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统重装

第1篇：系统重装

微商，系统重装！

高速奔跑的中国微商

微商发轫于社会草根阶层，兴起于微信朋友圈，席卷了几乎中国主流社交网络平台。月流水过亿的创富效应，头顶双创的商业光环，让微商俨然成为一股澎湃的商业新势力。

微商发展三四年间，很多品牌飞速发展，很多品牌也崩盘溃败。微商行业快速经历着结构性的调整和不断的自我升级，从最初以草莽底层创业为主，到立白、花红、舒克、云南白药等知名企业高调登场，微商正在席卷越来越多的行业。

2017年1月，商务部出台《电子商务十三五发展规划》，积极鼓励社交网络电子商务模式。鼓励社交网络发挥内容、创意及用户关系优势，建立链接电子商务的运营模式，支持健康规范的微商发展模式，鼓励和规范社交网络营销创新。

国家主管部门的肯定和监管深入将对整个微商行业壮大发展起到极大的推动力量。2017年，微商将成为企业转型无法绕过的新模式。

微商打开一扇什么门?

2016年中国微商市场容量高达3607亿元，从业者增长到1535万人。谁也想不到微信这种社交APP竟然催生出如此巨大的商业空间。到底是什么原因支撑微商能够在短短的三四年到达如此之惊人的商业数据，微商背后的那扇门，到底隐藏着什么秘密?

一方面，经济快速发展和城市化大潮，国家双创政策的引导，让创业成为近些年发展的主旋律。当下实体低迷、电商激烈、股市动荡，小成本轻资源的微商自然成为创业首选。

另一方面，在品牌林立、产品泛滥、超饱和竞争的残酷商业环境下，中小企业转型饱受困顿，快速起盘、低成本试错的微商模式，天然受到他们青睐。

在中国长期经济下行压力中，将有越来越多传统企业进入微商大军。对于传统电商来说，互联网红利已经消失，流量越来越贵，平台电商巨头用规模、平台和物流霸占了流量入口，企业互联网转型急需寻找新的出路，自然把目标放在流量丰富的社交网络上。微商演化出的微商城模式、层级模式、社群模式、微店模式、直销模式，给个人创业和企业转型提供了更多的选择。

微商背后隐藏着怎样的商业密码?

喜好购买、屏幕转移、大品牌失势、分享产生力量是移动社交工具给中国互联网商业带来的根本变革。这将极大地区别于平台电商思考问题的逻辑与方式，成为新时代全新的商业密码。

移动社交媒体的发展，构成第三度的网络空间(生活空间、工作空间)，催生了第三种的网络人格(生活人格、工作人格)，这三股力量的相互勾兑，加之消费升级、宏观环境的转变，使得中国商业面临着客流重新分配的全新挑战。

中国商业从产品经营、品牌经营、流量经营，正快速转向以人为核心的经营(社交电商)。以微商为核心的社交电商产生的朋友圈营销、二维码推广、公众号运营、微信群培训沟通、微商城、H5畫报、软文段子、网红直播、网络引流等新媒体营销方式，日渐成为未来营销新战役中广泛使用的工具，是社交电商带给中国营销具体的改变。

中国商业精英对微商的系统重装

微商纵然饱受争议，但可以预见的是，2017年会有大量的中国商业精英开始关注并尝试进入这一新型领域。中国微商将真正地迎来专业化、系统化的新时代。

微商在过去的三四年的高速发展，证明了这种以人为核心的全新商业模式的基本成立。但由于微商发轫于社会草根阶层，创业者在商业逻辑、思维上存在大量的天然缺陷。

品牌缺乏系统规划，产品缺乏全面思考，草根创业者更多地把精力放在代理队伍建设上，以层级差价为核心的渠道体系在这一阶段被建设得非常完善，但产品经营最终还是要以品牌、产品为核心，这是无论在传统商业时代还是平台电商时代被证明的铁律，即便是今天的微商也必须遵循。

未来微商将大量从传统市场营销体系中借鉴学习，品牌体系、产品体系、价格渠道体系、团队作业体系、动销体系，都可以找到对微商有更好支撑的方法论，中国也会有更多的商业精英进入这一微商领域，系统地对这一领域进行重装，使之更加全面、系统、健康地发展。

2017，如何正确打开微商?

经历过初创圈粉、追爆款、洗脑囤货等，简单粗暴的传统微商日渐式微，随着行业大品牌和商业精英的介入，2017微商即将迈入系统重建、规范发展元年。广告机器式朋友圈将被内容生动的“情趣用品”朋友圈取代(有情、有趣、有用、有品)，“先社交再成交、先生活再生意”的微商理念将成为共识。

是否好卖看产品，是否持久看品牌，是否赚钱看模式，是否起盘看运营，是否规模看影响。

微商从坑爹时代进入深耕时代，传统微商模式将面临一场系统革新：用广告思维经营圈子，用品牌思维经营产品，用渠道思维经营参与，从单向强调代理利益刺激转向对用户体验和代理利益共同关注，终端动销和团队裂变的平衡发展。微商将在2017年，成为企业发展的全新引擎。

作者：兰剑

第2篇：某重装叉车空调系统匹配设计分析

摘要：汽车空调是为驾驶员及乘客带来舒适感受的重要装置，对提高生活质量和整车的舒适感及驾驶员安全方面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随着近几年汽车空调技术的不断进步，以及各个机械行业对汽车空调技术的深度探索，汽车空调逐渐在工程车领域得到了广泛的应用。目前虽有很多空调厂家从事工程车空调方面的研发工作，但普遍存在的问题是，运用于工程车的空调其制冷系统都是通过以往的经验以及后续试验估算所得，存在产品开发耗时长、成本高，且不能完美地与驾驶室匹配等问题。

关键词：重装叉车;空调系统;制冷量;匹配设计

0 引言

汽车空调是为驾驶员及乘客带来舒适感受的重要装置，对提高生活质量和整车的舒适感及驾驶员安全方面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随着近几年汽车空调技术的不断进步，以及各个机械行业对汽车空调技术的深度探索，汽车空调逐渐在工程车领域得到了广泛的使用。目前虽有很多空调厂家从事工程车空调方面的研发工作，但普遍存在的问题是，运用于工程车的空调其制冷性能都是通过以往的经验以及不断试验后估算所得。这种工程车空调往往不能很好地与驾驶室进行匹配。在汽车空调性能参数中，制冷量是其中重要一项，制冷量大小反映了该空调制冷能力的强弱，因此计算空调制冷量是汽车空调匹配设计、选型的前提及关键。选择匹配的空调安装，才能充分利用资源，既不消耗过多的动力增加发动机的负荷，又使空调价格合理。另外，选择与之匹配的空调，使驾驶室环境达到最佳状态，为驾驶员提供一个最舒适、安全的驾驶环境，也是一种永恒的目标。

本文通过对某厂重装叉车空调制冷量、冷凝器能力、送风量等几个重要参数的计算，旨在对后期该重装叉车选配空调时具有一定的指导作用，使后续所选空调能够更加完美的与该叉车驾驶室匹配，提高产品质量。另外，通过本文的一系列计算，希望对叉车空调性能匹配计算形成一个参考案例，对后期其他型号叉车空调匹配计算过程有所裨益。

1 设计参数

某厂重装叉车驾驶室为独立全封闭驾驶室，驾驶室模型可简化为图1所示长宽高为 1461×1557.5×1703(mm)，额定乘员1人，驾驶室内容积 3.3m;前窗为夹层绿玻璃，面积1.76m2，水平夹角75°;后窗、侧门(全玻璃门)为钢化绿玻璃，面积分别为1.65m2和3.3m2，夹角均为90°;顶顶玻璃为钢化绿玻璃，面积为0.7m2，近似水平;驾驶室顶、底板、后围、前围金属结构面积分别为 0.75m2、2.3m2、1.0m2和1.8m2;侧面近似为全玻璃;夏季维持人舒适体感温度一般为 25～28℃，体感舒适湿度 30～70%，可设定室内温度为 25℃、湿度 50%，另外，夏季汽车车室内空气流速为 0.5m/s，推荐车内气流速 0.25～0.5m/s，设定车内气流流速为 0.3m/s。各驾乘人员所需新鲜空气量大概为 20～30m3/h，设定驾驶员需求新风量为 25m3/h[1][2]。根据国标GB/T 19933.4-2014，空调制冷性能须达到降温12℃以上，故可设室外环境温度为38℃。

2 蒸发器制冷量计算

空调系统热负荷稳态算法计算式：

QT =Q玻+Q金+Q风+Q人+Q电+QE

其中：

Q金=Q顶 +Q侧+Q底，Q玻=Q辐射+Q对流[2] [3] [4]

①以太阳辐射及对流方式通过门窗玻璃传入的热负荷Q玻

辐射得热计算式：Q辐射=K玻F玻(tH-tB)

K玻为玻璃传热系数，取 6.4W/(m2K);

F玻为玻璃总面积;tH為室外温度;tB为车内温度。

Q辐射=616.5(W)

对流得热计算式：Q对流=(η+ραB/αH)US

η为太阳辐射通过玻璃的透入系数，取 0.84;

ρ为太阳辐射通过玻璃的吸收系数，取 0.08;

αB为内表面放热系数，取 16.7W/(m2K);

αH为车外空气与外表面对流放热系数，取 40.6W/(m2K);

S 为玻璃遮阳系数，取 0.77;

U 为车窗的太阳辐射量，U=F′IG+(F玻-F′)IS。

F′为玻璃阳面投影总面积，F′=1.76×cos75°=0.46(m2);

IG为太阳直射辐射强度，取 1000W/m2;

IS为太阳散射辐射强度，取 41.7W/m2。

U=660.2(W);Q对流(前)=443.7(W);Q对流(后+侧)=138.3(W);Q对流(顶)=468(W)

则，Q对流=Q对流(前)+ Q对流(后+侧)+ Q对流(顶)=1050(W)

Q玻=Q辐射+Q对流=1666.5(W)

②通过驾驶室钣金结构传入车厢的热负荷Q金

在稳态传热条件下，驾驶室金属壁面传热负荷计算式为：Q=K车F车(tM-tB)

tM为驾驶室钣金结构表面综合温度，tM=tH+ε(IG+IS)/(αH+K车)

ε为驾驶室金属表面吸收系数，与驾驶室金属面颜色有关，该款驾驶室标准色为亚光黑，取值为 0.9。

K车=4.41×V^0.8 为驾驶室金属结构各部分外表面放热系数，跟车速有关，叉车速度为5-10m/s，故取K车=4.4W/(m2K)。

F车 为驾驶室金属外表面总面积。

1)驾驶室顶部及前档水平方向得热量。

综合温度tM顶=tH+ε(IG+IS)/(αH+K车)=58(℃)，Q顶=175.7(W)

2)驾驶室侧面及前档竖直方向得热量。

车身侧面的传热，太阳直射强度及散射强度可取半值，则车身侧面的综合温度

tM侧 =tH +ε(IG+IS)/2(αH+K车)=48.4(℃)，

Q侧=179.8(W)

3)驾驶室底部得热量。

车底板表面温度综合温度 tM 底 =tH +(2～3)℃=41(℃)，Q底=141.7(W)

因此，驾驶室钣金结构总热负荷为：

Q金=Q顶+Q侧+Q底=497.2(W)

③新风产生的漏热量Q风

Q风=NV风ρ空(h0-h1)

N 为乘员人数;V风为新风量，取 25m3/h·人，这个数值包括工程车驾驶室因密封问题而导致背压造成室外热风进入驾驶室产生的负荷;ρ空为空气密度，取 1.13kg/m3;h0为室外空气的焓值，h1为室内空气的焓值。此工况下，车室外空气相对湿度为 70%，车室内空气的相对湿度为 50%，查 H-D 图，得 h0=99.89kJ/kg，h1=55.7kJ/kg。

Q风=1248.4(W)

④乘员发热量Q人

额定乘员人均发热量按 116W，考虑到只有一位驾驶员，群集系数取?准=1

Q人=N?准×116=116(W)

⑤驾驶室内电器(阅读灯、收音机及风机等)工作产生的热量，按 Q 电≈200(W)计

⑥由发动机一侧传入车内的热量QE

叉车发动机距离驾驶室比较近，对驾驶室内温度影响比较大。

QE=Ke·Fe(te-tb)

Ke钣金材料导热系数(W/m·℃)=45，Fe=0.3m2考虑到该重装叉车实际情况，可参考选取te=75℃

QE=13.5×(75-25)=675W[4]

综合以上，整车热负荷为：QT=Q玻+Q车+Q风+Q人+Q电 =4203.1(W)

制冷量 Q0=kQT，k 为修正系数，k=1.05～1.15，取 1.1，则Q0=4623.4(W)。

3 制冷循环热力计算

3.1 设计工况的确定

空调系统的工作R134a压焓图如图2所示。

其中：

冷凝压力Pk=1.6MPa(绝对压力);

对应的冷凝温度tk=57.92℃;

蒸发压力P0=0.3MPa(绝对压力);

对应的蒸发温度t0=0.65℃;

蒸发器过热度Sh=5℃; 冷凝器过冷度Sc=5℃。

3.2 各状态点参数的确定(查图2可得)

点1(蒸发器出口)：

压力P1=0.3MPa;温度t1=5℃;焓值h1=395kJ/kg;

比容v1=0.069380m3/kg

点2(压缩机出口)：

压力P2=1.6MPa; 温度t1≈95℃。

点3(膨胀阀前)：

压力P3=1.6MPa; 温度t3=57.9-5=52.9℃;

焓值h3=276.6kJ/kg。

点4(蒸发器进口)：

压力P1=0.3MPa; 温度t4=0.65℃;

焓值h4=h3=276.6kJ/kg。

3.3 制冷剂质量流量和体积流量

4 压缩机选型及校核

Vp=V/(n×ηv)，Vp压缩机排量，V——体积流量，如上计算，取V=2532ml/s;[6]

n——压缩机转速，取n=1800rpm;

ηv——压缩机容积效率，取0.8。

跟该重装叉车所配几款发动机预留压缩机安装尺寸，可选取GY5H14(排量为138 ml/r)以上压缩机满足要求。

5 冷凝器能力计算

Q0为系统制冷量，?准为冷凝器负荷系数，其值与制冷剂种类与运行工况有关，具体数值可查氟利昂系统?准时间的关系曲线(此处略)，取值1.5。实际设计中还要考虑20-40%的富余，取值n=40%。所以Qk=1.4×1.5×4623.4=9709W=9.7kW。

冷凝器傳热面积：冷凝器实际换热量Qk=kA

A为冷凝器传热面积，K为单位换热量，推荐使用4m/s时对应换热量6W/cm2[5]。

故冷凝器传热面积：A=0.16m2。根据驾驶室实际预留安装尺寸，冷您器宽度不超过0.38m，长度不超过1.1m。

6 送风量的确定

风机的送风量：V=Q0/(h入-h出)

式中：Q0——蒸发器制冷量;h入——蒸发器入口空气焓值;h出—蒸发器出口空气焓值。

蒸发器入口的空气状态：

入口温度t出=25℃，入口空气相对湿度50%。

出口空气状态取为：

出口温度t出=8℃，出口空气相对湿度90%。

蒸发器进出口空气状态确定后，就可以通过查湿空气焓湿图确定各参数值：

所以，风机的理论送风量：

实际送风量的确定还需要综合考虑蒸发器迎面风速、驾驶室气流组织、风道及散流器结构等。因此实际送风量应有个1.1-1.3的矫正系数。本文根据实际情况选取系数为k=1.3，因此：

7 结论

本计算结果是根据环境温度为38℃得来，在该工况下，空调系统制冷量为4.623kW。压缩机可选型为5H14(排量为138ml/s)以上排量斜盘式压缩机。

在该工况下，冷凝器换热能力应大于9.7kW，传热面积应大于0.16m2，根据驾驶室实际预留安装尺寸，冷凝器选用平行流式冷凝器，宽度不超过0.38m，长度不超过1.1m。蒸发器制冷量为4.623kW，单层散热面尺寸根据整车预留空间。送风量应不小于572m3/h。

参考文献：

[1]陈天祥.电动汽车空调系统的设计分析[J].山东工业技术，2017.

[2]潘仕琅.电动汽车空调系统制冷量的计算分析，2018-10-15.

[3]李明，等.汽车空调负荷计算方法对比[C].2010中国汽车工程学会年会论文集，2010，07.

[4]曾国文.汽车空调制冷系统匹配计算及研究[D].华南理工大学，2016-09-01.

[5]许振华.汽车空调冷凝器选型设计研究[J].汽车电器，2017-04.

[6]李昕.浅析某轻卡空调制冷系统设计[J].汽车实用技术，2017-09-15.

作者：余延斌

第3篇：重装突围

引 子

2018年3月2日。北京，人民大会堂。

全国政协十三届一次会议新闻发布会，正在“两会”(全国人代会、政协会)新闻中心举行。当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央广网记者问：近年来国企尤其是央企兼并重组效果如何?会议新闻发言人王国庆泰然自若地回答：

“关于(央企)重组整合的具体效益是不是‘1+1>2，我想举个例子。据统计，重组后的国机集团2013年到2017年的营业收入比重组前的五年增长了59%，利润同比增长了42%。我想这是可以说明问题的。”

在如此威严的人民大会堂，如此庄重的国是议政场合，在全世界为之聚焦的镁光灯光之下，“重组后的国机集团”被信手拈来，作为国企、央企改革成效的一个经典“例子”，足见这场重组成功的巨大影响。这里说的重组，主要指经中央批准，刚刚完成不久的中国机械工业集团公司(简称“国机”)，与中国第二重型机械集团有限公司(简称“二重”)的联合重组。事实上，国机2018年实现营业收入已达到3017.50亿元，利润100.30亿元，再迈新台阶;2019年上半年实现净利润同比增长21.5%，上缴税收同比增长15.6%。

王国庆看似平实，实则内藏惊雷的话，再次把我引向了羊年。

事情缘起于羊年春节期间一个不经意的网上搜索。从凤凰新闻获悉，中央正在酝酿出台新一轮国企改革意见。2015年8月24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出台的《关于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指导意见》，证明了当初的消息。该意见全面提出了新时期国企改革的指导思想、基本原则、主要目标和若干政策措施。

长期形成的职业敏感，我立即点开手机百度，输入关键词：国企改革。

一条醒目的消息，即刻跳了出来：国机二重联合重组。

也许二重早已是自己心目中存储已久的一个响当当的名字，也许钩沉起了上世纪末本世纪初自己直接参与的那场国企改革大战，我心里悠地一个激灵。赶紧点开链接，一一细看：是国企改革，且是高处不胜寒的两大央企旗舰。按照中央批准的联合重组计划，国机二重的这次战略重组，计划3年基本见效。

这是高端国企深化改革的一場大仗、硬仗、难仗，没有现成的蓝本可供操作，也没有成功的先例可资借鉴，一切都需要在探索实践中完成。

我强烈地意识到，又一轮的国企改革号角已经吹响。

几十年的国企情怀，我的神经再一次被激活。第一轮国企改革，从1985到2015，30年，多少风风雨雨，多少攻坚破难，多少机遇挑战。一切还历历在目，宛若昨天。改革没有终点站，这无疑又是一次新的伟大出发。

必须主动介入，在场，不能缺席。

这是我的第一反应。不仅基于在场写作理念，还基于感情与责任。作为中国城市经济体制改革核心的国企改革，是一个占世界人口五分之一、经济总量居第二位的庞大经济体，由计划向市场转型的伟大标本。

第一轮国企改革，主要是在农村改革成功经验引入城市经济体制改革后，实施的地方大、中、小型国企改革冰山一角，内容与经验，也难免是地域化、微观化和管中窥豹的。作为“社会主义公有制基石”的央企改革，显然不可同日而语。如果能够在场介入，把整个国机、二重重组的情况，包括背景、决策、思路、政策、重点、难点等，以文学形式，客观真实地记录下来，无疑是一笔宝贵财富;而能将第一轮国企改革风云，与即将进行的高端国企改革相连接，无疑构成了一部鲜活的中国国企改革史，甚至城市经济改革转型史。

仿佛有一个庄严的声音响彻在耳际：你不是倡导在场写作吗，不是强调介入现实，关注当下，体察国家的、民族的、人民的关切吗?这样的改革大举，你有什么理由回避、什么理由缺席?一位在场写作者，面对这样紧贴时代大潮的题材，如不勇敢承接，紧紧抓住，倾情投入，认真写好，还有什么存在价值?

是的，存在价值。

存在先于本质，是存在主义的“第一原理”。企业家的存在价值，作家的存在价值，都有自己的坚守底线。一连串的拷问，似鞭笞，不断抽打着我，让我有一种闻鸡起舞的冲动。心被责任俘虏，自己仿佛不是去争取，而是去投诚。

在场，在场，仍是在场，直指时代担当。

因此我很在意，甚至有一种迫不及待的焦急，怕与一次重大的机遇擦肩而过，失去这个难得的在场写作机会，失去一个作家重大的价值皈依。

于是，国机、二重成为我关注中国国企改革的一个焦点和风向标。两个企业的官方网站、国内外纸媒和多媒体、可获取的文件资料，一切相关的信息渠道，都成了我了解这场国家级改革重组的宝贵资源。2013年、2014年，一直跟踪到2018年。我通过各种渠道搜集到了国机、二重重组的几乎全部信息，然后分析、消化、梳理、构思，将这场伟大的央企重组经典个案缀字成文……

2015年3月20日，春节刚过，我利用去北京出差的机会，争取到一个采访时任国机董事长任洪斌的难得机会，也得到国机对本次采写工作的支持。

大智若简，坦率真诚，务实精进。

这是任洪斌给我的第一印象，强烈而深刻。没有豪言壮语，甚至“企业家”的称谓，也是我加的。任洪斌只称自己为“一个搞企业的”。他对重组动机及原则、思路的独特阐释，更让我有一种知己难逢，相见恨晚的介入感动。

这更坚定了我跟踪采写这个题材的决心。

尽管，当时从媒体上获得的有限信息，对二重似乎有点负面，这次重组的成败也前景未卜。但并没有丝毫动摇我的这种决心。我坚信，二重的问题，包括过去的辉煌、曲折的经历、今天的窘境，以及走到这一步的复杂原因，几乎囊括了中国国企问题的所有症候：思想观念、产业布局、产品结构、市场定位、经营理念、创新发展、管理技术，体制、机制和人，等等。能走近它，解剖它，发现它不同寻常的丰富内涵，本身就是一个天赐良机，重组成功与否都有意义。

仿佛一个声音响彻在我的耳际：你不是倡导在场写作吗，不是强调介入现实，关注当下，体察国家的、民族的、人民的关切吗?这样的改革大举，你有什么理由回避、什么理由缺席?一位在场写作者，面对这样紧贴时代大潮的题材，如不主动出击，紧紧抓住，倾情投入，认真写好，还有什么存在价值?

我被深深地触动了，只感觉满身热血在奔涌。

就这样，基于一种存在价值，一种热爱与坚守，一种责任，我终于走进了国机，走进了二重，走进了中国央企改革的一个前沿阵地……

艰难处处，狼烟四起，这注定了是一次富有挑战的在场叙事。

我只是位记录者，不是叙事主体。

(注：中央决定，国务院于2018年12月28日任命任洪斌为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副主任。)

第一章 国家任务

第一节 大任谁担

国机重组二重，由一个节点引入，便注定了永远的介入。

北京的早春，清澈澄明。已不多见的少霾天气，难得光临。任洪斌风尘仆仆，马不停蹄，率领集团几个职能部门领导，到几家下属公司调研刚刚归来。案头上的文件堆了一摞摞，他顾不上细看。他的心思不在文山会海里，而在企业，在市场，在他的国机梦。他迫不及待地在文件堆里翻找，找他最牵挂、最关心的东西——国机上年度的业绩统计报表。这些年，市场变化越来越复杂，竞争越来越激烈，一年辛苦怎么样，到了报年终结果的时候，他怎能不牵挂。

哦，找到了。他用目光急速地扫了扫年终考核表上的几行汇总数字，脸上露出了欣然的微笑。不管怎样，这都是一个令人鼓舞的结果：2012年，国机营业收入2142.1亿元，利润86.30亿元，实现连续多年的高速增长，继续保持国资委央企业绩考核A级地位，稳居中国机械工业企业百强榜首。

他轻轻地舒了一口气，一种少有的释然。

在2011年，国机首次进入世界企业500强。在全体员工欢欣鼓舞的时候，任洪斌却多次提醒大家“心要热，头要冷，坚持有质量的发展”。按照正常思维，就这样发展下去，踏踏实实，稳扎稳打，也不负这几年来的付出了。

可国机梦远未实现，任洪斌也天生是位不满足的人。他正在思考的是，自從自己入主国机以来，从集团宏观层面的调整整合，产业定位，市场布局，重组拓展，体制机制创新，到具体企业微观层面的法人治理结构构建，劳动人事改革，经营管理，技术创新，市场开拓，产品培育，等等。拿他自己的话说，能用的“武功”都用上了。但目标仍在前头，挑战没有减弱，可高处不胜寒。

怀揣国机大梦，任洪斌一直在寻找突破。

这些“武功”，在支撑国机连续十多年高速发展的同时，也在不断给自己制造挑战与极限。搞企业，谋发展，没有零和游戏，也没有一劳永逸。这注定了是一场只有开头、没有终极的马拉松竞赛。越往前走，难度越大，挑战越大，风险越大。任洪斌已明显感到，在长期持续高速发展后，国机现有的资源潜力，已逐渐挖掘几尽，发展速度在明显放缓，利润空间在被市场不断压缩。要实现持续快速发展，就必须增强发展的后续之力，需要寻找新的战略性突破。

事情的缘起，也许正好应证了《圣经新约·马太福音》昭示的天道人意：因为你能干，所以还要更多的给你干。这就是马泰效应。在任洪斌煞费苦心，谋求国机发展新突破的时候，作为央企出资人和监管部门——国务院国资委(简称“国资委”)的案头，正面临着一个大大的难题：二重的沦陷与解困突围。

也是2012年的业绩。二重的年报数字，令人顿生沉甸甸的压力：实现营业收入46亿元、利润-27.83亿元，二重重装占了亏损的99%。

两个企业，两组数字，对比鲜明，代表的不只是经营业绩，更是一种内在素质和发展现状的综合呈现。市场不相信过去，不相信地位和曾经的辉煌。再好的企业，再光辉的历史，没有不断的创新突破，都难免被淘汰出局。

二重的扭亏脱困，已不能再拖。

任洪斌永远记得那个日子：2012年11月8日。

这一天，中共十八大召开，中国迎来了一个重要的发展里程。当然，这一天对国机，对任洪斌，对中国机械工业发展而言，还有另一重要意义。

时任国资委一位分管领导，奉命找任洪斌，谈国机重组二重的事。而且，是在一个庄严而神圣的时空点：中共十八大会议期间。该副主任的话非常明确：这件事是国资委找国机承担，要作为一项战略任务去完成。

该副主任和任洪斌，都是中共十八大代表，平时也有经常的工作联系。却选择这样的场合，这样的时机，谈这样的事情，是巧合，似乎又不是。

这不是件普通的事，而是一项严肃的国家任务。

这么重要的任务，为什么要交给国机，交给任洪斌，而不是别人?这不仅仅是眼前的二重迫切需要扭亏脱困的权宜之计，主要还是从国家培育高端重型装备研发与制造板块的战略考虑。谁能担此大任?国资委当然非常清楚。

国机与二重，行业相同，甚至原本就同属于原国家机械工业部。但现状和实力，却是南辕北辙。在共和国“脊梁”、“长子”二重“明日黄花蝶也愁”之时，原来的丑小鸭国机，却乘改革东风，早已修炼得羽毛丰满待添翼。

不是河东河西式的风水轮回，而是艰难困苦玉汝于成。

成立于1997年1月的国机，虽然比二重晚生近40年，但却有幸搭上国企改革转制、快速发展的正点班车。特别是2001年国机新班子组建以来，历经十多年励精图治，已是后来居上，横空出世。这一系列令人眼花缭乱之“最”，不是自我推销的溢美之词，而是综合实力和核心竞争力的在场证词：

中国机械工业规模最大、覆盖面广泛、业务链完善、综合研发能力强，集科、工、贸、金等一体化发展的央管国有独资大型企业集团。

根据美国《工程新闻纪录》(Engineering News Record，简称ENR)公布的2013年“全球250家最大国际工程承包商”和“国际工程设计企业225强”名单，国机位列前者第25位，后者第75位。截至2012年底，国机拥有全资及控股子公司43家，其中，上市公司9家，科研院所20多个。全球员工总数超过10万人;企业资产总额1952.10亿元，所有者权益512.10亿元。国机因此而成为中国机械行业(不含汽车制造业)唯一进入《财富》世界500强的企业。

国资委领导没有停留于表面的数字，而是看到了数字背后国机强劲的资源整合和战略管控能力。任洪斌清楚记得，国资委领导在谈这事时，还以诚恳的口气对他说，目前，国机的经济实力和发展势头，是央企机械行业中最好的;二重是央企53家，在政府的地位比较高。所以如果你们不介意的话，就不叫兼并重组，叫联合重组。任洪斌当即回答没关系，没关系，不在形式，重在搞好。

实际上，事情的缘起还要更深更早。

随着国家主导的4万亿元投资大潮的落幕，国内许多企业积累的问题再次暴露出来。2010年开始，一些央企出现的困难，呈一发不可收拾之势。

为深入了解情况，制定对策，国资委于2012年组织巡视组，对所属困难央企开展了为期半年的内部巡视。国资委第一巡视组组长师金泉在巡视国机后，于当年10月9日又巡视了二重。他直言，开始并不愿去，因为了解二重的困难，又是53户，巡视的结果要报国务院，他怕把握不准。后来组织安排他还是去了。在了解国机、二重情况后，他觉得将两家企业整合最好，可以优势互补，避免同业重复，恶性竞争。他征求二重意见，二重觉得很好。为留有余地，经商量，由二重以“一位关心二重发展老职工”的名义给巡视组提供资料，师金泉以此信为基础，以个人而非巡视组名义，给时任国资委主任写了一封信。

二重是真诚的，显得很迫切。国资委很重视，也很认真慎重，先邀请专家进行了专门研究，觉得建议很好，委托国资委领导先征求两家企业意见。

事情太突然，突然得有点让人措手不及。任洪斌深知此事的分量，容不得他多想，更容不得他含含糊糊，或犹豫推诿拒绝。他立即表示：第一，坚决服从;第二，此事事关重大，需进一步了解情况，并与董事会商量决定。

作为国家专门管理央企的机构，国资委领导心里当然更有数。船载万吨，掌舵一人。谁不知道任洪斌和他的团队，还有他们创造的“国机奇迹”。

是的，国资委了解任洪斌。讲政治，他是中共中央候补委员，中共十六大、十七大、十八大代表，第十一届全国政协委员;讲职务，他是国机董事长。讲资历，他既没有“空降”背景，也没坐过“直升机”。他从北京农业工程大学团委副书记起步，一路从容走来，历任国字号总公司部门经理、总经理助理、党委副书记、纪委书记、副总经理、总经理兼党委书记。讲经验，他从外贸到内贸，从贸易到制造业，从企业专业部门到综合领导岗位，几乎每一个台阶，都留下了坚实的足迹。讲学业职称，他拥有博士和教授级高级工程师头衔。讲年龄，他38岁担任央企掌门人，如今15年过去，也不过50出头，可谓名副其实“少帅”。讲业绩，国机这些年的发展，早已让业内刮目相看，啧啧叹服……

占齐了，任洪斌把教科书上关于现代企业家应有的指标都占齐了。这甚至令人难免心生妒忌：老天太偏心，把所有的厚爱都洒向一个人。

可任洪斌却不这样认为。他常常憨憨一笑，那些名头都是虚的。我的理想是再干几年，到一个大学教书，把自己几十年来积累的宝贵经验，成功的、曲折的、甚至失败的，传授给更多的年轻人，培养更多的未来企业家。至于业绩，他更反复强调，那都是中央政策好，上级关心支持，他和他的团队共同努力创造的。谈到他的团队，他会饱含感情地如数家珍，从初入道时的团委书记、公司同事，到国机班子成员、子公司领导，普通员工，甚至临时工。

国机奇迹不神，是与众不同的历史。

还是在第一轮国企改革的攻坚阶段，国资委成立前，中央于1998年7月设立了大型企业工作委员会。国家第一次以出资人姿态介入资本市场，组建国企“国家队”。2001年8月底，任洪斌以新任总裁身份赴任国机。那时的国机与现在相比，不可同日而语。当时的国机总部，还设在北京西城区三里河一栋不起眼的6层小楼里，机构、人员和运行方式，都带着浓厚的政府影子：管理骨干和业务人员，大都是从原机械工业部划转过来的，缺乏企业经营管理经验，思想僵化，管理松散，人心涣散。集团拥有的近60家子公司，业务分散、规模参差、竞争力悬殊。所谓集团，实际上形式多过内容，沿袭的仍是过去那套行政管理模式;没有经营，没有收入，没有明确的主业，靠收取子公司管理费过日子。

没有生气，缺少人气。

这是当时的国机，给任洪斌的第一印象。

国家实施的第一轮国企改革，正进入攻坚阶段，三年“脱困建制”硬任务已进入倒计时，市场大潮步步逼近。任洪斌深感任务艰巨，不可有丝毫懈怠。压力与朴素的自信交织在一起，“无论是国有企业、民营企业，还是外资企业，其根本都是企业，我不相信国有企业就搞不好。”任洪斌的话掷地有声。

突围只有一条路：市场。突围的关键是观念、制度和人。

学界认为，中国国企的调整转型升级，分为主动型与被动型两类。前者往往对宏观经济发展走势有清晰的研判，未雨绸缪，面向市场去寻找产业产品的定位和出路。后者往往埋头于企业自身发展，甚至为过去的辉煌，当下的正常，未来的判断而踌躇满志，沾沾自喜。当企业出现严重问题，一切皆晚矣。

显然，任洪斌属于前者。

从入主国机的第一天起，任洪斌就怀揣了一个国机大梦，并一直在寻找它的实现途径。国机是搞机械的，面对信息化、高科技和竞争日益激烈的市场，既不具有先天基础，也不具备行业优势。唯一的资源是面对市场，改革创新。走马上任，在国机总部召开的员工第一次见面会上，任洪斌就要求每一位员工，围绕市场竞争和创新管理，认真思考两个问题：一是我们的公司，在市场中是不是不能被取代;二是我们的每一位员工，在公司中的工作，是否不能被取代?

这一思考，许多人坐不住了。

国机总部的铁饭碗、铁椅子、铁工资率先被打破。取而代之是“三能”，即干部能上能下，员工能进能出，工资能升能降。

这些“流创新”的东西，在现在的企业改革中也许已不足为奇，而在当时，却不能不说是一个开先河的冒险之举。一开始，议论和传言四起，阻力很大。但认准的事，任洪斌很任性：“企业非这么做不行。不換思想就换人。”

堡垒被一个个攻破，制度一个个创新。随着现代企业制度的逐步建立，并与市场的一步步接轨，企业如鱼得水。“国机奇迹”由此开始。

国机趁势而进，开始产业调整转型。公司果断地把没有竞争力、没有发展前景、低利润的产业减掉，并逐步发展形成高端装备研发与制造、工程承包、贸易与服务“三大主业”板块，服务领域覆盖了机械、能源、交通、汽车、轻工、船舶、冶金、电子、环保、航空航天等，使国机逐步向集系统设计、系统集成、工程总承包和全程服务为一体，整体竞争实力突出的大型综合企业集团迈进。

任洪斌感慨地说：“虽然当时很痛苦，但却赢得了今天的主动。”

这并不能简单地理解为“梅花香自苦寒来”。朴实的话语中，透视出的是一位企业家的理念自信，眼光自信，操控自信和责任意识。

数字里的“国机奇迹”，是另一种精彩。

自本世纪初任洪斌掌门国机以来，企业主营业务收入，连续保持年30%以上递增，2013年达到2104.70亿元，利润79.70亿元(均不含二重)。

这些，都是不可忽视的价值创造，有形的。还有一种无形的价值积累，虽难以用数字呈现，但同样不可忽视，或者说更为重要。那就是在长期的市场摔打中，探索培育起来的企业软实力，包括独具特色的企业文化、法人治理机制、高素质的管理团队，新锐的源创新理念，强大的技术研发、创新和转化能力等。这一切，让国机拥有了强大引擎，也为央企深化改革提供了又一个鲜活蓝本。

无疑，国机是第一轮国企改革中，脱颖而出的佼佼者。

市场就是选择。市场在，选择就在。无论是国家任务选择了国机和任洪斌，还是国机和任洪斌选择了国家任务，似乎都包含着某种必然。

也许，这是对国机人执着追求，创新发展的回报。

第二節 沉舟病树

是不是必然，时间是最好的裁判。

中国国企改革，已进行了30年，几乎与任洪斌的从职生涯并肩而行。

三十而立。这个《论语》中的词语，从为政中走出，演变为中国民间的一种价值符号。于人于事，三十都是一个当立、该立、可立的年龄。但并不是每一位并肩而行者，都与“奇迹”有缘。“奇迹”只眷顾改革创新者。

在一次企业改革会上，任洪斌曾引用白居易《醉赠刘二十八使君》中的句子，评价国企改革的历史：“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世界不可能永远都是一江春水，一个色调，往往是沉舟和千帆、病树和春木交织。三十年河东，四十年河西，阳光仍在，春色依然，变换的只是色调和角色。当年的“国家队”，无论是112家，还是53家，央企的温室，也许可确定企业的行政级别、政策优惠、信贷支持、干部职工待遇等，却不能确定企业的产品质量、市场竞争、经济效益和生死存亡。我们更明显地看到的是，温室效应和优越感带来的庸懒依赖、缺少危机感、免疫力下降，形成央企阵营的淮南淮北。千帆竞发，万木葱郁的世界，固然令人爽心悦目。但沉舟和病树，似乎更令人值得关注。

再次走进二重，简直令人震惊。

2015年早春。我应陈兴祥处长之邀，就这本书的写作进行初次见面沟通，顺便到了二重德阳基地。气温显示为5摄氏度，成都平原湿度大，给人实际的感觉要更冷。一种带着潮湿的阴冷，仿佛要映衬我此刻的心情。

二重德阳基地我是到过的，且不止一次，印象很深。这种深，除了大和好，还有一种崇高、使命和神圣。反差是由记忆和现实的对比形成的。

第一次到二重，大概是在2003年5月。

当时，我还在四川眉山市经贸委主任任上，参加省政府组织的工业流动现场会。第一轮国企改革的三年“脱困建制”已接近尾声，各级政府抓工业的重心，正由“盘活存量”转向“增加增量”。工业强省、工业强市的口号正如火如荼，省上几乎每年都要开两次这样的现场会，交流经验，促进工作。二重因为规划的第三代核电、大水电国产化、风电增速箱产业化、重容和国家工程实验室等重大项目，鼓舞了四川的省市领导，成为会议参观点和重点经验介绍单位。

“田家少闲月，五月人倍忙”。氛围在白居易的诗意里，像气温一样热烈。大会车队缓缓驶入二重，就给人一种大象万千、不同凡响的感觉。

厂门口横贯的标语，一边是“欢迎各级领导光临”，一边是“中国二重装备中国”。气派好大!中国二重?我有些诧异。平时，四川工业界同仁，不都叫德阳二重吗。问省经贸委的一位会议工作人员，回答的语气同样有点诧异：“二重哪里是德阳的啊，是中央直属企业，级别比德阳市委、市政府还要高哩。”这话不仅在规范的会议文件里得到佐证，更在灵活的会议程序上得到旁证。

车间里的气象，更令我等叹为观止。整齐美观的码放，目不斜视的工人，头顶穿梭往来的大型行车，吭吭咣咣，富有节奏的工件锻击声，无不标榜着这里的兴旺与气势。在见到万吨水压机时，我简直有些激动了。我还记得，这样的万吨水压机，当时全世界也不过20台，除美苏外，只有捷克和东德有，曾成为社会主义强过资本主义的重要标志。说到它的神奇与魔力，二重陪同人员最形象生动的描述是，它可以把上百吨的钢铁锻件，像揉面团一样随意加工。它，一度是我们书本上的传奇，电视里的骄傲，报刊上的头条，民族工业的翘楚。当它出现在我的面前，我仿佛就拥有了囊中暗器，制胜法宝，怀揣上了几分底气。

参观后是经验交流，我带着强烈的期盼与激动。

会议由分管工业的副省长主持，发言者按行业次序上台交流。会议在主席台专门设置了“发言席”，标牌摆在主席台的左侧。

这时，我注意到一个细节，会议主持人在点请其他市州和企业领导上台交流经验时，用的是“请XXX同志发言”，而在成都市和二重领导上台时，用的是“请XXX同志讲话”。我先还没有注意这细微的区别，当主持人对交流者中间穿插的点评、结束后的点睛，都重复着这种区别时，我才似乎略有所悟。我顿生敬意，为主持人政治上的老练与临场巧妙的分寸把握。这也进一步表明了二重的地位。其实，讲规模、实力和盈利水平，当时四川比二重强的企业多的是。

我不得不承认，二重就是二重，国家队就是国家队。

时隔3年后的秋天，我第二次到二重。

这次不是参加流动现场会，而是四川省重装领导小组的论证会，为中国二重新上的8万吨大型模锻压机项目通关。说是项目可行性论证，我发现，实际上是一个协调统一认识的程序，专家的声音并不强大，并不能左右局面。

会议由领导小组组长沈国俊主持。按照事先安排好的程序，首先，由二重领导代表投资业主，介绍项目情况。介绍者底气十足，声音宏亮，标准的普通话，言语间无不透出自信：“中国二重在实施‘十一五’规划中，坚持以邓小平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为指导……”

谈到具体项目，再一次展现了大型央企做事的规范严谨。

项目介绍者思维缜密，逻辑性强，短短十几分钟，就把项目的历史现实，来龙去脉，必要性、重要性、紧迫性，说得一清二楚。

从介绍中我才逐渐弄明白，二重现有一台老的1.20万吨水压机，就是我们这一代人还在读小学时，就如雷贯耳为之振奋的那台，是1961年从捷克进口的;还有一台新的1.60万吨水压机，是企业自己设计建造的。但是，随着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发展，特别是军事工业的发展，它们已显得严重不适应。因此，肩负“装备中国”大任的二重，站在振兴国家民族工业，特别是重型装备工业的角度，经过认真审慎研究，决定投资20亿元上这个项目。

说到这里，介绍者加重了语调，以近似激昂的语气继续说：“它的建成，将使中国拥有当今世界上最大规模的模锻压机，我们大型军舰、大型飞机、大型炼轧钢厂的大型机件锻压制造，就有了可靠的工作平台;使中国制造业水平整体迈上了一个大台阶，并毫不费力地接近世界先进水平……”

不知是受到刚才会场气氛的感染，还是对设计单位来说，这确实是一次难得的机会和挑战，项目业主介绍完后，设计单位领导的补充汇报，更是充满浪漫的激情：“这就是大国的发展潜力，远非拥有点其它优势的小国可以比拟的。只有有气冲霄汉、有着丰富的资源、广大的人口、立志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国家，才有这样的气魄。我们中国就有这样的气魄，二重就有这样的气魄。而建设这样的项目，只有中国二重才有这样的实力和能力，责无旁贷啊……”

不谓有祖逖之志，确实令人闻鸡起舞。

不仅我这位平时抓住个投资几千万元项目，也会激动万分的市级经贸委主任，莅会的许多见过大世面的大领导大专家，也为之振奋，心里也热呼呼的。

接着发言的，几乎全是机不可失，时不我待，势在必行，不负使命之类。只有一位专家，坐在会场的右后角，一直默默无闻地在倾听。临到会议快总结时，他才小心翼翼地举起手，提出了一些“建议”。核心是，这个项目肯定是好项目大项目国家需要的项目。只是既然是可行性论证，除了国家需要的政治可行、设计的技术可行、国家作为坚强后盾的投资来源可行外，作为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企业，这么大的投资，还要介绍一下市场的可行性。比如，我国大军舰、大飞机、大型机件的锻压制造，每年究竟有多少订单，能否让产能充分发挥，保证设备有较高的负荷运转，实现最佳经济效益，有效收回投资……

会场静默了几秒，有低声的窃窃议论。看得出，项目可研对市场的研判并非重点，大都出于宏观的、方向性的定性阐释，而没有深入细致的量化分析，没有可靠的数据支撑。这也许基于大型央企长期形成的“大”意识。

领导小组组长曾长期任职机电企业，既是这方面专家，也具有很强协调能力，三言两语，就稳住了局面。他先肯定发言专家的建议很好，然后耐心地解释道，根据专家预测，中国发展早已进入重化工时期，但重化工的现状，还远远落后于要求。特别是大军舰、大飞机、大型机械，与世界的差距更是明显。

讲到这里，主持人提高了声音：难道还担心市场嗎?再说，二重是什么企业，国家重装基地呀。国家保留央企，保留二重的目的，不就是解决有和无的问题，维护国家安全吗?站在国家层面，也不能完全以赚钱考虑问题啊!

大家似乎才明白这个论证的定位：站在国家层面。没有人再发表不同意见，项目顺利过关。说实话，我内心是赞同的，央企不以国家使命为第一，以什么为第一呢?这次会议，让我看到了央企的国家担当，淡化了市场。

没想到，时隔十年，一切已晃若隔世。

这是我再次走进二重德阳基地的感觉。也许，是有二重的朋友带路，车辆从大门缓缓而进，并无阻拦，也没有盘问登记之类的繁琐手续。当然，也无门卫精神的微笑和敬礼。一道寂静的大门，把我引向一片更大的寂静。在厂区穿行，七拐八弯，曲径通幽，目的地是令国人骄傲的8万吨模锻压机。

德阳市原来只是个小县城，据说因在德水之阳而名。这里当年建市，也因为二重。城在厂中，厂在城中，城冷清，厂喧嚣，曾是过去这里最大特点。如今，刚好来了个颠倒，城的喧嚣，已把厂甩得很远。没有车辆，没有行人，没有吭哐，树上偶尔的鸟语，把静推到极至。一个车间，又一个车间，门紧闭着，粗犷的铁锁，锁住了搏风击浪的手脚。一位忠于职守的清洁女工，手执残破的长扫帚，在埋头清扫路上的落叶，并不理会我们的到来或离去。寒风习习，刚刚清扫干净，人还没离开，她背后又在飘落，枯黄的叶在迷蒙的天空飘得有精无神。

很快到了目的地。车间大门是刚才打开的，为我们的到来。开门师傅手拿一长串钥匙，站在门口，面带微笑，一脸真诚，向我们点头致意。我捕捉到，那真诚的微笑背后，有一席隐隐的尴尬与茫然。我们没有进去，按照规定，进车间需戴上安全帽，车间停工，进去与戴安全帽似乎都没有必要。冷清消弭了所有激情，站在比当年大得多的模锻压机面前，我却再也没有了当年的激动。

我的心在痛。亲爱的二重，您究竟怎么了?

第三节 中产危机

怎么了，二重?现实已做出回答。

当然不只二重。二重只是个缩影，它折射出的是中国部分国企面对市场的窘境。即便在央企阵营，像二重这样的企业，也并非只此一家。

所有陷入困境的企业，都是资本的失败。这是资本的悲剧，摔伤的却是资本的所有者。换句话说，资本的价值和成功，就是获利;获利水平，是判断资本是否成功的最重要标准。我们的“国家队”究竟怎么样呢?

这是国资委公布的2013年117家央企的经营业绩。

这些央企当年度共实现营业收入24.2万亿元，同比增长8.4%;上交税费总额2万亿元，增长5.2%;实现利润总额1.3万亿元，增长3.8%。其中，有42家企业，是进入世界500强的，可谓国家家底。从利润看，大致是好、中、差各占三分天下。这令人想起朱镕基总理当年领导打第一轮国企改革攻坚战时的情景。星转斗移，难道绕了一圈，央企要再次为经济转型升级埋单?

仔细分析，事情并不那么简单。如果时光倒退30年，回望这些“国家队”的前世，再对比今生，你就会发现确实变了，一切的一切。

变的实质，是严重分化;分化的背后，是更加深刻的危机。

在第一轮国企改革中，沦陷的大都是体制僵化、管理落后、产品与市场脱节的老旧企业。它们从计划经济中走来，市场转型的失败，成为它们经营的死穴。因此，那几乎是制造业内部的一次大洗牌;洗牌手既有市场，主要还是政府。这次却明显不一样了。央企盈利三甲，都是银行，其中：中国工商银行2385.32亿元，中国建设银行1931.79億元，中国农业银行1450.94亿元。亏损三甲是远洋运输和制造业。其中，中国远洋亏损95.59亿元，中国铝业亏损82.34亿，中冶科工亏损69.52亿元。中国上榜世界500强的公司，有47家亏损，央企包揽了亏损前三。有的企业的“利润”，显然是“做”出来的。

这就是结论：不是制造业的内部裂变，而是整体沦陷。

各样的光环，往往容易让成功者锦上添花，而忽略了沦陷者更需要雪中送炭。不只是一个企业，二重只是失败者的代表。关键是，无论成功还是失败，是否真正认清了面临的形势，审时度势，坚定改革，深化改革，正确改革，谋求突围。否则，再过30年，或者20年、10年，牌局又可能重来。

中国社会结构和经济都变了，改革也应配套。

经济学家、美国耶鲁大学金融学终身教授陈志武，这样看待中国的宏观经济面临的问题。这些宏观经济学理论，同样适合于当前的国企。国企问题的根源，在于与时代脱节的制度设计。环境是市场的，制度还停留或半停留于计划，包括对企业和人的管理;而“管”企业中，既管不了活，也管不住死，往往管住了在市场中摶风击浪的手脚。在我们还纠结于制度怎样突围时，大转型的世界已倒逼了过来，中国的产业转型也在紧逼，穷追不舍，无法逃避。

现实是残酷的：我们的企业，特别是国企和制造业，正面临着世界和中国经济两大转型、两大重构的双重挑战，或曰双重夹击。可在谈到转型升级，谈到深化改革，谈到创新发展，谈到新常态，谈到经济下行压力时，有多少人真正注意到了它深刻的内在原因——因快速发展带来的需求侧升级和市场改变?

进入21世纪以来，世界经济可谓狼烟四起。先是亚洲金融危机，继而美国次贷危机、欧洲债务违约风险、日本经济长期持续滞涨，然后是中国制造业转型和经济下行，再穿插ISIS搅局、美国南海招摇，朝核危机……

危机，危机。这世界究竟怎么了?

老话不老。世界性的产业转型升级，资本主义后现代化带来的种种矛盾，难以克服的中产阶级危机就在眼前。当这一连串的问题堆积在一起斩不断理还乱的时候，我们重新审视中国“四化”(工业化、城镇化、信息化、农业现代化)交织的矛盾。面对市场化对央企阵营的分化，以及二重出现的困境，不得不把目光放得更远一些，投向影响近代发展和当今世界走向的资本主义。

那根很远，一追溯追到了500多年前。

时光隧道并不漫长，轻轻一个抬头，我们就看见了资本主义从萌芽到辉煌的波澜壮阔。奇迹，危机，复苏，不断重复，不断演进，既推动了社会，也发展了自己，诡异而惊奇。创新转型，无一例外地充当了化险为夷的介质。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黄金时期”，世界体系经历了两个最大的积累：经济发展和地缘政治，也因此创造了最大的奇迹，自资本主义诞生以来。大发展必然积累大矛盾、大挑战，这不是危言耸听，而是发展的规律使然。特别是起始于20世纪80年代末，现在仍在进行的第三次工业革命，以信息技术、大数据和全球化为主要内容，也许，就是为资本主义送终的安魂曲。它不仅促进了生产力的迅猛发展，而且推动着社会经济大转型，从工业经济转向知识经济，国家垄断资本主义转向国际垄断资本主义，并因此而造就了它自身的宿敌——中产阶级。这些“既不是富人也不是穷人，而是经济状况处于中间程度的人”，形成一个庞大的社会。他们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入不敷出，为维持生活水准又举债消费。到了2008年，在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导致的“大衰退”来临后，“上层阶级”的财富不降反升，而“中产阶级”则大量破产，许多人再次沦为穷人。

经济学家克雷.卡尔霍恩和兰德尔.柯林斯等，同时发现了这个隐秘：“中产阶级危机”。可是，他们对应对危机的看法却大相径庭。前者认为可以通过不断改良舒缓矛盾。比如19世纪末20世纪初，一些资本主义国家采取的政策性增加中产阶级职位的措施。但后者并不以为然，认为改良根本不能治本。

事实更愿意为后者佐证。

21世纪一开始，世界就好像在刻意与资本主义作对。在信息化和高科技冲击下，人为增加的中产阶级工种，很快变得多余，“高不成，低不就”成了他们的尴尬处境。而且，眺望未来，一片黯然。他们过去长期可是资本主义的基石啊，怎堪此景!价值解构，意义消解，砥柱不再，大厦焉能不倾。

想起了伊曼纽尔·沃勒斯坦( I m m a n u e l Wallerstein，生于1930年)的发现与警告。沃勒斯坦甚至推断：资本主义很可能在2030-2045年，暴发世界体系性的危机，并最终导致旧体系的终结，新体系的诞生。

不管资本主义怎样灭亡，何时终结，取代它的是中国、俄罗斯式的新社会主义，还是北欧式的民主社会主义，或曰其它，这都是不争的事实：转型升级，创新突围，这就是我们现在所面临的世界发展大格局。

这些对世界发展结构性的预测，类似于土木工程中的“负荷测试”，不仅是关系到企业和经济体，而且涉及既有的整个世界制度体系。

信息化和高科技时期的转型：在高度物质文明及信息化条件下，新的需求侧在哪里，供给体系如何适应;创新发展的指向和源创新，如何与享受型、个性化、新价值等新需求相对接;中产阶级如何在放弃既有工种和富足自得的生活方式，面对新的岗位选择和失业中，重新寻找发展空间，找到自己的价值定位。

不要以为，克雷格.卡尔霍金和兰德尔.柯林斯的预测离我们很远，与二重重组无关。两组数字足以说明，洛仑兹的蝴蝶效应并非虚妄之忧。

一是中国经济的外贸依存度。它反应我们与世界的关系。中国2015年GDP总量将达到687380亿元(约11万亿美元)，进出口总额28万亿元，外贸依存度达40.74%。再加上中国累计高达3.97万亿元人民币(约6463亿美元)的非金融类对外直接投资，及其每年近20%的增长;更庞大的金融类对外投资、购买国外债券和巨额外汇储备，中国经济的对外依存度超过50%。也就是说，中国经济的发展业绩，超过一半需要在参与国际经济大循环中实现。

这意味着，面对世界经济大转型，我们不可能置之桃源。事实上，中国经济所面临的情况还要更复杂、更严峻、更紧迫得多。我们的工业化还没有完成，与世界资本主义发达经济体还有很大差距，却又不得不面对更高层级的现代化、后现代化市场需求的挑战。经济和社会转型，解构旧体系，重构新体系和价值链，不仅关系到我们现有经济结构、产业体系、产能出路及产业转型方向和定位;更关系到企业未来的订单和中产阶级出路，关系到转型的成败得失。

我们不需要“厉害了，我的国”，不需要“老大”，更反对夜郎自大。但一直的“老大”却没有忘记警惕你，防备你，千方百计扼杀你……

而新上任的美国总统特朗普，一直认为中国的制造业抢走了美国的100万个就业岗位。他还没有就位，就一次又一次对华出言不逊。在他的独断独行下，世界新的经济霸权主义、单边主义和贸易保护主义大行其道。《日经亚洲评论》也传出，美国苹果公司在中国最大的代工合作方富士康，已经开始研究将iphone生产转移到美国的可能性。在美国国内，对中资华为、中兴、阿里的打压已经开始。这些变数，无疑给中国企业参与国际市场竞争增加了更大难度。

二是中国“四化”面临的压力。

第四节 陷阱当前

中国的“四化”进程及消费升级，为经济转型升级铸就了现实背景。

研究能源、经济、地理政治风险等领域的HIS公司最新公布的报告显示，在未来10年，中国国民生产总值(GNP)，将从2014年的10兆亿美元，增加到2025年的28.3兆亿美元。而此间，美国经济总量预计将从17.4兆亿美元，增加为27.4兆亿美元。这就意味着，过去一百多年以来美国经济世界第一的历史，将因此而彻底改变。同时改变的还有消费模式。中国的消费总额，将从3.5兆亿美元，增加两倍到10.5兆亿美元;经济发展的投资主导、外贸拉动，将转型为消费主导、内需拉动模式，并因此改变需求侧和供给侧，即内需本身也将由温饱小康，转向全面小康，进而向享受型和个性化需求主导转变。

事实上，这种转变已悄悄逼近。

根据官方公布的数据，中国2017年人均GDP已跨越8820美元，第三產业增加值早已超过第二产业，城镇化率已达到60%，农业就业比例下降至28%，农业现代化程度还很低。城乡居民收入比扩大到3.36，恩格尔系数：城镇居民35%，农村居民仍达41%。工业化进入后期，城乡二元结构非常明显……

这些情况表明，中国已具备了中等收入国家的所有特征，有些不利性特征还更突出明显，比如环境容量不足、城乡收入差距大等。

这预示着中国的消费结构，不仅正快速转型升级，而且需求侧必然呈现出多元性、复杂性和不确定性特征。这才是问题的源头和根本。

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由人的欲望和收入驱动的市场需求，是推动社会发展的最终原动力;需求侧转型，必然要求供给侧相适应。

美国哈佛大学教授、世界银行顾问霍利斯·钱纳里(Hollis B. Chenery，1918- 1994)，早已揭示了这种消费升级对发展的影响。他认为：“随人均收入增加而来的需求结构变化，影响基本要素(土地、劳动和资本)投入和中间产品投入的变化。”生产力水平每发展到一定阶段，社会消费水平就要上档升级，或者说结构转型;上档升级的消费，必然要求上档升级的有效供给。但生产力布局、结构、产能等一旦形成，又具有相对稳定性。在市场需求旺盛时期建的工厂，还没有收回投资，市场需求已经升级转型。沉没，是难逃的劫数。

转型期的市场，难免充满变异和不确定性。一方面，大量低水平重复的产业产品供大于求，卖不出去，企业被迫停产半停产，甚至倒闭，债务纠纷四起;另一方面，转型升级后的需求侧，又得不到及时有效的满足，形成通货萎缩。

这正是中国制造业目前的遭遇。

中国改革开放40年来，已发生的几次经济大转型，产业大洗牌，企业大危机，无不与供给侧现状与消费侧需求转型升级脱节有关。

比如，上世纪90年代初期，中国人均GDP跨越400美元，经济出现第一次大转型，由温饱型转向小康型，一大批诞生于短缺经济时代的乡镇企业被淘汰。90年代后期，中国人均GDP跨越1500美元，经济出现第二次大转型，由初级小康转向中级小康型，让一大批诞生于计划经济时代的企业，特别是国有企业和城镇集体企业陷入困境，进而催生了国企改革的第一轮大潮。进入21世纪后，随发展速度的加快，经济转型周期变得短促而频仍。2007年，中国人均GDP跨越3000美元，经济出现第三次大转型，由中级小康转向全面小康型，一大批诞生于市场经济早期、以满足一般性小康需求的供给侧企业被淘汰。

相隔仅仅5年(2012年)，中国人均GDP即再次翻番，达到6100美元，且在后来的几年，中国经济发展虽出现下行压力，增长势头仍旺盛……

前面有陷阱。经济学家们不断提醒。

自世界银行《东亚经济发展报告(2006)》中，提出“中等收入(人均GNP12700美元)陷阱”概念以来，世界经济学界就充满争论。不是怀疑，而是关于它的成因、表现与拯救;也不只是理论推演，还有经验实证。经济学家们发现，当一个国家的人均国民收入达到中等水平后，如果不能顺利实现经济发展的转型升级，培养创新推动机制，难免导致经济增长动力不足，最终出现持续停滞。美国教授艾肯格林，将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现象，视为经济增长的失速。

在中国，情况要复杂得多。

从经济发展状况看，中国的人均GDP，正处于跨越8000美元，指向10000美元，2022年可望达到12000美元以上，正好属于典型的由低收入向“中等收入”转型的阶段。其中，2013年，首度实现第三产业增加值超第二产业。“经济学人智库”的报告称，中国到2020年的中产阶层将达到4亿人;在2030年前将迈入中等收入阶段，届时3/4的中国人将成为中产阶级。这表明，中国全国性的工业化、城镇化已进入后期冲刺阶段;而农业现代化和信息化则显得滞后。随着快速发展，增长模式成为越来越无法回避的问题是：走速度型还是效率型路子?在中共中央提出的“九五”规划建议中，就明确提出了“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议题。可是，经过20多年的努力，问题不仅没有解决，反而更突出了。

原因何在?一追溯，追到了凯恩斯和哈罗德-多马。

经济发展的动力，由需求决定。这是凯恩斯主义和哈罗德-多马增长模型发现的秘密。可是，他们创造的经济学经典，在中国却遭遇了尴尬。

在凯恩斯那里，需求取决于消费、投资、净出口和财政赤字，即所谓“四轮驱动”。哈罗德-多马则认为，推动增长的需求主要是新增劳动力和投资。

两个经济增长模型表明，经济衰退是因为需求不足。救治也应围绕需求侧来展开。凯恩斯的财政赤字论，与我们“留有余地”的理财理念相悖，“四轮驱动”在实际操作中演变成了“三驾马车”;消费和出口，政府事实上难以掌控，“三驾马车”最终成了“投资拉动”一枝独秀。哈罗德-多马模型彰显的投资率越高、增长率越高，更合政府发展心意。再加上财政分灶吃饭、政绩工程、长期形成的“先治坡、后治窝”意识等等，“投资拉动”便成了中国各级政府抓增长的最强音。投资率步步攀升，由30%左右上升到50%、甚至80%。一浪高过一浪的投资狂欢，没有谁能阻止。极端刺激激化的结构性矛盾与经久的抑制相结合，往往让危机来得更猛烈、更凶险。世界经济学经典，就这样被扭曲。

是的，我们在津津乐道凯恩斯主义的时候，却忘了他的发展模型是建立在解决短期刺激基础上的;而且，三大规律(边际消费倾向递减、资本边际效率递减和流动偏好)，往往使社会的有效需求低于总供给水平。老凯说，如果“从长期看我们都死了”。在谈论哈罗德-多马模型的时候，却忽视了它包括的悖论：积累和消费，本身就是一对矛盾。既定的国民收入分配，在向高投入严重倾斜时，必然严重削弱消费能力，积累成更大的问题：购买力不足。

货币使用效率不高，进一步助推了这种矛盾。

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的广义货币存量M2，几乎每年增加10万亿元，从2000年的13.8万亿，上升到2015年的135万亿元;其占GDP的比重不断上升，已接近200%。钱多与钱荒并存的直接后果，就是给通胀带来压力。于是，形成中国目前的经济怪状：严重的产能过剩，与大量贫困人口同时存在。

“我们都死了”，耳畔又响起老凯的警示。

较高的人均GDP，丰富的物质产品，不断降低的恩格尔系数(食物支出占总支出的比重)，快速改变着人们的消费构成和工作、生活方式。这就对既有的生产力结构、产业布局、企业产能和供给侧提出了严峻拷问：你适应吗?

现实已经回答，且有点残酷。

经济学家们的研究发现：进入21世纪初，中国全要素生产率的贡献明显降低，并导致经济潜在下行因素的累积;剩余劳动力无限支持增长的情况正在发生改变，“刘易斯拐点”已经显现;在全国内需对增长的拉动中，资本形成总额的拉动力，在2009年前后达到高点;最终消费支出的拉动力，在2011年前后达到高点，之后趋势性下滑均非常明显。工业增加值、固定资产投资、社会销费品零售总额等主要指标增速，在2009年之后，均呈下行之势。

这就是结论：既有的增长模式和消费模式，正在步入衰退期，新模式正在孕育，尚未形成;2010年左右，就是发展模式转型升级的区间拐点。

随着投资拉动增长模式的失灵，“三驾马车”中的另一驾——出口也出现问题。自2012年以来，中国出口增速平台就出现明显下移趋向;出口潜在增速由连续10年的20%以上，衰减为连续3年的7%左右。世界经济转型带来的反坐力，让我们部分产能还来不及转型的出口系产品，在出口受阻后返回来参与国内竞争，进一步加剧了矛盾。中国制造业面临的最大问题是产业突围。

不管我们是否赞成社会或经济达尔文主义，他的進化法则都会显灵。世界发达国经历的艰难，一次又一次地向我们敲响了警钟：面前有陷阱。

什么陷阱?“中等收入陷阱”。

这似乎是个魔咒。原来，我们离世界很近。

这是多少国家血的教训，因转型失败。例子可以信手拈来。如巴西、阿根廷、墨西哥、智利、马来西亚等，在20世纪70年代，就已进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但直到2007年，仍然挣扎在人均GDP3000至5000美元之间，找不到增长的动力和希望。拉美国家20世纪80年代的发展危机：墨西哥1994年金融危机、巴西1999年货币危机、阿根廷1963-2008年45年间出现的长达16年的负增长。还有，日本“失去的20年”，好像至今仍然没有触底……

经济学家们在对这些国家“中等收入陷阱”特征的分析中，发现了一些带有共性的病态指征，那就是：经济增长回落或停滞，民主乱象，贫富分化，腐败多发，过度城市化，社会公共服务短缺，就业困難，社会动荡，信仰缺乏，诚信坠落，金融体系脆弱，等等。这些特征，早在亚洲金融危机之时，就已在中国明显出现。只是，一场轰轰烈烈的国家主导的大投入，让矛盾掩盖，危机缓解;同时，也铸就了一个巨大的产业转型“重装”——结构性矛盾。

这就是中国宏观经济目前面临的尖锐问题。

首当其冲的是制造业，嚷嚷得最凶的是房地产，冲击最大的是经济外向度高的广东、福建、山东、江浙等沿海发达地区和传统制造业。

眉山华凯铝轮毂科技有限公司，是我担任眉山铝硅产业园区管委会主任时引进的，专门从事汽车、摩托车铝轮毂生产，老板浙江永康人。企业2014年底被迫停产，一直到现在。可他每次回老家返来就不无欣慰地摇头说，幸好到了四川，因为他的企业还算好的。四川内陆冲击相对较小，虽暂时停产，也许还保得住企业;企业欠款，也大都是银行的，没有讨债的天天上门纠缠。而他老家的企业，早已一片片倒了，往日的亿万富翁们，一个个都成了债务缠身的穷光蛋，躲债、道歉与被骂，成了他们的新常态。资料显示，2008年至2016年的8年间，广东东莞10多万家企业被关闭;其它地方也大同小异，且前景黯淡。

现实的残酷，是如此触目惊心。

有关研究报告显示，二战以后，全世界有106个国家和地区跨入中等收入行列，但其中只有约13%的国家，顺利跨入高收入阶段，其余都不同程度地掉入了中等收入陷阱。中国真的能置之局外，独善其身吗?

回答并不令人乐观，无论专家层面，还是官方层面。

北京大学经济学院国际经济与贸易系副主任陈仪认为：中国社会不可逆转的老龄化;中国资本市场出现的一系列摩擦，严重妨碍了资本配置的效率;2009年的国家大投资后遗症等，都大大增加了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概率。中国财政部部长楼继伟，在清华大学“中国经济高层论坛”上直言，中国在未来5至10年，有50%可能会陷入“中等收入陷阱”。

因身份特殊，我相信，楼继伟的观点，已留了很大余地。这是此次的经济转型，与我们过去经历的所有转型的不同之处。如果说过去是间中小转型，这次则是阶段性大转型。可以说，中国企业面临的挑战与考验，都今非昔比。

二重只是其中一员。

第五节 危机与拯救

“有危险的地方，拯救也在生长。”

荷尔德林以其富有哲理的诗句，诠释了自然社会的辩证逻辑。

根据莫德尔斯基为首的经济学家提出的“霸权周期”理论，一个主权国家如果能够准确地认识和把握世界走向，并制定相关的应对之策，就能够更好地顺应潮流，更好实现国家利益，并在国际舞台上巩固提高各种地位。反之，轻则可能导致国力衰退，重则从此一蹶不振，政治经济瘫痪，惟强国是瞻。

这是日本发生的事情。在失去20年后，为了缓解国内制造业的过剩产能矛盾，日本借鉴美国“马歇尔计划”的经验，在20世纪60-70年代，启动了一场号称“第二次明治维新”的改革。他们对内强化“小政府”和“公民社会”建设，对外进行技术携带的资本扩张。以比较优势为基础、顺贸易偏向为导向，鼓励对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投资，促进比较劣势的产业部门产能外泄，促使其制造业结构发生变化。所谓“安倍经济学”，不过是这场改革的延续。

到了21世纪，人们突然发现，在世界经济版图上，既紧密关联，又有明确区别的“两个日本”，正在悄然形成，重新发出自己的声音。一个是本土的，以技术创新与产业升级，推动着经济的再一次转型;一个是海外的，先进的技术携带的8万亿美元的资本，在世界市场左冲右突，寻求突围之路。

欧美和韩国通过调整产业结构，发展重工业，实施出口替代战略，也成功实现了劳动密集型向技术密集型转型，实现由中等收入向高收入的跨越。

事实上，穷途末路下，整个资本主义世界，都正努力寻求自我修复与救赎。一场更大规模、更高层次的转型，包括政治、经济、文化等等，正在世界资本主义体系酝酿。核心是源创新，即针对后现代化带来的新消费主义及其对需求的改变，改革供给侧结构。中产阶级谋求集体突围，成了这次转型的主角。

如何避免“发展的陷阱”?防止重蹈日本“平成(明仁年号，1989年起)衰退”以来“失去的20年”式的覆辙?这对一个普通的企业、企业集团、甚至行业翘楚，也许是个太大的话题。但对国机二重不是;对力求通过国机二重重组，构建与坚守中国机械工业那一连串“最”的国机，更不是。

在过去的发展奇迹中，我们显然忽略了什么。

我们在产业链的低端环节，凭借短缺市场和原始的资源消耗、人口红利，支撑了30多年的高速发展;而在产业链高端的研发、设计、包装、物流、品牌等环节，却乏善可陈。现在，国外跨国公司仍然千方百计通过各种途径，争夺巩固这种产业链上位优势，以期获得更大利益和影响力，并通过资本、技术、经济等手段，甚至设置贸易壁垒，把中国企业继续捆绑在这个既成的国际产业链低端环节，以期让我们已持续多年的“世界工厂”模式继续存在下去。

大道无情，大道亦有情。

中央早已洞察到了这个趋势。中共十八大后，中国与世界经济转型的对接，明显步入步步推进的新阶段，其主要特点是：开放范围和程度都在实质性扩大，进入一个更加宽广的国际化舞台;而“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将形成中国经济腾飞的两大翅膀。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全面深化改革决议，明确指出国企深化改革的重点，是“规范经营决策、资产保值增值、公平参与竞争、提高企业效率、增强企业活力、承担社会责任”。而中共十八届五中全会，则把核心锁定在了创新发展。国家宏观层面创新的重点，是构建中国的发展新体制，加快形成有利于创新发展的市场环境、产权制度、投融资体制、分配制度、人才培养引进使用机制;调整生产力布局，促进产业转型升级，并与新兴市场的对接。

国企微观层面的创新，则是顺应“互联网+”发展趋势，以信息化与工业化的深度融合为主线，强化工业基础能力，推进智能制造、绿色制造，加快发展现代服务业。创新的目的很明确，就是释放新需求，创造新供给，培育发展新动力，推动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蓬勃发展。中央政府部署实施的《“中国制造2025”规划》，为企业创新发展指明了方向。沿着创新的路径，在中国最高决策层里，出现了这样的词：“释放新需求，创造新供给，培育发展新动力。”

这表明，因应世界性经济转型升级要求，在未来，以新需求、新市场为导向，重组重构新型产业体系为目标，中国产业经济将面临一场大洗牌。

国机与二重，都在局中。

任洪斌的重组愿景，不仅仅是让二重扭亏脱困，更要改革振兴，实现更快更好的发展，朝着他的国机大梦。他清楚，在这场转型升级挑战中，冲击最大的，当然是传统产业，特别是传统制造业，机械工业更是首当其冲。

国机二重重组，不只是一项国家任务，不只是二重脱困的需要，也是国机在新形势、新挑战下，自身转型和持续快速发展的需要。企业家要创建的应该是“世界公司”，而不是“世界工厂”。前者以世界为参照，以消费结构转型升级为导向，构建自己的产业、产品、服务链和供给侧，输出的是资本和技术，分享的是资源和市场，留下的是创新和利润;而后者输出的是产品和苦力，分享的是危机和被挤压，留下的是“三废”(废气、废水、泼渣)和高能耗。

可是，“路漫漫其修远兮。”

当中国的工业化还没有完成，“世界工厂”地位还没有完全改变之时，世界已跨入全球化、信息化、大数据、高科技时代。世界性的产业转型升级，排山倒海般袭来，新的危机步步逼近。中国制造业面临第二次沦陷。

市场鼓励竞争，但市场的本质却不是恶性竞争。过去，中国许多制造企业，凭借原始优势，在以满足国内国际低端市场为主的竞争格局下获得了竞争主动。现在，世界经济正进入深度调整，发达国家的技术优势、发展中国家的成本优势，形成双重挤压，让中国的制造业雪上加霜。曾经的优势正在消失，“世界工厂”模式已走到尽头。中国机械行业，特别是重型装备制造业，大量过剩的产能需要寻找出路。不仅一重、二重，国机自身也越来越明显感到，过去支撑快速发展的传统优势正在消解，新动力的培育艰难而滞缓，新旧动能转换的结构性矛盾突出。我们还有什么优势，面对转型中新的竞争挑战?产业重组，资源整合，改革供给侧结构，无疑是最好的出路。国资委多年来都在做这样的努力。

中国经济转型升级，呼唤康德拉季耶夫周期回归。

世界是圆的，就像一个果壳。哈姆雷特认为，即便把他关进果壳之中，他仍然相信自己是无限空间之王，仍然主宰着自己的世界。

任洪斌面前的局，就是一个这样的果壳。

在对世界经济转型格局、中央决策的研判中，任洪斌发现了《“中国制造2025”》规划的秘密。规划重点发展的10大领域，新一代信息技术、高档数控机床和机器人、航空航天装备、海洋工程装备及高技术船舶、先进轨道交通装备、节能与新能源汽车、电力装备、新材料、农业机械等，几乎个个与国机相关;加上重装就理想了。关键是怎样因势而为，把握大局，谋求改革突围。

任洪斌似乎早已成竹在胸。他和他的团队们，顺理成章地把这种世界性、未来性、战略性的思维，延伸到了实施对二重的重组中，设计好未来。任洪斌想争取再过十年、二十年，回想起现在的选择，仍然能像今天这样，从容而自信地说，“虽然当时很痛苦，但却赢得了今天的主动。”他时时提醒自己，搞企业的，怎样才能不要废了自己“武功”?答案早在国机“神话”里。

“可以说，只要有人在思想，他的名字就不会被人忘记。”

这是人们对海德格尔的评价。当年的央企少帅，任洪斌对搞好高端国企的思考，对国机持续快速健康发展的思考，从来就没有停止过;而今，这个长久而复杂的思考中，不得不突然融入一个新的元素——重组二重。

我理解了任洪斌和他的团队的选择。

第二章 中国式问题

第一节 一石击起

“风乍起，吹皱一池春水。”不在南唐，也不是冯延巳“闲引鸳鸯香径里”，而是一個令人侧目的央企重组，牵动了方方面面神经。

国机与二重重组的消息不胫而走。

这很正常。无风不起浪，何况现在有了这个风，本身也不是什么保密工程，而且需要重组双方公司上下许多人的参与和支持。最初一段时间，许多人并不看好这出重组大戏，质疑与反对声，几乎占了主流。

国机发展好好的，何必要去趟二重这潭浑水。

二重亏损那么大，不要把国机拖进去了啊。

二重是央管53户，以小吃大，国机行吗?

任洪斌是不是疯了，想捞政治资本。他已在国机干了十多年了，会不会把二重重组了，就屁股一拍走了，把烂摊子留给国机?

……

原国家机械工业部健在的几位老部长，在同一个离退休老领导党支部。特殊的背景，他们党组织生活中最关心的，一个是国家大事，一个是国机大事，再一个就是彼此的身体健康状况。与许多关心国机的人一样，他们对国机二重重组，几乎都经历了一个从反对、质疑、担心，到理解、支持、赞赏的过程。无论哪种情况，都缘于对国机深深的爱，对任洪斌大大的信任。

何光远老部长说，二重搞成那样不是偶然的。他以前在职时曾去过二重，印象是经营管理不好，市场意识差。现在搞糟了，又叫国机接收，怎么成。有几位老部长还联名给国资委写信，建议组织专家先进行调研，把问题查清，是怎么走到这一步的。然后，再讨论重不重组的问题。

因此，老部长党支部讨论的意见是：一致反对。

有位老部长仍不放心，还给任洪斌打去电话，语重心长地提醒：洪斌啊，二重对国机虽然是个机遇，但它的问题也挺严重的啊。

何光远、陆燕荪、孙祖梅三位原部长、副部长又专门找到任洪斌。所有老部长们心里几乎都揣着一个共同的纠结：非常担心二重，却又非常信任任洪斌。当他们了解了重组对国机发展的战略意义后，观点开始转变，由反对重组，到积极为搞好重组出主意：二重应该先破产，丢掉债务包袱，再重组。

任洪斌耳在听，心在想，脑在谋。对一些表面不一致的声音，他没有生气，没有嗔怪，没有埋怨，反而有些感动，有些欣慰。特别是老部长们那种关切，那种焦虑，那份拳拳之心，更让他感动万分。他心里非常明白，也完全相信，所有的质疑、反对之声，没有一个是出于个人目的，或是故意出难题、找岔子、不支持的。恰恰相反，他们的直言，是对自己的信任;他们的质疑与提醒，正是对企业命运的关注、关心和负责，是对企业改革最用心的支持。唯有对怀疑他要走的人，他利用恰当的场合，斩钉截铁地表明：即使因任职时间原因，组织上要安排我轮岗，我也要向组织请求，二重一天不搞好，我一天不离开国机!

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

因为我对这片土地爱得深沉……

他想起了著名诗人艾青的诗。也许，这正是对这些领导和朋友情感的真实写照。这是真正的主人翁精神。他们对国机和二重都非常了解，质疑、反对的，不是改革重组，而是这个重组个案中，许多不明朗、不可靠，充满变数和未知的东西。这对重组工作的开展，无疑是一剂良药，一个警醒，一种鞭策。只有把工作做得更细更好，更富有成效，才能不负重望，让所有关心此事的人放心。

任洪斌是这么想的，也在踏踏实实这么做。

虽然这是一项国家任务，没有充分理由，不接受说不过去。但根据以往的经验，任洪斌在决策上，仍然十分慎重。这不仅是个民主决策的程序问题，更在于此事非同小可，对国家，对两个企业，都事关重大，好则彼此得益，孬则互相受损。他必须对国家负责，对企业负责，讲求民主和程序的成色。他深知，民主和程序里边也包含学问。主帅国机那么多年，他经历了无数的风风雨雨，做出过数不清的大大小小决策，他和他的团队之间，建立起了高度的信任与默契。这既让他得心应手，使企业富有凝聚力和战斗力，也让他隐隐感到某种忧虑。他需要的民主，是真正敢讲真话的，在彼此既互相尊重，又敞开心扉，让思想碰撞出火花的;程序是合法且科学有效的，而不是打了折扣的形式主义，更不是虚假。不能出现碍于领导面子，揣摩领导意图，或盲目的随多性下，让真话和真实被遮蔽。然后，在事后又说所谓“我本来是不同意的，只是考虑……”

于是，自国资委领导向他讲明意图后，他就始终如一地恪守住自己向组织的承诺，既高度重视，更高度负责。他一方面安排国机总会计师骆家駹牵头，国机改革发展部、资产财务部、法律事务部等人员参加，组成工作小组，立即开展前期对接调查，向董事会提供决策参考;一方面抓紧研究分析有限的信息，梳理出整个重组工作的思路、重点和步骤。在此基础上，再向董事会动议，正式启动与二重重组的工作;在工作小组提供进一步详实可靠的可行性研究意见后，董事会再按议事程序认真审议，正式表决，形成决议。

2012年12月26日，是一个重大的缘起日子。经过前期充分的沟通协调，国机、二重班子讨论，双双一致同意同时启动联合重组工作。

一场关系国机、二重，甚至整个中国机械工业未来格局与走向的伟大出发，从这里开始。此后的时间里，在国资委的强有力领导、指导、支持下，任洪斌运筹帷幄，国机二重紧密合作，工作组紧锣密鼓，经过双方的多轮沟通、谈判、磋商，双方很快就重组的思路、原则、内容、步骤等基本达成一致。

在头一天国机高层研究基础上，任洪斌正式召开董事会。

事情并没有预期的那么顺利。前期零星分散的分歧和质疑，在董事会集中呈现出来，那么尖锐，那么激烈，甚至有点让人前进的信心受到挑战。

继续调研，继续论证，继续协调。

自正式启动重组工作以来，这已是国机董事会第二次正式研究、审议头一天研究提交的与二重重组的议题，并做出决策。时间是2013年2月26日。参会人员、会议议题和激烈的争论，都仿佛是同一个会议的延续。

前期工作牵头人骆家駹先介绍情况。针对头天会议的讨论情况，对重组中的一些原则问题，提交董事会讨论决策。主持人任洪斌请大家先发言。

这个议案，是我当了四年外董以来，最纠结的一个。

刘高倬毫不掩饰自己的担心。作为国资委委派到国机的董事，他对任洪斌的信任，对国机发展的关心，对国机董事会工作的支持，是人所共知的。可他这次率先的发言，并不是赞赏和支持，而是大谈担忧与纠结。

这位毕业于清华大学，曾担任中共十六大代表、主席团成员，第十届全国政协委员，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时任中国煤炭科工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的专家型领导，曾在航空航天系统的科研院所、多个大型企业的多个岗位，经历过几十年历炼。从中航、中煤到国机，业内哪个不知，刘高倬不仅是行业专家，而且本身就是一名见多识广、经验丰富的企业家，其观点具有无庸置疑的权威性。而且，从年龄看，刘高倬比任洪斌整整大20岁，对在场的许多人，他可以说是长辈级领导了。丰富的阅历，数不清的经验或教训，使他对问题的观照，多了一分睿智与深刻;当然，还有由资历与性格构成的敢言。因此，每次国机董事会研究重大问题，许多人都要刻意让刘董先说，聆听了他的高见，再自己拿捏。

刘高倬的起语，给会议带来浓浓的疑云。

他說，我跟国机有很深厚的感情。一直很佩服任董，也佩服国机的班子和员工。我经常将国机跟中航对比。国机原来是机械工业部最不起眼的，现在搞得像模像样的挺不容易。你们过五关斩六将的故事，虽然只是听说过，但我能够想象得出来，当初是多么的不容易。可感情归感情，事情归事情。正因为有感情，更应该负责，更要对得起别人，不要一不小心崴了。我最近研究公司治理时发现，一个公司在起步、发展和成长阶段，那是需要冲劲、魄力和胆识的。主要领导要敢于担当，甚至包括一个人说了算。原因是，崴了，本来我就是零，最多归零;干成了老子就是一个英雄好汉。但当你已经成就了一番事业，已经拥有了几百亿元、几千亿元资产的时候，就要谨慎了，不能犯大的错误了。因为你不能轻易再让自己归零。这也恰恰就是公司规范治理的要害所在。

显然是怕误会，刘高倬反复强调信任与尊重。

毕竟是经验丰富的专家型领导，刘高倬的话，从宏观的体制角度，讲到微观操作難度，从现实困难讲到潜在的风险，有理有据，直击问题实质。他从国机的角色，讲到国资委与央企的关系，从国机的成功、二重的问题，讲到成飞(中航成都飞机工业(集团)有限公司)、成发(中航工业成都发动机(集团)有限公司)的例子。说到底，刘高倬担心的是国机。

实际上，这样的纠结，这些忧虑，不止刘高倬一人有。从会上多位董事，如韩锡正、张来亮、安德武、陈志等的发言看，都表现出同样担心。

更纠结更担心的是任洪斌。他要给国资委交待，要决策，还要承担所有责任。对这个问题，肯定与否决，现在显然都缺乏充分理由;而要获得充分理由，又必须开展工作，继续向前推进。这是个悖论式的选择。任洪斌毕竟经验丰富，提出了一个有条件表决的动议。所谓条件，就是前提是不把国机拖垮，并据此，立即向国资委汇报，说明矛盾、危险、困难、担心，及需要上级帮助解决的问题。在得到明确的理解支持下，就同意;否则，不去盲目冒险。

经举手表决，议案一致通过。

面对表决结果，任洪斌很感动。感动于班子的识大体、顾大局，及对自己的信任支持。越是这样，他越感到责任重大，压力更大。

会议结束前，任洪斌作小结，表明自己的态度，言语间带着诚恳和某种无奈。他说，请大家放心，我们已经约好，我和石柯明天就去向国资委汇报。重组二重中涉及到的主要问题和原则，我一定按今天会议上大家的意见讲清楚。领导可能会理解支持，也可能不理解。有可能明天就是得罪。那就没办法了，得罪就得罪吧。如果我说假话，那才是不负责任，才是更大的得罪。

散会时，大家的心情都有几分沉重。

第二节 问题一箩箩

时间回到双方的初次接触。

时间是2013年1月7日，上午9：00时。北京市海淀区丹棱街3号，国机大厦2506会议室。这是双方决定启动重组以来的重大步骤。

双方是坦率的，也富有诚意。

宾主席、座位牌、便笺、铅笔、茶杯，整齐而规范有序的摆放。虽然没有奢侈的鲜花，没有会标，但简朴中，也不失精细与条理。会议充分而精致的准备，不仅显现出大企业办事严谨的与人文，更彰显双方的重视。

正值深冬，窗外寒枝秃树，室内暖意融融。

双方都派出了精干得力的专业班子。二重方面，由党委副书记，二重重装副董事长、总经理孙德润率队，党委常委、二重重装副总经理曾祥东，二重重装董秘王煜，驻京办副主任黄凯参加;国机方面，则由董事、党委常委、总会计师骆家駹牵头，总经理助理刘祖晴陪同参加。双方简单介绍参加人员身份后，骆家駹直指主题：我们希望与二重合作，实现优势互补，产生协同效应。对于双方共同关心的问题，要利用双方的智慧，共同推进去解决。

为了表明平等姿态，骆家駹特别强调了这是合作，而不是重组、兼并、整合之类。实际上，要做什么事，大家都心知肚明。

对接沟通正式开始，双方先介绍各自企业情况。孙德润介绍说：我们属于国资委监管的112家央企中，第一梯队的53户企业。

骆家駹当然明白，央企团队中112户与53户的区别。53户大都属于国控七大行业，如航天军工、石油石化、民航、航运、电信、煤炭、电网电力，以及一些支柱和高新技术产业(信息技术行业为主)等行业的重要骨干企业，可以说，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的基础。这些企业掌控住国家战略资源和经济命脉，也影响、引领着整个国民经济。因此，他们又被称为“央企中的央企”和“国家重器”。在政治上，则有不同地位和行政级别。按照国资委内部的人事管理分工，后者的班子由一局管理，主要领导由中央任命;前者的班子则由二局管理，主要领导由国资委任命。任命的规格当然与任命对象的规格有关。这虽是过去企业职级行政化的遗风，但在体制内却很管用，每高一级就意味着一个巨大台阶。

二重参会的另一代表补充道，希望任董和国机领导，有机会去二重看看。言语中流溢出的自信自豪及其言下之意，是不言而喻的。

从介绍中，国机代表已感觉出二重的优越心理。

国机显然没有那么足的底气。讲身世，国机身处53户之外，这是客观距离。本来，重组属于企业经济行为，在商言商，体制“规格”与市场无关，与重组也关系不大。要看，也主要看经济实力。孙德润只是客观陈述，可谁又能否认，在中国现行体制语境下，国企规格确实又是一个问题，甚至带有一定的敏感性。只是为了大局，二重没有刻意强调，国机代表没有刻意晒自己的实力。大家只是就事论事，平实介绍，谦和应答，国机甚至偶尔还使用“汇报”这个词。就这样，双方的第一次接触，一开始就氛围融洽，相向而行。

正式交换意见开始。

孙德润并不回避二重的担心，直截了当提出了一连串问题：“国机在重组整合方面经验丰富，也曾和其它企业谈过重组，但最终为什么没有成功?”

看得出，孙德润是富有经验的，非常懂得谈判策略。他抛出的第一个问题，并不与这次重组有直接关系，而是直指国机的文化习性。不成功的案例，可以解读的空间很大。正面理解是一种咨询，从中找到走向成功的捷径;另一方面则可包含许多——实力，能力，诚意，平等，抠门，以强凌弱等等，都可成应有之义。二重显然是要以一种以攻为守的姿态，获得谈判中的主动。

对骆家駹来说，这不能不说是个考验。

哦，主要是一些客观原因，根本就没有进行实质性谈判，谈不上成与不成。显然是成竹在胸，骆家駹笑了笑，坦率自然的回答中，透射出某种机智与气定神闲。他知道孙德润提到的两户企业，进一步解释说，国机确实曾与两户企业谈过重组的事，双方也有诚意。最终没有成功，一个是国资委正在推动另一个重组，并进行了有关程序，工作已到了相当的深度，国机就没有再往下推进了。另一个企业则是因为国资委对央企重组的指导思想有一定的调整，对方内部班子也有不同的声音，根据国机企业文化，没有必要去做别人勉强的事。

孙德润：国机目前在资金方面采用何种管控模式?是否有强制的资金集中管理的要求，主要指集团财务公司的作用?

骆家駹：国机对资金主要采用战略管控模式，集团财务公司目前是作为集团的内部银行，加强集团内部企业的资金调配服务。

孙德润：国机中央研究院目前的定位和设想是什么?

骆家駹：是国机共性技术、基础技术、关键技术的综合性研究机构，重点是解决行业和所属企业面临的共性的、难以独立解决的一些技术问题。与二重重组后，这个模式暂时也没有考虑改变，要变，只会是资源整合得更好。

作为二重重装总经理，孙德润对企业技术资源的有效利用，似乎很关心，对国机的技术管理模式很感兴趣。他暂时搁置了连珠炮式的发问，谈起自己对这个问题的看法。他赞许地说，这种定位和方式很好。二重目前在成都建立了研发中心，有很多国家级的科研课题。国机有资金、有市场、有人才，双方可以找到很多结合点。包括二重的研究机构，可以作为国机中央研究院的一个分院。

从言语中可以看出，双方的质疑在逐渐化解，距离在渐渐靠近，靠近重组本身中涉及到的一些原则性，技术性，操作性的问题。

国机目前在工资总额管理方面是怎么要求呢?

都是按照国资委的要求办的，企业没有也不可能另搞一套。如果与二重重组后，也应该是按照原来的政策执行。

但俗话说，屁股指挥脑袋，在什么山唱什么歌。无论一般性合作，还是这样涉及企业重大根本利益的重组，各有各的想法，各有各的利益，大家都难免有几分心照不宣。但正如《马太福音》所言，“律法和先知的道理听起来很‘简单’，无论什么事，我们愿意人怎样待我们，我们也要怎样待人。”换句话说，就是要真诚。初次的接触正是这样，真诚消解了距离，也展示了可能。

孙德润的话锋，已明显转变。由刚开始的带着进攻、质疑和追问，转为对重组的愿望与探讨。他好像察觉到了什么，对自己刚才的连连发问进行解释，谓真诚的合作就该这样。希望两家企业重组前，就把一些实质性的问题谈出来，包括未来的企业名称、干部安排、发展定位、资金投入和解困振兴等等。并强调，重组后的企业定位要高;双方的品牌，要能够支撑重组后新的发展;双方的市场，要共同开辟，力求更大。因为重组非常敏感，双方要本着平等、协商的原则，处理一系列具体问题，兼顾到两家企业职工的思想、利益和感情，等等。

这有什么问题呢，不都是些合作的大道理?

利益是基础，平等是前提，真诚是桥梁。双方约定，向各自领导汇报后，再就重组中的一些实质性问题，进行深入洽谈，化异求同，逐一敲定。

此时，已隐约听见马年的脚步声。

第三节 问题中的问题

伴随马年的脚步声，艰难的重组洽谈进入深水区。

二重仍然特别强调自己的优势。不能说不对，也不能说不是事实。但现实的优势不是体制赋予的虚名，不是曾经的辉煌。作为市场经济主体，一些与市场关联的要素似更重要，比如产业产品、经营管理、成本效益、企业文化等等。它们的总和，构成了核心竞争力。拿任洪斌的话说，就是企业的“武功”。不管国有企业，还是民营企业，都是企业，本质都是一样的，都要面对市场选择。

都是企业，优势只能从企业属性中去寻找。

这是个浅显而简单的道理。企业的本质属性，在仓颉造字时就已确定。可在特定条件下，简单的问题，也可能表现出深奥复杂。消耗资源是一回事，一些无谓的纷争，在影响人思维的同时，甚至会动摇人的价值判断;如果再把这种扭曲了的价值判断，带入企业未来的发展中去，把一些有违市场法则的莫名其妙，带入经营理念，就可能误导出一些方向性的问题。

国机与二重重组谈判，就面临这样的问题。

问题的导入，正是市场游戏规则。重组当然是好事，除了国家从央企发展全局出发，实施一些战略性的布局和考虑，客观说，国机与二重，都有自身的内在需要和动力。从主管部门，到当事双方企业，一开始对重组的定义就非常明确：强强联合。所谓强，当然要落脚到优势。于是，在整个谈判过程中，展示优势，不仅是重组定位的重要基础，还成了双方讨价还价的重要筹码。这本来无可厚非。可问题不在展示优势的本身，而在它折射出的一些不可思议。

分歧越来越大。有的在预料之中，也有意料之外。比如领导班子，因直接涉及到决策层切身利益，在許多地方，包括国机过去的一些重组个案中，都成了最难最敏感的问题，有的甚至因此而搁浅。但这次却格外顺利。双方班子成员一开始就明确表示，听从国资委安排。后来的实践也表明，大家不仅这样说，也是这样做的。甚至到国机后，二重的主要领导，在很长时间内，仍坚持按原来在二重困难企业时的标准领取工资。这让任洪斌非常感动。他们是真正为了企业啊，哪怕那些激烈的争论。可班子成员的大度，并不等于对企业不负责。

国机也一样。虽同为央企团队，也知道二重这些年来出现了困难，但存在的问题究竟有多大，多复杂，任洪斌并不很清楚。国资委领导提出重组要求后，从近段前期工作的同志不断反馈的信息看，他越来越感到里面的问题多。

再一次的集体把脉，是在重组方案正式提交董事会之前。

2013年2月25日，在国机2506会议室。任洪斌主持，国机要员徐念沙、徐建、陈志、骆家駹、谢彪、刘大功、丁宏祥等悉数到场。不是一般的会议，而是在重组工作启动之后、向国资委正式报告之前，国机高层对重组中的一系列方向性、基础性、原则性问题再次进行讨论，向董事会决策提供科学依据。因关系重大，任洪斌要求工作人员，对会议情况，做出的决策，有些什么问题，怎么解决的，每个人的意见，都要认真做好记录，对事情和历史负责。

骆家駹先介绍了前期工作情况，刘祖晴作了补充说明。看得出，与二重的谈判已进行了整整两个月，双方虽已做了多次沟通协商，分歧仍旧很多。

首先，是重组模式。

本来是不言自明，不言而喻的。企业的重组形式，不管是政府说的5种，还是教科书所说的8种，遵循的核心，都是市场原则。现实明摆着，市场讲实力，二重与国机的资产总额、营业收入、利润水平和员工数等，都不在一个量级。更重要的是，二重身陷绝境，难以自拔;国机生机蓬勃，如日中天。所谓合作，不是兼并重组又是什么呢。简单而明了的问题，因体制而变得微妙复杂。大家都清楚，却谁也不愿去触碰那个敏感的词，处处小心翼翼。从2013年1月23日以来，双方围绕重组方案，进行了四轮磋商修改，争议的焦点都在模式。如果仅仅是名称倒也罢，任洪斌早已在国资委领导面前表过态，不重形式注重实际。可一接触到具体问题，又不得不面对形式背后双方的许多思维差距。

二重自有二重的想法。规格、级别、辉煌、“脊梁”等不好讲。于是，一开始，在回避敏感问题的同时，二重的代表就在寻找第三种可能。一种既显示优势，维护利益，又有利于事情推进的可能。最理直气壮的理由就是平等，这不是双方反复强调的重组原则吗;最现实的例子，就是鞍钢与攀钢的重组模式;最得体的做法，就是在两个重组企业上面，再戴一个共同的帽子。

国机也有国机的想法。自信存在于实力与目前状态。什么模式不模式，要不是国资委领导要求，要不是任洪斌讲政治，顾大局，谁没事找事。这是企业，是市场经济，尺有所短，寸有所长，优势互补对大家都有利。

当然，这些都是背后的故事。台面上大家都很理智，很客气。大家都知道是怎么回事，需要的只是寻找一个恰当的表达。关于企业重组，政府文件和教科书，都早已研究过多遍，排除也是一致的：兼并、收购、接管、标购、剥离、售卖、分立。大家眼前一亮，不约而同地把目标指向一个词：联合。

对，联合重组。

这真是个乖巧的词，不是我吃掉你，也不是你吃掉我。就像男女结婚，因为需要，走到了一起。再加一个定语：强强，即强强联合。怪不得，一些世界语言大师，也要对汉语的表形、表意、表音奇妙艳羡不止。就这样，目标一致，得力于大家的智慧努力和伟大母语。重组模式解决了，而且解决得很完美。

重组模式的定义，并不意味着重组大功告成。

实际上，重组实质性的谈判才刚刚开始。情况越复杂，问题越具体，解决越艰巨。往往不是艰巨在问题本身，而是艰巨在问题之外。要解决问题之外的问题，也需要“武功”之外的功夫。这就需要琢磨，揣测与把握。

随着洽谈的深入，国机代表发现，对方追求的不仅仅是形式，还有更实质性的东西，而有些东西又不明说，或不便说明，只是通过模式中的模式，即联合重组具体模式的分歧凸显出来。究竟对方心里是咋想的，又捉摸不定。

二重强调的，显然不只形式。

只是这种强调，是虚与委蛇巧借“重装”来实现的。谁不知道，“重装”是个国宝。它不仅是二重最值得骄傲的招牌，也是二重旗下唯一的上市公司，是一个符号，可以说是二重辉煌的代名词。甚至可以说，国机看重二重的，也主要是这一块。价值的看重，维护的坚决，从二重反馈的意见中得到证明。

对于联合重组的具体形式和操作，二重提出了两种比选方案：

一是“戴帽子”两步走模式。这是二重新提出并着重强调的：第一步，以国机与二重现有资产和法人主体，设立新集团公司。第二步，整合国机和二重相关资源，形成高端装备研发与制造、工程承包、服务与贸易三大板块。其中核心的高端装备制造板块，以二重为平台，分步将国机旗下的一些骨干企业划入。二重的工程承包、服务与贸易板块，则由国机下属企业整合，仍以国机为管理平台。还有研发，希望国机以二重为平台，在研发、工程承包、贸易、设计等领域，与二重相关资源整合。换句话说，就是二重负责重装和研发，国机搞贸易。

二重费了很多心思，国机确实很为难。

二是划入模式。也就是国机提出的方案，将二重以承债式方式整体(包括资产、负债、人员、业务、管理等)划入国机。

说是两个方案比选，其实，从内容到解释，二重的意思指向，是一目了然的，希望采取“戴帽子”两步走模式，实质是以重装为核心整合国机。

绕了一圈，事情又回来到了原点。

第四节 纠缠不清

对于两个方案，二重是这样解释的：

如采用方案二，涉及*ST二重申请豁免要约收购，及同业竞争等问题;而采用方案一，则可回避上述问题，也有利于重组第二步安排。

这些理由，表面上看似乎很有道理，实际并非如此。根据证监会《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第62、63条，两种模式都不可避免地存在向证监会申请豁免要约收购的问题，只是主体不同而已;国机与二重是否存在同业竞争，即便有，是否已达到证监会要求的必须进行调整的标准，还需专业机构认定。经咨询券商，明确并入式重组对上市公司运作，并不产生实质性障碍。核心是“第二步安排”。很明显，二重的整體思维，一直都围绕确保自己的主体和主导地位在展开。这不仅与重组目标相悖，在操作中也不可行、不合理、不负责。

与此相关的，还有联合重组的发展定位、实施步骤、资产、债务、资源、市场等整合，双方都各有思想，存在明显分歧。

重组后的企业发展定位分歧，实质是以谁的产业为基础，构建未来的发展平台，在形式上延续更好的面子和长久影响力。正是在这里，二重拥有一张王牌：重装。国机没有。无论过去还是现在，二重人都知道这张牌的分量，每当关键时候就会打出。其背后仍是谁吃掉谁，谁是主体，谁是附属的思维影子。影子是更深刻的真实。泰戈尔说，你看不见你自己，你所看见的只是你的影子。

重组步骤：是先划入，还是先扭亏。

二重的思维是，围绕自己设计的两段论展开：第一阶段，先行加快推进以二重为平台的“新国机”高端重型装备研发与制造板块建设，构建起管理顺畅、资源共享、业务协同的板块内部运行机制。在此基础上，适时实施第二阶段相关业务资源的整合。具体说就是：先将国机下属的7家企业划入二重，后来改为6家，包括中国重机、中国重型院、蓝科高新、济南铸锻所、合肥院、中国机械设备工程股份有限公司(简称“CMEC”)，与二重重装、二重万航等，构建具备一体化发展能力的高端装备平台，承担关系国家安全和国民经济命脉的职能。二重反复强调，这一安排，是本次联合重组最重要的目标，也是联合重组能否取得成效的关键。考虑到划入企业涉及上市公司，为不影响重组进程，顾全大局，可以先在《联合重组请示》中只作原则表述，在阶段操作过程中再行具体实施。

国机的意见则相反，坚持先扭亏，后划入。

国机认为，重组是市场行为，应当遵循经济规律。在没有对二重进行全方位的深入调研，不了解情况的背景下，国机不可能盲目承诺;二重目前严重亏损，就强行要求子公司划入，不仅不合适，也难以取得子公司的认同，企业领导和职工工作也难做;二重提出的划入企业中，涉及到多家上市公司，非常敏感，也不能损害中小股东的权利;相关资源的整合，整合对象、范围、时机、方式等，都需要深入调研，进一步沟通协商，形成方案，方可实施。

任洪斌觉得，道理这么简单，不应当成为难题。他直接找到石柯，坦率地交换意见：老石啊，你的企业现在亏损那么大，把我的好企业往那儿装，人家愿意吗?我们先齐心协力把它扭亏，情况好了，大家都愿意去，不很好吗?

石柯毕竟是位见多识广的企业家，不仅深明大义，而且深谙企业之道。听了任洪斌的话，连连说，是，是啊。他二话没说，立马同意了。

难的，反倒是一些鸡毛蒜皮的事。

比如组织架构。

这是一种管理的层级设计。于上，它基于央企体制;于下，涉及到法人治理。双方的意思并不难理解，关键是如何更有利于管理。这必须弄清楚两个问题：一是这场重组的实质;二是怎样才能有效实现重组目的。因此，国机提出的方案很明确：国资委——新国机——二级公司、院所;工程承包、服务与贸易、高端装备制造三大业务板块。国机以书面形式，将意见传递给了二重。

意见很快反馈。二重很客气，提出了两个比选方案：一个是新设计的，一个是国机的。二重新设计的方案为：国资委——新集团公司——国机板块(工程承包板块、服务与贸易)、二重板块(高端装备制造和研发)。并注明，高端装备制造板块中的企业，除了既有，还包括二重方案列出的国机划入企业。

原国机方案的架构，虽未作修改，但已降格为备选。

又如相关资源的整合。

国机认为，为尽快构建“新国机”高端重型装备研发与制造板块，应当先行加快推进国机所属关联企业，与二重的内部合作、业务协同，促进技术成果、产品、市场等相关资源向二重倾斜。在此基础上，以二重为平台，适时推进相关资产与业务资源整合。在“联合重组的主要步骤”中，采用了同样的表述。

二重的想法明显不同。

二重除了反复强调履行好“历史使命”，承担解决国家“有和无”的责任，还强调以二重为平台，加快构建高端重裝板块，由二重统一管理;在此基础上，适时推进相关业务资源的整合。要求制定明确的整合路线图，由国资委成立相关机构监督落实，并将落实情况纳入企业领导的业绩考核中。

从双方字斟句酌的修改中不难看出，大家对重装板块的重要性，认识都是高度一致的。区别仅在于，国机更关心的是整体、未来和进程的合理有效性，主张由浅入深，先进行内部合作、业务协同和科研成果转化，促进企业扭亏脱困，再进行资产、人员整合。而二重更关心的是自己的主导权和地位，希望通过对“高端重型装备研发与制造板块”的“统一管理”，及这种“统一管理”模式下的内部合作、业务协同，主导并共享国机拥有的相关资源优势，进而转化为自己的优势，以寻求自己主导的突围。这是一种将二重扶起来了，再深入推进的合作。这种输血扶持式的合作，增加的是什么，只是合作者谈判的筹码。

这样的分歧，单靠双方协调解决，是很难的。

再如企业名称。

任洪斌开始想得很简单，名字不过是个符号。名字大些，好些，响亮些，叫起来也许更提神。但名字不要成为影响合作的障碍。

事实上，重组模式就留下了多种可能。既然是联合，不是你吃掉我，也不是我吃掉你，未来公司的命名，至少有三种可能，且都合乎情法之理：一是新取一个名，既不属于你，也不属于我，无所谓丢失或获得，双方是共同的主体。难之处是体制。新设“国”字头集团，需国务院批准。二是以二重为基础，沿用或者作一些改变。三是以国机为基础，沿用或者作一些改变。

符号学鼻祖，瑞士语言学家索绪尔早就说过，符号的背后，是语言承载的意义。所以并不奇怪，名字成了重组谈判中争论的一个焦点。

对于沿用国机现有名称，二重明确存异，那不等于是你吃掉我?二重倾向于新取一个名字，比如“中国装备工业集团有限公司”。国机一眼就看出，那不还是为了突出重装吗?甚至背后还隐含着二重重组国机的意思。只是国机底气十足，谁重组谁，根本就是不需要考虑、不需要担心的问题。国机考虑的是事情本身，怎样选择更为合理。国机坚持认为，重组后的企业，沿用“中国机械工业集团有限公司”的名称是最合理的。大家又七嘴八舌，众口难调。

有人提出折衷意见：既保留现有国机名称，又将二重的名字拿进来。立即遭到任洪斌的否定。那不等于这座大楼两个名字、两块牌子，有什么意义?

二重不肯让步，谈判陷入僵局。

第五节 究竟要要什么

反反复复，纠结于一些非原则性问题。

国机的许多人越来越明白，不是问题本身有多难多复杂，而是思维与体制，让原本简单的“中国式问题”，变得如此复杂艰难。

不难看出，二重对自身问题的认识仍然不足;关注的重点，仍停留于眼前的、表面的、形式的问题;急于救火，而忽视了长远和根本。一再坚持对等原则，强调其行业地位、过去辉煌和历史使命，却刻意回避其严峻的现实困难和问题。这样的心态不仅很难达成共识，对今后的一系列工作也将带来难度。

国机总经理徐建先还以为，这些问题既然严严肃肃，认认真真摆上台面，反反复复争论，可能涉及到重大原则，便耐耐心心地听，没有发表意见。几经反复，情况越来越清楚了。他看不下去了，来了个一针见血。他说，咱们不要争论了，再争论多久，也会不得要领的。关键是要搞清楚，二重究竟要要什么。从一系列的争论焦点看，我觉得，他要的不是那些形式上的东西，而是层级。按照他们的说法，就是要体现“对等”。怎样体现?上面有一个最高层级的名字，属于联合重组的;再把国机和二重置于下面，平起平坐。他们就觉得，这才体现了那个对等。如果仅仅是把国机更个名，我觉得相当简单，难的就是他要那个层级。这就看我们国机，特别是任董你怎么看待，怎么把握了?

那层羞涩的纸，被一下戳穿了。大家呵呵一笑。

如果是原则问题，任洪斌一定有自己的立场。对这种非原则性问题，则大可不必较真。何况，双方都是平等的兄弟单位，谁也不能强迫谁。从重组以来反反复复无谓的纠缠中，他早已看到了问题的症结：二重最大的包袱，不是负债和市场，而是观念，那种根深蒂固的“脊梁”“长子”意识，长期沉湎于过去的辉煌、行业的地位中，总认为二重缺不了，死不了，总会有人来救的。一次他去二重的车间，一位年轻工人汇报情况，一开口就是骄傲的“脊梁”“辉煌”，任洪斌呵呵一笑，半玩笑半认真地说，小伙子，那都是你爷爷奶奶辈的事了，说说现在吧。小伙子一下尴尬无措，不知说什么了。任洪斌苦笑着摇摇头。

带着这样的包袱，在等，在靠中消弭了破釜沉舟，投入市场的决心和勇气。对于这些枝枝蔓蔓的纷争，任洪斌并不太在意。他的原则是，改名应有个前提，就是要比国机现有的名字更好，更能体现重组后发展的战略定位。

不要再争论了，把大家的意见汇总，报国资委。

国资委关注的是重组工作的推进。一个字，快。巨大的失血，二重拖不起，国家也拖不起啊。国资委表现得很自信，完全相信国机和二重，有智慧和能力解决分歧;实在不行，两家提个方案来，说明各自的诉求和理由。现在的难处，就在这个“两家提个方案”中，各自都表现出不同的理解。

解铃不一定要系铃人，但需要角色、手段和权威。

春节期间，国资委分管领导又专门给任洪斌打来电话，叮嘱道，关于国机二重重组的事，国资委正积极推进，你们要主动与二重商量，尽快搞个方案报国资委。在春节前，国资委改革局的副局长刘文炳也通过电话，传达了时任国资委主任等几位领导的重要批示，中心意思是强调两家企业的重组要快。

不能再这样争论下去了。

这是任洪斌接到国资委领导电话后的第一感觉。

再次开会。与二重重组的议题，这不知是第几次会议了。不同的是，这次不是简单的一个程序，一个过程，而是带有最后定调的性质。双方签约上报前，国机须统一立场，再与对方沟通协调，形成一致，或者上报分歧。国资委领导已做出安排，将再一次听取双方一把手的汇报，当然有协调分歧的意思。

不像第一次会议，大家都不了解情况，不知深浅，对不少问题的认知，带有一些凭感觉判断的成分。经过一段时间来的深入调研，互联沟通，反复讨论，大家对许多问题都心中有了底。因此，会议很快形成一致。双方达成一致的自不待说，只要政策许可，国资委全力支持。双方谈了多个回合，仍谈不拢的，一定有其中原因。手心手背都是肉，国资委当然需要慎重把握。

也许是站在更高层次，理大事如烹小鲜，国资委早已成竹在胸。

关于重组后的公司名称，国资委领导不假思索直言道：我看，什么名字，也没有国机这个名字好!

任洪斌回答，那请领导给二重说说。

关于重组后的组织架构，国资委不是早表明：在国机和二重之上，再搞个集团，没有必要。国资委领导更直接了当对任洪斌说，等沟通过后，你们直接提一个方案报来。其意不言自明。只是，这个话是给国机领导说的，在双方协商时，国机不愿意“挟天子压诸侯”。他们让对方充分发表意见，只表明自己的态度，让程序到了再说。绕了一大圈，程序到了，结果自然早已是应有之义。

复杂的问题，一一尘埃落定。

在国资委的主导下，双方争论的，需要的，争取的，都被明确定义：国机与二重采用联合重组模式，将二重整体(包括全部資产、人员、业务和管理等)，无偿划入国机。划转以后国机共“三大主业”板块、44家子公司，二重为国机二级子公司的一员;重组后的新国机，沿用“中国机械工业集团有限公司”名称，公司总部办公地点设在北京，就是现在的中关村丹棱街国机大厦……

根据国资委的协调意见，国机与二重正2013年3月6日式签署《联合重组框架协议》，并于8日以“二重发[2013]30号文”联合上报国资委。

笔者注意到一些细节：两家联合行文，用的是二重的文号;签发人依次为石柯、任洪斌。笔者从事文秘工作多年，并担任企业秘书刊物《厂长与秘书》主编8年，非常谙熟行文规矩，包括国办和国家质量技术监督局制发的公文规范。这一行文表明，在这个重组行为中，二重是主办者，国机是协办者。这不能简单地理解为任洪斌的谦虚大度，而是一种尊重与自信，还有大智若愚。

重组方案，进入国资委内部程序。

任洪斌、石柯等不及了，重组请示刚报上去，就不断催问结果。其实，他们也知道，这么大的事，没三、五个或是七、八个回合，根本定不下来。他们的着急，是想快快推进。所谓结果，主要还是希望知道国资委的态度。就像处对象，“第一印象”往往折射出基本取向，对成败得失至关重要。

国机改革发展部显然非常理解领导的心情，请示送出后，就不断催办。3月21日，他们再次找到国资委后得知，国资委收到请示后就特事特办，按规定启动了内部工作程序，立即将重组方案提交企干一局、企干二局、规划局、综合局、收益局等7个司局征求意见;还向国资委分管领导作了专门汇报。大家对重组都很支持。该领导还组织了一次专题讨论，形成一个决策意见，然后以改革局名义，报送至时任国资委主要领导。4月15日下午，该议题就可正式提交到国资委主任办公会讨论，并将形成的意见，按照程序向国务院上报请示。

效率是超常的，这在程序繁杂的国家机关，已非常不易。

可好事多磨，按照管理权限及办文要求，在上报国务院审批、编制《联合重组方案》时，一些已经确定的事项，又被翻了出来，再次争议。

此事反映到了国资委，政府办事的严肃严谨，再次显现出来。

国资委改革局明确，《联合重组方案》是经国资委主任会、党委常委会讨论过了的，联合重组涉及的原则、步骤、组织架构、企业基本情况等，应与上报请示一致，不宜再变。与此同时，在2013年5月14日上午，国机与二重领导班子见面会上，任洪斌传达了国资委分管领导5月8日就国机二重重组工作的重要指示和要求。核心内容是加强领导，加快推进。该领导强调说，国资委对两家企业重组高度重视，要求双方积极行动起来，推动工作，不能纠缠于枝节。

国资委显然不是一般性说说，提点要求，而且采取了组织措施。国资委领导宣布，为加强组织领导，国资委研究决定，成立“国机二重重组工作领导小组”，由任洪斌任组长，石柯任副组长，并要求尽快完善有关工作机构。对下一步工作，他提出了三项要求：一是要维护好职工队伍的稳定;二是要继续抓好企业生产经营;三是要积极关注重组工作的社会影响和各利益相关者的关切。

经国务院同意，国资委于2013年7月17日，以国资改革[2013]446号文，正式批准国机与二重的重组方案。

大道至简，大局终定。

第三章 沉重的ST

第一节 重装告急

告急，告急。二重的希望，正受到威胁。

国机几乎是在接到重组二重任务的同时，就接到了救援告急。二重重装因为已连续两年巨额亏损，要保上市公司之壳，情况已是十万火急。

日近冬月寒将至，遥望远春在梦里。

怎么不急呢，二重重装作为二重唯一的主板上市公司，涵盖了企业的主要业务资产、核心竞争力和家底，也是二重通过资本市场魔方，实现未来发展大梦，重振“脊梁”雄风的唯一资本平台，是二重的生死成败之关键。现在，它却因为连续亏损，正面临被冠以ST和*ST的厄运，甚至被强行退市。

这是上市公司游戏规则，由法律规定。当然，其中也不乏国际惯例，针对财务状况出现问题或者连续亏损的上市公司。1998年4月22日，上交所和深交所同时宣布，对财务状况或其它状况出现异常的上市公司股票交易，进行“特别处理(Special treatment)”，在简称前冠以“ST”，这类股票称为ST股。上市公司经营连续2年亏损，就会作退市预警“特别处理”，在股票名称前面冠以“*ST”;连续3年亏损，就会被“暂停上市”，表明已病入膏肓，离死亡(退市)已经不远了;在“暂停上市”后一年内还不能有效扭亏，就会被“终止上市”。为防控交易风险，ST和*ST股票价格涨跌幅，都被限制为正负5%。

对于上市公司来说，这无疑是最严厉的处罚，意味着失去许多企业梦寐以求的在资本市场融资的机会，还会使企业品牌、形象、市场等严重受创，及面对向股民交待、社会稳定、债务化解等一系列敏感而复杂的问题。

企业命运攸关，严重的问题当然要严肃对待。中国股票市场自建立以来，上市公司对于暂停上市和终止市，都如临大敌。许多出现亏损的公司，往往都会千方百计，不遗余力，拯救危难于千钧一发。最终，大都几乎化险为夷。中国股市风险警示板2013年的上市公司有29家，其中，有近10家经营艰难，难以为继，债务包袱压身，扭亏为盈无望，濒临退市边缘。

尽管如此，大部分公司仍在做着保壳努力。这也难怪，只要上市注册制未推行，“壳”资源就具有稀缺性。只要保住了壳，就可以通过壳资源的长袖之舞，实现企业凤凰涅槃。可想法是想法，事情并没有那么简单。

那一刻并不遥远，监管机构、券商和股民等不少人都还历历在目：2010年2月2日，二重重装以央企重装龙头企业姿态，在上交所闪亮登场。

但事情的演变，超出了许多人的美好愿景。上市后的二重重装，并没有发生资本奇迹，业绩就像遭遇滑铁卢。上市当年，公司净利润便下降至2.7亿元，2011年出现亏损，2012年的亏损一下飚升至28.89亿元。举目未来，前景黯淡。在二重，如果二重重装倒下去，还有什么力量可以这个王国撑起?

危城逆袭，那么突然，那么猛烈，令人全无招架之力。只是，这并不是虚构的美式丧尸片情节，而是二重重装上市不久就面对的严峻现实。

“确保股份公司不亏损，实现经营订货100亿元，外贸订货1.2亿美元。”这是在二重2013年年会上，石柯提出的二重重装当年经营目标。紧接着，孙德润提出了实现这一目标的具体思路和措施，主要集中在流程创新。包括“四降六增”：降低采购成本增效1.6亿元，降低外协成本增效0.9亿元，降低运行费用增效0.8亿元，降低单位能耗增效0.8亿元;强化营销提高毛利率增效5.6亿元，加强成都工程中心出租营销增效0.15亿元。此外，通过资本运作，资产增值9亿元，争取政府性补贴3亿元。为此，二重还出台了《二重重装2013年扭亏资本运作方案》，作为《中国二重改革脱困方案》的重要组成部分。可以说，寻求重组，也是重装突围的一种努力，贯穿于重组过程的整个思路。

对二重来说，这无疑是一场艰难的生死战。好在，天助人愿，“四降六增”没有回天，他们却迎来了一支强大的同盟军。同舟只能共济。

国机二重重组，根本不可能回避二重重装的问题。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二重重装的问题解决好了，整个重组也就成功了。因此，不管国机是否愿意，也不得不被拽上这辆战车。重装保壳，就是这场大战首当其冲的突出主题。

可供的选项有两个：一是治标，就是至少先从形式上使二重重装扭亏，迈过退市这个坎，再考虑长远之策;二是治本，就是针对亏损原因，从根本上止住出血点，增强企业造血功能。但要从机能上解決二重重装扭亏问题，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它涉及到公司的市场定位、产品结构、创新能力、核心竞争力等一系列复杂问题，需要认真研究，找准方向，对症施治。二重本来就是藏龙卧虎之地，管理团队中，拥有多少精英，经历了多少历炼。如果能够轻易解决，还可能拖成今天这个样子吗。有效的办法，可能是两者结合：先治标，后治本。治标的最好捷径当然是利益输入。输入就需要钱。根据二重预计，二重重装在2013年的亏损在18亿元左右。但从国机人员初步了解的情况看，肯定不止。

短期内治本无望，保壳的焦点毕现桌面：钱。

随着重组的深入推进，二重重装保壳，钱的矛盾变得更加尖锐突出。在一次研究ST二重保壳的会上，骆家駹把钱的问题挑得很明：二重资金链条快断了，二重重装又面临保壳，今年再亏就变成*ST了，面临退市危险。这两个问题交织在一起。如果退市，中央企业，影响那么大，确实很难办啊。这次重组方案如果提好了，国资委有足够的政策资金支持，能解决这个问题，就可避免退市。

大家似乎看见一线希望的曙光：国资委。

任洪斌静静地听着大家发表意见。其实，他又何尝不希望国资委多支持些钱，保住二重上市的壳。这既可减轻重组压力，也对未来发展有利。但国资委给钱是国机二重能决定的吗。盲目保壳，缓一口气，问题没有真正解决，也不是重组的目的。再说，国资委也有难处。他记得一次在谈到这个问题时，国资委领导曾说，国家资本金的注入，给个一、二十亿元是有可能的，多了也不现实。

骆家駹脱口而出，一、二十亿元可能解决起来有难度哦。

尽量多争取吧，二重的问题国资委是知道的。骆总今年的重点工作，就是给国资委领导多做汇报，争取国家更多的资金支持。

任洪斌把向国资委争取二重扭亏资金的事交给了骆家駹。然后，对争论进行了定调性小结。他说，现在二重重装面临暂停上市。大家都怕它退市，焦急于保壳。这我理解。特别要是在国机重组后，退市多难看，多没面子。但我们要弄清楚，是要面子呢，还是要里子?保壳应当有个前提，就是真正对国家负责，对重组有利，拿出真实的业绩来。在这个前提下，国资委给足够的钱，我们也量力，不至于被拖垮。只知要钱而不量力，这不行;不给足够的钱，我量力了也不行。国资委帮一把，我们也使劲，能继续保壳，不退市，当然是最好的。如大家都尽力了，实在不行，退就退吧。不要他没有退市，把我们弄退市了。这个问题要向国资委汇报清楚，有科学的态度，能保则保，不能为保而保。

二重重装的保壳之战，前途难卜。

第二节 拯救的拯救

其实，二重寻求重装突围需要钱，何止于今天。

资本大戏从来精彩，目的也非常明确。从二重重装当初的上市，到现在的保壳，实际上是同一个目标的延续，让身陷困境的二重走出资本泥淖。

但是俗话说，船小好掉头;反之就是，船大难掉头。二重显然不是小船，而是一艘巨型旗舰。二重的掉头，不仅需要拖带着沉重之躯，还要找准方向，选好路子，正确把舵，找到动力。这就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了。谁曾想到，当年的拯救大举，此刻已沦陷为最迫切需要的拯救对象，一个虚妄的壳。

想当年，二重重装的上市，可谓轰轰烈烈。

这并不奇怪。与许多普通上市公司不同，身份，行业，地位，影响，前景，可能都需要“包装”，寻找最吸引眼球的“概念”，还需要编织好令人动心的“故事”。二重重装不需要。央企中的央企，中国制造业的“脊梁”，共和国“长子”。无论历史还是现实，这些本身就是最好的概念，包含了上市公司需要的一切，且独一无二，别人望尘莫及。当然逃不过投资者的慧眼。因此，二重重装一上市，就以高达40.48倍的市盈率，近200倍超额认购，占据着高度景气的位置。想不受到市场热捧都难，市场对这一中国重型装备重点企业充满信心。

群欢背后，肚痛自知。

没有不散的戏，也没有不冷下来的群欢。何况，那群欢的背后，本来就是一些莫名的虚妄。只是，相对于热与欢的程度，二重重装似乎冷得早了点，快了点，大了点。这看似偶然，甚至可以说有点不可理解。但存在皆合理。

合理的背后，是内在的逻辑。

这是《二重重装(601268)招股说明书》，一直挂在上交所的官方门户网站上。发布时间：2010年02月01日;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宏源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招股人：二重集团(德阳)重型装备股份有限公司，简称“二重重装”;股票代码：601268;股票类型：人民币普通股(A股);发行股数30，000万股，每股面值人民币1.00元;发行价8.50元/股;发行日期2010年1月22日;拟上市证交所：上交所;本次发行股票后总股本169，000万股。

同时，公司大股东还做出持股承诺。公司控股股东二重和第二大股东中国华融资产管理公司均承诺：所持本公司股票，在证券交易所上市之日起的36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36个月后，每年通过证券交易系统的转让股份比例不超过总股本的3%，如协议转让，二重享有优先受让权。

从上述这些格式化文本中，我们已不难解读出许多玄机。

上市有许多刚性条件，二重重装也不能置之规则之外。于是，招股方常常把自己的十八般武艺，都在说明书中尽情展现。于二重，那些与“脊梁”、“长子”相关的内容，就不重复了。就看数字。说明书显示，二重重装上市前3年，多数经济指标都显衰退之势。评估期末时间基点为2009年6月30日，倒溯3年，可比的两个时间节点为：2006年至2008年。归属二重重装的营业收入，从41.60亿元，增加到74.97亿元，增长了80.21%;营业利润从1.52亿元，增加到4.35亿元，增长了186%。但资产负债率(合并数)(%)，却由80.61%，上升至83.61%;应收账款周转率，由年6.60次，下降至年4.94次。

总体看，这还是一个不错的经营状态。可是否注意到利润曲线“龙点头”，高点之后是拐点。我们不难窥见二重步步逼近的严重危机。

对这种危机，招股说明书是这样提示的：受2008年前三季度钢材、有色金属等原材料价格上涨和全球金融危机影响，公司2008年下半年至2009年上半年产品综合毛利率有所下降;2009年1-6月，公司营业收入尽管达35.63亿元，较上年同期增长25.06%，但因上述原因影响，尚需消化部分高价原材料，计提3，732.95万元资产减值损失;财务费用较同期增加4，262.37万元，扣除税收因素，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只有5691.73万元。

此间，仍处于那场投资高潮的尾期，其拉动惯性仍然在发挥作用。但二重重装的一些深层次问题，如资产负债率攀升，产品结构不合理，销售价格下降，财务费用增加，市场萎缩，货款回收难等，已明显显现出来。

再进一步看，二重重装上市绩效的政策背景。

说明书披露，截至2009年6月30日，二重重装长期应付款中的2.50亿元，系二重收到的财政部灾后重建国有资本金注入;938万元，系国家工业炉窑全面节能改造资金;专项应付款余額3.30亿元中的1.70亿元，系国家补助二重的核电和风电装备国产化建设投资专项资金;1.60亿元，系国家疏通发展高端瓶颈，提升等级，打造重装国产化基地项目专项补助。

上述政策支持资金合计5.89亿元。根据财政部《关于企业取得国家直接投资和投资补助财务处理问题的意见》(财办企[2009]121号)，都转增资为了上市公司资本金。它们虽不能直接转换为企业利润，却应该改变企业资产质量，降低负债率，提高企业的盈利能力。可事实是，企业的绩效却在逆向而行。

智慧的二重领导，已看到自身危机，力图通过上市，打通资本市场的哈得斯(古希腊神话中的财富之神)之门，上一批项目，实现公司产业结构、产品结构和业务结构调整，进而实现整个企业的脱困振兴和转型升级。

这从公司上市披露的战略方针、战略定位等，也得到证实。

也许是长久的夙愿，长期的积压，早已需要好好释放。二重人的投资发展野心，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宏大。投资百亿工程中的8大项目，是他们抛向股民们的橄榄枝。项目总投资达27.95亿元，若募资不足，则由公司自筹解决。这些项目，被统称为“两中心一基地”，目标是再造一个二重，实现几代二重人的重装强国大梦。有人感慨地说，二重人恨不得一口吃成个胖娃娃。

启动了，上市融资;出发了，浩大的投资壮举。

事实上，二重重装上市融资尚在摇篮之中，投资的冲动就已时不我待。他们于2008年10月20日，通过公开发行企业债券，募集8亿元，其中6.40亿元用于“疏通发展高端‘瓶颈’，提升等级，打造重装国产化基地技改项目”;1.60亿元用于补充流动资金。相关发行费用1180.80万元。债券期限7年，采取5+2的形式计息。即前5年固定利率为6.3%;后2年，可选择上调利率0至100个基点(含本数)，即年利率为6.3%加上上调基点。利息一年支付一次。显然，相对于发行股票，这已是一种较高成本的资金。

无疑，上市融资的成功，让二重如愿以偿。

但未来叵测，命运弄人。

不管是宏观形势的急速变化，还是思路和选择早已埋下隐患，总之，令人意想不到的是，事情演进的结果，很快与设定的目标发生偏离。长期积淀的问题，宏观的和企业自身的，不仅没有因为投资而化解，还似乎一下被激活。而且，其力度和破坏性，都呈现一种不可逆转之势。首发上市时募集的24.92亿元，补充流动资金4亿元。到2010年9月，募集资金已累计使用77.52%。市场形势急剧恶化，销售不断萎缩，企业财务成本和固定费用不断增加，亏损迅速上升。这种状况，几乎粉碎了二重当初的自筹资金补充项目投资的可能。

可剑已出鞘，覆水难收。

别无它计，最好的办法，当然还是把眼光盯住资本市场。这个无边无际的资金池，那些不计利息，没有成本的资金。无须业绩，也无关真正的前景，只需美丽的故事，多么简单，多么容易。可市场诡谲，宝贵的资金，成了一种反向之力，形成的不是有效产能，而是一根根绞索，将二重重装越缠越紧。

很快，二重重装的资金再次出现危机。

业绩乏陈，亏损紧缠，再增发融资已不可能。

二重重装的危机，早已引起出资人的关注。自动议国机二重重组以来，国资委就不断穿梭协调于两企业之间，虽此时国机尚未接招。二重的思路和决心，都是立足于注资保壳。相应的举措随之而出，包括加强管理、拓展市场、狠抓质量、降本增效、政策支持等大而哗之的举措，而资本运作，则放到了首位。

虽经多方努力，还是未能力挽狂澜。

二重重装于2013年4月23日发布公告称，由于公司在2011年、2012年连续两个财政年度亏损，根据相关规定，公司股票自4月24日起，实施“退市风险警示”特别处理：股票简称由“二重重装”变为“ST二重”。

虽经艰难挣扎，那个令多少上市公司諱莫如深的ST，还是降临到二重重装头上。从当日披露的最新季报显示，ST二重当年1-3月再次出现3.04亿元的亏损。对于能不能扭亏，什么时候能扭亏，公司也拿不出令人信服的承诺。

ST的降临，让二重重装的保壳变得更加艰难。

“哗啦啦似大厦倾。昏惨惨似灯将尽。”在核心管理层方面，ST二重也是动荡不已，几位高管相继请辞，呈现出一种多事之秋的衰势。

好梦未圆，噩梦才刚刚开始……

第三节 闯不过的科斯红灯

好梦苦短，乍醒于一线阳光。

国机的正式进入，无疑给岌岌可危的ST二重带来一线希望。

对这样的机遇，聪明的二重掌舵人，不仅及时而敏锐地捕捉到了，而且紧紧抓住，一刻也不放松。他们心里非常明白，公司年会上订的那些拯救措施，不过是在危城面前的自我加压，单靠二重自己要实现其实很难。于是，二重在继续力推原《二重重装2013年扭亏资本运作方案》实施的同时，紧锣密鼓抓紧对方案的修订，并及时把球抛给了国机，竭尽全力死死盯住方案审批进展不放。

一开始，国机并没有想要否定资本运作方案。或者说，还没有吃透二重上市魔方的国机，也着实为二重重装保壳动了不少脑筋。

从重组一开始，国机就是被二重的保壳思路推着走的。可越往前走，发现的问题越多：缺少对保壳成本的量化分析，也缺少保与不保两种情况下，企业经营能力、资金需求及对经营业绩影响等方面的对比;止血措施以定性描述为主，方向性较强，没有细化和落地，不具操作性。特别是在自身改革上，见不到过硬的措施，责任也不明确。将资源整合新增收入和利润计入目标，而相关总体方案还在研究论证哩，即便实施，对巨亏的二重，也不可能改变根本。

但推着前进，还是在前进。按照上市公司有关规定，二重重装于2013年5月24日公告称，公司控股股东二重，正与国机筹划联合重组事宜。

ST二重股票应声而动，连续涨停。

股市的积极响应，似乎坚定了各方的信心。

表面上前进了一步，问题并没有解决，后续的矛盾难免更加尖锐。客观说，主张保壳人，也不像有人所说的持有股票，他们的构想也在一定条件下自成逻辑：通过资本运作、国机进入、镇江基地剥离移交国机卸掉大包袱，再讲好新的“资本故事”，二重重装股价预计会涨到10元，二重再减持一部分股份，大的问题就解决了。然后回过头来再实施综合治理，逐步治本。因此，《二重重装后续运作方案可行性论证意见》提出的五大保壳举措，首选目标便锁定在资本运作。重组后，总体思路并无多大改变，改变的主要是资本运作重点和操作方式。即将出让资产增收减亏的受让对象，由不确定的公开市场，转向确定的国机。

任洪斌面临的挑战在不断加大：这样的资本运作，国资委的要求、在扭亏保壳上的严重分歧、二重本身在这个问题上的心中无数没有底气……

这实在是个奇异的大单，按照市场原则，没有任何理由进行这样的交易。

方案中的资本运作，就在眼前。

资本运作关键是钱。钱从哪里来?有效出路，就是转让资产。但要达到这个目的，必须具备一个前提：资产出让增值，并将增值转化为增效，成为扭亏的资源。这不仅不违反上市公司监管规则，也不实质性影响公司资产的品质和负债率。否则，简单的变卖家当，只能是改变资产的存在方式，而不能增效。如果转让失当，还可能造成损益。满足这个前提，只有两种可能：一是资产本身优良，市场价值高于账面价值，存在增值基础。二是寻找一个“冤大头”，人为抬高资产受让价格。这已超越市场交易的本质，成为一种变相的利益输送。

二重的资本运作方案，正是要让国机充当这样的“冤大头”。

不得不提到美国著名经济学家罗纳德·哈里·科斯(Ronald H. Coase)，以及他发现的产权结构和交易成本秘密，即所谓的“科斯定律”。

科斯阐释的是交易形式，而交易物本身的价值，被隐藏在背后。二重设计的这场资本运作游戏，也是一种产权交易。与国机重组后，交易由市场转向了企业内部。按理说，这正好创造了降低交易费用的可能。但恰恰相反，二重的资本运作交易，是要将国机的损失转化为二重的收益。

这样的交易，显然超越了科斯研究的范畴。

该方案开宗明义：要通过资产重组，“将二重重装运营效率较低，短期难以发挥效益的资产进行剥离，与主业关联度不高，依托外部市场生存发展的业务进行剥离”。台面上的“故事”讲得很动听：精干主体，优化资源配置，使二重重装更加专注于重型装备研发、制造，加快构建高端装备板块。但将资本的价值与交易目标联系在一起，就有点不可思议了。在这里，目的是扭亏保壳;要实现这个目的，资本就必须在交易中增值，“取得非经营性收益”。

审视剥离交易的具体资产，这种质疑进一步加重。

对于ST二重，这可以说是一个典型的资产负面清单(Negative List)。方案提出的转让资产，分为两大类：一是项目资产。主要是二重在国家投入大潮之中上的一些项目。如今，因资金短缺，成为半截子工程，上不了，退不出。包括：万路公司和镇江公司股权、成都工程中心大楼及技术中心股权、北京办事处和德阳基地原市场本部房屋。这些资产的账面价值为20.4亿元，方案提出的交易价为30.9亿元，溢价10.5亿元，转增ST二重净利润。二是债权资产。主要是应收账款和存货打包转让，交易规模18.3亿元。其中，ST二重应收账款和风机存货17.3亿元;国机分担重大项目研发费用1亿元。两宗交易，ST二重可获得收益28.80亿元，刚好与预亏对冲。没有中介机构客观公允的评估，也没有市场决定价格。溢价的理由和幅度并非市场，而为ST二重扭亏保壳需要。这样的扭亏并不难。有了目标和支架，关键是支点一一有人买单。

一份奇特的交易要约，摆在任洪斌面前。

国资委正式批准重组后，孙德润即率ST二重总会计师刘华学、股份公司财务部副部长唐健、驻京办主任黄凯等，于2013年7月30日趕到国机。说是汇报，实际上是催促落实重组方案中的ST二重扭亏保壳资本运作交易。国机骆家駹、资产财务部长杨鸿雁、投资管理部副部长吕泽翔等，负责对接研究。

国机怎么拒绝?至少在此时。

在二重语境中，保壳的意义与声浪，早已压过了所有的合理性与交易法则，国机还没有拒绝的氛围基础。这样的语境，在重组前就已形成，作为重组的一个重要动因，进入洽谈和扭亏脱困方案的过程中，伴随重组脚步声一路走来，走到今天，大棋落定。国机已被绑上了一种难以逃避的逆向语境。

根据前两次“协商”意见，二重再次对方案进行了修订。两宗交易的规模和收益，分别调整为41.90-48.80亿元和15.50-22.30亿元。

这个烫手山芋，任洪斌不只是为难。

对这个二重唯一的上市公司，命根子，能不能见死不救?要说在洽谈过程中，还可以有一分委婉，一点推托，一些犹豫。现在却不行了。现在的ST二重，就是国机的一个子公司，一个身患重病急需救治的儿女。有父母对儿女见死不救的么?如果ST二重的摘牌退市，没有发生在重组前，而是重组后，不仅是面子，还得要国机和任洪斌收拾摊子。可要救，又怎么救?这一脚踩下去，就涉及国机几十个亿风险。如果这样能真正解决问题，不仅保了壳，还治了本，倒也罢。问题不是。还有许多未知。向来办事果敢、雷厉风行的任洪斌，也不得不慎之又慎。他责成国机改革发展部高度重视，立即研究，提出决策建议。

骆家駹再次召集紧急研究。大家仍然没有跳出保壳的思维定势。围绕保，除了对资本运作提出些技术性补充完善措施外，已没有多少选择余地。

这个研究结果，把任洪斌逼向了死角。

真正的艰难，不是钱，而是明明知道不可，又不得不硬着头皮继续往前走。免为其难，被一种无形的力，推到某个方向，心和脚都是虚的。

围绕保壳，ST二重的资本运作方案，就这样在推推搡搡中初步敲定，并于2013年8月27日，在上海证交所发布了相关公告。

ST二重的保壳运动，又被向前推了一步。

对此，证券业多位专业人士，纷纷从上市规则方面给予了积极评价，展示了美好的前景。专家们认为，在ST二重持续严重亏损，未来经营形势依然严峻的情况下，通过资产的高价出售，实现2013年扭亏，是可行的选择;而且，收购方是关联方，所以价格可以通过协商来确定……

专家的话语，再次为资本市场的诡谲精彩注脚。

股民狂欢，ST二重股价再次连续涨停。

可不平等的交易，闯不过神圣的科斯红灯。这宗资产交易最终泡汤。

2013年12月14日，ST二重再次公告。

消息一出，市场哗然。ST二重连续7日跌停。在跌停的第三天，上交所就明确要求做出说明，并质疑其中的信息披露有没有问题。

有网友在网上发帖：狗日的二重，要把人整疯。

第四节 陷入了一个难解的局

是的，这样的折腾股民受不起。

对外公布的原因是，对于这宗交易，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单位“根据国资监管的相关规定，不予同意。”而真正的理由则是：二重亏损超过预期，三年脱困方案无法实现;国资委明确要求保壳要从治本考虑;二重班子不敢就扭亏承诺，扭亏责任不落实。据此，国机高层经过反复研究，慎重决策，于2013年12月13日做出决定：不同意ST二重资本运作方案中提出的四项资产交易。

但实际情况，远非这么简单。

在银行不同意司法重整的情况下，债务重组就失去了很大的操作空间。二重班子不能提供令人信服的扭亏脱困方案，仅靠外在注资平抑眼前亏损，并不能解决根本问题，保壳举措与重组目标差距甚远，反对保壳的声音及其理由等，都在拷问着眼前的选择。时间没有换来空间，而是更加艰难的纠结。

再也纠结不下去了一一按照上市公司规定，法律的红灯高悬头顶：ST二重董事会必须在12月13日就保壳方案做出最后决断，并在次日公告。

显然，ST二重已经很被动。

被动就被动在不是未曾行军，先找退路，而是走上了“绝路”，再回过头来重新选择，难免面对一系列的违规与追责。更重要的是，资本运作的输血保壳方式不行了，保壳却还没有放弃，很多人也没有打算放弃。按照规定，ST二重2013年的财务报表要在2014年4月公布，资本运作保壳之举，都是为这个公布的体面及过关做的铺垫。随着资本运作方案的被否决，ST二重当年扭亏无望几成定局。但从政策层面上看，这毕竟不是正式法定结果，交易所做出进一步处罚的依据并未成就;即便到时条件成就，“ST二重”变成了“*ST二重”，实行“暂停交易”，壳仍在，还有一年的观察期。在观察期内如能扭亏，还可以恢复交易。条件在机会就在，不到最后一刻，怎言放弃，谁愿意放弃?

资本运作悬崖勒马，当务之急是积极应对。

这宗奇异交易，同意与不同意都是国机。不了解情况的人，还可能说国机不厚道，或者说决策太草率。这绝不是任洪斌的性格。但事情的演变和发展，又不得不这样做。又有谁知道，在国机内部经历的这场炼狱之旅。

确实，这是国机二重重组以来，最大最艰难最痛苦的决策。

背景要说到两种不同的扭亏取向和二重的担责。

在重组前，国机对二重的许多情况是不了解的，于是同意把“资本运作、输血保壳”之类条款写进了重组协议里。重组后，随着了解的逐渐深入，问题的暴露，情况的清楚，国机对重组的一些思路不得不调整。

再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国资委的态度。

早在两个月前的9月16日，国资委领导到国机就重组二重事项进行专题调研时，对这一问题就明确阐述了观点：一是资本运作要坚持市场化原则，资产买卖要市场定价;二是ST二重摘帽保壳，要考虑最优成本;三是要从治本考虑，不要输完了血，只改善了一年的盈利，然后仍然困难。

显然，国资委比重组前的国机更了解二重，深知靠简单的资本运作输血保壳根本不能解决问题，很可能是钱花了问题依然，陷得更深。为此，国资委强调，资本运作保壳有个前提：国家的解困资金只能用于改革振兴，不能去填过去债务之坑;国机和二重领导班子，必须对二重三年扭亏脱困做出承诺，明确责任人。巨额的保壳资金投入，不能忽忽悠悠，到时屁股一拍了事。

可二重力主保壳者，从国资委领导的话中，解读到的却是支持。

就在国资委领导调研之后的9月27日，二重召开的党政班子专题会，研究贯彻其讲话精神，对这个问题“深入研究”后形成的共识仍是保壳，坚定不移地保，先以“输血”的方式保，认为这是国机对于二重重组做的重要承诺。

随重组后二重首任班子的诞生，这个接力传递的难题，就落在了新班子，特别是“班长”杨建辉的身上。而杨本人既不是二重原班子主要领导，也未深度介入扭亏脱困和保壳方案的制订，对输血保壳，压根儿就不认同。

资本运作方案被否决后，保壳之事变得更加复杂艰难。不只任洪斌，就是二重原有班子成员，在保与不保、怎样保壳上，分歧也十分严重：9位班子成员，主张保壳的3位，反对保的4位，因身份不便表态或举棋观望的2位。

杨建辉一上任，就陷入了一个进退维谷的局。

因对二重的深入了解和认知，理性告诉他：这个壳不能保，保不了。但作为二重重装董事长，他又肩负着一份难以推卸的“保”责，必须“勤勉尽责”。否则，按照《证券法》第223条、233条规定，他就会受到相应的处罚，包括罚款、警告、撤销证券从业资格、证券市场禁入等，甚至牵连终生。因此，不管能不能保，他都必須保，至少在表面上不能言弃，就像战场上守卫的阵地。

自从接过二重担子，他就在这种保与弃的炼狱中挣扎：一方面，在向国资委、证监会、上交所、国机的口头汇报，在本企业研究中，他都旗帜鲜明反对保，至少不能用原重组方案中的方式保;另一方面，在“黑字落在白纸上”的各种正式文件，包括请示、汇报、讲话中，他又不得不表明保。唯一让心里平衡的是，他会不忘了在保的前面加上一句前缀语：根据上报的扭亏脱困方案。

杨建辉显然是两头不讨好。

于国资委和国机，你这是怕担责。明明输血保壳不行，你杨建辉多次的口头汇报，也是这样强调的。可你写来的报告，却又是保，保，还不敢承诺为此担责，叫我们怎么决策。本意是逼你面对现实，实事求是说出那个“不”字。杨建辉当然不说，这不是一般的后果，而是涉及到自己的终生从业资格。

于二重班子内坚持保壳的人，你这不是不担责吗?任董宣布班子时早已明确，二重和二重重装你都是第一责任人，在其位，谋其政，怎能说一套做一套。《证券法》的“勤勉尽责”条款，成为他们套在弃保董事们脖子上的一个紧箍咒。一些原本不赞成保壳的班子成员被他们一念紧箍咒，也选择了含糊其辞。

在一次二重班子会上，大家又争论起ST二重保不保壳的问题。杨建辉力陈保壳的不可行。胡洪立即冲着会议秘书说：做好记录，把他的话记下来!

杨建辉赶紧制止：不。这个话不能记。

杨建辉是一把手，会议记录肯定要听他的。但矛盾更加尖锐。

国机成了一个避不开的趟浑水者。不再是前期谈判中的甲方乙方，更不是同情友好的旁观者。一次次的资本运作信息披露，你国机早点明确反对，又怎样走到这一步。因此，在二重一些人看来，这是国机违背了约定，甚至是二重遭了国机的算计。这样的观念传递到政府，为重组分歧积累了情绪。

可能的保壳时间已经所剩无几，二重几位坚持保壳的班子成员，出于负责和焦虑，打破常规，以个人署名电子邮件方式，给任洪斌发了一封信。不是责任承诺，而是敦促保壳，表达忧虑。杨建辉当时不知道此事，也没有签名。

二重内部一些人积聚已久的怨，进一步转移到了杨建辉身上。

杨建辉对班子和企业大局的把控，变得越来越难了。加上上任以来没日没夜地工作，减员、减债、收款、订单、质量，银行、法院、政府、客户，每天几乎都在高度紧张下工作十五、六个小时，即便休息，也是满脑子的问题。

杨建辉的生物钟彻底被打乱。

他先是顾不得睡，没时间睡;后是无法睡，难入睡，从白天到黑夜，24小时合不上一眼，一天又一天。身体恍惚，脸色蜡黄，神情憔悴。本想国庆假期好好休息休息一下，看能不能调整过来，结果睁明亮眼捱了几天几夜。

实在坚持不下去了。杨建辉利用周末挤时间去四川大学华西医院睡眠医学中心检查，结果大吃一惊：睡眠障碍。医生说，最有效的治疗方法就是：通过药物催眠。要连续睡个三、五天，睡得昏天黑地。醒来后可能会神志恍惚，跌跌撞撞。擦擦碰碰难免，只要有人守护，没有大的摔伤，就不要怕。

于是，为了尽快调节好身体，更好投入肩负的大任，在2014年国庆节后，杨建辉不得不痛下决心，入住华西医院睡眠医学中心医学催眠。

传言即起：你看，杨建辉怕担责，躲进了医院。

在一个阳光明媚的午后，笔者在国机25楼的采访杨建辉，向他提起这个问题。杨建辉淡然一笑：乱说的。稍作停顿，他又补充道，还有人向国机报告说二重工人罢工哩，我一问原来是两三位工人反映上班地点调整的事。

曾经沧海，我读得懂杨建辉的心情。

第五节 上交所又找上门

国机否决ST二重资本运作方案，在资本市场掀起轩然大波。

2013年12月16日和23日。国机连续召开两次专门会议，研究危機处置。身兼数职的刘祖晴的任务，不仅是汇报问题，还要提出处置建议。

经过有关领导与专业部门认真研究，涉及的法律关系已基本理清。根据国资委国有产权无偿划转和企业资产评估管理办法的规定，国有企业股权或产权的处置，必须要经有权的国资监管机构审批备案。7月17日国资委发文批准国机二重联合重组;8月21日证监会发文，批准豁免国机收购二重重装的要约收购义务;9月24日完成产权变更登记。当这一系列的手续完成，从法律意义上，国机就是二重重装国有资产的有权监管单位，其资产处置应由国机批准。否则就违规。因此，国机否决这个交易，是最好的一个软着陆方式。

真正的解铃还需系铃人。为规避法律风险，国机以控股企业身份同意的资本运作资产交易，现在必须由国机以国有资产监管者的身份否定。

问题又来了。此前的同意收购并没有想到要否定，法律环节出了问题。主要是批准备案的时间差。国机董事会9月26日召开，但二重的产权划转手续，在9月24日就已完成。按照正常程序，应批准在前，过户在后。虽然法律没有明确规定，但证监会和上交所如要较真，可认为程序违规。严重的话，上市公司、中介机构有可能面临处罚。首当其冲的是中介机构，包括财务顾问和法律顾问，他本身就肩负合规性审查的责任，其工作做得是否到位，程序是否合规，信息披露是否完整、充分。上市公司大股东和控股人国机，能否免除其咎?

按照情节和严重程度，处罚形式有通报批评、公开谴责、勒令整改、警告罚款、市场禁入，涉及犯罪的还要追究刑事责任。一旦行政处罚成立，按照法律规定，小股东也可能依据这个处罚起诉上市公司、直接控股人和大股东。

刘祖晴等汇报后，徐建和骆家駹作了补充。

徐建说，现在最着急的一件事，就是如何向证监会解释。这是一个艰难的抉择，国机直接否定，是对国机伤害最大的，包括二重职工、股民对国机的看法。我们为什么要直接否定?可只有国机直接否定，才能够避免小股东的起诉。这又产生了新的问题，二重本身由于不合规，可能被处罚，包括中介等等。最致命的是小股民起诉。有什么办法呢，事情已经到这个地步，两害相较取其轻。

骆家駹表达了相同的意思，更看到了任洪斌此举的背后意义。他说，迈过这个坎，上市公司可能由此产生新的故事，创造一种新的可能。

石柯虽然没有参加前期研究，但对二重的现状和上市公司目前这盘棋，他看得非常清楚，也很清醒。换过一个角度思考问题，茅塞顿开，他仍在为这次的果断刹车感到欣慰，也很支持。真正的一家人观点。

石柯语重心长地说，我们确实不敢再这样把钱往里塞了。塞来塞去，最终连个泡都不冒，就全拖死了。这不是这次重组的目的。对目前事态的处理，刚才听了大家的意见后，有几个我非常赞同：第一，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实现软着陆。第二，在处理过程中，本着一个分责原则，就是一家人，怎样最有利于咱们国机就怎样。第三，从另外一个角度看，就是一个新的故事的启蒙。

认识高度一致，议题集中到了担责上。

仍是一惯的风格，任洪斌坦然地说，只要对重组整体有利，有利于二重脱困振兴，无所谓是国机担责，还是二重担责，这个问题不要推来推去。即使所有责任全是二重的，疼的还是国机。选择合理，即便有点瑕疵，受点批评，最后没有起诉，哪怕给咱个警告什么的，都无所谓。这是最佳状态。

有瑕疵，不受伤，这是目标。现在来说当时应该怎么做，不应该那么做，都没有实在意义。ST二重退市危机应对，就这样定了基调。

这就是国机自己否定自己的背景。

12月17日和18日，孙德润带队，国机改革部、法律部，及二重杨建辉总经理、刘华学总会计师参与，先后紧急赴证监会上市公司监管一部与监管四处、监管五处，以及国资委和上交所等汇报沟通，争取理解。

尽管如此，上交所领导和监管人员，还是找上了门。

当然是责任所在。但谁不知道，这是一方得罪不起的神圣。

既是平台，又有监管，还是中国资本市场一道庄严而神圣的大门。这家坐落于上海市浦东南路528号的特殊机构，被神秘、神圣和威严的气象包围。那幢被命名为证券大厦的建筑，除了提供证券交易的平台，还入住着上交所，承担着国家赋予的许多显赫职能。比如，制定证券交易所的业务规则，接受上市申请，安排证券上市，组织监督证券交易，对会员和上市公司进行监管，管理和公布市场信息等。因此，无论争取上市还是已经上市的公司，这里就是通天之路，命运皈依，就是神秘的财富之门。平时，这里总是门庭热闹、气象尊严，上门办事，也得跨过一道道复杂的程序。可是今天，这里却屈尊下就，领导亲自出面，为了一家出现风险，洪波汹涌的上市公司，走出那栋威严的高楼。

实际上，自二重重装出现严重亏损后，上交所就一直关注着这里的一举一动。这是监管的责任。何况，这岂是一般的上市公司可比?行业地位那么高，政治影响那么广，交易盘子那么大，反复那么多，涉及到那么多股民。

在重组实施之初，国机还在为ST二重是否保壳及怎么保纠结之时，上交所似乎就洞察到了不妙苗头，并引起警觉。2013年6月17日，上交所上市公司监管部副总监范志鹏、监管干部周长青就不期而至。来意很明确，就是规劝与警示。规劝ST二重要扭亏保壳，不要退市;警示退市可能面临的风险。范志鹏直言不讳地指出，根据上交所5月刚刚召开的上市公司退市风险警示会精神及2012年出台的退市政策，上市公司暂停上市后，再要恢复上市很难。

范志鹏直指，ST二重的现状，比2013年被强制退市的ST长油更糟糕。如果ST二重因2014年无法扭亏而退市，将创造中国资本市场成立以来最快退市的记录，将会给证监会、国资委和上交所带来十分尴尬的局面。

范志鹏的话层层递进，逐渐地，显示出了另一层隐意。

他说，对于ST二重，上交所目前关注着两个问题：一是上市公司信息披露是否有问题。在董事会和股东大会时，是否向股民充分披露了交易审批的不确定性风险。二是国资监管部门的审批流程是否合规。按照惯例和市场预期，上市公司召开股东大会前，应当完成国资监管审批流程。而国机在上市公司召开股东大会后，又以此为由，否决上市公司关联交易，这是否合规?上述问题，上交所至今仍不断收到投诉，没有停止调查，也没有结案……

范志鹏的规劝与警示，一下抓住了国机的软肋。

资本运作方案被否决后，上交所的“找”升级，由副总经理徐明亲自出面。不是沟通、协调、商量，而是约谈，且明确要见徐建和骆家駹。

不敢怠慢，立即应允，态度谦恭。除了上交所点名的徐建、骆家駹，国机总部负责法律、财务、资本的王强、杨鸿雁、王博、赵飞等一并参加;上交所除了徐明，还有负责上市公司监管，曾经上门警示的范志鹏和周长青。

见面了，在国机2502贵宾接待室。

气氛有些凝重。不仅因为“约谈”和涉及的内容，还因为上交所副总的严肃表情。这也难怪，其位其政，職责所系，你ST二重扭亏保壳搞成这个样子，谁还轻松愉快得起来。大家入座了，连简单的客套寒暄也是僵硬的。

徐明先声夺人，首先表明态度。

除了重复之前范志鹏等人的立场外，徐明明确告之，证监会和上交所对ST二重面临退市非常重视。央企退市，将对蓝筹股和证券市场，造成极为不良的影响，有损央企形象。因此，上交所不希望ST二重退市。此行的目的，就是要进一步了解国机的态度，以便与国资委沟通。退市或者不退市，均须做好应对方案，要有具体的措施和时间表。如要退市，程序要保证合法合规，要有具体的维稳方案，并与证监会和交易所保持密切的沟通，做到平稳而行。

紧接着，徐明又严肃提醒了三点：第一，是来通知国机的，如果ST二重退市，对5万多股民的情绪风险，要充分考虑好。第二，要做好对大股东问责的准备。包括股民风险、去年上市公司系列资产处置关联交易的审批、信息披露及其否决违规等，都将面临监管处罚，以及被处罚后的诉讼风险。并反复提醒，在这个问题上，国机并不是没有责任。第三，要救这个企业时间已经不多了。

真正的坏事变好事。国机从徐明看似强硬的态度中，不仅看到了上交所不愿意ST二重退市的倾向，更看到了以退为进，变被动为主动的可能。

不能怪上交所领导的冷峻和咄咄逼人。不说政治影响，股民闹事的风险，国机没有经历过，二重没有经历过，可上交所和深交所经历过。

那是一种怎样的危机!

第六节 证监会把话说得很死

中国股市的历险，怎能忘掉。

1992年8月10日的深圳股灾，我是亲眼目睹了的。上万股民聚集深交所时，那种痛苦、愤怒与激动的表情，我至今记忆犹新。当时，我被政府外派香港办事处工作，经常往返于港深之间。给人的感觉是众怒难犯，不寒而栗。

2008年6月12日的上海股民游行静坐，海内外媒体发的许多照片、消息、网帖，至今仍在网上。这一次，上交所股市市值在3天内蒸发11%，比上年10月的高峰减少52%;上海和深圳股市市值，在10个交易日内，挥发掉近2万亿美元。许多“中产阶层”财富一夜归零，重返贫困。

这是一条广为流传的手机短信：“上亿股民已经被埋在中国资本市场地震的废墟下，部分人已经穷愁潦倒，多数人已经奄奄一息。”

如果说，过去的股民闹事，大都是因为宏观经济变化引起的，矛头所指带有一定的普遍性，不确定性和分散性。那么，今天的ST二重退市，却是因为你的经营管理不善，因为国机的处置原因，或者说出尔反尔，矛盾集中，指向单一，如果股民闹起来，国机如何应对，甚至牵连到上交所。

不是推托责任，这个险，谁冒得起?

上交所领导不是危言耸听。他们太熟悉了，熟悉中国发育中不成熟、波诡云谲的股市。股民们疯狂起来，一夜之间可以发疯，也可以跳楼。

你看你二重重装，自上市以来，就没有清爽过，像个行为诡异的孩子，喜怒哀乐，反复无常。一会儿吹得上天，一会儿亏损失控，一会儿资本运作，一会儿收购不成，一会儿保壳，一会儿弃保，股价一会儿暴涨，一会儿暴跌，已经在上交所折腾得够呛。散户们早已被ST二重的各种扑朔迷离信息弄得昏头转向，不知所以;而庄家和大股东们，在把股价一次次抬高又打下中，赚得缸满缽满后，早已是暗渡陈仓。二重作为第一大股东，当然不能动，不便动，也不敢动，必须要稳住基本盘。但小股东就不一样了。上市时的第二和第三大股东——中国华融和中国信达两家公司，从2012年开始，对公司股份就一直处于减持状态。甚至在后来不久的ST二重10大股东排名里，有的大股东已销声匿迹。

确实也不能怪这些大股东。逐利是资本的本性，至少要规避风险。他们当初进入二重重装股份的资产，就是二重在第一次债务危机时，利用中央国企改革三年“脱困建制”优化资本结构试点政策，从主债银行债转股剥离出来的。好不容易获得一个逃生的机会，如不好好把握，那简直是犯罪。

徐建和骆家駹陪着笑脸，耐心解释。徐明没有正面回应国机提出的问题，显然是心里已有自己的打算。他们非常清楚，事情本身已别无选择。

别无选择的选择，面临难以预料的风险。

大家听明白了，上交所领导是话中带话的。如果这事出了问题，不只ST二重，还涉及到稳定、问责、法律后果;国机还有9家上市公司，那是什么后果。难道任洪斌当初的担心真要一语成讖——二重重装没退市，反而把国机弄退了市?长期以来，上交所给予了国机那么多支持，此事国机虽已尽力，但毕竟目前状况堪忧，二重退市会面临许多难以预料的问题。换位思考，上交所也有上交所的难处啊，“法制、监管、自律、规范”的八字方针，就昭示于职责之首。要营造“透明、开放、安全、高效的市场环境，不讲规范和秩序行吗?

上交所态度强硬。立即向任洪斌报告。

任洪斌听了汇报后，深知问题的严重性。事情怎么会弄到这一步?他想，这里边是不是有某种误会。现在的ST二重，属于国机门下的上市公司，这不错;其扭亏保壳的效果不好，也是事实。但国机与二重重组，是2013年7月才定的;而干部宣布到位，是10月的事。国机真正参与管理，也就一、二个月。在这么短的时间内，能解决好这些问题吗;这样的资本运作可行吗?

必须把这个情况，向证监会汇报清楚。

这是任洪斌的第一反应。时间紧迫，不容怠慢。他立即带领石柯、徐建、骆家駹紧急赶往证监会。证监会很重视，主席肖钢、副主席庄心一等亲自接待并听取汇报。汇报集中在两点：一是陈明事由，请求谅解。二是请求警示延期。即希望证监会网开一面，将ST二重的警示期延长一年，给个缓冲。这样，国机就能解决保壳的问题。如果实在不行，看看有没有其他办法。

理由应当是充分的，请求也不能说没有道理。

没想到，证监会负责风控的小甘，听了情况介绍及请求后，把话说得很死。他明确表示，理解国机，也不存在谅解不谅解的问题。可延遲警示期，涉及到国家的证券交易法规。这是经过全国人大通过的，不可能有这样的先例。小甘还诚恳地再次提醒几位国机领导，你们拯救ST二重的时间已经不多了。

会场的氛围陷入一种令人压抑的凝重。

证监会似乎成竹于胸。小甘问，你们还有没有其他资源可利用?实在没有，还有第二个方案，就是主动退市，不仅容易批，还可以省去很多程序。

证监会主要领导在场，这显然不仅仅是小甘个人或者风控的意见。但任洪斌记住了那句话：主动退市。关了一道门，却开了另一道门。

任洪斌又立即带领骆家駹等立即赶到上交所。

新上任的上交所党委书记、理事长桂敏杰热情接待了任洪斌、骆家駹一行。重视与客气都是形式，说很理解国机也是客套话，延迟警示根本不可能。

对二重扭亏保壳，上交所在2013年8月就曾提出过警示。现在又过去了一年，资本运作搁浅，经营持续恶化，那个令人生畏的“*”不期降临，ST二重变成了*ST二重，且到2014年7月二重当年的累亏已达17亿元……

上交所当然明白*ST二重的处境。强制退市的要件已经成就，你同不同意，都是这个结果。换句话说，现在不是退不退市的问题，而是怎么退。

按照国家现行规定，上市公司退市，有两种形式：一是强制退市，又叫被动退市。这种情况，往往发生在上市公司有重大违规，或者严重的经营不善，导致连续亏损。被动退市后，公司《上市许可证》将被强制吊销。二是主动退市。即上市公司根据自身情况，主动向监管部门申请注销《上市许可证》。

因此，所谓“主动退市”，不过是监管部门现在给你一个机会，争取“宽大处理”、洗新革面，“重新做企”，变被动为主动。这样，既可以给股民一次选择，让矛盾得到缓冲，也可为将来重新上市创造更好条件，变被动为主动。

所谓“更好条件”，指的是时限。退市公司申请重新上市，与新上市公司刚性条件是相同的，即最近3个会计年度净利润均为正数，且累计超过人民币3000万元。主动退市公司，只要具备这个硬件，随时都可以申请;但强制退市公司，在退市与重新上市之间，还有个刚性的时间间隔和被动的负面因素。

教训是完善规则最好的催化剂。实际上，为维护中小股民利益，化解退市冲击和社会矛盾，监管部门似乎早已是这样的思路。

*ST长油的例子，还历历在目，有力而生动。

该公司停牌前，股票收盘价1.63元/股。被强制退市，进入整理期后，股价连续6天跌停，最低时达到0.68元/股，跌幅近58%，情状惨烈。

证监会、上交所都对国机选择*ST二重主动退市表示积极支持。后来出台的中国证监会《关于改革完善并严格实施上市公司退市制的若干意见》，也证实了监管部门早有的思路和立场。这个被称为“退市新规”的行政规章第(四)条规定，“存在强制退市可能的上市公司，在触及强制退市指标前，实施主动退市，在消除可能导致强制退市的因素后，可以重新申请上市。”

主动退市，退后一步海阔天空。

第七节 退而结网

方向明确了，反而显得单纯。

现在的问题是，主动退市，怎么个退法?国机和二重都没有经历过。此时，证监会的退市新规还没有出台，内部讨论的相关文稿外面并不清楚，也没有可资借鉴参考的成功案例。好在上交所已表示，可以配合做这件事。

按照证监会和上交所的意见，国机立即组织专业人员，设计主动退市方案。总体思路是，尽量给小投资者多一个选择，避免出现*ST长油式的风险。

与此同时，退市的程序也在紧逼不舍。

在经历2011年至2013年连续3年亏损后，*ST二重股票经过上交所一年的警示，各种拯救尝试失败后，上交所于2014年5月19日，做出二重重装股份暂停上市的决定(上交所自律監管决定书[2014]217号)。

就在*ST二重暂停上市不久，中国证监会以第107号令，颁布了经中国证监会第24次主席办公会议2014年2月7日审议通过的《关于改革完善并严格实施上市公司退市制的若干意见》，签发人为肖钢。这个被称为中国证券市场“退市新规”的行政法规出台，有几个时间点，颇有值得玩味之处：

颁布时间：2014年10月15日;

通过时间：2014年2月7日;

施行时间：2014年11月16日。

从中可以看出，在上交所做出*ST二重主动退市决定前，这个“退市新规”就已完成了复杂的内部立法程序;从依法通过到颁发，经历了8个多月的内部密藏。这表明什么?特殊、重要、敏感，必须谨慎而为，摸着石头过河。先内部掌握精神，尝试操作，修正完善;吃准以后再颁布施行。

二重重装，是否就是一个最好的过河“石头”。

的确，这是一个难得的退市经典标本。它包含了太多的时代元素：国企、央企，宏观的、微观的，最好的、最差的，辉煌的、悲催的，历史的、现实的，体制的、市场的，客观的、主观的，经营的、管理的，都交织在一起。我们不能肯定，现在出台的这个退市新规，与当初通过的版本相比，有没有改动完善之处;*ST二重主动退市中，有哪些鲜活的经验，被吸纳了进去。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ST二重的主动退市探索，已融入其血液和成功实践的历史。

原来，证监会和上交所，早已站在超前和更高层面。

退的出路，从进路中寻找。

这不是个哲学命题，而是一种逆向思维方式。主动退市，最好的办法，就是从既有的规则中，去寻找公司上市的必要要件。然后创造条件，成就这些要件的否决性结果，使退市成为既定规则下顺理成章的自然选择。

首先想到股本总额和股权分布，及其相关的比例约束。这似乎是最容易操作，也不产生自残效应的最好切入点。翻开《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目光锁定在第五十条第三款。“公司股本总额超过人民币4亿元的，公开发行股份的比例为10%以上。”也就是说，只要通过回购，让公司公开发行股份的比例下降至10%以下不就行了?而且，这种退，与公司亏损无关。

对于*ST二重而言，做到这一点，似乎也并不难。

这是*ST二重当时的股份情况：经过2013年2月4日唯一一次增发，总股本为229344.9524万股。其中：流通A股116900万股，占50.97%;限售A股60344.9524万股，占26.30%。流通股中社会公众股40135.3666万股，占17.5%。因此，国机只需要收购社会公众股的7.5%以上，即收购1.72亿股以上，就具备主动退市条件。以公司停牌时的股价，需要收购资金约5亿元。

当然，还有一个更重要的隐形要件，也不能不考虑：股民接受。

在各种要件综合考虑下，一个合法有效的方式首先跃上桌面：要约收购。即经过证监会和上交所批准，国机发出收购要约，表明标的股票的名称、价格、申报应购时限。条件是公开透明平等的，对象范畴内的股民，只要应约承诺，交易就生效。当初的入市、选股及至被套牢，血本大失，都是自己的选择，亏损是因为想赚钱。现在给一个脱套的机会，收购价比封盘价还要高。

对股民，国机无疑是尽责了。可难题却出来了。

难题有三：政府支持、标的控制和国资政策。如果说，这三个难题都可通过协调争取解决，还有一个问题却不可确定：股民响应。

首先要报告政府。这不仅是程序，也是必须。轰轰烈烈的二重重装股票退市，数万股民，此时仅四川就有3815位股民，还涉及到许多举足轻重的债权人。如果稍有处置不当，就可能引发难以预料的结果，怎离得开政府支持。

按照中国证监会的要求，*ST二重退市工作通报会，于2014年12月4日上午，在四川省政府大院1号楼3会议室举行。说是通报，实际上是一次政府内部协调动员，旨在统一思想，明确行动，各司其职，做好防范，防止出乱。

受四川省政府甘霖副省长委托，省政府副秘书长吴显奎主持会议。中国证监会上市部，四川省政府金融办、证监局、德阳市委，*ST二重及其实际控制人国机等方面负责人参会。一家上市公司的退市，从中央到地方政府各级监管部门，惊动那么多要员，足显此事的不同寻常。

会上，四川证监局一位副局长，首先通报了二重重装退市背景、方式及面临的问题。然后，会议着重围绕退市风险防范及其职责分工，进行了认真研究，与会者站在不同角度，表达了各自的担忧与诉求。

问题落在了几个焦点之上。这也是召开这次会议的目的。

大家分析认为，从法规层面，*ST二重退市，会引起媒体和股民关注的重点主要有五方面：一是上市公司2014年12月31日前的业绩预测公告。二是公司在2015年4月30日前发布年报后，确定是否退市。三是2015年5月，上交所是否做出*ST二重退市的决定。四是做出退市决定后，将给予30天的退市整理期，直至上交所做出退市的最后决定。此间股民可交易，行情的任何波动，都可能触动股民敏感的神经。五是2015年7月20日，上市公司退市后，将转入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俗称“老三板”)交易，成为非上市公众公司，那边的衔接如何，交易规则和形式都有变化，股民是否适应。

会上，不同角色，对这些问题的认识与解决取向明显不同。

中国证监会上市部副主任沙雁，站在国家对资本市场的宏观监管角度，强调了当前改革的重点，突出在两方面：一是退市机制改革。强调上市公司退市要常态化。二是退市风险责任的承担。他明确指出，根据《国务院批转证监会关于提高上市公司质量意见的通知》(国发[2005]34号)的要求，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应承担起处置本地区上市公司风险的责任。政府应有效防范和化解公司退市风险。证监会、上交所将与政府及时沟通配合，建立常态化工作机制。

德阳市市委常委刘烈东发表的三点意见，突出了地方党委、政府对此事的关切。他说，二重是德阳的名片，对德阳市的经济社会稳定与发展至关重要，市委市政府对二重的发展非常重视。真诚希望二重在国机领导下扭亏脱困，市里全力支持。在退市风险方面，德阳市有1800个二重股民不会围攻政府。

吴显奎的总结发言，表达了一种沉重感。

他说，二重当年红红火火，上市融资后，却走到这个地步，确实说不过去。重装制造业是国家的短板，二重是当年三线建设布局的产物，为中国制造业奠定了良好基础。但这些年来，由于以房地产为主的经济泡沫，对制造业造成重大伤害，二重首当其冲。地方党委、政府对二重干预太少。

吴显奎最后这句话的意思，大家当然明白。你二重红火时是央企、国管、高级别，哪把地方政府放在眼里。现在弄不走了，又……

当然，说是说，支持是支持。最后，会议形成三项决定：成立风险化解领导小组。由四川省、德阳市政府及其金融办、国资委、经信委、新闻办、公安等相关部门领导参加。特别要加强对二重重装退市的正面引导，给股民以希望。有效整合行政资源。加强舆情引导、紧急事态处理等方面工作。从国家安全、国计民生等战略角度，争取国务院支持;从二重对国防军工的影响角度，向中央军委、国防部汇报，寻求支持。积极应对债务风险。

在国资委和地方政府支持下，要约收购价尘埃落定。

果然，问题出在最后的不确定。

收购价在停牌价基础上上浮10%，即2.59元。不知是对重组的希望太大，还是要约收购仍割肉太多，散户对国机的好意并不卖账。市场充满观望、纠结、质疑的气氛。在确定的收购37个申报自然日(2015年2月26日至4月3日)内，响应者只有1.13亿股，离主动退市目标还差一大截。

要约收购退市，以流产告终。

最终，在上交所指导下，国机选择了《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12年修订)第四条第6款规定的路子，*ST二重以股东会决议方式退市，且很顺利：公司董事会提交的《关于以股东大会决议方式主动终止二重重装股票上市的议案》《关于非关联股东国机集团免于以要约方式增持二重重装股份的议案》，采取现场投票与网上投票两种方式行权，均以超过99%的高比赞成获得通过。

预想的股东聚集、纠缠、闹事等，均没有出现，调集应急的德阳特警和企业人员，在原地待命中度过有惊无险的一天。

根据股东大会决定，上交所于2015年5月15日，以自律监管决定书[2015]191号，做出二重重装股票终止上市决定。同年5月21日，二重重装股票在上交所摘牌，并于7月20日转入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

二重重装上市4年多，创造了中国股市主板市场的诸多第一：第一家从上市到退市时间最短的公司;第一家主动成功退市的上市公司……

公司转板交易的衔接也很顺利。

一场扰嚷已久的二重重装退市危机，终于平稳化解。

事情的结果，让上交所很滿意。作为退市制度改革的实施主体，上交所在2015年5月21日致函二重重装：“这一市场化的退市实践，是2014年资本市场退市制度改革以来的首例尝试，为今后继续实施和完善自主退市制度，积累了宝贵的经验，起到了良好的示范作用，赢得了市场的认同和投资者的认可。”并明确表示，在二重解决经营困难后，“积极支持公司重新上市”。

退，不是退却，而是退而结网。

第四章 挥泪削冗

第一节 悲情“5·11”

立夏刚过，天气晴好。嘉州小山峡，与几位朋友凭江赏景。

闲情是被一个网络消息突然打乱的。

清晨起床，吸着潮湿清新的空气，沿着岷江边走，享受着这世外之境。边走边看手机新闻。突然，一条醒目的消息跃入我的眼帘：二重职工闹事了。

事件由减员引起。

“闹事”。这无疑是一个贬义的词，在党政部门工作了那么多年，我理解它的含义。手头的写作课题，让我对此有了一种自然的敏感。赶紧往下看。显然，所谓“闹事”之说，多少带点“标题党”扯眼球的意味。实际上，二重职工对企业现状不满、成因存疑的矛盾积压已久，重组中的减员增效、下岗分流成为导火线。职工们聚集在企业二号楼前表达诉求，并网发了大量现场照和帖子。

立即告辞，通过德阳联系，直奔二重。

二重二号楼，坐落在企业技术中心大楼，也就是一号楼的左侧。这是一组红顶白墙的组合式多体低层建筑，欧陆风情与中国传统式四合院的璧合，被绿树青草簇拥，构成了一种幽雅的高贵。这里是二重董事会和经理层的办公场所，也是二重的会议中心和对外交流窗口。四周及建筑间隙，是布局精致，层次分明的草坪、花木、小叶榕和热带棕榈科植物，无论是在屋内开会办公，还是屋外散步小憩，都显得分外怡然舒心。楼前，左右两侧的精美草坪，与中间宽敞的生态通道、前侧开阔的厂区主干道连为一体，形成了一个居中的企业内部小广场。

流年不返，二重人换了一代又一代，但雅楼依在，相伴着这一方高贵与幽雅。在过去的辉煌岁月中，有多少骄傲在这里铸就，有多少奇迹在这里诞生，有多少喜悦与自豪在这里释放，人们已记不清了。人们却难以忘记这天：

2015年5月11日，或曰“5·11”。

这是个被二重人和海内外媒体称之为悲情的日子。它在二重人心里，甚至在中国机械工业发展历史上留下的悲，留下的痛，留下的伤痕，不知要持续多久。从此，它的阴影，可能给二重过去所有的辉煌蒙上一层拂不去的尘。

我是以旁观者的身份，进入现场的。

已是5月12日，现场聚集了千余人，总体比较理性平和。据说，头一天的人还要多些，情绪也更偏激。国机领导出现时有人鼓掌，而二重领导出现时，则有人起哄、辱骂和扔东西。似乎有一股子压抑已久的怨气，需要宣泄。国机派来的副总经理刘敬桢、人力资源部(党委组织部)部长余小元、党委工作部部长苏维柯，与兼任二重董事长、总经理的孙德润，党委书记刘祖晴及班子成员等紧急商量，暂停实施已出台的减员政策，立即研究回答职工提出的问题，事态才得以及时稳控。从聚集，对立，偏激，到缓和，理性，对话，是个转折。暂停实施已出台的减员政策，并不是中止减员，而是在倾听职工诉求的基础上，让政策更加完善合理，更具可行性。不减掉大量冗员，二重根本无法脱困。

刘祖晴的话，与我在现场的感受相互印证。

集会组织者在扩音器里不时地呼喊叮嘱，维持秩序，理性表达诉求。联想到自己曾经处理过的类似事件，不得不承认，二重职工的与众不同。我不问不答，不参与，不评论;只听，只看，然后思考，从表象中寻找真实。

场地四周，路边上，树荫下，横七竖八地停放着许多摩托车、自行车、儿童车、老人车。从这些主要交通工具，大致可看出参与者的身份。

聚集的员工，已把二号楼前的小广场站得满满的。楼前宽敞流畅的檐廊，原本是迎来送往的礼仪之廊，现在成了组织者的指挥舞台。扩音器里的歌曲，不停地轮番播放，一色的红色经典，《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社会主义好》《国际歌》等。从事件、场景、氛围看，显然，这些歌曲都是精心挑选的，包括后来突然的音乐袭击。现场乱糟糟的，职工们竞相而言，但所有的声音，都被他们自己制造的噪音淹没，场面成了一锅粥。真正的问题不在这里发生，也难以在这里解决。这样的场面，第一轮国企改革时我曾经经历过很多。

噪音淹没不掉的是标语和大字报。各式各样，红底黄字、白底黑字、红底白字，规格各异，内容却大同小异，清晰表达了聚集的主题。“二重衣食父母官，基层职工血吸干”、“怎么能让职工流血、流汗、又流泪”、“贯彻习大大精神，坚决维护职工正当合法权益”、“拯救二重，问责维权”……

言语虽然有些偏激，但无可置疑，它确实反映了二重职工的某种真实情绪。这情绪积压已久，如今似火山喷发，燃烧就是最好的宣泄。

今天到达现场的是孙德润。

这位经验丰富的企业家，早年曾在陕西三原县当知青。高原的沟壑、黄土和风霜，练就了他性格温和中的顽强与坚毅。上世纪70年代中，他从西安理工大学毕业后，就与二重结下了不解之缘。职工、工艺员、车间主任、分厂副厂长、厂长，直到二重副总经理、党委常委，二重重装总经理，他几乎经历了二重所有岗位的历练，人生的辉煌与二重的历史交合得如此紧密。国机二重重组后，他担任国机要职。后因特殊原因，他义无反顾临危奉命重返二重。现在，他以国机副总经理、二重改革振兴工作小组副组长、二重董事长和总经理的身份出现，是要到现场听取声音，了解情况，解决问题。二重的前事后任集于一身，他无法回避，也无法脱身，成了新旧矛盾的焦点，一出现就被职工团团围住。

这一切似乎在意料之外，也应当在预料之中。我身边一位职工的话，也许能够在一定程度上代表职工情绪，也可从侧面说明背后的一些问题。

是位男性职工，约莫四十来岁，脸色蜡黄，身架清瘦单薄，身上还穿着蓝色的工装。在嘈杂的人群中，他只是普通一员，关注他，不因别的，只因他离我最近。他没有参与群议，也没有高声发表自己的不满，而是愤愤地独自站在那里，脸色阴沉，两眼晶亮，喃喃自语：“嗯，过去一提意见，当官的就威胁说，你不干有人干。再大的意见也不敢提了。现在老子不干了，想咋说就咋说。”

不是我没有委屈，只是我在忍受。

这是这位职工的话，给人的强烈感觉。

现场组织者的呼吁，只是耳边风，现场又开始骚动。往日文雅守纪的二重人，已顾不得纪律与秩序，甚至顾不得往日的优雅与孤傲。每个人都想表达，都有话要说，都很激动。素质与秩序，在失控的情绪下瓦解。正常对话已不可能，甚至有人身安全之虞。组织者怕场面失控，酿成事端，无法承担责任，再次拿过话筒，不停地提醒：职工们注意，职工们注意，有话依次说，或选出代表，不要有偏激情绪。我们只依法维权，不是闹事。大家要注意身边的人，谨防社会上别有用心的人趁机故意制造事端，给镇压者制造口实。我们拥护共产党，拥护习大大，也欢迎国机;我们只是要活干，求生存，反腐败，求公正，依法维权。

经过长时间的对恃，混乱的嚷嚷，企业坚持仍按头天達成的意见，由职工选出代表，到二号会议室表达诉求。最接近现场的二号会议室，成了处置这次职工群体事件的现场指挥中心，从“5·11”，一直延续到以后几天……

口干舌燥，身心疲惫。孙德润一行终得突围。

职工的意见再次汇集起来，和网络上说的大同小异。

第一，生存。许多员工祖祖辈辈，一家多口都靠二重生活。如今突然下岗，按照企业制订的裁员政策，无论留厂职工的工资，还是离岗待退或下岗职工的补偿，都太低，无法生存。

第二，问责。二重出现的困境，主要是决策失误和经营管理不善，特别是一百多亿的投资失误造成的，应追责。相关责任人不能一走了之。

第三，反腐。职工认为，经营管理不善，外协失控，质量下滑，一连串的投资失误背后，一定有腐败，要追查到底，揪出蛀虫，依法惩处。

客观地说，这样的问题并不算新鲜尖刻，甚至不算过分，毕竟企业出了那么大问题，职工吃了那么大苦头。一些问题即使职工不提企业也该解决。孙德润承诺，对职工提出的问题，公司将高度重视，立即研究汇报，尽快答复。

这一天，在突袭、混乱、愤怒、无果、迷惘，夹杂着些许的希望中过去。各怀心事。聚集的人和化解聚集的人，都希望明天的太阳是新的。

可是……

第二节 情违初衷

靠裁员解困，不是任洪斌的理念。

本来，市场经济，企业裁员都是正常的。二重却不同。二重和二重职工，是共和国的“脊梁”和“长子”，长期以来，背负着太多的辉煌、自豪与优越，唯一没想到过的就是终结。攀得愈高，落差愈大，冲击愈强。何况二重这次是飞流直下，一落千丈;是李煜式的惆怅：“流水落花春去也，天上人间”。

无论国机还是二重，在这次重组的初衷里，并没想过要大量裁员。搞企业的，不就是要不断创造更多就业岗位，为政府分忧，为社会减压吗?国企央企，本身也有这个社会责任。更深层次原因，则是缘于任洪斌骨子里日久弥坚的人文关怀和对企业职工的深厚感情，一种骨子里生成的文化天性。

任洪斌的成长史，就是一部与企业和职工的情感史。

他的父亲，就曾经是东北一家机械厂的职工。他从小在工厂长大，对工厂很熟悉，看见工人就好像看见自己的亲人。特别是困难企业，职工的生计往往成了他内心纠结的痛。父母常常教育他，要帮助需要帮助的人。他就受不了职工有能力，想干活，干好了活，却又过不了好日子。每当见到这样的事情，他就很痛苦。他很清楚，那该是领导的责任，为啥要由工人来承担?工人靠自己的双手勤劳和能力去创造美好生活，领导却没有为职工提供这个条件。因此，上大学时他选择了学机械，毕业后到了工业战线，当领导后这种感情仍笃定未变。在与职工沟通时，他说得最多的是“我们”，内心里，他与工人们就是一家子。

到国机后，实施的一次次企业改革，一次次重组，一个个企业解困工程，任洪斌首先想到的，就是无论如何要把职工的事处理好，让职工感受到企业改革给未来带来的希望，企业发展给自己生活带来的改善。

曾经，新疆职工，是任洪斌一个深深的情结。

缘起于新疆中收农牧机械有限公司。公司坐落于新疆乌鲁木齐新市区喀什东路。这是国机下属的一家二级子公司，也是当时国机系里经营最困难的企业。平时，企业的事务都是由公司自己管理。但这次不一样了，任洪斌放心不下，专程前往。这是2001年任洪斌执掌国机以来，第一次面临下属企业最大的难题。

实际情况，超过了他的想象。

职工每月一、二百元的工资，还不能按时拿到;平时生病没钱看医生，危重病更只能等死;孩子考上大学，没钱交学费，一家人愁苦纠结;快过年了，许多职工灶头还没有一块肉。看见白皑皑的积雪，压着职工昏暗的房子，就像压在自己心上。他就会想，这家人的年夜饭吃什么，孩子有没有新衣服……

越想，他就越受不了，眼睛湿润了都不知道。

一片灰暗，从景象到心情。这时，他看见一户职工门口贴着春联，辞旧迎新的，鲜艳而喜庆。他心里一热。透过春联的喜庆，他看到了职工的心，那种对美好生活的追求与向往。心不死，就有希望，冰与火，一线之隔。

沉重，压抑，纠结，转换成强烈责任感。

开职工座谈会，他的心情很复杂，交织于灰暗与希望、沉重与责任之间。一位维族职工的汇报，没有谈自己和家庭的困难，而是企业和工作。有些夹生的普通话，任洪斌听起来本来有点吃力，他一急，更听不清楚了。任洪斌亲切地安抚他慢慢说。在企业领导的辅助翻译下，任洪斌终于听明白了：厂里生产的联合收割机卖到河南，要厂里派技术员指导试用。厂里困难，出不起差旅费。按理他可以不去。但怕影响用户，他就自己垫钱去了。他想，只要大家努力，企业一定会好起来的。可厂里却一直没好起来。不仅工资未发，自己的钱也垫进去了。那位职工越说越激动，甚至有点愤愤然。任洪斌有点感动，多好的职工啊!

是的，职工很纯朴，没有偏激情绪，没有过高要求，甚至没有埋怨责难。这让任洪斌在感动的同时有一种揪心的痛。他给职工讲话，不知道怎么开口，也不知道说些什么——面对连饭也吃不上的职工，讲任何大道理，都是无用。他想得更多的是将人比人、将心比心，假如自己这样处境，会怎么办呢。于是，他的讲话变成了谈心交流，仿佛自己并不是企业领导，而是困苦职工中的一员。

职工朋友们，企业没搞好，让大家受苦了，对不起你们。

童年的镜像，工厂，父母。记忆被激活，幻化成眼前的景象。不是讲话，没资格在这样的场景高谈阔论，而是自责和赎过，就像一位整天在外忙活的子女，面对自己受苦受难的父母。说着说着，他就忍不住要掉泪，又怕在职工面前掉泪更影响大家的情绪和信心。只好诓称方便方便到了洗手间，擦去眼泪，镇定镇定情绪再过来继续讲。他暗暗下了决心，非把这个企业搞好不可，否则，良心上也过不去。从此，新疆那个群体，成了他永久的牵挂，企业，职工，子女。

终于走出来了，新疆中收农牧机械有限公司。

任洪斌的牵挂却一直没有淡出。他每次去新疆，都會看望工人师傅。他们的生活，他们的老人，他们的子女。有一年春节前，他又去那里。有位维吾尔族退休职工，正在厂子里溜达，看见任洪斌，一下激动地上前，把他紧紧拥抱住，泪流满面，什么也说不出来。他到一位职工家去，主人拿着孩子写的感谢信，颤巍巍地送给他说，是企业的爱心基金资助，孩子圆了大学梦。任洪斌回答，该感谢国机全体职工。原来，此前任洪斌来这个企业时，这位职工一家子，正在为考上大学的孩子无钱上学而犯愁，孩子曾有弃学的念头。他当即就定了一条规矩，在国机，不能让一个职工子女因为家庭贫穷上不了大学，不能让一个职工因为贫穷看不起病。为此，他发起设立了国机职工爱心基金，号召每个员工每年自愿捐出一天的工资，自己带头捐出了部分工资和奖金。至2016年底，国机爱心基金已滚存3397万元，先后为4300多名困难职工及子女雪中送炭。

好起来的企业与维族职工，也没有忘记国机，没有忘记任洪斌。每年春节，他都会收到一些新疆中农公司职工的问候短信，很温暖。那位曾经抱住他就哭的维族职工，任洪斌甚至不知道其姓其名。从短信中，只知道其已经退休。但每年春节，他都会收到一顶那位维族职工从遥远的新疆寄来的新疆小帽……

以人为中心，情感为纽带，效益为目标。

这是任洪斌的企业治理理念，这个理念缘于爱。爱人之人人自爱之，这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思想，也是人性所遵循的道德逻辑。

这是日本战后崛起的秘密，企业文化。

当经验变成制度，演变成思想，上升为文化，职工的个人情感，就可成为企业核心竞争力的重要内容;共同的价值认同，归宿感，在企业治理中，就获得了一种超越制度的力量。它击败的不只是竞争对手的商品，还有精神。

那次国际改革发展论坛的一幕，任洪斌仍记忆犹新。

论坛由美方发起，国际上一批大知名企业家、银行家参与。任洪斌在会上介绍了中国企业的改革发展情况，老外却关心起了中国的企业冗员：你们那里企业人员多时怎么办?任洪斌反问：你们呢?对方回答：裁员。任洪斌说，中国不这样做。然后就聊到新疆的例子。聊着聊着，不知道哪根神经触动，他情不自禁地流泪了。老外很惊讶，特别不理解，为什么会付出那么大的感情?但内心服了，啧啧赞叹。老外又问任洪斌：你信仰什么?任洪斌回答：共产主义。老外两眼迷惑更不理解了。因为他们平时接触到的信息，关于中国，关于中共，关于共产主义，大都不是这样的啊。但迷惑的老外，却露出了一种肃然起敬的神情。

还有不少发生在国机机关的小故事。

对员工，特别是底层员工的关怀，已成为任洪斌的习惯。他会问擦电梯的小女孩为什么不上学，他会严厉批评风霜中不给门卫发帽子手套的物管，即便春节期间送他的司机，他都要给一个红包;见路边有人淋雨，他会立即打开车窗扔去一把伞。事情虽小，他自有看法：钱不重要，重要的是对人的尊重。

几个手机视频，一看就是自然拍摄，而非刻意导演。

一位老人，正穿过马路。路很宽，行人也不多，可路过的车辆，一个一个都立即减速，停下，缓缓从老人背后通过，有的还开窗示以善意。

街上有个路障，此时并无人通过。有辆路过的轿车，立即闪灯，靠边，停下。从车上下来一个男子，将路障搬开，又上车走了。

……

任洪斌说，看了视频，我在想，那些素不相识的人，尚且能这样做，二重和新疆还是自己的企业，自己的职工，兄弟姐妹啊，我们能袖手旁观吗?不要去讲大道理，要尽量去解决一些实际问题。企业领导的责任，不就是让他们过上好生活吗。在人生的旅途中，每个人都难免有这样那样的坎，不可能永远一帆风顺。在过坎的时候，都需要大家帮一把。大家要发自内心地去帮。

这样的思维，这样的情感，当然带入了二重重组。

国资委领导的话，不仅是期望和要求，對任洪斌而言，更是一种理念。两个企业合为一家了，就“不能再分你的人、我的人”，都是一家人。

在开始一段时间，他与二重领导一道去国资委汇报，国资委明确要求减员增效。他私下仍叮嘱二重领导，在减员问题上要稳点，把工作做得细之又细。

可现实证明，国资委领导看得更远。任洪斌不得不情违初衷。

第三节 别无选择

无疑，对任洪斌而言，这是一次艰难的抉择。

泪流满面的新疆老人，擦电梯的小女孩，冻得跺脚的门卫，感动的保洁员，肃然起敬的老外，期望有活干的二重工人。特别是企业那些底层员工，他们的期盼、忧虑、困苦，似电影蒙太奇，一幕幕在他眼前浮现。面对二重减员，两个不同角色的任洪斌，在他内心里纠结难分。作为柔软本我的他在问，这是怎么了，你忍心吗?作为企业家的他又不得不说，企业是什么，是福利院吗?

这是一组不堪忍睹的数据，要认识二重，又难以回避。

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全员劳动生产率，2013年约25万元，其中：机械行业约10万元;二重-9.4万元;国机年人均创造营业额200万元，利润4万元;二重分别为42万元和-24万元。按照生产力要素构成，二重劳动生产率低，不外基于三个原因：一是冗员过多，人浮于事;二是生产任务不足，或劳动积极性不高，如“大锅饭”时期的工人，出工不出力;三是企业生产工具落后。第三条肯定不存在，不然，二重的那些骄傲、那些辉煌怎么讲。第二条肯定是有的，宏观方面主要是产能过剩，微观则是企业竞争力不强。

最突出的原因，还是第一个。

冗员太多，在二重几乎是个不争的事实。资料显示，二重重组时的2013年有职工15589人，其中正式工12891人，临聘工2698人。而企业当年的市场订单，只需其中的不足一半。即便在长期严重亏损情况下，二重员工年均工资仍超过6万元，企业年人工成本(工资和“五险一金”等)达10亿元，2012年更达13亿元(工资8.77亿元，保险和公积金3.3亿元，其他0.93亿元)。

二重的车间，以另一种形式，为枯燥的数字诠释。

得天府之国的地利，这里一马平川，风调雨顺。绿意盎然的道路，典雅精致的园林，婉转啁啾的鸟鸣，成为德阳城中最值得骄傲的风景。与过去最大的区别是，现在的花香鸟语，颠覆了长期的花香可闻、鸟语难期。鸟语的回归，不是因为林茂，而是因为寂静。林过去就有，鸟过去也有，只是，当时低婉轻脆的鸟语，被锻机压机的吭哐之声、人来车往的喧嚣之声所遮蔽。现在却是满庭芳冷，“谁道闲情抛弃久，每到春来，惆怅还依旧”。就连曾令世界瞩目、国人自豪的1.2万吨水压机、8万吨模锻压机，也常常形影相吊，静藏深闺人未识，不得不定期养护。你甚至会怀疑自己身在二重，更像是在某个清静的园林。于企业，这样的冷清无疑是一种病。行走于这样的清静里，你仿佛在听一曲哥特式的《永恒沉睡》(Sopor Aeternus)，一只脚踩在墓穴中，另一只脚踏在疯人院里。

清静缘于市场的丢失。或者反过来说，如果企业有足够的竞争力，足够的订单，也许现有的设备还不足，企业不仅不会有冗员，而且还短缺哩。

人员结构也不合理，形成冗短并存，剩缺同在的怪状。

信永中和的尽职调查显示，二重集团、事业部、子公司和车间、工段，各级各类非生产人员占到40%。其中，集团本部就有741人(干部525人，工人216人);二重重装有干部439人。而高端专业技术人才、国际化人才(包括国际商贸、工程承包等)、资本运营人才、高技能操作工人又缺乏。特别是成都工程中心投运后，二重的大部分科技人员，乘坐企业专门配置的通勤车，每天从德阳城出发，到成都研究中心上班，往返130余公里，两个多小时，就耗费在路上。开始还有一种优越感、自豪感，为那都市气派和与众不同。逐渐地，这种感觉也被无聊、喧嚣与麻煩取代，大家开始怀念德阳那片宁静温馨的家园。

这是一位二重职工在网络上发的帖子，说冗员的。

一个企业要发展，从人员配置到待遇，按理应该是一线工人为主，管理层和后勤是为一线服务的，闲人越少越好。二重却刚好相反，吃闲饭的多，管理层多，可以说是臃肿。在二重，经常会看到非常壮观的一幕：一个白帽子(工人)在那里挥汗干活，十几个黄帽子(领导)在旁边优闲观看，指指点点，像看戏。我就不知道，那究竟有什么好看的呢?而工资和各种福利待遇，一线是最最最低的，领导却是工人的几倍十几倍。工人每天被上面打着幌子加班，可加班费多少，双倍三倍工资有谁见过?难道这就是所谓的主人翁?

车间，冷清，看戏，加班，待遇。

几个并不冰凉的词，组合在一起，铸成了二重冰凉的背景和现实，一个令人震惊的企业经营“528”魔咒：年销售收入55亿元，与三项巨额费用(28亿元)相对应，即人工费13亿元、资金利息10亿元、折旧5亿元。

死穴，难逃的死穴。

你在车间看戏，看戏的人在看你。只是，清冷的车间，没有卞之琳的诗意，不是明月装点美丽的梦，而是市场击碎了二重半个世纪的脊梁大梦。

巨大的冗员，正是大渊边缘一个重重的推手。

二重领导曾说，如果企业销售收入达到100亿元，日子就好过了。这是按当时的市场行情、产能利用率、价位和盈利水平。事实是情况变了，这里的如果，成了一个阿基米德式的支点。当时一吨产品赚两、三万元，现在可能是两、三千元，甚至倒亏。方程依然，参数已变，结果可想而知。业内人士也有一个如果：以目前行情，不调整产品结构，二重要300亿元的销售收入，才能支撑三大刚性费用，获得较好利润。而在3项刚性费用中，唯一具有压缩空间的就是人工费用。因此，深谙二重的国资委，在谈及二重减负时，几乎都要提到减员。

绕了一大圈，还是回到人工。

背负着宏观经济的不利背景，行走在二重冷清的厂区，面对这个难以摆脱的“528”魔咒，任洪斌在震惊的同时，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压力。

别无选择。这是国机之难。

实施的思路和步骤，都是依据正常的企业经营逻辑：按需定岗，以岗定员，竞争上岗，择优而用，实现人力资源配置的优化合理。

首先是清理。清理岗位，弄清需求。二重的多数领域、岗位的人员多，而有些岗位、领域人手还不够。到底该怎样配置，才不影响今后的发展，必须摸清家底，科学分析。这么一摸排分析，减员目标明确了：根据企业目前状况及发展需求，配置6750人足矣。也就是说，包括临聘，必须裁减8500人。

裁员幅度，仍超过了任洪斌的预想。

想起了挥泪斩马谡。任洪斌此刻的处境，比当初的诸葛亮更难。

马谡的被斩，还有失街亭之过，大错在身，连他本人也无怨无悔。如今的二重职工，有什么错?宏观经济下行、一连串的决策失误、巨额的亏损，那近似荒唐的质量问题，那么多的冗员闲岗，是职工造成的吗?难就难在职工没有错，也要削，因为冗。这是企业，需要参与残酷的市场角逐，每一个人，都是一个浓缩的竞争元素;每一个冗，都是前行中的包袱。这是唯一的理由。如果说裁员是一种发展失误赔付的代价，这种代价却不得不由没有过错的职工来承担。

这可难为了任洪斌，难为了二重改革振兴小组。

任洪斌是决策者，二重改革振兴小组的多数人，形式上是国机委派的，但从过去到现在，就是彻头彻尾的二重人。今天要削减的，就是长期与自己风雨同舟的同事和兄弟姐妹啊。于是，从下到上，从班组、车间，到子公司、集团本部，再从上到下，一个岗位一个岗，一个人一个人，排来排去，排去排来，好容易排出个谱谱：两千多名骨干，肯定不能走，包括管理技术骨干、核心员工和重点员工。他们不仅不能走，待遇还要改善。哪怕二重有困难，国机也要支持，把他们留住。这是任洪斌给他们确定的原则，也是国机给他们的承诺和底气。

一难未解，一难又起。

尽量照顾，更多关怀，也只是愿望，出于感情和责任。可这是国企、央企，讲感情，还必须讲政策，守规矩;对职工负责，还要对国家、对政策法律负责。何况，涉及那么多同类问题。正是在这里，任洪斌的想法遇到了明显障碍。

国机在2014年底，以国机人〔2014〕543号文，将二重《减员分流、补偿安置资金问题的请示》报到国资委。国资委领导一看就发现了问题，不是一点、两点，也不是一般技术层面的问题，而是涉及到整体思路和政策。为了慎重起见，国资委一位副主任，于2014年12月30日召开专门会议研究。国资委评价局副局长廖家生，国机徐建、孙德润出席，人力资源部韩晓军，资产财务部杨鸿雁等列席。针对国机减员分流补偿安置方案，该副主任一一指出其中的诸多不合规、不现实、不可行，并帮助研究政策，理顺思路，重新思考合规妥善之策。

比如，企业辞退职工补偿标准。这是减员中涉及面最大，职工最关心的问题。在第一轮国企改革中，原国家经贸委、劳动和社会保障部等八部委，以国经贸企改[2002]859号文联合下发的《关于国有大中型企业主辅分离辅业改制分流安置富余人员的实施办法》明确，企业改制分流职工补偿标准，按照企业平均工资计算。由于长期以来，二重工资水平在同行业和所在地区，都属于较高的。国机想，这个从旧文件堆里找出来的依据，如能参照执行，也对职工有利。

可想归想，政策是政策。

副主任明确指出，859号文件，是国家在特定情况下制定的一个特殊政策。因为当时企业职工工资普遍较低，可以按平均工资计算补偿金。现在企业工资情况已发生很大变化，该文件早已废止。他以一系列的假设，说明这种“参照”不可能的理由：如果国资委同意你们参照这个文件标准，其它央企会有比照。这不是一个企业的问题。人员安置补偿就怕不平衡。有央企之间的平衡，也有企业内部的平衡，国机、二重今后还有企业要改制，也会有一个平衡的问题。如果按照现在提出的办法补偿，政策依据不足，成本太高。如果要国家重新制定政策，这就复杂了。虽然国务院目前也在研究相关政策，国资委也提出拿出一些资产安置职工，但你们马上就要开始启动这项工作，等新政策肯定来不及了。

欲爱不能，只能回到现实。

副主任民没有停留于否定。他帮助——分析，指点迷津。他说，分流人员的经济补偿标准，可按以下三个原则核定：一是国家现行法律规定，以职工个人工资为标准。二是在计算基数上，可以灵活一些，做些让步。不一定按前一年的平均工资，因为这两年企业非正常经营，职工工资在下降，可以按一个正常年份的工资基数核定。或者如果前3年工资较高，也可以按个人前36个月的平均工资计算。符合政策的前提下，在计算方法上，也可以就高不就低。三是可以给一些奖励。对先签订解除劳动合同的职工，多给几个月奖励工资。但不能简说给1-3万元奖。这是企业根据自身情况，制定的特殊政策，审计不会有问题。

副主任也没有局限于职工辞退补偿，而是将补偿、培训、再就业等统筹考虑，远近结合，标本兼治。他给大家出主意说，职工不参加企业就业培训，愿意参加社会培训的，经本人申请，培训费也可以发给个人。他还就分流人员相关费用来源、与企业所在地政府沟通多渠道帮助职工再就业、建立完善新的用人机制、防止辅业改制后出现企业间关联交易和利益输送，及充分发挥企业党、群、工作用，做好减员中的思想引导和稳定工作等，发表了意见，提出了要求。

讲到最后，国资委领导简直是情之切切、心之拳拳了。他说，大家要多动动脑筋，可变通的变通，法律政策要遵守，问题也要解决。

阴霾骤散，阳光乍现。大家豁然开朗。

到2014年底，二重减员5300多人，占裁员计划的60%以上，没有发生大的波动。这更加坚定了二重领导实现减员增效目标的决心和信心。

谁知，裁员政策的微微调整，引暴了积压的矛盾。

第四节 冰冻三尺

二重职工的不满，积怨已久。

近些年来，随着企业经营的每况愈下，对企业命运的担忧，对巨额亏损的质疑，对可能腐败的愤慨，对艰难生活的失望，已逐渐成为二重职工的主流情绪。有情绪就要表达。现实中的表达面临许多问题，渠道，效果，分寸，会否遭到打击报复，等等。于是，他们选择了网络，因为那里可以有马甲，把身份隐藏在背后。利用最多最方便的当然是QQ群和微信。*ST二重吧由此诞生。它是被逼出来的，只供本厂职工内部交流。身份不明者或陌生人无法进去，即便混进去了，一经被发现，也会被立即踢出去。这既表明了二重职工的责任感和大局观念，也显现了他们的谨慎和自我保护意识。他们有怨要诉，又不愿家丑外扬。

本来，是有个官方中国二重吧的，但职工们发现，贴在里边的帖子，凡是揭露二重问题，表达不满情绪，申诉权益的，很快就没有了。职工不知道什么叫舆情管控。笔者也曾试过，从百度上进入，打开中国二重吧，寻找反映问题的帖子。可一点击，立即跳转到了其他莫名其妙的网页，不是婴儿洗护用品广告，就是360信用平台曲线。李冰父子创造的都江堰治水工程的伟大经验表明，面对汹涌洪流，只能疏，不能堵。*ST二重吧的创建，让二重职找到了情绪的出口。

本想家丑不外传，但源头没解决，往往适得其反。

2015年4月27日，一位网络认证为“四川德阳股友”的网友，就在东方财富网发了一个帖子，不知是否引起二重决策管理层的注意。帖子内容，与本次减员有关，显然已超过了单纯的个人诉求，带有明显泄愤和煽动性：

2015年4月21日，二重领导悍然公布了所谓《中国二重解除劳动合同实施办法》(审议稿)。该办法无视广大职工的劳动权、生存权，妄图至(置)近万名职工于生存绝境，完全无视领导层的严重失职渎职。他们反而要么高升，要么继续领导所谓深化改革。让这些酒囊饭袋无耻之徒，继续决定企业的前途，决定万名职工的生存，决定每一位职工的安危，真是咄咄怪事!

中国二重，这家1958年开始兴建的世界知名重装制造企业，一路走来，有着太多的辉煌;二重子弟至今已有4代在此，生于斯，长于斯!更有无数青年才俊，或放弃家乡田垄，或放弃大城市机会，五湖四海汇聚于此。因为我们相信，这是一个实现梦想的家园。习近平主席说，“中国梦归根到底是人民的梦”，二重人的梦，本应就在二重这块热土之上实现。可近几年来，二重的管理层硬生生将这堂堂央企，共和国“长子”“脊梁”，弄到了连年巨额亏损，股票中止上市，职工收入大幅缩水的窘境。堂堂央企降格成了二等国企!直接责任者不但没有受到任何惩戒，反而挥舞屠刀，砍向无辜职工。

这一切，难道就是我们的中国梦，二重梦·

美国波士顿犹太人屠杀纪念碑上，刻着这样的警句：

起初他们迫害共产党员，我没有说话，因为我不是马克思的信徒;后来他们迫害犹太人，我没有说话，因为我是日耳曼人;再后来他们迫害天主教徒，我没有说话，因为我是新教牧师;最后他们迫害到我头上，我环顾四周，却再也没有人能为我说话。

今天，所有二重職工，要抛开所谓的骨干非骨干，抛开所谓的正式工劳务工，因为这一切的本质，无非是他们的分化伎俩而已。在我们的家园面临生死存亡之际，我们要抛开幻想，团结一致，追究造成今天局面的元凶首恶，坚决依法维护我们的权益，维护我们的家园!否则，覆巢之下，安有完卵·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点燃职工积怨的是5月8日职代会。以反腐为例，多年以来，传说不绝于耳，却难以求证。姑妄言之，也就姑妄听之。

我在二重工作了将近30年，感受之深，可以说是感慨万分。

二重普通职工多年来的收入，一直是德阳三大厂(二重、东电、东汽)里最低的，而中层干部，却是三大厂中最好捞钱的。即便在高速发展的年代里，二重职工盼星星、盼月亮，盼到的年终奖，还要再被各级管理干部截留刮剥。10年啊，物价在飞涨，可我们职工的血汗钱为什么就不涨·

曾经有几年，单位喊多认购签单年收入，说可以增加住房公积金。我们贷款买房的职工，老老实实地多认购了一、两万。事后才知道，没有一个领导干部参加认购。最后一算，我们并没有得到什么实惠，完全就是一笔糊涂账。于是大家传言说，是替中干摸黑账。我们这些职工身处最底层，哪知道企业这样做是什么目的，又怎能想到我们的领导会刮剥我们。有时候我就在想，读书的时候，课本上讲的：要相信组织、相信领导，现在我们还能相信谁呢。

我们企业的一些领导，子女出国读书，自己经常纸醉金迷，吃喝玩乐，哪还像共产党的干部?也许有人会问，你这样说有依据吗?说实话，我作为一名普通职工，确实没有证据，因为我接触不到。但广大职工的眼睛是雪亮的，他们的合法收入，能支撑得起那高额的消费吗，他们敢公示自己财产吗?

这位职工的帖子，说的是公正与腐败，剑指二重领导，特别是中层干部。

腐败是一个敏感的词，不仅令人鄙夷憎恶，而且涉及违法犯罪，没有确凿证据，是不敢乱说乱指的。但正如这位职工所言，作为一名普通员工，又有什么条件，到哪里去获取证据呢?何况，腐败是见不得人的勾当，具有隐蔽性，即便花功夫未必可获得真相。因此，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只要不直接伤害到自己切身利益，而且伤得很深，忍无可忍，一般人是不愿去管那些闲事，冒那个风险的，何必自找麻烦，招灾惹祸。舆情中的种种说法，就权当是一种声音。立存此照吧，让人听见警醒，出一点冷汗;也让贪腐者明白，群众对腐败有多恨。

这次职代会，再次讨论企业减员分流政策。

一共有五个文件，分别涉及继续留厂职工、离厂离职职工和提前离岗待退职工等，可以说，几乎关系到每一个二重家庭。在此之前的4月21日，职代会就已讨论过一次，并在企业内网公开征求意见，差距与分歧就已显现。

大家发现，有时，实事求是就是个最大难题。

在“二重实际”中，本身就包含了企业实际和职工实际。按照企业实际，一要合法，二要可能。二重已连续亏损那么多年，血早已流尽，即便决策者有那个心，自身根本就没有能力支付庞大的重组成本，一切都得依赖国家和国机。任洪斌倒是很开明，多次明确表示：凡涉及职工利益的，在政策范围内，一律就高不就低。他们甚至从旧文件堆里，寻找对职工有利的依据，可谓苦心孤诣。

职工实际，当然就要复杂得多，具体得多了。

这是职工打出的标语：“360元，怎么生活，我要吃饭。”它指向的问题，就是按照现行裁员办法，部分职工面临的实际;每位职工的背后都可能是一家人。这个问题并不能简单判断。它既包括了职工收入较低，企业在困难中艰行多年，职工生活已被拖得精疲力竭的实际，也有职工对政策的误读。按企业制定的政策，职工生活费在扣除“三险一金”后，到手的收入不能低于法定的最低生活保障标准，而德阳市2014年的最低生活保障标准为360元。而二重政策计算下来并不止这个数，只是考虑职工后期社保缴费最低基数可能发生变化，为了留有余地，保护职工社保的最后防线，企业按最低生活保障标准操作。

更主要的是不平衡，不患贫而患不公可是中国的传统。

职工们发现，企业这次出台的减员政策，与上年实施的有明显出入。以职工提前退养为例。上年的扣掉“五险一金”后，职工每月还可拿2200元左右。“5·11”之前制订的减员方案，规定每月领取生活费不低于1100元，同口径减半。“5·11”之后调整出台的政策，虽然也只有1200元/月，但每年还增长8%。因这些职工普遍较年轻，很多人可能领取10年，最终成本比原退养的还高。

应该说，对职工提出的问题，凡是政策上过得去的，企业大都已采纳;不行的，也作了解释。问题是，“5·11”前实施的提前退养办法，与之后实行的离岗休养办法，政策依据和人员范围均不同。前者依据的是《国有企业富余职工安置规定》(国务院111号令);而后者参照的是四川省养老金计算办法;提前10年离岗退养更没有相关政策支持，完全是在特殊背景下给落聘职工的照顾。

实际上，无论前面的五个文件，还是后面的两个文件，出发点都是利用政策空间，鼓励符合条件的职工提前离岗退养，优化人力资源结构，实现减员增效。按照市场原则，这完全是企业经营自主权范围。可在国企，在二重，这就成了一个问题。职工才不管你那些政策、道理、照顾，只看简单的比较和差距。

差距就会影响心理平衡，积累成矛盾。

第五节 一网情怒

矛盾在悄悄生长，事态一触即发。

山雨欲来风满楼。从各个渠道，特别是受命潜入*ST二重吧里掌握职工思想动向的二重人员提供的信息表明，职工们愤怒了，对立情绪正在迅速聚集，一场大规模的集体维权，正在地下暗暗酝酿。至于维权的方式，则各说不一。有的说到德阳市政府，有的说上街，有的说堵路，有的说就在厂内。

这次的“5·11”，网络成了重要的组织媒介。

二重领导紧张了。稳定压倒一切，尤其是央企。这不是惹麻烦、摆摊子吗?那么久的崇高，那么多的辉煌，二重怎么输得起?国机领导也緊张了。那么多年来，国机也遇到过困难，可再困难也没有出现过群体事件。虽然全世界都知道，二重的问题是过去长期积累的，重组正在艰难进行中，解决有个过程，但毕竟二重已并入国机。如果职工闹起来了，影响与损害的不只是二重，当然也含国机。维稳，不仅是企业问题，还是严重的社会问题，是一种政治责任。

闻风而动，制订预案，研究对策。

按照任洪斌的指示，正在北京的孙德润火速赶回二重处理事态。在成都开会的德阳市委书记李向志，也立即请了假赶回德阳。企业与地方政府主要领导挂帅，连续召集了多次专题会议研究，预测各种可能，深入细致的应急预案很快制订出来。5月10日晚上，孙德润甚至没有回家，在办公室坚守了个通宵。最理想的结果，当然是把这次群体危机化解在萌芽之时，不要酿成重大群体事件。

然而，精心制订的预案，很快被打乱。

对重点对象上门做工作，人家根本就不承认参与了职工聚集的策划，甚至说压根兒就不知道这件事。预计群访的职工有一、二百人，到厂后由工作人员引进会议室，领导与职工对话沟通，回答大家提出的问题，政策范围内能解决的尽量解决。然而，“5·11”一早，一下涌来两千多人，而且根本招呼不住……

不是方案不细，工作无力，也不仅仅是职工表面反映的那些问题。几十年的积淀，近十年的压抑，巨大而复杂的利益关系块垒，又怎可轻易释解。当职工个人的情绪被某种氛围激活，驱使，便有更复杂的利益关系介入，推波助澜。你根本弄不清楚谁是背后的策划组织者，更不知道他们的真正目的。

职工们的组织动员，是通过网络进行的。除了公开的*ST二重吧，还有私密的微信、短信、隐密电话，甚至串门口信。老祖宗说，工人阶级是最具有组织性纪律性和团结性的。老祖宗的话，在二重得到再次验证。不同于工业革命初期的是，现代信息通讯技术，为这支强大力量的聚集增添了力量、翅膀和隐秘。

传统的思维和工作方式，已显得如此不合时宜。

——今天是个耻辱的日子。

二重在过去的发展，凡是载入史册的日子，都是光荣的，伟大的，自豪的。可今天，2015年5月11日，却注定是个可悲的，耻辱的日子。身为共和国“长子”“脊梁”的耻辱，国家的耻辱，二重人的耻辱，写在今天!

我至今没闹明白，为什么会导致这样的结果·责任人在哪里·我作为一个普通职工，兢兢业业，把活干超了4道(这个很正常，大家都懂)，你要我担责。尼玛，你几百个亿都给祸祸了，也没见谁来担责!这是什么道理?家里祖孙三代人，从东北过来建设，生家性命全部都贡献给了二重，可到如今，到如今……(我太激动了，写不下去了，擦把泪，喝口酒，让情绪平静平静，可他妈的都是苦酒!)。小时候，天天晚上听到2号车间锻锤咣噹咣噹的响，还曾嫌吵。问俺爹，俺娘，才知道，“锻锤一响，黄金万两”啊。可现在呢?2号车的锻锤都锈死了，白天也很少咣噹了·身为二重的第三代，我觉得耻辱啊!看看厂门口的鼎红，以前下班，卖卤菜那里，人山人海，现在再看，悲哀!

今天，注定了是我的不眠之夜。为的不是明天的诉求，而是感慨父辈们几十年的努力，都他妈的，白瞎了!!!!!!

这个帖子发表于5月10日深夜。从字里行间看得出，这位来自北方的第三代二重员工，正准备参加第二天的聚集。他的心里充满矛盾、痛苦与纠结。一个难眠之夜，他在以酒消愁，并以发帖的方式，表达自己的爱恨交织。

几乎同时出现的，是组织者的动员帖。

——拯救二重，职工发出愤怒的呐喊。

各位工友，各位同仁，各位离退休老干部、老职工以及社会各界人士：

今天，我们在这里举行和平集会的目的，是为了保卫我们神圣的家园——中国二重!

中国二重，多么熟悉、多么响亮的名字，它曾经让无数二重人为之骄傲和自豪!几代人，数万辛勤耕耘的劳动者，在老一辈厂领导的带领下，曾经创造出无数的辉煌。他们为二重献了青春献终身，献了终身献子孙。他们为中国的装备制造业，为整个中国的工业发展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但是，在我们迎接二重建厂50周年过后的短短几年里，二重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不是变好，而是病入膏肓，到了生死存亡的危急时刻。我们今天来到这里，也是为了看它最后一眼。因为，我们其中有很多同仁，将会永远地离开二重了。不是退休和调离，而是被残忍地裁员。数千职工即将失业，无数个家庭将面临生存危机!二重作为中央直属企业，共和国的“长子”，享受着国家许多的优惠政策及资金扶持，理应为国家做出更大贡献，可是……

我们不禁要问，二重为什么会陷入如此绝境?

上百亿的贷款无力偿还，职工人均亏损上百万元，多么触目惊心!是谁造成了二重巨额的亏损，是谁造成天量国有资产的流失?难道不是经营管理不善，决策错误吗，难道是职工的责任?为了确保重点项目的顺利出产，职工们任劳任怨，兢兢业业，放弃了无数个节假日。他们是二重最可敬可爱的人!但是，他们却要承担管理层决策失误带来的恶果，将被无情地裁员，失去生活来源。

保卫二重，保卫我们的家园!

到了第二天，5月11日，与职工大规模聚集相呼应，网络上的相关帖子，已是铺天盖地。除了动员，揭露，愤慨，还有现场直播。

——分配政策的最高境界，就是让人搞不懂。

不管是什么分配方案，最关键的目的，就是要从根本上调动职工积极性，把任务完成得更好。可二重却恰恰相反。二重这些年最大的问题，就是分配不公;很多职工最痛恨的，就是同工不同酬。

过分强调拉开差距，却不仅没有调动，反而挫伤了职工积极性。这里面的猫腻太多。有了这个幌子，领导可以定出五花八门的考核制度，让职工理不清、看不明、弄不懂，互相之间猜疑和勾心斗角。似乎分配制度的最高境界，就是让下面的人云里雾里，一本糊涂账;而从车间到小组，凡是有权的人层层吃钱。结果就是职工和普通干部怨声载道，干活不认真，质量无保障。

舆情在不断升温。

在二重吧里有个人，当是二重职工，ID名叫“嗯无名小卒啊”，网络认证为“铁杆会员”。他给自己的ID题头配图是一只硕鼠，两眼直直，两腮圆圆，肥硕可憨，贪婪狡黠，紧紧抱住一只啃噬残缺的玉米棒子。帖子标题为《伤不起的二重职工》，从内容看可能是技术人员。寥寥数语，却包含了复杂感情：

二重应改名叫重儿。只注重搞形式主义，视职工技术人员为弃儿，视重大决策为儿戏。被伤害惯了，我们已经麻木，但还是再伤不起，因为企业伤不起了。这个企业的技术职工，永远没有明天，进了这个厂，就像被带上手铐，是很难摘掉的。改，改死了算个球。就像中国足球特能输，二重是特能亏。

一网情怒，助推了二重职工压抑的火。

化解矛盾的计划失败。火山还是爆发了，那么猛烈。

第六节 两股暗流

二重职工的聚集，触动了这个社会最敏感的神经：稳定。

期盼，害怕，焦急。

這注定是二重的又一个不眠之夜。

第二天，5月12日，二重职工早早就起床，不到 8点，就有人陆续到二号楼前聚集。与第一天的高调彰显诉求不同，这天的主题是等待，等待企业领导对职工提出问题的答复。而僵持的插曲，则缘于他们发现自己“上当”。

按照劳资双方头天的约定，答复时间定在这天下午6时，地点仍在二号楼会议室。还没到上班时间，现场的音乐便已经响起。仍是那几首歌，轮番播放，一遍又一遍，起到召唤聚集的作用，似乎大于这些红色经典的意义。

见职工来得差不多了，职工代表再次传达头天与企业领导对话的情况，核心是今天企业领导对职工提出问题的回答。连组织者也没想到，答复的内容还不清楚，职工们对答复形式已产生严重分歧。一些人对职工代表的对话产生质疑：是不是真实全面反映了自己的诉求，为什么企业领导不能直接与广大职工见面，少数几个职工代表能代表大家吗?有人更是当场质问，你们不要太没眼界了，光盯住那些鸡毛蒜皮的问题。知不知道，问责与反腐，才是解决问题的根本。派出几个代表去与企业领导对话，这种方式本身就有问题。因为职工代表也是职工，平时服从惯了，领导动不动就这样罚，那样罚的，职工连腰都直不起，在领导面前哪敢大声说话。更不说理直气壮直言，大胆反映职工诉求了。

不行，不行，我们上当了。

这是大家纷纷攘攘，一番激烈争论后的发现。旧的矛盾还没有解决，新的职工意见很快形成：不能由少数几个职工代表，单独去二号楼会议室接受企业领导答复，应当由企业领导到二号楼前，直接面对广大职工公开答复，哪有企业领导怕见职工的道理。再说，许多职工还有意见要反映哩，谁能代表谁。

意见很快反馈到二号楼会议室。仿佛一种电脑病毒的传染，争议的漩涡，由二号楼外，一下转移到了二号楼内，并很快出现两种对立的意见。

一是主张坚持原则。所谓原则，就是答复形式。在二号楼会议室接受答复，是双方已达成的共识，坚决不可改变，不能让步。特别是在目前这种劳资对立，矛盾尖锐，情况复杂的背景下，定了又变，太迁就职工，必然助长“闹而优则进”、“闹而优则利”的思想，进而导致职工得寸进尺，不断抬高诉求价码，使双方差距越来越大，矛盾越来越难解决，甚至可能造成事件失控。

二是主张让步。认为答复的地点和方式，都是形式，关键还是要看内容。只要在内容上把好关，不违背国家法律、政策，让职工理解，就无所谓。如果在答复形式上与职工过分纠缠，难免舍本逐末，助长对立情绪，激化矛盾，让别有用心者利用。在当前矛盾尖锐，维稳为重的情况下，于解决问题并不利。

对，别有用心。

这里出现了一个很敏感的词，带有很浓的阴谋论色彩。在中国，自从废弃“以阶级斗争为纲”后，在这样的正式场合，这样的词，已经好多年不见了。它的出现，当然不是说阶级斗争在二重重现。而是指政治、经济利益纷争和人与人之间的矛盾交织而复杂。任何群体事件背后，都可能存在别有用心的人和事情。

从这两天职工聚集及网上舆情看，整个事件不仅有严密的组织操控者，而且，从具体利益诉求与矛头指向看，又明显有两股“暗流”在涌动：一股以政治利益诉求为主，祭出的公开旗帜是反腐问责，主要矛头指向人;一股是以职工自身经济利益诉求为主的，祭出的公开旗帜是争利维权，主要矛头指向事。

反腐显然是正确的，是一种普世公义。二重究竟有没有?显然是一个复杂的问题。要说没有，职工反应又那么强烈;要说有，又在哪里、谁在腐、怎么腐?不能仅凭口说，得有证据。巡视组那么多次巡视，还有审计，好像也没有发现什么腐败的真凭实据，更不说普通职工。问题是，反腐的背后可能很复杂。一种是真反腐。前提是真正有腐存在，应该反，值得反，必须反，反，是为了维护公义。一种是假反腐，真反人，实质是所谓“政治斗争”。主要应在领导层，为了把自己的政敌弄下去，他们祭起了最公义、最得人心、最具号召力的反腐利器，假群众聚集之力，发起最疯狂的冲击，欲一剑封喉，置对手于死地。

说实话，对所谓“政治斗争”说，我并不以为然。人之相处，矛盾难免，重在调适，何必要“煮豆燃豆萁”;而对玩弄权术者，笔者则向来不齿。带着质疑与狐疑，我私下请教了一位二重朋友。这位朋友长期在这里担任领导职务，不大不小，对二重政情官情是很了解的。可其回答却不置可否，很有意思。

朋友说，这事很难说。如果有，也应该不会在普通职工中。但在长期相处中，俺确实没有发现哪个领导之间有什么势不两立的矛盾。不过事情也是变化的，在这次重组中，原来二重担任各级各类领导职务的，有的升了，有的降了，有的免了，有的调了，有的离了，有的退了。这就难免要牵动许多人的切身利益，要完全没有想法，似乎也不现实。有了想法，心里就可能失去平衡，干出一些你意想不到的事。报复也好，发泄也罢，或者说惟恐天下不乱也好。每个人的交往圈子和视野都很有限。我没有发现，不等于不存在，也不代表有或者没有。

朋友又把他的分析，引向二重领导班子。

大家都知道，在这次重组中二重班子调整非常大。被裁减掉的领导大都表现出顾全大局，服从安排，高风亮节。但这毕竟这事关系到他们的切身利益。即便留任的，实际上也是明留暗降。这些被裁减或者降职的同志，心里是怎么想的，有没有不满不舒服，谁知道。如果有，会不会趁机使怪，也很难说了。

朋友的分析，把我引入到一个更加高深莫测的局。最后，朋友还故作深沉地说，鱼游远了，才知道水有多深。政治太复杂了，我懂什么，还幼稚得很。

这样的分析，说了等于没说。但这确实就是二重当时的政治生态。如果我还要穷根究底，也许朋友最后那话说的正是我：懂什么，还幼稚。凯利·凯文在《失控》中就告诫人们，要用生物学，而不是机械学的角度看待这个世界。

这是一个网上帖子，从口气看当是二重职工。没有具体的问题指向，只是表达一种心情，期望，怨艾，感叹，不知可否归结为一种情绪化憧憬。

习总上台后反腐，让我们看到了希望。可反腐什么时候才能反到中央企业，反到我们二重呢。俺爱做梦，看了《乾隆皇帝下江南》，一路惩治那些贪官污吏，很是痛快。俺就在梦想，要是哪一天习总心情好了，微服到二重私访，会惊讶地发现，原来世界最深的水，不在马里亚纳海沟，而在二重。

当然是笑话。有什么办法呢，俺小工人一个，只能凭借想象和笑话排解郁闷，说来真憋气。堂堂中央直属的二重，就这样走到了终点，可惜。除了可惜，还有失落。过去我曾经还对二重抱有希望，相信你会再次辉煌起来。

结果，我似乎错了……

开始，坚持不迁就者明显占了上峰。

特别是二重原来的领导，长期以来，他们都非常注重执行力，习惯了令行禁止，不讲任何借口，对职工从严管理，而不是娇惯。遵循的是行为科学原则，即第三代企业管理理论。职工的行为，只有在规范有效的制度下加以约束，才能适应机器大工业的需要。纵容个体行为，无疑会损害共同的社会或团体秩序。

于是，僵持出现了。

大家都铆着一股劲。僵持的时间愈久，铆的劲愈大，退路愈小。随着原订答复时间的逼近，这种铆的劲，正演变成暗暗复燃的对立。似乎大家都没有退路了。坚持，看谁捱得住。撤退，不仅意味着认输，而且意味着下一步的被动。

这时，网上出现了一个视屏，动漫加现代科技，颇为煽情。

开始是雄壮激越的《国际歌》乐曲，熊熊燃烧的火焰，营造出强烈的激奋氛围。然后是醒目的主题字幕：问责维权，严惩贪官。字幕由远及近，由小及大，隆重推出，给人巨大的视觉冲击。紧接着，是向上滚动的主题内容字幕，就是二重二号楼聚集现场，那个先被高高竖起，后被固定在左廊柱上的大字报。内容大同小异，问责、维权、惩贪。最后，是“5·11”的现场照片，愤怒的人群，高举的拳头，醒目的横标，含泪的职工，无奈的领导。

乐曲在响彻，烈火在燃烧，僵持在继续……

第七节 发现一个可疑的人

国机二重领导心中，同样燃烧着一团火，焦急的火。

突发群体事件的处理，是一个难题。在二重，这种难除了通常所说的发生背景和利益诉求复杂、政治敏感性强外，还有关注度高，影响很大。加上现代高度发达的通信条件，谁要完全封锁消息都是徒劳。身处白俄罗斯的任洪斌身不由己。因此，在国机党委常委会上，大家几乎一致想到刘敬桢。他刚恢复补充进国机班子任副总，曾长期在原机械工业部第一装备司工作，过去就与二重有工作关联，对二重有一定的了解和感情;特别是过去处置这类事情，很有经验。正被中组部安排去大连培训的刘敬桢，立即请了假，改签机票，星夜兼程，带领苏维柯、余小元赶赴二重。一路上，下午党委常委上的那些资料，不断地在他脑海里闪现：二重职工大规模聚集的现场照片、网络上铺天盖地的消息、耸人听闻的大字报、呼吁书，四川省政府的特报、新华社内参、国务院领导批示……

刘敬桢的肩头，有一种沉甸甸的感觉。

当晚，刘祖晴、黎晓煜等把情况作了汇报。第二天早上七点前，刘敬桢就进厂召开二重班子会，传达任洪斌指示，研究对策，形成对职工答复的初步意见。随后，他就带上余小元，潜入聚集的职工中。二号楼前已聚集了四、五百人，他利用二重职工对他的不熟悉，混迹其中，并没有被人发现。

刘敬桢的一系列“反常”行为，很快进入了网上的现场照片。孙德润赶紧打来电话，敬桢啊，这样可不行，太不安全了。刘敬桢回答没关系，必须掌握现场真实情况。孙德润没法，只好派了两位便衣保安跟在他的后面。

各种信息渠道反应的聚集人数相差很大，有说三千多，有说两千多，有的海外媒体甚至说五千多。刘敬桢现场目测，应该是一千多，可一汇报，挨了国资委领导的批评。这也难怪，明明那么多渠道的信息，都不止这个数，难免有掩盖真相之嫌。如果信息不准确，是会误导决策的。顯然，不能凭目测。为了搞清真相，刘敬桢从自己分管的德阳境内中国机械工业建设工程有限公司(中国建设)抽来20人，由董秘王刚带队，网格状分布在聚集人群中，分片默数，一小时一次。默数的结果，与他的估计基本一致。信息反馈上去，国资委领导表扬说，你们的工作做得很细，我们放心了。

这时，敏锐的公安在监控中发现了一个可疑的人。

监控单位为德阳市政府应急指挥中心，设在市公安局。他们在监控中发现，一位穿方挌衬衣、头发花白的人，许多举动值得怀疑：他不时地在人群中窜动，观察，探听，用手机偷偷拍照，收集职工请愿书，跟在游行队伍后面。监控指着画面上的那个人，严肃地问二重驻指挥中心的王志伟：这人是谁?王志伟仔细看了看，摇头回答：不认识。这更加引起了监控的注意。他们的任务，就是发现非正常诉求的可疑人员。监控早已掌握，二重职工聚集群体事件发生后，美联社、英国BBC、非法工运组织、广东的民运人士、本地一些改制企业中带头闹事的活跃分子和社会闲杂人员，都纷纷粉墨登场，来到德阳，在背后推波助澜。

公安监控，紧紧盯住现场那个穿方挌衬衣、头发有点花白的人……

当后来大家得知，那是国机派来处置事件的领导刘敬桢，在感到惊讶的同时，无不表现出由衷的赞叹与敬意——对刘敬桢，对国机人。王志伟确实“不认识”现场的刘敬桢。他们不仅过去没有工作交集，刘敬桢这次到二重后，大家也只是在当天早上的碰头会上匆匆见了个面;而监控画面，又是非正常拍摄。

不要怪公安监控的过分敏感，也不是危言耸听，根据许多地方恶性群体事件演变的教训，这样的事件处置不好，很可能就陷入一个恶性怪圈：厂内聚集——上街游行——各种外部势力介入——事件复杂失控——大规模打砸抢烧。因此，面对这样的群体事件，当地党委和政府往往高度重视，甚至显得非常敏感和紧张。德阳市政法委领导已做好向省里请求增授几千警力的准备。

经过一天多的看信息、听汇报、近职工，刘敬桢心中有了数。

决策的自信，基于对情况的深入了解和对问题的吃透。刘敬桢的目标是，尽量把职工劝慰在厂内，协调解决，不要上街，逐渐化解矛盾。当然，对于事件的演进，他心里也没有完全把握。他还作了另一手准备，混乱纷争中一旦出现“擦枪走火”，发生肢体冲突、打架斗殴等可能导致事态恶化的情形，必须请求公安介入，果断处置。他向德阳市委书记李向志作了汇报，得到明确答复。

一切准备就绪，刘敬桢成竹在胸，开始实施处置方案。

在5月12日下午对话前，他主持的二重领导班子会形成决定：第一，对职工们提出的关键问题和诉求，必须明确回答。第二，回答要形成书面文字，不要发生口误。第三、按照德阳市委要求，二重领导必须与职工直接对话。

纠缠了半天的对话形式，迎刃而解。

班子会后，孙德润、苏维柯牵头，准备与二号楼前职工对话的事;刘敬桢带上余小元，继续扎进了聚集的职工中。这一次，他发现了一个重要线索：现场可能混进了一些社会闲杂人员。这从他们的言谈举止可以大致判定。

在早上开会时，他就提出过厂门管理的问题，但二重有人反对。理由是：厂区太大，职工分散在各分厂车间，进出不方便，过去几任厂长想管都半途而废;再说，全厂一万多人，光设计制做出入证，至少也要半个月哩。

刘敬桢一听，觉得不可思议：工厂大门放敞，不成了集市;几任厂领导，一个大门管不下去?可自己毕竟初来乍到，情况不完全了解，没再坚持。

经过深入了解，他拿定了主意。这不是一个厂门的问题，直接涉及到对这次事件的管控。于是，在当晚的二重领导班子会上，刘敬桢没有再“研究研究”，也没有漫无边际的讨论，除了系统阐述了自己对这起事件背景、原因、处置等的观点外，对一些原则问题，他代表国机斩钉截铁地宣布自己的决定。

谈到企业大门管控，刘敬桢似乎有点激动。

他说，大门必须实行管控。平时，关系到企业管理和秩序;此时，则关系到整个事件的有效处置。不是半个月，也不是几天，今天晚上就要把出入证发到每个职工手上，明天上班就必须凭证出入。先由集团统一个样式，交由各分厂制作分发，盖上分厂的章。我要看看，进厂聚集的哪个分厂的职工最多。我毫不客气地说，有的分厂领导的家属、子女、亲友就在参与闹事，或者暗中支持。为此，我代表国机决定：参与职工聚集最多的分厂领导就地免职。这事不讨论，也没有讨论的余地。非常时期，非常之事，非常之举，希望大家能够理解。

对于出现极端状况的处置，他在会上没有说，也不便说，作为预案装在心里，只有他和孙德润知道，并与德阳市委主要领导作了认真沟通，周密衔接。

刘敬桢的果敢，不仅一下镇住了“堂子”，也使事件处置顿然有了清晰的原则和头绪：以管门入手，堵源截流，分块抓，头头抓，抓头头。

后来的事实证明，这样的果敢是正确的。事件很快平息。熟悉二重情况的孙德润深有感慨地说，国机派刘敬桢来处置这事，是最正确的决定。

二重“5·11”事件，惊动了世界，也触动了各级领导的神经。

四川省省长的电话打来了，打到了白俄罗斯。

这位在几个月前还对二重的事“不想介入”、“不好表态”，甚至连任洪斌带着几位银行行长上门，也以“救灾”为由，婉拒于门外的四川省省长，此刻却再也无法置身事外了。不仅满世界寻找任洪斌，从国内找到国外，而且显得迫不及待。可任洪斌这时也真是正有急事：迎接中白两国元首的视察。

这是一个落实国家“一带一路”战略的标志性项目——中白工业园，由国机具体投资建设。又一项重要的国家任务。当地时间5月12日10时，正在白俄罗斯访问的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在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陪同下到项目现场。不仅要视察项目建设，见证合作，还要听取汇报。有关方面要求，汇报时间限定为15分钟。要在这么短的时间内，把项目背景概况意义请求说得清楚明白，不能不说是个考验。任洪斌正煞费苦心，亲自操刀，整个身和心正撲在项目里。

二重的事任洪斌已作安排，心中有数。四川省政府工作人员打来电话时，他随口而出，我正忙哩，能不能稍缓一下，你们的甘霖副省长也在白俄罗斯现场，了解这边目前的状况，实在没法。可没过几分钟，省政府工作人员又打来电话说，此事很急，省长一定要与他通电话。任洪斌只得抽身，给该省长打去电话。该省长一开口就焦急万分地说，任董啊对不起呀，二重的事你一定要高度重视，麻烦亲自过问一下。任洪斌回答，请省长放心，我已派出得力的领导到了现场。

得力的领导，就是刘敬桢。

刘敬桢头天到二重，在吃透情况，理清思路，果断决策，化解矛盾后，当晚就以短信的形式，向任洪斌作了汇报：“任董，向你报告，对话效果很好。局势已平稳下来，人员已经疏散。集访职工明天派6名代表与公司谈判，可进入正常对话轨道。各项工作都按预案正常进行，不会出大的问题，您放心。”

一向关心关注二重重组，并给了大力支持的德阳市委书记李向志，接二连三的电话，则表现出了地方党委政府的关心担心与矛盾心理。他先是叮嘱任洪斌千万要引起重视，要高度重视啊。过了会儿，又打来电话，欲言又止。任董啊，这个问题……哎这个……任洪斌问，书记的意思是?李向志回答，哈呀，也不好说啊。职工安置标准低了，恐怕搁不平;高了，以后地方企业攀比，我们地方上又受不了。总之，群体事情无小事，只要高度重视，处理好就行了啊。

任洪斌的思绪被打乱了，他感到了巨大的压力。

问题与电话，还在一步步升级。这次是国资委党委主要领导打来的。该领导上任以来，还没有就二重的事，这样直接给任洪斌打过电话。他支持国机二重重组，也相信任洪斌能把这件事做好。可这次是不得不打了，因为国务院领导有批示。原来，二重这样的群体集访，属于重大社情，按照有关规定，地方政府必须及时上报。对于此事，四川省政府每天都要向国务院特报。

任洪斌简单汇报了事情处置情况，特别是刘敬桢到现场后的情况，并表示，自己第二天回国后，再进一步研究处置，请国资委领导放心。

国资委党委主要领导回答好的，语气仍然充满信任。

可放下电话，任洪斌再不能平静了。心早已飞往德阳，粘在二重。对事态的种种评估、预测、研判，与隐隐的愧疚、自责、不安、难过交织在一起。尽管重组二重的困难程度人所共知;每一项解困振兴举措，都涉及到二重几代人、几万人的切身利益，不可能满足每个人的诉求，也是客观事实。发生矛盾冲突在所难免，甚至对发生较大规模的冲突，在制订重组方案时大家也曾有所估计，并制定了相应的预案。可尽管有一千条、一万条理由，发生这样的事，也是不应该的;而自己还不能在现场处置，反而让组织和领导操心，怎能心安理得……

第二天，任洪斌从白俄罗斯回国后，从机场直奔国机会议室。

班子成员早已等候在这里，在听取二重事件情况汇报后，他对刘敬桢为首的现场处置给予了充分肯定，并按国资委党委主要领导的要求提出了意见。

事件处置，按既定思路推进……

第八节 现场哀乐

时光倒流，回到中午的现场，回到二号楼前。

燃烧的烈火，融化不了坚硬的僵持。似乎坚持越久，越坚定，越没有回旋余地。形式已超越内容，成为核心，仿佛赢得此役，就可赢得全局。

按照安排，企业广播重复播放着通知：请二号楼前的职工，按约定派出代表，于当天下午三点，到二号楼会议大厅，孙德润董事长将在那里等候，答复大家提出的问题。声情并茂，言词恳切，不断地，从上午播放到下午。仿佛只要跨进二号楼的门，职工们提出的问题，便可立马迎刃而解。可就是没有人理会。

二号楼前，聚集的职工或站或坐，或抱团议论，或登台拿过话筒发表几句激昂感言。然后就是乐曲，反复播放的那几首红色经典。在过去的岁月里，在那个特殊的年代，这些乐曲曾让多少人热血沸腾，或奔赴前線，或慷慨就义，或弃笔从戎，重塑人生。可此刻，听起来却让人感到有点别扭。

突然，哀乐阵阵，令人不寒而栗。

这不是梦呓，而是突然的逆袭。防不胜防，手足无措，或悲催，或狞笑，或尴尬。二号楼前的乐曲，突然来了个惊人的切换，由红色经典，切换成了送葬的哀乐。显然，就是现场聚集的职工，也没有这个思想准备。他们一个个怔怔的，脸上溢出复杂的表情，秽气，好奇，惊讶。是啊，再多大的委屈，再有多少诉求，也不该播放这样的曲子，于企业，于个人，有什么好处。可就是播了，那一阵又一阵的揪心悲鸣，冲击着大家的耳膜，让人心里有一种说不出的滋味，甚至隐隐的怯惧。刘敬桢说，我不怕，听惯了，经常送老革命去八宝山。可其他人受不了，心里发怵。愤怒了，有职工，也有二重的领导们，二号楼会议室的和一号楼办公室的。有人声嘶力竭，过分，太过分了。又怕出面去强行制止引发冲突，让事件升级。就在前两天，黑龙江庆安火车站民警李乐斌击毙人，副县长董国生反应快最早跑去慰问。结果惹火烧身，李乐斌没栽董国生倒先栽了。

哀乐阵阵，催人心紧……

一号楼办公室，终于有人忍无可忍了，气急败坏地过来过问。

可播放者不惊不诧，悠然自得，若无其事。来者发怒了，你们这样做，是不是太过分了?播放者面带微笑，笑中含冷，不愠不火地来了个冷不防的诘问：什么过分?你知道今天是什么日子吗，你知道此时是什么时刻吗?

来者一下怔住了。心里在嘀咕：什么日子?

见来者窘态，播放者狡黠地冷笑道：我知道你们忘了。你们当官的，心里只装着自己，哪有百姓啊。好，那我来告诉你，今天是“5·12”，刚才正好是下午2：28分。知道了吧。难道我们纪念汶川地震蒙难同胞，也错了?放心吧，用不着制止，简单的纪念后，我们会换曲子，继续找你们解决问题的。

傻眼了，真的傻眼了，根本没想到职工来这一手。

大家都心知肚明，这不仅仅是个插曲，也不是所谓纪念。连来者也不得不叹服，幕后的组织用心良苦，设计精心，来了个成功的情绪宣泄。

僵持继续，时间步步逼近。

企业广播里的通知，与二号楼前的红色经典，相互交织，构成僵持的特殊伴奏。现场乱糟糟的，职工们的观望与议论，都在升温：坚决不能进去，昨天就上当了。谁也不能代表谁，进去了当面不好说，会让他们分化瓦解，把职工与企业的对立，转化成职工与职工的对立。就是要让他们出来，面对广大职工，把问题说清楚。企业弄成这样，看究竟谁怕谁，谁更着急，谁拖得起。

在嘈杂交织的声音中，时间一分一分地过去。

三点，四点，五点，快到六点的时候，乐曲嘎然而止。二号楼门口的通道上，突然响起热烈的欢呼声和掌声。职工召集人拿起话筒，激动地招呼大家雅静，雅静，然后面带喜悦地向大家宣了布企业刚才的决定：公司领导将在今晚7时，到二号楼前，与职工直接见面，回答提出的问题，进一步听取大家意见。

又是一阵欢呼声和掌声，场面愉快又激动。

二重领导层的让步，属迫不得已。不仅是事态所迫，德阳市委书记李向志也明确要求：二重领导要与直接职工对话，不是在会议室，而是要到现场。安全问题请放心，德阳市公安局已有相应安排，会派出便衣警察保护对话领导。

几位职工召集人，开始做迎接领导的准备。

在简单的碰头后，一位召集人对着话筒大声喊：职工们，请注意几个问题：领导到来时，要鼓掌，问题是问题，礼貌是礼貌。领导讲话时，要安静，即使内容不合意，也不要插话，有什么意见，等领导讲完以后再提。提问要有序，一个一个地来，重复的就不要再提了，要节约宝贵的时间。我们的主要问题是什么，是要解决吃饭问题，其它的提多了也没意思，更不要说过激的话……

这时，一位身材魁梧，大腹便便的男子，从二号楼健步出来。坝子上自发地响起一阵掌声。职工召集人转身一看，连忙笑笑说不是不是。大家一阵哄笑。职工召集人又接着招呼场面：哦，前面的同志往后移点，再移点，然后坐下，留两排位置。站在前面的职工立即退了，坐下了，秩序井然。

目睹这一切，我心里不禁暗暗肃然起敬。没有情绪偏激，没有所谓的得寸进尺，也没有节外生枝，甚至没有提反腐、问责之类的问题。二重职工!

晚上7时正，孙德润准时出现在二号楼前。鼓掌，欢呼，然后安静。一切井然有序。看不出是一场劳资对立的聚会，倒像是一场轻松融洽的派对。

孙德润开始回答，语调宏亮而又恳切。

职工同志们，大家好!我对职工提出的问题做出答复。我的答复是代表集团公司班子讲的，接受大家的监督。如果我说话不兑现，大家可以来找我。我今天叫把集团公司的摄像机搬来，对着我，不对着大家。大家提问不要害怕。

工作人员应声搬来了摄像机，还搬来了大功率音响。

感谢大家的信任。在回答问题之前，我先要向大家道个歉。为什么要道歉呢?因为：一是大家的收入低，生活有困难，这个责任不在职工，是我们管理上的问题，因此要道歉;二是工作不到位，让大家不理解，产生了误解，要道歉;三是管理不善，企业确实出了问题，该道歉。现在，我先向大家躹一躬。

孙德润面对职工，深深地躹了一躬。

现场不断响起掌声。不仅在孙德润躹躬的时候，他的话，也不时被职工的掌声打断。没有刁钻，尖刻，纠缠，辱骂，破坏，没有违法乱纪和杂乱无序。这与笔者曾经处理过的许多国企改制群体性事件比，确实有许多不同之处。

孙德润接着讲。我是受国机派遣，于今年1月16日重返二重的。来的任务，就是要按照国资委和国机制订的总体方案，在明年实现二重的扭亏，让每一个二重职工劳动满足，收入稳定，家庭幸福。如果这个目标不实现，我主动让位。而且，不能拍屁股走人，要接受审计。按照管理体制，追究的主体，是巡视组和审计署。现在，巡视组已经进驻二重，把企业所有的相关资料都带走了，大家要相信组织。他们只要是从中发现有蛛丝马迹，绝不会放过。请大家放心。

现在，我回答大家的具体问题。

会场一片寂静，大家都在期待等待已久的答案。

答案是写好了的，孙德润从衣兜里拿出一张纸，展开念。但刚念了一句，他就愣愣怔怔，念不下去了。他赶紧向职工解释，是因为年龄原因，需要截上老花眼镜。职工报以善意的笑声和掌声，表示理解。现场氛围轻松。

他从衣兜里掏出老光镜，戴上，继续回答。

第一、愿意留在公司，与大家一道扭亏脱困的职工，按正常考核，确保实际拿到手的月工资，不低于1200元。

第二、提前退养的老职工，原来有个政策，对象、范围、标准都不变，继续执行。

第三、提前解除劳动合同的职工，情况较复杂，政策性强，不能简单回答。请这部分同志选出代表，汇总情况，我们一起研究。有一点是可以明确的：凡是政策范围内的，顶格按最好标准解决。

回答完几个带普遍性的问题，他又补充道，还有一些问题，可能大家没提到，下来可以通过正常渠道反映，我们一定认真对待，能解决的一定解决。比如，有人说，二重的活不多，还要把订单拿到外面去。主要是一些中干。请大家提供線索，凡是有违规违纪，损害企业利益的，一经查实的，一律严惩不贷。

掌声，长时间响起。

其实，职工的诉求很单纯，也很简单。包括刚才提到的和现场传发的《二重职工的诉求》上列出的，核心都是生存和去留待遇。比如留下来的在岗职工，他们认为收入不能低于提前退养的，而现在的方案似乎相反。节假日和工休加班，按政策应该是双倍的工资，而在二重并非这样。如果提前退养的工资高于在职的，许多人就希望扩大提前退养范围，降低门槛，比如男50岁，女40岁，或者男30年工龄，女20年工龄，退了还可以干其他事。离开二重的人，希望明确提前解除劳动合同的补偿标准和时限;临聘人员则希望与正式工同样的待遇。还有因身体原因等，不能在企业继续工作的，也希望有妥善合理的政策出口等等。

对这些政策早已明确，经过认真调查研究，深思熟虑的问题，孙德润应对起来显得驾轻就熟，得心应手。但在自由对话中，职工们提的一些带有政治性、敏感性、尖锐性的偏激问题，答复起来就没有那么简单了。

问题的复杂，也许在于“暗流”的介入。职工单纯的利益诉求，一旦与复杂、敏感、艰难的反腐、问责联系在一起，就难免变得有了几分复杂敏感了。

果不其然，第一个自由提问者，就触及敏感的雷区。

是一位中年男子，离我只有几米远。他身穿深蓝色的T恤，站在人群左侧的中央，侧对着孙德润。前面的几排人坐着，他的站立就显得格外突出。孙德润的话音刚落，他就高高地举起了手。他的突出与抢先，自然被点发言。他的提问显得清晰有力，而且涉及的内容，也与普通职工大不相同。

第一、听说二重的有个工段长打职工。这种只有在旧社会才发生的事，竟然发生在二重。请问企业怎么对待，怎么处理?

第二、企业这么困难，公司领导和中层干部年收入多少，请向职工公布一下。让大家看看你们拿多少钱，职工拿多少钱。

第三、我过去在二重时，企业的效益那么好，在国家和市场都很有地位。可近几年来负债100多亿元，支付利息就有1亿多元;累计亏损100多亿元。这是怎样造成的要给大家一个交待，该如何问责也必须明白。

这些问题是尖锐的，也并非全是空穴来风，有的还有许多民间版本，也是许多网帖的内容。无疑，这给孙德润出了一个不大不小的难题。

先还以为男子是二重职工，听了提问，才明白其真实身份：以前曾在二重工作，后来离开了。这应当是该男子敢于直言，当面提出这些尖锐问题的原因。虽不知其离开的原因，但可以看出，人不在二重，他仍牵挂着这里。男子的发言，受到在场职工的热烈追捧，几乎每提一个问题，就是一阵掌声。我身边就有人窃窃议论，你看人家，才击中要害啊，不要尽盯住一些婆婆妈妈的事。

是的，这些都是大事。

严格说，国企就只有老总，而没有老板。真正的老板是国家，即便国家委派的出资人代表，也只是代表，而不是本身。本身是谁，在哪里?可能只有从宪法中去寻找答案。《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一条说：“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

可是在二重，“公仆”竟然打了“主人”。

第九节 还会回来

据说，打人者是一位工段长。

简单判断，这应该只是一个个案，与二重治理文化无关。也许是那位工段长喝了点酒，或者本来就易怒喜冲，脾气暴躁，亦或企业不景，家庭不和，在家与老婆吵了架，窝了一股子火，等等。到车间后事不顺眼，话不投机，为一点小事，就与某位工人干上了。要是在平时可能冷静下来道个歉，拍拍肩膀就过去了。可是这次不一样了，撞在了枪口上，与“5·11”联系在了一起，成为二重复杂矛盾中的一个焦点，具有了政治性质。人群里议论纷纷，有为那位工人抱不平的，也有说那名工段长倒霉的，还有骂领导平时管理不力的。

孙德润取下眼镜，清了清嗓子，斩钉截铁地回答：这显然是错误的。它发生在二重，我感到痛心，说明我们管理上存在的问题。对这件事，调查清楚后，肯定要严肃处理。据知辖区派出所已介入调查，将依法处理。在法律查处结果没有出来前，我们已责成机加二车间，对打人的工段长停职检查。

又是一阵热烈掌声。孙德润继续回答刚才的问题。

对于管理层收入，他说，我们是国企，央企，管理人员的收入，都是严格按照政策规定办的。措施很到位，很有章法，不能乱来，上级要抽查，审计部门要审计。我们也要定期申报，发现问题，会立马查处。请大家相信组织。

身边有人议论，那究竟是多少啊?你们的收入，与职工的360元、800元，或者说提高后的1200元比，究竟有多大差距?只是人声嘈杂，议论者也没有争取到话筒，这些议论被淹没到了员工们声音的海洋里。

在回答第三个问题时，孙德润先做了个更正。他告诉职工，企业现在每年支付的贷款利息，不是1亿多元，而是8亿多元。

也许提问者说的是月利息，但表达含糊本身就是一个被动。

孙德润以略带无奈与惋惜的口气说，李骏聘同志刚从外面跑营销回来。他刚才告诉我，今天接到很多客户的短信和电话，说从网上看到了二重的情况。他们的订货在某某车间，他们很担心，二重的闹事，会不会影响按时交货。说罢，还点名叫来现场的李骏聘，现身说明因职工闹事对订单的影响。

实践证明，这并非杞人之忧。

江苏沙钢集团，是全国最大的民营钢铁企业。该企业投资1.50亿元的3500mm中厚板项目，自2015年3月立项后，二重就积极参与技术方案的论证和投标工作，还协助对方完成了原考虑预留的粗轧机土建任务书设计，与一重和其它几个厂暗中较劲。但在沙钢内部合同审批过程中，风控部门发现二重发生了职工内部集访事件后，对混乱的二重能否按时按质交货存疑。尽管国机赶紧出具了《国机集团关于中国二重3500mm中厚板轧机项目合同履行的承诺函》，但仍未打消对方疑虑，最后以一纸招标说明函婉拒了二重。这一闹，订单黄了。

现场的反映是复杂的，有的哼，也有职工跟着惋惜与叹息。

职工关心的主要问题，似乎有了答案。可职工并不满意，中年男子提出的问题刚回答完，现场又举起了无数的手。显然，这样的场合，问题是没有止境的，再对话三天三夜，也不会有什么结果。孙德润说，大家还有什么问题，下来按正常渠道汇集提交，我们一定认真对待。然后，果断地健步离开了。

最终问题的解决，是劳资双方各让一步。

以“规定”为基调的五个减员政策停止执行，以“自愿”为基调的《中国二重离岗休养实施办法》和《中国二重解除劳动合同实施办法》出台实施。不仅是减员节奏放缓、数量减少，关键是变企业决定为职工选择。在自由选择的空间，难免有一些差强人意，但却少了许多情绪对立。

当然，自愿之下，也难免人才流失。任洪斌当然更痛心，要求高度重视，认真对待。情况汇总上来，他终于松了一口气。

经核实，此前大家推荐的技术管理骨干，离开的仅9.55%。

2015年8月12日上午，他在二重一号楼底楼会议室，召开企业代表座谈会，既听取意见，又框正视听。与会者发言后，任洪斌讲话。

他说，今天到会的，既有老同志，又有年轻人。老同志代表传统和历史，年轻人代表未来。从刚才大家发言情况看，信息还是有不对称。比如有的同志说，技术骨干都走了，留下来的都是“打酱油的”。可事实并非这样。一些骨干选择离开，主要是对现状失去信心。随着二重改革振兴的推进，企业状况的好转，那些离开的员工还会回来的。这样的事，他不止一次经历过，国机重组一拖时就曾出现过。一些员工先坚持要离开，见企业好了，又要求回来。怎么办?要么把已领的补偿金退回来，要么做临时工。企业困难时走，好了又要求回来，不是投机取巧吗?一拖的同志开始不接收。他又做工作，要大家大度點。一拖接收了，还让职工讲出去后的经历和感受，大家很受教育，对企业工作更珍惜了。

参加二重扭亏脱困总结会的晚上，几位徳阳朋友相约在名人酒店喝茶。在座的恰好有一位二重离职的高级技师。顺便问其对选择离开的感受，他沉默片刻，冷冷地回答，当初的选择还是太草率了。然后是长时间的沉默不语……

当然，在企业困难时刻，更需要坚守。

带头复工的，是老师傅肖业刚。

这位下过乡、当过兵、在二重工作30多年的全国劳模，长期的企业一线工作，最了解工人在想什么。作为二重普通劳动者的一员，在刚重组后的国机2014年年会上，任洪斌特邀肖师傅来说几句。肖师傅来了，说得很质朴，也很简单。他说，咱工人没更多想法，只想有活干，把活干好，有工资拿，能养家糊口。这话对任洪斌触动很大。多么好的员工，多么简单而实在的要求。把活干好是工人的事，有活干是企业领导的责任，难道这要求过分吗?

仿佛这两天二重发生的事，从来就与自己无关。“5·11”、“5·12”两天，肖师傅轮休在家。徒弟打来电话问，师傅，大家都邀约着出去了，我们怎么办?肖师傅回答得干脆，怎么办，该休息休息，该上班上班。有什么事好好说，闹能解决问题吗?徒弟回答明白了，师傅说咋办就咋办。到了“5·13”，该上班了，肖师傅一早就打电话给配电班说，给我们重机厂一工段送电!许多人还在酝酿这一天怎么聚集，提什么新要求，对方先还以为听错了，带着疑惑的口吻反问。肖师傅又重复了一遍，言语干脆而果断。对方连说好，好，似乎有几分感动。

很快，网上有了骂人的帖子：在我们大家都在为职工利益而战的时候，有个老师傅，却不与广大职工站在一起，带着他的徒弟在车间干开了。大家要警惕啊，不能让这样的人，来分享我们的胜利果实。

肖师傅知道了，呵呵一笑：说明咱做对了。

2016年1月21日，在北京国机大厦，笔者见到了肖师傅。

笔者问，当时是怎么想的?肖师傅笑答，想干活呗，企业困难时，有活干更不容易啊。有活不干，不是自己糟蹋自己?

稍一停顿，肖师傅又补充道，语速迟缓而有力，流露出一种深深的感情。周老师，你知道吗，我操作的这台5x17m数控龙门铣镗床，是我国1986年第一次引进的高精密度床子。西方国家以前曾封锁我们，好不容易引进，主要承担二重大、精、细产品的加工任务。俺跟随它已整整30年了，就像咱的亲儿子，几天不见，就心头发慌啊。在二重红火的时候，活总是干不完，常常是今天一个捷报，明天收到几个贺电，再累心里也高兴。现在活儿少了，心里反而不踏实……

是啊，30年的感情，怎一个闹能了结?

不说30年的情，就是3年的情，只要真，也是难了结的。

清华大学毕业的青年才俊方鹏飞，是2010年才加盟二重的。在这个许多人也许还是“愤青”的年龄，方鹏飞却显出一种浪漫的智性。作为天之骄子，他一毕业，就面临着无数的橄榄枝，其中，也不乏诱人的单位和薪酬。可他却偏偏选择了地点与收入都并不优异的二重;而且，那选择的理由在许多人看来也许有点天真和浪漫：关系国家安全和国民经济命脉的战略性、基础性企业，我国重型装备制造业的主战场;母校清华鼓励学生学成要“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祖国终将选择那些选择了祖国的人”;还有就是一个农家弟子朴实而忠厚的情感。他说，我出生于皖南山区的一个农村家庭，能够进入清华这样的名校，读完书、读好书，离不开国家和社会的关怀帮助，学成后理应回报国家!

可是，在方鹏飞入职3年后，二重却出现困境。即使少数在这里几代人、工作几十年的老员工，也开始对二重的未来产生怀疑。在身边的许多同龄人选择离开的时候，他也从未产生过离开的念头。没有高谈阔论，也没有什么豪言壮语，方鹏飞坚守的理由也很简单：因为自己始终相信二重肯定会好起来;因为二重在重型装备领域底蕴深厚，国家永远需要;因为大多数二重人是不服输的;因为国机制订的二重扭亏脱困方案路径清晰，切实可行。更重要的是，自己既然选择了，就要不忘初心，忠诚最初的选择，重于坚守，不离不弃。

方鹏飞坦言，最令他感动的是，在二重最艰难的时刻，任洪斌董事长每次来二重，总要抽出时间与青年交心，为员工打气。这更加坚定了青年人将自己的前途与二重命运紧紧绑在一起的信心与决心。

光阴荏苒，5年过去，二重扭亏脱困的目标早已实现，正在改革振兴的道路上阔步前进。该是方鹏飞回望足迹，初步打理选择的时候了。

2018年7月10日，笔者在二重再次见到方鹏飞。

问他此时的感想，他不假思索回答：国机二重重组成功后，已进入打造国内第一、世界一流高端重型装备旗舰平台新阶段，证明了国家当时的联合重组战略是成功的，我的选择坚守也是正确的。我们是幸运的。面向未来，从2020年到2035年再到2050年，“两个一百年”，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在召唤。所以，作为80后的国机重装青年，我们必须思考的一个问题是，如何从上一代手里接过接力棒，如何苦干实干，打造出符合新时代要求的中国重装旗舰?

肖师傅和方鹏飞，一老一少，也许代表了二重人坚守的情怀。

岂止肖师傅和方鹏飞。这是二重吧里的一封信，一位留下来的工友，写给离开工友的。情真意切，字字揪心，去和留，难以排解的纠结都在里头：

亲爱的工友，你们就要离开二重，就要穿着普通的衣服，融入茫茫人海之中，平凡如一颗砂砾。但那砂砾里有经过二重生活的人特有的忠诚、执着、勇敢，以及忍耐铸就的永远不会改变的品质。离开的日子说到就到了，我最担心冰凉的秋风，吹散那日记本的页码，连同那锁进去的二重日子……

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人生本来就聚散无常。我们应该感谢生命的选择，感谢这个共和国的“长子”选择了我们年轻的生命。轰鸣的机器，给了你们钢铁般的意志;严明的纪律，使你们对生活有了许多执著。一段二重史，汇成了一段永远不能被替代的岁月。分手了，珍惜的一切，珍藏在我們的脑海里。永葆二重本色，我相信在新的征程中，你们一定会找到属于自己的亮点。

别了，我的蓝工装;别了，我的老班长……

二重“5·11”事件很快平息了，企业又恢复了往日的平静。聚集的职工甚至没有走出厂门，更没有上街占路。四川省领导也很感慨地说，二重的事大，难处理，结果处理得很好;同时发生在四川邻水，因为修引起的群体事件，也是群众对政策的误解，本来是小事好事，反而弄成了大事件。

虽困难重重，减员目标仍如期实现。

截止2016年12月31日，二重在岗职工人数减少至7610人。除由二重重装代管的万航公司、镇江公司共计734人外，公司实际在岗人数6876人。企业人工成本总额较2013年减少了50270.59万元，降幅达40%。

任洪斌特别嘱咐二重领导，对留下来同舟共济的员工，特别是困难时坚守岗位的员工，年轻的员工，更要善待。他们是二重的希望所在。

人在，怀揣希望，企业就有希望。

第五章 沉没成本

第一节 也许你已成为我的负担

也许你已经成为我的负担

日子有你过起来比较麻烦

……

听台湾歌手陈明真《甜蜜的负担》，是在夏至的深夜。季节轮回，开启的不仅是一个暖热的季节，还有一种希望摆脱乍暖还寒纠缠的心情。

陈明真的演唱是精彩的。婉转，优美，疏朗，快节奏的弦乐，将一种深爱中的痛苦、纠结、幸福，演绎得淋漓尽致。当然，这首歌引起我的兴趣的，并不是歌里表达的缠绵悱恻，爱情纠葛，还有歌词中那种欲说还休的隐喻。它把我引入自己近来一直思考的一个问题：二重的巨额债务负担，该怎么了结?

负担，日子，麻烦。

减债，与减员一样，自国机启动二重重组工作那天起，就是一个令人十分头痛的问题。它像幽灵般闪闪忽忽，无法回避，又难以摆脱。重组工作的每一个投足举手，都受其羁绊，许多时候，正常的前行，也不得不因之绕道拐弯。

麻烦的制造者，是一组要命的数字和它背后隐藏的企业生命逻辑——负债，或者叫资产负债率，总资产与总负债之比，反映企业前行的负重状况。

长期工作在工业主管部门，经常进行林林总总的企业考核、经营分析，脑子里早已形成了一些判断企业资产好与差、优与劣、鲜活与僵死的概念。比如，一个企业的负债水平，究竟怎样才合理?从理论上讲，当然是越低越好，但企业要获得更快更好发展，又必须借助于金融杠杆的力量，放大资本效能。

杠杆是把双刃剑，趋利避害，关键是度的把握。

度在哪里，怎么把握?这涉及到在宏观经济管理。所谓标准，不过是经验的积累。人们把企业负债与效益进行加权平均，得出一条黄金切割线;再以此为参照，对企业资产负债状况做出判断。人们发现，非金融企业的资产负债率，一般60%左右为宜。其中，工业化起步前期和趋于饱和的后期，市场消化能力较弱，一般为50%左右;而快速发展的中期，市场消化能力较强，可70%左右。

从发达国家走过的路看，也大致如此。美国在上世纪50、60年代的高速增长时期，企业资产负债率约在70%左右;从70年代掀起兼并收购潮起，去杠杆化呼声日盛，迫使企业提高自有资金比重，降低负债水平和财务成本，资产负债率逐渐降低至50%左右。日本企业的资产负债率，20世纪70年代50%左右，90年代以来，基本维持在70%水平。法国企业也多年维持在60%以上。

然而，不同行业、不同国家和地区、不同体制机制的企业，情况千差万别，很难用一般的逻辑演绎，建立起一个通用的数学模型。决定企业负债水平合理性的还有许多变量。比如国家或地区的产业政策、企业行业状况、产能利用率、投入产出比、产品盈利能力、银行利率、通胀率、国民经济景气程度、企业之间竞争激烈程度等等。一般而言，企业产品的盈利能力较高，或资金周转较快，可承受的资产负债率也相对较高;银行利率提高，通常迫使企业降低资产负债率，反之则会相反;同业竞争的程度，往往与企业资产负债率高低成反比。所谓的黄金切割线，可能对宏观管理有用，对具体企业的微观经营，只能参考。

国机二重重组时，二重的资产负债率超过80%，加上机械工业、工业化后期、行业产能过剩，就决定了二重的减债，是一个高难度的问题。

二重是特别的。这种特别，是体制历史和宏观环境制造的，它使二重的负债行为，几乎不受市场规律和宏观经济定理约束，承受负债能力的高低，或企业经营的艰难与轻松、效益优劣等，都很难按常规去研判。

比如融资来源，光环重重的二重，几乎不是个问题。很长时期，二重是各家银行攀附的高枝，可以轻易获得一笔又一笔低息贷款，即便在高负债下发行的企业融资债券，利息也很低。这曾让多少民营企业羡慕不已。民营企业不仅贷款艰难，而且，历尽千辛获得的可怜贷款，还要被银行以“回报”、“理财”、“担保”等各种形式剋扣、加息或變相加息;有的被迫以高于银行标准利率三倍、四倍的利息民间融资，甚至借高利贷维系企业经营。不是臆测，在笔者身边，就有一大批这样的企业，他们常常在融资的炼狱中挣扎。有了这样得天独厚的优势，二重的负债水平高一些，没有什么不可以。这理由支撑着二重，也支撑着金融机构。许多金融机构对二重的融资，很大程度上就冲着二重这块牌子。

但换一个角度，这种理由自信很快会发生扭曲。

体制光环下的二重，是幸运的，也是不幸的。虽然，不幸的不只是二重，而是整个中国的制造业，特别是央企，但二重的冬天似乎更冷。

这是国家权威机构公布的数据：5家商业银行(工农中建交)营业收入，占中国2012年营业收入500强企业的6.2%，而利润总额却占到35.6%。与之相对，267家制造业企业的营业收入总额，占500强企业收入总额的41.1%，利润却仅占20.2%。2013年，入围中国服务业企业500强的39家银行，占入围企业数量的7.8%，而其利润却高达10445亿元，占入围服务业企业利润总额15475亿元的67.5%。也就是说，在中国服务业500强中，银行业以不到一成的企业数量，贡献了近七成的利润。相对于银行业23.6%的高利润率来说，最强制造企业平均年利润率仅为2.23%，且较上年降低0.67个百分点，且盈利水平呈现出持续下滑之势。而在制造业中，机械行业盈利水平又最低，滑到盈亏边缘。

显然，我们的宏观产业政策出了问题。专家担心，这种银行业一枝独秀，制造业“空心化”的现象，实质是无源之水，最终必然伤害经济的原动力。

二重负债与经营的关系，复杂如天书，很难读懂。宏观与微观两种情况的作用似乎都有，又似乎都无，或在有和无之间相互交织，众象纷纭。

这是国机二重重组前，二重的资产负债情况。

2012年，二重总资产252亿元，总负债200亿元，所有者权益52亿元;资产负债率近80%，远高于中国机械工业65.1%的平均负债水平。在调查基准日的2013年3月底，与2010年末比，二重的资产总额虽增长了41.0%。但二重资产增长的主要来源，却是融资带动的项目投资，负债水平有增无减。

资产负债率企高，要二重承担全部责任，似乎也没有道理。曾几何时，在举国动容的投资大潮下，银行的钱贷不出去，像二重这样的国字号老大，自然成了银行追捧的香饽饽。钱来得容易，花起来怎会心痛，还钱的事，谁考虑那么多，儿子用老子的钱，不用白不用。二重的有息负债，因投资迅速增加。

因此，二重的减债，不是通常所说的工业化后期的去杠杆化问题，而是要把扭曲的杠杆校正，找准支撑脱困振兴的支点。可扭曲的投资，就像扭曲的山路，并不是每一个路口，都可以快捷通往彼岸。岔路处处都是：投资超概算，项目难以完成，企业无力追加资金，形成半拉子工程;一些完成投运项目，由于市场变化，效益下滑，无法形成相应的有效产能，产出与投入预期背离……

有效形成的，是计息债务。

巨额投资，没有成为拯救企业的诺亚方舟，反而成了套在二重脖子上的一根绞索。企业严重亏损，呈现在企业的资产栏内的，是不断增加的减数。短短两年，企业52亿元的账面净资产，已然沉没于一片巨亏的肆意汪洋。

北京信永中和的尽职调查，很快还原了真相。

调查显示，二重资产在2014年的财务性减值达43亿元。减值科目分别是：固定资产评估价值复原、应收账款计提方法和标准改变、存货可变现价值测试归真等等。中介机构的评估还原了可怕的真相：二重的资产负债率，2013年升为92%，2014年底，已达到133.7%。无形资产减值还不在此列。

不管这个结果多么令人难堪，不管我们是否愿意看到，也不管这里边有没有什么因素，残酷的现实摆在面前：二重已陷入严重的资不抵债。

这个巨型的央企旗舰，经过二重三代人58年的艰辛打造而成;而由资产的沉没到企业的沉没，由局部的沉没到整体的沉没，只有短短3年。

问题是，沉没并没有到此为止。二重的计息负债已达150亿元;在每年32亿元的固定费用中，财务费用就占了三分之一。二重改革振兴方案已抓住了企业的命门：要在重组中实现扭亏脱困，不大幅度减债，几乎不可能。

耳边仿佛又出现陈明真的歌声，不是甜蜜，而是纠结：

也许你已经成为我的负担

日子有你过起来比较麻烦

第二节 二重没钱，国机应该有

对于二重债务的处置，任洪斌是心中有数的。

虽然，在平面直角坐标系中，两点间的直线距离最近。但二重重组不是平面，即便未来的所谓虫洞理论，也解决不了社会学中的一些问题，何况黑洞可以扭曲视线。因此，有时的弯路是不得不走的，哪怕你早就清楚。

只是，这里扭曲视线的，不是黑洞，而是利益。

国机的进入，曾让二重的许多债权人兴奋不已。二重的不少负债，特别是亏损，大都是沉没成本。谁都知道，沉没成本是一种不可挽回的过去式，经济学家往往主张对其忽略。企业家却不能忽略。现在，它摆在了国机面前，也摆在了各债权人的面前，眨着诡谲的眼。在许多债权人眼里，国机就是希望，就是救星。联合重组中资产的划入式或吸收，本身就是一种承债式重组方式。

可是，重组却不是来分债的。

不错，这是联合重组，二重的人财物和资产负债，已成建制划入国机。但要弄清楚，这不是通常的市场行为，而是带有行政主导的国家任务。重组目的，是要让二重扭亏脱困、改革振兴，重担国家大任，而不是找一个人来还债。你那些债务，既然是沉没成本(Sunk Cost)，而不是可变成本，不能由任何决策而改变其性质，我又何必去做无用之功。这不是重组的本意。再说，不果断处置沉没成本，就像一个人患了重病，做了大型手术，可病灶并没有清除，还会继续发生病变，让一些本来可以转为良性的肌体，也进一步恶化，变成新的病体。如果企业资产负债情况没有得到根本改善，超过其承受极限;出血点没有止住，内在造血功能没形成，那不断扩大的债务之坑，就像一个无底天坑，你填得平吗?

万事开头难，难事的开头更难。

虽然早在2014年11月22日，银监会就曾专门召开会议，明确农行、中行、光大作为二重金融债权人委员会的牵头方，还召集主要债权人开了一次会，但效果并不如意。为了有效协调各方立场，债权银行不得不再次推举债委会，并招标聘请工银国际作为财务顾问进行尽职调查，设计制定债务重组方案。

博弈的格局进一步形成，矛盾集中到了国机身上。

一边是长期友好合作，并给了国机和二重大力支持，风雨同舟几十年，建立了深厚感情，且决定着企业未来资金命脉的银行;一边是巨额债务缠身，负重难行，濒临破产，影响巨大的央企。一边重任在身，承担着金融资产安全责任;一边是陷入困境，生存尚难，根本无力还债。这债务该怎么处理，该不该让已沉没的经营成本沉没下去，完成这项沉甸甸的国家任务——实现二重改革振兴?

任洪斌心中的数，来自他的鱼骨理论。

鱼从任洪斌的鱼骨圖游出，再次来到案头。大海依然，原本鲜活的鱼，却似乎神性尽失，精疲力竭，前行乏力。仔细观察，原来是左翼出了问题。一大堆沉重的债务，似大山，倾压在鱼的身上，不仅前行失去平衡，而且重负加身，远远超过其承受能力，前行已艰，遑论畅游。自信消解，从容失色，棋局摇晃，危在旦夕。不及时果断采取措施卸荷，就有可能被压倒的危险。

现实决定选择，目标决定方向。拯救二重，减债是前提;最有效的减债方式，就是债务重组，或者叫破产重组，包括破产清算和破产重整。

那条病恹恹的鱼，轻轻动了一动。面向大海，春暖花开。

主意拿定，任洪斌感到一身轻松。在国机研究二重债务重组方案时，他毫不隐晦地表明了自己观点。他说，二重的债务，靠他肯定是还不起的。当然，我也不会帮他还债。国机再多的钱，我任洪斌再傻，也不能这样做。这既是对国有资产负责，也是经济常识。何况，国机自身还要发展，也缺钱。为了争取主债银行的理解支持，2015年1月8日，他特地邀请了工农中建四大银行总行领导到二重，实地考察，了解二重的困难、优势和希望，目的是希望银与国机齐心协力，在关键时候各助一臂之力，帮助二重度过眼前的难关。

经理层紧锣密鼓跟进，一场债务重组大戏拉开帷幕。

时光回溯。2014年7月30日9：00时，国机总经理办公会在国机2307会议室举行，议题仍是二重减债。会议由徐建主持，孙德润、骆家駹、曾祥东、谢彪、丁宏祥、梁洪忠、张小红等参加。会议议题已提前一天印发与会人员，事情的背景、内容、重点和决策建议意见，大家都很清楚。特别是决策建议意见，大家的认识高度一致。刘祖晴的情况报告及会议讨论，基本上就是个程序。

会议很快形成一致意见，并要求按照讨论情况，对新的扭亏思路下的《二重债务重整方案》进行进一步修改完善后，提交公司董事会审定。

根据该方案，二重债务重整的内容主要有：

重整形式：司法重整。就是通过破产重整，或者破产清算，从根本上消解企业不堪承受的巨额债务，化解债务风险，实现轻装上阵。

减债目标：让公司资产负债率降至60%以下，力争达到50%左右，让企业资产负债结构，达到良性状态。这实际上划定了债务重整的底线。

与之相对应的，还有一系列配套举措。

调整债务结构。在全面清理公司债务基础上，进行债务分类，针对不同情况，制定不同的减债方案，实行分块突围。对于抵押债权，采取司法重整;对普通债权，特别是正常生产过程中的经营性债权，可采取本金打折、债务延期、减免利息、债转股等方式，调整债权人的权益，减轻债务负担。

调整股权结构。除债权人减免部分债务外，出资人可以采用让渡上市公司部分股权用于偿债;或采取资本公积转增股本等方式，调整权益结构。

保障持续经营条件。司法重整启动后，公司资产负债自动冻结，债权人不得自行单独对公司财产采取强制措施，包括但不限于诉讼、查封、执行、处置等;担保债权人不能拍卖处置担保财产;债务停止计息;外部资金作为共益债权，相对安全，可用于公司经营，确保企业持续经营不受大的影响。

实施经营改善计划。根据法律规定，经营改善方案，将作为司法重整计划的重要组成部分，受管理人监督，促进企业经营改善。

功能再造。结合重整方案修订完善改革振兴方案，进一步细化配套措施，恢复二重“造血能力”，全面彻底解决可续发展问题。

统筹协调。将二重和二重重装的问题统筹考虑，一并解决。

激励机制。建立债务重整激励机制，并与整个改革振兴方案配套。

组织领导。徐建为二重债务重组工作的牵头负责人，重点抓好国机与二重之间重要事宜的协调;经理层领导和相关部门，按照既定职责分工合作。

第二天，徐建即組织召开经理办公会，审议专业人员对二重债务重整的风险评估;同一天，国机董事会审议并原则批准《二重债务重整方案》。

一切都在高效有序地运行，只待实施。

可事情远比预想的要复杂艰难。该方案一抛出，遭到反对声一片，从各级政府到债权人，特别是债权银行，态度坚决，反应强烈，没有余地。

这多少有点意外。但国机并没有动摇，想通过公关解决问题。

国机想得比较简单，出于债权人和债务人之间的背景和关系。二重的债权人主要是银行。央企，挟着宠幸和曾经的辉煌，二重一直是金融机构争夺的重要优质客户。先后进入二重的银行，多达17家。从工农中建交五大国有商业银行，到许多股份制银行、外资银行，一些非银行金融机构，都先后与二重建立起了长期稳定的业务关系。多少年来，这些金融机构，为二重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同时，他们自身也借助二重实现了更好的发展。双方实际上已是一种利益共同体，无所谓你帮助了我，还是我帮助了你，也无所谓谁欠了谁的。

现在，大家成了命运共同体，只有二重有效地扭亏脱困，债权银行才能摆脱困局;二重要有效地扭亏脱困，也离不开银行支持。从银行角度看，二重的那些债，已然沉没，账上是否摆不良资产，都很难偿还。既然如此，不如借机彻底核销掉。二重是名声在外的央企，贷款出问题，没有太多敏感;何况，这次重组是国务院批准的，银行上下都好交待。只要银行的工作做通了，政府就好说了。

然而，这纯粹是国机的单向想法，一厢情愿。其实，就是我们过去也曾常出现的“政府思维”——这是当年银行曾经对我的批评。

我们忽略了现实，大船将沉，船上所有乘客都有逃生的本能。

按照国机董事会的安排，从2014年7月中旬开始，骆家駹受命带领公司资产部的人，与工农中建开招及汇丰银行等二重主债银行一家一家谈。

骆家駹一行每到一处，都遭到强烈反对。

利益是个指挥魔杖。长期的友好合作伙伴，不得不尴尬相见，针锋相对，以债权人和债务人身份。共度难关是桌面上的光鲜之词。面前是一个企业版的“泰坦尼克号”，危难当前，谁不想逃生得更快更好些?当然，中间还夹杂着一个国机。银行才不管你国机是有责还是无辜，反正你就是救生衣。

在国机面前，银行显得理直气壮，振振有词：第一，二重走到今天，不是银行的问题造成的。二重困难的时候，银行也在支持。有一家银行还说，愿赌服输。第二，破产重整，银行坚决不认可，除非上级机关批准。银行也是企业，也是上市公司，有那么多的股民，还涉及到银监会和交易所;有的还涉及国际股东和规则。第三，二重没钱，国机应该有钱，把150亿元贷款还了不就得了?

最后这句话，道出了银行的真实想法。

第三节 诚通的教训知道吗

站在银行的角度，不能说这些话完全没有道理。

借钱还债天经地义。二重虽是央企，信贷出了问题，比民营企业好说些，人们一般不会过多地去猜测，巨额不良贷款的背后究竟有没有灰色。但银行有银行的规矩，上级行追究起责任来，毕竟问题就是问题。首先关心的是问题本身，而不是央企背景。更深层次的原因，还涉及到中国金融制度的改革完善，风险防范及责任追究制的形成，涉及到国家实施的稳健货币政策。

所谓稳健，首先是安全。

这是血写的教训，伴随改革开放，已付出不少国家成本。上世纪90年代初兴起的房地产和开发热，积累起一系列矛盾。到了上世纪末，部分中小金融机构的风险已相当突出。如不及时采取措施，势必导致更为严重的系统性金融风险。改革本身是一个探索完善的过程，在中央一系列宏观调控政策下，至1998年，具有中国特色的稳健货币政策逐渐形成，其核心含义是：以币值稳定为目标，正确处理防范金融风险与支持经济增长的关系，在提高贷款质量的前提下，保持货币供应量适度增長，支持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在金融风险防范上，实行贷款终身负责制，即贷款责任人对发放的每笔贷款，从发放之日起至本息全部收回，实行终身负责，不因岗位变换、工作调动或离退休而免责。

在严格的责任追究机制下，银企关系变得微妙而尴尬。“黄世仁”与“杨白劳”，常常变换着位置，往往是贷款之前企业求银行，贷款之后银行怕企业。为了防止出现不良贷款，避免被追责，银行可谓绞尽脑汁，甚至隐瞒不报，内部拆东补西，帮助企业搭桥过河，不断追加贷款以付“利息”……

就在前几天，一位银行领导，还向笔者谈起一件无奈之事。他们向本地一家房地产商贷款3亿多元。近几年房地产市场低迷，房地产商出现困难，又私下找亲戚朋友搞了7亿多元社会借资，利息相当高。这对企业来说，无异饮鸩止渴。就在我们一个小小地级市，这样的问题堆积如山，结果也大同小异。

问题是，此时该怎么办?

这位银行领导说，平心而论，这位房地产老板平时是很守信誉的，银企关系也一直很好。市场的变化是大家没有预料、不愿看见的。陷入严重债务危机后，这位老板悔恨交集，走投无路，甚至有轻身的念头。银行知道后，一下紧张了，赶紧派人上门疏导、安慰、鼓励，谓一定要挺住，生怕其出现意外。

意外没出，意内却难了。借款人天天围堵闹事，公安认为是非法集资，先要抓人，了解情况后不敢动了。那老板说，求求你们把我抓了吧，进去是身坐牢，在外是心坐牢，心坐牢比身坐牢更难受。政府官员知道后立即提醒，抓不得，千万抓不得啊。老板在外，债主找老板，总有人顶住。把老板抓了，债主只有来找政府。最好的办法，是给老板做好工作，给他信心，把他稳住。不要跑(失联)，不要跳(跳楼)，等待时机翻盘，或者让时间去解决一切问题。

春节前夕，成都平原下了一场雪。银装素裹，满野寒枝，多年罕见。真正的寒冷，在欠债老板们的心里。一天，领不到工资的民工，愤怒难忍，把这个杨姓老板拖扯推搡到开发工地旁的东坡湖畔，兴师问罪。老板见状，赶紧跪地求饶。可民工们不依不饶，将老板衣服扒光，从湖里提起一桶雪水，从头淋到脚。接警赶到现场的110也不敢贸然阻止，只提醒民工适可而止，不要弄出大事。所谓大事，就是重大伤害，或弄出人命。民警站在一旁值守监察。

回头再看二重的债务危机和破产重整。

二重的贷款出问题，会是小问题吗?动辄几亿元，几十亿元，甚至上百亿元。一个地方的银行分行支行，要多少年的努力，才能填得上这个窟窿。不仅要追究相关领导的责任，还直接影响职工福利奖金，这队伍怎么带。

显然，国机对困难，还是估计不足。

不管你说是“银行思维”也好，还是银行的态度也罢，总之，银行对此不仅强烈反对，而且表现出非常的敏感、警惕与对立。

骆家駹一行，把债权银行走了一圈，游说了一圈，无功而返。惟有一点，各银行还是表示出赞赏，就是国机能主动与债权人商量，而不是独断独行。

农行主要领导提出，一定要直接与任洪斌谈。此时，任洪斌恰好患了重感冒，正在医院打点滴。骆家駹犹豫半天，还是硬着头皮转达了农行领导的意思。任洪斌二话没说，拔出针头就往农行赶。农行领导很感动，直接到楼下迎接。见面后，任洪斌耐心解释说，国机进入二重后，一定会给大家一个满意的答案，但这需要时间。我们的方案是整体性的，而且会在法律的框架下进行。

听了任洪斌的话，加之对国机和任洪斌诚信的了解，农行领导委婉地直言，我们认为二重很难搞好，但我们可以给你们一点时间。

这正是任洪斌需要的：理解、支持和时间。

民生银行资产监控部总经理李子玉，还从反面举例提醒：诚通的教训你们知道吗?然后就开始讲故事。所谓诚通，即中国诚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也是国资委首批直管的央企，总资产800多亿元，列2009中国企业500强第187位，2009中国服务业企业500强第62位，2008年中国物流、仓储、运输、配送服务业第3位。可以说，从资产总量，到行业地位，都还略胜二重一筹哩。

这些只是背景，并不是李子玉所要强调的。李子玉强调的是，如不与银行配合，不管你有多大多重，后果怎样。他说，前几年中冶、诚通在美利纸业债务重组中，地方政府接收后又出了问题。诚通在没有与债权银行协商一致的情况下，就直接决定申报破产。所有银行就联合起来制裁它，把它的业务都停了。企业要发展，怎么离得开银行支持。大家就开始打嘴皮官司，为自己的做法辩护。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一直打到了国务院。国务院领导说，银行也是企业，诚通这么做是不对的。你得谈，不能直接破。诚通只好去求银行，承认错了，问题才解决。事情绕了一圈，又回到原点，既影响企业又伤感情，何必呢?

仿佛已站在道德与法理的高地，李子玉讲得绘声绘色，银行的人流露出些微的得意。骆家駹是聪明人，当然明白银行举这个例子的意思。

与银行的初步接触受阻，二重债务重组陷入僵局。

需要另谋突破，任洪斌并不甘心。

新修订颁布，自2007年6月1日起施行的《企业破产法》，借鉴国际先进经验，为企业破产设计了一个入口：破产;两个出口：清算和重整。

这不只是企业破产形式的丰富，而且是更深刻意义上对债权人、债务人和社会生产力的更好保护。立法意图既体现在法律实体，也体现在法律程序：企业破产一旦进入清算，破产财产变卖收入，在支付破产费用和共益债务(人民法院受理破产申请后，为了全体债权人的共同利益以及破产程序顺利进行而发生的债务)后，依次支付的是：破产人所欠职工的工资和医疗、伤残补助、抚恤费用，所欠的应当划入职工个人账户的基本养老保险、基本医疗保险费用，以及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应当支付给职工的补偿金;破产人欠缴的其它社会保险费用和税款;然后才是普通债权。破产财产不足以清偿同一顺序的清偿要求的，按照比例分配。即便抵押债权，虽然法律规定不列入破产财产，但在实际操作中，也很难干净脱身。这不仅因为企业财产往往互相交织，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厂房抵押给了一家，土地、设备、库存等可能又抵押给了别人，很难截然分割。

在这个复杂的格局中，最终处置权是最重要的。事实上，无论管理人，还是清算小组，它们在形式上是法院设立的，实质上都是政府掌控。当破产财产处置收入，不足以解决职工安置和补缴所欠社保金时，政府往往会出面找抵押债权人协商，政府给点政策，债权人出点血，大家友好携手走完破产程序。

因此，只要破产一立案，主动权就在企业和政府方面，债权人往往会落得“人为刀俎，我为鱼肉”境地，即便抵押债权，可能获得的清偿也非常有限。

不能。除非万不得已，银行绝不能选择这一步。

第四节 你懂不懂经济

不得不调整策略，联手政府，以二对一之势，共同来做银行的工作，或者说共同来逼银行让步。出发前，任洪斌信心百倍，且有充分理由。

一是对方态度。按照常规，这样高规格的公务活动，事前必须联系、衔接，做出安排。为了表示尊重和谦虚，联系前任洪斌特地嘱咐，拜会的时间地点，请四川省政府领导定。根据国机董办反馈信息，四川省政府领导不仅很快答应会见，而且是四川省省长亲自出面。这无疑是个积极的信号。拜会的内容和需要协商的事，联系时已通报清楚，肯定是麻烦事。通常情况下，双方如果有重大分歧，或有什么不便之处，对方一般会以恰当理由婉言谢绝或拖延的。

二是事情本身。任洪斌分析，破产重整，彻底减债，肯定是最好的。站在地方政府角度，应该没有理由反对。因为二重虽属央企，但企业大部分在四川。既在四川交税，职工安居乐业和稳定等，地方政府也责无旁贷。但银行却是中央的。银行提取的那些呆坏账准備金，是全国统筹的，四川企业不用，其它地方的企业也要用。如果借这次重组，把二重的不良债务依法核销，让企业轻装上阵，更好发展，地方政府可获社会稳定和税收增加之利，何乐而不为。

这样的好事，并不是第一次出现。

上世纪末，中央在第一轮国企改革中，实施兼并破产债转股，各级地方政府领导，多少人带领企业的人，整天在国家经贸委转悠，为的就是多争取一点核呆指标。国家经贸委迎接不暇，还专门腾出了4楼一间大会议室用作接待，方便那数以千计的地方“跑部”大军稍安候见。如今，这样求之不得千载难逢的机会，一下落到了二重独家身上，如果不紧紧抓住，简直是罪过。虽然国企改革的大背景已过，以二重特殊的情况，通过四川省政府、国机与国资委联手努力，完全可能争取网开一面。按照现行法律，司法重整对重组无疑是最佳选择。

任洪斌想，这应该是重组送给地方政府和企业的一个厚礼哩。

三是企业生产。这是政府和职工最关心的事。长期以来，许多人有个误区，一说到破产，好像就是企业关门，职工走人。政府和职工就怕了。这实际上是混淆了资本、资产、负债和企业的关系。企业破产改变的只是其资本与债权债务归属，而不是土地、厂房、设备等资产形式。只要企业生产要素还有生命力，发展就不能放弃。按照法律规定，人民法院裁定企业破产立案后，如果是重整，已接管企业财产和经营事务的管理人，应当向债务人移交财产和经营事务，由债务人负责重整计划的实施;如果是清算，则经法院批准，可由清算小组组织“生产自救”。无论哪种情况，企业生产经营都不该停，职工照样可上班领工资，养老、医疗、工伤、失业和必要的福利等，同样可以或必须获得相同的法律保障。改变的只是劳动关系，可能过去跟一个老板打工，今后跟另一个老板打工。

最重要的，还是国机的角色。

谁不知道，国机是受命重组二重的。二重过去的问题，现在的困境，并不是国机造成的，国机也是捡烂摊子。这种相对超然的角色，与四川省政府有点相似：既有责，又无责;既不是主要责任人，现在又无法回避。大家都有帮助二重尽快脱困的责任和愿望。这些，都应当是双方可以很好沟通的基础。

可是，大出意外。

终于见面了，2014年8月7日，四川省政府办公厅贵宾室。

任洪斌一行走进会见室，早已等候在那里的四川省省长，热情地上前握手，客套寒暄，互致问好。宾主入座，介绍双方参加人员，然后开始谈正事。没有复杂的程序，也没有过多的讨论，任洪斌表明来意，同行的骆家駹介绍了二重重组方案。核心是要实施破产重整，希望得到地方政府的支持。

没想到，任洪斌的大礼无人笑纳。从省到市的地方政府，与国机的想法显然有出入。这从四川省省长代表省政府表达的三点意见可以看出：

第一，作为四川省政府，对二重已经尽了最大努力，也没办法，该想的办法都想了。第二，如要破产重整的话，总得想一下后果。二重德阳本部有15000多人，加上区域内配套企业的工人和家属，涉及到10多万人。如果工厂突然就停产了，工资也停发了，对四川省来说是很大的事件，对社会影响也是很难估量的。第三，对这个事，省里征求了市里的意见。德阳市认为，这么大的债务，如果要破产的话，要经过证监会同意、国务院同意，法院才能受理。

四川省一位副省长还态度严肃、语重心长地叮嘱国机，千万不要轻易采取破产行动，不要对四川的金融环境造成不良影响。然后是苦口婆心地讲道理，法律的道理，政府的道理，企业的道理，还有经济规律的道理。任洪斌明显感到，这位副省长在给国机一行上课，那言外之意就是：你懂不懂经济?

影响四川的金融环境。这话很重。

任洪斌先还耐心地听，越听越不是滋味。加上心里急：此路不通，将面临好多问题。他试图解释，甚至顾不上儒雅客气。那位副省长讲几句，他就解释几句。双方的观点越来越对立，语气也越来越重，解释演变成驳斥，已带上微微“火药味”。四川省省长看不下去了，多次示意那位副省长别讲了，争论才停止。

争议暂时停止了，分歧却在累积。

任洪斌逐渐明白了，原来政府与银行是相同思维。后来还进一步了解到，政府除了对破产重整的误解，因受二重一些人观点和情绪影响，反对的背后还有另一层意思：你国机没有兑现承诺，今天还提出让二重破产，让政府去收拾可能引发的烂局，可能吗?就在前不久，2014年6月25日，国家工信部副部长苏波到二重调研，陪同的四川省经信委主任王海林，就慷慨激昂理直气壮地直指刘祖晴说：国机一年不是有两千多亿元营业收入吗，二重只需要几十亿就解决问题，太简单了嘛。可你们国机从重组到现在给二重钱了吗，给了多少?你们的重组简直是在开玩笑。父亲把儿子给你们了，你们还要把儿子的衣服给卖了。

国机应该拿钱还债。银行、二重和地方政府，都这样认为。

任洪斌有苦难言。且不说国机从来就没有过、也不可能有这样的承诺。国机也是国企，每一分钱都是国家的，即便钱再多，要拿，也要有拿的规矩和理由。再说，这减债之举，哪里是我任洪斌的独出心裁。熟悉宏观经济的谁不清楚，目前的中国非金融企业债务规模已逾百万亿元，杠杆率(资产负债表中权益资本与总资产的比率)接近160%。国际清算银行(BIS)发布的《中国影子银行图谱：结构与动态》的报告认为，按照信托贷款、委托贷款、P2P贷款等狭义标准衡量，截至2016年末，中国债务占GDP的比率已达278%，折合人民币约229.93万亿元。而这是已经剔除了几乎所有重复计算后的数据。

要有效实现转型升级，必须“去杠杆”;在经济下行背景及现实情况下，二重“去杠杆”的可能选择，当然不是“抽血”，而是债转股或债务重整。

可是怎么解释，向谁去解释呢?是自己不懂经济，还是……

面对强大的政府，任洪斌只能尽量澄清。他赶紧解释说，政府的意见我们会充分考虑的;这件事如果地方政府支持，我们也会向国务院汇报。我们采取的所有办法，都是让二重改革脱困，重获新生，而不能让它死。

四川省省长并没有对此进行回应。

必须正视现实。任洪斌尽量说服自己：即使自己的想法是对的，银行有银行的利益，企业有企业的角度，政府也有政府的难处。特别是维稳，这是政府压倒一切的政治任务。即使你任洪斌刚才说的那千条理由万条希望都是对的，政府也不得不考虑，如果事情真像政府说的那样，那局面怎么收拾。这些年，维稳出事的还少吗?尽管，从法律及重整方案设计的规则看，破产重整过程中，企业的生产经营不仅可以进行，且债务冻结，风险解除，肯定比现在还好还稳;尽管，在两年之后中央政府实施的“三去一降”及万亿元债转股工程，证明了任洪斌的超前意识。但正确并不等于可行，万事皆离不开时间地点条件。

任洪斌很郁闷，又不得不接受这样的现实：此路不通。

是的，不仅银行，地方政府也反对破产重整。这是一个难以迈过去的坎，不仅破产重整中的许多问题，需要政府支持才能实施;而且，政府不同意，你破产立案都成问题。这事又不能停下来，国机、二重和银行都拖不起。看来，原定的第一条底线——不用解困资金去还二重的旧债，面临突破的挑战。

郁闷转换成纠结，减债不得不调整思路。

不是对原则的放弃，而是策略，被迫的曲线而行。他准备采用先争取和解——与银行谈好重组原则，携手进入减债程序，实现二重减债。

其实，思路早就有的：不是通过破产重整，刚性减债;而是柔性减债，即通过多种形式偿债，化解债务，特别是以股抵债。即将银行在二重的债权，抵偿为二重重装的股权。任洪斌的想法是，在保持国机相对控股的前提下，尽量把二重重装的股份让渡出去，凝聚各方力量，大家共同来救这个企业。如果银行再不配合，实在谈不拢，只能重回原点，选择破产。这有点先礼后兵的味道。如果那样，重组的成本肯定要增加一大截。比如，破产中可望列入清算或重整，依法核销沉没的一系列费用：欠职工工资、政府税金、债务利息、工程款、社保金等，不得不由二重，实质上是国机继续背负;可以凍结止血的负债利息，转股前不得不继续流淌叠加;可以沉没的巨额负债，不得不继续背负等等。

可有什么办法呢?就算国机陪个义气吧。现在唯一要做的努力，就是把已经撕裂的沉没缺口，控制在最小限度。只是，仗义相助也有底线。国机的原则是：投入二重的解困资金，不得突破董事会确定的35亿元。

这个方案报国资委后，国资委也觉得比较可行，立即同意了。以股抵债成为主债务重组的主要方向。方向既定，相关工作正式启动，紧锣密鼓进行。

骆家駹立即行动，再找银行一家一家地协商。

第五节 国务院知道了怎么办

萧条秋气味，未老已深谙。

二重的这个秋，是由白居易诠释的。诗歌是心灵的天使，时而阳光明媚，时而雾霾笼罩，时而秋雨愁云。果实是有的，这是一个收获的季节。但这是个歉收的年份，果子藏在浓荫深处的厂区小道里，或郊外乡野的园子，农人精心构筑的仓储里，带着几分遥远，几分神秘，还要有未知的付出。

与债权银行的第一轮沟通，最大收获就是互相摸了底。

国机明白了，银行对国机二重重组抱有多大希望。包括奇迹很快出现，二重下滑之势迅速逆转，国机为二重还钱、担保、注入资产等。就是没有想到破产重整。即便整个春天来临，也没有一朵花属于我。银行逐渐明白，国机不是来为二重还旧债的，而是来共同解救二重的，而拯救之策，多少让银行有点尴尬。国机认为，解救二重的最有效途径，就是通过债务重整，卸掉沉重包袱。

了解了底牌，也显形了距离。分歧是不可回避的。

在第一轮沟通中，国机抛出的底牌，已引起银行的高度警觉。他们根据新的形势和自己在二重的贷款情况，各自在暗暗思忖着自己的逃生之策。

减债协商，从中行开始。

是个玩笑，也是现实格局。中国银行副行长岳毅与任洪斌是老同学，说话很随便。北京，在由亚太经合组织发起的2014年APEC峰会上，两人在会场外走廊一下撞见。岳毅几乎是条件反射地脱口而出：“嘿，地主家已没有余粮了啊。你那个二重的钱要还啊。”任洪斌也是随口而应，半开玩笑半认真：“呵呵，我替他还钱?你应该知道‘黄世仁’和‘杨白劳’的故事啊?”岳毅一下被嗌住了，自嘲地苦笑笑没有作答。任洪斌怕老朋友误解，又补充了一句：“放心吧，钱是要还的，只是企业得先脱困。”大家轻轻挥手致意，各干各事去了。

是的，二重就那个样子，怎么办呢。

会谈选在国机2002会议室，2014年10月27日下午。

银企双方都派出了庞大的对谈阵容：国机的9人，包括了骆家駹、刘祖晴、杨鸿雁、刘华学、孙淼等。中行方面，则包括了总行公司金融部总经理林景臻、副总经理郭德秋、高级客户经理邱莎、授信管理部副总经理吴恩芳、信用审批部主管庞菊地等要员。会议由骆家駹主持。

没有过多的客套，大家直入主题。

刘祖晴介绍二重债务重组方案后，林景臻的发言，不仅表达了中行意见，也反映出了一些主债银行对重组以来事情演进情况的少许失望。

林景臻说，国机与中行是战略合作伙伴，关系良好。中行在二重的债权，表内外总计有29亿多元。国机二重重组后，这个重担落在了国机身上。但我们看到，二重今天的大势并没有好转，仍在一步步下滑。原来希望看到的协同效应，并没有因为重组而显现出来。破产重整行不通，通过以股抵债等形式债务重组，也许是个方向。可见，国机是一个负责任的企业。

友好，期望。开始有点失望和无奈，但仍抱希望。

这就是债权银行此时共同的心情与纠结。林景臻说，我们对国机提出的银行、企业、股东三方都要承担一定责任也表示理解。但债务重组中银行有很多现实问题难以解决，需要董事会、股东大会审批，也需要向财政部报批。尤其是对银行利息的减收与豁免，在银行内部需要先追究责任，再履行相关手续和决策程序。而且需要财政部和国务院特批，不是说免就可以免的。通常的做法是，重组过程的利息先挂账，暂不减免。方案要明确以股抵债的数量、价格是如何确定的。这样各银行才能估算到底自己要承担多少、几家债权银行分别分担了多少。

林景臻还表达了银行的担心：以股抵债并没有改变二重的资产质量，对内在造血功能的增加，并没有实质性影响。方案应该有国机和国资委对二重注入资金和业务改善的具体内容，明确其安排，才能让银行看到希望，增加信心。

中行的意见富有诚意和建设性，骆家駹连称很好。并立即表示，双方可建立沟通、会谈机制，落实专责工作小组。债务重组中的有关问题，先由工作小组具体分析、测算，细化操作方案，再由双方高层会谈沟通，最终达成一致。希望在谈判过程中，不要出现银行直接去查封二重资产、账户等极端情况。

初战的积极效果，令国机人员备受鼓舞。

可好景不长。紧接着的几天，同一地点，与工商、民生、光大、汇丰、建设、农业等银行的协调，一家比一家难，甚至到了举步维艰的地步。

建行代表直称，二重债务重组方案，对金融行业的影响将是非常巨大的，会影响到国机与银行的合作关系。言外之意不容解释。

汇丰银行中国工商金融服务总经理方啸，一开口就是质疑与质问：汇丰不希望看到二重破产，但这个债务重组方案，给人的初步印象就是这样。国机对二重的支持还是有限的，汇丰没有看到国机在担保增信方面的支持。

接着，方啸又陈述了汇丰的与众不同和诸多难处：汇丰是二重17家主债银行中唯一的外资银行，作为外商投资类银行，参与以股抵债的运作方式，存在非常大的困难。汇丰是全流通上市企业，债务重组方案，需要到汇丰集团全球层面上去决策。按照会计准则规定，以股抵债后的债权要计入当年浮亏，涉及对汇丰七个海外市场信息披露的问题，影响较大。因此，汇丰关注的问题，不像其他中资银行关注的换股比例、价格等，恳请国机能否给出其他方案供双方探讨选择。方啸严肃诘问：为什么不采取由国机给二重担保解决债务呢?

从质问开始，到诘问结束。都是围绕国机增信擔保，化解银行自身风险。而不是并肩携手，为二重减债减负，脱困发展，从根本上解决这次债务危机。这是汇丰对二重债务重组的思维模式。这与各方确定的重组思路相去甚远。

最后，汇丰代表抛出了底牌：如果汇丰债权安全得不到确实保障，不排除采取诉讼保全。不是威胁，更不是随便说说。汇丰在会上说的不排除，下来很快成为行动。虽也只是保全而已，并没有采取进一步的措施。但汇丰毕竟开了一个新的头，一个让问题的解决更加复杂化、艰难化、对立化的头。

有业内人士解释说，这叫尽职免责，是银行内部的游戏。即在债权出现可能风险的情况下，主动采取法律保全措施，就算尽到了职责，就可免于问责。至于这样做是否能有效化解风险，是否有利于问题的解决，是否有利于发展，那是另外的事。因此，所谓尽职免责，免掉的其实只是银行管理者个人之责，而不是尽银行职能之责，也不是最好地尽风险管控之责，更不是尽发展之责。

果然，汇丰开头后，农行接踵而来。

农行总行大客户部总经理裘夏雨，在协调会上的发言声情并茂，回顾了农行对二重的长期友好支持：按理说，企业出现债务逾期，应先还钱，再谈其它。可多年来，农行与二重都是患难与共。在二重最困难的时候，农行曾经是第一家提供支持的银行。截至目前，农行还有27亿元债权在二重，是所有银行中最多的。在国机二重重组后，无论是国机，还是地方政府组织的协调会上，农行都表态会支持，也履行了承诺，所有到期债务都给予转贷。国机既然已经重组了二重，就要履行应尽的责任，特别要处理好银企关系。但从2014年9月份开始，二重整个情况急剧恶化。这说明，我们原来对形势的判断有问题。

这些反思，欲说还休，指向却是明白的。国机应尽的责任是什么，帮二重还钱，还是为银行解困?站在总行角度，裘夏雨的话讲得比较含蓄。

紧接着的农行省、市分行领导的发言，就不那么羞羞答答了。农行四川省分行代表明确表示，不能接受这个债务重组方案。方案对银行的利益考虑比较少，主要是站在企业角度提出的，总体上感觉缺乏诚意。这个方案相当于是免债，对四川分行冲击很大，对农行德阳分行更将造成致命打击，让直接为二重提供金融服务的支行员工面临失业。对整个德阳的金融环境会造成很大影响，地方国企和民企也会相继效仿。按照银行管理规定，银行认为应该采取的法律措施(资产保全等)就必须做。这涉及到自身尽职免责的问题，不按规定做就是失职。

农行这样说了，也这样做了。

再次见面，任洪斌一脸严肃地对农行代表指出，你知道你这样做多危险吗?这是逼我让二重破产清算?真那样，是什么结果，我相信你比我更清楚。农行代表怔怔的没有回答。后来的事实表明，他们只停留在了诉前保全。

最后，裘夏雨特别提醒，二重债务的处理，已不是农总行能够解决的，需要到更高层面去决策，甚至要到国务院层面。中钢集团，还有其他一些企业集团，都出现了巨大的银行不良债务，但都不敢提出以股抵债。如果国机也出现这个问题，国务院领导知道了怎么办。这话的意思很清楚，这样的问题如果出在国机，是一件冒天下之大不讳的事，国务院领导知道了，对国机很不利。

又是尽职免责，又是资产保全，又是国务院。

债务重组再次陷入僵局。骆家駹一行将情况报告了任洪斌。任洪斌听后，呵呵一笑：你们告诉他，错!我现在是怕国务院领导不知道啊。

骆家駹先是一怔，然后舒了一口气，心里有了底。

这次，任洪斌不再礼让三先，而是斩钉截铁，底气十足。他想，这个企业本来就不是国机的。我奉命而来，是要解决问题，不是来分债。我们今天请大家坐在这里，是想心平气和地把问题分析清楚，共谋解决之策。可银行总是盯住自己的债怎么还，而不是盯住问题本身，不顾企业实际，成吗?

客观说，要说追责，国机肯定是八杆子挨不着边，可你银行就不能这样说了。银行为什么当初给二重贷那么多的款?在对二重投资过程中，有没有决策失误的问题，如没有，怎么出现目前的局面?不错，这有当时的投资大环境原因，但在当时，银行难道不是也希望企业贷款吗。特别是二重的“三大核心项目”等，难道只有企业看错了?那时银行追着企业贷款，项目可研时跟着喊可行;现在又来逼债，企业都快死了还在逼。最后的结果就是企业破产，到那时你什么也得不到。国机二重重组，是国务院定的，又不是偷偷摸摸的勾当。二重的问题摆在那里，那么大的负债，不减行吗;要减债，大家都各抱住自己的利益不放行吗?

在二重债权委员会上，骆家駹原原本本转达了任洪斌的话。

银行代表们一听，顿然怔着了，个个面面相觑。有人半开玩笑半认真地笑着说，喏，大家心平气和好好说，好好说，千万别要惹怒了这小子。

声称国务院知道了怎么办的，尽职免责采取诉讼保全措施的，影响地方金融环境的，银行员工要丢了饭碗的，都搁置气话，静下心来谈合作。

其实，大家心里都清楚，职责所在，这不过是一场利益的博弈。如果各持己见，不打算让步妥协，可能再扯几年也不会有结果。到时候，二重拖不起，难道银行就拖得起?国务院和地方政府，更不可能让你这样无休止地扯皮。

大家只得坐下来好好谈，面对现实。

第六节 更像是个催债方案

总结前段工作弯路，债委会重新审视了工作方式。先订规矩，包括自己的工作机制、阶段目标、基本原则，及双方对共同游戏规则的遵守承诺。

工作目标前所未有地明确：2015年3月底前，双方达成一致意见，确定债务重组方案，完成重组协议签订;同年9月底前，完成重整程序。

时间是2015年2月6日。

骆家駹趁势而进，继续耐心地谈。一家一家银行，请过来，走上门。一次不行，就两次、三次;集中谈不行，就一对一，分开谈。大家都客客气气，氛围良好。但一接触到实质性问题，就绊住了。比如减债形式、额度、比例、逾期债务和三项核心项目资产的处置、国机债权是否一视同仁等等。

在分别沟通协商后，又是一次集中洽谈。

时间为2015年3月23日，地点在农总行710会议室。按照大家確定的工作原则，洽谈由债委会牵头行之一的农总行大客户部处长韩海鹏主持。

形式上是债权银行代表工行国际与债务方代表国机谈，但大家都明白，债权方各有各的规定，各有各的利益，谁也做不了谁的主。于是，工行国际只好通知工农中建交和国开行、光大银行7家主债银行谈判代表直接到场，大家面对面地谈，委托代表方工行国际，实际上只起到个召集协调的作用。

分别沟通无实质性突破，集中也只是形式。各方仍是陈述各自原则，抛出底牌。洽谈不过是对问题的重复，并没有求同存异，互相靠拢。

按照新的债务重组计划和工作目标，工行国际代表王海燕代表债委会，抛出了债务重组的基本思路：对二重的金融债务，按照资产变现偿债、债随资产走、应收账款还债、保留中期票据等原则处置，剩余部分以股抵债。她还特别强调，这里的金融债权，不含国机为二重提供的委托贷款部分。

根据这个思路，王海燕介绍了具体设想。列入债务重组范围的金融债权，共139.56亿元，债委会建议分五个途径解决：

一是有应收账款质押的债权，用收回的账款偿还。涉及到工农中和民生、浦发5家银行6.14亿元。二是列入改制重组的企业债务，由改制重组后的公司承担，包括万路、万信、万安、万航等二重子公司，涉及9.25亿元。三是对“三大核心项目”负债，以资产处置后偿还。四是对二重发行的中期票据、企业债券、融资租赁债务等，作为特殊债务予以保留，涉及14.19亿元。五是对剩余的77.09亿元债务，采取以股换债方式。即用二重重装的股份偿还;也可以根据二重盈利能力，转增部分资本公积金作为抵债来源，或引入重组基金置换部分。

工行国际代表把银行的意思表达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所谓债务重组，就是二重如何偿还银行的钱。一如既往的银行思维，就是没有面对和正视二重资本沉没的现实，没有想到这样釜底抽薪，二重的结果会怎样。

不难看出，这更像是一个催偿方案。

债务重组的原因，是因为企业出现了困难，不减轻包袱就难以正常发展，甚至因不堪重负而破产;目的是减债，刚性的减，而不是债务形式的改变。笔者也曾不止一次经历过这样的个案。债务人在政府的支持下，向人民法院申请破产重整并获批准后，管理人委托的资产经营管理者(债务人)，根据企业资产负债、行业产品、市场竞争、盈利能力等，测算出可以承受的债务水平，比如资产负债率60%，或50%，甚至30%。然后与债权人一一沟通，达成减债重整协议，法院裁定生效，新的债权债务诞生，企业轻装上阵，重新出发。

债务重组的目的，是提高企业资产质量，增强发展能力，健康顺畅地经营下去。而不是债权人怎么想尽办法收回债权、能够多收回多少钱。债权人和债务人的共同利益，都在企业的当前的搞活和今后长远的发展中。在这种格局下，明白的债权人都会选择配合。因为重整不成就是清算，没有别的选择。

二重的债权银行，显然要站在银行的角度考虑。

比如，企业流动资金，本来就捉襟见肘，迫切需要的是补充，而不是抽取。因此，应收账款收回和资产变现收入，只能用于保证运行，维持企业生存，而不能杀鸡取卵。银行则坚称，现金清偿率(回收率)，是银行衡量债权损失情况的唯一指标，没有一定比例的现金清偿，双方将很难达成一致。

又如，几个万字头的改制企业，本来就资不抵债，竞争力差，难以引入战略投资者。债务重组的目的，是让他们减债重生。若把沉重的债务平移过去，重组还有什么意义?而且，这些企业的改制和债务处理，都是相互交叉的，债务处理结果，直接影响改制方案的设计。改制目标，是将它们变成二重的参股企业。但这几家改制企业的债务，都是由二重重装担保的，在债务重组中，金融机构如不明确留债金额，划断这种担保关系，二重重装就存在连带风险。

再如，“三大核心项目”资产较新，債龄较短。因此，银行都将之作为可现金清偿的主要资产和关系债务重组方案的核心内容，死死盯住，希望在这次债务重组中能够有明确的盘活方案，通过盘活获得债权受偿。

国机思考的，却不仅仅是眼前。

国机认为，债随资走，或向国家申请一定数额的国有资本金，来转让处置二重资产，都可以探讨，但必须面对几个现实：

一是社会效益。国机与二重重组的目的，除了拯救二重，就是打造中国具有国际竞争力的高端重装板块，作为重装行业的“国家拳头”，参与国际竞争。其中，“三大核心项目”于二重，不仅是核心资产，也是改革振兴蓝图的支点。可以说，这涉及到国家战略，不是银行收不收钱的问题。

二是经济效益。现实情况是，在相当长一段时期内，8万吨模锻压机运行，都会处于“吃不饱，离不了”的状态，方案似乎压根儿就没有考虑。

三是市场能力。镇江公司脱离二重主体，很难独立面对市场。

这样的债务重组方案，与其说是在重组中让二重脱困，不如说是在千方百计抽血催命中，彻底消解二重仅存的一点造血功能和看家本领。

令人意外的是，方案利益不利方的国机还没有表示异议，各债权银行就激烈争论了起来。准确地说不叫争论，而是争取，或争夺，为了各自的利益。竞相逃生，是怕这艘可能沉没的资本旗舰，连带沉没了自己。银行间并没有针对方案，也没有互相针对，而是针对共同的问题，各说各话，各唱各戏。

中行的代表首先打头阵，所谈的思路和原则，明显与工行国际的方案不一致。中行认为，债务重组，应以二重扭亏脱困，恢复上市为前提;债随资走，在处理方式上，应符合法律规定;应体现出国机的支持，包括资金、技术和资本注入;应先确定基本原则，形成整体的债务重组方案，并以此为基础，先在债委会内部沟通，然后再就具体内容和细节，一个一个地协商确定。

客观说，中行代表之言，是务实而理性的，更能体现债务重组目的及二重扭亏脱困精神。因此，工行代表明确表示，同意中行的意见。

而其他银行的态度，就不同了。

第七节 银行不太着急了

其它银行的思路，仍停留在如何争取自身权益。

交行的代表强调，要对债权债务测算清楚，才能决策，保证同债同权，防止个别债权清偿高于整体清偿率的问题;对抵押债权，应按法律规定优先受偿，剩余的债权债务，都应纳入整体重组范围，并在资产清偿后以股抵债;国机对以股抵债后的股权回购时间和价格，应做出承诺。农行代表更关心的，似乎是自己贷款最多的二重“三大核心项目”及万航等公司资产，在改制中如何处理。建行认为，要对方案涉及的问题，一个一个扯清楚，再行实施……

国机代表很冷静。银行在说，他们在听，耐心而认真地听。

越听，他们心里越有了数。他们发现了其中的秘密：银行除了盯住资产，争夺利益，就是寄望国机。在竞相逃生中，却是各打各的算盘。

对于前者，他们理解，毕竟，在其位，谋其事，尽其责;而后者，则令他们心里悠地有了某种释然，发现了银行争夺背后的软肋——各债权银行之间，原则立场观点都是散的，没有形成一致，更没有结成利益联盟，以债权人的姿态，来对付共同的债务人。所谓重组方案，不过是工行国际越俎代庖的产物，事前并没有与各债权银行充分沟通。这样，无疑减轻了国机的难度。

在工行国际和各债权银行代表发言后，董建红代表国机和二重参会的6人，阐述了债务人对债务重组方案的基本立场。她谦谦恭恭，客客气气。先是感谢，然后是赞赏和肯定。不是赞赏肯定方案本身，而是银行花的功夫。

客套之后是观点。她一一阐明了国机对债务重组中，几个关键问题的原则，在很多重大原则问题上，与银行的诉求可以说南辕北辙。

时间在一天天过去，问题却没有实质性进展……

就在国机心急火燎之时，国机方面人员发现，银行的态度似乎发生了微妙变化，由开始的焦急难耐、迫不及待，变得漫不经心、不焦不急了。

自任洪斌在2015年初，邀请工农中建四大行领导到二重调研，洽谈确定债务重组工作目标、原则和要求后，虽然债委会聘请了工行国际作为财务顾问协助工作，但银行方面的主动性、紧迫性，似乎不断在减弱。国机向债委会提交了16封正式邮件，敦促相关工作。在国机方面督促下，双方开展了5次集中谈判，无数次一对一的单独谈判，就债务重组基本原则、思路、细节等进行了沟通洽谈。但直到3月20日，离双方确定的完成债务重组洽谈时限只剩10天了，债委会和财务顾问甚至未向国机提供正式的谈判工作计划，更不说债务重组方案。

而另一方面，自重组落定后，自2013年下半年开始，二重的生产经营和维稳资金，就是国机在提供，直接的或委贷的，源源不断。

债权人不急，债务人急。

这种有违常理的情况，让国机方有些狐疑。经私下打听才得知，原来各家银行内部，对二重的不良贷款，已经未雨绸缪，计提了不良准备金，并按照风险管控制度，对有关责任人进行了经济和行政处罚。也就是说，这件事在银行内部已经处理。债务重组工作进展如何，对相关责任人已关系不大;而再大的债权损失，不过是银行的，或者说国家的“大锅损”。由于债务重组谈判，需要由总行来决策、推进、把握，在这种情况下，地方基层银行更多地是等待。

因此，银行近来对二重逾期贷款的催收，乃至对整个债务重组的推进，热情都明显减弱。银行的主要精力，转向了对二重逾期利息的催还，及到期票据贴现的催促。这对国机来说，具有双重作用：好处是债务重组本身，可能阻力更小;不利的是，该核呆的已核呆，该问责的已问责，工作动力减弱。

拖不起、等不起的是国机。

这已是双方第六次集中谈判。在一些非原则、非重大问题上，大家达成了不少共识。比如，二重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抵债、银行希望国机提供更多相关信息、国机应更好地向银行表明债务和解姿态等。但在许多原则问题上，分歧仍然很大。双方面对面地坐在一起，说是沟通，协调，却是针尖对麦芒。

关于二重重装股份让渡比例问题。

国机要求对二重重装的持股比例，不能低于企业总股本的三分之一。对此，银行表示难以接受，认为国机只须保持相对第一大股东就行，银行甚至可以向国机让渡部分经营决策管理权。背后的真正原因：一是大家对二重重装脱困后股价的看好，二是以股抵债价格。银行既想抓住现在，又抓住未来。

关于国机债权换股权问题。

国机坚持认为，按照银行强调的同债同权原则，国机投入的救助资金，也应一并纳入以股抵债。否则，只能是留债或将来进行增资扩股。留债不符合减债的重组目的;未来增资扩股，则涉及股权价格的确定等关键问题。股价通常是在资产评估基础上确定，预计会低于本次债务重组中的以股抵债价。届时，作为二重重装股东的金融债权人，很可能会不予接受。而该类议案需要三分之二以上股东表决权通过。因此，如果增资扩股，债权银行应事先一致承诺。

债权银行听罢，一致强烈反对。

国机作为股东贷款，怎能与银行债权相提并论?这也不符合“共同分担以及合理分担的债务重组原则”。国机一定要坚持，谈判将无法进行。

关于国机对二重重装股权回购承诺问题。

国机认为，上市公司股价由市场决定，如果国机承诺，等于对银行债权提供了担保，并将会对公司股价产生影响。这既违资本市场原则，又违背了本次债务重组主旨。最多可以二重未来的盈利作为承诺。银行说，以股抵债，我换给你的是真金白银，而且股价是溢价的。如果二重重装将来不能恢复上市，我的风险怎么控制?这个问题又直接关系到银行对以股抵债数量和价格的决策。

非金融债权的处置，也存在很大分歧。

债务重组谈判，又一次陷入僵局。

距各家银行现场考察二重已两月有余，国机支持二重资金的底线将触。此时各家银行不能对债务重组达成一致，我们一方面将积极、坦诚地与工行国际及各债权银行沟通，争取达成一致;另一方面不可放弃破产重整之选项。当事情发展触及我们底线时，要立即启动破产重整相关程序。

请徐总、骆总、王博、杨鸿雁同志阅。

这是2015年3月31日，任洪斌在国机资产财务部报送的《二重债务重组谈判纪要》上的批示。此时，距国机与二重联合重组第一次专题会议，已整整过去两年;正式重组，已一年半。原订的债务重组谈判完成日已过，双方的分歧仍然没有实质性突破;国机计划投资二重的解困救助资金，已投进33.40亿元。

拖不起了，国机;拖不起了，二重。

从批示内容，可以看出几个重要信息：一是银行不愿让步。与各债权银行的减债(埋单)谈判，难以达成一致，谈判陷入困境。二是国机底线告急，承受不起。董事会确定的埋单底线，已经接近，而二重的扭亏脱困，还看不到根本性转机。三是任洪斌被迫再次考虑最后的选择——破产重整。

这不是威胁，而是重组计划中有，国机被迫的最后选择。做任何事都得有底线，超越了底线，就可能失去掌控，走向另一面。二重的失血性经营已是顽疾，形成恶性生长惯性，容不得这样无休止地耽误。这有多少人理解?两年了啊，是怎么过来的，这个债务重组，这个减债谈判。任洪斌的苦衷，有谁理解?

回望来路，重组纷争，扭曲了前行的脚印。

尚在重组洽谈前期，二重方面就非常着急地或明或暗谈到，他们面临的资金需求，是个大单。而依法理可预期的埋单人，依次不外乎是国家、银行和国机。可随着事情的演进，这个次序正在发生微妙的转变：国家矜持而慎重，银行更多想到的是收债和减少损失，本无责任的国机，却被推到了最前面。

浪打船头客，何况国机此时已不是客。

重组刚刚落定，二重《关于申请重整过度期资金救助的请示》就摆在了任洪斌案头。顾名思义，还不是二重扭亏脱困，而是重组过渡所需的;前提是实施破产重整，所有债务冻结，假设的破产重整立案日为2014年8月1日，预测了此后的3个月。就是说，这个资金需求是短暂的，具有应急过度性质。

尽管如此，这个单也大得惊人：

支付人工：3.05亿元;

生产运行：22.21亿元;

费用支出：0.4亿元;

必要投资：3.02亿元;

筹资活动：11.56亿元;

其他支出：8.54亿元。

以上过度性资金需求，共计48.78亿元。扣除不确定的经过努力可能收回的货款等，实际急需国机外在注入的救急资金缺口39.9亿元。

仅这个“过度性”大单的量，就已远远超过了国机计划投入底线。从资金内容看，几乎包括了企业偿债和生产经营的方方面面。可见，二重已弹尽粮绝。而且，还有小媳妇初见公婆时羞羞答答的遮掩，示人的并不是全部真实的面容。也不是以整个改革振兴为基础，而是以很快进入破产重整程序，所有债务冻结为前提的。一旦基础和前提发生改变，一切都必然改变，难以控制。

事情很快得到验证，变化比想象更复杂。

就在国机对二重的上述资金请求还在头痛，对二重扭亏脱困资金的统筹还在煞费苦心之际，时隔两个月，二重的又一个请求国机资本救急的请示，呈送到了任洪斌面前。而且，这次来得更严肃，更慎重，更紧迫，用的是二重集团红头文件。從央企“少帅”到“中帅”，任洪斌见识了无数的红头文件，可今天二重这个文件，却令他感到特格外沉重，格外刺眼：文号：二重发[2014]75号;签发人：刘华学;内容：二重重装维持6月份资金链安全的请示;急需资金：15.91亿元，其中现款14.36亿元，票据1.55亿元。只是“急需”。

从“过度”，到债务逾期。债务大单，如雪片般纷至沓来。情况一个比一个特殊，一个比一个重大，一个比一个危急，一个比一个紧迫逼人……

请示说得清清楚楚，按照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原则，二重重装已于2014年7月24日，就债务逾期及其解救方案进行了公告。为确保企业生产经营和职工稳定，根据初步测算，未来的8、9、10三个，二重重装急需救助资金15亿元。在二重重装无力偿还债务，资金链紧绷已趋断裂，各金融机构不可能再提供贷款的情况下，只能向国机求援。二重已经充分考虑到国机的压力，提出所需资金可以分期到位，其中，8至10月分别到位7亿元、5亿元和3亿元。

大单接踵而来，国机已难以招架。

二重于2012年发行的10亿元5年期中期票据，虽兑付时间还有两年，但当年付息日已迫在眉睫;二重重装于2008年10月20日公开发行的8亿元企业债，于2013年赎回了4.9亿元，剩下的3.1亿元，年利率为6.80%，将于2015年10月15日到期。雪上加霜。评级公司中诚信因此于9月16日晚间发布的最新评级公告称：由于二重债务重整存在不确定性，将两债项的发行人主体和债项评级，由CCC下調为CC，并将其继续列入可能降级的观察名单。

二重的大单，并没有到此止步。翻开二重2014年以来至2015年的许多文件，大都与救火式的资金有关，而且一个比一个需求大，一个比一个急。

争议了一年半，该沉没的没有及时沉没，该止血的没有及时止住。二重的生息债务，还在不断增加;三年扭亏脱困目标的实现变得更艰难了。

一个庞大的债务大单，就这样铸成。

第六章 浴火重生

第一节 鱼跃龙门

这是一个古老的传说，关于鱼。说的是黄河鲤鱼，实际上是一个民族的隐喻：只要跳过龙门，就会变化成龙。中国是龙的国度，我们是龙的传人。

任洪斌梦中的鱼，国机和二重，跃过了龙门。

2016年12月26日，二重改革振兴领导及工作小组第十一次扩大会议，在二重德阳基地隆重举行。在陆文俊全面汇报扭亏脱困情况、国机和二重相关领导发言后，任洪斌面带微笑，从容地拿出一个简短的新闻文稿——他在年初就已经写好的，第一个，郑重其事地宣读。内容与当初预发布的大同小异，只是填上了真实具体的数据;还有，当初是写在他笔记本上的，现在是发表在国内外各种主流媒体上。从新华社、《人民日报》、《经济参考报》，到各种门户网站。文稿形式多种多样，但核心内容都一样：中国二重胜利实现三年扭亏脱困目标;此前12月23日的《德阳日报》头版消息，甚至几乎完全采用任洪斌原文。

念完新闻稿，任洪斌从容而淡定，用笃实的目光轻轻扫视了一下会场。关心、担心二重把国机拖入泥潭的领导和朋友，心里悬着的石头落了地。

这个消息既叫有的人意外，似乎又在许多人的预料之中。

结果在半年前就基本明朗，此刻，只是进一步验证。在宏观经济仍“风萧萧兮易水寒”的背景下，与国机联合重组后的二重却风景这边独好。

2016年。二重扭亏初战告捷，起死回生。

二重当年实现营业收入82.86亿元、利润5.33亿元。其中：二重重装实现营业收入33.02亿元，经营性利润0.73亿元，经营性活动现金净流入1.02亿元。年初提出的42项国机二重联动重点工作，有34项胜利完成。

2017年。迈入改革振兴，有质量发展之程。

二重当年实现营业收入64亿元、利润5.66亿元。长线产品新增订货10亿元，新签新型40MN智能化热模锻压力机和60万吨粉煤热解回转反应炉合同。重要的是数字背后透视出来的更深刻的企业生命体征。它表明，二重在实现三年改革脱困基础上，精准施策、持续发力，逐步迈入可持续有质量发展新阶段。

随着中国恒天集团的重组入盟，国机资产与经营业绩再创新高。2017年，国机资产总额达到3815.6亿元，实现营收2881.7亿元、利润总额112.1亿元，上缴税费130.6亿元，分别比上年增长40.3%、34.6%、29.3%;全年实现EVA36亿元。同时，国机再次荣获国资委中央企业年度经营业绩考核A级，并稳居中国机械工业百强企业榜首。至此，已连续10年获得上述“双领先”殊荣。

实施与二重重组的5年(2013-2017年)，国机累计实现营业收入12102.30亿元，比上个5年增长60%。剔除重大重组转入非正常亏损因素，累计实现利润446亿元，比上个5年增长41.5%;上交税费528亿元%比上个五年增长35%。

2018年。国机生产经营持续向好，朝着改革振兴阔步而行。根据中央领导和国资委要求，集团在这一年的经营业绩与利润，都力争再创新高……

跃过龙门，化鱼为龙。

站在时光的桥头，回望几年激流，去探视这从容笃信的背后。不为哲学，只为欣赏流年诠释的重组奇迹。承载着企业之魂——那个寻找多时的国机梦。无疑，重组双方的资产质量、企业素质和核心竞争力，都发生了质的提升。

回到曾经的发展出路寻找，国机和二重。

二重寻找的，是“脊梁”“长子”的神圣使命。它们的意义，不能简单用砖瓦、门窗、墙壁之类大厦建筑元素和责任去解释，而是血肉、生命和整体。满世界寻找，也找不到只有“脊梁”的大厦，也不需要长期累赘的“长子”。

国机寻找的，是超越营业收入和利润以外的价值。作为企业，当然需要营业额，需要税收，需要利润。但站在国家层面，这显然是不够的。中国机械制造业，更需要“脊梁”般的支撑，“长子”式的担当，雄傲世界的地位、作用和实力。这不是营业额和利润能解决的问题，而是人有我有，人无我也有。

两个伟大的寻找相遇，为奇迹的诞生铸就了条件。

几年前的出发，终于迎来了满意的答案。不只是数字，而是一座耸立于新时代的现代企业大厦。无论是多年的国机大梦，还是二重曾经的困惑，都归结在这个答案里。中国机械工业那一系列之“最”和世界一流，谁能担当?

唯有国机，或者说与二重成功重组后的国机。

2016年7月18日，中国一重集团董事长刘明忠带队到国机考察。除了学习重组经验，也流露出希望在未来市场中，不要恶意竞争的意思。任洪斌当即坦诚表明：一重、二重本来就是兄弟，希望大家未来成为一家人。他以“三个转变”的观点，为两个企业的关系重新定位，即由竞争转变为合作，由对手转变为伙伴，由兄弟转变为亲兄弟。为了让对方放心，他还半开玩笑半认真地强调，咱们这是“君子协定”，谁违反都要受到“惩罚”。我们就要打破过去那种竞争就是零和游戏，就是一方伤害另一方的怪圈，要实现互利共赢。双方因此而建立了由两企董事长牵头的日常沟通协调机制，确定了相关的原则和纪律约束。目的不是要结成垄断联盟，而是要维护市场秩序，做到有序竞争。

任洪斌坦诚自信，一重很感动。无疑，中国两家重装巨头的握手言和，握手言合，其意义已超过重组本身，必将影响未来的重装市场格局。

从二重到国机，石柯都是深度的介入者，见证者，参与者，当然最有发言权。他把二重与国机重组后，二重整体体质的提升，概括为五大变化：

思想观念变了。二重原来的观念是会干啥就干啥，我干好。这叫适合市场，但没法适应市场。现在变成了市场需要啥我就干啥，会干的干好;不会干、不能干的通过“嫁接”，靠集约力量干。大家已认识到，二重不再是一个国家骄子，干不好，国家要拯救。要发展，得依靠市场。要奋发才能图强。

经营模式变了。二重原来只干大型成套里面的一段，而现在要干的，包括制造、研发、市场，提供综合解决方案，二重成了真正的公司。干国内外的大项目，二重原来没有管这方面的人才队伍，国机可配置CMIC的资源。

机制保障变了。管理不一样了，就要求不一样了，工作标准不一样了，机制动力不一样了，给用户提供优质的服务就有了保障。

经营管理变了。不只是管理严格，还有经营理念。国机和二重的区别，就是国机的管理要严格得多，遇到问题一定要分析产生根源在哪里，责任是谁，然后做出处理。二重原来是家庭式的管理，与企业管理明显是两码事。家里是感情用事的地方，很难讲制度和执行;工厂不能只讲感情，要靠制度办事。

治理文化变了。法人治理结构更加完善，大的运行方面更规范。比方说，二重有集团公司，后来又有股份公司。这里有高度重叠，不同的公司有不同的职权，很容易混乱。出了问题分析完了，大家都有责任，又都没责任。现在改变了。这是国机文化向二重传播的一种方式。文化的魅力在发生着作用，二重对国机更加坚信了。二重有个了解国机的过程，尤其是职工。原来是一弄就僵。有几个事情，他一见一看一分析，发现国机是对的，就不质疑不对立了。

的确，重组带来的变化是巨大的。不仅是管理，更在文化;不只国机二重，而是整个中国机械制造业，甚至可能影响世界机械制造业的未来走势。

原机械工业部老领导邵奇惠，曾是国机的第一任党组书记，感情所在，虽已退休20余年，但对国机的事一直很关心。2016年7月19日，笔者预约到北京邵老家采访。一进门，邵老就在门口热情迎候。

简单的寒暄，就直入主题。

邵老思维敏捷，开门见山：这些年，国机在任洪斌董事长的带领下发展很好，我们很放心，平时对国机的事过问不多。但国机二重重组毕竟是件大事，不能不关心。邵老并不回避，他开始从国资委巡视组得知这件事时是反对的。主要是觉得两个企业行业主业不同，主营业务、技术积累、市场方向、人才专长等都不一样。过去两家的发展战略，也没有涉及到要把对方拉进去。从发展状况和势头看，国机较好，二重较差，把两个企业捆绑在一起，会不会一齐递减?

邵老坦言，是在时任国资委党委主要领导找他后，他的态度才改变的。该领导明确告诉邵老，这事在他到国资委前中央就定了，二重是国宝级企業，不能垮。既然中央定了就坚决拥护，不是干不干的问题，而是如何干好的问题。咱这个规矩是懂的。只是，任洪斌的压力大了。实践证明，中央的决策是对的。

当然，国资委也很支持，地方政府、银行、证监会都支持。特别是任董在这个事情上的表现，很让人佩服和感动。他一是党性强，二是坚定改革，三是坚持一切为了国家和人民。面对这么一个难题，不知结果怎样，甚至可能对自己的前途产生影响，他敢于担当，不考虑个人得失，表现出对党的忠诚。

最后，邵老叮嘱，写这本书要把任董这种精神写好啊。

何光远、孙祖梅两位老部长，对这个重组，也经历了同样的心路历程。在北京西城区月坛南街的原机械工业部老部长党支部所在地，当笔者与他们聊起这事时，孙老感慨地说，这事洪斌做得好，国机有希望。

事在人为，为而不难。丹棱精神再一次得到求证。

国机于2016年12月26日，在德阳举行了二重改革振兴领导及工作小组最后一次会议，对二重三年扭亏脱困进行了简单小结。头晚，石柯在酒店一见到笔者，就热情地一步上前紧紧握住手激动地说，周老师，我明天的讲话，要好好讲讲任董。平时，一提到成绩，他总是说是大家的。他谦虚，高风亮节不说，我必须说。我是书记，要实事求是，代表党组织讲讲话。我当时明显的感觉是，这位最了解二重过去现在和重组的老书记，心里一定积压了很多话。

果不其然。第二天的会上，石柯语出动人——

在启动国机二重重组谈判时，我曾与任董深谈。当时有一百个理由往后推迟，有一百个理由提出这样那样的问题，有一百个理由提出这样那样的条件。如果那样，也许重组现在还没有起步。可是任董没有。他以坚定的态度落实中央和国资委决策，从未动摇。在重组过程中遇到再大的困难，他从不抱怨，总是充满坚定与热情。国机企业文化中包含了“幸福”。他总是心系二重，情意浓浓。他经常打听二重职工的情况，工资能不能按时发放，日子过得好不好。就是“5·11”那样的群体事件，他也从未责怪过二重职工，而是从决策管理上找不足。他总是以拳拳之心，激励职工的自信，鼓励二重要自己救自己。

二重企业文化中有“感恩”，我们今天在庆祝扭亏脱困的时候，一定不能忘记……

会场静若空宇。记不清石柯一连讲了多少个“一定不能忘记”。

面对扭亏脱困成功的喜悦，二重不同的人，以不同的语言，表达着自己的理解：在二重老领导华涌欣、刘松明那里，成功是优势互补、改变传统工厂模式，走向市场新生的最佳组合。二重重装总经理王平的感受，有点像辛弃疾《青玉案》里的情景。“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这位在年初因回答不上国内同行质量指标而间接挨了批评的老二重，对重组几年来的感受，用了“迷茫，闯关，苏醒，明白”八个字来概括。他说他现在终于明白了，明白了任董的卓智大略，明白了重组这盘棋，明白了二重未来的走向。因为明白，所以笃信。我才弄明白，在头天晚的庆功茶叙中，王平为什么要主动当众立下“军令状”，请求把自己的工作列入二重未来改革振兴考核。

笃信的还有二重各方人士：在共青团十八大代表方鹏飞那里，成功是坚守二重这几年的改革脱困，让他更真切地体会和理解了一句人生格言：“关键时刻的抉择，决定人生航向;关键抉择的坚守，创造美丽青春。”在青年技术骨干王少江、肖秋玥等那里，成功是对青春选择和付出的无怨无悔。在厂二代、厂三代王志伟、郝平那里，成功是对先辈的最好慰藉和这一代的底气。在劳模裴长盛和劳模家属唐玉红那里，成功是对任劳任怨、无私奉献的最好慰藉。而在基层管理骨干陈俊伟、李国俊那里，成功是对干群关系改善的明察珍惜。在坚守下来的职工那里，成功是关键时刻的坚守和对企业未来更好发展的期盼……

任洪斌看得更远。他说，所谓差异化，就是创新。这是他对重组成功更看重的标准——创新意识的觉醒、创新能力的增强和创新理念的改变。

这是“国机奇迹”的真正“秘笈”：走创新发展之路，不断占领制高点。国机新团队非常明白，要不负使命，巩固发展与二重重组的成果，必须不断创新。不只是传统意义的产品原型创新和二次创新，也不只是经营管理上的流创新，更是经营模式的源创新。DT(Data Technology，数据处理技术)时代的创新，与传统创新已大不同。创新的最终目标，是给企业带来EVA(经济增加值)。杰弗里.摩尔对若干失败例子进行深入分析中发现，世界许多知名的企业，不是因为基础不好、实力不强、技术力量不雄厚而落伍，而是因为创新理念落伍。

创新，不再是抽象的理论和象牙塔里的概念，而是避免陷入“中产阶级危机”和“中等收入陷阱”国家，及进行供给侧结构改革和产业转型升级，迈向创新发展新时代企业的共同认知，是一场伟大的时代革命。它对中国实现“两个一百年”战争目标，对二重扭亏脱困厉后的改革振兴，更具有特别的意义。

“使供给侧由过去的制造为主，向制造服务结合，以提供综合解决方案转变，由产融脱节向产融一体转变，由产品输出向资本输出转变。”

反复掂量着任洪斌的创新理念，及其在这次重组中的巧妙利用，联想到国机的创新之举，我似有所悟。这既是一种竞争哲学，生存哲学，也是一种发展哲学。溺水上岸，重新审视世界状态和自己处境，二重认识到创新的含义。

企业真正的“龙门”，是创新的发展理念。

第二节 重装出击

创新的理念成就了二重，也武装了国机。

重组战略、二重改革振兴和国机大梦，都指向一个重要目标一一重装。

想起当年参观二重时厂门口那句气吞山河的标语：“中国二重，装备中国”。这不只是一句口号，而是国家赋予二重的使命。包括曾经的共和国“脊梁”、“长子”等称谓，其实都与这个使命联系在一起。这个使命被二重人一代一代传续，创造了难以抹掉的辉煌;随着国机二重的重组，现在传到了国机。

国资委于2015年9月25日在成都召开的二重改革脱困座谈会上，国资委领导更明确要求國机和二重，在谋划未来发展时，要加快“国机重装”平台建设。

事实上，从重组开始，重装就是未来国机发展战略中的一个重要板块，以“国机重装”的名字命名，则是有更深远的考虑。这是国机大梦的重要组成，也是国机在*ST二重主动退市时的承诺。现在，是圆梦和兑现承诺的时候了。

国机重装，一个新的命题，成为出击的主体。

随着减债、减员的成功实施，重组第一阶段扭亏脱困目标的实现，这个既定的改革振兴大举，经过重组铺垫，于2016年5月正式启动。这既是重组的深化，又是重组向高端目标的挺进，旨在搭建科工贸一体的国家级高端重型装备旗舰平台——国机重装。具体方案为：以二重股份为载体，将国机所属中国重型机械有限公司(中国重机)、中国重型机械研究院股份公司(中国重型院)进行战略重组。在国家各权力部门倾力支持下，重组扎实有效地推进：2017年底，重大资产重组获得了国资委、证监会核准;2018年1月取得商务部批准，2月完成中国重机、中国重型院工商变更，3月完成二重重装新增股份登记及工商变更，并将二重重装更名为“国机重型装备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简称‘国机重装’)”。

2018年3月28日，国机重装正式挂牌运行。

这个总部坐落于四川省德阳市珠江东路99号的崭新平台，不只是国机旗下的一家新公司，而是一出重组重头戏，压轴戏，也是未来的圆梦大戏，是中国重装出击的主体，或者说国之重器。它的使命，不仅是承接国家高端重大装备研发制造，还要以高端装备制造业为牵引，为实体经济的重振探索经验，并带动二重、国机乃至中国机械行业走出去，占领中国甚至世界制造业转型先机。

重装出击，重返资本市场。

能否，何时，什么姿态?这虽不是重组目的，却是二重原有核心板块在重组中是否涅槃重生的重要标志。任洪斌当初的新闻稿，用了可期，可望。2017年的盈利可期已成为现实;2018年的更大盈利，也几成定局。更重要的是，深度重组对重装载体造血功能的重塑，成就了践约和圆梦的可能。

两个“可”的实现，为重装出击重返资本市场创造了条件。

重装出击，瞄准长线产品。

市场。一个特殊的重装，既非体制，也非机制，甚至无关经营管理，更不可能靠输血能解决问题。市场的问题，只能通过市场来突围。立足制造优势，开发长线产品，实现主营业务的转型升级，几乎成为二重振兴的唯一选择。《二重长线产品规划》是2014年9月制订的，现在，成了重装出击的重点。为此，国机投入专项资金10亿元，用于长线产品开发，当年完成2.92亿元。

二重改革振兴工作分工负责长线产品的国机总经理徐建，每次到二重，就话不离职责，事必谈长线产品。经深入调研，2015年10月他在二重提出“传统与新兴结合、优势与核心结合”的开发思路。一年过去，成效初显。

核电设备研发生产取得重大突破。

这曾是拖垮二重的“三大核心项目”之一，只是生不逢时。再次重振，足见方向并没有错。经过技术攻关，核岛关键部件、成套设备打破“人有我无”的被动局面;成功研制核电的ACP1000主泵锻造泵壳、世界首套ZH-65型蒸汽发生器水室封头，完全掌握中核华龙1号蒸汽发生器全套大锻件关键技术;AP系列稳压器、高温气冷堆反应堆压力容器基本具备技术交流和项目投标能力;正在逐步实现由材料供货向关键部件、成套设备供货的转型。核电主管道、超临界高端铸锻件形成“人有我优”的竞争格局。重组告捷之时，二重已成为国内唯一拥有第三代核电所有堆型主管道制造能力并实现批量订货的制造商，并已基本掌握CAP1400汽轮机高中压及低压转子、600℃汽轮机组不锈钢电极制造、锻造和热处理技术，领先于相关竞争对手，具备替代进口及订货条件。

大型模锻件重振雄风。

这曾是二重的看家產品，前几年因质量、成本等原因失去市场。如今，在重组中重振，进一步找回巩固“人无我有”优势。成功完成国内首件G50重型燃机高温合金轮盘锻件研制并实现订单;试制新一代发动机整体叶盘锻件，填补国内空白;C919，宽体客机等民航客机锻件研制取得突破，形成国内外多点开花的局面，并成功进入欧洲市场。二重联合研发的200KW飞轮储能装置样机测试达到设计要求，产品市场前景可观。首次承担军用核动力大锻件科研项目，大力推进新概念武器研发，着力打造国际知名航空模锻件制造基地。

传统与现代结合，开拓源创新新领域。

围绕建设世界知名成套装备、大型铸锻钢、大型核电石化设备、大型模锻件制造“四大基地”，目标锁定在高端装备、新能源、节能环保、新材料“四大新兴产业”。二重传统的优势，被重新认识、梳理：冶金、模锻成台套设备、电站铸锻件、核电设备、重型容器、航空模锻件、传动设备及冶金备件等都不能丢;新兴产业领域更不可忽视，高铁齿轮箱国产化、海洋工程、油气资源开采、大型矿山、新型煤液化成套等设备，民用航空工业模锻件、高铁齿轮箱等未来市场。传统与现代、优势与市场、生产与综合，成为二重再次出击的组合拳。

重装出击，凸显了国机坚定的创新魄力。

研发开路，出手和斩获都是大手笔。重组5年来，拥有4位院士的国机，累计科技投入达243.5亿元，其中研发投入153.1亿元;获省部级以上各类成果奖项1679项，其中国家技术发明一等奖1项、二等奖3项，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1项、二等奖12项;获授权专利6724项，其中发明专利1958项，授权发明专利数量年均增长25.8%;完成制修订国际、国家和行业标准3646项。

重装出击，彰显了二重独特的魅力。

由于成本原因，二重在一些传统行业，如汽车、船舶、柴油机等曲轴、连杆类模锻件产品，已失去竞争优势，先后退出市场。在一些大型专用设备制造领域，仍拥有竞争优势。比如石化大型设备制造，就一直是二重的强项，且有长期友好的合作史。在2016年初召开的二重改革答谢会上，中石化代表如数家珍般，一口气列举了一大串与二重合作的难忘事例。从2004年海南炼化500万吨/年炼油项目开始至今，双方合作项目多达40余个，合同金额超过25亿元，设备重量超过3万吨。十多年的合作，怎一个“难”字了得。中石化代表明确表示，将一如既往地加强与二重合作，在二重遇到困难的时候，给予更大支持。

这样的承诺，不是空头支票，而是市场富矿。

陆地开采一口油井，投资总额一般两、三百万美元，而建一个深海平台则需10-12亿美元。据巴克莱资本统计，全球2012年油气勘探和开发总投入6140亿美元，比10年前增长了近400%。随着全球经济的复苏，石油需求将保持2%以上的年均增速，中国每年石油供需缺口达2.5亿吨。全球目前拥有自升式、半潜式钻井平台，80%的服役超过20年，40%的超过25年，面临大量更新。据测算，2014年至2020年，全球海工市场各类装备年订单将超过350座(艘)、600亿美元，压裂设备年市场需求达约8亿美元。因此，国家发改委、财政部、工信部在2014年4月，就联合下发了《海洋工程装备工程实施方案》，提出在2020年全面掌握助理海工装备研发和设计技术的目标，鼓励和支持中国企业加快介入。

天势，地利，人和皆具备。这显然是一个难得机遇。于是，油气资源开采设备和新型煤液化成套设备，理所当然地成了二重出击的重点。

重装出击，瞄准新兴市场。目标：航空和核电。

无论世界还是中国，民航业都是一块巨大的市场资源。民航发展需要飞机，生产飞机离不开高质量、高技术、高难度的大型模锻件。近几年来，在国际市场，法国MBD公司、美国波音公司、加拿大庞巴迪公司需求均稳定增长，法国空客公司，美国普惠、通用、古得厘奇公司等新客户，均将产生新需求。中国的民航工业才刚刚起步。国产C919干线飞机和ARJ21支线机等“大飞机”项目，已列入国家上马任务，步入快速推进阶段，但道路并不平坦。民用航空模锻件市场，是重装行业一个不可忽视的新兴市场，前景可观。世界风起云涌，军机的钛合金框架、涡轮盘、起落架等大型模锻件市场，也有不小潜力。

这些，无疑是二重的看家本领。

2016年11月底，二重800MN模锻压机正式验收。

这不只是一个项目，它表明国机重装平台从产品的模锻工艺、热处理、酸洗、理化检验及模具加工制造，均具备了较完善的生产保证体系;航空模锻件制造工艺技术，处于国内领先水平，部分技术达到国际先进水平。各种材质、不同类型的航空模锻件，都可以得心应手。二重无与比肩地成为国内军、民用大型航空模锻件最重要的研制单位，获得各主机厂和国家有关部委高度认可。

重装中国的大梦，二重人做了多少年。

超大型航空铝合金模锻件，是国内航空领域投影面积最大、研制难度最高的铝合金模锻件。二重借助国机支持，通过研制，组织技术攻关，逐步形成一条质量可控、批次稳定的生产线，可充分发挥大型模锻压机的重要作用，为未来公司承担更多铝合金产品奠定良好基础。2015年10月23日，该模锻件顺利通过中航工业某飞机设计研究院组织的装机评审，具备装机资格;紧接着的12月，中国商飞公司和德国利波海尔公司经过严格评审，一致同意二重研制的国产C919大型客机起落架锻件技术工艺及制造，可以装机使用。

希望终于随蓝天起飞。

二重的未来十年，把重要的出击目标赋予航空，并不令人意外。钛合金、高强钢、高温合金、铝合金四大类材料，铸就了二重的起飞之翼。不仅飞向了中国广袤的蓝天，还飞进了国际民用航空领域，飞进了美国波音公司、法国赛峰公司、加拿大庞巴迪公司等制造商的组装线。

2.5亿元、12亿元、20亿元，不只是销售收入。

目前，二重模锻件制造，已占据国内飞机机身模锻件市场的30%～40%，起落架模锻件市场的80%以上，发动机锻件市场的25%以上。

2011年3月11日发生的本福岛核事故，只是个意外。它就像飞机坠落、火车相撞、汽车掉岩一样，既令人伤痛，又令人无奈。关键是不能因噎废食。谁能否认，核电是一种文明，人类需求。某一个意外，可能延缓文明的进程，却不可能扼杀文明的存在与发展。因此，在二重的制造自信、产业转型升级和未来希望中，从来就没有放弃过核电，哪怕他们曾因此而摔得遍体鳞伤。

对核电市场的自信，来自于科学的研判。

随着AP1000为代表的三代核电机组投产，以及CAP1400、ACP1000核电技术的成熟，中国的三代核电建设，将迎来新的发展良机。以ACP1000核电机组出口巴基斯坦为标志，中国核电装备已开始走出国门，逐步成为继高铁之后，第二张中国重装名片。核级专用设备，占核电设备总量的25%，占设备总投资的54%;非核级设备，占核电设备总量的75%，占总投资的46%，其中的核电铸锻件材料费用，又占成套设备的60%，市场前景非常乐观。

重装出击，瞄准自己的核电优势。

它们是核电压力容器、蒸汽发生器、稳压器、堆芯补水箱、主管道、重型支撑等核岛设备。国机重装与国内外有关科研院所合作，开展技术攻关与交流，喜讯接踵而来：主管道核电产品、1000MW及以上核电机组汽轮机转子整体锻件和焊接转子锻件等获得技术突破;核电堆内紧锢件材料、烟气轮机涡轮盘高温合金锻件、离合器外星轮锻件先后进入试生产;火、水电铸锻件，风电，大型支承辊，重型容器，冶金传动产品，高铁齿轮箱，大型矿山成套设备等均有新收获。

国机重装制造的国内首台125t级大型电渣重熔炉1号炉头框架，于2018年12月底在二重装备铸锻联合厂房顺利起吊，标志着该设备安装阶段目标胜利完成。该设备是国机重装占领高端铸锻件产品市场，开发新型材料、研发核电与航空材料的关键大型设备，也是国内引进的具有国际先进水平的第一台大型电渣炉设备，对解决二重装备现有高端锻件生产瓶颈具有非常重要的支撑作用。

这一系列的突破是个缩影，国机重装的使命是重装国家。

信念的笃定，铸就脚步的坚实。国机重装，这个新时代应运而生的国之骄子，甫一诞生，便以不同凡响的重装出击和国家拳头姿态面对世界：

2018年4月25日，由国机重装自主研发制造的海外首堆“华龙一号”K3项目主管道和波动管，在二重核电石化公司成功启运，发往巴基斯坦。至此，包括此前已经运抵巴基斯坦的主管道，项目全套主管道和波动管全部按期交货，标志着国机重装成为国家“一带一路”核电走出去的重要战略供应商。

2018年4月28日，由国机重装自主研发制造的、目前世界上最重的加氢反应器——260万吨/年沸腾床渣油锻焊加氢反应器，在江苏镇江成功发运。这台“超级”加氢反应器总重达2400吨，总长超过70米、外径5.4米。它的重量与制造工艺复杂性，均突破了世界制造纪录;它的成功制造发运，标志着中国高端重型装备制造旗舰——国机重装正式“扬帆起航”。

国机重装，正坚定从容地按照既定目标，积极引进战略合作者，拓展资源聚集整合空间，争取早日重新返主板市场，以实际行动兑现对各方的承诺。

目标在远方，路却在脚下。

第三节 中国拳头

路在脚下，要坚实走好，还要自身强。

无疑，重组的成功，既强了二重，也强了国机。这种强，已成为一种引领未来发展的引擎，没有因为重组的完成而停止，而是在这场席卷世界的经济转型升级中抓住了先机，抢占了制高点。曾经沧海，明天的阳光是新的。

对此，孙德润的感受，似乎比其他人更为深刻。

孙德润认为，在国机与二重重组前，整个中国机械行业，没有一家企业有整合行业发展的能力和实力。业内权威人士普遍認为，这次国机二重重组，改变了中国机械工业的大格局。国机注定了在未来的中国机械行业整合中处于核心地位。按照中央新近出台的国企改革政策，中央对央企的管理，将由按行业分类，转变为按性质分类。国家将以授权的方式，设立行业国有资本投资营运公司，来承担和实施这种整合。机械行业肯定属于竞争性行业，必然面临一场大洗牌。在“三去一降一补”重大改革中，中国机械行业能承担此大任的惟有国机。

正如孙德润所言，先机成为资源，机遇很快降临。从国务院、国资委领导，到业内同行，都对国机二重重组后的愿景寄予了不少新的厚望。

必须把改善供给侧结构作为主攻方向，全面实施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规划，把发展智能制造作为主攻方向，加快新材料、新能源、人工智能、集成电路、生物制药、第五代移动通信等技术研发和转化。深入实施工业强基、重大装备专项工程，大力发展先进制造业，推动中国制造向中高端迈进……

这是2017年3月5日，李克強总理在第十二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上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的改革任务。从那一系列的“手段”，不难看出任务的艰巨与中央的决心。李克强还要求通过深入推进“中国制造+互联网”，建设若干“国家级制造业创新平台”，实施一批智能制造示范项目，包括高端装备。国资委提出的按照高层级市场化的要求，对不同性质的国企逐步实行分类监管，促进产业资本与金融资本的融合发展，培养产融结合大财团，明显也是一种因应之策。

面对重组告捷，迈向改革振兴的新国机，国资委党委主要领导更是心之拳拳，言之谆谆：“习总书记、李克强总理一直强调大国重器，让我们中央企业承担起大国重器责任，也号召我们培养一批大国工匠，把工匠精神发扬光大。”

任洪斌很庆幸，庆幸国机在贯彻落实中央战略上抢占了先机。这种抢占，不是基于某种机缘巧合，而是对世界及中国经济转型升级的深刻认识。

抢占先机，实际是顺应了经济规律。

中国前几次的经济转型升级，都发生在产业经济，特别是工业化成长过程中。供给侧的产品制造端，总体产能还不足，市场整体特征是卖方市场。从生存、温饱到小康，经济转型升级的本质，是满足不断提升的物质需求。产能过剩只是相对的，很容易在发展中消化;企业竞争的对象，主要是区域内或国内的同业;竞争的拳头，主要靠企业组合。在这种状况下，如果产能不足与垄断联手，消费者就只有“人为力俎，我为鱼肉”。无论政府有形的手，还是市场无形的手，面对的主要矛盾都是加快发展，满足不断增长的需求;国家宏观调控、产业重组的取向，主要是把企业“做大做强”，维护好“国家安全和国民经济命脉”;防止垄断，鼓励竞争，保护消费者权益，成为市场的最强音。康德拉季耶夫的“准垄断”主张，往往显得与现实格格不入。于是，有了一重、二重，南车、北车，南方、华中、华东、西北、东北、华北六大电网，有了中石油、中石化、中海油等等。这样的顶层设计，既是竞争的催化剂，又是反垄断的“防火墙”。

几十年了，我们这样走过来。

可是，现在不同了。

经过40年改革开放和快速发展，中国已步入工业化城镇化后期。产能过剩、物质产品供给饱和及买方市场，形成一道道天然的反垄断“防火墙”，任何企业任何产品欲求垄断都可能是痴人说梦。政府和市场面对的主要矛盾，是如何让已经过剩的产能更好释放，寻求新的发展空间。在新一轮经济调整中，中国过剩产能最好的出口，无疑是“走出去”——向发展中国家和地区转移。

一切随之而变：主要市场空间，由国内变为国际，由投资转向消费;主要竞争对手，由国内同行变为世界同行;主要竞争方式，由提供单一产品到提供综合解决方案。传统制造业和制造方式已经没有出路，只有实现产品和服务的转型升级，重构新型供给侧，才能适应市场，实现与新需求侧的有效对接……

变了的产业和市场格局，让既有的顶层设计显得越来越不适应。最明显的表现就是：我们在“走出去”中遇到的尴尬——中国企业在国际市场遭遇的竞争拳头，往往不是来自于国际同行，而是中国自己，比如一重与二重、南车与北车，中石化、中石油与中海油，甚至我们庞大而坚定的民营大军……

现实残酷而严峻：兄弟间拳脚相向，伤的是自己，利的是别人。要顺利实现新的经济转型升级，首先需要思想观念、企业制度，特别是竞争组合拳的转型升级：将产品拳头、企业拳头，上升为产业拳头;企业组合拳上升为国家组合拳;由过去的企业为平台的国内竞争，转变为以国家为平台的国际竞争。

走向世界，我们迫切需要一大批“中国拳头”。

事实上，中央不仅看到了这个问题，而且早已付诸行动。这是新一轮央企重组的精神实质。只要稍一留意，我们就不难发现，近几年来，从产业、企业、产品到资本，国际市场上那些晃动着的越来越多的“中国拳影”：

南车、北车整合了。

整合后的中国中车，以王者归来之势，携带着强劲的中国高铁，以明显的造价、工期、质量、性价比等优势，大大提升国际竞争力，驰骋于世界高铁市场，形成举世瞩目的中国品牌和团队力量。让我们过去望而却步的日、德等同行也难以招架。真正的“中国拳头”，我们不时从中看见总理、部长们的身影。

截至2014年，中国铁建在海外共完成铁路项目30多项，建成铁路总里程约7500公里，业务遍及78个国家和地区。高铁全球排名第一，不仅是600千米的时速，还有250家最大工程承包商中的位置。2016年11月2日，中国铁建一举拿下马来西亚金马士至新山之间的南部铁路项目。项目不大，投资仅145亿元人民币;也不是高铁，只是普通铁路。但世界同行却发现了其中的与往不同：它是多年来中国央企首次联合在海外中标的铁路项目，而不是自己互掐。

中国铁路拳头所向披靡，好戏连台。

2017年12月，中国铁建下属中国铁建大桥工程局集团与孟加拉国铁道部，签订孟加拉铁路阿考拉至锡莱特米轨转换为混合轨改造项目，合同金额约15.45亿美元，约折合101.23亿元人民币;2018年1月，中国铁建下属中国土木工程集团有限公司与伊朗签订伊朗克尔曼沙至霍斯拉维铁路项目合同，合同金额约35.3亿元人民币;2018年5月，中国铁建下属中国土木工程集团有限公司与尼日利亚联邦交通部签订了拉各斯至卡诺铁路第4号补充实施协议，合同金额约66.81亿美元，折合人民币约423.28亿元……

中远、中海整合了。

航运业本来就是一个国际化的行业，主要竞争为国际航运市场。国资委旗下的四家航运央企(中国外运长航集团、招商局集团、中国远洋集团和中海集团)，国际化业务很多都是重叠的。在航运业运力严重过剩、市场不景的情况下，它们从国内竞争到国外，不仅互伤元气，路子也越来越窄。整合不仅是发展之策，也是面向世界竞争求存之策。继中外运和招商局集团重组之后，中远和中海的整合，对于降低国内竞争的成本，共同应对国际市场竞争，尤其是对于第三方物流、供应链物流、跨境电商物流等，具有更大的战略布局价值。它们合后，将成为国际航运强有力的“中国拳头”，对于参与竞争无疑大有好处。

央企阵营在2015年完成6对12户企业重组后，这种跨境重组的节奏明显加大。2016年以来，又实施了中材与中建材，中粮与中纺、国旅与港中旅，宝钢与武钢及钢铁、煤炭、电力，中储粮与中储棉，中航动力与成发科技、中航动，中国轻工集团、中国工艺(集团)与中国保利集团，一汽集团与南北船、神化与国电电力、中铝与云冶(云南冶金集团)等的相继整合重组……

至此，央企总数，已由最早的192家，后来的102家，降至两位数。

国机二重的重组，是这个重组大格局中重要一环。

国资委新任主要领导2016年1月上任伊始，就明确指出，为更好实施“走出去”战略，央企还需进一步重组。不只是数量和形式，而在于实质。

不难发现，这次重组大潮与以往最大的不同：不再是指向“国家安全”、“经济命脉”、“行业前三”等，而是指向“走出去”。同年12月9日国资委与媒体通气称：重组不是单纯的央企户数的减少，也不是单纯地做大规模，而是要培育世界一流企业、助力产业转型升级、发挥协同效应，提升整体效率。

事实正是如此。宝钢、武钢重组后的宝武集团，粗钢年产量达到6000万吨，其中高端产品达4000余万吨，超过韩国浦项和日本新日铁;中粮、中纺重组后，总资产和年营业收入均超过5000亿元，跃居国际大粮商第一，油脂、棉花等品种经营能力晋级全国之首，世界前列。不难想象，如果每一个重大重组，都铸造一个打向国际市场的“中国拳头”。经过几年努力，形成50个、80个强有力的“中国拳头”，世界产业竞争将是怎样的中国气象。

不仅是产业重组，重组中我们还明显看到“公有制实现形式多样化”向深度演进的步子。中国电子的634户企业，已有431户实施了混合所有制改造，有56户实行了职工持股。打向世界产业市场的“中国拳头”中，所有制的界限正在被打破。2016年11月4日，中国房地产和娱乐投资财团宣布以10亿美元收购美国迪克.克拉克制作公司(DCP)100%的股权，甚至与西方长久嚷嚷的“中国威胁”论联系在一起，称“美国或将出现亲中国宣传”的声音。

国机二重重组的战略意义在于先人一步，及时认知并抓住了这次转变。这得力于任洪斌团队对霍尼韦尔哲学的笃信，坚信围绕企业战略的并购，不仅是一条发展捷径，而且是在国际、国内产业大转型背景下，国机求存发展的必须。

与二重重组后的国机，正是这样一个机械制造业的“中国拳头”。

重装为武，国机出击：再造海外新国机。

这是任洪斌第二次说这样的话了。第一次是在2007年，任洪斌提出：三年再造一个新國机。随后2008年的世界金融危机，也没能阻止国机再造的步伐。2010年，国机营业收入1521亿元，相当于三年前的222%。这次的再造，是根据产业转型升级形势，对照西门子、美国通用电气、德国大众、韩国三星等跨国公司提出来的。这些公司海外资源占有及投资的贡献率，已远远超过其国内业绩。在任洪斌看来，国机的现实差距，正是海外市场的发展空间与潜力。

没有人怀疑，任洪斌向来说到做到。

第四节 国家经验

国机战略，再一次得到验证。

开初关心质疑的人，打心眼里服了气;当初反对的，不再吱声;一直坚信任洪斌的，更加坚定不移。包括原机械工业部和四川省、德阳市政府领导，银监会、证监会、各债权银行、社会债权人、上交所、公安法院等，尽管当初因角度不同、认识差异，可能有不同的意见和取向。此刻，都殊途同归了。一些正为“僵尸企业”而困扰的央企，更是一次又一次联系，要到国机学习经验。

任洪斌反而为难了。且不说这几年有多少苦恼、多少艰辛，尝了多少苦头，岂是三言两语说得清?要说经验也是国家经验。没有党中央、国务院，国资委的坚强领导和信任支持，没有地方政府、各债权银行、证监会和上交所，还有人民法院等方方面面的支持配合，没有国机二重团队的倾力，这事能成吗?

是的，要说国机二重重组成功，有不少值得总结的经验，这经验也是国家的。中央对央企改革重组的战略把握、国资委的直接领导，中央出台的关于深化国企改革重大决策及“1+N政策体系”，就是这些年来国企改革智慧的结晶。

从产品输出到资本输出，不仅是输出形式的改变。

近几年来，在谈到应对经济转型升级时，任洪斌都反复强调，要实现由单纯的产品输出，向产品、资本输出并举转变，并把这作为再造海外新国机的关键举措。开始，大家并不完全理解其中含义。随着重组的深入，大家才逐步发现，这是从本次经济转型升级特点出发的战略之举，高明之举。

作为带来剩余价值(利润)的价值，资本本来是一个纯粹的经济学概念。可曾几何时，当剩余价值被定义为剥削，资本被加上主义，就成了一个唯利是图、欺诈盘剥的肮脏之词。甚至现在的“百度词条”，仍把资本诠释为：“资本主义由自由资本阶段，发展到垄断资本阶段后，对外经济侵略的主要方式”。

无言以对，这个天大的误解。

任何经济的发展，都离不开资本;市场经济，就是资本竞争的经济。资本是获利的工具，资本主义有资本，社会主义也需要资本。资本的本性是逐利，当资本在一定区域、一定国家逐利的空间受限，或没有更优的机会成本，资本必然要寻求新的出路。这正是中国在基本实现工业化，制造业产能严重过剩，市场和资源均出现不足后，必须要面对和解决的问题。因此，从产品输出到资本输出，不仅是输出形式的改变，而是资本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选择。

事实上，自中共十七大提出把“引进来”和“走出去”更好地结合起来，就预示中国“走出去”与“引进来”相结合的双向开放开始向纵深发展。历经十年，专家们称，中国已迈入全方位“走出去”阶段。中国企业2015年实施的海外并购项目593个，交易额401亿美元;2016年，中国企业跨境并够交易仍达215.7亿美元。典型的并购大案包括：中国化工收购先正达公司，万达集团的一系列并购涉及近200亿美元;中国化工集团斥资428亿美元，对瑞士种子和农药巨头先正达的并购;海航集团斥资60亿美元收购美国电子产品分销商英迈等，厚朴、高瓴资本、中银集团、万科集团和普洛斯管理层组成的私人财团，以160亿新元私有化普洛斯公司，海航旗下渤海金控收购CIT集团旗下飞机租赁业务。

根据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发布的《2017年世界投资报告》，全球2016年外国直接投资流量(FDI)下降2%，降至1.75万亿美元。其中，亚洲发展中经济体下降15%，降至4430亿美元。而同期中国企业对外投资1830亿美元，比上年增长44%，首次成为该报告全球第二大對外投资国。在全球2017年基建投资中，中国参与的项目多达1034个，占31%，多数位于亚洲、中东和非洲，占其中白40%。中国公司在“一带一路”沿线的61个国家，新签对外承包工程项目合同7217份，新签合同额1443亿美元，占中国同期对外承包工程新签合同额的54.4%;完成营业额855亿美元，占同期完成额的50.7%%。

这种势头不见减缓，反显方兴未艾之势。且投资重组的重点，正由资源占有转向产业转型、结构调整、产能外泄和技术、市场拓展，几乎涉及各个行业;由国企转向国民兼具，由大型企业一枝独秀，转向大中小百企争鸣。

潮头从来英雄弄，这就不难理解任洪斌的决心。

从国机在机械装备领域多元化、国际化和综合性的定位，到机械装备研发与制造、工程承包、贸易与服务、资本与投资，再到遍布全球17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市场。国机落实国家“一带一路”战略，实施的“制造出口、农业走出、工贸转型”战略，投资兴建的中白工业园，得到两国元首的高度赞誉，成为国家蓝图上的标志性亮点;通过与国外战略合作伙伴美国GE公司创新发展，在非洲启动了一系列清洁能源项目。不断创新“走出去”模式，推动海外工程承包转型升级，CMEC已先声夺人。他们探索试行的“EPC+投资”模式，参股巴基斯坦塔尔煤田露天煤矿和燃煤电站项目，成为“中巴经济走廊”首批实施项目。为了促进重装制造“走出去”，采取业务协同方式，加速了CMEC与国机重装的合作……

国机“走出去”的步伐，笃定而坚实。

创新供给侧，呼唤服务文明。

任洪斌引入了一个新的文明概念：服务文明，在狩猎文明、农耕文明和工业文明之后。他强调，这是社会经济文明演进的必然逻辑。原始的狩猎文明，基于人类谋生的本能;农耕文明和工业文明，也可叫物质文明，创造了不断丰富的物质财富，反映为国民收入中一、二次产业的支撑及其地位变化。物质文明时期，物质产品的生产不能满足需要是主要矛盾。社会经济大都在卖方市场下运行，产品提供商占据着市场的总体优势，供给侧的改革，也主要关注产品端，服务端改革至少没有被逼到生死攸关，不得不破釜沉舟、背水一战的地步。

然而，现在不行了。

随着物质文明的发展，物质产品已相当丰富，整个市场成了买方市场。人们的需求趋向，由物质产品转向享受、个性化和个人价值实现。供给侧改革的关键，不仅在于产品端能提供多少产品，而在于产品结构和方式，即提供什么样的产品和怎样提供。因此，中央反复强调，供给侧改革是产业转型升级的主线;而服务，则成为企业在市场角逐中一决高下的最后筹码，成为继一产、二产后，拉动经济发展的主动力，并逐步取代其在国民经济中的主导地位。这并不意味着一产、二产停止发展，总量减少，而是发展中的主动力和产业地位递进替换。事实上，西方发达国家服务业增加值，已占GDP的70-80%，而中国还落后了二、三十年。服务业的崛起，服务文明新时代的到来，是本次产业转型的必然方向。

从国机的发展转型看，不仅洞察到了这一点，没有抱残守拙，而且早已在主动而为，思改谋变，适应这个转变。只是，国机是搞机械制造的，不可能丢掉本行，丢掉优势，服务文明也必须以物质文明为基础。国机二重重组，既强了基，铸造出强有力的机械制造业“中国拳头”，增强了中国重装机械工业在世界同业中的地位和竞争力;又让源创新理念和服务文明武装了现代制造业。

国机选择了适合自己特点的转型升级路线。

国机在创造具有自身特色服务文明的同时，优化制造，突破制造，延伸产业链，内外贸结合、产服结合、产融结合，提供综合解决方案……

我们看到，这种科技+制造+综合服务模式，显现出巨大活力。

看CMEC。作为国机最早、最坚实、最有效的源创新经验，正延伸到整个重组体，成为国机及其国机重装的市场锐器，驰骋中外，所向披靡。

看“非实体经营”。作为国机近几年来最成功的源创新经营模式之一，一诞生就显现了巨大的市场生命力。签约的喀麦隆水厂、塞尔维亚电站和科特迪瓦变电站，合同金额达到23.3亿美元，还跟踪了25个同类项目。

看国机重工。在为客户提供综合服务中，创造了定期保养、技术升级及定期巡检，逐步开拓二手机、再制造业务，提供0EM配套、展会、试验检测及第三方物流等多项服务，可谓得心应手，左右逢源，屡创奇迹。

看国机智能。这家成立于2015年12月，致力于机器人及关键零部件、智能装备、智能制造技术的研究、生产制造、检测咨询，活跃于行业前沿的名字叫国机智能科技有限公司的企业，在庞大的国机家族中也许算新成员的企业，一出现便以其前沿、高端和智能显得十分耀眼。公司诞生仅一年，便在中国智能制造行业声名鹊起，其项目“农机装备智能工厂平台化制造运行管理系统标准制定和试验验证”，入选工信部2016年智能制造综合标准化与新模式应用项目;参与建设“中国——以色列机器人研究院”和“广州中以机器人与智能制造产业基地”;其控股企业广州启帆工业机器人有限公司是国内机器人行业TOP10(中国服务外包最佳园区十强)，机器人本体的国内市场占有率2015年排名第二位。

国机智能成功的秘笈，也是产服融合。通过重组将母体——中国机械行业旗舰国机的优势，与在智能领域拥有60年历史的广州机械科学研究院有限公司的关联要素优化整合，形成研发、制造与服务相结合，释放出巨大潜能。

在2016年收官之时，又传来国机智能与西门子签订合作谅解备忘录的消息。双方计划建立的联合研发中心，将重点介入涵盖运动控制、伺服驱动、传动关节及机械臂设计三大领域的工业机器人关键技术研究;针对制造业需求在数据处理与分析、信息安全、机器视觉、通讯、传感器等技术领域，开展前瞻性的自动化、数字化联合研究;并就智能制造工厂评估、设计、优化过程中的方法进行研究。这意味着，国机智能的工业机器人业务将踏上新的台阶。

经济转型升级，呼唤康德拉季耶夫定律。

只有准垄断，企业才能获利。这似乎又与市场竞争的本质相悖。因此，自它诞生以来，围绕它的争议就没有停止过，孰是孰非，莫衷一是。但再大的争论，却丝毫不影响其权威性。这本身就说明了它强大的生命力。

事实正是这样，争论与是非，产生于不同的时空点。在市场经济发育初期的卖方市场下，企业从开放的市场本身，就可以获得丰厚利润，垄断当然是市场发育的天敌。同样，在市场高度发达情况下，国际托拉斯，也会阻碍市场的公平竞争。问题是，中国目前的现状，既非市场发育初期，也非高度发展期。这种不高不低的状况，让我们的产能过剩陷入十分尴尬的处境：既不能从卖方市场获利，又不能从国际托拉斯中获得竞争优势。唯一有效的出路，就是按照康德拉季耶夫定律，借助国家力量，将过去在卖方市场、以区域和国内竞争为主条件下，为防垄断而割裂的生产要素，重新整合起来，形成中国拳头，共同面向国际市场。这样，才可能有效地“走出去”，并从中获取必要的“准垄断”利润。

国机与二重重组，抓住了这个战略机遇。

产融结合，是“中国拳头”不可或缺要素。

走向世界，不仅需要足够的资本、低成本的资金，更需要默契快捷的产业资本与金融资本互动。解决这个问题的最有效途径，就是产融结合;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应当更前更深，延伸到包括金融供给侧在内的资源供给侧源头。

因此，中央政府决定，在新一轮国企改革中，将以政府授权的方式，组建一批行业性的投资公司，无疑是因应形势而行的战略之举。任洪斌不仅及时捕捉到了这个机遇，并且通过推动国机与二重的重组，创造了一种坚不可摧的可能。国机资本的设立，体现了任洪斌的先见之明。他们在为客户提供系统的项目施工解决方案中，与多家银行、保险及担保公司等形成战略合作关系，开展融资租赁、保险和担保业务，帮助客户控制风险，成为产融结合的最佳平台。

重新定义创新，破解转型升级密码。

几年前，《世界是平的》一书作者弗里德曼访问中国，在午餐会上曾向在座者提了一个问题：中国企业创新的因素到底有多大比例·在座者无言以对。这件事后来被中国业界总结为“弗里德曼拷问”——中国企业到底有没有创新·

回答有肯定，也有否定。肯定者以中国企业的迅猛崛起为证，否定者则归结出了“静态战略理论”。真正的症结是，中国企业对创新的理解，还停留在迈克尔·波特的价值链理论及五力模型时代;创新的关键，也因此停留于以企业内部产品和竞争力为中心的流创新，而非以外部市场为中心的源创新。

国资委党委主要领导强调，改革和创新对国机集团、中国二重来说至关重要，涉及方方面面的工作。他要求围绕机制、产品和人，着力在“三新”上狠下功夫，即形成新机制、开发新产品、形成鼓励干事创业的新风尚。

再次回到谢德荪教授的发现。他首先发现了这个症结，就像当初的美国人从日本战后崛起中，发现新一代管理理论——企业文化一样。

谢德荪作为美国斯坦福专业发展中心(SCPD)首席专家，自2004年以来，带领他的团队在中国各地讲学，先后与十多家中央和地方政府机构合作，一直致力于高科技产业创新与发展、经济系统模型、战略与竞争分析、中国创新及转型的研究。他从中国企业大量的创新发展成败案例中，总结并创立了源创新理论，并以此深刻地影响了转型期间中国企业的发展。相对于迈克尔·波特的“静态战略理论”，源创新理论被称为“动态战略理论”。国际权威研究机构《汤森路透》发表的全球创新企业TOP100表明，日本占了40家，美国35家，法国10家，德国4家，瑞士3家，中国没有。在未来12大新兴技术领域，日本90%已做到世界前三。它们中大多数是原型创新和源创新。

怀揣大梦，凭借创新创造了“国机奇迹”的任洪斌，当然没有置身于这场“头脑风暴”之外。无论理论还是实践，都让他感受到，传统的科技创新、产品创新、流程创新等的局限——那些不能为企业带来效益的创新都是浪费。应用科技能力的创新，比科技创新更重要;解决系统问题，比解决单一问题更重要;吸引外部更多要素融入，共创企业新的生态系统，比企业内部流程创新更重要。在资源无限、瞬息万变的信息时代，源创新，即从源头上创新，善于利用既有资源，创造新的盈利空间提供的价值，远比具体产品提供得多。

一个以原型创新、二次创新和流创新为基础，源创新为指引的崭新创新谱系，在任洪斌脑子里逐渐形成，成为融入“国机秘笈”的新鲜血液。

颠覆了，传统的创新模式。

中央深化改革领导小组办公室，及时向全党转发了国机二重重组以后改革脱困的经验，认为这是对中央关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战略决策的有效落实。国资委党委几位领导同志也专门做了批示，要求全体中央企业都要向国机集团和中国二重学习，学习他们在改革脱困及党建方面所做的工作和创造的经验。

成功的经验上升到国家层面。这对国机、二重和任洪斌，无疑都是极大的鼓舞。正是这些大时代的弄潮儿，在把创新发展写入国机转型升级历史，写在包括二重重组在内的一系列重組及经营模式创新上，写在自己心里：

别了!“中国人不善创新”的陈辞!

别了!“产品创新、科技领先”的滥调!

别了!狭隘的“MADE IN CHINA”的思维!

第五节 未来不是梦

无论如何，这是一件值得高兴与振奋之事。

国机二重重组取得圆满成功，二重3年扭亏脱困阶段性目标胜利实现!

国资委将《关于中国二重三年改革脱困进展情况的报告》报到国务院，国务院领导看后，于2016年7月17日在报告上作出重要批示：

国机与二重联合重组后，采取有力措施，深化改革取得积极成效，应充分肯定。要进一步加大工作力度，扎实搞好各项改革措施落实，不断取得更大成效。国资委要及时总结央企改革重组等方面的好经验、好做法，更好地指导推动央企打好瘦身健体、提质增效攻坚战。

为贯彻好国务院领导指示精神，国资委主要领导当即作出批示：认真落实国务院领导批示精神，抓住几个突出典型，带动全面深化改革工作。

当然，更高兴与振奋的是二重职工。

听说国机重装要挂牌了，德阳市老科技工作者协会常务理事华涌欣，就开始忙忙碌碌，张罗起他们协会的老年演艺团排练庆祝节目了。

华老可不是一般的老来乐。这位出生于富庶江南的魁梧汉子，1962年从清华大学动力系热能动力专业毕业后，冲着学校和时任校长是蒋南翔一句“建设德阳哈尔滨”(重装基地)的话，就义无反顾地来到“三线”重镇德阳。他的80年岁月留痕，就有57年与二重紧密相联。在大家心目中，他早已是一位“总把他乡当吾乡”的老二重，从领导到同事，都亲切地称他“大华”。从技术员、工程师、车间主任、副总动力师、副处长、能源办副主任，到二重副总工程师、副厂长、厂长、总经理，他经历了二重几乎所有层级的技术工作及管理岗位，也亲历了二重所有的兴衰与风雨，对二重始终秉持着一个坚定不移的信念。他喜欢唱歌，不同的年代，总以不同的歌声，表达对二重的深爱与感情：

在建厂初的艰难时期，他坚定而豪情万丈地歌唱：

“当东方升起朝霞，我们奔向远方，踏遍田间地头，转战矿山工厂……”

1979年，二重重油厂发生特大火灾，惊动了国务院和海内外。作为技术专家，大华奉命担任灾后恢复生产的现场总负责人。他采取一系列科学有效的措施，在灾后第10天两台平炉就炼出了钢水，受到领导和职工的啧啧称赞。此时，乐观的大华，用深情的歌声，表达自己对未来的希望和对二重的感情：

“我们奉献青春，热血铸就明天辉煌，今生无悔，生命闪光……”

在1998年从二重总经理岗位退休后，他被推举为德阳市“关工委”(关怀下一代工作委员会)常务副主任，积极开展“捐资助学”，一对一帮助汶川地震致残致独儿童，受到社会广泛赞誉。他用歌，表达对生命的自信：

“看晚霞辉映天空，我们笑对夕阳，活跃在城市山乡……”

怎能不歌唱，此刻。当年的大华，今天的华老。

华老对国机二重重组坚信不移。他认为，国机重装实行科工贸一体化发展，是从根本上克服二重先天不足，实现从工厂制到公司制转变的必然选择。他积极支持企业改革，为国机二重重组献技献策。2018年3月28日，在国机重装正式挂牌仪式上，他代表二重一万多离退休职工，深情地朗诵了一首二重职工自发创作的诗歌《向美好明天腾飞》，表达对国机重装未来发展的笃信与期望：

“今天我们站在这里，展现舞台，多么灿烂辉煌;今天我们站在这里，内心涌动，多么振奋豪迈……”

是的，这是一个值得讴歌的时刻。时代如歌，更好的歌在未来。

任洪斌当然也欣慰与高兴。但他更想着未来。他从国务院领导的话中，不仅感受到了极大的肯定與鼓励，更领悟到“进一步”的含义……

国企改革怎么改，未来怎样走?习近平总书记2015年7月17日在吉林考察时的话，向我们发出了明确的信息：要坚持国有企业在国家发展中的重要地位不动摇，坚持把国有企业搞好、把国有企业做大做强做优不动摇。

那条梦中的鱼，游过二重，游出梦境，回到现实。

“中国二重和国机集团联合重组，是我国装备制造行业的一件大事，也是中央企业布局结构调整的一件大事。中央装备制造企业的布局结构调整将持续推进和深化，你们是第一步、第一家……”

国资委分管领导当年对国机二重说的话，显然不是只针对个案。

二重扭亏脱困的成功，只是奠定了一个新的基础和格局，而不是重组最终目标的实现。中国装备制造业要傲然世界，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二重的扭亏脱困与改革振兴，也具有不同的含义，属于不同的目标。拿任洪斌的话说，真正的国机梦，才刚刚开始。国资委明确指出，二重改革振兴的关键，在于未来发展。希望国机积极探索未来的商业模式，在重装领域走出一条差异化发展道路。

圆梦的地方，也是梦开始的地方。

别了老旧的Made in China思维，却别不了中国制造。任洪斌清楚，至少于国机重装，承担着中国机械行业责无旁贷的国家使命。

使命不是梦，未来不是梦，是二重新的规划里程：力争在“十三五”时期，实现“一年有新突破、三年有大变化、五年上新台阶”的目标。“一年有新突破”，即2016年要坚决实现扭亏脱困目标;“三年有大变化”，是指在国机统筹下，构建国机重装战略平台，整合相关优质资源，实现再造海外新国机大梦。

根据国机这个目标，陆文俊提出了二重的未来目标：

以国机重装为核心板块，以源创新引领，以核电、石化、发电、冶金和环保、清洁、储能为重点，经过持续的改革振兴和观念、体制、机制创新，建设集科工贸为一体，产服结合、产融结合，具有市场化、国际化、现代化的世界一流高端机械制造商和制造服务商;到2020年，实现年营业收入200亿元，利润10亿元。其中，海外工程项目和营业收入，占到总业绩的50%以上。

对国机略有研究的人知道，这也是阶段性的。

这不只是量的“再造”，更是更高层次质的“再造”，是凤凰涅槃。坚持有质量的发展，是国机始终不渝的发展理念与追求目标。

随着2016年扭亏脱困、2017年的巩固提升，国机与二重重组，作为一项国家任务，业已完成;以后的改革振兴路还长，发展将步入正常化进程。人们蓦然回首，才发现“国机秘笈”的影子：要素重组没有停留于传统的生产领域，而是面向市场需求侧的变化，通过源创新，不断创造属于自己的“市场欲望”。

这注定了是一场只有开头，没有终极的长途跋涉。

任洪斌說，实现这一目标，也许需要几代人的努力。不要以为二重扭亏脱困了，就可以沾沾自喜。面对市场，要如临大渊，如履薄冰，常怀敬畏之心。

重要的是自信持重，坚定笃行。

国机已走过20年历程。三十而立，国机的立，不仅时间更短，而且还有更丰富而深远的意义。20年，资产规模增长19倍，营业收入增长23倍，利润增长82倍，累计向国家缴纳税费近千亿元。这不只是数字，还是综合实力。更重要是有了重装，这个被称为“国之重器”的法宝，强健的国机如虎添翼。

“历史学家早就断言，经济快速发展使社会变革成为必需……”

是的，社会变革成为必需，就像我们生命中面对的氧化、水和养分。2017年1月18日，习近平主席在联合国日内瓦总部的演讲，站在构建人类共同命运体的高度，阐释了变革的地位和作用。习总说的是整个社会，当然包括了企业。二重重组的完成并不等于改革的完成。改革永无止境，国机永在路上。

任洪斌在向国机16万职工发2018年《新年致辞》。梳理旧事畅想未来，他想起国机从三里河起步的模样时深情地说：那时国机尚弱，不知未来有多远。但我们不怕苦和累，一路前行到今天。成功只能说明过去，圆梦还需跋涉。只要坚定不移地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创新发展，未来，我们肯定会走得更远……

时势造英雄，时势造国机，时势造过去，时势也造未来。

联想到国机起步时的艰难蹒跚，联想到20年的风风雨雨，联想到在国机2017年年会上任洪斌讲的“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长征”，我们怎不感慨万千。

未来一定会走得更远，未来也充满挑战。

新时代提出了新答卷，每个人都是答卷人，只有人民才是阅卷人。

(注：本文节选自长篇报告文学《重装突围》，全书由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

责任编辑/魏建军

作者：周闻道

第4篇：《证券法》重装上阵资本市场再出发

2020年3月1日，将见证第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五次会议所新修订《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以下简称“新《证券法》”)的正式生效。本次修订是该法自1999年7月实施以来的第二次重大修订，此前的一次重大修订于2005年完成，除此之外，该法还曾在2004年、2013年、2014年做过三次小规模修正。

本次《证券法》修订于2015年4月常委会首审时火力全开，旋即遭遇当年6月起股市异常波动的严重影响，二审稿趋向保守;四 年后科创板注册制的启动为修法三审注入新的动力，并最终于2019年12月底四审成功通过。在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背景下，新《证券法》对于打造规范、透明、开放、有活力、有韧性的资本市场、持续净化市场生态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注册制的“现在与未来”

发行注册制可以说是新《证券法》的最大亮点之一，受到市场和广大投资者的广泛关注。在科创板实践经验基础上，中国版注册制对营造更为开放的资本市场、促进资金融通和企业成长、重塑我国资本市场格局，提供了一个关键性的制度路径。为实现注册制的全面推行、分步实施，新《证券法》从多个维度做出了相应的改革调整。

注册制的内容方面，新的审核要素与时俱进，充分考虑现实情况，以更具可行性的方式展开;程序方面，取消了发行审核委员会制度，证券发行申请的注册由证监会以及国务院授权的部门来负责;配套措施方面，新《证券法》强化了发行中的信息披露，增加了“简明清晰、通俗易懂”披露、境内外同时披露、及时公平披露、扩大披露主体等要求，把对发行企业和投资价值进行判断的权利交给市场、交给投资者，有利于充分发挥市场功能，激发活力。

注册制能够在我国特别是在法律层面上加速落地，有赖于科创板推进过程中的良好表现，证监会易会满主席概括为“符合预期，基本平稳”。截至2020年2月6日，在科创板受理的全部209项申请中，已有92家企业经证监会注册生效，80家完成上市交易。改“核准”为“注册”，一方面放宽了公开发行监管在审核内容上的条件约束，另一方面则提高了对信息披露的要求。

以2020年1月20日刚刚注册生效的华润微电子有限公司为例，这是我国资本市场上首家境外设立红筹企业直接在境内发行A股并上市的。除了体现科创板的包容性、开创性，注册制下对于信息披露的要求实际上大大增加，对企业而言也是不小的挑战。华润微电子在招股说明书注册稿中，就对发行人基本情况、业务与技术、公司治理与独立性、财务会计信息与管理层分析、募集资金运用及未来发展规划、投资者保护等进行了详细介绍。在问询阶段，审核人员还要求其对境外发行人的相关风险做出更深层次的披露，包括两地投资者保护相关法律的差异、投资者跨境维权成本与负担、分红派息因税务、外汇管制或注册地政策可能导致的延迟与减损等，进而具体到境内投资者可以按照公司章程规定将诉讼提交我国法院管辖、境内财产可被执行以及维护投资者权益的其他相关途径，总体目标是确保未来企业对投资者的保护不低于境内法律法规规定的水平。

由此可见，注册制的实施不会像有些人担心的那样，大幅度降低发行难度而导致大量企业涌入资本市场、恶化市场生态。相反地，信息披露制度作为注册制的核心，平衡了开放市场环境对于企业审核放宽的客观要求，也使投资者能够更多層次地了解企业，自主评估风险，减少信息不对称。注册制还改变了传统上行政审核的核心地位，大大增强了市场化程度，减少了行政干预。1月中旬召开的证监会系统工作会议中业已明确，接下来监管机构要“以注册制改革为龙头，全力抓好重大改革攻坚”。

当然，制度推行不可能一蹴而就，面对多板块、多品种的证券市场，注册制的全面实现仍有较长的路要走，需要克服不少困难。持续推进科创板实践之外，同样面向有潜力的中小企业与高科技企业的创业板也被寄予厚望。的确，科创板的成功经验为创业板改革发挥了探路引领作用，且相较于前者，创业板具有更强的包容性，更多行业领域的创新型、成长型企业可以在此一试身手，区位和政策优势独特。不过，科创板属于增量改革，对于存量影响有限;而创业板已有十余年历史，已上市交易在板公司数量大、差异性强、情况复杂，这给发行上市、再融资、并购重组等基础制度的改革带来不小的难度。同时，在发行制度、上市标准等方面，创业板与主板、中小板的差异逐渐缩小，如何在改革中寻找并突出创业板的自身特点，怎样和科创板形成良性的合作与竞争关系，是发行交易整体架构革新中需要面临的挑战。

更进一步，注册制的实施是以信息披露为核心的。企业要想获得融资，必须在与市场对话中体现超出其他公司的投资价值，而这和此时此刻企业的财务指标未必有直接关联。换言之，即便尚未开始盈利，只要展示出自己足够的竞争优势与独特价值，尤其是具有商业价值的知识产权与研发技术，就有可能获得投资者的青睐而在市场化的竞争中脱颖而出。不可否认的是，目前我国大量股民的投资理念尚未能与制度转变相适应，哪怕是所谓的专业投资机构，很多也还保留着传统的思维惯性和操作模式。在长期以散户为主的中国股市中，积极稳妥地推进注册制分步实施，依然考验着监管层的智慧和勇气。

新制度为投资者护航

新《证券法》针对投资者保护增设了专章，从多个不同角度切入，维护投资者特别是中小投资者的合法权益，其中两项重要变化是先行赔付制度的入法和中国版民事集体诉讼机制的推出。新《证券法》第九十三条规定，“发行人因欺诈发行、虚假陈述或者其他重大违法行为给投资者造成损失的，发行人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相关的证券公司可以委托投资者保护机构就赔偿事宜与受到损失的投资者达成协议，予以先行赔付。”在该制度正式入法之前，证监会出台过《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1号——招股说明书(2015年修订)》，并在“万福生科案”“欣泰电气案”中有少量实践。

通常情况下，国家对证券违法案件会采取行政处罚的方式进行处理，这虽然能对行为人加以惩治并对其他市场主体产生一定的威慑作用，但对于中小投资者而言却无助于弥补他们遭受的经济损失。由于存在以行政处罚或刑事判决为前提、受害主体分散且数量庞大、诉讼成本高且获偿时间长等问题，原先证券欺诈民事赔偿诉讼难以展开，中小投资者权益不易得到保护。此次先行赔付制度的正式入法，有利于解决投资者经济上的损失，提高我国投资者保护水平。

新《证券法》的第九十五条第三款，被称作中国版的证券集体(团)诉讼，也是本次修订中的一项重大突破，“默认加入+明示退出”(opt-out)机制的引入使得大规模群体性诉讼获得了一个较为可行的实施路径。该款还巧妙地采取了以非营利性的投资者保护机构作为代表人来主导实施诉讼的规则，有望避免美国等地区出现的律师为谋取自身利益而损害投资者的情形或顾虑。

上述两项制度均致力于解决投资者的经济受损求偿难题，对中小股民而言有着重要意义。两者之间可以互相补充，分别以诉讼外(前)和解以及集体诉讼的手段来全方位保护投资者的权利。同时，两项制度在衔接上还需要进一步考量。

其一，尽管先行赔付制度得到立法层面的确认，但当事人之间所达成的先行赔付协议从本质上来说，仍是和解协议，属于私法行为，和解协议本身并不具备强制执行力。因此，当责任主体不履行赔付义务时，仍可能需要通过诉讼的方式来解决，只不过是从侵权之诉转变为以先行赔付协议为基础的违约之诉。

其二，未经人民法院制作调解书，和解协议通常只具有实体法上的效果，是否必然导致程序法上侵权之诉的诉权丧失，理论界存在争议。

其三，基于合同的相对性，合同效力原则上只能及于签署合同的当事人，倘若法律条文所列的发行人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相关的证券公司中，仅有某一主体或部分主体签署和解协议，合同效力能否及于该合同外的其他主体，会引发新的疑问。

与此同时，由于受损投资者往往分散且数量庞大，因此在第九十五条第三款集体诉讼的相关规定中，投资者保护机构须经五十名以上投资者委托方可作为代表人启动机制，诉讼结果的效力及于所有投资者，除非某投资者明确表示不愿意参加诉讼。然而，类似设计在先行赔付的场景下却未见明确，相关法条中仅规定责任主体可以委托投资者保护机构就赔偿事宜与投资者达成协议，那么，倘若签署该协议时有部分投资者不知情或者不同意，先行赔付协议的效力是否及于这部分投资者;他们又将以何种方式对其诉讼权利或其他救济手段予以保留;总之，制度创新为我国证券投资者民事赔偿提供了关键的基石，但不同制度之间的协调配合仍有待后续不断完善。

明确原则，填补缺失

修订前的《证券法》存在适用范围较窄、法律性质模糊、规制领域有缺失等问题，新《证券法》对此做出了一定程度的回应和优化。例如，第二条第三款规定，资产支持证券、资产管理产品发行、交易的管理办法，由国务院依照本法的原则规定。这一新增条款直击现实痛点，明确了国务院针对资管业务、影子银行活动进行统一监管的职责和权能，将其纳入新《证券法》所体现的较为先进的原则之下。与此相呼应，第一百二十条新增“证券公司经营证券资产管理业务的，应当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等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凸显了法律之间的协同而非割裂。此外，该条还明确了证券公司四种专属的业务，即证券承销、证券保荐、证券经纪和证券融资融券，使券商与其他金融机构有了更加清晰的区分。

新《证券法》还进一步突出了投资者适当性原则。过去几年，我国金融监管在实践中已非常强调“了解你的客户”(know your customer)，这成为对证券公司等服务要求的普遍共识，但第八十八条通过法律的方式予以明确，仍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第八十九条则区分了普通投资者与专业投资者，对不同类型投资者给予不同标准的保护。只有在充分了解客户的基础上，才能匹配最适合的金融产品给客户，也才能促使信义义务得到更好的履行。

信义义务(fiduciary duty)的起源可追溯到羅马法中的“信托遗嘱”制度，指的是基于委托人对受托人的信任，受托人负有为委托人及受益人之最大利益而行事的义务，具体表现为忠诚、正直、勤勉的态度。现代社会中，信义义务的内涵一般包括忠实义务与勤勉义务，体现在证券投资的另一常见场景——投资顾问领域，即要求投资顾问以证券投资咨询行业理性人的知识与能力、忠实地为投资者利益而非自己的利益服务。新《证券法》第一百六十条中以“勤勉尽责、恪尽职守”八个字，作为第十章“证券服务机构”规范之首，对该类机构所应遵循的信义义务概括归纳。

与前述规则相配套，第一百九十八条对于违反第八十八条义务的证券公司规定了法律责任。类似地，针对证券投资咨询机构损害投资者利益的惩罚也大幅加重，第二百一十三条将对该类机构的违法惩罚从上限5倍的罚款提高到10倍，还增加了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20万元至200万元的罚款。总体上来说，信义义务的明朗化为证券公司、证券投资咨询机构设定了更为明确的法律义务和行业标准，有助于促进其更好地为广大投资者服务。

再如，资本的天性是流动，我国的证券市场正越来越紧密地融入全球，也不可避免要承受更多的外部影响。新《证券法》因此注意加强了开放环境下我国证券法规和监管的全面性、有效性。其中，第二条新增要求，即“在境外的证券发行和交易活动，扰乱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市场秩序，损害境内投资者合法权益的，依照本法有关规定处理并追究法律责任”。此外，第一百七十七条明确“境外证券监督管理机构不得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直接进行调查取证等活动。未经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和国务院有关主管部门同意，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擅自向境外提供与证券业务活动有关的文件和资料”。这些新增条文扩大了我国规则和证监会的监管半径，对于证券活动参与者的行为设定了更明确的要求。

结语

新《证券法》体现了我国在资本市场监管立法上的长足进步。尽管存在不同机制间尚未充分衔接咬合、若干环节上突破不显著等缺憾，但本次修订确实推出了许多符合我国国情、直击证券市场痛点与难点的制度或措施，相信能够为接下来投融资市场良好生态的构造提供强大助力。

当然，法律条文唯有贯彻落实方能真正体现规则的生命力，否则不过是一纸具文。比如我国《民事诉讼法》第五十四条原本就已规定有代表人诉讼制度，但由于在司法实践中鲜少践行，导致其无法在证券民事赔偿诉讼中发挥应有的便民和维权作用，也才使得本次《证券法》修订时特意对其做出情境化的改造。又如，新法在第二条中虽然规定了“长臂管辖”，但我国对于证券监管范围的扩张在实践中究竟能否以及在多大程度上落地，仍与监管能力以及国际关系博弈息息相关。

此外，新《证券法》的规定需要一段时间逐步普及，才能使市场参与者特别是广大投资者了解掌握，跟上法律修订的节拍，更新理念，规范行为。尤其是注册制的推行改变了以监管者为中心的发行模式，要求投资者加强自我判断，更需要各方尽快适应和调整。我们期待新版《证券法》的实施能够尽量符合立法原意，实现监管目的，促进企业融资与投资者保护，营造更好的资本市场环境。

(作者单位：北京大学法学院，其中郭雳系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作者：郭雳 马孝彬

第5篇：重装上阵弹道导弹抗核加固技术

选择同类型武器对抗是武器发展与使用的基本原则，因此以核制核也是对抗核武器的制胜法宝。从冷战到现在，美国和苏联(俄)无不如此，在核爆环境下成功实现导弹突防成为导弹设计者必须解决的难题。弹道导弹在作战飞行中，可能面临严峻的大气层内或大气层外核爆炸环境，这对弹道导弹弹体和弹头的性能和生存带来巨大挑战，因此，外军十分重视弹道导弹的抗核加固设计和改进。设计者必须在尽可能小的有效载荷和尽可能坚固的防护措施之间取舍平衡，这就是方兴未艾的导弹抗核加固技术。

恶魔之间的对抗——弹道导弹核爆环境分析

利用核武器爆炸阻滞核导弹是未来战场上很可能面临的情况。核武器爆炸会产生空气冲击波、核辐射、电磁脉冲和灰尘，弹道导弹在飞行全程都可能遭遇核爆环境，只是面临的核爆效应和生成物有所不同。其中核辐射、电磁脉冲效应和碎片在大气层内和大气层外都可能存在，空气冲击波、灰尘等只有大气层内会产生。核爆中的辐射主要表现为x射线、～射线、中子辐射。上述效应与生成物就如一个个武林高手，都可能对导弹的准确打击和生存造成影响。

“无影手”之x射线效应核爆炸能量有很大一部分转化为了X射线，它就像武侠小说中的“无影手”，杀人于无形。这些射线在大气层内通过加热空气，产生了我们看到的火球。而在太空中没有空气等介质，它只能表现为辐射能，也就没有火球扩散。太空中核爆炸的x光闪耀非常短，虽然能量相对低，但辐射的瞬间能量非常大。通常，1千吨当量核爆可以释放1万亿卡能量，在真空中，大约85%的核当量以X光形式释放。能量较低的(以10千电子伏特为界)X光被称为软X光，其能量主要沉积在弹头壳体表面，形成高温高压，既产生烧蚀作用，又产生可传导到弹头内部的热量。能量较高的被称为硬x光，其穿透能力比较强。硬X光大部分侵入弹头，会造成核装药“失效”和内部冲击。这种辐射可对导弹材料和结构两个方面产生影响。

——材料破坏。x射线在导弹结构中的自由程很短，大量能量瞬间沉积在壳体表面的薄层内，在材料表面形成由外到内的温度和压力变化，由干内外膨胀大小不一样，导致绝热层膨胀，形成向内传播的压力波。在大气层外由于外边是真空，迎光面外压为零，迎光面附近的材料会因绝热膨胀作用而迅速向真空喷溅，在材料内又形成一个紧随压力波之后的稀疏波。当弹头转到背光面时，高压迅速降低，形成反射稀疏波。它与来自迎光面的稀疏波相互作用，使材料受到拉伸。当拉伸作用力超过材料动态断裂强度时，材料会分层裂开，最终使材料发生层裂破坏，这就像我们在转炉上用烈火烤鸭时，表皮会迅速爆裂一样。这种爆裂可能使外壳爆炸脱离再入载具，还将延伸到弹头内部，对其结构造成损害。X射线对导弹推进系统的破坏来自X射线进入燃料室和发动机内部后的加热以及随之而产生的膨胀等。如果x射线剂量很大的话，结构的表面材料会受到X射线的照射而汽化，从而破坏结构。

其实两种X射线的破坏就像电烤箱和微波炉的区别，一种是通过外部加热，将热量传导到内部，另一种是里外同时加热。这一过程时间非常短，只有微秒量级，可以瞬间将高速飞行的导弹破坏。

——结构破坏。在发生材料破坏的过程中，壳体表面会发生汽化和喷溅，形成向壳体内部的挤压和振动力，会引起弹头结构整体的反复变形和破坏。对于固体火箭发动机来说，x射线还可能引起固体推进剂的化学变化，甚至可能导致推进剂的过早点火。这种响应时间也非常短，大约为毫秒量级，这将使导弹所有发动机都点燃，成为一捆四面喷火的“二踢脚”。

X光辐射的影响取决于弹头结构强度，辐射强度在每平方厘米3卡左右时就会对弹头造成影响，辐射强度达到每平方厘米6卡时，就可能燃烧。虽然可以加固导弹和弹头来抗御x光辐射，但会使核弹头变重，大幅减少其射程。通常，加固到每平方厘米抗辐射强度100卡的弹头，就超过了初级导弹与核国家的能力，其射程就无法对外构成威胁了。1千吨当量核爆在拦截普通弹头时的作用范围超过1.5千米，对“完全加固的”弹头拦截范围缩小到250米。

“化骨绵掌”之中子效应核爆产生的中子效应也会对核弹头产生较大影响，特别是专门为生成中子效应而设计的核弹头。众所周知，核武器爆炸需要裂变连锁反应，中子可以激发这种连锁反应。核爆中的中子闪耀很密集，能引起核武器的铀或钚发生裂变。虽然这种裂变反应不至于导致核爆，但这些核反应将释放出足够的能量，加热精确制造的核武器装置的零部件，导致核爆当量降低，甚至无法正常起爆。因为如果温度上升的足够高，弹芯中的铀或钚材料强度会很快降低，体积同时会变大，从而破坏核材料部件的固定件，使其松动甚至脱离。再入载具的内部离心力还可能加速这种材料变形，最终导致其无法引爆。对于1千吨当量的核爆炸，常规裂变装置的中子致命范围可能是200米。

“六脉神剑”之核电磁脉冲核爆产生的电磁脉冲可对弹上电子设备造成破坏。大气层内核电磁脉冲只在几千米内起作用，这一距离与其它核爆效应相比可以不考虑。而在高空(40千米)其强度高、范围广，可以达到几十到几千千米，这一范围内其它效应影响较小，因此其危害相对较大。核电磁脉冲影响时间很短，通常只有几百纳秒。

此外，核爆产生的灰尘和碎片都可能在发射区或再入区对导弹弹体或弹头造成影响。核爆灰尘可能增加弹头的烧蚀，这就好像坚固的铁钎在沙土中插入会使其表面磨损、磨光一样。而弹头再入是在10余倍音速的高温环境下进行的，这种磨损相当于数千次的插入，铁棒也能磨成针。发射过程中灰尘可能影响到导弹的电气系统性能。例如，美国“民兵”3导弹在试验中失败过八次，其中三次是由于制导控制系统微型电路中的“微粒玷污”引起的。

针对以上核爆环境的影响，外军在弹道导弹设计与改进中采取了不同措施，有效保证了导弹性能。

重装上阵——弹道导弹抗核加固技术措施

“铁布衫”——弹体结构加固，外军为抗御核爆效应与生成物对导弹弹体的影响，主要采用了局部加固设计。一方面需要增强导弹对核爆炸产生的灰尘和碎片的防护能力，另一方面也是为了屏蔽电磁脉冲和X射线。例如，美国在“民兵”2导弹上尝试了部分抗核加固技术，在“民兵”3导弹设计中则全面采用了这些技术。为使推进剂系统不致遭到X射线的破坏，“民兵”3导弹主要采用了屏蔽方法，也就是用一层能吸收x射线的材料(高原子量)将组件屏蔽起来。目前可能采用的屏蔽层就是把一薄层高原子量材料(碳化钽)喷涂在一层多孔的复合材料上，前者用来减小进入结构的X射线通量，后者用来衰减脉冲载荷，即用作应力衰减层。此外，美国还在多个部件上采用了局部加固的措施一是对第一、二级级间段的铝合金蒙皮加厚，以增加抗x射线辐射能力;二是在比较敏感的部位(如推力终止机构等)增设了一个钛合金或铝合金的屏蔽层(保护斜板)，提高其结构强度和抗x射线能力;三是把原先采用铝合金的头部整流罩结构更换为钛合金结构，提高其抗冲击波和粒子

云烧蚀能力：四是在铝合金电缆罩上增加一层钛合金防护结构，提高其强度。法国在其最新的潜射弹道导弹M5的设计中，不但对重要系统进行了封闭和屏蔽，还采用了附加涂层的方式，以防御X射线的影响。

“金钟罩”——电子系统加固弹道导弹的弹上电子元器件及其组成的电子线路、设备和系统处在核辐射(中子、γ)和电磁脉冲环境中，性能会退化，甚至失效，这就如我们的手机在电磁炉的强电磁环境中可能损坏一样。电子系统加固设计包括电子元器件加固、电子系统抗辐射加固和抗电磁脉冲加固。外军常采用的电子系统加固设计方法有平衡法、屏蔽法、回顾法、冗余法等。具体防护措施主要有几种。一是采用加固的电子元件和组件。例如，“民兵”2导弹研制型采用了D37B型计算机，而作战型采用了抗核辐射加固的D37C型计算机，“民兵”3的NS-20制导控制系统采用了抗核辐射加固能力更强的D37D型计算机。“和平卫士”制导系统装在第四级的抽屉式盒中，便于屏蔽和加固，这就像功夫中的“金钟罩”，可以隔离开外界的各种打击。此外，“民兵”3和“和平卫士”导弹均采用镀线存储器，具有较强的抗核电磁脉冲功能，其它元器件的筛选标准也相应提高。“三叉戟”导弹制导控制系统控制电路中则采用体积小、质量更轻的微电子电路。而为了抗核爆炸效应，“三叉戟”导弹电路设计中使用了13种形式的抗核加固集成电路。二是屏蔽电磁脉冲，使电磁脉冲的射频能量衰减到可以接受的程度。“民兵”3导弹各级的电子组件及电缆都设计为可屏蔽电磁脉冲方式，在组件的范围内用金属罩把电缆和电子组件屏蔽起来。其NS-20制导系统周围装有电磁脉冲屏蔽层。三是采用回避技术。回避技术是通过测量核环境的最低极限，并在超过此极限时迅速关闭制导和控制系统的敏感电路，在威胁过去以后再使电路接通。“民兵”3导弹在制导舱口装配了两个环境敏感器，可在核爆瞬时关闭敏感电路，以防核辐射和电磁脉冲效应破坏，保护有关的电路。由于采用回避技术有可能使性能有所下降，因此，这种办法只有在系统的全面加固还不足以抵抗所有核环境因素时才会使用。

“铁头功”——弹头加固，由于导弹弹头在核爆条件下内部受各种应力更加复杂，外部飞行和再入环境更加恶劣，因此需要对其结构和外形进行加固，需要练就高深的“铁头功”。

弹头的热防护方案与总体方案密不可分，除了需要具有较强的耐烧蚀能力外，还要能经受高空核拦截环境，具有良好的抗核功能，特别是能抗x射线所引起的高热环境。“民兵”3导弹再入体外形与“民兵”2差别较大，主要就是考虑到了抗核爆再入问题。此外，“和平卫士”导弹弹头内部支撑结构呈圆盘形，用复合材料制作，内部有内外圆形抗扭结构，中间用9根辐条支臂加强，电缆则采用抗核加固屏蔽电缆，敷设在第四级中央部位，尽可能地设计在不易受辐射影响的中间部位。此外，为抵御核爆环境中的碎片和灰尘等对再入体的侵蚀，其外壳设计与热防护设计融为了一体。对于子弹头，外军主要采用了加固电子线路及对电子组件进行屏蔽的方式进行加固。

此外，核爆炸的灰尘、冲击波及碎片对弹体及弹头的影响通常不及再八热环境，因此导弹在设计中通常利用热防护技术部分替代了对上述核爆效应及生成物的防护。

重装之道——弹道导弹抗核加固技术的特点

外军弹道导弹抗核加固技术是在逐步摸索中发展起来的，与其它技术发展相比，有着自身特点。这些方法和特点就如高手习武练功一样，也要深谙内功，且常习不辍。

“强健筋骨”——以新材料为技术发展基础外军弹道导弹抗核加固设计基本都是以新材料为基础，这是解决抗核加固问题的根本。例如，“民兵”3导弹在抗X射线的屏蔽层设计中，就采用了高原子量材料(碳化钽)。“三叉戟”导弹第三级设计中采用了钽和铌合金制成的可延伸式喷管，以防止辐射造成的点火失效。

“重甲强胄”——复合结构设计是新的发展方向，为了解决x射线辐射形成的弹头和弹体表面温度梯度形成的结构破坏，外军在导弹设计中大量采用了复合结构设计。例如，新型导弹中的多层复合结构加固套由迎光层、屏蔽层、衰减层和过渡层组成。迎光层的作用是尽量吸收X射线，但不产生过高的热激波峰压和严重喷溅，同时又不让太多的X射线沉积到屏蔽层去。屏蔽层的作用是尽量多地吸收由迎光层漏入的x射线，但要保证不使过高压力传入内部。衰减层的作用是尽量降低由迎光层和屏蔽层传入的热激波峰压，使传入弹头壳体内部的峰压小于允许值。另一种多孔变密度加固套是密度从外到里逐渐加大的结构，吸收X射线的能力也从外到里逐步加大。由于X射线被分层吸收，降低了材料内部的温度梯度，因而起到了很好的结构加固作用。目前许多国家都在对这两种结构设计进行试验与论证。

“步步为营”——以逐步改造为技术发展途径，由于新材料和新结构将带来导弹总体结构设计的额外困难，因此技术风险较大，而且抗核加固也是上世纪70年代后出现的新问题，因此外军通常采用在新型导弹定型后逐步对其进行抗核加固改造的技术发展途径。例如，具有较强抗核加固能力的美国“民兵”3导弹就是在“民兵”2导弹基础上改进而来的，其抗核加固能力也是逐步更新和提高。这种做法降低了导弹总体技术风险，使抗核加固技术得以平稳发展。

“拳不离子”——以地面分系统模拟试验为主，由于导弹总体系统难以进行真实核环境试验，因此外军在技术试验中大多选择了地面分系统模拟试验方式。例如，美国在“民兵”3导弹抗核加固技术发展时，没有现成的地面模拟试验设备，所以主要通过多次地下核试验检验组件或分系统，并在地面模拟试验设备建成后又补充进行了一些试验，如导弹电子组件和线路电磁脉冲试验、辐射试验等。1973年还发射了1枚“民兵”3专用试验弹——“塔特”(TATER)，用来考核经过加固的导弹抗灰尘和碎片的能力。外军地面模拟试验主要有中子辐照试验、γ辐照试验、电磁脉冲试验和核效应试验等。

目前，外军对导弹结构加固设计也主要采用地面试验。为验证加固套或加固层对贮存、运输、飞行和核环境的适应性，通常进行地面模拟试验。模拟的环境条件主要是地面温度、湿度、振动、冲击，主动段和再入段温度、烧蚀、冲击、振动，以及中段X射线。主要试验项目有静态辐射加热试验，等离子电弧加热试验;风洞试验;化爆试验和核效应试验等。

[编辑　摩海峰]

作者：丁文东 王继新

第6篇：重装系统

方法1:

首先，确定你的光驱是第一启动顺序并支持从光驱启动。

要从光盘安装，要把BIOS进行设置，使系统能够从光盘启动。其方法如下：

(1)启动计算机，当屏幕上显示 Press Del to Enter BIOS Setup提示信息时，按下键盘上的Del键，进放主板BIOS设置界面。

(2)选择 Advanced BIOS Features 选项，按Enter键进入设置程序。选择First Boot Device 选项，然后按键盘上的Page Up或Page Down 键将该项设置为CD-ROM，这样就可以把系统改为光盘启动。

(3)退回到主菜单，保存BIOS设置。(保存方法是：按下F10，然后再按Y键即可)

(4)然后将光盘放入光驱，并重启电脑，系统便会从光盘进行引导，并显示安装向导界面，你可以根据提示一步步进行安装设置就OK了。

在Windows XP拷贝完文件到硬盘，第一次重新启动计算机前，必须把光盘从光驱中取出，否则系统仍会

从光盘启动并会循环执行安装程序。

方法2:

然后，按任意键进入光驱启动模式，加载Mini版本的操作系统。

然后，按Enter确定继续安装。

然后，按F8接受许可证协议。

然后，选择你想要安装的位置，选择一个足够大的空间，按Enter。

然后，选择文件系统，推荐使用NTFS，按Enter。

然后，将进入磁盘扫描，并且将安装程序复制到硬盘上。

然后，计算机将在15秒后重新启动，按Enter立即重新启动。

然后，从硬盘启动继续安装过程，此时开始是图形界面模式。

在进行完一系列硬件检测后，将进入区域选择提示，在此配置语言，键盘和所在地区。

然后，系统将提示你输入用户名和组织名，并生成一个计算机名，你可以更改。然后，将提示输入产品注册码。

然后，将提示你输入管理员密码。

然后，将显示组件选择框，选择你想要安装的Windows组件。

然后，将进入时区和时间的设置。

然后，进入联网组件安装(如果你的计算机有网卡并在硬件检测时被正确识别)。在配置好网络之后，计算机将检测并安装一系列Windows组件及服务。然后，重新启动，运行新安装的Windows。

然后，进入安装的最后阶段，监测前面没有检测到的即插即用硬件。

最后，可以用了!

回复者：匿名 2010-04-16 15:09:18

回复2：如何重装系统 怎么重装电脑系统

方法3:

装系统(下面以安装WINDOWS XP为例)

我选的是没有任何破解的、完整的Windows XP安装光盘。启动电脑，当出现“光盘启动按任意键”字样时回车，开始复制安装程序，检验系统盘位置的容量和格式，这些都可以不理;出现对系统硬盘的文件格式的选择时最好AT32，不要选NTFS。尽管NTFS文件体系对xx作系统的稳定性和速度以及硬盘管理功能有很大的提高，但NTFS只是支持以NT为内核的Windows NT、Windows2000、WindowsXP，不支持DOS、WindowsME、Windows98。所以，对于我们经常玩软件的人并不适合。一旦出现系统崩溃，在NTFS下有可能要通过重新分区、格式化等手段来重新安装系统，只要重新分区，硬盘上的资料和数据就彻底完蛋了。(这是我吃了无数亏得来的教训，当年在使用Windows2000时，我就采用了NTFS系统,主要用以防止CIH病毒对系统和硬件的超级破坏，可现在防、杀CIH太容易了)相反，在FAT32文件系统下，只要有一张98或Me的启动盘格式化一下C盘就可以重装系统了，也不怕丢失所有硬盘上的数据和资料。(关于分区,这里就不说了，以后有机会专门说说分区，包括FDISK和DM的实战xx练，分区是一项比较危险和麻烦的事情)

接着，复制系统文件，准备安装等步骤。出现选择时区、语言等对话框，这就不用我说了吧。耐心等待。

如果是在DOS下原始安装XP,则必须先把smartdrv.exe文件(在Win98的安装目录下，名smartdrv.exe)拷入98启动软盘，安装之前运行一下就可以大幅度提高安装速度。(我在安装之前有时候运行一下，有时候忘了，可我没有感觉到有多大的差别，也可能我的电脑内存比较大?说不清)如果你是在原有系统不变、系统硬盘上有xx作系统的情况下重新安装XP,在安装的过程中会出现《升级/全新安装》对话框，此时你必须选择升级，除非你想在你的机子上安装双xx作系统。

要求输入序列号时输入以下号码：

BX6HT-MDJKW-H2J4X-BX67W-TVVFG

这个注册码基本都能安装(我最少试了

5、6种XP安装光盘了) 一般安装时间不超过60分钟。

安装完毕，选择现在不激活以后激活，按下一步，至少填入一个名字，如JixXP，一路回车键，可以了。

现在开始激活系统：我采用的是俄罗斯黑客的激活办法。见下面使用说明：方法：把SETUPREG.HIV复制到%systemroot%system32目录下覆盖原文件(我倒是找不到这个SETUPREG.HIV，直接粘贴上去的)，重启,按F8进入安全模式，以管理员身份登录,运行WINXP_CRK.EXE，重启，进入WinXP，在要求激活时选择“电话激活”，在每个方 框中都填入“401111”----激活成功!

4.必要的设置和部分驱动程序的安装

⑴ 进入《控制面板》(或鼠标右键点击我的电脑、再点击属性)，打开《系统》，选《系统还原》，选择关闭所有盘的还原功能。

⑵ 在《系统》里，点《高级》，重新设置《错误报告》(不关了这个选项，老是出现向比尔.盖兹告状的申请单，烦死人了)

⑶ 一般笔记本电脑声卡、显卡、猫的驱动XP里全有，并且基本能自动安装。我重点说一下台式机.点开《控制面板》，点《系统》，再点《硬件》，点《设备管理器》，把里面有问号和感叹号的项目全部卸载，点确定关了《系统》项目。取出你随机带得驱动程序盘，放入光驱里;再点控制面板里面的《添加硬件》，出现选择对话框时，你如果知道你的驱动程序的目录和位置，你可以选手动选择;

如果不知道，选择自动。声卡、显卡、猫安装驱动都是一样的做法。如果你没有XP的专用驱动程序，有两个办法能解决你的问题。其一，你可以用该即插即用设备的Win2k(也即Windows2000)驱动程序进行安装，XP和2K的内核一样，驱动程序没有区别。在安装过程中可能会出现没有微软签名的对话框，不要理它，直接点“是”;如果你连Win2k的驱动也没有，那就只有另一个办法了，先找出你的设备的生产厂家和型号，一般说明书上或板、卡上面都把厂家和型号打印上去了，然后从能上网的电脑上进厂家的网站，选中型号后直接下载。再用软盘或优盘或活动硬盘转存在你的电脑上，进行安装。(软盘容量小，恐怕放不下。)⑷ 显卡设置

点控制面板里的显示，其它选项可根据你的电脑情况做相应的选择。最好象素选800×600，32真彩色。点《高级》，点击《监视器》，屏幕刷新频率阴极射线管显示器选75HZ或85HZ，液晶显示器选60HZ。

⑸ 设置网络连接

宽带设置我就不说了，只说一下拨号上网的设置。

点控制面板里的《网络连接》，点《创建一个新连接》，点《连接Intelnet》，点《手动设置》，

点《调制解调器》，再添名称如：***,电话号码添16900，密码添16900，验证密码再添16900。就可以上网了。

⑹ 声音设置

点控制面板里的《声音和音频设备》，选中《把音量图标放入任务栏》，点击应用;至于其它选项，可以根据你的电脑的实际情况和你自己的爱好进行相关设置。

5.恢复信箱、帐号和通讯薄

按照导出时的菜单步骤，将原来的“导出”换为“导入”进行xx作就可以了。(不用重复了吧，呵呵,要是反xx作不了，你就实在太笨了，也就不要看这篇文章了)

6.恢复字库

将备份字库信息打开，如果有恢复程序就直接点击，如果没有就直接代替。我这主要是针对智能ABC和紫光拼音输入法。其它输入法我没有用过，不熟悉，你最好自己研究研究。

7.我的文档重新设置

重复导出时的步骤，将两个文件夹合并、链接起来就可以了。

8.建议你的电脑上装以下实用软件：

⑴ Winzip8.1 (通用压缩软件)

⑵ WinRAR3.2 (最好的压缩软件)

⑶ Microsoft OfficeXP (国际通用办公系统)

⑷ AcadSee5.0 (图形识别软件)

⑸金山词霸2003 (即时英汉翻译软件)

⑹金山毒霸2003 (最好的国产杀毒软件)

⑺Winamp2.8 (最好的Mp3音乐播放软件)

⑻ WinDVD4.0 (DVD、VCD音像播放软件)

⑼FlashGet1.40 (最好的网上下载工具)

以上软件都是我比较喜欢的。一般都能从网上下载。像Office XP、金山词霸、金山毒霸等这样的软件太大，最好买光盘安装。

除此而外，最好装一个系统优化的软件。国产的系统优化软件里首推Windows优化大师(作者：鲁锦)和超级兔子魔法设置(作者：蔡旋)。WindowsXP本身的优化性极强，再进行系统优化已没有什么实际意义。但WindowsXP对CPU的二级缓存没有设置，可以用这两个软件中的任何一个优化一下。如我的笔记本的CPU二级缓存是256K，我没有进注册表重新设置，而是用兔子魔法设置的。

9.最后一项，进行磁盘碎片整理

打开《我的电脑》，鼠标右键点击c：，点击《属性》，再点击《工具》，点击《开始整理》，最后点击《碎片整理》，等待整理完毕后点击确认。 至此，本次安装完毕

第7篇：重装系统方法

1231 1231 345 345 56564327 564327 151 151 1231 1231 345 345 565431 565431 251 251 重装电脑系统-------------

首先，在启动电脑的时候按住DELETE键进入BIOS，选择 Advanced BIOS Features 选项，按Enter键进入设置程序。选择First Boot Device 选项，然后按键盘上的Page Up或Page Down 键将该项设置为CD-ROM，这样就可以把系统改为光盘启动。

其次，退回到主菜单，保存BIOS设置。(保存方法是按下F10，然后再按Y键即可)

第三、然后将光盘放入光驱，并重启电脑，系统便会从光盘进行引导，并显示安装向导界面，你可以根据提示一步步进行安装设置就OK了。

另外，你的c盘如果不格式化，你重装以后就会有2个系统，所以还是建议格掉。电脑频繁出错一般来说都不是电脑本身的问题，我以前也老是碰到过这样的问题.如果你的光盘是XP的那就要采取以下操作了: 在启动电脑的时候按住DELETE键进入BIOS，选择 Advanced BIOS Features 选项，按Enter键进入设置程序。选择First Boot Device 选项，然后按键盘上的加号(+)或减号(-) 键将该项设置为CD-ROM，再按F10出现选项按 Y 再回车,这样就可以把系统改为光盘启动了

第四：准备一张windows xp的安装盘,插入光驱

第五：等待电脑上出现"是否删除磁盘分区"然后确定删除所有的分区

第六：然后在自己创建分区,一般4个就差不多

第七:等待它自动安装(差不多30分钟) 第八：一般需要再自己重装的程序如下: 第一步，设置光盘启动：

所谓光盘启动，意思就是计算机在启动的时候首先读光驱，这样的话如果光驱中有具有光启功能的光盘就可以赶在硬盘启动之前读取出来(比如从光盘安装系统的时候)。

设置方法：

1.启动计算机，并按住DEL键不放，直到出现BIOS设置窗口(通常为蓝色背景，黄色英文字)。

2.选择并进入第二项，“BIOSSETUP”(BIOS设置)。在里面找到包含BOOT文字的项或组，并找到依次排列的“FIRST”“SECEND”“THIRD”三项，分别代表“第一项启动”“第二项启动”和“第三项启动”。这里我们按顺序依次设置为“光驱”“软驱”“硬盘”即可。(如在这一页没有见到这三项E文，通常BOOT右边的选项菜单为“SETUP”，这时按回车进入即可看到了)应该选择“FIRST”敲回车键，在出来的子菜单选择CD-ROM。再按回车键

3.选择好启动方式后，按F10键，出现E文对话框，按“Y”键(可省略)，并回车，计算机自动重启，证明更改的设置生效了。

第二步，从光盘安装XP系统

在重启之前放入XP安装光盘，在看到屏幕底部出现CD字样的时候，按回车键。才能实现光启，否则计算机开始读取硬盘，也就是跳过光启从硬盘启动了。

XP系统盘光启之后便是蓝色背景的安装界面，这时系统会自动分析计算机信息，不需要任何操作，直到显示器屏幕变黑一下，随后出现蓝色背景的中文界面。

这时首先出现的是XP系统的协议，按F8键(代表同意此协议)，之后可以见到硬盘所有分区的信息列表，并且有中文的操作说明。选择C盘，按D键删除分区(之前记得先将C盘的有用文件做好备份)，C盘的位置变成“未分区”，再在原C盘位置(即“未分区”位置)按C键创建分区，分区大小不需要调整。之后原C盘位置变成了“新的未使用”字样，按回车键继续。接下来有可能出现格式化分区选项页面，推荐选择“用FAT32格式化分区(快)”。按回车键继续。

系统开始格式化C盘，速度很快。格式化之后是分析硬盘和以前的WINDOWS操作系统，速度同样很快，随后是复制文件，大约需要8到13分钟不等(根据机器的配置决定)。

复制文件完成(100%)后，系统会自动重新启动，这时当再次见到CD-ROM.....的时候，不需要按任何键，让系统从硬盘启动，因为安装文件的一部分已经复制到硬盘里了(注：此时光盘不可以取出)。

出现蓝色背景的彩色XP安装界面，左侧有安装进度条和剩余时间显示，起始值为39分钟，也是根据机器的配置决定，通常P4，2.4的机器的安装时间大约是15到20分钟。

此时直到安装结束，计算机自动重启之前，除了输入序列号和计算机信息(随意填写)，以及敲2到3次回车之外，不需要做任何其它操作。系统会自动完成安装。

第三步，驱动的安装

1.重启之后，将光盘取出，让计算机从硬盘启动，进入XP的设置窗口。

2.依次按“下一步”，“跳过”，选择“不注册”，“完成”。

3.进入XP系统桌面。

4.在桌面上单击鼠标右键，选择“属性”，选择“显示”选项卡，点击“自定义桌面”项，勾选“我的电脑”，选择“确定”退出。

5.返回桌面，右键单击“我的电脑”，选择“属性”，选择“硬件”选项卡，选择“设备管理器”，里面是计算机所有硬件的管理窗口，此中所有前面出现黄色问号+叹号的选项代表未安装驱动程序的硬件，双击打开其属性，选择“重新安装驱动程序”，放入相应当驱动光盘，选择“自动安装”，系统会自动识别对应当驱动程序并安装完成。(AUDIO为声卡，VGA为显卡，SM为主板，需要首先安装主板驱动，如没有SM项则代表不用安装)。安装好所有驱动之后重新启动计算机。至此驱动程序安装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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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西边一家 1700 850 西边1 3两家

2000

中间

1000 中间第二家1000 东边一家1000

第8篇：重装生命系统百姓故事

下午阳光晴好，他穿草绿T恤，印花裤子，黄色运动鞋，倚在车门旁等记者。十足的街头潮人。谁也看不出，他是个病人。

李黎，大连人，现居北京。笔名布里亚特，人称老布。出版作品近百万字，收藏家、艺术品评论家。生活作息不拘，性情豪放不羁，认为能吃能喝能穿能玩。就是一个男人有能力的表现。不关心健康，曾道：大不了是个癌嘛!

真得了癌，才知道那种潇洒，对生命是多么残酷的反讽。

与大多人不同，老布最终放弃化疗和药物，选择自然治疗，竟比复旦大学教师于娟要幸运，从2008年确诊活到了今天。

2008年是奥运年。那年7月份，老布开始尿血，喝了几杯盐水，似乎好了。到了年底，又尿血了。去医院检查，查出“右侧实体性占位，直径4公分”，医生直言不讳。“你这是膀胱癌晚期，必须马上切除、化疗，否则活不过3个月。”

出了门，上了车，老布才发现，握住方向盘的手在发抖。CD里传出许巍的歌：“很多事情来不及思考，就这样发生了。”从前，癌症是跟自己无关的一个医学术语，现在判了他的死刑。

成年后，他几乎从不流泪，那天见到一哥们却忍不住大哭，拉着对方的手，说你一定要救救我!

怎么救呢?无非是借钱给他治病。这些年，他在机关当过文秘，开过车行，当过文化策划，赚过也赔过，1993年开上第一辆宝马，玩过很多地方，手上有钱就花，反正他有能力再挣……谁知道会生这么大的病?

在最初的慌乱和恐惧过后，在朋友的推荐下，他向一位老中医寻医，接受了断食7天疗法。7天粒米未进。就喝一种中药，一天要喝3斤药液，最后闻到异味就吐，饿到身体发飘。第8天去检查。肿瘤直径缩小了两公分。老中医说：“再往膀胱里扎七针就好。”

他在狂喜之下欣然接受，将25公分长的导尿管直接插到膀胱里，再注射药物。每一次扎导尿管，都疼得死去活来。满身是汗，就一个信念：我要活着。

他先后扎了200次导尿管，那个肿瘤还在。

此时，他才发现所谓快速的方法与效果对自己都是传说，盼望能速战速决的恐慌心理，并不利于康复。

那段时期，老布阅读了大量的相关书籍，从神学、佛学、现代医药到自然疗法，认识了不少癌症新朋友，对药物和疾病有了新的认识。

药物不是全能的，有的还有副作用。他说：“有位年轻的女老板，从海南来北京求医，三年来，从一种疾病逐渐形成了18种疾病。她是一个有钱人，医生给她开最高级的药物，吃出来这些疾病。”

另一方面，人的求生意念和乐观精神，倒可以成为良药。他遇见一位79岁的老人，保养得当，皮肤细腻，却是胰腺癌患者。老人的子女隐瞒了他的病情，他快活地活到今天。

药物治疗和自然治疗都有胜算和败招，老布决定赌上一把，自己治疗自己。

他不再尝试把癌细胞赶尽杀绝，而是与之和平共处。既然蓬勃的癌细胞已经进驻身体环境，若贸然侵犯，反而会遭到猛烈反击。他决定慢慢改变内在环境，提高自身的免疫力，让癌细胞自动休眠。

首先，他要戒咖啡，放弃洋快餐、大鱼大肉、聚会酗酒。

酒和咖啡曾是他的灵感来源和写作动力，不喝不能成文。有时和朋友边喝边聊，常常酩酊大醉。“喝酒应酬，不分昼夜地作息，是我的全部。我至少喝了4万瓶啤酒，4万杯咖啡。逼得身体不得不生病报警。”

其次，他要一个全新的绿色的生活空间。

以前，他租住在北京市中心，附近就是一个垃圾焚烧站，空气污浊。他装修完就入住了，满屋全是建筑材料的味道。睡醒了基本都去饭馆吃饭，什么“地沟油”“苏丹红”全没落下。

生病后，他搬到了距城区100公里的京郊农村，呼吸新鲜空气，希望生命这辆火车，缓慢地开向最后一站。

老布刚搬到乡村并不习惯。在人群里热闹惯了。香甜麻辣吃惯了，突然素食，闭门养身，度日如年。渐渐地，才从平淡里，品出味来。

那是“自然”的滋味。

他七点起床，上网，泡点普洱，然后四肢着地，在屋里爬几圈，让经脉畅通。晨光透过窗户照在水泥地上，他很欣慰：又是新的一天，自己还活着。

九点半他围上五彩圆点的围裙做饭，12点吃饭。以前他是饭馆常客，如今用近3个小时来享受这个乐趣。他煮的饭有20多种谷物，包括红豆绿豆薏米花生等等，是他根据自己的情况配方。然后把胡萝卜、土豆、长茄子、菌类等等应季蔬菜，冲洗干净。

“我还有能力给自己做饭，是种幸福。”

吃完饭。他会在院子里的树墩上呆坐，或者收敛心神走走那根独木桥。他开始关注动物和植物，自己种了土豆，养了两条狗。下午会和狗们去村庄里散步。

就这样过了半年，他去医院进行检查。肿瘤还在膀胱里，不大不小，成了一枚哑弹;身体各项指标都恢复正常，重回健康。医生相当惊讶，而老布松了一口气：不是每个人都有这样的好运气，能“顺其自然”地把绝症推后。

老布也更加喜欢乡村生活。

在村庄里待久了，他恍惚也成了一棵植物。他能分辨出空气里各种植物不同的气味，能闻到萝卜地和白菜地的细微不同。他会和一只黑色流浪猫对视良久，也会有耐心去听树上的一只鸟在唱什么。夜晚，他沉溺的不再是霓虹，而是乡村沉静的星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