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执行人财产报告

被执行人财产报告（通用8篇）

被执行人财产报告 篇1

《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关于被执行人报告财产程序若干问

题的解答》

【发布部门】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 【发文字号】渝高法„2017‟203号 【发文日期】2017年7月28日

为更有效地查明被执行人的财产，保障案件的顺利执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的规定，结合我市执行工作实际，制定本解答。

一、执行法院应当何时向被执行人发出报告财产令？

答：被执行人未履行法律文书确定的金钱给付义务的，执行法院立案执行后，应当在向被执行人发出执行通知时，同时向其发出报告财产令，要求被执行人如未能在执行通知指定的期限内履行法律文书确定的金钱给付义务的，应当于逾期之日起5日内向执行法院报告其财产情况。

二、什么情况下，可以要求被执行人定期报告其财产情况？ 答：执行中被执行人暂无财产可供执行，或因被执行人无可供执行财产终结本次执行程序的，执行法院可以在案件执行完毕前根据实际情况重新发出报告财产令，要求被执行人每3个月或6个月定期报告其财产情况。

三、报告财产令应当载明哪些内容？

答：执行法院向被执行人发出的报告财产令，应当包括以下主要内容：

（1）提交财产报告的期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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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报告财产的范围、期间；（3）补充报告财产的条件及期间；（4）强制被执行人报告财产的法律依据；（5）违反财产报告义务应承担的法律责任；（6）执行法院认为有必要载明的其他事项。

四、被执行人应当报告的财产范围是哪些？

答：被执行人报告的财产应当是其享有权利的全部财产，包括其单独所有的财产和与他人共有的财产；其自己名下的财产和以他人名义代其持有的财产；其已经现实取得的财产和必将取得的财产。

被执行人为设立有分支机构的法人的，应当一并报告分支机构管理的财产；被执行人为法人分支机构的，除报告该分支机构管理的财产外，还应当报告其与所属法人的相关情况。

被执行人已报告的财产或已被保全的财产足以清偿其执行债务与支付执行费用的，经执行法院准许，可以不报告其他财产情况。

五、被执行人应当报告其财产涵盖哪些类型？ 答：被执行人应当报告的财产包括：（1）工资、津贴、奖金等收入；

（2）现金、银行存款、理财产品、有价证券；（3）土地使用权、房屋等不动产；

（4）交通运输工具、机械设备、产品、原材料等动产；（5）债权、股权、投资权益、基金份额、信托受益权、知识产权等财产性权益；

（6）分红、租金、承包金等预期收益；

（7）被执行人为有限责任公司的，全部股东认缴出资额与已经实际缴纳的出资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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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其他应当报告的有价值财产。

六、被执行人应当报告哪个时间段内的财产情况？被执行人报告财产后，在什么情况下应当补充报告？

答：被执行人应当报告当前以及收到执行通知之日前一年的财产情况。被执行人自收到执行通知之日前一年至报告财产之日，其财产情况发生下列变动：（1）转让、出租财产的；（2）在财产上设立担保物权等权利负担的；（3）放弃债权或延长债权清偿期的；（4）支出大额资金的；（5）其他影响生效法律文书确定债权实现的财产变动，应当将变动情况一并报告。

被执行人报告财产后，其财产情况非因执行法院执行行为发生变动，影响申请执行人债权实现的，被执行人应当自财产变动发生之日起10日内主动向执行法院就财产变动的原因、过程等情况进行补充报告并提交相应依据。

七、被执行人报告财产应当采取什么方式？有哪些要求？ 答：被执行人有无财产的，都应当按照报告财产令要求向执行法院书面报告。被执行人在报告财产令载明的期限内提交书面报告确有困难的，应当向执行法院书面申请延长期限并说明理由；申请有正当理由的，执行法院可以适当延长期限。

被执行人报告财产应当采用书面形式，按照执行法院所发报告财产令所附财产报告表填写报告，并按照申请执行人的人数提供副本。被执行人在报告财产时，应当就报告内容的真实性与完整性，向执行法院作出承诺，保证不作虚假报告。

被执行人报告财产，应当报告每一种类财产的基本情况，包括财产的取得时间、位置、数量、现有价值、是否出租、是否设置抵押、质押等担保，以及是否被有关部门查封、扣押，是否存在共有、权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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争议等详细信息。

八、哪些情况被执行人财产报告程序应当终结？

答：执行案件有下列情形之一，财产报告程序应当终结：（1）被执行人履行完毕生效法律文书确定义务的；（2）执行法院裁定终结执行的；（3）执行法院裁定不予执行的；（4）申请执行人撤回执行申请的；（5）执行法院认为财产报告程序应当终结的其他情形的。

执行案件终结本次执行程序的，被执行人仍应按照执行法院要求履行报告财产义务。

九、对被执行人报告的财产情况，执行法院应当如何处理？ 答：执行法院收到被执行人的财产报告后，应当向被执行人出具回执，并及时告知申请执行人相关财产情况。

对被执行人报告的财产，执行法院应当进行调查核实，必要时可以组织当事人进行听证。经查证核实的被执行人财产，执行法院应当及时采取查封、扣押、冻结等控制措施。

十、被执行人的财产报告涉及个人隐私或商业秘密，应当如何处理？

答：被执行人的财产报告涉及个人隐私或商业秘密的，执行法院应当保密。

十一、有关人员违反财产报告义务，执行法院如何处理？ 答：被执行人或报告财产责任人应当按照执行法院的要求履行报告财产的义务。拒绝报告、虚假报告或无正当理由逾期报告财产情况的，执行法院应当依据相关规定将被执行人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四十一条的规定，视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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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轻重对被执行人或报告财产责任人予以罚款、拘留；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相关责任人员的刑事责任。

十二、被执行人未按照执行法院的要求履行报告财产的义务，执行实践中如何确定报告财产的责任人？

答：报告财产责任人根据以下不同情形进行确定：

（1）被执行人是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其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为报告财产责任人；有证据证明他人为实际控制人的，实际控制人同为报告财产责任人；

（2）被执行人被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吊销或注销营业执照，尚未清算的，其股东或开办单位的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为报告财产责任人；

（3）被执行人是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自然人的，该被执行人本人为报告财产责任人；

（4）被执行人是无民事行为能力或限制民事行为能力的自然人的，其法定代理人为报告财产责任人；

（5）被执行人或被执行人法定代表人下落不明的，实际管理或控制其财产的负责人或直接责任人员为报告财产责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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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执行人财产报告 篇2

造成执行结案率低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占大多数无法执行的情况是法院在许多案件中难以真正查明被执行人的财产。目前对债务人财产的调查主要有法院调查、申请执行人举证及被执行人自己主动申报三种途径。从近些年本法院的执行情况看, 对于有些案件通过法院调查、申请执行人举证是可以查询到被执行人的财产线索的。这类案件主要是有抵押财产的借贷合同纠纷, 被执行人属较大公司的工程承包合同纠纷、被执行人是大公司的劳动争议纠纷, 被执行人属公务员或有固定工资收入的案件等。对于申请人根本不了解被执行人的比如交通肇事人身损害赔偿纠纷案、故意伤害人身损害赔偿纠纷, 被执行人系有准备早已转移财产的案件, 被执行人没有固定收入的案, 被执行人是政府等特殊主体的案件, 被执行人是小公司的劳动争议案等案件 (这类案件占所有收案的30%左右) , “法院调查、申请执行人举证”的方式就显得没有多大作用了。因为目前法院调查方式确实有限, 法院也没有这么多的人力去查询所有银行。这类案件的被执行人看到法院调查手段有限、申请人又无法提供其财产后, 往往都选择拒不履行, 就算是最后被法院调查到财产再履行也不迟。总之被执行人就是认为不主动履行要比主动履行更有利。而且实践表明后一类案件占执行案件的大多数, 也是因这类案件多数无法执行, 就造成了法院执行难而且多年无法解决的现象。

如何能让“被执行人自己主动申报自己财产”成为“法院调查、申请执行人举证”以外, 能够帮助解决案件执行难的手段, 已成为目前我国立法制定的方向。从公认的法治国家看, 多数法治国家实际都规定了被执行人负有财产申报义务。例如, 《德国民事诉讼法》第807条规定了债务人有义务提出财产目录并提出代宣誓的保证, 第901条规定对不到场接受询问者、拒绝作出代宣誓保证者可以作长达2年的拘留。美国加州民事诉讼法典规定“债权人可以向法院申请令状, 要求债务人在令状规定的时间和地点到法院, 或在法院指定的仲裁人面前, 提供有助于强制执行的信息。纽约州民事诉讼规则第5223条 (披露义务) 、第5224条 (有义务接受盘问) 、第5251条 (虚假宣誓的后果) 也规定大致相同。[2]

从现在中国的国情来看, 中国现在尚没有将公民的财产用统一的身份证号联系起来的以供查询的社会基础, 不能像美国那样在电脑上输入被执行人的身份证号就可以清楚地查询到其在哪个地方有多少财产的高效透明的体制。这就必定造成中国目前现状是各公民的财产分散隐藏在社会的各部分, 而且各部分又是相互独立互不联系的事实, 这种情况下必然给法院执行时的调查取证带来极不利的影响。为了解决这一问题, 目前中国从立法上也开始要求被执行人主动申报自己的财产, 也就是被执行人财产申报制度。《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执行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 (试行) 》第28条中规定“被执行人必须如实向人民法院报告其财产状况”。修改后的民事诉讼法第217条第一次规定了我国的被执行人的财产申报制度, 根据该条规定, “被执行人未按执行通知履行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 应当报告当前以及收到执行通知之日前一年的财产情况。被执行人拒绝报告或者虚假报告, 人民法院可以根据情节轻重对被执行人或者其法定代理人、有关单位的主要负责人或者直接责任人员予以罚款、拘留。”总之, 要求在执行程序中, 强制要求被执行人向法院如实申报财产。

从笔者近两年的实践工作中看, 现在的被执行人财产申报制度仅凭这两个条款就显得比较抽象, 因为尚没有涉及到明确规定应当报告财产的时间、没有指明申报财产的情况范围、申报财产的义务主体范围还没有清楚, 另外“拒绝报告”或“虚假报告”的惩罚性措施依然显得较轻缺乏威慑力。

对于如何明确规定应当报告财产的时间, 或者说是被执行人应当在何时以前提供自己的财产, 条文规定是“应当报告当前以及收到执行通知之日前一年的财产情况”。对此, 笔者认为这样的规定应当属不妥。主要是规定的时间过于短, 应改成“应当报告当前以及自诉讼以来的财产情况”。有些被执行人在诉讼开始以后, 就开始转移财产, 到了申请执行阶段造成财产全无。而且很多申请人的不懂有诉前财产保全措施或当时无法掌握被执行人财产线索或是没有足够财产提供担保, 都会给日后造成无财产可供执行。

另外, 立法还应规定, 被执行人应当每年一次向法院申报自己的财产情况。之所以要求一年申请一次而不是一个月或二年申报一次, 主要理由是过于频繁申请报, 就会给被执行人带来太大负担, 而且也没有必要。超过一年, 二、三年一次申报会造成财产会有较大变化, 笔者是在实践中摸索出提出一年申报一次, 这个时间比较合适。

至于要求被执行人何时向法院报告, 有些学者认为应由立法规定一个比较准确的期限, 如要求“被执行人未按执行通知履行法律文书确定义务的, 应当在执行通知确定的履行期间届满次日起3到5日内或者是人民法院指定的期间内, 向人民法院如实报告当前以及收到执行通知之日前一年的财产情况”。笔者却认为不应用立法强制这样一个期限, 而是应规定在申请人申请执行立案以后, 由法院依职权可以要求被执行人在多少天内主动向法院提交财产申报表。笔者之所以提出由法院依职权设定时间, 而不是要求在立法上规定一个比较严格的期限, 就是要给予执行人员比较大的自由裁量权。主要原因一是有些案件被执行人财产比较明确, 无需再要求提供。如有些借贷, 事先已有了足额的抵押, 拍卖抵押物足以偿付债权, 执行就不必多此一举。二是有些案件双方当事人愿意达成执行和解, 并且又主动履行的, 此时也无必要再要求被执行人提供财产。三是有些案件被执行人是特殊主体, 比如是政府、金融机构等, 这些单位的银行账号可以到人民银行查询, 也没有必要要求提供。而且这些单位的办公设备、营业场所是不能查封、扣押并拍卖的, 提供了也执行不了。

对于申报财产的情况范围, 有些学者认为被执行人申报的财产应当限于自己应当履行的法定义务的范围内, 超过的部分应属个人隐私, 无需申报。笔者认为, 在被执行人实际申报中, 必定会出现被执行人随意夸大自己申报财产的价值, 以此逃避执行的情况出现。所以把申报财产数额交给被执行人去判断显然会给被执行人规避法律带来便利。所以立法时就应规定被执行人须向法院申报自己全部的财产, 至于其价值是否超过自己应当履行的范围应由法院来判断, 法院也应当为其保守秘密。

另外, 应同时要求立法时规定“财产状况”不仅只包括实际的财产, 而且应包括享有的财产性权利;不仅包括财产的增加情况, 而且包括财产的减少情况;不仅包括财产的来源, 而且包括自诉讼以来的财产去向。此外, 对于尚未发表的作品以后发表可能产生的稿费, 尚未完工结算的工程款等诸如此类的可产生预期债权的也应是属于主动申报的范围。

对于申报财产的义务主体范围。有学者提出财产状况的申报主体除了被执行人本人外, 还应包括被执行人的法定代理人、有关单位的主要负责人或者直接责任人员。同时, 还应包括被执行人的财产代管人或财产的实际管理人。理由是对无民事行为能力或限制民事行为能力的被执行人来说, 其法定代理人既是其行为的责任人, 又是其财产的实际管理人, 因此, 无民事行为能力或限制民事行为能力的被执行人的法定代理人向人民法院申报被执行人的财产状况, 既是其责任使然, 同时其对被执行人的财产状况也最为了解。有关单位的主要负责人或者直接责任人员作为财产状况的申报主体, 是因为他们是对单位财产行使管理、经营、决策的代表, 既是行为的责任人, 又是行为的承受人。财产状况的申报主体之所以还应包括被执行人的财产代管人或财产的实际管理人, 因为除了被执行人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或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其法定代理人为法定的被执行人的财产代管人或实际管理人的情况外, 现实生活中, 也不乏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将自己的财产交与他人代为管理和代为经营的情况。这种情况下, 被执行人有时对自己的财产状况也存在着一时不是很了解的情形。而其财产代管人, 对其代管的被执行人的财产状况却能了如指掌。

对此, 笔者完全赞同, 更提出对于尚未发表的作品以后发表产生的稿费, 尚未完工结算的工程款等诸如此类的可产生预期债权的出版社、发包单位, 也应把其列入申报财产的义务主体范围。理由是这些单位以后会成为被执行人的财产代管人或实际管理人。

对认定被执行人财产申报义务主体“拒绝报告”或“虚假报告”情节的轻重标准方面, 法条并没有作出明确具体的规定, 确实给执行人员自由裁量权地适用留下了极大的可供裁量的空间。法理认为, 赋予执法人员一定的自由裁量权, 可以使执法人员根据个案的特殊情况而具体掌握执法的尺度, 从而保持个案的正义。但“自由裁量权是把双刃剑”。自由裁量权如果“如脱缰的野马”失去了约束, 自由裁量权的滥用不仅不能实现个案的正义, 而且必将损害个案的正义。并且“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 这是亘古不变的真理。”所以有很多人都认为, 立法上应当对执法人员的自由裁量权有所约束, 尽可能地明确规定“情节轻重”的具体情况, 这既可以约束执法者的自由裁量权, 又可以提高法律条文的可操作性, 从而保持执法尺度的统一, 应当换个解度来求解。

笔者却认为, 从目前的执法情况看, 基层法院采取的主要制裁措施, 如拘留就是拘留十五天, 罚款就是最高罚自然人是一万元, 单位三十万元, 很少有人关注情节的轻重。所以笔者认为, 这是因为中国是人口大国, 各地情况不一, 很难统一标准。再有中国各方面都在发生重大变化, 立法永远落后于实际情况。就算是在一个法院, 要保证执法尺度的统一, 也绝非易事。起码首先要制定一个程序可以操作, 再有每次制裁都要一个合议庭来开庭审理, 听取各方意见, 最后再合议决定。这种事没有哪个基层法院能有足够的人力来办理, 就算有也会把时间拖得很长, 反倒是造成了执行久拖不决。可见要想从立法方面设定处罚情节的轻重标准, 保持执法尺度的统一、约束执法者的自由裁量权是在实践中根本办不到。所以尽管有学者呼吁保持执法尺度的统一, 实现公平正义, 甚至提出了很多呼吁。但笔者研究这方面的论述后, 发现这些学者也都是在呼吁立法时制定标准, 却没有出具体的标准, 可见这些呼吁也没有实际操作意义。所以笔者本着给立法者提供有用的建议的前提下, 实事求是地提出, 中国的国情无法实现执法尺度的统一, 应当换个角度来求解。

现有的拒绝报告”或“虚假报告”的惩罚性措施依然较轻缺乏威慑力。在罚款方面, 最新《民事诉讼法》第一百零四条对原来的《民事诉讼法》第一百零四条的规定进行了修正, 提高了罚款数额, 对个人罚款从原来的“人民币一千元以下”提高到“人民币一万元以下”, 对单位罚款从原来的“人民币一千元以上三万元以下”提高到“人民币一万元以上三十万元以下”。新民诉法确实加大了对财产申报义务主体不如实申报财产行为的处罚力度, 增加了其不如实申报财产将面临高强度处罚的风险负担。不过却不能解决实质问题。因为如果案件在基层法院, 受案标的小确实能起到威慑作用。要是在中级法院或是高级法院, 受案标的论千万、过亿来看, 就算30万也不过是九牛一毛。在拘留方面, 最新《民事诉讼法》对拘留的期限没有作出任何地变动, 仍延续了旧《民事诉讼法》15日的规定, 实践中15日的拘留期限对一些拒绝财产申报的人难以达到威慑作用, 挫伤财产申报义务主体主动、真实地履行财产申报义务的自觉性与积极性。

笔者认为, 在罚款方面, 立法上应修改类似最高罚款多少这样的弹性很大的规定, 因为这样很难保证公平正义。比如, 被执行人应履行10万元的执行款, 却因有财产拒不履行被罚款30万元, 而有的被执行人应履行1亿元的执行款却也被罚款30万元。对比之下, 法院都在依法办事, 造成的处罚不公正却是显而易见的。为了实现公平正义, 笔者提出, 立法时应规定把对被执行人的罚款数额同申请执行标的联系起来, 按比例罚款的新的处罚形式, 这样就可以造成罚款数额会随着申请执行标的“水涨船高”, 好处就是避免了以上出现的法院处罚不公正的问题, 而且也最大限度地威慑被执行人。建议在立法时把罚款数额规定为占申请执行标的30%或是更高。之所以要提30%以上, 是因为在实践中, 低于30%就不一定会触动被执行人的根本利益, 高于30%就肯定增加了欠债数额较大的被执行人不如实申报财产将面临高强度处罚的风险负担。至于立法时到底应如何确定罚款的比例, 笔者总结在基层法院工作的有限经验, 可能不是很有代表性。

在拘留方面, 有些同事提出借鉴国外成熟的立法, 比照了如德国, 对不按法院指定的期日到场的债务人或无正当理由拒不申报财产状况的债务人可科处6个月以下的拘留, 对虚假申报财产的债务人, 一旦被发现, 将依据德国《刑法》第156条的规定以伪证罪追究其刑事责任处3年以下的监禁或者一定数额的罚金。在瑞士, 债务人如对其资产做不真实的披露, 将被判处5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进行罚款。对此, 在日常学习讨论中有同事认为, 应修改我国《民事诉讼法》15日的司法拘留期限, 规定为3个月为宜。理由是在司法拘留方面既能达到促使财产申报义务主体主动申报和如实申报财产的威慑力的要求, 又与我国《刑法》规定的拘役的时间保持了一致和衔接。对此, 笔者却不赞同这种观点。如果把拘留时间延长到与拘役的时间一致, 那拘留岂不成了刑罚处罚?要知道刑法制裁的是行为人的行为有严重社会危害性, 拒不申报或者不如实申报财产的债务人难道有严重的社会危害性?显然不妥。就现在的审批拘留程序在实际操作中很难把握尺度, 很容易出现滥用司法拘留, 极大影响公民人身权利, 所以刑事立法方面要求很严, 确立了由公安机关侦查, 由检察机关起诉, 由法院两审判决才能定罪处罚的严格诉讼程序。制定繁琐的程序目的是为了保障公民的合法权益和实现公平正义。如果把拘留期限定为3个月, 又没有相关严格的程序去保障就很难维护公民的合法权益和实现公平正义, 也容易成产问题。所以笔者认为, 拘留不能更改期限。如果要加强威慑力, 不如把拒不申报或者不如实申报财产的被执行人作为拒不履行判决裁定罪的犯罪嫌疑人移送公安机关侦查起诉, 通过刑事诉讼, 对被执行人予以处罚。

综上所述, 笔者认为, 如果以后的立法能够考虑到被执行人财产申报制度存在的以上缺陷, 并予以完善, 就能够对被执行人产生极大威慑力, 能解决一部分执行案件执行不了的难题。

摘要：目前, 被执行人财产申报案件执行实际结案率普遍偏低是中国执行工作存在的普遍现象, 为了能够进一步解决这一问题, 中国借鉴外国的经验引入了被执行人财产申报制度。不过从这两年的实践来看, 被执行人财产申报制度尚没有发挥其应有的作用, 主要原因是现在关于这方面的立法尚没有对被执行人财产申报制度作出较为详细明确的具体规定, 这就使财产申报制度缺少可操作性, 没有达到原来的立法目的。文章依据作者在工作实践中总结出来的经验, 结合国外的立法经验, 针对立法上存在的缺陷进行了初步分析并提出了个人建议, 希望通过调研的形式给立法者在改进被执行人财产申报制度时提供参考意见。

关键词：被执行人,财产申报,完善

参考文献

没有财产咋 执行？ 篇3

某旅新兵小蘇的父亲去乡里赶集，被骑摩托车疾驰的李某从身后撞倒，造成右腿粉碎性骨折，抢救治疗期间共计支出各项费用9万余元。后小苏家人将李某告上法庭，法院经审理查明，被告李某系酒后超速驾驶，判决其承担全部责任，支付原告医疗费、护理费、营养费、误工费等共计13万余元。官司虽然打赢了，但小苏仍然闷闷不乐。原来春节后家里打来电话，法院只帮助执行了2万元，因李某无其他可供执行财产，剩余11万元赔偿款无法执行到位。法院让小苏家人提供被告财产线索，否则可能中止执行。

“什么是可供执行的财产？如果没有可供执行的财产，是不是过一段时间就不再执行了呢？”小苏拿着家中寄来的判决书复印件，带着满脑子疑问向该旅律师王鹏进行咨询。王律师热心地给予了解答。根据《民事诉讼法》及有关司法解释的规定，可供执行的财产一般包括被执行人所持有的现金、银行存款或有价证券等；土地使用权、房屋等不动产；交通运输工具、机器设备、产品或原材料等动产；债权、股权、投资权益等财产性权利；以及其他财产。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法院应当裁定中止执行：1.申请人表示可以延期执行的；2.案外人对执行标的提出确有理由的异议的；3.作为一方当事人的公民死亡，需要等待继承人继承权利或者承担义务的；4.作为一方当事人的法人或其他组织终止，尚未确定权利义务的承受人的；5.法院认为应当中止执行的其他情形。根据有关规定，被执行人确无财产可供执行的，属于法院认为应当中止执行的其他情形。但是，当该情形消失后，执行法院可以根据当事人的申请或者依职权恢复执行。王律师提醒小苏，在司法实践中，发现有的被执行人采取不动产登记过户、动产或资金转移给第三人等方式恶意处置个人财产，逃避法律责任。依据最高人民法院有关规定，对于第三人占有的动产或者登记在第三人名下的不动产、特定动产及其他财产权，第三人书面确认该财产属于被执行人的，人民法院可以查封、扣押、冻结。

被执行人财产报告 篇4

一、我国被执行人财产申报的现状及分析

我国现行《民事诉讼法》第三编是关于强制执行制度的规定，仅30个条文，涵盖了执??行程序的一般规定、执行的申请和移送、??执行措施、执行的中止与终结等方面的内容。由于1991年制定??该法时我国依然处于计划经济为主、商品经济为辅的大背景下，当时各种民事、经济、行政等纠纷主要靠行政手段来解决，因而职权主义的色彩比较浓厚。执行制度中既没有明确申请执行人提供被执行人财产状况或线索的责任，也没有确立债务人的财产申报义务，只是规定了人民法院有权采取查封、扣押、拍卖等几种执行措施。然而自1992年起市场经济地位在我国逐步确立，经济主体的活动空间迅猛扩展，但由于我国在市场经济初创阶段尚未建立起社会信用机制、社会主体的财产缺乏透明度、社会经济管理能力不强等因素，再加上部分被执行人恶意藏匿、转移财产，人民法院在现有的法律框架内、仅靠自身有限的人力和物力欲查清日益增多的执行案件中所有债务人的财产状况，实在是力不从心。随着法院因查找不到债务人的财产而无法执行的案件日积月累，再加上部门保护主义、地方保护主义等方面的共同作用，“执行难”逐渐浮出水面并演化为社会的热点问题。有学者分析后认为，“谈到执行难原因时，人们往往很强调地方保护主义、部门保护主义、行政干预等。但实际上被执行人方面千方百计转移财产、逃避执行给人民法院执行工作带来的阻力和难度，从案件总体数目上看，可能远远大于上述的外部因素干扰”[3]：“我国的‘执行难’问题主要是因为无法收集到债务人的财务信息造成的”[4].亦有学者进而指出，与《民事诉讼法》的孕育、分娩、成长伴生的苦楚就是民事执行难，但执行的无力并非执行机关的过错，而是“制度性无奈”[5].直至1998年7月，最高法院出台了《关于人民法院执行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试行）》，司法实践中才第一次明确被执行人申报财产的义务。该解释第28条第1款规定：“申请执行人应当向人民法院提供其所了解的被执行人财产状况或线索。被执行人必须如实向人民法院报告其财产状况”。第30条规定“被执行人拒绝按人民法院的要求提供其有关财产状况的证据材料的，人民法院可以按照民事诉讼法第227条的规定进行搜查”。上述规定虽在认识上有一定的进步，但囿于司法解释本身的权限，该规定存在以下缺陷：（1）未明确被执行人承担财产申报义务的条件。被执行人在什么情况下应向法院申报其财产状况，是在法院发出执行通知书后还是在执行通知指定的履行期满后？如果通过申请人提供或法院依职权调查查明的可执行财产已达到执行标的数额，被执行人要不要继续申报？（2）申报内容、申报程序不明确。仅笼统规定被执行人必须报告财产状况，至于如何报告，报告应包括哪些具体内容，则均未加以规定。如果被执行人仅作概括性报告，或不作全面的报告，则将来一旦发现被执行人有其他可供执行的财产，将无法逐项对照。[6]（3）没有规定相应的法律责任。被执行人拒不申报的，虽规定可以进行搜查，但由于不知道被执行人的财产究竟在哪里，因此这种搜查具有很大的盲目性，实际效果并不理想。而且依据现行民事诉讼法，被执行人拒不履行的，法院可以随时搜查，无需等到被执行人拒不申报之后。被执行人没有全面报告自己的财产状况或作虚假报告的，应如何处罚规定中没有提及，所以对被执行人来说拒不申报或不如实申报可能会全部或部分地逃避应承担的义务，最坏的情况也不过是被查出财产后被依法执行，这也只是承担了理应承担的义务，对被执行人来说何乐而不为？笔者在基层法院分管执行工作，从上述规定颁布以来本院通过被执行自己申报财产（特别是申报可供执行的财产）从而执结案件的情况几乎不存在。

二、国外有关被执行人财产申报制度立法经验介绍

基于市场经济的共同性、权利保护的共同性，各国的民事执行制度也确有一些共同规律可循。要在我国建立起完善的被执行人财产申报制度，就需要在中国国情的基础上，学习国外先进经验，少走弯路。

世界上多数法治国家实际都规定了被执行人负有财产申报义务。德国民事诉讼法规定了代宣誓保证制度，其基本的运作程序为：如果执行机关扣押的财产不足以清偿全部债务，债权人可以依照法定程序向执行法院提出代宣誓的保证，债务人本人有义务到执行法院作出代宣誓的保证。代宣誓的内容是提出债务人财产目录以及一定时期（根据不同的情况有不同的时间要求，通常是1年或2年）内其财产的处分情况，而且要将其保证作成笔录，“保证他已经按自己的良心和良知作出对他要求的正确而完全的报告”，如果隐瞒或欺骗将受到法律制裁。德国每年大约举行300万次代宣誓保证，其中一半左右的债务人会主动到指定地点作代宣誓保证。如果债务人拒绝作出代宣誓保证，执行法院可对其拘留，拘留期间最长可达6个月。拘留决定签发后执行法院一般会交给债权人，债权人往往会先持该命令威胁债务人，绝大部分债务人见到拘留令后，都会主动到指定地点作代宣誓保证，最终只有约0.5的债务人被实际拘留。因此拘留措施具有非常巨大的威慑作用，能有效地保证债务人到指定地点报告自己的财产状况。代宣誓保证制度在德国的执行实务中运用非常广泛，效果也比较好。[7]

在美国，几乎所有的州都规定债权人可以迫使债务人披露与强制执行有关的资料，债务人有义务接受对方律师的盘问，若做虚假宣誓将被按照藐视法庭处理。加州民事诉讼法典则规定“债权人可以向法院申请令状，要求债务人在令状规定的时间、地点到法院，或在法院指定的仲裁人面前，提供有助于强制执行的信息”。令状上载明：“如果你没有按照令状指定的时间、地点到场，你将被拘捕，并按照藐视法庭予以处罚，法庭还会命令你支付债权人为进行此程序而支付的合理的律师费用”。纽约州民事诉讼规则也大致相同，相关条文有第5223条（披露义务）、第5224条（有义务接受盘问）、第5251条（虚假宣誓的后果）等。[8]

1994年，英国启动了组织细致而又意义深远的民事司法制度改革，并于1998年出台了新《民事诉讼规则》。按照新规则的规定，债权人为了实现其债权可以向法院申请要求债务人提供相关信息的“出庭裁定”（order toattendcourt），法庭依债权人的申请作出裁定后，由法院或债权人将裁定送达给债务人，债务人必须按出庭裁定规定的时间和地点出席询问程序、提交裁定中要求其出示的文件并在宣誓后回答法庭的问题。询问程序原则上由法院官员主持，但法官也可以依职权或依债权人的申请主持审问程序。如果债务人没有按期出庭或者在询问过程中拒绝宣誓做答或者有其他不遵守出庭裁定规定的行为，作出裁定的法院将向高等法院法官或巡回法官报告，高等法院法官或巡回法官可能对债务人签发拘留令。在签发拘留令的同时，法官还会给债务人一个改过的机会，也即如果他能按照拘留令确定的时间出庭并遵守原来出庭裁定和拘留令的所有要求，那么该拘留令就会缓期执行。数据表明，英国每年签发的大约1万份与执行有关的拘留令中，有99的债务人选择了与法院合作、遵守法院裁定，只有极少数的债务人最终进了监狱。[9]

我国近邻韩国设有债务人照会制度，依据该制度法院可以传唤债务人到庭询问其财产状况，也可以通知债务人在一定期限内向法院说明自己的财产情况。如果债务人拒绝向法院提供其财产情况或无正当理由不按期提供其财产情况，属妨害执行行为，法院可以对该债务人采取强制措施，包括拘留和罚款，拘留期限为20日。在拘留期间，债务人能主动提供其财产情况的，可提前解除拘留。如果债务人向法院提供了虚假的财产情况，则属于刑事犯罪行为，由检察机关提起刑事诉讼，对该债务人可予3年以下的刑事处罚。债务人照会制度随着韩国民事强制执行法于2002年7月1日的颁布而施行，尽管这一制度实施的时间不长，但对于法院及时地掌握债务人的财产情况并顺利地实现债权非常有效。日本目前正在进行民事强制执行法的修改工作，主要从两方面进行：一是提高对不动产执行的速度；二是设立债务开示制度。现在日本在执行中遇到的最大问题是债权人不知道债务人的财产所在地，改革的设想是，为了保障债权人的权利得以实现，债权人可以向法院提出申请，命令债务人到执行法官面前讲明财产状况，如果债务人作了虚假陈述，即可对其进行制裁，这一点已经达成了共识，但具体处以什么样的制裁还未达成一致。[10]

从以上立法例的对比中我们不难发现，尽管各国在制度称谓及立法技巧等方面存在些微的不同，但均从法律层面设定了被执行人财产申报义务。许多国家的经验充分表明，对违反申报义务者给予严厉的制裁，是确保财产申报制度有效运行的关健。

三、构建我国被执行人财产申报制度的设想

我国现行“执行制度存在的最大障碍，就是债务人无财产可供执行，或者有财产抗拒执行”[11].执行案件大多属于金钱或物的交付执行，某些行为请求权的执行案件，最终也可归结为对财产的执行。债务人究竟属无财产可供执行还是有财产抗拒执行，显然不能单凭被执行人的简单声明加以认定，也不能仅仅因为未发现可供执行的财产便作出判断。被执行人若没有按期履行而又不希望被采取强制措施，就必须证明自己确实没有或暂时没有履行能力，证明自己不具有拒不履行的主观恶意。这种证明无非是通过全面申报自己的财产状况来进行，因而设立被执行人财产申报制度并没有加重债务人的负担。通常而言，执行债务人大都不会心甘情愿地申报其财产状况，因此，通过何种制度设计确保债务人履行财产申报义务，就成为问题的关键。

笔者就构建我国被执行人财产申报制度作以下一些设想：

1、立法安排。被执行人财产申报制度的实施不仅仅局限于法院内部，它涉及当事人程序和实体方面的权益，并可能会对被执行人的人身自由加以限制，根据《立法法》第8条的规定，应当由民事诉讼法或今后拟制定的民事强制执行法作出明确而又权威的规定。

2、申报的程序及期限。执行程序开始后，执行员首先应根据其所掌握的以及申请执行人提供的被执行人财产线索进行强制执行，在必要的执行措施用尽后，如果仍不能实现全部债权或根本不能发现可执行财产，则由执行员向被执行人发出财产申报通知书，限其在7日内如实填报全部的财产情况。被执行人在申报的期限内自动履行义务或者与申请人达成执行和解协议的，经人民法院确认，可以不作财产申报。

3、申报义务的主体。被执行人是法人或其他组织的，其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是财产申报义务人；被执行人是私营个体或合伙经营组织的，其业主、合伙人是申报义务人，所申报的财产不足以清偿本案债务的，申报义务人必须同时申报其个人家庭财产；被执行人是自然人的，该自然人是申报义务人。

4、财产申报的范围。应包括以下内容：（1）、流动资产（银行存款、现金、有价证券等）；（2）、固定资产（土地、房屋、车辆、船舶、机器设备）以及各种物资、产品、原材料；（3）、债权、债务、投资和收益；（4）、可以进行评估的无形资产；（5）、业主、合伙人、自然人的个人家庭财产；（6）、申报日前1年内的财产变动情况；（7）、其它财产情况。被执行人认为所申报的财产情况属于商业秘密，也应当如实填报，但可以请求执行法院为其保密。

5、申报的要求（证明程序）。法院在收到被执行人财产申报资料后应进行审查，及时将副本发送给申请执行人。若法院发现或权利人提出被执行人的申报可能存在虚假情况的，法院应当传唤被执行人到法院接受询问，并通知申请执行人到庭听证；经法庭许可，申请执行人可反驳被执行人明显虚假的陈述。被执行人的财产申报如能在形式上证明其确实没有或暂时没有履行能力，并且申请执行人不能证明其申报虚假，就可认为其达到了申报要求。

6、被执行人的后续申报义务。已向执行法院申报过的财产，被执行人不得挪作他用，确因生产、经营或维护其基本生活需要使用的，必须得到法院批准。被执行人在财产申报之后新获得的财产或收益，应当在财产的所有权转移或实际占有该项财产、收益之日起10日内向执行法院补充申报。

违反财产申报义务的情形通常有以下三种，笔者认为应区别不同情况由被执行人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1、拒绝财产申报。被执行人拒绝财产申报的，属故意抗拒执行，人民法院可直接对被执行人（申报义务主体）制裁，予以拘留并可同时处以罚款。根据当前经济、社会发展状况，现行民事诉讼法规定的处罚措施已不足以威慑和约束被执行人，应提高罚款金额和拘留期限，对个人的罚款可提至5000元以下，对法人或其他组织的罚款可提至50万元以下，拘留的期限可提高到三个月以下。如在法院实施处罚前被执行人按通知要求进行了财产申报的，原处罚决定可不再执行；如申报义务主体在被拘留期间进行申报的，法院可提前解除拘留。如拘留期满仍不申报的，则以现行刑法第313条规定的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追究其刑事责任。

2、作虚假申报。这极可能是被执行人违反财产申报制度最常见的情形。一般说来，被执行人不会公然选择拒不申报而遭到法律的立即制裁，其往往会将法院、申请人已掌握的或者一些价值不大的财产进行申报，而隐匿具有执行价值的财产。为戒绝被执行人作虚假申报以侥幸逃债的恶意，必须给予此种行为严厉制裁。一旦法院发现在被执行人申报前存在其他可供执行的财产，或者申请人通过自身努力发现了可供执行财产线索，经法院查证属实的，此时便可认定被执行人构成虚假申报。对虚假申报的，应视为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的一种情形，从而追究被执行人的刑事责任。

3、不作后续申报。暂无履行能力的被执行人，在经济情况改善后取得了新的可供执行财产，如其在取得后10日内未向执行法院申报，而且并非由于不可抗力之阻碍，法院及申请人发现后，执行法院应即对其罚款，并执行新取得的财产。若此后再次出现取得新的可执行财产仍故意不及时申报的，则应依法追究其刑事责任。

“执行债务人的地位不同于一般民事活动中的债务人，如实申报财产状况应是执行债务人必须承担的一项义务，事实上，也只有强化执行债务人的这一义务，才能最终保障债权人债权的实现”。[12]诚然，试图以建立被执行人财产申报制度来彻底消除当前“执行难”中的所有问题显然是不够的，但这一制度在目前的架构下确能起到一定的缓解和抑制作用。

注释： [1]李浩主编：《强制执行法》，厦门大学出版2004年版，第406页。

[2]最高人民法院院长肖扬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明确提出“要在全国法院建立被执行人财产申报和审计执行制度”，参见《法院建设 重在基层》，载《学习时报》2004年第243期1版。

[3]黄金龙著：《关于人民法院执行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实用解析》，中国法制出版社2000年版，第78页。

[4]前引[1]，李浩书，第410页。

[5]参见章武生、张卫平等著：《司法现代化与民事诉讼制度的建构》，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第667页。

[6]参见赵钢、严仁群：《略论被执行人的财产释明义务及其法律责任》，载《法商研究》2000年第2期。

[7]参见李国光主编：《民事诉讼程序改革报告》，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第351－353页。

[8]参见前引[1]李浩书，第750页。

[9]参见上引书第378－410页。

[10]参见谭秋桂、乔欣等《日韩两国民事执行立法与实践考察报告》。

[11]前引5章武生、张卫平书，第655页。

[12]前引[7]李国光书第351页。

财产保全执行细则 篇5

(二)诉前财产保全的申请人在采取保全措施后30日内未起诉的;

(三)申请人撤回保全申请的。

人民法院根据利害关系人或者当事人的申请而采取财产保全措施的，如果由于申请人的错误而导致被申请人因财产保全而遭受损失的，应当由申请人负责赔偿。

查封扣押财产执行异议书 篇6

异议人：刘丹，女28岁银川市西夏区 祥瑞苑 17号五单元302

身份证号***522

因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作出2011 117号民事裁定书及协助执行通知书，要求刘丹协助人民法院将其与李军伟在2008年交易的房屋直接交付给人民法院一案，现提出如下异议：

我们认为，贵院要求刘丹协助执行的房屋已不属于被执行人李军伟所有的，而是属于我们异议人刘丹所有的，我们异议人刘丹在2008年8月出资购买了座落在兴庆区振兴小区的住宅，当时出资11万元。双方虽未进行过户登记，但该购房合同经兴庆区公证处公证，且房款也已当场交付，双方并无异议。随后刘丹便对房屋进行装修，一直居住至今，故其是该房屋事实上的产权所有人。2011年，原房主李军伟因背负刘海洋债务无法偿还遂被诉至法院，在法院执行过程中查封了李军伟名下的这套房屋。

我方当时人对此执行通知有异议。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民事执行中查封、扣押、冻结产的规定》第十七条规定：“被执行人将其所有的需要办理过户登记的财产出卖给第三人，第三人已经支付部分或者全部价款并实际占有该财产，但尚未办理产权过户登记手续的，人民法院可以查封、扣押、冻结;第三人已经支付全部价款并实际占有，但未办理过户登记手续的，如果第三人对此没有过错，人民法院不得查封、扣押、冻结。

我方当时人与李军伟当时虽未办理过户登记但已支付全部房款，在房屋登记过程中并无过错，且实际居住已达三年，若执行该裁定即会侵害善意第三人刘丹对房屋的所有权，也不符合法律对物权所有人的保护理念，为此，异议人刘丹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民事执行中查封、扣押、冻结产的规定》第十七条之规定特向贵院提出执行异议，请依法撤消2011 114号民事裁定书及协助执行通知书。

此致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浅析无财产可供执行 篇7

关键词：执行,无财产,应对措施,执行经验

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李少平代表省高级人民法院向人大代表、全川人民作出“四项承诺”, 即:有诉必理, 努力让经济困难的群众打得起官司;有判必公, 努力让有理有据的群众打得赢官司;有访必接, 努力让申诉的群众诉求有门;有执必果, 努力让胜诉的群众及时实现合法权益。为保证这“四项承诺”的实施, 省高院将做到“五个进一步”, 即:进一步加大司法救助力度, 进一步提高审判质量与效率, 进一步落实公开审判制度, 进一步健全涉诉信访工作机制, 进一步破解“执行难”问题, 最大限度地保障人民群众的合法权益。根据以上合理且切合实际的目标, 我们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探讨法院顺利执结案件的阻碍及有效、可靠方案。

一、案件顺利执结的首要障碍——无财产可供执行

无论哪个时期、哪个阶段, 案件的执行问题都存在于各个法院, 这不仅与当事人自身情况有关, 而且与执行法官甚至审判工作存在一定的关系。

1. 无财产可供执行案件的特点

(1) 我们从全国法院开展清理执行积案活动来看, 通过对无财产可供执行案件的调查、分析和总结, 可了解到无财产可供执行案件的数量成逐年递增的趋势, 这严重制约了法院执行工作的正常开展。

(2) 权利人因受到伤害生活遭受巨变, 基本生存条件都不能保障的情况下, 不能接受生效裁判执行不能的实施, 从而使执行案件矛盾容易激化。

(3) 执行处理难度大。一方面法院为穷尽执行措施耗费大量的司法资源多方查找被执行人的财产线索, 却收效甚微;另一方面, 为防止权利人因权利无法实现引发突发性事件, 法院要做大量的法律释明以及稳控安定工作, 影响了执行工作效率。

二、无财产可供执行案件的成因

1. 被执行人无履行能力导致无财产可供执行

在该院受理的无财产可供执行案件中, 民间借贷和借款合同案件较多, 大多数被执行人履行能力差或者根本无履行能力。由于当事人民事活动不规范, 对对方的资信情况没有认真核查, 在对方没有进行合法担保的情况下发生经济往来, 经济纠纷发生后, 执行时才发现, 被执行人履行能力差, 有的根本无履行能力, 导致案件无法执行。如金融部门盲目发放贷款, 加之部分被执行人缺乏诚信, 有的可能是故意骗贷, 案发后, 有的无执行能力, 有的不知下落, 导致执行不能。

2. 被执行人下落不明导致无法准确调查其财产状况

该院受理的无财产可供执行案件中, 超过30%的案件因被执行人长期下落不明, 导致无法准确调查其财产状况。在被执行人下落不明的案件中, 被执行人从立案到执行一直处于下落不明状况的案件占较大比例。该院在审理此类案件时, 由于一直无法查找被执行人的下落, 只能采用公告送达和缺席判决的方式审理。此种审理方式本身就执行工作带来了一定难度, 调查被执行人财产状况时, 往往发现无财产可供执行。

3. 错失执行时机导致无财产可供执行

执行实践中, 因错失执行时机导致无财产可供执行的案件占无财产可供执行案件总数的比例较大, 错失执行时机的原因具体有以下几类:

(1) 被执行人抗拒执行导致错失执行时机。少数被执行人抗拒执行, 借年龄大或者身体有病、故意让老年亲属出面阻挡等方式, 在执行时以死威胁, 导致案件搁置, 法院考虑到社会效果及稳定和谐, 只能将案件暂缓执行。暂缓执行后导致错过最佳执行时机, 以致被执行人无财产可供执行。

(2) 行政干预导致被执行财产转移。在涉政、涉企、涉及农村基层组织的案件, 往往存在一定程度的行政干预, 导致案件无法及时执行, 以致被执行人财产流失, 无财产可供执行。

(3) 因协助执行人的原因导致财产流失。在执行案件中, 有时存在协助执行人不积极配合案件执行的情况, 使得案件执行延误时机, 最终导致无财产可供执行。

三、无财产可供执行案件的意见和建议

1. 针对部分被执行人是有财产的, 就是执行法官找不到被执

行人及其财产的实际, 建议建立“反规避”、“反逃避”机制。通过与金融系统、公安、工商、税务等部门联动, 借助公安系统网上追捕措施, 对被执行人实行网上追查, 建立起“反规避”、“反逃避”机制, 限制被执行人从事一切经济活动, 一旦发现被执行人财产 (金钱或实物) , 立即扣下。

2. 在建立司法执行救助机制时, 建议只将重大、暴力、突发

性刑事犯罪案件, 侵犯人身权案件, 交通肇事案件的受害人纳入救助对象。

3. 将民诉法第233条第5项“无力偿还借款”修改为“无力

履行生效裁判文书确定的义务”, 扩充其适用范围, 扩大无财产可供执行案件终结的适用范围。

参考文献

[1]顾建华.完善无财产可供执行案件退出执行程序[J].2010, 20-21.

[2]付勇.市南法院对无财产执行案件实行执行退出机制[J], 中国审判.2009, 12-14.

论财产刑执行监督机制的构建 篇8

[关键词]财产刑执行；财产刑执行监督；先罚后判；监所检察部门

[中图分类号]D925.2[文献标志码]A[DOI]10.3969/j.issn.1009-3729.2015.03.006

2013年开始实施的《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试行）》（下文简称“新刑诉规则”）第633条规定，对刑事判决、裁定执行活动的监督由人民检察院监所检察部门负责。可见，新刑诉规则对于检察机关监所检察部门的定位是刑事执行检察监督部门。财产刑属于刑罚的一种，对财产刑执行的监督权当然应由人民检察院监所检察部门行使。根据新刑诉规则第658条的规定，财产刑执行监督是指检察机关依法对法院执行罚金、没收财产刑，以及执行生效判决、裁定中没收违法所得及其他涉案财产活动实行的监督。从刑法条文统计数据来看，有58%以上的刑法条文规定了应当和可以判处财产刑的罪名。[1]从近年的刑事判决情况来看，财产刑在刑罚运用中的比重非常大，以北京市东城区法院为例，在2013年东城区法院有罪判决的346件428人中，被判处财产刑的有301件372人，占比高达87%。随着财产刑刑罚的大量运用，财产刑执行的情况将直接影响到这一刑种的功能能否充分发挥，进而影响到法律的权威和刑罚的严肃性。在司法实践中，财产刑执行的情况却不容乐观，财产刑执行监督作为促进财产刑执行的有效途径，在实践中其作用未得到充分发挥。目前，我国法学界对于财产刑执行监督的研究大多过于抽象、笼统，缺乏实务经验支撑和现实可操作性，对于2012年刑事诉讼法和刑事诉讼规则修改之后的财产刑执行监督问题也鲜有深入、全面的研究。[2-4]鉴于此，本文拟在统计调研大量实务数据的基础上，全面挖掘财产刑执行中存在的问题，从财产刑检察监督的角度进行深入探析，进而提出切实可行的完善财产刑执行及其检察监督的对策建议，以期有利于财产刑执行监督的立法和司法实践。

一、财产刑执行中存在的问题

通过调查分析司法实务中财产刑的执行情况发现，目前财产刑执行过程中存在诸多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1.执行率低

执行率低是财产刑执行中存在的最大问题。执行率低造成财产刑“空判”现象严重，严重损害了刑罚权威。在抽查的2013年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法院247件已作出生效判决的财产刑案件中，移送执行的有210件，未移送执行的有37件；在移送执行的案件当中，全部执行到位的有16件，部分执行到位的有8件，处于执行过程中的有8件，未执行的有178件，未执行率高达84.8%。据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法院解释，这178件判决由于种种原因无财产可供执行。从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法院2013年上半年的刑事判决中还可以发现，前罪判处的财产刑未执行完毕的有105件118人，所占比率较大。前罪财产刑的执行状况不好，也是财产刑执行率低的一个表现。北京市其他区法院的财产刑执行情况也与其相差无几。如2010年、2011年、2012年，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财产刑案件分别为3 834件、2 264件和2 595件，已执行的财产刑案件分别为106件、159件和204件，执行率分别是2.76%、7.02%和786%；北京市丰台区人民法院近几年刑事审判庭在判决前缴纳罚金的案件占全部案件的40%～50%，但在判决生效后，执行庭立案的案件实际执行率不足10%；北京市昌平区人民法院2012年354件财产刑案件中，自动履行的有21件，强制执行的有38件，执行率仅为16.6%（本文数据均来源于“财产刑监督工作推进会发言材料”，载于首都检察网监所检察信息管理系统，2013年8月14日）。

2.违法违规执行现象严重

违法违规执行现象严重是财产刑执行中存在的普遍问题。目前法院在财产刑执行中存在许多违法违规执行现象。一是绝大多数法院在刑事审判时实行先罚后判，鼓励被告人在判决前向刑事审判庭预交罚金，并将其当作是认罪悔罪的表现，有时甚至将预先履行财产刑当成从轻判决的条件，这种做法违法，是极其错误的。刑事执行是指刑事裁判生效后将裁判内容付诸实施的诉讼活动，未判先罚，罚款师出无名，事实上是先执行后判决，明显与法律规定不符。从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法院2013年上半年的刑事判决来看，判决书上注明“已缴纳”，即在判决生效前就已经执行财产刑的至少有38件48人。再如，北京市丰台区人民法院近几年刑事审判庭在判决前缴纳罚金的占到全部案件的40%～50%。二是不能执行或难以执行的不予立案。根据《刑事诉讼法》的规定，判决生效后即应进入执行程序，即案件应由法院刑事审判庭转入执行庭。而在实践中，法院执行庭为了应付考核，片面追求执行率，往往有选择性地立案，对于不能执行或难以执行的案件应当立案而不立案，这也是一种枉法行为。虽然很难向法院调取具体的数据，但这种违法情形在全国法院中都较为普遍地存在。三是财产刑执行变更具有随意性。由于我国实行的是“审执一体”的模式，法院既是审判者又是执行者，在实践中对于执行遇到困难的，较易发生随意减少、免除财产刑执行数额的情况，以不影响执结率。“审执一体”的模式违反了任何人不得做自己案件的法官的原则。在这种现有模式下，财产刑执行的变更得不到有效监督，是亟需解决的一个问题。

3.法院重视度不够

受我国“重自由刑轻财产刑”的传统刑罚观念影响，法院长期以来对财产刑执行的重视程度远不及生命刑、自由刑，被判主刑附加财产刑的人员往往在主刑执行完毕后即被认为服刑完毕，财产刑的不执行对其没有任何影响。这从前罪判处的财产刑未执行完毕的案件数量中可见一斑。同时，在当前社会矛盾多发的时期，法院受理的案件数量呈大幅上升趋势，财产执行中“重民轻刑”现象严重，民事执行受到对方当事人的监督和催促，而刑事财产刑由于没有对方当事人的监督而被忽视。

4.很难摸清被执行人实际的财产状况

很难摸清被执行人实际的财产状况是财产刑执行过程中遇到的实际困难。法院除承担着审判这一主要职能外，还承担着部分刑罚的执行功能。财产刑执行的困难程度不亚于民事案件，众所周知的民事案件执行难尚且有先予执行和保全措施[5]，《民事诉讼法》还规定了查封、扣押、冻结等强制执行措施，而《刑事诉讼法》仅规定在侦查阶段可以运用查封、扣押、冻结等措施，并没有规定法院可以运用相应的财产强制措施，也没有明确可以参照民事诉讼法的相关规定。这使得法院在执行阶段对被执行人的财产状况无从查询和掌握，即使发现被执行人有财产也无法采取强制措施。此外，委托执行的效果也欠佳。从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法院的执行情况来看，被执行人90%以上是流动人口，在京大多无财产可供执行，委托其户籍所在地法院执行时常被退回或告知被执行人已外出务工，导致财产刑无法执行。

二、财产刑执行监督中存在的问题

财产刑执行难，执行监督也难。新刑事诉讼法实施以来，虽然检察机关对财产刑执行监督进行了尝试性探索，却收效甚微。财产刑执行监督过程中存在的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五个方面。

1.执行监督意识薄弱

在我国，“重民轻刑”“重自由刑轻财产刑”的观念根深蒂固。检察机关对刑罚执行的监督片面聚焦于对生命刑、自由刑执行的监督上，认为财产刑执行监督无足轻重，怠于监督；也有部分检察院意欲监督，却有畏难情绪，不敢监督，不善监督，最终导致大多数检察院对财产刑执行监督这一职能持“坐、等、靠”的态度，寄希望于外部力量推进，寄希望于立法完备、机制完善。

2.立法不完备，缺乏可操作性

我国现行法律中关于财产刑执行监督的条文寥寥无几，仅新刑诉规则第633条、658条规定了检察机关对财产刑执行监督的职能，而没有具体的操作细则或规范，导致执行监督无法可依，无从开展。如《刑事诉讼法》规定了法院要在宣判后最长5日内将判决书送达检察机关公诉部门，以便于公诉部门对法院判决开展审判监督，但没有规定法院向监所检察部门送达生效判决和有关执行情况的文书，导致监所检察部门对法院的判决执行情况无从掌握，监督起来步履维艰。另外对管辖原则等一些基本问题也没有规定，使得财产刑执行监督成为一纸空文。即使有些检察院愿意大胆尝试、积极创新，也缺少基本的监督程序、原则和方法。

3.检察院与法院之间沟通不畅、监督乏力

有效的监督需要监督者与被监督者之间进行及时、有效的沟通。但目前，在财产刑执行监督方面，检察院与法院之间缺乏有效的沟通渠道。其一，法院主动接受监督的意愿较弱。在执行难的大背景下，检察院的执行监督对于法院来说是一种“负担”，甚至在某些法院看来是一种“添乱”，因此，整体而言，法院比较排斥财产刑执行监督，执行部门对于某些积极履职的监所检察部门的“叨扰”大多消极应对。其二，检察院对于法院的具体执行程序和细节不甚熟悉。由于绝大多数检察官没有法院执行方面的工作经验，因此对于财产刑的执行监督只能建立在法院提供的资料基础之上，而被监督者不可能向监督者提供对自己不利的资料。这就造成检察机关监督力度小，手段匮乏，监督不到位，流于形式。就目前而言，几乎没有检察院与法院就财产刑执行监督达成科学的、可行的、双方认可并自愿遵守的实施细则或规范，这使得财产刑执行监督步履维艰，收效甚微。

4.检察机关纠正问题的方式缺乏强制力

目前，检察机关对财产刑进行执行监督的最终方式是制发《检察建议》或《纠正违法通知书》，但这种方式缺乏强制力。检察建议、纠正违法通知书的采纳与否完全取决于执行机关——法院，即使法院不接受其内容、不予以纠正，也没有什么不利的后果，以至于检察机关的监督行为被笑称为“纠正违法劝告书”[6]，从而削弱了检察机关的监督作用。实践中，制发《纠正违法通知书》有时不仅无法纠正问题，反而会造成法院的消极执行、态度对立，更不利于以后的监督和配合。

5.相关人员配备和机构设置存在一定问题

一是检察机关监所检察部门人员配备存在问题。目前，全国监所检察队伍普遍存在年龄偏大、人员老化、人数较少、整体素质不高、专业能力相对较弱的情况，仅能满足原有工作职能需要，无法满足新刑事诉讼法赋予的诸多新增业务需求，对一些问题和困难的研究和解决不及时、不到位，在新增职能的履行方面安于现状、动力不足。监所检察部门的人员数量和结构若得不到改善，将严重影响到执行监督工作的全面深入开展，尤其是新增职能的充分履行。

二是检察机关监所检察部门的机构设置存在问题。传统意义上的监所检察部门，其职能着眼于监管场所内的执行活动监督，即关注点聚焦于自由刑的执行监督。随着新刑诉规则的修改，最高人民检察院将所有种类刑事执行的监督职责赋予监所检察部门承担，将监所检察部门定位为刑事执行检察监督部门。实践中，监所检察部门囿于自身称呼的限制，对于监管活动之外的刑罚执行监督缺乏应有的关注，监督的范围也没有涵盖所有刑罚种类，造成部分执行监督功能的虚化、空置。

三、完善财产刑执行监督的对策建议

财产刑执行与财产刑执行监督相辅相成，密切联系。加强财产刑执行监督是确保财产刑有效执行的关键途径。完善财产刑执行监督机制，有助于促进财产刑执行深入推进。对此，笔者提出以下几点对策建议。

1.提高财产刑执行监督意识

执行监督是维护公平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3]作为法律监督者，监所部门的检察官应当认识到，执行监督与侦查监督、审判监督一样，是检察监督的重要组成部分；财产刑执行监督作为执行监督的重要内容，其作用不容小觑。应把财产刑执行监督当成重点工作来做，而不是消极怠工，认为监督与不监督一个样；应自觉提高财产刑执行监督意识，以更有力度的财产刑执行监督促进财产刑执行的推进。

2.积极开展财产刑执行监督

提高财产刑执行监督意识的同时，要依托现有的工作方法，结合有关工作深入推进执行监督，推动财产刑执行监督的开展。一是对于在押人员，应依托派驻检察室帮助查询被执行人的财产状况。对于被判处财产刑的在押人员，可以充分利用派驻看守所、监狱的检察室的天然优势，通过了解其在监管场所的日常消费水平、消费账户情况等，判断其是否具有履行财产刑的能力。发现罪犯有可供执行的财产却拒不履行财产刑时，应当建议法院强制执行。要注意的是，检察机关是监督机关而非执行机关，没有协助法院执行的义务，仅对法院在罪犯有财产可供执行却不知或不予执行时提出纠正意见。在目前财产查询制度尚不完备的情况下，应当充分发挥派驻检察室的作用。

二是对于社区矫正人员，应通过谈话了解其财产刑执行状况。对于被判处财产刑的社区矫正人员，检察机关可以通过与社区矫正人员谈话等方式，了解其财产刑执行相关情况，如是否有财产可供执行、是否已经执行、执行行为是否合法等。如果发现执行过程中存在侵犯当事人权益的行为或其他不规范的行为，检察机关应进一步审查确认，对法院的违规违法行为予以纠正。

三是通过减刑、假释检察，加强财产刑执行监督。《刑法》第78条、第81条分别规定了减刑、假释的条件，但对于罪犯履行财产刑是否属于“确有悔改表现”则没有规定，即现行刑法并没有将财产刑是否得到执行作为罪犯减刑、假释的前提。财产刑的履行对于罪犯及其亲属而言只意味着单纯的财产损失，积极履行没有任何好处，这就大大挫伤了被执行人履行财产刑的积极性。在司法实践中，可以尝试将积极履行财产刑认定为“确有悔改表现”之一，作为减刑、假释的一个考量因素，而将有能力履行财产刑而不予履行作为禁止条件。检察机关可在对减刑、假释的检察监督中，了解被执行人是否履行了财产刑，重点审查决定机关是否考虑了财产刑执行情况，对于罪犯有履行财产刑能力而拒不履行的，向减刑、假释的决定机关提出检察意见。

四是充分运用控告申诉机制，加强财产刑执行监督。财产刑执行与被执行人的利益密切相关，因此，被执行人对财产刑执行过程的关注程度较高。对于执行过程中的违规违法行为，或者侵害被执行人合法权益的行为，应当告知被执行人有权向检察机关提出控告、申诉和举报。在被执行人就财产刑执行提出控告、申诉和举报时，检察机关应当及时展开调查，对财产刑执行中的问题进行具体的个案监督，发现违规违法问题时应及时予以纠正。

3.坚决纠正违规违法执行行为

一是坚决纠正法院刑事审判庭“未判先罚”行为。财产刑作为一种刑罚，是罪犯对社会承担刑事责任的表现，不能将其当作判决前的量刑情节来考虑，否则就有“以钱买刑”之嫌。当然，罪犯积极履行财产刑是悔过的一种表现，可以通过其他方式予以考量，比如作为执行环节的减刑、假释的考虑因素。目前，应当加大对未判先罚的纠正力度，有一例发一份《纠正违法通知书》，或者搜集多个未判先罚的案件制发综合的《纠正违法通知书》，坚决制止先罚后判。二是坚决纠正法院执行庭“难执行的不立案”的行为。判决后进入执行程序的刑事案件，法院应当全部予以立案，而不是有选择性地立案执行。即使有些案件难以执行或不能执行，也不应排除在执行程序之外。检察机关应当加强对法院不依法立案和执行的监督，发生一例监督一例，严禁不结不立、先执后立。

4.规范执行活动，创新监督方式

在立法尚未完善之前，检察机关要加强与法院之间的沟通交流，在执行和执行监督范畴协调建立起互相配合、制约监督的模式，使法院的财产刑执行活动步入正轨。检察机关应因地制宜，不断创新监督方法，采取全面监督与重点监督、同步现场监督与事后书面监督相结合的方式。在执行监督的时间上，在开始探索财产刑执行监督之初，可尝试全面监督；在积累一定的经验之后，可采取重点监督和事后监督的方式。在财产刑类型上，对于罚金刑可分类处理，执行顺利的可以事后书面监督或重点抽查，难以执行的可以同步现场监督；对于没收财产的，因为此类案件数量较少，应予以重点监督。在案件类型上，对于涉众、涉外、社会影响较大的案件或者敏感案件，应予以重点监督。对于执行变更的，应予以重点监督，防止随意减、免情形的发生。

5.优化人员配备和机构设置

在检察机关有关部门人员的配备上，要充分考虑检察机关履行好各项新增职能，以及针对不同的执行主体进行充分有效监督的需要，向监所检察队伍充实一批法律专业知识扎实、沟通协调能力较强、年富力强的人员。同时，由于监所检察涉及批捕、公诉、反渎和职务犯罪预防等多种职能，因此应将具备上述多部门工作经验的检察人员配备到监所检察岗位上来。

在检察机构的设置上，为了促进执行监督的全面开展，建议将检察机关监所检察部门更名为刑事执行检察部门，可根据实际需要下设若干科室，分别负责各种刑罚执行的监督工作。这一名称不仅揭示了部门的核心职责，更能体现出监督职责的法定性和专门性，也使对财产刑等非监禁刑的执行监督更加名正言顺。

在执行机构的设置上，审执分立模式有待建立。刑罚的执行权本质上是一种特殊性质的行政权而不是司法权，应由行政机关负责而不是由法院负责。从长远来看，建立独立于法院的、专门的财产刑执行机构，不仅有利于解决财产刑执行中的许多问题，而且有利于促进财产刑执行监督的开展。

6.完善相关立法，增强财产刑执行监督的可操作性

建议重点从以下几个方面尽快完善相关立法，为财产刑执行监督提供法律依据。一是规定执行法律文书送达制度。《刑事诉讼法》第196条只是规定了法院应当在判决后将判决书送达检察院公诉部门以供审判监督，却没有规定法院将生效判决送达检察院监所检察部门以供执行监督。因此，应尽快弥补这一立法空白，规定判决后法院应将生效判决书副本、执行通知书副本及时送达检察院监所检察部门，执行过程中的减免、变更执行等裁定书应及时送达，执行完毕的应将执结通知书送达等，以使检察院能够及时掌握财产刑判决和执行的情况，从而开展全面、有效的监督。二是确立管辖原则。对于异地执行的财产刑，是由判决法院的同级检察机关进行监督还是由服刑地的检察机关进行监督，亟待立法予以规定。笔者认为，应由服刑地的检察机关对财产刑执行进行监督。理由是由服刑地法院的同级检察院监督更具有对等性和可操作性。作出判决的法院在向执行地法院发出委托执行通知书的同时，还应将相关文书抄送当地检察院，被委托执行的法院在执行中的法律文书也应及时送达同级检察院。判决法院如果有部分自行执行、部分委托执行的，应分别由对应的检察院对同级法院的执行活动进行监督。三是规定执行监督的强制性后果，赋予纠正违法一定的强制力。可以规定检察机关发现财产刑执行过程中的违法行为而予以书面纠正的，执行单位必须按照要求限期改正，如果逾期不改正，要向检察机关说明理由；还可进一步规定理由不成立的后果，诸如此类，以强化对违法执行的监督力度。

目前，各地检察机关在财产刑执行监督的探索道路上积极前进，财产刑执行监督作为促进财产刑执行的有效途径，正在逐渐改变着财产刑执行难这一历史问题。虽然现实中财产刑执行还存在着许多不规范的问题，财产刑执行监督的途径和手段也不甚完善，但可以看到，有关机关强化财产刑执行和监督的意识在逐渐增强，有关机构设置也正在推进之中，新一轮的刑事诉讼规则修改和完善也在进行之中，希望本文能够为司法实务和检察改革有所裨益。

[参考文献]

[1]

张雪妲.财产刑执行监督问题初探[J].国家检察官学院学报，2004（6）：101.

[2]单民.刑罚执行监督中的问题和对策[J].政治与法律，2012（11）：155.

[3]丁英华.刑罚执行监督过程中的问题与完善[J].中国刑事法杂志，2011（7）：78.

[4]李忠诚.刑事执行监督功能探讨[J].人民检察，2003（2）：34.

[5]郑世保.民事判决执行难的原因分析[J].郑州轻工业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3）：5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