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红小说研究

萧红小说研究（推荐8篇）

萧红小说研究 篇1

乡土文学是20世纪一个重要的文学主题，在中国现当代文学中，乡土文学的出现、发展、和流变，构成了一种十分独特而又重要的文学现象。1935年鲁迅在《中国新文学大系二集导言》中第一次正式把20年代台静农、许杰等人的创作称为“乡土文学”，并作了理论阐释，从此，“乡土文学”的理论观点被广泛接受，乡土文学作品被视为重要的文学现象，以自己常青的生命之树不断发展衍变，[1]并相继涌现出了一批优秀作家，萧红便是其中的重要一员。

这位被鲁迅称为“最又前途的女作家”，以本人在个性上的质朴和真诚，以饱蘸感情的笔墨，用心灵的巧手绘织出一幅幅乡村场景的瑰丽图画，展示出东北乡村独有的地域风貌和农民的生存状态，反映了“北方人民对于生的坚强，对于死的挣扎”（鲁迅《〈生死场〉序》），[2]以及更广阔的世事人心，成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描写乡村风貌和乡村内在神韵与魂魄的重要载体。

萧红1911年出生在黑龙江省呼兰河畔。这块质朴淳厚又充满苦难的土地，给了她一双灵秀敏感的眼睛河一颗聪慧多情、热爱生命的心灵，也给了她文学创作无尽的源泉与灵感。萧红虽然出生于一个比较富裕的封建地主家庭，可是优越的生活条件并没有给她提供一个响应的精神家园。[3]生母的早逝，继母的难容，复杂的家庭关系，使萧红有效的心灵滋生了忧伤和多愁善感，冷酷的生存环境使萧红的内心点燃了反抗的火种，邻居们的悲惨命运和不幸遭遇给她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萧红文学作品的题材，绝大部分都来自于呼兰这个北国小城的生活，[4]充满了北方乡村所独有的乡风乡俗。

《呼兰河传》是萧红萧小说创作的颠峰，这部诗化小说充分体现出东北农村的自然风光、北国田园的村野风情，意境自然、疏淡，火烧云的描写是一段脍炙人口的文字，她对严寒的北国冬天的描写也又独特之处。作品一开头就为我们展现出一派北国严冬大地强烈、粗犷的乡味儿，字里行间，饱含着萧红对东北大地的深切体验，带给曾经历过东北严寒的人一种真实感，带给外乡人一种难以想象的奇妙的北方世界的新鲜感。[5]

萧红作品的地方色彩还突出的体现再对黑土地民风民俗的详实记述。翻开萧红的作品，带着黑土气息和东北人生活习俗的画面迎面而来：日夜不息祈求治病除灾的大神鼓；每年阴历四月十八人山人海的姑娘庙会；热闹非常的野台子戏；走街串巷的货郎挑子、凉粉担子麻花箱子、豆腐盘子„„萧红笔下对东北人民生活习俗的描摹是毫无雕饰原汁原味的，是黑土地人们生存状态的真实写照于再现。[6] 萧红的成名作《生死场》也用大部分的笔墨描写了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东北乡村一群旷夫愚妇的近乎原始的生存状态，[7]以及这种生存状态下所具有的“文化性格”，表现了对人类生存意义层面上的文化关照，以及对生死等终极问题的探讨于思考。[8]

萧红善于使用东北方言俗语，如“隔长不短”、“小灵花”、“胡家”、“出马”等，这使她的作品洋溢着醉人的乡土气息，除此之外，她还在《呼兰河传》中对北方老百姓的饮食文化作了渲染，如黄米年糕：“一层黄，一层红，黄的金黄，红的通红。三个铜板一条，两个铜板一片的用刀切着卖。愿意加红塘的加红塘，愿意加白糖的加白糖。加了糖不另要钱。”

[9]

萧红对故乡的感情是很复杂的，有深情的怀恋，也有对贫苦农民的同情及落后生活的厌倦。鲁迅说过：“有地方色彩的，倒容易成为世界的，即味别国过注意。”这地方色彩就是地域文化底色，包括地理风貌、民俗民情、生活方式、宗教信仰、饮食衣着、房屋建筑、语言符号、心理定势等。现代不少作家成为地域文化的传播者，正如鲁迅之于浙东社会文化，矛盾之于沿海畸形都市文化，老舍之于北京市民文化，巴金之于四川封建家庭文化，沈从文之于湖南土著文化一样，萧红那充满乡土风情、蕴含着浓重文化意识的作品，填补了北大荒地

域文化的空白，[10]其作品也具有了超越时间和空间的性质。[11]

参考文献：

1． 孙丽玲.萧红迟子建创作中的乡土意识比较.云南：曲靖师范学院学报.2005，24（5）

2.艺丹.浅析萧红作品中的乡土文化意识.山西高等学校社会科学学报.2002，14（11）

3．鲁迅.鲁迅全集，第6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

4．李君玲.论萧红乡土小说的深刻意蕴.郑州：河南商业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4，17（6）

5．任金凤.萧红对北方乡村的客观再现与主观沉思.黑龙江：边疆经济与文化.2004，（10）

6.艺丹.浅析萧红作品中的乡土文化意识.山西高等学校社会科学学报.2002，14（11）

7．张玉秀.萧红的小说世界.齐鲁学刊.2004，（2）

8．闫秋红.野蛮之祸与野性之美——从东北地域文化角度重读《生死场》.学术论坛.2005，（4）

9．金鑫.批判与眷恋——萧红笔下的人与自然.辽宁鞍山师范学院中文系

10.郭玉斌.《呼兰河传》：纯美的大荒诗魂.学术交流.2005，（3）

萧红小说研究 篇2

萧红,中国20世纪30年代著名的左翼女作家,1911年生于黑龙江省呼兰县一个地主家庭,幼年丧母。萧红是现当代文学研究者眼中的一位具有独特风格的女作家。萧红的后期代表作《呼兰河传》于童年生活的回忆中描写北方小城人民愚昧不幸的生活。本文主要从萧红小说空间叙事构建研究谈起,主要研究空间叙事现状和空间叙事对《呼兰河传》的影响,进而分析萧红著作的特点和感情依托。

我们将空间叙事主要分为三个层面: 一个是空间叙事形态; 二是空间叙事技巧; 三是空间叙事功能。正式由于运用传统叙事学、空间叙事以及接受美学的相关理论来分析萧红小说的空间叙事和空间美感,这种空间形式的创造,凸显了萧红小说创作的独特性,突破了传统小说体裁,萧红成为继鲁迅之后给中国现代小说诗学重新划定边界的作家之一。《呼兰河传》就是一部典型的空间叙事小说,从传统的艺术观看,小说是时间的艺术。而萧红小说通过概述的运用和叙事时间连续的忽略,中止了具体时间的流动,达到模糊时间,消解时间的目的,从而具备了跨越时空的独特的艺术魅力。

萧红的《呼兰河传》总的空间呈现“橘瓣形”。《呼兰河传》共七章,开头环境描写占去了整个篇幅的四分之一,叙写的三个故事: 小团圆媳妇的遭遇,有二伯的境况,冯歪嘴子的生活,在没有尖锐的矛盾冲突,没有时间线索,没有贯穿始终的典型人物,没有紧张曲折的情节等情况下,这三个独立的故事与呼兰河的各种风俗又似脱节,但如果我们用空间形式来关照《呼兰河传》的叙事模式就可以理解萧红的这种叙事结构了小说《呼兰河传》的主人翁不同于一般的小说,它是以呼兰县城这一环境为结构中心来组织全篇的。小说以呼兰河作为故事发生的大空间,印迹着“我”的童年的快乐与寂寞的“我家的院子”作为小空间,连续几节的开头不厌其烦地诉述着“这院子是很荒凉的”,“我家的院子是很荒凉”、“我家是荒凉的”,这样发生在里面的小团圆媳妇、有二伯和冯歪嘴子们的故事构成一个围绕呼兰河的整体。时间连续性的忽略,使小说在向现实背景横向拓展的同时,又向社会历史深处延伸,从而以并列的意象或状态显现并以固定的空间组成一个有机的统一体。

《呼兰河传》在空间控制技巧上,作者主要采用的是成人和儿童二重视角,通过两种不同的主体视角混合叙述,拓展了叙事的空间。小城风貌、地理环境、风土人情、家院和我与祖父朝夕相处的童年生活、街坊邻里等内容,每章皆可独立成篇。萧红运用散文化的手法来刻画这些看似破碎的生活画面。作者更多展现的是写作的环境和背景,她把“人类的愚昧”和“改造国民灵魂”作为自己的艺术追求,她是在“对传统意识和文化心态的无情解剖,向着民主精神和个性意识发出深情地呼唤。”空间叙事功能即是空间参与小说的作用和意义。对人生的思考不是通过故事发展的时间,而是通过空间来思考的。这也体现出了萧红的作品和其他同一时期的作品不同的魅力之处。萧红的人生经历让她关注的是私人空间和对苦乐人生的思考。便会更关注空间里的人生命运。

2 情感心理空间

《呼兰河传》中所表现的情感心理也是十分细腻的。在《呼兰河传》中,作者一直强调着一句话: “我家的院子是荒凉的。”似乎他的生命里和内心世界永远也躲避不掉这种荒凉之感。天真烂漫的童年时光和孤独寂寞荒凉的成年生活形成了鲜明的对比。童年心灵的自由的生活状态和成年时生存境遇形成了鲜明的反差。这也构成了《呼兰河传》别样的情感心理空间范式。

《呼兰河传》没有一个完整的故事情节,都是片段式的。多以作者的情绪为脉络去发展故事情节。而作者的内心世界总是凄凉、落寞的。在《呼兰河传》中,作者总是将自己在现实和童年之间游离着。将自己沉浸在祖父和后花园的美好记忆中,只有祖父的溺爱,使她在童年感觉到了人间的温暖,善良与憎恶,温暖与冰冷,是她所生活的分裂世界,充斥着分裂的情感。这也是促使她极为反叛的契机。祖父的爱,也让萧红对温暖和爱怀着永久的憧憬和追求,表现出作者自我的寂寞之感。

家里一切事务都由祖母掌管着,无疑家中祖父和萧红都是被歧视的弱势群体。祖父作为家中的长者,一位老太爷,有二伯给他的更多是尊敬,厨子给他的更多是吹捧。没有人能与他说知心话,他的寂寞感也就难消除。在祖父病重的那段时日里,年事已高,身体重病的他心里更是满心的寂寞。他盼望着萧红放假回家陪他,萧红也希望自己每次回到家中祖父还在活着,祖父的寂寞也是萧红作品中情感心理空间的展现。

3 情节淡化的空间叙事结构

萧红的小说之所以经受住历史的严峻考验,在很大程度上依持了她所创造的独特的叙事结构。在小说结构方面,萧红追求的是一种简单、自然的形式,所谓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完整的故事情节、西方现代艺术表现方法等在她的小说里完全退隐了。萧红在小说的创作中摒弃了长篇故事时间的延续性,摒弃了代表因果关系的情节结构,而采用贯穿始终的思想情感作为主线,并通过时空的跨越和有着内在联系的一幅幅画面,来完成一系列人物形象的塑造。这种写法在《生死场》和《呼兰河传》两部小说中表现得尤为突出。

崛起于20世纪30年代初的萧红所直接感受到的正是“五四”以来近现代文学的新气息。西方现代派小说的创作理论的影响以及中国文学传统中抒情传统的承续,都使中国现代小说出现了把散文和诗引入小说的创作倾向,情节的淡化使小说的结构呈现多姿多彩的形式。萧红正出现于“五四”与“延安”传统交接之际,抗战文学、沦陷区文学、市民文学并存在文坛的时刻,这种开放式、融汇式的文化结构使作者的创作心灵处于一种自由境地,一切类型化、观念化的小说模式消解了,用自己擅长的散文笔致来结构小说,写自己熟悉的体验和观察,在环境氛围中,传达出对人生对历史的深刻的思考,这种透出鲜明个性的不拘格套的萧红式的结构方式,在中国现代小说结构史上具有创新意义。

3. 1 故事情节的淡化

萧红小说基本上不叙述一个完整的故事,也没有贯穿始终的重要的人物形象,小说的情节是由叙述者所感受的一些零散的生活片段组合而成,小说的重心主要在于呈现叙述者对人生的主观感受和体验,以及由这种感受和体验所引发的一种特定情绪。萧红在《呼兰河传》等作品里不惜将情节的发展中断,进行集中的描绘。这确实有些破格,并且因此受到责难。萧红却置之不顾,她有着自己的追求,也许正是这一点构成了萧红创作的主要特色。

《呼兰河传》通过叙述者回忆的眼睛,描述了东北地区一座小县城的平凡生活和风俗人情。小说几乎没有什么故事,只是叙述者对童年时代所感受和体验过的日常生活横断面的汇聚。小说开头叙述了呼兰县城特有的生活环境、风物习俗,历史掌故、人情世态,并以此为背景映射出叙述者的生活经历以及一些见闻的感受,着重叙写了自己家庭生活的片段,特别是祖孙二人在后花园里度过的快乐时光。后五章叙述者选取小团圆媳妇之死、有二伯的生活、磨倌冯歪嘴子的生活等悲剧生活片段加以描述,以此展示出呼兰河县城人们生活的一些侧面,呈现出呼兰人在陈旧风俗下的愚昧、麻木和悲剧的命运,表现出这些凡夫俗子们同艰难人生抗争的顽强的生命力,这散文化的写法正是《呼兰河传》这部小说的特色。

3. 2 开放的时间结构

《生死场》和《呼兰河传》这两部小说在叙述上没有前因后果关系,传统的时间顺序被取消了,空间结构摒弃了时间结构,形成了几个并置的意象或状态。《生死场》叙述的只是一个个乡村生活片段的连缀: 二里半和羊的故事、王婆的故事、金枝的故事,各个故事看似没有密切的联系,处于一种并列状态,但他们同动物的“生、老、病、死”之间有一种内在有机的联系。《呼兰河传》共七章,开头环境描写占去了整个篇幅的四分之一,续写的三个故事: 小团圆媳妇的遭遇,有二伯的境况,冯歪嘴子的生活,在没有尖锐的矛盾冲突,没有时间线索,没有贯穿始终的典型人物,没有紧张曲折的情节等情况下,这三个独立的故事与呼兰河的各种风俗又似脱节,但如果我们用空间形式来关照《呼兰河传》的叙事模式就可以理解萧红的这种叙事结构了。小说以呼兰河作为故事发生的大空间,印迹着“我”的童年的快乐与寂寞的“我家的院子”作为小空间,连续几节的开头不厌其烦地诉述着“这院子是很荒凉的”,“我家的院子是很荒凉”、“我家是荒凉的”,这样发生在里面的小团圆媳妇、有二伯和冯歪嘴子们的故事则以并列的状态显现并以固定的空间组成一个围绕呼兰河的有机的统一体。

萧红小说语言特色浅析 篇3

摘 要:萧红一直被认为是独特的写作者。她多舛的情感历程、敏感而真诚地直观黑土地上乡间村民们悲惨的生活、独特地关照生命的方式、超常规的语言组合等,历来为评论者所注目。本文试图就萧红小说语言表达上的两个现象,寻找一把解读萧红小说的钥匙。

关键词:萧红 小说 语言特色

一、诗化语言的大量运用

严家炎在《<呐喊><彷徨>的历史地位》中这样阐述:“中国现代小说在鲁迅手中开始,又在鲁迅手中成熟。”鲁迅也在“为中国现代小说寻找自己的小说形式”,他借鉴了诗歌、散文、音乐、美术,以至戏剧的艺术经验来从事小说创作,并试图将它们融为一炉,于是出现了“诗化小说”,如《伤逝》、《社戏》等。这种诗化小说借鉴了诗歌比拟、比喻、象征等表现手法,词语凝练、结构跳跃、富有节奏和韵律。中学时代就特别爱看鲁迅的《野草》、《呐喊》、《彷徨》,并能对《野草》大段大段背诵的萧红,其小说一开始就在鲁迅开辟的“诗化小说”方面得以发展。

《王阿嫂的死》是萧红年仅22岁时写的第一篇反映下层人苦难的小说。小说的开头是这样写的:“草叶和菜叶,都蒙盖上灰白的霜。山上黄了叶子的树,在等候太阳。太阳出来了,又走进朝露去。野甸上的花花草草,在飘送着秋天零落凄迷的香气。”文中拟人化手法的运用,在状物写景中,把主人公命运渺茫的悲剧性氛围隐喻暗示出来,从而构成了该篇的基调。

成名作《生死场》中“中秋节过去,田间变成残败的田间;太阳的光线渐渐从高空忧郁下了,阴湿的气息到处撩走,南部的高粱完全睡倒下来,接接连连地望去,黄豆秧和揉乱的头发一样蓬松的后面,也有的地面完全拔秃似的。”这段拟人化语言,与其说是女主人公金枝忧愁痛苦、难言的眼中世界,毋宁说是作家感知世界、表现世界的一种言述方式。

不仅如此,萧红后期小说具有了诗的节奏。完成于1940年底的长篇小说《呼兰河传》,是其艺术上完全成熟的作品。呼兰河城“卑琐平凡”的实际生活和那些所谓精神上的壮举,不仅使人想到分行排列的诗,而且具有了诗的回环和韵律:“满天心光,满屋月亮,人生何如,为什么这么悲凉?”“若赶上一个下雨的夜,就特别凄凉,寡妇可以落泪,鳏夫就要起来彷徨。”这样诗化语句和具有诗的节奏的语段,在其作品中比比皆是。童年时的经历,少年时接受鲁迅的影响,成年后得到鲁迅的关怀,女作家纤细敏锐的艺术感受,多舛的情感历程,都是萧红在小说中选取诗化语言的原因。写景以造型为目的,强调景物的状态和这种状态对读者造成的视觉效果与心理效果,每一幅画面通过固定的视点呈现出来,画面之间省略了逻辑关联,甚至省略了其中的时间性因素;写人则剥离去属于伦理范畴的灵性和神性,把人的活动还原为动物性的运动,人物除了具有生命的活动之外,别无其他显著品格。这种诗化语言,在初读者看来虽不如传统小说当行本色,但这正是萧红独特的言述方式。

二、独特的句式

(一)多主语

读萧红的小说会发现,每一个句子都有独立的主语,有时甚至不避讳主语的重复。《呼兰河传》中“我想,幸好我长大了,我三岁了,不然祖父该多寂寞。我会走了,我走不动的时候,祖父就抱着我;我走动了,祖父就拉着我。”写“树”、写“我”,主语一再重复。萧红是一个极端忠实于内心感受、敏感而真诚的作家,她对人世间一切的把握,完全来源于一种生命的直觉,主语的重复因此并不是修辞上的缺陷,它根源于萧红对世界的整体感受,重复正表达了不断加强这种感受。这是一种完全没有句法意识的语句,可读后并不觉晦涩含混,相反却是清晰的,并且有画面感。

(二)大量使用主动句式

如同庐隐大量使用感叹句增强了叙事的情感容量一样,萧红大量使用主动句式。除一些完全表达被动语义外,作者尽量使用主动句式。《生死场》中“褥子在盆中大概还没有洗完,可以搭到篱墙上了!也许已经洗完。”“驱着车子的青年结实的汉子过去了;鞭子甩响着。”在《生死场》第一节“麦场”里共503个句子,被动句只有9个,不到2%。被动句式强调因果关系,强调施事与受事的差别,体现把握世界的条理性。而萧红小说绝少使用被动句式,习惯隐去施事者,使之看起来像一个主动句,造成一种印象:世界上的事物的发生是自然的,没有明显的起因,事物与人共享着这个世界,人与事物处于一种平等的关系中。

语言的独特性,让我们从另一个角度认识了这位女作家感知世界的方式,这种方式是对鲁迅诗化小说的再现。她注重打开小说和非小说之间的厚障壁,创造出一种介于小说与诗之间的新型样式。因而她的小说没有时间上的连续性,也没有事件上的完整性。从这点上说萧红是“反小说”的,她用自己的语言表达方式,描写家乡人的情感,捕捉家乡人的情调,展示东北土地上野性的力量。

萧红是独特的,她用自己的语言表达方式描写故乡,表现自我。萧红是说不完的,只要有人想走近她,认识她,就要熟悉她的语言,她的语言正是读者解读作者及其小说的钥匙。

读萧红作品有感 篇4

摘要：萧红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一位特别的女作家，她的一生颠沛流离、短促悲凉。萧红小说的创作正是她的悲剧人生的真实写照。她以自己充满悲剧的人生经历和生命体验，以先觉者的姿态观照她所熟悉的乡土社会的生存状态和生存境遇，揭露和批判人性的弱点，抒写着女性的悲剧、人的悲剧以及人类生命存在的悲剧。萧红经历的生命是短暂悲凉的，但她的作品是具有战斗力的，弥漫着深沉的悲剧意识和强烈的悲悯情怀。

关键词：童年；颠沛流离；悲剧意识；悲悯情怀

萧红，她肉体的生命仅有三十一载，但她以炽热的生命之火，熔铸出了诸多生动清丽、富有生命力和民族精神的文字。她精神的生命是永无止境的，在人生的轮回流转中绽放着耀眼夺目的光芒。她将自身不幸的生活经历，或是广大劳苦人民的痛苦生活状态以现实主义的笔触书写出庞大的里程碑式的作品——《生死场》、《呼兰河传》、《小城三月》等等。她的一生虽是悲惨短暂的，但她作品中折射出来的悲剧意识和悲悯情怀却一直存在。她和她的作品将永远留在人们心中，被人们研究与感怀。

一、寂寞无趣的童年

萧红(1911—1942)，黑龙江呼兰河县人。原名张迺莹，笔名悄吟、田娣。中国现代著名女作家。1930年因反抗旧家庭的迫害离家出走。1933年开始从事文学创作。1934年与萧军赴上海，结识鲁迅。后来去日本养病。七七事变后回国参加抗战，先后到过武汉、西安、重庆等地。1940年与端木蕻良同去香港，在贫病交迫中坚持文学创作。1942年1月22日在香港病逝。代表作有《呼兰河传》、《生死场》、《马伯乐》、《小城三月》等。

人们常说，童年是人生的乐园，但萧红的童年却是不幸的，她经受了太多的痛苦和折磨。虽说出生在一个地主家庭里，生活应该算是富裕充足的，但是在一个重男轻女的社会里，萧红的出生使全家都感到失望，除了祖父。不论是她的祖母、父亲、生母或是继母，都不喜欢她。据说萧红刚出生的时候，哭声很大，接生婆老石太太把她从水盆中拎出来说：“这丫头蛋子，真厉害，大了准是个茬儿。”亲友们都说她这种倔强性格是天生的。对于父亲，萧红是这样形容的：“父亲常常为着贪婪而失掉了人性。他对待仆人，对待自己的儿女，以及对待我的祖父都是同样的吝啬而疏远，甚至于无情。”她的生母对她严格苛刻，继母更是缺少慈爱，萧红回忆到：“这个母亲很客气，不打我，就是骂，也是指着桌子或椅子来骂我。客气是越客气了，但是冷淡了，疏远了，生人一样。”但是另有资料显示：如果说生母对小萧

那么继母对小萧红则是用尽了心机来损害与虐待，这给萧红的身心带来了更大的摧残。不管哪个更能偏信一些，我们都能可想而知，萧红是在阴冷、薄情的家族中长大起来的，在孤独与无助中挣扎过来的。

在这个冷酷无情的家庭里，唯有祖父爱护她，疼爱她。当萧红刚学会走路的时候，祖父就领着她到后花园子里去玩耍。花园里边明晃晃的，红的红，绿的绿，蜂子、蝴蝶、蜻蜓、蚂蚱，样样都有。祖父栽花，萧红也跟着栽花；祖父拔草，萧红也跟着拔草；祖父铲地，萧红也跟着铲地。后花园成了萧红儿时的乐园，这个乐园开阔了她的视野，陶冶了她的感情，培养了她对大自然的热爱。就这样一天一天的，祖父，后花园，自己，这三样对萧红来说是一样也不可缺少的了，陪伴着她度过了无聊孤独的童年生活，这也使得她开始对于周围的事物怀有一种悲悯情怀。

萧红的童年是寂寞无趣而又孤独的，因而形成了她忧郁、敏感而倔强的性格，这些也导致她忧郁悲凉的创作风格。对萧红来说，童年生活的记忆是专属特别的，不管是祖父或是后花园。后来，萧红在她的长篇自传体小说《呼兰河传》中，以一种忧郁真实地笔触、满怀悲凉的心绪书写了自己的童年，具有深深地感染力。

二、悲剧意识的形成与展现

悲剧意识，是作家对生活的悲剧性进行理性梳理和把握而形成的一种审美意识，并通过创作最终完成对悲剧意识的表达。悲剧意识的形成与作者的生活环境和个人经历都有关，萧红也不例外。

萧红是一个身心俱受摧残的不幸女性，一个被家庭、爱情和社会所放逐的灵魂。刚刚成年的她逃离家庭，背井离乡，颠沛流离，被骗怀孕，惨遭遗弃，情人背弃，朋友不解，家园失却，病魔缠身，再到后来的客死异乡，在她内心深处，深藏着难以排解的无家的悲凉感。她的一生，是遭受封建父权专制和外族侵略双重放逐的一生。既经受了失去家园的无奈与痛苦，又饱尝了寻找家园的坎坷、屈辱与悲欢，她在无可奈何而又义无反顾地舍弃失去之后，又满怀希望地探索寻求，向着温暖与爱的方向，怀着永久的憧憬与追求。穷困潦倒、颠沛流离的流浪生涯以及不寻常的情感经历使她在创作中具有了直面真正的人生的勇气，广大贫苦百姓的痛苦遭遇给了她创作的力量和启示。她笔下的乡土世界是像一滩死水一般的，没有真正意义上的生命本体。人们以群体的方式存在，每天木讷的生活，没有充满生命活力的创造或是微弱的反抗，呈现出一种死寂的生存状态。他们对于生与死的态度是极度麻木与轻视的，萧红在《生死场》中紧紧抓住生与死——人的生命的起点和终点这两个重要环节进行了突出的展现和深刻的剖析，于无尽的悲悯中透露出沉重的批判，表现出她独特而深沉的人生悲剧感。

如果说萧红在《生死场》中一针见血地指出了人们对于生命价值的极度麻木与轻视，展现给读者的是一片赤裸裸的生与死的荒原的话，那她在《呼兰河传》中则以一种极其平静淡然的口吻叙说着“生存”着的人们对于生与死的漠然。《呼兰河传》可以说是一部几乎无事的悲剧，尽管还是会有人死亡，却不像《生死场》般赤裸裸的惨酷。呼兰河人只是麻木混沌地

生存着，而不是活着，他们感受不到生命的珍贵与死亡的无助和悲哀，所有的一切只是顺其自然，都是被动的生生死死。面对会给自己带来巨大灾难的大泥坑，人们宁愿想法设法地绕道而行，或是幸灾乐祸地围观旁人或牲畜掉进泥坑的窘境，从中获取乐趣；大方可爱的小团圆媳妇只是因“见人一点也不知道羞”[6]就被家人折磨致死，而旁人却淡然的看着，认为这一切理所当然。他们都以为别人的悲剧与自身无关，只是麻木地生活着，观看着，殊不知正是因为他们对于生与死的无知与漠然导致了他人生命的悲剧，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他们只是“善良无知的刽子手”罢了，在杀害他人的同时，也在将自己推向死亡的深渊，只是这种死亡是平静安然的。在呼兰河人看来，没有过去，也没有未来，无所谓生，也无所谓死，所有的一切都是死一般的沉寂，这种死一般的沉寂无疑是种悲剧，然而他们却不以为然，这种不以为然、超然冷漠才是真正的更大的悲剧，在《呼兰河传》中萧红将其传达得淋漓尽致。

此外，在萧红的悲剧意识中，妇女命运是她思考的核心问题。在旧中国父系文化全面渗透与统治地位的时代里，女性普遍遭受压制，处于奴隶和从属地位。萧红身为女性，很早就敏感于男权文化的压迫。她的女权思想也许是从小养成的，她出生在辛亥革命爆发的年头，又成长在具有维新倾向的乡绅之家。其父张延举是呼兰教育界的头面人物，加入了国民党，并带头破除迷信创办女学。这使萧红在童年时代就接受了五四新文化的启蒙，具有向封建礼教挑战的自觉。作为叛逆者，她拥有巨大的勇气，敢于逃脱封建家庭的囚笼，向封建家庭专制提出强烈地反抗，并通过自己的实际行动——逃跑来证明自己的不满。也许是因为她的叛逆导致了她走上了一条不归路，但是也成就了她对于女性悲惨生活和悲剧意识的强烈抒发。

三、作品中的悲悯情怀

悲悯情怀是指作者对人间苦难中的人并不轻视蔑视甚至可怜，而是以一种博大的爱的眼光、感同身受的情感来看待的一种情怀。也许是因为个人经历给萧红带来了太多的影响，一开始萧红便与其他现代女性作家是不同的，她是以先觉者的焦灼姿态去观照现实的苦难人生，用一种现实的笔触去诉说现实生活中的悲剧，而不像冰心那样诗意温婉，也不同于庐隐的悲愁哀怨，萧红就只是单纯地用她的悲悯情怀来表达她想表达的对于女性、对于人所存在的悲剧意识。她以一种开阔的悲悯胸怀记叙着自己不幸的人生经历或是她所见到的广大贫苦农民的悲惨生活，这导致了她的作品中存在着丰厚的悲剧意识和悲悯情怀。

《生死场》中展现给读者的不仅仅是悲剧意识，悲悯情怀也始终贯穿于其中。不论是二里半和山羊，王婆和老马，还是金枝的悲剧或是月英的苦难，他们都是生的惨烈，死的漠然。鲁迅先生在为《生死场》作序时，他称赞萧红对于北方人民的“生的坚强”，“死的挣扎”的刻画，“已经力透纸背”，会给读者“以坚强和挣扎的力气”。从这些令人窒息的画面中，我们明显地感受到作者被压抑在内心底层的孤独与寂寞之感，一种内在的冲突和哀痛。她同情那些生活在社会最底层的人们，感叹他们惨绝人寰的生活和“无处可去”的悲哀，又对他们对于生和死的麻木态度感到深深的悲悯和无奈。

四、结语

萧红：又是冬天 篇5

窗前的大雪白绒一般，没有停地在落，整天没有停。我去年受冻的脚完全好起来，可是今年没有冻，壁炉着得呼呼发响，时时起着木的小炸音;玻璃窗简直就没被冰霜蔽住;子不象去年摆在窗前，而是装满了子房的。

我们决定非回国不可。每次到书店去，一本杂志也没有，至于别的书，那还是三年前摆在玻璃窗里退了色的旧书。非去不可，非走不可。

遇到朋友，我们就问：

“海上几月里浪小?小海船是怎样晕法?……”因为我们都没航过海，海船那样大，在图画上看见也是害怕，所以一经过“万国车票公司”的窗前，必须要停住许多时候，要看窗子里立着的大图画，我们计算着这海船有多么高啊!都说海上无风三尺浪，我在玻璃上就用手去量，看海船有海浪的几倍高?结果那太差远了!海船的高度等于海浪的二十倍。我说海船六丈高。

“哪有六丈?”郎华反对我，他又量量：“哼!可不是吗!

差不多……海浪三尺，船高是二十三尺。”

也有时因为我反复着说：“有那么高吗?没有吧!也许有!”

郎华听了就生起气了，因为海船的事差不多在街上就吵架……

可是朋友们不知道我们要走。有一天，我们在胖朋友家里举起酒杯的时候，嘴里吃着烧鸡的时候，郎华要说，我不叫他说，可是到底说了。

“走了好!我看你早就该走!”以前胖朋友常这样说：“郎华，你走吧!我给你们对付点路费。我天天在××科里边听着问案子。皮鞭子打得那个响!哎，走吧!我想要是我的朋友也弄去……那声音可怎么听?我一看那行人，我就想到你……”

老秦来了，他是穿着一件崭新的外套，看起来帽子也是新的，不过没有问他，他自己先说：

“你们看我穿新外套了吧?非去上海不可，忙着做了两件衣裳，好去进当铺，卖破烂，新的也值几个钱……”

听了这话，我们很高兴，想不说也不可能：“我们也走，非走不可，在这个地方等着活剥皮吗?”郎华说完了就笑了：

“你什么时候走?”

“那么你们呢?”

“我们没有一定。”

“走就五六月走，海上浪小……”

“那么我们一同走吧!”

老秦并不认为我们是真话，大家随便说了不少关于走的事情，怎样走法呢?怕路上检查，怕路上盘问，到上海什么朋友也没有，又没有钱。说得高兴起来，逼真了!带着幻想了!老秦是到过上海的，他说四马路怎样怎样!他说上海的穷是怎样的穷法……

他走了以后，雪还没有停。我把火炉又放进一块木去。

又到烧晚饭的时间了!我想一想去年，想一想今年，看一看自己的手骨节胀大了一点，个子还是这么高，还是这么瘦……这房子我看得太熟了，至于墙上或是棚顶有几个多余的钉子，我都知道。郎华呢?没有瘦胖，他是照旧，从我认识他那时候起，他就是那样，颧骨很高，眼睛小，嘴大，鼻子是一条柱。

“我们吃什么饭呢?吃面或是饭?”

居然我们有米有面了()，这和去年不同，忽然那些回想牵住了我……借到两角钱或一角钱……空手他跑回来……抱着新棉袍去进当铺。

我想到我冻伤的脚，下意识的看了一下脚。于是又想到子，那样多的子，烧吧!我就又去搬了木进来。

“关上门啊!冷啊!”郎华嚷着。

他仍把两手插在裤袋，在地上打转;一说到关于走，他不住地打转，转起半点钟来也是常常的事。

萧红的名言名句 篇6

2、太阳在园子里是显得特别大。花开了，就像花睡醒了似的。鸟飞了，就像鸟上天了似的。虫子叫了，就像虫子在说话似的。一切都活了，要做什么，就做什么，要怎么样，就怎么样，都是自由的。

3、楼顶和树梢都挂住一层稀薄的白霜，整个城市在阳光下闪闪烁烁撒了一层银片。我的衣襟被风拍着作响，我冷了，我孤孤独独的好像站在无人的山顶。每家楼顶的白霜，一刻不是银片了，而是些雪花、冰花，或是什么更严寒的东西在吸我，像全身浴在冰水里一般。

4、黄瓜愿意开一个谎花，就开一个谎花，愿意结一个黄瓜，就结一个黄瓜。若都不愿意，就是一个黄瓜也不结，一朵花也不开，也没有人问它。玉米愿意长多高就长多高，他若愿意长上天去，也没有人管。

5、蒲公英发芽了，羊咩咩的`叫，乌鸦绕着杨树林子飞，天气一天暖似一天，日子一寸一寸的都有意思。杨花满天照地的飞，像棉花似的。

6、蓝天蓝得有点发黑，白云就象银子做成一样，就象白色的大花朵似的点缀在天上;就又象沉重得快要脱离开天空而坠了下来似的，而那天空就越显得高了，高得再没有那么高的。

7、灯光照得河水幽幽地发亮。水上跳跃着天空的月亮。

8、飞机都是银白色的，并且又都叫着呜呜的声音，它们每个都在叫着吗?这个，我分不清楚。或者它们每个在叫着的，节拍象唱歌的，是有一定的调子，也或者那在云幕当中撒下来的声音就是一片。好象在夜里听着海涛的声音似的，那就是一片了。

9、生老病死，都没有什么表示。生了就任其自然的长去，长大就长大，长不大也就算了。春夏秋冬，一年四季来回循环的走，那是自古也就这样的了，风霜雨雪，受得住的就过去了，受不住的，就寻求着自然的结果。

10、女性有着过多的自我牺牲精神。这不是勇敢，倒是怯懦，是在长期的无助的牺牲状态中养成的自甘牺牲的惰性。

11、天空中一会儿红彤彤的，一会儿金灿灿的，一会儿半紫半黄，一会儿半灰半百合色。葡萄灰，梨黄，茄子紫，这些颜色天空都有，还有些说也说不出来、见也没见过的颜色。

12、我完全被青春迷惑了，读书的时候，哪里懂得“饿”?只晓得青春最重要，虽然现在我也并没老，但总觉得青春是过去了!

13、这些回忆我是愿意忘却的;不过，在忘却之前，我又极愿意再温习一遍。

14、他就像一场大雨，很快就可以淋湿你，但是云彩飘走了，他淋湿的就是别人。我就像他划过的一根火柴，转眼就成为灰烬，然后他当着我的面划另一根火柴。

15、春来了，人人像久久等待着一个大暴动，今天夜里就要举行，人人带着犯罪的心情，想参加到解放的尝试……春吹到每个人的心坎，带着呼唤，带着盅惑…

16、蝴蝶随意的飞，一会从墙头上飞来一对黄蝴蝶，一会又从墙头上飞走了一个白蝴蝶。它们是从谁家来的，又飞到谁家去?太阳也不知道这个。只是天空蓝悠悠的，又高又远。

17、花开了，就像睡醒了似的。鸟飞了，就像在天上逛似的。虫子叫了，就像虫子在说话似的。要做什么，就做什么。

浅议萧红小说中的动物意象 篇7

意象本是中国古典文论中的范畴, 主要是对诗歌批评而言。“诗言情”强调诗歌的抒情和审美功能, 诗歌中意象“是融入了主观情意的客观物象, 或者是借助客观物象表达出来的。”即意象是主客体传情达意的有效方式, 既表现了客观物象的自然属性和特征, 同时又熔铸了作家自身的情感意蕴。随着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 特别在中国现代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过程中, 引入了诗歌、游记、日记等传统文学样式, 小说加强了抒情性特征, 出现了“各式各样的小说”, 小说形式更加自由、舒展, 体验性、抒情性在小说中的表现越发明显。因此, 小说中的意象和诗歌一样亦是作家言情的表现。萧红抒情化的小说正是借用动物意象作为小说的抒情方式, 负载了作家的主旨和命题。

一、动物意象在萧红小说中的主要表现

在我国古代神话中有许多动物图腾崇拜, 这反映的是原始先民在动物身上寄托的美好情感。古希腊的悲剧也起源于与羊有关的酒神祭祀, 这说明古今中外动物都积淀了民族文化心理的体验。萧红故乡题材小说中的一系列动物意象一定程度上是作者对民族、故乡以及生命形态情感化的象征。萧红故乡题材中的动物意象主要体现在:《生死场》——山羊、老马、狗;《呼兰河传》——鸡、鸭、猪、狗、牛、羊、乌鸦;《牛车上》——牛。仔细读过萧红小说的人, 一定不会忘记那只哀鸣的山羊, 那匹走向屠场的老马, 走在旷野上的牛车, 还有映衬孤寂夜色的家禽家畜, 那些七八月间黄昏后成群结队的乌鸦。萧红对养育过她的土地是虔诚的, 在萧红的小说世界里, 那些生活在北中国乡隅的动物们并非是滑稽、怪诞、邪恶的象征, 而是与黑土地的人们休戚与共的, 一匹马、一只羊、一头小猪的命运就是生活在那里的人们的命运, 诗化的语言里透着一股荒凉, 虽然是用这些并不美丽的动物来营造家乡, 却依然流露出对故土的怀念和追忆。

一方面萧红把黑土地上人与动物的生存状态紧密结合起来, 使得动物也人情化甚至人性化。从生存方式上看, 萧红用自己的笔触写了动物的原始自然生存状态, 暗示人和家禽家畜一样在北中国都过着平庸、琐碎的生活, 然而生活在其中的人们自己看来, 那是他们应有的生活状态。呼兰河的人们对自己的生命和生存状态没有反抗之意。似乎人生存的意义只是为了吃饭穿衣, 人死了也就完了。就像作者所说:“在乡村, 人和动物一样忙着生, 忙着死……”萧红还把动物的旺盛生命力和人类的生育置

二、动物意象的丑趣

“丑”作为一个美学概念, 与“美”相对, 强调人与客观事物在社会实践中历史地形成的一种否定性关系。丑, 普遍存在于自然界、社会生活和各个艺术领域, 作为特殊的审美对象, 它能唤起人们一种否定性的审美体验。萧红将众多动物形象入小说, 从我们的感官来看, 它们是一些丑的形象, 并不能引起接受主体对美的向往, 但是将它们引入小说与人的状态结合起来, 丑就有了内容。这里我所理解的“丑”并不限于动物的外形丑, 而是作家把动物意象中的感情影射到人自身。把动物与人的体验联系在一起产生的。动物是外在的形式, 真正要反映的是人的生存处境。萧红对那些既顽强又有顽强生命力的动物怀有既同情又批判的态度, 那些乡村动物暗示了人对生的顽强和自身固有的劣根性。从美丑对比, 以丑为美的审美价值中流露出作家个体对美的追求。整体来看, 作家以动物的不自知、蒙昧来象征人性中丑的一面。尤其是《呼兰河传》、《生死场》中人的那种动物似的只满足于当前生活状态而不注重人精神的发展, 无知地过暗淡的生活, 是很好的例证。

将动物与人事命运相关联, 动物意象用于塑造人物, 这主要体现在《呼兰河传》、《生死场》等作品中。《呼兰河传》中的恶婆婆“打猫她怕把猫打丢了。打狗她怕把狗打跑了。打猪怕猪掉了斤两。打鸡怕鸡不下蛋。唯独打这小团圆媳妇是一点毛病没有。”一个被外人公认为孝顺、贤良的人, 却有着极残忍的一面, 她对待一个童养媳还不如自己的家禽家畜好, 导致一个年轻生命的夭折, 是对美的毁灭。人性的灰暗和人的无知以及年轻女性命运的见证者就是那些最普通的农家动物。

二里半——羊

《生死场》中的羊, 显然作家在这里用一只羊牵连了一个人性格的发展过程。一只羊和人一样经历了北中国乡村人们生活从平庸到反抗的变化过程。在这里二里半的恋羊情结是国民性孱弱的隐喻。从头至尾山羊是贯穿主要情节的所在。《生死场》中十年时间的对比之下, 人们原本庸懒的生命观念在国家危亡时刻的觉悟, 与小说中山羊由青壮年时可以挣脱束缚获取暂时的自由到衰老时的无助哀鸣形成鲜明对照。因二里半与羊的深厚感情, 二里半不忍杀羊盟誓而遭人奚落, 最终在民族危难时刻二里半力图摆脱身上的山羊性格, 和他的山羊诀别来争取光明。最后他断绝和羊的感情走上抗争的革命道路。这里的羊是二里半性格中保守、温顺的象征, 萧红在小说中也说:“温顺也不是什么优良的天性, 而是被打的结果或是招打的原因。”和羊的诀别是二里半与自身懦弱性格的决绝。所以羊作为二里半性格中“丑”的一面, 引出了他性格中发光的反抗性和民族自尊心。

王婆——老马

“马儿把主人呼唤出来, 它等待给它装置石磙, 石磙装好的时候, 小马摇着尾巴, 不断摇着尾巴, 它十分驯顺和愉快。老马即使主人向他动鞭子也不暴跳, 因为一切过去的年代规定了它。”“老马走进屠场, 它的眼睛哭着一般, 湿润而模糊, 老马贪恋着小水沟还未意识到死亡即将逼近”, 老马像王婆一样在苦难面前没有反抗, 老马不情愿死却走向死亡, 王婆不情愿却不得已卖掉了马, 老马和王婆同样出于无奈的处境。老马是忠诚和承载苦难的象征, 老马的死是由王婆的苦难造成的, 王婆的苦难又是又隐形的剥削所迫。人的悲苦用物象反衬出来则越发显得悲哀, 王婆的经历就是如此。生活所逼, 让马进屠场是她不情愿的。风烛残年的老马用它的温顺和忠厚, 映衬出王婆的苦难和地主的残忍。

可见, 从小说动物意象中所显示的否定性价值倾向, 显示了作家阅历人生之后审美意识和情感的升华。作家借这些意象生发出自己对故乡人的生存、人性善与恶的善意提醒, 亦丰富了作品的内涵。

三、动物意象奠定小说荒凉的抒情基调

萧红小说的叙事特点是散文式的, 叙事结构不是以故事情结为主, 而是以小说的整体氛围体现抒情特征。无论是《生死场》, 《呼兰河传》还是《牛车上》都贯穿着“流淌着的情绪”。作家童年爱的缺失, 使小说的诗化语言里透出一股悲音, 作家用动物意象与小说情景交融营造了小说的抒情基调。乌鸦作为衰败、荒凉的征兆, 在《呼兰河》中渲染了死亡的气氛, 一幅苍凉的景象跃然纸上:“第二天早晨正遇着乌鸦的时候, 就给冯歪嘴子的女人送殡了。……乌鸦在头上呱呱地叫着……一群又一群”;《呼兰河传》中有四次出现动物群意象烘托夜的沉寂, 那些“鸡、鸭、猪、狗的睡眠是否安稳”, 那样的夜却是异常安静。这些家禽家畜们把夜的孤寂和落寞氛围传播开来。“鸡鸭都上架了, 猪也进了猪栏, 狗也进了狗窝。院子里的蒿草, 因为没有风就都一动不动的站着, ……在这样的夜里冯歪嘴子的女人死了。”动物群像所映衬出的除了夜的孤寂, 还有人事命运的无常和荒凉。在那样的夜里冯歪嘴子一家、有二伯、小团圆媳妇这些悲苦人的命运显得尤其让人揪心。《生死场》里山羊在路上慵懒散漫的寻觅食物, 罗圈腿、二里半为找寻这只擅自出走的羊而引起家庭风波, 道出人们生活的艰辛。十年以后的山羊已经是泪眼婆娑显得可怜而苍老。日本人的侵袭, 二里半“流泪的手最后一刻摸着羊毛, 他身后老羊不住哀叫, 羊的胡子慢慢在摆动……”最终“二里半不健全的腿颠簸着颠簸着, 远了!模糊了!山岗和树林渐去渐远, 羊声在遥远处伴着老赵三茫然的嘶鸣。”因为山羊意象《生死场》的感情基调显得既悲壮又荒凉而催人泪下。

萧红用动物意象烘托出的小说基调扩延了小说的主旨, 由此渲染和深化了作品的抒情性风格, 同时使人物命运投射出根深蒂固的民族文化的影响。

综上所述, 读萧红小说, 能带给我们多重的体验。萧红在小说中用众多动物意象牵连着作家个体对于生命意义的思索, 同时动物也是萧红乡土情结的所归处。由动物勾起的对故乡人生存状态的抒写, 是作为“游民”的萧红对生命价值和生活方式的自我说解, 使其故乡题材小说增了生活和情感的力度, 因为那些动物意象使我们醉迷于小说的深厚境界, 萧红小说的魅力就在于此。

参考文献

①袁行霈:中国诗歌艺术研究[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1987.

②萧红::萧红小说[M].浙江文艺出版社, 2001, P208, P45, P295, P349, P111。

③萧红:《萧红文萃》[M], 文化艺术出版社, 2002。

浅析萧红小说中女性主题的变化 篇8

关键词：萧红 女性意识 女性视角

引言

作为一位充分女性化的女作家，萧红特别重视个人的直观感受和亲身体验，并将自身经历的个体化进行真实再现。这种以感受为根本的创作，使得萧红小说将女性问题作为思考的核心，并且以女性主题作为创作的基础。

萧红小说中女性主题，应当从三个层面进行理解，首先是社会层面，从社会阶级的结构组成来对女性所受到的压迫进行思考，并唤醒反抗压迫意识的觉醒。其次是自然方面，通过女性的生理特点，对于女性自我进行深度思考。最后则是属于文化层面，其方法是以男性为比较，以此来突显女性于精神文化方面的弱势。萧红走上文坛时便背负着沉重的人生枷锁，她短暂的一生中饱受磨难，但她却用自己的艺术悟性，将沉痛的生命体验以艺术的形式进行展现，并深刻地阐述了男权社会中女性命运的悲剧。萧红之所以能在三、四十年代的女性作家群中占有重要地位，是因为萧红的小说创作并不局限某一形象、某一特征，而是反映出一个时代的妇女整体生活水平。在当时的女性文学创作中大多数小说都对自己所熟悉的人民生活进行描写，并以女性的悲惨命运作为重要内容。而萧红小说在文化含义上，更为关注女性问题，并且因为萧红自身有着悲惨的人生经验，因此更能从社会层面对女性的生存困境给予理解，并对社会底层女性的生存形态进行深刻思考，以此来加强女性反抗意识的觉醒，让社会底层女性能够有意识地去反抗这种充满压迫的生活。而萧红的小说创作在自然层面上主要表现出女性生育过程的悲惨和苦难，并从文化层面上揭示了性别关系中，男权社会对于女性尊严和人格的践踏，并反映出当时女性在精神文化方面的束缚。萧红在小说创作中，运用深刻的女性主题，对封建意识的束缚进行了深刻批判。

一、萧红小说中独特鲜明的女性主题

萧红的人生历程中饱受着封建意识的束缚和男权社会的折磨，而在这种双重压迫下，却也让萧红获得了更为深刻的思考机会，这不仅影响着萧红的日常生活，还影响着萧红的文学创作，使其小说作品中具有独特且深刻的哲学意义。萧红不幸的童年经历和成年后的感情悲剧都成为了萧红小说中女性主题的起点。在当时的年代里，更多的女性文学都将描写女性生活和命运作为重点内容。而萧红在小说创作中更为关注女性的生命历程和生存困境，因此萧红小说的价值更在于对饱受生活折磨下女性生存意义的追问，而萧红小说中的女性主题通常包括社会层面、自然层面以及文化层面，这也使得萧红的文学作品，通常被作为女性主义艺术的经典著作。

萧红小说中对女性生活的描写主要表现了悲惨命运下广大社会底层妇女的悲剧人生，其作品通常运用女性视角来对封建意识及男权社会进行审视和反问。在其作品《王阿嫂的死》中，萧红通过王阿嫂这一女性形象，充分表现出阶级压迫中劳动妇女的生存难度，王阿嫂在地主的压迫下，不计日夜地劳作，但却只能以“喂猪的烂土豆”为食。而这种阶级压迫也深深地植入在王阿嫂的心中，就连丈夫被地主烧死之后，王阿嫂不但没有丝毫地反抗，反而拖着大肚子在田间继续劳动，只是将丈夫的骨头收拾进衣服里。而王阿嫂在田间休息的时候，更是因张地主那致命的一脚，导致了王阿嫂母子双亡。

若是将王阿嫂的惨死视为萧红小说创作中对于女性生存环境的下意识描写，而萧红在接下来的小说创作中，则更倾向以文章主题来表达女性的群体命运来对封建意识进行反击，例如《呼兰河传》和《生死场》中对于阶级压迫和民族灾难双重困难围攻下的女性生活场面。萧红充分运用了女性角色的眼泪、沉默、坚韧和怨恨，对女性的群体命运塑造了既凄凉又让人感慨的故事片段，也树立了一群挣扎在死亡边缘的社会底层女性形象。这些不同的女性形象对困难命运有不同的对待方法，但是都难以逃脱悲惨的结局。老王婆为了维持生存选择接连嫁人，而年迈时儿子却被官府捉去枪毙，这使得老王婆对自身的生存价值有了全新地思考，在丧失了生存勇气之后，只得选择以结束生命的形式来终结这段悲惨的人生。就连本分善良的麻面婆面对生活的苦难，即使她总是逆来顺受，但仍没有逃脱命运的惨剧。

而在生存面前，一切都会失去原本的价值，对于本就处于社会弱势地位的女性，则更是如此。在生存的压力面前，女性就连自身的贞洁也无法维护。萧红笔下的金枝迫于生活压力，选择来到都市谋生，但是到了都市，她才发现自己竟然一无所长，自己与这个大都市格格不入，就连选择当一名穷苦的洗衣婆都没有机会。被现实撞昏了的金枝，处于对于重病母亲的四年，只好选择出卖自身的贞洁，用自己的肉体换来了一元钱。而萧红对于这种行为，并没有进行道德评价，这也是因为萧红自身深刻地体会到生活的艰难，才更能以公正客观的态度来理解女性在求生历程中的苦难。

二、 苦难时期的女性悲歌

与同一时期的女性作家不同的是，萧红在小说创作过程中并没有将小说的内涵限制在女性的生命历程，也并不局限于对女性悲惨命运的短暂和不幸进行描述，这也使得萧红的文学作品具有更深层次的哲学意义。萧红的女性主题在小说创作中也在不断地成长着。从最初对于女性生存问题的关注，进而发现女性生存困境背后更为深层次的原因，正是因为封建意识下的道德伦理，以及男尊女卑的社会关系。因此，到后来萧红小说往往反映出一个时代的女性群体命运，更是对于封建意识和男性权威进行抨击和批判。

萧红的小说创作中对男性权威进行了深刻地批判，并且揭示了男权社会对女性尊严的践踏。而在小说中男性就只是将女人视为自身专属于自己的廉价劳动力，而男性也往往通过对女性的榨取，来获得性欲的满足以及生活的改善。这其中典型的人物形象有《生死场》中温柔甜美的农家女金枝，他怀着自身对爱情的美好憧憬，爱上了只把她作为泄欲工具的成业。未婚先孕的金枝只能匆忙中嫁给了成业，而与此换来的是成业愈演愈烈的暴力情绪，成业在生意上的不如意，都会发泄在金枝身上，到了最后甚至将自己一个月大的孩子给摔死。成业死后，金枝原以为悲剧就此结束，但是被生活所迫来到了都市的金枝，却受尽男性的欺凌侮辱。最后金枝决定出家当尼姑，来找寻一片身心栖息的“净土”，但是尼姑庵在日军经过之后早已空置，孤单的金枝仍然走投无路。这也表明了在男性中心的社会里，女性脆弱的生存意义，也表达了作者对于男权社会的绝望与抗争。

而萧红对于封建意识的批判，主要是通过对女性生命的毁灭来进行描写，以此揭示出女性生存的一大威胁便是封建意识的传统伦理道德。这给女性对自身自由的追求造成了极大的束缚，甚至扼杀女性鲜活的生命。而这也正是萧红所亲身体验到的，以此萧红在小说创作中能够更为细致地将女性在传统伦理中的悲惨进行充分表达，并对封建意识的危害进行强烈抨击。萧红的女性主题也从最初对女性生存苦难的关注，进而发展到对男性权威的批判，再至最后对于封建意识的抨击，也正是这种女性主题的逐步强化和深入，使得萧红的著作更具深层次意义。语

参考文献

[1]萧红.萧红代表作[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7：45.

[2]张浩.苦难的女性悲歌——论萧红小说的女性意识[J].郑州轻工业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3（01）：27-31.

[3]燕晓鸣.解读萧红小说中特有的女性意识[J].湖北经济学院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1（05）：111-1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