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贸数字传媒发展论文

张五常简历1935年出生于香港。1959年在美国加州大学经济系师从现代产权经济学创始人阿尔奇安，1967年获博士学位，随后跟随诺贝尔经济奖得主科斯工作，1969年获聘华盛顿大学教授，1982年至今任香港大学教授。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整理的《世贸数字传媒发展论文 (精选3篇)》，仅供参考，大家一起来看看吧。

世贸数字传媒发展论文 篇1：

基于数字经济视角理解加快发展数字贸易

摘要：数字贸易是新一代信息技术推动发展的新型贸易形式，已成为当前主要国家竞争的焦点。目前理论界对数字贸易的概念和内涵尚未形成统一共识。本文从数字经济的视角提出数字贸易的定义，指出数字贸易内涵的狭义和广义区分，狭义的数字贸易属于服务贸易的范畴，广义的数字贸易还应包括跨境电商实现的商品贸易。同时，分析了主要国家和地区的可数字化服务即狭义数字贸易的发展形势，研究我国面临的短板，提出加快发展数字贸易的思路。

关键词：数字贸易 数字经济 可数字化服务

作者简介：敬艳辉，商务部服务贸易和商贸服务业司副處长、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博士生。

李玮，中电科大数据研究院高级工程师。

全球范围内正掀起一场重塑经济版图的“数字革命”，“互联网+传统产业”的融合发展推动了数字经济快速发展壮大，预计2025年全球数字经济规模将达到23万亿美元，成为促进全球经济增长的核心动力。在数字技术推动经济转型升级过程中，数字贸易作为一种新型贸易模式迅速发展，得到国际组织和主要国家的高度关注。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推进贸易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提出“加快发展数字贸易”，首次在国家层面对发展数字贸易进行决策部署，体现了党中央、国务院对数字贸易的高度重视。目前国内外对数字贸易尚未形成统一定义，也没有界定其内涵和外延。本文基于数字经济的视角来认识数字贸易，分析其主要特征和重要意义，探讨加快发展数字贸易的思路。

一、数字贸易概念的发展过程

(一)主要经济体和国际组织观点

美国是最早采用数字贸易概念的国家。2013年，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在《美国与全球经济中的数字贸易I》中首次定义“数字贸易”为，通过固定或无线数字网络交付产品与服务的国内商务和国际贸易活动，包括数字内容、社交媒体、搜索引擎、其他数字产品与服务四部分，但不包括在线订购的实物产品。2014年发布的《美国与全球经济中的数字贸易II》将“数字贸易”重新定义为互联网和互联网技术在订购、生产、交付产品和服务中发挥关键作用的国内商务和国际贸易活动，在此前基础上扩充使用数字技术订购、生产的产品与服务。

欧盟2015年发布的《数字单一市场战略》提出，数字贸易是利用数字技术向个人和企业提供数字产品和服务的经济活动。日本在2018年的《通商白皮书》中提出，数字贸易是基于互联网技术，向消费者提供商品、服务与信息的商务活动。

联合国贸发会议采用可数字化交付的服务的概念，定义为通过信息通讯技术网络远程交付的服务。世贸组织一直延用1998年《电子商务工作方案》关于电子商务的概念，并将其定义为通过电子方式生产、分销、营销、销售或交付的商品和服务。

(二)理论界对数字贸易的定义

李忠民等(2014)认为数字贸易是由数字技术不断创新主导的经济革命，是以知识为基础，在数字技术催化作用下制造领域、管理领域和流动领域以数字化形式表现的一种新的经济业态。马述忠等(2018)认为数字贸易是以现代信息网络为载体，通过信息通信技术的有效使用实现传统实体货物、数字产品与服务、数字化知识与信息的高效交换，进而推动消费互联网向产业互联网转型并最终实现制造业智能化的新型贸易活动，是传统贸易在数字经济时代的拓展与延伸。伊万·沙拉法诺夫等(2018)认为，狭义上，数字贸易是指依托互联网，以数字交换技术为主要手段，为供求双方提供交易互动所需的数字化电子信息，实现以数字化信息为贸易标准的创新的商业模式平台;广义上，数字贸易还应包括ICT产品和服务的交易、数字产品及服务、人员流动和数据传输四个核心因素。由此可见，理论界对数字贸易的认识和研究随着数字技术创新应用、数字贸易实践的发展不断地深化。

二、数字贸易与数字经济的关系

(一)数字贸易源于数字经济，是数字经济发展超越国界而自然形成的现代化贸易形式

数字贸易的雏形可追溯至互联网诞生之初的收发电子邮件。20世纪90年代，产业界开始利用互联网开展贸易活动，从B2B(个人与个人之间的电子商务)发展到B2C(企业与个人之间的电子商务)，进一步到C2C(企业与企业之间的电子商务)、C2B(个人与企业之间的电子商务)。近年来，随着大数据、物联网、移动互联、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新一代信息技术的创新应用和推广普及，许多原来不可贸易的服务成为可数字化可贸易的服务，原来需交付货物才能完成的贸易发展为交付数据信息即可完成。数字贸易在提高贸易效率、降低贸易成本方面展示出显著的竞争优势，发展速度远高于传统的货物贸易和服务贸易，已成为当前国际贸易中重要形式。

(二)数字贸易拓展了数字经济的地域边界，是数字经济未来发展的重要方向

由于数据信息可以接近于零的成本快速复制并以接近光速通过互联网传输，可在短期内形成巨大的规模效应，内在发展要求各国间信息互联互通和广泛共享。数字贸易使数字经济的发展突破了国家和地区的物理界限，使数字技术的成果得到更大规模的普及应用，提升数字经济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因此，发展数字经济客观上必然要求加快发展数字贸易，在更广范的网络空间中实现更大利益。

综上分析，数字贸易是跨越国境交易数据资源的数字经济，是数字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既是信息社会全球化发展的必然要求，也是数字经济发展的重要趋势。数字贸易和数字经济的发展相辅相承，相互促进。发展数字贸易需依托本国数字经济的产业基础，又可进一步强化数字经济的产业优势。

三、数字贸易的内涵和外延

(一)数字贸易的定义

各国和国际组织目前尚未对数字贸易形成权威的统一定义，但对数字经济已形成普遍共识和权威定义。数字贸易作为数字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准确理解数字经济有助于加深对数字贸易的认识。2016年的《二十国集团数字经济发展与合作倡议》指出，数字经济是“以使用数字化的知识和信息作为关键生产要素、以现代信息网络作为重要载体、以信息通信技术的有效使用作为效率提升和经济结构优化的重要推动力的一系列经济活动”。数字经济以数据为主要生产要素，以信息通信技术与传统产业融合应用、全要素数字化转型为重要推动力，形成包容、创新、高效和可持续发展的新经济形态，是继农业经济、工业经济之后更高级的经济阶段。

鉴于数字贸易和数字经济的紧密联系，参照二十国集团关于数字经济的定义，本文认为数字贸易可定义为“以数字化的知识和信息为关键生产要素，以现代信息网络作为重要载体，以信息通信技术的有效使用来提升贸易效率、优化贸易结构的贸易活动”。这样定义的优点有三，一是直接对接国际最高标准，便于获得广泛认可和普遍接受;二是体现数字贸易的主要特征，从要素、载体、方式、成效等维度进行限定，对数字贸易内涵的界定比较清晰;三是数字贸易的业务范畴与数字经济保持基本一致，可随信息技术创新发展的应用相应拓展，数字贸易的外延可体现与时俱進的特点。

(二)数字贸易的分类

根据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的研究，数字经济包括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两部分。数字产业化是数字经济的基础，即信息产业，具体业态包括电子信息制造业、信息通信业、软件服务业等;产业数字化，也称为数字经济融合部分，包括传统产业由于应用数字技术所带来的生产数量和生产效率提升，其新增产出构成数字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

基于上述分析，总体上数字贸易可分为数字技术贸易和数字内容贸易两类，分别对应数字经济的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部分。数字技术贸易是指互联网、云计算、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的跨境贸易，狭义上包括云计算、软件技术、社交媒体、搜索引擎、卫星定位等数字服务贸易，广义上还可包括信息通信技术(ICT)产品的跨境贸易。数字内容贸易是指利用数字技术或数字信息平台交付的产品或服务，狭义上包括金融、保险、知识产权、咨询服务、数字影视、数字音乐、数字传媒、在线学习、在线旅游等数字服务跨境贸易，广义上还包括基于跨境电商平台实现的B2B、B2C、C2B、C2C商品交易。由此可见，数字贸易与货物贸易、服务贸易存在交叉重叠部分，狭义的数字贸易属于服务贸易的范畴，广义的数字贸易还应包括ICT产品贸易和跨境电商实现的商品贸易。

四、主要国家和地区的数字贸易发展形势

数字贸易已成为全球贸易发展的新趋势，为经济发展注入了新动能、开辟了新空间，成为各国关注的焦点。由于当前各国对数字贸易没有确切的统计，联合国贸发会议采用可数字化交付的服务数据作为狭义数字贸易的测度，具体包括金融、保险、电信计算机和信息服务、个人文化和娱乐服务、知识产权使用费、其他商业服务。《2019年数字经济报告》显示，2018年全球可数字化交付的服务出口规模为2.9万亿美元，约占全球服务出口总额的50%，2005—2018年年均增长7%，高于同期服务出口6%的年均增速。美国、欧盟和日本是数字经济最发达的国家和地区，在数字贸易发展上也占据优势，占全球可数字化交付服务出口的76%。为便于对比分析，本文采用联合国贸发会议的计算方式。

(一)美国数字贸易发展形势

美国是全球数字经济第一大国，2019年数字经济规模达到13.1万亿美元，占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比重达到61.3%。依托强大的数字平台、技术创新能力和数字经济基础，美国积极通过美韩、美澳、美加墨等自贸区协定推动数据自由流动、数据存储非本地化，积极为美国企业拓展国际市场，引导制定国际数字贸易规则，以期主导数字领域的话语权。

根据联合国贸发会议统计数据测算，2019年美国可数字化交付的服务出口达到5378亿美元，占美国服务出口的比重达到61.4%。其中，知识产权专利使用费出口1174亿美元，占全球出口总额的28.7%;金融服务出口1357亿美元，占全球的26.1%;专业和管理咨询服务出口1051亿美元，占全球的18%;研发服务出口496亿美元，占全球的25.1%。美国可数字化交付的服务进口3131亿美元，顺差达到2247亿美元，占美国服务贸易顺差总额的78.2%。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测算，数字贸易对美国实际GDP的综合贡献率达到3.4%～4.8%，并增加大约240万个就业岗位。同时，美国拥有全球最大的云计算服务市场规模，占据全球云计算行业规模的60%左右，主导着全球云计算服务行业。

(二)欧盟数字贸易发展形势

根据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 《全球数字经济新图景(2020年)》的数据，德国、法国为欧盟主要的数字经济大国，2019年数字经济规模分别为2.44万亿美元和1.17万亿美元，数字经济占GDP的比重分别达到64.3%和43.2%。 欧盟通过完善数字经济基础设施，构建全方位数据法律规则，2015年推出《数字化单一市场战略》，明确建立欧洲单一数字市场的三大支柱;2018年发布《通用数据保护条例》，充分发挥数据资源禀赋优势，保障欧盟数字经济的快速发展。数字经济占GDP的比重在不断提升，已成为欧盟国家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由此也促进了欧盟数字贸易的发展，并在全球处于领先位置。

根据联合国贸发会议统计数据测算，2019年，欧盟可数字化交付的服务出口额达到1.27万亿美元(包括欧盟内部出口)，占欧盟服务出口总额的56.3%。其中，电信计算机和信息服务出口3322亿美元，占全球出口总额的49%;技术和贸易相关服务出口2746亿美元，占全球的44.4%;金融服务出口1674亿美元，占全球的32.2%;知识产权专利使用费出口1525亿美元，占全球的37.3%。同时，欧盟是全球第二大云计算服务市场，全球市场份额约20%。

(三)英国数字贸易发展形势

英国是欧洲的数字经济强国，2019年数字经济规模为1.76万亿美元，占GDP的比重达到62.3%。英国政府于2015年出台《2015—2018年数字经济战略》，倡导通过数字化创新来驱动经济社会发展，战略目标是把英国建设成为未来的数字化强国。2017年，英国发布《英国数字战略》(UK Digital Strategy)，对打造世界领先的数字经济和全面推进数字化转型作出全面而周密的部署，详细阐述了脱欧后将如何打造世界一流的数字经济，并对未来推进数字转型做出了全面的部署。主要包括：连接战略、数字技能与包容性战略、数字经济战略、数字转型战略、网络空间战略、数字政府战略和数据经济战略等七大战略。

根据联合国贸发会议统计数据测算，2019年，英国可数字化交付的服务出口达到3046.8亿美元，占服务出口的74.6%。其中，金融服务出口803.1亿美元，占全球出口总额的15.4%;专业和管理咨询服务出口663.5亿美元，占全球的11.4%;技术和贸易相关服务出口634.6亿美元，占全球的10.2%;保险服务出口256.7亿美元，占全球的18.7%。2019年英国的可数字化服务进口1681亿美元，顺差1365.8亿美元。

(四)日本数字贸易发展形势

日本是全球数字经济第三大国，2019年数字经济规模达到2.4万亿美元，数字经济占GDP的比重达到47%，在全球范围仅次于美、英、德、韩等国。日本目前为全球第三大电子商务市场，市场规模仅次于美国和中国。

根据联合国贸发会议统计数据测算，2019年，日本可数字化交付的服务出口达到1165亿美元，占服务出口的56.8%。其中，知识产权使用费出口467.3亿美元，占全球出口总额的11.4%;技术和贸易相关服务出口291.2亿美元，占全球的4.7%;金融服务出口137.9亿美元，占全球的2.6%;研发服务出口76.4亿美元，占全球的3.9%。2019年日本的可数字化服务呈逆差状态，逆差120亿美元。

(五)我国数字贸易发展形势

2019年，我国数字经济规模达到35.8万亿元(5.2万亿美元)，占GDP的比重为36.2%，是全球数字经济第二大国。中国通信产业研究院的《中国数字经济发展白皮书(2020年)》测算，2019年我国数字经济同比增长15.6%，对GDP增长的贡献率达到67.7%，已成为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近年来，我国政府高度重视数字经济发展，先后推出“互联网+”行动、大数据战略，发布《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规划》，大力发展跨境电子商务，数字经济和数字贸易取得快速发展。

根据联合国贸发会议统计数据测算，2019年我国可数字化交付的服务出口金额1435.5亿美元，呈快速增长态势，在服务出口中的比重为50.7%。其中，电信计算机和信息服务出口537.8亿美元，同比增长14.3%，占全球出口总额的7.9%;其他商业服务出口732.5亿美元，同比增长4.8%，占全球的5.2%;金融服务出口39亿美元，同比增长12%，仅占全球的0.7%。知识产权专利使用费、个人文化和娱乐服务、保险服务均呈大幅逆差。

综上，世界主要国家和地区都高度重视数字经济和数字贸易的发展，基于自身优势主导或引导全球数字贸易规则制定，以进一步扩大在数字贸易和数字经济领域的优势地位。相对于美欧日主要经济体，我国数字经济比重偏低，数字贸易的战略定位有待进一步提升，可数字化服务的产业国际竞争力仍相对较弱，对全球数字贸易规则的影响力与我国的综合实力和数字经济地位不相匹配。

五、加快发展我国数字贸易的思路

基于数字贸易内涵、外延的研究，以及可数字化交付的服务出口的对比分析，本文提出如下加快发展数字贸易的思路。

(一)夯实数字经济创新发展基础

数字经济是发展数字贸易的产业基础，加快发展数字贸易首先要夯实国内数字经济发展基础，关键是要加强数字技术研发创新。强化基础性研发设计，前沿性、基础性技术创新能力，重点加大对5G、人工智能、工业机器人、工业互联网等关键共性技术支持力度，加快数字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围绕数据科学理论体系、大数据计算系统等重大基础研究进行布局，突破大数据核心技术，促进产学研深度融合，加快构建自主可控的大数据产业链、价值链和生态系统。鼓励基于数据的新业态、新模式发展，坚持确保安全前提下数据开放、市場主导的原则，形成数据驱动型创新体系和发展模式。完善数字知识产权保护，制定数据资源确权等制度，加大对技术专利、数字版权、数字内容产品及个人隐私等保护力度。加快经济社会数字化转型，既要通过农业、工业数字化转型，将专业知识技能转化为数字形式的产品和服务，又要通过服务业数字化转型，提升其跨境传输交付水平。

(二)适当扩大数字服务业开放力度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指出，“建设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实施更大范围、更宽领域、更深层次的全面开放”“推动服务业扩大开放”“推动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制度型开放”。当前我国关于数据本地化、跨境数据流动、基础电信服务的规则与美欧分歧较大，规则谈判处于较为保守被动的地位。为避免美国利用美欧、美日、欧日区域经贸协定对我进行合围，我们应利用国内数字经济发展的优势适当扩大数字服务业开放力度，放宽市场准入、减少数据本地化限制、促进跨境数据自由流动、提升互联网服务开放水平。依托海南自由贸易港和上海自由贸易区新片区，通过先行先试为扩大数据领域开放、实现数据跨境便捷流动积累发展经验。

(三)积极参与国际规则制定

数字贸易正成为国际竞争焦点，为继续抢占发展先机，发达国家正不遗余力地推动构建全球数字贸易规则。《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推进贸易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提出“积极参与全球数字经济和数字贸易规则制定，推动建立各方普遍接受的国际规则”，明确了我国参与制定数字贸易规则的原则。要深入研究美国、欧盟、日本等国家在区域自贸协定中对数字贸易的立场和规则，又要研究发展中国家对日益扩大的“数字鸿沟”的关切。既要听取阿里、腾讯、华为等数字巨头企业在国际上扩大进攻利益的建议，也要听取国内中小数字创新型企业的建议，还要从用户角度了解一般企业和公民对于数据保护的意见。兼顾数据安全与有序流动、数据隐私保护与数据资源利用、当前发展和长远规划的关系，寻求数字贸易各参与方的最大公约数，平衡各方面的关注和利益。

(四)充分利用跨境电商建立规则标准体系

依托世界电子贸易平台(EWTP)，为跨境电商搭建数字基础设施、提供技术应用和解决方案，推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加快发展电子商务。依托我国在跨境电商领域的领先优势，利用G20等多边舞台推出电子支付、网上消费者权益保护、数字产品征税、跨境电商经营等方面的中国方案。在跨境电商货物进出口管理、简化海关进口税收征管体系方面，积极推广跨境电商综试区的中国实践。在建立跨国电子认证、在线交易、跨境支付、跨境物流服务、在线通关、监管信息互换等国际规则标准方面，提出中国倡议。

当前，新冠肺炎疫情正对全球经济社会发展产生剧烈而深远的影响，数字技术在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秩序恢复方面发挥了关键作用。未来，数字经济在全球经济中的战略地位将更加重要，将进一步促进数字贸易的快速发展。我国应充分把握在全球率先复工复产的优势，补短板强弱项，不断提升我国的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水平，在日益激烈的国际竞争中占据主动。

参考文献：

1.徐金海、夏杰长：《全球价值链视角的数字贸易发展：战略定位与中国路径》，《改革》2020年第5期。

2.曾培炎：《中美应反对脱钩加强合作共同推进经贸磋商》，《全球化》2019年第12期。

3.王晓红：《推动开放包容互利共赢的中国对外经济战略》，《全球化》2019年第8期。

4.张茉楠、周念利：《数字贸易对全球多边贸易规则体系的挑战、趋势及中国对策》，《全球化》2019第6期。

5.马述忠、房超、梁银锋：《数字贸易及其时代价值与研究展望》，《国际贸易问题》2018年第10期。

6.夏杰长：《数字贸易的缘起、国际经验与发展策略》，《北京工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5期。

7.伊万·沙拉法诺夫、白树强：《WTO视角下数字产品贸易合作机制研究——基于数字贸易发展现状及壁垒研究》，《国际贸易问题》2018年第2期。

8.江小涓：《高度联通社会中的资源重组与服务业增长》，《经济研究》2017年第3期。

9.李忠民、周维颖：《美国数字贸易发展态势及我国的对策思考》，《全球化》2014年第11期。

责任编辑：沈家文

作者：敬艳辉 李玮

世贸数字传媒发展论文 篇2：

入世：加速垄断权瓦解

张五常简历

1935年出生于香港。1959年在美国加州大学经济系师从现代产权经济学创始人阿尔奇安，1967年获博士学位，随后跟随诺贝尔经济奖得主科斯工作，1969年获聘华盛顿大学教授，1982年至今任香港大学教授。

张五常是新制度经济学和现代产权经济学的创始人之一，1997年，他当选美国西部经济学会会长，这一职位是第一次授予美国本土之外的经济学家。

久闻楼梯响，今见人下来!

中国要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话题，吵了好些年了。年多以来，看似事在必成，找我分析中国入世贸的传媒或机构，数以百计，而最近几个月邀请我讲话或发表意见的，差不多没有世贸之外的兴趣。

我的回应是世贸的分析不容易拿得准。协议的内容没有可靠的阐释，而协议与履行是两回事。网上找到的英文版本是一年多前的。数之不尽的评论文字，都戴着有色眼镜看协议，不值一读。美国克林顿总统是支持中国加入世贸的。他旗下机构所作的报告或评述，都说中国做了很大的让步，条件是美国占优。反对中国入世贸的，大都是所谓人权支持者。

1993年，美国的人权组织极力反对把中国列入贸易优惠国家，反对与中国贸易。我对弗里德曼(M. Friedman)说：“我不知道人权与贸易扯上什么关系，但可以肯定的是，若抵制中国贸易，得益的是中国的特权分子，怎样看对中国的人权都没有好处。”弗老同意我的观点，以之在美国《华尔街日报》发表文章，支持对中国贸易开放。

回头说世贸协议的内容，我不仅要读最新的原文，也要看中文的版本。几经查询，得到的回应是中文版要到协议正式开始后才公布，据说是因为北京恐怕事前公布会引起国内的不同意的人的反对声浪。这是道听途说，作不得准，但我认为是可信的。我认为可信是因为美国的舆论说中国做了很大的让步，而好些自以为懂经济的评论说入了世贸中国的失业人数会以千万计。

让步有两个阐释。其一是中国减进口关税，美国不减，因而让也。另一个阐释，是世贸协议指定的中国减进口税，减到尽也不及美国的进口税低。这阐释是说，美国先让步，中国继之，但让来让去也不够人家让得多。至于中国将会因为世贸而有数以千万计的人失业，则是胡说八道。转业早就在神州大地迅速发生了，世贸会使转业加速一点。

虽然手头上没有世贸协议的详尽版本，但大致内容我是知道的。作大略的分析，应该不会大错。这篇文章发表时，世贸协议应该公开了。有时间的约束，预先下笔要避免所有细节上的数字：但求大概地对，避免精确地错。

我认为中国加入世贸只有一个重点，那就是协议的履行会迫使中国的特权利益加速瓦解，主要是国营企业的垄断权。1981年我写的一本小书，推断了中国会走向私营(国内称作民营)与自由市场的路。当时我提到中国改革最困难的一关，将会是比较容易垄断的国营企业的特权。

1988年我与弗里德曼畅游中国时，就向他解释中国南方的发展比北方快，主要是因为前者没有后者那么多的庞大国营企业。我们大家都知道国营企业的不济是因为用他人的钱永远不及用自己的钱来得小心谨慎。但我指出国企本身的不济是一回事，要维护自己的不济而阻碍私营的参与竞争，是更重要的一回事了。我当时也指出，香港的商人要在广东的东莞设厂，申请许可只是几天的工夫，但在上海就远为困难。弗老同意我的分析，1988年的中国之行，遇到干部高举国企的优越性时，我们的回应都是一样：既然国企优越，何妨让私营的参与竞争，比赛一下?

那是13年前的事。曾几何时，上海自邓小平于1992年南巡后，突飞猛进。这迫使我在3年多前公开认错，说上海势将超越香港!不相信的朋友，要到上海去走走。事实上，虽然1982年弗里德曼读到我对中国的推断就说我是世界上对中国最乐观的人，今天回顾，当年我怎样也想不到中国的改革会进展得那样快。我当年的推断没有错，但在时间上我说制度的转变是以历史的时间来衡量的，而20年算不上是历史!

是的，无论我怎样批评中国的发展，不管中国大部分的老百姓还是一穷二白，但私下里弗老和我都同意中国的经济改革是人类历史的奇迹。1997年在洛杉矶加州大学举办的第一届夏保加讲座，我就以《邓小平的伟大改革》为题，申述中国的经验。那次讲话的文稿，在美国两处发表，获得颇大的反响。我批评北京的领导人还是左管右管，对市场运作信心不足，但赞赏他们的清廉意识，佩服他们能成功地压制通货膨胀。我也指出老问题驱之不去：国企的垄断特权怎样处理了?白纸黑字，20年前我认为这将会是中国改革最顽固的障碍。很不幸，今天我还是那样看。

世贸的重点，是无可避免地让外来的压力与国企的特权较量一下。朋友，你要赌的钱放在哪一边?让我从4个行业的角度告诉你吧。

(一) 农 业

农产品要自供自给的经济观点，是250年前的欧洲看法。今天，先进之邦再不那样看(日本“保护”农业，是因为大地主好些是国会议员，要维持高地价。这是日本十多年来经济持续不景的主要原因)。中国放宽农产品进口是正着。不久前我作过大略的估计，今天在中国，工业用地的回报率比农业用地的回报率高出十倍以上。另一方面，我曾多次指出，没有任何供应能比让他人赚钱的供应来得可靠。

虽然中国今天还有农产品自供自给的意识，但我认为这保守意识起不了作用。有两个原因。其一是农民从来都没有什么垄断特权。其二是某程度上持有土地特权的地方政府，不会维护农业。正相反，地方政府为了经费，要在土地上赚点收入。既然工、商、住用地的回报率比农地的高出那么多，地方政府的选择是不言自明的。

(二) 工 业

工业我只谈汽车工业，若有类同的读者可如此类推。近几年来，中国出产的汽车的质量进步得非常快，足以令人刮目相看的。不仅外资投产的如是，国产的也如是。世贸之后，进口汽车减税，若今天在中国出产的外来品种的零件及配件的进口税跟着递减，外地出产的汽车进口不会大幅上升。上升的进口只是一些名贵或特别的品种。另一方面，因为中国的劳力实在便宜，其质量看来比墨西哥等地的为高，若干年后，在中国出产的外来品种出口，甚至卖到先进之都，是很可能的事。

困难还是国产的品种。这主要不是国营的问题(国营可以股份私有化)，而是国产的在设计与科技两方面都落后于外来的。是外资的多年研究，其所得好些有专利保障。国产的在研究上要急起直追既不容易，也不值得。人家花了巨资发明了的，就用人家的算了。这样，国产汽车若要不被淘汰，其出路是向廉价的、大众化的那个方向走。

中国大陆汽车行业的发展，不选走台湾的路是正着。台湾以奇高的汽车进口税维护台产的汽车，经过那么多年，台产的还是不成气候，到今天香港一辆也没有见过!保护工业会有反结果，这就是例证。

(三) 资讯业

资讯可分通讯、传媒与出版。这三者都有国企的垄断权，非同小可也。通讯说之不通也。在香港打个电话到深圳，其费用比打到美国高出好几倍!打到上海或北京更不用说了。这个与现代化脱了节的现象，显然是国企垄断的结果。

我认为在世贸之后，通讯垄断不容易守得住。外资参进越多，需求廉价通讯的压力越大。北京的执政者不可能不知道，通讯费用若能大幅度地下降，对工商业的发展很重要。他们也应该知道通讯费用下降所带来的其它收益，会远比通讯的垄断收益为高。

传媒方面虽然最近大陆的电视对外资的参与明显地开放了一点，但那里报章的广告收费，比香港的高出4倍。这是牌照管制的结果。

出版行业与传媒类同。外资不能在国内办出版社，是维护特权所致。我很怀疑是要控制言论所以不让外人搞出版的说法。我不相信某北京出版社说我的书要经北京有关部门的批准才能在大陆出版。我的书根本不重要，而大陆每天出版的书无数，有关部门不会给我那样大的面子，花时间去审阅我的书。

(四) 金融业

我认为金融业的转变或不转变将会是整个世贸协议的重心所在，虽然在协议中金融问题不是重点。我的观点有如下的论据。第一，金融业的开放是中国今后经济发展成败得失的关键。第二，这行业的垄断特权庞大，也最顽固。有关国家货币的事，其重要性怎会不自成一家?第三，外资的参进永远看着外汇的兑换与进出口为一项重要的指标。我因此认为世贸协议所带来的压力与垄断特权的抗拒，会在金融这个行业上争持得最激烈。

且让我先说一个大前提。中国是一个占有世界1/5强的人口的国家。若要成为一个经济强国，中国不能没有一个国际性的金融中心。这金融中心的一个必需条件是不能有外汇管制。那是说，外汇要可以自由兑换，自由进出口。但没有外汇管制只是必需的，并不足够。还需要的是让外国的银行、股票经纪、投资顾问等到中国自由做生意。这一切与今天中国所容许的相去甚远。

回头说世贸协议的内容，外汇管制的问题并没有提及。13年前北京的看法是要尽早解除外汇管制，但后来只是放宽了一点。去年又说于年底会有新例再放宽。但总结来说我的印象是到今天还是只闻楼梯响。就是6个月前，北京的朋友还在对我说10多年前我听到的话：解除汇管时机未到，中国有特别的情况，外人不明白。10多年前我的回应是汇管是为维护特权而设，今天我还是这样看。

协助中国的金融发展，世贸协议中只有一项非常重要。那就是让外资银行在中国做人民币的生意:两年后可与中国企业进行人民币业务;5年后可与中国人民进行人民币业务;地方的限制也将会放宽。

目前在中国可做人民币生意的银行，全部是国营的。撇开国营的效率问题不谈，外资的银行若参与竞争，在三方面会有很大的优越性。其一是一般而言，外资银行的财力比较稳健，顾客会较有信心。其二是外资银行在保密上比较可靠，这对顾客是重要的。其三是外资银行有国际联系，客户存款的调动比较容易地有跨国之能。

银行这个行业，一般而言，是顾客要转户易如反掌，而若对某银行较有信心，或认为资金的调动较为方便，他们取舍的决定只是分秒之间。一些国企银行，例如中国银行，办得相当好，就是在香港也是竞争中的佼佼者。有这样水平的国企银行，在国内与外资银行竞争应该可以站得住脚，但次一级的恐怕会遇到困难。我因此认为外资银行两年后在国内做人民币生意，会遇到阻力：分行的数量可能被管制，牌照的规限、手续，来往账的法例等，都可能是头痛的事。

还有一个有趣而重要的话题：外资银行在国内做人民币生意，外汇管制会怎样了?我的看法是:要是外资银行在国内做人民币生意的运作与国外银行一样自由，外汇管制怎样也守不住!人民币若可以经过银行自由地进出口，存户在国外提款提什么货币都可以，因为外间的市场一定有自由汇率。这是说，你有你管，我有我换!

汇管的特权利益要怎样处理这个问题，将会是相当精彩的演变。政府与市场永远都是各有各法。外资银行可以搞内放外存(客户在国内放钱进去，户口在国外)，也可以搞内存外借(存款在国内，国外不可以提款，但可以国内的存款作抵押在国外借钱)，等等，不一而足。当然，最理想的发展，是两年之后中国再没有外汇管制了。

关于开放金融这个重要话题，我认为世贸的发展是会有间接而重要的帮助的。中国的进口增加，金融的开放(包括解除汇管)会导致外资进口急升，足以补偿物品进口(外币流失)的增加而有余。中国几个商业重点的商业楼宇卖不起钱，开放金融会有起死回生之效。这些利益是会给目前的金融垄断特权很大压力的。

最近香港贸易发展局的梁海国在报告上说上海可能在15～20年间超越香港，被政府的一位高官痛骂，说是荒天下之大谬。那就让我来说吧。我可以肯定：如果中国大事开放金融(这是一个大“如果”)，从开放后算起，上海会在5年超越香港。我也可以肯定：从大事开放金融后算起，上海一带会在20年后成为人类历史上最繁盛的工商业中心。

作者：张五常(香港)

世贸数字传媒发展论文 篇3：

浅析中柬出版合作

摘 要：柬埔寨是“一带一路”倡议的重要合作伙伴，在东盟国家中，也被公认为是与我国关系最为友好的国家之一。伴随着中柬关系的持续升温，中柬出版合作也日益走向深入。文章重点介绍柬埔寨图书业、报刊业及数字出版业的最新发展情况，梳理出版业相关法律法规政策与管理体系、聚焦两国出版业近10年来的合作交流历程，研判未来发展趋势，为中柬两国出版业的未来合作与发展提出建议。

关键词：中柬关系 出版合作 文化交流

中国同柬埔寨地缘相近、文化相通。柬埔寨是“一带一路”倡议的重要合作伙伴，也是东盟国家中与我国关系最为友好的国家之一，长期奉行对外开放和亲华政策，两国传统友谊深厚。

近两年来，中柬关系持续升温。2019年1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柬埔寨王国政府联合新闻公报》发布，将2019年确定为“中柬文化旅游年”。同年4月，中柬双方签署《关于构建中柬命运共同体行动计划》，涵盖政治、安全、经济、人文、多边等五大领域合作31项具体目标和举措。2020年10月12日，中柬签署《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柬埔寨王国政府自由贸易协定》，两国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共建中柬命运共同体和“一带一路”合作进入新时期。这也是柬埔寨对外签署的首个双边自贸协定。同年11月6日，习近平主席为柬埔寨太后莫尼列颁授中华人民共和国“友谊勋章”，表彰莫尼列太后为促进中柬关系发展、增进两国人民友谊所作出的杰出贡献。随着两国相互信任和理解不断加深，文化交流不断深化，在出版领域的交流合作内容也不断拓宽，合作发展空间巨大。

一、柬埔寨出版业概况

柬埔寨新闻部是主管出版业的政府部门。此外，柬埔寨教育青年与体育部(Ministry of Education， Youth and Sports)、柬埔寨文化艺术部、国家知识产权委员会(National Committee for Intellectual Property)等官方机构，以及高棉作家协会、柬埔寨图书馆员和文献学家协会(Cambodian Librarians and Documentalists Association)、高棉研究中心(Center for Khmer Studies)、國际儿童读物联盟柬埔寨分会(IBBY Cambodia)等民间机构，也都在不同程度上涉及出版相关业务。

(一)图书业发展情况

柬埔寨出版业具有自身独特的风格：一是各语种都占有一定的市场份额，英、法、中三个语种的图书在书店均有销售，各有其特定的读者群体;二是对外来文化的包容程度也比较高，颇有兼收并蓄、为我所用的架势。

目前，柬埔寨境内比较重要的出版机构有：高棉出版社，该社致力于为柬埔寨出版业探索道路，制定行业标准。柬埔寨教育部印刷厂，是柬埔寨最大的官方教育出版机构，隶属于柬埔寨教育青年与体育部。柬埔寨佛教协会印刷厂，专门从事高棉语研究，出版各种柬文图书。Sipar出版社，是极具实力的童书出版社，已出版图书逾180种，发行量超230万册，多次获得国际儿童读物联盟奖项。

从出版门类来看，柬埔寨市场上主要有四类出版物。

教材与教辅类图书。这类图书占据了较大的市场份额。除柬埔寨教育部印刷厂外，柬埔寨教育青年与体育部也与一些出版社和机构合作，推动教育图书的出版和印刷工作，如为柬埔寨小学生撰写扫盲教科书，培养小学生的读写能力和阅读习惯，颁布图书馆标准和阅读活动指南等。

文学类图书。20世纪90年代以来，柬埔寨文学得到恢复和发展，诗歌、小说、戏剧、散文等题材不断涌现。男性读者更愿意阅读反思历史、讲述战后生活、思考腐败问题的小说。爱情和宗教题材的本土小说，以及翻译成柬文的韩国小说则广受女性读者的喜爱。柬埔寨书展、高棉文学节、贡布作家和读者节、努·哈奇文学奖、湄公河文学奖等一系列活动和奖项评选也为鼓励柬埔寨原创文学出版的发展作出了贡献。

少儿类图书。随着柬埔寨对教育重视程度的提高，少儿类图书也蓬勃发展起来。加强母语学习，提高儿童读写能力，是柬埔寨政府推进的重要项目。柬埔寨教育青年与体育部、亚洲基金会和其他合作伙伴合作推出了“每天阅读计划”(Read Everyday)。这项全国性的阅读运动旨在进一步培养全体柬埔寨人，尤其是儿童的阅读习惯，使他们形成终身学习的好习惯。

学术类与专业知识类出版物。柬埔寨的政府教育部门及民间组织通过多项举措来推进学术出版，如举办研讨会和学习班，培训年轻译者的学术专著翻译能力，出版外文版和柬文版研究材料等。高棉研究中心致力于柬埔寨高等教育的发展，尤其注重出版和传播柬文版的柬埔寨和东南亚主题学术图书。该中心已出版的柬文版学术图书包括“东南亚研究系列”(已出版6册)、柬埔寨研究杂志《知识之轮》(Siksacakr)、学术会议专著和报告等。2005年，柬文版的大卫·钱德勒(David Chandler)著作《柬埔寨史》(A History of Cambodia)出版，首发6个月之后重印，至今仍是常销书。这些学术入门类图书定价在7美元左右，学术专著的价格则在10—20美元。

(二)报刊业发展概况

柬埔寨报刊业的发展速度远超书业。到2019年，柬埔寨境内共有274种报纸、27种期刊，发行量较大的包括《柬埔寨之光》《人民报》《柬埔寨和平岛报》《金边邮报》《高棉时报》等。中文报纸有《华商日报》《柬华日报》等5份。柬埔寨政府门户网站是柬埔寨主要官方网络媒体。根据柬埔寨独立媒体研究中心(Cambodian Center for Independent Media，简称CCIM)的资料，《柬埔寨和平岛报》是该国最受欢迎的报纸，其网站也是柬埔寨最受欢迎的网站之一。拥有2%印刷品份额的《罗望子树报》(Deum Ampil Daily)网站也在当地十大网站中占有一席之地。

数据显示，仅有11%的柬埔寨人阅读杂志或报纸，或两者都读。因此，柬埔寨报业同样面临着发行量持续下滑、受众流失、印刷成本提高等挑战。柬埔寨的报刊业正在经历从传统纸媒向科技化、网络化的快速转型，以抵消平面媒体持续下滑造成的经济损失。

国际标准刊号(ISSN)官方网站显示，柬埔寨目前仍为非成员国，目前能够在该网站检索到的已登记国际标准刊号的柬埔寨报刊仅有10个。

(三)数字出版

柬埔寨政府十分重视数字技术发展，这给柬埔寨的数字出版带来了机遇。目前，柬埔寨的数字阅读产品以免费内容居多，每个用户平均收入为1.8美元，较之全球每个用户平均收入14.2美元还有比较大的发展空间。一项对柬埔寨数字出版发展的预测显示，2020年其数字出版业务收入将达到700万美元，且预计将以每年10.7%的速度增长，2024年的市场规模将达到1100万美元。柬埔寨数字出版的最大细分市场是电子书，2020年市场规模将达到300万美元。数字出版渗透率预计在2020年为15.0%，2024年将增长到19.5%。

在图书馆的数字发展方面，多数图书馆都配备有电脑和数字编目。参议院图书馆设有电子图书馆，网民可登录官网查阅数千本电子书，注册后即可免费阅读。洪森图书馆设有教育资源中心数字馆藏网站，馆藏主要为幼儿教育至高等教育的研究和历史文献。其开发目的是为了满足柬埔寨金边皇家大学教育硕士课程研究需求，以及供柬埔寨教育青年与体育部、国际组织、非政府组织等机构研究柬埔寨教育政策。

得益于对教育的重视和对数字技术发展的支持，柬埔寨涌现出一大批线上学习产品，例如：开放教育资源(Open Educational Resources)网站、“一起阅读”(Let’s Read)数字图书馆、“小安学高棉语”(Anh Khmer)早期阅读应用软件、“智慧图书”(Smart Books)电子书应用软件等，覆盖了从学前教育到高等教育的常见学科。

(四)相关法律法规

柬埔寨现行的与出版相关的法律主要有《知识产权法》《新闻法》《版权法》等。近年来颁布的与版权相关的法律法规还有：2003年颁布的《版权与相关权利法》《立即停止所有侵犯版权和邻接权行为的宣言》，2016年颁布的《集体管理组织的宣言》《关于版权侵权的通知》等。①

1.《新聞法》

1995年，柬埔寨颁布《新闻法》。该法“确定了新闻体制，并根据《宪法》第31条和第41条，确保了新闻自由和出版自由”，概述了新闻工作者的详细权利和责任，包括建立新闻工作者协会的权利。该法还规定必须“严格遵守高棉语言的语法规则”和“禁止发布淫秽文字或图片以及带有暴力色彩的文字内容”。出版社或报刊负责人必须在正式出版前30天在柬埔寨新闻部(Ministry of Information)注册并提供详细信息。

该法明确规定，柬埔寨每个公民或法律实体，最多只能注册两份柬文报纸。外国人所拥有的报刊数量，不得超过柬埔寨柬文报刊总量的20%。

2.《知识产权法》

该法于2003年通过实施，旨在保护符合本法律规定的条款及发明专利合作条约，以及在柬埔寨注册获得专利证书的发明、模型及工业设计图案等。该法首次对柬埔寨的知识产权保护进行了较为全面的界定，并明确了在实操过程中，面对多种法律并行、口径不一的情况，首先应以国际公约的条款作为判断依据，在其他法律与《知识产权法》相悖的情况下，以该法为准。该法为柬埔寨国内知识产权纠纷案件的裁决提供了比较明确的标准。

3.《版权与相关权利法》

该法旨在提供对柬埔寨作品的版权保护，同时也确保柬埔寨公民能够拥有最大限度的权利获取来自海外的作品。该法规定作者对其作品享有可针对任何人行使的专有权，包括精神权利和经济权利。作者的精神权利永久有效，不可剥夺，且不得扣押或设定追溯期限。作者的经济权利是指通过授权复制、公开发表或创作衍生作品等，实现其作品价值的专有权，经济权利保护自作品创作完成之日开始，至作者去世后50年终止。其第18条规定，根据1992年联合国柬埔寨临时权力机构②颁布的《刑法和程序》(第48条)，禁止盗用涉及《伯尔尼公约》所定义的版权。

必须注意的是，柬埔寨于2004年成为世贸组织《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议》(Agreement on Trade-Related Aspects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简称TRIPS)的成员国，理论上应当遵守《伯尔尼公约》，同时也要对源自其他成员国的作品版权给予与对本国国民同样的保护。但是，柬埔寨作为最不发达国家加入世贸组织时，已经获准推迟履行相关义务。最迟期限是，柬埔寨必须在2021年7月1日之前履行《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定》(例外情况除外)，从而履行《伯尔尼公约》的主要标准。这是根据世贸组织《关于有利于最不发达国家措施的决定》第66.1条所规定的过渡期的延长，该条款将最不发达国家应在2013年起遵守相关协定的截止日期延长了8年，这也是对柬埔寨的第二次延长期限。

4.其他法律法规

根据法律规定，出版者必须将每期杂志或报纸的6份副本呈交给柬埔寨新闻部，另外再向柬埔寨国家图书馆提供两份副本。但是，两个机构所收藏的已出版报刊都并不完整。

1989年，柬埔寨部长会议通过了关于文化作品付酬的第17号法令，明确规定使用作品者应按当时的信息和柬埔寨文化艺术部以及财经部(Ministry of Economy and Finance)确定的支付比例支付给权利人，即稿费或版税。

二、中柬出版业合作交流情况

(一)中柬合作出版与文化交流

20世纪末，我国陆续出版了第一部内容较全面的《柬汉辞典》，以及《柬埔寨语语法》《柬埔寨语口语教程》等语言教程，以及《柬埔寨文学简史及作品选读》《柬埔寨现当代文学作品选读》等文学研究类图书。2017年以来，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等一批国内出版社陆续向柬埔寨输出《选择：中国与全球治理》《文化复兴：传统文化的现代价值》《全面依法治国新征程》《京剧知识词典》等精选图书的柬文版，供柬埔寨广大读者阅读。同时，以外研社为代表的中国出版社也陆续译介了《首相洪森：柬埔寨政治与权力40年》《柬汉词典》《西哈努克画传》《神奇的丝路民间故事：柬埔寨民间故事》等一批柬埔寨优秀出版物，受到中国读者欢迎。

2019年，习近平主席在亚洲文明对话大会上提出“实施‘亚洲经典著作互译计划’”，凤凰出版传媒集团以江苏省委宣传部“中柬互译项目”为依托，积极推动中柬经典作品的版权交流。2019年2月，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在柬埔寨金边举办“感知中国·江苏文化周”，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作为中国出版界代表，在“感知中柬文化魅力”赠书活动上，向柬埔寨高棉出版社社长赠送“中柬互译项目”首批作品：柬埔寨名家涅·泰姆的《珠山玫瑰》和中国作家苏童的《万用表》。2020年，由江苏凤凰少年儿童出版社承担的第二期“中柬互译项目”编校工作已经完成，中国首位国际安徒生奖得主曹文轩的名作《青铜葵花》和柬埔寨儿童文学代表作品《小女孩兰娜》即将与两国读者见面。

中柬关系发展学会是柬埔寨重要的对华文化交流机构。协会成立于2010年，前会长克罗缇达(Khlot Thyda)是柬埔寨皇家科学院前院长，也是洪森首相私人顾问。学会宗旨是与中国友人共同努力，提高中柬关系研究成果的质量，增进两国人民的友谊。学会多位成员为柬埔寨参众两院重要官员，与當地企业合作开展多项中柬文化、体育及慈善活动。克罗缇达也因此荣获2012年度第六届中华图书特殊贡献奖。截至2018年底，该学会已经出版关于中柬友谊的《从三国到西哈努克》，周达观的《真腊风土记》(该书对当代及现代研究真腊及吴哥窟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是现存与真腊同时代者对该国的唯一记录)，以及《西哈努克亲王(1922—2012)》等图书。

(二)文化机构落地柬埔寨

中柬两国的交流合作不断深化，在教育文化方面的合作日益深入，孔子学院陆续成立，柬语报刊、书店不断设立，“凤凰书架”等品牌示范项目悄然落地，这些文化项目，为促进两国的繁荣发展，增进两国人民的友谊与合作作出了重要和积极的贡献。

1.教育文化合作不断深入

2009年成立的柬埔寨皇家孔子学院是全球最大的孔子学院之一，年招生规模逾1.2万人。该孔院致力于在柬埔寨推广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积极开展面向柬埔寨官员、企业、社会的汉语教学，并配合中柬建交60周年，积极承担《习近平治国理政》第一卷的翻译审校工作。2017年4月11日，该书柬文版在柬埔寨首都金边举办了首发式，成为中柬友好合作关系史上的一件大事，为增进柬埔寨对我国文化的正面认知，推动中柬出版合作作出了积极的贡献。2018年12月，国立马德望大学孔子学院正式挂牌，成为柬埔寨的第二家孔子学院。经过近两年的运作，孔子学院在促进柬埔寨高等教育质量提升和向普通民众教授汉语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

2.柬语报刊、书店不断设立

2011年8月30日，柬文《高棉》杂志创刊，成为云南省政府新闻办主办、中国唯一在柬发行的柬文外宣杂志。2011年10月，云南新知集团在柬埔寨设立新知图书金边华文书局。2014年12月，中国文化部、云南省和新知集团共建的柬埔寨金边中国文化之家正式揭牌。2015年2月，云南日报报业集团设立金边办事处，并与《柬埔寨之光》报社签约，共同创办《柬埔寨之光·美丽云南》柬文版新闻周刊，暨发行柬文《高棉》杂志之后成为全国省级党报中首家实现在柬埔寨落地出版的新闻周刊，通过丰富的新闻资讯向柬埔寨读者展示中国的发展现状。2015年7月，由中国驻柬大使馆出资筹划、新知图书金边华文书局负责实施建设的“大使图书角”举行授牌仪式。

3.“凤凰书架”成为示范项目

2019年12月，凤凰出版传媒集团与柬埔寨皇家科学院孔子学院签署协议，“凤凰书架”正式在柬埔寨金边落地，首批捐赠400册图书，涵盖两国文学、中国历史文化、科技创新、当代中国等类别。“凤凰书架”是由凤凰集团发起建设的品牌文化交流项目，选取海外重要文化机构作为共建合作伙伴，精选凤凰版精品图书在图书馆(室)陈列，为当地读者了解中国以及中国文化提供阅读便利，并适时组织凤凰作家赴现场，通过“阅读中国”沙龙等活动形式与当地读者互动交流，共同品读中国文学及文化故事。

三、未来合作空间及合作建议

2021年是“十四五”规划开局之年，也是中国共产党建党100周年。我国将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十九届五中全会对我国“十四五”时期发展作出全面规划，并正式公布《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中国出版业应紧紧围绕全会精神，研判错综复杂的国际形势，增强机遇意识和风险意识，积极推动中柬出版合作走向深入。

(一)提高政治站位，深刻认识对柬出版合作的重要意义

第一，中柬合作具有坚实的政治互信基础。2020年2月，柬埔寨首相洪森在我国新冠肺炎疫情最严重时访华，表达了对中国政府和人民抗击疫情的大力支持，用实际行动诠释了中柬命运共同体的牢不可破。第二，中柬两国经贸合作更加深入。2020年是中柬建立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10周年和签署中柬命运共同体行动计划1周年。中柬两国曾于2017年商定2023年双边贸易额达到100亿美元的目标，随着中柬自贸协议的签署，这一目标有望提前实现，推进双边经贸关系达到新高度。第三，柬埔寨经济增速明显。随着经济稳步发展，柬埔寨连续8年国内生产总值增速超过7%，位列东南亚国家之首，被誉为“亚洲经济新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国际机构预计，未来几年柬埔寨仍将实现高速增长。第四，柬埔寨对华态度友好。总体来说，其媒体对中国疫情的报道基本上是客观中立的，对中国形象的刻画也以正面为主。

在后疫情时代，中国出版业应顺应国家大势，继续推进与柬埔寨的出版与文化合作，助力柬埔寨的经济恢复和社会发展，化疫情之“危”为发展之“机”。

(二)明确工作重点，有的放矢打造符合需求的精品图书

一是根据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实施“亚洲经典著作互译计划”的有关要求，以“中柬互译项目”为依托，积极推动经典图书的版权输出，逐步形成规模效应。二是积极推动弘扬反映中国最新发展成果和优秀传统文化的图书的版权输出，向柬埔寨读者展现中国风采，增进对中国的了解。三是围绕“产业扶贫和乡村振兴”，打造一批讲述中国脱贫致富经验的精品图书，向柬埔寨宣介中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伟大成果，通过借鉴中国的成功经验，探索适合自身发展的扶贫方式。四是在职业教育及职业培训领域开展深入合作，依托“鲁班工坊”的建设需求，从机械加工技术、机电一体化技术、通信技术等专业着手策划职业教育培训教材，为柬埔寨培养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

(三)加强能力建设，努力提升海外运营水平

一是要加强与柬埔寨主流出版机构的合作。要展现全面、立体、真实的国家形象，就要把我国优质的原创内容与柬埔寨主流出版机构的优势、当地市场的需求有机结合起来，就出版领域的全面深入合作达成共识。二是与柬埔寨的高校、文化机构建立合作关系，发力打造新品种。三是积极进行中柬合作出版和国际组稿，联合中柬作家的力量，打造一批拳头产品，储备一批符合两国读者阅读需求的重点选题。四是在建设实体书店、书架的基础上，尝试数字化运作，研发推广线上书店、书架、双语有声书APP等。2020年，席卷全球的新冠肺炎疫情严重影响了各国之间的人员往来，但得益于数字通信技术的支撑，中柬互利合作在疫情下始终向前推进。

(四)提升宣传水平，放大国际传播效应

要实现中国图书在柬埔寨市场的销售和有效阅读，必须在宣传推广方面持续发力。总体原則是既要符合国际传播规律，也要符合我国外宣需要。一是要研判疫情不确定性的影响，积极关注甚至在有条件的情况下参加各类线上线下展会和文化活动，如柬埔寨书展、高棉文学节、贡布作家和读者节等，了解柬埔寨读者的真实需求，以便对症下药。二是要重点关注努·哈奇文学奖、“小说与叙事诗创作大赛”等柬埔寨重要文学奖项活动，关注柬埔寨现代文学发展趋势，为推动中柬互译项目提供优质选题资源。三是要加快提升宣传推广能力。与柬埔寨的主流媒体资源逐步建立起良好的合作关系，借助《金边邮报》《高棉时报》《柬华日报》等传统媒体渠道，柬新社、今日吴哥等微信公众号等新媒体渠道，开展全方位立体式宣传报道，传递中国出版人、作者、翻译家、评论人从不同角度的发声，宣传我国的国际出版理念。

随着柬埔寨经济稳步发展和国民受教育程度逐渐提高，柬埔寨出版业的未来发展前景可期。柬埔寨将于2021年正式加入《伯尔尼公约》，政府部门对出版业的管理也日渐趋于规范。中柬两国的文化出版交流有望产生更多良性互动，诞生更多更高效的合作模式。

注 释：

①Law on Copyright and Related Rights- 2003-[English，Khmer];Prakas(Declaration)on Immediately Stop All Infringement of Copyrights and Related Rights-2003-[Khmer];Prakas (Declaration] on Collective Management Organization-2016-[Khmer];Notification Regarding Copyright Infringement—2016—[Khmer]

②联合国柬埔寨临时权力机构(United Nations Transitional Authority in Cambodia)是联合国在1992—1993年期间存在于柬埔寨的联合国维和行动组织。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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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刘亚萍，等.柬埔寨国情报告(2015—2016)[M].北京：经济管理出版社，2018.

[3]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中国驻柬埔寨大使馆经济商务处，商务部对外投资和经济合作司.对外投资合作国别(地区)指南：柬埔寨(2019年版)[EB/OL].http：//www.mofcom.gov.cn/dl/gbdqzn/upload/jianpuzhai.pdf

[4]Jarvis， Helen; Afranis，Peter;et al.Publishing in Cambodia-A Survey and Report.Phnom Penh：Commissioned by the Publishing in Cambodia Project Co-Sponsored by the Center for Khmer Studies， Reyum Institute & the Toyota Foundation.2002.

[5]黎国权.2018年柬埔寨文化发展报告[R].//东盟文化发展报告(2019).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9.

[6]黎国权.2017年柬埔寨文化发展报告[R].//东盟文化发展报告(2018).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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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杨锡铭.越南老挝柬埔寨华侨华人史话[M].广州：广东教育出版社，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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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陈世伦，王一苇.媒体报道框架与中国海外形象建构——以柬埔寨主流媒体对“一带一路”倡议报道为例[J].广西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41(1).

[12]The National Library of Cambodia.Cambodia Books in Print/Vol 2. Phnom Penh，2007.

(作者单位系江苏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作者：刘沁秋 徐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