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司＋农户”的温氏模式受青睐
温氏集团是广东省的一家大型养殖企业，从1983年的七户八股8000元资本起家，现已发展成为一个拥有10大业务体系，以养鸡、养猪业为主，以养牛、养鸭、蔬菜为辅的现代农牧企业集团，旗下的两家公司正在酝酿上市。目前，温氏集团已在全国的20个省(市、区)开办了99家分(子)公司。2007年，温氏集团营业额实现117亿元。多年来，温氏集团除了与华南农业大学等多所科研院校合作创新产学研合作机制，以及实行区域扩张战略外，最引人注目的是以建立合理的利益分配机制为基础，以产业链全过程管理为支撑，以保护农户利益为根本，实现了公司与农户之间的合作共赢发展。综合《21世纪经济报道》刊登的《农夫温氏：十年百亿》的报道以及有关专家的观点，以“公司＋农户”温氏模式，把产业链条拉长，形成规模化的集团优势，增强抗御市场波动能力的做法有别于一般的委托生产方式，有更强的生命力，值得推广借鉴。
与农户结成利益共同体，使农户成为企业的“小车间”
目前许多农业、畜牧业等采用“农户＋公司”的模式，虽然表面上是两厢情愿，但实际上大多只是简单的买卖关系，还缺乏相应机制让双方结成利益共同体。而由温氏公司将众多的养鸡、养猪“小车间”有效组织起来，形成了农产品的商品化和规模化大生产。在这个过程中，温氏集团以公司为农业产业化经营的组织者和管理者，将畜牧产业链中的育种、种苗、饲料、防疫、养殖、产品上市等环节组合成为有机整体，在产业链内部建立一套完善且相对封闭运行的流程管理体系，由公司与农户分工合作，共同完成全过程的生产。在合作当中，农户先提出自己的养殖需求，温氏集团在考察过后，派技术人员去指导，提供服务。养殖场建好后，拿苗、拿饲料、拿药物，加上宣传技术指导，养到一定时间通知对方交货，流程十分简单。
温氏集团的合作政策是：农户建好鸡(猪)舍，缴纳每只鸡4元左右的合作互助金(养猪户约缴纳200元／头)，领取鸡苗、药物、饲料进行肉鸡饲养。公司在一定区域范围内设立1个服务中心，为每20～30个养每户安排1个联络员，公司的技术员每周至少去农户家1次，帮助解决饲养过程中遇到的问题。按正常的原料价格和销售价每词养1只鸡可得毛利2～3元，公司农户的分配比例为5:5，即每只鸡的收入1～1.5元，以每人年饲养肉鸡12000只计，每年收入可达2万元上。
创新企业管理制度，对内实行计划经济，对外实行市场经济。
温氏集团的定位，是以养殖业为核心业务，兼营上下游的饲料制造、肉制品制、兽药及疫苗制造，形成产业链一条龙服务的大型综合性集团企业。温氏集团建立了品种培育、饲料生产、动物保健品、食品加工以及有机肥等产业链的延伸，使畜牧产品生产的全过程均实现了内部流程化的高效管理，主要有五个环节，均实行“对内计划经济，对外市场经济”的模式进行规范管理，产业链各流程生产计划服从于集团公司的肉鸡(猪)生产经营计划，根据年度计划来安排生产，在公司内部建立了一套相对封闭运行的组织管理和监管体系。
建立合理的利益分配机制，为农户抵抗市场风险提供保障
“公司＋农户”产业模式的背后，是一系列的利益机制的安排。温氏集团巧妙而成功地通过合同和诚信使得经济利益共同体内部得以实现各自的利益最大化。首先，温氏集团跟农户合作的结果是以产品上市为结算依据。农户将饲养的鸡、猪交给公司回收上市后，公司首先与农户进行流程结算并完成产业链合作当中的第一次分配。同时，公司与合作农户还建立了一套完善合理的利益分配机制，保障农户在正常年景每只鸡有1.5元左右的收益，在危机来临或者行情持续低迷之时，保证有不低于一块钱的收益。年底结算时，公司还将视行业的发展情况以及社会散养户的平均获利水平，采取补贴制度，公司与农户进行再次分配。这样，通过一次、二次甚至多次分配，与温氏合作的农户有了稳定的收益渠道，为农民增收提供了可靠的保障。
作者：本刊县域经济观察员
摘 要：“公司+基地+农户”的发展模式有利于广西扶贫攻坚工作的开展，有利于实现企业和农民的双赢。目前该模式在发展过程中存在农户市场意识淡薄、交易方式单一、品牌意识不强、农业产业链效率低等问题。本文提出从加大龙头企业的带动作用、加强农业产业基地的生产基础作用、加强政府的引导作用、发挥农业科研机构的技术支撑作用、打造农产品特色品牌六个方面优化广西“公司+基地+农户”的扶贫模式。
关键词：“公司+基地+农户”；扶贫模式；广西
一、概述
中共十八大提出，确保到2020年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贫困地区脱贫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短板。广西有109个县（市、区），其中国家级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28个，自治区级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21个，分别占全区县市总数的25.7%和19.3%，有贫困人口453万，贫困率达到8.46%，其中百色、河池等市贫困率超过10%[1]。2016年广西生产总值18245.07亿元，增速7.3%，但同期第一产业总值2798.61亿元，增速3.4%，远低于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增值[2]。由此可见，广西扶贫重在农村扶贫、农业扶贫和农民扶贫。广西“十三五”规划提出，要保证前三年每年平均脱贫120万人，第四年脱贫93万人，第五年巩固脱贫成果，确保到2020年现行标准下453万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3]。广西扶贫攻坚任重而道远，脱贫攻坚战是广西“十三五”规划，全面推进三大战略之一，进一步完善扶贫政策，不断创新脱贫机制，大力发展优特产业，全力解决贫困问题是广西目前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任务。
二、“公司+基地+农户”发展模式解读
产业扶贫是加快贫困村和贫困农民脱贫致富的基础和关键，农业产业化经营是加速调整农业生产结构，提高农民收入，加快广西扶贫攻坚进程的有效途径[4]。近几年广西农业产业化呈现蓬勃发展形势，主要采用“公司+基地+农户”的模式，这种模式是指以大型的农产品加工、运销龙头公司或集团企业为主导，以农产品的生产、加工、销售为核心，联合农产品生产基地和生产农户，一体化管理经营，最终形成共同分担风险和分享收益的经济联盟。龙头公司或企业具有资金雄厚、技术先进、信息渠道广、抵御市场风险能力强、有竞争优势等特点。在这一组织模式中，公司可以保障农产品的加工技术和销售渠道，生产基地可以提供先进的生产经验和技术，使农户的销售风险和技术风险都大大减少，有利于改善农民的贫困状况。但是，在这种模式中，龙头公司地位较强势，农户的利益容易收到损失。
三、广西“公司+基地+农户”扶贫模式问题分析
回顾广西农业产业化、促进扶贫攻坚的道路可以发现，广西在不同的历史时期都进行着形式各异的扶贫探索。现阶段，“公司+基地+农户”的发展模式提高了农户的组织分散现状，实现了企业和农民的双赢。但广西在农业产业化经营中出现的农户市场意识淡薄、交易方式单一、品牌意识不强、农业产业链效率低等问题，这些问题降低了“公司+基地+农户”模式的扶贫效率。
（一）贫困农户缺乏市场意识
广西常住人群总体文化水平较低，其中受过高中（含中职）以上文化教育程度的仅有935.44万人，为广西常住总人口的19.50%，尤其是在广西5000个贫困村农民受教育程度更低。另外，近年来广西大量年轻力壮的农民都外出务工，部分贫困村外出务工人数甚至达到60%以上，而外出务工的普遍是文化层次较高的青壮年。如广西自治区级贫困村——柳江县土博镇世界村，60%以上人口外出务工，种植甘蔗和种桑养蚕为留守农民收入来源，留守农民年人均纯收入不足3000元。留守贫困农民文化层次低，年龄偏大，市场意识淡薄，在生产过程中不能较快的获取最新的服务信息；在农产品收获后保鲜、贮藏、运输销售方面没有获得科学的服务指导，只是凭自身的经验进行操作，没有掌握正确有效的保险贮藏方法，降低了竞争优势。在销售过程中，受文化层次较低和掌握市场经济信息意识滞后等方面条件的制约，贫困农民往往不能很好地掌握市场行情，对市场供求、价格变动的信息了解少，容易错失最佳的销售时期。
（二）农业产业结构不合理
一方面，从广西龙头企业的分布来看，目前广西有31家国家级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其中有关糖业的就有广西贵糖（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广西凤糖生化股份有限公司等5家龙头企业，而畜牧业产值占广西农业总产值50%，48%的农业人均收益来自畜牧业，但广西的畜牧业加工农业龙头企业只有1家。另一方面，从产量分布及产业链的设置来看，2015广西蔬菜产量达2731.39万吨，蔬菜产量在全国排第10位，蔬菜产值达617.54亿元，但果蔬加工能力、仓储能力滞后。以上数据显示，广西农业产业结构不合理，农业产业链配置不科学，农产品加工企业没有根据农产品的生产规模和数量配置，且能生产高附加值产品的农业品加工企业较少[5]。
（三）品牌意识不强
目前广西已经形成了一批诸如“巴马香猪”、“横县茉莉花”、“田东芒果”、“钦州金钱龟”、“昭平红茶”、“象州大米”等知名地理品牌和广西金穗公司“绿水江牌”香蕉、皇氏集团“甲天下”水牛奶、百色壮乡河谷集团的“壮乡河谷”芒果、梧州茶厂“三鹤”六堡茶等知名企业品牌，但就总体来讲，广西农产品品牌基础较弱，很多农业企业缺乏品牌营销意识，没有意识到品牌也是资产的源泉之一。第一，缺乏品牌基础，广西农产品市场号召力较弱，具有影响力的品牌企业较少，主要是因为缺乏品牌龙头企业带动，大多数农产品企业规模不大，农产品精深加工度不够、产品结构单一、附加值不高，无法跟国内或国外强势农产品品牌竞争。第二，在创建品牌时，忽略了可以运用的资源，没有把具有地方特色文化要素融入到农产品品牌中，忽视了品牌农产品文化内涵的挖掘和深化。第三，缺乏品牌市场运作能力，品牌市场运作是指企业首先对产品的目标市场開展深入调研，制定核心战略定位，提出产品核心利益点，升级品牌形象，继而组建具有执行力的营销团队，梳理出合理的产品线和渠道层级，打造品牌知名度等系列整合过程。
（四）农业产业链效率低
农业产业化链条包括生产、加工、储运、销售等环节。广西农产品品种较多，但生产种植比较粗放化，农业产业链效率较低，很难满足中大型农产品加工企业对生产原料的正常需求，主要体现在：一是原料生产分散，基地规模小，原料供求矛盾突出。由于当地农民种植方法原始，种植技术水平低，很多农产品存在较大的产量提升空间。如贺州嘉宝食品、鑫隆食品等罐头生产企业，每年要消化12万吨鲜马蹄，但贺州近年由于外地企业抢购，本地生产原料供不应求，企业要扩大规模却苦于原料供应不足。二是加工企业与农户利益机制不健全，没有联结成利益共同体。企业与基地、企业与农户之间的利益联结机制不完善，各利益主体履行合同的信用程度差，难以形成良性互动。
四、广西“公司+基地+农户”的扶贫发展对策探索
（一）加大龙头公司的带动作用
江苏镇江市以龙头公司为引领，以农业大项目为依托，创立中国农产品知名品牌，成功的招商引资并开拓国内国际市场。镇江模式的成功很好的说明了龙头企业的重要性，在新的发展形势下，政府和相关农业部门要意识到公司尤其是龙头公司在“公司+基地+农户”扶贫路子当中的重要作用。目前，广西农产品龙头企业已达376家，但是大型企业集团较少，超百亿、跨区域的特大型企业还是空白，整体实力及规模与发达省市相比还较弱。
发展广西农业产业化经营，做好扶贫攻坚工作必须要通过龙头公司来带动，实现“产销一条龙”。第一，龙头公司在农产品营销中要集中力量打造特色品牌、通过龙头公司打造品牌、招商引资完善产业化经营。提高产品生产加工核心技术，利用区内外模范企业的先进生产、管理技术，学习农业经营模式，对农产品进行规模式的生产，集中化管理，并且进行统一定价，销售面向国际化，走“龙头企业+基地+农户+国内国际市场”的路子。第二，龙头公司要改变传统的农产品发展模式，将农产品进行深加工再加工，如龙眼可以深加工做成不同的龙眼系列产品，桂圆干、龙眼蜜、果肉糕等产品吸引消费者，并且提高龙眼的附加值，改变初级的龙眼价值，增加农户收益。第三，利用龙头公司带动过程中应注意龙头公司要及时了解市场供货行情，适当控制水果供应与水果加工的比例。最后，利用自身信息渠道收集最新信息，准确的判断市场信息，转变营销方式，设计产品组合，加大品牌推广力度，建设产品销售网络，实现生产经营一体化。
（二）加强农业产业基地的生产基础作用
广西目前有七大优势产业：粮食产业、蔗糖产业、水果产业、蔬菜产业、桑蚕产业、中药材产业、木薯产业，根据这七大产业布局，巩固和改善老的生产基地，培育新的农业生产基地，继而加强农业生产基地的生产基础作用，加快贫困农民的脱贫过程[6]。首先，发挥农业生产基地的带动作用，以点带面，全面发展，通过富户带贫困户，通过种植大户带动种植小户为一组，以一组带动一村为一个小基地，以一村带动一镇为中型基地。第二，根据规模效益理论，适度的规模生产会带来规模效益，集约化、规模化是广西农业产业化经营的必经之路。在产业化经营中，把广西贫困农户种植生产组织起来，提高农户的组织化程度，在巩固和完善现有基地的同时，大力发展新的生产基地，组织构建中小型的农产品生产基地。第三，合理规划建立中小型生产基地，不断的提高农产品生产的标准化，目前广西很多贫困地区集中在中小村落，地理位置偏远，不适合发展大型生产种植基地，当地农村可以因地制宜，灵活发展中小型生产基地，统一种植品种、统一技术、统一用药用肥、统一质量标准，实现规模经济效益。
（三）加强政府的引导作用
政府在政策、资金、技术的支持对推进广西农业产业化经营、加速贫困农民脱贫的进程具有重要的作用。近年来，广西政府在农村土地流转，产业结构的调整，培育主导产业和龙头企业建设方面具有一定的成效，但在未来几年的扶贫攻坚工作中，政府应进一步加强引导作用。首先，政府应加强金融引导，加强扶贫部门与金融机构合作，创新金融扶贫机制，最大限度帮助贫困人口、贫困地区解决资金问题。广西深入推进金融扶贫，2016年初预算安排财政专项扶贫资金22亿元，比2015年增长4倍多，力争2016年末全区各县（市、区）信用乡（镇）创建面达20%以上，各乡镇信用村创建面达20%以上。其次，政府可以为农业产业化的发展提供政策支持，政策是农业产业化和扶贫开发的保障和原动力。政府通过制定政策，营造出便于农户与农产品生产基地、农业企业、市场连接的外部环境；再者，政府加强对龙头企业的扶持，通过对龙头企业提供贴息贷款、技术改造，在农技服务体系的科技创新、体制创新和质量标准体系、农产品检测中心和市场信息服务体系的建设方面给予支持；最后加强引导监督成立农业合作经济组织，为维护农户的利益提供法律保障；在科研中，有效的组织引导企业与科研机构为产业化生产提供科学技术的支持，通过与外地高校科研院所的交流，引进、吸收、消化先进的品种与生产技术。
（四）发挥农业科研机构的技术支撑作用
科研机构主要以广西农业厅、各地区农业局、广西大学、广西农业职业技术学院、广西农业科学院等高等院校、相关科研院所、企业研发部门等研究机构组成。“科教兴农”是市场农业和农业产业化的支柱，是新時期解决“三农”问题的重要举措。农业产业化经营对农业科技有更高的要求，除了需要更高水平的生产种植技术，还需要科学合理的整合利用资源，实现可持续发展。产业化经营中除了政府的科研经费的支持外，主要由龙头企业和生产基地为科研机构提供科研经费，与科研机构建立紧密的长期合作的联结机制。通过这一联结机制，科研机构为农产品生产基地和农民提供种植生产技术，为龙头企业提供加工储运等技术。
（五）打造农产品特色品牌
2015年起，广西创新实施“10+3”现代特色农业产业品牌，重点打造做强粮食、水果、糖料蔗、茶叶、蔬菜、桑蚕、食用菌、罗非鱼、肉牛肉羊、生猪等10大种养产业，和富硒农业、有机循环农业、休闲农业3个新兴农业产业。广西农业产业化经营，加快农民脱贫致富，必须要努力打造属于广西农产品的特色品牌。首先，立足和利用原产地、生态资源、特色独有、历史传承文化等金字招牌，以政府引导扶持为平台，以龙头企业为引领，打造一批主要以地理标识命名的名特优新农产品大品牌，引领广西品牌农业大发展。其次，高效发挥农业龙头企业的核心作用，依托省级现代农业综合园区、优质农产品展示展销中心等培育农产品区域品牌，成为消费者信得过的产品品牌；企业要善于将农产品的区域特色和比较优势转化为市场优势，生产出一批具有一定知名度的优质农产品，发展特色农产品品牌，丰富品牌内涵。开辟多元化的品牌传播渠道，可以利用网络营销、农产品会展、观光农业等渠道，扩展农产品品牌空间。最后，打造特色品牌同时要注重产品的差异化，要开发各类农产品的系列产品，不能单一以农产品供应市场，要开发农产品的各类加工产品。赢取增值机会，为广西广大贫困农民早日脱贫致富创造良好契机。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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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李韵婷）
作者：李燕
摘 要： 农业企业通常采取“公司+农户”的经营模式在农村设立种植基地，实施规模化生产，以此获取超额经济效益。但是，农业企业面临的生产经营困难与加工制造型企业相比存在显著差异，如土地规模庞大、种植季节性、非全职农户、开放式生产等因素都会阻碍规模化种植的发展进程。因此，农业企业需要根据当地农村情境进行适应性的生产经营模式创新，才能摆脱“公司+农户”的运行困境。通过案例研究发现，农业企业对已流转土地实施“再承包”的模式创新可以充分调动农户的种植积极性，有效防止其“搭便车”行为，提高要素间的配置效率，增强“公司+农户”经营模式的稳定性。
关键词：农业企业;“公司+农户”;生产经营模式创新
一、问题提出
农业企业规模化经营是推进我国农业发展和实现农业现代化的主要途径。大多农业企业会选择“公司+农户”的生产经营模式，增大种植经营的规模，以期获取超额利润。但是，中国农村经济面临的最大挑战就是形成农业的企业化制度来替代分散的小农经济，结束以农户为单位的自然经济和自给自足的小商品经济。对农业企业来说，“公司+农户”模式能够扩大种植面积并有效分摊固定成本，但要真正获取经济效益，还需在计划制定、技术推广、生产控制等农作物具体种植过程中进行科学合理的管理创新。与以农户为单位的农业生产模式相比，“公司+农户”在农作物播种、养护、收割的过程中会遇到更多难题：雇佣农户只履行工作职责，不承担经营风险;合作农户既非完全受企业支配的员工，也非上下游的关系伙伴;种植过程不是在封闭车间内的流水线式作业等。另外，农村人口流动具有不确定性及农业存在气候性风险都不利于制定生产计划;种植基地多处于信息闭塞、经济欠发达地区，农户普遍文化水平不高，技术难以推广;农户消极怠工、随意违约，无法实施严格有效的管理控制等[1]，这些当地农村情境也会制约“公司+农户”模式的有效实施。那么，该如何进行经营模式创新以提高“公司+农户”的生产效率呢?
二、文献回顾
农业企业实施“公司+农户”模式，与农户签订合约进行合作，有利于改变传统小农生产方式，将土地、技术、人才和资金等要素合理组合，发挥整体优势，促进农村经济发展。经过改革开放30年的实践探索，发现“公司+农户”模式符合我国基本国情，是推动农业产业化、落实科学发展观的重要途径[2]。
然而，由于我国农村耕地广袤，农户素质参差不齐，“公司+农户”合作形式也会存在较大差异。一般认为，“公司+农户”就是以实体农业企业为龙头，联系当地农户在平等有偿的前提下签订合同，合作期内企业向农户提供农用器械、资金及技术，农户需遵照生产计划和技术规范，农产品以合同价收购并由企业销售。除这种产销关系外，双方合作还有：(1)与当地农业大户合资创办企业;(2)农户以土地入股成立企业，农作物销售所得按比例分成;(3)农户提供土地和劳动力，企业提供资金、技术及机械，扣除投入成本后定价收购农产品，统一销售[3];(4)与农户挂钩经营，企业只提供技术、物资及咨询服务，收取管理费用[3];(5)实行“商品契约”[4]，与大农户签订大宗种植业农产品商品契约，通过单优质品种的连片化种植提高品质;(6)“土地反租倒包”[5]，在明确土地使用权、稳定承包权后，村集体征得农户同意把已承包土地集中租赁，再由龙头企业大规模流转并支付租金。
但是，农业企业面临的农村经营环境总是纷繁复杂的，“公司+农户”模式在实际运行中会不可避免地与当地农村情境产生摩擦，体现在双方间利益诉求的分歧，难以保障合约的稳定性。双方相互推委卸责、不完全履行合同义务使分散种植、低附加值、未知风险等外部性未按预期内化，反而更加严重。农户“一哄而上、一哄而作、一哄而散、一哄而落”的非理性行为，同样制约着农业企业的发展。另外，专用性投资将导致企业与农户间时常发生准租金相互挤占的现象，如农户违约、企业违约、企业压级压价、农户抬价掺杂等[6]。在“公司+农户”模式中，农业企业从初期信息搜寻、签约谈判、收购加工到最终销售都有严格的规章制度，但农户缺少必要管理意识，对制度规范缺乏重视，双方总在消耗大量的磨合成本。
于是，许多学者尝试提出基于“公司+农户”的模式创新，建立“准一体化”或“准企业”的新模式，以此应对契约频繁变动，减少合作矛盾。尹云松研究了五家典型农业龙头企业商品契约的稳定性后提出，建立“虚拟高价”或“高进高出”的制度安排是一种成功有效的合约实践[4]。周立群在赛飞亚公司案例中说明，“公司+农户+基地”模式能够产生市场高能激励与降低交易成本的双重优势[7]。何坪华通过湖北宜昌夷陵地区的若干案例研究也得出了类似结论，在与农户签订强约束“资格条款”合约基础上，实施“订单管理”，迫使农户进行专用资产投资，强化其与企业利益的风险联接，形成“准企业”化经营模式[8]。
因此，农业企业只有深入剖析“公司+农户”经营模式在各生产管理环节中存在的运行困境后，才能结合当地农村情境并按照“准一体化”的创新思路重构其技术链、供应链及利益链，以此实现生产经营的模式创新来提高经济效益。
三、“公司+农户”经营模式的运行困境
与传统制造业企业相比，农业企业“公司+农户”生产经营模式在当地农村面临的管理情境有以下不同：一是执行单位为农户，其直接参与企业农产品种植的全过程，双方既可选择雇主员工关系，又可选择合作伙伴关系，由契约执行成本而定[1]。二是农户为独立利益体，受教育程度偏低，带有机会行为倾向，是风险厌恶型的短期利己者。三是种植活动不在封闭式车间内进行，而是散落在广袤农田中的开放式作业，无法按照工厂流水线式、标准化操作实施监管[4]。四是农业生产与作物品种、田块类型、气候状况密切相关，种植情况不同则操作方式会有所差异，时常需要依赖当地农户的种植经验。由此，参照一般企业的生产经营管理流程[3](见图1)，“公司+农户”模式会在以下三个环节面临运行的困境：
图1 一般企业的生产经营管理流程
第一，计划制定被动。农业企业往往根据农产品的市场需求，在农村基地制定当季的农作物种植计划。但是，农户教育素质普遍不高，不能科学合理地制定预算，人工费、种苗、化肥、农药、除草剂等资金投入与实际偏离较远，通常不能如期完成计划产量。然而，农业企业为均衡产销量会对物料采购量有严格要求，这又与农产品种植的分散性、季节性不相适应，难以统一量化标准，易引起供销矛盾。
第二，技术推广缓慢。农业企业为提高利润会将技术创新应用于种植过程当中，包括新型高产优良种苗、有机化肥、无公害农药及绿色除草剂等高科技成果。在合作中，农户往往用低端技术来替代，节约高科技投入间接提高的农作物种植成本，然后再按高科技农产品价格与企业交易谋取差价，使企业技术推广失效。
第三，生产控制缺失。农业企业根据农产品市场需求制定农作物种植标准，其操作执行一般对农户文化素质要求很高。但是，农户受教育偏少，难以按标准种植。同时，农业生产从自给自足转变为协调合作后，由于缺乏施展技能的平台或未能达到可满意的收益，农户的种植热情会有所下降，严重影响操作标准的执行效果。另外，农业的季节性很强，不存在8小时工作制和法定休息日，往往是“农忙加班，农闲休息”的工作方式。
因此，农业企业“公司+农户”的生产经营模式创新需要满足：一是充分利用农村当地资源，发挥规模优势创造利润空间，保障农户利益;二是调动农户积极性，消除投机意愿，使其自觉自愿地提高产品质量，保证农业企业的组织效率。
四、一个案例研究：信阳金畦农业发展有限责任公司
本研究选择的典型案例为信阳金畦农业发展有限责任公司(简称金畦农业公司)，于2011年4月在河南省信阳市潢川县白店乡陈楼村成立生产基地。如今，金畦农业公司流转土地1 000亩，种植苗木(百日红、香樟及楠木)100亩、红薯20万斤、水稻650亩及小麦、玉米、黄豆等其他农作物。以其为例的原因是：第一，该公司是一家典型采用“公司+农户”模式的农业企业，成功流转大片土地，拥有400多个合作农户，是当地知名企业;第二，该公司是一家农产品产销一体的农业企业，为从源头控制农作物质量，从农户手中流转大面积土地，参与种植过程，成为当地种植“大农户”;第三，该公司立足发展集约型农业、生态农业，并以农业可持续发展为己任，积极尝试促进农业现代化的经营模式。
(一)案例背景
第一阶段：“自地自产”模式。创业带头人联合3家农户，共同集资与潢川县陈楼村农村合作公社(一个停滞发展多年的集体水稻种植基地)相联合，全面流转了该合作社的400亩土地，流转期限30年，以招商引资方式创立金畦农业公司。起初，该公司是一家自育、自养、自产、自销的小型种植农作物企业，实施的是“自地自产”的“公司+农户”生产经营模式。
图2 金畦农业公司“自地包产”模式示意图
第二阶段：“自地包产”模式(见图2)。随着流转土地的面积增加，加之农村人口大量迁出，致使雇农成本上升，管理效率降低。由此，该公司在“公司+农户”模式基础上实施生产经营创新，将原“自地自产”模式转变为“自地包产”模式，即公司流转土地后，再将土地承包给职业种植人无地或不种植自有耕地的农户，以专业种植某一农作物为职业，熟知该农作物的生长规律并掌握种植技巧。 (农户)，企业放权予农户管理再承包土地，种植作物品种、面积、技术由其自选。
需要强调的是，在“自地包产”模式中，季前农户要向公司缴纳一定的产量保证金，并申报农作物种植计划及预算，由公司批复后再将所需人力、物力、财力拨付到位。另外，公司提供技术指导，推荐先进管理流程，农户自选采纳。收割过后，农户上缴农作物，公司按照合同价核算其收入，扣除种植成本耗损后结转利润。值得注意的是，对于农户而言，利润达到或超过合同约定时，将得到一定比例的提成;若低于约定利润时，只获得额定回报，并从保证金中扣除公司折损;如严重低于约定利润时，公司就会考虑缩减其种植规模和预算资金，以及能否续约的问题。
(二)案例分析
针对金畦农业公司“公司+农户”模式创新过程而言，“自地自产”的生产经营类似于传统制造型企业，通过签约雇农在已流转土地上耕种农作物、支付农户工资。很显然，公司与农户间是单纯的雇主与员工关系。然而，此时存在经营团队庞大、缺少田块种植经验、管控视野未能辐射所有田块、监督成本居高不下、“搭便车”行为频发等运行困境，组织效率无法提高。换言之，“自地自产”只是初期的、简单的“公司+农户”模式，还未完全与当地农村情境相磨合。虽然实现了规模的扩大，但是没为企业带来规模化的经济效益。
由此，金畦农业公司实施了模式创新，转变为“自地包产”，即公司与农户签约合作，农户接受公司委托，代理种植约定农作物。双方分工明晰，公司聚焦农村优质土地大面积流转，以及农产品加工、包装和销售，还着力于新作物的技术咨询与新产品的开发设计;农户将注意力放到提高农作物产量及品质之上。最终，公司依托规模化经营创造了超额利润，实现跨越式发展;农户从企业获得了超额提成，增强了积极性。基于“公司+农业”模式，金畦农业公司在已流转土地上实施了“再承包”模式创新，这对扩大生产经营规模、提高组织效率具有明显成效，主要体现在：
一是计划主动制定。公司在总账目下开设职业种植人(农户)专用账户，并统一管理其收支。农户只有向公司申请预算拨付，在季末利润公示并审核入账后，乘以公司核算的农户贡献率，才能获得相应提成。这样，该模式创新在耕作前就会促使农户积极分析种植过程中的优劣势，切合实际估算全部成本及预期收益，以此制定预算和方案。一般情况下，金畦农业公司往往在每季初列示各农作物的额定种植量，农户自由认领，公司参考其方案确定相应辅助计划。
二是技术迅速推广。通过“再承包”模式创新，农户独立种植，公司将注意力从田地耕作中解放出来。于是，金畦农业公司在当地设立了两个农业科技咨询社，与附近的河南农业科学院信阳分院、信阳农业职业专科学院等农业研究机构及高等院校合作，购买或参与研发新型秧苗、化肥、除草剂和农药。同时，公司在陈楼村建立图书馆，提供各种农技影像资料。并且，每月组织农户讨论会，共同研究农业难题，交流种植技巧和经验，技术得到快速推广。
三是生产有效控制。公司将已流转土地再承包予农户，由其针对田块差异选择适宜的耕作方式。如平原地块多用农用机械节省人力，梯田地块则多用抛秧降低插秧成本等。金畦农业公司统一支付日常耗损，安排人工补给及农机租用，农户申报并监管生产资料使用，无权支付费用。另外，公司将土地再承包后，农户有了控制管理的自主权和积极性，增加互助学习、交流模仿的机会，从而使生产经营得到了有效控制。
五、农业企业“再承包”模式创新的内在机理
经案例分析可知，农业企业要提高农产品的产量及品质并获取超额利润，不能只是简单地将农村土地流转聚拢实现成规模的土地，或是与农户签订雇佣合同就算已经引进“公司+农户”的生产经营模式，而是需要进一步模式创新。这样，既能使原“公司+农户”模式适应当地农村情境，又能充分保障农户利益;既可调动农户种植积极性、消除投机意愿，又可优化农产品质量提升组织效率。
(一)农业企业已流转土地的“再承包”与保障农户利益
近年来，农业收入在农民家庭收入中占比持续减少。外出务工和非农经营成为农户增收的主要手段，农村土地利用率也随之降低。随着工业化、城镇化加快及劳动力市场逐步完善，将会有更多农村人口迁移至城镇。那么，以家庭为单位的联产承包制会被以规模化流转承包的现代企业制替代，适应市场经济发展。农村外出务工数量在逐年增加，由原农村常住户中外出务工为主转变为举家外出务工[9] ，而且呈现出脱离农业生产及农村生活态势[10]。特别是大量农村“新生代”进城上学就业，土地情结弱化，思维及生活习惯日趋城市化。并且城市理念也被引入农村，加速了原住农户由“亦工亦农”向“全职非农”转变、由“穿梭城乡”向“融入城市”转变、由“寻求谋生”向“追求生活”转变[11]。其次，粮价偏低使种粮收入过少，而城镇务工收入的增加促使务农劳力短缺。大多农户撂荒耕地或粗放式耕种，以节省时间精力进城务工增加收入。不仅造成土地资源浪费，无法实现土地价值，而且不能保证农产品质量，毒质残留增多。另外，农村青壮劳力向城市或二三产业转移使农业人口老龄及女性占比增多，务农劳力质量下降，技术推广和农工建设的难度加大，农业产出率很难提高。一些地区农业兼业化、副业化倾向明显，农业现代化、机械化程度偏低，难以保障农民利益。
课题组调研发现：在基地创办初陈楼村2 144人中，50岁以下只有4%在家，其余外出务工，留守650人。其中，60岁以上占比30.3%，剩余为13岁以下儿童，残障人员及持家妇女，基本不能进行重体力务农。金畦农业公司入驻后，流转闲置土地再承包给有种植潜力的农户。公司对已流转土地的所有者按年支付租金，保障农户最低生活标准。双方签订的《河南省信阳市潢川县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转包(出租)合同》中规定“承包土地30年，从当年起，每年现金支付下一年租金，且每5年上调10%”。农户除外出务工收入外，还能额外获得租金。其次，《合作协议书》表明，“公司有义务帮助村民逐步搬迁至新农村;优先雇佣本村村民;投资建设粮食储备库，3年内储备达到200斤/人;遇不可抗拒灾害时，除政府救济外，按要求给予村民无偿粮食救助;开发农业景观资源，发展观光、休闲、旅游等服务业，使农户在农业功能拓展中获得更多收益;投资灌排泵站配套改造和饮水安全工程建设，搞好抗旱水源工程建设，完善小微型水利设施;投资公路建设，发展沼气、作物秸秆等生物能源;改善村学前教育，协助建立村医疗卫生服务站;完善公体文化设施及协助村环境整治工作。”
图3 金畦农业公司模式创新对农户与土地间的关系影响
保障农户利益的经济实力源于金畦农业公司对“公司+农户”的“再承包”模式创新。公司将已流转土地再承包给职业种植人(农户)，由其自行选择作物品种、种植面积及安排种植工作。农户只需向公司申报预算、上缴保证金。待预算和方案审核批复后，公司会将农户所需人力、物力、财力拨付到位，并指导技术技巧、推介先进流程，农户自选采纳。收割后，公司统计核算，扣除耗损成本及费用，结转利润。若超过额定产量，则超出部分按提成给予农户;若低于额定产量，则执行扣缴保证金。如图3，“再承包”模式创新引入陈楼村后，改变了农户与土地间的原有关系，释放了农村富余劳力，重新配置农村土地资源与农户劳力资源，实现农业的规模化。于是，农户根据个人偏好及生活追求选择是否继续务农。对有丰富种植经验又热爱农业的农户而言，既能凭能力优势获取绩效工资，又能满足职业需求达到事业发展预期;对厌恶务农向往城镇生活的农户来说，既能摆脱农耕进城择业，又能获得流转土地的租金;对于农业企业来说，既能提取保证金降低风险，放权于农户提高积极性，又能投入更多精力于技术研发和战略营销上，提高市场占有率，获得超额收益。“再承包”模式创新改变了陈楼村原有的经济滞后状态，雇佣农工纯收入达到1万元/年，职业种植人(农户)约3万元/年，租地农户租金为0.4万元/年，村民生活水平普遍改善。
(二)农业企业已流转土地的“再承包”与组织效率
一般而言，“公司+农户”可归为两类：一是“市场化”，农业企业直接收购农户种植或经初加工的农产品，按企业标准设定收购价格，若符合或超出基础标准，按略高于市价收购;二是“一体化”，农业企业雇佣农户，在种植过程中设定标准并进行专用性资产投资，只支付农户工资报酬。金畦农业公司为保证市场终端供应的产品质量，起初未选取“市场化”，而是构建了“一体化”，即“自地自产”。以800亩水稻种植为例，公司策划部为决策核心，对“种什么、在哪儿种及怎么种、如何使用水利灌溉，怎么施肥，如何收割”等事项进行统一决策。然而，由于种植面积庞大，地块又过于分散不易管控，导致很多农户消极怠工。同时，公司未能完全了解当地种植条件及农村情境，但其又拥有土地经营权及土地价值剩余索取权，使农户缺少种植的自主权及积极性。最终出现了“干多干少一样，干与不干一样”的尴尬局面，致使公司当年水稻种植共损失40万元。随后，公司实施“再承包”模式创新，资金、器械归公司管理，农户分散经营与自主种植相结合，主要包括：一是公司将已流转土地再承包给农户，使其权、责、利紧密相连土地“再承包”后，一亩地的需8人收割，成本为450元。改为“自地包产”后，一亩地只需2～3人收割，成本降到120元。 。职业种植人(农户)承包责任田自主生产，无种植意愿农户出外务工，仅收取流转租金;二是公司购置器械，配给资金，“种植前统一预算，收割后集中结算”的联产模式。这样，农业企业以土地总经营权为纽带提供生产辅助服务，有效解决了诸如农田水利建设、农村交通和公共设施建设等农户分散经营无法解决的问题。
图4 由“自耕种”到“准一体化”的农业发展模式
高度互补性资产有必要选择“一体化”经营，使交易双方共有“合成一体”的资产[12] 。“再承包”模式创新重构了生产结构，在技术链、供应链、价值链上分别实现了“一体化”。在再承包合同期内，公司投资农用设备、普及种植技术体现为技术链上的把控;提供申报作物种苗、统一收割储备表现为供应链上的整合;按合同价核算作物收成、代扣成本耗损、结转利润、给予提成体现为价值链上的协调。公司对流转土地有终极处置权，而农户只对再承包的土地拥有临时经营权。农户需要接受农业企业的指挥及控制，维系两者“一体化”关系的是以稳定合约为纽带的利益联结。农业企业将农户的种植活动完全纳入到整体的产业链和价值链中，双方共担市场风险。此时，“再承包”模式创新带有“一体化”的契约执行稳定性和利益协调连续性特征。
另外，“再承包”模式创新又体现出“市场化”的特征。农业企业和农户都能因故撤出合约，双方在再承包期内并未形成哈特界定的专用性资产。也就是说，农户为获得就业机会只是与农业企业签订了“计件合约”。这样，双方就能够使信息充分化，分散市场风险，提高参与者的积极性，制定能够有效实施的适应性决策。农户不止于充当农业企业产业链中的某个环节，而重要的是在再承包土地上扮演独立种植单位的角色。从总体结构上看，是“一体化”的“市场化”延伸。农户独立计算种植时的经费预算，由农业企业申请批准，种植规划审查合格，农户获得农业企业拨款。于是，双方已不再是“一体化”中简单的雇佣关系。在某种程度上，农户已属于独立决策的行为单位。这样的合约安排使两者在生产、经营、管理、投资、分配等诸多方面上能够相互协调。
综上所述，金畦农业公司的“再承包”模式创新建立了介于“市场化”与“一体化”之间的“准一体化”的合作关系(见图4)，主要表现为：在种植职业人(农户)选定种植品种、生产资料和质量标准的基础上，公司向农户传授推介高产作物的生产技术、提供必要的资金支持，并承担有限雇佣当地农户的义务等。在生产要素支配上，已流转土地“再承包”模式创新使双方共担投资风险，公司将农户保证金部分用于农业投资和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双方投入的资源越多，各自拥有的资产互补性就越大。交易各方的“准一体化”动机就越强，其优势也日趋明显。农业企业的“再承包”模式创新不仅显示其运行的长期性和稳定性，而且具有市场激励(通过“计件合约”和市场竞争实现)和管理增效(农业企业不直接参与种植，仅对农户进行指导及协调)的双重功效，因而形成一个有较强适应性和连续性的生产经营模式。
六、结论与启示
面对农村人口频繁流动造成的大量土地资源配置失衡、务农劳力质量下降等农村情境和农业季节性、农户“搭便车”行为、投机性市场交易倾向及开放式生产等管理困难，若是不加创新地照搬“公司+农户”模式，农业企业难以实现规模化经营并获得超额效益。案例分析发现：通过对“公司+农户”的生产经营模式创新，农业企业将已流转土地再承包给农户既能分散市场风险、消除信息不对称性，又能保障农户收益，调动其种植积极性。最终，农业企业与农户完善了作物种植计划，加快了技术推广并保证了生产控制的有效性，形成良性循环，实现了超额收益。研究发现，在农村种植基地进行生产经营时，农业企业需要对“公司+农户”模式进行创新，摆脱其运行困境。“再承包”模式创新不仅能够适应当地农村情境，还从农户利益出发，充分调动种植积极性，使其能更好地配合农业企业的规模化生产经营，稳固了“公司+农户”模式。当然，对“公司+农户”模式的创新范围是什么，以及是否还有其他更为有效的模式创新依然是实现农业企业规模化生产经营中亟待解决的问题。同时，课题组调研中还发现，农业企业“再承包”模式创新对情境适应性职能管理提出新的要求，如农业企业如何实现新的流程再造等。而且，农业企业“再承包”模式创新的成立条件、演化路径及其影响因素构成等同样是非常重要的管理学研究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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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郭斌
浅析“公司+基地+农户”模式
“公司 基地 农户” 基地+农户
一、 公司+基地 农户”的概念及基本运作方式
概念： 概念：以公司或集团企业为主导，以农产品加工、运销为龙头，重点围绕经一种或几种 产品的生产、销售、与生产基地和农户实行有机的联合，进行一体化的经营，形成“风险共 担，利益共享”的经济共同体。 基本运作方式： 基本运作方式：龙头企业和分散的农户签订合同，公司为农户提供生产原料，技术服务 和成品回购。 种植——收购商——农副产品精加工——销售公司——超市、农副市场 ——收购商——农副产品精加工——销售公司——超市 市场、 种植——收购商——农副产品精加工——销售公司——超市、农副市场、个人
“公司 基地 农户” 基地+农户
二、 公司+基地 农户”模式中基地存在的必要性 农户”
1、 公司 农户”概念、两者之间关系及优缺点 、 公司+农户 概念、两者之间关系及优缺点 “
概念： 组织安排生产的一种农业产 概念 是指农户在生产经营过程中按照与公司签订的合同， 销模式。 两者之间的关系： 两者之间的关系： (1)公司 ) 职能： 职能：给农户提供培训、编制种植计划、提供生产资金、技术力量及基础设施建设、 负责收购以及其他服务。 要求： 要求：资金雄厚、技术先进、规模大、高效率的管理、信息渠道广、形成规模、带动 作用强。 (2)农户 ) 职能： 职能：生产，投资 要求： 要求：接受培训，生产出符合公司要求的产品。 优缺点： 优缺点： 优点： 有利于实现小生产与大市场的对接; (1) (2) 有
利于生产要素的流动和组合; (3) 优点： 有利于农业的规模经营和技术进步; (4)有利于提高农业生产的组织化和商品化程度; (5) 有利于提高农业的比较收益和保护农民利益。 更重要的是，这种生产经营模式节约了农业生产经营过程中的交易费用。 (成本降低) 缺点：
(1)存在信息和履约方面的制度缺陷，从而使合约失败或者发生违约。
(2)缺 缺点： 乏与农民利益更紧密的结合。具体表现为 3 个方面：第一，一旦农业经营的利润不再丰厚， 公司就会转向其他领域。第二，利润分配不能使农户充分受益，真正的利润返还额在公司利 润中只占一小部分。第三，公司往往对风险进行传递而不是加以负担。 第三， 第
三 公司往往对风险进行传递而不是加以负担。
2、基地应运而生 、
概念： 农业生产基地就是在全国或者地区农产品经济中占有较重地位并能长期稳定地向 概念： 区内外提供大量农产品的集中生产地区。如粮食、油料、糖料、蔬菜、牧业、渔业等各种生 产基地。 职能： 职能：基地是公司的代理方，对分散农户的机会主义行为进行监督和约束，从而弥补了 “公司+农户”的组织缺陷，同时，基地是农户利益的代表，对于公司的违约行为有很强的 制约作用，分摊诉讼成本也比较低。 基地组织是联结农户与企业、 市场的有效中介组织， 它不仅是农业产业化链条中的一个
重要环节，同时也为农业产业化经营提供必要的组织保障。 要求： 要求：
1、强调生产的专业化和种植区域化，使基地尽可能成方成片，形成规模。
2、在基地管理上 在基地管理上，重点强调生产技术规程的
组织实施，推行农资供应、病虫害防治等 农资供应、 在基地管理上 农资供应 统一服务。 统一服务
三、基地的类型、优缺点 基地的类型、
1、自有基地 、 企业直接买断土地使用权(承包权) ，基地农民成为企业工人，实行工厂化管理和种植。 优点： 优点：最终的好处是通过对整个产业链的经营，企业的优势会异常稳固。解决了履约率 低的问题。 缺点： 缺点：投资大，组织难度大，不能解决三农问题。
2、入股型基地 、 企业与农户达成协议，建立股份制生产基地，是企业与农户在产权层面上的联结。 优点： 优点：农户更好地分享到了产品加工和流通领域的利润，利益联结更紧密，解决了利益 联结不紧密的问题，农户有积极性，稳定了契约。 缺点： 承担一定风险。 缺点：农户承担一定风险 承担一定风险
3、合同型基地 、 企业与农户共同建立生产基地， 生产和经营风险按合同规定分担， 是企业与农户在经营 层面上的联结。 优点： 只要产品合格， 优点：农户利益有保障，只要产品合格，农户的风险很少 只要产品合格 农户的风险很少。公司货源有保障，降低成本。 缺点： 农户积极性不高，需要基地农户组织化水平高才能发挥基地的 缺点：利益联结不紧密，农户积极性不高 农户积极性不高 中介作用。
4、收购型基地 、 企业和农户直接发生关系， 实行口头协议， 双方在互相信任的基础上， 各自履行其责任、 企业和农户 权利和义务。目前，80%以上的企业采取了收购型的办法。 优点： 优点：进入成本低，组织简单。 缺点： 缺点：安全无保障，原料不稳定，由于门槛低，容易招来大批竞争者。
四、基地运作应注意的问题
基地组织是农民基于共同利益结合在一起的、自愿性的、民间性的组织，因此它的建立 应该遵循农民自愿的原则， 要根据市场化的进程循序渐进， 而不能由政府通过行政命令的方 法来强制推进，要尽量避免基地组织行政化、封闭化的倾向，尽可能地保持其自愿性、民间 性、开放性的特色。
隆安县金穗农工贸公司产业化运作模式实现公司与农户双赢
来源：
2005-11-25
自治区重点扶持农业龙头企业隆安县金穗农工贸公司成立近十年来，坚持实行“公司+基地+协会+农户”的产业化经营模式，促进了公司的壮大和农民增收，实现了公司与农户双赢。公司年产值达到3000多万元，被公司租用土地的农户年实现收入16000元。其运作模式是：一是公司租用农户土地，农户收取地租，并被公司聘用为长期合同工。在双方自愿的原则下，公司以平均每亩150元的价格租用附近农民的荒地，并聘用被租用土地的农民为合同工，这样，即能让农民得到双份收益，公司的规模也不断扩大。农户收取地租平均每年达到5500元，合同民工年收入达9000元左右，公司经营的土地面积扩大到
13000亩。二是成立香蕉协会，构建利益共同体。由公司牵头，把数百户分散的蕉农组织起来，按统一标准生产、采收和采后商品化处理，统一包装，统一使用同一商标品牌，统一组织协调销售。这样，使蕉农的纯收入每亩增加520元，香蕉产业化也得到不断提高，目前，公司及其周围的香蕉生产规模已达到10000多亩。三是培训农民工，促进公司与农户种植水平的共同提高。公司定期开展生产技能培训班，邀请专业人员进行现场示范讲解，引导民工逐步转变生产观念，不断提高他们的种植水平，从而增加农民的经济收入。几年来，接受培训民工达30000多人次。这些受训民工利用最新种植技术，使农产品产量和质量都有了较大提高，每亩提高效益80元左右。(县委办)
天华牧业真正实现“公司+基地+农户”运作模式
2005年，五江天华科技有限公司真正实现“公司+基地+农户”的运作模式，促进农民增收、农业发展。自2001年11月与中国科学院合作，采用国家“863”胚胎分割移植技术快速繁育安格斯纯种牛，公司迅速成为全国较大的胚胎移植中心。2005年，公司投资9000多万元，高标准规划，设计建成了年产500头纯种安格斯牛的种牛场及年屠宰分割10万头肉牛的标准化生产线和在建年宰100万头牲猪生产线，天华牧业于2005年11月16日隆重开园，公司正朝着“舞农业龙头，富农村万家”的目标奋进。
司+农业合作社+农户的运作模式
中国蔬菜市场网 2005年08月16日08:24
山东是全国最大的大蒜出口基地。据青岛海关统计，2004年出口大蒜82万t，创汇达3.18亿美元。
济南一品实业有限公司是一家集大蒜生产、加工、销售于一体的外向型省级农业龙头企业，先后通过了ISO9000、ISO1400、HACCP 3个认证体系的认证，产品主要销往美国等国家。2004年实现出口创汇900万美元。
为了保障出口大蒜的产品质量，在大蒜种植上建立了“公司+农业合作社+农户”的运作模式。根据山东省DB 37/T53标准的要求，在金乡、商河等县，建立了1 300 hm2大蒜标准化生产基地。在生产基地按照面积和村庄的大小不同，坚持农民自愿、互利的原则，由公司支持他们组成10多个以种植大蒜为主的农业合作社。在大蒜生产中，公司统一提供化肥、农药等生产资料，制定大蒜生产技术规程，负责技术指导和产品检验、收购，其收购价比市场价高10%～15%。合作社负责按照公司提供的技术规程安排生产，按照生产无公害产品的要求，在大蒜病虫害防治中，使用生物农药和高效、低毒、低残留的化学农药，严格掌握农药的使用浓度、方法和时间，严格执行农药使用的安全间隔期。
收获前，公司在各合作社抽样送食品检验部门进行安全性检测，根据检测结果，确定是否收购。由于产品是按合作社抽检，减少了产品检测的抽样数量，也保障了产品的质量。合作社社员之间互相监督，共同按技术操作规程操作，从组织上落实了严格管理，为确保产品质量提供了组织保障。
在大蒜生产、收获、贮存、加工各个环节上，济南一品实业有限公司遵守“用户至上，质量第一”的理念，创建“诚信卓越”的一品品牌，在重点抓好大蒜种植这个环节的同时，还十分重视大蒜的适期收获，严格把握晾晒，科学控制恒温库贮存温度和湿度，按照产品标准加工、包装等，从而保证了大蒜种植、收获、收购、晾晒、入库、贮藏、出库加工到出口全过程的标准化安全生产，创出了企业在国际市场上的信誉。
温氏公司加农户模式引起反思
编者按 “公司加农户”，顾名思义是将“大公司”与“小农户”联结起来。这种经营模式肇始于上世纪80年代，20年来，它在农民学习生产技术、规避市场风险和规模经营增收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
但是，由于农户与公司之间实力悬殊，不是完全平等的市场关系，又缺少其他力量予以平衡，导致这个模式在操作过程中稍有不慎，就容易暴露出它与生俱来的缺陷：农户在生产经营过程中没有话语权、自主意志得不到体现，农户与公司的权责严重不对等、条约显失公平，利益分配完全由公司单方决定、向公司方倾斜等，这势必影响到两者“双赢”的预期效果。
广东温氏食品集团有限公司(下简称温氏公司或温氏)是我省最大的农业龙头企业，是“公司加农户”模式的杰出代表，这个模式甚至被人称为“温氏模式”(温氏公司后来将“公司加农户”模式发展为“公司加基地加农户”，但实质不变)。长期以来，它在带动农户增收方面得到了社会的广泛认可。
近一段时期，本报陆续接到与温氏公司合作的农户的投诉，称在合作过程中权益受到温氏公司侵害，导致经营利润微薄甚至出现亏损。这些来自民间的呼声，尽管还不太强大，尽管针对的是深受社会尊重的成功企业，但我们若因此而忽视这种声音，显然也是不负责任的。
一个多月来，本报记者先后深入我省多个地区采访，希望能以这次独立但不完全的调查为契机，进一步认识“公司加农户”模式，探询隐藏在如潮褒扬后的合作真相。
本报的调查从温氏开始，但不希望读者和社会各界只把目光停留在温氏身上，更不希望停留在个别案例上，而应对“公司加农户”模式进行深入的反思和检讨。
本报的调查从温氏开始，但并没有完全否定温氏模式的意思。相反，我们希望温氏公司能重视合作农户——即使只是一小部分农户的意见——并拿出勇气和办法来解决他们反映的问题。我们希望温氏公司能与时俱进，对“公司加农户”模式进行完善和创新，再次引领农业生产经营模式的变革，促进农村生产力更大发展。
中国农民的资金、技术、市场能力和外部支持与上世纪相比已不可同日而语，换言之，农村的生产力发展水平已经有了长足的进步，“公司+农户”模式理应向着农户有利的方向调整。例如，公司要与农户签定合同，在程序上确认农户为合作者，将公司与企业的利益分配合约化、透明化，而不是仅靠公司的自觉去“赋予”或让渡利益给农民，要协调好与合作农户的利益分配关系，真正实现企业和农户的双赢。
又例如，实行“公司加合作社加农户”模式，通过提高农民的组织化程度来提高农户与公司的谈判地位，这表面看来是有损公司利益的傻事，但实质上却为公司的长远发展提供了机制上的保障。
7月1日起中国正式实施《农民专业合作社法》，合作社将成为农村经济发展中的一股重要力量，有了代表农民利益的合作社的加入，有了实现农民利益的力量在其中发挥作用，公司跟农户的关系将更加平衡，合作将更加稳固，温氏离成为世界级的农业龙头企业可能就不远了。
总之，农业产业化经营的持续、良性发展，需要调动各方积极地参与，只有各方在合作中获得社会平均利益，才能长期发展下去，否则产业化链条就难以稳定，甚至可能断裂，如此公司和农户的利益都将受损，这是谁也不愿看到的结果。
这也是我们推出《“公司加农户”模式反思》专题的背景和目的。
温氏公司“公司加农户”合作模式的主要内容是：由养户提供场地，负责饲养，温氏公司提供猪(鸡)苗、饲料、药物和技术指导，肉猪(鸡)由公司包销，销售所得扣除公司提供的猪(鸡)苗、饲料、药物等成本后剩余部分(毛利)归农户所有。
这种模式对农民的诱惑显而易见：大公司，低成本、不用担心销售、先进的管理方式和养殖技术，“只要不笨就能赚钱”的承诺，多数人赚钱的传言。
对那些急于发家致富又缺乏资金技术的农民来说，谁能抵挡住天上掉下的馅饼的诱惑?于是他们借钱兴修鸡舍、猪圈，请技术工人，把与温氏合作养猪(鸡)的申请表一填，就开始做日进万金的黄粱美梦。
然而，几年后，他们中不少人真切的感受到天上掉下来的馅饼是苦涩的，美梦变成了恶梦。
大规模猪场——
各种费用名目繁多
稳赚梦想遥不可及
大门建在山坡上，须仰视才见。进门转三个弯，爬上数十米的高坡，三间石棉瓦搭起的房子就是付韶生的家。
付韶生像躲进山中的隐士。住在山上，四周寂静、风景秀美、空气清新，宛如世外桃源。几年前，他的耳边还能响起猪只的哼叫，现在猪没了，他的世界清净了，数十间空荡荡的猪舍周围长满了没人高的杂草，铁门锈迹斑驳，遮阳布破烂不堪，重金修建的一条赶猪通道芳草萋萋，无从辨认。
2003年，付韶生与华桂娇合作在英德市青塘镇榔社村租了千余亩山地、水塘，计划兴建一个资源循环利用的生态养殖场，以养猪带动水产和种植。
当时，温氏公司正在英德发动农户参与合作养猪，称“风险共担，利益共享”，“只要会喂猪，会铲猪屎”，就可以赚钱，并保证每头猪有50元利润。
付韶生动心了，在温氏公司当地服务部工作人员鼓动下，他决定加入温氏“公司加农户”的合作模式。2004年，他的猪场首期两个区经温氏公司监制、验收合格，付韶生、华桂娇同时开户，并在户头上存入两万元押金后，分别领取600余头猪苗。7月，第三区猪圈建成，整个猪场达到1600头的养殖规模。至此，付韶生和华桂娇两人在猪场已先期投入100多万元，其中借款40余万。
按照温氏先前的宣传，付韶生他们每批猪收入将达到6至8万元，每年收入至少20万。
很快到了第一次卖猪，付韶生感觉不对头：公司的结算单显示，他户头第一期的600余头肉猪，给他带来的是9000元的毛利，每头毛利15元左右。更糟糕的是，华桂娇帐户的600余头肉猪，要扣除702元的超重款，3500元的资金占用费以及700元超料费，帐面亏损1000多元。
付韶生算了算后发现，即使每头猪得毛利40多元，也仅够平本，毛利15元则是纯亏。他认为，在养猪过程中，除去温氏的种苗、饲料和药品费用，他还要支付一大笔成本，以每头猪为单位，包括，饲养员工资16元，猪舍折旧费用12元，猪苗运费，上市肉猪运费3元，水电及杂物费用3元，饲料运费9元或4.5元(视服务部距离远近不等)，共计40-42元。
记者了解到，所谓超料费、超重费、资金占用费等，均为温氏公司与农户合作前的约定。超料费是指，公司规定一定的料肉比，如果养户超过这个比例，养户多使用的饲料将被罚款10元每包的超料费。按照当时2.5的料肉比规定，华桂娇首期所养肉猪只能领取2715包饲料，但她最终多用70包，被罚款700元。
同样，温氏规定上市肉猪均重不能超过一定数量，超重部分也要罚款。如华桂娇首期养的猪，按照180斤均重标准，超重780斤，扣除0.9元一斤，这个标准不包括明显低于标准重量的残次猪。
资金占用费是每个养户都要扣除的，是“公司提供的猪苗、饲料、药物等所值货币同期内银行利息”。
付韶生对这些复杂的问题始料未及，但是猪场不能马上停产，否则猪舍等固定资产的大笔投入永远无法收回。新的猪舍已经建成，付韶生又开了一个新帐户，没想到第二批猪出栏后结帐，这个帐户在公司补贴5万多元后仍然是帐面亏损1.5万余元，加超料264包，帐面亏损共2万多元，而同期华桂娇帐户的帐面利润也不足以抵消养殖费用，整体亏损。
从第三期开始，付韶生总结前两次失败，提高了肉猪上市率，甩掉了超料费，帐面收入减去成本达到18万元，即使公司扣除了超重费、调低了收购价共扣除11万元，他们此期毛利达到6.6万，每头毛利52元，净利润1.2万元。
在此鼓舞下，2005年3月，他们第四批进苗1600余，要大干一场。起初一切正常，半个月后，“公司技术员亲自为本批猪注射水肿疫苗后一周内有几十头出现水肿病”死亡。从进苗后第21天至第34天，每天都出现死猪，最多一天8头。最终该批猪死去147头，死亡率近10%;疾病的蔓延还造成132头残次猪，超过正常饲养日期15天;超料876包，此次超料每包罚款翻倍至20元每包。“每多饲养一天就多一天的成本。”一位老饲养员说。
后果可想而知，本批肉猪帐面亏损11万，加上6万元养殖费，总计损失17万。四批猪出栏后，付韶生猪场总计亏损20万以上。
据付韶生说，此后他准备继续与温氏公司合作，但公司方要求他为每头猪苗交200押金才行，而其他养户交30-50元就可以了。算起来，他要拿出32万元的押金才能得到1600头猪苗，这实实在在难住了借钱修建大规模猪场的付韶生。由于出不起这个钱，猪场就此荒凉。
合作散养户——
公司处处占优势
自己时时有风险
唐有利是阳山县七拱镇人，2006年10月从温氏公司进了228头猪苗，上市后售价减去成本得3万元，因为公司方面说饲料价格和猪苗价格上涨，又额外扣除1.7万元，再扣除1400元资金占用费后，公司补贴唐有利5000元，唐实得1.6万元毛利。接下来一批，由于出现大面积疫情，为了减少亏损，公司要求他的猪只提前20天出栏，一半被鉴定为残次肉猪，之后，公司通过复杂的扣除、补贴算法，最终由他承担8000多元亏损和1.3万余元养殖成本。
唐有利和同乡仔细阅读温氏和养户签订的合同后惊诧不已。他们发现，合同对养户的规定非常严格，在责任认定一项中，猪苗运输中死亡、肉猪因病致死都要由养户承担责任，而对公司却少有约束条款。唐有利认为，猪的死亡跟猪苗的质量、饲料质量、疫苗和药物的质量息息相关，养户只能起到日常管理的职责，既然公司宣称自己提供猪苗、技术、饲料和药品，公司方面就应该对猪苗、饲料质量，用药效果，猪只出栏日期等做出承诺，并承担一定的责任。他当即去同当地温氏公司服务部理论，希望修改合同细则，服务部答复：不能修改，你不养就退出。
几乎与唐有利同期，河源源城区埔前镇杨子坑村的何根和在2006年末养最后一批鸡时，与温氏公司交恶。
那是一批“过年鸡”——鸡卖得好，何根和一家就能过个好年。小鸡仔也很听话，一直到第47天都很正常。这时，同村宋仁生的鸡场出了问题。“哈„„这样叫，好像鬼叫一样，喉气管出了问题。”何根和往前伸长脖子，模仿小鸡喘气的样子。
温氏公司的潘技术员要求何根和马上给鸡“点眼(将药水滴入眼睛)”，何不同意，“小鸡过了40天就不能点眼了，我不同意。”但潘技术员打了三次电话催促，何才勉强答应，但有言在先：“出了问题，你公司要负责。”
小鸡点眼没过几天，有的鸡冠变黑，有的不停摇头，又过了三天，鸡只开始死亡，到小鸡55天后，每天死掉五六十只，甚至一百多，“一直死到卖公鸡(同期鸡苗中，公鸡出栏期比母鸡短，记者注)”，最终何的鸡死掉2000多只。
死鸡一出现，何根和就向温氏公司当地服务部李主任反映。李主任说没事，给鸡打几针、喂点药就好了。技术员帮老何打了四次针，喂了四五次药，却没有效果。李主任又对何根和说，没办法了。老何提议烧掉这些鸡，如此他至少不用再喂饲料，亏损大概限定在一万多元，但被李主任拒绝，要求继续治疗，把鸡养大。
过年前，老何这批鸡结算，亏损2.6万，扣除1.6万元押金，他还要给公司1万元，同时，他还要承担人工和药物的亏损。
这让何根和难以接受，“如果是我自己搞的，我没话说„„你让我亏这么多，我怎么过年?”他去公司服务部“讲理”，发了一通脾气，还“拳打脚踢”弄坏了一块玻璃，终于拿到4000元回家过年。2007年，温氏公司给何根和补了1.6万元。
“公司要你点(药水)，个人没有权力反对。本来鸡没病，按照公司做法出了问题，公司又不负责。公司造成了亏损，公司却不承担责任。闹了半天，最后他愿意补多少就多少，也不同你商量。”何根和忿忿地说。
行内潜规则——
公司明亏暗赚
农户明赚暗亏
与公司合作养猪，每苗毛利57.6元意味着什么?以付韶生的经历来看，这个数字远远没有反映他真实的获利情况。以他饲养较为成功的第三批猪只为例，该期卖猪1270头，销售总收入减去猪苗、饲料、药物成本后毛利为18.3万，结算单显示毛利却仅为7.3万元，每苗平均毛利57.6元。那么，还有10多万元哪去了?结算单显示，超重扣2.3万元，每市斤收购价调低0.4元，共计减8.7万元，付韶生最终帐面毛利为7.3万元，再减去资金占用费0.7万元，他本期实际毛利为6.6万元，如果扣除他的饲养成本5.3万元，本期付韶生实际利润1.3万元，每头猪的结算单57.6毛利中，真实利润为9.8元。这是付韶生赚的最多的一次。
类似算法在养鸡领域照样适用，毛利远远不能反映农户的真实获利情况。河源埔前镇的几位养户介绍，养10000只鸡，养户要支付请人给鸡打针的人工费，鸡苗、饲料、成鸡的运费，水电费，利息和其他杂费共约4000元左右，如果鸡只生病，公司技术员解决不了，养户还要自己去找兽医，少则几百，多则几千。因此，一只鸡1.5元毛利中有至少0.5元都是农户直接支付的成本，这还不把养户的人工和鸡舍折旧等费用计算在内。
反观公司方，仅在出售种苗、饲料药品和成猪(鸡)的流通环节就可以获利。温氏集团公司副总裁黄松德此前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受禽流感影响，仅2005年最后一个季度，公司鸡产业亏损就达3个亿左右。但有权威人士对记者说，综观2005年全年的企业整体利润，盈利仍达4亿多元。
更为隐秘的是，有业内人士表示，在养殖领域，公司与农户合作时，公司方往往会通过控制饲料营养成分比控制猪、鸡等成长速度，以此应对市场。他说，市场行情看好，饲料配方适当变更，猪(鸡)的生长速度快，出栏期限短，反之延长。由于目前的“公司加农户”模式中，大都约定只能使用公司提供的饲料，所以受损的只有农户。“农户好比长工，而公司就是地主，长工无论怎样都玩不过地主。”
和平县养户王树平(化名)说，养温氏鸡，合作者是农民、公司和客户三方。按照他的经验，项(母)鸡一般113天可以出栏，公鸡则需要79天。他发现，项鸡养到110天就不长肉了，公鸡超期更是一元的饲料只能长几毛钱的肉，养得越久亏得越多。不过，公司超过期限才收鸡是很正常的事情，只要服务部说一声没客户，养户就要乖乖继续赊饲料。他说，按5000只鸡的养殖规模，每天要20多袋饲料，按每袋106元计，养户每天要亏700多元。如果存栏鸡所消耗的饲料超出料肉比，每包饲料还要多交20元罚款。
在此问题上，养户与公司屡有冲突。5月17日，在埔前镇养鸡的一位养户看到别的养户所养肉鸡已经上市，自己却未接到通知，便赶到当地温氏公司服务部询问，争吵之间被打了一个耳光。稍后马上有百多位养户代表涌入当地温氏服务部，要求打人者赔礼道歉，尽快出清他们的可上市肉鸡。
打人事件很快平息，曾冲入服务部声援的人却陷入惶恐之中。有人告诉记者，他们最担心公司以后会影响自己今后的肉鸡养殖，因为鸡苗、饲料、药物，以及何时收鸡，都是公司说了算，任何一个环节出了差错，他们都会血本无归。不过，他们又不敢不跟公司合作，因为自己没有另起炉灶独立饲养的本钱，而且前期修猪舍、鸡舍投入了大笔资金，如不继续养下去，就什么都没了。
在博罗县杨村柑桔场养鸡的张为勇说，“建一个鸡场要三四万元，三五年收不回成本。”他的体会是，随着与温氏合作养鸡利润下降，鸡舍要转让也越来越困难。而养户最担心的，恰恰是失去跟温氏的合作后鸡舍闲置，那样的话，几万元就打了水漂。
河源埔前镇的张锦明是较早与温氏合作的农户，在他看来，养户在鸡舍方面的投资，就很难一下子收回。但与公司终止合作的话，养户的投资收不回，公司却没有任何损失，因为公司在每批鸡上的投资都可以在肉鸡卖出后收回来。
“养也亏，停养更亏。农民跟大公司合作哪有那么容易。”仅有小学文化的王树平发出这样一句富有哲理的感慨。稿件来源:南方农村报记者 陈海燕 闫业伟
近期，在苏州调研农户贷款时了解到，当地农村金融机构探索出了一种投放农户贷款的新模式，被称之为“苏州模式”，该模式在经济条件较好的地区具有一定的推广应用价值，也对各涉农金融机构创新农户贷款发放模式具有一定的启示。
苏州处于经济发达地区，近年来，在当地政府部门的引导和扶持下，当地出现了一些由农民入股形成股份有限公司，入股农民既是公司的股东，也是公司的雇员，平时从公司获取劳动收入，年终可以获得公司的分红性收入。某农村金融机构投放农户贷款时，由入股农户申请农户贷款，所入股的公司为贷款农户提供担保，所有农户贷款由公司统一使用，用来购买生产经营需要的原材料等，贷款农户以获得的工资性和分红性的收入作为主要还款来源，并由金融机构代扣代缴，收入未能偿还贷款的，该公司提供连带保证担保责任。
从该贷款模式的实际运作看，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分散受理农户贷款固有的缺陷，具有比较明显的优势：一是有效提高了办贷效率。由于集中受理农户贷款申请，且由其入股公司协助提供客户信息，信息不对称程度得到极大降低，节省了大量的贷前调查时间，办贷效率得到大幅度提高;二是有效降低了贷款风险。从苏州区域实际看，由于政府对此类的公司比较支持，该类公司普遍具有较大的经营优势和政府背景，且公司统一采购相关的原材料能有效降低采购成本，间接增加农民收益。同时，相关的资金由银行进行监控，整体风险相对较低。
虽然农户贷款投放的“苏州模式”具有很强的创新性和推广应用价值，但也存在一定的政策性风险，需要引起关注。
一是是否属于贷款挪用?有人认为由于贷款资金使用主体由贷款的农户转为公司，属于农户贷款资金挪用的违规行为。笔者认为，从表面上看，该种贷款投放模式的确存在一定的贷款挪用嫌疑，但从操作实质上讲，贷款资金及使用均处在农户监控授意之下，仅仅是在实际支付时由第三人代为办理，贷款资金实质上仍为申请贷款农户生产经营需要。从“公司+农户”特殊操作模式看，该种资金使用方式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并非恶意的贷款资金挪用行为，且办贷金融机构事先知晓，并在合同中对资金使用要求予以明确，不宜列为“多人承贷公司使用”的贷款资金挪用行为。
二是如何保证贷款用途合规?从该种模式的实际操作看，贷款主要用于经营用途，如购买原材料，由于资金统一由入股公司集中管理，如何保证按照合同约定用途使用信贷资金存在一定的风险。对资金用途的严格监控，是国家监管部门对个人贷款的明确要求，必须不折不扣的落实，但该种模式如果监控不当或不到位，就存在一定的资金用途变异风险，从而面临一定的政策合规性风险。
基于以上问题，笔者认为，在实际操作该种农户贷款投放模式时，建议取得上级行的批准，制定相应的操作流程，从制度层面上规范业务操作，重点关注以下风险防控措施：
强化对公司的准入。从“苏州模式”实际应用看，风险控制的核心在于公司的准入及后续管理，只要切实管理好这个核心问题，就可在很大程度上控制住贷款投放的风险。所以，在制定操作流程时，应明确该类公司的具体准入标准，重点选择具有一定市场影响力、诚信状况较好的公司，优先选择具有政府背景的公司。
细化对准入公司的风险防控。对于公司具有便于抵押固定资产的，应优先选择抵押方式，对信用程度较好、评级较高的公司，可以接受连带责任的保证担保方式。为降低风险，可以要求公司根据农户贷款总额缴纳一定比例的保证金，进行专户管理，出现不良贷款的，首先由保证金进行偿还。同时，要加强对公司的贷后管理，密切关注公司主业市场情况，发现风险隐患的应及时预警并加以处置。
切实加强资金用途监管。为降低政策的合规性风险，保证贷款资金按照约定用途使用，对公司统一使用信贷资金的，农村金融机构应鼓励采取转账支付方式，掌握信贷资金流向，监控贷款用途情况。对于必须使用现金支付方式的，建议在合同中约定，对超过一定金额的资金支付必须由金融机构批准，并由贷款投放行派专人逐笔监控资金使用情况，确保贷款资金不被公司挪用到投资、建房等行为上，切实保证信贷资金合规使用。
落实好贷款农户的管理工作。在贷款农户方面，除按照贷款条件做好农户准入外，特别需要关注贷款农户和公司的关系，确保农户为公司的股东，并搜集相关的证明材料，如股东卡、公司证明等，否则面临较大的资金收回风险。同时，应要求公司监督贷款农户行为，对贷款农户出现死亡、承担刑事责任、赌博等行为时，及时报告贷款机构，以便于及时采取应对措施降低风险。
签订多方合作协议。建议银行、公司、农户三方签订合作协议，规定三方的权利义务，明确资金使用的具体方式及流程，规范各方出现违规行为时的处置办法，对资金使用予以授权，并对资金偿还方式及来源予以明确，从而保证该模式的顺利实施。(来源：中国城乡金融报 作者：赵云鹏)
【摘要】农户融资难题是农村金融体系面临的核心问题。基于连带责任、信息对称和相互监督为设计基础的农户联保贷款是当前农户融资的主要途径。但由于实际担保能力缺失、违约的羊群效应和违约成本低等因素的影响，造成了当前农户联保贷款规模下降、风险上升。本文通过logistic模型的农户联保贷款还款率影响因素分析得出，联保小组的信息传导效果、地区信用状况等是影响联保贷款不良率的显著因素，并以此提出有效提高联保贷款信贷质量、优化联保贷款模式的政策建议。
【关键词】互助联保 农村金融 信贷配给
农村信贷市场中，贷款人和农户之间严重的信息不对称和较高的交易成本，是导致信贷配给的主要原因(stiglitz，1990)。联保贷款即是为了改善农户信贷可得性而进行的金融创新，这种信贷模式的原理是以农户自愿组成的联保小组为依托，利用组员之间的长期互动、相互监督、自我选择等机制来提高信息发现能力，从而约束借款农户的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行为，降低贷款人的信贷交易成本。很多学者认为，联保信贷对于改善农村及贫困地区的信贷配给现状、提高金融服务效率具有积极作用(h.varian等)。我国自从2000年颁布《农村信用社合作社农户联保贷款管理指导意见》以来，农村信用社、农业银行等诸多金融机构相继开展了农户联保贷款业务，以此作为解决农户贷款难、提高自身市场竞争力的途径。然而，就实际的运行效果来看，农户联保信贷的开展情况并不乐观，有些地方联保农户贷款拖欠率高达10%～50%(杨峰，2011)。信贷质量不高、缺乏可持续性等问题成为制约联保信贷发展的障碍。因此，进一步完善农户联保信贷模式，对于促进我国农村金融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一、农户联保贷款的风险特征
本文以j市辖内三家农联社农户联保贷款为研究样本，分析当前联保贷款的发展现状和风险特征。
(一)农户联保贷款规模下降
截止2014年6月末，三家农联社农户联保贷款余额18亿元，比年初减少0.6亿元，比2010年末减少2.1亿元;农户联保贷款占全部贷款26%，比年初下降4个百分点，比2010年末下降13个百分点;农户联保贷款5.8万户，比年初下降0.2万户，比2010年末下降0.3万户。
(二)农户联保贷款风险上升
2013年末和2014年6月末，j市三家农联社农户联保贷款综合不良率分别为7%和8.2%，分别高于同期平均贷款不良率1和1.3个百分点。2014年6月末，三家农联社农户联保不良贷款率分别为6.3%、7.1%和7.4%，分别高于同期平均不良贷款率0.2、1和1.4个百分点。
(三)联保体中贷款成员越多，不良贷款几率越高
2013年末和2014年6月末，三家农联社农户联保体中贷款成员占比25%以下的，不良贷款率分别为5%和6%;贷款成员占比25～50%的，不良贷款率分别为6.5%和6.8%;贷款成员占比50～75%的，不良贷款率分别为7%和8.1%;贷款成员占比75%以上的，不良贷款占比分别为7.1%和8.4%。呈现农户联保贷款不良贷款率随着联保体贷款成员占比增大而增加趋势。
(四)联保体规模越大，不良贷款几率越高
从三家农联社发放的联保体规模看，联保体规模在3～5人和5～10人的占主要比重，分别占全部联保贷款的76%和18%。2013年末和2014年6月末，三家农联社农户联保体规模3～5人的，不良贷款率分别为6.4%和6.8%;联保体规模5～10人的，不良贷款率分别为7.1%和8.1%;联保体规模10人以上的，不良贷款率分别为7.2%和8.4%。
二、农户联保贷款的风险形成因素
(一)联保体缺乏实际担保能力
按照联保贷款产品设计，农户联保小组成员在法律上对小组内每个借款人的债务承担连带保证责任。联保体成员必须具备相应条件：一是在同一个信用社服务辖区内的农民;二是家庭经济条件好，有保证担保能力;三是对每个成员的人品信用相互认可，有相互担保的意愿;四是有共同的资金需求。但在实际发放联保贷款中，真正符合联保体条件的比例较低。一旦发生贷款不能偿还时，其他联保体成员往往相互推诿，拒绝承担担保责任。
(二)联保贷款诉讼难度大
联保体规模越大，贷款诉讼涉及担保人越多，债权保全难度就越大。例如j市某县法庭受理该县信用社起诉的农户贷款案件，通过邮政特快专递向贷款人和担保人等100多人送达诉讼文书后，除少部分确实不能当面签收外，大量当事人通过各种方式逃避当面签收，实际签收率不到40%，严重影响案件审理进程。
(三)担保人责任难追究
目前，如果因某人出现不良贷款而追究其他成员的连带责任，不仅很难追究，而且影响其他联保成员贷款正常归还。j市某县农联社自2010年以来，累计诉讼农户(含担保人)300多户，金额1000余万元。其中诉讼担保人1000余户，是借款人的3倍多，通过追究担保人责任收回的贷款仅占30%左右。如j市某县信用社通过诉讼追究的65笔农户不良贷款，仅有9笔是担保人代借款人偿还。
(四)联保贷款违约出现羊群效应
联保体内一户不能按时偿还贷款，其他成员相互观望、攀比，认为别人不还自己也不还，出现不按时还贷的情况，造成不良贷款越积越多。如2011-2013年间辖内某乡镇信用社为煤贸商户发放贷款25笔，金额185万元，2013年底贷款到期;商户因经营不善而无法偿还贷款，仅有两笔28万元为正常贷款，其他均已形成不良。据统计，其中相当一部分属有钱不还、恶意欠贷。
三、基于logistic模型的农户联保贷款还款率影响因素分析
(一)因素分析
1.联保小组规模。只有农户联保贷款才会在农户之间形成小组，也才会涉及到联保小组的规模，因此联保小组的规模是影响联保贷款的独特因素。随着联保小组规模的不断扩大小组成员间的横向监督成本会上升，当横向监督成本大于横向监督带来的收益时，小组成员就会放弃监督，这对于提供贷款的机构而言也是不利的。由于联保小组的同质性，可以认为联保小组的成员将会将贷款投入相同或相近的投资领域，因此投资的系统性风险会随着加入人数的提高而提高。若联保小组规模缩小，即小组成员数量减少。一方面，会加大代偿的负担;另一方面，随着小组成员的减少，当有人违约时，承担代偿责任的人也会减少，也就是说违约人得罪的人也在减少，因此其社会惩罚也将减少，相对的违约成本就会下降。由以上分析可以看出，联保贷款小组规模对还款率影响是双向的也是复杂的。
2.小组成员户口所在地。在联保贷款中，户口所在地成为是否可以进行长期贷款合作的关键因素之一，显然只有以本地为户口所在地的人才有可能进行循环式的联保贷款。另外，一个本地人在当地的社会资本通常要远远大于一个外地人在当地所拥有的社会资本。也就是说，当同样的违约发生时，本地人的社会惩罚要远远大于外地人，这同样有利于避免违约。本文选取了j市作为调研对象进行数据收集和深入分析。在调研过程中，我们发现一些农户由于失去了自己的耕种土地而流转到其他附近乡镇，这些农户尽管已经在附近乡镇生活了4～5年，却仍然很难和当地人形成联保小组。最终的结果是本地人和本地人形成联保小组，外地人和外地人形成联保小组。
3.地区信用史。地区的信用史也会在很大程度上对农户联保贷款产生影响。如果一个地区普遍还款率比较低，那么也就是说当地人相对来说不重视自己的信用，因此他们在联保贷款违约时他们的社会惩罚很低，这将不利于他们按时还款。在调研中我们发现，地区信用史的好坏对联保贷款影响是显著的。
四、结论与建议
通过以上的分析，我们可以知道，农户联保贷款作为近年来为支持农民致富而推出的重要措施，在解决农户贷款担保难问题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但是由于联保体缺乏实际担保能力、联保贷款诉讼难度大、担保人责任难追究以及联保贷款违约出现羊群效应等因素的影响，造成了当前农户联保贷款规模下降、风险上升，并且已制约该项业务健康发展。
(一)增强农户的信用观念，增强信任因素
加快推进农户信用档案电子化建设，将其信用信息纳入到人民银行个人征信系统中，形成长期、持续、稳定、规范信息积累和动态更新机制，提高信用户、信用村、信用镇评定科学性和有效性。同时，采取贴近农村实际、农民喜闻乐见的方式，加强信用知识宣传，提高农户诚信守法意识。对于不讲诚信的恶意欠贷农户和不承担担保责任的农户，应在道义劝告的基础上，通过法律手段、借助地方政府行政力量保全和收回贷款。
(二)完善支农信贷产品设计，实现联保替代
引导银行业机构进一步加大信贷产品创新力度，完善农户贷款品种设计。对为农产品加工企业提供农产品的农户，可以考虑发放订单贷款;对信用社的一些长期客户，可以尝试发放小额农户信用贷款;对有担保能力的农村专业合作组织，可以考虑发放由农村专业合作组织担保的农户贷款。
(三)加强内部控制机制建设，加大农户违约成本
督促农村信用社针对联保贷款中出现的问题，进一步健全内部控制机制;加强联保贷款管理，严格审查联保体成员的还款能力和担保能力，开展联保体成员法律责任教育，增强联保体对联保成员的约束力。对于形成的不良贷款，要在查清原因、分清责任的基础上，对违规放贷者进行严格的责任追究。
(四)建立惩罚机制，强化连带责任的有效性
理论上，在联保制度模式中如果某位成员恶意违约，便会遭到其他小组成员的监督与谴责，从而促使其还款，降低金融风险。实际操作中单纯依靠道德观念与人际信任博弈形成对违约行为的制约与惩罚并不十分可靠。某些情况下，有力的社会性约束和惩罚机制往往更有效，对此可借鉴小额信贷领域广泛推行的小组基金、强制储蓄等办法。小组基金是在发放贷款时预先扣除的一定比例的贷款本金，是一种贷款保证金，若联保小组有违约现象出现，则用小组基金冲抵;强制储蓄指每次还款时贷款户都要被强制存入一定数额的存款，例如贷款总额的千分之一，以促使贷款户及时还款。
调查与决策——《以小农户为重点的灾后重建生计发展模式》文库.txt人永远不知道谁哪次不经意的跟你说了再见之后就真的再也不见了。一分钟有多长?这要看你是蹲在厕所里面，还是等在厕所外面……调查与决策——《以小农户为重点的灾后重建生计发展模式》总第394期
调查与决策(内参)
第23期
以小农户为重点的灾后重建生计发展模式
--对安县灾后重建农村社区生计发展项目的调查与思考
郭晓明 李后强
作为"5·12"汶川特大地震极重灾区，绵阳安县积极探索以小农户为重点的灾后重建生计发展方式，取得了较好的经济和社会效应。我们深入安县进行了调研，总结了小农户模式的五大创新点，提出了解决灾区农户生计问题的政策建议。
一、四川灾后重建农村社区生计面临的问题
两年多来，四川灾区农村硬件设施建设以高标准和高投入为主要特征，整体外观有大幅度的提升。但生计恢复重建工作仍然滞后，面临很多现实问题和挑战，主要是：
首先，灾区农户缺乏生计发展的资金支持。重建中农户自有资金主要投在农房建设上，投在生计发展上的自有资金很少。同样，迄今为止，现有灾后重建产业资金安排在农户发展生计发展的也少，对口援建也没有考虑农户生计项目，小农户的生计发展成为"真空地带"。
其次，对灾区农户生产能力恢复和提升的关注不够。灾区农户受地震挫伤后生产发展信心恢复缓慢。从进展来看，针对生计发展的灾后重建项目相对较少，重建中大规模的产业布局对小农户的带动和辐射面小。某些社会外部援助力量对农户支持也选择一次性补贴的方式，很少以提高农户能力为目标。
最后，灾区农户产业选择面临困难。如何挖掘适合震后生产条件和适应灾区资源配置水平的产业是灾区产业选择的难点。灾后重建农业产业选择大多以园区建设为主，倾向于大规模的外部嵌入式的技术和产业移植，使得小农户进入的门槛高，覆盖面有限，而传统的、基于本地资源优势和技术经验的原有优势产业得到的支持不足，因此导致一般小农户在生计项目产业选择面临困难。
二、安县农户生计发展项目实施的关键环节
安县小农户的生计发展模式,是通过项目的实施培养农户的产业选择能力，主要环节是:
1.参与式农户需求评估。运用参与式方法开展农户需求评估，通过充分走访项目村农户了解其发展生计的预期和不同类别农户的现实需求，开展以农户参与为主要特点的需求评估工作。
2.参与式项目选择。在参与式农户需求评估结果的基础上，结合县级访谈结果，综合考虑安县的经济社会发展基本状况和发展生计项目的优势，以及灾后重建在现阶段的进展情况，分析总结出适宜安县灾区农户生计发展的项目，通过社区大会和社区代表讨论的形
式开展参与式项目选择，让农户自愿、平等地参与项目的选择，识别最终的项目。
3.农户能力建设。项目实施前夕和实施过程中，不断开展对项目村农户能力建设，其中包括必要的外出考察、交流和培训。通过外部提供的各项技术支持、服务和培训，提高农户在技术、沟通、谈判、合作、市场判断等方面的能力。
4.多样化和差异化项目实施。根据农户对项目的不同选择，实施多样化和具有差异化项目的实施。例如在明月村实施林下养鸡和果树改良，黄羊村实施茶叶和附子种植，以及在齐心村发展安县优势的魔芋产业。
5.引导和支持农户的合作需求。项目实施周期内，随着灾后生计的不断恢复，农户信心不断增强，部分农户内生合作愿望，适时给予引导和支持。
6.项目评估与总结。项目结束前开展项目的最终评估和总结，发现显现的和潜在的问题，提炼发展的创新模式，进行对比以及补充，在更大范围内对这种模式进行推广。
三、灾后重建生计项目的主要创新点
安县灾后重建生计发展项目取得了好的效果。同政府推广的其他灾后重建发展模式相比，具有以下几个创新点:
1.坚持以农户为主体的现代农业发展模式。安县做法的核心是坚持以农户为主体的现代农业发展模式，呈现出小规模、低门槛、低投入、低风险、具有可推广性等特点，通过外部小资金的撬动，直接作用于小农户产业的选择、恢复和重建，这种资金的利用非常高效，充分起到以小博大的成效。安县模式直接针对社区微观层面农户群体，选择出适宜灾区农户生产发展条件的优势产业，既符合当地的生产特色，也充分结合市场预期。
2.运用参与式方法开展生计发展项目。安县做法强调农户全程参与需求调查、问题识别、项目选择、执行、管理、监测和评估等一系列过程，赋予农户更多话语权和参与项目的机会，充分保障农户的利益。运用参与式方法可使农户对项目产生拥有感，让外援项目完成从"要我发展"到"我要发展"的质变。农户的自我选择体现在包括项目选择、品种选择、实施规模、材料采购和产品销售、自主合作等多个方面。
3.以小农户大群体的适度规模化模式促进具有本土特色的优势产业的恢复和提升。安县做法就是基于灾区生产特点和条件，让灾区农户有选择性地发展适合本阶段实际情况的乡土产业，发展小农户大群体的适度规模化农业产业，这有助于恢复和提升具有本土特色的优势产业。小农户的个体经营经验和降低生产风险的能力将帮助自身很好控制经营规模，适当降低风险;小农户通过经济上的联合形成同种产业的规模化经营，形成小农户大市场的经营模式，有利于小农户自身综合能力的提高，激发内生合作愿望。
4.构建能有效满足农户实际需求的多元技术支撑。安县多次聘请外部专家、技术人员、乡土技术能人亲赴现场进行指导，而且按照外部专家的要求，为农户在生产过程中遇到的问题答疑解惑;同时，农业局工作人员同外部专家和专业技术人员保持紧密联系，农户也可在关键技术环节直接电话询问技术人员，因此起到非常好的效果。外部技术支持是以不间断地、持续跟踪关键生产环节的方式进行扶持，这从试点村在土鸡养殖、茶叶种植、魔芋种植等方面达到的高存活率可见一斑。
5.探索小农户基础上的生态农业发展模式。安县引入现代生态农业和有机农业的概念，强调生产具有高竞争力的绿色有机产品，而产品生产过程的设计是以有机循环生态为主要特征，结合小农户自身发展条件的"顺势而为"，以最少的劳力和资金的投入，提高产品附加值。例如明月村林下养鸡就是基于现有果园面积大、品种退化的特点，在保留原有果树继续发展的前提下，发展林下养鸡，突出了有机环保的循环农业特点。
四、推广安县灾后重建模式的政策建议
安县做法是灾后恢复重建"四川模式"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鲜活的案例支撑，具有推广价值。立足安县做法，综合考虑四川灾后重建战略重点的转移和小农户可持续生计的需求，提出几点政策建议：
1.设立用于支持小农户生计项目的专项基金。从长远看，农民生计项目发展应该是灾后重建的重点和难点。农户的主要积蓄和资金已经投入住房重建，发展生计项目虽然耗资不大，但对因灾负债的农民而言，生产再投资压力仍然较大。因此，建议从灾后重建资金中划出一定比例的专项资金，专门用于支持小农户发展生计项目。小农户生计项目专项资金的使用要充分贯彻参与式方法的理念，请从事参与式项目管理的机构和组织协助实施，将项目选择的决策权交给农民。资金支持方式既可采取无息借款，也可进行无偿援助。
2.支持灾区农民自愿、自主成立规范的自助组织。实践表明，小农户要在激烈竞争中胜出，农户间的联合是其必然选择。因此，建议制定更多支持灾区农民自助组织发展的优惠政策。采用"农超结合"等方式帮助农产品直接进入超市，减少农产品的流通环节。支持农民专业合作社创建区域性品牌和申报地理保护标识，由合作社按照绿色和有机食品要求进行管理，并资助他们积极申报绿色和有机食品认证。
3.促进特色鲜明、种养平衡的现代循环经济发展。发展循环农业既是治理农牧业面源污染、倡导低碳经济模式的有效途径，也是延长产业链条、规避产业风险、提升农业综合效益的必然要求。因此，建议在地震灾区农牧业基础较好、农民适度集中居住的地区，率先支持"集中居住区+农民合作社+养殖小区+种植基地"的发展模式。建立现代农业循环经济发展专项基金和产业发展风险金，重点支持循环经济发展中的种养模式设计、循环技术、沼气池、沼液喷灌设施、生物发酵床、绿色和有机认证等关键环节。
4.加强需求导向的新型农业科技服务体系建设。从安县做法来看，农民对常规性的农业实用技术仍然非常缺乏，应当建立农民需求导向的新型农业科技服务体系，力求改变我省农业科技服务机构规模小、覆盖范围窄、服务模式单
一、竞争力不强的局面，有效整合农资、农机等服务资源。建设现代特色农业科技示范园区，加强"产学研"和"院校地"合作。借鉴"村官"方式建立灾区科技自愿者制度，制定激励政策引进农业院校毕业生，弥补灾区对科技人员吸引力不强的"短板"。
(提供单位:发布时间:2010-11-19录入用户：admin-swzy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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