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执行人财产申报制度

被执行人财产申报制度（共8篇）

被执行人财产申报制度 篇1

“执行难” 是困惑我国民事诉讼法学理论界和司法实践的一个重大问题，构建并完善被执行人财产申报制度是破解“执行难”问题的重要出口。被执行人财产申报制度是指被执行人未按执行通知履行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的，应当向法院申报当前及收到执行通知之日起一前的财产情况，否则将受到拘留或罚款等处罚的一种制度。我认为应从以下几方面构建和完善被执行人财产申报制度。

一、尽快制定被执行人申报财产制度的相关细则规定是完善被执行人财产申报制度的前提

立法的不完善是一个制度无法真正落到实处的首要原因，只有从立法上完善相关法律规章制度，才能要求人们更好地去遵循，也才能在较大程度上杜绝钻法律空子的现象。

第一，应当明确被执行人申报财产的具体内容。

明确被执行人申报财产的具体内容不仅便于被执行人申报自己的财产，而且便于法院的审查。

第二，明确被执行人申报财产的期限。

被执行人还应当随时申报在执行过程中的财产变动情况，以防被执行人在初次财产申报以后转移财产、隐瞒财产。被执行人在此期间转移财产的行为将成为追究被执行人法律责任的重要依据。

第三，强化被执行人不履行财产申报义务的责任，严重者可追究刑事责任。

司法实践中被执行人拒绝申报、虚假申报、隐瞒申报财产状况，最重要的原因就是现有法律对不申报者的处罚较小，以及执行法院在实际操作中对拘留、罚款等处罚性措施运用得较少，故而对被执行人的威慑力不大。因此应当强化对被执行人不履行财产申报义务的责任，拒不申报、虚假申报和隐瞒申报者应当严格依法予以处罚。

第四，制定统一的被执行人财产申报通知格式文本，在通知上明确不履行该义务将导致的法律后果，做好释明工作。

最高人民法院应当制定统一的被执行人财产申报通知书的格式文本，并且在通知书上应当明确不履行财产申报义务将导致的法律后果。执行法官应当在发出执行通知后被执行人未履行法律文书确定的务时，向被执行人送达财产申报通知书，同时执行法官应当向被执行人做好释明工作。

二、实行听证程序，双方当事人对质是完善被执行人财产申报制度的关键

被执行人申报财产后，执行法官应当首先进行审查，对被执行人申报的财产状况先做初步审查；然后召集双方当事人听证，申请人对被执行人申报的某项财产状况表示质疑并提供相关证据予以证明的，执行法官应责令被执行人予以说明并提供证据加以证明。被执行人无法证明的，执行法官可将此作为被执行人虚假申报、隐瞒申报财产的证据，对被执行人予以处罚。

三、构建社会诚信系统，促成诚信守法、有法必依的良好法治环境

首先，通过媒体曝光使“老赖”无处遁形，媒体公开老赖”名单，将此与银行信贷系统、出境检验等挂钩。其次，强化相关组织和个人积极协助法院调查、法院执行的义务。

对被执行人合法权益保障

司法救济区别于私力救济的最重要一点就是司法救济具有国家强制执行的效力，然而目前由于诚信体系的缺失以及司法权威的不足，越来越多的法律生效文书得不到执行，执行难已经成为困扰司法机关的一大难题。而究其本源就是被执行人难找、被执行财产难寻，为解决这一问题，全国各地法院陆续推出了一些新的执行方法，例如债务人名录、网上执行、审计执行等。申请执行人是法院判决认可的债券人，为了保持司法的权威，法院一直致力于保障申请执行人的权利，却忽视了被执行人的合法权益。保障被执行人合法权益原则是执行程序中的一项基本原则，我们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保障被执行人的合法群益。

一、区分恶意被执行人和善意被执行人

恶意被执行人是指客观上除了维持自身及家人的生活必需外，有能力履行法院生效法律文书，但主观上有意拖欠债的被执行人。善意被执行人是指虽然主观上有还款意愿但因客观上生活困难无力偿还债务的被执行人。我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二条、第二百二十三条分别规定了应当保留被执行人及其扶养家属的生活必须费用和生活必需品，这也体现了以人为本以及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的精神。体现了“生存权高于债权，生存权是最大的人权”的思想

二、保障被执行人的实体权利

为了保障被执行人及其家人的正常生活，不会应为执行程序而使基本生活无法维持，应该在法律中明确规定不得执行的财产。主要包括：维持当事人生存所必需的财产；维护社会政策目的而闲置或禁止执行的财产（包括退休金，因人身伤害或死亡而支付给受害人或家属的抚恤金、伤残补偿金，未公开的著作或发明创造等等）

在执行程序中除了应当保留被执行人及其扶养家属的生活必须费用和生活必需品，还应当注重对被执行人及其家人隐私权和名誉权的保护。由于被执行人财产申报制度、申请执行人和群众的举报制度和网络电视等媒体在执行程序的应用使被执行人及其家人的隐私权和名誉群可能会受到不同程度的侵害，影响了被执行人及其家人的正常生活，因此在执行过程中被执行人隐私权和名誉权。

二、对被执行人程序性权利的保护

在执行程序中可能会出现执行错误或者执行不当等情况对被执行人的财产和人身造成不同程度的损害。为了保障被执行人的合法权益，我们应该完善救济制度，在执行程序上赋予被执行人对执行提出异议的权利和当自身合法权益受到执行错误和执行不当侵害而提起诉讼和提出赔偿的权利。

评监禁刑罪犯享有与配偶同居权、生育权

有人认为刑罚的目的在于惩罚犯罪，使其承担危害社会的不利后果，受到应有的制裁，所以

其不应该享有和正常人一样的与配偶同居和生育的权利。若赋予气和正常人一样的权利，那么刑罚就是去了其真正的目的和意义。但我认为惩罚犯罪只是刑罚的目的之一，刑罚的最终目的是促使罪犯改过自新从新做人。且监禁刑的内在含义和目的是限制罪犯的人身权利和剥夺其应享有的政治权利，并不包括剥夺其结婚生育等其作为人应享有的人身权利。因此为了使罪犯积极改造回归社会，罪犯应该享有结婚和生育的权利。

我国《宪法》第49条规定:“婚姻、家庭、母亲和儿童受国家的保护。”“禁止破坏婚姻自由,禁止虐待老人、妇女和儿童。”因此，结婚权是公民的宪法性权利，不因罪犯被监禁而丧失。且我国婚姻法规定的结婚条件：

一、达到法定婚龄;

二、无医学上认为不得结婚之疾病;

三、非直系血亲或三代以内旁系血亲;

四、无重婚事由。并没有规定罪犯不能结婚，根据法无禁止即可为的原则，结婚和生育权是罪犯享有的宪法性权利，不因受到刑罚而被剥夺。

与配偶同居、生育是罪犯应享有的宪法性权利和法定权利，但是由于其特殊身份，其结婚和生育的权利如何的到保障和实施呢？对于不同的罪犯能否都应当给予其结婚生子的权利？对于女罪犯与配偶同居后怀孕的问题如何解决？这些是使罪犯享有结婚和生育权所要解决的问题。

我国婚姻法规定邻结婚证必须由当事人到婚姻登记处办理，罪犯由于其人身自由受到限制无法行使该项权利，且国家并没有义务给罪犯结婚创造条件。不过我们可以把其享有结婚和生育作为其积极改造的激励手段，有条件的选拔一些罪犯，使其享有与配偶同居和生育的权利。我认为我们可以从罪犯的犯罪性质、改造表现和需求程度来选拨一些犯罪危害性小、改造表现良好和有实际需求的罪犯，使其享有与配偶同居和生育的权利，这不仅会促使罪犯积极向上而且会激励其他罪犯积极改造。对于女罪犯我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一十四条第一款规定，对于被判处有期徒刑或者拘役的罪犯，如果罪犯是怀孕或者正在哺乳自己婴儿的妇女，可以暂予监外执行。因此为了防止罪犯利用此条规定规避法律，我们可以要求女罪犯签订有关协议以防止此类现象的发生。

被执行人财产申报制度 篇2

造成执行结案率低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占大多数无法执行的情况是法院在许多案件中难以真正查明被执行人的财产。目前对债务人财产的调查主要有法院调查、申请执行人举证及被执行人自己主动申报三种途径。从近些年本法院的执行情况看, 对于有些案件通过法院调查、申请执行人举证是可以查询到被执行人的财产线索的。这类案件主要是有抵押财产的借贷合同纠纷, 被执行人属较大公司的工程承包合同纠纷、被执行人是大公司的劳动争议纠纷, 被执行人属公务员或有固定工资收入的案件等。对于申请人根本不了解被执行人的比如交通肇事人身损害赔偿纠纷案、故意伤害人身损害赔偿纠纷, 被执行人系有准备早已转移财产的案件, 被执行人没有固定收入的案, 被执行人是政府等特殊主体的案件, 被执行人是小公司的劳动争议案等案件 (这类案件占所有收案的30%左右) , “法院调查、申请执行人举证”的方式就显得没有多大作用了。因为目前法院调查方式确实有限, 法院也没有这么多的人力去查询所有银行。这类案件的被执行人看到法院调查手段有限、申请人又无法提供其财产后, 往往都选择拒不履行, 就算是最后被法院调查到财产再履行也不迟。总之被执行人就是认为不主动履行要比主动履行更有利。而且实践表明后一类案件占执行案件的大多数, 也是因这类案件多数无法执行, 就造成了法院执行难而且多年无法解决的现象。

如何能让“被执行人自己主动申报自己财产”成为“法院调查、申请执行人举证”以外, 能够帮助解决案件执行难的手段, 已成为目前我国立法制定的方向。从公认的法治国家看, 多数法治国家实际都规定了被执行人负有财产申报义务。例如, 《德国民事诉讼法》第807条规定了债务人有义务提出财产目录并提出代宣誓的保证, 第901条规定对不到场接受询问者、拒绝作出代宣誓保证者可以作长达2年的拘留。美国加州民事诉讼法典规定“债权人可以向法院申请令状, 要求债务人在令状规定的时间和地点到法院, 或在法院指定的仲裁人面前, 提供有助于强制执行的信息。纽约州民事诉讼规则第5223条 (披露义务) 、第5224条 (有义务接受盘问) 、第5251条 (虚假宣誓的后果) 也规定大致相同。[2]

从现在中国的国情来看, 中国现在尚没有将公民的财产用统一的身份证号联系起来的以供查询的社会基础, 不能像美国那样在电脑上输入被执行人的身份证号就可以清楚地查询到其在哪个地方有多少财产的高效透明的体制。这就必定造成中国目前现状是各公民的财产分散隐藏在社会的各部分, 而且各部分又是相互独立互不联系的事实, 这种情况下必然给法院执行时的调查取证带来极不利的影响。为了解决这一问题, 目前中国从立法上也开始要求被执行人主动申报自己的财产, 也就是被执行人财产申报制度。《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执行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 (试行) 》第28条中规定“被执行人必须如实向人民法院报告其财产状况”。修改后的民事诉讼法第217条第一次规定了我国的被执行人的财产申报制度, 根据该条规定, “被执行人未按执行通知履行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 应当报告当前以及收到执行通知之日前一年的财产情况。被执行人拒绝报告或者虚假报告, 人民法院可以根据情节轻重对被执行人或者其法定代理人、有关单位的主要负责人或者直接责任人员予以罚款、拘留。”总之, 要求在执行程序中, 强制要求被执行人向法院如实申报财产。

从笔者近两年的实践工作中看, 现在的被执行人财产申报制度仅凭这两个条款就显得比较抽象, 因为尚没有涉及到明确规定应当报告财产的时间、没有指明申报财产的情况范围、申报财产的义务主体范围还没有清楚, 另外“拒绝报告”或“虚假报告”的惩罚性措施依然显得较轻缺乏威慑力。

对于如何明确规定应当报告财产的时间, 或者说是被执行人应当在何时以前提供自己的财产, 条文规定是“应当报告当前以及收到执行通知之日前一年的财产情况”。对此, 笔者认为这样的规定应当属不妥。主要是规定的时间过于短, 应改成“应当报告当前以及自诉讼以来的财产情况”。有些被执行人在诉讼开始以后, 就开始转移财产, 到了申请执行阶段造成财产全无。而且很多申请人的不懂有诉前财产保全措施或当时无法掌握被执行人财产线索或是没有足够财产提供担保, 都会给日后造成无财产可供执行。

另外, 立法还应规定, 被执行人应当每年一次向法院申报自己的财产情况。之所以要求一年申请一次而不是一个月或二年申报一次, 主要理由是过于频繁申请报, 就会给被执行人带来太大负担, 而且也没有必要。超过一年, 二、三年一次申报会造成财产会有较大变化, 笔者是在实践中摸索出提出一年申报一次, 这个时间比较合适。

至于要求被执行人何时向法院报告, 有些学者认为应由立法规定一个比较准确的期限, 如要求“被执行人未按执行通知履行法律文书确定义务的, 应当在执行通知确定的履行期间届满次日起3到5日内或者是人民法院指定的期间内, 向人民法院如实报告当前以及收到执行通知之日前一年的财产情况”。笔者却认为不应用立法强制这样一个期限, 而是应规定在申请人申请执行立案以后, 由法院依职权可以要求被执行人在多少天内主动向法院提交财产申报表。笔者之所以提出由法院依职权设定时间, 而不是要求在立法上规定一个比较严格的期限, 就是要给予执行人员比较大的自由裁量权。主要原因一是有些案件被执行人财产比较明确, 无需再要求提供。如有些借贷, 事先已有了足额的抵押, 拍卖抵押物足以偿付债权, 执行就不必多此一举。二是有些案件双方当事人愿意达成执行和解, 并且又主动履行的, 此时也无必要再要求被执行人提供财产。三是有些案件被执行人是特殊主体, 比如是政府、金融机构等, 这些单位的银行账号可以到人民银行查询, 也没有必要要求提供。而且这些单位的办公设备、营业场所是不能查封、扣押并拍卖的, 提供了也执行不了。

对于申报财产的情况范围, 有些学者认为被执行人申报的财产应当限于自己应当履行的法定义务的范围内, 超过的部分应属个人隐私, 无需申报。笔者认为, 在被执行人实际申报中, 必定会出现被执行人随意夸大自己申报财产的价值, 以此逃避执行的情况出现。所以把申报财产数额交给被执行人去判断显然会给被执行人规避法律带来便利。所以立法时就应规定被执行人须向法院申报自己全部的财产, 至于其价值是否超过自己应当履行的范围应由法院来判断, 法院也应当为其保守秘密。

另外, 应同时要求立法时规定“财产状况”不仅只包括实际的财产, 而且应包括享有的财产性权利;不仅包括财产的增加情况, 而且包括财产的减少情况;不仅包括财产的来源, 而且包括自诉讼以来的财产去向。此外, 对于尚未发表的作品以后发表可能产生的稿费, 尚未完工结算的工程款等诸如此类的可产生预期债权的也应是属于主动申报的范围。

对于申报财产的义务主体范围。有学者提出财产状况的申报主体除了被执行人本人外, 还应包括被执行人的法定代理人、有关单位的主要负责人或者直接责任人员。同时, 还应包括被执行人的财产代管人或财产的实际管理人。理由是对无民事行为能力或限制民事行为能力的被执行人来说, 其法定代理人既是其行为的责任人, 又是其财产的实际管理人, 因此, 无民事行为能力或限制民事行为能力的被执行人的法定代理人向人民法院申报被执行人的财产状况, 既是其责任使然, 同时其对被执行人的财产状况也最为了解。有关单位的主要负责人或者直接责任人员作为财产状况的申报主体, 是因为他们是对单位财产行使管理、经营、决策的代表, 既是行为的责任人, 又是行为的承受人。财产状况的申报主体之所以还应包括被执行人的财产代管人或财产的实际管理人, 因为除了被执行人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或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其法定代理人为法定的被执行人的财产代管人或实际管理人的情况外, 现实生活中, 也不乏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将自己的财产交与他人代为管理和代为经营的情况。这种情况下, 被执行人有时对自己的财产状况也存在着一时不是很了解的情形。而其财产代管人, 对其代管的被执行人的财产状况却能了如指掌。

对此, 笔者完全赞同, 更提出对于尚未发表的作品以后发表产生的稿费, 尚未完工结算的工程款等诸如此类的可产生预期债权的出版社、发包单位, 也应把其列入申报财产的义务主体范围。理由是这些单位以后会成为被执行人的财产代管人或实际管理人。

对认定被执行人财产申报义务主体“拒绝报告”或“虚假报告”情节的轻重标准方面, 法条并没有作出明确具体的规定, 确实给执行人员自由裁量权地适用留下了极大的可供裁量的空间。法理认为, 赋予执法人员一定的自由裁量权, 可以使执法人员根据个案的特殊情况而具体掌握执法的尺度, 从而保持个案的正义。但“自由裁量权是把双刃剑”。自由裁量权如果“如脱缰的野马”失去了约束, 自由裁量权的滥用不仅不能实现个案的正义, 而且必将损害个案的正义。并且“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 这是亘古不变的真理。”所以有很多人都认为, 立法上应当对执法人员的自由裁量权有所约束, 尽可能地明确规定“情节轻重”的具体情况, 这既可以约束执法者的自由裁量权, 又可以提高法律条文的可操作性, 从而保持执法尺度的统一, 应当换个解度来求解。

笔者却认为, 从目前的执法情况看, 基层法院采取的主要制裁措施, 如拘留就是拘留十五天, 罚款就是最高罚自然人是一万元, 单位三十万元, 很少有人关注情节的轻重。所以笔者认为, 这是因为中国是人口大国, 各地情况不一, 很难统一标准。再有中国各方面都在发生重大变化, 立法永远落后于实际情况。就算是在一个法院, 要保证执法尺度的统一, 也绝非易事。起码首先要制定一个程序可以操作, 再有每次制裁都要一个合议庭来开庭审理, 听取各方意见, 最后再合议决定。这种事没有哪个基层法院能有足够的人力来办理, 就算有也会把时间拖得很长, 反倒是造成了执行久拖不决。可见要想从立法方面设定处罚情节的轻重标准, 保持执法尺度的统一、约束执法者的自由裁量权是在实践中根本办不到。所以尽管有学者呼吁保持执法尺度的统一, 实现公平正义, 甚至提出了很多呼吁。但笔者研究这方面的论述后, 发现这些学者也都是在呼吁立法时制定标准, 却没有出具体的标准, 可见这些呼吁也没有实际操作意义。所以笔者本着给立法者提供有用的建议的前提下, 实事求是地提出, 中国的国情无法实现执法尺度的统一, 应当换个角度来求解。

现有的拒绝报告”或“虚假报告”的惩罚性措施依然较轻缺乏威慑力。在罚款方面, 最新《民事诉讼法》第一百零四条对原来的《民事诉讼法》第一百零四条的规定进行了修正, 提高了罚款数额, 对个人罚款从原来的“人民币一千元以下”提高到“人民币一万元以下”, 对单位罚款从原来的“人民币一千元以上三万元以下”提高到“人民币一万元以上三十万元以下”。新民诉法确实加大了对财产申报义务主体不如实申报财产行为的处罚力度, 增加了其不如实申报财产将面临高强度处罚的风险负担。不过却不能解决实质问题。因为如果案件在基层法院, 受案标的小确实能起到威慑作用。要是在中级法院或是高级法院, 受案标的论千万、过亿来看, 就算30万也不过是九牛一毛。在拘留方面, 最新《民事诉讼法》对拘留的期限没有作出任何地变动, 仍延续了旧《民事诉讼法》15日的规定, 实践中15日的拘留期限对一些拒绝财产申报的人难以达到威慑作用, 挫伤财产申报义务主体主动、真实地履行财产申报义务的自觉性与积极性。

笔者认为, 在罚款方面, 立法上应修改类似最高罚款多少这样的弹性很大的规定, 因为这样很难保证公平正义。比如, 被执行人应履行10万元的执行款, 却因有财产拒不履行被罚款30万元, 而有的被执行人应履行1亿元的执行款却也被罚款30万元。对比之下, 法院都在依法办事, 造成的处罚不公正却是显而易见的。为了实现公平正义, 笔者提出, 立法时应规定把对被执行人的罚款数额同申请执行标的联系起来, 按比例罚款的新的处罚形式, 这样就可以造成罚款数额会随着申请执行标的“水涨船高”, 好处就是避免了以上出现的法院处罚不公正的问题, 而且也最大限度地威慑被执行人。建议在立法时把罚款数额规定为占申请执行标的30%或是更高。之所以要提30%以上, 是因为在实践中, 低于30%就不一定会触动被执行人的根本利益, 高于30%就肯定增加了欠债数额较大的被执行人不如实申报财产将面临高强度处罚的风险负担。至于立法时到底应如何确定罚款的比例, 笔者总结在基层法院工作的有限经验, 可能不是很有代表性。

在拘留方面, 有些同事提出借鉴国外成熟的立法, 比照了如德国, 对不按法院指定的期日到场的债务人或无正当理由拒不申报财产状况的债务人可科处6个月以下的拘留, 对虚假申报财产的债务人, 一旦被发现, 将依据德国《刑法》第156条的规定以伪证罪追究其刑事责任处3年以下的监禁或者一定数额的罚金。在瑞士, 债务人如对其资产做不真实的披露, 将被判处5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进行罚款。对此, 在日常学习讨论中有同事认为, 应修改我国《民事诉讼法》15日的司法拘留期限, 规定为3个月为宜。理由是在司法拘留方面既能达到促使财产申报义务主体主动申报和如实申报财产的威慑力的要求, 又与我国《刑法》规定的拘役的时间保持了一致和衔接。对此, 笔者却不赞同这种观点。如果把拘留时间延长到与拘役的时间一致, 那拘留岂不成了刑罚处罚?要知道刑法制裁的是行为人的行为有严重社会危害性, 拒不申报或者不如实申报财产的债务人难道有严重的社会危害性?显然不妥。就现在的审批拘留程序在实际操作中很难把握尺度, 很容易出现滥用司法拘留, 极大影响公民人身权利, 所以刑事立法方面要求很严, 确立了由公安机关侦查, 由检察机关起诉, 由法院两审判决才能定罪处罚的严格诉讼程序。制定繁琐的程序目的是为了保障公民的合法权益和实现公平正义。如果把拘留期限定为3个月, 又没有相关严格的程序去保障就很难维护公民的合法权益和实现公平正义, 也容易成产问题。所以笔者认为, 拘留不能更改期限。如果要加强威慑力, 不如把拒不申报或者不如实申报财产的被执行人作为拒不履行判决裁定罪的犯罪嫌疑人移送公安机关侦查起诉, 通过刑事诉讼, 对被执行人予以处罚。

综上所述, 笔者认为, 如果以后的立法能够考虑到被执行人财产申报制度存在的以上缺陷, 并予以完善, 就能够对被执行人产生极大威慑力, 能解决一部分执行案件执行不了的难题。

摘要：目前, 被执行人财产申报案件执行实际结案率普遍偏低是中国执行工作存在的普遍现象, 为了能够进一步解决这一问题, 中国借鉴外国的经验引入了被执行人财产申报制度。不过从这两年的实践来看, 被执行人财产申报制度尚没有发挥其应有的作用, 主要原因是现在关于这方面的立法尚没有对被执行人财产申报制度作出较为详细明确的具体规定, 这就使财产申报制度缺少可操作性, 没有达到原来的立法目的。文章依据作者在工作实践中总结出来的经验, 结合国外的立法经验, 针对立法上存在的缺陷进行了初步分析并提出了个人建议, 希望通过调研的形式给立法者在改进被执行人财产申报制度时提供参考意见。

关键词：被执行人,财产申报,完善

参考文献

科学设计官员财产申报制度 篇3

申报——规范主体、财产范围、方式、程序与受理机构。一是要分阶段、分步骤地逐渐扩大申报主体范围。考虑到我国的现实国情，财产申报主体范围不宜一开始就搞全覆盖。现阶段应将申报主体界定在担任各级主要领导职务的一把手范围内，在反复试验完善制度的基础上再逐步扩大。同时，申报主体不仅包括申报官员本人，还应包括其直系亲属，以利于防止一些官员通过转移财产逃脱监管。二是要规范厘清申报财产的范围。在财产来源收入日益多元化和多样化的情况下，申报者需申报的财产不仅应包括工资所得、劳务所得、经营所得，而且应包括因继承、受赠、偶然所得及证券、股票等风险投资所得；不仅应包括货币收入，而且应包括非货币的消费卡、礼品、实物、福利、待遇、临时性补贴、接受的各项与公务有关的服务、社会兼职等；不仅应包括汽车、金银首饰、古董、字画、豪华家具、大件电器等动产，而且应包括房产、地产等不动产；不仅包括债权，也应包括债务。这样才能准确、全面反映申报主体的“财产”状况。三是要科学设计财产申报方式和申报程序。现有规定所设计的是一年申报两次、半年申报一次的日常申报制度；申报方式上主要强调官员自我约束的个人“申报”和“报告”。今后应该增加初任申报、离职申报和退职后申报，即通过分析其任职前后的收入和财产的变化来判断公职人员的廉洁情况，从而将申报主体的财产状况自始至终置于监督之下。对于在职的重要岗位官员按月申报；一般岗位按季度申报。四是要明确财产申报的专门受理机构。现有规定一般授权申报人所属各单位组织部门、人事部门负责接受本单位申报人的收入申报，并按照干部管理权限将申报材料送相应的上级组织、人事部门备案。而现实中负有监督检查职能的党的纪检部门和行政监察部门并不受理申报，只對执行情况进行监督检查。今后可以考虑将已成立的国家预防腐败局作为中央的受理机构；各地方在与该局相应的机构尚未成立的情况下，可由监察部门的相关内设机构受理。

公示——不断扩大范围，规范方式。考虑到我国的实际情况，在官员财产公示上应遵循有限制地公开到逐渐全部公开的思路。首先，当主管机关(如纪检部门)认为确有必要公开、公众强烈要求公开或申报人自愿公开时，应当向社会公开，对此，公民基于正当目的，经主管机关批准，也可以在登记身份和联络地址的前提下自由查阅相关资料。公示的内容应该周延需申报的财产范围。其次，对于日常的申报和初任、离职申报应该在党内公示，或采取其他的比较符合实际的公示方法。如浙江慈溪实行领导干部廉情公示制，将全市3000多现任副局级以上领导干部的廉情都公布在本单位的政务公开栏内。今后还可以考虑对一些与公众利益密切相关的部门负责人在地方廉政网公示、党内公示等，以增强公示效果。再次，借鉴国际经验，主要领导人带头公示。公共职位透明度义务要求：公示的范围与对象的公共性成正比，职位越高、权力越大、公共性越大，其隐私权的限制应更多。为此，党委和政府主要领导人如果能带头公示，会对全社会起到积极的示范作用，也必将推动官员财产申报工作的深入开展。

监督——完善体制内监督，强化社会监督。监督是贯穿整个财产申报制度的基本原则。离开了强有力的监督，财产申报就失去其意义。为了强化监督，首先要强化国家预防腐败局和各级相应机构对财产申报的监督作用。美国按照《政府官员行为道德法》设立了廉政署，由总统直接领导，直接向总统和国会汇报工作。其主要职责是管理政府各级官员的财产申报事务和监督政府官员的道德行为。作为预防腐败的专门机构。我国2007年也成立了国家预防腐败局，其首要的职责就是负责全国预防腐败工作的组织协调、综合规划、政策制定、检查指导。财产申报作为预防腐败的重要工作，理应列入国家预防腐败局的工作内容，由各级预防腐败局细化和具体设计并实施对财产申报从内容到程序、结果的监督。同时对纪检监察机关官员的财产申报也要作相应的科学安排。其次要充分引导和利用目前举报电话和网络等传媒方式在中国民众中的影响，由监察部门根据群体的举报和媒体的报道线索，具体核实，监督查处。创设并畅通民众监督的渠道，加强群众的监督，才是真正的阳光所在，这也是财产申报制度在国外成功的一条主要经验。针对可能出现的公众或者媒体因举报遭遇的报复，也应制定相应的人身安全与财产安全的保护制度，以保护群众参与监督的积极性。

问责——作出更为严格具体的规定。严厉问责是财产申报制度有效性的保障，也是西方各国实施财产申报制度成功的经验所在。我国现有政策只规定了对申报人不申报或不如实申报收入的由所在党组织、行政部门或者纪检监察机关责令其申报、改正，并视情节轻重给予批评教育或者党纪政纪处分，对拒不申报或申报不实者的惩处条款很少，更缺乏区别不同情况的细致惩处措施。今后，对拒不申报、谎报、漏报、无故拖延申报者，除采用党纪、政纪等处分方法外，还应在《财产申报法》中做具体的规定。如可以规定各单位对当事人直接进行处罚：由司法部门对当事人提出民事诉讼；对故意提供虚假信息的人，可提出刑事诉讼。借鉴国外通行做法，还可以考虑条件成熟时在我国刑法中增设关于国家工作人员拒不申报或不如实申报财产罪等项，这样不但可以与国家工作人员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相协调，又可以强化行为人依法申报的责任。

实施官员财产申报制度 篇4

给定资料

【资料1】

官员财产申报制度是政治文明进程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国家政治民主的必然要求。自从1883年英国《净化选举、防止腐败法》出台以来，被称为“阳光法案”的官员财产申报制度就成为世界各主要文明国家防止公共权力腐败的关键性制度安排，它是以宪法和行政法为核心的公法序列的重要法规之一，是实现政治文明、政治民主、政治发展的基本路径之一。随着公民社会的日益成熟和国家民主政治建设的需要，将官员财产申报制度纳入法制化轨道已然成为时代发展的总趋势。

2010年5月26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领导干部报告个人有关事项的规定》。规定县处级副职以上(含县处级副职)的领导干部、大中型国企领导每年须上报个人财产及婚姻变化、配偶子女移民状况等。此次新规定，在申报内容上首次提及有价证券、股票、基金等经济投资情况，房产投资情况一年一报；删除了“组织对报告保密”条款，领导干部虚报瞒报可免职。

从2009年中纪委四次全会首次提出把住房、投资、配偶子女从业等情况列入报告内容之后，到《国家预防腐败局2010年工作要点》亮剑，再到2010年4月23日中央政治局专题会议明确官员申报精神，到《关于领导干部报告个人有关事项的规定》亮相，短短数月，官员申报制度迅速从星星之火上升到了“国家战略”。美国彭博社和法新社称，中国政府发布了空前严厉的反腐举措，将监督的对象扩展到了几乎所有的中层领导干部，表明了中国政府与腐败做斗争的决心。

【资料2】

我国最早的领导干部信息披露制度应当属1995年的“个人收入申报”制度和“礼品登记”制度。在过去的15年里，中央层面又先后制定了“领导干部个人事项报告”制度（1997年颁布，后经2006、2010年两次较大修订），“廉政准则”制度（1997年开始试行，2010年正式颁布，从最初的30个“不准”发展到目前的52个“不准”）。近几年来，地方层面的相关制度创新呈现出“井喷”式的活跃态势。但从我国领导干部信息披露制度建设的实效来看，还亟待改进。

这主要是因为制度的科学化水平还不高。一个完整的官员信息披露制度应当包括前后相承的四个环节：申报、公开、监督和问责。申报环节的主要任务是对需要披露的信息作出具体规定。这个环节在我国受重视程度相对较高。但是，公开或公示、监督和问责等几个后续环节却比较弱。从制度的实效来看，问责是最重要的，没有问责，前面的环节都做了无用功。在这四个环节中，披露、公开或公示是承上启下的关键环节。从15年来我国领导干部信息披露制度建设实际情况来看，主要停留在申报环节，具体的表现是以内部申报或报告为主。

《关于领导干部报告个人有关事项的规定》也没有打破目前中国官员财产“申报不公开”的局面。虽然其删除了“组织应予保密”的旧条款，使官员的财产不再是国家机密，不能再用隐私权作借口抵制申报，但并未提及公示事宜，仅规定副处级领导干部需向上级申报，要求“受理报告的组织（人事）部门对报告人的报告材料，应当设专人妥善保管”。这意味着，申报材料仅仅锁在纪委的抽屉中，惟有上级才能看到，公众无从知晓——如此处理官员财产信息，其程度显然离公共信息还有很远距离。

要知道，作为全球公认的“阳光法案”、反腐利器，官员财产申报制的准确名称是官员财产申报与公开制度，精妙之处在于通过“财产公示”把公共权力置于全社会的监督之下。该制度的核心是公开，保障制度发挥效能的手段是公众的监督。没有公示的申报，不是真正的申报。失去了面向社会的公开性，财产申报制度就失去了设置的本来目的，反腐效果会大打折扣。

【资料3】

在推进我国官员财产申报制度方面，全国许多地方党政机构主动地进行积极的探索和实践。如新疆阿勒泰、浙江慈溪的干部财产公示制，广东、山西、内蒙古、成都等地区官员子女配偶从业、投资上报登记制，青岛的“裸官”买房、炒股报告制，深圳的“裸官”一律不能担任党政正职制以及北京对公选干部候选人的晒房制等。这些实践的一个核心理念，就是要通过制定严格的制度和规范，加强与公权力行使有重要关系的领导干部收入、子女、配偶、资产等重要信息的披露，通过各种形式将其置于上级或者公众的监督之下，最大限度避免由于信息不透明使公权力被私用或者成为权钱交易的工具。

尽管这些实践有着很强的生命力，也受到了群众的赞扬，但由于这些制度在全国还没有形成整体的制度框架，实施起来必然会遇到种种阻力，如少数官员习惯于暗箱操作，对官员信息披露制度存在某种情绪上的抵触，有的以保护干部隐私权为由，规避外部的监督等。一个明显的例子是，2009年1月新疆阿勒泰地区在网上公开干部的财产情况后，据有关部门调查，持反对意见的干部比例高达70%以上。另外从操作层面上来看，由于干部财产申报涉及面很广，操作起来也有一定难度。同时，官员信息披露制度也需要其他一些配套制度的确立，比如金融的实名制、现金流通的管理、财产登记等制度，这些基础性条件不够完善，也会直接影响这一制度的建立和实施。

【资料4】

2010年6月，北京市在公开选拔局处级领导干部中明确要求，696名进入局处级公选的干部候选人，都必须向社会晒房产。此举引起广泛关注。

公众对领导干部的信息披露的关注，在一定意义上反映出这项制度本身的重要性。对于相当一部分领导职位来说，工作性质决定了在这些岗位上任职的领导人必将在一定范围内成为社会公众人物。因为老百姓的许多民生事务、切身利益，都与这些领导干部的工作有直接联系。公众不仅关注他们的施政和作为，也关注他们的子女、配偶，甚至资产等。这些“要素”在一定意义上可以间接地反映出一个领导干部的人格、作风、行为以及廉洁度等。

领导干部信息披露被广泛关注的另一个原因，是公众对公权力监督意识的增强。应当看到，这些年来中央反腐败的力度是很大的。但少数人的“前腐后继”，再一次说明腐败蔓延的势头并未完全得到遏制。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公众还没有足够多的途径和方式来了解官员的重要信息，从而很难对他们实施有效的监督。鉴于此，中央已经明确规定要求党政领导干部必须及时上报包括子女、配偶从业、出国以及家庭投资、债券、资产等各种收入信息，以便加强对官员的监督。被媒体称之为“8道禁令52道高压线”的《中国共产党党员领导干部廉洁从政若干准则》，经过13年试行后的正式出台，就是很好的例证。【资料5】

据了解，国外的财产申报制度在实行中的阻力，首先来自于政府官员的隐私权和财产权的保护问题。在财产申报制度实行的过程中，政府官员财产的隐私权与社会公众就官员财产申报的知情权间的冲突经常成为争论焦点。

现代国家政治和行政文明的一个基本标志就是公共信息的披露或公开。早期被各国普遍列入公共信息的主要是政府在从事政治或行政活动中所产生的信息，而到后来，越来越多的国家把官员个人信息，特别是高级官员或重要职位上的官员的一些个人信息纳入公共信息范畴，进行披露或公开。这一新发展的主要目的就是实现公众的监督权，防止官员对公共权力的滥用。随着官员信息披露制度的普遍建立，官员让渡个人部分隐私以保护公众利益已成为一个基本原则：选择从事公职就应该接受让渡个人部分隐私信息的要求，换句话说，这是选择从事公职的个人理应承担的基本义务。

实行财产申报制度是基于“官员财产没有隐私”、“官员权利须受限”等理念。恩格斯早就说过，个人隐私应受到法律保护，但当个人隐私与重要的公共利益——政治生活发生联系时，个人隐私就不是一般意义上的私事，而是属于政治的一部分。它不再受隐私权的保护，而应成为历史记载和新闻报道不可回避的内容。

【资料６】

从国际社会的经验来看，官员财产申报制度的落实，关键在于有健全的法律及其强有力的实施。如果仔细观察就会发现，世界上凡是实行严格财产申报制度的国家，其财产申报制度都是以宪法或法律为基础构建起来的。其申报主体完整，涉及官员的财产范围宽广，对于那些不实申报的处罚也非常严厉。

以美国为例，在１９７４年尼克松总统发生水门事件以前，美国虽然有官员财产申报制度，但因为主要是内部申报，因此，对官员的约束力有限。尼克松的水门事件发生后，美国掀起了一场廉政风暴，并于１９７８年制定了《政府行为道德法》（１９８９年修订为《道德改革法》），正式确立了官员财产申报制度。按照这项法律的要求，美国所有公职人员，只要年薪大约在５万美元以上，包括行政人员、国会议员、法官等，都必须申报个人财产。申报的期限，不仅包括任职前、任职中，甚至也包括离职后。比如一个官员在任职后３０天之内，必须申报本人、配偶以及所抚养子女的财产状况；在职官员和雇员每年需要申报上一个个人、配偶和抚养子女的财产状况；离职官员和雇员，则需在离职３０天内递交离职财产报告。同时，法律还对官员财产申报资料的接受、保管办法、保存期限、公开方式、查阅手续、审查以及对拒绝申报和虚假申报的处罚办法，也都作了详细规定。在美国，由于不严格执行官员申报制度丢官的官员大有人在。1989年，美国众议院议长詹姆士·赖特被迫辞职，起因就是违反国会对议员财产收入的法规，包括曾超规定赚取讲课费，而他的妻子贝蒂曾超额收取别人赠送的礼品等。由此，赖特也成为美国200多年来首位因财产申报问题被迫辞职的众议院议长。

【资料7】

俄罗斯总统梅德韦杰夫执政后，在整治该国严重的腐败问题上迈出了坚定一步。梅德韦杰夫还以身作则来推动公务员收入和财产申报工作，并提议建立收入和财产申报信息核查机制，以及起草反腐败司法鉴定的法律草案。在2009年3月10日举行的总统反腐败委员会会议上，梅德韦杰夫表示，虽然目前没有要求总统申报财产的规章制度，但自己今年年内将作出相关决定，总统申报的做法，应该能够在一定程度上促进国家公职人员履行相应的法律法规。他还宣布，如果官员拒绝向有关机构提供收入和财产情况，将面临被开除公职的惩罚。

不久后，俄罗斯总统兑现了自己的承诺。克里姆林宫官方网站4月6日公布了梅德韦杰夫一家的财产状况。俄政府官方网站则紧接着于4月7日公布了普京总理一家的收入和财产状况。在总统、总理带头下，俄政府成员也纷纷亮出家底。

在国家杜马对俄罗斯总统提交的一揽子反腐败法律草案进行第二次审读的时候，议员们提出了200多处的修改意见。为保持法案原貌，梅德韦杰夫总统借一次会议讲话，表明了对法律草案审议的态度：他能够接受的修改只限于他同国家杜马领导人约定好的部分，其余内容应尽最大努力保持不变。最后，法案的一些实质性条款还是作了修改。审议中争议最大的条款涉及官员财产申报问题。当初梅德韦杰夫总统提议，任何级别的官员都应申报本人及所有家庭成员的收入和财产。而在最后生效的法律中，申报主体除官员本人，只剩下官员配偶和未成年子女。俄罗斯法学家尼·库兹涅左娃称，梅德韦杰夫总统当初提交国家杜马的草案，经过审议已经失去了锋芒。但是《俄罗斯联邦反腐败法》最终还是体现了梅德韦杰夫总统关于官员财产申报的一些基本主张。值得一提的是，《俄罗斯联邦反腐败法》生效后，在梅德韦杰夫总统签署的配套命令中把财产申报主体范围扩大到了国有公司领导人，这是《俄罗斯联邦反腐败法》中没有的。

俄罗斯总统梅德韦杰夫承认，腐败是一种系统的社会现象，反腐败也需要采取系统的措施。仅靠一部反腐败法，还不可能完全解决问题。基于这样的认识，俄罗斯制定了庞大的反腐败计划，内容包括建立反腐败的法律基础和腐败预防机制、实现公众和议会对反腐工作的监督、优化国家管理、提高司法官员素质、加强法制教育等。公职人员财产申报只是俄罗斯反腐败法的一项内容。当前，国内舆论对我国建立公务员财产申报制度的要求十分强烈，对这项制度寄予了很高期望。但是，我们应当清楚，仅靠实施这一项制度不可能一劳永逸地解决腐败问题。对于官员财产申报制度过于理想化不但于事无补，而且有害。事实上，公职人员财产申报制度，只能是全部反腐败组合动作的一个重要的内容，不会是它的全部。

【资料8】

公开官员个人的一些重要信息，会不会侵犯个人隐私，是很多人都担心的问题。首先应该肯定，作为公职人员，他们既有公众人物的一面，也有自己的隐私需要保护的一面。这里所强调的上报或者公开官员某些重要信息，其范围主要是指那些与公权力可能私用的领域有关，并不涉及官员个人其他方面的隐私。同时，即使是这些信息，也不是所有公职人员都要披露的，而主要指那些重要岗位，领导岗位。围绕官员信息披露制度的建立，至少要注重以下五方面的工作：

一是要明确干部信息披露的范围。也就是担任什么样的领导职务的官员，必须在一定范围、一定时段内披露自己的信息。二是要严格规定干部披露信息的内容和形式。三是要认真研究解决干部自身隐私的保护问题。也就是在满足公众了解官员信息的同时，如何有效保护其自身的隐私不被侵犯。四是要对干部信息披露和公众监督权行使进行双向约束。既要约束干部的行为，也要规范公众的行为，不管利用网络还是其他手段监督干部、监督政府都是可以的，但要对那些借助披露干部信息和对干部的监督，进行恶意人身伤害、诬陷等行为依法处理，只有这样才能真正营造一个良好的外部环境。五是在认真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围绕建立干部信息披露制度，尽快完善相关的配套措施。【资料9】

官员信息披露制度建设的困难性和复杂性常常容易被忽视。任何腐败预防制度建设，都不仅仅是一个制度技术问题，还必然是一个政治问题。制度技术问题通常只带来腐败预防制度的复杂性，而政治问题则带来更大的复杂性并增加困难性。困难性是由于腐败预防制度建设一定会遇到种种阻力，这种阻力通常要比打击腐败的阻力还要大，而且更加隐蔽。复杂性是由于必须要处理好廉政建设和政治与社会稳定、经济发展等议题之间的关系。在腐败比较严重的情况下，这种复杂性就更加不能忽视。2001年，我国曾计划在一定级别的现职领导干部中推行家庭财产申报制度。当然，拟议推行的财产申报制度也主要是内部申报。但是，由于种种原因，最后不得不搁置下来。事实上，在腐败比较严重的情况下，如果没有其他的配套措施，财产申报制度“单兵”突进还可能带来巨大的政治和社会风险。

然而，官员信息披露制度建设是现代国家政治和行政文明的基本原则，是大势所趋。作为领导干部，应当自觉、主动接受这个原则，学会在日益透明的环境中工作和发展。当然，由于该类制度建设的复杂性和困难性，就必然要求我们既要积极又要稳妥，而不能简单化，更不能急躁冒进。也就是说，社会公众应该对这一制度的建立抱以客观和理性的预期。一个符合中国实际的路径就是选择渐进模式，稳步推进官员信息披露制度建设。渐进模式，是改革开放30年最弥足珍贵的遗产，按照渐进模式的要求，官员信息披露制度建设的全过程在战略上可以分为两步走：第一步，试点总结。试点应当在地方层面进行。对于地方的主动试点，中央政府应当予以大力的指导和支持。在试点基础上，及时总结出确有实效的、符合中国国情的具体制度规定。第二步，统一推行。一旦总结出了成功做法，就应在全国步伐统一地予以推行，而不能靠自觉来实施。靠自觉的结果必然是使该制度建设步入反复甚至失败，公车改革就是前车之鉴。

可以肯定地说，官员信息披露制度的建立和实施并不会一帆风顺，但是作为民主政治的一种重要形式，作为人民群众行使监督权的重要前提，其发展方向是毋庸置疑的。

作答要求

一、认真阅读给定资料，简要回答下面两题。（20分）

（一）《关于领导干部报告个人有关事项的规定》在初期的实施过程中出现了一些问题和隐患。请你依据“给定资料2、3”，对其加以概括。（10分）

要求：准确、全面，有条理性。不超过200字。

（二）“给定资料5”中提到“实行财产申报制度是基于‘官员财产没有隐私’、‘官员权利须受限’等理念”。请结合资料内容，谈谈你对“官员财产没有隐私”这一理念的理解。（10分）

要求：准确、简明。不超过150字。

二、依据“给定资料7”，谈谈你从俄罗斯实行官员财产申报制度中可以得到哪些启示。（20分）

要求：分析全面，条理清晰。不超过300字。

三、假设你是市政府工作人员，请结合给定资料，草拟一份《关于推进我市官员财产申报制度的报告》的内容要点。（20分）

要求：

1.内容全面，有针对性；

2.条理清楚，表达简明。不超过400字。

四、结合给定资料中的具体事例，以“实施官员财产申报制度”为主题，自拟题目，自选角度，写一篇文章。（40分）

要求：

1.中心明确，观点鲜明，联系实际；

2.说理充分，结构完整，语言流畅；

被执行人财产申报制度 篇5

2009年初，国务院总理温家宝与网友在线交流表示，建立官员财产申报制度是反腐败重大举措，政府正在积极准备这项工作。

在2009年全国两会期间，多位代表与委员发出了建立健全财产申报制度的呼吁。

2009年9月份召开的中纪委十七届四中全会提出：在认真贯彻落实好《关于领导干部报告个人重大事项的规定》的基础上，把住房、投资、配偶子女从业等情况列入报告内容，加强对配偶子女均已移居国(境)外的公职人员管理。

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指出：要把反腐倡廉建设摆在重要位置，这直接关系政权的巩固。各级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要坚决执行中央关于报告个人经济和财产，包括收入、住房、投资，以及配偶子女从业等重大事项的规定，并自觉接受纪检部门的监督。

建立健全官员财产申报制度呼之欲出。

二、财产申报制度

(一)财产申报概述

财产申报制度，是对官员有关家庭财产申报、登记、公布的制度，是科学反腐制度体系的核心内容，建立起有效的财产申报机制，将国家公职人员的家庭财产置于人民群众和国家法律制度的监督之下，使其非法所得无处藏身，就会使腐败分子难以为所欲为，从而能够有效地遏制腐败现象的发生。

(二)财产申报的现状

关于财产申报，在我国已提了近15年，但目前试点地区的官员财产申报大多集中于科级以上干部。官员财产申报制度一路走来，可谓是速度相当缓慢。从1995年规定“温柔”地诞生，现在普遍沿用的还是这一套最基本做法。近几年，在“两会”代表委员的持续呼声、社会各界的强烈关注之下，各地开始尝试破冰，试图突破现状，但仍旧陷在公开不彻底的争议之中。

(三)财产申报的障碍

家庭财产申报制的实施必然面临三大难题：一是鉴于中国目前没有公开、统一、标准的公民信用保障系统，个人资信难以查实，反腐败工作缺乏坚强的技术支撑；二是腐败分子为了逃避财产申报和资金核查，必然会将大量腐败资金和非法收入转移到他人名下，或馈赠亲朋好友，逃避法律的制裁；三是腐败分子在国内无法藏身，必然想方设法外逃，势必给国家财富造成巨大损失，破坏法律的实施，损害社会的公正，影响党和政府的形象。

三、完善财产申报制度的建议

鉴于目前建立我国制定财产申报法的条件还不具备最基本的条件(如尚未实行全民信用卡制度)，在真正意义上的财产申报法出台之前，京佳教育认为我们可以充分利用已有的制度资源，通过增加环节来完善现有的干部收入申报规定。

第一、申报对象可以逐步扩大到所有的国家工作人员及其家属。就国家工作人员来讲，除了对他们进行任职、离任时的审计外，还应要求他们在任职前、任期间、离任时对自己和家庭的财产进行如实申报，其申报范围可依具体申报对象的工作性质及其重要程度作不同的规定，其具体操作除了各级纪检监察机关外，可逐步交由银行执行或监督。

第二、加大对申报结果的监督和公开程度。增加二个环节：一是审核环节，即审查核对环节，通过检查核实申报内容；二是公示环节，申报结果的公示范围可以视条件的成熟程度而逐步扩大，可以先做到同级公示，即在班子内或同级干部中公开，由人大产生的干部的收入申报在人大中公示；这里不应有“秘密申报”部分，也即不应有暗箱操作部分；

被执行人财产申报制度 篇6

2013政法干警考试申论热点解析：官员财产申报制度

2013年政法干警招录培养体制改革试点教育入学考试大纲已经公布，为帮助广大考生更好备考，中公教育特整理分析了相关的热点资讯，中公助力，助您考试成功![背景链接]近三年以来，贪污腐败案例频现。

一场场反腐事件不断出现在公众的视线中。陕西省安监局局长杨达才在车祸现场的笑容惹怒了网民，随后他在各种场合所戴的名牌手表被曝光，“表哥”杨达才的各项职务被撤销。

被称为“房叔”的广州市城市管理综合执法局番禺分局原政委蔡彬，经纪检部门核实，此人“拥有21套房产，却只申报两套”。

南都网上推荐了一段视频，是记者在采访一所小学开学日时拍下的。关于长大了想做什么，每个孩子都在镜头前说出自己的答案，有的说画家，有的说老师，有的说消防员。一个小女孩回答说想做官，记者问做什么样的官，女孩说:“做„„贪官，因为贪官有很多东西。” [标准表述] 诸如以上频现的反腐案例大多是在网上被曝光的，网络充分体现了效率高的特点。但是网络具有随意性的特点，也不能从根本上解决腐败问题。必须实现体制反腐和网络反腐的无缝对接。2011年9月14日，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大连举行的第五届夏季达沃斯论坛开幕式和企业家座谈会上，回答世界经济论坛主席施瓦布和企业家的提问时，指出逐步推进财产申报和公开制度的落实，是政改的重要内容之一，是防止干部贪污腐败的重要措施，也是反腐倡廉最为根本的制度保障。

谈到官员财产公开申报制度，全国人大代表、律师韩德云3月10日在做客人民网强国论坛时说，官员财产公开申报制度的基本要素，是要求官员向特定部门申报家庭所有财产和收入，并在一定范围内公开官员财产申报资料。其核心机制在于通过官员财产的申报，获取并公开官员财产的信息。申报和公开这两个核心机制，从功能上看，可以在“终端”意义上使权力滥用和腐败行径更容易露出“马脚”，也便于公众对腐败行径进行更有效的监督。

官员财产申报制度具有很重要的意义：有利于增强官员自身的廉洁意识;有利于提升政府廉洁透明的形象，有利于提升民众对政府的信任度和满意度。许多网民议论到：“官员财产申报制”是“没有特殊利益”的“公仆”们践行其承诺的一个标志，是真正的反腐的“封喉一剑”，是判断是否真心反腐败的试金石。

虽然官员财产申报制度已经引起党和国家的重视，但是我们还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官员财产申报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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俗语云，“国之大事，不在于立法，而在于法之必行。”我国现有的干部收入申报制度，规定过于简单，也没有真正得到贯彻落实。因此，我们的任务任重道远。完善官员财产申报制度，必须做到： 第一，扩大申报范围。申报对象可以由干部逐步扩大到所有的国家工作人员。要求他们在任职前、任期间、离任时对自己和家庭的财产进行如实申报，其申报范围可依具体申报对象的工作性质及其重要程度作不同的规定，其具体操作除了各级纪检监察机关外，可逐步交由银行执行或监督。

第二，加大违规成本。对于瞒报、漏报、谎报者，一经发现做出严肃处理，给予党纪、政纪处分;对于多次谎报者应免去其领导职务;第三，建立信用记录体系。对于官员历次申报记录应记录在案，并定期核查。对于官员升迁、晋级等情况应及时核查信用记录，杜绝“带病提拔”。[可用妙语] “我们过去发生的各种错误，固然与某些领导人的思想、作风有关，但是组织制度、工作制度方面的问题更严重”。---邓小平

“当个人隐私甚至隐私与重要的公共利益——政治生活发生联系时，个人隐私就不是一般意义上的私事，而是属于政治的一部分。它不再受隐私权的保护，它应成为历史记载和新闻报道不可回避的内容。”--恩格斯

中纪委副书记吴玉良称：“一个是社会诚信体系，第二个是信息统计的体系，没有两个体系的建立，这项制度实施起来是很难的。我报的数字你又不相信，有关部门没有办法查询和统计，这项制度很难在实践当中发挥它的作用。”

重庆市开县纪委书记朱子龙坦言，“要求现任官员申报阻力太大，想要相对比较彻底的公开，只能从新上任的下手。”

“公布的结果反映的官民收入差距会否动摇社会稳定„„”“许多官员身上实在是不太干净的，一旦公示，执政基础就会受到极大冲击，本来就很微弱的执政威信就更加荡然无存。”全国人大代表王全杰调查显示：接受调查的官员97%对官员财产申报持反对意见。

关于我国官员财产申报制度的思考 篇7

所谓官员财产申报制度, 笔者认为是指规定官员依照法定期限和方式向有关机关申报法定范围内财产并接受有关机关检查和公众监督的法律制度。

1 官员财产申报制度的必要性

官员财产申报制度在国际上被称为“阳光法案”, 是制止经济犯罪的一种手段, 是从源头遏制腐败的利器, 具有巨大的震慑作用, 已成为许多国家反腐败的撒手锏。因此, 在我国推行官员财产申报制度十分必要、意义重大。

(1) 它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健康发展的保障。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 新旧体制转轨时期, 法律、政策等容易出现盲点、滋生腐败。官员财产申报制度可以有效制止这种现象发生, 促进市场竞争公平、公开、公正, 保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健康、有序发展。

(2) 它是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需要。

官员财产申报制度能够增强官员财产情况透明度, 将其置于人民群众的监督之下, 以衡量其是否执政为公、执政为民, 保证人民的知情权、参政权、议政权和监督权, 对公权进行有效的制约, 极大地促进了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

(3) 它可以有效预防腐败现象发生。

我国在惩治腐败方面措施有余, 预警机制不足。财产申报制度正是一项行之有效的预防机制, 可以填补这项不足, 遏制利益冲突, 预防腐败, 制约权力“寻租”行为, 减少犯罪机会和犯罪心理。

(4) 它是提高我党执政水平的保证。

实行官员财产申报制度, 利于推动阳光政治的深入开展, 优化党员领导干部队伍, 使我党永葆纯洁性、先进性, 提高我党执政水平, 增强政府公信力。

2 官员财产申报制度困境分析

(1) 官员自身的抵触。

官员作为公民理应享有法律规定的隐私权, 但官员并非“一般的公民”, 而是手中握有公权的“特殊公民”, 隐私权的范围是受到公共利益限制的, 官员所承担的财产公开之义务, 来自其作为公职人员的内在伦理要求。通过申报和公开财产, 容易发现那些公开财产情况与其奢华生活状态明显不符的“问题官员”。

(2) 行政成本过高。

推行官员财产申报制度必定要成立财产申报制度监管机构, 由专人从事申报受理、核实、处理监督举报等工作, 因此有人担心财产申报制度执行起来会耗费人力、物力、财力, 导致成本过高。其实就现有草案而言, 财产申报是分层次、分区域完成及公布的, 各个省市只在自己管辖范围内申报和公布, 对于具体的单位工作量是有限的。并且新增加的岗位将促进大学生和失业人员就业, 利于社会稳定。因此, 增加的行政成本与腐败所带来的弊端相比, 简直微不足道。

(3) 现存五大技术难题。

据《瞭望》新闻周刊称, 官员财产公示目前存在五大难题:金融实名制覆盖不了现金交易;身份信息不够准确;不动产登记制度不完备;境外资产、珠宝、古董等财产的底数, 现有技术与配套制度更不能轻易摸清;信用意识缺失, 等等。然而“技术手段”的成熟永远都是相对的, 打击钱权交易在任何社会都不可能达到“疏而不漏”的理想状态。

基于上述分析, 不难看出推行官员财产申报制度具备深厚的民意基础, 尚未实施的阻力主要来自于官员阶层。以推行官员财产申报制度而言, 尽管它符合全社会的根本利益, 但由于触及了一些官员的既得利益, 产生巨大的制约, 因此, 如果不排除来自官员阶层的阻力, 那么这项制度就可能长期束之高阁。

3 国外成功经验借鉴

官员财产申报是一项复杂、系统的工程, 是世界大部分国家成功实行多年的一项制度。

(1) 政府态度强硬。

在实施官员财产申报的过程中, 政府的核心领导集团具有极其强硬、决不含糊妥协的廉政态度是成功的保证。新加坡是典型的廉政国家, 即使政府核心领导集团人员涉案, 也一视同仁, 绝不姑息。

(2) 法律保障。

官员财产申报是举世公认的反腐利器, 世界许多国家出台了相关法律, 确保行之有效。

(3) 申报内容全面。

第一, 美国、韩国、加拿大等国申报主体范围, 不仅限于公职人员, 还连带包括了直系亲属以及部分及直系联姻亲属。第二, 申报课题范围全面、项目详细。第三, 申报种类规定。一般可分为初任申报、日常申报、离职申报三种, 各国对不同类型有不同时间要求。第四, 有专门申报主管机构。大多数国家设有专门申报受理机构, 可以确保其权威性和公正性。

(4) 重视监督。

财产申报制度的核心就是公开, 接受大众监督。韩国和法国, 官员财产申报情况都是面向全社会公开, 为在一定程度上保护官员隐私权又可以保障公民知情权, 所有公民可以发查阅申报材料, 接受全社会监督。只有公开透明的方式, 才能实现对官员的社会监督, 发挥反腐利器作用。

4 我国推行官员财产申报制度的路径选择

官员财产申报制度的推行不能因为存在困难就不作为, 应寻求适合我国推行官员财产申报的路径, 减小推行阻力。

(1) 明确法律地位。

在我国1995年、2001年曾先后发布《关于党政机关县 (处) 级以上领导干部收入申报规定》和《关于省部级现职领导干部报告家庭财产的规定 (试行) 》, 这两个文件性质上属于政策性红头文件, 不属于严格意义上的立法, 缺乏刚性, 实践证明效果并不理想, 作用有限。因此我国需尽快颁布官员财产申报制度的相关法律, 确保这项制度的权威性和有效性。

(2) 接受公众监督。

有效的监督是防腐剂, 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 只要官员进行财产申报, 根本不必担心官员逃脱人民群众的监督。另外, 可以设立短信、互联网等举报平台, 加强公众参与力度。

(3) 加强相关配套制度建设。

尤其要加强官员道德规范建设, 以道德来约束自身的行为。加强全社会荣辱观和优良传统文化教育, 形成积极正确的社会舆论导向, 只有清廉的官员才能获得社会认可, 获得自我实现的满足感。在加强社会监督和党性制约的基础上, 注重官员道德建设, 使官员认识到“君子爱财, 取之有道”。

(4) 自上而下, 循序渐进。

官员财产申报制度早期具有预警作用, 后期具有纠偏惩处作用。推行这项制度是为了从根源上遏制腐败, 维护社会公平, 它是制度变革, 一场平缓的改革, 而不是剧烈的革命。因此, 推行官员财产申报制度应该是一个循序渐进、逐步完善的过程。切忌一刀切而导致上下一同作假, 使改革流于形式。

(5) 由点及面, 高校先行。

在全国高校系统试行财产申报制度, 不失为推行财产申报制度的强大的动力引擎。全国几乎所有的中等以上城市都有高校, 这更有利于各省 (自治区、直辖市) 党委加强指导, 有利于各地各部门学习借鉴。

(6) 抓住重点和难点。

第一, 财产申报的核心是公开, 内容和程序都要公开, 实行阳光政策。第二, 针对“老子大官儿 (女) 大款”的现象, 申报主体范围必须包括本人家庭成员及另立家庭的子女及其配偶的财产。第三, 成立专门监管机构, 在我国可以将目前国务院领导下的监察部升格为由人民代表大会产生的最高廉政监察院。第四, 除定期申报外, 要设立上任前和离职后财产申报。第五, 处罚视情节轻重给予行政处分、党内处分和刑事处罚。第六, 财产申报客体要全面, 不能忽视古董、字画等“雅贿”现象。

总之, 官员财产申报制度成为考验我党执政能力的风向标。实行官员财产申报举步维艰, 但却是民心所向、大势所趋, 应及早推行, 才能及早受益。

参考文献

[1]黄静.终端反腐——公职人员财产申报刍议[J].政治文明, 2007 (1) .

[2]朱中原.官员财产申报制度20年难产[J].中国改革, 2007 (12) .

[3]曹贵宝, 刘宏勋, 刘书增.加美韩新等国家和地区财产申报制度及经验的借鉴与启示[J].邯郸学院学报, 2008 (6) .

财产申报法律制度的作用研究 篇8

关键词：反腐；改革；势在必行

财产申报法律制度从萌发之初，就有着促进权力在阳光下运行，从而形成对腐败的有力制约体系，财产申报法律制度就是使这种有效的体系得以延续和固化。财产申报解决的是国家工作人员的个人利益与公共利益的冲突。国家工作人员是公共权力的间接行使者，也是公共权力的捍卫者。然而，国家工作人员作为个体的身份属性不能忽略，利益对个人权力的影响居于十分重要的地位，财产申报法律制度的确立对于化解国家工作人员由于身份属性而带来的利益冲突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另外，财产申报法律制度能够协调社会的矛盾，推动经济的进步，促进社会各项事业向前发展。

一、财产申报法律制度的直接作用

腐败是政治的天敌，财产申报法律制度的直接作用体现在政治方面。国家历来重视反腐败工作。党的十八大、十八届三中、四中全会以及中纪委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以壮士断腕、刮骨疗毒的决心彻底整治腐败问题，决不让反腐成为运动式反腐，国家加强顶层设计，从制度层面解决腐败问题，逐步形成不想腐、不敢腐、不能腐的政治局面。对于腐败问题，要治标，更要治本。财产申报法律制度为治本提供了良好的借鉴，从源头上解决腐败问题。国家工作人员的合法财产通过申报更好的被保护，灰色收入和非法所得通过申报得以曝光。代表人民行使权力的国家工作人员断绝了腐败的念想，促使合法公正的行使手中的权力，合理的分配社会资源，实现为人民服务宗旨。

二、财产申报法律制度的间接作用

1.辅助经济发展作用

明确了申报范围、申报客体以及申报流程的财产申报法律制度对于经济的发展具有直接和间接的作用。首先，真实的财产所有情况被负责部门获悉后，国家对于私有财产的保护能力将大大提升。当个人的私有财产受到侵犯时，可以迅速地根据准确真实的既有财产信息得出合理的事实推断，避免了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司法行政机关难以搜集证据的怪圈。个人的私有财产得到了保护，个人创造财富的积极性就会大大提高。其次，国家工作人员的财产申报法律制度的有序运行，将对社会的其他行业的财产申报起到良好的示范作用。因为腐败现象在国家机关以外的私有企业依然存在，财产申报有利于倒逼企业进行改革，在全社会层面形成一个财产申报的高一级形态——个人信用体系。个人信用体系让低收入者、高收入者、灰色收入者和不法收入者暴露在阳光下，利于贫富差距的缩小，增进社会公平，让整个社会的经济有序运行。最后，财产申报法律制度带来的清廉政治环境将减少生产成本，减少不必要的审批流程，间接的推动经济的发展。

2.提升社会文明作用

国家工作人员的社会性，决定了财产申报法律制度的社会作用。社会利益得以保护是人类社会得以发展进步的前提，世界上谋求发展的国家都将社会利益作为执政、司法的重要依据。公共政策的制定必须服务和增进社会公共的利益，这是国家政府必须承担的责任。作为国家和政府组成细胞的国家工作人员必须以社会公共利益优先作为自己的行为准则，不能让个人的贪婪欲望战胜社会的发展希望。财产申报法律制度阻隔了国家工作人员利用社会公共利益牟取私利的链条，让社会利益得以最大化的实现和发展。

3.完善公民参与作用

财产申报法律制度是一种可以帮助人民监督参与的制度，严格贯彻执行财产申报法律制度能够增强公民的社会参与感与责任感，让每个公民都参与到监督这项重要的职业之中，让妄图窃取社会公共利益的国家蛀虫在群众雪亮的眼睛下无所遁形。公民的成功参与，使得他们的社会存在感加强，对于社会制度的认同也进一步增强，有利于一个国家形成新的文化氛围，然后再反作用于财产申报法律制度，让财产申报法律制度随着社会文化的进步不断进化。财产申报法律制度的确立有利于建立阳光公开的政治环境，阳光公开的政治环境是政府廉洁的重要基础，政府的廉洁又促使了公信力的提高，较高的公信力使得人民服从政府的引导，建立良好的社会生态，形成文明的社会风尚。

三、财产申报法律制度作用总结

总的来说，财产申报法律制度是巩固改革开放的经济成果，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实现中国梦良好助力，对于国家的经济、政治、社会、甚至是文化方面的改善都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多数学者呼吁要建立一个专门的行政机构专门负责财产申报工作，如：陈作才先生“如果没有一个专门的机构负责，对财产申报内容享有监督权，即使指定了完善的法律也难以贯彻执行，可能使财产申报法律制度流于形式、徒增成本。”[1]殷伟夫先生提出《关于领导干部报告个人有关事项的规定》将财产申报工作的负责机构设置为党委的组织（人事）部门，人事部门不具有独立的监督监察权。[2]国家向来重视反腐败工作，尤其是2010年以后，国家对腐败的治理表现出前所未有的决心，反腐斗争取得阶段性的成果，当下的政治环境明显改善。法律制度层面的反腐亟需为具体反腐提供良好的制度保障，建立一个既符合中国基本国情，又能随着中国社会发展而发展的有中国特色的财产申报法律制度是研究者的共同心愿。

参考文献：

[1]陈作才.我国公职人员财产申报法律制度研究[D].吉林大学，2014.24-25.

[2]殷伟夫.论构建我国公职人员财产申报法律制度的障碍及对策[D].苏州大学，2014.29-3

作者简介：

李成，男，（1993.06～） 山东莱芜人 辽宁大学法学院在读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