识产权保护力度，与境外各方谈判，加强协作，除保留必要的烟厂外，关闭非法烟厂，联手打击边境一线涉烟违法犯罪活动。

海关系统要加大正面监管力度，落实“双向查缉”工作。一是加强境外涉烟原辅料审核和实地验放；二是加强对海关监管货物车辆的管理；三是充分利用海关知识产权保护的有效手段，加大对进出境环节相关侵权货物的查缉力度；四是加强对转关过境贸易烟草专卖品的监管，特别境内关外区域内涉烟物品的监控。工商部门要继续加强与烟草专卖部门的协作和配合，把边境市场的监管与社区的综合治理工作相结合，充分发挥社区的作用，高度重视境内关外区域的监管，不断加大边境烟草市场的清理打击力度，净化市场。公安边防、部队要充分发挥边防检查站和部队巡逻边境线的作用，各个边防检查站、边防派出所在缉查毒品、木材的同时，加强对烟草专卖品的检查力度，边境巡逻部队在巡逻检查中，高度重视对烟草专卖品的巡查，及时查堵假冒卷烟、走私烟及原辅材料的流通。出入境检验检疫部门要特别重视烟草专卖品的出入境管理，特别是烟叶的出入境问题，将转关运输入境的烟叶拒之门外。烟草专卖部门要主动工作，依法履职，全面加强边境地区烟草专卖管理工作，在各级政府领导下，积极支持各执法部门开展打击涉烟违法犯罪活动，全面做好各方面的涉烟案件处理的职能服务工作，营造边境烟草市场综合治理的环境和氛围。

（四）多管齐下 严厉打击

xx省边境一线的假冒卷烟、走私烟、走私原辅材料的违法犯罪活动已初步形成网络化的特征，在边境地区的烟草打假打私工作中，公安机关要充分发挥主力军的作用，加强情报工作，有针对性的开展各种专项打击行动。加大打击非法涉烟网络工作力度，注重打击团伙化、网络化，走私贩假集散地，防止向群体化、本土化，与黑恶势力勾结方向发展。各执法部门要加强与公安机关的协同配合，要互通信息，以情报线索为主导，进一步建立边境卷烟打假打私联动及信息共享机制，获取有价值的线索，查清涉烟网络的组织结构、联络方式、覆盖范围，以及到境外投资的我国内人员，把握其活动规律，涉及违法犯罪的，予以坚决打击。同时加强司法协调，加大对边境地区涉烟违法犯罪的惩治力度，坚决遏制住xx省边境地区的“两烟”走私贩假的严重势头。

（五）需重点解决的几个问题

为有效防止境外卷烟冲击xx省烟草产业，根据边境地区“两烟”打假打私情况的调研情况，建议要重点解决好以下主要问题：

1.建议省政府专题向国家烟草专卖局报告，商请海关总署研究解决，同时，加强海关与烟草专卖局在烟草的过境运输转关业务信息的沟通联系。争取xx省边境三个国家相互间在昆明关区内的烟草专卖品的过境转关业务的前置审核政策。

2.在xx省停止对境外烟机、涉烟原辅材料出口的基础上，专题报请国家烟草专卖局停止国内其他省烟草进出口公司向缅甸、老挝出口烟机及涉烟原辅材料。

3.除正常的大贸烟叶出口外，坚决停止其他一切形式的烟叶及烟叶副产品的出口。

4.对德宏州瑞丽姐告经济贸易区的烟草专卖品的监管问题，建议由省政府打私办、省“两烟”打假打私办及相关部门商德宏州政府出台“境内关外区域的烟草专卖品的管理规定”，规范境内关外区域的烟草市场，切断向国内辐射的通道，防止不法分子利用经济贸易区政策渗透全省乃至全国烟草市场。

5.建立我国国内人员在境外烟厂的主要股东、技术骨干、管理人员黑名单，对重点人员实施监控，对黑名单上违法的主要人员限制出境，及时打击。

6.边境各州市特别是重点地区，要进一步制定堵截边境交通通道，加强边境通道沿线的检查、稽查工作方案，综合治理，全面加强，有效遏制烟草走私、贩假活动。

边境地区外国人管理的法律问题 篇5

管理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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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2年8月15日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令第10号公布 2016年4月29日国家工商行

政管理总局令第86号修订）

第一条为促进对外经济合作，加强对在中国境内从事生产经营活动的外国（地区）企业（以下简称外国企业）的管理，保护其合法权益，维护正常的经济秩序，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经国务院及国务院授权的主管机关（以下简称审批机关）批准，在中国境内从事生产经营活动的外国企业，应向省级工商行政管理部门（以下简称登记主管机关）申请登记注册。外国企业经登记主管机关核准登记注册，领取营业执照后，方可开展生产经营活动。未经审批机关批准和登记主管机关核准登记注册，外国企业不得在中国境内从事生产经营活动。

第三条根据国家现行法律、法规的规定，外国企业从事下列生产经营活动应办理登记注册：

（一）陆上、海洋的石油及其它矿产资源勘探开发；

（二）房屋、土木工程的建造、装饰或线路、管道、设备的安装等工程承包；

（三）承包或接受委托经营管理外商投资企业；

（四）外国银行在中国设立分行；

（五）国家允许从事的其它生产经营活动。

第四条外国企业从事生产经营的项目经审批机关批准后，应在批准之日起三十日内向登记主管机关申请办理登记注册。

第五条外国企业申请办理登记注册时应提交下列文件或证件：

（一）外国企业董事长或总经理签署的申请书。

（二）审批机关的批准文件或证件。

（三）从事生产经营活动所签订的合同（外国银行在中国设立分行不适用此项）。

（四）外国企业所属国（地区）政府有关部门出具的企业合法开业证明。

（五）外国企业的资金信用证明。

（六）外国企业董事长或总经理委派的中国项目负责人的授权书、简历及身份证明。

（七）其它有关文件。

第六条外国企业登记注册的主要事项有：企业名称、企业类型、地址、负责人、资金数额、经营范围、经营期限。

企业名称是指外国企业在国外合法开业证明载明的名称，应与所签订生产经营合同的外国企业名称一致。外国银行在中国设立分行，应冠以总行的名称，标明所在地地名，并缀以分行。

企业类型是指按外国企业从事生产经营活动的不同内容划分的类型，其类型分别为：矿产资源勘探开发、承包工程、外资银行、承包经营管理等。

企业地址是指外国企业在中国境内从事生产经营活动的场所。外国企业在中国境内的住址与经营场所不在一处的，需同时申报。

企业负责人是指外国企业董事长或总经理委派的项目负责人。

资金数额是指外国企业用以从事生产经营活动的总费用，如承包工程的承包合同额，承包或受委托经营管理外商投资企业的外国企业在管理期限内的累计管理费用，从事合作开发石油所需的勘探、开发和生产费，外国银行分行的营运资金等。

经营范围是指外国企业在中国境内从事生产经营活动的范围。

经营期限是指外国企业在中国境内从事生产经营活动的期限。

第七条登记主管机关受理外国企业的申请后，应在三十日内作出核准登记注册或不予核准登记注册的决定。登记主管机关核准外国企业登记注册后，向其核发《营业执照》。

第八条根据外国企业从事生产经营活动的不同类型，《营业执照》的有效期分别按以下期限核定：

（一）从事矿产资源勘探开发的外国企业，其《营业执照》有效期根据勘探（查）、开发和生产三个阶段的期限核定。

（二）外国银行设立的分行，其《营业执照》有效期为三十年，每三十年换发一次《营业执照》。

（三）从事其它生产经营活动的外国企业，其《营业执照》有效期按合同规定的经营期限核定。

第九条外国企业应在登记主管机关核准的生产经营范围内开展经营活动，其合法权益和经营活动受中国法律保护。外国企业不得超越登记主管机关核准的生产经营范围从事生产经营活动。

第十条外国企业登记注册事项发生变化的，应在三十日内向原登记主管机关申请办理变更登记。办理变更登记的程序和应当提交的文件或证件，参照本办法第五条的规定执行。

第十一条外国企业《营业执照》有效期届满不再申请延期登记或提前中止合同、协议的，应向原登记主管机关申请注销登记。

第十二条外国企业申请注销登记应提交以下文件或证件：

（一）外国企业董事长或总经理签署的注销登记申请书；

（二）《营业执照》及其副本、印章；

（三）海关、税务部门出具的完税证明；

（四）项目主管部门对外国企业申请注销登记的批准文件。

登记主管机关在核准外国企业的注销登记时，应收缴《营业执照》及其副本、印章，撤销注册号，并通知银行、税务、海关等部门。

第十三条外国企业办理营业登记、变更登记应交纳登记费。登记费的收费标准按财政部、国家物价局、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关于企业法人登记收费标准的通知》的规定执行。

第十四条外国企业应当于每年1月1日至6月30日，通过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向原登记主管机关报送上一报告，并向社会公示。

第十五条与外国企业签订生产经营合同的中国企业，应及时将合作的项目、内容和时间通知登记主管机关并协助外国企业办理营业登记、变更登记、注销登记。如中国企业未尽责任的，要负相应的责任。

第十六条登记主管机关对外国企业监督管理的主要内容是：

（一）监督外国企业是否按本办法办理营业登记、变更登记和注销登记；

（二）监督外国企业是否按登记主管机关核准的经营范围从事生产经营活动；

（三）督促外国企业报送报告并向社会公示；

（四）监督外国企业是否遵守中国的法律、法规。

第十七条对外国企业违反本办法的行为，由登记主管机关参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法人登记管理条例》及其施行细则的处罚条款进行查处。

第十八条香港、澳门、台湾地区企业从事上述生产经营活动的，参照本办法执行。

外国企业承包经营中国内资企业的，参照本办法执行。

第十九条本办法由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负责解释。

边境地区外国人管理的法律问题 篇6

基督教跨界民族为个案

【作者简介】高志英，女，纳西族，云南大学西南边疆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云南大学历史系中国历史专门史（中华民族的历史与文化）博士，北京大学社会学系人类学博士后，主要致力于云南“藏彝走廊”多民族、怒江流域跨境民族的族群源流、族群关系、族群文化互动与变迁研究。

本文为2013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西南边疆跨境人口流动研究”（项目编号：13JJD850007）中期成果。【摘要】满足文化诉求是人类共性，也是人们安居乐业的前提之一。跨界民族因其特殊的分布格局与族群、国籍身份，其文化诉求，包括宗教诉求中就显现出跨境互动与共享的特殊性。伴随信仰主体的跨境流动，还存在着宗教仪式、宗教文化产品等等的跨境流动。本文以跨居中缅两国的信仰基督教信众为个案，探讨跨界民族宗教诉求及其实践的特殊性，并关注对边疆稳定、国家安全的影响。【关键词】跨界民族；宗教诉求；边疆稳定；国家安全

由于自然环境与社会历史原因，在中缅边界两侧及其延伸地带广泛分布的哈尼、拉祜、傈僳、景颇、阿昌、怒、佤、独龙、德昂、布朗、勒墨（白族支系）等跨界民族，在近代缅甸沦为英殖民地的背景下先后接受了基督教信仰。这些跨界民族尽管跨中、缅两国（甚至多国）而居，但因其共同的族源、相邻的地缘、相同的风俗习惯、相同的语言文字、相同的宗教信仰，彼此间一直存在着跨境交流互动的必要性与可能性，并已成为一种基于文化诉求的以跨境文化互动为主要交流方式的文化传统，宗教诉求及其宗教跨境流动亦然。这种文化传统在全球化与中国改革开放背景下显得尤为突出，由此带来的跨境（教职人员、信众、宗教仪式、宗教用品等）流动也更加频繁。对于跨界民族宗教诉求与跨境流动的系统梳理，有助于推进跨界民族宗教研究向纵深发展。

一、基督教传播初期的跨境互生

从当下云南基督教信仰的跨界民族分布格局看，从怒江州南下，经保山、德宏、临沧、普洱至西双版纳等地，已形成一个跨越中缅边境的基督教文化带。这个“基督教文化带”与中缅边境线（4060公里）相始终，即在缅甸一侧也同样形成一个相对应的“基督教文化带”。考察其形成过程，实际上就是一个中缅两国跨界民族基督教跨境互生与流动的过程。

据记载，中缅边境地区的傈僳与景颇的基督教，主要是由缅甸传播而来，再通过这两个民族传播到分布于同一区域，文化传统相似的其他民族中。1885年缅甸沦为英殖民地，便利了西方基督教在缅非南传佛教、非汉传佛教与非伊斯兰教信仰的，如景颇（克钦）、傈僳等民族中的传播。就中缅北界跨界民族信仰基督教历程而言，主要是外国传教士及其所培养的景颇、傈僳传教士在这些跨界民族中的跨越族际边界的宗教传播。

1887年，美国浸礼会传教士李约纳（Albert J.Lyon）在八莫开办克钦教会学校，开始在克钦族中基督教。1890年美传教士欧·汉森(O.Hanson)夫妇开始在八莫着手景颇文创制工作。1892年美传教士杰依斯(Grorge.J.Geis)来到八莫，翌年到密支那传教并开办克钦学校。1893年欧·汉森夫妇完成克钦文字方案，促进了克钦族基督教的发展，在八莫设立缅甸浸礼会总会，并先后建立了密支那、罗孔、孙不拉蚌、贵开、雷哲、木巴坝等6个分会。这为基督教以缅北为核心，向中缅边境景颇（克钦）、傈僳地区的推进奠定了基础。此后，一大批西方传教士与其培养的缅、中景颇（克钦）传道员频频往返于中缅边境地区传播基督教。

1914年，缅甸木巴坝教会派英籍牧师英格郎与缅籍克钦族牧师毛糯至瑞丽县弄岛乡曼甲寨传教，开启了缅甸教会向中国景颇地区推进的历史。次年，英籍牧师韩线随克钦族传道员孙腊三到勐秀乡户兰寨传教，之后传入户瓦、勐典、邦达等寨。1916年，英格郎与德毛糯在户育乡等戛寨传教，再到勐秀乡高丽寨传教。第二年，缅籍克钦族传道员明度、李老大、张老大等相继在龙陵景颇族中传教。1918年，缅甸洋人街教会派缅籍克钦族牧师糯东到盈江县盏西传教，同年发展到陇川县广宋寨。同期，美籍牧师司拉珊陆受木巴坝教会派遣，辗转瑞丽、陇川和盈江山区传教。1920年，缅甸八莫教会派克钦传教士勒増腊到盏西传教。1926年，八莫教会由派克钦传教士雷斯布伦约到盈江县龙盆乡传教。1930年，陇川景颇族传道员司拉宗崩和郭陆公从缅返回原籍吕良传教。1933年八莫教会又派3名克钦牧师到潞西县遮放镇弄丘寨传教。1946年，瑞丽县户育乡曼冒山官早堵从木巴坝教会学校毕业回乡传教。因拓展传教工作需要，陇川等地基督教负责人司拉弄山向八莫教会求助，教会指示其以办学促进传教。至1947年5月前，木巴坝、洋人街及八莫教会均在陇川、瑞丽和盈江等县自由发展教徒，这些地区的教会也不断派人到缅甸教会学校学习。瑞丽送往缅甸教会学校深造的学生有23人，毕业后回乡传教的有19人。其中，等戛寨木然被选送到缅深造10余年，1955年毕业于圣经大学，并由缅甸教会直接任命为瑞丽县教会负责人。1958年，陇川县广山有4名景颇青年在缅甸贵开教会学校学习。中缅两地外国传教士与本土教牧人员的合力，使彼此的基督教快速发展。

1949年春，八莫总会召开数千人参加的教牧人员扩大会议，决定潞西、瑞丽、盈江、盈江、陇川、莲山、梁河6设治局（俗称“边六县”）的教会，统一由陇川县广山海洋教会司拉山负责。是年3月23日，海洋教会酝酿筹建“中国景颇族办事处。”这一年，德宏全州有教堂30余座，信徒6000多人，教牧人员数十人。到1957年，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教堂有90座，教徒9633人，其中景颇6060人，傈僳3488人。傈僳族信仰基督教，有的是因为与景颇族同处于一个村寨，或者相邻地区，受景颇族影响而信仰了基督教；有的则是直接受来自缅甸的傈僳基督教会的影响。而缅甸傈僳基督教会与缅甸克钦基督教会都是由外国传教士创办，彼此间关系密切，由此还影响到保山（主要是腾冲）、怒江、临沧的傈僳族。

1898年，杰依斯在密支马肯地方的克钦族中传播基督教时，就以克钦语跟当地傈僳交流、接触。1902年，杰依斯首次为一对傈僳夫妇受洗，傈僳族信仰基督教由此开始。接下来的几年里，有更多的傈僳人接受了基督教，并搬迁到马肯，建立傈僳村寨。1911年，克钦教会应杰依斯请求，派一位留学印度神学院的克伦族传道员巴叔（Ba Thaw）来协助杰依斯，专门负责傈僳的基督教工作。之前一年，中华内地会（China Inland Mission）昆明总会的英国牧师傅能仁（J.O.Fraser）从上海、新加坡取道缅甸仰光、曼德勒、八莫进入滇西，首先在交通方便，并已开辟中英（缅甸）海关的腾冲县的古永、明光等傈僳村寨传教，之后在与腾冲相邻的木城坡、苏典等地傈僳族中传教。1912年，缅甸浸信会派巴叔到盈江苏典乡邦别村看望傅能仁。之后，两人对傅用拉丁字母创制的BPd傈僳文字进行改进，于1919年定案。其间，沿边境一线的腾冲、盈江、陇川、潞西等县的傈僳族地区的基督教快速发展。其中，傅能仁长期住宿并学习傈僳语的邦别村傈僳族孔伍于1924年去缅甸克钦教会学校读书，5年后毕业回乡，边教书边传教一直到1958年，培养了一大批傈僳、景颇基督教人才。为此，外国传教士于1931年封其为盈江县第一个基督教牧师。

1921年，潞西县木城坡傈僳传道员胡保罗受英国牧师麦克西主持的八莫基督教内地会派遣，到临沧市耿马县的贺永山传教。1922—1926年，因被英内地会派来接替傅能仁在木城坡的工作的杨思惠(A.B.Coore）夫妇的努力，木城坡的信众达1300多人，有44个教堂；同一区域内的拉祜族信教的也有112户五六百人。杨还派出一批傈僳教牧人员到有傈僳居住的泸水等地传教。1927年，杨思惠夫妇转到耿马福音山后，福音山总堂先后在耿马与镇康、临沧的21个（其中有3个村寨1960年划界后属于缅甸）村寨建盖教堂，发展教徒，还保送胡保罗、亚比斯、根地那等傈僳教徒到缅甸深造，贺永山也从此改为“福音山”，还派出一批傈僳传教士沿怒江北上到中国傈僳族人口最多的怒江地区传教。他们到怒江州南端的泸水县上江乡傈僳村寨时，被碧江县傈僳同胞邀请到碧江传教，进而又被福贡傈僳同胞邀请到福贡传教。次年，杨思惠夫妇也随之北上泸水，次年到碧江傈僳与怒族中发展基督教，泸水的教会工作则由美牧师杨志英（Mr.John Kuhn）接替。杨志英开办麻栗坪教会学校影响甚广，还有来自缅甸靠近中国泸水、腾冲等边境沿线的傈僳族。而杨思慧夫妇与本地教牧人员一起创办的里吾底教会学校，学员中不仅有傈僳信徒，也有怒族信徒，而且都共同使用傈僳文《圣经》与赞美诗。到1949年，源自傅能仁经由缅甸入境，并在其发展过程中由缅甸克伦族传道员巴叔起了重要作用的内地会就有12559名信众，主要是碧江县与泸水两县的傈僳族与怒族。

上述景颇、傈僳、怒、拉祜（同时还影响到同一区域的德昂、阿昌等族）基督教的发展，首先与一群流动于中缅两国的传教士有关。德宏各教会学校每年均选送优秀生到缅甸南坎、育敏、贵概、木巴坝、昔董、八莫、密支那、仰光等地深造，毕业后返回家乡成为教会骨干。1953年，仅盈江县西山区就有180多名青年男女在缅甸读书。他们当中以景颇族为主，其次是傈僳族。之前留学缅甸的著名教牧人员比比皆是，如木巴坝教会克钦人德毛冬是最早从缅甸来中国景颇地区传教的传教士。他于1907年来到与缅接壤的瑞丽嘎寨村传教，并自此往返中缅边境达30年之久。又如司拉三，祖籍盈江盏西乡，生于缅北邦虎寨（距陇川县广山寨约22公里）。曾在八莫受教会学校教育7年，1946年受洋人街教会指派到广山教会学校执教，1949年初被八莫教会任命为广山总会会长。司拉宗崩是陇川县吕良蛮蚌寨人，1892年赴缅参加英雇佣军，1914年再次到缅参加英军，参加过第一次世界大战，获英皇授予的十字骑士勋章。1916年入教，1921年任随军传道员。1929年先后在八莫教会学校和密支那教会学校深造，并被八莫浸礼会按立为传道员，1930年带美浸信会的郭陆公返乡传教。巴叔是缅甸克伦族人，1911年受由美国牧师约旦打创办的缅甸克钦族浸礼会委派到密支那马开村傈僳族中传教，之后与傅能仁一起长期致力于创制傈僳文，翻译《圣经》与《赞美诗》，在中缅傈僳和克钦中传经布道40多年，最后于1968年在马肯村去世时，丧事皆由傈僳族教会来操办，参加追掉会的傈僳族信众有2300多人。孔五是盈江县邦别村孔家寨人，12岁入教，跟从傅能仁与巴叔学习傈僳文。1920年傅能仁与巴托刚研创傈僳文草案时，专程到孔家寨，与孔五共同研究修改方案，并由其增补d－、l－等字母，使草案成为定稿。1924年教会保送他赴缅甸昔董教会学校深造，于1929年毕业返回孔家寨创办教堂与学校，因其精通傈僳文，熟悉缅文、景颇文与英文，在教会学校推行半工半读，使傈僳信众人数大增。

上述基督教从英美等国到缅甸，再从缅甸到中缅边境的保山（主要是腾冲与龙陵）、德宏的景颇、傈僳、拉祜，进而北上传播到怒江傈僳、怒族中。从教牧人员而言，从英美等西方传教士、缅甸克伦族传教士到德宏、保山、临沧等地傈僳传教士，进而到怒江傈僳传教士，最后发展到怒族教士；加上基督会与神召会在怒江地区的发展，形成一幅基督教从缅甸到中缅边境的景颇、拉祜、傈僳与怒、独龙等族中的传播图。最终，怒江成为傈僳基督教发展的重镇，到1949年，怒江沿“边四县”都有基督教会分布，贡山有信众2913人，福贡有6390人，碧江有8759人，泸水有3800人，占当时怒江总人口68000多人的三分之一。

与此同时，有些跨界民族中的基督教，却是从中方边境地区传播到缅甸。据傈僳传道员司提凡回忆：

1941年，在（《圣经》）培训班上选立我（司提凡）做神的仆人，莫尔斯（J.Russell Morse）把我原名江里麦改为司提凡，派我到缅甸恰古洛和来麦都等地传福音，建立教会。1941年6月16日到而来缅甸迪理娃谷，那一次与我同去的还有5个同工，我们到7个教会（同把名教会、本斋教会、称娃土教会、肖娃土教会、迪理娃土教会、挖柯瓦教会、枯补得教会）巡回传道。1941年信徒增加了很多，受洗的人很多，仅瓦柯瓦教会就受洗50人。

马道民在福贡为了培训教牧人员，在一些村寨办培训班。经过培训后的教牧人员，有的可以独立传教，还时常派他们出境（当时属中缅未定界）传教。1949年回国，马道民与其手下杨雨楼、王师母、贝牧师，与莫尔斯等汇集于缅北，在阔腊丕、腊波、土王打、戛门底等地开辟教区。

基督会与神召会传教范围从中国到缅甸的推进，背后仍然是英美教会支持之故。因此，无论是从缅到中，或是中到缅，都不过是英美教会掌控的基督教会在缅甸或中国立足后跨国界扩大传教范围而已，因而与两地（国）同一民族的基督教会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如主要分布在中缅边境南段的拉祜、佤和哈尼等族地区的浸信会，解放前受缅甸浸信会景栋总会控制。总之，在1960年中缅划界之前，西方传教士与中缅上述各族传教士自由、频繁往返于两国间传教，彼此既有隶属关系，又相互促进。就傈僳而言，“基本形成了哪里有傈僳族居住，哪里就有信仰基督教的信徒”的情状。其他中缅跨境非南传上座部佛教、伊斯兰教、汉朝佛教的民族亦然。可以说，跨民族、跨国界信仰并共享同一种宗教信仰，已成为中缅北界跨界民族的文化共性与文化传统。

二、中国社会变革与政治运动时期基督教在中缅两国的空间位移

1949年至1959年间，中缅边境地区从推翻国民党统治，建立人民政府，然后是“人民公社”、“大跃进”、“民主补课”一系列政治运动，各族教会因教徒大量迁缅而出现空间大位移。大致可从解放前后与1960年前后两个阶段来叙述：

1949年，永文生（美国浸信会传教士）指使张元培、陈定新、张明达等人成立“四大民族同盟”（即拉祜族、佤族、傣族、哈尼族的武装，反对汉人和共产党策动反革命叛乱。平叛中，除个别人投降外，大部分逃出国，同时骗走群众1000余人。

1949年前夕，莫尔斯对他的前途不妙早有预感，他把牧师的权力交给丹珠的斯蒂华（司提凡）。1953年，掌握贡山基督教大权的瓜斯派乔欧到缅甸探路和联系，至1954年，瓜斯即带起丹当教堂附近的教徒逃往缅甸至拉达果，都是些年轻力壮的人和无孩子、老人的教徒。

1949年，马道民从福贡县古泉村翻山出境，带去一批傈僳族教牧人员，在境外开辟教区。

1958年大跃进，（福贡）在“左”的口号影响下，不顾及边疆和民族特点，大搞乱批、乱斗、乱捕，被逮捕的“密鲁扒”（长老）9人，“密支扒”（执事）60人，“马扒”（传教士）17人，教徒158人；外逃的“密鲁扒”6人，“密支扒”37人，“马扒”13人，“王肯苦扒”（礼拜长）2人，教徒577人。当年，福贡县边民外流1027户，2968人。1959年，群众外流542户，1496人，占全县总人口的5.2%。1960年，群众外流222户，500人。1961年，群众外流49户，98人。1970年10月14日，利沙底公社泥嘎登小队，除不便行走的两个老人外，全村12户，47人全部外流。

1951年，（泸水县）外籍牧师被驱逐出境，信徒思想有所波动。1952年教牧人员亚丽达古、提摩提吾被捕入狱，教会会长路坷约出境，使广大教牧人员和信众的思想更加低沉。随后一段时间里教会活动受到限制，处于停顿状态。1958年，教会会长马可、杨约拿等被捕入狱，教会活动被迫完全停止，部分信徒转入暗信活动。1959年，在“大跃进”中强迫命令，乱批乱斗成了风潮，群众十分恐慌，从2月底至年底，全县外流人员达986人。

1957年下半年后，碧江与全国一样掀起了生产大跃进运动。由于在执行民族宗教政策上，受“左”的错误思想的影响，一些干部想利用大跃进形势彻底摧毁教会组织，消灭宗教，在宗教工作上采取辩论、斗争、没收教会财产，烧毁《圣经》，改教堂为集体食堂、仓库、工厂、贸易、学校等办法。从1958年至1960年教堂被占68所，倒塌5所。这样，信徒群众与党和政府之间产生了隔阂，与非教徒群众也不和睦。劳动休息时，教徒在一边，非教徒群众在一边，造成互不信任，互相猜疑等现象。产生了不安定的现象，许多信徒和群众的思想外倾，闻声纷纷逃往缅甸。1958年后进行民主补课，在民主补课中却发生了阶级斗争扩大化，错误地将传道员、执事等宗教爱国人士列为打击对象，采取捕、斗、关的手段。据不完全统计，从1958年到1960碧江的民族宗教爱国人士在押和劳改的有45人其中死2人。错误地打击了50%以上的民族宗教界人士，教徒和群众每年都有部分外逃。据统计，从1958年至1960年两年间共外逃2496人，其中教徒1182人，占总外逃人数的65.7%。

1958年，全州（德宏州）教牧人员大部分外流，仅陇川教牧人员（含教徒骨干）外流31人，教徒外流98户629人，退教26户129人。三项合计，占全县教徒总数的25%。年底，盈江县苏典乡大寨一夜外流129人，13个教会负责人中有9个随之外流。1966年5月撤销州、县、人民政府宗教侨务科，州、县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随之解体。年底，全州各地红卫兵破“四旧”、烧《圣经》、毁教堂宗教活动被迫停止，导致教牧人员和教徒大批外流。

上述可知，1949年政治制度变革，外国传教士被驱逐出境，使信徒思想波动而迁徙缅甸。之后接连不断的政治运动，使教徒不能过正常的宗教生活，其中潜逃缅甸者不少，从而使中缅跨界民族的基督教分布出现了位移。以傈僳族为例，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从中国进入缅甸的很多牧师，到缅甸后都成了教会里的骨干。因此，缅甸傈僳4个教会的前身均在中国。

从那（1957、58年）以后，傈僳族的信徒和全中国其他地方的基督徒一样同受苦难。首先是聚会祭拜遭禁止，基督的书刊被没收。后来许多信徒与家庭分离，被送去改造，有的被监禁，有的被处死。一个个很年轻的傈僳族教会接受了火的洗礼，而成千的傈僳人逃到缅甸和泰国、印度、菲律宾等国家。不管他们逃到哪里，哪里就有基督教的种子在那发芽、长大、开花、结果。

杨志英从1935年至1938年曾在密支那古母浸礼会传过教，曾跟泸水傈僳族牧师说过，到缅甸后可以参加浸礼会组织。于是，从泸水出境的路开约（祝路曲，泸水县人民政府副县长）、耳地友、小马可等牧师皆加入了古母浸礼会；从潞西木城坡出去的旺友毕、旺陆康和腊马可牧师，到密支那后也加入了该浸礼会；1958年从碧江出去的怒族教牧人员桑摩依、耳银，以及从里吾底出境的邓付益（士汉里发）、仁付夺（士大卫）、言付相（纳他尼）教士，也加入了克钦浸礼会。傈僳在浸礼会内与克钦和睦相处20年后，向克钦浸礼会总部提出要分出去成立傈僳族浸礼会的要求。经总部同意，在1976年成立了缅甸傈僳族浸礼会。从地域范围，跨越了克钦邦、掸邦与马德里省的抹谷、孟密等地方，信众有10万多人，原负责人是旦尼里（正）、四哈里发（副）。旺旦尼里是耿马福音山教会旺约秀大牧师之子；四哈里发是从碧江里吾底出去的闷那色教会牧师。旺约秀牧师带着众多乡亲信徒离开家乡后到了缅泰边境的南付壳村，建立了南付壳村傈僳教会，当时其子旺旦尼里只有7岁。

缅北一带的傈僳族神召会是福贡神召会的创始人马道民和杨雨楼出境后在壳腊配建立的，后逐步迁移和发展到密支那市。随其后相继出境的腊务村阿邓

四、鸡中罗村阿邓言、上帕阿开迪，腊竹底比也敏、门能村阿巴拉哈等教牧骨干，也都加入了缅甸神召会。旺阿友是总部的二号人物，其祖父是福贡上帕镇达友村人。参加神召会的信徒除了傈僳外，还有缅族、克钦族和钦族，总共10万人。

1950年从贡山出境的莫尔斯一家，在缅北戛门底建立了传教基地，后来司提凡、批离、约翰等傈僳牧师跟随他们到了木兰施底，在莫尔斯门下供职。这些人在莫尔斯一家离开缅甸去泰北后，成了缅甸基督会的骨干成员。

上述缅甸傈僳族的基督会、神召会、浸礼会和内地会4个组织，虽名称不同，信仰基点不同，管理方式不同，但都共同使用傈僳文（老傈僳文）《新旧约全书》与傈僳文《赞美诗歌曲》本。而且，从教牧人员到信众大多是1949年以后中国宗教空白期迁到此者及其后人，从族源、地缘、血缘、姻缘，以及教缘等方面，都与中国的同一民族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

三、改革开放与全球化背景下的宗教跨境流动

云南跨界民族对于1978年中国改革开放政策的最早、最为明显的反应之一，可能就是宗教信仰的自发恢复。1978 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怒江州）宗教活动重新得到恢复和发展。参与基督教活动的人数日益增多, 形成了直线上升的趋势, 从1980年的21441人，增加到1986年的58266人。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腾冲县）基督教由秘密转向公开。1980年，边境沿线新增教徒464人，占教徒总数的80%。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重申党和政府的宗教政策，基督教活动正常开展。到1989年底统计，全区开放的基督教堂183所，活动点23个，分布于思茅、普洱、镇远、江城、澜沧、孟连等县的38个乡（镇）、417个自然村，有教牧人员360人，教徒16780名，参加活动的2万余人。

但是，在中国改革开放之初，境内有神学修养的传道员与宗教读物极度缺乏，这给了缅甸基督教教会以“宗教渗透”之机。

1978年，宗教活动逐渐恢复。1979年，境外教会巴斯诺、木然诺牧师等到盈江县铜璧关、龙盆、十八岔一带传教，带来《圣经》、《赞美诗》和基督教彩画一箩分送信徒，并送十八岔教会十字架旗帜一面。1980年境外教会派马拉

四、张

八、张大等5人入境，先后到盈江县盏西乡弄坡寨、岗勐乡拱别寨及弄璋乡暮空寨等地传教。境内原神召会教徒余开正、麻

四、麻顺才等人也积极配合其行动。

1980年2月，司拉山赴陇川参加“木瑙纵歌”节后在广山病逝，缅甸洋人街教会会长木日诺牧师等到广山主持司拉山安葬仪式。12月31日至1月2日，广山基督教会在广山举行隆重集会，由洋人街教会会长木日诺牧师和丁仁诺土牧师主持宗教仪式。会中散发《圣经》20余部，洗礼了一批新教徒，酝酿组建了广山教会7人领导小组负责管理陇川、瑞丽一带教务，并由广山寨景颇族早迈任组长。此外，在举行集会的前后一段时间内，还搞教徒登记，并向教徒颁发铅印的“入教证明书”。1981年3月，八莫教会派遣缅籍克钦族女传道员岳木东到广山传教，并举办“圣经讲习办”，发展多人入教，后被陇川县政府有关部门劝其出境，但不久她又与广山寨人结婚，并定居广山。1982年6月，密支那教会派遣3名缅籍克钦族传道员（2女1男）到盈江县新城乡回龙寨传教。他们以办学为名，召集40余名青少年学习景颇文，并大力向其宣传基督教。1982年6月，木巴坝教会派遣缅籍克钦族传道员麻念到瑞丽勐秀乡雷弄寨传教。

1984年以来，曾十多次有缅甸传教士到（怒江州泸水县）上江、片马、六库等地进行传教活动，县内也有少数信徒出境受训，回国后为缅方推销宗教宣传用品（经书和赞美诗）录音磁带及散布缅传教士观点等。县内宗教界情况也较为复杂，1989年以来，有个别教牧人员擅自让从缅甸受训回国的信徒到阿尼布、上江、称杆、六库镇的东方红、蚂蝗箐等地传教活动，造成不良影响。

改革开放以来，也有中国傈僳等族传教士频繁往返于中缅等国民族同胞中传教。

丰××，贡山达拉底村傈僳族。1981年开始信主，次年8月洗礼。1983年至1985年，跟从缅甸根底神学院毕业的同村老教徒约翰学习傈僳文，过后当传道员。1986年到缅甸国柯布得基督教培训中心学习一个月，1988年在葡萄县门拉底教堂培训两个月。1988年10月回到贡山，继续当传道员。1989年又到缅甸里根底神学院学习半年，然后到帕嘎玉石厂挖玉石，1990年6月又回到根底神学院学习半年。1990年8月在密支那结婚，过后又读书。1991年1月至5月在家里种地，6月开始又到里根底神学院读书，到1991年12月结业。过后，在缅甸当传道员，一直到2003年12月18日在密支那毕里亚神学院按立为牧师。能够用傈僳、汉、缅、英等语言传道，已加入缅甸国籍，但长期在中、缅、泰等国传道，奔波在上述这些信教地区。

类似于丰××这样往返于中缅两国学习、传播基督教的傈僳、怒、景颇族传教士笔者碰到多人。欧尼西母，1953年出生于泸水称杆人，1958年随父母到缅甸，1974年至1982年在密支那浸信会神学院当老师，1983年回国，在陇川创办县基督教培训中心，任校长。20世纪90年代末，福贡傈僳青年木春华因对缅甸傈僳族基督教感兴趣，就跟随一个回乡探亲的老乡从腾冲到密支那。圣经学院毕业后，担任密支那一个傈僳村子的“马扒”（傈僳语，牧师），正致力于筹资建盖教堂。而出境到密支那等地学习圣经后，回国在家乡教会里担任重要角色的“马扒”也不少。笔者2013年暑期在德宏边境傈僳村寨调查，接触到从缅来此参加圣经培训班的傈僳、景颇人多个，而将中国印刷的《圣经》等出售、赠送给缅甸民族同胞的的中国傈僳、景颇、拉祜等族教牧人员也不少。在中缅边境两侧，每走进一个教堂，可以碰到跨境而来参加宗教活动的教牧人员与信徒；走进信徒家庭，同样可以看到产自中缅两国的基督教读物与媒体。

四、讨论与思考：宗教诉求与跨境流动

纵观20世纪以来基督教在中缅跨界民族中的传播与发展，实际上是通过基督教的跨境流动而实现的。而且，首先是传教士的跨境流动，从早期的外国传教士，到之后的跨界民族自己的传教士，无论是传教，或是学习神学知识，都存在着双方或多或少，或频繁或稀少的跨境流动。与此同时，伴随教牧人员与信徒的跨境流动（其中不少是为主持或参加宗教仪式），还带来了宗教用品的流动，如跨界民族文字的《圣经》、《赞美诗》、《圣经知识读本》，以及为教堂唱诗伴奏的吉他、电子琴、电其他等乐器，以及录音磁带、CD、DVD等。总之，经过百年的发展，基于中缅基督教信仰跨界民族的族源、地缘、教缘所导致的跨境宗教流动已成为其文化传统之一，从而凸显出其基督教发展中的明显的地域与民族特色。

但不可否认的是，宗教的跨境流动，根本上是跨界民族的宗教诉求所致的。前人对于云南少数民族基督教发展的研究，有的从信仰主体的文化传统考虑，有的从信仰主体的社会发展程度角度探讨，有的则以信仰主体所处社会环境来研究，也有的从传教士的传教策略找原因。总括起来，不外乎就是基督教在中缅跨界民族地区的本土化过程中逐渐内化为信仰主体一种强烈的宗教诉求——其背后就是社会、信仰主体与传播者的交互作用，而使外国传教士与本民族传教士在这些跨界民族当中找到了传播的“宗教市场”。既然是“市场”，就意味着通过市场场域而发生场域内外的人的流动、物的流动。具体而言，即是宗教的跨境流动。

边境地区外国人管理的法律问题 篇7

一、伊斯兰教在新疆边境地区的特点

新疆地处祖国西北边陲, 周边分别同8个国家接壤, 陆地边境长达5600公里, 是我国向西开放的重要门户和西北方面的重要屏障, 战略地位十分重要。

一是宗教问题与社会政治问题相交织。当地的伊斯兰教组织利用宗教的特殊性而引发的宗教的、政治的、民族的纷争层出不穷, 对我国西北边疆地区的政治形势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

二是宗教问题与民族问题相交织。凡有一种广泛、深入的宗教信仰的民族, 对于这个民族中的每一个信教者来说, 其宗教感情与民族感情、宗教心理与民族心理、宗教习俗与民族习俗、宗教文化与民族文化、宗教意识与民族意识, 无不相互交错、相互渗透, 有时甚至难分难解。

三是宗教信仰具有国际性的特点。新疆作为我国边境地区之一, 在宗教观念等方面从未停止过与周边国家的联系与交流, 这些联系与交流在正常情况下能促进各民族之间和国家之间友好往来, 是推进民族自身发展的动力。但在非正常情况下, 也会成为威胁边境地区稳定的不安因素。

二、伊斯兰教对新疆边境地区社会治安的影响

目前, 新疆伊斯兰教提出的“爱国是伊玛尼 (信仰) 的一部分” (1) 等神学思想, 也在适应社会主义社会道路以及稳定社会治安方面起到了积极作用, 取得了新进展。相比一般世俗社会的道德, 建立在宗教信仰基石上的道德的内心约束力要强大得多, 也有效得多。因此, 在加强新疆边境地区治安管理工作的过程中, 伊斯兰教作为边境和谐社会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充分发挥其在道德伦理上的积极作用, 用于规范社会秩序, 有助于提高边境居民的道德水平和守法意识, 这也是公安边防部队开展边境管理工作的重要手段。

暴力恐怖活动已成为宗教极端势力和民族分裂分子利用宗教策动分裂的主要手段。2013年4月23日13时30分, 新疆喀什地区巴楚县色力布亚镇3名社区工作人员正常进行民居走访时正好撞上恐怖暴力分子聚在一起观看境外流入的恐怖活动视频, 现场还发现大量管制刀具。镇派出所民警和社区干部分头前往处置, 先后遭屋内外暴徒袭杀。据介绍, 该暴力恐怖案件, 造成民警、社区工作人员15人死亡 (维吾尔族10人, 汉族3人, 蒙古族2人) , 受伤2人 (维吾尔族) 。处置过程中击毙暴徒6人, 抓获8人。

近年来, 民族分裂主义分子与宗教极端势力相勾结, 打着伊斯兰教旗号制造的各种暴力恐怖事件达百余起, 打死、打伤公安干警、基层干部、宗教人士和各族群众数百人, 严重地破坏新疆边境地区的民族团结和社会治安稳定。其矛头直指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政权, 指向拥护共产党领导的广大信教和不信教的群众, 破坏了新疆地区的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 直接威胁到国家和各族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 具有极大的危险性和危害性。

三、充分发挥伊斯兰教的积极因素, 加强新疆边境地区治安管理工作

(一) 正确认识新疆边境地区治安管理工作的重要性, 充分利用伊斯兰教的积极因素, 巩固边境地区社会治安

治安管理工作的职能在于组织管理社会治安秩序, 保护公民的合法权益, 保障经济和社会发展, 边境治安管理是治安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 边境安全离不开边境治安管理, 在边境地区实施治安管理是边境防务的必要措施, 边境治安管理搞好了, 国家的边防就有了牢固的基础。因此, 我们应当认识到边境地区治安管理工作的重要性, 充分发挥伊斯兰教的积极因素, 加强新疆边境地区治安管理工作。在开展治安管理工作的过程当中, 首先要正确执行党的宗教政策, 尊重和保护信教群众的宗教信仰自由和一切正常的宗教活动。我们可以利用伊斯兰教宗教信仰中的积极因素, 通过其自身的号召力、凝聚力、影响力团结广大信教群众, 使各民族能够和睦相处, 团结互助, 减少各民族间的矛盾纠纷, 教育、引导和团结广大少数民族群众, 扬善抑恶, 遵守国家法律, 自觉维护社会治安稳定, 维护祖国统一。

(二) 坚持党的宗教政策, 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 确保社会稳定

我国《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宗教信仰自由”、“任何国家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不得强制公民信仰宗教或不信仰宗教, 不得歧视信仰宗教的公民和不信仰宗教的公民”、“国家保护正常的宗教活动。任何人不得利用宗教进行破坏社会秩序、损害公民身体健康、妨碍国家教育制度的活动”、“宗教团体和宗教事物不受外国势力的支配”。尊重和保护宗教信仰自由, 是我党对待宗教问题的基本政策。

提出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 是国家、社会同宗教两方面的共同需要。从国家和政府来说, 要承认宗教在自身发展过程中, 对社会有过进步的作用, 对人类思想文化有过积极的贡献, 并已成为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不可分离的组成部分。对有益于社会、有益于人民的内容, 要加以挖掘, 加以整理, 加以强调, 使之转化成为积极的因素。

(三) 借“爱民固边”战略的契机深化大走访活动, 进行普法宣传, 为加强治安管理工作奠定群众基础

当前, “爱民固边”战略正在公安边防部队深入开展, 此举是“三访四见”活动的深化和拓展, 其核心是“爱民”, 目的是“固边”, 就是通过密切警民关系, 打牢群众工作基础, 推动公安边防各项工作, 维护沿边沿海地区的稳定, 为国家重要战略机遇期社会经济发展提供安全稳定的屏障。这一战略的实施也是加强边境地区的治安管理工作的契机, 是贯彻“依靠群众”的治安管理方针的有效途径, 为我们更好地发动群众、组织群众做好治安管理工作奠定了坚实基础。

参考文献

[1]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东突恐怖势力难脱罪责[N].人民日报, 2002-01-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