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白话小说副词研究述评
摘 要： 汉语研究通常分为古汉语研究和现代汉语研究两大阵营，忽视了近代汉语这一时期的语法现象，而明清又处于近代的末端，它部分延续了古汉语的特点同时也是现代汉语的发端，这一时期的语法需要格外关注。在语法研究中，对虚词的研究一直很重视，副词是汉语虚词中的一个半开放的词类，相较于副词中的其他词类来说，副词较活跃、能产性高，更能体现人们的主观性。同时，副词也是各家争议最多的一个词类，比如：副词的定义问题、虚实问题、范围的划分问题、次类的划分问题以及副词的功能等方面，各家说法不一。综合各家研究成果，并进行对比分析，有利于对明清副词有一个清晰的认识，从而使研究向更深处发展。
关键词： 明清白话小说; 副词; 述评
一、研究背景
明清时期的自然经济逐渐走向衰败而资本主义经济呈现出萌芽的态势，其经济社会状况影响到了文化意识形态领域，再加上战争等的影响，不同民族之间出现交叉融合的现象，促进了语言的融合与发展。市民阶级作为新兴的阶层，需要一个属于自己的语言文化系统，为满足这一需求出现了大量通俗易懂的白话小说。这些白话小说篇幅长且充满口语色彩，同时融入了方言词汇和市井行话、隐语等等，极大地丰富了这一时期的词汇。明清白话小说非常富有方言特色，比如：充满北京方言色彩的《红楼梦》、《儿女英雄传》等，融入山东方言的《金瓶梅》、《聊斋俚曲集》、《水浒传》、《醒世姻缘传》等，以吴方言为背景的《三言》、《型世言》、《官场现形记》等，此外还有具有江淮方言特色的《西游记》、《儒林外史》等等。明清白话小说口语化程度非常高，它一部分继承了中古时期的口语，比如“日逐”、“那顷”等词汇在先前的文献中都能查到;一部分口语词在继承的基础上有所发展（也存在口口相传中出现的讹误现象），其意义或增加或减少或者采取旧瓶装新酒的形式;还有一部分是这一时期新出现的词汇，受经济社会发展及各民族交融的影响，出现了一批新的口语词。受这些因素的影响，明清白话小说中的大量词汇在形态、用法及功能上较之中古汉语有明显的变化。
语言作为一种交际工具，以不同的形式迎合着社会历史发展的需求，要发现一个时期的语言特点，我们首要解决的是时期归属问题。对汉语进行时期划分的第一人是王力先生，他根据汉语在不同时期的语音、词汇、语法等方面的的区别特征，对汉语进行历史分期。他在《汉语史稿》一书中将汉语史分为上古、中古、近代、现代四个时期，并认为公元十三世纪到十九世纪（鸦片战争）为近代[1]43。黎锦熙认为近代汉语是宋元到清末。吕叔湘先生从文体（即文言和白话）的变化上对汉语史进行切分，将其分为两个阶段，晚唐五代以后为近代汉语。以文体不同进行划分是有一定道理的，但是由于太过于笼统，因此在汉语界存在很大的争议。王力对近代汉语时期的划分也曾遭到郭锡良的质疑，郭锡良从音系学的角度考虑，认为南宋后期到鸦片战争时期语音上变化较大，并将十四世纪到十七世纪（即明至清初）定为近代时期[2]。我们知道，在语音、词汇、语法三者之中，词汇和语音更容易受社会的变迁而发生变化，因此，郭锡良的分析是非常具有说服力的。我们这里研究的近代汉语就是明清时期的汉语。
二、明清副词研究概述
（一）语料来源
对一个时期的语言研究，语料的选择非常重要，本文这里考察了不同学者在研究明清这一时期的语言时重点搜集的语料。杨荣祥（2005）[3]7在《近代汉语副词研究》一书中对明清这段时期语料的考察主要是从《金瓶梅词话》中搜集的，参考语料是《水浒传》。杨荣祥从《金瓶梅词话》中搜集到副词348例，对这些副词进行了系统的分类和详细的描写，描写这部分非常详尽，不仅有共时的分类描写、历时的发展演变描写还包括了副词的溯源探究，使我们对近代汉语有一个整体的认识;香坂顺一主要考察了《水浒全传》中的语料，并对其中三百多个副词进行整理，它主要是从副词的意义和用法两方面入手，从而探究意义和用法之间的关系;刘丽（2009）[4]搜集了《型世言》一书中表示将来的时间副词，发现这本书中表将来的时间副词不仅可以修饰Nump和时间名词，还可以修饰形容词，而且这些独特性在同时代的其他书中是没有的。《醒世姻缘传》一书被多个学者从不同角度进行研究：赵秀珍对程度副词进行了详细的此类划分，并描寫了其中程度表达法的特点及规律;邱珊珊则搜集了该书中的时间副词，她着重从副词的历时层面进行挖掘，并发现了其中汉语音节双音化的趋势。傅小莉搜集整理了《三遂平妖传》中的语气副词并将其进行了详细的分类，她将明早期的《三遂平妖传》同明中、末期的《西游记》和改编过的《平妖传》进行对比分析，发现了语气副词在整个明代的发展脉络。除了上述之外，对《三言》、《官场现形记》、《镜花缘》、《儿女英雄传》、《老残游记》等著作的研究热度也很高。
由此我们发现，明清时期的白话小说作为语料来源在明清副词研究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在搜集语料时，由于不同类型的文学作品其语言风格不一，所以即要重视那个时期的经典著作也不能忽视对其他作品的研究。刘丽在《型世言》中的新发现就证明了这一点。此外，还要注重不同文学作品之间的对比研究，发现同一语料的不同用法，有利于副词在共时层面的分类及在历时层面的规律探索。因此，对语料的搜集、统计、充实仍是我们接下来需要完成的工作。
（二）研究热度
从时间上看，近代汉语副词研究相较于上古、中古汉语来说开始的时间晚;从研究热度上看，近代汉语不及现代汉语更受关注。对近代汉语的研究是20世纪40年代从吕叔湘开始的，初始阶段的研究往往不受重视，所以相关文章不多，大多是对现象的描写。20世纪50年代末期，太田辰夫（2003）[5]249-286出版了《中国语历史文法》一书，其中有一部分是对近代汉语副词的专门研究。太田辰夫的研究主要是对近代这一时期副词的罗列描写，并尝试对部分副词进行源头的追溯，但缺少了历时性的规律描写。到了20世纪80年代，近代汉语的研究规模开始扩大，这一时期的主要工作是详细描写了晚唐至清朝前期的语法，包括近代汉语副词的研究，并试图从中找出了一些规律。到21世纪初，对现代汉语副词的研究走向鼎盛期，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杨荣祥的《近代汉语副词研究》。书中分析了副词的结构形式，考察了副词的来源问题，并将现象与方法论相结合，揭示了副词的内部特征及演变规律。这部书是到目前为止比较系统、全面地研究近代汉语副词的专著。在杨荣祥之后，对近代（明清）时期的研究热度不减，研究方向转向了关注副词中的某一小类或某一次类，并且多数以期刊、论文的形式呈现。比如，罗主宾《明清时期语气副词研究》[6]、邓慧爱《明清白话小说范围副词研究》[7]、薛瑾《<儿女英雄传>时间副词的计量研究》[8]等。
对近代汉语（包括明清时期）的副词研究时间较短，研究還不够深入，但是明清副词的热度呈现递增的趋势，并开始向副词某一类或某一次类深入研究的方向发展。
（三）虚实问题
受传统语言学的影响，在研究某类词时首先要对这类词进行虚实的界定。而副词的虚实问题一直是学界备受争议的问题。从名词、动词、形容词这些最实的词到叹词、语气词这些比较虚的词，词的分类是一个连续统，而副词则处于实词与虚词的交界处，大部分副词是实词虚化而来的，因此，在对副词进行界定的时候会比较费力，由于各家所持的观点不一，对副词虚实问题的判断就存在很大的主观性。综观各家说法，我们将副词的虚实属性大致归为以下几种：
1. 虚词说。认为副词属于虚词的大多是从词汇意义及用法的角度考虑。黎锦熙、张志公等人从副词的意义方面入手，认为副词的词义较空灵，因此将副词归入虚词。相关的著作有黎锦熙《新著国语文法》（1924）、张志公《汉语语法常识》（1953）、吕叔湘《中国文法要略》（1957）等。另一派以朱德熙为代表，他们认为副词符合虚词“黏着”、“定位”、“封闭”的特点[9]192。相关著作有朱德熙《语法讲义》（1982）等。
2. 半虚词说。坚持半虚词说的学者认为给词类定性应该从意义和功能两方面着手。一方面，副词的词汇意义较虚，并且通常在句中做修饰成分，它和大多数虚词的情况类似;另一方面，副词在句中还可以充当句法成分，从语法功能的角度看，它又具有实词的一些特征，因此应该将副词称为半虚词。持此种观点的有王力、郭绍虞等，详见王力《中国现代语法》（1943），郭绍虞《汉语语法修辞新探》（1979）。
3. 不赞同给副词定性说。在对副词分类时具有很大的主观性，加上受前人分类观点的影响，此外还有副词本身的特殊性，因此，张谊生（2000）[10]4-9认为不应该刻意追求副词的虚实问题，而应该将关注点放在副词自身的特点上，详见《现代汉语副词研究》。
上述各种说法都有一定的合理性，但是这些合理性是基于某一方面的，比如说赞成“实词说”的都是在研究现代汉语时提出来的，他们受那一时期理论体系的影响，更看重词类的结构功能。而赞成“虚词说”的多数是早期的一些语言学者，他们生活在一个由近代向现代的过渡期，承袭了近代汉语研究学者的一些思维习惯，他们从意义的角度划分词类。本文的主要研究对象是近代汉语，这里将副词归属为虚词一类。词的意义是判定一个词类虚实的重要标准，古人说虚词“无义”，其中的“义”不是简单的表述虚词没有词汇意义、语法意义，而是说“以虚词不为义或者不重义”[11]。也就是说这些词类的意义相对于名词、动词来说意义较轻或者说没有意义。结合古人对虚词的定义，我们把明清时期的副词划分到虚词的行列里。
三、明清副词研究的方法
（一）历时性系统研究
由于副词下的次类十分庞杂，并且副词是一个在不断增加的半封闭式的系统，所以要想全面的进行研究，需要花费很大的力气。
明清副词这一块进行系统性研究的的论著不多，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是杨荣祥的《近代汉语副词研究》，他研究的跨度上至晚唐五代下至明清时期，重点研究了这段时期白话小说中的副词，主要语料来源有：明代的《金瓶梅词话》、宋代的《朱子语类》、五代十国时期的《新编五代史平话》和唐代的《敦煌变文集》。他对近代汉语副词进行了概念的界定;从副词外部来看，对副词的结构形式进行划分，即划分出单纯副词和合成副词;从副词内部来看，根据语义、功能特征将副词内部又细分成了十一个小类。杨荣祥在详细描写的基础上进行了历时的考察，并发现了一些规律。比如，“皆”、“悉”、“极”“屡”等单音节副词大多是从上古、中古时期沿袭下来的，上古、中古时期的副词一部分沿用到了近代，一部分出现衰落、消失;“再三”、“都”、“曾经”等副词产生于中古时期，但是到近代才开始频繁使用;到了近代，“逐渐”、“依旧”、“真个”、“端的”等等大量双音节副词开始产生，其中一部分副词仅在近代时期出现过。此外，杨荣祥还剖析了近代汉语副词与语音、语法之间的关系。总的来说，杨荣祥的研究是非常全面详细的，《近代汉语副词研究》一书是我们研究近代汉语不可或缺的参考资料。
（二）断代专书研究
断代专书研究在整个明清副词研究中所占比例最大、研究最详尽。这一类型的研究成果主要是以论文的形式呈现的。包括明清时期副词的某一次类研究、某部专书的副词研究、某几类专书副词与明清副词的对比研究、某类专书中的方言副词研究、明清时期单个副词研究及探源等等。
邓慧爱（2013）对明清范围副词进行了详细的研究。她从共时角度对范围副词进行逐个描写，将范围副词细分为总括类副词、限定类副词、类同类副词和统计类副词;从历时角度探明了副词的来源及演变问题;并将范围副词与其他副词进行了详细的区分。罗主宾（2013）谈到了语气副词的特殊性，其独特性主要表现为：句法位子灵活、语用上具有表述性功能。并将汉语语气副词与英语中的句修副词进行比较，阐释二者之间的区别。张振羽（2010）[12]以《三言》为主要语料，总结出《三言》副词系统的词义演变规律，并追溯了部分副词的来源。他发现，研究近代汉语必须考虑地域（方言）、文体等外部因素的影响，以便于对语言现象得出正确的解释。
需要特别注意的是，对不同类型的副词都要有清晰的界定，不仅要给出某一次类的概念界定，还要将这一次类与其它次类区别开来。比如在研究语气副词时，不仅要将语气副词与形容词、助动词、语气词、连词等这些大类区分开，也要将语气副词同程度副词、范围副词、时间副词等次类副词进行区分。每一类副词都要重点突出它的独特性，比如语气副词在语用上具有表述性功能。
（三）常用副词的历时考察
这类研究包括两种类型：一种是对单个副词的研究，另一种是对某一类副词的集中考察。这种类型的研究也多数以单篇论文的形式呈现，主要考察了明清时期副词的演变规律，明清副词某一类的历时考察及溯源，或者是对某一热点副词的反复讨论等等。唐贤清、罗主宾（2014）[13]二人对明清副词“真个”进行历时考察，“真个”一词从唐朝开始使用一直沿用至明清，现在的某些方言中依然使用。张赪（2016）[14]研究了明清时期完成体否定副词的历史演变，他对明中叶至清中叶的六部重要文献进行了详尽的考察，发现否定副词“没”相对于其他否定副词在对话语体中出现的频次越来越高，“不曾”、“未”等否定副词逐渐退出对话语体具有书面语色彩。
（四）分类研究
关于副词的分类问题，一直都是漢语学界的难题，很难划分的清清楚楚。在分类研究这方面做得最好的是杨荣祥，他将近代汉语副词分为11类，并对每一类下的次类进行详细描写。杨荣祥采取语义和功能相结合的原则对副词次类进行划分，与此同时还对各类的划分原因进行了解释。王群（2006）[15]对明清山东方言副词的分类也十分详尽。他将副词分为十二类，再根据语义特征的不同划分次类。根据表意的强弱度划分程度副词;时间的长短、时间的前后等划分时间副词;根据高低频划分频率副词;根据不同的语气（揣度、疑问、强调等）划分语气副词等。
需要注意的是，在分类研究中，每类之间不是绝对孤立的，类与类之间是有联系的。比如：兼类副词“都”即表示范围也表示语气;“通”不仅可以表示程度还可以表示范围、语气;“就”可以表示时间、限定和语气等等。此外，要明确分类的目的。分类不是把词的类别分的越细越好，分类的目的是便于语言研究，特别是对文献资料进行分类时，不仅要区分出副词内部的不同小类，还要分清哪些是这个时代出现的、哪些是沿用的，历史来源分析也是副词分类的一部分，明清副词的分类要突出这一时期的特征。
（五）方法论的应用
副词研究要与方法论相结合。在近代汉语副词研究初期，一般比较注重对副词语义特征的描写，类似于词典释义的研究方法。这种研究方法“虽然实用性较大，但深度不够”[16]。八十年代后，汉语学界开始将静态分析与动态分析相结合，副词研究开始有了新的突破。研究方法种类繁多，包括：共时和历时相结合研究法、传统的考证考释、数量统计法等等，同时还存在大三角法即普通话、方言、古代汉语三者之间的结合研究。更现代一些的研究方法包括：认知语言学的概念整合理论、语义类型学、语用学的关联理论等。
1. 语义句法分析。由于副词的分类问题一直是棘手的问题，为解决这一问题，汉语学者们在研究副词时经常会用到的就是“语义句法”分析。它是在句法研究的基础上，根据语义的不同区分出不同的下位义。
2. 语义指向分析法。杨荣祥（2005）运用了语义指向分析，探索动词和句中其他成分的语义关系，他考察了“都”在不同时期在语义指向上的变化。此外，张宜生（1999）[17]在研究近代汉语副词时将语义指向与语用相结合，将副词研究推向一个新的领域。
3. 计量统计研究。计量统计的目的是要对那个时期的副词有一个宏观的认识，当今的研究往往与大数据相结合，通过计量统计的方法确保研究的精确性、科学性。比如杨荣祥（2005）《近代汉语副词研究》及薛瑾（2010）《<儿女英雄传>时间副词的计量研究》等都采用了该方法。
4. 对比研究。将具有相同或相近特点的副词放在一起研究，探寻其用法上的异同。比如张谊生《近代汉语强化否定的“白”“再”“更”“通”——兼论主观化在汉语副词再虚化中的作用》、张新华《近代汉语后期“喜”类侥幸副词的语义机制》等。
随着语言学研究的深入，研究方法也越来越多，理论解释也变的更科学。但是每种理论总存在其缺陷、不足，为避免这些问题可以将多种研究理论相结合，确保理论解释的科学完整性。
四、明清副词研究的空间
（一）注重基础研究
明清副词的基础研究不够深入，需要继续对语料的搜集、整理。从目前的研究来看，明清副词的研究语料多数是从经典白话小说中取得的，这样容易出现的问题是，通过不同著作的对比，发现同一种副词在归类问题上对语义的界定存在分歧，比如“白”，有学者将其归入否定副词，也有将其归入情状方式副词的。尽管杨荣祥《近代汉语副词研究》一书对副词的研究很细致，但他仅运用了四部白话小说中的语料，这一研究不能完全代表近代汉语副词的全貌。比如刘丽对《型世言》的研究中就发现“将欲”一词既没有出现在杨的研究中，也没有出现在现代汉语中，这个副词是明清那一时期特有的产物。以上问题都说明我们对明清时期语料掌握的不全面，描写不细致。应该继续鼓励学者们对明清时期副词语料的大面积搜集、整理。
（二）历时研究与汉语方言相结合
研究副词要明确副词产生的途径，哪一部分副词是本身就有的，哪一部分副词是从实词那里虚化而来的，哪一部分副词是假借、引申、泛化来的，哪一些副词是类化构成的。解决上述问题要追溯副词的来源及演变过程。另外，不仅要考察这一时期之前的历史演变，还要关注这些副词在现代汉语方言中的用法。因为方言是语言的活化石，从方言中可以发掘出过去一段历史时期内副词的特征。除了与现代汉语方言结合，还要白话小说作者的生活时代所说的方言，发现方言的地域色彩。比如《三言》中的副词很多都是出自吴方言。
（三）注重理论创新
在强调不断吸收国外语言研究理论的同时，也要清醒的认识到每种语言都有自己的一套系统，我们不能把国外的研究理论用来强行解释国内的语言现象。在寻求理论创新的道路上，要扩大近代汉语副词研究的领域，将其与现代汉语普通话、方言、少数民族语、外国语结合起来，从类型学的角度进行分析，同时不断关注西方先进的语言研究理论，发现新的方法规律。
五、结语
明清这一段时期的副词语料主要是从明清白话小说中得到的，从共时的层面看，明清小说杂糅了文言、口语、方言等各种形式，研究中要将一些副词与口语、方言进行对照，便于寻找语言规律;从历时的角度看，明清时期的语言从上古、中古时期延续下来，要注意古今的结合。不同地域、时间层次、不同语体交互影响，形成了独特的明清汉语副词系统。
本文第一部分分析了明清时期的时代背景，从而发现明清副词的研究价值。第二部分，我们考察了语料来源、研究热度及虚实问题，明清副词研究所搜集的语料集中分布在明清时期的白话小说中，语料十分丰富;考察了自20世纪40年代以来的研究热度，发现对明清时期副词的研究热度呈递增的趋势;此外还关注了副词的虚实问题，这是研究副词必不可少的一环，本文中我们将副词归入虚词。第三部分，我们重点关注了明清副词的研究方法，研究方法种类繁多，我们将其共分为历时性系统研究、断代专书研究、常用副词的历时考察、分类研究及方法论的应用五部分。研究方式多样性使我们能够更全面的认识这一时期副词的面貌，而任何一种形式的研究都离不开方法论作指导，因此本文将形式描写和方法论解释放在一章。第四部分，主要是对明清副词研究空间的挖掘，首先要做到科学性、完整性，这就要求我们加强对语料的搜集、描写、分析;其次要扩大研究范围，发现明清白话小说中的副词在不同历史时期的特征，进行对比研究，将副词与方言结合，寻找共性与差异;在上述方法的基础上要进一步加强理论创新，一方面借鉴西方语言学理论的先进方法，另一方面将本民族语言与多种语言相结合，寻找成体系的理论方法，推动明清副词研究向前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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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编辑：刘彩珍）
作者：侯菁文
摘要：莫言的“新笔记”小说继承了明清笔记小说的较短篇幅、较小叙事容量、朴素的故事形态、反情节倾向、白描笔法及传神写照的技法，又对这一古老文体进行了现代性改造：化“实录”为虚构，发展了限知叙事，使其更具现代意味，变有头有尾的封闭型结构为开头直接切入故事情境，结尾在故事进行中戛然而止的开放型结构，又将明清笔记小说串联结构改造为以现实框架套古老故事的框架结构。由此形成了莫言独有的“新笔记小说”文体。但由于这一文体与新时期文坛主流倾向、专业读者与当代批评界的阅读期待之间错位，导致其并没有引起太大反响，反而被遮蔽，其独特的地位与个性，不容忽略。
关键词：莫言;笔记小说;继承;改造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世界性与本土性交汇：莫言文学道路与中国文学的变革研究”(13&ZD122);湖北省教育厅重点项目“莫言与明清小说传统研究”(18D052);武汉轻工大学校立科研项目“莫言与中国古代小说传统”(2018Y37)
一、莫言小说对明清笔记小说文体的继承
明清两代是以小说创作见长的朝代，其中最令人瞩目的当然是白话小说，尤其是长篇章回体小说，四大名著文体均属此类。明清文言小说成就也不让白话小说，笔记小说尤为突出，除了《聊斋志异》①、《阅微草堂笔记》这两部经典之作外，还有明代冯梦龙的《古今谭概》、《情史》，清代袁枚的《子不语》、王士祯的《池北偶谈》等。
与中国古代传奇、话本和章回小说等文体相比，笔记小说最显在的特点就是篇幅短小，号称“尺寸短书”。《搜神记》中故事完整的叙事性短章一般几百字，最长者千字出头。明清笔记小说的篇幅长短也大致类此。与这种外在形式相对应的是笔记小说相对较小的叙事容量。一般而言笔记体小说一文一事，人物不多，以一人或二人为中心，事件比较简单，都是单线发展。
莫言的笔记小说篇幅也不长。由于白话语体表达远不及文言精练，再则莫言作为现代作家不可避免会受西方小说强调精细描摹笔法的影响，行文间会多一些藻绘与波澜，所以字数也会大大增加。一般而言短辄千字以上，长则不超过万字。接近明清笔记小说中“笔记杂俎”一类的小说，同样篇幅较短，更有甚者，《小说九段》每篇不过千字。总的来看，这些小说的篇幅约等同于现在的微型小说或短篇小说。同样，这些笔记小说的叙事容量也不大。一篇小说讲述一个单线发展的故事，主要人物一、二个，故事发展一般都较为平缓，没有大的波澜，跨时不长，空间场景较少(一般一、二个)。如《奇遇》的中心人物是“我”——一个返乡的青年军人，另一重要人物是赵三大爷。小说所讲述的故事非常简单明了——回乡探亲的青年军人“我”夜行庄稼地中，生怕遇鬼，结果一路无事。凌晨，在村口遭遇邻居赵三大爷。回到家才知道赵三大爷大前天早晨就死了。这篇小说因受传奇体以及现代小说构造情节手法的影响，不乏简单的环境描写与叙事技巧。刨除这些，其实是一个非常单纯的遇鬼故事。此外，像《金鲤》、《学习蒲松龄》、《枣木凳子摩托车》、《天花乱坠》、《五个饽饽》等篇章所叙故事也都具有单纯质朴、叙事容量小的特点。
笔记小说作为前小说形态，对事件的叙述是以质朴无华的故事形式呈现的。福斯特认为：“故事就是对一些按时间顺序排列的事件的叙述。”② “故事在远古时代就已经出现，可以追溯到新石器时代，以至旧石器时代。”③ 他认为故事是小说的基本面，也是一种很低级的形式，而情节是小说中较高级的一面，“情节同样要叙述事件，只不过特别强调因果关系罢了”，“如‘国王死了，不久王后也死去’便是故事，而‘国王死了，不久王后也因伤心而死’则是情节”。④ 以现代小说观念看，作为前小说形态的笔记体小说，发展不完备，其对事件的叙述比较朴素，接近生活事件的自然原貌，只能称为故事，还称不上情节。中国古代小说对事件的叙述达到编织情节的层次应该是自唐传奇开始。上承晋宋笔记小说的《阅微草堂笔记》、《子不语》等笔记小说自是如此。“以传奇而写志怪”的《聊斋志异》按下传奇小说不表，它的笔记小说其实也遵守这一文体规范，对事件的叙述简明扼要，止于“按时间顺序排列”的朴素的故事。笔记小说因为禀持故事观，自然有一种反情节倾向。离奇曲折，绘声绘色，引人入胜等这些传奇小说编织情节的重要诉求与笔记小说基本绝缘。即令《聊斋志异》中的笔记小说受传奇体影响，但反情节倾向仍然很明显。如《聊斋志异·考城隍》故事跨时九年，横穿阳世与阴司两大时空，虚幻与现实交织——这个事件素材有相当宽阔的余地让叙述者施展妙笔生花的功夫，将故事讲得腾挪跌宕、扣人心弦，但是实际上故事唯一的波折是宋公被任命为城隍美差却因母亲之故推辞不就，整个事件是以平铺直叙、粗陈梗概的方式呈现在读者面前的。
值得注意的是莫言在访谈及创作谈中也多次以“讲故事的人”自居，将自己的小说创作说成是“讲故事”。莫言从明清笔记小说中所获得的重要启示之一就是回归到小说起点处的故事观。从中国小说发展史来看，从唐传奇起，经宋元话本小说、明清章回小说，及至近现代受西方小说影响的现代小说，小说经历了情节中心、人物中心到心理中心的演变。1980年代中期，莫言大胆进行艺术实验，也有过以心理甚至是意识流为结构中心的小说探索。总体上来看他的小说多数是人物中心，但在注重刻画人物的同时没有忽略对情节与故事的编撰。回撤到故事形态最为彻底的当然还是他的笔记小说。反情节倾向也体现在这些小说中。其突出体现便是叙述事件不刻意设置悬念与巧合，事件经过没有一波三折、大起大落，反高潮反冲突反戏剧化。与莫言那些现代意味强烈的小说体现出跌宕、婉曲、繁复的情节魅力相比，这些小说对事件的叙述有一种单纯、明净之美。看得出來，作者对事件素材的主要处理法则是抓住大要，大刀阔斧地削砍旁逸斜出的枝节与修饰性的花叶，让事件的主干依时间次序自然铺展。无论是《奇遇》、《学习蒲松龄》、《枣木凳子摩托车》、《天花乱坠》、《五个饽饽》，还是《金鲤》、《良医》、《罪过》、《嗅味族》里“嵌入”的民间故事，以顺叙方式讲述一个个奇趣奇幻的故事是它们的共同特点。叙述事件的技巧在这里变得不重要，事件的逻辑性关联被削弱，戏剧性因素被淡化，事件以洗净铅华、返朴归真的方式自然呈现，而它本身所包含的意味和哲理成为叙述重心之所在。
与这种反情节的故事形态相对应的是，作者讲述事件的笔法基本上是叙述与白描。白描原为中国画技法，引申到文学中，指用最精练、最节省的文字粗线条地勾勒出人事的轮廓。叙述者采取与事件较远的叙述距离，俯瞰事件全貌，诸多细节就被忽略，呈现在接受者面前的自然就只是“粗陈梗概”的事件主干，由此也形成了笔记小说常以白描笔法交待故事过程的写作特色。
莫言非常重视中国古代小说传统中的白描技法。事实上，他的笔记小说中，叙述故事主要就是通过白描手法来完成的。以《奇遇》为例，除描绘庄稼地的环境借以烘托“我”的恐惧心理，以及“我”夜行荒野中产生的各种遇鬼幻想之外，基本以粗线条勾勒的白描方式完成故事经过的叙述。以简省精到的对话叙述事件经过也是莫言白描笔法的特色之一。小说中有两段对话，一段是“我”黎明时分在村口遇见赵三大爷：
我忙问：“三大爷，起这么早!”
他说：“早起进城，知道你回来了，在这
里等你。”
我跟他说了几句家常话，递给他一支带过
滤嘴的香烟。
点着了烟，他说：“老三，我还欠你爹五
元钱，我的钱不能用，你把这个烟袋嘴捎给他
吧，就算我还了他钱。”
我说：“三大爷，何必呢?”
他说：“你快回家去吧，爹娘都盼着你呢!”
另一段是“我”回家后将玉石烟袋嘴交给父亲：
父亲抽烟时，我从兜里摸出那玛瑙烟袋嘴，
说：“爹，刚才在村口我碰到赵三大爷，他说
欠你五元钱，让我把这个烟袋嘴捎给你抵债。”
父亲惊讶地问：“你说谁?”
我说：“赵家三大爷呀!”
父亲说：“你看花眼了吧?”
我说：“绝对没有，我跟他说了一会儿话，
还敬他一支烟，还有这个烟袋嘴呢!”
我把烟袋嘴递给父亲，父亲竟犹豫着不敢
接。
母亲说：“赵家三大爷大前天早晨就死了!”
两段简约淡远的对话就交待了遇鬼，交烟袋嘴抵债，还钱，父母揭示所遇者为鬼这些并不算简单的故事经过。
单纯的故事形态，白描叙述笔法，使得小说体现出一种简净之美。简净并不是简单。与以简练笔法绘形相表里的是白描的传神功夫。白描手法之所以简省，乃是在动笔之前作了一番取舍工作——舍弃一般化的素材，选取最能突显对象个性特征的素材。于是，人物仅摄取传神瞬间，事件采撷关键性片断，再以粗笔勾画，只言片语点化之，呈现于字面上的就是经筛选的精简的，但又直抵对象本质的外部特征。明清笔记小说中的经典作品《聊斋志异》、《阅微草堂笔记》、《子不语》等继承了魏晋笔记小说以白描“传神写照”的功夫，将其运用得更自觉，发展得更充分，从而达到叙述事件描摹人物“追魂摄影”，真实感人，令人印象深刻的艺术效果。
莫言曾论及蒲松龄的细节描写：“小说的成功离不开细节描写。蒲松龄小说里就有可圈可点的范例。比如他写一条龙从天上掉落在打谷场上，没死，但动弹不了，這时有很多苍蝇飞过来，落在龙的身上。龙就把鳞片张开，很多苍蝇钻到鳞甲下边，龙突然阖上鳞片，把苍蝇都夹死在里面。……但他在细节方面描写的准确、传神，让我们仿佛看到龙在打谷场上用鳞甲消灭苍蝇，这个细节很有力量，让一件子虚乌有的事具有了真实感。”⑤ 这段关于龙的描写来自于《聊斋志异·龙》。从莫言的叙述中可以看出“蝇集鳞甲”的细节给他留下深刻印象，也印证了蒲松龄这一细节的“准确、传神”。抓住关键细节描摹物象，这也算是白描传神的秘决之一，而且《龙》篇的确是以白描手法来描摹从天而降之龙的。所以换个角度来看，莫言这段话实际上讲的也就是他从蒲松龄那里学到的有关如何以白描手法传神的心得。《天花乱坠》仅以女歌唱家“脸上一片黑麻子”的细节就传神地写出其形貌之丑陋，与其美妙的歌喉形成鲜明对照，传达出“世间事难得十全十美”的感叹;皮匠尸首被推入坑中埋葬时怀中掉出小姐送他的一个精巧玲珑的绣花鞋，这个细节可以激发读者关于皮匠生前对小姐如何寤寐思服、辗转反侧、痴恋不已的无限想象。此外，莫言小说还继承了明清笔记小说以对富有个性特征的言行白描来传神的笔法。此处就不展开详述了。
二、莫言小说对明清笔记小说文体的改造
一个高明的文学借鉴者绝不会跟在前辈后面亦步亦趋。在对前人的借鉴过程中，他作为后继者的强大主体性像一根红线贯穿始终，掌控着他对借鉴对象的理解与取舍，再与他已有的文学知识结构与创作个性相结合，兼容并蓄，从而创造出与传统既有联系又有差异的新的艺术形式。
在西方小说理论中，虚构是与人物形象、故事情节并驾齐驱的小说必备三要素之一。中国小说的虚构意识始于“作意”、“幻设”的唐传奇，而此前一阶段的六朝小说不仅无虚构意识，而且以“实录”相标榜。《情史》以“史”为名，就是笔记小说“崇史”心态的明证，当然也标明了其“实录”古代之爱情与两性关系的追求。纪昀以史传文学“实录”的标准非议《聊斋志异》：“今燕昵之词，媟狎之态，细微曲折，摹绘如生。使出自言，似无此理，使出作者代言，则从何闻而见之?”他自己创作《阅微草堂笔记》也是严守基于见闻，注重可信性的笔记小说文体规范的。即使是被纪昀批评的《聊斋志异》，其中的笔记小说字里行间虽渗透了传奇体的气息，但总体而言还是承传六朝笔记小说的“实录”性。最明显的证据是文本体制上保留了实录的印迹，比如追求叙事的客观性效果，转述民间搜集故事的实录姿态，运用限知叙事，强调亲历感，开头必标明事件发生的时间，当事人的籍贯或居住地，以及身份与姓名，结尾有时列举与经历者有密切关系的其他人的旁证，以及事件之外的“后事”，甚至包括模仿《史记》“太史公曰”结尾体制，以“异史氏曰”的议论文字作结的结构模式.。
由于文体自身规限，莫言的笔记小说多少也传承了实录纪事的印迹，如主体收缩的客观化叙述姿态，相对粗略的叙述笔法，不事铺张、修饰，而着眼于传达“事真”的质朴叙述风格。但莫言毕竟是接受过现代小说观念与现代科学思想洗礼的现代作家，已然接受现代小说虚构的观念，确乎不可能再返归古小说的实录观念。“小说应有自己的风度，那就是雍容大度、从容不迫、娓娓地把假话当真话说……”⑥ “搞小说也好，搞电影也好，都可以用这种自信的口吻来叙述，这是作家叙事的一种态度。我想怎么说就怎么说，我是唯一一个逃出来向你报信的，我说它是黑的就是黑的，说它是白的就是白的。”⑦ 所以说，莫言对笔记小说的经营是在自觉的虚构前提下进行的。这与明清笔记小说受传奇小说影响不自觉地流露出想象夸张虚构的因子有质的区别。虚构并不意味着排除真实性，只是与古代笔记小说生硬地追求反映历史真实、生活事实的实录性有所不同，莫言的新笔记小说追求的是一种故事整体虚构的大前提下契合人的心理感受的艺术真实。所以莫言的新笔记小说不像明清笔记小说那样，开头习惯于交待志怪故事发生的时间地点，介绍当事人姓名、籍贯或居住地以坐实事件为实有，当然更不会列举当事人之外的其他人旁证，或交待事件结束后的“余波”方式结尾，以进一步证实事件的真实性。他的新笔记小说，除《奇遇》文首交待时间(1982年秋天)、地点(从保定府到高密东北乡)，颇接近古笔记小說开头方式外，其余篇目都完全割断了与历史时空相连的脐带，没有具体时间(历史性时间)、地点(较常出现的是高密东北乡，众所周知，这是莫言虚构的文学性地理空间)，而且大多连人的姓名也没有。缥缈的时空，模糊的人物定位，在小说与历史之间隔开一道屏障，摆脱了历史逻辑羁绊的小说便可以在虚构的时空内自由驰骋。
由笔记小说实录观念顺理成章地发展出限知叙事。明清小说研究专家陈文新认为第三人称限知叙事是六朝志怪小说《搜神记》对中国叙事文学的一大贡献。⑧ 明清笔记小说不仅大量运用第三人称限知叙事，而且有些篇目出现了第一人称叙事，比如《聊斋志异》中共有9处使用“余”或“予”来叙事(分别是《考城隍》、《偷桃》、《地震》、《泥鬼》、《狐梦》、《上仙》、《绛妃》、《秦生》、《豢蛇》)。尽管如此，明清笔记小说仍以全知叙事为主，采用限知叙事的篇章虽不在少数，但并没有扳倒全知叙事的霸主地位，至于第一人称视角就更罕见了(《聊斋志异》中使用第一人称视角的不到2%)。与之相比，莫言新笔记小说以限知叙事为主，全知叙事为辅，且第一人称视角占到全部小说的60%以上⑨。莫言新笔记小说大量使用第一人称限知叙事优势是明显的，从第一人称角度叙述故事比第三人称更灵活自由，除了观察到的外在世界，叙述者还可以深入于心灵，因此故事的叙述也更具有心理深度，因而也更具有现代感。此外，即使与那些极少数运用到第一人称限知叙事的明清笔记小说相比，莫言新笔记小说中的第一人称限知视角也体现出现代小说叙事视角艺术的成熟。前者叙述者“余”或“予”与现实中作者身份是等同的(印证了笔记小说的实录性)，但是莫言的新笔记小说中的第一人称 “我” 与作者本人并不是同一人，是作者在小说中虚构的人物。“虚拟”的第一人称“我”赋予小说大胆想象的空间，莫言新笔记小说中的“我”的虚构性更符合现代小说观念。
中国古代小说叙述事件讲究有头有尾，交待清楚来龙去脉。即使是作为前小说形态的笔记小说中那些有完整故事的篇章，也是遵循如此规律(只不过在叙述事件上，笔记小说仍维持前小说阶段的故事化、反情节化，而不同于前者的情节化、传奇化)。开头一般娓娓道来：点明时间，介绍人物，交待故事背景，然后再渐次进入事件过程的交待，而小说的结尾必然也是事件完结之处。
莫言的新笔记体小说少量开头留有这种影响的遗迹，比如《奇遇》、《良医》、《父亲的枣木凳》;大量都在此基础上，作了现代性的改造。
这种改造，一种是变通式的，即开头先直接切入场景或故事情境，接着再转入对故事时间地点人物或背景的叙述。以《草鞋窨子》为例：“隔着十几根柳树槐树的树干、一层厚厚的玉米秸子和一层厚厚的黄土，在我们头上，是腊月二十八乌鸦般的夜色。我踩着结了一层冰壳的积雪从家里往这里走时，天色已经黑得很彻底，地面上的积雪映亮了大约有三五尺高的黑暗，只要是树下，必定落有一节节的枯枝，像奇异的花纹一样凸起在雪上。”随后转入对“这里”——草鞋窨子——众人编草鞋时讲故事的所在，以及对几个围坐在草鞋窨子里讲故事的乡亲身份的介绍。类似的开头也出现在《翱翔》、《大风》等小说中(只不过不同于《草鞋窨子》以画面感的场景切入，后两文的开头是直接切入故事情境)。小说以画面感场景开端，或直接进入故事情境，体现了现代视觉艺术(尤其是电影)对小说的渗透，这种场景化或情景化开端不惟在笔记小说，在整个古典小说中也几乎没有。而后面转入对故事时间、地点、人物或背景的交待则是笔记体小说常见的方式。因而整个开头方式体现了由古典性向现代性的过渡。
还有一种彻底的现代性的改造，即完全略去关于时、地、人物或背景的交待，直接进入故事情境。如《嗅味族》开端：“爹眯着眼睛看了我一会儿，然后用嘲讽的腔调说：‘好汉，过来!’”古代笔记小说对事件的讲述往往是以线性的叙述方式来进行的，莫言小说从画面感的场景或情境直接切入，体现着古典小说的纵剖面结构向现代小说横切面结构的演进的历程。同样的开头方式也出现在《舅舅的摩托车》、《金鲤》等小说中。
另一方面，《嗅味族》开局方式不仅是情境化的，也是掐掉故事发生阶段，直接从故事发展的中间阶段切入。与之相应的是，莫言这些新笔记小说很多都不是在事件结局之时煞尾，而是在故事进行中间戛然而止。如此就相当于对一个完整独立的故事掐头去尾，这样一来，就打破了古典小说有头有尾的封闭式结构。这种开放式的结构，尤其是结尾的开放性，比之古典小说的封闭式结局更能激发读者的想象，更加余味无穷，因而有雅化倾向。
一般而言，明清笔记小说都是一文叙一事，但有少数一文叙数事。例如冯梦龙《古今概谭》中《喜得句》一篇，以作诗成痴的文人“喜得句”为线索，串联了两个完全不同的故事，一个是葑门老儒朱野航“喜得句”的故事，一个是闽人周朴两次吟诗“喜得句”的故事。在《聊斋志异》笔记小说中这种例子更多，如《局诈》、《医术》、《真生》，都是两故事前后相连，逻辑上构成并列关系。《梦狼》、《鸽异》一篇有三个先后相继的故事，中间还插入作者的议论，形成串联结构。这样的篇章结构也为莫言新笔记小说所继承，比如《草鞋窨子》、《良医》、《罪过》、《天花乱坠》等篇目。其中《天花乱坠》中两个故事的组接方式比较接近上述明清笔记小说篇目，第一、二部分由女高音歌唱家的故事与皮匠的这两个都与天花相关的故事并列组接，第三部分是作者关于天花的议论，颇类似于《聊斋志异》笔记小说中的“异史氏曰”。 但显然莫言并不是照搬明清笔记小说的串联结构，而是作了个性化的改造。这在《草鞋窨子》、《良医》、《罪过》中体现得尤为明显。这三个篇章中的故事串连的方式并不是A+B式的直接并列，或以作者的议论联结，而是将葫芦串式的串联结构改造成框架结构，并且往往是现实的框架套古老的奇幻故事这样的模式。其中《草鞋窨子》与《罪过》的现实框架是事件性的，是故事套故事的模式;《良医》的现实框架只是父亲讲故事。这种框架结构形成了今与古、现实与奇幻之间的对话，其所蕴涵的丰富意蕴是明清笔记小说的串联结构所无法相提并论的。
三、被遮蔽的莫言“新笔记小说”及其文学史地位
尽管莫言吸纳了明清笔记小说的文体特点，又对其进行现代性的改造，创造了一批既继承传统又突破陈规的新笔记小说，但是这批主要发表于1980到1990年代之交的作品在当时文坛并没有引起预期的反响。显而易见，讨论当代新笔记小说，无论哪一位学者开列的名单中都没有莫言在列。以权威选本为例，1993年由钟本康选评的《新笔记小说选》(浙江文艺出版社)一书辑录了孙芸夫、汪曾祺、林斤澜、贾平凹、高晓声、何立伟、李庆西、范若丁、聂鑫森、矫健、韩少功、刘震云、阿城、陈军、侯贺林、阿成、公衡、于德才、魏继新、田中禾等人的小说，1992年张曰凯编选的《新笔记小说选》(作家出版社)辑录作品涉及45位作家，莫言也不在其列。以权威文章为例，钟本康的《关于新笔记小说》、林焱的《论新笔记小说》、李庆西的《新笔记小说：寻根派也是先锋派》以及钟本康、李庆西的《关于新笔记小说的对谈》所列举新笔记小说作家中也都未提及莫言。
这的确是一个值得深思的现象。
思考这种现象之所以出现的原因，一者与莫言创作新笔记小说的时间主要集中在八九十年代之交，不在新时期新笔记小说的高潮期(80年代中前期)，因而关注度较低有关;二者，莫言的“新笔记小说”实验无论在学界还是读者接受中都没有激起较大反响的根本原因在于，其文体风格与新时期文坛小说创作主流倾向、当代批评界与专业读者的阅读期待之间的错位。
整个新时期文坛创作主流被一种对西方现代文学，尤其是西方现代派小说的追慕情绪所主导。“贫困”的当代文学面向西方文学产生一种强烈的现代性焦虑，新时期小说家普遍学习借鉴西方现代文学，尤其是现代派小说。莫言也成为其中一名佼佼者。1980年代中期，莫言相继推出《透明的红萝卜》、《球状闪电》、《金发婴儿》、《爆炸》、《老枪》、《白狗秋千架》、《枯河》等小说。这些小说展示了令人眼花缭乱的艺术实验性：时空交错、意识流、多角度叙述、通感、幻觉、魔幻……为莫言的小说创作打上了鲜明的先锋艺术标识。因此在主流文坛与专业读者的接受中，莫言主要是一位先锋作家、寻根作家，这种接受印象如此之强烈，以致于遮蔽同时也妨碍了人们对莫言创作中其它面相的接受。另一方面，受這种选择性接受的导向，莫言自身的创作也在有意识强化先锋实验色彩与寻根意味，继1985年的文坛“轰炸”之后，1986年《红高粱》、《高粱酒》、《狗道》、《奇死》、《高粱殡》相继出炉，1987年推出《罪过》、《欢乐》、《红蝗》，1988年发表《天堂蒜薹之歌》、《十三步》、《玫瑰玫瑰香扑鼻》、《生蹼的祖先》、《复仇记》、《马驹横穿沼泽》，1991年有《幽默与趣味》，1992年刊出《梦境与杂种》、《酒国》，1993年又写出《二姑随后就到》，直到新世纪宣布“大踏步后撤”后的长篇小说《四十一炮》、《生死疲劳》与《蛙》仍旧多多少少坚持着现代派的方法与技巧实验。在这种双向互动的运动过程中，在被一片急功近利的浮躁情绪笼罩的新时期文坛，莫言作为一种“先锋作家”与“寻根作家”的标识被凸显、放大，几乎完全遮蔽了莫言小说创作中的其它面相。
研究界与专业读者最关注的是莫言那些史诗性的长篇巨制，如《丰乳肥臀》、《生死疲劳》、《蛙》之类，或那些有着曲折精巧故事情节的中篇传奇，如《红高粱》、《透明的红萝卜》、《怀抱鲜花的女人》……莫言最为人熟知的文体风格是主体张扬，乃至狂放激昂的主观性叙事姿态，充斥着感官细节与心理意识的密不透风的叙述笔法，喜铺排夸饰的华美叙述风格，天马行空，大江大河，汪洋恣肆，充满民间化与世俗性的狂欢，而他的新笔记小说所代表的恰恰是正好相反的一路文体风格：主体收缩，内敛、节制、含蓄的客观化叙事姿态，主要以叙述与白描方式完成故事叙述的简约恬淡叙述风格，随意随便、不事经营的叙述结构。如上文所述，他也在继承明清笔记小说文体的同时进行了适当的现代性改造，但是跟文坛主流与专业读者的期待仍有不小差距，在后者眼中仍显得不够“现代”，不够先锋，反倒有些“旧”与“土”，因而被忽略。从接受美学的角度来看，批评界与专业读者关注度的强弱大小同时也是对作家小说进行遴选与淘汰的过程，关注度强，褒扬多的小说载入文学史册，升格为经典;关注度弱，甚至毫无关注度，或者尽管受到一定关注，但批评声音比较多的小说渐渐被淘汰，封锁在历史的烟尘中，无人问津。莫言的“新笔记小说”所遭遇到的就是这样一个事实。
然而，追踪莫言的创作进程，我们会发现，其小说创作中被抑制、边缘化同时也被遮蔽的这一脉倾向自始至终也在顽强地进行着反抑制、反边缘化与反遮蔽。莫言早在1984年就发表了《金翅鲤鱼》。1985、1986年先锋艺术实验的井喷期同时产生了《五个饽饽》、《大风》、《草鞋窨子》等新笔记小说。1989年发表了《奇遇》，1991年间又出现一个短篇小说创作的井喷期：《地道》、《辫子》、《飞鸟》、《夜渔》、《神嫖》、《翱翔》、《地震》、《铁孩》、《灵药》、《鱼市》、《良医》……而这一次却不是契合文坛主流的先锋与寻根艺术实验的高潮，而是回归传统与古典的“新笔记小说”的爆发期。经历高峰后便是平缓的低谷，但一直不绝如缕，从未停歇：《屠户的女儿》、《祖母的门牙》、《白杨林里的战斗》、《儿子的敌人》、《一匹倒挂在杏树上的狼》、《天花乱坠》、《枣木凳子摩托车》、《嗅味族》、《姑妈的宝刀》、《木匠和狗》、《挂像》、《麻风女的情人》，直至2005年的《小说九段》。获诺贝尔文学奖后封笔4年多，直到2017年才有新作问世，其中的《故乡人事》再次显示了莫言创作个性中这一脉流向的顽强生命力。
纵观莫言创作的全程，契合文坛主流与批评界的阅读期待的先锋小说、具有强烈的现代风格的小说创作与风格内敛、克制，更具传统意味的新笔记小说创作大致呈此消彼涨之态势。从上段列举篇目来看，后者从数量、质量来看其实是完全不逊于前者的一股倾向，而且从持续时间之久来看，约略有超前者之势头。如果说文体是作家气质、个性的外显，那么莫言的新笔记小说的确是他的小说创作中较少为人所知的，但是完全不亚于《透明的红萝卜》、《红高粱》等主流小说的另一面个性特质。只是由于它们不切合时代的某种创作趋向，加上整个文坛所弥漫的操之过急的功利主义空气，被文坛主流与批评家所忽视、遗漏，甚至压抑，最终被边缘化、遮蔽，散落在文学史之外。
但是，无论如何，莫言都应该凭借自己具有相当数量与独有个性的新笔记小说创作实绩在整个当代新笔记小说史上占据一席之地。确认这点后，我们再来探究莫言的新笔记小说的独特性与特别价值。
第一，相对于孙犁、汪曾祺、林斤澜、贾平凹、李庆西等具有浓厚的文人士大夫气的新笔记小说创作，莫言的新笔记小说无疑是更为民间化农民化的，更为质朴富于泥土气息的。莫言是“作为老百姓的写作”⑩ 的典范。参军前，莫言在农村度过了21载春秋，并且从13岁辍学起就早早成为公社社员，参加了各种生产劳动，是地地道道的农民。他的文学习得基本来自民间文化。从对古代笔记小说的借鉴源流来看，莫言所师法明清笔记小说与历代任何一个时期的笔记小说相比都更偏于民间风格。明清笔记小说因受宋元明清市民社会发展与兴盛的白话小说影响，使文人化的笔记小说带上了市井化、通俗化特点。从莫言的各种创作谈、访谈来看，其新笔记小说创作主要受《聊斋志异》影响，而《聊斋志异》绝大多数笔记小说的素材来自于民间搜集的故事，是民间文学与文人传统的结晶。孙犁、汪曾祺、林斤澜、贾平凹等都曾坦言受《聊斋志异》影响，但并不是他们创作新笔记小说的唯一影响源。孙犁对古代笔记小说的阅读非常广泛，古代重要笔记小说几乎都有收藏。除了《聊斋志异》，孙犁偏爱的笔记小说还有《世说新语》、《阅微草堂笔记》等。汪曾祺阅读的古代笔记作品很杂，最常看的是有关风物节令民俗的，如《荆楚岁时记》、《东京梦华录》等。他又说：“我爱读宋人的笔记甚于唐人的传奇。《梦溪笔谈》、《容斋随笔》记人事的部分我都很喜欢。”{11} 高晓声青睐笔记体小说《聊斋志异》，也有取法《世说新语》的《新“世说”》系列。费秉勋评价贾平凹的《商州初录》：“从志怪小说中，贾平凹学会了以平实的神秘感抓取读者的向往心;从《世说新语》，他学会了简练、隽永和传神;从《山海经》、《水经注》和地方志，他学會了对大小空间的鸟瞰和统摄……”{12} 由此可见，单从贾平凹对古代笔记小说的借鉴来看是非常广泛的。古代笔记小说是文言小说，本属文人小说传统，如孙、汪、林、贾等人所提及《聊斋志异》以外的古代笔记小说是较为纯粹的文人士大夫之作。但《聊斋志异》绝大多数笔记小说的素材来自于民间搜集的故事，是民间文学与文人传统的结晶。这就决定了与汪、孙、林、贾等新笔记小说的偏向于文人士大夫传统相比，莫言所接受的古代笔记小说传统是更偏向于民间传统的那一部分。
第二，从文体特征来看，与新笔记小说的核心作家相比，莫言的新笔记小说也有较为鲜明的个性。从题材层面来看，汪曾祺、孙犁、林斤澜等人的新笔记小说更偏向于《世说新语》一脉的轶事传统，莫言则偏向于《聊斋志异》、《搜神》一脉的志怪传统。前几位对《聊斋志异》的神秘奇幻都醉心不已，但把大谈鬼怪之事的贯彻得最彻底的还是莫言。与他们相比，莫言新笔记小说的突出特点与贡献在于源于民间故事的丰富而天真的想象与奇幻色彩。
总的来看，汪曾祺、孙犁、林斤澜、贾平凹等人的新笔记体小说也都是关注民间底层，聚焦老百姓生活的，但多少是带有传统士大夫的雅化意味的，而莫言的新笔记小说继承的虽也是古代文言小说传统，但却是最质朴，最接近土地的。如果说前者是一种雅化的民间，那么后者则是一种民间的雅化。在当代新笔记小说中，莫言的名字是不可忽略的。他以自己独具个性的新笔记小说创作为当代新笔记小说贡献了不同的风格，丰富了当代新笔记小说的内涵。
注释：
① 《聊斋志异》的文体一般公认是“一书而兼二体”，即兼具笔记体与传奇体两种文体。据敖丽《〈聊斋志异〉的文体辨析》一文：“石昌渝曾统计张友鹤辑校三会本《聊斋志异》，其中收录的491篇作品，真正意义上的传奇体，大约有195篇，约占全书的百分之四十，剩下的全是笔记体。”(《明清小说研究》2001年第3期。)
②③④ 爱·摩·福斯特：《小说面面观》，苏炳文译，花城出版社1984年版，第24、23、75页。
⑤ 莫言：《体味五光十色、百味杂陈的写作人生》，《淄博晚报》2010年4月13日。
⑥ 莫言：《好谈鬼怪神魔》，《莫言研究资料》，山东文艺出版社2006年版，第28页。
⑦ 大江健三郎、莫言、张艺谋：《超越国界的文学》，《大家》2002年第2期。
⑧ 陈文新：《汉魏六朝笔记小说的叙事风范》，《传统小说与小说传统》，武汉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33页。
⑨ 以作家出版社2012年出版的《莫言文集》为据，据统计，莫言11部长篇小说中有10部使用第一人称(除《天堂蒜薹之歌》外)，25部中篇中有16部采用第一人称叙述，75篇短篇小说中48篇是第一人称叙述，也就是说使用第一人称视角的小说篇目达到全部小说数量的60%以上。
⑩ 莫言：《作为老百姓写作》，《用耳朵阅读》，作家出版社2012年版，第66页。
{11} 汪曾祺：《晚饭花集·自序》，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44页。
{12} 参见孙见喜：《鬼才贾平凹》，北岳文艺出版社1994年版，第188页。
作者简介：喻晓薇，武汉轻工大学艺术与传媒学院副教授，湖北武汉，430023。
(责任编辑 刘保昌)
作者：喻晓薇
摘要：明清小说是中国古代文学明清部分的重中之重，对提高学生的人文素养、提升学生的审美能力以及引导当代大学生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具有重要意义。本文通过对明清文学史格局的介绍，梳理明清小说教学改革的必要性，进一步提出对明清小说教学的思考和建议，以期为明清小说教学提供借鉴。
关键词：明清小说;教学;改革
明清小说是中国古代文学明清部分的重中之重，对提高学生的人文素养、提升学生的审美能力以及引导当代大学生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具有重要意义。当前明清小说教学的总体状况却并不乐观，教学方法落后，教学内容严重滞后，这些均无法适应当代社会对人才培养的需求。随着我国高等教育教学改革的全面推进，如何深化教学改革，探索新的教育教学模式，已经成为当前面临的一项紧迫而重要的任务。
王国维曾说：“凡一代有一代之文学：楚之骚，汉之赋，六代之骈语，唐之诗，宋之词，元之曲，皆所谓一代之文学，而后世莫能继焉者也。”我们可这样说，小说可谓明清一代之文学。明代开始，小说便充分显示出它的社会作用以及文学价值，与以往文学史有着不同的格局。首先，非主流文体的小说戏曲，占据了文学史的中心位置，而主流文体的诗文词，则居于边缘位置。其次，名家名著的评析乃小说戏曲章节之主要内容。由此可知，明清小说教学是中国古代文学史教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专业课来说，明清小说已经成为古代文学课程中明清文学的重中之重，因而推进教学改革及提升教学方法极具必要性。
一、明清小说教学现状及改革必要性
1.教育教学目标的调整，使明清小说教学改革成为必然
有学者曾说过：“中国古代文学是一个充满智慧的宝库，每一个进去的人都不会空手而归，我们每一个人也不要让那些落地作金石声的名篇佳作从你我耳边滑落，因为它们是我们共同的财富。”明清小说中凝聚、积淀了我们祖先的历史和文化，并大大地缩短了我们和历史之间的距离。当前，高等教育改革已进入了快车道，这使得高校在生源质量、生源构成、生源比例等方面发生了显著的变化，进而带来人才培养目标、人才培养模式的转变。具体而言，高校正由培养专业人才向通识教育和素质教育转变，由原来的传授学生知识为主转变为提升学生的综合素质为主。这些变化也促使高校在具体课程设置、教学方式、教学内容等方面进行重大变革，如将课程分为学科基础课、专业必修课、实践课、选修课等，并根据社会的需要和学生兴趣增开大量的选修课程。而作为明清文学的重中之重，明清小说研究、中国古代小说史等课程，无论从专业必修课程和选修课来说都是不可忽视的一部分。但采取传统的教学方法显然已经难以适应目前的学生及教学现状，因而，明清小说的改革势在必行。
2.学生具体情况与以往不同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人们的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念也发生了较大的改变，人们对经济利益的追求已经成为时代的主要潮流和价值取向，这样就使得过去异常繁荣活跃的文学逐渐被边缘化，即使小说也不例外。这也使文学对当今大学生的吸引力逐渐下降，使汉语言文学这一传统专业受到冷遇。以前，报考汉语言文学专业的学生往往有着较为浓厚的文学兴趣，并且具有良好的文学基础。但是，由于当前学生在中学阶段受到应试教育的一些束缚，很少有时间和机会去阅读文学作品，知识面比较窄，文学底蕴比较薄弱，到大学之后，学生对文学的学习往往比较吃力。另外，由于西方新思想和新文化的涌入，使得消费主义文化在当今社会逐渐盛行，导致了学生更喜欢流行文化，对明清小说的兴趣也大大降低。学生对那些名家名著似乎已经不大关注，精彩异常的明清小说似乎也失去了其应有的魅力，逐渐退出了学生的关注视野。学生不喜欢阅读原著《西游记》，而是更喜欢看电视剧《西游记》甚至是《大话西游》和《西游降魔篇》;学生不愿意阅读《三国演义》，却是津津乐道于《水煮三国》。教师受学生影响也逐渐对其所教授的内容失去兴趣。如何提升学生兴趣，让这些经典作品重现魅力，成为明清小说教学改革的关键。
3.受到就业影响，学生很难将更多精力投入到专业学习上
进入大学之后，大部分学生将精力放到了考取各种证书、外语和计算机的考级等方面，以求为自己将来就业增添筹码，这些必将影响学生对专业课的学习，使明清小说的教学目标实现的难度逐渐加大。在具体教学过程中，教师既需要考虑学生学习的实际基础、学习能力和知识结构等因素，还需考虑学生的学习精力、学习时间、学习兴趣等，这对担任明清小说课程的教师来说无疑也是一种挑战。传统中文系学生上明清文学课程多是为了应付考试，完成学业，选择明清小说研究选修课的学生多是为了修够学分。明清小说这样的课程难以具有外语、计算机及各种专业证书的吸引力。因而如何通过明清小说课程教学提升学生文学素养、积淀学生文学知识，使学生既获得学分又提升知识，是教学改革的关键所在。
4.教材与教学方法上的局限
传统的明清小说教学，多以教师为中心，主要采用注入式教学方法，传授给学生现成的小说知识。考核方式上，也较注重学生对于明清小说知识的记忆与掌握。这种教育教学方法，片面强调了功利性，虽然重视了专业教育与现成知识传授，但却忽视了学生的综合素质教育和具体能力训练。我们必须适应素质教育的需要，适应学分制的改革需求，推进明清小说在教育方式上的改革。目前中国古代小说在长期的教学实践中，形成了所谓的由“作家生平与思想”、“作品成书经过”、“作品鉴赏”(思想内容和艺术特色)、“作家的地位及影响”等部分组成的呆板而又凝滞的“填鸭式”的教学窠臼，这严重挫伤了学生学习积极性与主动性，使学生认为中国古代小说离现实生活已经越来越远，学习这些作品似乎无任何实际的应用价值，以致使得教师预设的教学目标很难实现。探究其原因，则是明清小说教学理念尚未能从根本上转变。只有转变固有教学理念，才可提高教学质量，顺利完成教学目标，使得学生获得应有收获，提高学生兴趣，引导学生自主学习。
二、明清小说教学改革之思考
按照我们一贯思维，小说有着其他专业所不具备的优势，甚至就文学内部而言，小说也具有其他文学体裁不具备的趣味性。但在目前的教学中，我们看到大部分学生并不热衷于明清小说的学习。一是大部分明清小说都是采用古白话创作的，学生在阅读上存在一定困难;二是学生对于小说描述的与自己生活较远的古代社会生活缺乏兴趣;三是明清小说大部分章节过长，动辄几百万字的大部头，让学生望而生畏，失去了阅读的兴趣;四是现代化的微博、网络上的酷评、美文更易接近学生的现实生活心理，这些图文并茂的新文学对学生视觉上的诱惑远大于明清小说;五是大部分的经典名著已经一次又一次以各种形式被搬上荧幕，进而使学生不愿意再回到书本上来。若要改变这种现状，进行明清小说教学改革就势在必行。
1.提高学生阅读兴趣，是解决问题的有效途径
兴趣是学习的根本动力，要想取得良好的教学效果，必须在提高学生兴趣上下工夫。比如教师在具体教学过程中可通过比较提高学生阅读兴趣，尤其是纵向与横向比较。读小说除了注意故事情节和人物形象外，还要注意到纵向和横向的相互对照。所谓纵向，指中国古典小说的历史传统是什么，这个传统是怎样形成和发展的。如从神话传说到历史著作，再到民间的口头说唱都与古典小说有密切的血缘关系。在给学生授课过程中，首先我们要梳理这种纵向的发展变化，在梳理的同时我们应该作对照，让学生看到不同时期文学发展与继承及创新的关系，甚至不妨将古代小说与现代经典电视连续剧相互对照，提高学生的阅读兴趣。如现在热播的电视剧《甄嬛传》，收视率非常高，学生也喜欢看，那我们不妨让学生在看《甄嬛传》的同时与中国古代小说做比较，让他们找出《甄嬛传》中的哪些情节与人物借用了中国古代小说，如对《红楼梦》、《金瓶梅》的借用。那么，学生就会带着问题去看这部电视剧，同时又带着自己的疑问去阅读古代小说，只要他们能打开古代小说，相信会逐渐地被小说情节吸引的。所谓横向，即考察我国古典小说与西方长短篇小说有哪些明显差异。如我国古典小说与西方长短篇小说有一个明显差异，那就是西方小说多注重人物的心理描写，有时还强调要挖掘人物内心潜在意识活动。而我国古典小说则着重于描绘事物的外在联系和人与人比较明显的矛盾冲突。此外，我们还可以通过重点情节细节的讲述，拓展学生知识面。如讲述《金瓶梅》时，就可以通过“猪头肉与茄子鲞的对照看《金瓶梅》与《红楼梦》的雅俗对照”。这样由食品讲起，会极大地提高学生的阅读兴趣。在讲述《西游记》时，我们除了要学生看到作品滑稽搞笑的一面，还应让学生深入作品，挖掘作品所隐含的深层次的意义，如孙悟空“修心”过程等。
2.结合学生特点，开发学生的研究能力
据不完全统计，自1990至1999年的10年间，我国学术期刊发表明代文学论文3022篇，其中小说戏曲2474篇(约占82%)，诗文词286篇(约占9%);清代文学论文4311篇，其中小说戏曲3340篇(约占77%)，诗文词650篇(约占15%)。自1950至2000年的51年间，发表研究明清通俗小说作家作品论文17831篇，文言小说1906篇，合计19737篇。其中《红楼梦》8756篇(约占44%)，《水浒传》2748篇(约占14%)，《聊斋志异》1663篇(约占8%)，《三国演义》1358篇(约占7%)，《金瓶梅》1270篇(约占6%)，《西游记》807篇(约占4%)，《儒林外史》713篇(约占4%)。上述7部名著，共计发表论文17315篇，约占总数88%。可见明清小说研究一直是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的热点和重点，也是历年来本科学生毕业论文写作的重点。因而如何引导学生将明清小说学习上升为研究，成为明清小说教学中的重点。但明清小说有着品种多、规模大、篇幅长、体裁复杂多变的特点，教师不可能将每一部作品都进行讲授。这时候，作为教师，需采取因材施教，结合学生特点引导他们进行研究性学习。重点作品重点讲述，而且还是要把时间主要花费在几大名著的讲述上，结合学生毕业论文，增加学生的阅读量，开发学生的研究能力。
3.利用现代化教学手段和方法提高教学成效
广泛运用现代教育技术，可以使现代文明和古典文化有机结合，以现代来演绎古典，可以有效提高学生学习兴趣，有助于教师教好明清小说课。在课堂上，可让学生通过观看影视，将影视作品中的人物与小说中的原型相结合，通过相互比较，加深认识。可以对电影、影视剧的改编之处与原著相互对照，让学生通过观看影视，找出两种艺术形式下人物性格以及情节的不同之处，并分析这些异同，提高学生对影视以及原著的鉴赏能力。这样既可以激发学生学习兴趣，又可使教学内容更加引人入胜，还可通过古典名著的现代改编问题，来思考名著的经典性所在。此外，我们还可以让学生扮演小说中的人物，通过自己的演绎去了解作品，分析作品，加深对作品的印象与理解。甚至不妨通过讨论式、研讨式、诵读式等方式让学生参与到课程之中。如我们可以讨论孙悟空这一形象是否存在前后断裂情况，是否可以为潘金莲平反，等等。
总之，明清小说教学较为复杂，如何找到更加有效的教学方法，还需要更多教师、专家的共同关注与探究。我们需要从唯物的、历史的、辨证的角度出发，探索出一条更科学、更合理的教学方法，使明清小说教学得到突破性的提高。
参考文献：
〔1〕海洋.明清小说教学实效性的策略探究[J].合肥师范学院学报，2009，(3).
〔2〕(美)戴维斯.教学方法手册[M].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06.
〔3〕刘黎清.论大学课堂教学的有效性[J].黑龙江高教研究，2007，(5).
(责任编辑 王文江)
作者：李景梅
读《聊斋志异》有感
------ 一眼万年的爱恋事实上第一次看到《聊斋志异》这本书是在初中的时代，但由于当时买了白话文版的，实在是提不起兴趣来看这种极费脑子的读物。高中时偶然听到一首歌，那时我便想这世间是否真有这奇妙的爱恋。歌者哀怨略沙的嗓音伴着凄美缠绵的词曲令这首歌久久在我心头萦绕。
我是一只修行千年的狐
千年修行 千年孤独
夜深人静时 可有人听见我在哭
灯火阑珊处 可有人看见我跳舞
我是一只等待千年的狐
千年等待 千年孤独
滚滚红尘里 谁又种下了爱的蛊
茫茫人海中 谁又喝下了爱的毒
我爱你时 你正一贫如洗寒窗苦读
离开你时 你正金榜题名洞房花烛
能不能为你再跳一支舞
我是你千百年前放生的白狐
你看衣袂飘飘 衣袂飘飘
海誓山盟都化作虚无
能不能为你再跳一支舞
只为你临别时得那一次回顾
你看衣袂飘飘 衣袂飘飘
天长地久都化作虚无
这是一场注定的爱情悲剧，因为白狐爱上了人，不该有爱的却爱上了不该爱的，能不凄凉吗?一时间我是那么地想知道那本颇费人脑子的《聊斋》里的人狐之恋又是一番怎样的画面呢?是否一样的因背弃而凄凉?还是如同童话般的幸福?
《聊斋志异》可以说是彻底改变了人们心目中的妖魔鬼怪的形象，《西游记》中的女妖大多是残忍、邪恶的化身，她们无恶不作，吸人精元，危害人间。然而，《聊斋志异》中的女妖们不仅貌美如仙，而且心地善良、大多不谙世事。如此罕见的靓丽仙子降临人间，有多少人会不动凡心呢，于是就上演了一幕幕情与爱的悱恻故事。
《诗经》中有“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在《聊斋》里面那可是翩翩才子，淑女好逑啊。女子追求男子的坚决与勇气一点也不亚于现代。红玉可是主动爬上人间的墙头向冯生示爱;莲香主动叩开桑郎家的门求他的眷注;鸦头干脆和情人私奔。这些亦人亦妖的奇女子面对爱情时大胆直露，看一眼决定爱万年。
《聊斋》中的爱情大部分都是很单纯的，单纯的只有两情相悦。没有《红楼梦》里面有的门当户对，只要有彼此爱恋就可以厮守此生。堂堂的云罗仙子下嫁凡间，即使是一贫如洗也没有关系，甚至倒贴嫁资帮助夫家;《翩翩》里面丰衣足食的仙女甘愿嫁给一个穷困潦倒的、无家可归的垂死乞丐„„以知己之感，死生之情战胜门第观念的不在少数。
爱情最可贵的是什么呢，最能考验真爱的是在极度困难时的不离不弃。如果没有责任，爱情不过是一朵无实的花而已。《画皮》中王生因贪念女色最终丧命，而其妻子为了挽救他，膝行求乞，并忍受杖打和食唾之羞，因其不离不弃的情义深深打动了神仙，终于救了王生的一命。这不是一般的爱情，她不是以一时的快乐和浪漫维系，她是任凭风吹雨也依然坚若磐石的爱情,。在我们痛斥王生昏聩无知时，我们反省过自己吗，在很多时候也是不懂得珍惜身边的人和事，一旦失去了才懂得什么对自己是重要的。同样的故事也发生在《莲香》中，桑生任凭莲香如何劝说都不愿离开害人之鬼，为了桑生的健康，莲香默默地跋涉千里提前去山上采药。后来，桑生果真遭到女鬼的危害，亏得莲香的药，桑生菜捡了一条命。我们会觉得莲香很傻，何苦为这么一个不懂得珍惜你的男子付出呢。然而，那是爱情，因为莲香痴于他，便终于他。《聊斋》里面如此痴情无私的女子多的不可胜数，要么温柔善良，要么冰雪聪明，不管如何，只要一眼看上了，便是一辈子的相随。
仙凡之恋终究是小说的幻想，不顾一切的真爱也不过是小说里面的情节。如果不是，白狐就可以与书生一起花前月下，对饮作诗。然而白狐最终只能在灯火阑珊处独舞，于夜深人静时偷哭。看着书生千年的转世轮回，熬着自己悠悠不尽的思念。
再美的故事也会完结，再美的爱情也会幻灭。那些无论是凄美，无论是幸福，无论是遗憾都化作一声感叹，些许谈资罢了。
深情一眼，挚爱万年……
《儒林外史》读后感
在读完《儒林外史》后我深深感到了清王朝的腐朽与虚伪。 《儒林外史》是我国一部著名的古典长篇讽刺小说，他通过生动的艺术形象，反映了封建社会末期腐朽黑暗的社会现实，批判了八股科举制度，揭露了反动统治的罪恶和虚伪。
这部小说的作者是吴敬梓，他出生于清代，他从四十岁左右开始用了近十年时间，创作了《儒林外史》，吴敬梓出生于豪 门，却沦为穷儒，家境的升沉变化，使他体会到世态炎凉，为其创作《儒林外史》 打下了基础。全书共五十六回，三十多万字，描写的中心是儒林文士。《儒林外 史》表面上写明代生活，实则展示了一幅清初中国社会的风俗画。《儒林外史》这部小说任用诙谐幽默而又笔触尖锐的文字描述元末明初的一段考场官场趣事。故事的主人公多为民间士林人士。通过对许多民间正直儒士的倾赞和对腐朽政客的鞭棘表达了作者对现实生活的不满，和对改变如此灰暗世界的期望。 他用这部小说表达了他对科举制度旧理学的憎恶而当时一场农民革命的风暴正在酝酿之中，本小说有多个小故事组成而每个故事之间又有一些联系，其中较有名的有《周进撞号板》 、《范进中举》、《打秋风》等。
《儒林外 史》表面上写明代生活，实则展示了一幅清初中国社会的风俗画。 全书以一位正直文人王冕的故事为引子，接着写了周进、范进中举的故事。 周进是个老童生，一生之中科举不得意，直混到给商人管帐的地步。在商人的资 助下，他捐了个监生，又先后中了举，成了进士，官至广东学道。在南海主考时， 他拔了五十四岁的老童生范进。范进中举后，竟发了疯病，被丈人胡屠户一巴掌 打醒。 我尤其欣赏第三回《范进中举》一节，能代表全书思想艺术的主要特色。作 品开头写的是范进的主考官周进，因几十年落第，已经六十多岁了，仍未功遂名 就。他满腔哀怨，见到贡院，痛哭不已，一头撞在号板上，众人急忙抢救，才算 活过一条命来。后来在亲戚朋友的帮助下，再次应试，竟巍然高中，做了钦点广 东学道，一举成名。小说就通过他引出了范进。作品写道： “周学道坐在堂上， 见那些童生纷纷进来：„„落后点进一个童生来，面黄肌瘦，花白胡须，头上戴 一顶破毡帽。 广东虽是地气温暖， 这时已是十二月上旬， 那童生还穿着麻布直裰， 冻得乞乞缩缩，接了卷子，下去归号。 ”——这便是这段故事的主人公范进。范 进交卷时， 周进 “坐在上面， 只见那穿麻布的童生上来交卷， 那衣服因是朽烂了， 在号里又扯破了几块。周学道看看自己身上，绯袍金带，何等辉煌。 ”通过衣着 形貌的简单勾画，揭示出两个人物截然不同的命运，形成带有浓厚感情色彩的鲜 明对比。 接下去写被录取做了秀才的范进为 “恩师” 送行， 又作了进一步的渲染： 一方面，是“学道轿子，一拥而去” ，何等的威风、煊赫!一方面，是送行的范 进，独自送到了三十里之外，怀着感激而又惶恐的心情，在那儿“立着，直望见 门枪影子抹过前山，看不见了，方才回到下处” ，何等的卑微、可怜!这个开头 颇具深意。它把两个有着同样伤心史的人物放在一起，一个因功成名就而飞黄腾 达，显赫一时;一个却因科场失意而穷困潦倒，卑躬屈膝。两种不同的气派、景 象， 构成强烈的对照， 深刻地揭示了封建科举制度造成的人与人之间关系的核心。 范进中举后，书中这样写：“他笑了一声，道：‘噫!好了!我中了!’说 着，往后一交跌倒，牙关咬紧，不省人事。灌醒过来，竟发了疯，一边叫‘我中 了!’，一边往门外飞跑，一脚踹在塘里，挣起来，头发都跌散了，两手黄泥， 淋淋漓漓一身的水。此时竟需要他平日害怕的胡屠夫打他一巴掌，他才清醒过 来。”他周围的人在他考中前后也俨然两副嘴脸，其中尤以胡屠户表现得最为典 型：先前的“现世宝穷鬼”一下子变成了“贤婿老爷”，连“尖嘴猴腮”也顿时 变成了 “体面的相貌” 这个故事揭示了科举制度对读书人及整个社会毒害之深。 。 《儒林外史》之所以广为流传，其主要优点有三：其一是小说的讽刺艺术： 《儒林外史》讽刺的矛头虽然直接落在某一个人的身上，却始终使人感到人身上 的罪恶归根到底是社会的产物，是当时的科举制度造成的罪恶。比如像周进看见 号板一头撞倒，范进听见中举忽然发疯，马二先生游西湖无心赏景，只是大嚼零 食，留意于自己所选八股文的销路，都使人感到是那个社会造成的。其二是《儒 林外史》在讽刺上并不排除夸张：像严监生临死为两根灯草不肯咽气，周进撞号 板，范进中举其母快乐得一命呜呼都是。但作者的夸张并不使人感觉虚假，而是 从现实生活中提炼出来的。其三《儒林外史》的结构独特：它没有贯穿全书的中
心人物和主要情节，而是分别由一个或几个人物为中心，其他人物作陪衬，组成 一个个相对独立的故事。每个故事随着有关人物的出现而展开，又随着有关人物 的隐去而结束。 《儒林外史》以封建士大夫的生活和精神状态为中心，揭露了科举制度对士 人的毒害，进而讽刺了封建官吏的昏聩无能、地主豪绅的贪吝刻薄。附庸风雅的 名士的虚伪卑劣，以及整个封建礼教制度的腐朽和不可救药。
本书不仅揭露科举制度使人堕落，更批判了科举制度是封建礼教帮凶。年过六十的徽州府穷秀才王玉辉，年年科举，屡试不中，但他却刻守礼教纲常。他的三女婿死了，女儿要殉夫，公婆不肯。他却反而劝亲家让女儿殉节。又对女儿说：“我儿，你既如此，这是青史留名的事，我难道反而阻拦你?你就这样做罢。”八天以后，女儿穿着守孝的白色的衣服，绝食而死，他仰天大笑说：“死得好!死得好!”但事过之后，当他女儿的灵牌被送入烈女祠公祭的时候，他突然感到了伤心。回家看见老妻悲痛，他也心上不忍，离家外出散心。一路上，他悲悼女儿，凄凄惶惶，到了苏州虎丘，见船上一个少年穿白的妇人，竟一下想起了穿着孝服殉夫的女儿，心里哽咽，那热泪直滚下来。
书中还列举了“范进中举”的事例，范进中举之前在家里倍受冷眼，妻子对他呼西唤东，老丈人对他更是百般呵斥。当范进一家正在为揭不开锅，等着卖鸡换米而发愁时，传来范进中举的喜报，范进从集上被找了回来，知道喜讯后，他高兴得发了疯。好在他的老丈人胡屠户给了他一耳光，才打醒了他，治好了这场疯病。转眼功夫，范进时来运转，不仅有了钱、米、房子，而且奴仆、丫环也有了。范进母亲见此欢喜得一下子胸口接不上气，竟一命归了西天。胡屠户也一反常态，
读书，其实强调的是一个漫长的求知过程。王国维说得很好，读书分为三个境界：“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西楼，望尽天涯路”这是立志。“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这是奋斗。“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这才是最后的成功。而儒林中的那些一心只为功名者，第一步——立志，就走错了。在我看来，读书就是人在不断汲取精神食粮的过程。其中最关键的在于吸收，然后再转化为自身的力量。这与一日三餐的功效是一致的：吃饭，吸收营养，再促进自身生长。只可惜，儒林中的某些学子们只注重“食”，即数十年如一日地读书，却忽视了吸收。读书对他们来说，只是一个敲开荣华富贵之门的工具。一旦达到目的，这个工具也就毫无价值了。这些人，即使读一辈子书，也不会有半点知识吸收转化成自身力量。这些书，除了造成他们的“营养不良”，别无他用。
当我们在捧起《儒林外史》细细品读，时而为当时士人名流的庸俗可笑而叹息，时而又为贪官污吏的卑鄙丑恶而愤怒。吴敬梓以其幽默诙谐的语言，把封建社会科举制度的腐朽黑暗面刻画的入木三分。难怪后人有“慎勿读《儒林外史》，读竟乃觉日用酬酢之间，无往而非《儒林外史》”之叹。一卷《儒林外史》,道尽了百年士林的风云雨雪,辛酸苦叹。
红楼梦这本书，给我留下很多印象深刻的场景。他以一个贵族之家的兴衰为背景深刻细腻地描写宝黛幽微曲折的爱情故事，肯定了追求自主的叛逆人物。同时也以贾府为中心淋漓尽致地表现了传统社会的全貌以及它内部复杂而深刻的矛盾，其象征意义是使读者深入看传统社会内部结构，昭示了这一末世必然走向灭亡的命运，而王熙凤必然加快了这灭亡的速度。
精明强干的王熙凤，本可以成为贾府的中兴之臣,却为何反害了贾府?原因大概是因为凤姐对贾府的贡献远远小于她对贾府破坏力。
王熙凤才比天高，德比纸薄。权力的机会，个性的贪恋和末世的氛围纠结在一起，必然让她雁过拔毛，大观园中的一草一木都能被她用来进行权利寻租。《红楼梦》中第二十回中说：穷极的贾芸瞄上了荣国府，想揽下观园裁花修木的环境绿化生意，以为贾琏是管事的，不料用错了码头，这贾琏实际是当家不做主。贾琏让他去找自己的老婆王熙凤，同时明确地告诉他没礼没钱，别开口，聪明的贾芸去借钱买了“细贵的货”———冰片蘼香来送给凤姐，终于如愿以偿。
预感到贾家的衰败可能快要到来之时，王熙凤更是疯狂敛财，弄权舞弊，克扣工资，收受贿赂，放高利贷。只要能填满自己的腰包，无所不用其极，不放过任何一个机会，肆意妄为到连自己的顶头上司，亲姑姑王夫人也不放过。《红楼梦》中第三十六回说 ，王夫人屋里的丫头金钏儿投井自杀后 ，空出一个大丫头职位，王熙凤哪会放过这样的“肥缺”她想尽办法拖着不增加用工名额，等求职的人走后门把东西送足才去禀告王夫人。
寻租卖官，以权谋私，改革为私管理为己，可以说凤姐的改革越深入，贾府败落就越快。
一句话，贾府用错了王熙凤。是凤姐的专权弄权。把一个大家族的兴亡归于一个女子的身上，似乎有些不公平。但是王熙凤身为荣府的实际管理者，有生杀予夺之权，翻云覆雨之能，却没有把她的才干用在未雨绸缪、替贾府的未来筹划上。相反，她是个权欲极强的人，利用手中的权利为自己谋求利益，不惜贪赃枉法，给贾府埋下了深远的祸根。王熙凤手上有多条人命：为了三千两银子，拆散了一对有情人金哥和她的未婚夫，间接使他们双双自尽;只因府中的仆妇鲍二家的与贾琏私通，就用手段逼其上了吊;她还巧用心机逼死了尤二姐，就连尤二姐的未婚夫张华，他也要杀人灭口。这些事情已经超出了她的职权范围，涉及到了贾府外部的社会关系，造成了一定的社会影响。为了满足一己私欲，给贾府带来了潜在的危机。为了敛财，她还用贾府上下的月例银子去放高利贷，收入自己独吞，风险却要贾府承受。凤姐的才干是不容否认的，她头脑精明、手腕强硬，勤勉不辍，把荣府上下打理的井井有条，在秦可卿逝世时一人独理两府大事，能力之强受到了广泛的认可。但她做事目的是一是为了满足自己的权力欲望和金钱愿望，二是逢迎以贾母为首的贾府长辈，稳固自己的地位。这使她凡事以利益行先，只求自保，不求去弊，使贾府积弊日深，积重难返。
其实对于永保贾氏家族长远利益的重要举措，秦可卿已经在临死前托梦告诉了凤姐。她说，“目今祖茔虽四时祭祀，只是无一定的钱粮;第二，家塾虽立，无一定的供给。依我想来，如今盛时固不缺祭祀供给，但将来败落之时，此二项有何出处?莫若依我定见，趁今日富贵，将祖茔附近多置田庄房舍地亩，以备祭祀供给之费皆出自此处，将家塾亦设於此。合同族中长幼，大家定了则例，日後按房掌管这一年的地亩、钱粮、祭祀、供给之事。如此周流，又无竞争，亦不有典卖诸弊。便是有了罪，凡物可入官，这祭祀产业连官也不入的。便败落下来，子孙回家读书务农，也有个退步，祭祀又可永继”。秦可卿临死前的一番话极有远见，如果熙凤能够听从她的劝告，做出相应的安排，贾府不会最后落得个一败涂地。可惜凤姐虽然对这番话心中敬畏，但她并没有把秦可卿的深谋远虑付诸于实践，有才干见识如此，却未用上正途，凤姐实乃贾府之罪人也。在她严酷的治理下，荣国府人心逐渐分崩离析，各种矛盾越来越尖锐，走入了水深火热中。
若说起《红楼梦》王熙凤绝对是个绕不过去的话题，曹公花在她身上的笔墨不少于宝、黛、钗。王熙凤不仅是一个中心人物，她毋容置疑还是个具有管理才干的女人，这可以从冷子兴、秦可卿、周瑞家的等人对她的评价中体现出来。然而就在这些人称赞王熙凤的同时，我们似乎也听到了另外的一种声音，比如周瑞家的就说“就只一件，待下人未免太严些儿”。宁国府总管赖升也说：“那是个有名的烈货，脸酸心硬;一时脑了，不认人的”。更值得注意的是就在这之后不久的十一回和十六回，两次提到“利钱”的事。就是说我们在留意王熙凤光鲜的背后，更应该留意她本性中的贪婪与凶残，因为这正是导致贾府这座大厦倾覆的根源之一。在这里我试图用三个篇幅的文字来论述王熙凤的贪婪、凶残与贾家兴衰败 由。
在贾雨村看来冷子兴是个“有作为大本领的人”，可依我看来冷子兴更像个冷眼旁观之人。倒是贾雨村在冷子兴“演
说”贾府时的发表的言论不乏真知灼见，特别是最后提及王熙凤时的那句“你我方才所说的这几个人，只怕都是那正邪两赋而来一路之人，未可知也”，给我们留下深刻的印象。
所谓“正邪两赋”用贾雨村的话来说就是“大仁者则应运而生，大恶者则应劫而生，运生世治，劫生世危„„大仁者修治天下，大恶者扰乱天下„„”。更绝的是那句“而来一路之人”，也就是说“大仁”与“大恶”往往体现在一个人的身上。对于王熙凤的赞誉和诟病古而有之，如今更有人将王熙凤的管理才能奉为职场宝典。一句话，见仁见智。不过，按照这样的理论去评说红楼即无趣亦非我的本意，那就书归正传，先说一说王熙凤的贪婪与贾家的衰败。 宝黛钗三个都是处于悲剧时代同时又具有悲剧性格的悲剧人物，因此他们的悲剧命运在那个时代几乎是不可避免的，是具有普遍性的悲剧典型。透过宝黛钗三人的爱情婚姻悲剧，我们可以看到，在罪恶的封建社会里，悲剧是无所不在的。无论是像宝黛一样叛逆还是像宝钗一样顺从都无法摆脱悲剧的结局。
《红楼梦》写了一个恋爱不能自由，婚姻不能自主的悲剧，这就是贾宝玉与林黛玉、薛宝钗三人之间的爱情婚姻悲剧。这一悲剧是贯穿《红楼梦》全书最主要的叙事线索，也是《红楼梦》中最生动、最完整、最扣人心弦的故事。这一故事最终以悲剧作结，表明《红楼梦》中所描绘的社会是个充满悲剧气息的社会。宝黛钗三人的爱情婚姻悲剧既是一出命运的悲剧，也是性格的悲剧，更是当时的社会悲剧。
一、命运的悲剧
古人由于受知识和思想的局限，在遇到自身无法摆脱的痛苦或无法用已有知识去解释的社会现象(或自然现象)时，就运用丰富的想象力创造了天神。他们用天神来解释一切无法理解的现象，认为天神在支配着人类的命运，人类是不可能和命运相抗争的。古希腊的著名悲剧《俄狄浦斯王》就集中地体现了这种宿命论的思想。《红楼梦》的作者曹雪芹生活在封建的清朝，经历过大富大贵和穷困潦倒的生活，深刻地体会到生活的悲剧在那个社会中是无处不在的。但是他也不能够用先进的思想去解释那个充满悲剧的社会，只好把它归结为命运的安排。这种宿命的色彩在介绍宝黛的来历时表现得尤为浓重。传说，女娲炼石补天时炼成了三万六千五百零一块石头，只单单剩下一块未用，弃在大荒山无稽崖青梗峰下。这块顽石自经锻炼之后，灵性已通，能大能小;原来高十二丈方二十丈的庞然大物，却缩小到扇坠儿一般，而且是鲜明莹洁的宝玉模样。一天，遇着茫茫大士和渺渺真人，在它上面镂了几个字，携它到那昌明隆盛之邦，诗礼簪缨之族，花柳繁华地，温柔富贵乡去走了一遭。于是石头城内，荣国府中却生下一位衔玉而生的公子——贾宝玉。且看这石头，有补天之才却不得实现补天之志，并且是唯一被丢弃于洪荒之中的一块，偏偏又通了性灵，有了感觉，有了灵魂，这痛苦的感觉便愈是深刻。曹雪芹以石头的来历暗示顽石的幻象——贾宝玉是个不容于当世的人，是与当时社会中其他所有人都不一样的人，因此贾宝玉的思想行为在世人看来是无法理解的，贾宝玉人生的悲剧是冥冥中注定的。书中第一回介绍宝黛的木石前盟时，作者也安排了一个充满悲剧意味的神话。只因西方灵河岸上三生石畔，有绛珠草一株，时有赤霞宫神瑛侍者日以甘露灌溉，这绛珠草始得久延岁月。后来„„仅修成个女体，终日游离于离恨天外„„只因尚未酬报灌溉之德，故其五内便郁结着一段缠绵不尽之意。„„神瑛侍者„„下凡，在警幻仙子前挂了号。警幻亦曾问及，灌溉之情未偿，趁此倒可了结的。那绛珠仙子道：“他是甘露之惠，我并无此水可还。他既下世为人，我也去下世为人，但把我一生的眼泪还他，也偿还得过他了。”①“还泪”之说，明白地揭示书中贾宝玉与林黛玉的爱情是注定要以悲剧作结的。曹雪芹认为这个悲剧性的结局不是宝黛钗等人能够把握或更改的，因而是命中注定的。《红楼梦》的开篇，作者就设计了这样一个荒诞神奇而又寓意颇深的神话故事来表明这一故事是一出命运的悲剧。但同时，作者也认识到悲剧产生的原因绝不仅是命运的捉弄，还有着性格和社会的因素。因此，《红楼梦》描写宝黛钗三个的爱情婚姻悲剧时，也着重突出了造成这一爱情婚姻悲剧的性格因素和社会因素。
二、性格的悲剧
关于宝黛钗三人的形象问题，历来争论颇多。但勿庸置疑的是，他们三人都有着不同的出身背景，而正是这不同的家庭背景造就了他们不同的性格特点。先说贾宝玉。宝玉是个品性独特的公子哥儿，生于“钟鸣鼎食之家，翰墨诗书之族”的贾府。作者为强调宝玉的独特性，说他一生下来就有异秉：一落胎胞，嘴里便衔下一块五彩晶莹的玉来，上面还有许多字迹，就取名叫做宝玉。(见第二回)宝玉的衔玉而生被视为异事，他的祖母更是格外开心，对宝玉“爱如珍宝”。这就决定了宝玉在贾府无人可以代替的地位：老祖母的心肝宝贝，“命根一样”。宝玉独特性格的形成是以此为起点的。宝玉幼年便贪玩好动，七八岁时已是“淘气非常”，这与他从小生活在贾母身边有关。贾母骄纵孙子，“无人敢管”。宝玉虽然怕贾政，但又不把父亲当回事，也与贾母的撑腰有关。如第二十三回，贾政叫宝玉
去，宝玉吓得“杀死不敢去”，贾母就说：“好宝贝，你只管去，有我呢，他不敢委曲了你。”贾母年轻时也是个贪玩的，年纪大了仍然贪玩好动，经常和晚辈玩在一起，并且熟悉戏文小说，对通俗文艺有一套自己的看法(见第五十四回)。这些都对宝玉产生了耳濡目染的影响。宝玉喜欢杂学旁收，却对四书五经这些封建科举考试的必读书毫无兴趣。此外，由于宝玉一直生活在纯洁的少女世界，体会到少女世界里种种纯真的喜怒哀乐，而对俗气虚伪的男性世界产生了厌恶，不肯与官场中人如贾雨村之流来往，并发出了令当时人震惊的评论：“女儿是水做的骨肉，男子是泥做的骨肉，我见了女儿便觉清爽，见了男子便觉浊臭逼人。”(第二回)，这些实际上是以“奇谈怪论”的形式来批判男权社会与他们所代表的社会道德价值,一反在中国延续了数千年的“男尊女卑”的封建道德观念。贾宝玉的这种种叛逆的思想与当时的封建传统思想是格格不入的。因此宝玉的父亲贾政——一个典型的封建正统人物，对宝玉的叛逆思想和行为深恶痛绝。有时仅因一些小事，贾政便要将宝玉“堵起嘴来，着实打死”、“要绳索来勒死”。(第三十三回)，然而宝玉虽然认识到了男性社会的黑暗与丑陋，但他却无力也无意去改变，而是选择了逃避，沉浸在少女世界的纯洁之中。在纯洁的少女中能够理解宝玉思想的人也是极少的。宝玉寻寻觅觅，也只找到了一个知音，那就是林黛玉。他们都一样地有叛逆的思想，在志同道合的基础上，他们产生了纯洁的爱情。对宝玉来说，他和黛玉之间的美好爱情显然是他对现实失望之后唯一向往和追求的。然而，爱不爱谁，宝玉坚持了自己的选择;但是，娶谁作妻子，宝玉自己是一点权力也没有的。一切决定于父母之命。而宝玉性格中的逃避和软弱决定了他不可能用实际行动去反抗贾府统治者的安排。于是，悲剧就不可避免地发生了。接下来说黛玉。林黛玉是贾母的外孙女，林如海和贾敏的独生女，因父母先后去世，外祖母怜其孤独，接到荣国府抚养。黛玉首先是个内慧外秀的女孩子。她“心较比干多一窍”，在贾府生活“步步留心，时时在意，不肯轻易多说一句话，多行一步路，唯恐被人耻笑了他去”，一开始就受到了心理上的压抑。然而黛玉虽然寄人篱下却生性孤傲，天真率直，胸无城府，爱恨分明，言行举止间并不掩饰自己的喜怒好恶。对于贾府的统治者，她也从来不说奉承话故意讨好。出于孤苦的身世和强烈的自尊，黛玉对于他人的歧视和讥讽分外敏感。基于自卫心理，黛玉有时出语未免尖刻，有时也哭哭闹闹，给人“小性儿”的印象。而这样的气质和脾性，不仅很难让她融入贾府这个复杂的大家庭中，反倒加重了别人对她的成见。如此循环往复，情势的发展越来越使她伤心难受，以至悲从中来，唱出了令人断肠的《葬花辞》：“侬今葬花人笑痴，他年葬侬知是谁?试看春残花渐落，便是红颜老死时。一朝春尽红颜老，花落人亡两不知!”孤苦的身世，孤傲的性格，孤独的处境加上多病的身体，使正值花样年华的黛玉产生了如此深重的悲苦意识。作为一个才华横溢的少女，黛玉不可能不明白，只要她向贾府的统治者低头多说些奉承讨好的话，就能改善自身的生存处境，但她却不肯这样做。“在她的身上闪耀着追求个性解放，争取婚姻民主的初步民主主义思想的光辉。”②在《五美吟》中，她言绿珠，说绿珠为石崇殉葬不值;她咏红拂，赞扬红拂私奔的壮举。对于贾府的“混世魔王”、“祸根孽胎”贾宝玉，她引为知音，结为同心，从思想到行动都对他予以支持。在大观园里，从不劝贾宝玉走“仁途经济之道”，从不讲这些“混帐话”的只有黛玉一人而已。所以“宝玉深敬黛玉”。黛玉与宝玉的爱情是建立在互相了解，思想一致的基础上的。但是黛玉作为一个弱小的女孩子，在贾府这个复杂的环境里，生存尚且艰难，更谈不上努力地追求自身的婚姻幸福。因此，当爱情遇到阻力时，弱小的黛玉只能用泪水和死亡来表达抗议。
寻求爱情而能得其所爱，这是黛玉在冷酷的人世上得到的唯一安慰;得其所爱而不能共偕连理，这是黛玉在贾府中的不幸命运;预感爱情有始无终(第三十二回)而又一往情深去爱，则是黛玉心志坚定、执着追求自主生活的体现。总之黛玉是一个生于悲剧时代而又具有悲剧性格的悲剧人物。与具有叛逆思想的宝黛相反，薛宝钗是封建社会淑女的典范。宝钗生于有百万之富，“珍珠如土金如铁”的薛家，一直与势利又世故的母亲共同生活。母亲的一举一动对她都有不可低估的影响。在母亲的耳濡目染之下，宝钗对人对事都自有一套，甚得贾府中人的喜爱，连仆人也喜欢她：“不想，如今忽然来了个薛宝钗，年岁虽大不多，然品格端方，容貌丰美，人多谓黛玉所不及。而且宝钗行为豁达，随分从时，不比黛玉孤高自许，目无下尘，故比黛玉大得下人之心。”(第五回)对贾府的统治者，宝钗也常常有意讨好。如第二十三回讲到贾母出资为宝钗过生日时，“问宝钗爱听何戏，爱吃何物”，她“便总依贾母往日素喜者说了出来。”有时“宝钗因见天气凉爽，夜复渐长，遂至母亲房中商议打点针线来。日至王夫人处省候两次，不免又承色陪坐闲语半时，园中姐妹处也要度时闲语一回。”宝钗的这种种行为自然博得了贾府统治者的欢心。宝钗作为一个正值豆蔻年华的少女，在和宝玉的接触中自然地产生了爱情。她关心宝玉更盼望他能读书有成，立身扬名。宝钗不仅劝宝玉走“仁途经济”的道路，还注视他的一举一动，对宝玉身边的人也留心观察。如第二十一回，宝钗来到怡红院，一见到袭人就问：“宝兄弟那里去了?”袭人颇有怨气地说：“宝兄弟那里还有在家的功夫!”“凭
人怎么劝，都是耳旁风。”宝钗听了，心中暗忖道：“倒别看错了这个丫头，听他说话，倒有些识见。”宝钗便在炕上坐了，慢慢的闲言中套问她年纪家乡等语，留神窥察。可见宝钗关心宝玉到了无微不至的地步。 宝钗试图在争取宝玉的同时对他有所改造。因此她不止一次地规劝宝玉走“仕途经济”的道路。偏偏宝玉对此深厌之，说“好好的一个清净洁白女儿，也学得这样沽名钓誉，入了国贼禄鬼之流。„„琼闺绣阁中亦染此风，真真有负天地钟灵毓秀之德!”精神上的鸿沟决定着宝钗与宝玉不可能心灵相通。可是宝钗明知如此仍要设法去改造宝玉，也有点不可为而为之的意思，其性格中同样有着悲剧的因素。最后，宝钗虽如愿嫁给了宝玉，然而宝玉的心始终不属于她，后竟至出家为僧。宝钗的悲剧至此到达顶点。
三、社会的悲剧
“空对着山中高士晶莹雪，终不忘世外仙姝寂寞林。”这是《红楼梦》为宝、黛、钗三人的爱情婚姻关系所写的最后结局。它说明在这个悲剧中，没有哪一方是赢家。黛玉之泪尽而逝，宝玉之出家，宝钗之守寡，固然有其性格中的悲剧因素。然而我们知道，爱情中是没有对错之分的。宝、黛、钗都是才华横溢，纯朴可爱的人，造成这一悲剧的，难道能说仅仅是性格的因素吗?归根结底，无论是叛逆的宝玉、黛玉，还是精明世故的宝钗，在封建社会性里，他们都不能自主地选择自己的生活方式，无力替自己作主。只不过宝黛的毁灭是叛逆者的悲剧，宝钗的毁灭则是殉道者的悲剧。然而，他们都是封建婚姻制度的牺牲品。
此外，我们可以看到宝玉与黛玉之间的爱情是建立在蔑视功名富贵，不谈“仕途经济”一类的混帐话这样的思想基础上的。这样的思想对封建社会来说是大逆不道的。因此宝玉与黛玉之间的爱情是叛逆者之间的爱情。自然，贾府的统治者们作为封建社会的卫道士是不允许这样的爱情存在发展的。他们可以采取一切残酷的手段来摧毁宝黛之间的爱情。这就从根本上决定了宝黛的爱情只能以悲剧告终。而宝钗作为封建道德文化造就的标准淑女形象，她与宝玉婚姻的最后解体，不仅意味着她的爱情生活的最终失败，同时也标志着她作为淑女典范的彻底失败。
通过宝、黛、钗三人的爱情婚姻悲剧，我们可以看到，在封建社会，无论是像宝黛一样叛逆，还是像宝钗一样顺从，结局都是一样的悲惨。这就有力地说明，封建社会是罪恶的社会，封建婚姻制度是不合理的制度。透过这个爱情婚姻悲剧，我们也了解到，在封建社会，悲剧不仅存在于社会底层的平民、家仆之间，也存在于贵族中。如宝玉，这个贵族公子尚且不能把握自己的爱情婚姻，遑论其它人呢?这就是说，在封建社会里，悲剧是无所不在的，而悲剧的根源就是罪恶的封建制度。曹雪芹所写的《红楼梦》是一部反映封建社会生活的大悲剧，生活在贾府的人都逃脱不了悲剧的命运，只是悲剧的内涵各有不同。宝、黛、钗三人的爱情婚姻悲剧则是《红楼梦》全书最大的悲剧，造成这一悲剧的根本原因是罪恶的封建宗法制度和封建礼教婚姻制度。因此，说到底，宝、黛、钗三人的爱情婚姻悲剧是一个社会悲剧。
一、 古代小说的一般体制
1、古代小说分长篇小说和短篇小说两种。
章回小说是我国古典长篇小说的唯一形式;短篇小说则分为文言和白话两种。
2、古代小说内容上分为：
历史演义、英雄传奇、神魔、世情、讽刺、侠义、公案、诗话、词话、谴责小说等。
二、 古代小说的渊源和发展
1、远古神话传说和先秦寓言故事是小说的滥觞;先秦诸子之书也是古代小说的源头。
明代胡应麟称：“《山海经》，古今语怪之祖。”(《少室山房笔丛·四部正讹》)
《山海经》中如夸父逐日、鲧禹治水、黄帝擒蚩尤、共工、帝俊、西王母等，简短但已初具故事形态。
《穆天子传》记载穆天子驾八骏西征，绝流沙，登昆仑，于瑶池见西王母之事，神话色彩浓郁。
《淮南子》中有女娲补天、共工触山、后羿射日、嫦娥奔月四大神话。
有关人类起源的神话，首推女娲抟土造人的故事。女娲是人类的创造者。
女娲补天的故事，显示了女娲作为宇宙大神的重要地位。
女娲的神话产生于母系氏族社会，女娲补天和造人的不朽功绩， 既反映了人们对女性延续种族作用的肯定，也是对女性社会地位的认可。
神话为我们塑造了一个有着奇异神通而又辛勤劳作的妇女形象，她所做的一切，都充满了对人类的慈爱之情。
神话传说这种非自觉的虚构方式，瑰丽奇特的想象，给后世文学以巨大的启迪。
先秦诸子之书是古代小说的又一源头。
《孟子》、《庄子》、《韩非子》中众多的寓言故事，往往带有强烈的虚构和夸张色彩。
《庄子》被称为先秦的寓言大师，“其著书十万余言，大抵率寓言也。”(《史记·老子韩非列传》)
《庄子》的想象虚构，往往超越时空的局限和物我的分别，恢诡谲怪，奇幻异常，变化万千。
2、先秦、两汉及其后的优秀史传文学，也给后世小说提供了丰富的素材并产生了重大影响。
《左传》的叙事技巧，《战国策》的人物塑造技巧等，对后世的长篇小说，尤其历史演义小说，提供了有益的借鉴。
《史记》的传记文学，成为我国叙事文学的里程碑。其叙写历史事件、摹写历史人物的卓越技巧，为后世史家，也为小说提供了可资借鉴的范本。
描写人物，往往不完全拘泥于史实，善于虚构一些细节，突出人物的性格特征，使故事更加感人。如《项羽本记》中“霸王别姬” 一段
3、魏晋南北朝是古代小说的萌芽期，产生了大量志怪和志人小说。
志怪小说以幽明共置，人神沟通，人鬼杂处等时空变异的神秘主义幻想形式，折射出现实社会。以《搜神记》为其代表。
优秀之作有《三王墓》、《韩凭妻》、《李寄斩蛇》、《宋定伯捉鬼》等。
4、唐传奇、宋元话本，标志着符合现代文学涵义的小说出现了。
唐传奇是指唐代流行的文言小说，作者以史家笔法“传写奇事，搜奇记异”，是自觉的虚构之作，标志着我国文言小说发展成熟的阶段。
成熟的人物形象，完整严密的艺术结构，雅俗交融的语言。
卓越的艺术水平，取得了文学史上重要的地位。
唐传奇优秀之作如：
元稹《莺莺传》、陈玄佑《离魂记》、沈既济《任氏传》、李朝威《柳毅传》、白行简《李娃传》、蒋防《霍小玉传》等。
形成了小说史的第二次高潮
妓女与士子爱情，《李娃传》情节曲折，故事趣味很浓;《霍小玉传》则重在反映生活的深刻性和表达感情的强度上。
表现对理想人生的追求，《李娃传》是通过幻想的“大团圆”给人以虚幻的满足;《霍小玉传》则以悲剧的结局，激发了人们的渴望，更具有艺术感染力。
讽世小说也有其显著地位。
沈既济《枕中记》，即 “黄粱美梦”故事。热衷功名的卢生，在邯郸旅舍借道士吕翁的青瓷枕入睡，梦中实现了娶高门女、登进士第、出将入相、子孙满堂等一切理想。
一旦惊醒，黄粱饭犹未蒸熟。大彻大悟，稽首再拜吕翁而去。
1 李公佐《南柯太守传》，游侠淳于棼醉后被邀入“槐安国”，招驸马，出任南柯郡太守，孰料祸福相倚，先是与邻国交战失利，继而公主罹疾而终，遂遭国王疑惮，被遣返故乡。
突从梦中醒来，方知前之荣耀蹉跌悉是醉后一梦。
两篇小说，虽带有某种奇异色彩，但中心完全是现实人生的思考。
反映了由于时代的变化和佛道思想的影响，中唐文人沮丧迷惘的心理和逃离现实的愿望。
艺术描写上，人物真切，情境栩栩如生，虚幻中透露着浓厚的生活气息。
歌颂侠义精神的豪侠小说是唐传奇又一引人注目的题材。
《虬髯客传》，构思巧妙，同时写三个各具个性，独有风采的英雄人物李靖、红拂女和虬髯客，“风尘三侠”的形象广传后世。
英雄豪迈气中，穿插了儿女之情，尤有情趣。把平庸人生和卑琐人格作为反面精神，代表了人们对自由豪迈人生境界的向往追求，有其独特的艺术价值。
宋代“说话”盛行，主要由师徒口授传说，后人将其精彩情节记录下来，固定而成为说话人的底本，这就出现了话本。
书商根据市场的需要，对话本进行润色加工，以适应阅读，这样就出现了文学作品。这个过程的完成是在元代。
元代就有了印本，在这种简单的印本基础上，就出现了白话小说。
短篇白话小说是在拟话本小说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
长篇章回小说是由讲史发展而来;
明清完成了由集体创作到个人创作的过程。
至清曹雪芹的《红楼梦》，章回小说的发展达到了它的峰颠。
1、历史演义、英雄传奇——《三国演义》、《水浒传》;
2、神魔小说——《西游记》;
3、世情小说——《金瓶梅》、《红楼梦》;
4、讽刺小说——《儒林外史》。
短篇小说也得到了很大发展。
《三言》、《二拍》代表了白话小说的最高成就。
《聊斋志异》标志了文言短篇小说的最高成就。
纪昀《阅微草堂笔记》影响也比较大。
三、 明清小说特点
1、 小说观念上有儒、道学说的深厚影响。
2、小说形式上受史学的巨大影响。
3、小说发展经历了由群众集体创作到文人整理加工、到作家个人创作的过程。
4、思想意识上有着浓郁的封建正统观念和伦理道德问题;
内容上有不少封建迷信和因果报应问题;有的作品色情描写过多。
思考题
1、中国小说的源头及对小说发展的影响。
2 、《史记》对小说发展的影响。
3 、明清小说的概貌及特点。
《三国演义》
《三国演义》是中国文学史上第一部章回体小说,也是历史演义小说最成功的一部。 描写了从东汉末(灵帝刘宏中平元年〔184〕)至西晋统一(晋武帝司马炎太康元年〔280〕)约百年之间的社会大动荡; 各封建政治集团之间军事、政治、外交上的种种尖锐复杂的矛盾斗争。 总结了历史经验，体现了历史英雄们的聪明智慧;
歌颂了明君贤相，鞭笞了暴君，表现了人民的愿望和要求;体现了一种浓郁的悲剧意识，呈现出了一幅悲壮的史诗般的历史画卷。
1、作者罗贯中，名本，字贯中，生平不见史传。
后人推测，罗贯中是一个有理想、有抱负、懂军事，具有浓厚儒家传统思想的人。
2 罗贯中是中国最早的两部优秀长篇小说《三国演义》及《水浒传》的作者之一。
另有《隋唐志传》、《残唐五代史演义传》和《三遂平妖传》。
西晋史学家陈寿《三国志》，是三国历史最早的史书，记载了曹操、诸葛亮、刘备、孙权等一代豪杰在争霸过程中的斗争风云。
南朝刘宋裴松之为《三国志》注释，是为《裴注》，丰富了历史资料。
罗贯中在此基础上 ，“据正史，采小说，证文辞，通好尚” ，(高儒《百川书志》)，创作出《三国志通俗演义》，形成了“七分实事，三分虚假”的演义小说面貌。
清初毛纶、毛宗岗对《三国志通俗演义》又作加工修改，名为《三国志演义》，简称《三国演义》。
二、《三国演义》的内容特色
(一)具有“拥刘贬曹”的的思想倾向
此观点表明作者思想中以宗法政治为核心的正统观念。
1、“拥刘”或“拥曹”，有着深远的历史因素，实际上是孰为正统的问题。
历史上一般来说，当国家统一之时，就帝魏寇蜀;当南北对峙之时，就帝蜀寇魏。
如西晋陈寿《三国志》，北宋司马光《资治通鉴》等，处于大一统的国家时期，自居中原，前朝后代相承，自然以魏为正统。
如东晋习凿齿《晋汉春秋》，南宋朱熹《通鉴纲目》，尊蜀汉，则由于东晋、南宋的半壁江山、政治上的弱小被动与蜀汉类同的关系。
拥刘贬曹之争，是封建正统观念在不同条件下的不同表现而已。
罗贯中生于元末明初，其政治倾向又融进了一层民族意识，自然继承了“拥刘贬曹”之观念。 历史上的曹操，是一个蔑视传统伦理的人物，不易在传统道德标准中得到肯定。
小说对曹操是作为“乱世奸雄”来刻画的，是一个“名为汉相，实为汉贼”的“乱臣贼子”。 刘备是“汉室之胄”，“汉家苗裔”，他称帝是“以继汉统”，是名正言顺，符合天命，更容易被树立为正面人物。 由此分辨正邪，体现出一种皇权神圣的意识。
3、小说通过对曹操残暴奸诈的谴责和对刘备宽厚仁爱的赞扬，表现出作者对虚伪欺诈的丑恶现实的憎恶之情，和追求明君贤相、实行仁政的政治理想 。同时，也是民众的对于“仁政”的向往。
历史上具有雄才大略的一代枭雄曹操，作者抓住他性格中残酷、欺诈的奸雄一面，把其塑造成了一个暴君的形象，从而暴露了统治阶级的丑恶和现实社会的黑暗。 曹操误杀吕伯奢后说：“宁叫我负天下人，休叫天下人负我”，宣布了一生的处世哲学，也奠定了性格中疑忌、残酷的基础。 作者将其雄才大略、老谋深算与其凶残疑忌、阴险、玩弄权术的两面性结合起来，既不失历史的本来面目，又成功地将其刻画成我国古代文学中代表封建统治阶级的典型艺术形象。
4、作品表现政治倾向的同时，也写出了宗法政治不可避免的悲剧结局。
曹魏代汉、司马代魏、到吴蜀归晋的描写过程，又表现了它们必然嬗递的历史过程和规律，
从而客观地反映了宗法政治必然崩溃的历史趋势，体现了作者深邃的历史眼光和尊重客观规律的政治态度。 对代表正统力量的蜀汉后主刘禅的描写，耐人寻味。 作者在为正统的蜀汉走向灭亡唱出无限的哀婉之曲时，也揭示了为之挽惜的封建宗法制度在历史发展进程中不可避免的惨败，显示出理想的悲剧性。
(二)、描写了各集团间的政治、军事、外交等复杂的矛盾斗争，总结了历史经验，传播了政治斗争和社会生活中积累的智慧。
诸葛亮是作者倾心塑造的一个智慧化身的人物。他身上集中体现了惊人的智慧和绝世的才能，成为我国古代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的光辉形象。
诸葛亮无论何种复杂情况，都能审时度势，掌握大局;无论多么危急的情况，都能运用巧思，转危为安。
诸葛亮隐居隆中就对天下事了如指掌;初见刘备便提出据蜀、联吴、抗操的长远战略思想，表现了一个具有远见卓识的政治家、军事家的智慧。
加盟刘备集团，博望坡一战，初次显示了知己知彼、出奇制胜的用兵才能，奠定了在刘备集团的威信与地位。 新野之战，更表现了变化莫测、指挥若定的惊人智慧。
赤壁之战诸葛亮形象更光辉耀目。说服周瑜、孙权，舌战群儒，争取了孙刘联盟，为抗曹胜利打下了基础。
之后，安居平五路、七擒孟获、六出祁山等，表现了善于军事、政治斗争，善于分析形势、掌握全局，制订正确战略战术的杰出才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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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形象集中体现了我国古代人民的智慧和才能，体现了忠贞不渝的高贵品质。忠心耿耿，为国为民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效忠于知己明主，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坚忍不拔的精神与毅力。
(三)、与封建正统道德同时存在的，是民间市井的“义”道德。
《三国演义》开篇就写刘、关、张桃园三结义，用市井道德与封建正统道德相结合来解释历史与政治。
“义”本是一个浮泛的道德概念 ，民间的“义气”，则有它的专指，强调的是人与人之间的相互扶助及知恩图报的原则。
2、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的成功结合
三国演义“据正史，采小说，证文辞，通好尚，……
陈叙百年，该括万事”(明·高儒《百川书志》)，故有“七实三虚”之评。
较为成功地处理了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关系，作品故事情节虚实相生，人物形象形神兼备，成为历史演义小说的范本。
以正史为纲，参与杂史小说及民间传说，再融进自己的创作，既符合历史真实，又创作出了艺术真实，较好地体现了作者塑造明君贤相的创作思想。
以不违背历史人物的基本性格特质为前提，以刻画人物完整、充实、鲜明、生动的个性为目标，组织历史事件、故事情节。
在尊重基本历史事实的基础上进行较大的改造与再创作，既突出地表现了三方联合与抗战的错综复杂的矛盾斗争，又借此全面深刻地刻画了作者所歌赞人物的性格特征。
“赤壁之战”专为诸葛亮而设，诸葛的所有聪明智慧、才识胆略在此得到了充分的展示。
说服孙权一节改为“舌战群儒”;建安十八年正月曹操攻打濡须一战中借箭者孙权(《吴志·吴主传》裴注)事，充分夸张其神奇性移植为诸葛“草船借箭”。
人物品格性情，大都可用简单的语言概括出来。
刘备宽厚仁爱、曹操雄豪奸诈、关羽勇武忠义、张飞勇猛暴烈、诸葛亮谋略高超和勤于国事、周瑜聪明自信和器量狭小、鲁肃的忠厚诚恳、黄盖的赤胆忠心等。
单纯鲜明的性格，犹如京剧脸谱，容易为读者所把握。
写得最好的人物是作为反面角色的曹操。刘备作为正面道德的代表，被符号化了，曹操这个“反面角色”，实际上作者对其豪杰气概是颇为佩服和喜爱的，并未一味丑化。
小说在写其奸诈、残忍的同时，也写出了他的雄才大略、敢作敢为、善于引纳人才等种种长处。
曹操的形象虽然“恶”，却很有生气，他的性格比其他人物显得复杂，也更具有吸引力。
赤壁之战，决定三国鼎立之势的关键性战争，《三国志》简略的记载，经过铺排和虚构，成为小说中整整八回的篇幅。
波澜壮阔、高潮迭起，始终充满戏剧性的变化，从中可以感觉到作者广阔的视野和宏伟的构思。
作为三方同时卷入，主要人物都登上了历史舞台，展示了各自的性格特征，智慧才能。
在激烈中还会引出一片诗情画意般从容不迫与安详恬静。
如孔明的“饮酒借箭”、庞统的“挑灯夜读”、曹操的“横槊赋诗”，以及空城计中诸葛的“焚香弹琴”等，动中有静，余味无穷。
“官渡之战”、“猇亭之战”、“彝陵之战”、“失街亭”、“七擒孟获”等大规模的战争。
能够根据不同的特点，从战事的起因、力量对比、彼此的方略及内部争执，到战争的过程及其变化、胜负的决定及其缘由、有关人物在战争中的作用，都能叙述得生动而具体，写出战争的巨大声势、紧张气氛，处处扣人心弦。
5、文白相间、简洁明快、鲜明生动、雅俗共赏的语言艺术。
作者在书中直接引用史料，如用纯粹的白话就难以谐调，带些文言成分，给人的感觉会多些历史感;
同时作者又接受了民间说唱文学的影响，形成了这种独特的简练而不失流畅的文白相间的语言。
总之，作品叙述多于描写，粗线条勾勒见长，不以细腻描写见工，可见说唱艺术的影响。
人物性格定型化，缺乏发展变化是其最大不足。
有历史“轮回说”等封建传统观念。
开创了我国历史小说创作的新纪元，取得了不可低估的成就，对后世的小说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六、思考题
1、小说政治倾向形成的原因。
2、《三国演义》描写中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的结合技巧。
3、人物描写的特色。
《水浒传》
一、 作者、成书及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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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作者 明·高儒《百川书志》载《忠义水浒传》一百卷是《水浒传》的祖本，其题署“施耐庵本，罗贯中编次”。
施耐庵，生平不详，元末明初人，曾在钱塘(杭州)生活。民间传说曾参与张士诚领导的农民起义军，无证可考。
《水浒传》约比《三国演义》迟
二、三十年完成。
自宋元始，水浒故事以说话、戏剧的形式，在民间愈演愈盛，显然投合了老百姓的心理与爱好。
在广泛的民间流传的基础上，最后经文人加工而成。
与《三国演义》不同， 《水浒传》人物和故事，基本出于艺术虚构。除“宋江”人名和反政府武装活动大框架外，与历史上起义事件没有多少关系。
梁山英雄的成份，有“帝子神孙，富豪将吏，并三教九流，乃至猎户渔人，屠儿刽子”，几乎没有真正的农民。
所以这部小说的基础，主要是市井文艺“说话”，受市井阶层趣味的制约，反映着市民阶层的人生向往。
二、《水浒传》的思想内容
《水浒传》是一部反映封建社会农民武装起义的作品。
小说艺术地概括了我国历史上农民起义发生、发展直至失败的全过程。
深刻地揭示了农民起义的社会根源——“官逼民反”。
热情地歌颂了起义英雄，通过他们不同反抗道路的详尽描写，生动地表现了起义如何由零散的复仇发展到燎原大火的过程。
揭示了起义失败的内在原因——“只反贪官，不反皇帝”的“忠义”思想，导致他们走向了“受招安”的失败之路。
1、 揭示了起义的原因——乱自上作，官逼民反。
以北宋末年为背景，揭露黑暗的社会现象，在封建专制时代具有普遍意义。
描写农民起义，首先出场的人物是高逑。把高逑发迹故事安排在全书开端有着深刻的用意。
高逑身上，集中体现了封建统治阶级的丑恶和腐朽本质，是统治集团的典型代表人物，贯穿全书的一条黑线 高逑的发迹，揭示了统治者用人制度的腐朽没落
由此自上而下构成一个势力网，对中下层官吏、民众进行残酷的欺诈压迫，使他们求生不得而反。
从高逑上台始，王进亡命延安府，林冲刺配沧州道，杨志流落汴京城，都是他的直接迫害。
之后，他又和梁山泊势不两立，是封建王朝中主张和执行征讨最力的一个人。
2、通过“官逼民反”，写出了农民起义发生发展的规律;
通过梁山英雄一个个被逼上梁山的经历，反映了起义军发展壮大的全过程。
寄托了作者对黑暗社会的悲愤之情和对起义英雄的热情歌颂。 〔1〕、英雄被逼上梁山，写出了起义由个人反抗走向集体反抗，形成起义队伍的过程。
“智取生辰纲” 是兴起联合斗争的萌芽;“清风寨报仇”，起义队伍进一步壮大;“三打祝家庄”、“踏平曾头市”、“两赢童贯”、“三败高逑”等，梁山泊声威大振，排座次使起义事业达到高峰。
起义发生发展的过程，写出了起义的势在必然，如燎原之火的形势。 〔2〕、起义的发生发展，突出了被“逼上梁山”的现实，表现了起义队伍由涓涓细流发展成洪流巨澜的过程。
“逼上梁山”的过程，林冲最具代表性。其经历概括了不同阶层从觉醒到反抗的过程。
突出“逼”这一主题上，写出了统治阶级内部其它各阶层人物被逼上梁山的全过程。
内部有正直之气的人也不容纳，统治阶级分化瓦解了自己的队伍，从而使梁山起义队伍不断发展壮大，成为摧毁打击封建统治强有力的势力 〔3〕《水浒传》是一部起义英雄的颂歌
在“替天行道”的堂皇大旗下，作者热烈地肯定和赞美了被压迫者的反抗和复仇行为。
《水浒传》全称《忠义水浒传》，别名《英雄谱》。
人民的反抗与复仇权力，从未像《水浒传》那样得到有力的伸张。
小说中英雄气质是最吸引读者的东西。日常生活是平庸的，在恶势力面前，受欺凌而忍让，见不平而回避，是普通人的选择。但内心却并不甘于此。
梁山好汉却是另一种人物，是传奇式的理想化人物。
他们或勇武过人，或智谋超群，或身具异能，而胸襟豁达、光明磊落、敢作敢为，则是他们共有的特点。
社会矛盾无关的情节，同样由于主人公的个性、力量、情感的奔放，而给人以生命力舒张的快感。
在污秽而艰难的现实世界中，这些传奇式的英雄，给读者以很大的心理满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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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指出起义失败的悲惨结局及内在原因——“只反贪官，不反皇帝”的忠义思想，导致走向受招安的失败之路，渲染了一种浓郁的悲剧气氛。
“忠义”是梁山英雄的基本道德。
小说要歌颂这些“盗贼流寇”，并为社会所接受，首先必须为他们的行为提出一种较合乎社会传统观念的解释，赋予这些英雄好汉以一种为社会所普遍认可的道德品格。
“忠”，首先主要地表现为对皇帝与朝廷的忠诚，甚至梁山义军的武装反抗，攻城掠地，也被解释为“忠”的表现——“酷吏赃官都杀尽，忠心报答赵官家”。
梁山上也有像李逵动辄大喊“杀去东京，夺了鸟位”的人，但这一种力量始终处在以宋江为代表的主“忠”力量的抑制之下。
这是作者无法跨越的界限，也是小说能够流传的保障。梁山事业的走向悲剧，正是这种“忠义”道德的不可避免的悲剧。
4、肯定了金钱的力量，赞美了以充分的物质享受为基础的自由自在的生活理想，表现出浓厚的市井意识。
晁盖、宋江、卢俊义、柴进一类具有凝聚力、号召力的人物，其主要的凭借就是有钱而又能“仗义疏财”。
儒家传统的“崇义黜利”的信条中，“义”和“利”常被视为相对立的存在。
在梁山好汉那里，“义”却是要通过“财”来实现;倘无财可疏，宋江等人在集团中的聚合力也就无法存在。
“义”的背后，作者写出了物质所具有的力量。
许多好汉上梁山的动机，也和物质享乐有关。吴用劝阮氏三兄弟入伙造反，为的是“大家图个一世快活”;
“大块吃肉大碗喝酒，大盘分金银”，几乎是梁山好汉的口头禅。自由快乐的生活首先直接表现于对物质的充分占有。
梁山这一虚构的小社会的描述，流露出比较明显的市民意识。
三、《水浒传》的艺术成就
《水浒传》的艺术成就表现在人物形象的塑造、生动曲折的故事情节、板块式的结构、白话语言等方面。
(一) 人物塑造的艺术成就
1、 传奇性与真实性的完美结合
《水浒传》的草莽英雄，与《三国演义》主要是历史英雄不同，传奇性的色彩更浓郁。
传奇性与真实性完美结合，形成具有真实的英雄气质的群像，是《水浒传》重要的艺术手法。
传奇英雄形象的塑造，看似单纯，其性格倾向、特征却十分鲜明强烈。
传奇英雄是理想化的，作品采用浓墨重彩来刻画这些英雄形象，显示其非凡的气质、豪杰的特征。
英雄人物的个性描写，较之后来小说的复杂性格单纯，却并非简单粗糙。
梁山好汉的共有特点：或勇武过人，或智谋超群，或身具异能;胸襟豁达、光明磊落、敢作敢为
英雄气质是《水浒》中最吸引读者的东西。
日常生活是平庸的，面对恶势力，受欺凌而忍让，见不平而回避，是普通人的选择。但内心却并不甘于此。
这些传奇的描写，又不给人虚假之感，作者能够将传奇的行为置于真实的基础之上。
真实包含了背景的真实和心理的真实。
背景真实，是豪杰的传奇行为不是放在充满隐逸之气的深山老林，让人望而生畏的古战场，而是发生在市井街头、酒店村庄这些活生生的现实中。
围绕着传奇人物行为的是一些如何九叔、西门庆、牛二等市井细民。
描写豪杰行为时，往往是极骇人之事而用极近人之笔，传奇的事件就给人以强烈的真实感。
在污秽而艰难的现实世界中，传奇式的英雄，豪气干云，令人激奋，给读者心理以极大满足。
林冲刚烈正直，武松勇武豪爽，鲁智深嫉恶如仇、暴烈如火，李逵纯任天真、戆直鲁莽，无不栩栩如生，使人过目难忘。
2、 善于运用对比的手法展示人物的不同性格。
运用对比手法，写出同一类型人物的不同个性特征;
把人物至于同一事件中展示，通过各自的不同态度、表现，显示出人物的不同个性。
由此塑造出一系列性格鲜明、个性迥异的人物群像。 (1) 同一类型人物对比，“同”中求“异”，展现出不同的性格。
同是性格粗鲁豪爽，鲁达与李逵迥然不同。
鲁达“拳打镇关西”打的干净利落，极有章法;
李逵“怒打殷天锡”是拳脚并用，全无次第。
6 “醉打蒋门神”大闹飞云浦，是为了报答施恩，收回快活林;
“血溅鸳鸯楼”，杀张都监，为自己复仇，制造了灭门惨案。
武松的“义”，很多时候与自己的切身利益紧密联系在一起，因此更多体现了勇，缺少侠义。
武松为施恩报仇和鲁达为金氏父女出气，方法相似，本质却不同。
都是故意寻衅滋事，然后大打出手。鲁达直接找恶霸郑屠，先“消遣” 后打，显得光明正大，大快人心。 (2) 同一事件中展示人物不同性格
3、 写出人物的性格矛盾与变化
把人物放在生活环境中，写出其性格的发展变化，较之“三国”人物定型化的特征，有了很大进步。
相互冲突的江湖道德和正统道德混和在一起，其形象虽显概念化，但仍具个性鲜明的特征。
地位不高而胸怀远大，正常读书做官的轨道难以成功，终于成为草莽英雄的复杂个性特征。 通过人物的经历遭遇来表现人物的性格变化，在小说史上是一次重大的突破。
4、 通过细节特征，心理活动，结合行动来刻画人物性格，不作静止孤立的描写。
5、 结合事件的发展，人物的行动来描写人物的心理活动，展示人物的性格特征，是《水浒传》刻画人物的一大特色。
(二)、生动曲折的故事情节
围绕着“官逼民反” 展开情节，刻画人物。这些情节包含着激烈的矛盾冲突，偶然性和惊险紧张的场面，跌宕起伏的变化。
非凡人物与非凡故事的结合，使得整部小说充满了紧张感与传奇色彩。
(三)、“板块”串联式的结构
“板块”结构是在民间说话和戏剧的基础上形成的。
分别独立的故事汇集到一条主线上，既有完整的长篇框架，又保存了若干独立性单元。
主要人物与情节，又具有相对完整性和独立性。
前七十回，描绘了众英雄被逼上梁山的过程，是英雄的个人传记。
与主题框架环环相扣，构成一个有机的整体。
长篇小说的结构艺术看，有不成熟的地方，塑造人物形象看，有其便利之处。
一些重要人物，在有所交叉的情况下，各自占用连续的几回篇幅，其性格特征得到集中的描绘，给人以极深刻印象。
(四)语言明快洗练、生动准确，又极富个性化和表现力的白话艺术。
口语化是其基本特色，是在民间传说、话本的基础上发展而来。
流利纯熟的白话，刻画人物性格，描述各种场景，极其生动活泼。人物对话，更是闻其声如见其人，其效果是文言所不可达到的。
《水浒传》使白话文体在小说创作方面的优势得到了完全确立，堪称是中国白话文学发展中的里程碑。
四、《水浒传》伦理道德的重新审视
《水浒传》产生于明代前期礼教极度严峻的时期，所以作品受时代的影响，包含了许多封建糟粕。
我们需要站在今人的角度，较为理性地来重新审视这部巨著。
(一)、“杀人嗜血”
小说细致地描写武松杀潘金莲、杨雄杀潘巧云的过程和场面。
对通奸女人施以如此惨不忍睹的残杀，除了个人的复仇，很大程度上是迎合当时社会对女性贞节的苛刻要求。
“万恶淫为首”，英雄对淫妇的无情杀戮，就是对社会道德标准最坚定的捍卫。
书中经常描写的绿林英雄吃人肉下酒，以骇人听闻的形式渲染了他们与众不同的品性和气概。
(二)、“劫富济贫”
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或许有一定的正义性。但在宪法明确保护私有财产的今天，人们就很难认同。
何况梁山英雄们“劫富”并不“济贫”。
(三)、女性形象
《水浒传》对女性鄙视性的描写，反映了作者乃至那个时代的腐朽与落后。小说中女性大致分为三类：
第一类是所谓“女英雄”。她们与男性英雄一道，为梁山的事业驰骋疆场，出生入死，立下了汗马功劳。
作者笔下，这些女英雄的形象，却是“母夜叉”孙二娘、“母大虫”顾大嫂、“一丈青”扈三娘，极尽嘲讽贬低甚而侮辱的描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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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类是潘金莲、阎婆惜、潘巧云等“淫妇”形象，更是作者鄙视仇恨，要杀之而后快的女人。 第三类是林太太、金翠莲等一些弱者，她们是拖累男人，也是置英雄于灾难的“祸水”。 这些女性，要么是丑恶无比，丝毫没有女人味;要么有点姿色，便是“祸水” 。 书中充满了封建社会男性对女性的极度蔑视与仇视。
“《水浒》在中国古典四大名著中，在思想意识方面是最落后的一部。这其中最落后的观念，就是以礼教建立起一个男权的‘梁山泊’独立王国，对女人表现出了前所未有的藐视、摈弃和拒绝，充满对女性世界的无视和否认。
《水浒》中的男人以自己的蛮力征服了女人，同时也在暴力与杀戮中昭示着对女人的极度恐惧与占有的心理，表现了一种极度腐朽落后的封建意识。 思考题
1、《水浒传》如何描写了英雄起义的合理性。
2、人物描写的特色。
3、小说的结构艺术。
4、语言特色及对后世小说发展的意义。
《西游记》
一、 作者、成书及版本
1、作者：先有邱处机之说，后有吴承恩之说。
现存《西游记》刊本，以明万历二十年金陵唐氏世德堂本为最早，二十卷一百回，不署作者。后来版本，或有误署丘处机(元代道士)的，未有署吴承恩者。
明天启《淮安府志》著录吴承恩著作，有《西游记》一书，清人吴玉搢、阮葵生等据此推断吴承恩即是百回本小说《西游记》作者。
后经鲁迅、胡适的肯定，此说被普遍接受。 有研究者认为，《淮安府志》所著录的吴承恩《西游记》,是否今存百回本小说《西游记》，尚需证明。
吴承恩(约1500—约1582)，字汝忠，号射阳山人，淮安山阳(今江苏淮安)人。年轻时以文名著于乡里，却屡试不中，中年后补为岁贡生，授长兴县丞，不久辞归。 所著诗文大都亡佚，后人编订成《射阳先生存稿》四卷。
2、 故事的演变过程
《西游记》是经过长期积累和演变而成。
故事源于唐僧玄奘只身赴天竺取经的史实。 唐太宗贞观三年(629)，玄奘为追求佛教真义，不顾朝廷禁令，只身赴天竺取经学习。 玄奘(620—664)俗姓陈，河南偃师人，出身于士子家庭。
他徒步数万里，历经百余国，历时十七载，到天竺学习研究佛教经典。
玄奘西行见闻，由弟子辩机写成《大唐西域记》，记载了取经途中的艰险和异域风情。 弟子慧立、彦悰又撰《大唐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对玄奘大师的形象及经历，已有了明显的美化夸张。 对取经事迹的叙述，作了夸张描绘，渲染了一种宗教的神秘色彩，插入了一些带着神话色彩的故事。
慧立等带着对玄奘大师的崇敬之情，记述中有意识的渲染神化之，使得这个本来就充满传奇的故事更富于了神奇的色彩。
较完整的小说《西游记》，元末
明初已出现，原书佚失。
元人《西游记》已具相当规模，奠定了百回本《西游记》的基本骨架。
二、主题思想与时代精神的体现
主题长期以来歧说并出，从一个侧面说明了小说内涵之丰富。
1、游戏之说。清焦循《剧说》云：“此特射阳游戏之笔，聊资村翁童子之笑谑，必求得修炼秘诀，亦凿矣。”
鲁迅承其说，指明游戏中又兼以讥讽世态。 林庚认为，《西游记》的成功在于其童话般的活泼自由精神，其喜剧性也来源于这种童话性。
2、寓意说。在中国历来注重教化的传统文化中，很容易对作品作出诸多牵强附会的解释。
8 《西游记》是充满幻想，情节离奇的神话小说，不是什么哲理、道德或政治的寓言; 读者从中得到一种娱乐性的驰骋幻想与诙谐嘲戏的快感。
小说的趣味，反映一定的社会氛围与人生喜好;抛开生硬的理性观念写作，其反映生活愈是自然真实。 没有特别深隐的寓意，不是与现实人生无关。
《西游记》的形成过程，有两个重要的阶段：一是基本成型的元末，一是最后完成的明嘉靖中后期。
两个时期的共同特点，是社会开放、思想活跃，市民阶层的力量处于上升状态。面向市民的通俗读物，其趣味与背景关系甚大。
古代浩瀚的文学之林，除了民间故事和童谣，几乎没有为儿童创作的作品。
《西游记》童心童趣的表现向往，正是成人在龌龊复杂的世界中难以泯灭的本性流露。
它所展示的神奇瑰丽、自由天真，让我们暂时忘记现实，回归为世道沧桑所遮蔽、束缚的自由本性。
它追求自由，回归童真的可贵精神，与时代密不可分，与李贽、袁宏道等思想家和文人们的反抗束缚、追求个性解放的斗争精神一脉相承。
通过诙谐、幻想的童话形式，描绘了一个具有悠久历史的民族，在历险克难的漫长曲折的过程中显示出的精神风貌，融铸了丰富的中国传统文化内涵。
孙悟空的机智勇敢、诙谐幽默，代表了人们崇拜的英雄主义和乐观主义的结合。 表现了作者对民族素质的深刻反省，对于精神境界臻于完美的高度热忱和希望。
唐僧的坚定不移、虔诚软弱，则体现了旧时代知识分子志行修谨，面对瞬息万变的现实却缺乏应对能力的性格特征。
猪八戒的贪图安逸、眼光短浅，则又反映出传统农民的保守心理。 沙和尚勤恳依顺，也折射着我国民众朴实善良的品性。
一部作品如此鲜活准确地概括出民族性格的几个重要类型，在古代小说中是不多见的。 《西游记》的杰出就在这里，以老少皆乐的童话，在诙谐浪漫之中，却蕴含着深刻的真实。
三、《西游记》内容
《西游记》由两大部分组成：大闹天宫、西天取经。
第一部分：大闹天宫——取经的准备。 第二部分：西天取经——主体故事。
小说中孙悟空从无法无天、绝对自由的状态到受到禁制、皈依佛门正道的过程。
对孙悟空难以拘束的一面表现得更多，表现了作者在感情上对人性向往自由的更大兴趣。 反映出人们要求个人的权利、地位、尊严得到尊重的强烈愿望。
孙悟空历经九九八十一难，最终保护唐僧取得真经的过程，充分表现了他的机智英勇和广大神通，以及百折不挠的斗争精神。
因此也使自己获得“正果”，在灾难的磨炼中使人生得到净化和完成，从一个天地精气所生的野神成为“斗战胜佛”。
孙悟空历经九九八十一难，最终保护唐僧取得真经的过程，充分表现了他的机智英勇和广大神通，以及百折不挠的斗争精神。
因此也使自己获得“正果”，在灾难的磨炼中使人生得到净化和完成，从一个天地精气所生的野神成为“斗战胜佛”。
庄严尊贵的神佛，在作者笔下常显出滑稽可笑的面貌。
玉皇大帝懦弱无能、太白金星迂腐而故作聪明，观音菩萨欲借净瓶给孙悟空，还要他拔脑后的救命毫毛作抵押。 西天佛地，唐僧“不曾备得人事”，阿傩、伽叶二尊者，便不肯“白手传经”，唐僧只得以紫金钵盂交换。
佛祖成了斤斤计较的生意人，表现出世俗欲念无所不在、人皆难免的意识。以庸常的观念看待神圣事物，透露出商业社会的气息。
《西游记》立足民族文化，吸取外来文化营养，以丰富的艺术想象力，描绘出了一个光怪陆离的神话世界;
塑造了孙悟空、猪八戒等鲜明生动的神话艺术形象，不仅填补了中国文学的一种缺陷，而且体现了中国文学在一旦摆脱思想拘禁以后所产生的活力，这在文学史上具有重要的意义。
四、 艺术成就
1、人物形象
最显著的特色，是主要人物身上所具有的人的社会性、动物的生物性及神魔的神奇性有机地相互渗透融为一体，加上
9 浪漫的想象，奇妙而融洽地表现了出来。写得生动活泼，令人喜爱。 本书的成功首先在于塑造了孙悟空、猪八戒、及唐僧等的独特形象。
2、情节和结构的特色
情节紧张曲折，精彩尖锐;故事生动有趣，又互不雷同，摇曳生恣，引人入胜。
结构上由大闹天宫、西天取经两部分组成。闹天宫为取经中悟空的非凡事业做了铺垫。两个母题，统一在孙悟空的形象之下，形成一个完整的艺术整体。
虽由众多零散故事汇聚而成，每个故事又有一定独立性，有其连续性和一贯性，形成结构的完整性。
3、浪漫主义的创作方法
首先，创造了一个神奇瑰丽的幻想世界;
其次，表现在对人物形象的创造上，主要人物身上，寄托了人性的美好愿望与要求; 最后，神话小说又表现出一定的真实性，具有“幻想与现实的同一性”特色。
4、诙谐幽默、乐观开朗的风格。
5、明快流畅、洗练生动、诙谐风趣的语言，善于描写各种奇幻的场面，显示了很高的艺术水平。
对后世的影响主要有两个方面：
直接推动了神怪史话小说的诞生，如《封神演义》等;
其朦胧的寓言性和讽刺性被进一步发展，产生了《续西游记》、《后西游记》、《西游补》等。
思考题
1、《西游记》的作者、故事演变过程。
2、人物形象塑造的特点。
3、孙悟空形象的来源及意义。
4、《西游记》的结构特点。
5、两大内容体现的意义。
10
明清是中国小说史上的繁荣时期。从明代始，小说这种文学形式充分显示出其社会作用和文学价值，打破了正统诗文的垅断，在文学史上，取得与唐诗、宋词、元曲并列的地位。清代则是中国古典小说盛极而衰并向近现代小说转变的时期。
小说是伴随城市商业经济的繁荣而发展起来的。宋代前后，手工业和商业的发展带来了都市的繁荣，为民间说唱艺术的发展提供了场所和观众，不断扩大的市民阶层对文化娱乐的需求又大大地刺激了这种发展，从而产生出新的文学样式——话本。话本是说话人所用的底本，有讲史、小说、公案、灵怪等不同家数，已初具小说规模，在以后的流传过程中又不断加入新的创作，逐渐成熟。明代经济的发展和印刷业的发达，为小说脱离民间口头创作进入文人书面创作，提供了物质条件。明代中叶，白话小说作为成熟的文学样式正式登上文坛。
中国古代的叙事文学，到了明清时期步入了成熟期。就文学理念、文学体式和文学表现手段而言，明清小说以其完备和丰富将叙事文学推向了极致。从明清小说所表现的广阔的社会生活场景、丰硕的艺术创作成果和丰富的社会政治理想而言，明清小说无疑铸就了中国古典文学的最后的辉煌。
本文以明清小说的题材开拓和艺术探索为视点，试图在传统文化的背景下，描画出明清小说的梗概面貌。
一、明清小说与传统文化
从思想内涵和题材表现上来说，明清小说最大限度地包容了传统文化的精华，而且经过世俗化的图解后，传统文化竟以可感的形象和动人的故事而走进了千家万户。传统文化给明清小说提供了丰富的养料，而明清小说又将传统文化空前地发扬和丰富，在艺术形象和艺术细节的衍绎中予以创造性的阐说。
1、史传色彩--世俗文学的历史依傍
中国的史官文化异常发达，源出于“纪实”的传统小说，与史官文化有着血肉相连、密不可分的密切关系，不可避免地被打上了史传的烙印，史传性是中国传统小说最重要的民族特征。尽管明清小说带有浓厚的市民文化色彩，但无论从衍说故事之形式还是从讽寓教化之动机出发，都深深地受到了史传文化的决定性影响。
题材的史传性 观念的史传性 小说艺术的史传性
2、惩劝教化--儒家文化的影响
中国古典小说受儒家思想的影响长久深远，而将这种影响合理化、具体化者，则是小说理论中的“惩劝教化”说。几乎可以说，“惩劝教化”模式笼罩了整个封建时代的小说创作。
重视小说的教化作用 惩劝模式牢笼创作
3、神妖仙道--佛道思想的濡染
佛教自东汉末传入中国后，一直在文化形态上深刻地影响着文学创作。而道教是唯一在中国本土上产生发展成长的宗教，它与古代小说有着密不可分的血肉关系，尤其在想象力和创造力方面，对古代小说影响深刻。佛道所创造的神
仙境界，仙、道、妖、鬼等意象，奇谲变幻的仙道法术，因果业报的结构，以及由此孕育的小说母题，无疑为小说世界带来了奇观异彩。
小说描写空间的拓展 小说人物画廊的丰富 小说情节的奇谲变幻
二、明清小说的内容拓展
就题材而言，明清小说可谓是包罗万象，空前丰富。明清小说全方位地展现了那个时代的社会关系和生活方式，表达了人们的喜怒哀乐和理想追求。叙事文学和通俗文学的特点，使文学对社会生活的表现，达到了从未有过的宽广和深入。城市经济和市民阶层的凸起，新的价值观念和新的社会理想又给文学注入了新的思想内涵。
1、题材内容的空前丰富
题材丰富，内容多样是明清小说的突出特点。除了在民间流传蕴育多年而经文人加工的历史演义、英雄传奇，以及用魔幻的方式反映生活的神魔小说外，小说作者的笔触更是切近了现实生活。直接描写社会世态人情的世情小说的出现，是小说题材开拓上的重大突破，标志着小说创作进入了成熟发展的新阶段。
世情小说 历史演义 英雄传奇 神魔小说 讽刺小说 侠义公案小说
2、世俗生活的全面展现
明清文学观念的演进，使世俗现实生活日渐成为小说关注的焦点，以现实生活为描摹对象，通过家庭、爱情、婚姻的纠葛变化、盛衰兴亡，来反映社会人际关系，展现时代风尚面貌，提供生动完整细腻的社会生活画卷，这是明清小说的突出贡献。
爱情婚姻，家庭盛衰 官场黑幕，社会丑态
科举礼教，人生百态 日常生活，世情风貌
3、社会理想的全新探索
中国古代小说素有理想探索的传统，在六朝志怪、唐代传奇和宋元话本中，往往通过幻想浪漫的手法，表现理想。明清小说作家在创作过程中，一方面力求真实地描摹世态，批判社会;一方面则探索社会出路，塑造理想人物，展现理想境界。两者相辅相成，表现出对社会现实人生的热忱关注。
社会政治理想 爱情婚姻理想 人伦关系理想
三、明清小说的艺术成就
到了明清小说，叙事艺术已趋向成熟和完美。先前那种故事式的作品已衍化为繁富的鸿篇巨制，其间有宏大精致的结构，引人入胜的情节，栩栩如生的人物，丰富多彩的语言，无微不至的描绘。文学的表现力达到了从未有过的完备，《红楼梦》的问世，更是标志着中国古典文学走到了它的巅峰。
1、完备精湛的叙事结构
作为叙事文学的典范作品，明清小说在叙述方式和情节结构上的成就不同凡响。无论是章回体的长篇小说，还是精巧绵密的短篇作品，都各有优长。历史演义、英雄传奇，结构宏伟，能在尺幅之间，舒展历史风云，饱览英雄人物，追寻历史进程。世情小说则脉络清晰，精巧细密，逼真地反映现实生活，展示生活样貌。
从事件结构到人物命运结构 从平铺直叙到立体交错
从单线纵深到全方位铺展 从主线突出到一线两描写
2、性格丰满的形象塑造
从历史传奇中人物刻画的类型化、平面化，到英雄传奇的个性凸现，直至世情小说注重平常人的典型性格的塑造，明清小说在人物形象刻画上成就非凡。将情节事件发展与人物性格密切相连，细腻委曲地传递人物的情绪心声，在对比映衬中凸现性格，描绘出人物的心灵成长史……明清小说中风韵独具、性格各异的人物形象，显示了叙事文学在人物塑造上的突飞猛进。
因人设事 曲尽人情 相依相存 发展变化
3、曲描细叙的艺术刻划
由叙事为主，转向以描写为主，明清小说在艺术描写上渐趋细腻逼真，无论形象塑造、环境描写、细节刻划，还是人物心理情感的揭示，都力图描摹生活，笔参造化。追求洞察深微、见微知著的概括作用和艺术感染力。
丝丝入扣的心理描写 逼真细致的环境描写 丰富具体的细节描绘
明代和清代的小说。明清两代是中国小说史上的繁荣时期。从明代开始，小说这种文学形式充分显示出其社会作用和文学价值，打破了正统诗文的垄断，在文学史上，取得与唐诗、宋词、元曲并列的地位。清代则是中国古典小说盛极而衰并向近代小说转变的时期。
明代小说 明代小说包括短篇小说和长篇小说，短篇小说又可分为文言短篇和白话短篇。长篇小说和白话短篇小说，是在宋元时期说话艺术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明代的长篇小说按题材和思想内容，可概括为以下几类：①历史演义小说。它是由宋元说话艺术中的讲史一类发展而来的。历史演义以一朝一代的历史事实作基础，吸取野史杂说和民间传说的内容，敷演扩大而成。“七分事实，三分虚构”是其特点。元末明初罗贯中的《三国演义》是最典型的历史演义小说，也是中国的第一部历史演义小说，代表了历史演义小说的辉煌成就。在它的影响下，历史演义大量出现，内容差不多从远古传说时代到汉晋唐宋都有所作。较著名的有《列国志传》、《全汉志传》、《唐书志传通俗演义》等，其中以冯梦龙改编的《新列国志》成就较高，影响也较大 。②英雄传奇小说。它也是在宋元讲史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它与历史演义小说的不同之处在于它不拘泥于一朝一代的历史事件的演变，而是以描写理想化的传奇式的英雄人物为主，虚构的成分较多。明初施耐庵所著的《水浒传》是它的代表作品，标志着中国古典小说现实主义艺术趋于成熟。明中叶以后，产生了不少英雄传奇小说，较著名的是万历年间熊大木所著的《北宋志传》和无名氏所作的《杨家府演义》。此外，郭勋的《皇明英烈传》和袁于令的《隋史遗文》也是明后期影响较大的英雄传奇作品。③神魔小说。这类小说受到宗教不同程度的影响，内容涉及鬼神魔怪，充满奇异的幻想。吴承恩的《西游记》是神魔小说中最优秀的一部。《西游记》也是在宋元说话艺术和民间传说的基础上由文人作家加工创作而成的。此外，许仲琳所著的《封神演义》是影响较大的一部。罗懋登的《三宝太监西洋记通俗演义》、董说的《西游补》等也流传较广。④世情小说。它是以社会现实生活，尤其是家庭生活为题材 ，刻画种种世态人情的小说。以《金瓶梅》为代表。《金瓶梅》是中国第一部文人独立创作的长篇小说，它开始摆脱了历史故事、历史传说对小说创作的束缚，转向现实题材，开始对日常生活作细致的描写，这在中国小说发展史上有着重要的意义。《金瓶梅》之后，世情
小说表现出两种倾向：一种是在世情描绘中宣扬因果报应思想，如成书于明末西周生所著的《醒世姻缘传》等。另一种则演化为才子佳人小说，如成书于明末清初的《玉娇梨》、《好逑传》等。⑤公案小说。明后期描写冤狱诉讼的公案小说兴起，是社会黑暗、政治腐败的反映。较著名的公案小说有李春芳的《海刚峰先生居官公案传 》和无名氏的《包孝肃公百家公案演义》等。这类小说在歌颂清官的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时社会政治的黑暗和阶级矛盾的尖锐。公案小说一般都追求故事情节的离奇曲折而忽视人物性格的着力刻画，艺术上显得粗糙。同时在思想内容上也往往夹杂着鬼神迷信和封建说教。明代的短篇小说主要是白话短篇小说，白话短篇小说取得了辉煌的成就，明人创作的白话短篇小说是摹拟学习宋元话本的产物，故被称为“拟话本”。现存最早的明人辑印的话本集是《清平山堂话本》。收集白话短篇作品较多而且对后世影响较大的是明末天启年间冯梦龙编辑的“三言”(《喻世明言》、《警世通言》和《醒世恒言》)。三书都包括宋元话本和明人的拟话本两部分。其后，凌蒙初模仿“三言”创作了《初刻拍案惊奇》和《二刻拍案惊奇》，合称“二拍”。均为拟话本。“三言”、“二拍”是明代白话短篇小说的代表作品。明代白话短篇小说比长篇小说更直接更广泛地反映了社会生活。其中爱情婚姻题材作品占很大的分量 ，这类作品反映了市民阶层的进步的爱情 婚姻观念，批判了封建礼教的不合理性，歌颂了青年男女争取婚姻自主和幸福生活的斗争。部分作品揭露了封建统治阶级的罪恶和黑暗政治，写出了人民的苦难。另有些拟话本描写了小商人和手工业者的生活和思想，带有明显的时代特点。拟话本承袭了宋元话本的传统，一般都具有较强的故事性，情节生动曲折，感情色彩鲜明。它艺术手法更加成熟，特别是心理描写和细节描写更加趋于丰富细腻。比较优秀的作品有《杜十娘怒沉百宝箱》、《玉堂春落难逢夫》等。除“三言”、“二拍”之外，明代的拟话本小说集还有《石点头》、《醉醒石》、《西湖二集》等。明代的文言小说，是沿着唐宋传奇的线索发展而来的。较著名的文言短篇小说集有：瞿佑的《剪灯新话》、李昌祺的《剪灯余话》、邵景瞻的《觅灯因话》等。明人的文言短篇小说在写法上模仿唐宋传奇，缺乏创作新意，因而成就不高，其影响远不及白话短篇小说。
清代小说 清代的阶级矛盾、民族矛盾以及思想文化领域的斗争给予小说深刻的影响。从清初到乾隆时期，是小说的全盛时期，代表民主倾向的、真实描写社会现实的作品是这个时期小说的主流，《红楼梦》是它的最高代表。乾隆时期以后到鸦片战争以前，即嘉庆、道光时期，脱离现实、宣扬名教和因果报应的作品大量出现，小说创作呈现萎顿、沉闷的景象。清初至乾隆末年(1644～1795)，小说创作在数量和质量、内容和形式、风格和流派等方面，比前代均有较大发展。历史演义和英雄传奇在清初格外突出。重要的作品有《水浒后传》、《隋唐演义》、《说岳全传》、《女仙外史》等，写的是历史和历史人物，表现的是当时社会被压迫人民和民族的反抗意识。文言短篇小说集《聊斋志异》继承了六朝志怪和唐代传奇的优良传统，是中国文言小说的最高峰。长篇小说《儒林外史》汲取了古代文学中讽刺艺术的营养，展示了一幅广阔的社会生活图卷 ，是中国古代讽刺文学的经典作品。长篇小说《红楼梦》，描写一个贵族家庭的衰败，反映了当时青年男女对个性自由的要求与封建制度不可调和的矛盾冲突，闪烁着初步的民主主义精神。是中国古代最伟大的一部现实主义长篇小说。此
外长篇小说《绿野仙踪》，话本小说《照世杯》等，也都不同程度地反映了现实生活。嘉庆至道光二十年(1796～1840)，历史演义和英雄传奇有《说唐演义全传》、《万花楼杨包狄演义 》等，但思想性和艺术性都不及前期同类作品。续《红楼梦》成风，这类作品都是想改变《红楼梦》的悲剧精神，让贾林大团圆，反映了封建传统文艺思潮对《红楼梦》的反拨，是一种倒退。《荡寇志》以续《水浒传》为招牌，而立意与《水浒传》正相反，表现了作者痛恨农民起义，维护封建统治的政治立场。这时期较好或有新意的作品，有《绿牡丹》、《雷峰塔传奇》、《粉妆楼全传》、《双凤奇缘》和《镜花缘》等。清代小说的面貌和明代小说有显著的不同。明代小说大都有一个从民间传说、戏剧、话本到文人编定的演化过程。清代小说则不同，作家依据自己的生活和经验选材、构思和描写，在作品中充分表现作者个人的意愿和理想。在结构、叙述和描写人物各方面，也都臻于成熟。一般的作品都有独创之处。《红楼梦》完全打破了传统的思想和写法，是这时期小说的最杰出的代表。
清代是中国古代长篇小说的黄金时代 。不仅数量空前，风格流派多样，最重要的是它与现实生活十分接近，不再只是描写逝去的英雄时代和传奇式的英雄人物，目光转向世俗的社会和平常的人们。明代《金瓶梅》开辟的以现实社会及家庭日常生活为题材，着重写市井间世俗情态的新路，到了清代才真正得到发扬。《儒林外史》、《歧路灯》、《绿野仙踪》、《红楼梦》都是写现实生活中的人，充分显示出长篇小说反映现实生活的巨大能力和容量。在清代，小说在文学领域成为主流，其成就超过了传统诗文和其他文学样式。
明清时期的文化，具有新的时代特征。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和封建制度的日趋衰落，导致了反封建的民主思想的产生。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就是这些具有民主色彩的进步思想家的杰出代表。这三位思想家都有类似的经历，早年都参加过抗清斗争，后来都隐居著书立说。但由于治学方法和所学内容不同，他们在思想上、学术上又表现了各自的特点和风格。黄宗羲比较强烈地表现了反对君主专制的倾向，顾炎武强调学以致用的学风，王夫之把我国古代朴素的唯物论和辩证法思想发展到一个新水平。黄宗羲的思想，对后来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产生过一定的影响。顾炎武脚踏实地的学风，对清代学者有很大影响。王夫之的思想在我国古代哲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
优秀古典小说：《三国演义》是我国第一部长篇历史小说;《水浒传》是我国第一部以农民起义为题材的长篇小说;《西游记》是一部具有浓郁浪漫主义气息的长篇神话小说;《红楼梦》是我国古代最优秀的长篇小说，而且在世界文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儒林外史》是我国古代优秀的讽刺小说;《聊斋志异》是我国古代优秀的文学短篇小说集。
明清是中国小说史上的繁荣时期。这个时代的小说从思想内涵和题材表现上来说，最大限度地包容了传统文化的精华，而且经过世俗化的图解后，传统文化竟以可感的形象和动人的故事而走进了千家万户。
从思想内涵和题材表现上来说，明清小说最大限度地包容了传统文化的精华，而且经过世俗化的图解后，传统文化竟以可感的形象和动人的故事而走进了千家万户。传统文化给明清小说提供了丰富的养料，而明清小说又将传统文化空前地发扬和丰富，在艺术形象和艺术细节的衍绎中予以创造性的阐说。
拓
雪
玲
《明清小说史》期末作业
一、单项选择： 1.“青凤”是哪部作品中的人物 A、《石点头》 B、《聊斋志异》 C、《谐铎》 D、《欢喜冤家》 2.匡超人哪部作品中的人物 A、《儒林外史》 B、《警世通言》 C、《儿女英雄传》 D、《三侠五义》 3.“画皮”的故事出自 A、《喻世明言》 B、《二刻拍案惊奇》 C、《型世言》 D、《聊斋志异》 4.牛浦郎是哪部作品中的人物 A、《水浒传》 B、《醒世姻缘传》 C、《儒林外史》 D、《警世通言》 5.《孽海花》的作者是
A、李宝嘉 B、吴沃尧 C、苏曼殊 D、曾朴
6、蒲松龄是哪部作品的作者
A、《聊斋志异》 B、《水浒传》 C、《三国演义》 D、《红楼梦》 7.《醒世姻缘传》的作者是
A、西周生 B、笑笑生 C、即空观主人 D、抱瓮老人 8.纪昀所谓“一书而兼二体”指的是
A、《剪灯新话》 B、《聊斋志异》 C、《阅微草堂笔记》 C、《子不语》 9.《儒林外史》中具有作者原型意义的人物是
A、杜少卿 B、杜慎卿 C、马纯上 D、鲁编修 10.曹雪芹的祖父是
A、曹锡远 B、曹振彦 C、曹玺 D、曹寅 11.以下哪几部作品出自晚清
A、《官场现形记》 B、《今古奇观》 C、《孽海花》 D、《老残游记》 E、《好逑传》
12.林红玉是《红楼梦》中的
A、小姐 B、丫环 C、仆妇 D、村姑 13.《田七郎》出自
A、《剪灯新话》 B、“三言” C、《唐宋传奇选》 D、《聊斋志异》
14、“莺脰湖大会”出自
A、《三国演义》 B、《水浒传》 C、《西游记》 D、《儒林外史》
15.上世纪五十年代受毛泽东肯定，并将其有关《红楼梦》的论文推荐给政治局的两位作者是
A、顾颉刚 俞平伯 B、胡适 俞平伯 C、李希凡 蓝翎 D、何其芳 蒋和森 16.“泰伯祠开光大典”的情节出自
A、《水浒传》 B、《西游记》 C、《儒林外史》 D、《红楼梦》 17.《聊斋志异·王子安》批判的对象是
A、统治者对农民起义的镇压 B、封建礼教对青年男女之间爱情的扼杀 C、科举制度的弊病 D、商品经济对传统道德的损害 18.《红楼梦》中哪位人物的雅号是“蕉下客”
A、薛宝钗 B、贾探春 C、妙玉 D、史湘云 19.“脂砚斋”评语共有
A、一千条左右 B、两千条左右 C、三千条左右 D、四千条左右 20.聂小倩是哪部作品中的人物 A、《聊斋志异》 B、《警世通言》 C、《今古奇观》 D、《西湖二集》 21.马纯上是哪部作品中的人物 A、《水浒传》
B、《儒林外史》 C、《孽海花》 D、《今古奇观》
二、多项选择：
1.以下人物属于《儒林外史》的有
A、花子虚 B、杜少卿 C、牛浦郎 D、黄信 E、婴宁 2.曹雪芹曾生活在以下哪些城市中，这在《红楼梦》中体现出来 A、广州 B、南京 C、苏州 D、北京 E、沈阳 3.以下篇名，属于《聊斋志异》的有 A、《两错认》 B、《郭孝子》 C、《王子安》 D、《司文郎》 E、《娇娜》 4.《红楼梦》中，贾宝玉的丫环有
A、麝月 B、袭人 C、鸳鸯 D、雪雁 E、晴雯 5.以下属于吴敬梓的著作有 A、《儒林外史》 B、《六一词话》 C、《诗说》 D、《文木山房集》 E、《沧浪诗话》 6.属于《聊斋》的篇名有 A、《促织》 B、《青凤》 C、《蝴蝶梦》 D、《崂山道士》 E、《老门生》 7.《儒林外史》中写到的人物生活在
A、宋代 B、元代 C、明代 D、清代 E、近代
三、填空： 1.《聊斋志异》中的许多篇后都有作者的议论，用“ 曰”引起。 2.《儒林外史》中有句名言说：“将来读书人既有此一条荣身之路，把那 都看得轻了。” 3.清人沈起凤撰写的文言小说集是《 》。
4.紫鹃是《 》的人物，严贡生是《 》中的人物，坠儿是《 》中的人物。 5.《儒林外史》中，因科举无望，一头撞上号板哭昏过去的人物是 。 6.刘鹗的小说是《 》。 7.《儿女英雄传》的作者是 。
8.纪昀批评《 》是“一书而兼二体”。 9.“旧红学”的代表人物是 ，“新红学”的代表人物是 。 10.《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的作者是 ，
11.杜慎卿是《 》中的人物，傻大姐是《 》中的人物。 12.学界一般认为，《红楼梦》后四十回是书商 伙同文人 续作的。
四、解释说明：
1、公案小说：中国古代小说的一种，由宋元话本小说中的公案类发展而成，明代后期至清代为其繁盛期。以反映清官明断冤狱为其主要情节。历史上著名清官狄仁杰、包拯、海瑞等，成为公案小说中清官主人公，并被神奇化。其创作素材多来自历代案例。代表作有《包公案》、《施公案》、《狄公案》、《海公案》等，小说情节生动曲折，人物形象丰满，艺术技巧圆熟，代表了明清公案小说的最高成就。
2、谴责小说：中国晚清小说流派之一，为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里命名。这种小说对清末社会黑暗，政治腐败，官吏贪污媚外，人民觉悟低下等现象进行揭发和批判，宣传资产阶级改良主义。但其批判并不彻底，且寄希望于清政府的改良政策。艺术上多用讽刺手法，笔锋直露，描写夸张，但概括和典型化不够。李伯元的《官场现形记》、吴沃尧的《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刘鹗的《老残游记》和曾朴的《孽海花》是代表作。 鲁迅《中国小说史略》中说：“悲凉之雾，遍被华林，然呼吸而领会者，独宝玉而已。”指贾府八十回以前“颓运方至，变故渐多”，多名年轻的男女夭折，家里败事不断，他人皆浑然不觉，而只有宝玉产生了悲剧情怀和人生无常的感受。
3、鸳鸯蝴蝶派。清末民初言情小说流派，因好写“像一对蝴蝶，一双鸳鸯一样”的才子佳人恋爱故事而得名,可称为新的才子佳人小说。也叫“礼拜六派”。鼎盛于辛亥革命后至五四运动前的上海。并非是严格的文学团体，而是文学倾向、艺术趣味相近的小说流派。反映了民国初年颓废的社会风貌，表现了当时青年男女在强大的旧传统和新时代冲突下的彷徨、困惑、无奈和绝望的心态。艺术上受西方小说影响，采用了第一人称叙事、倒叙、插叙、日记体、书信体和横断面结构等。丰富了中国小说的表现手法。代表作家有包天笑、徐枕亚、李涵秋和周瘦鹃等人。
4、黑幕小说：中国近代小说流派之一，约在1915～1918年间盛行于上海。当时多种杂志、大小报副刊均刊载这类小说，代表作是1918年出版的洋洋百万言的《中国黑幕大观》及续集。作品揭露了社会各界的丑恶人物和事件，大都有现实根据，故有些作品成为军阀和政客相互攻讦的工具。五四运动后即销声匿迹。
5、小说界革命：晚清文学改革运动之一。与诗界革命、文界革命一样，是资产阶级思想启蒙运动的推动和西方文学作品启示的结果。梁启超于光绪二十八年(1902)发表的《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提出：“欲新一国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国之小说”，“小说为文学之最上乘”，成为小说界革命的纲领。它把历来被视作“小道”的小说推到社会的中心地位，变成知识界自觉用来作为觉世新民，改造社会的利器。很快形成了一个小说创作、小说批评和小说理论繁荣的局面。这种新小说与政治关系密切。
6、《聊斋志异》：清初文言短篇小说集名，蒲松龄作。共收作品近500篇。作者以民间故事传说为基础创作而成。纪昀批评其为“一书而兼二体”。作品大体分成两类，一类是笔记体，写现实事件;另一类是志怪传奇体，谈狐说鬼。对现实社会的黑暗进行了暴露和批判，尤以花妖狐魅故事表现男女青年爱情故事最为出色。想象丰富，人物生动，文笔洗练优美，艺术成就极高。也有部分作品存在封建说教和迷信色彩。
7、鲁迅《中国小说史略》中称《聊斋志异》是“用传奇法，而以志怪”：“传奇”指唐代传奇，而“志怪”指魏晋南北朝的志怪小说。意思是作者用描写委曲细腻的唐代传奇笔法，来写类似粗陈梗概但内容上离奇古怪的六朝志怪题材。
8、《席方平》：《聊斋志异》中的名篇。席方平的父亲被奸人所陷害，方平魂入城隍庙为父亲诉冤。然而奸人贿赂了城隍，席无法伸冤。他入冥府告，地府亦被收买。上下串通，迫使席方平屈服。然而席在严刑拷打下也不畏缩。最终胜利。
9、《儒林外史》中王冕说：“这个法却定的不好，将来读书人既有此一条荣身之路，把那文行出处都看得轻了。”这是《儒林外史》的主题。这个法指以《四书》《五经》取士的科举制度，文行出处表面上指文章、行为、出仕、退隐，实际上指读书人的行为准则。作者认为，“这个法”会将读书人都引诱到读书做官的路子上去，而不再重视道德操守和真才实学，表现出对科举制度的批判精神。
10、范进中举：《儒林外史》故事。范进参加秀才考试二十多次，五十四岁时方才因主考官周进同病相怜，录中秀才，接着又考中举人。他因兴奋过度而发了疯，被岳父胡屠户重打了耳光才清醒过来。中举之后众人一改以前对他的鄙薄，变为谄谀。而他也变成了四处打秋风，在母丧期间仍大吃荤腥的无德之人。借此，作者暴露了科举制度对人性的扭曲戗害，以及世人以科举成否为标准的炎凉变化，表现了对科举制度的批判精神。
14、红学：专门研究《红楼梦》的学问。与《红楼梦》创作同步产生。可分成四个阶段：最初是评点派，以“脂砚斋”为代表。通过对作品的评点，来说明本旨，提示本事，探索艺术;其次是索引派，又称旧红学，以蔡元培为代表。主要是将作品比附为史书，有政治史宫闱史等说法;第三是新红学。将作品视为作者曹雪芹的自传体小说。主要研究作者家世生平与作品以及相关内容的关系。代表人物有胡适、俞平伯和周汝昌;第四是文本评论，指上个世纪五十年代以来的研究，全面研究作品与社会的关系，作品思想内容，以及作品艺术特色等方面。
15、脂砚斋评语：为《红楼梦》早期版本《石头记》中所带的评语，共三千条左右。有署名者大都是脂砚斋，为其别号，姓名不详。但观其评语，与曹雪芹关系异常密切，当是其身边亲友。除此之外，还有畸笏叟、杏斋等人评语，统称为“脂砚斋评语”。从这些评语可见，作者脂砚斋、畸笏叟与曹雪芹关系密切，熟知其生活和写作过程，甚至还参与了《红楼梦》的创作，故对书中所写之事和人物的原型，书中微言大义和写作中奇法妙法，有全面的了解，故以简练的评语出之。可是此人究竟是谁，和曹雪芹的关系是什么，已难于知晓。这些评语对研究《红楼梦》原本内容，特别是已佚的八十回以后部分，《红楼梦》的创作过程，曹雪芹的家世生平以及作品的思想艺术，均有重要价值。但其较为庞杂，也有一些地方歪曲了作者原意。
21、抄检大观园：《红楼梦》中的重要情节。这场轩然大波由贾府主子间内部矛盾引起。贾母的丫头傻大姐在大观园中捡到了“绣春囊”，被邢夫人得到，转给王夫人。王夫人与王熙凤商量后，由王熙凤率周瑞家的、王善保家的对大观园进行抄检。一批年轻的女奴因此受到残酷的迫害，有些被撵走，有的被迫害致死。大观园中欢乐自在的气氛从此结束，也预示了贾府被抄的结局。
22、晴雯之死：晴雯是《红楼梦》中贾宝玉身边的大丫环之一。由于性格倔强，不屈从礼教要求，被王夫人为首的家长势力逐出大观园，以致惨死。“晴为黛影”，她的早夭预示了林黛玉的悲剧结局。
23、黛玉之死：《红楼梦》第九十七回和第九十八回。黛玉听说宝玉与宝钗结婚，万念俱灰，病情日重，将自己和宝玉爱情见证的旧帕与诗稿付之一炬，吐血而死。此段情节虽出于后四十回，但与作者曹雪芹的构思相同。揭示了封建礼教对于男女青年自由恋爱和自主婚姻权力的摧残。
24、刘姥姥进荣国府：刘姥姥是《红楼梦》里的人物。她是王夫人的远亲，在作品中是个极次要的人物。但是她三进荣国府，见证了贾府兴衰荣辱的全过程。一进荣国府是认亲打秋风占便宜弄钱;二进荣国府，刘姥姥是还愿巩固关系。这两次是在贾府的全盛时期。三进荣国府时贾府已被抄家而没落，她挺身而出为贾府收拾残局。因此她也是作品的贯穿性人物
五、简答：
1.揭示了所写故事人物的内涵，表达了作者主观理性认识，对于我们理解作者的心态和作品的主题思想都有助益。
2.1)注意讽刺对象的复杂性多元性，既讽刺其丑行或缺陷，也肯定其正面的一面，如对马二先生;
2)在讽刺人物或事件时，充分揭示其丑行或缺陷形成的社会原因，如科举制度的祸害 3)注重讽刺的写实性。作者不直接出面进行讽刺，而是在不动声色的描写中显示出讽刺。其夸张有着严格的现实依据。如严监生临死的场面描写。
3、两书都对科举制度进行了深刻的批判，但是有所不同。前者主要是对科举制度中的弊端进行批判，如考官昏庸无才，徇私舞弊，致使真正有才之士无法脱颖而出;。而后者批判的矛头直接指向了科举制度本身，对科举制度进行了严厉的批判，而不是如其他同类作品只是对科举制度的弊病进行批判，是其高明之处。认为以朱注《四书》、《五经》取士的科举制度，不仅用无人性的理学毒害了读书人乃至整个民族的精神，如王玉辉那样的人，而且也扭曲了读书人乃至整个民族的人格，直接间接地培养出了愚钝、麻木、无耻，不讲“文行出处”的文人。因此，后者对科举制度批判的深度和广度，都大大超过了前者。
4、《红楼梦》前八十回是曹雪芹所作，这基本上是学界的定论。但后四十回的作者，却大体上有两种看法即高鹗续作和程伟元、高鹗在残稿基础上的补作。可任采一种。
早期的版本都是八十回。八十回以后的那部分稿子没有最后写定，脂砚斋等人曾经读过，但这一部分稿子后来下落不明。现在我们读到的一百二十回本《红楼梦》是作者死后二十多年后才出现的。乾隆五十六年辛亥(1791)年，程伟元和高鹗用木活字刊行了一百二十回本的《红楼梦》，这被红学界称作“程甲本”，第二年又作了一些修订，重新印行，这被称作“程乙本”。从此以后的相当长一段时期里，人们大都认为这就是《红楼梦》的本来面目。
1)从上个世纪二十年代起，专家们经过研究，认为后四十回并非曹雪芹所作，而是高鹗的续作，程伟元则是运作此事的书商。其主要理由是，后四十回中所写的结局与前八十回中的预示和脂批的提示多有不合，如第五回金陵十二钗判词和曲子说到贾府最后的结局是“食尽鸟投林，落了个白茫茫大地真干净”，而程高本的结局却是“兰桂齐芳，家道复初”，而人物的归宿也多有不合。脂批中提示的一些重要关节，也没有涉及;程高本的第一百二十回说到，空空道人再次经过青埂峰下时，见到第一次抄录后，石上的文字又多了一段以后的事，这是程高补作的内证;而特别是高鹗的妻兄张问陶诗《赠高兰墅鹗同年》中的一句“艳情人自说红楼”下自注：“《红楼梦》八十回以后俱为兰墅所补。”这种看法已为学界广泛认同。
2)但是认为后四十回是程高在他人文稿基础上补改而成的学者也大有人在。从胡适以来，学界认为程伟元在程甲本的序言里说的先得手抄本八十卷，又竭力搜求，先得二十余卷，后偶从鼓担上得十余卷，正合原目一百二十回，纯属为抬高续作的身价的故做玄虚。但乾隆稿本的发现，证明程伟元的说法大体属实。据专家研究，这个本子是由若干人抄成的，前八十回属脂本系统，而后四十回中有二十一回是在一个文字比较简略的本子上做了修订，除个别之处对原文有一两个字的删改外，对原文没有什么更动。但却进行了大量的添加，有些地方的添加甚至超过了原文。这些新增的文字，与程乙本相同。而基本没有改动的十九回，显
①然是因原稿添改太多已无法阅读，所以重新抄写过。而还有专家认为，增添的文字出于程
②伟元的手笔，因此“这是《红楼梦》后四十回出于程伟元修订的本证”。而这个稿本上还有“兰墅阅过”，“兰墅太史手定”的字样，则是高鹗参与审阅修订的证据。如此看来，张问陶说的高鹗“所补”，可能不是指续补、续作，而是指补苴、补充。甚至有人认为，“可能是
③根据部分残存原稿加以修改，补写，并非完全由高鹗续作”。这种看法不无道理。首先，后四十回与前八十回有着整体性。如宝黛钗三人的爱情悲剧，以及贾府整体的没落结局，人物性格的总体走向。而且作品艺术性的下降并不明显，有相当一部分的描写相当动人。其风格有着明显的承贯性。而后四十回之所以能在长达一百多年的时间里，很少有人提出他人续补之说，与其在思想和艺术与前八十回的接榫密切相关。清人张新之认为：“有谓此书只八十回，其余四十回乃出另手，吾不能知。但观其通体结构，如常山蛇，首尾相应。安根伏线， ①② 赵岗《论乾隆抄本百廿回红楼梦稿》，载《海外红学论集》第366页~367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
王利器《高鹗、程伟元与〈红楼梦〉后四十回》，转引自韩进廉《红学史稿》第92页，河北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③ 袁行霈主编《中国文学史》第四卷第380页注[9]。 有牵一发全身动之妙。且词句笔气，前后全无差别。”当代著名历史小说作家、学者高阳在对《红楼梦》后四十回做了深入的考证研究后，结合自己的创作体会说：“后四十回的文字虽不及前八十回，但一般公认还是相当不错的。我不认为高鹗有此能力。尤其是续书比自己创作还难，因为得抛了自己的一切，去体会别人的风格。如果高鹗续书能够看不出续的痕迹，那就比曹雪芹还要高明了”;“后四十回既非高鹗所续，更非另一‘满人’改写，那么，当然⑤是曹雪芹的原著了”。当然这种说法也还有问题，因为乾隆稿本的底本与脂砚斋等人看过的八十回以后的部分仍有较大出入，可以肯定不是曹雪芹的原作。但是有很多情节合乎脂批提示甚至影指曹家的实事，因此赵岗认为：“它的真正作者很可能是一个曹家本家的人。他
④很了解《红楼梦》故事的背景，他也读到过雪芹的全部原稿。”
5、探春是《红楼梦》中的重要人物，是贾政与赵姨娘生的女儿。具有志向和理家能力。凤姐患病时，她和李纨、宝钗暂摄家政，对大观园进行了一番改革，对财务开源节流。主要办了三件事。第一件取消了宝玉、贾环、贾兰三人上学的点心、纸笔月银，认为这项开支实际上津贴了袭人、李纨、赵姨娘。第二件是取消了各位姑娘每月头油粉钱二两银子，认为她们每月各有月费银，此项开支属重复。第三件是将大观园中每年的农副产品生产分派给园中服役女仆承包。所产除给姑娘的头油、脂粉、花瓶、鸟食等外，另有盈余，用以改善女仆生活。探春的改革，部分地纠正了贾府的弊端。并且表达了作者对于女性能力的赞叹。
6、贾宝玉基于人类自由天性，对社会主流价值观强迫他异化为传统的文人士大夫的做法进行了不屈的反抗，双方都不妥协，两败俱伤，宝玉只能是归于佛教的虚空，一走了之。
7、一是社会形态多样化。西方经济和文化势力入侵，使中国进入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丰富而多变的社会，提供了丰富多彩的生活现象，使小说家们有了大量的创作素材;二是大都会产生，为小说的创作提供了大量的读者和作者;三是西方小说的写作手法和观察视角，提供了有益的借鉴;四是报刊大量出版发行，为小说的发表提供了丰富的载体;五是中国古典小说的发展，提供了丰厚的土壤。
④⑤
④ 《石头记读法》，转引自《红学史稿》第96页。
《红楼一家言》第
17、18页。三联书店2001年版。其“满人”说，针对赵岗之观点。见下注。 ⑥赵岗《脂砚斋与〈红楼梦〉·三·今本后四十回是谁续的?》，载《海外红学论集》第275页~290页，参见《论乾隆抄本百廿回红楼梦》。
一、单项选择：
1、B
2、A
3、D
4、C
5、D
6、A
7、A
8、C
9、A
10、C
11、ACD
12、B
13、D
14、D
15、C
16、C
17、C
18、B
19、C
20、A
21、B
二、多项选择：
1、BC
2、BD
3、CDE
4、ABE
5、ACD
6、ABD
7、BCD
三、填空：
1、太史氏
2、文行出处
3、谐铎
4、红楼梦 儒林外史 红楼梦
5、周进
9、蔡元培
6、老残游记
胡适
10、吴沃尧 7、文康
11、儒林外史
8、聊斋(志异)
红楼梦
12、程伟元 高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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