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婚老人财产权如何保障（共5篇）
近年来，随着社会认同度的提高，越来越多离异或丧偶的老年人选择通过再婚重新组建家庭，与此同时，老年人再婚后的离婚率也居高不下，老年人再婚后的财产权益难以得到充分保障，是什么原因导致再婚老年人财产权益保障难？对此又可以采取哪些对策？
婚前财产最好约定 李浩与王红经人介绍相识，并于2003年10月登记结婚，双方均系再婚，再婚之时均已60多岁。婚后初期双方关系较为稳定，2009年李浩第一次起诉王红要求离婚，后撤诉。2010年李浩再将王红诉至法院，以双方性格不和，王红对其采取家庭暴力为由要求离婚，王红不同意离婚，表示李浩之所以要求离婚是因为李浩与前妻的女儿担心李浩百年之后财产王红也有份继承，所以撺掇李浩离婚。
庭审过程中查明，双方无共同住房及债权债务，王红手中持有李浩于2009年10月给予的存款10万元，李浩称此笔款项是王红胁迫其给的，此款中包括了李浩母亲所留以及其婚前个人存款，故要求法院予以分割，王红则称此款是双方结婚时李浩口头承诺留给她的钱，属于夫妻共同财产。
法院经审查认为双方感情确已破裂，因此对于李浩的离婚要求予以准许，但对于王红手中掌握的存款，经调查发现王红账户内在婚前婚后均有资金流水，难以认定现有10万元为李浩婚前给付，同时李浩亦未提交充分证据证明此系其婚前个人财产，故最终按照夫妻共同财产进行平分。
由于多数老年人的传统观念牢固，法律意识不强，认为“约定”等于“碍面子”“伤感情”，不愿在再婚前专门对财产问题作出书面约定，进行婚前财产公证的更是寥寥无几。建议老年人在再婚前进行财产公证或及时进行婚内财产约定，以免纠纷发生损害自身利益。
赠与财产务必谨慎 杨光与夏梦经单位同事介绍相识，并于1998年4月登记结婚，双方均系再婚老人，杨光与前妻育有二子，夏梦与前夫育有一子。2011年10月22日双方签订了《关于房屋所有权和使用权的协议》，内容为：“1999秋，杨光与夏梦共同出资2.5万元，用于购买杨的原承租房，约2000年，二人共同将此房屋过户给杨光的大儿子杨军和二儿子杨帆。2000年在单位分房时，夏梦上交婚前财产，二人共同购买了位于北京市朝阳区大屯路风林绿洲经济适用房。鉴于杨光的原住房和住房面积差额补贴已经全部给予两个儿子，其自愿放弃属于本人的部分房屋所有权，并自愿主动将房屋的所有权全部赠予夏梦。”
2012年夏梦向杨光提出离婚，因杨光不同意离婚法院判决驳回夏梦诉求。离婚案件生效后，杨光提出诉讼，要求确认风林绿洲的经适房为夫妻双方共同财产，并表示协议是其先签字后，夏梦一个多月后才签字，该协议只是其自己的一个意向书，不是明确的意思表示，没有生效，且其只有这一处住房，不可能将房屋赠与夏梦。法院经审理认为经适房确系夫妻双方共同财产，但杨光所签协议系其真实意思表示，其已将其所有的经适房份额赠与夏梦，故该房屋属于夏梦个人财产。
案例一：婚前财产无约定 产生纠纷难维权
李浩与王红经人介绍相识，并于2003年10月登记结婚，双方均系再婚，再婚之时均已60多岁。婚后初期双方关系较为稳定，2009年李浩第一次起诉王红要求离婚，后撤诉。2010年李浩再将王红诉至法院，以双方性格不和，王红对其采取家庭暴力为由要求离婚，王红不同意离婚，表示李浩之所以要求离婚是因为李浩与前妻的女儿担心李浩百年之后财产王红也有份继承，所以撺掇李浩离婚。
庭审过程中查明，双方无共同住房及债权债务，王红手中持有李浩于2009年10月给予的存款10万元，李浩称此笔款项是王红胁迫其给的，此款中包括了李浩母亲所留以及其婚前个人存款，故要求法院予以分割，王红则称此款是双方结婚时李浩口头承诺留给她的钱，属于夫妻共同财产。
法院经审查认为双方感情确已破裂，因此对于李浩的离婚要求予以准许，但对于王红手中掌握的存款，经调查发现王红账户内在婚前婚后均有资金流水，难以认定现有10万元为李浩婚前给付，同时李浩亦未提交充分证据证明此系其婚前个人财产，故最终按照夫妻共同财产进行平分。
法官提示：婚前财产最好约定 莫因“面子”丢权益
老年人再婚时往往已经积累了一定数量可供支配的财产，在形式上，可能包括房产、车辆、存款、债权等财产类型；在性质上，可能包括个人财产、与前配偶的夫妻共同财产，有的还包括家庭成员共同共有的财产。由于多数老年人的传统观念牢固，法律意识不强，认为“约定”等于“碍面子”“伤感情”，不愿在再婚前专门对财产问题作出书面约定，进行婚前财产公证的更是寥寥无几。实践中涉及再婚老年人的离婚诉讼中，对婚前个人财产和婚后夫妻共同财产的认定多成为争议的焦点，如果一方无法就婚前自有财产充分举证，可能无法有效维护自身财产权益。建议老年人在再婚前进行财产公证或及时进行婚内财产约定，以免纠纷发生损害自身利益。
案例二：婚内轻率答应赠房 离婚反悔为时已晚
杨光与夏梦经单位同事介绍相识，并于1998年4月登记结婚，双方均系再婚老人，杨光与前妻育有二子，夏梦与前夫育有一子。2011年10月22日双方签订了《关于房屋所有权和使用权的协议》，内容为：“1999秋，杨光与夏梦共同出资2.5万元，用于购买杨的原承租房，约2000年，二人共同将此房屋过户给杨光的大儿子杨军和二儿子杨帆。2000年在单位分房时，夏梦上交婚前财产，二人共同购买了位于北京市朝阳区大屯路风林绿洲经济适用房。鉴于杨光的原住房和住房面积差额补贴已经全部给予两个儿子，其自愿放弃属于本人的部分房屋所有权，并自愿主动将房屋的所有权全部赠予夏梦。”
2012年夏夢向杨光提出离婚，因杨光不同意离婚法院判决驳回夏梦诉求。离婚案件生效后，杨光提出诉讼，要求确认风林绿洲的经适房为夫妻双方共同财产，并表示协议是其先签字后，夏梦一个多月后才签字，该协议只是其自己的一个意向书，不是明确的意思表示，没有生效，且其只有这一处住房，不可能将房屋赠与夏梦。法院经审理认为经适房确系夫妻双方共同财产，但杨光所签协议系其真实意思表示，其已将其所有的经适房份额赠与夏梦，故该房屋属于夏梦个人财产。
法官提示：赠与财产务必谨慎 莫因冲动轻率处分
老年人再婚后常常会基于维系夫妻关系、证明对配偶的感情等因素进行财产处分，如将房产过户至配偶名下，或在婚内财产进行约定的时候将夫妻共同财产确认为配偶一人所有。很多老年人在处分个人财产时缺乏谨慎的考虑和理性的判断，尤其在配偶以物质需求为结婚动机的情况下，再婚老年人更易作出轻率的财产处分行为。如其日后因双方感情破裂等原因欲追回相关财产，将会面临一定的障碍。建议老年人处理自己的财产时一定要谨慎。
案例三：婚内拆迁后购置新房 离婚欲分拆迁款败诉
张伟与李娟系再婚老年夫妻，双方婚后未生育子女。1999年5月，双方婚前，张伟即在来广营乡拥有一处院落。1999年6月双方登记结婚，婚后共同居住在张伟婚前房屋内。2008年，北京市朝阳区来广营乡进行拆迁，张伟之子张健代表张伟及李娟与拆迁公司签订了拆迁货币补偿协议，取得拆迁款100余万元。同时，二人因拆迁取得了购买经济适用住房资格。2008年7月，张伟与开发商签订购房合同，购买了北苑家园一处房屋，房款由张健出资，登记的所有权人系张伟。
2011年，张健将张伟、李娟诉至北京市昌平区法院，要求确认北苑家园房屋归其与张伟、李娟共同共有。法院审理后驳回了张健诉讼请求。同年，张伟起诉，要求与李娟离婚，李娟认为双方感情不和的原因是张伟的儿子一直在干预，张伟婚前房屋拆迁考虑到其份额，故拆迁款其也应当有份，要求分割拆迁款，张伟表示拆迁款已在购房及装修时使用完毕，且属于张伟个人婚前财产，不属于夫妻共同财产，不同意分割。法院经审理认为，双方均未提交拆迁协议等材料，拆迁款现所剩余额情况难以核实，故对于李娟要求分割拆迁款之要求难以支持。
法官提示：拆迁款分配易生纠纷 双方应尽量协商处理
老年人再婚时一般都与前配偶育有子女，且多已成年，再婚后新组建的家庭成员较多、关系复杂、利益交错，甚至形成“派别”，各怀私心。在家庭成员之间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过程中，再婚老年人的财产权益可能受到侵害。如涉及拆迁安置补偿事宜的再婚老年人家庭，家庭成员之间可能因安置房和拆迁款的分配发生争议，一方为保障自己的子女获得更大的利益，可能在另一方不知情的情况下将拆迁安置房屋登记在己方子女名下，或隐匿拆迁补偿款，使另一方的财产权益受到侵害。
（摘自《劳动午报》）
男方：
女方：
男方子女：女方子女：
经男女双方及子女、亲属共同协商，同意女方在男方家居住，一起生活，共度晚年。为了能够使他们生活幸福、家庭和谐，双方及子女特定此协议：
1． 男女双方自愿结伴为生，不登记、不领结婚证、不做婚前财产
登记。其目的是老年有个陪伴，在生活上有个相互照应。
2． 男女双方在一起居住期间的各自收入均为各自所有，不作为双
方共同财产。若男女双方在日常生活中有正常的经济往来，双
方子女不得干涉。
3． 女方在男方家的日常生活费用均由男方承担。
4． 此协议之前男女双方的各自财产均为双方各自所有和自行支
配。男女双方的各自财产均由各自的亲生子女继承，双方子女
互不干涉。
5． 男女双方的百年后事均由各自亲生子女操办。若女方先于男方
去世，男方为女方准备必要的衣衾棺椁，女方随俗出殡安葬，费用自理。若男方先于女方去世，取决于女方自愿选择。如果
女方继续留在男方家居住，男方子女仍然提供足够的日常生活
费用。直到养老病故为止。
6． 男女双方一般疾病均由男方子女负责医治，若有重大疾病或出
现病危期间，男方子女应立即告知女方子女，商谈有关事宜。如果女方病逝，在三天之内女方子女不来协商后事处理问题，男方子女可根据当地风俗有权自行处理。
7． 此协议一式肆份，男女双方及子女各执一份。
男方：
男方子女：女方子女：双方见证人：
案例：赵大爷今年快70岁了。2010年3月，老伴病故后，他便单独居住。没有生活来源的他，全靠儿子小赵每月给他赡养费维持生活。2013年5月，赵大爷经人介绍与一位60多岁的丧偶老太太相识，两人性情相投。于2014年7月登记结婚。不料，小赵坚决反对赵大爷再婚。并说若他再婚后就不会承担赡养费。果然，赵大爷登记结婚后，小赵便再也没有给他赡养费了。无奈之下，2015年4月，赵大爷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小赵支付赡养费。
说法：在我国，公民的婚姻自主权。包括老年人的再婚权利是受到法律明确保护的。《婚姻法》第三条明确规定：“禁止包办、买卖婚姻和其他干涉婚姻自由的行为。”这意味着不仅父母不能干涉子女的婚姻自由，子女也应当尊重父母的婚姻权利。不得干涉父母再婚以及婚后的生活。本案中，赵大爷有再婚的权利，这种权利不受包括其儿子在内所有人的干涉。随着家庭结构趋向小型化，家庭功能也逐渐发生改变，老年人不愿再把晚年感情生活完全寄托在儿女身上，而是逐渐希望依靠老伴得到精神慰藉。丧偶老年人重建家庭，会给他们的晚年生活带来积极影响，也可排解孤独和寂寞，甚至愈合曾经的心理创伤。
关于赡养问题。小赵以赵大爷再婚为由拒绝履行赡养义务是没有法律依据的。《婚姻法》第二十一条规定：“父母对子女有抚养教育的义务：子女对父母有赡养扶助的义务。”《老年人权益保障法》第十四条也规定：“赡养人应当履行对老年人经济上供养、生活上照料和精神上慰藉的义务，照顾老年人的特殊需要。”第七十五条规定：“干涉老年人婚姻自由。对老年人负有赡养义务、扶养义务而拒绝赡养、扶养，虐待老年人或者对老年人实施家庭暴力的，由有关单位给予批评教育；构成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的。依法给予治安管理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由此可见，赡养人的赡养义务不因老年人的婚姻关系变化而消除。老年人再婚，组成新家庭，与其子女的血缘关系仍然存在，子女对父母的赡养义务并不由此而免除。本案中，小赵必须履行自己对父亲的赡养义务，否则，赵大爷可以运用法律武器来捍卫自己的权利。
一、问题的提出
丙在和前妻离婚后，带着亲生女儿甲和乙结婚，后乙和丙离婚。现乙死亡，甲认为乙和其在共同生活过程中，形成了抚养关系，要求作为乙的法定继承人继承丙的遗产。
甲能否成为乙的继承人，根据我国《继承法》第 10条规定，遗产按照下列顺序继承,第一顺序 为 配偶、子女、父母，并明确《继承法》所说的子女，包括婚生子女、非婚生子女、养子女和有扶养关系的继子女。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民事政策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第 37条规定，继父、继母与继子女之间，已形成抚养关系的，互有继承权。继子女继承了继父母遗产后，仍有继承生父母遗产的权利。但是在生父(母)与继母(父)离婚后，曾经有扶养关系的继父母子女关系是否还继续?如果甲还是乙有扶养关系的继子女，那么甲继承乙的遗产是否就有了法律依据?
二、继父母子女关系的概述
父母子女关系是十分重要的社会关系，其承担起了抚养教育子女、赡养老人的重责，而继父母继子女的关系的产生并不由于出生和收养，具有特殊性。继子女是指夫与前妻或妻与前夫所生的子女。在现代社会，离婚和再婚已经不再是世俗不能 忍受的事情了，如果再婚的一方有子女就会产生继父母子女关系。一般而言，父母子女关系的形成是由于出生、认领和收养等，而继父母子女关系的形成则不同，是由于父或母再婚。然而根据我国法律，仅仅凭借生父母再婚这一事实，并不必然在继父母与继子女之间产生法律上父母子女之间的 权利义务。只有在继父母将继子女收养为养子女，他们之间才具有法律拟制直系血亲关系;或者继父母与继子女之间形成了扶养关系，他们之间才能适用《婚姻法》上的父母子女关系。
根据我国《婚姻法》和相关司法解释，以及继父母子女关系形成的原因和特点不同，将继父母子女关系分为三种形式：名分型、收养型、形成法律抚养关系的共同生活型。
1.名分型，即未形成法律抚育关系。
生父(母)与继母(父)再婚时，继子女已经成年可以独立生活，或虽未成年但仍 由其生父母提供生活教育费用，没有受继父或继母的抚养教育，也没有对继父或继母尽赡养义务，此类继父母子女关系为纯粹的直系姻亲关系。这种形式的继父母子女关系而言，其并没有形成养父母养子女关系，而且也不具有扶养关系，只是因为父母一方再婚而形成了名分上的父母子女关系。
2.收养型。
即继父 或继母经继子女的生父母同意，已正式收养该子女为其养子女，同时，该子女与共同生活的生母(父)一方，仍为直系血亲关系，而不与在一起共同生活的生父(母)一方的权利义务则随之消灭。就收养型而言，继父母子女之间已经按照《收养法》的规定，形成了养父母子女的关系，因此他们之间法律上的权利义务关系应适用《收养法》的规定。
3.形成法律扶养关系的共同生活型。
生父(母)或继母(父)再婚时，继子女尚未成年，他们随生父(母)一方与继母(父)共同生活时，继母(父)对其承担了部分或全部生活教育费，或者成年继子女在事实上对继父母长期进行了赡养扶助，应视为形成了抚育关系.然而有扶养关系的继父母子女关系，其既不是仅具有名分的继父母子女关系，又不是养父母子女 关系，从传统民法理论上看，很难界定法律上的权利义务。
我国现行《婚姻法》上并没有规定继父母对继子女具有抚养的义务。从现行法律规定来看，贯彻了“异姓不养 ”的原则，继父母抚养继子女实际履行的是一种道德义务。但一旦继父母与继子女之间形成了扶养关系，不仅包括继父母抚养了继子女，也包括继子女赡养了继父母，就适用《婚姻法》对父母子女关系的有关规定，即产生了父母子女之间的权利义务。而并不考虑是否有扶养的意思。《婚姻法》第27条规定的实质是将形成扶养关系作为形成继父母子女权利义务的依据。但是他的形成原理与收养有本质的区别，仅以继父母子女形成扶养关系为根据即认定双方形成拟制血亲关系，而完全不尊重当事人的意愿及其身份行为的同意权，也无须履行任何法律手续。因此学者就认为其效力就不应当与收养的效力相等同。实际上有扶养关系的继父母子女之间的关系并不和收养型相同，继子女与生父母之间的关系并不消灭。
三、扶养关系的形成
扶养关系的形成与否关系到了继父母子女之间权利义务的形成与否，因此必须解决扶养关系的形成这一要件。
在《继承法》中，使用了“有扶养关系的继子女”一语。从《继承法》的立法原意上推论，此处的扶养应是作“抚养、赡养”解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对司法部就中南司法部请示继承权三个问题的答复的意见的复函》(1951年06月25日，有效)中就认为“称扶养较赡养与抚养为概括”。因此，有扶养关系的继父母子女关系就存在有继父母抚养继子女、继子女赡养了继父母、和继父母抚养了继子女又继子女赡养了继父母的三种情况。三种情况中只要存在一种就应当承认扶养关系成立。三种情况中争议较多的是抚养关系的成立与否，本文仅就此进行探讨。
继父母与继子女在什么情况下才算形成了抚养关系，《婚姻法》未作规定，理论上和实践中也未形成统一的标准，抚养关系判定标准的主要理论观点有三种：(1)继父母负担了继子女全部或部分生活费和教育费。(2)除继父母负担了继子女全部或部分生活费和教育费外，继父母与未成年继子女共同生活，对继子女形成了教育和生活上的照料，即使未负担抚养费用，也应认为形成了抚养关系。(3)认为只要继父母与继子女在一起共同生活，就可以认定他们形成了事实上的抚养教育关系。[12]就 “继父母负担了继子女全部或部分生活费和教育费”的理论而言，在我国一般的家庭中，都采夫妻财产共同共有的财产制，采约定财产制的比较少。在大多数的再婚 家庭中，只要亲生父或母承担了子女的生活费用或者教育费用，则继母(夫)也应当认为是承担了继子女部分生活费和教育费。因此可以说，只要是再婚一方有未成年子女，另一方一定会与其建立抚养关系。如此解释，法律就等于丝毫不考虑当事人的意思。就“继父母与继子女在一起共同生活，就可以认定他们形成了事实上的 抚养教育关系”而言，也没有考虑继父母与继子女之间的扶养意思，而是将共同生活等同于抚养照料。在现实生活中，即使有些继父母与继子女共同生活，但是相互之间并没有照料，反而可能是吵得不可开交，故很难用共同生活的标准来认定抚养关系的形成。
从传统扶养理论而言，扶养的标准有两种，一为生活保持义务，二为生活扶助义务。所谓生活保持义务，是指“为其身份关系之本质上不可缺之要素，维持对方生活，即系保持自己生活，父母以其子女之生活为自己生活之一部而维持，夫养其 妻即系保持扶自己之生活，其程度与自己之生活程度相等，虽牺牲自己地位相当之生活，亦不得不予以维持，故又可称为共生义务。” [13] 生活保持义务一般适用于夫妻以及父母子女的关系中。所谓生活扶助义务是指 “惟于不牺牲自己地位相当的生活之限度，给与必要的生活费” [14]。生活扶助义务则广泛适用于除夫妻子女关系之外的关系中。继父母子女之间的扶养应当达到何种程度，应当是立法政策的问题，是立法者综合社会现实以及社会效果等考量后的结果。笔者认为，我国的扶养标准不妨采生活扶助义务。有扶养 关系的继父母子女关系的形成，主要针对的继子女不赡养继父母的情况，因此采生活扶助义务的标准从社会效果来看，可以从宽地限定扶养关系，能够使更多的继父母老年得到赡养。
从上述角度阐发，则抚养关系的形成，需要具有如下的要件：第一，继父母对继子女有抚养的意思。如果继父母对继子女进行了教育和生活上的照料，其实就可以推定继父母对继子女具有抚养的意思。因为继父母对继子女并没有抚养的义务，其进行教育和生活上的照料，是基于抚养继子女的意思。第二，继父母应当对继子女形成了教育和生活上的照料。抚养包括物质供养和生活照料两个部分，继父母应当满足对继子女形成教育和生活照料两个部分。第三，抚养的标准应当尽到生活扶助义务的程度。生活扶助义务和生活保持义务不同，是一种扶助义务，并没有“保 持自己之生活程度相等”的义务，是法律所确认的道德习俗最小限度之义务，如我国《婚姻法》规定的有负担能力的祖父母、外祖父母，其对于父母已经死亡或父母无力抚养的未成年的孙子女、外孙子女需要承担抚养义务。第四，被抚养人应当同意。如果被抚养人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则法律应当推定其同意，以保护其利益。如果被抚养人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法律应当适当考虑被抚养人的意思。如果其确有理由而明确表示拒绝受抚养人抚养，应当保护。
四、有扶养关系的继子女的继承
根据《继承法》及其相关解释，有扶养关系的继父母子女之间还有继承权。继承权的存在建立在继父母子女之间的权利义务并没有消灭的基础上。
(一)继父母与继子女之间已形成的权利义务的消灭
名分型的继父母子女关系一般可因离婚而解除，不必办理其他特定手续，因为这种关系的形成是基于生父或生母与继母或继父再婚事实而发生，因此其关系的解除也不需要其他特定的手续。收养型的继父母子女关系应当依照《收养法》的规定来解决。
而有扶养关系的及父母子女关系的解除，《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继父母与继子女形成的权利义务关系能否解除的批复》(1988年1月22日)中指出：继父母与继子女已形成的权利义务关系并不能自然终止，一方起诉要求解除这种权利义务 关系，人们法院应视具体情况做出是否准许解除的调解或判决。所谓的“不能自然终止”的情形包括了继父(母)与生母(父)离婚，即有扶养关系的继父母关系并不因为继父母离婚而解除。
在我国的立法使有扶养关系的继父母子女之间发生了父母子女之间的权利义务，发生了扶养的重大效力，因此如果明确离婚之后，继父(母)不能得到前继子女的照料，似乎有有悖于公平的理念。可以说，最高法院的批复主要是针对继父(母)对继子女有抚养关系，如果在其离婚后，不能得到其曾经抚养过的继子女的照料，有违权利义务一致的法理，故不准许自然解除，需要法院视具体情况作出是否准许的调解或者判决。因此，赡养与亲生父母离婚后的继父母的原因是其曾经扶养过扶养人，而不是姻亲关系。因此，不妨认定姻亲关系的消灭。
(二)未自然解除的继父母子女之间的继承
如果按照我国的司法解释，有些有扶养关系的继父母子女关系不能自然解除，需要法院作出是否准许的调解或者判决。因此生父(母)与继母(父)离婚后，当事人并没有提出解除继父母子女关系的诉讼，法院并没有作出是否准许的调解或判 决，则继父母子女的关系仍然延续。因此如果此规则适用到继承法，则题设案件中，甲应当可以继承乙的遗产。
但是从继承的根据上来看，继承人又没有依据。法定继承应当在一定范围的亲属之间进行。
继父或继母对继子女来说是血亲的配偶 , 继子女对继父或继母来说是配偶的血亲, 属于姻亲。依据我国《收养法》第14 条的规定, 继父或继母可以收养继子女, 并且他们之间成立收养关系的实质条件被放宽, 用以“鼓励此种收养行为”。因此，笔者认为，即使认定姻亲关系并不随着婚姻关系的解除而全部解除，也应当认为他们之间的相互之间的继承依据就消灭了。如前所述，有扶养关系的继父母子女关系并不自然解除的批复是针对赡养老人的案例而言的，对于继承而言就仅应当具有参考的意义。如此，方能更符合被继承人的意思(一般而言，从人的私心而论，继父母在离婚后很少又想留财产给原继子女的意思)。如果被继承人愿意将自己的财产遗赠给原继子女，其就应当订立遗嘱。
五、结论
继子女的继承权建立在抚养关系形成的基础之上，而继子女对与生父母离婚后的继父母，即使相关法律认定他们之间的姻亲关系并不随着继父母与生父母之间的婚姻关系解除而全部解除，也应当认为他们相互之间继承依据就消灭了，因此，继 子女不应当继承与生父(母)离婚后的继母(父)的遗产。
文章来源：中顾法律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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