虚拟财产的概念共识与法律属性
内容摘要：虚拟财产和虚拟财产权的法律属性是虚拟财产纠纷法律适用的连接点和法律规则体系构建的基点。既有研究受“虚拟财产”中“财产”一词的误导，直接将虚拟财产定性为财产权的客体并将其置于“物债二分”的财产权体系之下的研究进路存在比较严重的物法思维倾向。“物债二分”体系并非财产权体系的全部，虚拟财产作为权利客体也并非当然地属于物权或债权的客体。超越“物债二分”的财产权体系，可以发现虚拟财产并非单一权利的客体，同一虚拟财产可能同时为多种权利之客体，虚拟财产权也并非单一的权利而是包含多种权利的权利束。虚拟财产作为多元权利的客体属性是由其信息本质所决定的，同一信息的不同内容可分别对应着不同的权利。《民法总则》第127條将虚拟财产定位为民事权利的客体，但并未指明其属于何种权利的客体，这为虚拟财产作为多种权利客体的定位提供了解释论的基础。司法实践中法院在处理虚拟财产权纠纷时应根据个案被侵害的法益判断被侵害的虚拟财产是作为何种权利之客体进而选择相应的裁判规范。
关键词：虚拟财产 法律属性 物债二分 权利客体 《民法总则》
近年来，随着互联网技术和移动终端设备的普及，我国的网民数量已达7.31亿，位居世界第一。〔1 〕现实中，几乎每一个网民都或多或少地拥有一定数量的虚拟财产，因虚拟财产引发的法律纠纷无论是在数量上还是在类型上都呈现出快速增长的趋势。因虚拟财产引发的纠纷涉及刑法、民法、行政法等多个法律部门。囿于法律规范的缺失，司法实践中法官往往秉持一种司法实用主义的态度，从维护个案实质公平的角度出发，在现行法中寻找裁判依据。〔2 〕尽管法官此举既是无奈，也是必须，但理应受到肯定。
《民法总则》顺应时代特色和现实需求，在第127条明确将虚拟财产确定为民事权利的客体。但无论是文义解释还是体系解释，均无法知晓虚拟财产到底为何种民事权利之客体。考察《民法总则》的立法过程不难发现，有关虚拟财产的立法在条文的内容和具体位置上都曾多次变化，这说明立法者对于虚拟财产及虚拟财产权的法律属性并未形成立法确信。理论界和司法实践对这一问题的看法更是莫衷一是，远未形成广泛的共识。虚拟财产与虚拟财产权的法律属性是虚拟财产相关法律问题适用法律规则的连接点，是构建虚拟财产规则体系的出发点，是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而属性的界定必须建立在对对象清晰的认识基础上，理论界有关虚拟财产和虚拟财产权属性的分歧在一定程度上与对虚拟财产内涵、外延的认识偏差不无关系。因此，要界定虚拟财产和虚拟财产权的法律属性必须对虚拟财产的内涵和外延有一个相对清晰的把握，并明确其与相关事物的区分。
为此，笔者的行文逻辑将按照如下步骤展开：首先，考察既有研究对虚拟财产概念的不同界定，努力归纳出虚拟财产的最大概念共识；其次，以该共识性概念为基础，检讨既有研究关于虚拟财产和虚拟财产权法律属性的主要学说，并指出其存在的不足；再次，结合《民法总则》第127条在“民事权利”章的体系位置，跳出既有研究因循“物债二分”的体系进路，将虚拟财产和虚拟财产权置于整个民事权利体系之中去证成虚拟财产作为多种权利客体和虚拟财产权作为多元权利集合的权利束本质。
一、虚拟财产的共识性概念的形成及与相关事物的界分
有效的学术讨论必须建立在共识性概念基础之上，而共识性概念的形成又必须建立在对概念所界定对象的清晰认识基础之上。在目前的学术讨论中，尽管每一个论者都在使用虚拟财产这一术语，但对这一术语的内涵和外延并未形成一致认识。对于虚拟财产需要具备哪些特征，它在外延上包括哪些具体的种类，虚拟财产和数据、信息、无体物、数字化财产是什么关系等问题并未形成一致见解。因此，要展开有效的学术讨论，必须从既有研究关于虚拟财产的描述中挖掘出最大的概念共识，以此作为讨论的起点。
（一）虚拟财产共识性概念的形成
虚拟财产本身并非是一个规范的法律术语，作为一个法学概念其主要是描述性而非规范性的。但从既有的研究来看，虚拟财产概念的描述性与非规范性并未构成研究者对虚拟财产进行定义的障碍，几乎所有的研究者都对虚拟财产的概念作出了自己的定义。在诸多定义中，以下几位学者的定义颇具代表性。林旭霞教授认为：“网络虚拟财产是指在网络环境下，模拟现实物，以数字化形式存在、既相对独立又具排他性的信息资源。” 〔3 〕王竹教授认为：“广义的虚拟财产概念是数字化环境下民事财产权客体的总称”，“虚拟财产是具有财产性的数字记录，且不以网络虚拟财产为限”。〔4 〕中国社科院法学所主编的《民法总则评注》则认为，虚拟财产是“网络服务提供者向权利人提供的具有专属性质的服务行为”。〔5 〕从上述代表性的定义中不难发现，学界对虚拟财产的概念本身尚未形成广泛共识。这些定义大多仍属于描述性的定义，因为无论是电磁记录、数据资源还是专属性的服务行为，仍旧未能直接揭示其法律属性，根据这些定义，要知道虚拟财产的法律属性我们还必须进一步追问电磁记录、数据资源和专属性服务行为的法律属性。不过从这些彼此分歧的定义中，我们仍然能够抓住虚拟财产被不同学者所接受的一些共识性的特征，那就是虚拟财产的存在场域是网络环境或数字化环境，存在形式是电磁记录，是一种虚拟的财产性存在。但仅仅根据这些有限的共识性特征，我们仍旧难以形成一个包含最大共识的虚拟财产概念。
如果仅仅是在虚拟财产内涵的界定上存在分歧，而在虚拟财产外延的列举上并无太大差别，那么通过从不同类型的虚拟财产之中抽取其共性，从而获得一个包含最大共识的虚拟财产的概念在理论上仍然是可能的。遗憾的是，即便是在虚拟财产外延的列举上，理论上仍然存在一定的分歧。从相关文献的列举来看，被学界普遍承认的虚拟财产包括虚拟网络账号（如QQ号、微信号、邮箱账号以及游戏账号）、账号内的虚拟物品（如游戏账号里的游戏装备、虚拟货币、礼物等），但对于虚拟网络自身、计算机文件、信息空间、网站等是否属于虚拟财产尚未形成共识。〔6 〕在虚拟财产的特征方面，不同的学者归纳的特征也存在差异。如林旭霞教授认为虚拟财产包括四个特征，分别是：存在于网络环境或网络空间中、以数字化形式来模拟现实事物、具有相对的独立性、可以排他享有；〔7 〕王竹认为虚拟财产有三个特征，分别是：本质是数据记录、具有财产性、不以连入互联网为限；〔8 〕也有学者认为虚拟财产具有客观存在性、可支配性、有用性、稀缺性的特征。〔9 〕
不难发现，面对大致相同的虚拟财产类型，不同的学者所归纳出来的特征却存在较大的差异。导致这一差异的原因在于，论者对虚拟财产特征的归纳受到了结果导向思维的影响：即论者所归纳的特征必定是服务于其对虚拟财产法律属性的判断的。也就是说，大部分论者是预先对虚拟财产的法律属性作出了判断，然后再到虚拟财产之上寻找满足这一法律属性所需要的特征。典型的例子是，几乎所有主张虚拟财产属于物权客体的论者都认为虚拟财产具有独立性、排他性的特征；几乎所有反对虚拟财产属于物权客体而主张其属于债权客体的论者都会否认虚拟财产具有独立性和排他性的特征。这种在前见和结果导向思维支配下所归纳出的虚拟财产的特征必然会因论者对虚拟财产法律属性的不同判斷而出现差异，自然也就无法成为形成共识性概念的基础。虚拟财产共识性概念的形成，必须首先抛弃对虚拟财产法律属性的预先判断，因为归纳虚拟财产特征的目的本身就是要通过共识性特征来形成概念共识进而作为虚拟财产法律属性判断的前提。如果预先对虚拟财产的法律属性作了判断，然后再根据这一属性判断去归纳虚拟财产的特征，便犯了倒果为因的逻辑错误。
正确的方法应该是，在不预先对虚拟财产的法律属性作任何判断的前提下，将获得普遍承认的虚拟财产和虚拟财产权这一术语本身作为分析对象，从中归纳出虚拟财产所具有的共同本质特征。然后将这些特征作为定义虚拟财产的基本要素进而形成一个包含最大共识的虚拟财产概念，再在此基础上分析虚拟财产的法律属性。虚拟财产这一术语自身是由“虚拟”和“财产”两个词语构成，因此要正确理解虚拟财产必须结合典型的虚拟财产形态对这两个关键词进行分析。实际上，已有不少学者尝试着从语词含义的角度对虚拟财产进行解析。
就“虚拟”一词的含义而言，林旭霞教授认为，“‘虚拟’概念，系指网络技术范式下的‘虚拟’，是在网络空间中，将人类活动的文明成果，以二进制的形式加以描述、存储和传输”。〔10 〕申晨认为，“‘虚拟’的含义并不是指与一切现实、具体化的存在相对，而是被限定在‘存在于计算机数据系统’这一层面的‘虚拟’”。〔11 〕两位学者都正确地指出了“虚拟财产”术语中“虚拟”是指计算机网络层面的“虚拟”。不过仅仅指出“虚拟”和计算机网络的相关性还未能揭示“虚拟”的全部含义，“虚拟财产”术语中的“虚拟”必须通过与它相对的术语来获得理解。有学者曾指出“虚拟本身不是物理存在，而是通过软件实现的存在”。〔12 〕也就是说，和“虚拟”相对的是“真实”而非“客观”，“虚拟”的事物虽然不是物质世界的真实存在，但却并非主观存在，是一种以代码形式记录和存储的客观的存在。在互联网语境中，“虚拟”具有两大特征：其一是非物理存在性，即“虚拟”不是物质世界中的真实存在；其二是客观存在性，即“虚拟”的事物可以通过代码记录并存储于虚拟空间。根据这两个特征，我们可以得出初步的判断，即“虚拟财产”的存在不以现实世界中存在对应物为前提，它可以超越现实世界中物质的存在形态而任意构想，但不管虚拟财产本身如何超乎想象，它必须通过代码的形式记录下来并存储于虚拟的空间。虚拟财产的“虚拟”性特征从根本上讲就是虚拟财产无法以同一性存在于真实的物质世界之中，它无法在保持同一性的前提下，通过变换空间和位移的形式从虚拟世界来到真实世界。
如果说作为修饰语的“虚拟”彰显的是虚拟财产的特征，那么作为被修饰语的“财产”似乎应该体现的是虚拟财产的本质。不过，与对“虚拟”含义大致相近的理解不同，学者在“财产”含义的理解上存在着较大的分歧。一般认为，作为法律术语的“财产”具有三层含义：其一，作为权利的“财产”，如我国《宪法》第13条第2款规定的“公民的合法私有财产不受侵犯”，在这里“财产”即指财产权，而非具体的财产形态；其二，作为权利客体的“财产”，如《继承法》第3条规定的“遗产是公民死亡时遗留下来的合法财产”，根据该条后面七项的列举可知，此处的“财产”除了第6项的为财产权利本身外，其余均指作为权利客体的“财产”；其三，泛指一切具有经济价值的事物。如李宜琛教授就将财产界定为“具有经济价值且依一定目的而结合的权利义务的总体”。〔13 〕这个意义上的财产包括了积极财产和消极财产，它在数值上可能是正，也可能是负，与具体的财产形态无关，而是一种对法律关系单纯的经济评价。在财产的这三层含义中，作为权利的财产和作为权利客体的财产经常被混用，而难以清晰地界分。正如有学者指出的那样，作为权利的财产和作为权利客体的财产“是内容和形式的关系，两者相伴而生，不可分离，财产只能以财产权的形式表现出来”。〔14 〕
在对虚拟财产术语中“财产”含义的理解上，财产所具有的前述三种含义均有人使用。如梅夏英教授即认为虚拟财产术语中“财产”的含义应该按照前述第三层含义进行理解，因为虚拟财产是因为与经济价值相关而取得财产性，而且虚拟财产概念的使用在有关虚拟财产是否能够成为权利或权利客体之前已经被广泛使用。〔15 〕但更多的学者在理解虚拟财产术语中“财产”的含义时采用的都是财产作为权利或权利客体层面的含义。〔16 〕在笔者看来，虚拟财产作为一个描述性而非规范性概念，对其中“财产”规范含义的探寻也就未必合适。实际上，此处使用虚拟财产并非一个十分准确的用语，因为“财产”这一术语的使用本身即带有对其法律属性的预判：既是财产，那必定是财产权之客体，分歧仅在于虚拟财产是何种财产权的客体。实际上，正是这一并不十分精准的术语的选择导致了既有关于虚拟财产和虚拟财产权法律属性的研究被“物债二分”的体系所束缚。
比虚拟财产更准确的用语应该是虚拟物品。因为虚拟物品本身并不与特定的权利客体直接联系，也就不会导致直观地将其与某一特定的权利类型相联系。但考虑到《民法总则》第127条已经将其作为一个实证法术语确定下来，对于这种因术语选择上可能引起的误会也只能通过解释上的努力予以消除。虚拟财产中的“财产”的含义应该通过其具体指向来获得确定，而虚拟财产的指向即那些被普遍认可为虚拟财产的事物。根据前文的分析，这些具体的事物主要是指网络账户和存在于账户之内的各种虚拟物品，它们本质上是用数据代码记录并以数字化形式呈现的现实或想象中物品的模拟物。如果仅从字面意思理解，虚拟财产术语中“财产”的含义应该指财产权客体的具体形态，但此处的“财产”更为准确的用语应该是“物品”，其含义也应该指权利客体的具体形态，而非仅仅指财产权客体的具体形态。
根据前面结合具体虚拟财产形态对虚拟财产术语中“虚拟”和“财产”含义的理解，我们可以尝试对虚拟财产作如下定义：虚拟财产（物品）是指在网络环境中用数据代码形式记录并存储于虚拟空间的、以数字化形式呈现的现实世界或现象中物品的模拟物，包括网络账号和网络账号中的虚拟物品两大类。这一概念是在不预设虚拟财产法律属性的前提下，结合被普遍认可的虚拟财产形态对虚拟财产中“虚拟”和“财产”含义的理解的基础上形成的。它矫正了既有研究在给虚拟财产概念下定义时对虚拟财产法律属性进行预先判断所犯的倒果为因的逻辑错误。因为它自身并不包含对虚拟财产权法律属性的任何预判，进而可以成为在虚拟财产和虚拟财产权法律属性上持不同观点的各派学者都共同接受的共识性定义。这个包含最大共识的虚拟财产概念为展开虚拟财产及虚拟财产权法律属性的学术争鸣提供了一个有效的逻辑起点，从而避免因缺乏概念共识导致的无效争论和自说自话。
（二）虚拟财产和相关概念的界分
根据这一定义，虚拟财产具有以下根本特征：其一，只能存在于网络虚拟空间；其二，用数据代码记录并以数字化形式呈现；其三，是对现实世界或现象中物品的模拟。同时满足这三个特征的事务均可被归入虚拟财产的范畴。这些特征也使得虚拟财产能够与数据、信息、无体物、数字化财产等概念区分开来。
1.虚拟财产不同于数据和信息。从法律的角度观察，虚拟财产、数据、信息是一组密切联系但又互不相同的事物，它们之间的联系和区别均体现在上述虚拟财产的第二个特征之中。其联系在于，在计算机系统中数据是记录和存储信息的工具，是信息的载体，而虚拟财产是经数据代码记录和存储并以数字化形式呈现的信息。离开信息，数据和虚拟财产都没有任何法律意义。正所谓“数据存在的意义是为了记录信息，当其不再承载或承载的信息无法被还原为有意义的内容时，单纯的数据将不再有使用价值，而只是计算机系统中的冗余。” 〔17 〕在虛拟的网络环境中，信息只能以作为计算机语言的代码进行记录和存储，而这些代码的表现形式就是数据。因此，数据是信息的载体，是信息在网络环境中的存在形式，在计算机系统中离开数据，信息本身无法被记录和保存。其区别在于，数据只是信息的载体，其自身并非信息，而虚拟财产本质上是信息，但它与信息的区别在于它不仅需要以数据作为载体进行记录和存储，还需要以数字化的方式呈现出来。因此，又可以说虚拟财产是计算机系统中，以数据的形式记录、存储并以数字化形式呈现的信息。
2.虚拟财产不同于无体物。在民法史上，无体物曾一度被明确排除在物权客体之外。究其原因，一方面在于在当时的社会条件下人类的生产力水平尚不能够对作为无体物的自然力进行有效地支配，甚至在当时的科技条件下诸如无线电频谱等无体物尚未被人类所发现、利用；另一方面，在那个时代，自然环境能够给人类提供的有体物资源十分丰富，各种自然力的使用不成规模，在人们的观念之中这些自然力并未取得与有体物等量齐观的地位，其稀缺性尚未体现。因此，无论是在对物的范围界定的极为宽泛的罗马法中，还是在同样用财产来表达物的概念的《法国民法典》和《意大利民法典》中，无体物均未被承认为物权的客体。到《德国民法典》时，立法者甚至规定民法所称的物仅为有体物，进而明确将无体物排除在物权的客体之外。〔18 〕伴随着科技进步带来的生产力的提升，人类所能够控制和支配的自然力越来越多，其发挥的经济效用也越来越明显。在此种情况下，人们对物的观念有了新的理解，无体物开始取得和有体物同等的地位，无体物作为物权客体的观念开始得到学理的认可，〔19 〕并被一些国家的立法所接纳。〔20 〕
有学者正是据此认为，作为物权客体的物是随着科技的进步和人类观念的革新而不断扩张的概念，因此可以通过扩张无体物的范围将虚拟财产纳入到无体物的范畴之中进而确立起物权客体的地位。〔21 〕不过在笔者看来，虚拟财产和作为物权客体的无体物之间存在着根本的区别。首先，和虚拟财产一样，电力、光波、无线电频谱等虽然也不具有固定的形体，但它们却只能存储在真实的物理空间之中，而无法像虚拟财产一样存储于虚拟空间之中。和无体物占据的真实空间不同，虚拟财产存储并不占据真实的物理空间，占据真实空间的是存储数据代码的各种存储设备而非虚拟财产自身。其次，作为物权客体的无体物的存储无需转换为异质的媒介而是直接存储于物理空间之中，而虚拟财产必须转化为数据代码进行存储，数据代码和虚拟财产本身是异质的存在。再次，无体物是物质世界里真实的存在，不管其呈现的形态如何都必须以物质世界中此类物质的存在和存续为前提，无体物的存在形态和其自身具有存在上的同一性和同时性。而虚拟财产只不过是对现实世界或想像中物品的模拟，它的存在不以现实世界和想象中原型物的存在和存续为前提。正如有学者所说的那样，虚拟财产和无体物分属于信息（或媒介）和能量（或物质）的范畴，〔22 〕存在根本的差异。
3.虚拟财产不同于数字化财产。所谓数字化财产是指物质形态的财产的数字化存在形态，它只不过是物质形态的财产的另一种存在方式，而非物质形态财产之外的另外一种独立财产类型。数字化财产用电子化的方式来替代物质形态财产的全部或部分功能，因此它仅具有功能上的替代性。从特征上看，数字化财产因为具有数字化的呈现方式和依靠网络实现其功能的特征，因而与虚拟财产具有一定的相似性，但两者却存在本质的不同。最典型的数字化财产是电子货币。所谓电子货币是指货币形态的电子化存在，它能够替代物质形态的货币进行支付结算，〔23 〕与物质形态的货币是一种对应关系，物质形态货币的增加或减少，账户中的电子货币数量会发生等量的增减。虚拟财产则不一样，它与物质形态的财产不存在一一对应的关系，它本身并非物质形态财产的另外一种存在形态，而是一种独立于物质形态财产的虚拟的、客观的存在，其不以物质形态的财产的存在和存续为前提。电子货币和它对应的货币的物质形态都存在于现实世界之中，而虚拟财产却只存在于虚拟的网络空间内。因此有学者正确地指出：“电子货币也有数字化的表现形式，作为支付手段也可以通过网络实现支付功能，但电子货币必须以现实货币为基础，不具有独立于现实货币的价值，因此不属于虚拟财产的范畴。” 〔24 〕
二、“物债二分”体系下虚拟财产和虚拟财产权法律属性判断的
物法思维及其省思
虚拟财产作为民事权利客体的定位已经取得了一定的理论共识 〔25 〕并被《民法总则》第127条所明文确认，存在争议的仅在于虚拟财产属于何种权利之客体。受虚拟财产术语中“财产”一词的误导以及大陆法系财产权体系“物债二分”体系的影响，既有关于虚拟财产和虚拟财产权法律属性的研究大多直接将虚拟财产作为一种财产权的客体置于“物债二分”的体系之下进行。这种研究进路的直接后果就是，在虚拟财产权法律属性的问题上出现了物权说和债权说的尖锐对立。不过通过对近几年相关文献的分析，笔者发现持债权说的学者越来越少，更多的时候债权说不过是在学者梳理有关虚拟财产权法律属性的代表性观点时被提及或被物权说作为一个“假想的敌人”。〔26 〕也因此，可以说目前关于虚拟财产和虚拟财产权法律属性的研究仍然是在“物债二分”的体系下展开，但存在着严重的物法思维倾向。从思维逻辑上看，持物权说的学者基本上秉持的是一种理论取向的体系思维的逻辑。他们试图将虚拟财产纳入物的范畴进而将既有的物权规则适用于虚拟财产之上并根据虚拟财产的特殊性对既有的物权规则作一些变通或作出特别规定。面对“物债二分”体系下虚拟财产和虚拟财产权法律属性的激烈争议，一些学者试图通过转化研究范式来化解或回避这一争议。这些研究范式的转换对于认清“物债二分”体系在解释虚拟财产和虚拟财产权法律属性方面的不足具有启发意义，但遗憾的是这些新的研究范式并未能够从根本上挣脱“物债二分”体系的藩篱。
（一）“物债二分”体系下的虚拟财产和虚拟财产权法律属性判断的物法思维
持物权说的学者或者认为虚拟财产在性质上属于物，因此在虚拟财产之上建立的权利自然属于物权；或者虽认为虚拟财产并非真正意义上的“物”，但基于其与物的相似性可以借助物权的立法技术将其纳入到物权法的调整范围，确立起虚拟财产权的物权属性。〔27 〕无论是哪一种观点，它们在论证方式上都是相同的，即通过列举并论证虚拟财产所具有的一系列特征来证明虚拟财产具有物权客体的属性。通过列举并证明某一事物（A）具备另一事物（B）的所有重要特征是证明前者在性质上属于后者最常用也是最有效的方法。但是这一论证能够成立需要两项前提条件：其一是对定义B的重要特征的完全列举；其二是论证A具有定义B所需的全部特征的证明过程不存在问题。不过在笔者看来，物权说在以上两点的论证中均恐难以成立。
根据持物权说的学者的归纳，虚拟财产的特征包括了独立性、排他性、虚拟性、稀缺性、有价值性、可交易性等。对比持其他学说学者所归纳的特征，可以发现持不同观点的学者在虚拟性、有价值性、稀缺性、可交易性方面并不存在争议，存在争议的仅在于虚拟财产是否具备了独立性和排他性的特征。持物权说的学者认为，虚拟财产的独立性应该理解为交易观念上的独立性，即“‘物’的独立性并非仅指物理意义上的独立，更重要的是是否有独立的价值和交换价值，能否成为独立的交易对象以及能否把交易部分标示出来”。〔28 〕而物权客体的排他性和直接支配性是相联系的，即某人支配某物即排除了他人支配之可能性。〔29 〕就虚拟财产而言，排他性指的是特定空间中的虚拟财产只能由一个用户所有，用户可以排除其他人拥有自己的财产。不过有学者从虚拟财产对运营商所提供的网络服务的依赖和虚拟财产作为信息本质所具有的可复制性出发对虚拟财产的独立性和排他性进行了质疑。如有学者指出“虚拟财产是以电磁记录的形式保存在特定运营商的服务器之上，权利人在行使其虚拟财产的权利内容时必须得到运营商的配合”，〔30 〕因此其独立性难以保证。还有学者认为，虚拟财产是以数据代码作为载体的，“基于数据的可复制性、可删除性和可传送性的特征，它不具有惟一性和排他性”。〔31 〕现实中，只要掌握了账号和密码，很多网络账户是可以实现同时在两个或两个以上的设备上进行登录和操作的。从这一点看，也并非所有的虚拟财产都具有排他性的特征。
从既有持物权说的学者的观点来看，将虚拟财产定性为物权客体的最主要目的是要将物权法的理论和法律规则用于虚拟财产的理论分析和纠纷解决之上。前者主要体现在将物权法理论上关于物的分类适用于虚拟财产，后者主要体现为在虚拟财产权的救济方式上适用物权的救济方式。但它并不能在虚拟财产之上构建起所有权、用益物权和担保物权的完整物权体系。即便是在虚拟财产的分类和虚拟财产权的救济方面，能否套用动产和不动产的分类以及是否可以适用物权的救济方式也颇值怀疑。
虚拟财产不适用动产和不动产的类型划分。有学者根据动产和不动产的物的类型划分将虚拟财产也划分为虚拟动产和虚拟不动产。〔32 〕物权法理论和实证法上将物划分为动产和不动产是为了对其适用不同的法律规则，但是将动产和不动产的类型划分套用到虚拟财产的类型划分之上并不能发挥相同的功能。动产和不动产在法律适用上主要存在以下差别：其一，在物权变动方式上，动产和不动产适用不同的物权变动规则。这一点在采取不同物权变动模式的大陆法系国家均是如此，登记是不动产物权变动的生效要件或对抗要件，而将交付作为动产物权变动的生效要件或对抗要件。其二，在诉讼法上，动产和不动产的划分对管辖法院的确定具有重要影响。一般而言，不动产物权纠纷的管轄权归属于不动产所在地的法院，而动产纠纷的管辖却比较灵活。〔33 〕其三，在国际私法上，动产和不动产的划分是选择准据法的一个连接点，不动产物权纠纷一般适用不动产所在地的法律，而动产物权纠纷的法律适用可由当事人协议选择。〔34 〕其四，在国际公法上，主权国家领土变动引起国家财产的继承时，国家动产和不动产的继承适用不同的原则。〔35 〕很显然，将动产和不动产的划分适用于虚拟财产并非出于法律适用方面的考虑，而仅仅是依据虚拟财产的存在形态与现实世界中的财产进行比较所做的一种类比，不具有法律适用上的价值。
虚拟财产权的救济难以全面适用物权的救济方式。在虚拟财产权的救济方式方面，物权说的一个重要理由就是现实中虚拟财产的侵权主要发生在网络用户和第三人之间，而债权的相对性原理限制了网络用户直接向第三人主张损害赔偿请求权，因而不利于对虚拟财产权人的保护。只有承认虚拟财产为物并赋予虚拟财产权人具有对世性效力的物权才能够很好地保护虚拟财产权人的权利。〔36 〕但是具有对世性的财产权并非只有物权一种，物权的对世性固然能够确保虚拟财产权人获得对侵害虚拟财产的第三人的请求权，但根据虚拟财产自身的特征，虚拟财产权的救济却难以全面地适用物权的救济方式。根据《物权法》第三章的规定，物权的保护方式包括确权请求权、占有返还请求权、排除妨害、消除危险、修理、重作、更换、恢复原状以及损害赔偿请求权等。比较《民法总则》第179条的规定可知，以上救济方式中仅确权请求权和占有返还请求权为物权特有的救济方式。而确权请求权是指在对虚拟财产的归属和内容上发生争议时请求法院予以确认的救济方式，就此而言它主要发生在用户和运营商之间。不过，此时确权的依据仍然是用户和运营商之间协议的约定和行业习惯，物权理论并不能提供直接判断虚拟财产归属的依据。第三人侵害用户的虚拟财产权都是通过无权限操作账户实现的，具体包括盗窃、破坏用户的虚拟财产，窥探、披露和删除用户的隐私信息，以及单纯地侵入他人网络账户三种情形。〔37 〕上述情形中，如果用户自身没有密码泄露的过失，对于用户的财产性损失和单纯的账户入侵，完全可以通过恢复数据和修改权限的方式实现救济，而数据的恢复和权限的修改均可直接向运营商主张，这也是运营商应该负担的安全保障义务。至于占有返还请求权所希望实现的效果，完全可以由运营商通过删除第三人账户中的数据而恢复用户的数据来实现。相对于原物返还请求权需要以原物的存在为前提而言，由运营商通过技术手段来实现对虚拟财产的救济完全可以不受此限制。因此，物权的救济方式在虚拟财产的救济上并非无所不能，而是存在诸多限制。
虚拟财产之上也不可能建立起完整的物权体系。从权利体系上看，物权包括了所有权、用益物权和担保物权。即便虚拟财产之上能够勉强地建立起所有权，但由于虚拟财产自身的特征，也难以在虚拟财产之上设定用益物权和担保物权。用益物权所支配的是标的物的使用价值，而虚拟财产使用价值的发挥依赖于运营商服务的持续提供，而这种服务的提供是以用户和运营商之间的服务合同为基础的，因此第三人很难实际上获得虚拟财产的使用价值，虚拟财产上也就不大可能设立用益物权。担保物权所支配的是标的物的交换价值，当债务人不能履行到期债务时担保物权人可将担保物进行变现并就其现金价值优先受偿。虚拟财产虽具有交换价值，但存在极大的不稳定性，随着游戏的换代升级，原有的虚拟财产的交换价值可能发生急剧的贬值甚至不再具有任何交换价值。而且，虚拟财产的交换价值与其使用价值一样，依赖于运营商的持续服务，一旦运营商停止服务，其交换价值也就不复存在。因此很难想象有债权人愿意接受以虚拟财产作为标的的担保。
在“物债二分”体系下，将虚拟财产定性为物权客体的物进而得出虚拟财产权是物权是物权说的基本逻辑。这种逻辑可称之为物法思维逻辑。持物权说的学者必首先论证虚拟财产具备物的基本特征，然后将物法理论和物权法规则关于物的类型划分、物权的救济方式适用于虚拟财产进而将虚拟财产的民法调整纳入物权法的范畴。因此，物权说成立与否的关键即在于虚拟财产是否属于物或者是否可以对物的定义进行变通使其涵盖虚拟财产。遗憾的是笔者发现，虚拟财产与作为物权客体的物具有本质的区别，强硬地将虚拟财产塞入物的范畴只能对物的概念作削足适履的改变。而且，即便如此，在将虚拟财产纳入到物的范畴之后，再将既有的物法规则适用于虚拟财产时又不得不设置种种例外或对虚拟财产的某些特性予以限制。这种对物和物法规则以及虚拟财产作双向改变的事实本身就意味着虚拟财产与作为物权客体的物是异质的存在，其相似性无法达到使得法律对其作同等评价的程度。
（二）既有研究对“物债二分”研究路径的反思及其局限性
将虚拟财产和虚拟财产权法律属性的研究置于“物债二分”体系之中并在物权和债权之间作非此即彼的选择已经引起了一些学者的反思。如申晨认为既有关于虚拟财产和虚拟财产权法律属性的争议在本质上都是权利研究范式的产物，但权利研究范式在这一问题的研究上存在着“客体”依赖、省略逻辑前提和难以描述复杂交互关系的缺陷。他主张在虚拟财产相关问题的研究上，从权利研究范式转向关系范式。具体而言，即通过对虚拟财产民事纠纷进行类型化处理，将其归纳为无权限的系统操纵、虚拟财产交易和虚拟财产继承三类纠纷，并通过每一类纠纷当事人之间的具体法律关系的性质，在合同法、侵权法和继承法中选择裁判规则。〔38 〕许可也主张应该放弃预设虚拟财产和虚拟财产权本质的本质论转向不对法律属性作预判的后果论，先对虚拟财产纠纷进行类型化处理，然后再用法经济学思维去检验物权模式和债权模式在每一类纠纷解决中的实际效果，进而为虚拟财产和虚拟财产权的法律属性的判断提供一个法效果上的依据。〔39 〕刘明主张将网络用户、运营商和第三人三方之间的法律关系作内外两个层面的界分，進而将虚拟财产权法律属性的判断分别置于内部法律关系层面和外部法律关系层面进行考量。在其看来，虚拟财产权具有在内部法律关系层面的相对性债权属性和外部关系层面的绝对性财产权属性的“一权两制”的构造。〔40 〕王竹认为不同类型的虚拟财产可能因自身的特征而归属于不同的权利客体。其中计算机文件、信息空间、网络集合物等属于物权的客体，相应的权利人对这些虚拟财产享有的权利在性质上属于物权；而网络游戏中的虚拟财产、虚拟社区中的虚拟财产、网络通讯系统中的虚拟财产无法纳入物权客体的范畴，只能属于债权的客体。〔41 〕此外，新型权利说主张虚拟财产权“既不是现行法上的物权，也不属于债权，更不属于知识产权，而是属于以虚拟财产为客体并依托于网络的一种全新的财产权”，〔42 〕是一种物权和债权融合的新型财产权 〔43 〕的观点也可以看作是对“物债二分”研究路径的反思。
在笔者看来，这些观点在一定程度上都可以看作是对在“物债二分”体系下定位虚拟财产和虚拟财产权法律属性研究路径的反思，进一步展示了“物债二分”财产权体系在解决虚拟财产和虚拟财产权法律属性方面存在的不足，对于开启新的研究范式具有启发意义。但是，前述观点自身仍然存在不少值得商榷之处，而且其中大部分观点仍旧未能从根本上摆脱“物债二分”体系的路径依赖，它只不过是被隐藏了起来或以其他形式继续存在。
从权利范式向关系范式的转变看似巧妙地回避了虚拟财产和虚拟财产权概念界定和法律属性判断的难题。因为在关系范式下，虚拟财产的相关规则表述，将在关系框架而非权利框架下展开，规则之间特征的区分所依赖的也不再是“客体”而是“条件—后果”模式下“条件”这一要素。如此一来，无论是虚拟财产权的法律属性的判断还是虚拟财产自身概念的界定都将变得多余，甚至连虚拟财产这一术语也变得没有必要。〔44 〕但在笔者看来，即便是在关系范式的框架下展开虚拟财产权的规则建构，有关虚拟财产和虚拟财产权的性质判断仍然是一个不能回避也没办法回避的根本性问题。从权利范式转向关系范式，看似不再纠结于法律属性的判断，但事实上这一根本性问题在关系范式之中仍然存在。所不同的是，在权利范式中，虚拟财产法律属性的判断是虚拟财产权规则体系建构的原点，而在关系范式中，有关虚拟财产法律属性的判断被转移到了每一种纠纷类型体现的具体的法律关系中。以申晨所举的三种法律关系为例，无论是合同关系、侵权法律关系还是继承法律关系，有关虚拟财产法律属性的判断仍旧必须回答。如在无权限操纵系统纠纷案类型中，在第三人无权限操纵用户账号导致用户财产损失、人格利益损失和账号被非法入侵的侵权关系中，最终不管行为被归入何种侵权类型，但受害人要获得救济必须证明侵权行为导致的损害是属于《侵权责任法》所保护的绝对权利或利益。因此，当论者将相关侵权归入财产侵权或人格侵权时，已经不自觉地预设了虚拟财产属于财产权或人格权的客体。此外在虚拟财产交易和虚拟财产继承两种纠纷类型中，有关虚拟财产的法律属性仍然在选择法律适用时就被预设了，其分析思路与前述侵权纠纷大致相同，笔者在此不再展开。
从本质论转向效果论的研究范式只不过是一种论证方式的转换，即不是通过预设虚拟财产权的法律属性然后去进行逻辑证成，而是将可能接纳虚拟财产权的权利规则适用于不同类型的虚拟财产纠纷然后分别检视其法律效果，并最终通过法律效果的优劣来确定虚拟财产权的体系归属。理论上讲，这种论证方式的转换可能使得虚拟财产和虚拟财产权法律属性的判断摆脱“物债二分”的体系束缚。因为既不预设权利属性，那虚拟财产权的权利属性便存在着多种可能而不限于物权和债权。毕竟，财产权体系的“物债二分”只是财产权体系主体，它并未涵盖财产权的全部。不过遗憾的是，论者一开始就将虚拟财产权的法律属性限制在了物权和债权这两种财产权之中，自然也就无法摆脱“物债二分”的体系束缚。
将虚拟财产权纠纷所涉及的三方主体的法律关系区分为内部关系和外部关系，进而将虚拟财产权属性的判断问题分别置于内外法律关系中进行判断，并最终得出虚拟财产权在内部关系层面具有债权属性，而在外部关系层面具有物权属性的观点也存在问题。论者一方面强调虚拟财产权是由内部关系层面的相对性债权和外部关系层面的绝对性财产权构成的权利束，〔45 〕另一方面又宣称其解释框架是“一权两制”，〔46 〕两者之间便存在着逻辑上的矛盾。虚拟财产权既是相对性债权和绝对性财产权构成的权利束，那便是两种权利的集合而不是一种单一的权利。而所谓的“一权两制”本质上讲仍然是一种权利而非两种权利。因此，权利束的定位和“一权两制”的定位之间存在逻辑矛盾。事实上，虚拟财产在内部关系层面的相对性和外部关系层面的绝对性并未导致虚拟财产权自身变成了两种独立的权利，它只不过是同一种权利在不同法律关系中不同效力的表现而已。这种现象并非虚拟财产权所独有，身份权也存在着同样的现象。身份权在身份关系之外具有绝对权的性质，在身份关系之内则具有相对权的性质。〔47 〕所谓的“一权两制”所要表达的也正是这个意思，即虚拟财产权在不同的法律关系中存在着不同的效力。
根据虚拟财产的类型来分别判断其属于物权客体抑或债权客体的观点仍然是在“物债二分”体系下的延续。所不同的是，在其看来虚拟财产本身并不具有统一的法律属性，而是根据其类型的不同可能分别属于物权的客体或合同债权的客体。但同一个虚拟财产只能属于一项权利的客体，其上也只能存在一种权利形态。主张虚拟财产为新兴权利客体的观点因为拒绝将虚拟财产纳入任何既有权利的客体范畴，因而不仅超越了“物债二分”体系的束缚，同时也突破了既有的财产权体系。但遗憾的是，该说并未明确指出虚拟财产属于何种新型权利之客体，也未提出其法律规则建构或法律适用的具体设想。
三、超越“物债二分”的体系束缚：虚拟财产的多元权利客体属性
“物债二分”的财产权体系并非一个周延的财产权体系，它只是大陆法系财产权体系的骨架但并不能够涵盖全部的财产权，在物权和债权之外还存在着其他形式的财产权类型。而且，正如前文所提到的“虚拟财产”并非一个精准的法律术语，“财产”在此只相当于“物品”，指的是信息的数字化表现形式。因此，直接将虚拟财产和虚拟财产权法律属性的判断置于“物债二分”的体系之下，不仅可能遮蔽了虚拟财产属于其他财产权利客体的可能，也遮蔽了虚拟财产之上可能存在的复杂权利结构。
（一）《民法总则》历次草案关于虚拟财产法律属性的定位
实际上，《民法总则》第127条在“民事权利”一章中的体系位置也为虚拟财产作为多种权利客体的论断提供了解释上的空间。对于《民法总则》第127条规定的虚拟财产的性质，多数学者认为该条确立了虚拟财产民事权利客体的地位，但具体属于何种权利之客体立法并未明示，理论上也存在不同的解读。
有学者从《民法总则》历次草案到《民法总则》文本变迁出发，得出了虚拟财产属于物权客体的结论。〔48 〕从历次草案的文本内容看，草案中最早出现“虚拟财产”这一概念的是《民法总则（草案征求意见稿）》修改稿的第102条，该条规定：“物包括动产和不动产。法律规定具体权利或者网络虚拟财产作为物权客体的，依照其规定。”草案中的这种规定方式一直延续到《民法总则（草案）》第一次审议稿。应该说征求意见稿的修改稿和草案的一审稿关于虚拟财产的定位很明确，就是将其作为物权的客体对待。不过也应当注意，在条文的表述上，两者都采用了“法律规定虚拟财产为物权客体的，依照其规定”的表述，也就是说虚拟财产并不当然地属于物权客体，而是只有法律明确规定为物权客体的虚拟财产才能取得物權客体的资格。可以说，此时立法者在虚拟财产成为物权客体时采取了一种“物权客体法定”的立法模式，即由立法者来决定哪些虚拟财产能够成为物权的客体。另外，这一规定虽然明确了虚拟财产的物权客体属性，但同时也明确了虚拟财产不属于物，是物之外的物权客体。这种规定到了草案一审稿的修改稿中发生了变化，一审稿的修改稿将网络虚拟财产的规定移入到该草案第102条中，形成了“民事主体对收入、储蓄、房屋、生活用品、生产工具、投资、网络虚拟财产等享有的财产权利受法律保护”的规定。在这一规定中，虚拟财产的条文的位置和内容均发生了变化，但其作为物权客体的法律定位仍然没有发生变化。因为这一条文在立法表达上实际上是综合了《物权法》第64条和第65条的内容，将《物权法》中这两条关于物权客体的列举置于一个条文之中并增加了网络虚拟财产。
不过草案的上述规定在二审稿时发生了重大变化：一审稿通过合并《物权法》第64条、第65条物权客体并增加网络虚拟财产权的条文表述被放弃，同时立法者将原本置于知识产权客体中的数据从该条中移除并与网络虚拟财产一起单独设置了一个条文，即二审稿的第124条“法律对数据、网络虚拟财产的保护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这一条文表述最终在三审稿中被保留下来并成为了《民法总则》的第127条。这意味着最终通过的《民法总则》放弃了之前将虚拟财产作为物权客体进行规定的打算。虚拟财产在草案中的出现到最终成为正式文本中的实证法术语，无论是从虚拟财产术语所处的文本位置还是条文的内容来看，都表明在虚拟财产的法律属性上立法者并未形成立法确信，至于二审稿之前的文本将虚拟财产规定为物权客体的做法也只能成为探寻立法意图转变的一种立法资料，而不能成为判断第127条中网络虚拟财产法律属性的解释依据。有关虚拟财产在《民法总则》中的法律属性还应结合相关理论和第127条在“民事权利”一章中的体系位置进行解释。
（二）《民法总则》第127条的体系定位与虚拟财产多元权利客体的法律属性
《民法总则》延续了《民法通则》将民事权利进行作为一章予以单独规定，这既是对立法传统的尊重，也是对民法作为权利法的回应。相较于《民法通则》，《民法总则》对事权利的规定有了较大的进步和创新，其中第127条关于数据和网络虚拟财产的规定即为著例。〔49 〕从第五章条文的结构和内容来看，第109条到第112条是有关人身权利的规定，第113条到第125条是有关财产权的规定，第126条是关于民事权利的一般条款，第128条是对特殊主体民事权利保护的特殊规定，第129条是关于民事权利取得方式的规定，第130条到第132条是关于民事权利行使的规定。在结构上，第127条位于各类民事权利的列举之后，民事权利的保护、取得和行使规定之前，因此仅从其所处的文本位置并不能够推导出网络虚拟财产的法律属性。鉴于第109—125条已经对法定的人身权和财产权进行了列举，第126条又以一般条款的形式对明示的法定权利以外的民事权益进行了兜底规定，因此可以认为《民法总则》有关权利类型的建构在第109条到第126条已经完成。位于第126条以后的条款即便规定了权利在解释上也只能将其放置在第126条之前的法定人身、财产权利或者其他民事权利和利益的一般条款之中，而不可能构成一项新的法定权利。《民法总则》在规定民事权利的模式上融合了直接明示权利和通过规定权利客体的方式间接规定权利两种权利立法模式，其中第127条就属于以规定客体的方式间接规定权利的情形。因此，第127条规定的将数据和网络虚拟财产规定为民事权利的客体也只能是第109条到第126条之间某类权利的客体。这也提示我们，在理论上数据和网络虚拟财产可能是任何一种民事权利的客体。
（三）虚拟财产作为多元权利客体定位的理论证成
虚拟财产在本质上是由数据代码记录并存储的以数字化形式表现的信息，数据代码只是信息在计算机系统中的载体，虚拟财产本身的属性并非根据数据来确定而是由数据所记录的信息内容来确定。在相同的数据形式下，显示的信息内容不同会导致不同的性质判断。〔50 〕也就是说，同一数据代码所记录的信息可能包含多种不同性质的内容，这些内容可能分别对应着不同的权利。当信息的不同内容被同一数据代码记录并以数字化的方式呈现为虚拟财产时，虚拟财产在客观上也就成为了不同信息内容的载体，也因此才有学者提出虚拟财产事实上并非具体权利的客体类型，而是权利客体的存在形式。此时同一个虚拟财产之上便可能存在多个权利。例如，一个由用户精心设计独特造型并记载了用户隐私的虚拟日记本，就可能同时成为知识产权和隐私权的客体。行为人通过篡改代码导致该虚拟日记本损毁可能构成权利人知识产权的侵害，行为人通过获取代码将日记内容公之于众则可能侵害了权利人的隐私权。当虚拟财产被侵害时，法官需要根据个案中被侵害的法益来判断被侵害的虚拟财产属于何种权利之客体进而选择相应的裁判规范。
客体的存在就是为了界定权利的，〔51 〕每一个权利客体都必然对应着一种权利；但是不同的权利却可能在客体之上发生重叠，严格来讲这并非客体的重合，作为权利对象的客体之载体（或曰标的）的重合。在权利客体和权利对象的关系上尽管理论上存在着同一说、分层说、混同分别说和分别说等多种学说，〔52 〕但更多的时候权利客体和权利对象仍旧被视为同一个概念。有学者认为，导致权利客体和权利对象难以区分的原因在法学对权利客体的界定上照搬了哲学上客体的概念。但哲学上的客体和民事权利客体之间存在本质区别：哲学上的客体反应的是人与自然的关系，而权利客体反应的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哲学上的客体相当于权利对象，是一个相对具体的范畴，表现为物、行为、信息等，而权利的客体是一个抽象的范畴，是法律保护的各类利益。〔53 〕
笔者以为这种区分虽不乏深刻，但也存在过分夸大哲学上客体和权利客体的差异而忽略两者的联系的嫌疑。实际上，哲学上的客体和法学上权利的客体确实反应的是不同的关系，但是这两种关系并非存在于同一领域之中的两种不同关系，因此并不存在相互排斥的问题。事实上，哲学上客体所反应的人与自然的关系投影在法律世界就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因为哲学上人与自然的关系在法律上只能存在于具体的法律关系之中，而法律关系是主体之间的关系而非主体与客体之间的关系。从这个意义上讲，权利的客体只不过是哲学上客体在具体法律关系中的投影罢了，并不存在指向上的区别。而且，将权利的客体界定为抽象的利益，实际上就使得客体丧失了作为权利界定工具的功能定位。〔54 〕通过客体界定权利，不仅能够在一般层面界定此种权利和彼种权利，还能够在具体的个案中界定同类型权利的此权利和彼权利，而一旦将抽象的利益界定为权利的客体，这样的功能将大打折扣。权利客体能够界定权利，就必然不是抽象的，而必须是具体和特定的，这也是为什么在描述权利客体特征时一般都将特定性作为权利客体的一个特征。正因为权利的客体是具体而特定的，所以权利客体和权利的对象才变得难以区分。事实上，权利具有层次性，而权利的层次性又决定了界定权利客体的层次性，在不同的层次上权利客体和权利对象之间的关系也就存在差异。整体上讲，权利的客体和权利的对象可以从权利的发生层面和权利的实现层面得到区分，但就位于第一层次的权利而言，在发生层面作为权利设定基礎的客体和在行使层面作为权利行使对象的标的在客观上是重合的，这种区分便没有了法律上的实益。〔55 〕
而所谓的第一层次的权利，是指那些只处于消极的法律关系中，仅仅通过权利人自由意志的行使即可以实现的权利。〔56 〕在既有关于虚拟财产权法律属性的多种观点中，除债权说以外，其他关于虚拟财产权法律属性的诸学说本质上都可以被归入第一层次的权利。而债权说的主要理由在于，虚拟财产的产生是基于用户和网络运营商之间的合同关系，而用户对虚拟财产所享有的权利不过是合同中运营商对用户负担的给付。〔57 〕不过正如其批评者指出的那样，债权说最大的弱点在于它将产生虚拟财产的基础法律关系的客体与虚拟财产混为一谈，而且根据《民法总则》第118条的规定，债权的客体是民事主体的行为，而不是任何形式的客观存在。〔58 〕虚拟财产虽然是非真实的虚拟存在，但它却非主观而是客观的存在，它是基础法律关系当事人行为支配的对象而非行为本身。因此，虚拟财产权作为第一层次的权利的判断是成立的，也因此有关虚拟财产权客体和对象的区分没有实际意义。
在主张区分权利客体和权利对象的学者看来“没有任何两个客体完全相同的权利，但可以有两个对象相同的权利”。〔59 〕这一论断对于作为第一层次的权利而言便意味着存在多个权利共享一个客体是可能的。虚拟财产作为多元权利客体的定位是由其本质的信息属性所决定的。虚拟财产在本质上是由数据代码记录、存储并以数字化形式呈现的信息，其法律属性取决于信息的内容，而用一数据代码记录的信息可能包含了不同的内容，这些不同的内容分别对应着不同的权利。至于个案中，虚拟财产权遭受侵害需要根据何种权利进行救济，就必须看侵害虚拟财产的行为是通过侵害虚拟财产作为多元权利客体的哪一个或哪几个权利的客体所导致的。虚拟财产的多元权利客体属性，也就意味着虚拟财产权不再是一个单一的权利，而是存在于虚拟财产之上权利结构的总称。它并不具有单一权利的品性，而是由不同权利主体的不同权利构成的权利束。
作者：瞿灵敏
摘要：“公共财产”是我国宪法在确立基本经济制度时的核心概念。基于对新中国财产制宪的历史考察，我国宪法中的“公共财产”概念注重表达的是财产的公共服务功能，而并非财产的权利归属。因而“公共财产”是指国有和集体财产中的服务于公共利益的部分，而并非国有和集体财产的全部。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所经营管理的财产，不应纳入公共财产的范围并享有优先保护的地位。
关键词：宪法原则;公共财产;国有财产;集体财产;公共职能
一、问题的提出
“社会主义的公共财产神圣不可侵犯”是我国宪法在经济发展与财产保护方面确立的一项基本原则。但长期以来，人们对这一宪法原则的理解仍停留在教科书式的理论解读层面。尤其是对作为核心要素的“公共财产”概念缺乏细致深入的研究。直到2005年，这一现象才有所改观。
是年8月，有学者针对全国人大法工委公布的《物权法》草案未明确“社会主义的公共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的宪法原则，并倡导公私物权平等保护的理念，而提出草案违宪的指控。此后，《物权法》草案违宪论的支持者与反对者针对“公共财产”的概念解释问题展开争论。大体而言，违宪论的支持者认为现行宪法中“公共财产”的内涵与外延与“国家的和集体的财产”完全重合;[1]而反对者则以“国家的和集体的财产”与“公共财产”完全一致仅限于公法领域为出发点，主张在物权保护的私法领域，公私财产拥有完全平等的法律地位，宣称“‘国家财产神圣不可侵犯’不写入物权法”具有充分的正当性与合宪性。[2]
有学者将这场学术争论概括为“手段的正当性”与“目的的正当性”之间的对峙。[3]言外之意，草案违宪论的支持者因为得到了现行宪法第12条的规范性支持，而获得了“手段的正当性”;而公私财产平等保护理念则因难以通过合宪性审查的“宪法之门”而必将被抛弃。尽管嗣后物权立法的实际结果似乎印证了该学者的预期：最终通过的《物权法》以“保障一切市场主体的平等法律地位和发展权利”的宪法表述和“国家、集体、私人的物权和其他权利人的物权受法律保护”所谓“一体保护”的技术规则，回避了公私物权的平等保护问题。但在笔者看来，将违宪论的正当性归结于宪法的规范性支持，并不符合我国公共财产制宪的理论逻辑。正如当时国外媒体所评价的，违宪论之所以能占据上风，更多地是基于其在意识形态上的优势地位。实际上，就其分析思路而言，违宪论者对“公共财产”概念的解释，眼光只停留在现行宪法第12条的字面表达上，而无视这一条款形成的历史背景和价值基础，即仅仅关注宪法条文的字面含义，而不注重探寻制宪者的本来意图。仅就其所采用的宪法解释所应极力避免的思路和方法，[4]就足以判断违宪论者对相关宪法条款的解释难以做到准确与全面，更有可能是偏离与悖逆。
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存在这样的历史事实和思想共识，即包括公共财产条款在内的现行宪法的诸多条文都是在吸收和借鉴此前的多部宪法相关条款的条文表达和规范体例的基础上制定而成。由此，对我国宪法中公共财产条款的基本内涵，需要结合其形成与演变的历史过程，才能获得准确的理解。另一方面，作为社会主义宪法区别于资本主义宪法的标志性内容，[5]201“社会主义的公共财产神圣不可侵犯”原则应当具有超越不同社会发展阶段和社会经济体制的共同性内涵。这意味着，对现行宪法公共财产条款的理论解读，历史分析是其中应当受到重视的一种视角和方法。有鉴于此，本文以建国以来的宪法性文献为分析对象，对该文献所使用的“公共财产”相关概念和制度设置及其历史背景进行分析，进而梳理新中国宪法中公共财产概念演变的基本逻辑，揭示“公共财产”概念的完整内涵和外延。
二、新中国公共财产概念演变的历史考察
在新中国制宪史上，“公共财产”概念的使用，最早可追溯到1948年8月华北临时人民代表大会通过的《华北人民政府施政方针》。该宪法文件在确认新解放区和新解放城市的财产没收政策时规定：“没收敌方的公共财产，没收蒋、宋、孔、陈四大家族和其他首要战犯的财产，没收真正属于官僚资本的工厂、商店等一切企业，归新民主主义国家所有。”[6]结合上下行文，不难发现，此处“敌方的公共财产”与四大家族和其他首要战犯的私人财产、官僚资本相对，而所谓官僚资本主要是指“由国民党中央政府、省政府、县市政府经营的企业和国民党大官僚分子所经营的企业”，[7]这意味着，“敌方的公共财产”就是指与国民党政府所控制的经营性财产和私人财产相对的那些用以满足公共利益需要的财产。或者说，“公共财产”概念所表达的重心在于其功能的公共服务特质，而不是私有或国有财产的满足私人或国家等特定主体利益需要的私人性。
1949年9月通过的《共同纲领》从两个角度对公共财产做了更为具体的规定，一是在“总纲”将保护“国家的公共财产”、“合作社的财产”、“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经济利益及其私有财产”(第3条)设为新中国基本经济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并将“爱护公共财产”(第8条)确认为国民的基本义务;二是在“经济政策”一章确认国营经济性质和地位时，宣布“凡属国有的资源和企业，均为全体人民的公共财产”(第28条)。[8]70-72从这三个条文的概念表达和行文逻辑看，首先，对公私财产的保护都是以发展经济而非保障权利为出发点，这表明新中国对公共财产的保护注重的是其经济效能的发挥。尤其值得关注的在于，这种规范体例多为以后的公共财产制宪运动所继承。以后的多部宪法对“公共财产”的核心条款都设于经济制度的相关章节。其次，第28条在“公共财产”冠以“全体人民”的修饰语，表明全体人民的公共财产并非限于“国有的资源和企业”，还包括其他财产，比如社会团体的财产及其他社会公益性组织的财产。[9]最后也是最重要的，根据第3条各类财产的排列顺序及其逻辑关系和第28条的规定，完全可以将“国家的公共财产”解释为国有财产，但“国家的公共财产”包含了比“国家的财产”更多的内涵。这个内涵就是国有财产所蕴含的满足人民群众生产与生活需要的公共功能，即作为“人民共和国发展生产、繁荣经济的主要物质基础和整个社会经济的领导力量”(第28条)。总之，《共同纲领》所确认的“公共财产”概念内涵的重心在于其服务公共利益的公共性而非满足权利主体个人需要的私人性;或者说，公共财产的本质特征在于作为满足公共利益需要的物质实体，而不是特定主体所有权的客体。
1954年9月20日第一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以下简称“1954年宪法”)涉及公共财产保护的条款有二，一是第58条，将“保护公共财产”设定为地方各级人大的基本职责;二是第101条，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共财产神圣不可侵犯”，将“爱护和保卫公共财产”设为公民的基本义务。[8]81-83
与《共同纲领》相比，1954年宪法的公共财产保障条款具有两个显著特点：一是公共财产优先保护的宪法地位得到明文确认。宪法首次使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共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的表述方式，确认了公共财产在保护上对私有财产优越权的合宪性。具体就法律实践层面，按照宪法制定后不久(1954年9月30日)“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实际情况的需要”而制定的《刑法指导原则》(第38-40条、63-67条)的规定，侵犯公共财产的犯罪处刑要重于侵犯公民财产的犯罪。[10]179-186二是进一步明确公共财产的具体内涵和外延。一方面，宪法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共财产”替代《共同纲领》中“国家的公共财产”或“人民的公共财产”的表述，意味着公共财产的物质形态既非国有财产那么狭窄，亦非人民的财产那样宽泛。按照前述《刑法指导原则》(第37条)的规定，公共财产由“国家所有的财产”、“合作社所有的财产”、“公私合营企业的财产”、“人民团体所有的财产”、“国家管理、使用或者运输中的财产”构成。[10]179这意味着宪法所确认的公共财产的范围主要就是学者所宣称的“全民所有制的财产和集体所有制的财产”。[11]另一方面，1954年宪法之所以使用“公共财产”的表述，是要体现这种财产形式还有另一个也是根本的品质，即服务公共利益的特质。众所周知，1954年宪法是在参照前苏联1936年宪法和结合中国与国际经验的基础上制定而成。其中就公共利益保护而言，1954年宪法更多地考虑了中国经验并借鉴其他民主国家的制宪经验，这不仅表现在1954年宪法中强调维护公共利益的第13、14条是前苏联宪法所未设的，更明显的体现则在于1954年宪法用“公共财产”取代前苏联宪法中“公有财产”的概念表述。1936年苏联宪法第131条规定，“凡苏联公民必须视社会主义公有财产为苏维埃制度神圣不可侵犯的基础，祖国富强的源泉，全体劳动群众优裕文明生活的源泉而加以保护和巩固”，[12]1954年宪法第101条将这一表述改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共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爱护和保卫公共财产是每一个公民的义务”。从这一改造不难发现，新中国的制宪者并未简单地将财产的公有性视为优先保护的正当理由，而是试图将财产归属的公有性与服务功能的公共性共同作为公共财产的基本品质，即如当时学者所普遍理解的，国有财产和集体财产之所以成为公共财产，也是因为“这两种公共财产的存在与发展，是我国建设社会主义，消灭一切剥削现象、贫困现象和落后现象的可靠保证，也是我国人民逐步改善与提高物质文化生活水平的可靠保证”;[13]“每一个公民有义务爱护、保卫它，就是为了建成社会主义社会的共同利益。”[14]由此可见，1954年宪法之所以确认“公共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的理念和原则，根本的原因在于公共财产就是“国家和人民的根本利益”的体现。[15]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宪法第14条“国家禁止任何人利用私有财产破坏公共利益”与第101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共财产神圣不可侵犯”实际上是公共利益优先的宪法理念和原则在私产保护限制与公民义务设定两个不同层面的体现。
在新中国制宪史上，1975年宪法虽然在形式与内容上都存在较大的缺陷，但在公共财产保护问题上，较之于1954年宪法而言，却是一个难得的进步。这突出表现为该宪法将1954年宪法中置于“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一章中的“公共财产不可侵犯”条款提前到“总纲”一章，将其作为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基本原则;同时，适应1956年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我国所有制结构转变为全民所有制和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构成的所谓“一大二公”格局的现实，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共财产”改为“社会主义的公共财产”的表述。[8]85尽管“公共财产”的限定词发生了改变，但其基本内涵和外延并未发生实质变化;相反，1975年宪法的条文设计使“社会主义的公共财产”的概念更为明晰。宪法在宣布“社会主义的公共财产不可侵犯”的基本原则之后，第8条进一步规定，“国家保证社会主义经济的巩固和发展，禁止任何人利用任何手段，破坏社会主义经济和公共利益。”从行文逻辑角度不难发现，“公共财产不可侵犯”的目标价值在于“社会主义经济的巩固和发展”，公共财产保护成为社会主义经济发展和公共利益实现的制度内涵与实践要求。由此，“社会主义的公共财产”尽管仍然以全民所有的财产和集体所有的财产为其存在形态，但其核心内涵和宪政价值仍在于服务公共利益和建设社会主义，即作为“加速经济建设、国防建设和提高人民生活的物质保证”，和“坚持社会主义道路，保卫社会主义成果，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物质基础。[16]
1978年宪法大体沿用了1975年宪法的制宪思路，继续将“社会主义的公共财产不可侵犯”确认为国家经济制度的基本原则，将“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经济和社会主义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经济的巩固和发展”确认为公共财产保护的基本目标，用“社会经济秩序”、“国家经济计划”、“国家和集体的财产”和“公共利益”等表述，使公共财产的概念具体化(第8条);同时也恢复了1954年宪法的条文设置，将保护公共财产规定为地方人大的基本职责(第36条)和公民的基本义务(第57条)。[8]89
1982年宪法即现行宪法的公共财产条款是在对前三部宪法的相关条款进行嫁接的基础上形成的：继承了1954年宪法“公共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的表述与1975年宪法作为国家经济制度基本原则的规范地位;延续1954年宪法和1978年宪法的规范体例，将保护公共财产确认为公民的基本义务。但现行宪法的公共财产保护条款在条文表述上存在明显的言不尽意的缺陷。宪法(第12条)在宣布“社会主义的公共财产神圣不可侵犯”、“国家保护社会主义的公共财产”之后，规定“禁止任何组织或者个人用任何手段侵占或者破坏国家的和集体的财产”。如果将其与1975年宪法和1978年宪法相比，就会发现现行宪法用“国家的和集体的财产”的具体而单一的用语取代1975年宪法“社会主义经济和公共利益”、1978年宪法“社会经济秩序”、“国家和集体的财产”、“公共利益”等多个表述。或者说，相较于前两部宪法，现行宪法最大的改变是直接用“国家和集体的财产”概括“社会主义的公共财产”的权属形态，而省去了社会主义经济秩序和公共利益等服务目标表述。但服务目标表述的省却并不意味着现行宪法中“公共财产”概念内涵的改变，实际上，无论是计划经济时代的权威教材还是市场经济时期官方组织编写的教科书，都将“社会主义的公共财产”解释为维护“宪法和法律所确认的社会秩序”、“促进社会发展，提高人民的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的条件”，[17]301“巩固人民民主专政、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物质基础，是增加人民收入、提高广大人民的物质和文化生活水平的物质源泉，也是我国人民享有各项基本权利和自由的物质保证”。[18]可见，在主导观念中，人们继续将公共财产定位于满足公共利益需要的物质财富。或者说，现行宪法是用一种缺省表达的方式对社会主义公共财产的本质特征与外部表现作出规定：列举了“公共财产”的物质形态，而省却了其作为服务公共利益的本质内涵。
三、新中国公共财产概念演变的逻辑解读
基于对上述历史进程的考察，我们不难发现，新中国宪法或宪法性文献中所使用的“公共财产”概念的内涵定位与外在表现呈现以下两个特点：
第一，“公共财产”是“经济制度”或“经济政策”规范体系下的基本范畴。这意味着，新中国宪法文件中的“公共财产”不是权利客体意义上的概念，而是作为经济建设的基本要素成为宪法关键概念的;或者说，新中国制宪者是从促进经济发展或实现国家经济职能，而不是从保障国家或其他主体的财产利益的角度，确立公共财产保护机制的。究其原因，在于制宪者接受了这样的理论认识，即“财产是和一定的条件，首先是同以生产力和交往的发展程度为转移的经济条件相联系的，而这种经济条件必然会在政治上和法律上表现出来”。[19]或者说，财产关系首先的和根本的是一种经济关系，其次才是政治关系与法律关系。这意味着，作为国家根本大法，宪法的首要使命就在于确认和宣布各类宪法主体在财产占有上的地位，将作为生产关系总和的经济基础落实为具体的宪法关系。由此，在确认生产资料各类所有制的基础上，将国家、集体和公民对各类财产的所有权内容及其宪法地位予以明确规定，就成为任何一部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思想基础的宪法的默认内容。而新中国各部宪法所确认的“公共财产神圣不可侵犯”原则，就是对属于全体人民或特定集体经济组织的部分劳动者的财产，或代表全体人民根本利益的国家所占有的财产，在整个社会财产体系中所拥有的优先保护地位的宪法表达。也因此，“社会主义公共财产神圣不可侵犯”成为社会主义经济制度而不是权利保障的基本原则。
第二，“公共财产”的核心内涵在于其服务公共利益、满足公众需求的公共性特质。从1954年宪法开始，虽然在宣传手册或学者的普遍理解中，各部宪法所确认的“公共财产”的实物形态与国有财产和集体财产的总和大体一致，但其核心内涵却在于为“逐步提高全体劳动人民物质生活水平和文化生活水平”、确保“公民享有各项权利和自由”提供物质保证意义上的公共特质。这也是《共同纲领》使用“全体人民的公共财产”、1954年宪法使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共财产”和之后三部宪法使用“社会主义的公共财产”所要表达的真实内涵。至于这些宪法、宪法性文件所使用的诸如“国有的资源和企业”或“国家和集体的财产”，都不过是特定历史发展阶段公共财产的具体表现形式而已。或者说，就公共财产而言，其本质内涵在于其服务公共利益的特质，而财产属于国家所有或集体所有不过是其存在的权属形式。这意味着，如果具有服务公共利益的公共性特质，即便是其他主体的财产——如“有些私人捐献给公共使用的财产”[5]201或“用于扶贫和其他公益事业的社会捐助或者专项基金的财产”(刑法第91条第1款)——也应该属于公共财产的范围;甚至不妨进一步推导，某些即便属于“国家和集体的财产”，如果其不具有服务公共利益的宗旨和功能，就不应列为公共财产。
总之，新中国成立以来所制定的历部宪法或宪法性文献中，“公共财产”的核心内涵在于其存在意义和服务功能的公共性，而非物质形态和价值体现上的权属性。在这个意义上，“公共财产”并非“公有财产”的同义词，而是相对于私有财产和公有财产的社会性与公益性的物质财富。
四、“公共财产”与“公有财产”之间的逻辑与历史关联
根据上文的历史考察与逻辑分析，我们认为有必要对国有和集体财产与“公共财产”之间的历史与逻辑关系进行重新梳理。一方面，作为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的物质表现，国有和集体财产的本质特征与固有使命在于其为社会秩序的稳定、社会经济的发展、人们生活水平的提升和权利自由的实现提供物质保证，因而与“社会主义的公共财产”之间有着根本意义上的逻辑关联，进而享有作为“社会主义的公共财产”的神圣不可侵权的宪法地位，是我国根本制度的社会主义性质的应有之义。但另一方面，从财产管理和运行实际层面考察，处于不同管理主体和服务对象定位不同的国有财产，其服务公共利益的品质也有所不同。
大体而言，计划经济时代，国营企业的生产活动以全面完成国家计划为基本使命，企业自身成为政府的下属机构，其经营管理受政府机构的全面控制;集体企业的生产经营虽然主要是为了满足本集体经济组织的劳动者的生活需要，但也具有“满足社会全体劳动者的生活需要”的目的，因而也需要接受国家计划指导。[20]在这种政企不分、政企合一的管理模式下，国营企业和集体企业所管理的国有和集体财产与国家机关、事业单位或社会团体所占有的国有财产在服务公共利益的目标定位方面，并没有实质性差异，赋予其作为“社会主义的公共财产”的神圣不可侵犯的优越地位，是计划经济的必然要求。但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政企分开、两权分离的管理模式，使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获得了更大范围的经营自主权。1993年通过的第8、9条宪法修正案甚至取消了国有企业“服从国家的统一领导和全面完成国家计划”、集体经济组织“接受国家计划指导”的公共义务。这意味着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所经营管理的国有和集体财产有了更多的自利性，其在满足企业自身发展、提升职工福利方面的私利性考量比重不断加大;即便是国有和集体企业在确保国有和集体资产保值增值上的公共义务，也主要是通过《公司法》或城乡《集体所有制企业条例》所规定的分配利润、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机构或集体经济组织履行出资人权利等商法行为的方式予以实现。总之，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即如《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法》(第2条)、《乡村集体所有制企业条例》(第6、10条)、《城镇集体所有制企业条例》(第5、6条)以及1999年9月22日中共十五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所规定的，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已成为“依法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独立核算”的“法人实体和市场主体”，其所经营管理的国有财产和集体财产也演变成为一种满足企业及其出资人和职工私益需要的经营性财产，而非服务于公共利益的公共财产，这些财产就不再具有国家机关或事业单位所管理的国有和集体财产那样的满足公共利益需要的公共性。因此，国有和集体企业所经营管理的财产就不应列为公共财产的范围，也不应享有只属于“社会主义的公共财产”的相对于私有财产的优先保护权。只有这样理解，才合乎新中国公共财产制宪的内在逻辑，也合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运行的规律性要求和《决定》所确立的“促进各种所有制经济公平竞争和共同发展”的基本方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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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张亚茹】
作者：汪庆红
[摘要]“私有财产”概念是贯穿于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一根红线，通过对“私有财产”概念的分析，不仅有助于对《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解读，而且有助于理解1844年以后马克思思想的发展，并通过对私有财产本质的批判来论证通向共产主义社会的现实途径。
[关键词]马克思;私有财产概念;异化劳动;共产主义
[作者简介]谢文娟，华南师范大学政治与行政学院思想政治教育专业硕士研究生，广东广州5106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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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有财产、异化劳动与共产主义是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以下简称《手稿》)中三个最为重要的概念。自1932年《手稿》问世以来，研究者普遍把目光集中在异化劳动和共产主义两个概念之上，然而在对《手稿》的研读中，我们不难看出私有财产概念在整篇文章中的贯穿作用：马克思首先从资本主义社会“私有财产的事实”即当时的经济事实出发，得出资本主义经济活动的异化劳动逻辑，又用异化劳动逻辑透视私有财产的运动现象并力图把握私有财产在资本主义社会运动的实质，最后通过对私有财产的本质批判来论证通向共产主义社会的现实途径。
一、“私有财产”作为《手稿》的逻辑线索
综观《手稿》我们不难看出私有财产这个概念在整篇文章中的贯穿作用。《手稿》主要分为三个部分，分别是笔记本Ⅰ、Ⅱ和Ⅲ。
笔记本Ⅰ有四项内容，分别为工资、资本的利润、地租、异化劳动和私有财产。其中前三项内容为第一部分，这是根据国民经济学理论中商品价格的三个组成部分，而分三栏进行批判分析的，同时这三个部分也是三个基本阶级：工人阶级、资产阶级和地主阶级的收入来源和分配关系。通过对这三个问题的阐述，旨在指出与工资、利润和地租分离相对应的劳动、资本和土地三者分离对工人及资本家的意义，揭示私有财产的各组成部分的运动过程及其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的作用。第四项内容为第二部分，主要讲异化劳动与作为异化劳动结果的私有财产之间相互作用的关系。由于国民经济学没有向我们说明劳动和资本分离以及资本和土地分离的原因。所以马克思写作笔记本Ⅰ第二部分的目的就是我们现在必须弄清楚私有制，贪欲和劳动、资本、地产三者的分离之间，交换和竞争之间，人的价值和人的贬值之间，垄断和竞争等等之间，这全部异化和货币制度之间的本质联系。
笔记本Ⅱ原书共有43页，但现在只存有第XL(40)页至第XLⅢ(43)这4页，这4页的主要内容是阐述私有财产的关系，即作为劳动的私有财产的关系和作为资本的私有财产的关系，以及这两者表现的相互关系。
笔记本Ⅲ也是由几个不同部分组成的，第一部分内容是“对笔记本Ⅱ第XXXVI(36)页的补充”，主要论述了作为个人的主体的私有财产(劳动)和作为客体的私有财产(资本)的关系。通过它的标记，我们可以得知，笔记本Ⅱ在论证资本和劳动在私有财产中的关系之前，曾分别对私有财产主体本质和客体本质的内容，分别进行了系统的研究;第二部分内容主要论述了私有财产和共产主义的关系，阐明了共产主义是私有财产即人的自我异化的积极扬弃;第三部分是对黑格尔的辩证法和整个哲学的批判，既是马克思对黑格尔影响的进一步清算，又是马克思分析私有财产的产生与消亡(共产主义实现)过程的理论基础——他的劳动实践历史观;第四部分内容主要论述私有财产和需要、分工等的关系，阐明分工和交换是私有财产的形式，这一情况恰恰包含着双重证明：一方面人的生命为了本身的实现曾经需要私有财产;另一方面人的生命现在需要消灭私有财产。
通过以上对《手稿》的文本结构的分析，可以很明显地看出私有财产概念在其中占有的重要地位。然而，在《手稿》中与私有财产关系最密切的是“异化劳动”，那么异化劳动与私有财产的形成和发展到底有怎样的关系呢?
二、私有财产的起源及其与异化劳动的关系
在笔记本Ⅰ的第二部分中，对私有财产与异化劳动关系的阐述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论段中：(1)私有财产是外化劳动即工人对自然界和对自身的外在关系的产物、结果和必然后果。(2)私有财产只有发展到最后的、最高的阶段，它的这个秘密才重新暴露出来，就是说，私有财产一方面是外化劳动的产物，另一方面又是劳动借以外化的手段，是这一外化的实现。(3)异化劳动是私有财产的直接原因。因此，随着一方衰亡，另一方也必然衰亡。
在这些论段中，马克思明确地表明了私有财产是外化劳动或异化劳动的产物和结果。那外化劳动是否就是异化劳动呢?外化(EntauBerung)和异化(Enffremdung)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人类通过劳动(实践)把自己的本质力量对象化到自然中，外化到外界对象中，使他物打上人的烙印，这一过程便是外化劳动的过程，它的结果是劳动的外化，即劳动产品的获得。异化则是指主体在自身的发展过程中，由主体创造的客体却总是作为主体的对立面出现，成为一种外在的异己力量而反对主体本身。由此可见，劳动外化与异化不同，它不一定会失去对象，因为在自然条件下，一个劳动外化于对象以后，他的劳动产品仍属于他自身，因此说他的劳动也仍属于他自身。但是，随着人们劳动能力(生产力)的提高，外化劳动得到了更多的劳动产品，除了满足自身需要以外，出现了产品剩余，同时伴随着交换与分工，此时产生了一般意义上的私有财产。当通过暴力及其他手段，私有财产逐渐聚集在少数人手中时，这一部分人就具备了统治他人并占有他人劳动的力量。尤其到了资本主义社会，这些少数人不但占有了物质意义上的私有财产(资本)，同时也占有了他人的劳动，使劳动者不但与自己的劳动相异化，同时也与他自身及他的社会关系相异化，此时的外化劳动就成了真正意义上的异化劳动。异化劳动与私有财产交互作用、相互促进的关系，到了资本主义阶段变得最为明显，两者以越来越强大的力量，统治着劳动者，使劳动者遭受着严重的剥削与奴役。从这个意义上讲，马克思这里的外化劳动就等同于异化劳动。
同时，异化劳动是外化劳动发展的结果，由于它是人与人本质的脱离，是一部分人对另一部分人的劳动的剥夺，使其从产生之初就蕴含着否定其自身、扬弃其自身的力量。我们把私有财产的起源问题变为外化劳动对人类发展进程的关系问题，就已经为解决这一任务得到了许多东西。问题的这种新的提法本身就已包含问题的解决。因此，异化劳动的衰亡是历史不可避免的进程，私有财产作为异化劳动的结果，也将随着异化劳动的衰亡而衰亡。
但是，异化劳动、私有财产是不会自行消除的，社会从私有财产等等解放出来、从奴役制解放出来，是通过工人解放这种政治形式来表现的，这并不是因为这里涉及的仅仅是工人的解放，而是因为工人的解放还包含普遍的人的解放。也即
是说，工人解放，不仅解放着他与外界的自然联系，同时也解放着他与他自身、他与他人的社会关系，最终促成整个社会多方位的、全面的解放;而且要消除私有财产，解除异化劳动只有通过实现共产主义才能够到达。
三、私有财产的本质及所包含的关系
马克思在《手稿》中对私有财产的主体本质作出了明确的定义：私有财产的主体本质，作为自为地存在着的活动、作为主体、作为个人的私有财产，就是劳动。当然，这种劳动不是普通的劳动，而是外化的、异化的劳动。
然而，私有财产作为外化劳动的物质的、概括的表现，包含着这两种关系：工人对劳动、对自己的劳动产品和对非工人的关系，以及非工人对工人和工人的劳动产品的关系。这两种关系实际上表明了这样的事实：工人和工人的劳动产品都成了资本家(非工人)的私有财产，而这一切又都是通过工人的外化劳动实现的。异化劳动的现实发展一方面使工人成了单纯的劳动人的抽象存在，对自己而言，这种劳动人每天都可能由他的充实的无沦为绝对的无，沦为他的社会的从而也是现实的非存在。但对资本家而言，异化劳动的现实发展又使他的作为劳动的私有财产不断增加。另一方面，异化劳动使工人的劳动成为资本的人的活动的对象的生产，工人的生产对象没有了一切自然的和社会的规定性，只纯粹成了资本家的资本的运动。因此，作为劳动的私有财产关系和作为资本的私有财产关系构成了资本主义私有财产最根本的关系，两者的互相作用促成了私有财产运动、发展和灭亡，异化劳动导致私有财产的形成，私有财产的发展导致异化劳动的加剧。私有财产和异化劳动的相互作用是资本主义私有制内在的发展规律，而这一切都可以归结为私有财产中劳动和资本的相互关系。
劳动和资本是相互运动的，劳动是还没有获得自由的资本，获得行动自由的资本是劳动的必然发展。它们两者之间的关系是既统一又彼此对立，同时还与自身相对立的关系。劳动和资本的这种对立一达到极端，就必然是整个关系的顶点、最高阶段和灭亡，也是私有财产消失的阶段，是人类发展的必然阶段。
首先，二者直接的或间接的统一。起初，资本和劳动还是统一的;在资本主义发展的初级阶段，资本大部分来源于工人和小资本家的劳动，工人的劳动产品大部分被资本家无偿占有，表现为工业财富。后来，它们虽然分离和异化，却作为积极的条件而互相促进和互相推动。劳动促进了资本的增加，资本集中也促进了劳动生产力的发展。
其次，二者的对立。它们互相排斥;工人知道资本家是自己的非存在，反过来也是这样;每一方都力图剥夺另一方的存在。当资本扩张到一定程度，工人和资本家的界限尤其分明起来，工人认识到资本家对自己劳动的占有，开始反对资本家，而资本家也不得不从工人的劳动所得中抽出一小部分支付给工人劳动补偿，随着资本家对工人剥削的加剧，两者的矛盾变得尖锐起来，每一方都力图剥夺另一方的存在。
最后，二者各自同自身对立。资本=积累的劳动=劳动。作为这样的东西，资本分解为自身和自己的利息，而利息又分解为利息和利润。资本家的彻底牺牲。他沦为工人阶级，就像工人——但只是例外地——成为资本家一样。劳动是资本的要素，是资本的费用。因而，工资是资本的牺牲。随着生产力的发展，资本主义发展到后期，这个阶段的资本增值，不再仅靠粗犷的、原始的劳动积累，而更多地采取了自身增值的方式，即依靠利息与利润的获得，虽然利息和利润本质上也是工人的劳动，但他们此时却披上了合法的、合理的、伪装的外衣，使得所有的增值都看起来成为了资本自身的增值，工人的工资当然也成为了资本的一种牺牲。这种具有强力扩张性的资本，会造成资本进一步地积累在更少数人的手中，使一些小资本家也沦落成工人，资本与资本本身形成了对立。而工人为了获得微薄的工资，也不得不与其他的工人相竞争，劳动与劳动也就对立起来了。当这种对立运动达到了极致，当大部分工人之间相互竞争，被迫减少工资到不能满足自己生活需要，甚至失去劳动能力时，工人的反抗运动也就成为了不可避免的趋势。这种运动既是矛盾的结果，也是解决矛盾的途径。
四、私有财产积极扬弃的归宿——共产主义
马克思在《手稿》中主要分析了空想共产主义最初的几种形式：“粗陋的共产主义”、“还具有政治性质，是民主的或专制的共产主义”、“是废除国家的，但同时是还未完成的，总还是处于私有财产即人的异化的影响下的共产主义”。这几种空想共产主义，尽管形式不同，观点各异，但都有其共同特征，这就是它们都没有理解私有财产的积极的本质，都主张私有财产关系的“普遍化和完成”，即不是消灭私有财产的主体本质，而是把私有财产当作客体、物来对待，通过均分私有财产来反对个别的私有财产，使人人都成为私有者。
与此相对应，马克思在《手稿》中所理解的真正的共产主义正是私有财产两方面关系相互作用的必然结果，是生产劳动、异化劳动运动的必然结果，是社会历史辩证发展的必然结果。马克思用黑格尔否定的辩证法分析资本主义的关系，从现存的东西确证自己的对立面，从异化中看出扬弃异化的必然性，认为自我异化的扬弃同自我异化走的是一条道路。同时，马克思还明确提出了自己关于共产主义的基本观点。它集中表现在这样一段论述中：共产主义是私有财产即人的自我异化的积极的扬弃，因而是通过人并且为了人而对人的本质的真正占有;因此，它是人向自身、向社会的即合乎人性的人的复归，这种复归是完全的，自觉的和在以往发展的全部财富的范围内生成的。这段论述包含了以下三个观点：
首先，共产主义是私有财产的积极扬弃。马克思从异化劳动人手来探索私有财产的起源，把异化劳动看作私有财产产生的原因，抓住了私有财产的主体本质，即私有财产本质上是异化劳动的外在表现;因而消灭私有财产，实现共产主义，从根本上来说，就是要对私有财产进行积极的扬弃。这样，马克思就从私有制的内部，从私有财产的运动规律中得出了共产主义的结论。共产主义整个革命运动必然在私有财产的运动中，即在经济的运动中，为自己既找到经验的基础，也找到理论的基础。其中，经验的基础是指私有财产的感性运动，即生产和消费。而在异化劳动作用下产生的物质性、感性的私有财产，是异化了的人的生命的物质的、感性的表现，所以私有财产的感性运动也不过是人现实的生命异化的表现。而私有财产的积极扬弃就是人对自己生命的重新占有。私有财产作为意识领域的基础主要表现为宗教、家庭、国家、法、道德、科学、艺术等等形式，而这些形式都不过是异化了的生产的一些特殊的方式，是人在内心、在意识领域的异化，而这些异化也依存于作为经济运动的私有财产，即经济的异化是现实生活的异化。因此，共产主义作为对私有财产的积极扬弃，既是对一切异化的积极扬弃，从而是人从宗教、家庭、国家等等向自己的人的存在即社会的存在的
复归。
其次，共产主义是人的自我异化的积极的扬弃，是通过人并且为了人而对人的本质的真正占有。共产主义不是单纯地通过物的扬弃就可以得到的，而是要通过对异化了的人或人的自我异化的扬弃才能得到的;因而，其目的也不单纯是为了重新占有物，而是为了人自身的解放而对人的本质的真正占有。马克思认为，共产主义对人的本质的占有，不应当仅仅被理解为直接的、片面的享受，不应当仅仅被理解为占有、拥有。人以一种全面的方式，就是说，作为一个总体的人，占有自己的全面的本质。或者说，它是人的一切感觉和特性的彻底解放;但这种扬弃之所以是这种解放，正是因为这些感觉和特性无论在主体上还是在客体上都成为人的。从主体上说，共产主义的人不再是一种异己的、不被当作人看的对象，而是一个完整的、全面占有自己丰富本质规定的人。他的一切个体的器官：视觉、听觉、嗅觉、味觉、触觉、思维、直观、情感、愿望、活动、爱等等，不再受到私有财产或异化劳动的局限和束缚，而是通过自身同对象的关系而对对象的占有，对人的现实的占有。而人的现实性是多种多样的，既表现为人的能动性，又表现为人的受动性，但无论是能动还是受动，都是人的一种自我享受。从客体上说，扬弃了异化劳动的社会的人，在生产劳动中把自己的全部创造力、全部本质力量都加在自然对象上，使自然界打上了人的烙印，这样，自然界作为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也就具有了深刻的人的本质。
最后，共产主义是人向自身、向社会的人的复归。马克思在这里使用的“社会”这一概念，是指扬弃了异化劳动和私有财产条件下的人的关系和本质。同样，这里说的“复归”，也不是向原始社会的倒退，不是对整个文化和文明世界的抽象否定，而是以往全部历史运动的必然结果，其中积累了以往发展的全部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因而是包含了十分丰富的历史内容的更高的发展阶段。
共产主义本身是一个逻辑运动的过程，共产主义是作为否定的否定的肯定，因此，它是人的解放和复原的一个现实的、对下一段历史发展来说是必然的环节。共产主义本身——因为它是否定的否定——称为对人的本质的占有。要扬弃私有财产的思想，有思想上的共产主义就完全够了。而要扬弃现实的私有财产，则必须有现实的共产主义行动。但在当今社会生活高度发展的时代，私有财产的主宰者是在不断改变财产的存在形式，合理地调节私有制自身内在的矛盾。因此，私有财产的积极扬弃也是一个艰辛、漫长的历史过程。
对私有财产问题的研究，是马克思终生关注的重大课题，尽管后来“私有财产”概念逐渐被“生产力”、“生产关系”、“经济基础”等术语所代替，但是，从《德意志意识形态》到《资本论》，马克思都从不同的角度、更深层次始终研究着私有财产问题。因此，分析私有财产概念不仅有助于对《手稿》的解读，而且还有助于理解1844年以后马克思思想的发展。
[责任编辑：荷叶]
作者：谢文娟
我国农业保险发展的研究
摘要：农业保险发展作为农业产业化链条的一个重要环节，农业保险在分散农业风险、补偿农业损失、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促进农民增收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农业保险是农业综合支持保护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参与农业生产、防灾、销售等各个环节的风险管理和市场化运作，可以提升农业抵御自然灾害并提高处置灾害或疫情的能力;农业保险还是加快农业产业化经营的重要途径，大力发展农业保险，建立政策性和商业性相结合的农业保险制度，是运用经济手段支持农业保险，完善农业保护体系，加快我国农业产业化进程，提高国际竞争实力的重要途径。
关键词：农业保险 政府导向 保险制度
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始终是关系人民事业发展的全局性和根本性问题，要加强农业基础建设，促进农业发展和农民增收，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而农业风险问题一直是困扰我国农业发展中的核心问题，目前农业保险是许多国家普遍实行的一种农业保障方式，其主要的目的是用于降低农业生产中遇到的自然风险和市场风险。所以大力发展农业保险，对于促进新农村建设，实现五个统筹发展战略及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保障农业和农村乃至整个国民经济的稳定发展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但是目前农业保险在我国的发展却没有得到大力推行，很多问题亟待解决。
一、我国农业保险的发展历程与现状
我国建国初即开办了农业保险业务，但由于国家政治经济制度的急剧变革，1953年停办，一直到1982年才重新开始农业商业保险试验。据中国保监会资料，从1985年到2004年间，除两年农业保险实现微利外，18年呈现亏损。20年间，农业保险业务的平均综合赔付率超过120%，远远大于国际上保险业务70%的临界点。同时，农业保险补偿水平很低，据测算，1998年-2000年需要补偿的农业损失平均每年1681.59亿元，通过农业保险平均每年补偿为4.5亿元，仅占0.27%.于是出现了保险公司不愿保、农民不愿参加的“双冷”局面。农业保险从1994年起，保费收入逐年下降，险种不断减少，规模逐渐萎缩。
我国农业保险仍处于起步阶段，面临很多困难和问题，发展还很缓慢。制约我国农业保险发展的主要因素有：缺乏完善的立法支持;政府主导和扶持力度不够;没有建立国家农业巨灾基金，农业风险分散机制缺失;农业保险在农业保护制度中的地位有待加强;农业保险发展的金融环境较差;农民收入水平较低;农业经济组织化程度低;相关人才缺乏。从总体来看，我国农业保险覆盖面小，保险水平低，远远不能满足农业和农村发展的需要。
二、我国农业保险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及原因分析
我国农险业发展滞后，有保险业自身发展不成熟的因素，也有地方政府和农民保险意识淡漠的因素。
(一)投保人方面
1、农民参保意识淡薄
农民缺乏保险意识是保险业在农村发展不起来的一大症结所在。农村经济发展和文化教育落后、保险宣传力度不够使绝大多数农民缺乏保险相关知识，甚至根本就不懂保险是怎么回事，对保险公司、险种、保险条款等的不了解，导致对保险的抵触，更不用说主动购买了。
2、农民收入水平低
近年来，农民的人均收入的年增长率大约在9%左右，城乡收入的差距在不断加大，2007年农民人均收入4,140元，城镇居民为13,786元。农民必须用这些收入去交纳各种费用、购买生活必需品，赡养老人、为子女提供教育费用等，大部分农户所剩的收入已是非常有限：而且由于我国的农民没有养老、医疗等方面的保障，另外还要考虑一些其他突发事件，他们还要留有一部分收入来满足预防需求。
(二)保险人方面
1、我国农业保险的赔付率高
农业生产的高风险性特点导致农业保险自身难以产生经济效益，农业保险的低收益局面无法维持商业保险对农业保险的供给，从而面临两难的困境。相对于第
二、三产业来说，农业生产周期较长，受自然制约较多，尤其是我国自然灾害频繁。1982-2004年，全国的农业保险保费收入共计80.98亿元，赔款支出共计70.65亿元，平均赔付率达87.24%，大大高于一般财产赔付率53.15%的平均水平，也超出了保险界公认的70%的盈亏平衡点，如果再加上接近保费收入的20%的经营费用和其他费用，农业保险的平均综合赔付率超过120%。这都使我国农业保险的赔付率居高不下，从而与一般商业保险的经营目标严重背离。
2、农业保险的宣传力度不够
农业保险的推行力度不够，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保险公司缺乏对保险的宣传，或者是宣传不够，不能彻底的打消农民对农业保险的顾虑，保险公司作为农业经纪人，应切实为农民着想，从农民的思维、利益角度，去制定一系列的农业保险法规。当然也可以通过如宣传册、农业保险普及员等等加大农业保险的宣传。
(三)政府方面
1、政府推行农业保险发展的力度不够
农业保险的高风险高赔付率特点，使得单纯靠商业性的运作很难发展。基于我国农业投保人对保险认识的局限性和保险人对保险商业经营模式的习惯，所以政府应该加大对农业保险的宣传力度，使得投保人对保险有认识、了解、和投入使用这样一个过程。
2、缺乏相应的财政、税收的优惠支持及相应的法律支持
我国农业保险本身发展就很滞后，再加上再保险机制不够完善，在现有的赔付条件下，一场大的天灾，将使得农业大面积减产甚至颗粒无收，保险公司面对的将是大量赔款后的亏损，使得风险过于集中在经营主体自身，亏损较大，而我国现行的《保险法》对农业保险尚未涉及，也没有制订其他有关农业险的条例法规或者出台其他配套扶持政策。这一切都使得保险公司对农业保险“退避三舍”。
三、完善和推进我国农业保险发展的对策
(一)投保人方面
1、加强对农业保险的认识
发展农业保险，农民是主体，为了改善当前农民对保险的淡薄意识，加大农民对农业保险的认识，开展一些如电视、讲座、广播等使得农民了解农业保险，懂得投保、索赔、防灾防损常识，增强农民对农业保险的认识，提高其投保的主动性。
2、鼓励农业技术创新
提高农业的生产效率，想办法改进农业发展技术，如灌溉、种子改良等等，提高技术创新的收益，让创新者能得到收益，同时要加强创新成果的实际应用，减少不必要的人才、技术、资源浪费。政府要提供鼓励自由创新的环境，减少对创新活动的限制，加强对创新成果的保护，这样才能降低成本，提高效率，增加收益。
(二)保险人方面
1、转变经营体制，进行农业保险经营模式创新
保险市场竞争激烈，商业保险公司无暇顾及农业保险对农业发展和农村经济及社会的保障作用，商业保险公司承办农险的经营模式已经适应不了现实社会的需求。因此，应当因地制宜地进行农业保险经营模式的创新。
2、转变经营观念，加强农业保险产品创新力度
商业保险公司要转变观念，在产品上创新，在服务上创新，在销售渠道上创新，不断扩大保险产品的覆盖力。要适当拓宽承保的风险范围和地域范围，不但
要承保低风险的项目和灾害发生率低的地区，还要承保部分风险较高的项目和地区，切实体现农业保险提供保障的特点，在农户中树立起良好的形象。
(三)政府方面
我国要想使农业保险健康发展，发挥其在减轻农业灾害损失和保持农村稳定方面的作用，政府就应发挥其主导作用，采取强制性措施来加强对农业保险的支持。
1、加大资金的投入
政府应筹集大量的资金，给予农业保险必要的财政支持，从公共经济学的角度看，农业保险属于准公共产品，具有较强的外部性。从国际、国内开展农业保险的实践证明，如果完全实行商业化经营模式，必然导致市场失灵。因此，政府应该承担一定的责任，对农业保险给予大力支持。
2、加强农业保险的立法
中国目前还没有规范的农业保险法规。加强农业保险的立法是建立中国农业保险制度的关键一环，用法律的形式明确农业保险的政策性属性、各级政府的管理职能和支持作用、保险费率形成机制、经营主体应该享受的政策支持、农业保险补偿体制框架、农业保险再保险机制、政府各部门的协调机制等内容，避免政府支持农业保险的随意性或因财力问题而忽视对农业保险的支持，并以此提高农民的保险意识，促进中国农业持续、稳定发展。
综观农业的发展，在整个国民经济发展中农业具有十分重要的战略作用，但是由于历史的原因以及农业中高风险的存在，当前农业发展面临着严峻的挑战，农业保险对农业风险损失的经济补偿功能是其他方式所无法完全替代的。通过对我国农业保险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及原因分析，可以看出单靠任何一方的参与是很难以促进农业保险发展的。针对当前我国农业保险发展中存在诸多复杂问题，提出了农业技术改造、提高农民收入和增强农业保险公司经营管理，并依赖政府在资金、立法、构建农村服务体系等方面的作为，也随着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步伐加快，我国农业保险的发展一定会越来越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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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我国经济高速发展，我国的财产保险业也进入了一个飞速发展的阶段，保费增长规模极其迅速。官方统计数据显示，2010年我国财产险业务原保险费收入达到了3895.64亿元，较上年同期增长1019.81亿元，同比增长35.46%，增幅也较上年同期上升12.39个百分点。上述数据无疑说明了目前我国的财产保险业务正处于蓬勃发展态势，但客观而言，我国的财产保险市场内部也还存在很多问题，如市场机制不够完善，险种不够多元，风险控制不够有效等。总而言之，我国的保险业仍然存在进一步改进的空间，纵观国内财产保险业，目前我国的财产保险市场主要存在以下一些发展趋势：
第一、财产保险市场的垄断性正逐步减弱。目前的研究一般都指出我国的财产保险市场由寡头垄断走向了垄断竞争。2009年，我国财产保险市场集中度指标CR3和CR5均有所下降，分别为65.7%和75.8%，已脱离高度竞争的局面。此外，截止至2010年为止，在国内开展业务的外资产险公司已达到了19家，随着我国保险业务与国际的接轨，我国保险市场的竞争机制也在不断的改变，市场内部竞争性正逐步加强。但值得一提的是，目前我国的产险市场尚处在价格竞争阶段，如何规范、有序的竞争进而完善国内产险市场将是未来需要解决的一个问题。
第二、险种结构有所调整，但车险成为财产保险的主导。近几年中，我国财产保险险种结构在发生着一些变化，农业险、信用险、工程险都有比较明显的发展， 2009年三者分别同比增长21%、91.3%和31.6%。虽然我国的财险产品正不断的发展着，但一险主导的模式还未打破。2011年的统计数据显示，我国机动车辆保险原保险保费收入为3004.15亿元，占总保费的77%，可见，在我国的财产保险市场中，车辆险仍占不可动摇的主导地位。 第
三、经营技术和风险管理技术正逐步完善。2010年，财产险业务赔款支出为1756.03亿元，赔付率为45.08%。相较于07年的51.23%和08年的60.7%均有所下降，可以看出随着科技的不断发展，财产保险经营的技术也在日益提高。现代化的风险监控技术与风险防范手段，现代化的通信技术与网络技术等，都在财产保险的经营中得到日益普遍的利用。高新技术的运用也使得财产保险公司对于风险的管理和控制变得更加有效。
此外，法律制度的逐渐完善，社会经济的发展和科学技术的进步，使得财产保险市场逐步走向正规化和法制化，同时财产保险代理制度与经纪制度也再进一步完善。
财产保险已经成为了国民经济发展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就目前发展现状总体来说还算是理想的，但相对于人身保险而言，财产保险的创新力度还远远不如，经营还主要停留在三大传统业务上，新险种的开发将是财险市场进一部完善的一个重要切入点。环顾当下社会，首先，科学技术，如航空航天技术、生物医药等高科技正不断的发展，因此开发高科技保险将是财产保险创新的一个方向。此外，环境的污染、气候的多变等使得自然灾害越为频发，但目前多数产险品种都将自然灾害列为除外责任，因此为自然灾害风险提高保障将是财产保险创新的另一个方向。再者，随着我国法治社会的建设，我国的法律制度日益完善，因此发展责任保险，开发新的责任险品种将会是财产保险创新的又一个方向。概而言之，财险市场具有非常可观的发展前景，通过不断的调整与创新，我国的财险市场将不断推动国民经济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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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案例分析：
某贸易公司购买了一辆桑塔纳小轿车，并与保险公司订立了机动车辆分项保险合同。在保险期间内，该公司与张某签订一份清理债权债务的书面协议，约定将车转让给张某，车的过户手续由贸易公司负责办理，并将车当场先交付张某。张某驾该车回家途径某国道一拐弯处发生事故，致使车毁人亡。贸易公司当日向公安局报了案，并要求被告保险公司查验了事故现场。公安局交警支队就该车交通事故作出最终责任认定书，确认该车已彻底报废，此事故由贸易公司负全部责任。随后，贸易公司多次要求赔付，均遭拒绝。保险公司的理由是：贸易公司在保险合同有效期内将此车转让给了张某，且未向我公司申请批改，本公司有权拒绝赔偿。
对于本案，现行《保险法》第34条规定，“保险标的的转让应当通知保险人，经保险人同意继续承保后，依法变更合同。但是，货物运输保险合同和另有约定的合同除外。”
由此可见，投保人或保险标的受让人必须通知保险人，经过保险人同意继续承保并附单批注后，保险合同的效力才能得以延续。学界认为，保险合同是最大诚信合同，具有明显的属人性。保险标的所有人的变更将极大地改变保险标的的安全系数，带来承保时不可测的风险，因而保险标的转让未办理保险过户批改手续的，保险公司有权拒绝赔付;从保险利益的角度而言，保险标的转让未办理标的过户手续者，受让人不具有保险利益，既然不具有保险利益，依照《保险法》原理，保险公司当然不能赔付;从合同法的规定来看，保险合同是附条件的给付合同，投保人(即债权人)转让合同的权利义务必须通知债务人并经其同意，合同才能对债务人产生法律上的效果。在这种情况下，可以想象，即使此案在法院诉讼，法院支持拒赔的可能性也很大。
二、保险标的转移的内涵和我国《保险法》的一般规定
所谓保险标的的转移，是指合同中被保险的财产及其有关利益的移转，即包括这些保险财产及其有关利益的所有权发生转让，包括买卖、让与、继承等，也包括使用权、经营管理权、抵押权等的转移。但依照我国《保险法》第34条的规定，似乎仅指保险标的所有权的变更。从我国《保险法》体系逻辑来看，也是指所有权的转移，标的其他物权的转移并不影响投保人的所有权，也就不影响投保人对保险标的享有的保险利益，其与保险人的保险合同效力未改变，保险人至多依风险明显增加而主张投保人应负告知义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保险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解释(征求意见稿)》第24条第1款，针对《保险法》第34条作了以下规定：“转让”是指保险标的所有权的转移，但是被保险人转让保险标的但未实际交付的，保险合同继续有效。因此，本文所言之保险标的的移转是指保险标的所有权的变更，即取其狭义上的内涵。保险标的通常是投保人所拥有的合法权益，保险合同的订立，不影响投保人的上述权益。投保人转让保险标的是依法行使自己的处分权的行为，单纯转让保险标的的行为本身是不需要经保险人同意的，转让时也不必通知保险人。但投保人对保险标的所有权在保险合同中直接体现为投保人对保险标的所具有的保险利益，订立保险合同的目的并非保险标的本身，而是保障保险利益。保险利益是保险合同的客体，保险利益的存在是一般保险合同成立的前提，更是补偿财产保险损失的基础。保险标的转让后，保险利益随之转移给保险标的的受让人，从而必须导致使保险合同主体发生变更和保险合同效力的变迁。
我国保险合同具有明显的属人性质，保险合同并不是保险标的的附属物，并不随同保险标的转移而自动转移，所以通常保险合同的主体变更，原投保人(被保险人)与保险人的保险关系相对消灭。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要继续保持保险关系，被保险人在保险标的转让时应当及时通知保险人，经保险人同意继续承保后，依法变更合同。没有取得保险人的同意而将保险标的转让给他人的，保险合同自保险标的转让之时起失去效力。因为保险标的危险程度，会随着保险标的转让而发生变化、影响保险人在保险合同订立时估计的危险负担。因此，投保人或者被保险人在转让保险标的前，应当通知保险人，由其决定是否继续转让后的保险标的的风险。保险人收到转让保险标的的通知，可以决定继续承担保险标的的危险，也可以终止合同。如果保险人同意继续承保后，应当在保险单上加贴批注或者另订立书面协议以示变更保险合同。保险标的
的转让经保险人同意继续承保后，依法可以变更保险合同。同时，考虑到商业活动的一些特殊性，《保险法》34条规定，对于货物运输保险合同中货物保险的保险单或者保险凭证，允许保险金或者保险凭证随同货物所有权的转移而自动转移，而不需要征得保险人的同意，因为货物运输尤其是海上运输，路程遥远，流动性很大。货物在远地买卖易主，一般很难先行征得保险人的同意。如果按照上述一般原则办理，必然会丧失交易良机。鉴于此，货物保险合同标的保险标的可以不经保险人同意而转让;同时保险合同主体变更时，一般不涉及内容的变更，原被保险人与保险人建立的保险关系即行消灭，受让人与保险人的保险关系也即建立，我国《海商法》也作了相关的规定。另外，如果保险人与被保险人约定保险标的的转让可以不用通知保险人，则尊重当事人的意思自治，从其约定。如果没有约定，自然适用本条的一般规定。
三、保险合同效力与保险标的转移关系的规范分析
对于保险合同是否随着保险标的的转让而转移存在两种不同的观点：
(一)属人主义说。此种说法认为，保险合同是一种基于个人性质基础上订立的合同。法人组织形式、资产、信用等级等，自然人的性别、年龄、文化程度等，都会影响保险人是否承保以及采用何种保险条款及保险费率等问题。保险合同所承保的是被保险人而不是保险标的本身。保单的转让须经保险人书面同意以作为对欺诈的预防措施。因而保险合同除了另有规定外，不因保险标的转移而转移。
(二)从物主义说。该说认为，财产保险合同除另有规定和约定外，在保险标的转移后，基于经济的考虑，在保险合同的有效期内，将其效力延至受让人。此为大陆法系的通说。如日本《商法典》第650条第1款规定：被转让人将保险标的转让他人时，推定其同时转让保险契约权利。
属人主义和从物主义体现了不同的价值取向：属人主义强调保险合同的个人性质注重保险人的利益;而从物主义则是从经济角度考虑问题，强调节约交易成本，便捷商事交易，保护受让人的利益。
我国《保险法》的规定采属人主义学说，无疑极大的保障了保险公司的利益。因为保险标的转让未办理保险过户批改手续，保险公司可以拒赔，保险公司之所以在保险条款中作出如此规定，乃是担心保险标的转让之后，由于被保险人的变更导致保险标的危险增加，如果危险增加，而被保险人未通知保险人的，保险人确实可以拒赔。但是，问题的关键在于，只要保险标的转让，保险标的的危险就一定增加吗?保险公司对于保险标的转移导致的风险的轻微增加是否可以一律地拒绝承保?被保险人未通知保险人的，保险人可以解除保险合同，并且不用返还保险费，对于任何一个保险公司而言，解除合同是明显得利而不负任何风险的方法。因此，保险条款一律将保险标的转让视为危险显著增加，进而对一切保险标的转让未办理保险过户批改手续者拒赔，明显有失公允。关于保险利益问题，学界通说认为，财产保险中保险利益于保险契约订立时，不必存在，但事故发生时，必须存在。iii以被保险人订约时对保险标的不具有保险利益为由阻却其索赔权利也是不合理的。同时，我国《保险法》对保险人作出同意继续承保或否认保险合同的效力的时间期限未作规定，一律采加贴批注或者另订立书面协议实现保险合同权利义务转移的方式也略显僵化。如依《保险法》规定，保险人同意继续承保，应以在原保单或其他保险凭证上进行背书为标志，保险合同始发生转让的效力。若保险标的已转让，而保险人尚未背书同意，则这段时间将形成保险期间上的真空区。此外，若保险人接到投保人或被保险人转让保险标的的通知后，在合理期间内未作表示的，其效力又应如何?
四、财产保险中保险标的转移和保险合同效力关系的重塑
保险合同属人主义学说认为，财产保险合同以合同双方当事人互信为基础，一般而言未经保险人同意不得转移。出卖人将货物转让给买方时，货损风险自交付时转移给买方，出卖人由此丧失了对该批货物的保险利益，并导致保险合同的失效。如买受人延续保险合同的效力，有两种方法：
(一)解除原保险合同，保险人退还部分保险费后，保险合同效力终止，由买受人作为保险利益人和保险人重新订立新契约。
(二)在保险标的或风险转移时，投保人或被保险人通知保险人，由保险人自由选择解约或继续承保，并在原保单上加贴批注，实现保险合同转移，由受让人作为新的投保人和被保险人继续享有保险合同的权利并承担保险合同的义务。
显然采用转让保险合同的办法，不仅手续较为简便，节约时间费用，而且可以使保险期间、保险责任尽量地得以延续。保障较为充分。当然，这种方法与大陆法系许多国家坚持的保险合同从物主义相比，增加了交易成本，而且无法避免产生期间上的保险空白期。iv若保险事故在该期间内产生，买受人将没有办法取得保险赔偿，这就是保险理赔实务中产生诸多纠纷的制度缺陷。因此，从经济角度来说，采保险合同随物主义，即保险标的转移时，保险合同除另有规定外，仍为受让人之利益而存在，可能将更符合现代商品经济快速发展和商事交易及时便捷的要求。当然，在肯定保险合同随物主义，保护投保人利益的同时，必须考虑保险人的利益。从物主义保险合同属性容易产生道德风险，况且关于保险标的权属转让或风险承担者转移的合同与保险合同毕竟是相互独立的民事法律关系，保险合同不应随保险标的或风险转移而自动转让。笔者认为，我国《保险法》在坚持保险合同的属人性的同时，通过制度设计减轻投保人和被保险人所负的通知义务，限制保险人免赔和解约的权利，将有利于调节保险合同双方的矛盾。更何况保险人可以主张保险标的风险显著增加来主张自己的应有权利。
区分保险标的转让的原因，对保险合同效力的延续具有重要意义。国际通行做法，一般将财产保险标的的转移分为法定转让和约定转让。法定转让是指投保人或被保险人死亡或破产时发生的转让;约定转让是指合同订立后投保人或被保险人因为保险标的或风险转移等事实发生通过合意将合同的权利义务转移给第三人，由第三人继续享有合同权利并承担合同义务。对于保险标的的转移岁保险合同的影响，外国保险法一般区分不同原因而为不同的规定。关于法定转让，英美法系采绝对当然继受主义，即当事人死亡或破产后，其继承人或破产管理人当然继受合同当事人的地位;在大陆法系则采相对当然继受主义，但仅就当事人破产加以规定，而未涉及当事人死亡。
现行《保险法》第34条规定：“保险标的的转让应当通知保险人，经保险人同意继续承保后，依法变更合同。但是，货物运输保险合同和另有约定的合同除外。”据此，我国保险实证法关于保险标的的转让，并不区分法定或约定原因，即除了法律规定或合同约定外，不论因何原因转让保险标的的，均以保险人的同意为保险合同转让的条件。但货物运输保险合同和另有约定的合同中的保险标的转让引起的合同转让既无须保险人同意，也无须再办理变更合同的批改手续。规定有法定转移方式的国家，保险标的因法定原因而转让，一般导致财产保险合同当然转让，无须征得保险人的同意。其法理依据在于法定转让是因法律的规定而发生，其情形往往也比较特殊，即使保险标的风险程度有所变化，也非当事人的行为所致。因而，为了保障受让人的利益，保险人应当继续接受财产保险合同的约束。我国《保险法》可以借鉴国外的相关做法，以仅可能地平衡保险合同双方的利益，维护保险合同的有效性，减少保险责任空白的空间。
在保险标的约定转让中，应经保险人同意，保险合同的效力才能得以延续，对此一般没有争议。但由于《保险法》本身不完善，实践中出现许多争执。对于保险标的转让和保险合同转让效力的关系，笔者认为，应权衡当事人利益的基础上作以下规定：在法定保险中，保险合同转让的效力自保险标的所有权转让时生效;其他情形中，有约定依约定，无约定依保险人同意并批注背书时生效，但生效效力溯及力至保险标的转让时。这样就有利于消除保险责任的空白期，也有利于保护受保险人的利益，且不违背保险人继续承保的意愿。
对于保险人以批注背书方式延续保险合同的效力，在带来书面证据利于解决纠纷的同时，带来更多的问题。要式主义立法例使得保险人可以从容地选择对自己最有利的时机和方式决定保险合同的效力，即使所保风险未明显增加，保险人也可以拖延或不作背书，相对人亦无计可施。若发生保险事故，保险人可以未作书面表示进行抗辩，使被保险人的利益无法保障。因此，保险人的同意权的表现方式不应受是否书面要式的限制。《保险法》修改中可增加如下规定：“保险人接到投保人或被保险人转让保险标的的通知后，在合理期限内未明确表示拒绝的，亦应视为同意。”这样有利于平衡保险合同双方的权利能力。
五、结语
按照我国现行《保险法》的规定，保险标的的转让并不当然发生合同转让的效力，以不当然转让为原则，有利于保险人对危险的控制，尽管不利于促进合同当事人进行交易，但却为其交易对象获得保险保障。实务中，当事人可以在保险合同中就保险标的的转让及其是否导致保险合同转让作出约定，依照其约定来更好地满足自己的需要。
从1980年到2003年，我国财产保险市场得到持续快速发展，业务规模比刚恢复国内业务的1980年增长了约270倍，平均年增长率为28%，可谓快速增长。2004年，财产险保费收入突破1000亿元，达1089
亿元，同比增长25.4%，超过寿险增长速度。
尽管在这20年间，我国财产保险取得了长足的发展，但相对于国民经济和我国人口数量的增长，我国
的财产保险业仍处在一个比较低的发展水平上。
一、我国财产保险当前存在的主要问题
1、财产保险险种结构不合理
有关资料显示，外国大型产险公司的险种结构基本分为三部分：机动车保险、企业财产保险和其他保险(包括责任保险、保证保险、信用保险等)。其中的责任保险、保证保险和信用保险约占保费收入的1/3--2/3，这样的险种结构能有效的分散各险种风险，有利于推陈出新。而从我国财产保险市场各险种的份额来看，机动车辆和第三者责任险所占比重最大，其次是企业财产保险。从1998年到2002年二者的保费占比重均超过75%。货物运输保险居于第三位，其后为责任险、家庭财产保险、保证保险。他们的保费所占比重均小于10%。此外，2004年，车辆保险虽然占据财产保险保险市场的75%，但车险的综合费用率超过
100%，车险业务全新亏损。
此外，从下面两组数据也可以看出我国财险结构的不合理的状况：
(1)家庭财产保险在保险发达的国家普及率已达80%以上，而在我国即使是北京、上海这样保险比较发
达的大城市也不足10%。
(2)在美国，责任险的保费收入占非寿险保险收入的50%左右，在欧洲发达国家占35%左右，而在我国，2001年的数据表明责任险保费收入占财险收入的比例还只有4%左右。即使在发展相对迅速的上海，
2004年的比例也只有7%。
2、财产保险产品更新较慢，结构不平衡
从国内务家产险公司开发的新产品来看，1999年到2001年间增加的险种主要是财产险类产品，约占新增产险品种的70%以上，而车险和货运险产品增长相对较少，其他综合保障型产险产品则更少。中国人民保险公司2001年成立了产品开发中心，主导着国内产险产品的主流开发，其他产险公司开发产品较少，力量单薄：从产品种类增加的情况来看，目前户险产品种类更新仍然落后于我国经济迅速发展对产险市场
的需求，还未能形成产品丰富的市场供给。
在产险产品险种同构现象严重的情况下，真正具有生命力、适销对路的产品少，责任险和信用保证保险等个性化产品有很大的拓展空间;在区域性产险产品方面，适销对路的有特色的优良产品占产品总数的
比例不到20%，重复与雷同产品较多。
二、我国财产保险的发展前景分析
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深化以及加入WTO，无论从风险层面的环境变化，还是宏观经济及制度环境的变化，都为财产保险的长远发展提供了充分的空间，也同时为财产保险业务开展的各个方面提出了更高的要求。200,5年3月，保监会副主席冯晓增提出，财产险要放宽眼界，为经济和社会发展提供各种各
样的财产保险产品。
本文将我国财产保险业今后的发展前景分析如下：
1、行业增长速度：从短期的平缓到长期的迅速
在短期内，受世界宏观经济放缓、美国“9.11”事件冲击世界产险业、以及我国监管方式转变的影响，我国财产保险业在保证最低增长速度的同时，应逐渐加强自身风险监测与管理，采取谨慎承保的态度，主
动放慢扩张速度。外资保险公司进入后，将有可能在这些以前中国市场上或者空白、或者不发达的领域开展业务，由此形成一定程度的垄断，这也会使中资财产保险公司的市场份额相对下降。因此，总体估计，
财产保险保费收入的增长幅度在未来几年内不会过高。
但就长期而言，保险行业仍会保持高速的增长。这有三个方面的原因：一是我国产险业基数较小，待开发的市场很大;二是产权控制日益明晰;三是个人资产的迅速增长以及宏观经济的平稳运行为财产保险
提供了强大的购买力支撑。
2、行业增长方式：从外延式增长到内涵式增长
加入世贸组织以后，财产保险业面对的是来自世界发达国家财产保险业的直接竞争，以及逐渐国际化的监管方式，这对财产保险业的偿付能力和盈利能力都提出了新的要求。财产保险业达到一定的规模之后仍旧一味的追求总.量指标则会损害效率。回顾我国产险业的发展历史，无论是产品设计、分销模式还是管理目标，基本上都是以保费收入的增长为核心。这种发展方向所造成的后果已经在各家保险公司不足的偿付能力与低下的盈利水平中体现出来。因此，在与国际惯例的碰撞中，以及与国际产险公司的竞争中，
我国财产保险公司应逐步树立起质量和品牌意识，实现由外延式增长到内涵式增长的根本转变。
3、市场结构：从短期的行业集中到长期的竞争
与寿险日益强调的储蓄性相比，财产保险遵循的是经济补偿的原则。只要财产保险经营者能够较为准确地评估风险事件的概率，制定相应的保险费率，那么承保范围的大小就有可能不对经营效益产生很大影响。因此，它对资金汇集所产生的规模效益没有如此大的要求。这一点，给我国中小型的财产保险公司提供了发展空间，也即资金实力相对较弱的公司，只要具备较成熟的承保技术，同样可以在较为窄狭的地域
范围内或险种范围内生存。
目前，我国财产保险业的格局体现了较强的垄断性。在短期内，处于对国际竞争的考虑，国内保险市场结构不会发生大的变动，甚至会出现有意识的集中，目的是为了形成与外资财产保险公司相抗衡的实力。但新的所有制形式与外资的参与不能避免，中长期内财产保险本身的性质也会显现出来，市场会逐渐分散、
重组、再分散。最终，产险领域的消费者将在激烈的行业竞争中获益。
4、业务内容：从单纯的物质保障到全面综合性风险管理
21世纪世界保险业面临的风险日趋严峻。一方面，生态环境的继续恶化使自然灾害及其巨灾损失成为困扰保险业的大敌;另一方面，20世纪90年代以来保险业兼并收购风潮加剧并继续发展，使极少数最大的跨国保险集团控制着超巨额的保险资产，全球的可保风险日益集中在极少数最大的保险和再保险集团身上;第三方面，与人性因素相关的风险事故增多，且损失强度大。从这几方面而言，仅仅重视事后的物质补偿的产险业已不能满足保险需求者的需要，企业和社会公众将对保险业日益提出更高的风险管理服务要
求。与这一要求相适应，全面的综合性风险管理将构成贯穿保险业传统业务与新兴业务的中轴。
5、业务创新：从传统业务到更多的金融创新
在产险业发展初期，由于全行业一直采取“数量扩张型发展战略”，不仅导致中国保险市场上产品同构现象严重，而且导致企业普遍缺乏业务创新能力。从国外财产保险的发展历史来看，财产保险领域最容易产生金融融合性质的金融创新。无论是灾难指数期权，还是巨灾证券，这些新型金融交易工具的运作原理都是利用自然灾害因素与经济景气程度的弱相关性进行风险规避，因此，财产保险这一独特的风险束总是给新的金融交易方式的创造提供很大可能。而持有具中国国情的风险束也会使我国财产保险公司成为保险
领域领先的创新者。
6、组织结构：从单一化到多元化
目前，我国财产保险业存在两种组织形式，即国有股份制和中外合资制。单一的结构和组织结构与改革初期的市场环境是相对应的，但面对外部环境的变化，这种组织形式限制了行业规模的扩张及对外谈判
的能力，已显得有些滞后。
一方面，服从于经济自由化的内在要求，目前各国都普遍放松保险管制，逐渐打破保险与金融、寿险与非寿险业务的界限，呈现出很强的相互融合与渗透的发展走势。另一方面，日趋激烈的竞争环境，高新技术的广泛应用，风险管理技术综合优势的逐渐发挥，以及兼并与收购风潮的加剧，也使得保险业的组织结构经历着深刻的制度变革。随着法制环境的完善，监管能力的提高以及资本市场的发展，专业白保公司、
股份保险集团和相互持股公司可望为我国财险业的长期增长注入新的活力。
进来在公司工作中遇到很多的问题，那就是每天都会感觉到一点闹心，在公司里发展看来似乎没什么前途。也许你在说我胡说，但是只要你来体验一下，你就知道了自己的体验了，真的是很难过。
在财险公司工作已经有半年多了，在这半年里，经历了公司起步阶段的种种磨难，在我们当地，我们公司算是一家新的财产保险公司，成立也只有半年多，在这段时间里，公司内部的很多不规范让人感觉有些无所适从。
首先，是人员配置。几乎所有的内勤都是和总经理或副总经理多少有些关系，不是从以前的公司带过来的，就是沾亲代故，同事们的话题首先就是：你和谁有关系?谁谁谁以前在哪个公司怎么样。这个岗位谁也争不了，我xx行的行长舅舅已经跟打招呼了，谁抢都没戏!
其次，是在这样的环境中，工作的互相推委。人是不少，但工作就那么点，客户来出单总是有出单员不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搞的我现在特别郁闷，也特别纳闷，既然一个人可以干的工作，为什么要两个人来做?看见单子就躲，整个大厅多数时间只有一个前台出纳坐在那里客户来了，还要从旁边的理赔大厅把人喊过来。别的就更别说了，我一个组训，在那里几乎什么事都干过，出单，核保，单证管理，爬墙上树挂横幅，外带打扫卫生，修理职场电视dvd，给出单员
电脑杀毒加重做系统，随便什么时候就可能一个岗位少人，然后随便把你抓来，干去吧!!!这还不包括咱组训的本职工作———业务员的“奶妈”大到负责业务员和上层经理之间的薪金待遇问题的沟通，小到给业务员买笔买纸复印资料，哎～估计除了总经理哪个位子上的事没干过，其他都是全能一样!不知道别的公司组训是怎么样，我们这里的组训，累就一个字!
接下来还有个我现在最头痛的问题。财险不同于寿险。业务员有客户就是老大，什么晨会，什么考勤，全不在乎，想来就来，不想来就好几天看不到，好不容易来一次吧，就在晨会上让给大家做个经验分享，哪个牛劲～坐在那里手一摆“没什么好说的，就那样做的呗，别了你找别人分享吧”能给你晾在台上
把鼻子都气歪了，然后你还不能得罪他们，一说人家手里一年100多万的固定保费，这要给气的跳槽了，经理还不把咱生吞活剥了?
我也不知道自己能不能在公司中工作下去了，但是我知道，我快忍不住了，我已经有很多的怨言，我一直在不断的努力，但是一直没有得到赏识，他们对外人的排挤已经到了难以想象的地步，我对此十分的愤怒!
年来，xx保险xx公司在省市公司正确领导下，依靠我公司全体员工的不懈努力，公司业务取得了突破性进展，率
先在全省突破保费收入千万元大关。今年，我公司提前两个月完成了省公司下达的全年营销任务，各项工作健康顺利发展。下面结合我的具体分管工作，谈谈这一年来的成绩与不足。
积极贯彻省市公司关于公司发展的一系列重要指示，与时俱进，勤奋工作，务实求效，勇争一流，带领各部员工紧紧围绕“立足改革、加快发展、真诚服务、提高效益”这一中心，进一步转变观念、改革创新，面对竞争日趋激烈的临沂保险市场，强化核心竞争力，开展多元化经营，经过努力和拼搏，公司保持了较好的发展态势，为xx保险公司的持续发展，做出了应有的贡献。
全方面加强学习，努力提高自身业务素质水平和管理水平。作为一名领导干部，肩负着上级领导和全体员工赋予的重要职责与使命，公司的经营方针政策需要我去贯彻实施。因此，我十分本资料权属文秘资源网严禁复制剽窃注重保险理论的学习和管理能力的培养。注意用科学的方法指导自己的工作，规范自己的言行，树立强烈的责任感和事业心，不断提高自己的业务能力和管理能力。
不断提高公司业务人员队伍的整体素质水平。一年来，我一直把培养展业人员的业务素质作为团队建设的一项重要内容来抓，并和经理室一起实施有针对性的培训计划，加强领导班子和员工队伍建设。
“没有规矩不成方圆”。要想使一个公司稳步发展，必须制定规范加强管理。管理是一种投入，这种投入必定会产生效益。我分管的是业务工作，更需要向管理要效益。只有不断完善各种管理制度和方法，并真正贯彻到行动中去，才能出成绩、见效益。业务管理中我主要做了以下工作：
1、根据市公司下达给我们的全年销售任务，制定各个部室的周、月、季度、年销售计划。制定计划时本着实事求是、根据各个险种特点、客户特点，部室情况确定每个部室合理的、可实现的目标。在目标确定之后，我本着“事事落实，事事督导”的方针，通过加强过程的管理和监控，来确保各部室目标计划的顺利完成。
2、作为分管业务的经理我十分注重各个展业部室的团队建设。一直注重部室经理和部室成员的思想和业务素质教育。一年来，我多次组织形势动员会、业务研讨会，开展业务培训活动，组织大家学知
识、找经验，提高职工全面素质。培训重点放在学习保险理论、展业技巧的知识上，并且强调对团队精神的培育。学习促进了各个团队自身素质的不断提高，为公司的持续、稳定发展打下扎实的基础。
3、帮助经理室全面推进薪酬制度创新，不断夯实公司基础管理工作。建立与岗位和绩效挂钩的薪酬制度改革。今年，我紧紧围绕职位明确化、薪酬社会化、奖金绩效化和福
利多样化“四化”目标，全面推进企业薪酬体制改革。初步建立了一个能上能下，能进能出，能够充分激发员工积极性和创造性的用人机制。
除了业务管理工作，我还兼任了营销一部的经理。营销一部营销员只有一名，我的业务主要是面向大客户。我的大客户业务主要是生资公司的。根据生资公司车队的特点，在原有车辆保险的基础上，我在全市首先开办了针对营本资料权属文秘资源网严禁复制剽窃业性货车的货运险。货运险的开办既为客户提供了安全保障又增加了公司保费收入，真可谓一举两得。经过不懈努力，我部全年完成保费收入xxxx元，其中车险保费xxxx元 ，非车险业务xxxx元 ，满期赔付率为 。成为公司发展的重要保证。
由于工作千头万绪，加上分管业务较多，有时难免忙中出错。例如有时服务不及时，统计数据出现偏差等。有时工作有急躁情绪，有时工作急于求成，反而影响了工作的进度和质量;处理一些工作关系时还不能得心应手。
总之，一年来，我严于律己、克己奉公，用自身的带头作用，在思想上提高职工的认识，行动上用严格的制度规范，在我的带领下，公司员工以不断发展建设为己任，以“诚信为先，稳健经营，价值为上，服务社会”为经营宗旨，锐意改革，不断创新，规范运作，取得了很大成绩。
新的一年即将到来，保险市场的竞争将更加激烈，公司
要想继续保持较好的发展态势，必须进一步解放思想，更新观念，突破自我，逐渐加大市场营销力度。新的一年我将以饱满的激情、以百倍的信心，迎接未来的挑战，使本职工作再上新台阶。我相信，在上级公司的正确领导下，在全体员工的共同努力下，上下一心，艰苦奋斗，同舟共济，全力拼搏，我们公司一定能够创造出更加辉煌的业绩。
20XX年是人保财险股份制改革上市后的第一个。这一年，是我司面临压力攻艰克难的一年，是面对新变化、落实新机制、执行新规定的第一年。我司在市分公司党委、总经理室的正确领导下，在全体员工的奋力拼搏下，取得了一定的经营业绩。
保险行业是一个全新的行业，特别是寿险在中国发展的历史其实并不长。保险业也是一个综合性的行业，保险公司的各个部门岗位都需要我们自己摸索，从头开始。所以不管是学什么专业，到保险公司都是新人，对大多数岗位都
从 月23日到现在，不知不觉在太平人寿学习了17天。17天当中，学习了很多，收获了很多，提高了很多。从入司当天的一个对保险一无所知的应届毕业生到现在已经开始展业的业务实习生，时间虽短但是转变却大。下面我从但各方面谈谈这段时间的心得体会：
在太平人寿的招聘专场报告会上，杨雪莲经理与我们分享了她人生的三次成功选择。来太平之前，我在福建天宇职
业培训学校做校长助理--一份在很多同学看来还可以的一份工作。但是经过反复的思索，最后还是选择来太平人寿。在天宇工作期间，我很受重用，半个月时间之内独立完成了两个培训项目。校长当听说我要走的时候反复挽留我，但是我最终还是选择离开。因为我觉得目前我最需要的是一个可以学习环境而不是一个可以发挥的舞台。刚走出校门的我们对社会还知之甚少，需要学习的还有好多，所以要在人生刚起步的时候积累更多的能量，这样人生的道路才会走的更远、更辉煌。太平人寿虽然在
保险行业与三大巨头相比还存在一段差距，但是其发展速度是这三大巨头的好几倍。在这样一个创业成长型的公司当中，你想不成长都困难。
在培训的第一天，培训老师就告诫我们要端正态度、认真工作。保险行业是一个全新的行业，特别是寿险在中国发展的历史其实并不长。保险业也是一个综合性的行业，保险公司的各个部门岗位都需要我们自己摸索，从头开始。所以不管是学什么专业，到保险公司都是新人，对大多数岗位都是很陌生的。这就要求我们要以空杯归零的心态，从头开始学，从为人处事、工作态度开始。我们的班主任以及任课老师他们都是我们学习的楷模，他们在授课中的工作态度都是我们以后工作过程中效法的标杆。投入多少，收获多少，参与多深，领悟多深--我们阳光二期培训班的班训。这个也是
我们每一个阳光二期员工以后的工作格言。当一份工作加上我们的心，那么这份工作就变成了事业。
“相信自己，我是最棒的，最最棒的”--这是我们阳光二期员工集体手势。这个手势动作虽然简单，但是寓意深远。每个人在做这个手
势过程当中如果把自己的心融进去，用心去做这个手势就可以感受到这个手势的神奇力量。保险业是一个全新的事业，一个还没有被中国人完全接受的行业，也是一个容易被拒绝的行业。在这接下来一个月的市场实践过程中，我们可能会被人拒绝，我们也可能遭人冷眼。唯一能支撑我们继续坚持下去的只能是我们的信心--对行业的信心、对公司的信心、对自己的信心。通过这几天的尝试展业，我也体会到了公司的用心良苦。市场实践一方面可以让我们加深对业务的了解、对市场的了解、对保险业务员的了解;另一方面可以通过实践，磨练意见，增强抗压能力，让我们学会如何在逆境当中保持信心、保持自己高昂的斗志。真诚希望我们的伙伴们都可以正确的对待这个让人恐惧的市场实践，端正自己心态，在自己勤奋下实现目标，达到公司要求，最终留在太平人寿铸就自己的辉煌人生!
建言
在保险行业迅猛发展的背后，个人代理营销中的问题逐渐显现，法律地位模糊、保险公司重视度不够、个人素质良莠不齐，面对此种情况，笔者进行了分析，并提出解决方案。
□德勒格尔 杨旭
改革开放以来，保险业迅速发展壮大;财险作为保险的重要组成部分，发展也备受瞩目。个人代理营销作为保险主要的营销手段，在这样大环境中也茁壮成长起来，个人代理人数不断增加，为保险公司创造的效益不断提高，但是在发展过程中，个人代理营销的问题也不断地显现出来。
1.个人代理人整体素质良莠不齐。
保险行业具有其特殊性，集中体现在其产品的无形性和知识密集性，这导致在营销过程中出现了市场信息的不对称，更多专业性的知识需要通过个人代理进行传播，而由于保险个人代理的行业准入标准较低，造成了个人代理人的素质良莠不齐，在个人代理人经过了专业培训上岗后不能准确传达保险公司的意图，由此也产生了许多不准确的概念，如“车险全险”的概念，车险险种较多，全险概念的界定较为模糊，容易在投保时误导投保人，在理赔也容易产生纠纷，从而使投保人对保险公司产生误解。
个人代理由于行业自律的不完善，也造成了许多的违规情况，而且不能在第一时间内作出反应给予解决，致使一些不规范的行为不断产生，导致了保险个人代理人的社会认可度偏低。个人代理人是保险公司在行业中的形象代表，投保人、被保险人对保险公司的了解首先源于对个人代理人的了解，这致使保险公司在形象建立上处于被动地位，不利于行业发展。
2.个人代理的法律地位模糊。
由于行业发展速度过快，使得配套的法律、规章无法在短时间内完善。个人代理人的社会地位较低，个人代理作为保险公司业务来源之一，在法律上无法进行准确界定，大多数个人代理人与保险公司签订代理合同，代理保险公司的产品，并对手续费收入缴纳营业税，但是从法律角度来看，个人代理人并没有独立的营业执照，却承担着相应的义务。
3.保险公司对个人代理重视度不够。
个人代理人代理保险公司产品并收取佣金，个人代理人没有固定的收入与相应社会保障，导致他们对保险公司没有归属感，这造成了个人代理人的流动现象在业内尤为突出，也因此出现了“漂浮油”的现象，即哪家保险公司的待遇好，个人代理人就向哪家保险公司流动，尤其在保险公司有业务推动时，这种现象尤为明显，造成了个人代理人在管理上的难度。这些不确定因素造成了保险行业的潜在危机，导致保险公司经营的不稳定，从而提高了个人代理的成本，增加了管理费用。
这些问题在保险公司的管理中逐渐暴露出来，当然这不是一家或几家保险公司所面临的问题，而是整个行业在发展过程中所要面对的，笔者针对这些问题提出几点建议：
增加培训力度 引入高素质人才
财险相对于寿险来说，具有“难进难出”的特点。这一特点也使得对培训的要求有所提高，尤其在新人培训方面，应加大培训力度。在日常的培训当中，也应注重针对性的培训。
首先，对于有经验的个人代理人进行相关知识的教育，不仅仅局限于保险知识与实践，而是涉及整个金融大环境，了解相关行业的知识与资讯，提高其整体素质。
其次，在现有的就业环境下，很多受过高等教育的人才在不断的流动中，把他们扩充到保险个人代理的队伍中，为个人代理队伍注入新鲜的血液，在初期给予一定的激励制度倾斜，提高其留存率。再次，提供更加专业的培训，财产保险公司的培训普及率较低，多是针对主管、经理展开，有一定的局限性，而晨会的培训流于模式化，时间较短，虽然细水长流易于吸收，但是往往不能因材施教。一些优秀的个人代理人需要更加专业的知识网络和全面的心态调整，现有培训受众范围小，个人代理人的思想僵化，创新能力较差，这需要不断有新的知识注入，提升其积极性，把培训作为激励机制的一部分。从法律上保护个人代理人的
合法权益
首先，对于拥有稳定业务的个人代理人，适当的将一些优秀的人员纳入劳动合同保障范围之内。随着保险行业日益规范，对个人代理的要求也不断提高，保险公司在这样的大环境中需要有自己的人才储备，而劳动合同能够以合法的形式把个人代理人纳入公司的管理范围内，同时，为个人代理人提供应有的劳动保障。
其次，对于无法纳入劳动合同的个人代理人在法律上明确其法律地位。《保险法》第一百一十七条规定：保险代理人是根据保险人的委托，向保险人收取佣金，并在保险人授权的范围内代为办理保险业务的机构或者个人。个人代理人向保险人收取佣金，说明个人代理人并非个体营业者，所以缴纳营业税属于不合理的范围。这一点在业界饱受争议，应在合理合法的范围内征收税金。
改进现有个人代理的激励机制
个人代理人的主要收入源于出售保险产品的手续费，这就要求个人代理人有稳定的业务来源。对于资历较深的个人代理人来说易于实现，但是对于刚刚进入保险行业和有一至两年的个人代理人来说较为困难，存在业务上的“大月”和“小月”。而在小月的时候，个人代理人出席晨会的积极性会明显下降，如果持续没有业务，会导致专职个人代理人转为兼职个人代理人，情况严重者便会导致脱落，致使被保险人无法得到后续服务。针对这种情况，我们在制定激励机制时，应该不仅仅鼓励那些业务稳定、业绩好的个人代理人，还应适当地鼓励业绩较好、但业绩年分布不平均的个人代理人，调动其积极性，提升他们的业务能力，促进其发展。这样有助于保险公司降低其营销成本，同时，也提高了个人代理人的留存率。
保险业的发展离不开个人代理，而个人代理在较短的时间内能够帮助保险公司迅速占领市场，获得一定的市场份额，同时，个人代理人也以其亲和力得到了投保人、保险公司的认可。我们应该看到他们的发展优势，并不断地完善个人代理营销模式，促进保险业的整体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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