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民族心理学理论在民族团结教育中的运用
摘要：在我国，民族团结教育是实现民族整合与民族国家认同的重要途径。但是，在以往的工作中，对民族心理的忽视是造成民族团结教育虚化的症结所在。本文即从民族心理学的视角对民族团结教育中应注意的民族心理因素以及相关理论在其中的运用进行了分析。
关键词：民族团结教育;民族心理;运用
在我国，民族团结教育是实现“民族整合”与“民族国家建设”的重要途径。经过近三十年的推动，可以说，我国的民族团结教育在增进各民族间的认同和对中华民族认同方面起到了积极作用。然而，我们也看到，只注重理论与政策宣讲的民族团结教育存在形式单一、内容虚化与效果流于形式等弊病，在活动形式与手法不当的情况下，很容易引起受众的心理抗拒，并且在实际效果上无意识地造成民族之间的心理隔膜与心理冲突。因此，在民族团结教育工作中重视民族心理与运用民族心理学相关理论建构民族团结的心理基础显得尤为重要与迫切。
一、民族团结教育工作中重视民族心理的必要性
民族心理是全民族成员在共同的社会物质生活条件下所产生的共同心理素质和心理状态。民族心理包括民族认知、民族情感、民族意志、性格、能力、自我意识和民族的社会心理等基本内容。民族心理具有相对独立性与稳定性，其一旦形成，就会通过一定的生产生活方式，如生活习俗、道德行为、生产行为、交往方式等得以表现。我们认为，民族团结实质上是民族间和谐互动、建构良好族际关系的过程与结果，其作为多民族社会一种重要的族际交往方式与结果深受民族心理的作用与影响。美国社会心理学布林认为：“当一个人的行为自由受到威胁之时，他会处于一种动机唤醒状态，这种状态驱使个体去试图恢复他的自由。这种动机状态是人们对其行为自由减少的一种反应，也就是一种反作用力，布林称之为‘心理抗拒’”。当一个人产生心理抗拒时，可能会产生这样几种效果：(1)被禁止或可能被禁止的自由行为的吸引力反而增强;(2)直接从事该自由行为;(3)通过暗示来恢复自由;(4)敌意和攻击性情感。布林认为，人们产生心理抗拒以后，将会影响态度的转变，表现在认知、情感和行为倾向方面。布林的心理感应抗拒理论告诉人们，如果宣传说服不当，要求人们不准这样、不准那样，使人们产生了自由或自由感被剥夺和侵犯的感觉，非但不会转变态度，而且会产生心理抗拒和逆反心理。因此，在我国，民族团结教育作为一种在国家层面上推动的社会事业，在具体工作中聚焦民族心理，建构民族团结的心理基础，预防因教育方式不当造成的民族心理抗拒现象的发生是深化民族团结教育实践与研究的重要途径。
二、民族团结教育工作中应注意的几个民族心理因素
1.民族意识。民族意识是民族族体产生与族际交往过程中普遍存在的心理活动，是民族心理的核心内容，是民族认同感、归属感、自尊心、自豪感、凝聚力的集中表现。具体来说，“民族意识是民族成员对本民族在与他民族的交往中的自主性、独立性、整体性等诸方面及个体的民族相属性的认知结果，民族意识是认知结果或者心理经验在一定条件下的部分再现。这种认知结果指导着各个民族成员的认知活动和行为方式”。从民族意识产生的根源看，社会环境的多民族分布、民族文化的差异、民族关系的历史与现状、地缘因素的影响、突发事件的应变等都是民族意识产生的条件。但是，从民族意识心理经验发生的本源看，它主要起因于人们对自身所属民族的认同和对他民族的辨异的认知过程和心理体验结果，即差异性的存在或者差异性对待是民族意识产生的最终源泉。民族作为数千年历史文化积淀而形成的稳定的共同体，文化的差异性是一种客观存在，因此在民族团结教育工作中避免狭隘民族意识的产生，我们认为必须承认客观差异性的存在，并在此基础上避免对受众差异性对待是基本前提，即对民族团结对象族体属性和族体地位的认可，持公正平等的教育态度，力求让受众理解民族的共生属性及逻辑结构，在承认差异性的基础上，实现民族之间的相互认同，避免民族团结成为针对少数民族或者汉族一方的教育才是民族团结心理的坚实基础。正如查尔斯·泰勒所指出的：“如果得不到他人的承认，或者只是得到他人扭曲的承认，也会对我们的认同构成显著的影响。”其“对人造成的伤害，成为一种压迫形式，它能够把人囚禁在虚假的、被扭曲和被贬损的存在方式之中”。
2.民族认知方式差异。在人的认知过程中，认知主体本身的价值、情感、人格以及其他外在的社会文化都会对人的认知过程产生一定的影响，即“从人的心理结构讲，人对外界刺激的反应总是建立在一定心理结构——即先前经验的基础上。具有不同生活经验、生活环境的个体或团体如不同的民族团体，无疑会具有独特的认知方式”。因此，虽然人类群体本身在心理过程和心理特征上具有本质上的共同性，但是在不同文化背景和文化因素的直接作用下，人们在心理过程和心理特征上又具有文化上的差异性，这也决定了不同民族在认知方式上的差异性。所以要使民族成员接受某种事物或理念，就必须分析不同民族认知方式的差异。我们要进行民族团结教育，也必须分析不同民族认知方式的差异，采用灵活的方式和手段，使民族团结理念纳入不同民族认知框架内，并成为族际交往过程中交往态度的自觉选择。
3.宗教心理。宗教作为一种建立在对某种神性物信仰基础上的文化体系，其最大的特征在于其可以在信徒心理上形成相对稳定而深刻的心理属性。这种心理属性是伴随着净化、升腾和自我慰藉的内心感受和精神体验，其包含了多重精神功能，它既有抚平人们对于未来世界的迷茫而产生的焦虑，同时也因神性物的神圣性、思想的稳定性、目标的崇高性、行动的积极性、心理的认同性和感情的亲近性等特征对信徒的思想和行为进行调节，而宗教的心理调节功能使宗教跨越其本身的范畴对社会的各个领域和每个领域的不同层面产生重要的影响。在现实社会中，宗教信仰为民族的形成提供了强大的黏合力，它使许多民族、文化以及群体得以有效的整合，正如戴维·波普诺所指出的：“除家庭之外，没有任何别的设置能像宗教那样，有效地帮助人们解答生命的意义和价值的问题，也没有一种设置能够像宗教那样成功地创造出一种强烈的忠诚感和参与感。”因此，我们在进行民族团结教育过程中，也需要充分认识不同民族宗教心理的差异，在尊重民族宗教信仰与宗教情感的基础上，寻求不同宗教在交往理念上的契合点，在不同宗教信仰群体间构建一种对和谐交往的忠诚感与参与感，从而将宗教资源作为社会资本引入民族团结教育工作中，充分利用宗教在凝聚人心、整合社会、稳定社会方面的积极作用。
三、民族心理学理论在民族团结教育工作中的运用
1.涵化理论与民族团结教育。涵化是心理学中的重要概念。加拿大心理学家J.W.Berry认为：“完整的涵化概念应综合概括两个或两个以上文化群体成员因接触而发生文化和心理两类变化的双重过程。该概念应包括两个维度：一是在文化层面或群体层面上的涵化，即文化接触之群体在社会结构、经济基础和政治组织等方面发生变迁;一是在心理层面或个体层面上的涵化，即卷入文化接触之个体在言谈、衣着、饮食等方面的行为、价值观念、态度乃至认同等方面发生的变化。”卷入涵化的民族群体的认同包括两个维度，一是保持本群体传统文化的倾向;二是参与主流社会活动与主流文化群体交流的倾向。Berry认为“这两个维度是相互独立的，也就是说，对某种文化的高认同并不意味者对其他文化的认同就低”。涵化策略是个体基于对自己群体文化和其他群体文化之喜好而对涵化互动所持的态度倾向，以及在应对日常跨文化实践中反应出的行为方式。Berry区分出了四种不同的涵化策略，即整合、同化、分离和边缘化。在四种策略中，“‘整合’策略优于‘分离’，‘分离’策略优于‘同化’策略，而‘同化’策略又比‘边缘化’策略好。”
文化涵化心理的分析视角与民族团结教育较为相关的是，在心理维度上，民族群体对涵化过程和涵化策略的态度;在行为倾向上，不同民族群体接触时社会行为的改变。我们要进行民族团结教育，就需要引导民族群体健全民族文化涵化意识，而其中Berry提出的整合策略——引导民族群体在重视保持自己原有文化的基础上，尊重与认同其他民族文化，同时兼顾国家认同——无疑是最优途径。从我国以往的历史经验族际交往的原则出发，中国有一种体现和谐涵化的深厚传统，那就是“和而不同”思想，即在对待文化差异方面，追求一种既尊重多样性，又追求和谐共生的理想境界，这意味着保持自己的特色并积极参与到更为宏观的整合当中。正如费孝通先生在国际人类学与民族学联合会2000年中期会议上所言：“文化的自我认识、相互理解、相互宽容和世界多元文化之间的共生理念以及达到‘天下大同’的途径，这是中国传统的经验里所一直强调的‘和而不同’思想的反映。”而且，健全的涵化意识，可以有效调节民族认同、族际认同与国家认同之间的关系，使三者和谐共生。
2.接触理论与民族团结教育。20世纪50年代，社会心理学家罗宾·威廉姆斯对美国不同地区的四个城镇的社会接触与民族态度做了调查，调查表明：民族之间的偏见与接触成反比，即个人接触越多，冲突就越少(偏见、歧视、敌意等)。由此推及的相互依存的观点则从历史、现实的资料出发，指出种族间的暴力很少会在相互依存已经变成制度化的地方爆发。相关学者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接触理论。接触理论认为“对抗的社会群体(文化认同、语言、信念、肤色、国籍等)中的个人之间更多的接触倾向于消弱他们相互所具有的消极刻板印象，并减少其相互反感与不相容，从而通过使人们相互间更愿意平等的交往来改善群体间的关系。简言之，更多的接触意味着更少的民族或文化冲突”。
在我国，由于传统社会跨地域和跨阶层的流动与交流相对较少，很多民族间交往与文化互动大多停留在表层，或者是“印象”层面，这就造成不同民族间文化认知与理解的浅薄，甚至存在民族之间的文化偏见和文化定势。在一定情况下，还会造成民族之间的矛盾与冲突。正如有学者指出的：“不同的文化在价值观和信仰方面的重大差别，和在社交上传递同一种感情或态度时所使用的方式上的差别，都足以造成族际冲突。”因此，我们认为民族团结教育工作中我们需要通过各种途径与方式深化民族交往的广度与深度，积极推进民族之间的文化认知与文化对话是必由之路。正如格罗斯所指出的：“种族与宗教上的排它与孤立，不能促进社会进步、创造出更伟大的新文明，相反，人与人之间的接触、交往、联系、对话和互相影响才是促进社会进步、文明发展的伟大杠杆。”
3.民族发展意识与民族团结教育。民族发展意识与发展需要是在多民族构成的国家内，由于民族经济发展的结构性差异，各民族通过一定的社会关系表现出来的心理诉求与心理倾向。民族发展意识与发展需要是民族共同体一切社会活动的出发点和归宿点，也是民族生产与生活的积极性源泉。在族际交往中，这种心理诉求对民族的生存与发展，以及民族关系的发展存在正反两方面的价值。一方面，民族发展意识与发展心理能够激发民族群体的进取意识和凝聚民族群体的力量，为本民族的发展进步提供精神动力;另一方面，在非科学利益观的主导和非法势力的诱导下，民族的发展意识与发展心理很可能演变为狭隘的利益观和导致整个民族群体被剥夺心理的产生，这对于和谐民族关系的构建和民族社会的稳定会造成难以逆转的困难。在影响民族关系发展的诸因素中，因民族发展差距与发展心理得不到满足而缘起的民族意识高涨和民族矛盾、摩擦增多的民族问题也是影响当代我国民族团结事业的重要因素。正如许多西方社会学家所认为的那样：“在一定程度上民族矛盾的实质是社会阶层之间的利益冲突，那些被认为与种族、民族有关的特征，往往更直接地与阶级、区域和其他社会条件有关。”因此，进行民族团结教育一定要顺应民族的发展意识与发展需要，夯实民族团结的物质基础，使各民族在互惠互利、相互认同的基础上和谐共生。
基金项目：本文系北方民族大学2013年度校级教学改革研究项目：“基于情商培养的管理学课程教学设计及课程评价方式研究”
作者简介：邓凯(1980—)，湖北十堰人，汉族，北方民族大学数学与信息科学学院讲师，主要从事应用数学研究;戴宁宁(1982—)，宁夏固原人，汉族，北方民族大学管理学院讲师，研究方向为民族社会学;李存林(1976—)，宁夏固原人，回族，北方民族大学管理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为管理科学与工程。
作者：邓凯，戴宁宁，李存林
摘要：机制是制约的力量，是制度完整连续实施的保证。从治理的视野出发，治理理论契合了民族团结进步创建机制的特征。民族团结进步创建机制是一个持续互动的过程，不仅涉及公共部门，还涉及私人部门;不仅涉及民族事业的传统部门，更涉及到社会诸多领域和社会力量。
关键词：机制;治理理论;民族团结进步创建机制
中国社会改革开放以来，在众多领域内“机制”成为被大量使用的词语，诸如竞争机制、合作机制、创新机制、激励机制、监督机制等等，在近年的民族工作领域内“机制”一词也屡见不鲜，如民族群体性事件预警及治理机制、生态补偿机制、地区民族工作长效机制、城市民族工作机制等等。但是，以上大多都是着眼于具体领域内的现实经验的总结或摸索，并没有就民族团结进步机制进行理论框架上的设计。因此，探讨民族团结进步机制问题很有必要。
一、机制概念及治理理论的引入
1.机制概念
关于机制的概念，工具书中解释为：“原指机器的构造原理和工作方式、机器内部各部分间的组合、传动的制约关系”。18世纪“人是机器”的观点流行以后，它逐渐被借用到生物学和医学中，用以表示生物有机体各组织和器官的有机结合，产生特定功能的相互作用关系。现代许多学科如心理学、社会学、经济学、政治学等都借用“机制”一词，形成了心理机制、社会机制、经济机制、政治机制等概念，其中机制泛指引起、制约事物运动、转化、发展的内在结构和作用方式，包括事物内部因素的耦合关系，各因素相互作用的形式，功能作用的程序以及转变的契机等。[1]
在管理学中，管理机制的涵义是指管理系统的结构及其运行机理。管理机制的特征为客观性、自动性、可调性。管理机制是决定管理功效的核心问题。[2]管理机制本质上是管理系统的内在联系、功能及运行原理。[3]
为了更好地明确机制的涵义，有必要与容易与其混淆的制度的涵义进行对比：
制度的一般涵义是指要求大家共同遵守的办事规程或行动准则。许多情况下，制度也是某一领域的制度体系，如我们通常所说的政治制度、经济制度、法律制度和文化制度等。
机制表示各构成要素之间相互联系和作用的关系及其功能，内部组成要素按照一定方式的相互作用实现其特定的功能。
机制是制约的力量，是制度完整连续实施的保证，即当有人违背了制度规范，机制不仅要站出来说不，而且还要表达具体的处理办法。机制还有另外的一个功能就是它对一个体制下的所有公众人物都有约束力量，包括执法者。[3]
制度在民族事业内的具体表现是宪法中关于民族平等、尊重保护少数民族权利的条文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法》以及各个地区关于维护民族平等、团结的法规。
机制建设在民族事业领域内简单地说就是能够促使人们遵守这些制度的方法，能够有效促使相关党政部门、社会各领域力量去实现民族团结进步的方法，并且这些方法也是按制度进行的。
在以往所提倡的社会某项机制建设过程中，政府起了主导作用，也往往成为唯一的责任体。而改革开发以来，我国的社会事业迅猛发展，在公共行政、社会管理呼吁改革过程中，政府作为公共服务的单一参与者、执行者，已经越来越乏力。世界上出现的探索新的国家和社会公共事务的管理模式，打出了“良好治理”的旗帜，这在我国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民族团结进步事业，是我国社会和谐稳定的重要环节，也呼吁更加科学、合理的理念。
2.治理理论
关于治理理论联合国全球治理委员会的定义具有很大的代表性和权威性。该委员会于1995年发表了一份题为《我们的全球伙伴关系》的研究报告，作出了如下界定：“治理是个人和公共或私人机构管理其公共事务的诸多方式的总和。它是使相互冲突的或不同的利益得以调和并且采取联合行动的持续的过程。它有四个特征：治理不是一整套规则，也不是一种活动，而是一个过程;治理过程的基础不是控制，而是协调;治理既涉及公共部门，也包括私人部门;治理不是一种正式的制度，而是持续的互动。[4]
从治理理论的视野出发，民族团结进步机制是一个持续互动的过程，服从制度和规则，协调、丰富、拓展了其视野、内涵，不仅仅涉及公共部门，还涉及私人部门;不仅涉及民族事业的传统部门，更涉及到社会更多领域，社会力量。
二、民族团结进步创建机制的构成
从机制概念看它主要包含了三个涵义：机制依据客观规律，遵循规矩;事物各个部分的存在是机制存在的前提和基础;机制是以一定的运作方式把事物的各个部分联系起来，使它们协调运行而发挥作用。
1.民族团结进步创建机制，必须遵循客观规律和相关的法律、法规
管理机制是以客观规律为依据，以组织的结构为基础，由若干子机制有机组合而成的。例如，依据经济规律，会形成相应的利益驱动机制;依据社会和心理规律，会形成相应的社会推动机制。管理机制的自动作用，是严格按照一定的客观规律的要求施加于管理对象的。违反客观规律的管理行为，必然受到管理机制的惩罚。[2]
民族团结进步创建机制所遵循的则是社会和谐发展和科学发展的规律、社会心理的一般规律，以及依据这些客观规律建立的保证各民族平等、保护各民族权利的法律、法规。如，在发展经济的同时，必须考虑生态问题、社会公平正义问题。在改革开放，西部大开发之后，民族地区处在商品经济、开发建设的大潮这个过程中，一些在东部地区发展中出现的问题也不同程度地暴露于民族地区。民族问题的特殊性和民族地区脆弱的生态环境，特有的文化具有不可修复性，这些不遵循科学发展、和谐社会建设的问题在民族地区也暴露出来。在诱发民族问题的因素当中，一些不尊重科学发展的规律的决策，违反相关民族政策、法规的行为必须得到纠正、制止，造成严重后果乃至违法的行为必须依法依规问责、惩处。
2.民族团结进步创建机制的基础和载体
在建国以来，国家遵循各民族团结平等，共同繁荣进步的原则，尊重历史传统，设置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并通过法律的形式加以保障，成立各级民族自治地区的人民政府。在解决民族问题，促进民族团结的过程中，建立了处理民族事务的相应机构，各级党委、政府统一领导下的统战部门，民族事务委员会，宗教事务局等，摸索出一套行之有效的办法，取得了良好的效果，在保障各民族平等，推动共同发展上，取得了显著的成绩。
随着，我国社会发展进入新的阶段，民族团结进步事业也出现了新的情况，需要在原有工作机构的基础上有新的丰富、发展。从治理的视角来看，需要动员更多的社会力量、社会团体，投入到民族团结进步创建事业当中。
红十字会、扶贫基金会、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各种民间的慈善、慈善团体对于受灾地区灾后重建的援助，对于少数民族贫困学子的爱心关怀、捐资助学，起到了良好的社会效益，这种社会力量的援助活动比政府行为往往更具有人文关怀的价值，弥补了政府投入的有限性，有时还会推动政府的工作进程。可见，今后还要重视少民族民族社会团体的作用，在政府相关部门的指导下，成立“少数民族联谊会”，搭建政府与少数民族联系的桥梁。
3.民族团结进步创建机制的各个部分之间关系的具体运行方式
具体运行方式，既要改革既有的运行方式，又要创建新的运行方式。在民族团结进步创建机制中，只有将政府部门与部门之间的在民族工作上的协调关系明确起来，将政府与少数民族社团、少数民族代表人物和少数民族成员联系起来，将教育、文化、公益等社会各项事业与民族事业联系起来，这个机制才会正常运转，起到全面覆盖，形成合力的作用。
一名在民委工作多年的同志提出“民族宗教事务委员会改为委员制。民族宗教事务委员会的委员由涉及民族管理协调工作的一些相关部门组成。委员会主要负责人由党政分管领导担任，形成党政领导重视、归口协调、各司其职、各单位积极参与、相互协调的民族管理协调工作新格局。委员会实行议事制度，每年1-2次。这样可以将相关部门进行民族管理协调工作的职责明确起来;可以充分调动相关部门的积极性，更好地进行民族管理协调工作;可避免平行协调的被动性。”[5]
政府建立各部门责任明确、密切联动的工作机制和少数民族社会团体健康发展、有效参与的工作格局，才能充分动员社会各领域力量、资源一同参与民族团结进步创建事业，在这个过程中，必须注意民族工作人才的培养，增强社会各行各业的民族团结意识，做到民族工作的专业人才有良好的素养，全社会在民族团结上有明确的认识，不能让民族工作紧紧局限于传统上民族工作相关部门的领域内。
三、民族团结进步创建机制的特征
管理机制的普遍特征主要是：系统性、客观性、自动性、可调性。[2]结合治理理论与民族团结进步机制的构成来分析民族团结进步机制发现其特征如下：
1.系统性中的网格化、立体化，形成合力
在上文对于民族团结进步机制构成的论述中，已经指出政府各部门责任明确、密切联动的工作机制，少数民族社会团体健康发展、有效参与，充分动员社会各领域力量、资源一同参与民族团结进步创建事业的工作格局。治理理论，也强调社会管理，不能局限于自上而下的线性操作，而应该是网格化、立体化，形成合力。
治理“是一个上下互动的管理过程，它主要通过合作、协商、伙伴关系、确立认同和共同的目标等方式实施对公共事务的管理。它所拥有的管理机制主要不依靠政府的权威，而是合作网络的权威。其权力向度是多元的、相互的，而不是单一的和自上而下的。”[6]
2.自动性中所带来的长效性
机制本身富有制度的内涵，民族团结进步创建机制更是遵循客观规律和相关法规要求设立的，这就要求所有相关人员遵守相关制度，并通过机制中有效的监督方式和手段保证落实。民族团结进步创建机制是经过理论化、系统化设计、实践检验证明有效的、较为固定的方法，一套工作机制，不会因人员的变动而随意变动。
3.可调性中的主动性
随着社会发展中出现的新情况，相关治理理论的进步，民族团结进步创建机制是会变化的，而且这种变化要有主动性，主动发现情况的变化，积极借鉴先进文明的成果，对于内部结构，协调联动方式进行优化升级。
四、民族团结进步创建机制的运行
机制一般是依靠多种方式、方法来起作用的，建立起各种工作机制的同时，还应有相应的合理运行机制、动力机制和监督机制来保证工作的落实、推动、纠错、评价等。建立完善的机制，才能使民族团结进步创建事业稳步发展，保持长久的活力。
在管理学中，机制主要表现为三大机制：运行机制、动力机制、约束机制。
1.运行机制是指组织基本职能的活动方式、系统功能和运行原理[2]
运行机制中还分为三种类型：第一种是行政—计划式的运行机制。第二种是指导—服务式的运行机制，即以指导、服务的方式去协调各部分之间的相互关系。第三种是监督—服务式的运行机制，即以监督、指导式的方式去协调各部分之间的关系。
而今我们开展民族工作的主要方式主要还是计划、行政的运行机制，随着当今情况的发展变化，我们要更多地向指导—服务式，监督—服务式的运行机制跨越，积极调动社会各领域力量参与到民族团结进步创建事业中，扶持相关社会团体发展，并给予正确指导，通过他们提供更多的社会服务。
2.动力机制是指管理系统动力的产生与运作的机理
主要由以下三个方面构成：利益驱动、政令推动、社会心理。
动力机制是民族团结进步创建机制的力量源泉，而今起作用的动力机制主要是政令推动，这种推动力量不足，今后应该加大投入，应该扶持为少数民族地区发展做出贡献的企业，为少数民族提供生活产品的企业，为民族团结发挥积极作用的少数民族团体，还应该表彰、宣传为民族团结进步事业做出贡献的先进团体、单位、个人，要在教育、文化领域，推出更多教育效果良好的文化作品，使民族团结的理念深入人心。动力机制力量充沛，自然有利于事业的推进，负面事件发生的温床也自然会减少，维护社会稳定的成本也自然下降。
3.约束机制是指对管理系统行为进行限定与修正的功能与机理
约束机制主要包括以下四个方面的约束因素。权力约束既要利用权力对系统运行进行约束，又要对权力的拥有与运用进行约束。
在民族团结进步创建事业中，首先要严格依法而且执法必严，按照法律的规定，保障少数民族的合法权益，严厉打击破坏民族团结的违法犯罪活动。在涉及公共利益的重大决策过程中，必须按照民主科学决策的流程，倾听各方面声音，对于造成严重后果的要依法依规进行问责。
在民族工作相关部门中，要明确责任，防止责任缺位。谁的责任，谁负责。还要加强相关的宣传教育，无论是执法者，社会的各行各业的工作人员，都应该知道民族团结的重要性，并形成维护民族团结的高度自觉性。
参考文献：
[1] 刘建明，张明根.应用写作大百科[M].北京：中央民族
大学出版社，1994：150.
[2] 单凤儒.管理学基础[M].北京：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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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吴亚东，李钊.对体系、制度、机制、体制相关概念
的辨析与理解[J].现代商贸工业，2010，(4).
[4] 俞可平.治理和善治引论[J].马克思主义与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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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彭林绪.城市民族管理协调机制[J].湖北民族学院(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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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俞可平.全球治理引[J].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2，(1).
作者：吴晓
摘 要：广西民族工作的成功实践和各民族大团结格局的形成，是党和国家正确实施民族平等、民族团结政策的结果，集中体现了我国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优越性。当前，构建广西民族团结进步模范区，必须坚持党和国家的民族理论政策，认真贯彻落实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筑牢构建民族团结进步模范区的经济基础、政治基础、文化基础和社会基础。
关键词：民族理论政策;民族团结进步模范区;广西
doi：10.3969/j.issn.1009-0339.2015.03.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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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是我国少数民族人口最多的自治区，也是我国民族成分最多的省区之一，居住着壮、汉、瑶、侗、苗、京、回、毛南、仡佬、仫佬、水、彝等12个世居民族。各民族在平等的基础上，友好往来，守望相助，建立了良好的民族关系。同时，广西位于祖国的南部边陲，集沿边、沿江、沿海于一体，是我国5个少数民族自治区中唯一的一个既沿边又沿海的省份，也是我国西南地区中唯一具有出海口的省区，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和改革开放作出了巨大贡献。广西今天所取得的成就，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广西长期以来形成的各民族互助合作、友好平等、和睦共处的民族大团结格局，更是得益于党和国家民族理论和民族政策在广西的成功实践。本文主要基于当前我国民族理论和民族问题所面临的新情况，通过对党和国家民族理论和民族政策在广西的成功实践进行研究和总结，并结合2014年中央民族工作会议精神，对当前广西构建民族团结进步模范区提出对策思考。
一、现阶段我国民族理论和民族问题面临的新问题新挑战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族理论体系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形成和发展过程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是党在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题的历史条件下，在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实践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正确解决我国社会主义初期阶段民族问题的科学理论体系[1]。但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族理论体系形成和发展的过程中，也面临一些新问题和新挑战，如学术界一些学者关于民族问题“去政治化”、“第二代民族政策”等主张。
提倡民族问题“去政治化”，其实质就是对我国业已形成的民族理论和民族政策的质疑乃至否定[1]。在各种质疑或者否定我国民族理论和民族政策的观点中，某学者所持的观点最具代表性。他发表的《理解民族关系的新思路——少数族群问题的“去政治化”》一文从解析“民族”概念与“族群”概念入手，引出了民族国家解决国内民族问题的两种政策分类导向：政治化与文化化，从而提出了民族问题“去政治化”的观点[2]。此后，该学者又相继发表了《当前民族问题研究的选题与思路》、《反思民族研究：理论与实践》、《如何思考中国的民族研究》、《中国民族问题的历史与现状》等一系列文章，进一步重申和强调其关于民族问题“去政治化”的思想。该学者认为，将民族问题“政治化”，在解决民族问题上采取政治化和制度化的措施，使少数民族获得了某种独立的政治身份、政治权利和“自治区域”，容易增强少数民族的民族意识，激发少数民族的民族主义，从而有可能产生导致国家分裂的隐患，因此应提倡民族问题的“文化化”，淡化其中的政治因素。如按照该学者主张去实践，其结果就是要逐渐取消国内各民族的民族身份和民族权利，从而取消党和国家对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的各项优惠政策和倾斜政策，从而解构我国现行的民族理论和民族政策体系。
“第二代民族政策”说实际上是民族问题“去政治化”观点的延续和具体表述。主张此说的学者在其发表的《第二代民族政策：促进民族交融一体和繁荣一体》一文中，以2010年1月召开的中央第五次西藏工作座谈会和同年5月召开的中央新疆工作座谈会为背景，就两个会议所提出的要促进“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方针和要求为依据，认为这是我国民族政策即将要实现转型的兆示，提出交往交流交融是当前和今后民族发展的潮流，应该以国际上诸如美国、巴西、印度等解决国内民族问题的所谓的“成功经验”为借鉴，与时俱进地推动我国民族政策从“第一代”向“第二代”的转型，即“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各方面促进国内各民族交融一体，不断淡化公民的族群意识和56个民族的观念，不断强化中华民族的身份意识和身份认同，切实推进中华民族一体化，促进中华民族繁荣一体，共同构建中华民族大家园，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3]。具体分析看，“第二代民族政策”说实际上就是以西方的“民族国家”学说以及西方国家解决民族问题的“熔炉模式”来取代和覆盖我国现行的一整套民族理论和民族政策体系。一方面，它违背了我国民族发展的规律。当前，我国的民族发展是各民族间的差异将长期存在，但共同因素在不断增多，这决定了当前和今后我国民族工作的主题是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第二代民族政策”说主张以加速推进各民族的“交往交流交融”来消解民族意识，淡化56个民族的观念，从而实现中华民族的“一体”，这远不符合当下中国实际;另一方面，它延续民族问题“去政治化”的观点，如“从保障个人的公民平等(而不是强化国内各族群、民族的集体身份和权利)”的角度，“按照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的法制原则处理”，“淡化附加在各族群(民族)成分上的政治权利”，“各省级行政区、各地级行政区、各县级行政区的权利和义务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不以族群(民族)因素而享有特殊的权利和义务”等观点[3]，看似要贯彻和实现民族“平等”，实质上是要肢解现行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主张削弱、虚化乃至取消民族区域自治。
无论是民族问题“去政治化”，还是“第二代民族政策”说，其所谓的理由依据不外乎以下几点：一是我国现行的民族理论和民族政策照搬了前苏联的民族理论和民族政策，给我国的社会稳定、国家安全和主权统一埋下了分裂的因子;二是新中国成立后的“民族识别”工作利用政治化和强制化的手段人为地分离民族群体，强化了少数民族和主体民族之间的身份，造成了彼此之间的摩擦和隔阂，阻碍了中华民族的融合过程;三是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强化了自治主体民族的民族意识，过分抬高了少数民族的政治地位，容易滋生地方民族主义意识，不利于各民族之间的团结，也不利于巩固国家的主权和维护国家的统一;四是各种面向少数民族实施的优惠政策，使得主体民族成员遭受到了一种“逆向歧视”，有违于法律的公平，加深少数民族与主体民族之间的矛盾。其实，这些“理由依据”都不切实际地借鉴、照搬乃至移植国外一些国家处理民族问题的政策和做法，却忽视了我国的国情背景和民族实际，进而质疑、虚化、否定我国现行的民族理论和民族政策体系。对此，习近平总书记在2014年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上强调指出：“那种把多民族当‘包袱’，把民族问题当‘麻烦’，把少数民族当‘外人’，企图通过取消民族身份、忽略民族存在一劳永逸解决民族问题的想法是行不通的。”[4]
二、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道路的成功实践：广西的经验总结与示范效应
广西作为我国五个民族自治区之一，长期以来，在党和国家民族平等政策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指导下，经济社会发展，人民安居乐业，民族团结互助，边疆稳定安宁，彰显了我国民族理论和民族政策的正确性和前瞻性，其成功实践有力地驳斥了民族问题“去政治化”和“第二代民族政策”说等观点。
其一，广西是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具体实践的成功典范。自广西壮族自治区成立以来，自治区党委、政府坚持贯彻落实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加大了自治区、自治县(包括享受自治县待遇的县)和民族乡等多层次、多级别的民族区域自治体系的建设力度，真正体现了少数民族当家作主的权利;全面贯彻民族区域自治法和相关法律法规，建立健全民族法制体系，积极组织相关部门和专家学者指导、帮助全区12个自治县制定、修订和完善自治条例，使民族自治地方能充分行使宪法和民族区域自治法赋予的各项自治权利[5];完善和改进地方立法工作的体系，不断加大经济领域、文化领域、社会领域、民生领域的立法力度，先后制定了科学普及条例、食品卫生条例、消费者权益保护条例、防震减灾条例、民族民间传统文化保护条例等地方性法规，适应了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加强民族理论政策、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民族法律法规的宣传教育活动，建立和强化执法监督检查机制，着力推进民族事务治理的法制化、规范化;组建区级、市级、县级三级民族工作委员网络体系，加强部门合作，凝聚社会合力，促进了民族工作的社会化;在干部的选拔使用上，坚持党和国家有关民族政策及法律法规，实现了自治区、自治县、民族乡的最高行政长官以及各重要部门的主要负责人均由执行自治的少数民族的公民担任，各级党代会、人民代表大会的少数民族代表的比例均符合法定要求，甚至超过少数民族的人口比例，让各民族充分享受民主，遵循民族区域自治法和自治条例进行自治，确保了少数民族当家作主的政治权利[4];建立健全各族群众利益诉求表达机制，提高少数民族在社会利益分割中的话语权和行动力，实现少数民族与政府之间在民生利益表达和民生决策上的下情上达、上下贯通、政通民和等。这就有力地驳斥了民族问题“去政治化”和“第二代民族政策”说所谓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忽视了中国民族的发展实际、强化了自治主体民族的民族意识、人为地制造民族隔阂”等理论观点。
其二，广西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实现了各民族的共同繁荣和共同发展。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广西壮族自治区成立以来，自治区党委、政府坚持贯彻落实党和国家的民族政策，紧紧围绕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的民族工作主题，团结和带领全区各族干部群众，大力推进少数民族和少数民族聚居区的经济社会发展，积极保障和改善民生，维护民族团结和社会稳定，实现了广西经济社会的大发展、大跨越和大繁荣。一方面，建立健全了扶持少数民族聚居区发展的长效机制，如加大了少数民族聚居区的政策扶持、优惠及照顾力度，对少数民族聚居区采取一系列切实有效、经济实惠的倾斜政策，帮助少数民族聚居地区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加大了少数民族发展资金的扶助力度，结合广西少数民族发展现状和实际情况，贯彻落实有关扶持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发展的各项财政扶持政策，切实为少数民族群众办一些看得见、摸得着的实事好事;加大了对人口较少民族的扶持力度，在继续抓好《国家扶持人口较少民族发展专项建设规划(2005-2010年)》实施的基础上，进行了扶持人口较少民族发展“十二五”规划的编制工作，进一步加大扶持力度，进一步完善扶持政策和机制，全面提高人口较少民族的素质，增强其自我发展的能力。另一方面，努力开创了少数民族聚居区经济社会发展新局面，如大力推进兴边富民行动的步伐，切实解决边境地区各族群众生产生活中存在的困难和问题，加快边境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帮助边民尽快致富，实现富民、兴边、强国、睦邻的目标;抓好少数民族聚居区基础设施建设，大力推进民族地区的交通、通信、供水、供电等与各族群众生产生活息息相关的基础设施建设，促进了各民族之间的交往、交流与交融;认真研究落实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实现途径，增强少数民族聚居地区政府提供公共服务的能力，为少数民族群众营造就业、住房、教育、医疗、文化娱乐等良好的生活环境，逐步缩小与发达地区在享有公共服务方面的差距，极大地提高了各族群众的生活水平。正是因为实施了以上的民族优惠政策，广西才实现了各族人民和睦相处、安居乐业、边疆稳定、社会安宁。以上事实也有力地驳斥了民族问题“去政治化”和“第二代民族政策”说的理论观点。
其三，广西发展和维护了各民族大团结的格局。自广西壮族自治区成立以来，特别是党的十六大以来，广西各级党委、政府在党和国家的民族政策的正确指导下，以国家统一、民族团结为基点，高度重视民族工作，自觉增强大局意识，努力强化责任意识，将促进民族团结进步、维护边疆社会稳定作为立党执政的核心内容，协调和统筹促进民族团结进步与科学发展经济社会各项事业之间的关系，把促进各民族团结进步、创建民族团结进步模范区当成义不容辞的政治任务和政治目标。一是构筑了广西民族工作合力机制。完善民族工作委员会制度，构筑区、市、县三级民族工作网络，指挥协调各部门齐心协力开展民族工作，将民族工作变成各方面的统一行动，实现民族工作社会化;建立健全组织网络机制、沟通协调机制、信息反馈机制、舆论宣传机制、骨干培训机制、维权服务机制、帮困结对机制、财力保障机制等八项工作机制，既相互合作，又各有分工，充分发挥各级各部门的优势，整合资源，形成工作合力，有效地促进民族工作和民族团结进步事业的开展;各级各部门通过联合调研、联合宣传、联合行动等形式，拓展横向联合，实现民族工作的社会化，形成了上至领导干部、下至平民百姓共同维护广西民族团结、发展广西和谐民族关系的良好社会氛围。二是建立和完善了民族团结进步激励机制。制定民族团结进步工作的考评制度，以责任督促人，以义务鼓舞人，形成了全社会开展民族团结进步活动争先创优的热潮，增强广大干部群众的积极性、创造性和主动性，推动了民族团结进步事业的发展;通过持久的、多层次的、系统的民族团结进步表彰活动，大力宣传民族团结进步的典型事迹，以先进的人和事教育大家、激励大家，使民族团结进步的观念牢牢扎根于各族人民心中，逐步形成了全区各族人民共同维护民族团结的良好风尚;开展“民族团结进步县(区)”、“民族团结进步乡(镇)”、“民族团结进步村(屯)”、“民族团结进步社区(街道委员会)”、“民族团结进步企业”、“民族团结进步单位”、“民族团结进步工作先进个人”等创建活动，推进民族团结创建活动进社区、进企业、进乡村、进基层党政机关、进事业单位，发展了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三是建立健全了广西民族关系监测评价处置机制。建立了广西民族关系监测信息指标体系，真实地、客观地、准确地评估当前民族关系的状况，因时因地制宜、积极稳妥地采取解决办法和处置措施，使民族关系监测评价处置工作更具规范性、更有针对性;成立了集中统一、坚强有力、职责明确的突发民族事件应急工作领导小组，正确和妥善处理少数民族在表达利益诉求时所出现的问题，维护了社会稳定，促进了民族团结;建立了党委、政府、人大、政协以及民间各族群众之间的联动机制，包括事故问责制、协商机制等，通过事后引导、教育、调解、总结、查漏、补缺、排查等方式，积极、妥善、有效地解决和处理现存的和潜在的问题，贯彻落实党和国家的民族政策，促进广西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这些成功实践也有力地驳斥了民族问题“去政治化”和“第二代民族政策”说所持的关于“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强化了自治主体民族的民族意识，过分抬高了少数民族的政治地位，容易滋生地方民族主义意识，不利于各民族之间的团结乃至国家的统一”的理论观点。
总之，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等各方面的繁荣与发展，使广西各族人民长期以来心连心、同呼吸、共命运，形成了各民族和睦相处、和衷共济、和谐发展的民族团结局面。据广西社会科学院发布的《2010年广西蓝皮书：广西社会发展报告》显示，67.6%的受调查者最满意广西的“民族关系”，至此，“民族关系”已连续11年成为广西民众最满意的社会发展指标[5]。广西这种和睦相处、和衷共济、和谐发展的民族关系，不仅体现了广西各民族的大团结及各民族共同维护社会稳定和祖国统一的坚定信念，更重要地是体现了我国现行民族理论和民族政策的正确性及其不可削弱性和不可动摇性。
三、坚持党和国家民族理论政策，努力构建和发展民族团结进步模范区
2014年中央民族工作会议明确指出，团结统一是国家最高利益，是各族人民共同利益，是实行民族区域自治的前提和基础。2011年11月，中国共产党广西壮族自治区第十次代表大会报告也指出：民族团结进步是实现富民强桂新跨越的坚实基础。必须牢牢把握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的主题，巩固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并提出了构建广西民族团结进步模范区的战略构想[7]。因此，在新形势下，必须坚持具有中国特色的民族理论政策体系，积极构建广西民族团结进步模范区，全面推进广西各族人民大团结事业建设的步伐。
(一)加快广西的经济发展，构筑民族团结的物质基础
新中国成立以来，经过60年的发展，广西的经济呈现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是由于一些历史和客观的原因，当前广西的经济发展与发达地区还存在较大差距，还不适应广西民族团结进步事业发展的需要。所以，当前广西必须要加快经济发展，一要大力推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纵深发展，使各民族更好地融入到现代化生活环境中，促进民族交流，增强民族感情;二要加大扶贫力度，一方面积极争取中央对广西民族地区的扶持力度，另一方面广西民族地区也要自力更生，充分利用区位优势，发展民族产业;三要根据实际情况，优化资源配置，调整产业结构，充分发挥民族地区的资源优势及各民族的群体智慧，增强各民族的主人翁意识;四要协调好各民族之间的利益关系，实现各民族的共同繁荣发展。
(二)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构筑民族团结的政治基础
民族区域自治包含“民族”和“区域”两个基本的要素，既不是单纯的民族自治，也不是单纯的地方自治，而是二者的统一，必须把民族自治与区域自治正确地结合起来，才能既保证各少数民族自主管理本民族、本区域内部事务的权利，又有利于促进、发展和维护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针对广西的实际情况，必须进一步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促进各民族对国家政权体系、对中国共产党执政合法性的认同和支持，增强中华民族凝聚力，形成更广泛的国家认同。在制度层面上，要继续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保证各民族的权益不但在法律上，而且在现实中也得到充分的保障;在机构建设上，要完善少数民族代表选举方法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保障少数民族当家作主的权利和顺利参与到本地区和国家的管理事务中;在少数民族干部的培养上，采取政策照顾、重点培养和优先提拔等举措，不断增强少数民族干部的国家主人翁意识。
(三)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构筑民族团结的文化基础
文化是民族的重要特征，民族文化具有差异性和多元性等特征，在发展民族文化过程中，必须坚持求同存异的原则，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和公民教育，加强中国各民族具有共性的文化价值观和民族精神的宣传和教育，加强中国历史文化教育尤其是中华民族交融历史的教育，增强文化发展共识。当前，广西开展民族文化工作，一要在全区各级党校、大中专院校和有关培训班开设党的民族理论和民族政策、国家的民族法律法规的课程，在中小学校素质教育中开设民族知识课，激发各族人民的民族自尊心、自豪感和爱国主义精神。二要积极组织和撰写一批民族研究著作，编辑和出版相关民族书籍、音像和刊物，拍摄和创作一批优秀的民族电影、电视剧和歌曲，通过耳熟能详的视觉感触和说教方式，促进各民族之间的了解、交往、交流及交融，不断强化各民族对祖国的认同、中华民族的认同、中华文化的认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认同和中国共产党的认同。三要投入一定的财力、物力和人力，大力推进民族聚居地区县(市、区)文化基础设施建设，保障民族聚居地区文化设施的有效运转，确保党和政府促进民族大团结的政策、精神和声音传遍千山万水、传入千家万户，增强各民族对党和国家的向心力，促进各民族的共同繁荣和发展。
(四)发展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构筑民族团结的社会基础
广西各族人民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已经结成了相互依存、统一而不能分割的整体，“已具有高一层次的民族认同意识，即共休戚、共存亡、共荣辱、共使命的感情和道义”[8]101，同时，广西各民族在相互交流和接触中也“出现了竞争机制，相互吸收比自己优秀的文化而不失其原有的个性”[8]386。当前，广西各民族在共同繁荣发展的过程中与其他地区一样也呈现出了文化多样化、利益多元化、思想复杂化等特点，因此必须在维护民族平等和民族利益统一的基础上，进一步促进各民族和谐发展，即加强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的建设和发展，大力加强各民族地区爱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精神的宣传和培育，增强各民族的凝聚力，促进广西各民族和睦相处、和衷共济、和谐发展。
[参考文献]
[1]黄仲盈. 坚持中国民族问题研究的“三个自信”——“三个自信”与中国民族问题研究系列论文之一 [J].广西民族研究，201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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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熊红明.广西调查称民族关系成民众最满意社会指标[Eb/OL].(2010-02-21)[2014-08-15] .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10-02/21/content_1301
7890.htm.
[7]郭声琨.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 加快实现富民兴桂新跨越——在中国共产党广西壮族自治区第十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J].当代广西，2011(23).
[8]费孝通.费孝通文集：第14卷[M].北京：群言出版社，1999.
责任编辑：何文钜
作者：黄仲盈
民族团结进步理论测试
一、填空题：60分(每小题1分)
1.《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民族团结进步工作条例》是2015年12月29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第十二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次会议通过，共6章60条。
2.自治区民族团结进步年动员会议于 2016年3月28日在自治区召开，确定2016年为自治区民族团结进步年，雪克来提·扎克尔主席主持会议，张春贤书记和孙春兰部长做重要讲话。 3.《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民族团结进步工作条例》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法》和有关法律、法规，结合自治区实际，制定本条例。
4.维护国家统
一、民族团结、社会稳定，反对民族分裂势力、宗教极端势力、暴力恐怖势力是公民的基本义务。
5.民族团结进步事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的根基，是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是推进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保障。
6.民族团结进步事业，应当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坚持维护国家统一，坚持各民族一律平等，坚持和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坚持依法治疆、团结稳疆、长期建疆。
7.民族团结是各族人民的生命线，应当牢固树立汉族离不开少数民族、少数民族离不开汉族、各少数民族之间也相互离不开的思想和国家意识、公民意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增强对伟大祖国、中华民族、中华文化、中国共产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同。 8.在全社会大力倡导各民族尊重差异、包容多样、相互信任、相互欣赏，创造各族群众共居、共学、共事、共乐的社会环境，加强交往交流、交融，为促进民族团结进步事业，建设团结和谐、繁荣富裕、文明进步、安居乐业的社会主义新疆贡献力量。
9.民族团结进步工作实行党委统一领导、政府全面负责、民族事务部门指导协调、各部门配合实施、社会各界广泛参与的工作格局。
10.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将民族团结教育纳入国民教育、干部教育、社会教育全过程，纳入公民道德教育和法治教育全过程，纳入各族青少年学习教育全过程;开展民族团结进步宣传教育和创建活动进机关、进学校、进企业、进宗教活动场所、进乡镇(街道)、进村(社区)、进军(警)营、进团场连队，打牢民族团结进步事业的思想基础和群众基础。
11.各级国家机关在民族团结进步工作中应当全面贯彻党的宗教工作基本方针，坚持保护合法、制止非法、遏制极端、抵御渗透、打击犯罪处理宗教问题的基本原则，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深入推进“去极端化”，坚持宗教的问题按照宗教的规律去做好工作，发挥宗教界人士和信教群众在民族团结工作中的积极作用。
12.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制定政策，采取经济补助、环境优化、资源倾斜等措施，循序渐进推动建立各民族相互嵌入式的社会结构和社区环境，促进在共同生产生活和工作学习中加深了解、增进感情，使各族群众手足相亲、守望相助。
13.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应当严格执行党的民族宗教政策，在民族团结进步事业中发挥模范带头作用。
14.(镇、场)、街道、村(居)民委员会、社区应当加强本辖区内村(居)民和流动人口的民族团结进步工作。民族团结进步的相关内容应当纳入市民公约、村规民约、学生守则和行业规范。
15.司法行政部门应当做好民族团结进步的法治宣传，将民族团结有关法律法规列入普法规划，完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学法用法制度，引导公民知法、守法。
16.各级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国家安全机关应当依法保障公民的合法权益，依法严厉打击利用民族宗教问题分裂国家、破坏民族团结、破坏社会稳定的违法犯罪行为，坚持暴恐的问题用法治的方式去解决，为民族团结进步事业提供司法保障。
17.教育部门应当将民族团结教育纳入学校德育、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内容，贯穿于各级各类学校教育的各个环节，推动党的民族理论、民族政策、国家法律法规和民族知识进课堂、进教材。
18.教育部门应当积极促进义务教育阶段的少数民族学生基本掌握和使用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尊重和保障少数民族使用本民族语言文字接受教育的权利，坚定不移依法推进双语教育，建立和完善从学前到大学的双语教育衔接体系，提高双语教学质量。
19.工商、城市管理等部门应当创新社会治理模式，引导进入城市的各族公民自觉遵守城市管理规定，形成有利于各族公民平等进入市场、融入城市的社会环境。
20.公共场所、公用设施以及公共服务行业的牌匾、广告、告示、标志牌,宣传类、公益类的标语等，应当同时使用规范的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和当地通用的少数民族语言文字。
21.民族团结进步事业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各族公民应当高举民族团结的旗帜，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爱国爱疆、团结奉献、勤劳互助、开放进取的新疆精神。
22.各族公民应当相互了解、相互尊重、相互包容、相互欣赏、相互学习、相互帮助，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
23.各族公民应当互相尊重风俗习惯，坚持习俗的问题用尊重的态度去对待。
24.各族公民应当坚持反暴力、讲法治、讲秩序，遵守宪法法律法规的规定，积极维护民族团结、社会稳定和谐。
25.学校应当加强师生员工的民族团结教育工作，自觉承担起反分裂、反渗透的责任。发挥教师在“去极端化”中的教育引导和示范带头作用，引导学生崇尚科学、追求真理、拒绝愚昧、反对迷信、抵制极端。禁止任何人利用学校讲台、讲坛等散布、传播危害民族团结、社会稳定的言论。
26.家庭应当发挥在民族团结进步事业中的积极作用。父母或其他监护人应当以良好的品行影响子女，以民族团结思想教育子女，培养、传播民族团结和社会和谐思想。
27.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利用宗教妨碍社会秩序、工作秩序和生活秩序，不得干预国家行政、司法、教育、文化、婚姻、计划生育和继承等制度。
28.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散布不利于民族团结的言论;不得收集、提供、制作、传播不利于民族团结的信息;不得宣扬和传播宗教极端思想;不得实施破坏民族团结、煽动民族分裂、危害社会稳定、国家安全和祖国统一的行为。
29.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因地域、族别、宗教信仰及其他因素排斥、歧视和人为设置障碍，损害各族群众平等参与社会管理、市场竞争以及平等享受经济社会发展成果和基本公共服务的权利。
30.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在图书、报刊、音像制品、影视、网络等载体以及地域名称、企业名称、品牌商标、广告发布和其他商业性活动中出现侵犯民族风俗习惯、损害民族尊严、伤害民族感情的内容和行为。
31.民族团结进步工作实行领导责任制和目标责任考核制，纳入各级人民政府及其工作部门绩效考核体系。
32.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定期召开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表彰奖励各民族联合创业、扶贫济困、守望相助等方面作出显著成绩和突出贡献的单位和个人。自治区至少每5年，州、市(地)至少每3年，县(市、区)至少每2年召开一次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每年5月为自治区民族团结教育月。
33.获得自治区民族团结进步创建活动示范单位的，每年年底可获得一次性奖励。
34.民族团结教育活动应当讲求实效、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增强教育活动的吸引力、感染力、影响力和说服力。
35.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对破坏民族团结进步的行为有权进行监督、批评、制止和举报。依法受理举报的有关部门应当及时调查处理，并予以答复。
36.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在民族团结进步工作中玩忽职守、弄虚作假、滥用职权的，由其所在单位或者上级主管部门给予批评教育，责令改正;情节严重的，对单位主要负责人、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由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37.总书记多次强调，民族团结是各族人民的生命线，新疆最难最长远的民族团结问题。
38.张春贤书记提出，民族团结进步年，必须突出抓好促进民族交往、交流、交融这件大事，世界上最远的距离是心与心的距离，世界上最近距离也是心与心的距离。
39.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工作长期以来，把“民族团结宣传教育”和“民族团结进步创建作”为民族团结工作的重要抓手。
40.自治区进步年动员动员会议上自治区党委、政府承诺，针对各族群众多年来反映的突出问题，采取27项举措。
41.地、县稳定工作会议暨政法工作会议提出的“六个明显转变”指出，民族团结进步模范单位和模范家庭创建必须达到90%以上。
42.民族团结模范家庭申报的程序是自愿申请、家庭自评、单位审查、组织验收、会议研究、张榜公示、命名挂牌。
二、简答题：48分(每小题8分) 1.自治区民族团结进步年提出的“七个基础”是什么?
答：民心基础、社会基础、群众基础、法制基础、情感基础、思想基础和实践基础。 2.民族团结进步年实现“四个目标”是什么?
答：一是推动党的民族理论、民族政策、法律法规、民族知识、民族团结典型人物事迹进教材、进课堂、进头脑，实现民族团结教育全覆盖;二是推进民族团结进步创建活动“八进”，实现人人参与民族团结创建;三是推进各民族群众共居、共学、共事、共乐，实现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更加密切;四是推动形成人人自觉维护民族团结、人人争做民族团结模范的社会氛围。
3.坚持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做到“八个坚持”是什么。
答：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坚持维护祖国统一，坚持各民族一律平等，坚持和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坚持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坚持打牢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思想基础，坚持依法治国。 4.民族团结进步工作坚持“三个引领”是什么?
答：坚持“三个引领”即理念引领、问题引领、实践引领。 5.“五个认同”是什么? 答：对伟大祖国的认同、对中华民族的认同、对中华民族文化的认同、对中国共产党的认同、对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认同。
6.地委提出的民族团结进步创建“五真”要求是什么?
答：组织领导真有力、思想认识真提高、一言一行真实践、感情深处真融入、创建活动真有效。
三、思考题:10分
结合本单位、个人实际谈一谈如何开展好民族团结进步工作。 结合学校实际谈谈在学校如何开展民族团结教育工作? 我校是一所集维吾尔较多民族融为一体的典型的民校，因此民族团结教育工作就显得十分必要和重要，为此，我认为做好学校的团结稳定工作需从以下这几个方面开展：
一、作为学校的领导干部坚持把民族团结教育列为学校德育工作的重点，突出民族团结教育的重要地位，为开展民族团结教育活动提供理论支撑和舆论支持。
二、通过“三落实、一渗透”(教育材料落实、课时落实、教师落实，把民族团结教育思想渗透到各学科教学中)，切实把党的民族理论与民族法律法规的“三进”(进校园、进教室、进师生头脑)落到实处，不断增强师生的马克思主义民族观，深化对江泽民同志“三个离不开”伟大思想的认识。
三、落实好初高中《民族团结教育》课。明确任课教师，纳入教学计划，列为考试科目，并要求教师根据实际积极开校本教材，拓宽教育渠道，丰富教学内容，提高教学质量。
五、注重民族团结教育的针对性和实效性，既要彻底修正学生中的狭隘民族主义观，又要打掉民族自卑感;既要教育不同民族、不同地域的学生互相关心、互相帮助，又要严肃查处以民族或地域结成的帮派行为，消除民族隔阂和地域偏见;既要尊重各民族的风俗习惯和饮食禁忌，又要教育学生自觉戒除不文明的成规陋习。
六、以每年“五月民族团结活动月”为契机，深入扎实地开展好民族团结系列活动。做到“七个坚持”，达到“六个促进“，大力推进素质教育。坚持有组织、有计划、有主题地开展活动，每项活动都做到层层落实、责任到人，务求实效，不走过场。 坚持举办一至二场分年级的全校性民族理论和政策法规专题讲座，邀请民族宗教部门领导或有关方面的专家给作辅导报告。坚持开好两个座谈会，即少数民族教职工座谈会和各民族学生代表座谈会。坚持开展以“热爱伟大祖国，建设美好家园”为主题的征文活动和“民族团结”演讲比赛，板报与书画展评选活动。坚持做好一年一度的民族团结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评选表彰活动，开好“活动月”总结表彰大会。
为期一个多月的党课结束了，不多的课时里明白了很多不曾深入思考的问题，对党的理论有了更深刻的理解。同时使我意识到了自己对党理论学习的欠缺。要提高自己的觉悟，必须不断学习、深入学习。
最近一段时期，我们的国家在民族问题上遇到了一些困难。疆独、藏独有抬头趋势，**
集团、热比娅集团做出了伤害祖国、伤害人民，危害国家安全和民族团结的举动。不仅造成了大量无辜群众财产损失甚至生命的丧失，而且引致大量境外媒体的歪曲报道，给祖国造成了困扰和压力。
读到了邓小平的这篇《关于西南少数民族问题》，受到了很大启发，也明白了党的一些政策。
虽然时隔将近六十年，这篇文章仍然体现出很大的价值和指导意义。“对少数民族的许多事宜，不盲动，不要轻率地跑去进行改革，不要轻率地提出主张，宣传民族政策也不要轻率。”
邓小平同志承认了中国历史上少数民族和汉族的隔阂由来已久。因此我们在在大事方针上也要考虑到这点，不能同汉族同胞一样任何事上等同对待，必须谨慎，考虑到可能由于民族习惯、历史遗留带来的矛盾。微观下，我们的普通生活中，也必须谨记，我们同汉族同学开的玩笑，讲的故事，在和少数民族同学讲时，一定要考虑好。很可能，会因为文化背景的缘故造成误会。
大一军训时，一位同学对藏族同学疲于训练而老是坐地休息抱怨的话，尽然引来了“想打架”的回应。在平常人看来，这只是句抱怨，或许带有开玩笑和羡慕的味道。藏族同学自我保护意识强，是共性，是可以理解的，或许是有缺乏了解、环境生疏引起的。我们在与他们相处时，必须要考虑到这些。促进了解，最终会让我们越来越近。一位同学院的藏族同学郎佳泽仁，非常友善，和我们一块训练、吃饭、聊天，没有同其他藏人一样要求特权。而我们在一起的时候，并没有把他当做和我们有所不同的人对待，包括任何方面，无所顾忌。
但是毕竟对于大多数的人来说，我们必须谨慎对待，而要充分考虑差异。随着时间的推移，即量变的积累，最终，郎佳这样的人会越来越多，最终我们会亲如兄弟，直至完成质变。
邓小平同志谈到了西康的情况。谈到了军队进入西康时，首先宣布了共同纲领的民族政策，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尊重民族习惯，赢得了藏族同胞的信任。这主要是因为提出的十项条件，实打实的条件，而不是空头支票，这才符合民族团结的要求。
这也提醒我们，在制定民族政策时，一定要符合实际，不要超前。在坚持原则的前提下，要制定出符合实际的政策，并且落实好，才是正确的。制定超前的政策，或是执行不力都会导致不好的后果。
邓小平还提到了长征北上时，饿慌了，为了生存，做了一些犯纪律的事，没有办法。“现在我们应该跟他们说，当时全国的革命负担放在你们的身上，你们对保存红军尽了最大的责任。那时办得不对的事，应当向他们赔礼。这次我们到那里，一些藏族人士也很坦白地说，那时把粮食吃光了，心里不愿意，现在了解了。他们为自己的解放感到高兴。”
当前，我们要把眼光放地长远，明白我们终究是一家人，本来就没什么大问题，即便是有过误会，我们都应该认识到，要互相理解，消除误会，一起面对将来。对历史问题上消除误解，是我们必须面对的。
“在少数民族里面，正是由于过去与汉族的隔阂很深，情况复杂，所以不能由外面的力量去发动少数民族内部的所谓阶级斗争，不应由外部的力量去制造阶级斗争，不能由外力去搞什么改革。所有少数民族内部的改革，都要由少数民族内部的力量来进行。改革是需要的，不搞改革，少数民族的贫困就不能消灭，不消灭贫困，就不能消灭落后，但是这个改革必须等到少数民族内部的条件具备了以后才能进行。”
在今天看来，给我们的启示还是非常大。步步为营，我们才会稳固民族关系。客观要求我们，对待少数民族群众，我们不能贸然行事。一定等待时机，等大部分条件都满足了再考虑可行性，不能照搬对汉族群众的经验。我也觉得我们的理论很多都是建立在一个很大众化、很普遍的读者基础上，根据这些理论我们可以较易地找出实践的方法。但是这种容易，很容易使我们产生一种错觉，就是运用这些理论是不需要太多考量的、太多测试的。
这是不对的，理论显得容易理解且指导性强是因为这与我们实际联系紧，但对于少数民族，运用其理论来，就不能按汉族群众的思维。少数民族与汉族的区别不仅仅是生活习惯的区别，认识方法、文化背景的区别更应考虑。不仅是在具体实施上，在大方向上也要区别对待，至少在现阶段。
“现在我们民族工作的中心任务是搞好团结，消除隔阂。只要不出乱子，能够开始消除隔阂，搞好团结，就是工作做得好，就是成绩。”邓小平的话很是正确，虽然我们现在的年代和当时相距很久，但有理由相信，现在的阶段仍应把搞好团结作为非常重要的任务。
“稳
定压倒一切”是一句民间流传很广的话，我也赞同邓小平的看法，我觉得，目前稳定就是成绩。在少数民族聚集的地区，我们不应片面强调发展，强调经济的飞速发展。目前，少数民
族的生活已经达到了比较高的水平了，温饱生计问题已不是特别急切的问题了，而是谋求发展。在少数民族聚集的地区，我们现在应当我要那么看重发展了，而是要充分考虑群众对发展代价的承受能力，如砍伐森林、挖掘矿藏、修建水坝、修建房屋等等，群众可能会对自己居住地区内矿藏的掠夺性开采，占用牧场、农田盖楼，都可能会引起群众的不满甚至厌恶。
我们也不能总是以“我们给你们带来多少多少经济收入，给你们多少多少补贴……”这样的话回应少数民族群众，这样的结果很可能会让他们更加反感。关注和谐，结合具体情况发展，以适度为原则，在经济的适量增长和人民的内心诉求间找到一个很好的平衡点才是合理的做法。
其实，这样的矛盾在汉族地区很大量存在，只不过因为某些原因，形式不太一样。如近来很是火的血拆事件，潘蓉、唐福珍等大量严重损害了党和国家的形象。这便是，一边似乎迫切的发展计划，另一边是被损害的人民利益。从总体看，我们仍可以说这是国家的建设、发展需要，总体上受益的是整个国家。但由于党内腐败分子脱落客观，受某些利益驱使来制定规划，微观上看就伤害了人民，甚至给群众造成了被践踏的错觉。
所以，其实，我认为，为了让我们坚持好基本路线，落实好科学发展观，我们甚至可以有意识地“放慢”发展速度，其实就是保持一个合理的速度。这样，虽然表面上数字不好看、影响了政绩，但实际上是选择了健康的、合理的发展模式，而且修复了人民内部的矛盾，大家都高兴，也是“以人为本”的体现。另一方面，我们努力在如何让人民更多地享受到国家发展的成果，如何“藏富于民”上努力。我们要做的似乎比例的提高，而不是绝对量的提高。
对少数民族亦如此，温饱解决后，我们该选择一个健康、合理的增长速度，而不能求最大。
其实我们不能因为现在在少数民族问题上遇到了一些问题，就过分紧张或是气馁，我们要明白，历史是曲折前进的，遇到些沟沟坎坎是很正常的。这次的困难，有必然因素，也有偶然因素。我们不能因为这些就开始过分地反省自己的问题，我们的政策，有问题的要改，大多数正确的一定要坚持下去，不能摇摆不定，分裂集团的集中进攻是蓄谋已久的，和我们的政策关系不大。
我们坚持马列主义的指导，会解决掉所有阻挠我们进步的因素。任何破坏国家统
一、民族团结的行为只不过是暂时的困难。
汇报人：范文范例网
一百五十年来，世界上无数马克思主义者对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两大历史任务进行了艰难的探索。列宁、毛泽东分别在俄国和中国成功地进行了革命，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在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上，各个社会主义国家进行了长期艰难的探索，但是都不成功。邓小平对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经验和教训，进行了深刻的历史反思后，认为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根本目标和基本特征,是体现社会主义本质的一个东西。针对我国现阶段所处的历史时期是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基本国情，提出了实现共同富裕所应该具备的基本前提是生产力的发达和经济的繁荣，并且把公有制为主和实现共同富裕，不搞两极分化看成是社会主义之所以区别于资本主义的两个重大的标志。
共同富裕——社会主义建设模式的突破
传统的社会主义的理论家们由于历史的局限，将私有制看成了一切罪恶之源，认为要实现社会主义的理想就必须要将生产资料私有制改为公有制，既体现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又是社会主义区别于资本主义主要特征，公有制的实现以及实现程度成为衡量社会主义的及其成熟度的标志。因此许多社会主义国家在取得革命胜利后，由此废除了私有制和商品经济，走上了公有制和计划经济的道路。但是，经过众多社会主义国家几十年的实践证明，公有制与计划经济并没有给人民带来共同富裕，只能导致共同贫穷，社会主义运动在世界范围内遭受了重大挫折。
(一)苏联社会主义国家建设的经验和教训
马克思、恩格斯在十九世纪曾指出：在资本主义生产力高度发展、高度成熟的前提下，通过社会主义革命可以实现社会主义。他们认为社会主义的主要特征是：生产力的巨大增长和高度发展是社会主义的物质前提，生产资料由全社会占有，实现全部生产资料公有制;消费品的分配方式上实行按劳分配原则，有计划地组织生产，没有商品、没有货币，实行计划经济。在他们对未来社会主义社会所作的原则性构思想中，发展生产力被看作是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
十月革命后，列宁在创建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之初，由于囿于马克思、恩格斯原来的设想，认为：工人阶级取得政权后，就需要利用国家权力，以社会的名义把全部生产资料变为国家所有;而国家一旦实行了社会所有，货币和商品生产就要废除，旧的分工和竞争也随之消失，为统一的计划经济和直接的产品分配所取代，社会将进入共产主义第一阶段(只保留按劳分配)。在1919年制定俄共(布)八大新党纲时，列宁坚持社会主义是非商品经济的社会，并且在实践上尝试在俄国建立以产品经济为内容的高度计划经济的社会主义体制——“辛迪加”。在苏维埃共和国成立之初，为了巩固无产阶级国家政权，列宁依据当时国内战争需要，没有实施关于社会主义“辛迪加”的设想，而是实行战时共产主义的体制和政策 。战争结束后，1921年初，俄国农民由于余粮征集制而对苏维埃政权产生不满，城市工人因生活困难而对俄共(布)产生不信任，对社会主义产生怀疑。现实使列宁重新认真考虑什么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到底应建成什么样子这个重大问题。根据俄国的实际情况，他在晚年写的八篇文章中集中探索了在落后的俄国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提出了新的经济政策。如关于发挥私人资本主义作用的观点，关于发展国家资本主义的观点，关于允许和鼓励小农经济发展等观点。
列宁逝世后，斯大林基本上是按照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实行全社会的公有制、计划经济和按劳分配的设想，领导苏联人民进行了社会主义工业化和农业集体化。在进行社会主义建设时，由于在整体上忽略俄国生产力相对落后的情况，逐步建立了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和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形成了斯大林模式。在苏联社会主义建设中，斯大林模式逐步表现出既束缚生产力发展，又限制社会主义的民主和法制，从而影响人们积极性的发挥的严重弊端。苏联七十几年的社会主义建设，在发展重工业和备战方面取得很大成绩，但是，随着国民经济规模的扩大，体制僵化越来越限制了生产率进步，大大限制了社会主义发挥的应有经济潜力。正是这种具有严重弊端的体制，才使矛盾逐步积累、激化，导致斯大林逝世后一系列历史事件的发生，最终导致社会主义苏联的崩溃和解体。与此同时，东欧诸国在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基本上是照抄照搬斯大林模式，同样形成了僵化的经济政治体制，影响了生产力的发展，最终造成社会主义在东欧的失败。反思前苏联经济发展战略的重要失误，就是片面强调发展重工业和军事工业，并且为此消耗了过多的宝贵资源和科技力量，60年代虽然曾一度有所调整，但是，由于未能根本改变农业、轻工业落后的局面，人民生活长期得不到改善，导致执政基础的流失，共产党痛失执政地位。美国国际战略专家布热金斯基认为，前苏联的计划经济虽然能够生产出大量的洲际导弹和核潜艇，但是，无法生产出充足的 “黄油面包”，经济的长期发展方向令人民失望，因为在经济增长中，人民几乎得不到多少好处，严重影响了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从而导致了失败的结局。
(二)毛泽东三十年艰难的探索
建立一个国家，巩固执政地位关键在于通过发展生产力，改善人民生活，提高人民物质文化水平，才能得到人民群众的拥护和支持。为了建设社会主义，改善人民的物质文化社会，毛泽东先后在不同的场合提出要代表人民利益，但是在如何实现人民利益的问题上，毛泽东在社会主义建设的道路上进行了艰辛的探索。
新中国成立后，第一代领导人充满着胜利后的激情，怀着一种赶超先进国家的强烈愿望，调动和利用了新社会制度诞生使全体劳动人民地位改变的巨大政治效应和政治热情，针对中国落后的经济社会发展情况，采取外延扩展型经济增长和高积累、低消费的投入带动型赶超并重的发展战略，优先发展重工业。充分发挥了传统计划经济体制的高度动员能力，迅速动员和集中使用了全国的资源，借助前苏联的援助，以苏联模式为样本，在旧中国及其落后的基础上，实行均衡发展战略，在生产力空间布局上以“均衡”为主，提高不发达地区的发展水平，缩小地区发展差距。由于忽视了在中国占绝大多数农民的问题，建国几年后农业出了问题，引起了执政党的重视。但是在发展农业的问题上却采取的盲目冒进的办法，生产没有搞上去，国家的稳定却出了问题。经历过社会主义革命的毛泽东再一次感到了新生政权的巩固重要。从1956年完成社会主义三大改造到“文化大革命”，毛泽东一方面在拨高生产关系上做文章，误以为用先进的生产关系就可以把落后的生产力带动起来。误以为公有制越大越好，越纯越好，希望通过人民公社这个“一大二公”的公有制形式，一下子过渡到共产主义，这种只是在拔高生产关系上做文章的办法，阻碍、破坏了生产力的发展。另一方面，狠抓思想意识领域里的阶级斗争，试图通过抓阶级斗争促进生产力的发展。“三大改造”完成后，毛泽东认为，在政治思想战线上，无产阶级战胜资本主义的问题还没有解决。完成社会主义改造之后的首要任务，是要继续进行意识形态领域内的阶级斗争，抓革命、促生产，彻底解决在意识形态领域谁战胜谁的问题。一切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做法，严重偏离了我国政治生活的主题，挫伤了人民群众的积极性。
由于对于社会主义基本理论问题还没有完全弄清楚，忽略发展生产力是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离开了经济建设这个中心，以为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就能把生产力促上去。发动了一系列针对不同意见的党派和个人的政治运动，建设问题自然而然被忽视了。“文化大革命”结束时，生产力受到严重破坏，国民经济已经到了濒临崩溃的边缘。
建国以后的前三十年社会主义实践，毛泽东虽然采取了社会主义工业化和社会主义改造同时并举的方针，实行逐步改造生产资料私有制的具体政策，在理论和实践上解决了在中国这样一个占世界人口近四分之一的经济文化落后的大国中建立社会主义制度的艰难任务，形成的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但是在社会主义的发展战略上实践也证明了：区域平衡推进和收入平均分配的选择是低效率的，在中国这样一个经济社会发展十分落后的国家，必须集中有限的资源首先发展一部分地区，以此为动力逐步推进其它地区的发展。
(三)邓小平理论的提出
邓小平针对我国人民生活水平长期没有得到改善的局面，对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经验教训，进行了深刻的历史反思和理论探索。小平同志讲“我们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坚持社会主义道路，不过什么叫社会主义的问题，我们现在才解决。坦率地说，我们过去照搬苏联搞社会主义的模式，带来很多问题。我们很早就发现了，但没有解决好。我们现在要解决这个问题，我们要建设的是具有中国自己特色的社会主义”和毛泽东同志一样，邓小平也认为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只有通过生产力的发展才能实现人民群众的物质文化利益。1979年邓小平指出：过去搞民主革命，要适合中国的情况，走毛泽东同志开辟的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现在搞建设，也要适合中国的情况，走出一条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邓小平反复强调，中国的革命和建设，都是“紧紧抓住合乎自己的实际情况这一条。所有别人的东西都可以参考，但也只是参考。世界上的问题不可能都用有一个模式解决。中国有中国自己的模式。”在社会主义应该贫穷还是富裕的这个根本性问题上，他以马克思主义者的巨大理论勇气和胆略，进行了划时代的拨乱反正。首先，他深刻批判了“四人帮”以极左面目出现的主张贫穷的假社会主义，指出：“经济长期处于停滞状态总不能叫社会主义。人民生活长期停止在很低的水平总不能叫社会主义”。“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要消灭贫穷”，“社会主义的特点不是穷，而是富，但这种富是人民共同富裕”。深刻揭示了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目的、根本原则、最大优越性和本质。在对社会主义本质的新概括中，邓小平既讲到了生产力问题，又讲到了生产关系问题，而最终用“共同富裕”把社会主义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统一起来，把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和根本目标统一起来，把社会主义的物质基础与社会关系统一了起来，把社会主义的发展过程和最终目的统一了起来，并且划清了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根本区别，就是社会主义坚持共同富裕，不搞两极分化。
共同富裕的构想不仅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的首要的基本问题，而且回答了“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首要的基本问题。邓小平多次指出，中国底子薄，人口多，耕地少，特别是农民多，现在仍然是世界上很贫穷的国家之一，这对我国的发展造成了很大的制约，决定了我国必须在社会主义条件下经历一个相当长的初级阶段，来逐步实现工业化和经济的社会化、市场化和现代化，逐步实现共同富裕的目标。对实现共同富裕的问题，邓小平讲得最多而又简洁明了：允许和鼓励一部分有条件、发展快的地区和个人，通过诚实劳动和合法经营先富起来，先富起来的地区和个人，帮助和带动发展慢的地区和个人，最终达到共同富裕。先富加上后富，最终实现共同富裕，为此邓小平同志制定了“三步走”的国民经济发展战略，实际上也就是共同富裕的战略，即第一步，到20世纪80年代末，解决温饱，摆脱贫困;第二步，到20世纪末，实现小康，走向富裕。制定了“三步走”的国民经济发展战略，实际上也就是共同富裕的战略，即第一步，到20世纪80年代末，解决温饱，摆脱贫困;第二步，到20世纪末，实现小康，走向富裕。共同富裕战略构想对社会主义首要的基本问题做出了明确回答，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做出了科学界定。
共同富裕——社会主义发展战略的推进
为了实现共同富裕目标，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为社会经济的全面发展积累物质财富，成为中国改革开放二十五年的中心任务。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国改革在经历了开始阶段的扩大企业自主权实验不成功、国有经济改革停顿不前的情况下，为了减少改革的阻力，积蓄改革的力量，缩短改革的进程，采取了增量改革的战略，既运用一些修补的办法维持国有经济运转，使改革的重点，从城市国有经济转向农村的非国有经济方面，在那里创建市场导向的企业，并依托它们实现增长。1980年随着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行，农村经济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在此基础上，以集体所有制为主的乡镇企业也蓬勃发展起来。这种改革战略在农村取得初步成功以后，又把它推广到其它部门中，促进非国有经济的增长，使非国有企业逐渐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主力。经济发展的基础杠杆——利益杠杆启动以后，这种最基本的制度构造发挥了巨大的效应，按照商品经济本性生长出来的各种经济主体，表现了极大的活力，整个中国经济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渐进式改革最显著、最有成效的农村经济开始活跃，乡镇企业异军崛起，长期压抑的中国生产力得到了释放，经济总量的外延扩大并迅速发展，很快填补了对资本需求较少的部分，中国经济的运行和发展有了保持稳定的最根本的条件。
在利用有利国际形势，实行对外开放、与世界经济连接的战略指引下，中国借鉴亚洲“四小龙”的经济发展模式，在沿海地区大力发展有限投资能带来迅速增长的工业部门，大力引进外资，优先考虑轻工业和中型工业，以发挥其投入产出周期较短效益较高的优势，利用发达国家因经济成熟和工资提高急于将劳动密集型和土地密集型工业转移到比较便宜地区的要求，实现区域经济的优势互补，在中国广大沿海地区引发了一场来势凶猛、规模巨大的经济高速增长，大约三亿多人口的地区实现着年均10%左右的经济增长。十几年的增量改革，给中国经济带来了高速增长。1978-1990年，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14.6%，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年均增长13.1%。在“体制外”的改革已经成为全面建立市场经济制度准备了必要条件的情况下，由于多数改革者对于市场取向的改革没有明晰的理性认识，仍然习惯于“摸着石头过河”的方式推进改革，未能及时实现改革战略的转变，因此，国民经济中已经搞活的“体制外” 部分和在很大程度上仍受传统经济体制束缚的“体制内”部分之间出现了剧烈的摩擦，经济体系中存在着许多漏洞，影响到国民经济的稳定发展。1992年邓小平的南方谈话，进一步推动了中国的改革开放，党的十四大确定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目标后，中国的改革在宏观经济管理体系的建立和所有制结构的调整上取得了重大的进展。原来国有经济一统天下的局面发生了改变，国有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迅速下降，但是政府和国有企业仍然是稀缺资源的主要支配者。一部分人在旧体制中有既得利益的人，以种种借口阻碍改革的进行，国有经济改革进入了攻坚阶段。1997年党的十五大明确提出初级阶段的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随后的几年一个以混合所有制为基础的市场经济的轮廓开始显现在人们的面前。
由于中国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转型，不是以革命的方式、而是以改革的方式进行的，这就是说，它不是在政权发生更迭的条件下急速地进行的，而是在原有的执政党和政府的领导下逐步实现的。特别是在改革的初期阶段，采取的经济改革优于政治改革的策略，使经济在稳定的环境中起步，避免了大的社会震动。不但非国有部门的经济得到发展，国有经济采取的“放权让利”的政策几乎使人人得益，人民群众对于改革的认同度很强。从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经过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到十四大确立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通过10年的艰苦努力，初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开放为我国经济的持续快速增长提供了制度保证，极大地增强了经济发展的活力，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增长使国家经济实力显著增强。工作着重点的转变使经济建设成为中心，为经济发展提供了最重要的前提。
1979—2000年，我国经济年均增长9.5%，是全世界最快的。按可比价格计算，2000年国内生产总值是1980年的6倍以上，超过原定20年翻两番的目标。许多重要工农业产品产量跃居世界前列，长期困扰我国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的商品供应短缺状况根本改观。经济结构实现重大调整，在农产品总量迅速增长的情况下，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由28.1%降到15.9%，农业劳动者占就业人口的比重由70%降到50%以下，高新技术产业和现代服务业迅速发展，传统产业得到提升。基础设施薄弱的状况得到明显改善，我国已经由工业化初期阶段进入中期阶段。人民生活实现两大历史性跨越。20世纪80年代基本解决了温饱问题，90年代由温饱达到小康。改革开放二十五年，城乡居民收入增长和消费水平提高的速度居于同期世界前列，也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最快的时期。城乡居民恩格尔系数分别由57.5%和67.7%下降到37.9%和47.8%。群众消费由追求基本生活资料数量的满足发展到注重生活质量的提高，消费结构从以农产品消费为特点的温饱型进入以工业品消费为特点的小康型。城乡贫困人口大幅度减少，2.5亿农村贫困人口中85%以上已经脱贫，贫困人口占农村总人口的比重由30.7%降到3%。据国家统计局课题组对小康进程的综合评价，20世纪末全国总体平均生活水平跨入小康社会的初级阶段，有3/4的居民初步过上小康生活。
在增量改革时期，针对不同地区、不同部门、不同经济成分采取了不同的政策，使不同地区、不同企业中就业的人们收入差距扩大。在改革的后一阶段，国有企业改革长期滞后，引起企业效益低下，大大限制了职工工资收入的稳定和提高，老职工的社会保障问题以及下岗工人的生计等问题，不断降低人们对改革的认同度。同时也由于城市工商业改革滞后造成的低效率和浪费，城市企业开工不足，下岗职工增多，城市不能创造足够的新的工作岗位来吸收农村剩余劳动力在非农产业中就业：农民的收入增长速度下降，负担增加;都引起了人们的显著不满。普通劳动者包括国有企业的职工，特别是一般农民从改革中得益不多，生活改善不大，甚至收入水平下降，而少数掌握支配资源权力的贪官污吏和有寻租门道的人却能够凭借权力成为暴富，贫富差距的迅速扩大，严重地影响着社会的安定，给中国的改革和发展带来了难题。据2002年底著名经济学家王绍光、胡鞍钢、丁祝元在《经济繁荣背后的社会不稳定》一文中表明，全国城镇居民对生活状况不满意的约1-2亿人，占全国城镇总人口比例的22%-45%，全国城镇居民对生活状况非常不满意的在3200-3600万人，占全国城镇总人口比例的7%-8%，社会分配不公是不稳定的终极根源。在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过程中改革也推动着中国社会的转型，根据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研究报告》显示，中国的社会阶层已经由1978年的工人阶级、农民阶级、知识分子阶层的组成情况，分化为十大阶层，即国家与社会管理者、经理人员、私营企业主、专业技术人员、办事员、个体工商户、商业服务业员工、产业工人、农业劳动者、城乡无业失业半失业者。在这些社会阶层中社会中间阶层的规模过小，农业劳动者阶层规模过大，过大的农业劳动阶层，影响着共同富裕的实现。
改革开放20多年中国经历了持续的高速增长，出现了空前的经济繁荣。但是，经济繁荣并不必然或自动导致社会公平、社会公正和社会稳定。25年改革开放的实践表明：凡是保证了社会公正的时期(如80年代初中期)，经济发展和政治稳定也得到了保证;凡是牺牲社会公正的时期，经济发展和政治稳定也会受到威胁，特别是90年代下半期。社会分配不公是中国社会不稳定的终极根源。因此，遏制分配不公平，纠正社会不公正现象已经不仅仅是个伦理问题，它是危及社会稳定的社会问题以及国家政权稳定性的政治问题。经济发展固然是硬道理，社会公正也是硬道理。坚持“共同富裕”不仅是社会主义的最大优越性，也是中国共产党及其政府合法性的基础。能否坚持“共同富裕”防止贫富两极分化，是中国改革成功或失败的关键标志。
共同富裕——社会主义发展战略的完善
在一部分地区和个人迅速富起来，在人民群众生活水平普遍提高，并由基本小康向全面小康越来越靠近的同时，我国经济社会生活中也确实已经出现了必须研究和解决的课题，其主要表现是分配不公和贫富差距拉大。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在实现共同富裕的进程中，社会成员之间的收入和财富存在一定程度的差距是必然的，也是允许的，但差距若过分悬殊，长期得不到改变，势必挫伤大多数人的积极性，影响改革的顺利推进。
(一)共同富裕是小平同志理想中的价值追求
邓小平一方面从社会形态运动规律的角度，揭示了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另一方面又从历史活动主体所追求的价值目标、价值目的的角度，阐示了社会主义作为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追求的崇高社会理想，还要“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虽然这里所概括的社会主义价值目标与马克思所说的“人的全面发展”还不等同，但是，这却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不可逾越的现实要求。邓小平的发展思想是以民为本的发展思想。他心目中的发展，不仅要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需要，还要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要，最终实现人的全面发展。早在1978年改革开放之初，邓小平就把打破平均主义“大锅饭”，允许一部分地区和个人先富起来，作为解放思想，激发人民群众生产积极性的一个大政策提了出来。他说：“我们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根本目标是实现共同富裕，然而平均发展是不可能的。过去搞平均主义，吃‘大锅饭’，实际上是共同落后，共同贫穷，我们就是吃了这个亏。改革首先要打破平均主义，打破‘大锅饭’”，让一部分地区和个人先富起来，必然会产生巨大的示范力量，影响左邻右舍，带动其他地区和个人向他们学习。这样，就会使整个国民经济不断地向前发展，使全国各族人民都比较快地富裕起来，这是一个“大政策”，一个“新办法”。这个大政策和新办法是以承认差别、克服平均主义、打破“大锅饭”为着眼点，以诚实劳动、合法经营为前提条件，以最终实现共同富裕为目标的严谨而完整的体系。这个大政策和新办法，反映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现状，是符合中国实际的正确的战略决策。总之，共同富裕决不可能是同时富裕、齐步走。因此，让一部分有条件的地区和个人先富起来，便成了共同富裕的现实基础和逻辑起点。不仅如此，这还是“加速发展、达到共同富裕的捷径”。 在邓小平的共同富裕构想中，先富是作为后富和共富的条件提出来的，它一开始就被共富目标所规定，尽管先富是共富目标的一部分，但它毕竟不是目标本身。在先富、后富、共富链条上，部分先富是手段，共同富裕是目的，而先富带动和帮助后富，后富追赶和超越先富，则是其中的关键环节。所以，先富只有加上后富，最终才能达到共同富裕。这个具体的目标的实现邓小平认为是21世纪中叶。“因为我们这里没有剥削阶级，没有剥削制度，国民收入完全用之于整个社会。相当大一大部分直接分配给人民。”这就告诉我们，我国人均四千美元所过上的生活要高于资本主义国家人均四千美元的生活水准，因此，可以说是基本实现了社会主义的共同富裕的目标。
市场经济是效率经济，自发地倾向于效率，并因此而使效率高的社会成员获得较高的收益，从而使社会成员的收入差距拉大。社会成员之间的收入差距拉大，还和社会成员所拥有的要素资源有关。因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个人收入的多少是按要素贡献来分配的，是否拥有生产要素，拥有的数量的多少，质量的高低，都决定着其收入的高低。而社会成员所拥有的要素有是不平均的，有的人有，有的人没有，有的人拥有的多有的人拥有的少，有的拥有的要素质量高，有的拥有的要素质量低，从而导致了他们之间在收入分配上差距的存在。而这种差距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还会产生马太效应，使收入多的越来越多，收入但是少的越来越少。我国的体制转型从一开始就偏离了现代经济学正统理论开出的“药方”，在路径选择上也没有听从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或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等国际机构“休克疗法”，而选择了一条中国特色的“摸着石头过河”渐进式改革之路，而且取得了阶段性的成功。中国体制改革和转型，试图走出一条在市场经济基础上通过社会主义道路实现现代化的新路，也就是既符合现代型经济、社会的基本要求，又具有社会主义属性的另一种现代化形态。这种现代化是与资本主义现代化处于同时段(同在商品——市场经济阶段)的现代化。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是一场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制度创新，是依据现代经济运动中出现的可以使公有产权建立并有效运行的客观条件，自觉进行的一种历史性的探索和创造。实现这种结合的关键是探寻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结合的客观条件和实现形式。这是社会主义改革实践提出的崭新问题，而且是理论和实践上都没有彻底解决的颇具难度的问题。探索市场经济基础上的各种新的公有制实现形式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关键任务，这种市场型公有制，就是既坚持公有制的本质内涵和本质要求，又具有适合市场经济要求的新形式的公有制。回顾我国25年来经济体制改革的历程，一个十分重要的内容就是市场经济主体的结构演变过程。从20世纪80年代初期的全民、集体等公有制企业覆盖全社会，到90年代中后期国有、集体、外资和民营等多种所有制的企业并存发展，出现了全社会范围内民营企业和外资企业的增长速度快于国有、集体等公有制企业情况，处于主体的地位的国营经济大量壅塞于竞争领域，而国营经济自身又因为种种弊病而竞争力差，这使国民经济在整体上竞争力弱，活力不足，从总体上影响了经济效能的提高;国企的大量存在耗费了财政大量资金，从而使得其它经济成分得不到应有的支持，妨碍了大多数人的发展;大规模国有资产的流失，导致非法致富大量产生，加速了两极的恶性分化。
在改革开放的过程中，一部分人依靠自身长期勤劳与冒着巨大风险，得益于新的市场机制成为先富起来的人，而一少部分人则利用转型期的体制弊端，敛取不义之财。由于人们获得机会率的不均等，尤其是通过权力市场化而形成的收入差距在相当程度上已经成为中国贫富差距的主要根源。这种由于机会的不平等造成的贫富悬殊，必须通过市场取向的改革和实现机会的平等来解决。因此，在社会转型的过程中，必须坚持社会公正这种普世性的价值观，努力保持机会的平等和起点的公正，防止权贵资本主义的产生，只有切实运用法律和政策的手段，才能防止在所有制结构调整的过程中公共财产向少数人流失，避免出现财产初始占有的两极分化。
(二)共同富裕是立足中国国情的选择
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领导集体，在探索适合我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时，形成了以《论十大关系》为代表的新思路，其中提出了“利用和发展沿海工业”以促进内地工业发展的战略构想。邓小平曾高度评价《论十大关系》所蕴含的宝贵思想，认为“对当前和今后都有很大的针对性和指导意义”。邓小平认为，东部沿海与中西部地区经济发展是矛盾统一的。不顾东西部地区的客观差异，人为地推行均衡发展政策，已被实践证明不是走向共同富裕的办法，而是走向共同贫穷的办法，是行不通的。70年代末80年代初，中国理论界在研究区域问题时，逐步转向梯度发展理论。“七五”正式提出了“梯度发展理论”为核心的相对完整的区域发展战略。 “梯度发展战略”以“效率优先”为基本指导思想，打破了片面强调“均衡布局”的传统布局模式，承认了地区发展不平衡的现实，强调遵从由不均衡到均衡的客观发展规律，强调集中资金和资源实行重点发展，同时在地区间形成产业结构转换的连续关系，从而使产业空间分布与地区经济发展相联系，产业结构与产业布局相结合，经济发展与产业政策相适应，较好地反映了当时中国特定经济发展阶段的发展要求。这一战略对于中国经济发展的作用是巨大的，它所产生的经济效益和积累能力，比分散投入平衡增长要大得多。目前，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区域差距拉大，地区间矛盾日益尖锐化。效率与公平成为经济政策的两大目标，在区域经济发展战略的制订中，既要注重效率优先，同时也应兼顾公平。
以市场经济为导向的经济体制改革，为了调动积极性，提高效率，促进经济发展，必须改革平均主义的分配办法，实行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制度并存的制度。我们的分配政策既要有利于善于经营的企业和诚实劳动的个人先富起来，合理拉开收入的差距，又用防止贫富悬殊，坚持共同富裕的方向，在促进效率提高的前提体现社会公平。为此，就需要一部分人通过诚实的劳动和合法的经营先富起来，允许和鼓励资本、技术等生产要素参与分配，允许社会成员之间的收入差距可以适当地拉开。只有允许和鼓励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先富带动后富，才能逐步实现共同富裕的目标。这是因为：首先，共同富裕只能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财富的不断增加而逐步实现。生产发展是扩大分配、人民富裕的前提。正如邓小平同志所说：“逐步改善人民的生活，提高人民的收入，必须建立在发展生产的基础上。”我国是一个大国，又是一个穷国，人口多、底子薄，决定了不可能在短时期内实现共同富裕，而必须经过一个较长的历史发展的动态过程。让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率先发展先富起来，不仅为共同富裕创造物质基础，而且通过竞争和示范，能够大大激发人们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推动生产力的发展，增加社会产品总值，提高全体人民的富裕程度。可以说，一部分人和地区先富起来，是实现共同富裕过程中量的积累，是共同富裕的先导，是共同富裕的局部实现。因此，邓小平指出：“一部分地区发展快一点，带动大部分地区，这是加速发展，达到共同富裕的捷径”。其次，我国幅员辽阔，经济发展很不平衡，区域之间自然条件、文化因素、原有基础及经济增长速度存在很大差别。看不到或者不承认这些差别，就不利于消灭差别;只有承认差别，允许和鼓励有条件发展的地区率先发展，率先致富，影响、带动和支持条件差的地区创造条件、加快发展，才能缩小差别，最终消灭差别。再次，我国现阶段是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各种经济成份由于生产关系不同，资本有机构成不同，经营水平和机遇不同，总收入、纯收入和分配方式不同，人们的富裕程度自然不会一样。此外，就每一个劳动者来说，人们的劳动能力不同，所处地域、环境和单位不同，再加上家庭人口不同，平均收入和实际富裕程度也不会一样。总之，先富带动后富，逐步实现共同富裕的伟大构想，反映了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现实和社会生产发展的不平衡规律，符合我国国情和生产力发展的客观规律，改革开放20多年的实践和成效也充分证明，这一政策是正确的。
(三)实践共同富裕关键在制度
社会主义作为一种社会理想，它的核心就是追求社会公正，要求实现共同富裕。 由于中国的改革不是一个经济自发演进所必然能够导致的过程，而是一种制度的重新安排。这就意味着经济利益关系的重大调整，而利益的调整又必然会遇到那些不愿意放弃既得利益的人的阻碍和反抗。在过去20年中国的收入不平等性(基尼系数)是世界上变化最大的国家之一，解决社会的不平等不仅只是把蛋糕做大，更重要的是建立国家基本制度，从制度上保证中国防止出现贫富两极分化。
1、建立现代产权制度。公有制和按劳分配是社会主义的基本经济制度，它既决定了社会主义社会应当是共同富裕的社会，又是实现共同富裕的基本保证。因此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只有产权公平才能实现共同富裕。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产权不仅意味着收入，而且意味着获取收入的手段或依据。社会主义按生产要素所有权分配是建立在生产资料社会主义公有制基础上的，要保证起点的公正就必须建立完善处理产权的规章制度。产权制度改革是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关键。为了奠定市场经济的制度基础，在由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的过程中，必然要明晰多种形式的产权，现代产权制度是社会化市场经济发展的产物，是社会化、市场化的产权制度，因此，建立健全现代产权制度，相当于构建了一个公平有序、创业致富的大平台，从而有利于让一切劳动、知识、技术、管理和资本的活力竞相迸发，让一切创造财富的源泉充分涌流。只有在维护公有财产权，巩固公有制经济的主体地位，保护私有财产权，促进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形成多种经济共同发展的格局，才能增强企业和公众创业创新的动力，形成活力的市场经济。在我国，由于公有制经济占主导地位，这就决定了产权制度改革的重点是国有企业，而要改变国有经济一股独大的格局，必须借助产权改革，通过一连串的产权制度安排和产权结构设计，让外资、民资、管理层等各类资本参与到国企管理和发展中来，将国企改造成混合所有制企业，构造出相互制衡的多元投资主体，形成投资主体多元化的发展格局。把各种所有制经济的高度统一于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中，让一切创造社会财富的源泉充分涌流，做大做强经济总量，为实现共同富裕创造坚实的物质基础。
在农村,要以土地使用权的物权化为核心，深化农村改革。赋予农民长期而有保障的土地使用权就是要从法律上明确农民拥有土地的产权，授予农民对所承包土地的转让、抵押、入股等处置权，任何一级政府和组织不得侵犯农民的土地权益，不得干预农民依法行使自己的各项权利。加快农地制度创新，确保农民土地使用权的前提下大力培育农村土地流转市场，并且在市场准入、交易程序、权利义务、合同格式等方面做出明确规定，实现农地使用权的长期化、资本化和市场化，充分发挥农民最后一道生存防线——土地的作用，在因地而活的基础上，实现因地而富，开辟农民致富新途径。
2、制定和完善分配制度。由于我国实行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因而在分配领域必然是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从整个社会看，从企业看，由于绝大多数企业产权结构多元化，同时由于存在劳动力个人所有制以及管理者的收入包含机会—风险收入等因素，因而其分配也必然是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从企业职工的个人收入构成看，除了上述因素以外，还由于财产收入、投资于股票等因素，其收入来源也趋于多元化。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既是我国现阶段生产要素所有权在分配领域的具体体现，也是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一个显著特点。
党的十六大确立了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的原则，这就要求我们在完善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的基础上,重视居民收入差距不断拉大的现实，采取措施，逐步形成高收入者和低收入者占少数，中等收入者占多数，“两头小、中间大”的橄榄型的分配格局。坚持“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原则。以共同富裕为目标，在企业中适当提高管理、科技、信息等收入所占的比重，以进一步激发这些生产要素在创造社会财富中的活力;在公有制单位中进一步打破“大锅饭”，适当拉开收入差距，提高关键岗位和有突出贡献人员的收入水平。在个人收入分配中必须合理调节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针对我国中等收入群体所占的比重明显偏低的情况，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使更多的人通过诚实劳动和合法经营进入中等收入群体行列，成为支撑社会稳定与繁荣的中坚力量;合理调节高收入群体的收入，进一步健全税制，强化税收征管;坚决取缔、严厉打击各种非法收入;规范分配秩序，对某些垄断行业的过高收入进行合理调节;提高低收入者的收入水平，通过推进工业化、城镇化，加快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积极扩大就业，加大财政转移支付力度，完善社会保障制度，落实最低工资制度，降低低收入群体在人群中的比重。此外，为了降低经济不安全感和缩小市场初次分配造成的不平等，国家必须通过法律的和行政的手段，从国民收入中汲取必要的经济资源，对初次分配的结果进行再分配。所有公民，不论居住地、职业、性别、教育程度、年龄，都享有平等的经济和社会权利。只有通过规范收入分配，才能使收入差距趋向合理，防止两极分化。
3、建立和完善社会保障制度。社会保障制度是维护社会安定，促进经济发展，关系到全体社会成员切身利益的一项基本的经济社会制度，是经济社会持续、快速、健康发展的基本保证。它通过老有所养，病有所医，工伤有保险，灾害有赔偿，失业有救济，残疾有安置，贫困有支援，是社会稳定的“安全网”，我国的社会保障必须以社会安全和社会稳定为目标，满足遭遇各种风险和困难的社会成员的基本生活需要，因此，在安排财政资金中的社会保障支出时，必须认真清理支出项目，严格控制支出标准和范围，统一部署和确定合理的保障水平和方式。遏制诸如一次性支付失业保险金、提前退休等不规范行为，并在适当时机逐步提高退休年龄。调整城镇企业与机关、事业单位的社会保障待遇水平，稳步推进农村社会保障。认真分析东、中、西部地区之间及其内部的财力差异，资金分配重点向财政确有困难的地区倾斜，保证其社会保障的基本支出。同时多方筹措资金，如开征利息税、消费税、遗产税等筹集社会保障资金，从而为形成一个稳定的、可持续发展、可信赖的社会保障体系打下经济基础。在兼顾效率与公平的基础上, 坚持“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原则，坚持“低水平、广覆盖、多层次”的基本方针，根据提供最基本的社会保障水平这个目标确定一个较低的、绝大多数单位和个人都能承受的缴费标准，尽可能把各类人员都“囊括”进来，在此基础上，实现社会保险、补充保险(商业保险)、社会救助和个人责任相结合的多层次的社会保障体系。实行个人、单位、国家三方负担，职工享受的保障水平，既要能保障职工的基本生活，体现社会公平，又要与个人缴费多少挂钩，以激励职工的劳动积极性，提高效率;商业保险则遵循效率原则。
总之，制度建设虽然不是经济建设，但却是促进经济建设并持续发展的基础条件。由先富到后富是既是一个物质财富逐渐积累的过程，又是一个不断完善国家种制度建设的过程，更是一个全民共同享有社会财富的过程，我们只有在充分学习吸收和借鉴人类现代化国家经验的情况下，根据中国国情进行的制度创新、制度建设、制度实施，才能降低国家的管理成本，调节不同社会集团的利益矛盾，维护经济活动所必需的社会秩序与交易规则，全体社会成员共同分享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成果，努力构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邓小平理论：一块石头两只猫三条鱼四只鸡
还有五十加一百
所谓‚一块石头‛，指的是邓小平说过：改革开放和搞经济特区前无古人，允许大家摸着石头过河;所谓‚两只猫‛，指的是白猫黑猫，捉到老鼠就是好猫;所谓‚三条鱼‛，指的是邓小平提出的三个有利于(鱼的谐音)的检验标准，只要符合三个有利于，任何事情都能干;所谓‚四只鸡‛，指的是四项基本原则;所谓‚五十‛，指的是一国两制五十年不变;所谓‚一百‛，指的是改革开放的基本路线一百年不动摇。
附:‚三条鱼‛
1992年年初，邓小平在视察南方时，针对一段时期以来，党内和国内不少人在改革开放问题上迈不开步子，不敢闯，以及理论界对改革开放性质的争论，指出：‚要害是姓‘资’还是姓‘社’的问题。判断的标准，应该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从此，三个‚有利于‛成为人们衡量一切工作是非得失的判断标准。即三个"有利于"称为‚三条鱼(于的谐音)‛理论.
‚四项基本原则‛，‚第一，必须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第二，必须坚持人民民主专政;第三，必须坚持共产党的领导;第四，必须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
(上级市)市纪念邓小平诞辰100周年理论研讨会论文
按照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的要求大力推进理论武装工作我们党是一个拥有六千多万党员的大党，我们国家是一个拥有十二亿多人口的发展中大国，我国各族人民正在从事着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宏伟而壮丽的事业。这样的大党，这样的大国，这样的历史伟业，需要我们坚持不懈地用科学理论武装全
党、教育干部和人民，牢固树立中华民族强大的精神支柱，巩固发展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统一思想、凝聚力量，坚定信念、振奋精神，万众一心地朝着既定的目标前进，共同创造我们的幸福生活和美好未来。不断推进理论武装工作，是党80多年建设的一条重要经验。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按照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的要求，进一步把理论武装工作推向前进，是完成新世纪三大任务的重要条件，也是把党的建设提高到新水平的重要措施。
一、历史实践证明加强党的建设必须坚持理论武装
中国共产党的80多年，是在理论与实践的双向互动中不断前进的80多年。实践产生理论，理论指导实践。大力加强理论建设，不断推进理论武装工作，这是我们党80多年建设和发展的一条重要经验。80多年来，党的理论武装工作经历了不同的发展时期，各有不同的特点和经验。
在中国，我们党自诞生之日起，就把马克思主义当作自己的指导思想，用以指导中国革命的实践。在中国这样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东方大国进行革命，必然会遇到许多特殊的复杂问题。单靠背诵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一般原理和照抄照搬外国经验，不可能找到成功道路。马克思主义的经典作家，不可能为解决中国革命的复杂问题提供现成答案。必须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与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然而，在党的幼年时期，党的领导人没有充分认识到把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国化的极端重要性，使革命遭受了一系列挫折。特别是20世纪30年代，王明等人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教条化、把共产国际决议和苏联经验神圣化。这种错误使党和红军的力量遭受巨大损失，几乎使中国革命陷于绝境。
与王明等教条主义者不同，毛泽东同志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对马克思列宁主义采取了实事求是的态度。早在1930年，他就写下了《反对本本主义》一文，提出“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和“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等重要论断，1939年，又在《〈共产党人〉发刊词》中，提出“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实践相结合”的原则。1941年，在党的七大上，毛泽东同志针对党内曾经产生的教条主义指出：“我们历史上的马克思主义有很多种，有香的马克思主义，有臭的马克思主义，有活的马克思主义，有死的马克思主义，把这些马克思主义堆在一起就多得很。我们所要的是香的马克思主义，不是臭的马克思主义;是活的马克思主义，不是死的马克思主义。”正是在同“左”倾教条主义作斗争的过程中，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深刻总结中国革命正反两个方面的经验，正确地解决了中国革命的对象、动力、领导权、道路和前途等一系列问题，实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创立了毛泽东思想这一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指导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取得胜利，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思想又得到继续丰富和发展。1956年，苏共二十大揭露斯大林和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严重问题。中国共产党人开始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进行艰辛探索，在实践中提出了许多正确的思想和政策。然而，由于在总体上缺乏对苏联模式根本弊端的深刻认识，缺乏对马列主义关于社会主义社会一些重要设想的全面理解，特别是缺乏对中国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最重要国情的清醒认识，因而使这种探索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虽有许多积极成果，但屡有失误，直至遭受严重挫折。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邓小平等老一辈革命家支持和领导了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大讨论，成为伟大历史转折的思想先导。后来，邓小平同志又明确指出：“世界形势日新月异，特别是现代科学技术发展很快。现在的一年抵得上过去古老社会几十年、上百年甚至更长的时间。不以新的思想、观点去继承、发展马克思主义，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
在深刻总结历史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在不断研究解决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重要问题的过程中，邓小平同志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基本问题进行了深入思考。1982年9月，在党的十二大上，邓小平同志明确提出“走自己的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并认为这是总结长期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1987年10月，党的十三大系统地阐述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确定了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并提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这个概念，列举了党对社会主义再认识过程中提出的十二个理论观点，认为这些观点构成了建设有中
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的轮廓。1992年初，邓小平同志南方谈话明确回答了困扰人们思想的许多重大问题，丰富和深化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在此基础上，1992年10月召开的党的十四大，对这一理论作出新的概括，强调要用它来武装全党。1997年9月，党的十五大正式将这一理论命名为邓小平理论，同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一道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并写
入了党章。
1989年6月，在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上，形成了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在这之后的十几年，与改革开放的前十几年相比，时代的主题没有变，仍然是和平与发展;基本国情没有变，仍然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的主要矛盾没有变，仍然是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党和人请登陆原创网站：民从事的事业没有变，仍然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但是在时代大背景和基本任务没有变的前提下，世情、国情、党情都发生了新的深刻变化，党面临着一系列新的更加严峻的挑战和考验。面对种种复杂问题，以江泽民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站在历史发展和时代要求的高度，敏锐地把握世界发展趋势和中国社会深刻变化，全面总结中国共产党的历史经验和实践经验，在邓小平理论的基础上，进一步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创造性地回答了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的问题，深化了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识，形成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
总之，学习理论，武装思想，从来就是我们党的优良传统。正如江泽民同志指出的：“我们党历来是重视学习的。每当革命和建设发展到一个重大转折时期，全党面临新的形势和任务的时候，更是特别强调加强学习。80多年来，我们党的事业取得的每一个发展和每一个胜利，都是同全党的学习进步密不可分的。有几次全党范围的大学习活动，成效尤为明显。”
二、邓小平理论是新时期武装全党的基础理论
在改革开放的进程中，我们党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第二次飞跃，产生了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邓小平理论。十三届四中全会以来，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定地高举邓小平理论的伟大旗帜，作出了用邓小平理论武装全党的战略决策，把它作为党的建设的一项基础工程，从而使我们党的理论武装工作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
一是确立了理论武装的新的时代内容和要求，坚定不移地用邓小平理论武装全党、教育人民。党的十三届五中全会在同意邓小平辞去中央军委主席职务时，要求全党要认真学习邓小平同志的著作，使它今后在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进程中发挥重大的指导作用。1991年7月1日，江泽民同志在纪念建党70周年大会上，第一次提出要“认真学习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路线、方针和政策”。1992年10月，党的十四大在确立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指导地位的同时，把用这一理论武装全党作为一项战略性任务提到了我们面前，强调把中国的事情办好，关键在于我们党，在于坚持用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武装全党。1993年11月，江泽民同志在学习《邓小平文选》第三卷报告会上进一步指出，十四大提出理论武装的任务，这是推进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伟大实践的迫切需要，是新时期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的重大措施，也是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一百年不动摇的根本保证。1997年，十五大把邓小平理论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要求进一步“兴起一个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特别是邓小平理论的新高潮”。1998年6月24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在全党深入学习邓小平理论的通知。同年7月，中央召开学习邓小平理论工作会议，江泽民同志发表重要讲话，要求把邓小平理论的学习提高到新水平。
二是对理论武装的内容进行了系统的整理和概括，提供了学习、教育的基本依据和基本教材。为了全面落实理论武装的战略任务，党中央决定编辑出版《邓小平文选》
一、
二、三卷，系统和全面地展示了邓小平理论的全貌，为从理论上武装全党提供了最好的教材。为帮助广大干部理解邓小平理论的主要精神，1995年5月，中央印发了《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学习纲要》。此后，中央有关部门又分门别类地编写了《邓小平经济理论学习纲要》、《邓小平党的建设理论学习纲要》、《邓小平新时期军队建设思想学习纲要》、《邓小平教育思想学习纲要》、《邓小平科技思想学习纲要》等。为了促进理论武装工作的深入开展，经党中央批准，有关部门先后多次召开全国邓小平理论研讨会，深化了对邓小平理论科学体系的认识和理解。
三是坚持从领导干部抓起，着重解决领导干部的理论武装问题，发挥领导干部的带头和示范作用。从1993年11月到1994年5月，党中央连续举办了四期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的理论研讨班。十五大之后，党中央连续举办了两期新进中委的中央委员、候补委员研讨班，组织学习邓小平理论和十五大精神，对全党理论学习起到了推动和示范作用。党中央制定了全国干部教育的培训规划，对全党干部的理论学习作出了系统的部署。中央党校和地方各级党校常年举办领导干部进修班、培训班，组织开展对邓小平理论的学习，同时研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实践中的重大问题。各级党委中心组的学习形成了规范的制度。全国各条战线、各个领域都以不同形式组织学习邓小平理论。邓小平理论还进入了学校的课堂和教材。
四是围绕党的中心任务开展理论武装工作，发挥理论武装对党的建设和现代化建设的有力促进作用。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始终围绕党的中心任务，把理论武装工作作为一项战略性、基础性的工程来抓，全党的理论学习日益深入，取得了显著的成绩。各级干部对邓小平理论的基本内容加深了理解，统一了认识，增强了全面贯彻党的基本路线的自觉性和坚定性，保证了十四大、十五大以来党中央一系列重大决策的落实。邓小平理论在人民群众中广泛传播，深入人心，产生了巨大的精神力量。广大党员干部把学习理论与本职工作和思想实际结合起来，增强了党性观念，提高了思想觉悟，促进了各项工作任务的完成，有力地推动了改革开放和两个文明建设的进程。这些年来，在邓小平理论的指引和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下，全党的思想认识高度统一，全国人民对党的路线方针政策高度认同，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事业不断取得新的成就。
三、落实“三个代表”必须全面推进理论武装
面向新世纪，江泽民同志提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揭示了我们党的立党之本、执政之基、力量之源，指明了新世纪治党治国的战略思路。认真学习和实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新世纪党的建设的根本任务，也是党的理论武装的根本任务。进一步推进理论武装工作，是落实“三个代表”的重要措施，是提高党的理论水平和领导能力的重要条件。
一是“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本身就是高度精辟的理论命题，要坚持“三个代表”，就必须认真学习、研究、宣传好“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使“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真正深入人心，武装广大党员和干部群众的头脑。在不同的历史时期，理论武装有不同的任务和重点。江泽民同志“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基于对国际国内大局的清醒认识，对历史发展规律的科学把握，对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深切关注而提出来的。“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深刻总结我们党80多年的历史经验，进一步回答了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的问题，对于我们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发展具有极为重要的指导意义，因此，理所当然地应该成为理论武装的新的重要内容。只有认真抓好“三个代表”的学习、研究、宣传和教育，才能使党的理论武装工作具有鲜明的时代感和直接的指导性，使之进入到新的更高的层次和阶段。当前，经过广泛的学习、宣传，包括在农村开展的“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学习教育活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正日益深入人心。但要使全党同志和广大群众深刻认识、全面把握“三个代表”的要求，还有大量的工作要做。对“三个代表”的科学内涵、精神实质、时代背景、理论渊源、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特别是对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指导作用等，都需要作出进一步的阐述，其任务是相当艰巨的。“三个代表”的理论武装做得越好，全党的思想认识越统一，“三个代表”的要求就会贯彻得越好。所以，新形势下理论武装的一个最重要任务，就是要广泛、深入地学习、研究和宣传“三个代表”，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统一全党的认识。
二是“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与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有着内在的联系，要真正掌握和实际运用好“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就必须真正掌握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充满着时代精神，又有着深厚的理论基础。它发展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又深深扎根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之中。真正掌握“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把握它的深刻内涵和指导意义，仅仅从字面上学习、理解是不够的，必须把学习“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与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结合起来，从广阔的理论基础上，搞清楚每一个代表的内涵，代表什么、为什么代表、怎样代表;搞清楚“三个代表”相互之间的内在联系，为什么说是一个统一的整体;搞清楚“三个代表”到底有哪些基本的要求，怎样去做才符合这些要求;等等。所有这些分析的过程、论证的内容，都需要运用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都需要有大量的理论观点、理论基础的支撑。要真正落实“三个代表”的要求，就必须坚持把学习“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与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作为统一的整体，从内在联系和内在结合的角度，把理论武装引向深入。
三是党要在实践中真正当好“三个代表”，必须始终保持思想上的先进性。加强党的思想建设，不断推进理论武装，是贯彻“三个代表”必须长期坚持的一项重要工作。思想是行为的先导，理论是运动的指南。“三个代表”的精神实质，就是要求我们党始终走在时代的前列，始终保持党的先进性。思想上走在前列，行动上才不致落后。80多年来，我们党之所以能不断取得革命、建设和改革事业的胜利，解决前进道路上遇到的那么多复杂的问题，无论在什么情况下都具有强大的凝聚力和战斗力，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高度重视党的思想理论建设，通过理论武装等形式，不断提高党认识社会发展规律、制定科学的路线纲领、驾驭复杂局面的理论水平和领导能力。新的世纪，我们要当好中国先进社会生产力发展要求的代表，就必须认真研究生产力发展的规律，把握中国和世界先进生产力发展的趋势和要求，制定和实施正确的战略、方针、政策和措施;要当好中国先进文化前进方向的代表，就必须认真研究各种复杂的文化现象，掌握文化发展的内在规律，引导中国文化积极健康地向前发展;要当好中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代表，就必须处理好党与人民群众的关系，不断改善党的领导方式和工作机制，提高我们党的执政水平。所有这一切，都与党的思想理论水平有关。只有顺应历史发展的规律，坚持和发展科学的理论，并通过理论武装的形式，提高全党的思想理论水平，党才能解决好前进道路上的各种现实问题，真正当好“三个代表”，真正走在时代的前列。所以，理论武装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松懈。
四、按照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的要求加强理论武装必须把握的几个问题
一是要把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的要求贯穿于理论武装的全过程。理论武装是党的建设的一个重要内容，党的思想、政治、组织、作风、制度建设要贯彻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的要求，理论武装同样要贯彻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的要求。不管是理论武装的内容，还是理论武装的方式、措施和目标，都要符合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的要求。不仅要继续对理论武装工作给予高度的重视，而且要坚持把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作为理论武装的重要内容和指导思想。坚持在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指导下，并与其保持高度的统一性，理论武装工作才能越做越好。
二是按照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的要求加强学风建设。学风问题是以什么样的态度和方法来学习理论的问题，也是一个思想方法问题。从我们党的历史经验看，在怎样学习理论的问题上，历来存在着两种不同的学风，一种是实事求是、理论联系实际、一切从实际出发的学风;一种是本本主义、教条主义、主观主义的学风。两种不同的学风，两种不同的做法，导致两种不同的结果。汲取历史的经验教训，必须大力倡导优良的学风，坚持用科学的思想方法指导理论学习、理论研究、理论宣传和理论教育工作。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本身虽然并没有直接论述学风问题，但它的形成、内容，它付诸实施的要求，都包含着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和学风上的要求在内。按照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的要求做好理论武装工作，就必须高度重视学风建设，不仅要用理论的观点武装，而且要用科学的方法和精神武装。
三是按照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的要求，认真研究和回答现实中的课题，进一步提高党的理论思维能力，大力推进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既总结了我们党80多年的历史经验，又提出了解决现实课题的思路和方向，是理论创新的成果和典范。按照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的要求加强理论武装工作，就要做到坚持与发展的统一，大力提倡和充分体现创新的精神。进入新世纪，随着国际国内形势的变化和我国社会生活的深刻变革，党的建设和各项事业都会遇到许多新课题。即使是老课题，也有一个在新形势下如何进一步解决的问题。所以，按照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的要求推进理论武装工作，并不是简单地背诵几个词句就行了，而是要严格按照要求，认真研究和解决新形势下遇到的各种问题。既要坚持用基本的理论武装全党，指导实践，又要提倡根据新的实践进行新的探索，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总结新经验，使理论有所创新、有所前进。我们按照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的要求加强党的建设，就是要研究新的情况和新的实践，解答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程中提出的重大问题，把现代化建设和党的自身建设不断推向前进。因此要紧密结合国内外形势的变化，紧密结合我国生产力发展和经济体制的深刻变革，紧密结合人民群众物质文化生活的发展要求，紧密结合党员干部队伍发生的重大变化，调查研究，形成共识，作出回答，大力推进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使全党在理论思维和理论创新的能力方面有新的更大的提高，使党的科学理论有新的更大的发展。
新形势下民族团结教育的创新与实践当今世界的主题是和平、发展、合作。但国际敌对势力对我国实行西化和分化的政治图谋并未放松，他们与国内民族分裂势力相互勾结，处心积虑地利用所谓“民族”、“宗教”、“人权”等问题，加紧进行渗透、分裂、破坏和颠覆活动。2008年西藏拉萨“3.14”打、砸、抢、烧事件，2009年新疆乌鲁木齐“7.5”打、砸、抢、烧严重暴力犯罪事件都再次给我们敲响了警钟：民族团结教育必须常抓不懈，在学生尤其是高校学生中大力加强民族团结教育是对内团结各民族、对外防范敌对势力渗透的长远大计。民族团结教育工作是学校育人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我州中小学全面、深入、持续地开展民族团结教育，不是权宜之计，而是一项长期的战略任务。
胡锦涛总书记在国务院第五次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上的讲话中强调“中国各民族团结进步是中华民族的生命所在、力量所在、希望所在”。随着我国高等教育的快速发展，越来越多的民族学生进入高校学习，高校日益成为民族文化交融的重要场所。因此，高校民族团结教育也需要根据新形势和新特点，展开民族团结教育的创新与实践，增强针对性和实效性，使民族大学生不仅具有丰富的科学文化知识，而且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能够抵御各种反动势力的渗透与分化，坚定不移地维护民族团结和祖国统一。
我国教育普遍存在以教师为主，重理论轻实践、重知识传授轻能力的教育理念。在此理念的导引下，民族团结教育活动也倾向于以教师为中心传递现成的知识，缺乏鼓励学生对问题的探究。这样的教育理念极大地制约了学生学习的积极性、能力的养成和独创性的发挥，致使培养出来的大多数学生缺乏创造性、缺乏分析问题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行为导向取决于观念导向。高校民族团结教育要尽快改变传统的民族团结教育理念和学生学习方式，树立以学生为中心的现代民族团结教育理念，提升学生的主体地位，培养学生的主体意识、参与意识、独立意识和创新意识。为此，首先要改变改变过去以老师为主、学生被动接受知识的“师本”传统，转向“生本”的理念。在民族团结教育中突出学生的主体地位，一切以学生为主，一切为学生服务，以学生的成长进步和未来发展为落脚点，努力把教师角色由原来的知识传授者转变为学生学习的指导者、服务者和促进者。
其次，要最大限度地发挥学生的主观能动性。民族团结教育活动要充分考虑学生的学习需求、接受能力和兴趣点，尊重学生的差异性和自身发展的需要，通过一个动态的、开放的、创新的教育过程，引导并开发学生的学习本能，激发学生的求知欲和创造力，鼓励学生进行研究性和实践性学习，提高他们自主学习、自我管理和分析问题、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民族团结教育方法是教师和学生为了实现共同的民族团结教育目标、完成共同的民族团结教育任务，在教育过程中运用的方式与手段的总称。现行的方法主要有讲授式、问题探究式、训练与实践式和基于现代信息技术的方式等。其中，讲授式是至今仍普遍应用的教育方法，以教师为中心，运用语言方式系统地向学生传授民族知识、传播民族团结的思想观念，而处于被动地位的学生没有选择的余地。这种教育也被形象地称为“灌输式”、“填鸭式”或“满堂灌式”的教育方法。因此，民族团结教育方法的创新就是要开拓思想、转变观念，根据民族学生不同年龄阶段身心发展的特点，分阶段、分层次、有重点、有针对性地设置具体民族团结教育内容。把不同学段的民族团结教育内容有机地整合起来，统筹安排。
三、丰富民族团结教育内容
要达到民族团结教育预期的目的，除了更新民族团结教育理念和改变教育方法外，内容与重点也至关重要。不同学校、不同专业、不同地区的民族学生，因其生活环境、专业背景、发展方向不同，对课程的学习要求、兴趣和接受能力也有区别，民族团结教育要“因材”施教、因地制宜。
首先，根据对象不同，选择和取舍不同的民族团结教育内容、范围、深度和重点;而且不同学制、不同类型、不同地区的高校，教育的内容和重点也应根据实际情况灵活掌握，有所选择、
取舍和侧重。一般而言，应点面结合，重点突出，不一定非要面面俱到，紧密结合当地民族、民族工作和民族问题实际，尽可能地采取多种方式，利用多种手段，理论与实际相结合。通过理论阐述、案例分析、热点讨论等，构建互动式学习平台，调动和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与热情，最终达到学生肯学、爱学、会学、长知识、受民族团结教育之目的。
其次，高校对民族大学生要注重人文关怀，突出和尊重学生主体地位，强调以学生为本，贴近学生、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营造良好的人文关怀育人环境，及时掌握民族学生动态，及时解决民族学生思想、学习和生活中存在的问题，使他们勤奋学习、全面发展、快乐生活、健康成长。
第三，重视民族学生心理健康教育，加强心理疏导。根据民族大学生的身心发展特点，帮助学生进行心理调试,注重培养他们良好的心理品质和自尊、自爱、自信、自律、自强的优良品格，增强克服困难、经受考验、承受挫折的能力。
最后，加强对民族学生的资助工作，不断完善资助体系，帮助他们顺利完成学业;加强对少数民族学生的就业指导和服务工作，帮助他们树立正确的就业观念，引导其到基层、到西部、到民族地区、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建功立业。把党和政府对民族学生的关怀和温暖落到实处。
四、创新民族团结教育形式
重视校园文化活动和校园文化氛围的重要作用。根据民族学生能歌善舞的特点，定期举办民族文化周活动。一些重要纪念日、民族传统节日特别是少数民族传统节日是开展民族团结教育活动的良好契机，通过民族特色文化展示、民族知识竞赛、民族歌曲大赛、民族舞蹈演出等格调高雅、主题鲜明、感染力强、参与广泛的校园文化活动，充分展现丰富多彩、各具特色的民族文化风情，充分展示各族人民团结一心、和谐共融的精神风貌。通过这些活动大力营造民族团结的浓厚氛围，促进各民族学生之间的相互交流，增强他们的民族团结意识。
在社会实践活动中贯穿民族团结教育。积极引导广大学生通过社会调查、志愿服务等形式，深入民族地区切身体会那里的发展变化，在锻炼学生实践能力的同时，加强对其他民族的了解和民族地区现实情况的认知程度。充分利用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和民族团结进步教育基地开展专题教育和社会实践活动。
总之，高校的民族团结教育对民族大学生的健康成长和国家的长治久安具有重要意义和影响。这就要求高校的教育工作者更新民族团结教育理念，改进民族团结教育模式与方法，丰富民族团结教育内容，创新民族团结教育形式，把各族青年学生紧密
凝聚在党的周围，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贡献智慧和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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