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民道德建设

第1篇：公民道德建设

加强我国公民道德建设探析

[摘要]加强公民道德建设、提高公民道德素质，就必须创新公民道德教育体系，完善公民道德建设的相关制度，加强公民道德实践活动，营造良好的公民道德建设氛围，从而促进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协调发展，维护社会和谐稳定，提高社会文明程度。

[关键词]公民;道德建设;完善制度;实践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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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公民道德建设、提高公民道德素质，不仅可以推动我国文化的大发展大繁荣、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而且可以促进我国经济长期平稳较快发展，维护社会的和谐稳定。

我们党和政府历来都十分重视公民道德建设。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颁布以来，我国公民道德建设迈出了新的步伐，取得了可喜的成绩：为人民服务精神继续加强，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思想深入人心，涌现了一大批助人为乐、见义勇为、诚实守信、敬业奉献、孝老爱亲道德模范以及最美妈妈、最美老师、最美司机等先进典型。但是，不可否认，一些领域道德失范、诚信缺失，一些社会成员理想信念淡漠、人生观价值观扭曲，以权谋私、造假欺诈、见利忘义、损人利己等现象时有发生。这些问题冲击着社会的道德底线，拷问着人们的道德良知，严重败坏社会风气，损害正常经济社会秩序，若得不到及时有效的解决，必将损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损害社会的和谐稳定。因此，笔者认为要抓紧抓好公民道德建设这项艰巨而紧迫的系统工程。

一、创新公民道德教育体系

加强公民道德建设，必须从娃娃抓起，从小培养孩子们良好的公民道德意识。必须从公民成长全过程来通盘考虑，要把公民道德教育贯穿于公民成长的每一个阶段。

1.明确公民道德教育目标。

“建国君民，教学为先。”“教也者，长善而救其失者也。”(《礼记·学记》)“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四维张，则君令行;四维不张，国乃灭之。”(《管子》)先哲的这些真知灼见，强调了教育的先后次序是先培养德行，后学习知识技能;且只有教育办好了，才能治理人心，协调伦理关系，才能从根本上保证社会的长治久安。因此，要达到社会和谐的目的，就必须在发展经济的同时，重视公民道德教育，培育“四有”新人，从而使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协调发展，从根本上提高社会文明程度。

2.建立家庭、学校、社会齐抓共管的、完整的公民道德教育体系。

第一，家庭是一个人接受道德教育最早的地方。这就要求每个家庭成员在家庭生活中都要自觉地让自己的言行举止符合道德要求，并一以贯之，让良好的家风一代代传承下去。

第二，学校是一个教书育人的场所，学校在教授学生知识的同时，一定不能忘记对学生品德的培养，否则培养出来的只能是有才无德的人。因此，我们的教育机构，要把道德建设贯穿到从幼儿园、小学、中学到大学整个国民教育体系，渗透到课堂教学、学校管理、课外活动等各个环节。要科学规划不同教育层次的道德教育的具体内容，如在大学阶段，可通过集体主义教育和实践活动，使大学生加强个人品德修养，关心集体利益，并认识自己的历史使命，将个人奋斗同社会理想结合起来，引导大学生热爱祖国，报效人民，这样可以避免把大学办成为单纯的知识传习所，不断深化学生基础道德教育和人格塑造，为国家培养合格公民打下坚实的道德基础。

第三，社会是一个大熔炉，是一个最复杂的环境。如何集聚社会的正能量，让公民道德朝着一个健康的方向发展?笔者认为，一是党委政府、社会各方面以及城市社区、农村基层组织要大力宣传公民道德基本知识和道德规范，结合当地实际，积极开发优秀民族道德教育资源及爱国主义教育基地，进行历史和革命传统教育。二是可通过发放宣传资料、悬挂宣传横幅、举办图片展览、印发《市(村)民文明手册》、开办市(村)民道德学校、评选身边的好人好事、在当地电视台定期播放道德典型的先进事迹等措施，对广大市(村)民进行广泛的道德教育，从而使广大市(村)民从教育中受到启迪，感悟道德的力量，自觉做到 “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让公民道德规范内化于心，外化于形。

二、完善公民道德建设的相关制度

公民道德的养成，既是一个自律的过程，也是一个他律的过程。要让公民守德，离不开规章制度的约束，因此要综合运用教育、法律、行政、舆论等手段，让公民养成良好的道德行为习惯，约束和制止不文明行为，形成扶正祛邪、扬善惩恶的社会风气。

1.建立惩恶扬善的道德保障机制。

一是建立奖励制度。对遵守公民道德及道德模范的个人行为要及时给予制度上的支持和鼓励，使其道德行为得到物质和精神上的认可和满足。在学校，对参与社会活动、社区服务、见义勇为的学生给予活动分、徽章奖励和其他政策支持，甚至在升学方面给予加分。如，今年江西宜春三中高三学生柳艳兵等高考前夕勇斗歹徒伤重无缘高考，教育部门提出为他们组织单独考试的政策。北京、浙江、四川等13个省份今年在高考加分项目中有思想品德及见义勇为方面的加分，有的地区甚至奖励加分20分，建议这种加分政策在全国推广应用。还有，在社会上，对文明建设有突出贡献者，要在媒体上表扬，并授予奖章和奖金。只有制度扬善，才会有更多人从善。二是建立惩罚制度。对违反公民道德的个人行为予以制度上的限制和制裁，使其为损害他人或社会公共利益的行为付出应有的代价。如我们看到有关货车发生交通事故时货物被哄抢的报道，如果有相关制度、法律对哄抢人的行为进行惩罚，就不会一而再、再而三地发生类似的事情。当别人身处困境时，不是伸去援手，而是趁灾打劫，此种失德行为，如果没有制度去惩治，则无人会弃恶，“破窗效应”还会发生。因此，我们要通过加强制度建设、健全法律法规、完善社会管理等手段来约束公民行为。

2.建立健全公民道德诚信机制。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需要健康的市场机制和正常的市场秩序，这就迫切要求加强诚信制度建设，引导人们在市场活动中遵守契约，重信守诺。古往今来，哲人先贤留下了无数关于诚信的嘉言警语，如，孔子曰：“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孟子说：“至诚而不动者，未之有也;不诚，未有能动者也。”还留下了诸如“查道摘枣留钱”、“范式千里赴约”、“曾子守信杀猪”、“季札赠剑”等关于诚信的佳话美谈。讲诚实、守信用，是人之为人的首要品格，但是现实中却出现了不少消极现象，如有些地方的公共自行车被有的人占为己有，他们手里拿着“诚信卡”，却干着不诚信的事。因此，要尽快建立健全公民道德诚信机制，一是建立公民道德诚信档案。把每个公民的诚信记录在案，为以后个人的升学、就职、升迁、考核、经商、办企业等提供参考依据，逐步形成人人以“守信为荣、失信为耻”的社会氛围。二是要建立健全政务诚信、商务诚信、社会诚信、司法公信、企业诚信体系，努力营造良好的社会诚信风尚。

3.建立健全公民道德建设长效机制。

提高公民道德素质是一个长期的行为养成过程，是一项艰苦的工作，是一项系统的工程，不可能通过搞几次活动，做几堂报告，公民道德素质就会有质的提高，而必须常抓不懈。如评选身边“雷锋”、道德讲堂、志愿服务、我们的节日等都要持之以恒，要真抓实干，绝不能搞形式，走过场。我们必须结合时代特色，找准突破口，将社会最基本的道德教育纳入到我们日常的工作中去，放在突出位置，并贯穿始终，以推进公民道德建设长期有效发展。一是建立健全领导体制。进一步重视发挥各级党委在道德建设中的组织领导作用，建立和完善在党委统一领导下，党政群齐抓共管、文明委组织协调、有关部门各负其责、公民积极参与的领导体制。二是建立健全工作机制。进一步强调道德建设常态化意识，制定科学规划，做到道德建设长期有规划，近期有目标，短期有重点，逐步健全群众参与、考核评价、表彰激励、组织保障以及动态分析、效果反馈、检查考核等工作机制。三是健全投入保障机制。建议各地财政要加大对公民道德建设的投入力度，各地、各部门要将公民道德建设专项经费纳入财政预算。同时，各主体单位要积极探索多渠道筹措资金的方式方法，形成多渠道、社会化的筹资机制，以确保公民道德建设工作顺利进行。

三、广泛开展公民道德实践活动

道德实践活动是道德建设的重要途径。公民道德建设的过程，是教育与实践相结合的过程，是知行统一的过程。公民道德建设的目的，就在于引导人们更好地进行自我教育、获得认识，从自身做起，从身边小事做起，让每一位公民成为道德建设的参与者、维护者和行动者，使人们在实践中思想感情得到熏陶，精神生活得到充实，道德境界得到升华。

1.在城区组织开展以“远亲不如近邻”为主题的邻里互助实践活动。组织社区志愿者队伍开展各种便民利民服务，为弱势群体、烈军属、五保户、下岗困难职工送温暖、送关爱等活动，使社区居民在实践活动中感知道德的力量，促进邻里关系的和谐。社区还要认真组织居民开展“身边小事看荣辱”活动，通过道德评议、设立不文明行为曝光板等形式，引导社区居民弘扬文明新风，鞭挞不文明行为。

2.在乡村开展以“讲道德、树新风、做新型农民” 为主题的道德实践活动，以及开展文明村镇、文明生态村、文明信用户创建活动，促进乡风文明，提升农村文明程度。但同时也要注意，在农村的道德实践中，我们要引导基层干部把对农民的教育提高与增加农民收入、减轻农民负担结合起来，与解决群众行路难、吃水难、就医难、上学难、农产品销售难等问题结合起来，与解决空巢老人、留守妇女儿童、残疾人生活困难等问题结合起来，这样才能使道德实践活动取得实效。

3.在学校开展以培养“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四有新人为主题的实践活动。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进校园、进课堂、进学生头脑，引导广大学生深刻理解人生的价值和加强个人道德修养的重要意义，树立坚定、正确的理想信念和良好的道德观。还可通过其他形式的道德实践活动，如“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月” 、“知荣明耻我们在行动”等活动来让学生树立社会主义荣辱观，倡导文明新风尚，使学生在实践中心灵得到净化、思想得到熏陶。

4.在党政机关深入开展“爱岗敬业，服务人民，奉献社会”活动。以开展创先争优活动、做人民满意公务员活动、做焦裕禄、龚全珍式好干部活动，以及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为切入点，引导广大干部职工把职业道德融入到自己的岗位中，融入到为人民服务中，不断提高思想道德水平和服务水平，做到勤政为民、务实清廉，进一步提升政府形象，发挥示范作用，引领社会风尚。

5.在企业深入开展“讲职业道德，树文明新风”实践活动。各企业、工厂要结合自身特点，积极开展“食品安全周活动”、“保护环境，拒绝污染，共建生态文明家园”活动、“重合同、守信用”承诺活动。通过这些活动，可以让各企业义不容辞地承担起爱护地球、维护生态、保护环境的责任;可以让企业强化责任，完善诚信系统，公平竞争，维护社会经济秩序。最终让 “关爱他人、关爱社会、关爱自然”成为各企业的共识，让恪守职业道德成为企业的一道亮丽风景线。

四、积极营造良好的公民道德建设氛围

1.发挥媒体的引导作用。

在当今社会，媒体是人们接受外界事物最快最直接的渠道，对公民道德意识的培养具有特殊的渗透力和影响力。因此，报刊、广播、电视和互联网等大众传媒，要把道德宣传教育作为重要任务，除了要加强宣传党和政府的政治立场、政治主张和政治观点外，还要承担起宣传社会主义荣辱观、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等责任，可开设专题、专栏节目，通过新闻报道、言论评论、专家点评和群众讨论等多种形式，营造道德建设的浓厚舆论氛围;要注重正面宣传，增强公民道德建设的主动性和针对性，唱响社会主义道德主旋律，弘扬社会正气;要规范舆论监督，加强对传统媒体特别是对网络、手机等新兴媒体的管理;要建立监督和制约媒介的机制，防止滥用权力，使媒体提供准确和正确的信息，消除不利于公民道德建设的因素，形成一种积极向上的舆论氛围。

2.发挥公益广告、标语的宣传作用。

在引领社会风尚、传递主流价值的道德培育中，公益广告的力量影响广泛。可在电视、广播、报刊、各类新兴媒体中大量宣传有关公民道德方面的公益广告;城市街道社区、乡村集市、火车站、长途汽车站、客运码头、机场、酒店宾馆、公交站台甚至公交车内、电梯内等公共场所，要在显著位置设立相关的基本道德规范的宣传标语和宣传画等，让人们耳濡目染、受到熏陶。利用“眼球效应”引导市民遵守公共场所行为规范，着力维护公共场所环境和秩序，提升公共场所道德水平。我们要围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精准选题、创新内容，继续壮大公益广告的声势，推出一大批内涵丰富、形式新颖、格调高雅的作品，传递社会正能量。

3.发挥道德模范的示范引领作用。

道德实践活动要与宣传先进典型、弘扬社会正气结合起来。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要坚持用先进典型鼓舞人，用身边的先进典型感召人。要在全国掀起学习道德模范的热潮，充分发挥道德模范的榜样示范作用，把先进典型的崇高思想品德传播到广大群众中去，引导公民从自身做起，从点滴做起，从本职岗位做起，不断推进社会主义道德建设，努力形成人人崇尚道德模范、学习道德模范、争做道德模范的生动局面。

责任编辑 刘云华

作者：龚齐珍　鲁远　陈方力　廖丽琴

第2篇：制度安排与公民道德建设

[提 要]公民道德建設是一个复杂的社会系统工程，制度安排是该系统的重要内容之一。在公民道德建设中提出并倡导制度安排，有其深刻的历史、理论和现实依据。作为公民道德建设的重要依托与杠杆，制度安排可以通过制度伦理化与伦理制度化这两种途径来实现和保障公民道德建设。

[关键词]制度;制度安排;公民道德建设;系统

[作者简介]洪 冰(1980—)，男，江西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办公室研究实习员，研究方向为马克思主义哲学。(江西南昌 330077)

当今社会，人们的交往活动日益复杂和广泛，现实生活中的许多问题亟需在理论上首先得到阐释与解决。在伦理道德领域，这意味着“哲学伦理学面临着新的挑战：必须提出能够解决道德实践问题的理论框架”。[1]以解决道德实践问题为目的的公民道德建设，即是伦理学在社会实践领域中的一种积极应用。实现公民道德建设系统工程的完满竣工，不仅有赖于其系统内部的建设，加强道德研究和道德教育，而且离不开与之相关的其他社会系统良性运行以及各个社会系统的协调互动。本文试图讨论公民道德建设中制度安排的依据以及实现途径，从而揭示制度安排在公民道德建设的重要意义，为公民道德建设提供一个可能的视角。在此，制度安排不是具有社会经济形态意义上的社会制度或体制，而是一套支配既定的活动方式和相互关系的行为规则，同时也是制定规则的活动。

一、制度安排的依据

在中国传统伦理思想及建国以来的伦理学思想体系之中，制度或者制度安排并非一个重要范畴。随着我国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飞速发展，制度安排在我国伦理道德建设中的意义日渐凸显。制度伦理遂成为近年来伦理学界的研究热点之一。考量制度安排与公民道德建设的关系，不难发现，在公民道德建设中提出并倡导制度安排，有其深刻的历史、理论和现实依据。

首先，传统伦理道德的“礼”体系是制度安排的历史依据。中国古代儒家伦理思想注重心性修养，强调个体的内在道德自觉，不过儒家关于道德的外在约束力的思想也十分有价值。在某种意义上说，儒家殚精竭虑所要维系的礼其实就是兼具正式制度安排和非正式制度安排特性的一种制度。有学者把传统儒学伦理分为心性、制度和日用儒学三个方面。[2]礼的伦理道德体系已经内在地包含了儒家的制度儒学和日用儒学。制度一词也曾在儒家的早期经典中屡次出现。“天地节，而四时成，节以制度，不伤财，不害民”(《易经·节卦·彖传》)。“故天子有田以处其子孙，诸侯有国以处其子孙，大夫有采以处其子孙，是谓制度”(《礼记·礼运》)。“制度在礼，文为在礼，行之其在人乎!”(《礼记·仲尼燕居》)这里的制度涉及政治体制、法度、文化规则等多层含义，其作用是约束和激励人的行为。制度又以礼的形式出现，正是“不知礼，无以立也，不知言，无以知人也”(《论语·尧曰》)。在“礼”这一制度体系下，儒家视国家生活为扩大的家族生活，家族生活为缩小的国家生活，家与国同质同构。于是儒家把本属于家族规范的三纲诠释为社会的根本原理。尽管它存在着种种弊病，但不可否认的是，儒家这种制度体系对中国社会的长期稳定发展有着极其重要的效用。

其次，道德的他律性是制度安排的理论依据。思想史上许多思想家都强调只有出自自律的道德才是真正的道德。孟子把心看成“先立乎其大者”，认为“仁义忠信，乐善不倦：此天爵也”(《孟子·万章下》)。康德所赞叹和敬畏的是“头上的星空和内心的道德法则。”[3]但从道德自身的属性而言，道德包含自律和他律两个方面。道德他律尽管外在于道德主体自身，却是道德的最起码的条件。道德主体只有既认识了道德规范的他律性，又自觉地服膺这种他律性的约束，达到道德价值判断与道德价值选择的统一，才步入道德自律的殿堂。

传统伦理却忽视了这一点。中国古代传统伦理思想几乎未涉及他律性的道德，而建国以来的马克思主义伦理学理论上虽然明确了道德自律与他律的关系，但在社会实践中却一味强调道德自律，道德他律的现实性。既有道德建设过于强调道德教育，在实践上是有其明显不足的。道德教育建立在个人道德自觉的基础之上，并诉诸于社会舆论的影响。而人的本性是复杂的，依赖社会中本来良莠不齐的大众群体拥有道德自觉来实现社会整体道德水平的提高，不仅不可行而且是不可能的。道德教育能较好地发挥其劝善的作用，却不能发挥惩恶的作用。所以，美国宗教哲学家尼布尔提出，仅仅靠宗教和道德约束无法消除社会不公，为了消除社会形态中的不公正现象，仍需采用理性的强制策略。[4]任何强制策略都必需符合当下社会形态的理性和道德。使用强制策略时应受到公众的监督，避免成为个别群体或个人的谋利工具。

在公民道德建设中注重制度安排，则能弥补以往缺陷。公民道德建设是指社会在一定道德核心、道德原则、道德基本要求、道德规范和道德生活价值目标等道德规范价值体系的指导下，开展的旨在培养和提高公民的道德素质的道德实践活动。其基本方式是教化、引导和约束。制度安排是当前社会的公民道德建设的重要内容和手段之一。作为人们行动的依据和行为之指南的制度，一经形成，就具有独特的引导、约束和规范功能。既定的制度都具有确定性、稳定性和强制性特征。这些特征使制度安排非常有利于社会的公民道德建设。其一，制度的确定性有助于道德规范、道德目标的认识、把握和落实，制度能够按照行业、部门的特点把道德规范、道德目标化为工作的具体要求。其二，制度的稳定性有助于道德的养成。制度的稳定性使制度规定的内容成为许多人反复践履的行为，道德在其过程中也就养成为人的无意识存在。其三，制度的强制性使制度对恶的惩治就是对道德正气的弘扬。[5]制度规范是一种外在于人的言行和内心世界的客观存在。制度安排在公民道德建设中虽然主要是起着道德他律的作用，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制度安排只能在公民道德建设中扮演着限制和惩罚的角色，而是具有积极引导功能，能够保障公民的道德权利，更好地实现公民道德义务与道德权利的统一。

再次，當前社会转型引发的诸多问题是制度安排的现实依据。建国以来，现代化社会改变人们生活的同时，对人们的行为及心理也造成了冲击。社会转型期间，社会结构不断分化，社会角色也日趋复杂化，利益、价值目标和追求都呈现多元化的趋势。当改革向广度和深度发展、力度不断加大的时候，由于人们的心理和实际生活承受能力的影响，同时与市场经济体制的各种配套措施不完善，必然出现种种不适应现象，造成人们对家庭、职业、公共等方面道德产生消极影响。

可以说，制度缺陷是某些伦理问题产生的主要原因。制度的缺失可以从理论和现实两个角度去分析。就理论角度而言，社会改革期间，陈旧的制度逐渐退却，而新的制度又未完善。理论和现实的冲突造成的是思想、价值观和信仰的混乱。最终，制度在现实中失去权威性，有违与制度的情况层出不穷。人们不禁呼吁，制止道德滑坡已经刻不容缓。

社会监管制度的不健全，使得社会中的腐败行为造成恶劣影响。正如罗尔斯所言，造成道德失范的首要原因并不在于个人的品性修养，而首先是制度的正当性引起了社会成员的怀疑和否定。他还指出，对制度的道德评价和选择优先于对个体的道德评价和选择。[6]现实生活中的诸多问题尤其是制度失范问题，使得人们呼唤公民道德建设的制度安排，呼唤制度伦理，倡导重新建构道德惩戒力量。在社会转型期，应该用制度的形式，建立明确的社会道德规范。一个成熟、健全的伦理制度是社会稳定、经济制度的粘合剂。如果没有较好的社会条件，那么道德的人行使道德对自身并没有好处。面对他人道德状况的不确定性而带来的道德风险，个体的承担能力以及道德理性都十分有限。所以，制度安排才是公民道德建设的突破口，或者说是当前公民道德建设之重点。

二、制度安排的途径

公民道德建设是一项复杂的社会系统过程，因此道德问题仅仅依靠道德本身就难以解决。道德规范软约束、道德建设系统性、持久性和社会性的特点，决定了公民道德建设必须依靠全社会的力量，要形成全社会的合力。道德本身不可能孤立地存在，而是存在于社会生活之中并通过社会生活呈现出来。社会经济生活决定了公民道德建设的内容和基本取向。同时，公民道德建设还受同属上层建筑的同一次级或不同次级的其他社会系统的影响。这些影响构成了公民道德建设不可或缺的必要条件。

制度是在人类社会发展、一定历史阶段形成的有关政治、经济、文化等社会生活方面的规范体系，其目的是制约和引导社会成员行为而保持特定社会秩序。任何制度的设立、变迁和创新都对其所规约的成员的行为和利益有一种支配作用，规范他们的行为方式，影响他们的价值观念，引导其价值选择。作为公民道德建设系统工程中的一个子系统，制度安排可以通过多种途径来实现和保障公民道德建设。针对制度安排的两种形式，公民道德建设中的制度安排也有两个发展路向：制度伦理化与伦理制度化。

其一，制度伦理化，是从制度安排的本质规定和运作框架中引出道德价值和道德规范，或把伦理道德作为一个尺度和标准，对一定制度做道德评判。其对象是正式制度安排，使一些成文的法律、政府法令、公司规章、契约等伦理化，从而让正式制度安排具有合伦理性、合道德性。一种制度体系若要得到全体至少是大多数社会成员在价值观念上的认可和支持，必须有在伦理道德上的合理性和正当性的充分论据。因此，制度总是依据一定的伦理原则而制定并隐含了一定的伦理要求和伦理追求的。制度伦理化，作为克服制度性腐败的有效途径，是制度内部的调整或弥补，乃一个健全社会的应有之义。就公民道德建设的整体目标来说，在正式制度安排中，就不能仅仅从效率为根本目标，而应该考虑更多的社会伦理诉求。近年来的各种事实表明，“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往往导致的是“只求效率，不顾公平”。由此带来的两极分化和贫富差距引发了不少令人担忧的社会问题。《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指出，公民道德建设的指导思想和方针原则之一是“坚持注重效率和维护社会公平相协调”。制度伦理化要求我们实行一种以公平和平等为基础的制度安排，体现社会整体伦理要求的正式制度安排是公民道德建设的有力保障。

其二，伦理制度化，是把一定社会的伦理原则和道德要求提升、规定为制度并在道德生活领域执行。这是非正式制度安排的重要内容。道德与制度虽然是两个不同的社会规范调节领域，但是将二者结合起来无疑有助于促进实现社会调节功能。道德领域中的制度化往往使某些具有社会必要性的道德规范得到普遍的遵守。通过伦理制度化，实行有效的制度安排，来维护社会的公平、正义和秩序，从而保证具体的不道德行为要付出代价。历史和现实中的许多事例表明，伦理制度化有助于道德风气的改善、社会道德水平的提高。如前所述，中国古代的“礼”中对人们的日用人伦做出了许多制度性规定。在国际上，新加坡的公民道德建设注重利用制度保证伦理道德的发扬，在社会公德、家庭伦理和行政伦理等方面都有极为细致的规定。依据违反公德的轻重程度而“明码标价”的罚款告示牌在新加坡随处可见：过马路闯红灯，罚款20新元;路上乱丢垃圾，罚款300新元;随地吐痰，罚款1000新元等等。这些为当前公民道德建设提供了有益启示。建立起救助性制度，把救助性、关怀性伦理道德行为和道德力量制度化体系化，从而使个体的生活困境都能因此得到消解和克服。

制度安排的制度伦理化与伦理制度化之间是双向互动的，存在于社会的基本结构和基本制度中的伦理要求和实现伦理道德的一系列制度化安排可以达到辨证统一。其基本措施是建立健全各种社会机制、建立健全规章制度，通观全局，体现具体的行业部门要求、道德要求。

有关制度安排应该注意的两个问题是，一是不赞成对制度安排的过分迷信。正如道德教育有其局限性一样，制度并非万能，也是有缺陷的。公民道德建设系统工程的最终完成有赖于道德教育与制度安排两者并重。公民道德建设包括道德意识和道德行为建设，公民道德则主要是为公民普遍认同和自觉遵守的行为准则。制度伦理化与伦理制度化虽然可以规范并影响群体和个人的道德意识和道德行为，但不可能解决所有的道德问题，有时还会造就出道德意识和道德行为相反的双重性格。因此道德建设离不开自身修养，或者说更根本的还是道德修养。二是反对由于公民道德建设的系统性而将道德泛化。我国传统儒家伦理道德泛化是历史事实，而且具有巨大的历史惯性。今天提倡公民道德建设中的制度安排，也应该注意克服道德泛化的现象。人们处于其中的社会生活具有丰富性、多元性，虽然个中环节不能游离于社会道德之外，但是作为复杂系统而存在的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均有其独立性和价值标准。我们并不能对全体社会成员的社会生活的每一方面、每一环节都从道德出发，并以道德为归宿。对于硬性的正式制度安排，如何引入道德评价;对于软性的非正式制度安排，如何提升为制度，都值得思考。

总之，制度安排是公民道德建设的重要依托和杠杆。改变公民道德建设在一定时间内滞后于社会现实的紧迫要求的窘况，扭转其被动局面，制度安排将不辱使命。

[参考文件]

[1]约瑟夫·P·德马科，理查德·M·福克斯.石毓彬等译.现代世界伦理学新趋向[M].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90.

[2]彼得·科斯罗夫斯基，陈筠泉.经济秩序理论和伦理学[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

[3]康德.实践理性批判[M].北京：商务印书馆，1960.

[4](美)莱茵霍尔德·尼布尔.道德的人与不道德的社会[M].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98.

[5]龚天平.论制度伦理的内涵及其意义[J].宁夏大学学报哲社版，1999，(3).

[6]罗尔斯.何怀宏，何包钢，廖申白译.正义论[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

[责任编辑：黄贝如]

作者：洪冰

第3篇：制度安排与公民道德建设

[提 要]公民道德建设是一个复杂的社会系统工程，制度安排是该系统的重要内容之一。在公民道德建设中提出并倡导制度安排，有其深刻的历史、理论和现实依据。作为公民道德建设的重要依托与杠杆，制度安排可以通过制度伦理化与伦理制度化这两种途径来实现和保障公民道德建设。

[关键词]制度;制度安排;公民道德建设;系统

[作者简介]洪 冰(1980—)，男，江西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办公室研究实习员，研究方向为马克思主义哲学。(江西南昌 330077)

当今社会，人们的交往活动日益复杂和广泛，现实生活中的许多问题亟需在理论上首先得到阐释与解决。在伦理道德领域，这意味着“哲学伦理学面临着新的挑战：必须提出能够解决道德实践问题的理论框架”。[1]以解决道德实践问题为目的的公民道德建设，即是伦理学在社会实践领域中的一种积极应用。实现公民道德建设系统工程的完满竣工，不仅有赖于其系统内部的建设，加强道德研究和道德教育，而且离不开与之相关的其他社会系统良性运行以及各个社会系统的协调互动。本文试图讨论公民道德建设中制度安排的依据以及实现途径，从而揭示制度安排在公民道德建设的重要意义，为公民道德建设提供一个可能的视角。在此，制度安排不是具有社会经济形态意义上的社会制度或体制，而是一套支配既定的活动方式和相互关系的行为规则，同时也是制定规则的活动。

一、制度安排的依据

在中国传统伦理思想及建国以来的伦理学思想体系之中，制度或者制度安排并非一个重要范畴。随着我国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飞速发展，制度安排在我国伦理道德建设中的意义日渐凸显。制度伦理遂成为近年来伦理学界的研究热点之一。考量制度安排与公民道德建设的关系，不难发现，在公民道德建设中提出并倡导制度安排，有其深刻的历史、理论和现实依据。

首先，传统伦理道德的“礼”体系是制度安排的历史依据。中国古代儒家伦理思想注重心性修养，强调个体的内在道德自觉，不过儒家关于道德的外在约束力的思想也十分有价值。在某种意义上说，儒家殚精竭虑所要维系的礼其实就是兼具正式制度安排和非正式制度安排特性的一种制度。有学者把传统儒学伦理分为心性、制度和日用儒学三个方面。[2]礼的伦理道德体系已经内在地包含了儒家的制度儒学和日用儒学。制度一词也曾在儒家的早期经典中屡次出现。“天地节，而四时成，节以制度，不伤财，不害民”(《易经·节卦·彖传》)。“故天子有田以处其子孙，诸侯有国以处其子孙，大夫有采以处其子孙，是谓制度”(《礼记·礼运》)。“制度在礼，文为在礼，行之其在人乎!”(《礼记·仲尼燕居》)这里的制度涉及政治体制、法度、文化规则等多层含义，其作用是约束和激励人的行为。制度又以礼的形式出现，正是“不知礼，无以立也，不知言，无以知人也”(《论语·尧曰》)。在“礼”这一制度体系下，儒家视国家生活为扩大的家族生活，家族生活为缩小的国家生活，家与国同质同构。于是儒家把本属于家族规范的三纲诠释为社会的根本原理。尽管它存在着种种弊病，但不可否认的是，儒家这种制度体系对中国社会的长期稳定发展有着极其重要的效用。

其次，道德的他律性是制度安排的理论依据。思想史上许多思想家都强调只有出自自律的道德才是真正的道德。孟子把心看成“先立乎其大者”，认为“仁义忠信，乐善不倦：此天爵也”(《孟子·万章下》)。康德所赞叹和敬畏的是“头上的星空和内心的道德法则。”[3]但从道德自身的属性而言，道德包含自律和他律两个方面。道德他律尽管外在于道德主体自身，却是道德的最起码的条件。道德主体只有既认识了道德规范的他律性，又自觉地服膺这种他律性的约束，达到道德价值判断与道德价值选择的统一，才步入道德自律的殿堂。

傳统伦理却忽视了这一点。中国古代传统伦理思想几乎未涉及他律性的道德，而建国以来的马克思主义伦理学理论上虽然明确了道德自律与他律的关系，但在社会实践中却一味强调道德自律，道德他律的现实性。既有道德建设过于强调道德教育，在实践上是有其明显不足的。道德教育建立在个人道德自觉的基础之上，并诉诸于社会舆论的影响。而人的本性是复杂的，依赖社会中本来良莠不齐的大众群体拥有道德自觉来实现社会整体道德水平的提高，不仅不可行而且是不可能的。道德教育能较好地发挥其劝善的作用，却不能发挥惩恶的作用。所以，美国宗教哲学家尼布尔提出，仅仅靠宗教和道德约束无法消除社会不公，为了消除社会形态中的不公正现象，仍需采用理性的强制策略。[4]任何强制策略都必需符合当下社会形态的理性和道德。使用强制策略时应受到公众的监督，避免成为个别群体或个人的谋利工具。

在公民道德建设中注重制度安排，则能弥补以往缺陷。公民道德建设是指社会在一定道德核心、道德原则、道德基本要求、道德规范和道德生活价值目标等道德规范价值体系的指导下，开展的旨在培养和提高公民的道德素质的道德实践活动。其基本方式是教化、引导和约束。制度安排是当前社会的公民道德建设的重要内容和手段之一。作为人们行动的依据和行为之指南的制度，一经形成，就具有独特的引导、约束和规范功能。既定的制度都具有确定性、稳定性和强制性特征。这些特征使制度安排非常有利于社会的公民道德建设。其一，制度的确定性有助于道德规范、道德目标的认识、把握和落实，制度能够按照行业、部门的特点把道德规范、道德目标化为工作的具体要求。其二，制度的稳定性有助于道德的养成。制度的稳定性使制度规定的内容成为许多人反复践履的行为，道德在其过程中也就养成为人的无意识存在。其三，制度的强制性使制度对恶的惩治就是对道德正气的弘扬。[5]制度规范是一种外在于人的言行和内心世界的客观存在。制度安排在公民道德建设中虽然主要是起着道德他律的作用，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制度安排只能在公民道德建设中扮演着限制和惩罚的角色，而是具有积极引导功能，能够保障公民的道德权利，更好地实现公民道德义务与道德权利的统一。

再次，当前社会转型引发的诸多问题是制度安排的现实依据。建国以来，现代化社会改变人们生活的同时，对人们的行为及心理也造成了冲击。社会转型期间，社会结构不断分化，社会角色也日趋复杂化，利益、价值目标和追求都呈现多元化的趋势。当改革向广度和深度发展、力度不断加大的时候，由于人们的心理和实际生活承受能力的影响，同时与市场经济体制的各种配套措施不完善，必然出现种种不适应现象，造成人们对家庭、职业、公共等方面道德产生消极影响。

可以说，制度缺陷是某些伦理问题产生的主要原因。制度的缺失可以从理论和现实两个角度去分析。就理论角度而言，社会改革期间，陈旧的制度逐渐退却，而新的制度又未完善。理论和现实的冲突造成的是思想、价值观和信仰的混乱。最终，制度在现实中失去权威性，有违与制度的情况层出不穷。人们不禁呼吁，制止道德滑坡已经刻不容缓。

社会监管制度的不健全，使得社会中的腐败行为造成恶劣影响。正如罗尔斯所言，造成道德失范的首要原因并不在于个人的品性修养，而首先是制度的正当性引起了社会成员的怀疑和否定。他还指出，对制度的道德评价和选择优先于对个体的道德评价和选择。[6]现实生活中的诸多问题尤其是制度失范问题，使得人们呼唤公民道德建设的制度安排，呼唤制度伦理，倡导重新建构道德惩戒力量。在社会转型期，应该用制度的形式，建立明确的社会道德规范。一个成熟、健全的伦理制度是社会稳定、经济制度的粘合剂。如果没有较好的社会条件，那么道德的人行使道德对自身并没有好处。面对他人道德状况的不确定性而带来的道德风险，个体的承担能力以及道德理性都十分有限。所以，制度安排才是公民道德建设的突破口，或者说是当前公民道德建设之重点。

二、制度安排的途径

公民道德建设是一项复杂的社会系统过程，因此道德问题仅仅依靠道德本身就难以解决。道德规范软约束、道德建设系统性、持久性和社会性的特点，决定了公民道德建设必须依靠全社会的力量，要形成全社会的合力。道德本身不可能孤立地存在，而是存在于社会生活之中并通过社会生活呈现出来。社会经济生活决定了公民道德建设的内容和基本取向。同时，公民道德建设还受同属上层建筑的同一次级或不同次级的其他社会系统的影响。这些影响构成了公民道德建设不可或缺的必要条件。

制度是在人类社会发展、一定历史阶段形成的有关政治、经济、文化等社会生活方面的规范体系，其目的是制约和引导社会成员行为而保持特定社会秩序。任何制度的设立、变迁和创新都对其所规约的成员的行为和利益有一种支配作用，规范他们的行为方式，影响他们的价值观念，引导其价值选择。作为公民道德建设系统工程中的一个子系统，制度安排可以通过多种途徑来实现和保障公民道德建设。针对制度安排的两种形式，公民道德建设中的制度安排也有两个发展路向：制度伦理化与伦理制度化。

其一，制度伦理化，是从制度安排的本质规定和运作框架中引出道德价值和道德规范，或把伦理道德作为一个尺度和标准，对一定制度做道德评判。其对象是正式制度安排，使一些成文的法律、政府法令、公司规章、契约等伦理化，从而让正式制度安排具有合伦理性、合道德性。一种制度体系若要得到全体至少是大多数社会成员在价值观念上的认可和支持，必须有在伦理道德上的合理性和正当性的充分论据。因此，制度总是依据一定的伦理原则而制定并隐含了一定的伦理要求和伦理追求的。制度伦理化，作为克服制度性腐败的有效途径，是制度内部的调整或弥补，乃一个健全社会的应有之义。就公民道德建设的整体目标来说，在正式制度安排中，就不能仅仅从效率为根本目标，而应该考虑更多的社会伦理诉求。近年来的各种事实表明，“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往往导致的是“只求效率，不顾公平”。由此带来的两极分化和贫富差距引发了不少令人担忧的社会问题。《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指出，公民道德建设的指导思想和方针原则之一是“坚持注重效率和维护社会公平相协调”。制度伦理化要求我们实行一种以公平和平等为基础的制度安排，体现社会整体伦理要求的正式制度安排是公民道德建设的有力保障。

其二，伦理制度化，是把一定社会的伦理原则和道德要求提升、规定为制度并在道德生活领域执行。这是非正式制度安排的重要内容。道德与制度虽然是两个不同的社会规范调节领域，但是将二者结合起来无疑有助于促进实现社会调节功能。道德领域中的制度化往往使某些具有社会必要性的道德规范得到普遍的遵守。通过伦理制度化，实行有效的制度安排，来维护社会的公平、正义和秩序，从而保证具体的不道德行为要付出代价。历史和现实中的许多事例表明，伦理制度化有助于道德风气的改善、社会道德水平的提高。如前所述，中国古代的“礼”中对人们的日用人伦做出了许多制度性规定。在国际上，新加坡的公民道德建设注重利用制度保证伦理道德的发扬，在社会公德、家庭伦理和行政伦理等方面都有极为细致的规定。依据违反公德的轻重程度而“明码标价”的罚款告示牌在新加坡随处可见：过马路闯红灯，罚款20新元;路上乱丢垃圾，罚款300新元;随地吐痰，罚款1000新元等等。这些为当前公民道德建设提供了有益启示。建立起救助性制度，把救助性、关怀性伦理道德行为和道德力量制度化体系化，从而使个体的生活困境都能因此得到消解和克服。

制度安排的制度伦理化与伦理制度化之间是双向互动的，存在于社会的基本结构和基本制度中的伦理要求和实现伦理道德的一系列制度化安排可以达到辨证统一。其基本措施是建立健全各种社会机制、建立健全规章制度，通观全局，体现具体的行业部门要求、道德要求。

有关制度安排应该注意的两个问题是，一是不赞成对制度安排的过分迷信。正如道德教育有其局限性一样，制度并非万能，也是有缺陷的。公民道德建设系统工程的最终完成有赖于道德教育与制度安排两者并重。公民道德建设包括道德意识和道德行为建设，公民道德则主要是为公民普遍认同和自觉遵守的行为准则。制度伦理化与伦理制度化虽然可以规范并影响群体和个人的道德意识和道德行为，但不可能解决所有的道德问题，有时还会造就出道德意识和道德行为相反的双重性格。因此道德建设离不开自身修养，或者说更根本的还是道德修养。二是反对由于公民道德建设的系统性而将道德泛化。我国传统儒家伦理道德泛化是历史事实，而且具有巨大的历史惯性。今天提倡公民道德建设中的制度安排，也应该注意克服道德泛化的现象。人们处于其中的社会生活具有丰富性、多元性，虽然个中环节不能游离于社会道德之外，但是作为复杂系统而存在的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均有其独立性和价值标准。我们并不能对全体社会成员的社会生活的每一方面、每一环节都从道德出发，并以道德为归宿。对于硬性的正式制度安排，如何引入道德评价;对于软性的非正式制度安排，如何提升为制度，都值得思考。

总之，制度安排是公民道德建设的重要依托和杠杆。改变公民道德建设在一定时间内滞后于社会现实的紧迫要求的窘况，扭转其被动局面，制度安排将不辱使命。

[参考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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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美)莱茵霍尔德·尼布尔.道德的人与不道德的社会[M].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98.

[5]龚天平.论制度伦理的内涵及其意义[J].宁夏大学学报哲社版，1999，(3).

[6]罗尔斯.何怀宏，何包钢，廖申白译.正义论[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

[责任编辑：黄贝如]

作者：洪冰

第4篇：国内公民道德建设研究回溯

作者简介：夏瑜杰(1969- )，男，安徽宿州人，南京大学哲学系马克思主义哲学专业博士生，主要研究方向为意识形态。

摘 要：公民道德建设问题作为一个近年来的学术热点，受到多学科的广泛关注，梳理其研究现状，并分析其存在的问题及原因，有助于推进研究的进一步深化。

关键词：道德;现状;回溯

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提升现代社会文明程度，关键在于人的道德素质的全面提升。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和政府以及学界、社会各界都十分重视公民的道德素质问题，并对此进行了全面系统的部署和研究，取得了一系列骄人的成绩。但由于公民道德素质问题不仅是思想认识问题，更是社会现实问题，如果脱离社会进步和政治经济发展谈公民道德建设，那么充其量只能发挥有限的作用，甚至会导致许多表面繁荣的虚假“泡沫”，再次回到历史的原点。再者，从绝对意义上说，道德素质的提高是一个永无止境的过程，在不同时代背景下，国情道德素质的要求和内涵不尽相同，因而难免会出现理想与现实之间的差距甚至脱节的现象。尤其对拥有大国人口国情的中国来说，提高公民的道德素质不可能轻而易举、一蹴而就。自改革开放特别是新世纪以来，党和政府十分重视公民道德素质的提高，出台了关于加强公民道德建设的政策文件，标志着中国公民道德素质建设步入了一个新阶段，也标志着国内公民道德建设研究步入了一个新阶段。

一、公民道德建设研究回溯

1.公民道德建设研究的历程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公民思想道德建设主要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改革开放之前的30年，这是国内公民道德素质建设的起步期。第二阶段是改革开放之后到2001年。这是国内公民思想道德素质建设发展期，学界主要围绕“四有”公民问题展开了研究探讨。第三阶段为繁荣期。2001年，中共中央颁布《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简称《纲要》)，极大地推动了学界对公民道德的深入研究，公开出版的书籍和文章呈爆炸之势。新中国成立60年以来，中国共产党各代领导集体视公民道德素质培养为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并进行了积极探索。在素质要求上，从强调“社会主义接班人”的“政治道德”素质到明确“公民道德”的核心、原则、规范;在公民道德素质提升的方法上，从注重榜样示范带动和加强教育到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统领公民道德建设并用制度作保证，我党关于公民道德素质培养的理论不断完善并日臻成熟。

值得一提的是，《纲要》颁布后，中国公民道德论坛已经举办六届。六届论坛的主题分别是“公民道德与全面小康”(论坛结束时发表了《首届中国公民道德论坛宣言》)、“公民道德建设与构建和谐社会”、“社会主义荣辱观与公民道德建设”、“诚信建设与公民责任”、“弘扬抗震救灾精神，推进公民道德建设”、“弘扬爱国主义精神、推进公民道德建设”。论坛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关注和参与，也极大推进了公民道德研究与建设。

学界就为什么要建设公民道德、建设怎样的公民道德以及如何建设公民道德等三个理论问题展开了研究探讨。具体而言，有以下几个方面：

2.公民道德建设的意义及公民道德的理解研究

一是公民道德建设的现实语境及意义研究。新中国成立以来，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在现代化建设和思想道德建设方面也取得了巨大成绩，但与此同时，我们应该看到，在公民思想道德建设方面仍然还存在不少问题。最突出的表现是：首先，党风政风不正，腐败现象严重。其次，社会风气不正，解放后一度绝迹的各种社会丑恶现象又死灰复燃、沉渣泛起。最后，青少年思想道德状况也令人担忧。学界普遍认为，公民道德建设是加强和改进党的作风建设的基础工作，是时代发展和建构和谐社会的迫切需要，也是应对当前学校德育工作面临的严峻挑战的需要。这是公民道德建设的现实语境。

《纲要》明确指出：“通过公民道德建设的不断深化和拓展，逐步形成与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社会主义道德体系。这是提高全民族素质的一项基础性工程，对弘扬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形成良好的社会道德风尚，促进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协调发展，全面推进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此外，学界还认为，公民道德建设在道德建设中占有重要地位，它是“以德治国”的重要方面。加强公民道德建设，有利于促进和谐社会建设;有利于提高国民素质，推进中国现代化的进程;有利于形成良好的社会道德风尚，促进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协调发展。

二是公民道德的概念与内涵。公民道德的内涵有几种不同的界定。学者们对公民道德的内涵达成的基本共识是：首先，公民道德具有公共性，不是私人道德,而是一种着眼于公民个体的最为基本的政治道德、社会性道德;其次，公民道德依托公民社会而成长，并对其有积极功能;最后，公民道德是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时代性的创新和发展。

三是公民道德规范的研究。关于公民道德规范问题，有学者分析了“爱国”、“爱国主义”、“爱国主义精神”三个概念的区别，认为爱国主义精神在公民道德体系中居于最高地位,具有旗帜作用。还有学者分析了“爱国守法”作为公民道德原则的依据。另有学者认为，我们没有认识清楚“公民道德基本规范”与整个“社会主义道德体系”之间的关系，而把它简单地处理成一种相互交叉和重合的关系。有学者分析了“爱国守法”作为公民道德原则的依据，即它能够调节公民道德中的主要伦理关系;它贯穿了整个公民道德规范体系，成为指导性准则;它标志着公民道德的特性，区别于其他道德体系。爱国是公民道德的最高原则，而守法是最低原则。

3.《纲要》的意义和特点研究

许启贤认为，公民道德具有“普遍性与多层性的统一、广泛性与平等性的统一、个体道德与社会主义道德的辩证统一、道德权利与义务的统一”等特点。他归纳了《纲要》的八点突破，给予了高度评价。宋惠昌认为，公民道德的提出具有鲜明的时代意义，因为公民是现代民主政治社会中有独立、平等法律地位的个体，不是任何政治实体的附庸。他指出，公民道德的提出还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它是对我国社会关系和社会结构深刻变化的理论概括;它比社会主义道德这样的道德概念具有更大的社会普遍性，以国家公民为主体的公民道德是整个社会道德体系中最基本的道德层次。

黄明理认为，公民道德是当代伦理话语转换的重要标志，它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道德理论，扩大了道德主体的范围，表明我国的道德建设由义务型道德向义务权利统一型道德的转换，由以理想性道德要求建设为重点向以先进性、广泛性相结合的道德要求建设为重点转换。这一转换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吴俊忠认为，《纲要》是“顺应时代要求的德治纲领，科学务实的道德体系，重在建设的指导性文件”。张培锋撰文对20字公民基本道德规范进行逻辑结构的分析，认为该规范具有高度概括性和可操作性,继承了中西优秀道德传统，实现了综合创新，符合道德建设内在规律和客观要求,形成了系统的社会主义道德范畴体系，这一体系的形成对最终建构面向市场经济的社会主义道德体系具有重大价值。张博颖认为，社会主义公民道德不是对马克思主义伦理主张的背离，而是马克思主义伦理原理在新时期的新发展。黄明理也认为，“公民道德”这一伦理话语标志着马克思主义道德观的发展。

4.公民道德建设与各种思想文化资源的关系研究

廖申白认为，公民伦理与儒家伦理存在质的差别。前者体现为有差别的私人的直接的关系，后者则是一般的无差别的关系。儒家伦理主要关注日常交往，而日常交往的伦理是感情的，感情的关系是这种有效性要求的基础;公民伦理是交换的伦理，它诉诸尊重的态度。他认为儒家伦理是一种对日常生活伦理与公共生活伦理这两者间的直通(等同)性理解的思想与观念，而公民伦理的前提则是公、私域的分离,所以公共生活愈发达，二者的冲突就越强烈。他对公民伦理建设提出的建议是：“袭用儒家伦理的‘准家庭式’推理作为伦理考量，并辅以新加坡式的强化行政法规的举措”，但强调这是一种策略需要，是一种权宜之计。

有学者认为，中国传统文化中蕴含着丰富的伦理观念，如儒家的仁、义、孝、悌、忠、信等，佛教的五戒、十善、四摄、慈悲，道教的清净无为、素朴等，这些具有行为规范意义的伦理原则和规范在很大范围和程度上都可以与社会公德、道德规范相通。有学者论述了传统家训教化与公民道德素质养成的问题。有学者强调整体精神，推崇崇高的人生观，提倡人伦价值观，追求高尚精神境界，向往理想人格，强调道德主体的能动作用对公民道德建设有重要意义。此外，徐柏才还探讨了传统的自然之德、社稷之德、和谐思想对公民道德建设的积极作用;张博颖探讨了“五四”新文化运动对公民道德的启蒙意义。

郭广银、杨明认为，当代中国的道德建设有两个不可回避的思想源流，其一是中华民族数千年传统伦理之精华，其二是近代以来在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过程中形成的近现代优秀革命道德传统。他们认为，必须对传统中华伦理精华进行“现代转化”，必须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出现的新问题出发，对传统伦理精华进行“时代拓展”，从而为公民道德建设提供更丰富的民族传统资源。也有学者对孔子的仁爱思想与构建和谐社会中的公民道德建设之间的关联进行了研究。

5.公民道德建设与现代化建设的关系研究

学者们认为，公民道德建设与民主政治之间是双向互动的关系，二者同步成长、相互促进。有学者探讨了国家伦理与市民社会伦理的关系，指出公民道德建设要结合我国正在形成中的“市民社会”这个社会现实来进行。同时，学界普遍认为，公民道德建设不仅是和谐社会的必要内容和重要标志，而且是构建和谐社会的有力保障。公民道德素质是构建和谐社会的根基。也有学者认为，和谐社会要求所有公民具备与其职责相适应的竞争性品质与合作性品质，而最关键的是公正品质。

6.如何推进公民道德建设的研究

学界一致认为，扎实推进公民道德建设，要从最基本、最基础的事情做起，广泛深入持久地宣传20字基本道德规范;要以活动为载体，吸引群众普遍参与;要大力宣传先进典型，发挥舆论的监督作用;要把公民道德建设融入到有关法律法规、行业规范、管理制度、乡规民约、学生守则之中;要把青少年道德建设作为重点，构建学校、家庭和社会“三位一体”的道德教育网络。要探索企业、农村、社区、机关、学校、新经济组织和其他基层单位开展公民道德建设的新途径和新办法，努力增强工作的针对性和实际效果。但对于公民道德建设的机制、路径、重点等问题，学界存在较大分歧。

如何进行公民道德教育?学界普遍认为公民道德教育在公民道德建设中具有重要作用,并从哲学思辨、内涵内容、方式方法上进行了积极的探讨。有论者指出，要从家庭细节抓起，推进爱国主义教育;从在校学生抓起，推进道德教育;从公民个人抓起，推进社会公德教育。三位一体，全方位推行。有学者认为，加强公民道德建设，首先要求党政干部以身作则实践履行公民道德;同时，对新社会阶层中的广大人员进行诚实劳动、合法经营、遵纪守法教育;加强对青少年和儿童的公民道德教育;还要加强对违法犯罪分子和受刑事处分的人进行法治教育。

学者对如何借鉴国外公民道德建设的经验进行了探讨。一是概览式地介绍西方国家公民观、公民道德观及公民教育观的特点。如着重研究了西方公民道德的四个理论问题：公民道德的本质、公民道德的必要性、公民道德与国家的关系、公民不服从;从历史发展的顺序介绍古希腊、古罗马公民的“四主德”、中世纪深受神学影响的臣民道德及十七、十八世纪的资产阶级道德;二是具体介绍某一国家的公民道德教育情况并进行重点评介，但这仍有待于进一步深入全面研究。对美国公民教育的“服务学习”法进行了重点评介。这为我们学习借鉴国外公民教育、公民道德建设的经验提供了丰富的资源。

二、研究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总体上看，许多研究只是对《纲要》进行“注解式”的研究，缺乏多学科“视界融合”，学理性研究成果较少。研究存在的主要问题有：一是对公民道德的内涵、层次性、功能、结构、形成机制等缺乏研究，特别是缺乏从公民道德信仰角度进行的研究;二是提升公民道德与提升现代文明程度的关联不够，两者的内在包含关系以及互动促进的关系缺乏研究;三是缺乏对中外公民道德理论和实践资源的深度总结和全面研究提升;四是城镇公民道德建设尚有一些研究，但乡村公民道德建设研究十分稀缺;五是缺乏公民道德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之间关系的研究;六是由于缺乏“地毯式”公民道德素质“镜像”调查，原因分析流于空泛，提出的实践路径和机制对策也缺乏现实针对性。这些缺憾为下一步的研究预留了巨大空间。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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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列宁.列宁全集：第36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412.

责任编辑：戴群英

作者：夏瑜杰

第5篇：公民道德建设的生态分析

(湖南大学， 湖南长沙410082)

收稿日期：2008-10-11

作者简介：刘光斌(1978-)，男，湖南洞口人，湖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哲学博士，研究方向：伦理学、法兰克福学派。

摘要：文章从生态学的视角探讨公民道德建设问题。指出：公民、各种社会因素与制度三者一起构成了公民道德建设的道德生态系统，分析了在当前的社会背景下坚持公民道德建设的生态学分析方法的意义。

关键词：公民道德建设;道德生态;生态分析方法

一、生态学与道德生态理论

生态学是一门描述动植物之间在特定的物理空间相互作用的科学。在自然生态系统中，存在着一种共生的平衡，其中任何一种物种遭到破坏都必然对其它物种产生负面影响。道德生态理论就是借用生态学的理论研究道德系统，把人类生活的人文社会环境尤其是道德环境比作自然界的生态环境，并认为两者在结构和功能上具有类似性。

按照生态学的观点，动植物之间以及它们的环境之间构成了一个系统整体。生态系统的各要素之间构成一种健康关系，才能维持整个生态系统的平衡，维护生态系统的整体功能。生态系统需要各构成要素之间所形成的系统输出和输入大致平衡，才能保证整个生态系统健康发展。在生态系统中，系统的各个构成要素之间形成了一个整体链条，其中的任何一个环节脱节，最终将破坏整个生态系统。生态系统按照自然法则运作，作为一个系统整体具有一定的免疫功能，当对生态系统的破坏达到一种“极限”状态，将会导致整个生态系统链的断裂，最终造成生态系统失衡。依据生态学的基本观点，当我们采用生态学的研究方法时，要注意：

1. 生态系统各要素之间存在内在的关联。一个完整的生态系统主要由生命系统、环境系统和生态平衡构成，各个要素协调发展才能构成一个健康的生态系统，任何要素遭到破坏都会危及整个生态系统。在一定的物理空间中，任由一定生命机体的过度发展必然会引起整个生态系统整体功能失衡。生命系统的外在生存环境遭到破坏，也会导致生命生存危机。当生命系统链条和环境系统的破坏达到一定程度后，生态平衡被打破，就会使整个生态系统出现危机，无法保持健康稳定发展。

2. 生态系统的破坏与维持。在一个生态系统中，任何构成要素出现问题都会破坏生态系统平衡。如，人类不加选择地使用杀虫剂将会产生多重后果，杀虫剂粘在果实上，会对人体产生危害，杀虫剂渗透到土壤中，久而久之会改变土壤的结构，影响土质和土壤的再生产能力，甚至还可能破坏鸟类的生存环境，而鸟类正是昆虫的天敌，鸟类生存环境的破坏也会引起鸟类天敌的生存环境的破坏。当然，生态系统遭到破坏不可能马上造成整个生态系统的崩溃，因为生态系统内部具有一定的协调功能，存在着一种共生的平衡状态，并且靠系统各构成要素之间资源输出和输入的大致平衡来维持。

3. “极限”概念与“公用地悲剧”。在生态系统中，当系统的破坏达到一定程度之后，生态系统失去了维持自身功能的能力，这就是突破了生态系统自身的“极限”，就会出现整个系统大的破坏。“极限”概念意味着生态系统本身需要维护，而“极限”的出现是破坏长期持续的结果。环境保护者声称：尽管一个人的短期行为对自然生态系统的影响微乎其微，但是若干人长时间内以这种方式所造成的破坏的不断累积就会达到“极限”，超过自然生态系统的自我净化能力，从而导致整个生态破坏。“公用地悲剧”是说如果任由个人自由就可能导致公共资源的损害。如在一块土地上，任何人都来放羊，每个人从自己的利益出发，尽可能地让自己的羊吃好而不去保护这块土地上的资源，最终导致土地遭到破坏，这就出现了公用地悲剧。

生态学关注整个生态系统的整体运作、健康良好发展及其运动规律。生态学的观点和分析方法可以用来分析道德问题。在道德领域，我们面临类似公用地悲剧。在几乎所有涉及公共资源的选择问题上，个人的理性选择是正效用大于负效用，并且正效用为个人所得，负效用为集体均摊，如果不做这种选择，不仅不能维持原有利益，而且会使原有利益遭受损害，为了保证自己的利益及使利益最大化，每个人必然会做出这种理性的选择，从而导致“公用地悲剧”的发生。我们的家庭、社区、机关、企事业单位都可以看成是一个小的道德生态系统，生活在其中的人们互相依赖，形成了良好的人际关系和社会关系，构成了社会健康的基础。可是公民的自由如果不加限制地行使，就可能破坏我们的整个道德生态系统。在这方面，自然生态和道德生态具有类似性，公民个人的不道德行为对整个道德生态造成的损害可能很小，但累积起来就可能达到危险的“极限”。同样在一个恶劣的道德生态中，也会对公民的行为产生不良的影响。报纸、电视、网络等传播不良信息，会对公民的健康成长产生极大的危害。罗伯特•贝拉和丹尼尔•贝尔等认为，个体的资本主义精神是社会道德危机的根源，它对家庭和社区生活的渗透，削弱了维系二者稳固运行的传统规则;社群主义者指出，理性的个人主义危及信任、文明与合作等凝聚人类社会的良序运行;女性主义者的研究发现，性暴力同色情之间存在联系，色情气氛越浓，性暴力比率越高，如此等等，引起整个社会道德败坏。因此，我们必须注重道德生态的维护，按照赫兹科的理解：人们不仅只是自觉的个体，而且同样是社会性的动物，他们必然受到道德生态的影响，并因此承担道德责任。从这种理解来看，我们必须具备这种意识。尽管人们正在为采取措施保护各种物种的自然栖息环境而

焦虑，但是，更少有人愿意为保护真正的人类生态所需的道德条件而努力。

二、公民道德建设的生态系统

生态系统作为一个整体而发挥它的作用，这个系统反映了动植物、外界环境以及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这种生态学的分析方法同样适用于分析当前我国开展的公民道德建设。我们必须把公民道德建设看成是一个系统工程，营造一个适应公民道德建设的道德生态。

1. 公民道德建设的生命系统：公民。公民构成了社会主义道德体系的重要环节，如果说社会主义道德体系构成了一个道德生态的话，那么公民就是这个道德生态系统的生命系统。这个生态系统的构成十分复杂，各个构成要素之间互相影响，构成了系统整体。从他们所属的阶级构成看，公民的道德生态构成复杂，各个阶层的整体道德表现不一。在我国，公民可以属于工人、农民、知识分子以及改革开放以来新出现的社会阶层等。每个公民都具备所属阶层的基本特征、社会地位和社会责任。每个阶层的人们的道德表现不同，社会对各个阶层的公民的道德期望也有所不同。从他们从事的职业看，公民的道德生态构成复杂，不同的行业存在不同的职业道德要求。但不同行业的道德规范不会对非本行业的人员产生规范要求。

尽管公民具有各种不同的特征，但都是国家的公民，构成了这个国家的整体，对国家具有共同的权利和义务，对每个公民的道德要求是一样的。即从我国历史和现实的国情出发，社会主义道德建设要坚持以为人民服务为核心，以集体主义为原则，以爱祖国、爱人民、爱劳动、爱科学、爱社会主义为基本要求，以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为着力点。在公民道德建设中，应当把这些主要内容具体化、规范化，使之成为全体公民普遍认同和自觉遵守的行为准则。

2. 公民道德建设的环境系统：各种社会因素。环境系统是生命系统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外部因素，对生命系统质量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公民道德建设能否得到成功实施，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需要的公民道德能否形成，公民依托的道德生态环境在这些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家庭、学校、机关、企事业单位和社会各方面，构成了公民道德建设的环境系统，开展公民道德建设，要紧紧抓住影响人们道德观念形成和发展的重要环节，构建公民道德建设的道德生态环境，营造良好社会道德氛围。

家庭是人们接受道德教育最早的地方。父母和家人在孩子小的时候，就要对他进行教育和引导，形成良好的道德教育环境，培养孩子辨别善恶的能力。学校是进行系统道德教育的重要阵地。各级各类学校要把教书与育人紧密结合起来，要科学规划不同年龄学生及各学习阶段道德教育的具体内容，坚持贯彻学生日常行为规范，加强校纪校风建设，要发挥教师为人师表的作用，把道德教育渗透到学校教育的各个环节。机关、企事业单位是对公民进行道德教育的重要场所。各类机关、企事业单位要把职业道德作为岗前和岗位培训的重要内容，帮助从业人员熟悉和了解与本职工作相关的道德规范，培养敬业精神，要把遵守职业道德的情况作为考核、奖惩的重要指标，促使从业人员养成良好的职业习惯。社会是进行公民道德教育的大课堂。党政各部门、社会各方面以及城市社区、农村基层组织在公民道德教育中，要结合各自的工作职能，运用多种形式和手段，大力宣传基本道德知识、道德规范和必要礼仪，使之家喻户晓、人人皆知。

3. 公民道德建设的生态平衡：制度。一个健康良好的道德生态系统，需要这个系统达到一种平衡的状态，保持整个系统的稳定持续发展。道德生态系统作为一种人文社会环境，它并不像自然生态系统那样完全遵循自然规律的作用，它可以依赖人为创造的条件。一方面，道德生态系统通过系统生态构成之间的自我调节可以保持自身的平衡，通过系统的自我净化来实现道德生态的平衡，公民与社会生活各种环境之间可以达成一定的平衡状态;另一方面，借助于外界的环境条件，人为地创造道德生态系统的良好运作条件，从而实现道德生态平衡，这就需要政府在公民道德建设中发挥积极的引导作用，通过制度安排推动公民道德建设。

公民道德建设是一个复杂的社会系统工程，要靠教育，也要靠法律、政策和规章制度。政府综合运用各种手段，把提倡与反对、引导与约束结合起来，通过严格科学的管理，培养文明行为，抵制消极现象，促进扶正祛邪、扬善惩恶社会风气的形成、巩固和发展。加强社会主义法制建设，是公民道德建设健康发展的重要保证。要按照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要求，把道德建设与法制建设紧密结合起来。在认真抓好全民法制宣传教育的同时，加大执法力度，严厉打击危害社会的各种违法犯罪活动，维护正常经济秩序、公共秩序、生活秩序，为公民道德建设提供强有力的法律支持。各项经济、社会政策，对人们的价值取向、道德行为有着直接影响。各地区、各部门在制定政策时，不仅要注重经济和社会事业发展的需要，而且要体现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和公民道德建设的要求。

三、道德生态学分析方法的意义

采用生态学的方法分析道德问题，这为道德研究提供了一种新的范式，伦理学的研究可以借鉴其它学科的理论和方法，从而促进自身理论的进步和发展。当然，采用生态学方法分析道德问题时，只是使生态学原有的概念发生了转换，伦理学借用了生态学的研究成果。采用道德生态学分析方法对于公民道德建设而言具有一定的研究意义。

1. 有助于树立公民社会责任观念。改革开放以来，商品经济的观念深入人心，个人主义倾向明显而传统的整体主义倾向日益式微，公民个人主义的自由思想过度膨胀非常不利于公民道德建设。生态学的方法告诉我们，如果任由个人自由发展，就会破坏整个社会道德系统，导致“公用地悲剧”。如果任由个人主义发展，人们的行为出发点都从自身的利益考虑，那么必然会破坏整个社会的道德生态。每个人对道德生态的破坏不是很明显，一旦这种破坏积累到一定程度之后，它对整个社会主义的道德体系的破坏将是深远的。为了不出现“公用地悲剧”，我们必须坚持尊重个人合法权益与承担社会责任相统一。要保障公民依法享有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活等各方面的民主权利，鼓励人们通过诚实劳动和合法经营获取正当物质利益。引导每个公民自觉履行宪法和法律规定的各项义务，积极承担自己应尽的社会责任。把权利与义务结合起来，树立把国家和人民利益放在首位而又充分尊重公民个人合法利益的社会主义义利观，要把集体主义精神渗入社会生产和生活的各个层面。

2. 有利于创造公民道德建设的良好社会氛围。伴随着经济转型，原有的规范约束失去效用，而新的道德体系尚未确立，这导致在道德领域出现了道德败坏现象，严重地损害了公民生活于其中的社会环境。从生态学的观点看，整个生态系统构成一个整体，中间任何一个环节出现问题，都有可能影响到整个生态系统的平衡，为了保持整个生态系统的良性发展，必须注重各构成要素之间能够协调一致。用生态学的观点分析公民道德建设，要求我们营造一个适合公民道德发展的良好社会氛围，任何一个环节出现问题，都将对公民的道德产生影响，其中某个环节看似影响不大，但持续不断的影响将有可能产生极大的危害，生态学的理论告诉我们要注意“极限”概念。必须抓好公民道德建设的各个环节，这就要求充分发挥公民生活于其中的家庭、学校、机关、企事业单位和社会各方面的影响作用，创造公民道德建设的良好社会氛围。

3. 有利于提供公民道德建设的合理制度保障。在市场经济建立初期，注重市场经济发展，而忽视了精神文明建设。一些人认为物质文明上来了，人们的道德意识也会相应地得到提高，而事实上，道德建设也需要制度的保障和提倡。这些问题如果得不到及时有效解决，必然损害正常的经济和社会秩序，损害改革发展稳定的大局。采用生态学的分析方法对公民道德建设富有启发。生态学理论指出，整个生态系统借助于各个构成要素的调节作用，系统具有自我净化功能和免疫能力。这种观点同样适合公民道德建设。在一个具备良好道德氛围的社会中，通过道德生态各构成要素的自我调节可以排除对公民道德建设的不利影响。但是道德生态系作为一种人文社会环境，它并不像自然生态系统那样完全遵循自然规律的作用，它可以依赖人为创造的条件。借助于外界的环境条件，人为地创造道德生态系统的良好运作条件，从而实现道德生态平衡。这就需要政府在公民道德建设中发挥积极的引导作用，通过制度安排推动公民道德建设。

责任编辑 余 青

Ecological Analysis on Citizen Moral Strengthening

LIU Guang-bin

(Hunan UniversityChangshaHunan410082)

Key words: citizen moral strengthening: moral ecology: ecological analysis

作者：刘光斌

第6篇：道德模范人物在公民道德建设中的影响

【摘要】道德是衡量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的一个重要标杆，而道德模范人物功能是评定一个国家或地区是否具备高道德水准的载体。文章以杭州最美妈妈吴菊萍为例，通过简要介绍我国公民道德建设的现状，对道德模范人物在公民道德建设中的影响进行了分析，并为正确发挥道德模范人物在公民道德建设发展中的作用，提出一些解决措施。

【关键词】道德模范人物 公民道德建设 吴菊萍

随着我国社会政治经济的不断转型发展，公民道德价值观也在遭受新的冲击与考验①。尽管如此，道德模范人物功能在我国公民道德建设中仍获得可喜成绩，例如：2011年7月2日感动中国人物杭州最美妈妈吴菊萍奋不顾身双手接住10楼坠落的孩子，这位伟大的母亲不仅展示了社会道德风范具有的无私奉献、乐于助人、见义勇为等行为，还彰显了普通人民伟大、崇高、真、善、美的精神境界和感人力量，使道德再次经受住考验。因此，在道德滑坡的今天，加强向道德模范人物的学习，树立新道德风和弘扬人间大爱、社会正气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首要需解决的问题。

我国公民道德建设的现状

在我国经济快速发展的步伐下，以德治国、依法治国始终是我国重要的治国方针策略，而我国整体道德水平正是在人们共同努力下，随着社会文明的发展，公民综合道德水平再次获得提升。不断涌现出来的社会主义道德模范人物，说明我国公民道德建设成绩显著，不仅公民维权和责任意识增强，而且公民对党和政府加强道德建设的意识也有所加强。其中，在道德模范人物功能教育方面最能体现人们学习和实践公民道德规范，因此，党和国家也以此为引领公民道德建设发展的动力，树立大批道德模范人物作为学习的榜样。从2007年直至2014年，全国评选出的道德模范人物已经形成一个庞大群体。尊重、发掘、树立、加强道德模范工作思路是提高公民道德水平，促进道德建设发展的重要内容。而正确的道德方向是影响和改变道德价值观、规范公民道德行为和选择的桥梁。不管是道德模范人物，还是普通公民，人们的一言一行都将诠释着道德文明，追求和培育优秀的道德品质是国家前进发展、振兴富强必然的选择②。

虽然，近几年来我国公民道德发展是积极、健康的，但是也有许多社会坏风气和扭曲的道德价值取向正在蔓延，例如：诚信的缺失;各种欺骗欺诈;爱国和集体主义、社会观念的淡薄;许多官员贪污受贿、违法乱纪、黄赌毒等等丑恶现象的泛起，引发了许多道德问题。直至今日，不断出现的“食品安全问题”、“行业潜规则”、“贪污腐败”、“见死不敢救”、“诈骗”、“拐卖儿童”、“诈捐”、“救死扶伤反被诬告”等等道德事件，都在深深刺痛着人们的每根敏感神经，引发大家对道德的反思和讨论：我们的社会怎么会是这样?我们的道德、良知、责任感去哪了?社会道德底线一次又一次地被触碰和挑战。从当代公民道德现状调查报告中，我们发现社会公共生活领域的道德问题最明显、最严重，尽管目前我国在公民道德建设发展取得显著成绩，但是社会中发生的各种道德事件同时也反映出公民道德建设仍存在一些问题需正视和解决。

道德模范人物对公民道德建设的影响

对公民道德建设的凝聚感染影响。在社会经济不断发展的今天，道德意识逐渐消弱，道德要求、模范标准也发生改变。而道德模范人物的出现，凝聚了先进的道德意识、加深了道德文化的基本，即使面对环境的挑战，也可以有效发挥其在公民道德建设中的作用，形成具有较强感染力的社会道德学习和实施氛围，推进社会现代化发展③。

第一，道德模范人物凝聚先进道德形态。道德模范人物有着鲜明的时代性，反映着社会道德形态，评选的道德模范人物来自不同城市、拥有不同职业，从某种程度上反映了社会不同群体的道德意识，利用道德模范平台，将不同群体的道德模范集聚在一起形成一个引领公民道德建设发展强大的驱动，从道德模范先进影响下全方位自我对比和反思，有利于提高公民全面道德素质。如：随着现代社会节奏的加快，自身利益往往高过公众利益，以往传统互助的美好品德早已被人淡漠，当吴菊萍用双手救托住10楼坠落的妞妞时，她托起的不仅是一个生命，还托起着社会责任、人性的至高美。她的事迹凝聚了人们对这个社会和人生价值的深入思考。反躬自省一下，如果换成自己，在那危急的一刻会不会奋不顾身去接④。这位“最美妈妈”用自己的行为为世人点亮了封存最高道德，并在人们手中传递，她是最好道德学习的榜样，社会需要更多像吴菊萍一样的普通人。在公民道德建设发展中，吴菊萍用最美的人性、最美的“真善美”唤起了人们心中被遗忘的情感道德。

此外，道德模范人物凝聚先进道德形态除了体现在“最美妈妈吴菊萍”的大爱外，还体现在对当今社会腐朽道德形态的对抗中。有许多评选出的道德模范都是在与社会消极道德行为的较量中脱颖而出，道德模范人物积累着高尚的道德品质、坚持与不良道德形态划清界限，使道德模范人物功能在公民道德建设中逐渐凝聚与成熟，成为纠正社会道德行为的典范。虽然，被评选的道德模范人物生活不富裕，甚至有些条件更为艰苦，但她们用自己优良的道德传统体现了社会的核心价值观，成为凝聚传递社会正能量的动力。

第二，道德模范人物营造优越道德环境。道德环境作为评价社会道德水平和推动道德发展的重要依托外，道德环境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变得更为复杂、开放、多样，因此，影响道德环境的因素逐渐增多，例如：具有较强传播力量的虚拟环境媒体对腐朽思想的传播和意识形态环境价值的侵蚀(网络、百度贴吧、微薄、微信、易信等)。目前，社会上频频发生的贪腐事件、潜规则事件，以及那些不断触碰道德底线的事件，使社会道德急剧下滑，因此，树立道德模范人物是我国公民道德建设发展举措的又一创新。评选和树立的道德模范人物为我们营造了寻找、尊重、学习模范的良好社会道德环境。他们是社会文明的楷模，是社会真、善、美风气的净化者，是带动群众效仿的动力。

第三，道德模范人物稳固道德文化基础。社会道德文化从某种层面上来说更是一种社会文化，在不同文化思潮、不同价值形态、物质经济诱惑的影响下，树立道德模范人物功能不仅能够加强公民道德文化的自信，而且还能够稳固我国道德文化基础。由于我国最近常发生道德危机上的问题，因此，树立和完善道德模范人物榜样教育的机制，从实质上就是一种传统化道德功能被现代化道德模范功能所替代，以此获得社会的道德信任，并指引社会道德舆论向正确的路途前行⑤。例如：最美妈妈吴菊萍救妞妞的同时，各种荣誉也随之扑来，不仅电视媒体、网络媒体、各报纸、新闻上广为流传，还被杭州市评为“见义勇为积极分子、三八红旗手、市杰出职工、感动中国人物”等，获得各种肯定的表彰。这种表彰弘扬的不只是模范人物的高风亮节，还表彰了社会文化基础、深深扎根的奉献精神，为社会营造好的道德风气、值得效仿和学习的德育文化，因此，道德模范人物功能在公民道德建设发展中有着极大的推进影响力。

对公民道德建设的教育影响。在公民道德建设发展中，道德模范教育的最大意义在于，道德模范人物榜样教育更具真实性、生动性、形象性、可见性、模仿性，更能吸引人们的关注。道德模范人物功能将抽象的道德规范、行为等融合在一起通过可感的实际生活实例来影响人们，是面向全国群众而感人平凡的事，是最佳引导、感染、激励、调节和培养公民道德价值的教育平台。依靠典型的道德模范实例示范引导，利用模范人物人格的力量来吸引、凝聚人们的心，以模范人物事件中体现出来的事、情、品来感人、动人、育人，在弘扬社会时代精神的同时，从而提升人们道德认识和自身行为的规范，达到教育目的成为社会和谐的楷模，促进公民道德建设发展的上升。此外，随着社会道德舆论力的作用，道德模范人物具有道德价值导向的影响力，道德模范人物是活生生的现实人物，他们的行为更容易唤起人们的内心。如：从最美妈妈吴菊萍身上我们看到了隐藏在人们内心深处的道德观念、智能、理性、规范、行为等等表现。他们崇高的人格永远是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中有效和无尽的源泉。以往受阶级斗争的影响，思想政治教育出现了严重的偏差，“假、大、空”盛行，但自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树立道德模范人物在吸取以往经验教训后，成为公民道德建设发展中思想政治教育的新一创举。

对公民道德建设的引领。不管是人依赖或物依赖，还是全面发展的社会，抓典型、树模范始终是社会引领公民道德建设发展的重要手段之一。道德模范人物是面引领公民道德建设发展的鲜艳旗帜，道德模范人物反映的不仅仅是社会道德意识、人们对道德认识和选择，还是规范人们道德行为，避免人们迷失道德而指明方向的亮光。道德模范人物表彰的是人们身边看得见、摸得着、学得到的普通英雄。就像杭州最美妈妈吴菊萍一样，她的平凡善举在公民道德上体现了人性的善良本能、母性的永恒光辉、良好的美德，以及新的希望。她敢于直面对人生与人生的各种人性冷漠，给社会群众上了一堂最感人的思想政治教育课，引领人们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从身边小事做起。作为榜样道德模范人物在公民道德建设发展过程中，还将引领人们塑造和谐的公民人格，及正确的公民道德典范。

正确发挥道德模范人物功能应采取的措施

在现代公民道德建设发展中，虽然道德模范人物充分发挥了榜样示范作用，并在公民道德建设中获得较好的成绩，但是，在社会各界的舆论下，道德模范也引发了一系列问题。例如：道德模范人物过多是否会造成道德认识上的疲劳?各媒体选择性或周期性的多元化价值报道是否会造成道德模范信息上的传播错误?缺乏科学的道德模范指导，当遭受到社会不良风气的影响下是否会引发社会公信力和道德价值观改变的问题?除此以外，还存在被利益的驱动、过度夸大个人道德行为、强制性道德模范育人灌输教育等问题。因此，采取有效的措施正确树立和发挥道德模范人物功能成为急需解决的问题。

建立健全的道德模范人物评选机制。评选优秀道德模范人物是促进公民道德建设发展所采取的新教育方式，从模范人物的发现到树立再到教育的过程中，建立健全的道德模范人物评选机制才能使道德模范人物功能长久持续下去。在公民道德建设发展中，最重要的还是发现和树立，注意道德模范是否具有先进性、真实性、代表性、群众性，不能虚构榜样、夸大榜样，避免模范实例的生搬硬套、一个样。例如：杭州最美妈妈吴菊萍的事迹，作为道德模范人物她在那关键时刻的伸手，让我们记住这一份人性精彩的传递，她用爱交织着身边的事，关爱着身边的人。同时，发现和树立不同层次与类型的道德模范人物，利用现代各传媒方式进行先进事迹的传播。例如：采用电视、网络、巡回演讲、事迹展览会、报刊等宣传道德模范人物的助人为乐、尊老爱幼、诚信守信、见义勇为等等。及时发现、推广、宣传、树立身边的道德模范人物形象，使人们有对象可学习、可对比、可思考、可追寻。

科学正确应用道德模范人物功能教育。由于每个公民对道德认知有所不同，当现代模范人物对象过多的时候，就会造成人们在道德模范认知上的疲劳，加之媒体选择性或周期性的多元化价值报道，使公民对道德模范人物功能的作用在信任上出现质疑，使其在教育引领上遇到阻碍。因此，针对不同社会群体采用不同的道德模范人物教育才能获得最佳效果。首先要科学的教育方式，不能一味只教授理论，也要有实质的操作;其次要选择有价值的道德模范人物作为教育的介质，使大众接受、认可、学习。例如：当最美妈妈吴菊萍获得阿里巴巴公司20万元奖励时，在记者询问她如何用这20万的时候，她的回答却与其他模范人物有所不同，她说：“我刚买了房、还有很多贷款、父母身体都不好，这笔钱我要自己用”，这一回答在当今社会各界舆论的压力下，必定对这一行为有着各种不同质疑和否定等言论。但吴菊萍用真诚面对媒体、面对公众、没有包装，她告诉世人不要被这些关注、荣誉、言论套牢。冷静地反思，此次事件不仅教育人们要“人性本善”，还折射了人们对“人性本善”有了更深理解。

加强对道德模范人物育人威信的维护与提升。在公民道德建设发展中，道德模范人物是人们学习效仿的标准，该功能所具有的感染力和影响力是不可忽视的，一旦道德模范人物的品行受到质疑和争议，道德模范人物功能示范性也将受到弱化。因此，加强对道德模范人物育人威信的维护与提升，是确保道德模范人物榜样作用获得发挥的关键。例如：针对道德问题：杭州最美妈妈吴菊萍认为，不能单单只关注几个模范案例，就认为中国道德沦丧了、无可救药了。中国有十几亿人口，有一些人也许会变得很可怕、很自私，但是并不代表所有人都是这样的。要想道德模范人物发挥作用，就必须有计划、有目的、维持性地进行培养。同时，避免过多的参加社会活动影响正常生活和工作，形成良好的社会风气，鼓励人们虚心、尊重、争当、学习道德模范榜样，并紧密与思想和本职工作联系，而不是一味模范。只有这样，道德模范人物功能在公民道德建设发展中才能更好地被应用。

道德模范人物不仅是全国人民的榜样，还是新时代道德的标杆。在公民道德建设发展基础上，道德模范人物起着引领的作用。拿杭州道德模范最美妈妈吴菊萍事迹来说，在那危险静默的刹那间，吴菊萍的“人性本善”使她站出来避免了悲剧的发生，她的伸手一托，不仅延续了妞妞的生命，也延续了“爱”、“感动”。在公民道德建设发展中产生了感染、教育、引领的影响。

(作者分别为石河子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石河子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硕士研究生)

【注释】

①刘灿婷：“积极推进我国道德模范常态化建设—基于学雷锋活动的思考”，《法制与社会》，2013年第18期，第103～104页。

②马岱超：“和谐社会构建进程中的公民道德建设研究”，燕山大学2012年硕士学位论文，第23～25页。

③曾长秋，李盼强：“树立道德模范人物与提升公民道德价值观”，《中州学刊》，2012年第3期，第56～57页。

④曹力铁：“‘吴菊萍现象’与我们的价值观”，《杭州(我们)》，2012年第2期，第78～79页。

⑤李盼强：“新时期树立道德模范人物研究”，中南大学2013年硕士学位论文，第120～123页。

责编 /丰家卫(实习)

作者：吴新平　蔡海波

第7篇：加强公民道德建设 提升公民道德素质

道德素质是民族精神的重要内容，道德水平是社会文明程度的重要标志。一般来讲，社会是否文明进步，国家是否长治久安，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公民道德素质。然而，当前社会一些领域和一些地方出现道德失范、诚信缺失现象，对整个国家、整个民族造成一定影响。可见，要提升公民道德素质，就要加强公民道德建设。

以学习教育提高道德感知。学习型社会、学习型政党，学习型领导干部，是提升创新能力的需要，更是提高公民道德素质的需要。一方面要注重传承和弘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广泛开展优秀传统文化教育普及活动，引导人们养成良好的道德品质，保持良好的道德操守，使优秀传统文化成为新时代鼓舞人民前进的精神力量;另一方面要重视学校德育建设。青少年时期是一个人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培养形成的重要时期。必须坚持从孩子抓起，从青少年抓起，把道德知识的学习作为青少年道德养成的关键环节来落实，使良好的道德内化于心、外化于行，促进青少年健康成长。

以典型示范引领道德风尚。不同时期、不同领域具有示范意义的道德模范和先进典型，为整个社会提供着源源不断、求真向善的精神动力。我国拥有题材丰富、具有教育意义的优秀传统文化，从中挖掘符合时代发展要求的内容，赋予其新的时代内涵，这对于当下的公民道德素质建设有着积极的借鉴意义。雷锋精神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集中体现，以学雷锋活动为载体，推动学雷锋活动常态化是推动公民道德素质建设的时代呼唤。杭州市通过宣传一批来自普通岗位的先进典型经验，开展“最美现象”思想道德建设的成功做法，可以此为鉴，以典型示范彰显时代风采、培育人文风范。

以深入实践增强道德责任。近期，在国内外频现的中国游客在文物古迹上刻“到此一游”的行为，以及屡禁不止的食品安全问题，折射出当前社会道德领域中，公民公德与企业职业道德的严重缺失，恶劣的性质对经济社会的发展都造成了深远的影响。道德建设不是一朝一夕的短期工程，重在具体实践过程中润物无声的积累。必须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核心，紧紧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开展各种实践活动，引导人们对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和个人品德的践行;借鉴上海诚信体系建设的成功做法，营造人人讲诚信的社会氛围，增强企业的社会责任感。

精神文明重在建设，公民道德亦然。公民道德素质提升是构建中华民族精神家园的迫切需要，是发展先进文化的重要内容，是建成文化强国的根本落脚点。在迈向文化强国的征程上，只要不断加强公民道德建设，公民道德素质必将提升，从而进一步增强文化软实力，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强大的精神动力。

第8篇：公民道德建设

一、公民道德建设部分

(一)公民道德建设的重要性、紧迫性与长期性

(二)公民道德建设的指导思想和方针原则

指导思想：

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为指导，全面贯彻江泽民同志“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基本纲领，重在建设、以人为本，在本民族牢固树立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共同理想和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在全社会大力倡导“爱国守法、明礼诚信、团结友善、勤俭自强、敬业奉献”的基本道德规范，努力提高公民道德素质，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培养一代又一代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社会主义公民。

方针原则：

1.坚持社会主义道德建设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

2.坚持继承优良传统与弘扬时代精神相结合。

3.坚持尊重个人合法权益与承担社会责任相统一。

4.坚持注重效率与维护社会公平相协调。

5.坚持把先进性要求与广泛性要求结合起来。

6.坚持道德教育与社会管理相配合。

(三)公民道德建设的主要内容

1.要坚持以为人民服务为核心，以集体主义为原则，以爱祖国、爱人民、爱劳动、爱科学、爱社会主义为基本要求，以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为着力点。

2.为人民服务作为公民道德建设的核心，是社会主义道德区别和优越于其他社会形态道德的显著标志。

3.集体主义作为公民道德建设的原则，是社会主义经济、政治和文化建设的必然要求。

4.爱祖国、爱人民、爱劳动、爱科学、爱社会主义作为公民道德建设的基本要求，是每个公民都应当承担的法律义务和道德责任。

5.社会公德是全体公民在社会交往和公共生活中应该遵循的行为准则，涵盖了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

6.职业道德是所有从业人员在职业活动中应该遵循的行为准则，涵盖了从业人员与服务对象，职业与职工、职业与职业之间的关系。

7.家庭美德是每个公民在家庭生活中应该遵循的行为准则，涵盖了夫妻、长幼、邻里之间的关系。

二、社会主义公民道德规范

(一)公民基本道德规范

爱国守法、明礼诚信、团结友善、勤俭自强、敬业奉献

(二)社会公德规范

文明礼貌、助人为乐、爱护公物、保护环境、遵纪守法

(三)职业道德规范

爱岗敬业、诚实守信、办事公道、服务群众、奉献社会

(四)家庭美德规范

尊老爱幼、男女平等、夫妻和睦、勤俭持家、邻里团结

三、社会主义荣辱观

(一)“八荣八耻”的主要内容

以热爱祖国为荣，以危害祖国为耻;以服务人民为荣，以背离人民为耻;以崇尚科学为荣，以愚昧无知为耻;以辛勤劳动为荣，以好逸恶劳为耻;以团结互助为荣，以损人利己为耻;以诚实守信为荣，以见利忘义为耻;以遵纪守法为荣，以违法乱纪为耻;以艰苦奋斗为荣，以骄奢淫逸为耻。

(二)“八荣八耻”的基本要求

以爱祖国、爱人民、爱劳动、爱科学、爱社会主义为基本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