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代提升党领导经济社会发展能力探论
摘 要：党领导经济社会发展能力是党的治理水平在经济社会领域的具体表现和实践形态，提升党领导经济社会发展能力是党治国理政的内在要求和现实课题。新时代，提升党领导经济社会发展能力必须正确认识和把握发展形势、从整体上推进发展、改革创新发展思路、运用经济手段行政手段和法治手段、统筹发展和安全、营造良好发展环境，加快党领导经济社会发展能力由点状积累向系统质化提升，为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提供能力保障。
关键词：党的领导;经济社会发展;能力建设
文献标志码：A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党的建设理论体系研究”（21&ZD041）;甘肃省教育厅优秀研究生“创新之星”项目“中国共产党百年建设总体布局的演进及启示研究”（2021CXZX-066）。
作者简介：刘先春（1963-），男，山东定陶人，兰州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法学博士，中央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与建设工程首席专家，研究方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佟玲（1992-），女，满族，黑龙江齐齐哈尔人，兰州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将“坚持党的全面领导”作为“十四五”时期发展必须遵循的首要原则和根本政治保证，强调要坚持和完善党领导经济社会发展的体制机制;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强调，要“把党的领导落实到党和国家事业各领域各方面各环节”。新时代坚持党的全面领导，提升党领导经济社会发展能力是关键。领导经济社会发展能力是中国共产党的基本素质在推进经济社会发展实践中所呈现出的本领与才能的总和，是集认识和把握发展形势、从整体上推进发展、改革创新发展思路、运用各种有效手段、统筹发展和安全以及营造良好发展环境诸方面能力为一体的能力体系。习近平指出：“现在，经济形势变化很快，我们不熟悉、不知道的事情很多，要做好工作，就要深入调研、加强分析、加强学习、提高本领。”[1]333新时代，全面提升党领导经济社会发展能力，既是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需求多样性和复杂性的理性回应，也是推进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质量整体跃升的题中应有之义。
一、提高认识和把握经济社会发展形势能力是基本前提
党领导经济社会发展能力的发挥和提升是一个主观见之于客观的实践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党对经济社会发展任务、发展环境和发展条件的正确认识和科学把握决定了党领导经济社会发展的实际效能。马克思指出：“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2]470-471无论是战略谋划还是政策选择，党领导经济社会发展总是处于一定的历史时空和情景场域之中，提升党认识和把握经济社会发展形势能力是加强党领导经济社会发展能力的基本前提。
（一）立足历史：科学把握我国发展的阶段性任务
能否科学把握阶段性任务，是衡量党认识和把握发展形势能力高低的重要维度。从历史上看，中国共产党始终将经济社会发展置于国家建设总体布局的关键地位，依据不同时期我国发展的现实条件明確了不同的阶段性任务，在此基础上形塑了党认识和把握发展形势能力的水平和形态。在1949年3月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指出，“党的工作重心由乡村移到了城市”[3]1427，“从我们接管城市的第一天起，我们的眼睛就要向着这个城市的生产事业的恢复和发展”[3]1428。这就明确提出了发展的阶段性任务。新中国成立后，党立足发展实际，开始探索采用制定中长期计划的方式确定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阶段性任务。1951年，中央财经委员会根据“三年准备、十年计划经济建设”的部署着手编制第一个五年计划并于1955年7月30日审议通过。此后，“五年计划”成为党明确阶段性任务的“代名词”。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伴随着国家经济发展重心的转变，“五年计划”的制定和实施在党领导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的权重日益增加。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阶段性任务的制定，相继出台了《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的建议》和《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等文件，不断明确我国发展的具体阶段性任务。从阶段性任务的历史变迁来看，党认识和把握发展形势能力与阶段性任务变迁始终保持着较为紧密的互动，我国发展的阶段性任务在很大程度上赋予了党认识和把握发展形势能力提升的任务与面向。马克思指出：“人类始终只提出自己能够解决的任务，因为只要仔细考察就可以发现，任务本身，只有在解决它的物质条件已经存在或者至少是在生成过程中的时候，才会产生。”[4]随着我国进入新发展阶段，党的阶段性任务也面临着亟待调整的问题。在此背景下，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审议并制定了“十四五”规划，正式对阶段性任务调整问题作出顶层设计意义上的规划与回应。新时代，提高认识和把握经济社会发展形势的能力，必须贯彻落实“十四五”规划，明确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总体思路、主体主线、奋斗目标、指导原则、重大举措等内容，科学把握我国发展新的阶段性任务。
（二）把握现实：辩证认识我国发展面临的挑战与机遇
“抓经济发展，首先要明大势、掌大势，顺势而为。”[1]110能否辩证认识我国发展面临的挑战与机遇，是衡量党认识和把握发展形势能力的尺子。一方面，我国的发展面对错综复杂的外部环境和矛盾叠加的内部环境，是党领导经济社会实现高质量发展过程中无法回避的挑战。当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进入加速演变期，新冠疫情正在打破原有的国际政治格局、加剧世界经济动荡，我国传统的“两头在外”的市场资源参与国际循环的方式有可能变成“两面夹击”，加之意识形态领域斗争异常激烈，国际思潮碰撞日益加剧，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外部环境不确定性日益增加。与此同时，我国正处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关键时期，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发生深刻变化，我国发展不平衡不充分、创新能力不适应高质量发展要求、农业基础尚不稳固等问题依然具有长期性，经济发展面临的结构性、体制性与周期性问题依然复杂。另一方面，尽管我国发展的国内外环境依然严峻，但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依然有诸多有利条件”[5]63。面向未来，习近平在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上高瞻远瞩地指出，“十四五”时期是我国“乘势而上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的第一个五年”[5]62。“乘势而上”精准标定党利用发展优势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实践路向。首先，可乘中国共产党领导这一根本“政治优势”。百年征途中，中国共产党带领全国各族人民战胜经济社会发展中各种艰难险阻，为赢得革命战争胜利创造物质条件，为新中国成立奠定物质基础，在改革开放中取得举世瞩目的发展成就，在新时代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谱写了中华民族自强不息、走向复兴的奋斗凯歌。历史证明，党领导经济社会发展所秉持的坚强政治定力、宏阔战略视野、科学思维方法、统一思想行动和强大行动合力是新时代经济社会发展的行动遵循与实践向导。其次，可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显著优势”。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根本经济制度、基本经济制度和重要经济制度，同步完善与之相联系的政治、文化等领域的制度，为新时代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有效制度保障。最后，可乘中国经济发展的“良好态势”。改革开放40多年来，我国积累了雄厚物质技术基础和丰富的人力资源，开拓了广阔的市场空间，经济发展韧性十足。可以说，各方面优势的积聚为党领导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创造了阔步前行的基础，“我们完全有信心、有底气、有能力谱写‘两大奇迹’新篇章”[5]63。
二、提高从整体上推进经济社会发展能力是基本要求
从整体上推进经济社会发展能力是党基于经济社会发展实践而形成的综合施治能力和精准施策能力。它作为党领导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能力，体现了马克思主义政党坚持整体和部分相统一的治理逻辑，明确了党治国理政的基本职能和历史责任。在综合施治与精准施策相统一中推动经济社会发展，既是党领导经济社会发展的基本轨迹，也是党领导经济社会发展能力提升的必由之路。
（一）综合施治：坚持以系统观念推进经济社会发展
综合施治能力是党的系统领导力在经济社会发展领域的表达机制。党在经济社会发展领域的系统领导力是指党在推动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所具有的思考前瞻性、谋划全局性、布局战略性和行动整体性。其一，对经济社会发展目标进行前瞻性思考。经济发展质量的总体跃升离不开科学精准的目标设定，离不开对远、中、近期目标的统筹推进。党的十九大明确提出“到本世纪中叶把我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这是现阶段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远期目标;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锚定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目标，这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中期目标;“十四五”规划建议明确“六个新”①的具体目标，这是未来五年我国经济发展的近期目标。远、中、近期目标在发展方向上具有同向性，在政策取向上具有耦合性，在实现过程中具有接续性，在目标成效上具有互益性。在多重目标中寻求动态平衡，统筹远、中、近期目标如期渐进实现是党领导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然要求。其二，对经济社会发展战略取向进行全局性谋划。在理论取向上，“坚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保证经济社会沿着正确方向前进;在原则取向上，学好弄懂现阶段我国经济社会工作“怎么干”问题，坚持发展的“五大原则”②;在价值取向上，明确现阶段我国发展“为谁干”问题，将以人民为中心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的立足点、出发点和落脚点，明确战略谋划服务和服从于党的初心和使命。其三，以战略性布局明确经济发展的整体设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作为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其内部要素构建具有交叉联动性，包括经济社会发展在内的内部子系统在同一目标的规约下贯通融合、协同发展，实现单个子系统功能最大化和要素系统组合最优化，形成统筹“五位一体”总体布局的关联动力，协调“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嵌套耦合，是党领导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议题。其四，整体性推动经济社会发展过程。“经济发展过程是无数相对稳定的运动环节的连接和贯通”[6]，保持各个运动环节的稳定性和协同性是党领导经济社会累进式发展和系统性提升的现实要求。具体而言，就是坚持稳中求进的发展总基调，坚持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与部署经济发展新格局的有机统一，促进发展质量与效益、结构与规模、速度与安全的协同提升。
（二）靶向施策：抓住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矛盾
抓住主要矛盾带动经济社会发展工作全局，是唯物辩证法的内在要求，也是提升党从整体上推动经济社会发展能力的客观要求。习近平指出：“只有把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同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结合起来，把社会基本矛盾作为一个整体来观察，才能全面把握整个社会的基本面向和发展方向。”[7]新时代，提升党从整体上推进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的能力，必须坚持“靶向施策”，抓住“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善于将认识和化解矛盾作为打开经济社会发展工作局面的突破口。一方面，人民的美好生活需要规制了经济社会发展的实践愿景与目标，揭示了党领导经济社会发展的现实起点与工作方向。另一方面，解决不平衡不充分发展的问题是当前党领导经济社会发展的现实着眼点。其中，解决“不平衡”的发展问题指向经济社会发展的普遍性问题，要求横向拓宽经济社会发展实践的广度;解决“不充分”的发展问题指向党领导经济社会发展的实现水平，要求从纵向上延伸经济社会发展实践的深度。由此可见，经济社会发展工作开展与解决社会主要矛盾具有内在统一性，解决社会主要矛盾的过程就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实践过程，社会主要矛盾解决的妥善与否也是实现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基本衡量尺度。
新时代，提升从整体上推动经济社会发展能力，要以辩证的系统思维从复杂交错的矛盾中抓住主线，将各种矛盾综合归纳为层次分明的矛盾序列，采取对应策略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宏观上，应整体性把握社会主要矛盾，对应采取以高质量发展为主体、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以改革创新为动力、统筹发展和安全的系统战略，整体推进经济社会发展。中观上，在我国社会主要矛盾中，要把握“发展”这一矛盾的主要方面。2018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我国经济运行的主要矛盾仍然是供给侧结构性的”[8]，應采取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的中层策略，以解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中“供给结构不能适应需求结构变化”[5]49等问题。微观上，在“发展”这一矛盾的主要方面中，“发展中的矛盾和问题集中体现在发展质量上”[5]69，这就要求我们必须将发展质量问题摆在经济社会发展更为突出的位置，坚持质量第一与效益优先，推动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
三、提高创新经济社会发展思路能力是基本动力
创新发展思路能力是提升党领导经济社会发展能力的内在动力，决定了党领导经济社会发展能力提升的速度和可持续性。就中国发展而言，党领导经济社会发展能力的养成与提升是在各种守旧与创新的相互激荡中实现的;就中国共产党自身发展而言，其领导经济社会发展能力的质之高低、量之多少，有赖于其能否在发展思路上进行改革创新。新时代，是否具备求变之勇、识变之法和应变之方，是党创新发展思路能力能否提升的关键变量。
（一）求变之勇：打造一支敢闯善闯的干部队伍
“人才是创新的根基，是创新的核心要素。”[1]137创新经济社会发展思路举措，归根结底靠的是胆识、能力和作风，靠的是打造一支富有创新胆识、敢闯善闯的创新型干部队伍。其一，提升领导干部“敢于闯”的创新胆识。敢不敢闯，考验的是领导干部的胆识和勇气。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成就，是党带领广大干部群众筚路蓝缕、披荆斩棘闯出来的，创新胆识是干部敢闯敢干的“能量补充剂”。面对经济发展中的艰难险阻，广大干部既要守正，坚定理想信念，时刻践行“两个维护”，提高政治站位，把准政治方向，落实政治任务;也要勇于担当，面对改革攻坚的难点时具备“敢第一个吃螃蟹”的勇气和“敢于接烫手山芋”的胆量。其二，提升领导干部“能够闯”的创新能力。能不能闯，考验的是领导干部的能力和本领。新时代，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要能闯、基本实现现代化要善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更要智闯，创新本领高强是能闯、善闯、智闯的前提。踏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很多同志有做好工作的真诚愿望，也有干劲，但缺乏新形势下做好工作的本领”[1]316，常用老套路老思路应对新问题新形势，导致辛苦付出却事与愿违。因此，党的各级领导干部要将创新能力提升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既要提升把握市场经济规律、社会发展规律和自然规律的本领，也要在夯实专业知识的基础上钻研新问题、研究新情况，在经济实践中增长创新才干。其三，增强领导干部“放手闯”的工作作风。可不可以放手闯，考验的是领导干部的工作作风。领导干部作风正，闯出来的路就方向正、目的准;领导干部作风歪，闯出来的路子就方向歪、目的偏。因此，领导干部在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实践中必须谨记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作风建设的重要指示批示和讲话精神，持之以恒自检自省，杜绝工作中的“四风问题”，秉一身浩然正气，行创新经济社会发展之举。
（二）识变之法：广泛开展调查研究
调查研究是谋划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是提升党创新发展思路能力的关键支撑点。研究、谋划、确定、创新经济社会发展的思路和重大举措，刻舟求剑不行，按图索骥不行，必须在充分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因时因地制宜动态调整发展策略。其一，唯真求实开展调查研究。习近平指出：“调查研究必须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树立求真务实的作风。”[9]党员及领导干部要深入经济社会发展实践进行调研，以经济社会发展出现的实际问题为着眼点，以摸实底、探实情为关键点，以联系群众为着力点，做好经济社会发展基础数据收集与整理工作。其二，正确导向指引调查研究。习近平强调：“领导干部搞调研，要有明确的目的，带着问题下去。”[9]要求广大干部在调研过程中既要紧扣关系到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突出问题，也要发现藏匿于日常工作中的经济社会发展苗头性问题，强化经济社会发展需求牵引，明确调查研究的目的是围绕发展中心任务查明事实真相和全貌，做好调研成果转化。其三，密切联系群众助力调查研究。调研为了人民、调研依靠人民、调研成果由人民检验是中国共产党调查研究的宝贵经验和一贯作风，既要将密切联系群众作为开展经济社会发展调研的根本立场和根本途径，又要将密切联系群众作为了解经济社会发展实况的重要方法，明确实现人民美好生活是开展经济社会发展调研的价值旨归。
（三）应变之方：强化创新驱动发展机制
经济社会发展的客观需求给党领导经济社会发展带来的现实压力，是强化创新驱动发展机制的逻辑起点。当前，全球新一轮产业革命蓄势待发，重大革新性技术不断涌现，创新驱动在国际竞争中地位不断攀升。反观国内发展现状，科技对经济社会发展支撑性不足、贡献率不高等问题依然是党领导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阿喀琉斯之踵”，强化创新驱动发展机制、以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机制创新为突破口已成为党提升创新发展思路能力的迫切要求。其一，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强化事关发展全局的基础性研究和共性关键技术的原始创新，瞄准经济竞争力核心领域和经济社会发展瓶颈领域实施重大科技项目、组建国家重点实验室体系、布局区域性创新高地，是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的关键进路。其二，提升企业技术创新机制。促进各类创新要素向企业集聚，鼓励企业增加研发投入，支持创新型大中小微型企业成为创新发源地，是提升企业技术创新机制的重点步骤。其三，深化人才发展体制机制改革。人才是核心技术攻关的中坚力量，是创新驱动发展机制的核心要素。突出“高精尖缺”的人才培养导向，健全以创新能力、质量、实效、贡献为重点的人才评价体系，健全人才激励和保障机制，用好科学家、科技人员、企业家等，是下一步人才发展机制改革的重要方向。
四、提高运用各种有效手段的能力是基本方式
从党领导经济社会发展能力发挥过程来看，由于能力的发挥总是要与相应的情境匹配，党领导经济社会发展总是要以运用一定手段或方法为先决条件，因此党领导经济社会发展的过程实际就是运用各种手段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过程。新时代，能否从规律层面科学运用经济手段、行政手段和法治手段，是党领导经济社会发展能力提升的关键要素。
（一）提高运用经济手段的能力
遵循市场经济规律，灵活运用经济手段调节经济社会活动，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本质要求，也是党领导经济社会发展能力提升的必然选择。其一，用好“财政+货币”组合，练好运用经济手段的“基本功”。发挥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在资源配置和宏观调控等方面的基础性作用，是提高运用经济手段能力的首要要求。一方面，以构建科学的现代财税体制促进财政政策提质增效。在具体实践中，应以理顺中央和地方关系为切入点切实发挥中央和地方积极性，以深化预算管理制度改革为抓手贯彻国家战略和政策导向，以完善现代税收制度为重点充分发挥税收调节收入分配的功能，以健全政府债务管理制度为支撑有效发挥政府举债融资的积极作用。另一方面，以建立现代货币政策框架促进货币政策发挥作用。以币值稳定为目标优化货币政策目标体系，以丰富货币政策工具箱为手段创新货币政策工具体系，以深化利率市场化改革为重点畅通货币政策传导机制，更好地服务实体经济。其二，多向发力，打好运用经济手段的“组合拳”。就业、产业、投资、消费、环保等领域是运用经济手段的关键场域，发挥经济手段助力党领导经济社会发展，要以稳定和扩大就业为抓手坚持实施就业优先政策、以适应市场需求为导向加强产业政策和竞争政策协同、以激发社会资本投资为目标发挥投资对优化供给结构的关键性作用，不断完善促进消费的政策体系，实施因地制宜、协调联动的区域政策，将环保纳入经济治理政策范畴，通过综合完善多领域政策推动运用经济手段能力的整体跃升。
（二）提高运用行政手段的能力
有效运用行政手段是党领导经济社会发展能力的基本表征，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同时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运用行政手段是党领导经济社会发展能力提升必须始终遵循的要义。其一，明确运用行政手段的现实要求。关于如何运用行政手段，习近平强调：“各级政府一定要严格依法行政，切实履行职责，该管的事一定要管好、管到位，该放的权一定要放足、放到位，坚决克服政府职能错位、越位、缺位现象”[1]61，“管好那些市场管不了或管不好的事情”[1]66。其二，明确提升运用行政手段能力的着力点。习近平指出：“发挥政府作用，不是简单下达行政命令，要在尊重市场规律的基础上，用改革激发市场活力，用政策引导市场预期，用规划明确投资方向，用法治规范市场行为。”[1]69-70这就为提升运用行政手段能力标注了工作重点。其三，发展现代技术手段，降低运用行政手段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信息屏障。在实际工作中，对信息掌握精准度不高、时效性不足，必然限制行政手段的有效发挥。因此，充分运用现代信息技术手段，扩大其在党领导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的应用，是提升运用行政手段能力的重要途径。在具体路径上，应加快完善宏观经济治理基础数据库，发挥大数据、5G、人工智能等技術的辅助决策作用，为运用行政手段推动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信息技术支持。
（三）提高运用法治手段的能力
运用法治手段是党领导经济社会发展能力提升的重要依托。法治手段“包含民主与法治、权利与义务等丰富的制度意蕴，融汇法律至上、权力制约、依法执政等诸多的价值取向”[10]，涉及经济社会发展的所有方面。习近平指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本质上是法治经济，经济秩序混乱多源于有法不依、违法不究，因此必须坚持法治思维、增强法治观念，依法调控和治理经济。”[1]322这一重要论述指明了运用法治手段能力是党的治理能力发展的时代要求，明确了运用法治手段能力质化提升的基本进路。其一，坚持法治思维、增强法治观念。将尊法、学法、守法和用法作为开展发展实践的重要依据，这就要求党的领导干部进行观念上的自我革命，破除“心中无法”的弊病，主动学习与经济社会发展密切相关的法律法规，以法治价值和法治精神为信仰，树立法治意识，带头运用法律原则、法律规则、法律方法协调各种经济矛盾、开展各项经济工作。其二，运用法治方式调控和治理经济。当前，少数地方和部门还习惯于仅依靠行政命令等方式管理经济，一些干部甚至用超越法律规范的手段抓企业和交任务，更有甚者“以言代法、以权压法”，这些弊病亟须通过践行法治加以解决。践行法治表明广大干部将对法律的崇尚与敬畏转化为依法治理经济实践，在作出经济社会发展决策、制定经济治理方案时，自觉坚守“法定职责必须为，法无授权不可为”的原则，自觉在法律框架内想问题、定决策、做工作。
五、提高统筹发展和安全能力是基本要求
习近平指出：“安全是发展的前提，发展是安全的保障。”[5]73这一重要论述集中体现了党统筹发展和安全的战略定位与实践内容，深刻蕴含着党统筹发展和安全的价值遵循与策略抉择。面对中国发展前进道路上的暗礁和险滩，提升驾驭风险本领成为党统筹发展和安全的主攻方向，加强国家安全体系建设是统筹发展和安全的必经之路。
（一）提高驾驭风险本领是统筹发展和安全能力提升的主攻方向
习近平指出，“经济运行稳中有变、变中有忧，我们既要保持战略定力，推动我国经济发展沿着正确方向前进;又要增强忧患意识，未雨绸缪，精准研判、妥善应对经济领域可能出现的重大风险”[11]62，“不断增强驾驭风险、迎接挑战的本领”[11]241。其一，党的驾驭风险本领表现为党员和干部驾驭经济风险的本领形态和驾驭风险品质。统筹发展与安全，考察的是党员和干部的政治立场，即面对各种诱惑是否能够坚持政治站位、坚守政治原则、严守政治纪律;考验的是党员和干部的斗争精神，即面对重大经济斗争是否具备坚韧的斗争意志和强烈的斗争意识;检验的是党员和干部的担当，即面对形态各异的经济风险是否拥有迎难而上的勇气和挺身而出的锐气。以提升驾驭风险品质统筹安全与发展，就是将广大党员和干部推动经济社会发展行为置于驾驭风险品质的支配和驱动之下，自觉防范化解风险。其二，党的驾驭风险本领是党员和干部防范化解经济风险的实践技能。“能力不是一劳永逸、一蹴而就的，必须持续升级，不断扩容。”[12]这就要求领导干部自觉以经济发展安全为要，对各种风险能够提早预测、准确识别和科学评估，使党员和干部能够知风险于心，具备驾驭经济风险之谋;要求领导干部系统学习习近平新时代中[JP+1]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坚持用党中央精神分析风险和防控风险，使党员和干部能够担风险于肩，提升驾驭经济风险之智;通过严格的政治历练和实践锻炼，使广大党员和干部对重要产业、基础设施、重大科技领域中出现的风险能够有效进行规避、控制和化解，增强驾驭经济风险之勇。其三，提升党驾驭经济风险本领要求完善重点领域的机制建设。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明确了确保国家经济安全的基本思路，提出加强经济风险安全预警、防控机制建设，保证重要产业、战略资源等关键领域的安全可控的实践要求;提供了维护社会稳定和安全的基本遵循，强调构建社会矛盾综合治理机制、社会治安防控体制等是保障社会和谐稳定的关键路径。
（二）国家安全体系建设是统筹发展和安全能力提升的必然选择
“从古到今，国家安全一直处于变化发展中，尤其在现代社会，国家安全的发展变化速度进一步加快，呈现出边界扩大化、内容与形式丰富化、问题复杂化的发展趋势”[13]，不断通过加强国家安全体系建设统筹发展与安全，已成为新时代提升党领导经济社会发展能力的必经之路。其一，实现国家安全体系建设全领域覆盖。国家安全涉及国家建设的方方面面，加强国家安全建设，必须是全领域的安全。国家安全体系建设包括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网络、科技、核安全、生命安全等领域，国家安全各领域既相对独立，又密不可分，统一于国家安全体系大系统之中。其二，实现国家安全体系建设多主体协同。国家安全不是自然形成的，而是在领导主体核心一元化与参与主体多元化相统一中实现的。一方面，坚持领导主体核心一元化，完善集中统一、高效权威的国家安全领导体制是加强国家安全体系建设的根本政治保证。其中，党中央是维护国家安全的“统领”，党的地方组织是“中介”，党的基层组织是“前端”。另一方面，坚持参与主体多元化，建立政府负责、公众参与、社会协同、法治保障、科技支撑的国家安全联动的建设机制是必然要求。政府负责，意在通过加强国家安全执法，确保人民安居乐业;公众参与，旨在增强群众国家安全意识的基础上开门问策，以巩固国家安全人民防线;社会协同，旨在通过企业参与、社会组织介入等方式调动维护国家安全的一切积极因素;法治保障，意在健全国家安全法治体系;科技支撑，目的在于建设网格化管理、精细化监测、信息化支撑、多元化评估的国家安全建设平台。在实践过程中，各主体各司其事，使各领域机制“保一方水土”、促进多领域联合“保一国安全”，是新时代统筹发展与安全的落脚点。
六、提高营造良好发展环境能力是基本保障
党领导经济社会发展能力从经济社会发展的时空场域需求来看，主要呈现为营造良好发展环境能力。现阶段，营造良好發展环境能力主要通过营造市场环境、法治环境和政务环境等能力形态予以展现。
（一）营造充满活力的市场环境能力
营造充满活力的市场环境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然要求，也是提升党营造良好发展环境能力的重要抓手。基础制度完善度、市场运行有序度、对外开放水平度、公正监管效能度是衡量营造市场环境能力的四个基本维度。其一，市场体系基础制度完善是市场充满活力的前提。市场体系基础制度涉及市场准入的畅通、公平竞争的实现和秩序规范的保障。如何健全权责清晰的产权保护制度，如何严格实施统一的市场准入清单制度，如何确保公平竞争制度得以有效执行，是党在完善市场体系基础制度供给中需要解决的重点问题。其二，要素市场运行开放有序是保证市场充满活力的重要手段。深入推进土地、资本、人力资源、技术等要素的市场化改革，破除妨碍要素自由流动的体制机制障碍，扩大各种要素的市场化范围，推动要素配置根据市场规则、市场价格、市场竞争自由有序流动，是保障市场流动有序和配置高效公平要解决的难点问题。其三，高水平对外开放是市场充满活力的重要动力。进一步加强制度型开放，有序扩大服务业对外开放，完善高水平政策开放保障体系，是党领导对外开放的着重点。其四，公正监管效能落实是市场充满活力的重要保障。公正监管是党领导经济社会发展能力在发展环境层面的具体体现，这就要求营造市场环境从完善监管体制机制入手，构建健全的监管规则体系，加大监管力度，助力党领导经济社会发展营造充满活力的市场环境。
（二）营造公平竞争的法治环境能力
法规完善度、纠纷调解效度、公共法律服务资源整合度、法治宣传力度是衡量营造法治环境能力的四个基本维度。其一，完善与市场主体经营活动相关法律法规。围绕发展现实要求，形成以市场经营活动的相关法律为统领、以综合性法规和市场经营专项法规为主干、以相关规范性文件为延伸、以各类市场经营标准为支持的保障制度，为依法保护各类市场主体产权和合法权益提供制度保证，是当前营造法治环境的迫切要求。其二，构建多元且健全的纠纷调解机制。合理处理市场纠纷是公平竞争的必要手段。完善调解、仲裁、诉讼等的协调和衔接，为各类市场主体提供高效便捷的纠纷解决渠道。其三，整合公共法律服务资源是基本建设。全面推进律师、公证等公共法律服务体系建设，为优化市场环境提供全方位全过程的法律服务。其四，法治宣传教育是重点。加大法治宣传力度，增强市场主体的法治意识，引导其依法经营和维护自身权益;加大对国家工作人员的法治教育，不断提升其依法履职能力。
（三）营造便利高效的政务环境能力
营造便利高效的政务环境是提升党营造良好发展环境能力的重要内容。营造便利高效的政务环境，要求政府“更多从管理者转向服务者，为企业服务，为推动经济社会发展服务”。[1]62其一，政务服务标准化。推动政务服务标准化有三个基本要求，即在办事环节上，制定政务服务事项标准化流程，明确各项服务事项的办理条件和具体流程;在办事材料上，编制政务服务指南，明确材料要求，对需要补正材料的情形应一次性告知需补材料的明确内容;在办事时限上，实行当场办结、一次办结、限时办结。其二，政务服务规范化。行政许可方面，各级政府应严格控制新设行政许可，实行行政许可清单管理制度，精简已有行政许可;行政审批方面，深化投资审批制度改革，深入推进中介服务机构与行政机关脱钩，明确证明实行的相关法律法规依据。其三，政务服务便利化。便利化是营造良好政务环境的重要途径，对提升和保障政务服务效能具有变革性作用。要以便利化赋能政务服务实践，以信息化提升政务工作效能，积极打造“线上+线下”政务服务平台，深入推进地方各级人民政府设立政务服务大厅，为市场主体提供一站式政务服务;加快建设全国一体化在线政务服务平台，实现政务服务事项“一网通办”，积极促进“线上”与“线下”服务信息共享和业务协同，实现政务服务从线下系统化向线上智能化飞跃。
注释：
① “六个新”即经济发展取得新成效、改革开放迈出新步伐、社会文明程度得到新提高、生态文明建设实现新进步、民生福祉达到新水平、国家治理效能得到新提升。
② 坚持发展的“五大原则”即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新发展理念、坚持深化改革开放、坚持系统观念。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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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雨 蕙】
作者：刘先春 佟玲
摘要：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制度结合，是我党对马克思主义的创新與发展，是人类历史的伟大创举。怎么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个全新的环境下执政，这对我党是个新的课题。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所产生的必然社会现象，给我党的执政提出了新的要求，应从社会学分析的视角来对党驾驭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作些探讨。
关键词：市场经济;社会学分析;执政
我党已经从领导人民为夺取全面的政权而奋斗的党，成为领导人民掌握全国政权并长期执政的党;从受到外部封锁和实行计划经济条件下领导国家建设的党，成为对外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领导国家建设的党。正是基于这一转变，当前，研究党的执政多从全球化背景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视野下出发，同时，提高党领导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能力，指出了我们是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执政，要把握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运行规律，驾驭好市场经济的发展。当前，学术界在研究党驾驭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能力多从经济层面思考，把发展好经济作为驾驭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唯一选择。但这是不够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对于我们而言不仅是一种经济体制，它还改变了我们的社会发展逻辑，形成了一系列的社会现象，而这种状况我们都是未曾碰到过的。因此，本文试图引入社会学分析的方法，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而产生的一系列现象的研究入手，寻找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社会特征，从社会层面来把握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这对于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探索，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都是有益的尝试。
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我国社会发展的逻辑关系分析
首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变了我们社会发展的逻辑。人类有两个基本问题为许多学科所关注：一是“资源的稀缺性”，二是“人的积极性”。资源有限，欲望无限，这就要求有效地配置资源。调动人的积极性，就是如何通过制度安排来促使人们努力工作，激发其成员积极性，而不是相反。市场经济通过利用价格体系有效且迅速传递经济信息，使资源达到有效配置;正是以利益驱动为出发点，人类通过市场机制，解决了如何调动人的积极性问题。我们知道利益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原动力。而计划经济实际上是不认可人的利益的，而是从人的利益之外去寻求社会发展的动力，企图用一种超世的精神作为推动整个社会运作的支点。那么这就必然会陷入这种情况之中：唯物主义强调社会存在决定意识，强调人的生存状态决定着人们的行为方式，而在计划经济年代，在一个半封闭的环境下，我们试图从人们生活之外去寻找逻辑的起点，靠净化人们的精神来推动社会的发展，那么这种制度是“短期内可以，长期不行;对少数人可以，对多数人不行”。
其次，当前，社会发展的态势是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运行规律而发展。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当前，我国社会的发展态势，从根本上说，是由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个社会存在决定的。因为我们是从计划经济过来的，目前，正处于社会转型，而社会要转型，要转成一个什么样的社会，从根本上说是要转变成一个与经济体制相适应的社会，能够保障经济体制充分实现和发挥它的价值的社会。我们要实现现代化，达到共产主义社会，这些都是要建立在高度发展的生产力基础之上的，而目前世界发展历史证明，市场经济是实现现代化的唯一正确选择，我们通过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与市场经济的有机结合，形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经过二十多年的发展，我国各方面取得了巨大的成就。这证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成功的，我国的社会发展态势也是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而转变着。
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社会特征及其影响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社会出现了许多在计划经济年代未曾有过的现象，而这些社会现象是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个特定的环境中产生的，它形成了一些新的社会特征，同时与党的执政密切相关，对党的执政产生着影响。
1.利益矛盾成为社会矛盾的常态
市场经济通过对人的利益刺激来调动人的积极性从而推动社会的发展。我国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轨的过程实际上就是重视人的利益的过程，也是一个利益重构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在一个利益充分分化的社会里，利益主导成为社会的基本准则。就是说，在这样的社会里，利益是主导群体行为以及个体行为的基本依据。正如哈贝马斯所说的，社会“用利益导向行为取代了价值导向行为”。[1]人的利益被置于空前的高位，利益重构是这一转型期的主题，那么它必然带来产生诸多利益摩擦，从而导致利益矛盾。利益矛盾的错综复杂，给党的利益表达功能，社会安定发展，提出了新的要求。
2.公民自主性意识的增强，公民社会的兴起
市场经济注重个人的利益诉求，使人在具有一定经济基础之上实现人格独立，在我们国家，公民的自主性意识得到空前的增强，公民利用合法的方式最大化的维护着自己的利益，公民社会正在初步形成。公民社会对执政党权威形成一定的挑战，公民社会从某种意义上讲是某种规模的利益群体的形成，那么这就意味着大规模利益诉求的增长，而利益诉求必然要寻找表达的形式和管道，且利益诉求必然要反映到政治层面中来。其结果就是大量社会组织和新的沟通管道的出现。过去，我们国家民众用来表达利益诉求的管道和途径主要是执政党，各级党组织是反映民意的主管道。公民社会的发展使得民众获得大量可以用来表达利益和进行政治参与的工具，客观上造成了与执政党的潜在竞争。同时，公民社会的发展，公民利益诉求力量的增强，客观上影响着执政党的政策决策，增加了协调各方面利益的难度。
3.社会阶层分化，新的社会阶层形成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社会阶层出现了明显的分化。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我国只有两大阶级一个阶层，既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和一个知识分子阶层。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随着各种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和多种分配方式的存在，形成了新的社会阶层。中国社会科学院发布的《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研究报告》提出了“当代中国已经分化成十大社会阶层”的论点。该报告以职业分类为基础、以组织资源、经济资源和文化资源的占有状况为标准划分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结构的基本形态，提出中国社会阶层是由十个社会阶层和五种社会地位等级组成。可见，我国现代社会阶层结构的雏形已经基本形成。各个社会阶层都有其自己相对独立的价值取向，各阶层之间也存在着各种矛盾，我们党要正确解决各社会阶层的利益诉求，要妥善处理好阶层矛盾。
4.社会价值观的多元化与信仰危机的交集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表现出利益多元化。每一个社会要维持正常的运转，都必须要有一个主导的价值标准，继而论述这种价值冲突的存在，人民对执政党的认同感、对我党执政的合法性，对稳固党的执政的影响。而随着经济的多元化，必然导致思想价值的多元化，从而产生广大人民群众对社会主义认同，社会主义信仰等问题的危机，对党的意识形态工作形成新的挑战，对党的执政合法性带来冲激。
5.市场原则的负面影响对党内的腐蚀
市场原则的负面影响对党内的腐蚀。权钱交易成为当前腐败的主要形式。市场原则的核心是等价交换，由于市场经济的本质是还人们以利益，通过人们对利益的追求来推动社会的发展，整个社会呈现出以利益为主导，以利益为驱动力。市场经济强调资源的配置，而执政党由于掌握着大量的公共资源，在资源配置时，由于人们的利益驱动，总是想追求利益最大化，同时，由于转轨不彻底，仍然政府有直接干涉微观经济领域的活动，这样就容易导致权力寻租和腐败发生。市场经济只是一种经济体制，而这一模式容易被消极运用到经济体制之外的体制，而在政治体制内尤其是执政党内，这就出现了明码标价买官卖官的现象，这是将市场经济的标准作为判断一切价值标准的错误行为。
三、提高党驾驭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能力的路径选择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变的不仅仅是经济层面，更突显的是在社会层面，我们要研究和把握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所产生的社会影响及变化，形成有利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社会环境，形成有利于党充分驾驭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社会环境，不断提高党驾驭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能力。
(一)坚持社会整合，增强社会的凝聚力
整合，就是通过一定的方式和手段，使各不同部分在保持各自性质特点的前提下，共同构成一个有机的、完整的整体。社会整合包括利益整合、意识形态整合和阶层整合三个要素内容。
要坚持利益整合，让全体社会成员共享社会发展的成果。执政党在整合利益矛盾的过程中，要坚持“群众利益无小事”的理念，尽心整合各方面的利益矛盾，使其达到和谐共存的状态;要确保其价值取向，否则价值取向不明确，在利益协调过程中反而会进一步激化社会矛盾。我们党一贯坚持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是为最大多数人的利益实现而努力的，要让最广大人民共享其改革开放的成果，这就是我们党利益协调的价值取向。首先，加强利益的均衡发展。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问题的决定》中指出，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加强收入分配宏观调节，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更加重社会公平，着力提高低收入者收入水平，逐步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通过对收入分配和调节增加低收入者的收入来逐步扭转分配差距的扩大。其次，加强对利益边缘群体的保障，这也是实现社会稳定和谐的关键。要对下岗工人、农村失地农民实行最低生活保障，执行最严格的耕地制度，从而使其利益不被削弱，并且要得到法律和制度的保障。再次，形成均衡的利益表达机制。通过常效机制来保障各方面的利益，尤其是弱势群体的利益。“利益表达的需求总是产生于利益失衡或利益冲突的时候，这时，如果不开启表达的大门，利益矛盾得不到解决且会目积月累从而酝酿出更严重的危机。因此，在这样的时候，需要做的是要用有效的制度安排来容纳和规范利益表达。同时，从利益表达者的角度说，提高利益表达的理解程度也是至关重要的。”[2]
要加强意识形态整合，构建和谐文化，打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我们要继续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的指导地位毫不动摇，加强主流文化建设，通过整合使社会构建一种共同文化，使社会发展、民族复兴有一个和谐、健康的环境和氛围。当前，我们要努力建设和谐文化，为和谐社会的构建提供好的环境。同时要增强意识形态的包容性，主流意识形态自身应当有广泛的包容性，应当在坚持自身基本价值的同时，力求把社会大多数的利益、愿望、要求都反映出来，使自己的意识形态有包容性，能为社会大多数所接受。当今，我们处于一个开放的社会，各种思想意识冲涌而来，我们要在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的同时，宽容地对待对人类命运有益的各种探讨。而对于那些黑暗落后思想潮流要尽可能的拒之门外。要着力和谐利益价值观念的渗透，使社会成员树立正确的利益价值观，理性看待、对待利益，使利益与传统的优良道德观念结合起来，加强利益背后的人文精神建设。
要加强阶层整合，形成大的社会合力。要通过阶层整合，实现阶层和谐。阶层和谐有三个要素：一是各阶层之间的公平流动。二是要让各个阶层尽其所能又各得其所。三是各个阶层之间应当保持着一种多赢的发展态势。一个社会只有同时具备了这三个要素，才能称得上是一个阶层和谐的社会。在这样的一个社会当中，社会阶层之间才能实现良性的互动，整个社会才能实现公正。[4]
(二)坚持公共治理，建构新的社会治理模式
随着经济全球一体化的进程加速，“新公共管理”的理论逐步深入人心。新公共管理的目标，在中国语境下，就是善治。善治就是使公共利益最大化的社会管理过程。其本质特征，就是政府与公民共同对公共生活实施管理，国家政府与公民保持良好的合作互动关系。善治是民主发展不断提高，民主参与不断增强的产物，它是赋予执政党更多的责任。它必须要有强大的公民社会为基础才能实现。执政党要积极培育公民社会，这是实现民主政治不可或缺的构成要素，也是实行善政的基础。
要在坚持善治的基础上，形成新的社会治理模式，以此来引导和培育公民社会的良性发展。培育公民社会，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要深刻地认识到，在社会生活的许多领域，政府和政治权力应不再直接介入。在过去的体制中，政府管了许多不该管、管不了也管不好的事情，实际上无益于社会的经济发展。执政党掌握着过于庞大的资源，这样势必自己一直处于利益矛盾的风口浪头上，不利于执政党的执政。应当支持公民社会的培育，在公民社会领域里解决原来需要的执政党和政府来干涉解决的事情，公民可以通过公民社会自身的众多渠道化解矛盾，减少摩擦，逐渐形成了“小政府、大社会”的社会治理模式，有利于缓和执政党政府和公民之间的冲突，有利于和谐社会的构建。
(三)坚持制度创新，完善社会政策
制度创新作为现代社会发展的动力之一，是我国实现经济发展、社会进步的强大推动力。在唯物史观看来，制度创新是一个通过社会变革以重新安排社会资源、调整社会生产、塑造社会价值的过程，其实质是一个生产关系不断调适、构建以适应生产方式发展需要的过程。
当前，我们正迈进社会政策时代，所谓社会政策时代是一个国家或地区，以改善困难群体的生活状况和普遍增进社会成员的社会福利为目的的社会政策普遍形成，并且作為制度被有效实施的社会发展阶段。社会政策成为突出的社会现象，不同领域的困难群体和更广泛的社会成员的生存状态被普遍关注，并得到政府政策上的关怀的社会状况作为那个时期的社会特征而凸显出来。要重视社会政策的制定和实施。社会政策的重要功能就在于以社会整体的力量来帮助每一个社会成员抵御各种社会风险因素，确保社会的安全运行和健康发展。党对人民实际利益的关注，已经不能仅仅停留在“访贫问苦”、“送温暖”这种随机性过强的做法上，也不能仅仅靠领导的批示去解决问题，而应当上升到社会政策的高度来看待，使之体系化、制度化、规范化，以求得政策的稳定性和长期性。
(四)坚持廉政自律，树立党良好的社会形象
党的作风和廉洁状况，直接影响党的执政能力的发挥，影响党在群众中的形象。不改进党的作风，形式主义、官僚主义、虚报浮夸盛行，再好的理论、政策也不可能落到实处。特别是腐败问题如果长期遏制不住，就会动摇党的执政地位。
改进党的作风，最根本的就是大力弘扬求真务实之风，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应加强思想教育，健全相关制度，提高执政效率，真正做到为民、务实、清廉。各级领导干部都要坚持正确的权力观、地位观、利益观，增强对群众的感情，始终与人民群众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坚决反对脱离群众、以权谋私;坚持科学发展观和正确政绩观，重实际，说实话，办实事，求实效，坚决反对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坚持谦虚谨慎、艰苦奋斗，坚决反对骄傲自满、铺张浪费。
要坚定不移地反对腐败。党越是长期执政，拒腐防变的任务越艰巨。各级党委要把加强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作为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巩固执政地位的一项重大政治任务抓紧抓实。特别需要引起注意的是，一些高级干部出问题，在党内和社会上影响恶劣;一些窝案、串案，极大地损害党的形象。要坚持标本兼治、综合治理，惩防并举、注重预防，建立健全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教育、制度、监督并重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以解决群众反映的突出问题为重点，坚决纠正损害群众利益的不正之风;以查处发生在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中滥用权力、牟取私利的违法违纪案件为重点，严厉惩处腐败分子。加强思想道德和纪律教育，督促各级党员领导干部常修为政之德、常思贪欲之害、常怀律己之心，自觉经受住改革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长期执政的考验。加强廉政法制建设，真正形成用制度规范从政行为、按制度办事、靠制度管人的有效机制，保证领导干部廉洁从政。加强纪检监察机关的建设，进一步理顺领导体制和工作关系，提高纪检监察机关的相对独立性和权威性，使他们切实履行好监督职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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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邓海平 陈利维
摘要：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提高党领导发展能力和水平这一重要命题，这是几十年来理论工作者和学术界对相关问题研究的发展的逻辑结果。对相关文献进行梳理有利于提高党领导发展能力和水平这一重大课题研究的深化。所涉及的主要研究文献包含党的发展理论、党的领导体制、党的领导能力、党的执政能力、党领导发展能力和水平、国外政党领导发展能力六个研究主题。在对相关文献进行梳理的基础上作了回顾性评价，认为已有研究对党领导发展的基础性问题和前提性问题的探索，对党领导发展的内容作出了观念上的准备，对国外政党领导发展的经验教训的研究构成了重要参考。
关键词：中国共产党;领导发展能力和水平;回顾性评价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我们党确定的“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能否如期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关键在党的领导，而党的领导最根本的方面在党领导经济社会发展的能力和水平。本文对党领导发展能力和水平的文献作出全面回顾，并尝试给出分析评价。
一、以研究主题为中心的文献回顾
1.党的发展理论研究
党的发展理论源于马克思的社会发展观和恩格斯的历史合力论，同时借鉴和吸收了当代西方的发展观。就本文主题而言，我们集中关注以毛泽东、邓小平等人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的发展观。
(1)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央领导集体发展观研究。学界普遍认为，毛泽东的社会发展理论与实践是关于在中国建立一个什么样的社会以及怎样建设这个社会的观点和方法的总称。绝大部分学者对毛泽东为中国社会发展所作出的努力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在毛泽东社会主义观的核心认识问题上达成一致。有的学者认为，毛泽东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总的看法和根本观点包括对我国社会主义如何发展、发展的目标、原则等重大理论问题。毛泽东深刻总结了中国共产党的历史经验，提出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运动是推动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动力和源泉，明确了“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科学概念。
(2)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央领导集体发展观研究。国内学术界对邓小平发展理论的研究很丰富，其研究主要是从两方面着手：其一是对邓小平发展观的基本内容和体系的研究。其成果突出的有曹前《邓小平发展观略论》，从一般视角下对邓小平发展观进行了系统阐述。还有的学者从发展的认识论、发展的方法论与发展的价值论三个层面阐述了邓小平发展思想的基本内容。其二是从邓小平发展理论的基本特征人手进行具体的阐述。
(3)以江泽民为代表的中央领导集体发展观。江泽民提出“发展是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的重要论述，这一论述深刻揭示了发展与保持党的先进性和发挥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辩证关系，突出了发展在一个政党和一个国家中的重要地位。关于发展是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的重要论述，集中体现了以江泽民为代表的中央领导集体对当代中国发展问题的深刻认识。国内对于江泽民发展观研究成果主要是从发展地位、发展动力、发展条件、发展战略诸方面对江泽民发展思想的基本内容进行梳理论述的。
(4)关于科学发展观的研究。科学发展观的研究成果十分丰富，主要分为三个方面：第一，对科学发展观的内容以及体系进行论述;第二，从历史的角度对科学发展观的历史进程进行叙述;第三，从发展社会学、经济学、哲学等学科的不同角度对科学发展观进行研究。从已有的理论成果看，对党的发展观问题特别是发展观的演变问题的研究，基本上都倾向于认为党的发展观是马克思社会发展观和恩格斯“历史合力论”的中国化，也经历了一个由不成熟到成熟和完备的阶段，每一阶段的发展观都有其独特的背景和内容。对于每一阶段的发展观的基本问题，比如发展道路、发展动力、发展目的等问题进行了比较详细的研究和讨论，最后都把落脚点放在当代发展观的重要性和意义上。
2.党的领导体制研究
(1)党的领导体制与法制的关联研究。有学者指出，现行的党政领导体制存在的一些主要弊端是政治与社会生活中的权力高度集中，不利于加强党的领导，不利于政府、企业、群众团体行使自己的职权，比较容易形成“家长制”和产生官僚主义。有学者从历史和理论上两个方面论证了坚持党的领导和改革现行党政领导体制的必要性，并且从共产党对非党组织的“总的领导”原则，彼此间的职能分工、抓好自身建设等方面阐述了“坚持党作为国家生活的领导者，而不是直接管理者”的含义。李步云针对当时许多人把坚持党的领导与严格遵守法律对立起来的错误观点，指出党必须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进行活动，党的各级领导必须树立法制观念，认真学法用法，党组织要自觉接受非党组织和广大人民群众的法律监督。在党的领导与法制的关系问题的研究在20世纪末90年代发展为依法治国这个重要概念。
(2)党的领导制度与体制的关系。理清党的领导中的“制度”与“体制”的联系和区别，澄清党的领导哪些属于制度方面问题，哪些属于体制方面问题。还有作者运用系统论的分析方法，探讨了社会大系统中政党、政府、群团组织、经济组织等子系统相互之间的关系以及各自内部构成的特色，以此说明党政不分、以党代政的不合理性以及改革体制的必要性。有学者提出企业改革中选择党政分开模式需要遵循的两大基本原则，一是看是否有利于加强党的领导，二是不能用党委系统去取代生产经营系统。还有一些研究者介绍和评价了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有关党政领导体制改革的一些理论和实践，前苏东国家在党的领导体制改革所关注的问题主要也是党政关系，这可以说是社会主义国家政治体制改革的一个重要共同点。
(3)党的领导体制与整个社会政治系统的关系。如王沪宁从政治发展的视角分析了革命后社会政治体系的基本特征和发展阶段，并从“历史——社会一文化”之间的动态平衡和能量交换关系来说明改善党政领导体制必须以政治稳定为前提条件。在此基础上，他认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必将引起社会结构的深刻变化，所以必须对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党政、政经、政治、政社一体化的高度集权的权力结构实行逐步的结构性调整。而完善党政领导体制，完善执政党与政府、其他党派、社会、企业的关系，来巩固党政领导体制，则又是实行整个权力结构调整的重要途径。
(4)党的领导在企业、社会管理等各个方面的具体体制和机制研究。有学者运用政党领导理论和执政党建设理论，借鉴政治学结构功能主义的分析工具，以党的领导水平的提高和执政能力建设为切入点，从党的领导地位、领导理念、领导方式、领导人才和领导成本等多角度，围绕如何在社会转型期领导好社会管理体制创新展开研究，梳理探索历程，分析新时期影响党领导社会管理体制创新的制约因素，探寻把提高社会管理科学化水平和改善党的领导有机结合起来的创新路径。此外，还有学者对党的领导体制及其与国家权力机关、政府机关、司法机关、军队、企事业单位、群众团体等组织的关系，以及党领导社会意识形态的体制与方式进行了历史考察。
(5)党的执政体制和执政方式研究。2004年6月，胡锦涛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四次集体学习时，指示要加强执政理论研究，同时指出党的执政理论体系主要包括“执政理念、执政基础、执政方略、执政体制、执政方式、执政资源”。这其中，执政体制和执政方式是党的领导体制理念在新时期新阶段的延伸和发展。党建研究重心开始转入执政理论的研究，党的执政体制和执政方式也构成党的领导体制研究中的重要内容。近年来，有关执政体制的文献着重探讨执政体制的科学化和法治化水平。研究者认为，法治政党最主要的一个面向是政治生活的法律化，是宪法和法律对政党的规范和约束;法治政党建设的另一方面是党内规范法治化，政党通过良善的自身制度加强自我约束。法治政党的关键是依宪执政，未来要通过推进党的领导权法制化、深化党的机构改革、深化党委决策制度改革和推进党内治理法治化等重点举措来完善党依宪执政的体制机制。此外还有一些作者从历史和前苏联的执政体制的经验教训来寻求现实启示。
3.党的领导能力研究
(1)党的领导能力内涵研究。党的领导能力内涵研究主要从两个角度进行：一是从合法性等角度对党的政治、思想和组织领导权进行法学理论阐释。在学者们看来，党的执政是指党的代表(党员领导干部)合法进入和掌控国家政权机关，从而使得党的代表能够以国家代表的名义行使国家权力、贯彻党的治国主张、处理国家和社会公共事务、为全体人民谋利益。从当今我国“宪法+党章”的复合宪制来看，党的领导权在一定范围内应被视为一种宪法权力，这可用党是主权之政治代表、人大是主权之法律代表的“人民主权双重代表制”思想来解释。党的领导主要是政治、思想和组织领导，党的政治领导权包括修宪建议权、立法与国策建议权、宪法解释与审查建议权;组织领导权包括政要提名权、执政监督权。二是从发展视角对党领导能力进行研究。从党的政治、思想和组织领导出发，结合党所处的时代特点、所面临的任务和队伍的现实状况研究党领导能力的内涵。如有的学者认为在经济全球化、政治多极化和信息网络化的时代条件下，党的领导需要落实到治国理政的现代化要求上。
(2)从党自身建设的角度研究党的领导能力。一是理论研究。研究成果从理论与实践结合、历史与现实联系的角度，对党的建设的发展历程和基本经验，对党的领导、党的纲领、执政党的阶级基础和群众基础、党的执政能力建设、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反腐倡廉建设和制度建设等进行了全面立体的梳理，并针对一些热点难点问题提出了对策性建议。二是关于党政干部胜任能力研究。党政领导干部胜任力是指在党政领导工作中能够区分出绩效优异者与绩效一般者的知识、技能、行为、动机、自我概念、特质等特征。它源于党政领导干部的工作实践，是对其工作表现卓越程度的高度概括和总结，是党政领导干部的岗位胜任素质特征。三是关于党政干部考核指标研究。干部考核评价作为国家干部队伍建设的重要一环，对其进行研究是十分必要的。冯秋婷先后主编了《促进科学发展的干部考核评价建设》和《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考核评价机制研究》，对干部考核评价机制进行了较深入的研究。学界还从评价主体、运行机制、贯彻执行科学发展观、领导绩效等角度建构对领导干部的评价指标。还有的学者从党的制度化建设、纯洁性建设、学习型党组织建设、先进性建设等方面构建评价指标。
4.党的执政能力研究
国内学界关于“党的执政能力”的研究围绕以下几个问题展开，并提出了相应的学术观点：
(1)关于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历史考察。学界对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历史考察，或按党的几代领导人的视角，或以时间跨度为主线，主要涉及三个方面：一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在局部执政时期的执政能力建设;二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党的执政能力建设;三是改革开放以来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在此基础上，一些学者总结了若干启示：始终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执政理念;不断巩固党的执政基础;坚持德法结合的执政方略;不断改革和完善党的执政体制和执政方式;不断保护党的执政资源，优化执政环境等。
(2)关于加强执政能力建设的时代背景和重大意义。对于中共中央提出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背景和原因，学者们有不同的观点，概括起来，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对国内外政党执政经验的总结。如有的学者认为，前苏联共产党解散和墨西哥革命制度党下野，归根结底是违背了执政规律而受到惩罚的结果。二是对执政环境和执政任务的新判断和执政党意识的新觉醒。如有的学者认为，党的执政环境和执政任务发生变化，党自身还存在着许多“不适应”和“不适合”的地方，从维护发展和生存安全的角度，要求我们必须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有的学者指出：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实现三大任务的需要，是保持党的先进性、增强党的战斗力的需要，是密切党群关系、使我们立于不败之地的需要，是应对复杂多变的国际形势、粉碎国际敌对势力和平演变的需要。三是进一步巩固执政合法性基础。有学者认为，一个政党执政的现实绩效和社会主流意识形态的良性互动，是其执政合法性的坚实基础，而合法性基础坚实的政党，其现实的执政能力就强。
(3)关于党的执政能力的定义和科学内涵。学界对执政能力的定义大致分为以下几类：一是以维护现有的执政地位为目标。有的学者认为，执政能力是执政者通过执政活动达到执政目的的能力，以及由此产生的保证和维护自身执政地位的能力。二是以完成执政方略或发展战略为目标。有学者认为，党的执政能力是指中国共产党为完成其阶段性经济社会发展战略目标，组成执政体系来管理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事务，以实现其既定治国目标所具有的理论、经验、谋略、本领、素质与能力。三是以治理国家和社会为目标。如有学者认为，执政能力指的是共产党驾驭和管理正在变得日益复杂的中国社会的能力，从根本上说是要建立一种新型的党和政府与中国社会之间的关系。四是以实现所代表的阶级利益为目标。有学者认为，执政能力就是中国共产党按照宪法和法律的规定，正确掌握和运用国家政权，全心全意维护好、实现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带领人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为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而奋斗的能力和水平。
党的十六大提出了中国共产党应有的五种执政能力，即科学判断形势的能力、驾驭市场经济的能力、应对复杂局面的能力、依法执政的能力以及总揽全局的能力。在此基础之上，有学者认为，执政能力的内涵应从以下三个角度加以把握：从党的整体来说，执政能力主要包括科学的理论指导和理论创新能力、决策制定的能力、制度和体制的安排能力;再有学者认为对于党的基层组织和广大党员来说，加强执政能力建设主要就是提高党员的整体素质。
(4)关于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相关问题。学界的研究主要涉及以下七个方面：一是执政理念与党的执政能力建设，认为执政理念是一个执政党全部执政活动的价值取向，直接反映的是这个执政党的执政宗旨、奋斗方向和终极目标;二是执政基础与党的执政能力建设，认为执政基础是党取得执政地位后进行执政能力建设的先决条件，认为执政能力建设是进一步巩固党的执政基础的主要途径;三是执政方略与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四是执政体制与党的执政能力建设，认为党的执政能力不仅取决于领导干部的素质，还取决于领导体制和执政机制;五是执政方式与执政能力建设，认为党的执政能力总是通过一定的方式和形式体现出来，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的选择关系到执政能力建设的成败;六是执政资源与执政能力建设，认为执政资源是政党执政的基础和前提，政治统治的合法性被普遍认为是执政的重要资源之一;七是执政环境与执政能力建设，认为提高党的执政能力，一定意义上取决于执政党对执政环境的正确把握和对执政历史使命的深刻认识。
(5)关于执政能力建设的有效途径。国内学界对党执政能力建设的途径虽然观点各异，但主要涉及三条途径：一是不断加强党组织执政能力建设，不断提高广大党员干部的执政能力，因为党执政的组织基础和执政主体是党的各级组织和全体党员，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必须提高党组织和党员干部的执政能力。二是改革和转变政府职能，因为在以党代政的局面基本消除的今天，建立新型的党政关系，成为执政体制创新的主体工程，它包括党的领导制度建设、现代国家建设和实施依法治国方略三个方面。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必然通过政府来体现，去推动，所以也要研究推进政府职能改革。有学者认为，党的执政能力需要通过具体的执政来体现和反映。三是执政体制和执政方式的科学化、民主化和制度化，体制、制度的好坏优劣直接关系到党的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的高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就必须改革和完善党的领导体制和工作机制，这是正确处理党的领导、人民当家做主和依法治国三者关系的关键。
(6)关于执政能力的测评。执政能力测评是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重要环节，而执政能力的提高则是执政能力测评的主要目标。测评具有预警和纠偏的价值功能，测评效度的强弱直接决定着执政能力建设的程度和质量。学者们从执政能力的影响因素、评价标准、评价主体、评价手段等方面进行了探讨，提出了自己的观点。有学者认为，对于执政能力的评价，可以采取对执政相关要素的客观评估，对执政效率与成本的评估，对执政认同性的量化评价等几种基本方法。此外，还要大胆利用现代技术进行评估。
5.党领导发展能力和水平研究
(1)关于提升党领导发展能力的重要意义。大多数学者认为，党之所以要强调“提高领导发展能力”，主要原因在于我国经济社会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在经济连续多年高速增长的同时，也积累了一些矛盾和问题，特别是能源、资源短缺问题突出，环境压力增加，城乡、区域发展和居民收入差距拉大，社会事业发展相对滞后。如有学者认为，“领导科学发展能力”是对科学发展观理论体系的深化和延伸，是执政能力建设理论的丰富和拓展，是领导科学研究的创新和提升，是加强领导干部队伍建设新的要求和任务。代表性观点认为，提升党领导发展能力的重要意义在于四个方面：一是应对错综复杂新形势的迫切需要，今后一段时期内，我们将突出面对国际金融危机影响持续加深、全球经济增长明显放缓的压力，突出面对外部需求显著减少、我国传统竞争优势逐步减弱的压力，突出面对国际竞争日趋激烈、投资和贸易保护主义上升的压力，突出面对人口资源环境约束不断增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要求更为迫切的压力。二是解决瞬息万变的新问题的迫切需要。当前国际国内新问题层出不穷，瞬息万变。如果处理不好，必将影响经济社会发展。三是接受国内外历史教训的迫切需要，当一个国家经济起飞阶段，往往是社会结构深刻变动、矛盾最易激化的时期。如果把握不好发展的全局，就会造成贫富悬殊、失业激增、分配不公、社会矛盾激化、社会动荡、经济社会发展长期徘徊不前。四是克服不适应、不符合科学发展观要求问题的迫切需要，有些领导干部在确立科学发展的思想观念、决策思路、制度措施、领导水平方面，存在与科学发展观的要求不符合、不适应的问题等。
(2)关于党领导发展能力的内涵和存在的问题。大多数学者认为，党领导发展能力既指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发展能力，也指各级党组织的领导发展能力，还指党的干部的领导发展能力。如有学者认为，领导科学发展能力是指领导者或领导集体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下，坚持以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统筹兼顾为发展原则，正确有效地引领和组织科学发展的一种综合性的领导能力，其实质是将领导能力置入科学发展观坐标体系，旨在推动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而提出的新概念、新思路。有的学者指出，当前党的部分领导干部领导科学发展存在的问题是：思想不够解放，缺乏开拓创新的意识;领导方式不新，不能适应时代和实践的需要;统筹能力不强，未能实现好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环保意识不强，没有牢固树立可持续发展的理念;关注民生不力，未能实现让发展的成果惠及人民。有的学者具体分析了干部领导科学发展方面存在的问题：宗旨意识不强，作风不实;思想解放不够，缺乏开拓创新的意识;领导方式不新，领导方法简单，不能适应时代和实践的需要;缺乏战略眼光和大局意识，统筹能力不强;沟通协调能力不强，解决影响社会和谐的突出问题的办法不多。
(3)关于党领导发展能力的构成。对于党领导发展能力究竟包括哪些能力，学者们的观点各异，有的学者认为，对于各级党委来说，领导发展的能力主要就是领导经济工作的能力，具体包括驾驭市场经济的能力，应对复杂局面的能力，按客观规律办事的能力，各级党委提高领导经济工作的水平。有的学者将领导科学发展能力分解为十种能力：政治把握能力、科学决策能力、统筹发展能力、规划发展布局能力、依法行政能力、社会管理能力、组织实施能力、知人善任能力、学习创新能力、沟通协调能力，并依据这种能力划分设计调查问卷，在调查分析的基础上，从体制、机制、方法三方面构建出提高领导科学发展能力的模型。有学者认为，领导科学发展的能力具体包括八个方面的能力：一是对科学发展观理论的理解能力;二是坚持靠民发展的能力;三是自觉为民发展的能力;四是实现又好又快发展的能力;五是善于统筹发展的能力;六是勇于创新发展的能力;七是善于应对危机的能力;八是保证安全发展的能力。
(4)关于提升党领导发展能力的对策。提升党领导发展能力的对策是目前学界对这一问题研究的一个落脚点。有的学者从应该着重提升哪些具体能力的角度提出自己的见解，如有的学者认为，要提升党领导发展能力，一要坚定不移地按照科学发展观要求领导发展，二要努力提高制定有利于科学发展的方针政策的能力，三要提高统筹协调的能力，四要努力提高处置突发事件的能力。有的学者指出，提升党领导发展能力，必须坚持以科学发展观引领发展，坚持以正确的方法推进发展，坚持以完善的体制机制保证发展，坚持以人心的凝聚加快发展。还有的学者认为，必须深化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内在要求的认识，坚持抓好发展这个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深入推进经济体制改革，全面提高对外开放水平，不断完善党领导经济工作的体制机制和方式。有的学者从处理重大关系的角度来论述如何提升党领导发展能力。如有的学者指出，提高领导发展的能力，最根本的就是要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的根本要求，正确处理事关改革发展稳定全局、事关经济社会发展大局的各种重要关系。具体而言，就是要认真落实既快又好的要求，处理好经济增长速度与经济增长方式的关系;认真落实全面发展的要求，处理好经济发展与社会进步的关系;认真落实协调发展的要求，处理好城乡之间、区域之间以及对内对外开放的关系;认真落实可持续发展的要求，处理好经济社会发展与人口资源环境的关系;认真落实以人为本的要求，处理好改革发展与富民安民的关系。有的学者指出，提高干部领导科学发展能力，一要以理论武装为根本，加强领导干部的思想建设，二要把握发展规律，提升干部认识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三要着力提升干部创新创造的能力，四要增强服务意识，转变落后的领导方式和工作方式，五要建立科学的政绩考评机制，让干部树立正确的政绩观。
(5)关于党领导水平的研究。有学者认为应围绕党执政能力建设提出相应的提高党领导水平的措施。有学者认为，提高党领导水平关键在领导科学发展能力、驾驭全局能力、促进社会和谐能力、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能力、加强党自身建设能力等方面加强。有学者认为，在党的领导下，依法治国已取得了显著成绩，但也存在着法律体系有待完善、党的领导方式有待改进、公众的法律信仰尚未普遍建立、对权力的制约监督缺乏实效、党的建设法治化水平有待提升等现实问题和障碍。有学者认为提高党的领导和执政水平应注意解决的四个问题：即正确认识和处理党与政权组织的关系、党的领导与依法治国的关系、党的领导与人民当家做主的关系以及实现党的决策的民主化科学化。
6.国外政党领导发展的能力研究
(1)不同政党制度对于政党领导发展能力的影响。资本主义国家的政党制度各不同，但大体上都可以归为欧洲大陆的政党制度和美国的两党制度。由于美国政党的主要功能就在于选举，它在政治传播、社会动员的能力大大下降，这也意味着美国政党在领导发展方面的能力比较弱。有关发展的政策往往受到总统本人以及利益集团的影响。因此，有作者甚至认为，“政党要完蛋了”。这种描述较为形象地说明了政党在美国政治中的地位的衰落，及它在领导发展方面的欠缺。相比较之下，欧洲大陆的政党在政策议程和领导发展方面的能力要强于美国许多。而且值得注意的是，欧洲政党不但能够制定具有政党标识性的政策，而且政党在贯彻其政策、动员社会群众方面的能力也相对突出。这方面的研究有王长江的《现代政党执政规律研究》、《现代政党执政方式比较研究》，熊辉的《改革和完善党的执政方式》，林勋健的《西方政党是如何执政的》等。
(2)政党领导具体发展道路的研究，尤其是社会民主党对于第三条道路的研究。在欧洲政党的政治理念变革方面，英国著名政治思想家安东尼·吉登斯提出社会民主党在冷战后面临着五类挑战，对欧洲社会党所面临的挑战及应该采取的变革措施进行了深入的理论探讨，并塑造了第三条道路政治的发展历程国。英国学者马丁·鲍威尔对构成英国现代社会政策框架体系的主要政策领域以及相关的公共政策和理论问题作了重要的历史梳理，讨论了新工党在不同的政策领域中的政策与老工党和前保守党政策的关系。德国学者托玛斯·迈尔也探讨了执政党应如何适应当前高度信息化、全球化的经济、政治和社会条件，如何改变策略，同时保持自己的身份特征以迎接新的挑战。在这个方面，中国研究学者也有较深入的考察。顾俊礼着重分析和研究了英国工党与保守党、法国社会党与戴高乐政党、德国联盟党与社民党、意大利天民党与左民党、瑞典社民党、奥地利社民党等9个欧洲国家执政党不同时期的执政经验与教训，对于世界其他国家的政党及其执政都有一定的参考或借鉴作用。
(3)对于不同国家的政党以及相关公共政策的国别政党研究。在欧洲政党的执政政策方面，德国学者沃尔夫冈·麦克尔，亚历山大·佩特林等人以英国、法国等西欧六个具有代表性的社民党执政国家为研究对象，详细比较和分析了这些国家的社民党在财政政策、就业政策和社会政策领域所采取的措施和结果。可以说对西欧社民党是否成功地对自己的纲领、目标和政策工具进行了革新，给出了非常严谨的解答@。德国学者斐迪南·穆勒.罗密尔和英国学者托马斯·波古特克对20世纪90年代后期先后进入全国政府的五个西欧绿党(芬兰、意大利、德国、法国和比利时)进行了综合比较分析，提出了不断调整中的绿党政治意识形态与组织结构已变得日益适应欧洲联盟政治的需要@。在韩国政党研究问题上，韩国政党体系变化与民主化关系以及这一政党体系变化与韩国发展之间的关系是国别政党领导发展问题的一个重要内容。有学者认为政党的统合与分裂完全是危机所致，视政党的变动和政党体系的变迁为“危机与统合的政治”，是政治人在权力斗争危机的压力下表现出来的纯粹的聚合现象。郭定平对于韩国政治转型做了详尽深入的研究，文中涉及了政党体系的变迁问题，探讨了20世纪八九十年代韩国政治转型的背景、原因、进程和前景，认为韩国政党体系有着个人化、精英化、权威化的特点。进入新世纪后，对于韩国政党体系的研究日渐活跃，这一时期的研究成果散见于有关东亚政党体系转型的研究著述中。李路曲在《当代东亚政党政治的发展》一书中，对于韩国政党政治的产生和发展、一党独大政党体制的形成和发展，以及韩国政党和政党制度的制度化过程做了扼要的介绍。
二、对已有相关文献的分析评价
1.党领导发展能力和水平问题是已有文献尤其是有关党的领导体制、党的领导方式、执政能力等相关研究问题的逻辑延伸。已有文献对党领导发展的基础性问题、前提性问题作出了重要的探索和研究，从而为提高党领导发展能力的研究提供了重要的理论资源。党领导发展能力是党的领导在发展方面的体现。提高党领导发展能力的命题的提出，是党在制定和推进“十三五”规划时的内在要求。从观念史的角度来看，这一命题也是几十年来理论工作者和学术界对相关问题研究的发展的逻辑结果。尽管某个具体的研究者在其研究的问题中并未考虑党领导发展能力这个命题，但是这些众多的研究者在某个历史阶段集中研究某个主题并解决其所面临的历史任务，事实上为下一阶段的主题演进和研究任务作出了观念准备。
在20世纪80年代，党的领导的研究着重于改革和完善党的领导体制。基于对党的领导体制的重要性的认识，学术界对党的领导的研究着重围绕党政关系展开，就党是否直接领导还是间接领导、党政的职能区分问题、党政分开、党政是否应当一体化、如何实现对党的监督等问题展开研究。这些研究文献中提出各种有关党的领导体制上的观点，虽然其中有些观点并不符合实际，但对于党的领导体制的研究和争论深化了理论认识，并构成党的领导的研究问题上的重要阶段。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方向确立之后，党的领导体制也有了合理的定位。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成为全党的共识。鉴于市场经济所导致的一些腐败现象的加重，有关党的领导问题的研究重心转移到党的领导作风问题上。有关“三讲”和“三个代表”理论的研究，就是党的领导问题在新的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研究新进展，它抓住了党的领导的根本性质和时代要求，提出了党的领导上的“先进性”这个至关重要的命题，深化了党的领导问题的理论。进入新世纪以来，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任务的前提下，党的领导问题上的研究重心转移到党的执政能力和执政方式问题上。围绕着这一研究重心的转移，相关文献也深入研究和探讨了执政能力建设的相关问题，并为党领导发展能力的研究主题作出直接的理论准备。总之，在党的领导的问题上的研究与文献的逻辑进展表明，提高党领导发展能力和水平既是党中央在面临新的历史形势下完成重大历史任务下的重大决策;也是理论界在党的领导问题上研究的历史必然和逻辑结果。
2.已有文献对发展问题的研究为党领导发展的内容奠定了重要基础。十三五规划提出了五大发展理念，它是已有发展观的深化和最新成果。在改革开放之初，我党就确立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发展理念，从而为改革开放以来的发展道路确立了正确的发展观。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集体提出了“发展才是硬道理”的著名论断，认为发展问题的实质和核心问题就是经济发展。可以说，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着力提高人民群众生活水平，这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领导发展所以成功的最重要的思想保证。发展观的研究也围绕着经济建设而展开。1994年3月，中国政府通过了《21世纪议程》，提出了人口、经济、社会、资源和环境相互协调发展的战略、对策和行动方案，开始了我国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实施。这表明，我国的决策层和理论界日益重视并践行基于资源和环境约束条件之上的可持续发展，从而开始了发展观念的重要转型。与此同时，有关发展的研究文献也开始着重探讨可持续发展，包括人类发展等概念，并为后来的科学发展观作出直接的前期铺垫。科学发展观则从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和生态文明相统一的高度来审视发展，提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和社会建设相统一的发展，是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相统一的可持续发展，同时也是人的全面发展。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了“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五大发展理念，集中反映了我们党对经济社会发展规律认识的深化，极大丰富了马克思主义发展观，为我们党带领全国人民夺取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战阶段的伟大胜利，不断开拓发展新境界，提供了强大思想武器。可以说，有关科学发展观的研究为五大发展理念的提出作出了学术上的准备。
3.国外政党领导发展的经验教训是提高党领导发展能力的重要参考。五大发展理念虽然是中国共产党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时所总结出来的重要理论，但它们所蕴含的内容却是任何一个国家在发展时所不可回避的课题。这也意味着，尽管各国的政党制度存在着重要的区别，但是各国执政党在领导发展的任务方面具有本质上的共性，同时也意味着，提高我党领导发展能力的研究不能仅仅只局限于国内，还应当具有国际视野和全球关怀。具体而言，国外研究的参考价值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在面临着“中等收入陷阱”这个问题上，国外政党的措施以及得失对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胜阶段有着直接的对照作用。在这个方面，韩国的经验尤其值得我们重视。在后发现代化的国家中，拉美模式和东亚模式都曾引人注目。但经过几十年的实践，拉美国家在经济社会发展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后就掉入“中等收入陷阱”，难以突破。相反，韩国作为东亚模式的成功典型，尽管在其发展的历程中，数次遇到危机，都通过恰当地应对危机，反而取得了反超。第二，在协调发展、共享发展、创新发展和绿色发展方面，发达国家尤其是北欧国家政党的举措对于我们有着重要的参考价值。尽管我国目前所处的发展阶段与发达国家并不一致，不能简单地套用西方发达国家的发展模式。但是，这绝不意味着我们可以忽略发达国家的成功经验。第三，已有文献有一部分是比较研究，通过比较研究可以让我们更细致地把握各国政党在领导发展方面的差别与绩效，从而对于提高党领导发展能力和水平的研究是一个比较切近的入口。
(责任编校：文一)
作者：李风华 彭正德 陈云凡
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对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作出了全面部署，明确把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作为党的五大执政能力之一。对于我们宣传思想战线来说，提高执政能力建设，必须坚持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努力提高领导意识形态工作的能力。具体到工作上，重点要在以下几个方面下功夫。
一是提高宣传思想工作的感召力，用科学的理论武装人们的头脑。党的执政能力建设最根本的就是思想理论建设。坚持和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用发展的马克思主义武装全体党员和广大群众，是我们党的执政能力的重要体现，也是宣传思想工作的首要任务和根本职责。当前，最重要、最紧迫的任务，就是一要深入抓好"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党的十六大精神和十六届四中全会精神的学习、贯彻和落实。要重点抓好党委中心组的理论学习、进一步完善基层党委(组)学习旁听制、在职领导干部自学检查考核制度，切实在真学、真信、真懂、真用上下功夫;二要加强对科级干部的教育培训，抓好区镇两级党校建设，进一步完善党校建设的考核和教育培训制度，切实在提高理论水平和驾驭能力上下功夫;三要紧密结合全区党员干部思想实际，着力抓好即将展开的党员先进性教育，切实在提高党员整体素质，发挥先锋模范作用上下功夫。
二是激发协调发展的创造活力，服务发展这个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围绕中心，服务大局，是宣传思想工作的一项基本原则，也是检验党的执政能力的重要标准。当前，我国改革发展处于关键时期，我区已进入加快推进"两个率先"的新阶段。在这个阶段，发展的目标、发展的方式、发展的难度较以往都发生了很大变化，因此，宣传思想战线要自觉地以服务发展、推动发展为己任，一要将服务大局、服务发展的成效和贡献份额作为衡量工作水平的一个重要标准;二要深入研究发展环境的新变化，把握科学发展的新要求、新目标，及时向党员干部群众作好宣传;三要创新主题教育的形式与内容，努力引导人们转变发展观念，最广泛地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为全区实现"两个率先"服务。
三是增强新闻舆论的引导力，以正确导向引领人们的行动。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就必须牢牢把握正确导向，不断提高引导舆论的本领，以正确的思想理论、方针政策、价值观念影响社会，凝聚群众。一要加强指导。坚持党管媒体的原则，加强对苏州电视台"吴中报道"栏目、苏州电台"吴中之声"专栏、苏州日报"吴中新闻"专版的指导，突出宣传好我区三个文明建设的亮点、人民群众关注的热点、领导干部关心的焦点。二要加强引导。始终坚持团结稳定鼓劲、正面宣传为主的方针，加大与主流媒体的沟通，加强对重大新闻宣传战役的策划，积极发挥典型宣传的引领和示范作用。三要高度重视互联网对社会舆论的影响，加强对新型媒体的管理和引导。
四是发挥先进文化的推动力，促进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发展。宣传文化部门是建设先进文化的主体部门，为此，一要把加快建设"文化名区"的着力点，放在满足人民群众精神文化需要和推动社会经济全面协调发展上来;二要大力弘扬吴文化，充分利用吴中区有着2500多年悠久历史，人文荟萃、名贤辈出的优势，开展对吴文化的发掘、研究、宣传和利用，着力打造"三万顷太湖、五千年吴中"文化品牌;三要加快保护和发展以古镇古村古迹及民间工艺为主要内容的特色文化，充分展示其深厚的内涵和无穷的魅力为发展旅游经济服务;四要不断加强基层文化团队建设，进一步繁荣和活跃群众文化;五要积极打造"一镇一品"，支持发展一批文化优势项目，不断发展壮大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
五是提高思想政治工作的亲和力，为建设和谐社会营造良好的氛围。思想政治工作是党的重要政治优势，是党在宣传思想领域的一项基础性工作。做好思想政治工作，关键是要带着对群众的深厚感情，适应群众的接受能力。一要继续深化"传承千年文明、开创吴中伟业"主题教育，树好"文明、开明、诚信"吴中人的形象;二要采取多种形式，继续加强对社会热点难点问题的引导，通过"万人看吴中、齐心奔小康"等活动，切实增强思想政治工作的说服力和感召力;三要进一步拓展和发挥基层党校、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工会之家、青年之家、妇女之家和社区服务中心、青少年活动中心等教育阵地的作用，调动一切社会力量做好思想政治工作。
六是提高文明创建的吸引力，让人民群众在参与中提高素质。当前，精神文明创建内涵巳远远超出精神文明的范畴，是精神文明与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的良性互动，是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的综合反映，是推动现代化全局工作的一个重要抓手。一要进一步推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通过构建网络、整合力量、建好阵地、提供服务，为未成年人的健康成长创造良好的舆论、文化、法制环境;二要培育和树立文明创建先进典型，进一步提升各类精神文明创建活动的水平;三要继续强化"诚信吴中"建设，推进全区文明建设迈上新台阶。(作者系区委常委、宣传部长)
十二五”时期，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关键时期，是深化改革开放、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攻坚时期。充分发挥党的领导核心作用，继续抓住和用好这一重要战略机遇期、推进伊犁跨越式发展和长治久安，对于我们实现后发给超、走在全疆前列，与全疆全国同步进入全面小康社会具有十分重要的战略意义。
党的领导是实现“十二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目标的根本保证，必须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和先进性建设，不断提高党领导经济社会发展能力和水平。全州各级党委要以落实中央新疆工作座谈会和全国对口支援新疆工作会议为契机，立足现实，放眼全局，系统思考，准确把握全球化和多极化背景下，伊犁大建设、大开放、大发展的趋势，以超常规思维谋划发展蓝图，以超常规举措加快发展步伐，努力创新具有伊犁特色的发展模式，加强对经济社会发展的统筹协调，切实提高社会各项事业的发展质量。坚持环保优先、生态立州，尽快把伊犁建成全疆资源开发可持续、生态环境可持续的示范区，建成天山北坡西部的经济强区、中心城市和向西开放的桥头堡。全州广大党员要坚定不移贯彻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牢固树立科学发展观，增强党的意识、宗旨意识、执政意识、大局意识、责任意识，增强工作的原则性、系统性、预见性、创造性，在解放思想中统一认识，在改革创新中迸发活力，突破制约伊犁发展的思想禁锢和体制障碍，探索一条能够为伊犁各族群众带来福祉的现实发展道路。
推进学习型党组织建设，坚持在工作中学习，在学习中工作，实现学习工作一体化，使广大党员干部成为自觉学习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最新理论成果的先行者和排头兵，让学习成为党员领导干部的自觉行为和优秀品质，不断提高他们的思想觉悟和理论水平。
加强党的基层组织建设，牢固树立重视基层、巩固基层、服务基层的理念，突出做好农村和城市社区党建工作，结合伊犁州党委的战略部署，深入开展创先争优活动，努力把基层党组织建设成为推动发展、促进和谐、反对分裂、维护稳定的坚强战斗堡垒，把广大党员锻炼成为克难奋进、敢为人先、能打硬仗、勇创佳绩的先锋模范。
加强干部队伍建设，着力建设学习型、创新型领导班子，树立正确地位观、权力观、政绩观，厉行节约，勤政廉政，努力做出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绩。深化干部人事制度改革，创新和完善干部选拔任用机制，健全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考核评价制度，形成有利于推动科学发展和长治久安的用人导向，把有奉献精神和创新能力、勇于承担风险和责任、群众满意实绩突出的人任用到重要岗位上，发挥他们推动科学跨越、促进社会和谐的作用，提高选人用人公信度。
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党员，必须坚持党的群众路线，始终保持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始终把人民群众的利益放在首位，以优良党风凝聚党心民心，激发全州各族群众强大的历史创造力。自觉增强危机意识、忧患意识，树立强烈的责任感、紧迫感和使命感，把智慧和力量都凝聚到推进伊犁科学发展的伟大实践中去，扎扎实实干好本职工作，勤勤恳恳创造一流业绩，努力开创伊犁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的新局面。
二、维护党内团结, 重视领导能力
列宁在《给代表大会的信》中提出了党的领导原则, 并对当时党的领导层主要成员作了中肯的评价。这一评价主要围绕斯大林和托洛茨基两个人展开。1922年, 俄共(布)为加强书记处的作用设立了党中央总书记一职, 当时的书记处也与组织局一样,服从政治局的领导。但由于斯大林既是党的总书记, 又是中央委员、政治局委员和组织局委员, 其职权逐渐扩大起来。而托洛茨基同斯大林一样, 身兼数职, 权倾一时。在当时党的最高领导层成员中, 斯大林和托洛茨基的矛盾和斗争已经到了水火不相容的地步, 当列宁在工作岗位时, 这一矛盾因为列宁的存在而不至激化, 但在列宁的离职后, 斗争日趋激烈, 直接威胁到党的团结和健康发展。
对于这种情形, 列宁充分认识到了其后果的危害性。在《给代表大会的信》中, 他系统阐述了加强党的领导的基本设想。
第一, 良好的个人素质和工作经验是提高领导能力的前提。在《给代表大会的信》中, 列宁批评斯大林太粗暴，当了总书记, 掌握了无限的权力,他能不能永远十分谨慎的使用这一权力, 我没有把握。关于托洛茨基, 列宁指出, 托洛茨基同志, 正像他在交通委员部问题上反对中央的斗争所证明的那样, 具有杰出的才能。他个人大概是现在的中央委员会中最有才能的人, 但是他又过分自信, 过分热衷于事情的纯粹行政方面。为了使党的领导能体现民主, 列宁建议, 要把斯大林从这一职位上调开, 任命另一个人担任这个职位, 这个人在所有其他方面只要有一点强过斯大林同志, 这就是较为耐心、较为谦恭、较有礼貌、较能关心同志,而较少任性等等![ 3 ] ( P340) 。
第二, 发扬党内民主, 维护党内团结。列宁在病床上对党内矛盾进行了分析, 他指出: 稳定性的问题基本在于像斯大林和托洛茨基这样的中央委员。依我看, 分裂的危险, 一大半是由他们之间关系构成的, 而这种分裂是可以避免的。[ 1] ( P338 ~ 339) !由于重病在身, 列宁当时已经无力亲自改变这种局面, 为此,他在给俄共(布)的十二大的信件中提出了加强党内团结和改组党的领导层的建议。但遗憾的是, 列宁的意见并没有在代表大会上引起足够的重视, 党内斗争的发展与列宁的设想背道而驰, 斯大林和托洛茨基之间的斗争直接影响了苏联党的团结, 并对以后苏联斯大林体制的形成产生了直接影响。此后, 党的权力越来越集中, 最终集中到斯大林一个人手中, 在20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逐渐形成了以个人崇拜为典型特征的个人集权制。历史以惨痛的教训验证了列宁思想的正确性和重要性。
刘荣华
( 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北京100872)
[摘要]我国的党政领导人才是社会的骨干和中坚，党政领导人才的品德是领导人才素质的重要组成部分，处于整个社会道德体系中的核心地位。党政领导人才不仅要有良好的政治素质和业务能力，而且必须具备高尚的品德素质。党政领导人才的品德素质的开发直接影响到党的执政能力建设。
[关键词]党政领导人才品德素质执政能力建设
我国的党政领导人才是社会的骨干和中坚，肩负着“治国”的历史使命，不同程度地掌握着国家的一部分权力，处于社会领导者、组织者和示范者的地位。他们在社会政治生活中的特殊地位决定了其品德素质开发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和政治文明建设中具有不同于其他领域职业道德建设的特殊意义，决定了其品德素质对于党和国家经济政治以及社会文化生活的特殊重要影响和作用。从微观上看，领导人才的品德是一个人、一个单位的问题，是局部性和阶段性的问题。但我们党是执政党，领导人才的品德水平对整个社会的道德风貌起着示范、引导和带动作用。这方面如果存在问题并且积累下来、扩展开来，就会向全局性、全程性转化，这就会导致影响到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问题。这时的品德就不是工作好坏、成绩大小的问题，而是影响到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问题。
党政领导人才的品德处于整个社会道德体系中的核心地位，关系到整个社会道德风尚和社会风气的好坏。党政领导人才不仅要有良好的政治素质和业务能力，而且必须具备高尚的品德——即在法律、规章制度不完善时，用其高尚的品德约束和判断自己的言行;在法律、规章制度管不了的地方也能正确抉择行为。所以说，党政领导人才的品德是一种强大的精神力量，而这种力量来自于每个党政领导人才的高度觉悟和品德修养。因此，我们必须从关系到全社会反腐败斗争的成败、关系到经济改革和经济建设的成败、关系到党和国家的前途和命运、关系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的高度，来认识党政领导人才的品德在中国社会主义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和政治文明建设中的特殊性。
一、品德是领导人才素质的重要组成部分
品德(moral character or virtnes)，是一个人用来调节与处理对己对人对事的稳定行为特征与倾向，在外表现为行为态度与行为特征，在内表现为个人信念与行为准则。对象上、包括对待上级与下属、对待左右与同级、对待国家与组织以及对待工作、对待自己的行为特征与倾向;内容上，包括在思想、政治、道德、法律与个性方面所表现出的稳定行为与倾向之总和，包括德性与德能两个方面。[1]
春秋战国时，军事家吴起与魏武侯一同泛舟于西河。途中，正在观赏景色的魏武侯回头对吴大起悦：“河山险要，这是魏国的国宝啊!”吴起马上回答道：“不!国家的国宝，在于执政者的德行，而不在于地形的险要。”
三国时，刘备在临终前说：“惟贤惟德，能服于人。”历代多为人引用，以戒恶扬善倡导德行。
西尼尔说：“即使在我们目前的文明程度下，大不列颠的智力的与道德的资本，不仅在重要性上而且在生产能力上，已远远超过了他所拥有的全部物质资本”
这里所反复强调的德，就是人的品德、德行.
古今中外的实践表明，品德是领导人才素质结构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品德开发在领导人才能力建设中有着重要作用。完备而充分的领导人才素质，无论是个体的还是群体的，都 1
是一个系统结构，即应该是德、智、体三者的有机结合。人的体力是劳动的生理基础和载体，人的智力是劳动的能力，而品德则是劳动的动力与精神基础。从一定意义上来说，体力与智力决定劳动者能做什么与会做什么，而品德决定劳动者愿做什么与想做什么。品德是一种精神力量，具有经济功用。我国早在春秋战国时期，管仲就提出了德、能、功与位、官、禄的管理思想。他认为，一个人的品德水平决定他可以在什么职位上工作;一个人的能力大小决定他在同一职位中可以承担什么样的官职，做什么样的事情。汉代王符提出了德祸能殃的思想。他认为，当一个人的品德与职责任务不相符时，其结果是给国家给组织带来残酷的祸害;当一个人的能力与水平要求不相符时，其后果是完不成相关的工作，给组织带来很大的损失。显然品德不良造成的危害比能力低下造成的危害要大得多，严重得多。A·C·庇古在《社会主义对资本主义》一书中更为明确地指出，在所有投资中，最重要的是对人的健康、智力和品德的投资。总之，在领导人才能力建设中，能力是其中的核心。然而，我们绝不能惟能力范围而进行能力建设。能力虽然是胜任某项任务的主观条件，但发挥个体与群体主观能动性的关键因素还是品德。
品德在领导人才能力建设中的作用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第一，统领协调作用。马克思曾有过明确的定义：“我们把劳动力或劳动能力理解为人的身体即活的人体存在的，每当人生产某种使用价值时所运用的体力和智力的总和。”[2] 从这个定义可以看出，劳动者的体力与智力，是劳动能力中的两个基本要素，然而在这两个基本要素中又有许多更为基本的子要素。这些子要素在劳动者身上能否发展，以及发展到什么程度，则有赖于劳动者既成的品德素质对它们的协调与促发。这里的“总和”并不是对智力与体力的机械相加，而是对它们的一种有机组合。这些散在和独立的诸子要素靠什么东西在劳动者身上得到统一组合与协调呢?显然是品德素质。品德素质实际就像一种有机胶合剂，把诸子要素凝聚在一起，形成整体的与实在的劳动能力，相同的体力与智力诸要素，因为劳动者品德素质不同，因而其“协调”与“合成”的方式就不相同，最后形成的实际劳动能力就有别。
第二，动力作用。品德的动力作用体现在多个方面，既体现在对自己行为的修养上又体现在对社会和他人的影响上，既体现在精神方面又体现在物质方面。如果一个人品德低下，对待工作就可能缺乏主动性与积极性，固有的智力与体力的发挥就会受到很大影响，在工作岗位上表现出来的劳动能力就很差。从国外科学家就目前社会对什么东西能给人以力量的评价中，也说明了品德在现代人才能力结构及其开发中的作用。过去人们崇尚培根说的一句话，知识就是力量，后来人们又崇尚托费勒说过的一句话，知识的知识就是力量，即善于获得知识与理解知识的智商就是力量，而目前人们崇尚的一句话是善于为人处事的情商才是力量。现代管理学研究也表明，随着高科技高文化的发展，劳动者的品德素质在社会发展中的推动作用将日趋重要，21世纪以后，有人预测，人才开发的重点与关键，将是开拓进取、协作竞争、敬业尽职、务实求效等品德素质。
第三，核心作用。品德在领导人才开发中的核心作用在古今中外的人才选拔与人事考核中，都有很好的体现。春秋初期管仲在《立政》篇中说，君子所审者三：一曰德不当其位，二曰功不当其禄，三曰能不当其官。察举、九品中正与科举开初，对人才选拔，无不是以德为主，以德为先。清朝的康熙皇帝在24位王子中物色接班人时，也是以德为先，以德为主，他说，观人必先心术，次才学。因此他最后选定的接班人是四王子雍正，而不是才能出众的八王子与十四王子。在人事考核中，先秦时期的大计考课，秦汉时期的“刺察”考课、“五善五失”考课，魏晋南北时期的“五条郡县法”，隋唐时期的“四善二十七最”考课，宋、元、明、清时期的磨堪考课，考察与京察考课，无不是以德为先，以德为主。诸葛亮的“七观法”与唐太宗的谋臣魏征提出的“六观法”，也是以德为主，以德为先。
由此可见，“品德是人力资源结构中的核心部分，在现代人力资源开发与管理中具有关
键地位，发挥导向功能、驱动功能和协调整合功能。”[3]
二、党政领导人才的品德直接影响到党的执政能力建设
在国际形势深刻变化、国内改革发展处在关键时期的条件下，我们党要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实现推进现代化建设、完成祖国统
一、维护世界和平与促进共同发展这三大历史任务，必须大力加强执政能力建设。在变化了的执政条件和社会环境中，我们党自身建设上存在的一些问题不容回避。思想领域、组织领域中的一些深层次矛盾有待彻底解决，党员干部特别是一些领导干部思想品德问题依旧突出。
党政领导干部的品德，一般包括政治品德、道德品德和领导品德三个方面。所渭“政治品德”是指世界观和政治立场。无产阶级领导者应具有的政治品德是必须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必须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所谓“道德品德’堤指对社会伦理道德规范的遵守。无产阶级领导者应具有的道德品德是必须遵守共产主义伦理道德规范。“领导品德”是领导者必须具备而非领导者不一定必须具备的品德，“主要包括无私忘我、恢宏大度、以礼待人和同甘共苦等范畴。”
品德既是领导人才能力结构中的重要部分，而领导人才是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主体，因此，党证领导干部的品德就成为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主导与关键所在。其在党的执政能力建设中的影响与作用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首先，党政领导干部的品德具有定向效应，它会影响领导者的决策方向，从这点来说，其对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影响是根本性的和长远性的。领导者作为社会的人，总是处于一定的社会政治关系中，总是站在一定的政治立场上观察问题，思考问题，处理问题，并按照自己的政治倾向参与社会活动。党员干部作为贯彻执行党的政治路线的“决定因素”，在人民群众中享有较高的权威。当广大领导干部真心实意地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而奋斗的时候，他们就为整个社会的运动指明和确定了方向，当领导干部尤其是党的高级干都在政治方向上发生分歧、争论以致斗争的时候，社会运动就会出现混乱和无序的状态，当领导干部受错误路线的制约而走偏方向的时候，社会运动就会迷失正确方向。因此，对于每个领导干部来说，要贯彻执行好党的路线、方针、政策，除了需要较高的知识水平和工作能力去科学决策组织群众外，还必须具备良好的品德去带领群众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其次，党政领导干部的品德具有推动效应。领导干部高尚品德对于做好思想工作的意义是容易理解的，但是，高尚品德对经济建设、经济体制改革、民主法制建设、政治体制改革等各项实际工作的推动作用依然不可低估。人类实践的真正本质在于超越现存条件而创造出能够满足主体需要的新局面、新世界，在于追求并获得主体所需的客观效果。领导工作作为实践的指挥环节，其目标在于从现状的“实有”前进到目标的“应有”，在这个过程中，领导干部的品德起着重要的作用。领导干部的品德是在这样的实践过程中逐步形成和发展的，又是在这样的实践过程中发挥作用的。例如，我们讲到思想品德方面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与为大多致人谋利益的价值方针的结合，有了这样一个结合，决策就会科学，工作就会能动，事业就会发展。领导干部的实际工作有决策问题，有克服困难、坚持不懈的问题，有各种力量间的协调问题，有遇到分歧及时加以调解的问题，所有这些问题的解决，都离不开高尚品德的推动作用。
再次，领导干部的品德具有示范效应。品德高尚、业绩卓然的领导干部，他们既有为老百姓鞠躬尽瘁的精神，又有给老百姓带来福利的实效。老百姓在感谢他、拥护他的同时，就会自觉地学习他、跟随他，进而带动一方土地上的精神风貌和工作进步。思想道德品质高尚的领导者，象磁石一样吸引着人们，以自身的品德在组织内部甚至外部产生强烈的影响力，使自己成为群众学习的榜样，仿效的楷模。这种影响力来自于领导者自身，是职位权力无法比拟的一种强大的影响力。即使这位领导者的职位权力消失了，这种影响力也不会随之消失，
而是会演变成为一种无形的影响力，在人们心灵上留下深刻的烙印，常驻人们心中。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都是卓越的领导者，他们卓越的领导才能和超凡的人格魅力不仅在他们执掌权力时给人们以深刻的影响和感染，即使在今天，依然对人们有巨大的影响，为人们所敬仰。反之，品德低下、作风恶劣、道德败坏的领导干部所造成的负效应也特别突出。其结果势必导致社会风气就会日趋恶化。
最后，领导干部的品德具有凝聚效应，能够加强党政领导班子的团结，密切党群关系，从而增进党内团结和中华民族的凝聚力。许多的经验告诉我们，领导干部品德状况如何首先影响到的是领导班子的建设，尤其是领导班子的团结与合作。由一群品德优良的人组成领导群体，他们在政治思想方面有着根本上的统一，在工作目标方面有着团结一致的指向，而在发生矛盾的时候，他们能够克服各种反向因素而较好地解决矛盾。其中担任领导核心的人的品德状况如何，更具有举足轻重的意义。我们常说德高望重、能力超群的人具有最大的凝聚力，实际情况正是如此。由此形成的强有力的领导班子，将保障实践群体的建设得到不断的加强。领导干部的品德如何还影响到执政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关系。在实践群体中，领导与群众是一对矛盾。一方面，领导者常立足全局，把握长远，集中群众意见，实行正确决策，而一般群众则容易从个人的、局都的、眼前的利益看问题，他们的意见是分散的、无系统的和偏于感觉经验的。另一方面，领导者掌握权力;存在着滑向官僚主义的自发趋势。领导要建立同人民群众的正确-关系，把人民群众吸引和团结到自己的身边，就必须正确处理上述矛盾，克服领导和群众之间的隔阂和离心力。在这点上，领导品德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总之，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必须重视一支良好的领导人才队伍，因为政治路线确立之后，干部就是决定因素。而领导人才的品德素质对党的事业具有定向效应、推动效应、示范效应和凝聚效应，因此，我们必须把开发党政领导人才的品德素质提高到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高度来进行。
三、开发领导人才品德素质，促进党的执政能力建设
江泽民指出：“当今世界，人才和人的能力建设，在综合国力竞争中越来越具有决定性的意义。人类有着无限的智慧和创造力，这是文明进步不竭的动力源泉。开发人力资源，加强人力资源能力建设，已成为关系当今各国发展的重大问题。”[4]
邓小平同志曾经指出：“党和政府愈是实行各项经济改革和对外开放的政策，党员尤其是党的高级负责干部，就愈要高度重视、愈要身体力行共产主义思想和共产主义道德。”[5]
品德在整个人才能力系统中，起着主导作用与关键作用，是人才能力系统中最难开发的对象。品德开发属于最深层的开发，主要是指通过品德的开发达到能力开发的目的。在当前的新形势下，进行领导人才品德素质开发，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必须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
第一，在干部选拔任用中高度重视品德素质的测评，严格把好党政领导干部的入口关。“品德素质在人力资源及其开发中的关键作用，从古至今一直为企业家、政治家与人力资源管理专家所关注。在人才选拔与人事考核中，品德往往被视为关键因素与标准。汉代王符在《潜夫论·忠贵》中指出：‘德不称其位，其殃必大。’汉代董仲舒认为，选贤取士要量才授
[6]官，录德而定位。” 重视领导干部的品德素质是我国在干部选拔任用中的优良传统，但一
直以来，所谓的干部品德，往往就是对其政治表现和道德水平的比较笼统描述，缺乏细化的易于操作的具体考察标准。因此，对干部选拔任用的品德要求进行分项的详细考察，就显得十分重要。在具体工作中，我们可以分以下一个方面进行考察：(1)在政治品德育理想方面，考察能否认真执行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是否和中央保持一致;(2)在纪律和廉洁方面，考察是否遵守政治纪律、工作纪律、廉洁纪律，有无违法违纪违反机关工作制度的行为;(3)在精神与作风方面，考察是否具有献身精神，为事业负责的精神、开拓进去精神、为群众服
务的精神、团结协作的精神，作风是否扎实、是否民主、是否坚持实事求是;(4)在情操与道德方面，考察是否平易近人、公道正派、谦虚谨慎、严于律己，是否守诚信，是否遵守社会公德和家庭伦理道德，是否真正履行工作、社会和家庭义务，是否能抵御各种不良思想和风气的腐蚀。通过对这几方面的详细考察，使每一位新任用的领导干部都具备良好的品德素质，这是对党政领导干部品德素质开发的最基本的要求。
第二，加强对党政领导干部的品德教育，使他们长久保持良好的品德素质。目前，在党政干部中有些人对从政道德往往是一知半解，不求甚解，有的甚至根本不知道什么是从政品德。因此，在党校、行政学院系统地组织党政干部进行从政品德培训开发，通过有计划、有目的地举办“从政品德培训班”，使党政干部接受正确的从政品德知识，就成为党政领导干部品德素质开发的重要途径。一是要加强理论教育。理论素质是品德认知力的基础，只有用先进的科学理论武装头脑，才能具有崇高的品德和党性觉悟。要经常对领导干部进行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教育。并鼓励他们学习党章和党的建设的理论，学习伦理学知识，了解中华民族优秀传统道德和人类优秀品德精华。通过教育和学习，使他们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要把共产主义思想的要求和党性原则变成自己的内心信念，并进一步转变为自觉的意志行动。二是要强化社会主义道德教育。要大力加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教育，加强以集体主义为核心的社会主义道德教育，教育党员干部在工作实践中要正确处理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的关系，永远把个人利益放在国家利益和集体利益之后，反对片面强调个人利益、贬低社会整体利益。三是加强党性教育。要发挥典型的示范激励作用，大力宣传像孔繁森、李润五这样具有深厚群众基础、富有时代特色的尤其是具有正确的权力价值观和优秀的权力道德的党的好干部，以之引导和教育党员干部权力道德行为。
第三，完善领导干部品德素质的法制建设和监督机制，使领导干部的品德素质开发走上法制化和规范化轨道。要加强法制建设，规范党员干部的权力行为。品德与法制均为社会规范的组成部分，都具有约束权力行为的功能。法律规范贯串着社会的品德精神，体现着公众的品德要求，法律实施意味着品德原则的实现。党政领导干部品德素质的提高，依赖于法制的完善。有的党员干部品德败坏，主要是因为钻了法制的空子。为此，一方面要根据新情况制定相应的制度和措施，不断建立有关法律制度，做到在党员干部活动的一切领域，什么事可以做，什么事不可以做，都要有法可依、有章可循。另一方面要逐步实行道德法制化。对那些群众反应强烈、负面影响较大但又属于道德问题的权力行为要用法制来规范。比如，有的党员干部“不给钱不办事”、“行贿受贿”等问题，可以制定一个制度来解决。
要建立有效的干部品德监督体系，形成强有力的权力道德监督约束力量。权力道德水准的提高，除了培训教育和干部主观自觉外，还需要有外界力量的制约。尽管道德规范不带有强制性的特点，但它仍然具有强烈的道德约束力量。(1)是可以通过上级组织、人事部门的考评、民意测验、基层工作调查来了解和掌握党员干部的品德状况，然后根据各自情况采取相应措施促其改进。(2)二是群众监督。人民群众的道德评价能形成一种强大的心理压力，这种压力可以使党员干部行使职权时提高警觉性，洁身自好。要开辟群众监督渠道，让人民群众积极参与党员干部权力道德规范执行情况的监督。(3)是舆论监督。这是一种很有社会性约束力的监督。要充分发挥新闻媒体激浊扬清和对社会道德的舆论导向作用，形成一种规范、制约干部权力道德的强大力量。(4)是监督职能部门的监督。不仅要监督违法违纪的行为，而且要规范干部的道德行为。[7]
第四，重视党政领导干部自身的品德修养，形成领导干部品德素质的自主开发。品德修养是指人们在思想意识、道德品质方面的自我锻炼和自我改造，其中包括按照一定的道德原则和规范所进行的自我反省、批评和解剖，也包括在实践中所形成的道德情操和所达到的道德境界，它是一种较高尚的自律活动。从根本上来说，加强党员干部的品德素质建设要依靠
党员干部主观世界的努力。领导干部自身的品德修养，主要应从以下几方面入手：一是要注意私德。古人认为，个人无私德便“无以立”，无公德则“不能群”。这是有道理的。领导干部要遵守包括家庭伦理道德在内的私人生活领域里的行为准则，决不能放纵自己。二是要遵守公德。领导干部公务繁忙，经常出现在公共场合，一言一行都为群众所关注，都从一个侧面反映着党和政府的形象，因此，社会公德也就成为他们道德修养不容忽视的一个重要方面。作为一名领导干部，如果连最基本的社会公德都不能遵守，在道德的其它方面特别是在更高层次上也很难有好的表现。三是要讲究职业道德。领导工作是一种特殊的职业，具有很强的政治性。领导干部由于身份的特殊性，其职业道德具有双重要求：一方面要模范遵守各自所在行业的职业道德，另一方面，由于手中掌握着人民赋予的一定权力，所以尤其要严格遵守从政道德即“官德”。领导干部加强职业道德修养，后者更为重要。四是要加强慎独修养。慎独，既是一种思想道德修养的方法，也是一种经过长期修养才能达到的崇高精神境界。古往今来，凡为官清正、有所作为、为人民所爱戴的为官者，都非常注意慎独修养，表现出高尚的情操和崇高的品德，为世代所称颂。五是要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实践中积极进行品德修养。社会实践，是领导干部进行品德修养的根本途径。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是前无古人的极其壮丽和艰难的创造性实践，领导干部要在积极投身和带领群众从事这一伟大实践中，经受苦与乐、公与私、是与非、荣与辱等各种考验，培养自己高尚的品德，切实提高自己的领导能力，从而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和道德理想。
[参考文献]
[1]肖鸣政.品德是人力资源能力建设中的重要部分.中国人力资源开发， 2002.6
[2]马克思.资本论(第l卷)(中共中央马恩列斯著作编译局译)[M].北京：人民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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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萧鸣政.人力资源开发学.高等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106页
[4]江泽民：《加强人力资源能力建设 共促亚太地区发展繁荣》，2001年5月15日在APEC
会议上的讲话。
[5]《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67页
[6] 萧鸣政.人力资源开发学——开发组织内人力资源的理论与方法.高等教育出版社，2002
年版，第106 页
[7]任俊华.党政干部道德监督新论.中国共产党，1994.2
On the Moral Quality Exploiting of the Leading Talent and the
Building of CPC’s Ruling Ability
WANG MingjieLIU Ronghua
(School of Labor and Human Resources, Renming University of China, Beijing 100872 China)
(School of Marxism Studies, Renming University of China, Beijing 100872 China)
Abstract: The leading talent of CPC is the mainstay and backbone of our society. The moral character of theirs is the important component part of their quality and the core of the social moral system as well. The leading talent of CPC must have not only good political quality and vocational ability, but also noble moral quality. The moral quality of CPC’ leading talent has direct influence on the building of CPC’s ruling ability.
Key Words: the leading talent of CPCmoral qualitythe building of CPC’s ruling ability
党的执政职能最终要落实到党员干部尤其领导干部队伍身上，他们是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关键。新形势下提高领导干部素质的途径主要有-组织培养，制度把关，推进领导干部任用制度改革，加强监督，自身努力。领导者本人要从学习、思考、实践、创新、团结、为民、奉献、律己、敬业九个方面下功夫。
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强调，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要“以建设高素质干部队伍为关键”，并指出，面对新形势新任务，一些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思想理论水平不高、依法执政能力不强、解决复杂矛盾本领不大，素质和能力同贯彻落实“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要求还不适应，这些问题影响了党的执政成效，必须引起高度重视，切实加以解决。
一、面对当前干部队伍的现状，提高领导干部素质刻不容缓
从总体上看，当前领导干部队伍素质与治国理政的要求是相适应的。但也要清醒地看到，一些领导干部的执政意识、执政本领和执政作风同新形势新任务的要求出现了不相适应的情况：
1、执政意识有待增强。在我们党长期执政的条件下，某些党员领导干部的执政意识淡薄了，忘记了自己肩负的责任和使命。主要体现在“三个缺乏”：(1)缺乏责任意识。在其位不谋其政，工作敷衍塞责，得过且过。(2)缺乏忧患意识。盲目乐观，骄傲自满，以为自己的执政资格是以生俱来，一劳永逸的。(3)缺乏创新意识。观念陈旧，按部就班，一切凭经验办事，缺乏创新精神。
2、执政本领有待加强。主要表现为：
(1)在经济全球化、政治多极化复杂多变的国际环境中，不善于用世界眼光、全局观念和战略思维去关注世界经济、政治、科技、文化、军事、外交等方面的变化，从而把握时代发展的要求，科学判断形势的能力不强;(2)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对外开放的条件下，不能及时有效地解决新形势下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创造新经验，增长新本领，驾驭市场经济的能力薄弱：(3)在经济结构剧烈变化，利益矛盾不断增加的“事故多发期”、“矛盾凸显期”，处理突发事件和突出问题时，手足无措，应对复杂局面的能力较低;(4)在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发展社会主义民主的进程中，不善于把党的领导、依法治国和人民当家作主有机统一起来，依法执政能力有待提高：(5)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进程中，不能结合实际创造性贯彻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总揽全局的能力欠缺。
3、执政作风有待改进。存在有热衷于搞形式主义、政绩工程，为政不实;群众观念淡薄，“主仆”关系错位;个别领导干部甚至贪污腐化。
二、新时期领导干部素质的基本要求
1、政治思想素质。一是有坚定的政治信仰。要求领导干部要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坚定正确的政治立场，树立正确的政治观点，严守党的政治纪律，保持高度的政治鉴别力，增强政治敏锐性，培育高尚的政治品格，全力维护党的执政地位，巩固党的执政基础。二是有崇高的思想境界。要坚持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作为指导思想，牢固树立为党和人民的事业不懈奋斗的信念，牢固树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坚持从政为民，始终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始终做到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三是有高尚的道德情操。领导干部的道德形象是一种无形的人格力量。高尚的道德修养如磁石，能够产生强大的吸引力、感召力、凝聚力，唤起人民群众干事创业的热情。牢固树立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不断提高自身道德素质;牢固树立正确的利益观，把人民群众的利益、党和国家的利益放在首位，以奉献精神服务于人民;树立和保持共产党人的高风亮节，坚决反对拜金主义、享乐主义和极端个人主义。四是有现
代法治意识。领导干部应掌握必需的法律知识、确立崇高的法律意识、通晓必要的用法途径，努力提高运用法律手段管理经济和社会事务、妥善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和其他社会矛盾的本领，增强依法执政、依法行政、依法办事的能力，自觉地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五是有求真务实的作风。坚持实事求是，说实话、务实事、求实效，才能杜绝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的歪风;只有保持健康向上的生活习惯，才能抵制贪图享受、奢侈浪费和追求低级趣味的不良倾向。六是有开拓进取的精神状态。与时俱进、开拓进取，不断积累新经验，增长新本领，才能紧紧抓住“黄金发展期”的历史机遇，才能从容应对“矛盾凸显期”，牢牢把握改革开放和经济社会发展的主动权。七是有良好的心理素质。良好的心理素质是领导干部必备的条件。有良好的心理素质才能应对繁重的工作、复杂的情况;才能力戒心浮气躁，潜心实干;才能容人、容事，集思广益。
2、综合能力素质。首先要善于分析判断。领导干部要以高度的政治敏锐性，高度的分析判断力，捕捉形势和发展中的动态变化，揭示问题的本质;要始终保持清醒的头脑，坚持从战略和全局上去研究思考，运用唯物辩证法进行分析，明辨是非，做到深谋远虑，处事果断。其次要善于调查研究。调查研究是我们党的优良传统，也是各级领导干部的基本工作方法。要通过调查研究，去伪存真，由表及里，及时发现苗头，了解客观事物的实际情况;未雨绸缪，防患于未然，把工作做到前头，提出相对科学的对策，掌握工作主动权。再次要善于组织协调。要求领导干部能科学、合理、高效地组织协调人力、物力、财力等资源，充分发挥各地区、各部门以及每个人的积极性，使各部门高效运转，各环节丝丝相扣，工作有条不紊，最大程度地发挥效能。
3、基础知识素质。第
一、扎实的理论功底。就是要求领导干部系统地而不是零碎地、全面地而不是片面地、深入地而不是肤浅地、融会贯通地而不是相互割裂地深入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以及“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不断提高理论素养，真正掌握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不断坚持并完善马克思列宁主义;不断用好、用活马克思主义原理，做到与时俱进，理论创新，继承和创新相结合。第
二、较高的专业水平。“专业化”是干部“四化”方针重要内容之一。领导干部一定要熟悉精通有关的政策、方针、规定、方法，同时要掌握相关岗位和业务部门的必备知识和业务技能，成为有知识、懂业务、胜任本职工作的内行。第
三、广博的科学文化知识。努力学习经济、法律、历史、人文、哲学、心理、科技等各方面的知识，学习一切反映当代世界发展和文明进步的新知识，以充实自己开阔眼界。只有具备丰富的知识底蕴，拥有广泛的知识面，才能在工作中灵活运用，触类旁通，更有效地推进工作。
三、新形势下提高各级领导干部素质的途径
1、组织培养。我们党历来重视干部的学习培训。用先进的理论武装全党，对干部进行教育培训，是我们党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制胜法宝之一。要按照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要求，以提高领导干部素质建设高素质的领导干部队伍为目标，重点抓好理论和业务学习;制订更加有可操作性的制度和措施，使领导干部培训更加正规化、科学化、制度化，创新对领导干部的培训方法，学习和借鉴发达国家、地区培训官员的好做法好经验，确保领导干部的学习更加有效，对提高素质起到实效。
2、制度把关。制度建设是做好一切工作的关键。要深化干部人事制度改革，大力推进高素质干部队伍建设。保证“政治上靠得住、工作上有本事、作风上过得硬”的高素质干部走上领导岗位。按照中央的要求积极推进领导干部任用制度的改革。改革的关键在于坚持科学的标准，努力营造一个公开、公正、透明、不拘一格的选人用人环境;重点在于形成干部能上能下的机制，努力为优秀年轻干部脱颖而出、健康成长创造良好的环境和条件。通过深化改革，真正让“提高素质”成为全党同志特别是各级领导干部推进党的事业、谋求自身发展的终身追求。
3、加强监督。加强监督是保证领导干部健康成长的必要条件。两个《条例》的出台实施，为加强对领导干部的监督提供了最有力的武器。党的各级组织要切实加强对各级领导干部的教育、管理和监督，既要加强党内监督，健全对领导干部自下而上、自上而下以及党委内部的监督制度，还要拓宽党内外监督渠道，发挥群众监督和舆论监督的作用;既要教育大家自重、自省、自警、自励，始终注意讲学习、讲政治、讲正气，还要充分运用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武器，开展积极的思想斗争，坚持真理，修正错误。
4、自身努力。提高领导干部素质除需要“外因”，更需要领导干部发挥主观能动性，从严要求自己，率先垂范，带头学习、实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不断加强党性修养，常修为政之德，常思贪欲之害，常怀律己之心，“在学习、思考、实践、创新、团结、为民、奉献、律己、敬业”等方面下功夫。
一是在学习上下功夫。学习是素质的源泉，是知识的源头活水，是前进的基础。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提出“建设学习型政党”的要求。在当今社会，新知识、新观点、新思想、新业务、新情况不断涌现的情况下，如果放松学习，就难以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就难以解决实际工作中遇到的问题，就难以适应新形势发展的需要。
二是在思考上下功夫。理性思考是沟通学习与应用、实践的必要环节。作为一个领导者，不仅要勤学，更要善思。要善于着眼实际，进行深入细致的思考，透过现象看本质，把握规律求发展，做到知其然也知其所以然，以寻求工作新举措和发展新思路，谋求改革新突破和开放新局面。
三是在实践上下功夫。在实践中接受锻炼，经受考验，增长才干，历来是我们党培养和造就干部的重要方法，也是干部成长的最广阔道路。领导干部强化抓落实意识，牢固树立“重在落实，功在落实”的观念，强化抓不出成绩不撒手的狠劲，工作不落实就不罢休的韧劲。四是在创新上下功夫。创新是学习思考的实践升华和价值体现，也是促成各项事业不断发展的动力所在和关键环节。领导干部要有强烈的创新意识、创新精神和创新能力，要敢于冲破旧的条条框框，走前人没有走过的路，干前人没有干过的事;对工作遇到的新问题和未来发展趋势及时提出新思路、新方法、新对策，创造性地开展工作。
五是在团结上下功夫。团结就是力量，团结出战斗力、凝聚力和新的生产力。不善于团结别人、不能与别人合作共事的人，能力再强，本事再大，也不是好领导、好干部。领导干部之间善于进行换位思考，遇事多商量、多沟通，坚持“大事讲原则，小事讲风格”，形成相互尊重理解、相互信任支持、相互帮助关心、相互配合补台，真正做到同甘共苦，风雨同舟。六是在为民上下功夫。“水能载舟，亦能覆舟”。党的执政地位不是与生俱来，一劳永逸的，同样，我们领导干部的执政资格也不是与生俱来，一劳永逸的。党选择我们，人们信任我们，我们必须牢固树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思想和真心实意对人民负责的精神，深怀爱民之心，恪守为民之责，善谋富民之策，多办利民之事，始终保持与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要像郑培民同志那样，始终信奉“老百姓比天还大”，坚持把“做官先做人，万事民为先”作为行为准则，不断强化从政为民，以民为本的意识。
七是在奉献上下功夫。归根到底是要牢记“两个务必”，树立正确的权力观和地位观，做到“为民、务实、清廉”，让党放心，使人民满意。有些领导干部之所以不能得到群众的信任，重要的一点是，不是吃苦在前，而是享受在前;不是吃亏在前，而是占便宜在前;不是奉献在前，而是索取在前。只有与群众同甘共苦，群众才会相信你、理解你、拥护你。
八是在律己上下功夫。俗话说，“喊破嗓子，不如做出样子”，“打铁先要自身硬”，严才能树立好形象，才能受到群众的尊重和爱戴。作为领导干部，就必须以身作则、严于律己，发挥骨干、示范和带头作用。“自身正”才能“自身硬”，这就是严以律己的重要意义。
九是在敬业上下功夫。敬业是党和人民对各级领导干部的殷切期望。领导干部要自觉做
到在其位、思其责、谋其政，忠诚党的事业，把主要精力和心思用在工作上、用在事业上，爱岗敬业，真正做到干一行、爱一行、钻一行、精一行，尽心、尽责地做好每一项工作。
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指出：“执政能力建设是我们党执政后的一项根本建设，是党自身建设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党的执政能力是全党整体素质的体现，领导班子和干部队伍的素质如何，决定着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特别是近日通过到江苏无锡学习培训，开拓了视野，增长了见识，更加深刻的认识到深入贯彻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精神，必须把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贯穿到组织工作的全过程，在提高领导班子和干部队伍的执政水平和领导能力上下功夫，抓好以下五个方面。
一、强化教育培训，提高领导班子和干部队伍的执政素质
通过学习培训，我了解到江苏省无锡市委对干部教育工作十分重视，将干训工作摆到十分重要的位置来抓，在全市干部中开展了学习型干部队伍建设、大培训、大练兵活动，营造“只有起点，没有终点”的学习氛围，教育引导干部广泛涉猎经济、法律、科技等知识，让他们始终拥有开阔的眼界和开拓的意识，积极主动地去思考，去创新，增强了执政理念，牢牢把握了工作的主动权。从目前我县干部队伍的整体素质来看，与先进地区干部的思想观念相比还有一定差距，与全县打造开放新型工业卫星城的目标要求相比还很不适应，所以我们要认真落实大规模培训干部的任务，提高干部教育质量，增强干部的执政素质。一要强化政治理论培训。坚持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武装广大干部的头脑，教育干部在坚持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加强主观世界的改造，以准确把握正确政绩观的科学内涵，树立正确的执政理念。二要改进培训方式，加强实践锻炼。定期选派有发展潜质的领导干部，到经济发达地区挂职锻炼，开阔视野，感受差距，学习经验，增强发展经济工作的能力和本领。同时，加大各乡镇、县直单位大事实事联查力度，查漏补缺，相互学习，增强压力感和紧迫感。三要继续开展“立党为公、执政为民”教育活动。教育广大领导干部，把群众满意不满意作为重要标尺，把实现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作为最高目标，牢固树立执政为民的忧患意识和执政兴国的发展意识。
二、深化干部人事制度改革，建立有利于优秀人才脱颖而出的选贤任能机制
最近，江苏省通过电视直播公开选拔干部、公推公选22名省管干部的做法，引起了海内外媒体的广泛注意，被称为“改革干部选拔制度的又一次大胆尝试”。从公开竞选乡干部到公推公选省管干部，江苏省委仅用了一年多时间，就将“幕后”的“选拔操作”，推到了公众视野之内，这无疑是把干部人事工作的科学化、民主化、制度化水平提高到一个新的高度。近几年，我县在干部制度改革方面也进行了积极探索，特别是探索实行了两个“票决制”、“三层九步工作法”等制度，促进了干部工作的规范化和制度化，收到了良好效果，得到了省、市委组织部门认可。今后，我们要大胆学习借鉴好的经验做法，取长补短，积极探索，规范操作，狠抓落实，努力推动我县的干部制度改革工作再上新台阶。一要深入贯彻《条例》和《实施办法》，提高干部任用工作整体水平。进一步完善《**县委全委会任用、推荐乡镇(城区)党政领导班子正职表决办法(试行)》和《任用推荐乡镇(城区)党政领导班子正职征求全委会成员意见的办法(试行)》，严把资格条件，规范任用程序，充分发挥全委会的决策作用，提高选人用人的准确性。二要扩大干部任用工作中的民主。研究规范民主推荐程序，扩大民主推荐范围，落实群众四权，着力解决关系票、人情票的问题，真实反映民意。三要抓好中央六个法规性文件的贯彻落实。认真学习中央六个法规性文件，领会精神，把握实质，结合我县实际，制定完善有关规定，搞活公开选拔工作，进一步扩大公开选拔领导干部的范围和比例，营造公开、公平、公正的选拔氛围，为更多的优秀执政人才脱颖而出创造良好环境。
三、优化班子结构，增强领导班子整体功能
党的执政能力不仅体现在每个班子成员的素质能力上，而且体现在班子成员之间优势互补、团结协作和整体功能的发挥上。所以我认为，无论是发达地区，还是落后地区，衡量一个单位、一个部门的执政能力水平高低，关键看这个班子的整体功能和决策水平。一要鲜明干部导向。按照干部队伍“四化”方针和德才兼备原则，把坚持和实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作为最重要、最根本的要求，要重视和关注那些不图虚名、踏实干事的干部，在急、难、险、重的地方发现干部，把政治上靠得住、业务上有本事，想干事、能干事、干成事的干部选拔到重要岗位上来。二要优化班子结构。加大干部交流力度，下大力气抓好领导班子的年龄、知识和专业结构调整，提高整体功能。要特别注意选好配强党政“一把手”，增强带班子的能力。要把班子中的优秀副职作为“一把手”后备人选加强培养。三要切实提高领导班子解决自身问题的能力。认真执行民主集中制，健全“集体领导、民主集中、个别酝酿、会议决定”的决策和议事制度，完善重大决策的规则和程序，加强集体领导的程序化、规范化建设，拓宽民主渠道，通过多种渠道和形式广泛集中民智，使决策真正建立在科学、民主的基础之上，不断增强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的团结和活力。要建立决策失误责任追究制度，健全纠错改正机制，增强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在决策过程中的责任感和压力感。
四、调整完善目标考核体系，激发广大干部“干事、创业、为民”的工作热情
在学习培训中我了解到，江苏一些地区干部考核“动真格”，在每年干部考核中，改变“暗箱操作，仅限内部掌握”的传统做法，优劣让群众评价，结果向干部公开。一些存在明显不足的乡镇干部被领导面对面进行“诫勉谈话”，谈话情况在本地区通报，引起了很大震动。我认为这种做法很好，不仅在干部考核中真正了解了基层班子建设情况，而且通过奖优惩劣，严肃了考核纪律，转变了干部作风，得到了群众的认可。具体到我县而言，干部考核工作就要紧紧围绕“以人为本”和“科学发展观”的科学内涵，体现五个统筹的基本要求，与领导班子和干部队伍的实际情况结合起来，进一步调整目标体系，改进评价方法，增强考核工作的准确性和导向性。一是在整个指标体系的设置上，要全面反映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情况，涵盖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政治文明三大领域的主要指标，不能片面地用经济指标考核干部。二是在经济指标的设置上，既要重视反映经济增长的指标，又要重视反映经济发展质量和结构的其他指标。今年，县委、县政府把“十项民心工程”作为重点工作，列入承办单位的考核目标，把文明生态村建设作为乡镇和县直单位的重点考核内容，就是调整经济指标设置的具体体现。三是在评价标准上，既要看反映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真实数字，又不能只唯数字，一味追求gdp，坚决防止“干部出数字，数字出干部”的现象发生。要历史地看待干部的政绩，既看“显”绩，又看“潜”绩，坚决杜绝为了出政绩而急功近利的短期行为，更不能出现“上届的政绩，下届的包袱”的现象。要探索实行政绩和考核结果公示制，对群众反映的问题认真调查，真正做到考准考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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