干部财产申报制度(通用8篇)
中国政通教育汪宏燕
(一)热点链接
2010年1月至4月,山东省检察系统共立案侦查贪污贿赂犯罪案件822人,其中涉案数额在五万元以上的大案525件,县处级干部36人,厅级干部3人;已经提起公诉459人,法院已作有罪判决594人,其速率和有罪判决率分别增加80/0和39%。
2010年1月至10月,南京市检察机关共立案查办贪污贿赂案件98件110人,同比上升3.77%;渎职侵权案件2l件27人,同比上升125%,为国家挽回直接经济损失5127.91万元。
(二)政策理论
2010年5月26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领导干部报告个人有关事项的规定》(以下称《规定》),其中有“县处级副职以上(含县处级副职)的领导干部、大中型国企领导每年须上报个人财产及婚姻变化、配偶子女移民状况等。”此次新规定,在申报内容上首次提及有价证券、股票、基金等经济投资情况,房产投资情况一年一报;删除了“组织对报告保密”条款,增加了领导干部虚报瞒报可免职条款。
(三)问题阐述
1.制度的科学化水平不高,没有打破我国官员财产公示“申报不公开”的局面。主要停留在申报环节,公开或公示、监督和问责等几个后续环节却比较弱,缺乏公众的监督,其程度离公共信息还有很远距离。
2.少数官员存在抵触情绪,惯于暗箱操作,以干部隐私权为由,规避外部监督。
3.配套制度不完备,基础性条件还不够完善。金融的实名制、现金流通的管理、财产登记等制度不完善。
4.干部财产申报制度立法不完善,没有对干部财产申报制度形成有效的法律监管,缺失规范化和有序化。
(四)解决方案
1.加强干部队伍建设,转变官员观念。通过廉政教育以及党的思想教育来帮助各级官员树立正确的权力观、地位观、价值观和利益观,强化对《规定》的认同。
2.要把制度设计纳入法律建设之中,推动官员财产申报的立法,促进官员财产申报的形成和执行,推动我国官员财产申报的规范化与有序化;推动官员财产申报的立法工作,提升其法律地位,增强其权威性、公开性、强制性和实效性。
3.以信息公开推动财产申报制度建设,推动官员财产申报制度真正发挥实效,强化公开、监督和问责等后续环节,将官员的个人信息纳入公共信息范畴,实现公众对官员的监督。
4.完善财产登记制、金融监管机制、个人信用系统、财产信息监管系统等制度建设,同时加强联合,强化制度的具体操作和执行力度,切实保障该项制度的实效。
(五)命题角度
《关于领导干部报告个人有关事项的规定》等相关法律法规的颁布,昭示着党和政府建立廉洁政府、永葆党的先进性的伟大工程又向前迈出了重要一步,也展现了党和政府推进廉政建设的决心和勇气。干部财产申报是一个缓慢推进的过程,目前还在摸索阶段。考生可以从建设廉洁政府、干部加强自律和完善制度建设等角度对干部财产申报问题进行整理和复习。
反腐倡廉
(一)热点链接
2010年7月28日,云南省财政厅原副厅长、省政府金融办公室原主任肖晓鹏(正厅级)被普洱市中级法院以贪污罪、受贿罪判处有期徒刑十八年,并处罚金20万元。法院经审理查明,肖晓鹏利用职务之便,在财政资金批复、人员调动等方面为他人提供帮助,收受财物等折合17.4万余元,伙同他人非法占有国家财政资金577万元。
(二)政策理论
《2010年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要把反腐倡廉建设摆在重要位置,这直接关系政权的巩固。要把查处违法违纪大案要案,作为反腐败的重要任务。要建立健全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的各项制度,特别要健全公共资源配置、公共资产交易、公共产品生产等领域的管理制度,增强制度约束力。要坚持勤俭行政,反对铺张浪费,不断降低行政成本”。
(三)问题阐述
1.思想认识不到位。一是对反腐倡廉工作认识不足,二是对反腐倡廉理解不到位,对反腐倡廉工作缺乏全面、深刻的认识,没有掌握其科学内涵、精神实质和基本内容,处在一知半解或半知关解状态。
2.工作力度不到位。有的干部对反腐倡廉工作缺乏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操作不到位;对反腐倡廉工作的近、中、远期目标和规划胸中无数;有的把教育、制度、监督相互割裂开来,孤立对待,就事论事,所有的这些都将影响反腐倡廉工作的全面性、准确性和科学性。
3.责任追究不到位。对违反反腐倡廉工作的人追究责任少,首先是该追究责任的没追究,逍遥法外,免责免究;其次该追究责任的轻追究,存在追究偏软现象;再次是追究责任断档的问题,出现了责任追究“真空地带”。
(四)解决方案
1.建立健全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
(1)进一步加强教育制度建设。以加强对领导干部的教育为重点,不断完善相关制度;加强和改进教育培训工作,完善示范教育、警示教育、岗位廉政教育等制度;加强基层反腐倡廉教育,建立基层党员轮训、流动党员教育等制度。
(2)进一步加强预防制度建设。推进廉政风险防控机制建设,排查和化解廉政风险;建立健全预防腐败信息系统,逐步形成信息共享机制和腐败预警机制;建立健全防止利益冲突制度,从制度上更好地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
(3)进一步加强惩治制度建设。加强反腐败立法,修订完善惩治腐败的法律法规;建立腐败现象易发多发领域调查分析和专项治理制度,加强重点领域案件查处工作;健全查处案件协调机制,完善纪检监察机关和组织、公安、检察、审判、司法、审计等部门案件线索通报移送机制。
2.制约和监督权力是核心。
(1)领导干部一定要深刻认识有权必有责、用权受监督、违法受追究,把执政为民、秉公用权作为行使权力的基本准则,真正做到立身不忘做人之本、为政不移公仆之心、用权不谋一己之私。
(2)强化党的代表大会、党的委员会全体会议、党代会代表的监督作用,加强上级监督和领导班子内部监督,积极探索上级纪委支持和协助下级纪委加强对其同级党委常委会成员进行有效监督的制度。
(3)充分尊重和切实保障广大党员和群众的监督权。深入推进党务公开,健全党内情况通报制度、党内事务听证咨询、党员定期评议领导班子成员制度等,不断完善党内民主监督机制。深入推进政务公开,完善各类公开办事制度,创造条件让人民批评政府、监督政府,积极为各种监督创造能够监督、方便监督的平台和条件。
3.提高制度执行力是抓手。
(1)切实加强制度执行的组织领导。建立健全保障制度落实的工作机制,完善保障制度执行的程序性规定和违反制度的惩戒性规定,对制度落实的各项措施进行责任分解,明确责任部门和责任人,明确落实时限和阶段性要求。同时,及时排除工作中的障碍和阻力,为制度落实创造良好环境和条件。
(2)切实加强制度宣传教育。应把制度作为反腐倡廉教育和廉政文化建设的重要内容,采取多种形式、通过多种渠道进行宣传教育,使广大党员、干部熟知制度内容、掌握制度精神,不断增强制度意识、纪律意识、法治意识,牢固树立严格按制度办事的观念,养成自觉遵守制度的习惯,自觉抵制各种诱惑,努力营造人人遵守制度、人人执行制度的良好氛围。
(五)命题角度
随着建设服务型政府、建设和谐社会的不断深入,打造廉洁政府,实现政风清新、吏治清明,已经是政府亟需面对的课题。
1.从加强自身建设角度。建设廉洁政府,加强自律是内因。提高政府官员的自制能力,树立“律己以廉”意识。
2.从完善监督制度体系角度。自律不是万能的,必须有外界的体制机制加以约束和限制,内外因并举,才能建设群众信赖的廉洁政府。
新生代农民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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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全国总工会新生代农民工问题课题组2010年6月21日发布《关于新生代农民工问题的研究报告》。报告指出,新生代农民工已经成为农民工的主体并必将成为产业工人的主体,该群体具有一些不同于传统农民工的新特征、新诉求和新问题。报告建议将解决农民工问题纳入国家和地方经济社会发展规划之中,同时各级工会要进一步加大维权的力度,增强对新生代农民工的吸引力和凝聚力。
新生代农民工指出生于20世纪80年代以后,年龄在16岁以上,在异地以非农就业为主的农业户籍人口,是在改革开放下成长起来的新一代群体。据测算,我国现阶段新生代农民工总数在1亿人左右,且新生代农民工中近80%未婚。
(二)问题阐述
1.工资收入水平较低、务工地房价居高不下,是阻碍其在务工地城市长期稳定就业、生活的最大障碍。
2.受教育程度和职业技能水平滞后于城市劳动力市场的需求,是阻碍其在城市长期稳定就业的关键性问题。
3.受户籍制度制约,以随迁子女教育和社会保障为主的基本公共需求难以满足,是影响其在城市长期稳定就业和生活的现实性、紧迫性问题。
4.职业选择迷茫、职业规划欠缺、学习培训的需求难以有效实现,是阻碍其实现职业梦想不可忽视的因素。
5.对精神、情感的强烈需求不能很好地满足,是困扰他们的首要心理问题。
6.劳动合同签订率低、欠薪时有发生、工伤事故和职业病发生率高等劳动权益受损问题,是亟需解决的突出问题。
(三)解决方案
1.以新生代农民工问题为重点,将解决农民工问题纳入国家和地方经济社会发展规划之中,纳入常住地公共预算之中。
2.通过试行新生代农民工城镇落户制度,加快推进城镇化建设。
3.加强对相关法律制度的完善、落实和监管,维护新生代农民工劳动经济权益。
4.大力提高农民工的社会政治地位,加强对新生代农民工的人文关怀。
5.区别不同情况处理涉及农民工权益维护的民间组织,进一步探索新生代农民工维权工作的新机制、新方法。
6.各级工会要进一步加大维权的力度,增强对新生代农民工的吸引力和凝聚力。
(四)命题角度
l.从推进城镇化和新农村建设入手。坚持走中国特色的城镇化道路,使各大中小城市和城镇协调发展,缩小贫富差距。
2.从切实保障农民工的合法权益切入。可联系户籍制度改革问题,就如何有步骤、有计划地解决好农民工左城镇的生存和就业问题展开。
食品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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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央视曝出人工假鸡蛋的新闻其后不久,湖北等地又曝出有不法工厂生产“人工合成豆腐”,并在市场上销售。毒奶粉、假蜂胶、假鸡蛋„„食品安全的危机又一次摆在了大家的面前。
201 1年1月10日上午,南方医院收治了广东省第一例疑因食用小龙虾中毒引起的“横纹肌溶解症病”儿童患者。患者在发病前疑因食用小龙虾出现全身肌肉酸痛症状,之后病情迅速加重,直至休克。经医院组织专家全力抢救无效,患者于当天上午死亡。自2010年7月下旬起,南京等地突然出现多例横纹肌溶解症,有专家将矛头指向人们爱吃的小龙虾。
(二)政策理论
200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实施条例》指出,“食品生产经营者应当依照法律、法规和食品安全标准从事生产经营活动,建立健全食品安全管理制度,采取有效管理措施,保证食品安全。食品生产经营者对其生产经营的食品安全负责,对社会和公众负责,承担社会责任”。
(三)问题阐述.
1.初级农产品源头污染较重。产地环境污染、污水浇灌、滥用甚至违禁使用高毒农药;工业三废、城市废弃物的大量排放,造成许多有毒、有害物质渗入土壤中;饮用水中含菌量高、重金属含量高,这些大大降低了农产品消费的安全性。
2.食品生产加工领域假冒伪劣问题突出。滥用或超量使用增白剂、保鲜剂、食用色素等,许多生产者在生产中不会使用安全生产工艺进行种植、加工,从而造成食品安全问题。
3.食品流通环节经营秩序不规范。企业在食品收购、储藏和运输过程中,过量使用防腐剂、保鲜剂,部分经营者销售假冒伪劣食品、变质食品,还有的在农村市场、城乡接合部及校园周边兜售“三无”食品、假冒伪劣食品。
(四)原因分析
1.食品的小作坊式分散化生产,设备简陋、技术水平落后、卫生状况恶劣,产品质量难以得到控制。
2.食品安全法律体系不够完善。一是食品法律法规的系统性和完整性较差。二是食品法律法规的条款笼统,操作性差,对实际问题约束力较低,操作性不强。三是食品法律法规的罚则较轻,法律效力不够,缺乏威慑力。四是食品安全监管配套法律法规未出台,执法力度不够。
3.食品安全监管行政机构设置不合理,职责不明确。在食品安全综合监管方面主要依靠行政手段,监督管理部门多,部门间的职能交叉,重复执法、重复抽检、执法缺位、监管空白等现象较为突出,部门之间形不成合力,监管责任难以落到实处。
4.食品质量安全的技术支撑体系不完善。我国虽有各类检验机构数万个,但行政色彩浓厚,低水平重复建设严重,检测设备、检测技术落后,很难为食品质量监管提供强有力的技术支持。
(五)解决方案
1.要从源头上加强管理,加强食品安全监测。建立农产品产地环境安全监管体系,强化对农业投入品的质量和环境安全管理:建立国家农兽药残留监控制度:建立和规范食品召回监督管理制度。完善食品安全卫生质量抽查和例行监测制度;加快质量电子监管网建设,不断改进监管手段。建立严密的食品监管网络,对种植养殖、生产加工、包装、储运、销售各环节实行全过程监管,确保食品安全。
2.集中整治食品生产加工小作坊。严厉打击“黑窝点”,坚决取缔无证无照生产加工食品行为,取缔无卫生许可证、无营业执照、无生产许可证的生产加工企业。
3.构建食品安全评估评价体系和食品安全信息体系。以国家级食品质检机构和食品安全专家为专业技术支持,对监测结果进行对比分析和评估,形成风险评估报告,对可能造成的危害进行预测,及时发布预警公告:同时基于评估报告提出有针对性的控制措施,作为预防重大食品安全事件决策的技术依据,提高国内生产加工环节食品安全风险监测、分析与风险预警的能力和水平。
4.完善食品安全相关标准和相关认证。进一步加大食品安全标准的制订修订工作的力度:推动我国食品安全标准采用国际标准和国外先进标准的进程:根据我国食品生产、加工和流通领域具体情况,制订具有可操作性的过渡标准或分级标准:建立健全全国统一的食品认证体系,完善认证制度,加快我国食品认证的国际互认进程。
5.加强食品安全突发事件和重大事故应急体系建设。完善食品安全应急反应机制,建立实施食品安全快速反应联动机制:全面加大食品安全重大事故的督查督办力度,健全食品安全事故查处机制,建立食品安全重大事故回访督查制度和食品安全重大事故责任追究制度。
(六)命题角度
l.从公共安全角度考查。食品安全是公共安全的重要内容,食品质量关系到百姓的身体健康甚至生命安全,是事关民生和社会稳定的大事,所以,食品安全问题就显得尤为重要。
一,广大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的思想观念不解放,甚至一些人对这一制度有抵制情绪。
一些党员.领导干部头脑中的公仆意识缺乏,封建特权思想严重,老虎屁股摸不得,自觉接受人民监督的意识很差,认为财产申报是侵犯自己的隐私权,侵犯自己的利益。从而千方百计反对甚至阻挠这一制度的出台。其实政府官员的公共性特征与隐私权的有限性在逻辑上是一致的;限制政府官员的隐私权,有利于维护政府形象与社会公认的价值标准;有利于提高民主政治生活的质量。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个人的隐私应受到法律保护,但个人的隐私甚至阴私与重要的公共利益——政治生活发生联系时.个人隐私就不是一般意义上的私事,而是属于政治的一部分,它不再受隐私权的保护.它应成为历史记载和新闻报道不可回避的内容。”从本质上说,这项制度的实施就是对我国传统“官念”的颠覆,对于这一制度的改革.必须把国家的根本利益放在第一位,放弃某些利益。正如国家行政学院汪玉凯教授所言:“不是目前中国实行财产申报制度的条件不成熟等客观问题,而是这背后所形成的一个既得利益群体的主观阻扰问题。换句话说,当我们的某些改革如果涉及到官员自身的权益.而这些人又掌握着决定政策制定和政策走向的巨大权力的时候,问题就会变得异常复杂和艰难。”“我们要能真正重构改革共识,就必须从尽快建立官员财产申报制度、废除特权等涉及政府、官员自身的问题入手。”从这个意义上讲,此项制度要真正建立和实施,决心远比制度本身显得更为重要。
二,官员财产申报制度不完善,技术上不能与国际先进接轨。
表现在:一申报主体范围有限。我国现在规定财产申报的主体是:“各级党的机关、事业和企业单位中的县(处)级以上(含县处级)领导干部”。也就是说申报主体,不包括县(处)级以外的公职人员,不包括公职人员的亲属和符合申报条件的离退休后的公职人员。它也没有将领导干部的成年子女归为申报对象。第二,申报内容涵盖不全。现在确定的申报内容是:工资;各类奖金、津贴、补贴及福利费等。这些仅是申报主体的收入,而非申报主体的财产。收入和财产其实是两个不同的概念,收入指官员在任职期间的工资性所得.而财产的范围要比收人大得多,根据我国《民法通则》的规定,财产包括动产和不动产,也包括债权和债务。由此可以看出官员财产申报制度的《规定》所确定的申报内容不全,给规避财产申报留有余地。与许多国家的财产申报内容相比,我国没有包括官员接受的馈赠、款待等。对我国这样一个重视“礼”尚往来的国家来讲。不得不说这是一大缺漏。第三.申报时间设计不严密。我国在财产申报制度的《规定》中仅对日常申报的时间作了相关要求,但对出任申报和离职申报只是轻描淡写.可操作性不强。第四.申报资料公开程度不高。关于申报资料的公开问题.我们财产申报制度的《规定》中的相应的有关审查公开方面内容的条文.提到“中央纪委、中央组织部对领导干部的家庭财产报告.可以核查。”但是这样的规定缺乏严格性。对于申报材料的公开,《规定》将公开的范围限定在报告义务人所在单位领导班子内或者规定的范围内.没有向社会公布.社会公众无法进行即时有效的监督。第五。申报违法责任责罚过轻。美国的财产申报制度对对申报中违法情况的处理.分为要求申报人采取纠正措施、民事罚款、刑事惩罚三种责任。我国可以总结为:责令申报、批评教育、党纪处分三种。与美国相比.我国对审查和对申报中违法情况的处理,显得过轻。让腐败分子们缺乏强有力的震慑作用.从而达不到预防腐败的目的。针对这些情况,解决的途径与方法:
1,解放广大党员领导干部的思想
许多人反对这一制度是因为认为它侵害了他们的利益,其实,相反,推行财产公开恰恰关心和保护了广大领导干部。从近几年查办的高级领导干部腐败案中可看出其实许多领导干部年轻时也是非常廉洁奉公,成绩显着的,可是当有了职权后在外界诱惑的刺激下就容易以权谋私,这个时候制度跟进就非常必要,制度对他的行为就会产生震慑。实际上这是预防腐败的主要一环。这样做不是跟干部过不去,而是在客观上保护他们,要让领导干部的心理层面逐渐接受需要我们的思想深入解放。实行官员财产申报制度,实际上是将官员的财产置于人民群众的监督之下,使得有着“官本位”思想的干部不自在、不习惯.难免产生抵制情绪。但实际上这样做一方面保证了人民当家作主、公共权力廉洁行使、保障国家公共利益不受侵害;另一方面,也是从制度层面上对官员严格管理、严格监督,使其筑起拒腐防变的思想堤坝,实质上是关心、爱护干部的基本措施和解决腐败问题的根本之策。从这个意义上说,官员财产申报制度是对干部自身最大的保护,有利于官员从他律到自律,进而拒腐防变,健康成长。
2,从制度与技术层面上完善
1982年邓小平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就指出:“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面性、稳定性和长期性”。从制度与技术上完善可以增加六个环节:一是审核环节,即审查核对环节,通过检查核实申报内容;二是公示环节,申报结果的公示范围可以视条件的成熟程度而逐步扩大,可以先做到同级公示,即在班子内或同级干部中公开,由人大产生的干部的收入申报在人大中公示;这里必须做到公开和透明;三是追究环节,根据检查结果,对于不如实申报收入,或瞒报、漏报、谎报者做出严肃处理,给予党纪、政纪处分;对于多次谎报者应免去其领导职务,严重的追究刑事责任;四是信用记录环节,对于是否如实申报的情况应记录在案。建议各单位纪检监部门有必要对现任干部任职以来的所有收入申报记录进行一次大检查,使检查结果进入干部信用档案(所以在此之前必须要先建立干部信用档案),以供组织部门任免干部时参考。五是监督环节,申报财产应注重内部监督和外部监督相结合的关系。行政官员财产申报制度要逐步走向法制化规范化,避免流于形式,因此要逐步法制化,将其纳入《公务员法》等相关法律,严格法律执行,确保申报财产制度的规范化,此为官员申报财产制度的前提。在此前提下,官员申报制度应注重内部监督和外部监督相结合,将行政层级内部的上级监督、同级监督和下级监督与外部的公众监督,舆论监督相结合,只有这样,才能确保官员申报财产制度运行通畅、确保成效。六是技术环节,技术上的当前主要障碍是我国现在仍以现金为主要支付手段,而在西方早已普遍建立了金融实名制,在这种情况下,一旦官员获得他人汇入其账号的款项,而本人又没申报,监察人员很容易从其银行账户查处。因此取消现金经济,建立金融实名制是完善我国官员财产申报制度的重要技术条件。
被誉为“阳光法案”的“官员财产申报制度”起源于瑞典。240多年来实践证明,这一制度是根治腐败的终端机制。当前我国建立官员家庭财产申报制度并不断进一步完善,将有助于遏制腐败现象的蔓延。建立健全官员财产申报制度不仅是我国民主政治发展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客观要求,也是我国反腐败严峻形势的迫切需要。我们要使之成为有效遏制当前我国腐败现象的有利武器。
摘要:近来,关于建立党员领导干部财产申报制度的问题,引起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实行官员财产公开申报制度,是国际社会监督政府和官员廉洁从政的普遍做法。我国目前尚未能严格、系统地建立这项制度,加快建立和完善这一制度已经成为时代的迫切需要,同时也成为我国一个公共的需求,也是我国制度反腐的重要策略。
关键词:财产申报制度,实践,完善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8卷)[C].人民出版社.1964.
[2]汪玉凯.深化改革要敢于触动既得利益——建立官员财产申报制度的几点思考[J].中共中央党校学报,2004,(02).
申报——规范主体、财产范围、方式、程序与受理机构。一是要分阶段、分步骤地逐渐扩大申报主体范围。考虑到我国的现实国情,财产申报主体范围不宜一开始就搞全覆盖。现阶段应将申报主体界定在担任各级主要领导职务的一把手范围内,在反复试验完善制度的基础上再逐步扩大。同时,申报主体不仅包括申报官员本人,还应包括其直系亲属,以利于防止一些官员通过转移财产逃脱监管。二是要规范厘清申报财产的范围。在财产来源收入日益多元化和多样化的情况下,申报者需申报的财产不仅应包括工资所得、劳务所得、经营所得,而且应包括因继承、受赠、偶然所得及证券、股票等风险投资所得;不仅应包括货币收入,而且应包括非货币的消费卡、礼品、实物、福利、待遇、临时性补贴、接受的各项与公务有关的服务、社会兼职等;不仅应包括汽车、金银首饰、古董、字画、豪华家具、大件电器等动产,而且应包括房产、地产等不动产;不仅包括债权,也应包括债务。这样才能准确、全面反映申报主体的“财产”状况。三是要科学设计财产申报方式和申报程序。现有规定所设计的是一年申报两次、半年申报一次的日常申报制度;申报方式上主要强调官员自我约束的个人“申报”和“报告”。今后应该增加初任申报、离职申报和退职后申报,即通过分析其任职前后的收入和财产的变化来判断公职人员的廉洁情况,从而将申报主体的财产状况自始至终置于监督之下。对于在职的重要岗位官员按月申报;一般岗位按季度申报。四是要明确财产申报的专门受理机构。现有规定一般授权申报人所属各单位组织部门、人事部门负责接受本单位申报人的收入申报,并按照干部管理权限将申报材料送相应的上级组织、人事部门备案。而现实中负有监督检查职能的党的纪检部门和行政监察部门并不受理申报,只對执行情况进行监督检查。今后可以考虑将已成立的国家预防腐败局作为中央的受理机构;各地方在与该局相应的机构尚未成立的情况下,可由监察部门的相关内设机构受理。
公示——不断扩大范围,规范方式。考虑到我国的实际情况,在官员财产公示上应遵循有限制地公开到逐渐全部公开的思路。首先,当主管机关(如纪检部门)认为确有必要公开、公众强烈要求公开或申报人自愿公开时,应当向社会公开,对此,公民基于正当目的,经主管机关批准,也可以在登记身份和联络地址的前提下自由查阅相关资料。公示的内容应该周延需申报的财产范围。其次,对于日常的申报和初任、离职申报应该在党内公示,或采取其他的比较符合实际的公示方法。如浙江慈溪实行领导干部廉情公示制,将全市3000多现任副局级以上领导干部的廉情都公布在本单位的政务公开栏内。今后还可以考虑对一些与公众利益密切相关的部门负责人在地方廉政网公示、党内公示等,以增强公示效果。再次,借鉴国际经验,主要领导人带头公示。公共职位透明度义务要求:公示的范围与对象的公共性成正比,职位越高、权力越大、公共性越大,其隐私权的限制应更多。为此,党委和政府主要领导人如果能带头公示,会对全社会起到积极的示范作用,也必将推动官员财产申报工作的深入开展。
监督——完善体制内监督,强化社会监督。监督是贯穿整个财产申报制度的基本原则。离开了强有力的监督,财产申报就失去其意义。为了强化监督,首先要强化国家预防腐败局和各级相应机构对财产申报的监督作用。美国按照《政府官员行为道德法》设立了廉政署,由总统直接领导,直接向总统和国会汇报工作。其主要职责是管理政府各级官员的财产申报事务和监督政府官员的道德行为。作为预防腐败的专门机构。我国2007年也成立了国家预防腐败局,其首要的职责就是负责全国预防腐败工作的组织协调、综合规划、政策制定、检查指导。财产申报作为预防腐败的重要工作,理应列入国家预防腐败局的工作内容,由各级预防腐败局细化和具体设计并实施对财产申报从内容到程序、结果的监督。同时对纪检监察机关官员的财产申报也要作相应的科学安排。其次要充分引导和利用目前举报电话和网络等传媒方式在中国民众中的影响,由监察部门根据群体的举报和媒体的报道线索,具体核实,监督查处。创设并畅通民众监督的渠道,加强群众的监督,才是真正的阳光所在,这也是财产申报制度在国外成功的一条主要经验。针对可能出现的公众或者媒体因举报遭遇的报复,也应制定相应的人身安全与财产安全的保护制度,以保护群众参与监督的积极性。
问责——作出更为严格具体的规定。严厉问责是财产申报制度有效性的保障,也是西方各国实施财产申报制度成功的经验所在。我国现有政策只规定了对申报人不申报或不如实申报收入的由所在党组织、行政部门或者纪检监察机关责令其申报、改正,并视情节轻重给予批评教育或者党纪政纪处分,对拒不申报或申报不实者的惩处条款很少,更缺乏区别不同情况的细致惩处措施。今后,对拒不申报、谎报、漏报、无故拖延申报者,除采用党纪、政纪等处分方法外,还应在《财产申报法》中做具体的规定。如可以规定各单位对当事人直接进行处罚:由司法部门对当事人提出民事诉讼;对故意提供虚假信息的人,可提出刑事诉讼。借鉴国外通行做法,还可以考虑条件成熟时在我国刑法中增设关于国家工作人员拒不申报或不如实申报财产罪等项,这样不但可以与国家工作人员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相协调,又可以强化行为人依法申报的责任。
给定资料
【资料1】
官员财产申报制度是政治文明进程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国家政治民主的必然要求。自从1883年英国《净化选举、防止腐败法》出台以来,被称为“阳光法案”的官员财产申报制度就成为世界各主要文明国家防止公共权力腐败的关键性制度安排,它是以宪法和行政法为核心的公法序列的重要法规之一,是实现政治文明、政治民主、政治发展的基本路径之一。随着公民社会的日益成熟和国家民主政治建设的需要,将官员财产申报制度纳入法制化轨道已然成为时代发展的总趋势。
2010年5月26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领导干部报告个人有关事项的规定》。规定县处级副职以上(含县处级副职)的领导干部、大中型国企领导每年须上报个人财产及婚姻变化、配偶子女移民状况等。此次新规定,在申报内容上首次提及有价证券、股票、基金等经济投资情况,房产投资情况一年一报;删除了“组织对报告保密”条款,领导干部虚报瞒报可免职。
从2009年中纪委四次全会首次提出把住房、投资、配偶子女从业等情况列入报告内容之后,到《国家预防腐败局2010年工作要点》亮剑,再到2010年4月23日中央政治局专题会议明确官员申报精神,到《关于领导干部报告个人有关事项的规定》亮相,短短数月,官员申报制度迅速从星星之火上升到了“国家战略”。美国彭博社和法新社称,中国政府发布了空前严厉的反腐举措,将监督的对象扩展到了几乎所有的中层领导干部,表明了中国政府与腐败做斗争的决心。
【资料2】
我国最早的领导干部信息披露制度应当属1995年的“个人收入申报”制度和“礼品登记”制度。在过去的15年里,中央层面又先后制定了“领导干部个人事项报告”制度(1997年颁布,后经2006、2010年两次较大修订),“廉政准则”制度(1997年开始试行,2010年正式颁布,从最初的30个“不准”发展到目前的52个“不准”)。近几年来,地方层面的相关制度创新呈现出“井喷”式的活跃态势。但从我国领导干部信息披露制度建设的实效来看,还亟待改进。
这主要是因为制度的科学化水平还不高。一个完整的官员信息披露制度应当包括前后相承的四个环节:申报、公开、监督和问责。申报环节的主要任务是对需要披露的信息作出具体规定。这个环节在我国受重视程度相对较高。但是,公开或公示、监督和问责等几个后续环节却比较弱。从制度的实效来看,问责是最重要的,没有问责,前面的环节都做了无用功。在这四个环节中,披露、公开或公示是承上启下的关键环节。从15年来我国领导干部信息披露制度建设实际情况来看,主要停留在申报环节,具体的表现是以内部申报或报告为主。
《关于领导干部报告个人有关事项的规定》也没有打破目前中国官员财产“申报不公开”的局面。虽然其删除了“组织应予保密”的旧条款,使官员的财产不再是国家机密,不能再用隐私权作借口抵制申报,但并未提及公示事宜,仅规定副处级领导干部需向上级申报,要求“受理报告的组织(人事)部门对报告人的报告材料,应当设专人妥善保管”。这意味着,申报材料仅仅锁在纪委的抽屉中,惟有上级才能看到,公众无从知晓——如此处理官员财产信息,其程度显然离公共信息还有很远距离。
要知道,作为全球公认的“阳光法案”、反腐利器,官员财产申报制的准确名称是官员财产申报与公开制度,精妙之处在于通过“财产公示”把公共权力置于全社会的监督之下。该制度的核心是公开,保障制度发挥效能的手段是公众的监督。没有公示的申报,不是真正的申报。失去了面向社会的公开性,财产申报制度就失去了设置的本来目的,反腐效果会大打折扣。
【资料3】
在推进我国官员财产申报制度方面,全国许多地方党政机构主动地进行积极的探索和实践。如新疆阿勒泰、浙江慈溪的干部财产公示制,广东、山西、内蒙古、成都等地区官员子女配偶从业、投资上报登记制,青岛的“裸官”买房、炒股报告制,深圳的“裸官”一律不能担任党政正职制以及北京对公选干部候选人的晒房制等。这些实践的一个核心理念,就是要通过制定严格的制度和规范,加强与公权力行使有重要关系的领导干部收入、子女、配偶、资产等重要信息的披露,通过各种形式将其置于上级或者公众的监督之下,最大限度避免由于信息不透明使公权力被私用或者成为权钱交易的工具。
尽管这些实践有着很强的生命力,也受到了群众的赞扬,但由于这些制度在全国还没有形成整体的制度框架,实施起来必然会遇到种种阻力,如少数官员习惯于暗箱操作,对官员信息披露制度存在某种情绪上的抵触,有的以保护干部隐私权为由,规避外部的监督等。一个明显的例子是,2009年1月新疆阿勒泰地区在网上公开干部的财产情况后,据有关部门调查,持反对意见的干部比例高达70%以上。另外从操作层面上来看,由于干部财产申报涉及面很广,操作起来也有一定难度。同时,官员信息披露制度也需要其他一些配套制度的确立,比如金融的实名制、现金流通的管理、财产登记等制度,这些基础性条件不够完善,也会直接影响这一制度的建立和实施。
【资料4】
2010年6月,北京市在公开选拔局处级领导干部中明确要求,696名进入局处级公选的干部候选人,都必须向社会晒房产。此举引起广泛关注。
公众对领导干部的信息披露的关注,在一定意义上反映出这项制度本身的重要性。对于相当一部分领导职位来说,工作性质决定了在这些岗位上任职的领导人必将在一定范围内成为社会公众人物。因为老百姓的许多民生事务、切身利益,都与这些领导干部的工作有直接联系。公众不仅关注他们的施政和作为,也关注他们的子女、配偶,甚至资产等。这些“要素”在一定意义上可以间接地反映出一个领导干部的人格、作风、行为以及廉洁度等。
领导干部信息披露被广泛关注的另一个原因,是公众对公权力监督意识的增强。应当看到,这些年来中央反腐败的力度是很大的。但少数人的“前腐后继”,再一次说明腐败蔓延的势头并未完全得到遏制。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公众还没有足够多的途径和方式来了解官员的重要信息,从而很难对他们实施有效的监督。鉴于此,中央已经明确规定要求党政领导干部必须及时上报包括子女、配偶从业、出国以及家庭投资、债券、资产等各种收入信息,以便加强对官员的监督。被媒体称之为“8道禁令52道高压线”的《中国共产党党员领导干部廉洁从政若干准则》,经过13年试行后的正式出台,就是很好的例证。【资料5】
据了解,国外的财产申报制度在实行中的阻力,首先来自于政府官员的隐私权和财产权的保护问题。在财产申报制度实行的过程中,政府官员财产的隐私权与社会公众就官员财产申报的知情权间的冲突经常成为争论焦点。
现代国家政治和行政文明的一个基本标志就是公共信息的披露或公开。早期被各国普遍列入公共信息的主要是政府在从事政治或行政活动中所产生的信息,而到后来,越来越多的国家把官员个人信息,特别是高级官员或重要职位上的官员的一些个人信息纳入公共信息范畴,进行披露或公开。这一新发展的主要目的就是实现公众的监督权,防止官员对公共权力的滥用。随着官员信息披露制度的普遍建立,官员让渡个人部分隐私以保护公众利益已成为一个基本原则:选择从事公职就应该接受让渡个人部分隐私信息的要求,换句话说,这是选择从事公职的个人理应承担的基本义务。
实行财产申报制度是基于“官员财产没有隐私”、“官员权利须受限”等理念。恩格斯早就说过,个人隐私应受到法律保护,但当个人隐私与重要的公共利益——政治生活发生联系时,个人隐私就不是一般意义上的私事,而是属于政治的一部分。它不再受隐私权的保护,而应成为历史记载和新闻报道不可回避的内容。
【资料6】
从国际社会的经验来看,官员财产申报制度的落实,关键在于有健全的法律及其强有力的实施。如果仔细观察就会发现,世界上凡是实行严格财产申报制度的国家,其财产申报制度都是以宪法或法律为基础构建起来的。其申报主体完整,涉及官员的财产范围宽广,对于那些不实申报的处罚也非常严厉。
以美国为例,在1974年尼克松总统发生水门事件以前,美国虽然有官员财产申报制度,但因为主要是内部申报,因此,对官员的约束力有限。尼克松的水门事件发生后,美国掀起了一场廉政风暴,并于1978年制定了《政府行为道德法》(1989年修订为《道德改革法》),正式确立了官员财产申报制度。按照这项法律的要求,美国所有公职人员,只要年薪大约在5万美元以上,包括行政人员、国会议员、法官等,都必须申报个人财产。申报的期限,不仅包括任职前、任职中,甚至也包括离职后。比如一个官员在任职后30天之内,必须申报本人、配偶以及所抚养子女的财产状况;在职官员和雇员每年需要申报上一个个人、配偶和抚养子女的财产状况;离职官员和雇员,则需在离职30天内递交离职财产报告。同时,法律还对官员财产申报资料的接受、保管办法、保存期限、公开方式、查阅手续、审查以及对拒绝申报和虚假申报的处罚办法,也都作了详细规定。在美国,由于不严格执行官员申报制度丢官的官员大有人在。1989年,美国众议院议长詹姆士·赖特被迫辞职,起因就是违反国会对议员财产收入的法规,包括曾超规定赚取讲课费,而他的妻子贝蒂曾超额收取别人赠送的礼品等。由此,赖特也成为美国200多年来首位因财产申报问题被迫辞职的众议院议长。
【资料7】
俄罗斯总统梅德韦杰夫执政后,在整治该国严重的腐败问题上迈出了坚定一步。梅德韦杰夫还以身作则来推动公务员收入和财产申报工作,并提议建立收入和财产申报信息核查机制,以及起草反腐败司法鉴定的法律草案。在2009年3月10日举行的总统反腐败委员会会议上,梅德韦杰夫表示,虽然目前没有要求总统申报财产的规章制度,但自己今年年内将作出相关决定,总统申报的做法,应该能够在一定程度上促进国家公职人员履行相应的法律法规。他还宣布,如果官员拒绝向有关机构提供收入和财产情况,将面临被开除公职的惩罚。
不久后,俄罗斯总统兑现了自己的承诺。克里姆林宫官方网站4月6日公布了梅德韦杰夫一家的财产状况。俄政府官方网站则紧接着于4月7日公布了普京总理一家的收入和财产状况。在总统、总理带头下,俄政府成员也纷纷亮出家底。
在国家杜马对俄罗斯总统提交的一揽子反腐败法律草案进行第二次审读的时候,议员们提出了200多处的修改意见。为保持法案原貌,梅德韦杰夫总统借一次会议讲话,表明了对法律草案审议的态度:他能够接受的修改只限于他同国家杜马领导人约定好的部分,其余内容应尽最大努力保持不变。最后,法案的一些实质性条款还是作了修改。审议中争议最大的条款涉及官员财产申报问题。当初梅德韦杰夫总统提议,任何级别的官员都应申报本人及所有家庭成员的收入和财产。而在最后生效的法律中,申报主体除官员本人,只剩下官员配偶和未成年子女。俄罗斯法学家尼·库兹涅左娃称,梅德韦杰夫总统当初提交国家杜马的草案,经过审议已经失去了锋芒。但是《俄罗斯联邦反腐败法》最终还是体现了梅德韦杰夫总统关于官员财产申报的一些基本主张。值得一提的是,《俄罗斯联邦反腐败法》生效后,在梅德韦杰夫总统签署的配套命令中把财产申报主体范围扩大到了国有公司领导人,这是《俄罗斯联邦反腐败法》中没有的。
俄罗斯总统梅德韦杰夫承认,腐败是一种系统的社会现象,反腐败也需要采取系统的措施。仅靠一部反腐败法,还不可能完全解决问题。基于这样的认识,俄罗斯制定了庞大的反腐败计划,内容包括建立反腐败的法律基础和腐败预防机制、实现公众和议会对反腐工作的监督、优化国家管理、提高司法官员素质、加强法制教育等。公职人员财产申报只是俄罗斯反腐败法的一项内容。当前,国内舆论对我国建立公务员财产申报制度的要求十分强烈,对这项制度寄予了很高期望。但是,我们应当清楚,仅靠实施这一项制度不可能一劳永逸地解决腐败问题。对于官员财产申报制度过于理想化不但于事无补,而且有害。事实上,公职人员财产申报制度,只能是全部反腐败组合动作的一个重要的内容,不会是它的全部。
【资料8】
公开官员个人的一些重要信息,会不会侵犯个人隐私,是很多人都担心的问题。首先应该肯定,作为公职人员,他们既有公众人物的一面,也有自己的隐私需要保护的一面。这里所强调的上报或者公开官员某些重要信息,其范围主要是指那些与公权力可能私用的领域有关,并不涉及官员个人其他方面的隐私。同时,即使是这些信息,也不是所有公职人员都要披露的,而主要指那些重要岗位,领导岗位。围绕官员信息披露制度的建立,至少要注重以下五方面的工作:
一是要明确干部信息披露的范围。也就是担任什么样的领导职务的官员,必须在一定范围、一定时段内披露自己的信息。二是要严格规定干部披露信息的内容和形式。三是要认真研究解决干部自身隐私的保护问题。也就是在满足公众了解官员信息的同时,如何有效保护其自身的隐私不被侵犯。四是要对干部信息披露和公众监督权行使进行双向约束。既要约束干部的行为,也要规范公众的行为,不管利用网络还是其他手段监督干部、监督政府都是可以的,但要对那些借助披露干部信息和对干部的监督,进行恶意人身伤害、诬陷等行为依法处理,只有这样才能真正营造一个良好的外部环境。五是在认真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围绕建立干部信息披露制度,尽快完善相关的配套措施。【资料9】
官员信息披露制度建设的困难性和复杂性常常容易被忽视。任何腐败预防制度建设,都不仅仅是一个制度技术问题,还必然是一个政治问题。制度技术问题通常只带来腐败预防制度的复杂性,而政治问题则带来更大的复杂性并增加困难性。困难性是由于腐败预防制度建设一定会遇到种种阻力,这种阻力通常要比打击腐败的阻力还要大,而且更加隐蔽。复杂性是由于必须要处理好廉政建设和政治与社会稳定、经济发展等议题之间的关系。在腐败比较严重的情况下,这种复杂性就更加不能忽视。2001年,我国曾计划在一定级别的现职领导干部中推行家庭财产申报制度。当然,拟议推行的财产申报制度也主要是内部申报。但是,由于种种原因,最后不得不搁置下来。事实上,在腐败比较严重的情况下,如果没有其他的配套措施,财产申报制度“单兵”突进还可能带来巨大的政治和社会风险。
然而,官员信息披露制度建设是现代国家政治和行政文明的基本原则,是大势所趋。作为领导干部,应当自觉、主动接受这个原则,学会在日益透明的环境中工作和发展。当然,由于该类制度建设的复杂性和困难性,就必然要求我们既要积极又要稳妥,而不能简单化,更不能急躁冒进。也就是说,社会公众应该对这一制度的建立抱以客观和理性的预期。一个符合中国实际的路径就是选择渐进模式,稳步推进官员信息披露制度建设。渐进模式,是改革开放30年最弥足珍贵的遗产,按照渐进模式的要求,官员信息披露制度建设的全过程在战略上可以分为两步走:第一步,试点总结。试点应当在地方层面进行。对于地方的主动试点,中央政府应当予以大力的指导和支持。在试点基础上,及时总结出确有实效的、符合中国国情的具体制度规定。第二步,统一推行。一旦总结出了成功做法,就应在全国步伐统一地予以推行,而不能靠自觉来实施。靠自觉的结果必然是使该制度建设步入反复甚至失败,公车改革就是前车之鉴。
可以肯定地说,官员信息披露制度的建立和实施并不会一帆风顺,但是作为民主政治的一种重要形式,作为人民群众行使监督权的重要前提,其发展方向是毋庸置疑的。
作答要求
一、认真阅读给定资料,简要回答下面两题。(20分)
(一)《关于领导干部报告个人有关事项的规定》在初期的实施过程中出现了一些问题和隐患。请你依据“给定资料2、3”,对其加以概括。(10分)
要求:准确、全面,有条理性。不超过200字。
(二)“给定资料5”中提到“实行财产申报制度是基于‘官员财产没有隐私’、‘官员权利须受限’等理念”。请结合资料内容,谈谈你对“官员财产没有隐私”这一理念的理解。(10分)
要求:准确、简明。不超过150字。
二、依据“给定资料7”,谈谈你从俄罗斯实行官员财产申报制度中可以得到哪些启示。(20分)
要求:分析全面,条理清晰。不超过300字。
三、假设你是市政府工作人员,请结合给定资料,草拟一份《关于推进我市官员财产申报制度的报告》的内容要点。(20分)
要求:
1.内容全面,有针对性;
2.条理清楚,表达简明。不超过400字。
四、结合给定资料中的具体事例,以“实施官员财产申报制度”为主题,自拟题目,自选角度,写一篇文章。(40分)
要求:
1.中心明确,观点鲜明,联系实际;
2.说理充分,结构完整,语言流畅;
姓名:
学号:
【摘要】 在当今反腐倡廉建设进入复杂关键的时期中,官员财产申报已经直接影响到我国廉政建设的成败,这使得这一制度的建立及其急迫。而纵观世界,香港政府有着先进和成熟的官员财产申报制度。为此,我国内地应该重点借鉴香港政府的官员财产申报制度的成功经验,然后尽快的摸索出一条适合我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官员财产申报制度,而后不断的完善,从而有效的遏制贪污腐败的现象,使我国更好的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
【关键字】 反腐; 官员财产申报; 独立机构; 公众监督
随着社会的不断进步和快速发展,人民的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尤其是随着改革开放和经济全球化的进程不断加快,近年来,腐败现象逐渐呈现复杂性、多样性和隐蔽性,反腐倡廉工作遇到不少新情况、新问题。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在共和国的历史即将翻开崭新的一页的同时,反腐倡廉建设任务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为繁重。因为执政党的党风关系着党的形象,关系着人心向背,关系着党和国家的生死存亡。
我国的廉政建设也在一直在稳步推进之中,2009年1月1日起至今,随着新疆阿勒泰地区率先实行官员财产申报,以及媒体的大量报告和两会代表们的力倡疾呼,官员财产申报制度成为反腐倡廉的焦点。推动这一制度的建设和完善,是反腐大业的首要利刃,这一制度什么时候能够建立起来以及是否能够做到让公众监督,直接影响到我国廉政建设的成败,甚至有专家说官员财产申报制度不落实反腐就是空谈。可见官员财产申报制度建立和完善的迫切和重要性。
“官员财产申报制度”是一种防止官员贪污腐败的措施,这一制度也叫“阳光法案”。根据国外成功的实践经验已经证明,它是反腐倡廉最为根本的制度保障。官员财产申报制度在人类的政治实践中,被证明是一种非常有效的反腐终极利器。纵观阳光法案的实施历史,实际上就是腐败官员不断落马、社会监督日益严密、政治伦理不断明晰的历史。阳光照到哪里,贪腐即无所遁形。正是由于这个原因,虽然很多国家的国情都不尽相同,却不约而同地先后接受了这一法律制度。从某种意义而言,官员财产申报制度在反对腐败、建设廉洁政府方面,其稳定性和高效率几乎是无可替代的。
许多国家和地区在这方面的实践,也证实“阳光法案”确为他们的反贪腐利器。新加坡国父李光耀,就“阳光法案”的作用说过:“一个国家如果没有建立公务员财产申报制度,这个国家的反腐败就只能是镜中花、水中月”。而这一制度的完善也使新加坡成为世界上最廉洁的国家之一。我国的香港地区也有完备的官员财产申报和公开的法规。为防止官员以公职谋取个人利益,香港特区政府制定了官员利益申报制度。特区政府每年都公布政府高官的私产,由政务司专门负责登记。香港地区的财产申报制度自实施以来执行状况良好,发挥了其应有的作用。究其原因主要有:首先,注重相关事宜的教育,在思想上端正公务员的认识。其次,将财产申报制度列入法律层面,树立法律权威。再次,香港的官员财产申报制度具有较为完善的配套制度。最后,也是最为重要的原因在于香港财产申报制度很好地解决了财产公开与有效监督的关系问题。而香港多次被评为“全球最廉洁的城市第一名”,这一制度功不可没。
从某种意义而言,官员财产申报制度在反对腐败、建设廉洁政府方面,其稳定性和高效率几乎是无可替代的。
香港与我国内地同为华人社区,尽管香港与内地社会制度不同,民情有差异,但是,他山之石可以攻玉,香港官员财产申报制度的成功经验值得我们借鉴和学习。
香港廉政公署给我们提供的主要经验就是两个:一是反腐机构的独立性提供了一种自上而下的具有政治、法治双重性质的动力,这体现了制度设计者在政治法原理上的理智性;二是举报式的民主机制提供了一种自下而上的具有民主性质的动力,这体现了制度设计者对民主的本源性认知。
首先是机构独立性方面。官员财产申报与公开是两个制度环节,其中申报是公开的来源,公开则使申报处于公众知情和监督之下。即使首先建立官员财产申报制度,也应该在条件成熟时建立官员财产公开制度,引入民主监督机制。官员财产申报与公开首要的问题是向谁申报、向谁公开的问题。“向谁公开”的问题比较简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的要求,制作与保存的政府信息原则上应向社会公众公开。因此事实上只要建立了财产申报制度,即使尚未建立专门的财产公开制度,政府也应该根据《条例》要求公开相关信息,而公众也有权直接依据《条例》申请相关的信息公开。“向谁申报”的问题则复杂得多。香港在法治架构下,机构关系比较清晰明了,廉政公署依据政治法和民主原理较易获得合理定位。但内地政治架构中“党的领导”、“人大至上”造成权力构成与权力关系上的复杂性,确定明确的受理申报机构并不容易。但基于人大制度是我国的根本政治制度,人大监督官员具有宪法的正当性,我国政府是否应该设立多一个独立的反腐机构--财产申报受理机构,这一机构由人大通过专门法律来设置,然后该机构直接向人大负责。人大内部的财产申报受理机构主要依据国家法律处理公务员廉洁问题,并不妨碍党的纪律检查机构以党纪为依据对党的官员的追惩。财产申报受理机构可以不纳入官员,其成员通过专职聘任方式任命,不得兼任其他职务。法律上应明确赋予这样的机构设置可以提供官员财产申报的自上而下的压力。这个机构一直不能够成立也是官员财产申报制度无法建立的重大原因。
其次是民主参与机制的问题。官员财产申报要避免“零申报”的制度尴尬,就需要坚持信息公开和公众参与。这一点可以借鉴香港廉政公署的举报式民主机制的经验。如果没有市民的积极举报与支持,香港廉政公署不可能获得大量的腐败信息并做出如此大的腐败业绩。我们的官员财产申报制度必须和官员财产公开制度、公众举报制度结合起来,形成有机的制度体系。从目前来看,我们可以先建立官员财产申报制度,规定如实申报的官员可以给予从轻处理,但无论官员是否如实申报,申报受理机关除了专门的调查核实之外,应将官员的自报结果向社会公众公开,由公众对其进行监督和举报。通过“官员自报”和“公众举报”的比对,申报受理机关应有权依据法律规定对相应官员做出差别处理。这一制度的关键在于通过宣传教育动员群众举报并建立严格有效的举报人保护制度。中国目前各种类型的举报实际上很多,比如信访、申诉等,但收效甚微,主要原因就在于对举报人的保护不力。香港廉政公署对于举报人进行严格保护,泄密者将遭到严惩。通过法治保护举报人的民主参与热情和社会责任感,这是现代政治文明的重要内容。只有举报力满怀信任地、毫不畏惧地进行真实举报,官员财产申报与公开对于反腐败的促进意义才能够在这种反复试验的过程中得到体现、巩固与扩展。此外就是举报反馈机制的效率问题,只有高效率及回应性才能持续鼓励公众的民主参与和监督,总是“石沉大海”肯定也会挫伤公众的参与积极性。民主参与机制解决的是官员财产申报与公开的自下而上的动力问题。只有民主参与的持续性得到了保障,官员财产申报与公开的有效性才能得到保障,通过这一制度的反腐功能才能获得长效性。胡锦涛总书记在十七届中央纪委六次全会所作的重要讲话中提到,反腐倡廉离不开新技术的运用,离不开网络新兴媒体。如何充分利用新技术和网络媒体推进反腐倡廉建设,提高惩治和预防腐败的能力,这给纪检监察机关和其他反腐败机构提出了新的挑战。[1]这也表明了互联网技术与网络社会空间的发展为内地的反腐提供了新的契机与可能,网络监督也是一种让公众更好的监督官员的不正常消费行为,并将之作为一种网络监督与举报行为对待,则可以对官员财产申报与公开制度的反腐功能起到重要的动力支持作用。
总的来说,借鉴香港政府先进和成熟的官员财产申报制度,我们可以探索出一条适合我国国情的申报制度建设道路出来,从近来温家宝总理几次与网友交流的讲话可以看出,党和国家也正努力在消除这一制度建设所遇到的重大阻碍。
财产申报制度的建立增大了政府官员权力行为的透明度。它以“侵犯”官员或公务人员隐私权的方式,将公职权力的运行与公职人员私利的获取途径暴露于大庭广众之中,置于公民与法律的监督之下。尽管阿勒泰地区的官员财产申报制度还不完善,还有待于配套制度的跟进;但这一规定的实施的确标志着该地区已向“阳光法案”迈出可喜的一步。随着反腐倡廉的逐步深入,我们有理由相信官员财产申报制度必将在全国尽快得以推广。到那时,公民权利监督的效果将会更明显,社会主义监督体系将会更完善。从而使得我国走出了一条有中国特色的反腐倡廉道路,也为今后更好的坚定不移的建设中国社会主义社会打下稳定的基础。
[理论背景]
财产申报制度是一种根据国家的有关法律规定,要求特定人群对其财产和收入情况进行如实申报的制度。这一被称为“阳光法案”的制度起源于1883年英国的《净化选举、防止腐败法》。从财产申报制度产生之日起,它对反腐倡廉,树立政府和公务人员的良好形象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政策背景]
(1)2010年3月5日,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政府工作报告提出:“各级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要坚决执行中央关于报告个人经济和财产,包括收入、住房、投资,以及配偶子女从业等重大事项的规定,并自觉接受纪检部门的监督。”
(2)2010年5月26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领导干部报告个人有关事项的规定》。规定县处级副职以上(含县处级副职)的领导干部、大中型国企领导每年须上报个人财产及婚姻变化、配偶子女移民状况等。此次新规定,在申报内容上首次提及有价证券、股票、基金等经济投资情况,房产投资情况一年一报;删除了“组织对报告保密”条款,领导干部虚报瞒报可免职。
【标准表述】
[意义]
《关于领导干部报告个人有关事项的规定》的出台,是国家用以监督、规范公务人员的行为、保障公务人员正确行使权利、预防和制止以权谋私等行为的一种重要措施,意味着申报内容将成为办案过程中的重要证据,说明了在我国反腐体系中领导干部申报环节正在得到前所未有的强化,表明了党中央国务院惩治腐败的力度和决心,也反映出了抓干部队伍建设、塑造清正廉洁形象的举措之实,对不合格的官员有很强的震慑作用。
领导干部财产申报制度,对于建立惩防体系,加强廉政建设,完善监督机制,无疑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权威观点]
我们说要实行政务公开,也要对官员的财产收入实行公开。这件事情要做得真实而不走过场,就必须建立制度和制定法律,并且长期地保持下去,使它收到真正的效果。
——温家宝
[对策措施]
当前,官员财产申报已经迈出了可喜的步伐,但从建立我国官员财产申报制度的实际需要来看,必须抓紧构建相关的法律体系,完善配套措施,并逐步扩大试点范围,积累经验,为全面推行创造必要的条件。
第一,要构建官员财产申报制度的法律体系。官员财产申报制度能否“水到渠成”,关键在于立法。只有通过立法,把官员财产申报制度建立起来,才能做到“名正言顺”,从根本上消除抵触情绪,推进财产申报制度的顺利实行。从全国范围来看,官员财产申报的立法工作不宜久拖,需要国家尽快出台相关法律制度来推动。应通过全国人大立法,逐步建立健全规范的官员财产申报制度,以解决现行相关规定定位不明、效力不高的问题。
第二,要规范官员财产申报行为。规范官员财产申报行为,防止各地自行其是,或避重就轻,甚至走过场,是保证财产申报制度能够得到切实执行的重要环节。规范官员财产申报行为包括规范申报主体、申报内容、申报时间、公开内容及明确申报主管机关等方面。第三,要建立健全官员财产申报制度所需要的配套措施。官员财产申报制度的建立和实施,还需要采取一些配套措施,比如完善金融账户实名制、建立科学的财产评估制度、实行金融电子化、强化责任追究等,从而为保证官员财产申报制度的实施提供必要的制度支撑。
【一句话点评】
一、我国财产申报的现状
(一) 阿勒泰:
2008年, 新疆地区做出一个大胆的决定, 即从2009年1月1日起, 阿勒泰将率先在全国试行官员财产申报制度。有人把这一制度称之为“破冰之举”, 并概括出四大亮点:一是由“收入申报”扩大为“财产申报”;二是财产申报由个人扩展到家庭成员;三是申报的财产要公开接受社会监督;四是离任申报延续三年。
(二) 慈溪:
2009年1月, 浙江慈溪也宣布正式开始试行官员廉情公示制, 并将全市300多名现任副局以上官员的廉情公布在本单位的政务公开栏里。
(三) 重庆市:
2009年12月, 重庆市通过《中共重庆市委关于贯彻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党的建设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的意见》, 并率先在市司法领域“试水”干部财产申报。
(四) 黎川:
2010年4月27日, 江西省19名新任科级领导干部财产收入情况“裸身”示人, 而且把填写的原始表格完全“晾晒”, 不设“秘密申报”。
二、财产申报制度的不足及主要阻力
(一) 缺少完备的法律制度和相关配套设施
从1994年, 第八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将《财产收入申报法》列入立法规划。到2010年再一次被搁置。没有合法的制度作为后盾, 对一个涉及一千多万公务员大军的阻力, 其根本的“名正言顺”都没做到, 更不要让它起到良好的作用了。从“要求‘裸官’, 对其配偶子女和财产相关情况报告, 并对其控制”, 到“党的十七届四中全会明确要求把住房、投资、配偶子女从业等情况列入党员领导干部个人有关事项。”可以看出大多数都是以政策方式出现, 没有相应的公信和胁迫性。
(二) 财产公示的理论基础的缺失
我国宪法对隐私权的保护虽然没有作出明确直接的保护性规定, 但却间接地从其他方面对公民的隐私权不容侵犯给予了确认。
(三) 尚无完善的技术支持条件
官员需要申报自己及家人名下的各种动产和不动产状况, 这需要银行和其他金融系统提供相应的信息技术支持, 而我国根本没有完全完成对银行账户实名制的改革, 这就对政策的执行造成压力。另外也没有实施全民信用制度, 这样就可以很容易地把财产进行转移, 很容易告假。
(四) 既得利益群体的反对
任何制度变迁都很难使所有人都得到正的纯收益, 并且还可能会使一些人的利益遭受损失。由于涉及立法、行政、司法三个系统全体高级官员的利益, 而这些人正是政策的制定者, 因而很难得到采纳和实行。韦伯的“官僚制”, 也认为这个组织一旦形成, 便会成为维护已得利益和强烈排他性的利益集团, 而且它的观点和力量是任务组织和集团无法比拟的。
(五) 传统“官本位”思想的影响很难转变
(六) 可能造成一些社会混乱和政府信任危机
三、财产申报前行之我见
(一) 理论基础充分且达成共识
国民为主权的所有者, 为主权的主体, 而行使主权的个人或机关, 则受主权所有者的委托, 行使其权力.根据社会契约论, 委托者与受托者之间天然的信息不对称, 所以对受托者的知情和监督是委托最基本而且是达到公认的权力。对隐私权的维护, 在法学界达到一致公认:个人隐私必须让位于国家权力和公共利益。
(二) 加快制度和配套设施建设
确保现有的财产申报纪律性要求向法律层面转变, 纪律本身就有人治和伸缩的弱点, 会大大减弱申报的公信度。以地方法规为后盾, 很难保证可信度和日常化;加快金融、信息管理、外汇管制和财产登记实名制等相关设施的完善, 可以有效阻止财产转移和“黑钱”收入合法化, 同时也可以利用银行体系对官员进行监督;明确义务人的范围:除了官员和家属, 还应该包括人大、政协委员, 与公共资源支配权, 管理权相关联的国有企业, 公益组织的负责人;还有一个严格的相应监督惩罚措施, 例如在新加坡, 凡官员巨额财产无法说明来源, 均以贪污罪论处;加强舆论和社会监督, 特别是网络和公众的监督。
(三) 限制权力, 对阻力进行分化
官员是公共权力的主体, 由于权力天然就有扩张性。要求官员申报公开自己财产是为了防止利用权力谋取不当利益, 同时要求申报亲属财产, 则是为了防止利用权力给亲属谋取不当利益, 所以要求权力行使到哪, 监督就要进行到哪, 官员以权谋私的边界延伸到哪, 预防和惩治腐败就应该到哪。为了减少制度制定和执行的阻力, 可以从以下方面努力:上层领导的示范给下属官员做出明确信号, 要求从各个组织的“一把手”开始申报;从某个行政体系试行, 建议从人大和政协, 及监督和司法机构下手;加强思想政治教育, 使官员转变思想;选择好的地方政府试点, 作为范例全国推行, 并给予政策和资金支持, 保证制度的持续性。
(四) 加快相关法律建设
任何社会制度变革, 都是“牵一发, 而动全身”的, 必将带动全社会相关制度的完善。官员财产申报制度涉及多层次官员, 并且都是各方面公共权力的支配者, 这就必然引起多个领域的法律制度做出相应变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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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财产申报;制度;公职人员
一、财产申报制度的基本概况
(一)财产申报制度的概念
财产申报制度,在西方被称为“阳光法案”,在我国台湾地区则称之为“烈日法案”。是指要求政府等公共部门公职人员申报财产信息,达到防治腐败的一种重要手段。具体而言,财产申报制度是以政府为主体的公共部门公职人员及其一定范围内的家庭成员,依法定形式、期限,在指定范围内申报其财产信息,并按规定公开,从而避免利益冲突,预防和治理公职人员贪污腐败的制度。
(二)我国财产申报制度发展概况
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我国财产申报制度起步较晚,虽然在上世纪80年代末已初具雏形,但至今没有得到很好的完善。
1987年,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秘书长、法制工作委员会主任王汉斌曾明确提出:“我国对国家工作人员是否建立申报财产制度问题,需在其他有关法律中解决。”次年,国务院监察部会同法制局起草了《国家行政工作人员报告财产和收入的规定草案》,但当时的社会条件,草案工作最终中断;1994年,第八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将《财产申报法》正式列入“八五”立法规划中,但立法步伐也就此停滞,并未进入实际的立法程序。
1995年4月30日,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办公厅联合发布了《关于党政机关县(处)级以上领导干部收入申报的规定》,第一次要求党政机关、事业单位及国有大中型企业县处级以上领导干部申报各项收入;1997年1月,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再次联合发布《关于领导干部报告个人重大事项的规定》,其申报内容有所扩充,但未根本上改变原有缺陷;2001年中共中央纪委和组织部颁布了《关于省部级现职领导千部报告家庭财产的规定(试行)》(以下简称《规定(试行)》)这一规定将申报主体圈定在省部级群体中,并将申报范围明确扩大到家庭财产,严格规定申报程序和期限,但仅将申报主体定位在高级官员上,因此辐射面不够广泛;2006年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再次联合发布《关于党员领导千部报告个人有关事项的规定》对1997年规定进行了修订,增加申报事项,并对申报程序作出具体的规定。
2010年7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和国务院办公厅联合发布了《领导干部报告个人有关事项的规定》(以下简称《规定》),同时废止1995年《关于党政机关县(处)级以上领导干部收入申报的规定》及2006年《关于党员领导干部报告个人有关事项的规定》。因此,“目前中国实行的财产申报制度以2010年《规定》及2001年《规定(试行)》”为基础,这两项规定也基本代表和构建了目前中国财产申报制度的框架。
二、我国财产申报制度的问题
(一)财产申报立法进程迟缓
2010年《规定》及2001年《规定(试行)》是我国财产申报制度构建与施行的两项基本规定,但这两项规定从形式上来说并不属于严格意义上的立法,而属于政策性红头文件。“从法律约束效力上讲,它们的效力低于法律的规定;从法律层次上讲,它们处于法律体系的末端,缺乏刚性。”从法律定位上看,我国的财产申报制度至今仅停留在政策层面,不利于社会的知晓与监督参与,更缺乏应有的权威性,难以满足我国当前反腐形势的实际需要。
(二)财产申报主体范围不合理
2010年《规定》要求进行财产申报的主体包括:党政机关、人大、政协、司法机关和人民团体、国有企业、事业单位中的县(处)级以上领导,以及大型、特大型、中型国有企业的领导班子成员;而2001年的规定内容仅适用省部级现职干部。这与我国的公职人员体系不甚相符。首先,“当代中国政府是一个规模巨大,结构复杂,在运行上有着明显特色,历经多次变化,现在又处于改革和调整之中的社会整治和管理系统。”公职人员广泛的存在与党、政、军、法以及各种社会团体和企事业单位的职能部门中,不同部门的人员其腐败的可能性各不相同。其次,制度虽规定公职人员对家庭成员的从业情况、居住情况进行申报,但由于相关规定的模糊性、申报义务的不明确导致很多公职人员通过其家人进行非法资金转移,造成许多隐性腐败。
(三)规定申报的财产范围狭小
2001年《规定》列举的需要申报的财产范围包括:人民币、外币现金、存款及有价证券;合计价值10000元人民币以上的债权债务及贵重物品;私有房产;名人字画、古董;领导干部家庭成员拥有的产业、股份;土地使用权以及本人认为应当申报的其他财产。申报内容没有包括申报主体全部收入,比如偶然所得、受赠、遗产继承和风险投资所得收入,也未包含全部财产,实际上是一种“收入申报制”而非“财产申报制”。公职人员工资收入原本就是公开、稳定的,如若腐败,其非法所得本就在这部分收入之外。而“收入申报”恰恰就是将这部分最可能涉嫌犯罪的收入遗漏在申报范围之外。因此,这种申报对于防范、惩罚官员腐败的实际效果有限。
(四)财产申报期限规定不完善
从期限来看,官员财产申报可分为初任申报、在职申报和离任申报。2010年《规定》要求新任领导干部应在符合报告条件30日内依规定报告个人有关事项;领导干部每年定期集中报告上一年度的收入、房产和投资状况以及本人的婚姻变化和配偶子女的移居事项;领导干部辞去公职的,也应当在提出辞职申请时一并报告个人有关事项。但在行政系统中常常有因升降、调职、挂职等情况,现行规定明显缺乏针对性的细化。初任申报不明确、不具体,无法确认申报财产的原始状况,就难以保证在职和离任申报的可信度。同时离任申报要求仅限于“辞职”,对正常退休和调职的情况缺少针对性的说明,这种“来不清、去不明”的财产申报自然无法发挥应有的效果。
(五)财产申报配套制度不健全
配套制度健全与否是影响财产申报实际效用的重要因素。目前我国的财产申报配套制度并不健全,使其实际效果大打折扣。首先是缺乏配套的惩处机制,财产申报更多的是被视为次要任务来完成,故意延迟申报时间、漏交或伪造财产信息资料的现象时有发生,受到的惩罚却微乎其微,这严重破坏了财产申报的制度权威。此外,配套的经济、金融制度缺失也使不法分子很容易找到隐匿和转移非法收入的空隙。目前的储蓄实名制度、金融实名制度等仍不完善,给公职人员的违法行为提供了很大空间。
四、完善我国财产申报制度对策与建议
(一)加快财产申报制度立法进程
“有法可依”是我国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重要原则之一。财产申报不仅是对公职人员廉政行为的监督,更是对其“经济人”属性的合理限制,具有培养“制度人”属性的理性内涵,而且也是法治国家制度建设的必然要求。财产申报制度不能仅依靠行政规范的约束或公职人员的道德自律,只有具备强制性的法律法规,才能发挥制度应有效用。加快立法进程,需要党政高层的高度重视,也离不开社会群体和公共舆论的推动。探讨高层与基层、官员与大众、领导与专家之间交流模式,建立更为畅通的信息渠道,以及积极开展财产申报制度的研究和讨论等,都将对制度走向立法起到积极作用。使财产申报制度从“红头文件”走向国家法律,是我国财产申报制度健全与完善的必经之路。
(二)完善财产申报制度内容设计
1、确立以部分申报为主、指定申报为辅的财产申报主体范围
我国公职人员系统复杂,数量庞大,出于行政成本和效率的考量,应当确立以部分申报为主,指定申报或者特殊申报为辅的申报制度。就主体范围来看,全员申报要求所有公职人员定期依法申报财产,覆盖全面,但同时造成了行政成本的上升,不符合行政效率要求;部分申报制度针对部分公职人员,通过纵向层级或者横向职能来进行选定,成本低,且针对性强;指定申报是经过权威认定,指定部门或人员进行财产申报,具有灵活便捷的优点。因此,以部分申报为主,指定申报和特殊申报为辅的财产申报范围是符合国情的选择。
2、扩大公职人员申报的财产范围
市场经济的迅猛发展导致财产的流通量及其具体形式都呈现多样化的趋势。尤其是金融市场的繁荣不断衍生出新的金融产品,若将申报财产范围局限在现金、存款、房产等传统的项目上,则难以涵盖股票、债券、期货等新的财产形式,申报漏洞将进一步扩大。因此必须随经济发展对申报财产的范围进行调整。“就我国的实际情况而言,官员财产可划分为:收入类、赠与类、财务类、金融证券类和债权债务类。”每一类应当继续细分,并逐渐形成较为详尽的财产申报项目表,为受审机关的审查工作提供参考,此后则应根据实际情况调整,及时进行项目增补、修改和剔除工作。
3、合理规定公职人员财产申报的期限范围
应以初任申报为切入点,以在职申报为基本形式,同时完善离职申报有关规定。首先,凡规定范围内新上任公职人员,应严格进行全面申报,对拒不申报和申报不实的人员,可将其排除在职位晋升的考察名单之外;其次,以任期申报为基本申报方式,与初任申报相比,任期申报的内容、程序都应进一步简化规范,其重点应放在上年度的财产变化上,对已经申报核实、归档的内容不再进行申报,以提升申报效率,降低申报成本;最后,完善离职申报有关内容,除辞职外,对职位调动、退休等项目也应明确规定,并要求离退休官员定期申报,防止其进行有损市场效率和社会公平的活动。
(三)逐步完善财产申报配套制度
1、建立和完善金融实名制。要求公职人员在规定范围内进行实名确认,在保护个人合法金融交易秘密的前提下,对实名确认的资产进行监管。通过实名措施能够对公职人员的投资活动及资产变动进行有效的监控。
2、建立个人信用机制,完善社会信用体系。收集汇总个人信用信息,通过“守信奖励、失信惩戒”的机制,让遵纪守法的个人和组织得到保护,并严惩不讲信用的行为。
3、深化干部人事制度改革。从政府体系内部下手,将财产申报后的奖励惩处与职位升降相挂钩,对于虚假申报、不按时申报等违规违纪现象进行惩处,反则进行奖励,形成有赏有罚、赏罚分明的惩戒和激励机制。
4、建立财产申报信息档案化管理制度。将“录以备考”的财产申报审查形式,逐步转变为“财产档案制”。以档案形式记录财产变化状况,能够对虚假申报等不法行为形成约束,有利于形成公职人员监督的长效机制。
(四)加强反腐倡廉国际合作与交流
腐败问题是国际社会共同面临的“顽疾”,也是各国亟待解决的一项重大任务。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发展水平日益提升,贪污腐败的广度和深度也在进一步扩大。2005年中国加入《联合国反腐败公约》,进入国际反腐战线行列,做好自身的反腐工作,积极参加国际反腐联合行动,已经成为我国的一项国际义务。完善财产申报制度不仅有利于提升我国反腐制度建设水平,实现制度的国际接轨,对于解决公职人员腐败的“国际化”问题也有着十分现实的意义。在国际合作和交流的过程中,取人之长补己之短,也是充分发挥财产申报制度效果、提升政府治理水平的必然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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