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动价值论认识论文

[摘要]改革开放的实践证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随着时代发展而不断丰富和完善的开放性科学理论体系。深入了解马克思劳动价值论内涵，正确剖析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理论研究现况，是进一步推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的重要途径。今天小编为大家精心挑选了关于《劳动价值论认识论文 (精选3篇)》，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劳动价值论认识论文 篇1：

利用劳动价值论深化对科学劳动的认识

【摘要】本文关注十七大报告中关于收入分配制度的论述,着重分析了当前我国倡导的科技研发这一生产要素,使用马克思价值理论研究了科学劳动的价值创造问题与价值分配的量化问题,并且通过对科技产品使用价值的描述加强了对技术要素的理解与认识。

【关键词】收入分配 科学劳动 科学技术

1 导言

在党的十七次代表大会上,胡锦涛代表党中央提出了深化收入分配体制改革,增加城乡居民收入的方针,决定坚持和完善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健全劳动、资本、技术、管理等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的制度。[1]这表明自我国十五大建立了以劳动、资本、技术、管理等生产要素按贡献分配的收入分配制度之后,在十七大我国全面完善并且强调了这套新的收入分配制度。

近日,省部级干部中央党校研讨班上,胡锦涛同志发表了要毫不动摇地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讲话,在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问题上他提出8点意见。而排在第一位的便是“按照优化需求结构、供给结构、要素投入结构的方向和基本要求,加快调整国民收入分配结构”。可以说收入分配制度已经成为了我国经济结构变革以及经济发展过程中的头等大事,那么按照马克思主义劳动价值论对新的收入制度的理解便有了新的必要。

回顾一下我国收入分配制度的变革历程: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我国掀起了一场以激励机制的改革和分配制度的变革为开端的改革开放浪潮,第一阶段为1978年到1987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以农村改革为突破口,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打破了长期以来实行的平均主义大锅饭的分配方式,这一阶段主要恢复了社会主义按劳分配的原则;第二阶段为1987年到1992年,提出了多元分配格局的理论,在分配问题上第一次提出了实行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其他分配方式为补充的分配制度;第三阶段是2002年以后,形成了多元的分配格局。提出了初次分配注重效率,再分配注重公平,确立劳动、资本、技术和管理等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的原则,完善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2]

1954 年斯大林版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倡导按劳分配,即每个工作者从社会产品中得到的份额取决于他的劳动数量和质量。而其所创造的价值正是劳动质量相同条件下由劳动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即劳动的数量决定的,那么按劳分配的规律其实正是一个价值分配的规律。

经济活动过程是社会财富的创造过程,参与经济活动的各方如何分享创造出的财富,是分配要解决的问题。[3]因此劳动价值的创造和价值分配问题,对我们正确认识马克思主义劳动价值理论,构建科学的价值分配制度具有重大意义。

考虑到科学技术在现今社会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在经济生产中的比例也逐步超过传统操作性劳动,本文着重针对收入分配中技术这一生产要素进行分析,利用劳动价值理论探讨科学技术劳动的特征与价值创造,并分析适应新社会主义收入分配制度的对技术要素贡献的分配特点,加深对科学劳动的认识,并根据对技术要素的理解深入对我国收入分配制度的理解。于是,利用马克思主义劳动价值论对科学劳动进行深入的分析不仅可以更好的对马克思理论体系进行新时代的内容理解,更可以加深对我国经济变革方针的理解。

2 技术要素与价值创造

在当代社会主义社会,价值是由总体工人的劳动共同创造的。在价值创造过程中,科学技术劳动者创造的价值多,相比直接操作劳动者相比贡献大,那么科学技术劳动者获得相适应的报酬,正是贯彻了我国当下按劳分配为主的原则。[4]然而对科技创造价值的讨论离不开对科技本身创造价值还是科学劳动创造价值这两个概念的界定。学界也有着对这两种看法的争论,一些学者甚至产生了对马克思劳动价值理论的怀疑。

2.1 技术本身无法创造价值

一些理论认为,科技本身能够创造价值,他们认为生产过程中投入的活劳动不变,如果采用了先进的科学技术,从而使生产的价值量增加了,该理论就认为其增加的价值量是科学技术创造的。[5]该理论颠倒了价值和使用价值的概念。把由于技术进步而导致的劳动生产力的提高,使单位时间内生产的产品数量增加或使用价值的增加,理解为价值量的增加。

另一个理论认为知识是价值的源泉,社会进入了知识创造价值的时代,称为知识价值论。知识价值论最早是20世纪80年代初期,美国的约翰·奈斯比特在其著作中提到的:“在信息社会里,知识是最重要的因素。知识具有合作增强的作用,整体的值要大于各部分的和。在信息经济里,价值增长不是靠劳动,而是靠知识实现的,知识是一种完全不同类型的劳动。”[6]于是知识价值论者认为马克思由于所处的时代原因,工业生产为主,阶级革命为目的马克思劳动价值理论失效了。[7]但其实根本原因在于他们没有理解马克思的本意。虽然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科学知识在物质生产中的作用越来越突出了,但是决不能由此证明知识创造价值。如果离开劳动者本身,知识单纯是无法产生价值的。那么价值产生于活劳动的凝结,知识本身是无法创造价值的。但是同时需要注意的是,知识可以作为一种有机组成部分,构成人脑力的一部分,在人的脑力和体力的耗费过程中创造价值[8],不过那时知识已经依附于劳动者本身了。

其实对于这一点,马克思已经在资本论中明确指出过,他认为,再先进的科学技术成果也不会改变其物化劳动的性质,作为物化劳动,它不能创造价值,价值只能是一般人类劳动的凝结。他说:“机器与工场手工业中的简单协作和分工不同,它是制造出来的生产力。机器具有价值;它作为商品进入生产领域,在那里,它作为机器,和为不变资本的一部分而起作用。机器和不变资本的任何一部分一样,把它本身的价值加到产品上,也就是说,它使产品由于加入生产它本身所需要的劳动时间而变贵。”[9]也就是说,科学技术成果不会创造新的价值,只能转移自身的价值。

2.2 科学劳动创造价值

科学劳动一词是马克思提出的,他指出,随着大工业的发展,直接劳动在量的方面降到微不足道的比例……同一般科学劳动相比,同自然科学在工艺上的应用相比……却变成一种从属的要素。[10]这就是说,随着大工业的发展,商品价值中来自直接劳动的部分降低到微不足道,商品价值主要取决于科学技术及其在生产中的应用。马克思所说的“一般科学劳动”,是指掌握了一般科学技术知识的劳动者的劳动。

科学劳动本质是脑力劳动。脑力劳动的耗费是抽象劳动支出的一种形式。于是科学劳动创造价值是劳动价值论一个规范的体现。

但是科学劳动创造的价值跟普通操作性劳动所创造的价值大不一样,科学劳动创造价值的特殊性表现在如下的几个方面:[11]科学劳动是一种以脑力劳动为主的复杂劳动,科学劳动不是一般的脑力劳动,而是一种以脑力劳动为表现形式的高智力劳动;科学劳动是一种知识积累型劳动,科技成果一般不是少数人或者一两代人的劳动结晶,通常是人类长期摸索、配合协作的结果;科学劳动的成果一般是非物质产品,科技成果与一般生产的重要区别便在于科技成果不能像生产成果那样是真实可见的物质产品;科学劳动的使用价值与价值具有相对性,根据适用范围与使用目的的不同,可以发挥不同的特定效用。

而马克思劳动价值理论中对科学活动作为劳动的性质给了我们一个解决的思路。在资本论第一卷中,马克思提出了关于“总体工人”的范畴。他说:“产品从个体生产者的直接产品转化为社会产品,转化为总体工人即结合劳动人员的共同产品。总体工人的各个成员较直接的或者间接地作用于劳动对象。因此随着劳动过程本身的协作性质的发展,生产劳动和它的承担者即生产工人的概念也就必然扩大。为了从事生产劳动,现在不一定要亲自动手;只要成为总体工人的一个器官,完成他所属的某一职能就够了。”[12]那么按照总体工人的观点,企业里的工程技术人员较间接地作用于劳动对象,那么工程技术人员作为“总体工人”的一部分,完成的是总体工人的智力劳动部分或为生产提供目的方式,他们的劳动当然也是创造商品价值的生产劳动。

一种劳动,如果它的生产劳动的性质已经确定,那么这种劳动在什么地点进行,是不会影响劳动的性质的。既然工厂里的技术人员是总体工人的一部分,那么作为独立部门的研发活动当然可以进行地点上的转移,随着分工的进一步发展,科技研发部门逐渐分离成为独立的法人后,他们仍然是企业生产性的总体工人的一部分,是创造价值的生产劳动。

3 科学技术成果的价值决定

3.1 科学技术成果的价值

科学技术商品的生产是一次性的,是不能重复进行的,产品也始终是一个。如果有几个单位同时进行同一个课题的研究,只有首先取得成功的单位才对该项技术拥有所有权,其他单位则是竞争的失败者,他们的劳动单就局部来看,是无效的,这种无效的劳动无法和有效劳动直接并列来求平均值,因此科学技术产品只存在个别劳动时间,不存在普通意义上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

于是有学者认为衡量的方式可以采用计算发明过程中所使用、耗费掉的其他各种物质商品的价值的总和方法。[13]但是显然无法解决的是在发明过程中耗费掉的商品价值不一定完全转移到科技成果产品中,而且科技成果产品的价值往往大于期间科技人员的生活资料与研究用品价值。

纵观各种学者的研究,笔者认为赵学清老师提出的科学技术成果的价值决定方法最为清晰可行,他认为科学技术商品生产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是由科学技术劳动的生产能力和社会需求共同决定的,即生产能力与社会需求共同决定了科技商品的价值。[14]

根据马克思提出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两种含义,科学技术商品生产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也同样需要考虑两层含义:

一是考虑当时科学技术发展的总体水平及该课题研究的现实价值和潜在价值。因为作为“总体劳动”的产品,科研成果是直接以及间接参与的所有研究者的共同成果,那么尽管最终成功者只有一个,但是所有参与研究的人员的劳动都应该得到承认。那么在计算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时,应该是所有成功与不成功的科研人员的劳动时间的加权平均值。用社会总体耗费在取得科研成果的劳动时间除以社会科研成功者们所共耗费的劳动时间得到一个系数a,那么对于个别科研项目来说,该科研成功者所耗费的个体劳动时间p上升为社会必要劳动时间q需要乘以系数a并乘以复杂劳动系数b,即q=p*a*b。

二是考虑某项科学技术劳动在社会总体需求中的水平,即通过社会对某产品的需求来分配该行业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设社会总科学技术劳动时间为s,分配给某类科学技术研究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为r,全社会科学技术研究总类数为o,则某类科学技术研究所分得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在社会总科学技术劳动时间分配中的水平c=(r*o)/s。设社会总劳动时间为T,全社会行业总数为N,分配给某行业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为U,那么某行业分得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在社会总劳动分配中的水平d=(U*N)/T。

那么综合两方面的考虑,该科研成功者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q=a*b*c*d*p。[15]这其实正是科学劳动产品价值的量化表现,而我国科技人员的收入分配正是可以以此为一个思路来参考进行衡量的。

3.2 科学劳动成果的使用价值

商品都具有使用价值和价值的二因素,使用价值是商品的自然属性,是永恒的范畴;价值是商品的本质属性,是历史的范畴。价值的创造不可能离开使用价值的创造。

虽然我们知道科学劳动成果本身并不创造价值,但是科学劳动成果的作用非常巨大,在生活生产中大大促进了社会的发展,概括一下科技劳动成果的使用价值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作为先进生产那要素提高劳动生产率,使同样的时间内生产出的产品数量有所增加。二是提高劳动者素质,使简单劳动转变为复杂劳动,从而使劳动者在相同时间内创造更多价值。三是为企业获得超额剩余价值创造条件。

前两方面较好说明,第三方面利用马克思劳动价值理论可以这样理解:由于企业在本行中率先使用先进的科学技术,从而使本企业生产的产品的个别价值小于社会平均价值,获得一般企业不能获得的超额剩余价值。这部分超额剩余价值的来源不是来自本企业劳动者做的更多的劳动,而是由于采用了高科技成果使企业的劳动生产率提高到了社会平均水平以上。超额剩余价值会维持一段时间,直到同行业其他企业效仿进行科技创新使整个行业的生产率重新回到统一。

追求超额利润使得企业不断追求技术的进步,进行科技研发,而整个行业所有企业的同时科技研发便推动了社会的发展。我国十七大提出倡导科研的“创新型国家”新型发展战略正是希望以此来推动经济发展,拉动产业升级。

4 总结

本文利用马克思劳动价值理论对科技产品以及科学劳动进行了分析,更加深入的理解了作为一个劳动产品非物质化,劳动性质复杂化,劳动力人才的特殊化的科学技术生产要素。通过分析修正了一些以往学者的论述的错误,指出科技本身并不能创造价值,而创造价值的是科学劳动。

而通过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研究范式,更加清晰了技术要素在生产中所处的地位和作用,充分理解到了我国目前施行创新型国家发展战略的必要。并且针对讨论了科学技术产品的价值与使用价值。根据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两种提法进行了对科技产品价值的量化,可以给我国按生产要素贡献分配制度中对科研人员的收入报酬的分配执行上一个参考思路。

参考文献

[1] 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解放军出版社,2007年10月,37页.

[2] 汤益诚,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收入政策的演进,理论视野,2004年第一期,20页.

[3] 吉宏,刘静,杨太康,生产力视角下价值创造和价值分配的理论分析,求实,2008年10月,33页.

[4] 赵学清,劳动与劳动价值新论,解放军出版社,2002年10月,11页.

[5] 卢希悦,科学技术是创造价值的巨大源泉,经济科学出版社,2002年,27页.

[6] 约翰·奈斯比特,大趋势,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15-16页.

[7] 刘冠军,科技时代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困境与出路,学术界,2008年3月,19-20页.

[8] 杜月昇,价值与劳动,中国经济出版社,2003年12月,300-301页.

[9]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7卷,人民大学出版社1980年版,第364页.

[10]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下册,人民大学出版社1980年版,第212页

[11]徐伟平,劳动价值论的深化与发展,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2年12月,219-221页.

[12]资本论,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556页.

[13]王峰明,马克思劳动价值论与当代社会发展,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年9月,115页.

[14]赵学清,劳动与劳动价值新论,解放军出版社,2002年10月,117页.

作者：章通

劳动价值论认识论文 篇2：

深化马克思劳动价值论认识推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

[摘要]改革开放的实践证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随着时代发展而不断丰富和完善的开放性科学理论体系。深入了解马克思劳动价值论内涵，正确剖析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理论研究现况，是进一步推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的重要途径。

[关键词]劳动价值论;深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启示

胡锦涛主席在七一讲话中强调：“中国共产党人坚信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是颠扑不破的科学真理，坚信马克思主义必须随着实践发展而不断丰富和发展，从来不把马克思主义看成是空洞、僵硬、刻板的教条。马克思主义，理论源泉是实践，发展依据是实践，检验标准也是实践。任何固守本本、漠视实践、超越或落后于实际生活的做法都不会得到成功。”改革开放30多年以来所取得的伟大成就就是以实践证明了：要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社会，就必须将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具体实际相结合，走自己的道路。因此对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研究也必须紧跟时代步伐，只有不断创新和发展对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认识，才能以敏锐的视角、突破性的思维来适应时代的需要、迎接时代的挑战，从而又好又快地推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

一、马克思关于劳动价值论的论述

要深化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认识，我们就得知道什么是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经典劳动价值论认为是劳动创造价值，在这里马克思指出劳动是价值的唯一源泉。首先，价值的本质是无差别的一般的人类劳动在商品中的凝结，价值的形成实体是抽象劳动。只有人类劳动才会凝结成价值。土地、 机器设备、自然资源等非劳动要素，都不是价值的源泉。其次，商品的价值量由生产该商品的劳动量即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生产商品的劳动量是衡量商品价值量大小的唯一尺度。商品的价值量与生产该商品的劳动量成正比，与生产该商品的劳动生产率成反比。商品价值量的变化，是由劳动量的变化引起的。劳动生产率的改变，并不直接改变商品的价值量，而只是改变生产单位商品所需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进而影响到单位商品的价值量。第三，马克思认为，无论是剩余价值，还是它的表现形式利润、利息、地租，其来源都是雇佣工人的利息剩余劳动。工人的剩余劳动是产生剩余价值的唯一的源泉,并且雇佣劳动与生产的各个方面、各种条件、各种因素密切有机地结合,最终实现剩余价值，完成资本循环过程,使资本家实现资本的增值。

二、现阶段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理论创新

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础,是马克思在批判继承古典的经济学劳动价值论的基础上创立的,是一个完整的科学的理论体系,一百多年来的实践证明,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基本观点是科学的。但自马克思发表《资本论》以来,世界经济领域发生了很大变化,科学技术的进步,资本主义的新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使劳动形态商品形式和财富构成发生了重大变化。同时出现了许多新经济现象，如第三产业的发展等。这就给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提出了新的任务和挑战。正如江泽民同志指出:“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资本主义社会的劳动和劳动价值的理论,揭示了当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运行特点和基本矛盾。现在,我们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当时所面对和研究的情况有很大的不同，我们应该结合新的实际,深化对社会主义社会劳动和劳动价值理论的研究和认识。”我国的理论界对劳动价值论也展开了激烈的讨论。有些观点给人一种耳目一新的感觉。下面简述一下几种比较有代表性的观点。

第一种观点认为物化劳动创造价值。物化劳动是创造剩余价值的主要源泉。创造发明等就是物化劳动，是创造剩余产品、剩余价值的主要源泉或主要力量。物化劳动是本期生产的，是本期活劳动的物化。这样，活劳动是本期的，物化劳动又是本期活劳动的物化，因此讲物化劳动创造剩余价值，归根结底还是活劳动创造的。一句话，它始终坚持活劳动是价值形成的唯一源泉。

第二种观点认为科学技术创造价值。活劳动是创造新价值的重要源泉，但不是唯一源泉，科学技术是创造新价值的另一重要源泉，特别是高新科学技术，是创造新价值和剩余价值的巨大源泉。科学劳动无论是在以单独形态出现的技术专利，还是渗透到生产资料中的物化了的知识力量，由于这种劳动既是前人大量复杂劳动的历史积累和长期凝结，又是经过大量复杂劳动的广泛协作和现实积累，所以它本身就蕴含着难以计量的大规模的人类复杂劳动，从而也是科学技术成为创造价值、新价值和剩余价值巨大源泉的内在原因。

第三种观点认为国家公务员、 政府机关、金融业、证券业等创造价值。有学者指出，当前理论界对马克思劳动价值概念的扩展是不彻底的，劳动价值概念应当做进一步的扩展。人们的各种正当、合法的生产劳动，包括一般认为的非商品生产劳动，只要它是创造使用价值的，那么它就创造价值。非商品生产的劳动，如金融业、证券业职员劳动也是创造价值的。国家公务员的服务是特殊性质的服务，虽然他们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商品，但是也创造价值。我国现阶段的社会经济体系中，不存在创造价值的劳动和不创造价值劳动的区别，价值概念进一步扩展为：凝结在社会产品、服务(有形的和无形的)中的一般人类劳动。

第四种观点认为服务劳动即第三产业等创造价值。“劳务价值论”指出，深化对劳动和劳动价值论认识的实质是要从物质生产领域拓展和深化到服务领域，确立服务业的劳动是生产性劳动。凡是能够满足人们某种需要的劳动，都是生产劳动。一二三产业部门提供的劳动成果都分别满足人们的不同需要，因而提供这些劳动成果的活动，都是生产劳动。服务业也是产业部门，从事服务业的劳动是生产性劳动，从而也是社会财富和价值的创造源泉。

三、深化劳动价值论认识对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启示

任何一种理论的创新都是为了指导行动实践，我们在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过程中所遇到的问题都需要理论的创新来指导。也正是我们理论界孜孜不倦地对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不断进行研究，有了我们这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所取得的伟大成就，充分表明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理论体系是一个随着实践发展而不断丰富和发展的开放的理论体系。那对劳动价值论的深化认识对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哪些启示呢?

第一要重视物化劳动的社会生产中的作用。物化劳动虽然不是价值的源泉，但它在生产中的作用是十分重要的。作为物化劳动的机器设备、原材料等生产资料转移价值的比重在不断增大。高科技设备的采用极大地提高了劳动生产率，在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不变的条件下，使单位劳动时间所创造的价值量快速增长。因此，物化劳动即以物的形式存在的机器设备、原材料等生产资料在社会生产中的作用是不容忽视的不能因为机器设备、原材料等非劳动生产要素不是价值创造的源泉就忽略其发展。

第二应该把生产商品和直接同生产商品相关的劳动都列入创造价值的生产劳动的范畴。现代劳动在形态上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服务劳动、科技劳动、管理劳动等创造的价值早已超过传统意义上的体力劳动而在社会生产中占有决定性作用。因此创造价值的服务劳动应该扩大范围，金融、保险、商业、电讯等服务劳动应列入创造价值的范围之内;企业中的管理劳动也属于创造价值的生产劳动。行业管理劳动或中介组织者的劳动，是生产商品的社会必要劳动的组成部分，也应属于创造价值的劳动;过去只把企业范围之内的科技劳动视为创造价值的生产劳动，这个范围太小。企业之外的科技劳动，包括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在内的全社会范围内的科技劳动，都应视为创造价值的生产劳动。这种对创造价值的生产劳动的范围扩大，既坚持马克思主义科学分析方法,又符合时代发展的要求,是对劳动价值论的科学发展,成功的将劳动的概念从只存在于物质生产领域扩大到了服务行业、科学技术行业和管理行业等。对生产劳动范畴的扩大，有利于我国正确认识社会价值的创造，对于经济制度和分配制度的制定有着重要的意义。

参考文献：

[1]李丽霞.《深化对劳动和劳动价值论认识的观点综述》[J].西安政治学院学报,2001(12)

[2] 邓海潮 李丽霞 秦红燕.《在实践中丰富和发展马克思的劳动和劳动价值论》[J]. 西安政治学院学报,2001(10)

[3]邓永华 刘萌.《劳动价值理论创新与发展研究述评》[J]. 合作经济与科技，2009(10)

[4]安鸣.《深化对劳动价值论的认识》[J]. 山西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04(10)

[5] 贾兴波 米晓霞.《劳动价值论的认识与深化》[J]. 赤峰学院学报，2009(11)

作者：赵晨宇

劳动价值论认识论文 篇3：

马克思对古典经济学劳动价值论的认识究竟是如何转变的

摘要：在马克思的经济学理论创立过程中，马克思对古典经济学及劳动价值论的认识是逐步深化的。这一过程本身究竟是如何发生和发展的，国内外学术界存在着不同看法。本文拟对马克思的这一理论认识和发展过程进行新的解读。

关键词：马克思;劳动价值论;古典经济学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是在批判资产阶级古典经济学的基础上逐步建立起来的。在这一理论创建过程中，马克思(包括恩格斯)对古典经济学价值理论的认识是逐步深化的，但对这一过程学术界存在不同的理解。

一、1844年上半年马克思真的完全否定了古典经济学的价值论吗

马克思是在批判黑格尔法哲学理论的基础上，得出了不同于黑格尔关于市民社会和国家、政治、法律的关系的结论后，转向政治经济学研究。具体来说，马克思是在1843年到巴黎编辑《德法年鉴》时开始研究政治经济学的。当马克思开始初步研究政治经济学时，他对古典经济学的看法更多地受到了恩格斯的影响。

大约在1843年底或1844年1月，恩格斯将他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以下简称《大纲》)寄给了作为《德法年鉴》杂志编辑之一的马克思。因而，在《德法年鉴》未出版之前，马克思就读到了恩格斯的这部著作，并做了详细的摘录。在1859年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马克思称恩格斯的这部著作是“天才的大纲”。后来，在1867年出版的《资本论》第一卷中，马克思再次援引了恩格斯的这本书。这些基本事实表明，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上的最初观点，包括他对古典经济学的最初态度明显受到恩格斯的影响。因此，我们有必要首先说明恩格斯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中是怎样评价古典经济学及其劳动价值论的。

在19世纪40年代，无论是恩格斯还是马克思，他们用“经济学”、“政治经济学”、“国民经济学”、“现代经济学”等不同术语指出的是所有的资产阶级经济学，他们都没有将“古典经济学”与“庸俗经济学”区别开来。马克思和恩格斯对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的理论做出的评价达到怎样合理的程度，是衡量他们自己在政治经济学理论上达到什么水平的重要尺度。《大纲》对政治经济学评价的总体倾向是否定的。恩格斯之所以否定政治经济学，是因为他认为，“政治经济学没有想到提出私有制的合理性的问题”，从而在理论上是“诡辩和伪善”、“矛盾和不道德的”、“不老实”。由于恩格斯在总体上否定了资产阶级经济学，因此他对资产阶级经济学的价值论也给予了明确的否定。恩格斯在《大纲》中对英国人(亚当·斯密、麦克库洛赫、大卫·李嘉图)的“生产费用决定价值”的观点与法国人萨伊的“效用决定价值”的观点进行了双重否定，提出了“价值是生产费用对效用的关系”的观点。恩格斯论证说：“价值首先是用来解决某种物品是否应该生产的问题，即这种物品的效用是否能抵偿生产费用的问题。只有在这个问题解决之后才谈得上运用价值来进行交换的问题。如果两种物品的生产费用相等，那么效用就是确定它们的比较价值的决定性因素。”恩格斯的这一观点是很模糊的，对“生产费用”(即生产中耗费的劳动)和“效用”与商品价值的关系，并没有提供一个清晰论证。不仅如此，恩格斯在对价值理论究竟是解决什么的这个问题本身的理解也是错误的。恩格斯在《反杜林论》(1876—1878年)中的一个小注中说：“在决定生产问题时，上述的对效用和劳动耗费的衡量，正是政治经济学的价值概念在共产主义社会中所能余留的全部东西，这一点我在1844年已经说过了(《德法年鉴》第95页)。但可以看到，这一见解的科学论证，只是由于马克思的《资本论》才成为可能。”恩格斯在《大纲》中关于效用和生产费用的理解主要是针对“决定生产问题”的，而事实上，古典经济学的生产费用或劳动价值论主要不是解决这个问题的，而是解决商品交换规律的。正是出于对古典经济学的价值论的一种误解，从而使恩格斯完全否定了生产费用价值论：“抽象价值以及抽象价值是由生产费用来决定的说法，都只不过是一些抽象的不实际的东西。”在关于价值与价格关系的理解上，恩格斯更是提出了错误的看法：“作为基本东西和价格泉源的价值倒要从属于它自己的产物——价格了。”

总体上看，恩格斯的《大纲》虽然在某些方面提出了超越古典经济学的创见，但必须承认，这是一部不成熟的著作。1871年4月13日，恩格斯在给李卜克内西的信中说：“现在把《德法年鉴》上我的那篇旧文章重新刊登在《人民国家报》上是无论如何不行的。这篇文章已经完全过时，而且有许多不确切的地方，只会给读者造成混乱。加之它还完全是以黑格尔的风格写的，这种风格现在也根本不适用。这篇文章仅仅具有历史文件的意义。”1884年6月26日恩格斯在写给叶·埃·帕普利茨(她写信给恩格斯，打算把恩格斯的《大纲》翻译成俄文)的回信中说：“虽然我至今对自己的这第一本社会科学方面的著作还有点自豪，但是我清楚地知道，它现在已经完全陈旧了，不仅缺点很多，而且错误也很多。我担心，它引起的误解比带来的好处多。”没有谁比恩格斯对自己的《大纲》所做的这种评价更准确和实事求是了。如果有人过高地评价恩格斯早年提出的“价值是生产费用和效用的关系”的观点，甚至把它作为论证效用价值论的依据，那就是对恩格斯的明显误解甚至是故意曲解。

马克思最初的政治经济学研究，不仅受到恩格斯的影响，而且在观点上也直接受到恩格斯的影响。像恩格斯一样，马克思对资产阶级经济学也是基本上持否定态度的，这一点首先表现在马克思的第一个政治经济学研究成果——《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关于“国民经济学”，马克思认为，“国民经济学从私有财产的事实出发，但是，它没有给我们说明这个事实……它把私有财产在现实中所经历的物质过程，放进一般的、抽象的公式，然后又把这些公式当作规律。它不理解这些规律，也就是说，它没有指明这些规律是怎样从私有财产的本质中产生出来的。国民经济学没有给我们提供一把理解劳动和资本的分离以及资本和土地分离的根源的钥匙。”可以看出，马克思和恩格斯一样，确认了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以私有制为基础。他们之间的区别在于，恩格斯批评政治经济学没有说明私有制的合理性问题，而马克思则批评政治经济学没有说明私有制是如何产生的问题。无论马克思是否最终解决了这个问题，单就问题的提出本身来说，马克思在理论上比恩格斯更进了一步。恩格斯提出问题的方式，更多地带有费尔巴哈的痕迹，而马克思提出问题的方式，更多地显示了一种历史的、理性的眼光。

马克思指出了古典政治经济学家在方法论上的错误，他说：“我们不像国民经济学家那样，当他想说明什么的时候，总是让自己处于虚构的原

始状态。这样的原始状态什么问题也说明不了。”马克思提出了自己解决问题的思路和方法——“我们从当前的经济事实出发吧”。而资本主义最主要的“经济事实”就是劳动与财富的对立及由此而产生的两极分化问题。马克思在此概括的资本主义“经济事实”与恩格斯在《大纲》中所说明的“事实”也是惊人的一致。不同的是恩格斯用以私有制为基础的竞争来解释资本主义的各种矛盾，而马克思则集中分析了资本主义中的“劳动异化”。马克思提出异化劳动理论，试图回答和解决私有制的产生问题。在马克思看来，起初是异化劳动产生了私有财产，然后，私有财产进一步产生了劳动异化。

值得注意的是，虽然像恩格斯一样，马克思在手稿中对古典经济学基本是持否定态度的，但我们看不到马克思直接评述古典经济学的价值理论的任何文字。因此，并不能以这个手稿为直接依据来说明马克思在那个时候对古典经济学的劳动价值论的态度。要了解马克思在1844年上半年对劳动价值论的态度，只有通过考察马克思的《巴黎笔记》中的其他文本才能找到直接依据。恰好在这一点上，国内外学者存在不同看法。如，前苏联的经济学说史专家卢森贝及我国的马健行、郭继严教授认为，马克思在笔记中“实际上”是否定了劳动价值论;而前苏联阿·伊·马雷什则认为，马克思并没有完全摒弃劳动价值论。

全面地分析马克思所做的评论可看出，马克思对斯密、李嘉图、萨伊、麦克库洛赫等经济学家观点的评论存在许多模糊地方。在价值理论方面，马克思虽然既不完全同意李嘉图的生产费用理论，又不赞成萨伊的效用理论，但这不表明马克思完全否定李嘉图的价值论。马克思所不同意的是李嘉图将“生产费用”与“产品价格”完全等同的观点。马克思确实提出过这样的观点：“价格由竞争决定=价格是偶然的。”但这一句话显然不能成为马克思全盘否定生产费用价值论的依据，因为说供求关系决定价格是一码事，而说供求关系决定生产费用则是另一码事(马克思没有这种说法)。同样，从总体上否定古典经济学，同全盘否定古典经济学的价值理论，也并不是一码事。因此，马克思在1844年上半年对古典经济学的价值论的态度是模糊的，可能更加符合马克思在那个时候的理论认识的实际。这一点恰好是马克思与恩格斯在同一问题认识上的区别。

二、马克思在《神圣家族》中真的“接近劳动价值的理论”吗

1844年9-11月，马克思和恩格斯共同写作了《神圣家族》。在谈到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把私有制当作基本前提而产生的矛盾时，马克思说：“最初，价值看起来确定得很合理：它是由物品的生产费用和物品的社会效用来确定的。后来却发现，价值纯粹是偶然确定的，它无论和生产费用或者社会效用都没有任何关系。”这表明，马克思在这里存在一个误解，他把恩格斯在《大纲》中提出的商品价值由“生产费用”和“效用”共同决定的观点当成了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的看法。在后面的论述中，马克思又说：“生产某个物品所必须花费的劳动时间属于这个物品的生产费用，某个物品的生产费用也就是它值多少，即它能卖多少钱(如果撇开竞争的影响)……”。蒲鲁东把劳动时间当作工资和规定产品价值的度量，马克思认为蒲鲁东的这一观点是“正确”的，并且把它同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提出的这样一个观点相提并论：“在私有制确立以前，也就是在不存在私有财产的条件下，劳动时间曾经是工资以及与工资尚无区别的劳动产品的价值。”马克思还提出了这样一个观点：“在直接的物质生产领域中，某物品是否应当生产的问题即物品的价值问题的解决，本质上取决于生产该物品所需要的劳动时间。因为社会是否有时间来实现真正人类的发展，就是以这种时间的多寡为转移的。”“甚至精神生产的领域也是如此”。

马克思对价值理论所要解决的问题的看法同恩格斯在《大纲》中的看法完全一样，即把价值问题理解成了“物品是否应当生产”的问题。正如在上面我们评论恩格斯的相同观点时所指出的，马克思这样来看待价值问题并没有接近劳动形成价值的观点。如果认为马克思的这一观点是“接近”劳动价值论了，那么我们就得承认恩格斯在《大纲》里也是接近劳动价值论了。显然不能做出这样的结论。因此，列宁认为在《神圣家族》中“马克思接近劳动价值论了”③的观点是值得商榷的。在写作《神圣家族》的时候，马克思还处在创立历史唯物主义的过程中，由此必然造成他对商品价值问题的理解也是不成熟的，有时甚至是不正确的。

三、马克思对古典经济学及其价值论的真正肯定

在写作《神圣家族》和《德意志意识形态》之间的时间里，马克思在布鲁塞尔又阅读了大量的经济学著作，并写下了大量的笔记，连同马克思后来写的一些笔记，合称“布鲁塞尔笔记”。其间，马克思写作了《评弗里德里希李斯特的(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一文(马克思生前并未发表，保留下来的文稿也有残缺)。马克思对李斯特歪曲“国民经济学”的一系列做法都给予了批判，从而表现了马克思对“国民经济学”即古典政治经济学的明显的肯定态度。此外，马克思还明确指出：“像经济学这样一门科学的发展，是同社会的现实运动联系在一起的，或者仅仅是这种运动在理论上的表现。”毫无疑问，这是他把已经形成的唯物主义思想自觉地运用于政治经济学理论评价的重要表现。

1845年9月一1846年4月，马克思和恩格斯合作撰写了《德意志意识形态》，它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的形成所具有的重大意义首先表现在方法论上。正是历史唯物主义原理的确立使马克思后来的政治经济学研究具有了科学的理论基础、明确的研究对象和思路，从而取得了快速的进步。同时，《德意志意识形态》真正标志着马克思对古典经济学及其价值论的明显的肯定。关于商品价值的观点，马克思明确提出：“在竞争的领域中面包的价格是由生产成本决定的，而不是由面包师任意决定的……金属货币的价值也完全是由生产成本即劳动所决定的”。马克思所说的“生产成本”是指生产某种商品所花费的劳动，不过马克思并没有对此展开论述，但在理论观点上，马克思毕竟在实际上开始承认了古典经济学的劳动形成商品价值的看法。

由于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已阐明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从而使马克思对政治经济学的认识获得了快速进展，这种飞速的进展首先表现在马克思于1847年7月出版的批判蒲鲁东的政治经济学观点的《哲学的贫困》一书中。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上的一系列正确看法的形成，包括他对古典经济学的价值论接近正确的看法，正是从这部著作开始的。马克思在这部著作中第一次将经济学家划分为“宿命论学派”(包括古典派和浪漫派)、“人道学派”、“博爱学派”等，并且对李嘉图的理论特别是他的价值理论进行了大体正确的评价。马克思在批判蒲鲁东的所谓“构成价值”理论时明确指出：“李嘉

图已科学地阐明作为现代社会即资产阶级社会的理论，……李嘉图及其学派在很早以前就提出作为二律背反的一方面即交换价值的科学公式，……”“在李嘉图看来，劳动时间确定价值这是交换价值的规律，……李嘉图的价值论是对现代经济生活的科学解释，……李嘉图从一切经济关系中得出他的公式，并用来解释一切现象，甚至如地租、资本积累以及工资和利润的关系等那么骤然看来好像是和这个公式抵触的现象，从而证明他的公式的正确性;这就使他的理论成为科学的体系。”马克思同意李嘉图对斯密二元价值论的批评(斯密时而认为劳动时间是价值的尺度，时而认为“劳动价值”是价值的尺度)，断然指出，“像任何其他的商品价值一样，劳动价值不能作为价值尺度”。马克思还讨论了形成商品价值的劳动时间究竟是如何形成的及商品价值变化的一般趋势问题。他认为，“任何一种新发明，只要能在一小时内生产出过去两小时才生产的东西，都会使市场上所有这一类的产品跌价……竞争实现了产品的相对价值由生产它的必要劳动时间来确定这一规律。劳动时间成为交换价值的尺度这一情况因而也就成了劳动不断跌价的规律。不仅如此，跌价的不仅是运到市场上去的商品，而且连生产工具以及整个企业也都在内”。可以看出，马克思几乎已经揭示出了单位商品的价值量与劳动生产率成反比的规律，并且正确地认识到商品价值的形成并不只是生产过程的事情，而是由“竞争实现的”。但另一方面，马克思在说明“必要劳动时间”时说：“一种东西的价值不是由生产它的时间来确定，而是由可能生产它的最低限度的时间来确定。”马克思解释说：“因为最便宜而效率又最高的生产工具可以无限增加，而自由竞争必然产生市场价格，就是说，产生一种一切同类产品的共同价格。”显然，这一看法并不是完全正确的，它与后来马克思进一步表述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概念还有一定的距离。

列宁认为，《哲学的贫困》是第一批成熟的马克思主义著作之一，这个看法是正确的。1880年再版这部著作时马克思说：“在该书中还处于萌芽状态的东西，经过二十年的研究之后，变成了理论，在《资本论》中得到了发挥。所以，阅读《哲学的贫困》以及马克思和恩格斯于1848年发表的《共产党宣言》，可以作为研究《资本论》和现代其他社会主义者的著作的入门，……”虽然这只是一部论战性的著作，但马克思的这部著作确实已论及后来在《资本论》中详细讨论的大部分问题。

四、马克思对劳动价值论的初步运用

1847年12月下半月，马克思在布鲁塞尔德意志工人协会做了几次政治政治经济学的讲演，根据这些讲演的部分内容，马克思于1848年写作了《雇佣劳动与资本》，这是马克思开始运用劳动价值理论说明资本与劳动的关系的第一个文献。马克思首先说明了工资是什么，他认为，工人出卖的是“劳动”，工人的“劳动”是商品。既然工人的劳动是商品，那么“商品的价格是怎样决定的呢?”马克思说，“它是由买主和卖主之间的竞争即供求关系决定的”，而且他认为决定商品价格的竞争还包括买主之间及卖主之间的竞争。接着马克思问：“那么供求关系又是由什么决定的呢?”他认为，“供给和需求的波动，每次都把商品的价格引导到生产费用的水平”。“只有在这种波动的进展中，价格才是由生产费用决定的，……”而且马克思指出，经济学家们认为平均价格等于生产费用的观点是错误的，他正确地指出：“商品的实际价格始终不是高于生产费用，就是低于生产费用;但是，上涨和下降是相互抵消的，因此，在一定时间内，如果把工业中的资本流入和流出汇总起来看，就可看出各种商品是依其生产费用互相交换的，所以它们的价格是由生产费用决定的。”可见，马克思已经开始把竞争和供求关系理解为商品价值形成的机制了。然后，马克思运用生产费用决定商品价值的观点，进一步分析了工人的工资即“劳动本身的生产费用”是怎样决定的问题。他继续沿袭了“最低工资”的观点，认为“工人的劳动的价格是由必需生活资料的价格决定的”，“这样决定的工资就叫做最低工资”。马克思基本上正确地理解了构成工资的三个部分：即维持生存、受训练和延续后代的费用，而且正确地认为单个工人的工资是随着供求关系的变动而变动的，只是从总体上来看工资是由生产费用决定的，这就等于把作为范畴的工资与实际的个别工资区别开来了。不仅如此，马克思还进一步区分了“名义工资”与“实际工资”，并提出了“相对工资”和“比较工资”的概念，即同资本家的利润相对比的那种工资，并提出了“工资和利润是成反比的”看法，由此得出结论说：“资本的利益和雇佣劳动的利益是截然对立的。”后来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进一步阐明了工资与剩余价值的更为复杂的关系。

五、简短的小结

长期以来，学术界都认为早期的马克思像恩格斯一样，不仅对资产阶级经济学持全盘否定的态度，而且也完全否定了古典经济学的价值理论。然而，对马克思早期文献的仔细考察表明，马克思对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总体态度虽然同恩格斯是一致的，但在对古典经济学价值理论的看法上，却表现出了同恩格斯并不完全相同的态度。恩格斯是明确地用“价值是生产费用和效用的关系”这一观点直接否定了古典经济学的劳动价值理论，而马克思则从来没有明确反对古典经济学的生产费用理论本身，他只是认为古典经济学家将生产费用与市场价格相等同的观点是错误的。后来马克思在价值理论上的进展表明，马克思的这一看法中包含着非常重要的正确成份，因为正是有了这个认识基础，后来的马克思才能合乎逻辑地进一步正确地探讨了竞争或供求关系与商品价值的内在联系。

(责任编辑：郭连强)

作者：邱海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