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民社会研究论文

摘要：和谐的社会阶层关系需要合理的社会阶层结构为基础，用公正的配置社会资源和社会机会的阶层关系运行规则支撑。以有机的社会整合机制作为维系阶层和谐的纽带。充分度和均等化程度较高的社会权利能够形塑合理的社会阶层结构；公民社会权利构造的社会共同体可以作为有机的社会整合机制；公民社会权利的平等理念能够完善阶层关系的运行规则。今天小编为大家精心挑选了关于《公民社会研究论文 (精选3篇)》，仅供参考，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

公民社会研究论文 篇1：

基于公民社会的社会管理创新维度研究

作者简介：刘占虎(1983- )，男，陕西佳县人，兰州大学政治与行政学院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当代中国政府与政治。

摘 要：公民社会在当代中国社会转型过程中逐步兴起，一定程度上推动着社会管理模式的变迁。与传统的“大政府、小社会”相适应的社会管理更多的是“自上而下”的国家或政府管理，而与当代中国发展指向“强政府、强社会”相适应的社会管理则应是政府与社会间伙伴式的多元治理。中国公民社会兴起呼唤源自社会本身的自我管理，它与源自国家或政府的社会管理共同构成当代中国社会管理模式的核心内容。走中国特色社会管理之路、创新社会管理方式和体制，必须牢牢把握社会转型向度，积极转变政府的社会管理职能;理性看待公民社会，充分发掘民间组织的自我管理潜能;合理利用网络媒介，借助网络舆情拓展社会治理新平台。

关键词：公民社会;社会管理;多元治理;伙伴关系

一、当代中国社会管理模式的变迁和指向

当代中国社会管理模式的变迁是以社会转型为大背景的，在某种意义上讲，中国特色社会管理之路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组成部分之一。创新当代中国社会管理方式和体制，同样要纳入到这一大背景下来审视。

社会管理是政府职能的重要组成部分，一般意指“国家通过制定一系列社会政策和法规，对社会组织和社会事务进行规范和引导，培育和健全社会结构，调整各类社会利益关系，回应社会诉求，化解社会矛盾，维护社会公正、社会秩序和社会稳定，维护和健全社会内外部环境，促进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和自然协调发展的一系列活动以及这些活动的过程”[1]。广义上的社会管理除了政府的社会管理职能以外，还包括其他主体以及社会的自我管理。深刻把握当代中国社会管理模式的变迁和指向，不妨从如下两个层面来考察：在中国传统的社会结构形态——“大政府、小社会”(“倒金字塔”)中，“社会管理”作为国家或政府的社会职能，与“政治统治”、“政治管理”居于同一序列，意在强调国家或政府对社会公共事务的管理和规制;在现代社会结构形态——“小政府、大社会”(“金字塔”)中，“社会管理”的主体一分为二：一部分是国家或政府的管理(对于社会而言即是“被管理”);另一部分是社会本身(公民社会)的“自我管理”，亦称为“社会治理”或“社会自治”。这两种社会结构形态，分别以传统中国权威主义的社会管理模式和现代西方国家的社会管理模式为代表。当代中国的社会管理模式的创新很明显不再是对如上两种模式的简单“挪用”。

中国特色社会管理创新之路很大程度上集中于“政府职能的转变”和“社会主体力量的生成”方面，简言之，就是集中在政府与社会间的关系模式上。理论界一般把二者的关系模式大体归纳为如下几种：一是“强(大)政府、弱(小)社会”;二是“强(大)社会、弱(小)政府”;三是“弱(小)政府、弱(小)社会”;四是“强(大)政府、强(大)社会”。首先，在关系模式的表述上，理论界惯用“大”或“小”来描述和限定，现在有部分学者倾向于用“强”或“弱”来描述。修饰词的微妙变化使得表意的侧重点更加明晰，由“大或小”侧重于“规模”的描述到“强或弱”侧重于“功能或职能”的界定，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人们对二者关系模式在认知上的深化，同时也契合了服务型政府改革的宗旨，规避了国家政府与社会间“孰大孰小”的论争误区。其次，对如上“四种关系模式”的优劣评判上，一般认为第三种最差，第四种情形最为理想，而前两种则是一般社会形态中普遍存在的情形，至于其中优劣好坏则要在具体的社会形态和历史发展阶段上来予以界定。总的来看，衡量和判别二者关系模式优劣的根本在于其是否能促进社会有机体的可持续发展，具体表现为“社会的秩序”和“秩序的意义”两个维度，前者意指社会秩序的建构程度，后者意指社会秩序的目的指向。如果把二者置于不同的社会形态下予以考察，不妨借助“图示-1”来解析：

以中国传统君主专制社会为例，整个社会资源(价值)的权威性分配以及社会管理秩序都是以“自上而下”方式进行，社会秩序的意义是以“大一统”为旨归，社会秩序越稳定(有序)越好，如“曲线A”所示。以现代民主社会为例，政府与社会之间形成良性互动的伙伴关系，社会管理及其于秩序的意义在于促进、实现广大人民群众的福祉。在这种语境下，良好的社会秩序是社会和谐发展的基础和前提，若过于强调秩序，则往往不利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如“曲线B”所示。

也就是说，在现代民主社会中，达成良好的社会秩序是社会管理的指向之一，但不是其根本所在。我们常说在社会发展过程中要处理好“改革、发展与稳定”的关系，即：稳定是改革和发展的前提，改革是发展的动力和社会长治久安的重要手段，改革和稳定都是为了实现人的发展。其中强调社会稳定即秩序的意义就在于此。

二、创新社会管理离不开公民社会的积极作为

社会管理创新是指在当前社会管理条件下，运用现有的资源和经验，依据政治、经济和社会的发展态势，尤其是依据社会自身运行规律乃至社会管理的相关理念和规范，研究并运用新的社会管理理念、知识、技术、方法和机制等，对传统管理模式及相应的管理方式和方法进行改造、改进和改革，建构新的社会管理机制和制度，以实现社会管理新目标的活动或者过程。当代中国的社会管理创新旨在社会转型大背景下，通过革新社会管理理念，建立健全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社会管理格局，健全基层社会管理体制，健全适应中国经济社会和谐稳定和持续发展的新型社会管理体制。它包括社会管理理念、社会管理方式、社会管理机制和制度的革新。

公民社会(civil society)的生成是一个国家社会政治体系逐步趋于合理化的必由之路，是后发国家实现社会转型和民主政治发展的基本方略。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的经济社会发展获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深入发展的同时，中国公民社会之民间组织也在蓬勃兴起。据统计，截至2008年底全国共有民间组织41.4万个，比上年增长6.91%，略低于近10年间平均增长率，[2]其整体质量、服务能力和社会影响力也显著发展。俞可平在《民主在中国：挑战还是机遇?》一文中阐明：“在国家和社会关系上，一个相对独立的公民社会已经产生，并且正在对社会产生日益重大的影响，但正像中国的市场经济是政府引导的市场经济一样，中国的公民社会也带有政府引导的性质，多数民间组织并不具有西方国家的民间组织那样的自主性。”[3]当下正在兴起的民间组织为当代中国公民社会的育成提供了重要支撑，同时也为创新中国特色社会管理方式和体制提供了重要条件。

从当代中国社会转型的长期进程来看，单纯的依靠政府“维稳”，并不是化解和疏导社会利益冲突、促进社会和谐发展和科学发展的根本之策。首先，就传统的社会管理而言，“维稳”的手段缺少创新，不仅成本高，甚至会出现“越维越不稳”的趋势。其次，群体性突发性事件发生的原因是多层次的。有些原因是中国公民社会以及民间组织发展中的“不成熟性”的体现，有些原因则同政府社会管理方式和体制的滞后性有关。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创新社会管理方式和体制才以前所未有的“政策高度”被提出来。政府应立足当代中国社会转型的大背景来创新社会管理，提高社会管理科学化水平，完善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社会管理格局，加强社会管理法律、体制、能力建设，维护人民群众权益，促进社会公平正义，保持社会良好秩序，建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管理体系，以确保社会既充满活力又和谐稳定。具体而言,一方面要积极转变政府职能，深化社会服务和管理体制改革，不断提升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能力;另一方面要培育并引领公民社会发展，以包容的胸怀与公民社会组织形成良性互动的伙伴关系，积极发掘公民社会自我管理(自下而上)的潜能和优势。也就是说，只有把源自公民社会的“自我管理”与来自政府的“被管理”统一起来，在良性互动中形成中国特色的“强政府、强社会”社会形态结构，才是开拓中国特色社会管理创新道路的根本之策。总之，不管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还是创新社会管理方式和体制，都离不开公民社会的积极作为。

三、基于公民社会的社会管理创新维度

把握社会转型向度，积极转变政府的社会管理职能。

创新社会管理体制的重点领域主要有社会治安管理体制、公共服务管理体制、社会保障管理体制、应急管理体制、社会组织管理体制等。实现如上社会管理体制的创新首先要创新社会管理观念和方式：其一，社会管理主体从一元向多元转变。与传统社会体制相适应的“全能型”政府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因越位、错位、缺位等问题日益严重，必须向高效服务型政府转变，一部分曾由政府规制但又难以管理好的领域要让位于正在崛起的社会中间组织。其二，社会管理手段从单一向综合转变。传统的社会管理更多的依赖于政府行政手段来进行社会管制或“维稳”，而新时期的社会管理，要在恰当运用行政手段的同时综合运用法律、政策、教育、经济、协商等多种手段来协调利益关系，化解社会矛盾。其三，社会管理重心从治标向治本转变。传统的社会管理模式侧重于事后管理、治标管理，而新时期的社会管理要“防治结合、标本兼治”。其四，社会管理考核从政绩向民生转变。随着社会管理主体的多元化和手段的多样化，考核社会管理的标准要突破单纯的以“维稳”和“GDP”为指标，相应的增加民生指数，即把治安、社保、收入、教育、卫生、住房等关系群众民生福祉的核心要素作为约束性指标。

理性看待公民社会，发掘公民社会的自我管理潜能。走中国特色社会管理创新之路、提高社会管理科学化水平，不仅要积极转变政府的社会管理职能，而且要充分发掘正在兴起的公民社会(民间组织)的自我管理潜能。中国公民社会的构建，不能全然“照搬”西方经典“公民社会”的模式，这是东西方国情差异的现实要求决定的。成长中的公民社会与政府间关系并不是简单的“此消彼长”的“零和博弈”，而是一种共存共荣，彼此促进的伙伴关系。这种伙伴关系的创新，集中体现在如下方面：其一，良好的公民社会是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基础，成熟的公民社会有益于分担政府过多的社会职能。源自于公民社会本身的自我管理与国家或政府的社会管理共同构成现代民主社会的社会管理模式。其二，中国公民社会成长进程中产生的消极的因素，一方面是公民社会自身发展不成熟的显现，另一方面也与政府引导公民社会成长中的职责错位或缺位有关。至于在社会转型大背景下，一些社会组织运行的不规范等消极现象，理应通过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来化解和规制。其三，相关民间组织或“第三部门”的兴起是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有必然联系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极大地解放和发展了社会生产力，为中国几十年来的持续发展奠定了物质基础。公民社会与市场经济作为一对孪生兄弟，互为条件、相互促进。

合理利用网络媒介，借助网络舆情拓展社会治理新平台。现代网络媒介作为一把双刃剑，对新时期社会管理方式和体制的创新来说，是新机遇，也是新挑战。一方面，现代网络媒介的兴起和运用为政府及时掌握社会舆情、提高政府行政效率带来了极大便利;另一方面，现代网络媒介传播中的高效性、广泛性、虚拟性，往往会产生一些负面效应，影响社会稳定与和谐。因此，我们必须“进一步加强和完善信息网络管理，提高对虚拟社会的管理水平，健全网上舆论引导机制”。其一，建立健全网络媒介运营和使用的相关法律制度，形成法律规范、行政监管、行业自律、公众监督、社会教育相结合的互联网管理体系，最大限度规避其不良影响和消极作为。其次，科学引导网民群体的健康成长，积极培育具有现代民主法治理念的社会中间阶层和理性的政治参与主体，共同构成现代公民社会的中坚力量。第三，合理利用网络媒介，科学引领、把握、掌控网络舆情，营造安定有序、和谐发展的舆论氛围。第四，发掘、整合基于网络媒介场域中的公民社会组织的社会自我管理潜能，并使之与政府社会管理形成良性互动的“伙伴关系”。

参考文献：

[1]杨建顺.社会管理创新的内容、路径与价值分析[N].检察日报,2010-02-02.

[2]黄晓勇.中国民间组织报告(2009-2010)[R].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3.

[3]俞可平.民主在中国：挑战还是机遇?[M].中国的未来30年[C].北京:中国编译出版社,2011:109.

责任编辑：黄 杰

作者：刘占虎

公民社会研究论文 篇2：

公民社会权利对社会阶层的影响机制研究

摘要：和谐的社会阶层关系需要合理的社会阶层结构为基础，用公正的配置社会资源和社会机会的阶层关系运行规则支撑。以有机的社会整合机制作为维系阶层和谐的纽带。充分度和均等化程度较高的社会权利能够形塑合理的社会阶层结构;公民社会权利构造的社会共同体可以作为有机的社会整合机制;公民社会权利的平等理念能够完善阶层关系的运行规则。

关键词：公民社会权利;去商品化;充分度;均等化程度;阶层和谐

公民社会权利对培育和谐的阶层关系，进而构建和谐社会具有重要意义。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公民社会权利处于转型状态，发展不充分、不平等，因而给社会和谐带来种种隐患。有关公民社会权利与社会阶级、社会阶层的关系研究国外已有之，对于我们从公民社会权利的角度研究我国社会分层问题具有很好的借鉴意义。

一、公民社会权利对阶层结构的形塑机制

公民社会权利形塑社会阶层结构。重视差距的市场经济与重视平等的现代法治是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关系。一方面，市场机制为主导的社会分层结构决定了权利实现的“差序格局”;另一方面，如波兰尼《大转变》中社会保护运动作为市场力量的反向力量，重视平等、要求人人享受基本平等社会权利的现代法治精神也会反作用于市场力量，社会权利也会对市场机制进行修正，进而形塑社会分层结构。

19世纪是公民权的成长时期，公民权对社会不平等的影响很小，但这种状况随着社会权利的出现和扩展很快得到改变。当国家开始真正关注普通大众的现实生活时，社会权利取得了巨大进步，而这也改变了公民权的平等原则，在权利平等、机会均等的基础上，通过收入再分配促进了一定程度的结果平等。“货币收入的不均等分配……缩小了熟练工人和非熟练工人，以及熟练劳动力和非体力劳动者之间的差别……至少在关于社会福利的本质上，不平等的缩小强化了废除不平等的要求”。于是社会权利的目标发生了根本转变。“它不再满足缩小提高社会殿堂基础的层面，而留下上层建筑原样不动。它开始重建整个建筑，而且它甚至通过将一座摩天大楼转变为一间平房而告终”。可以说公民权中社会权利的融入和发展极大地缩小了阶级、阶层之间的差距，重塑了原有的社会阶层结构，使之更加趋于合理。

社会权利不仅从社会再分配的意义上对社会结构进行重塑，还通过与职业结构相关的教育成为一种社会分层的工具。“无论教育当局提供足够的多样化以满足所有个人的需要是多么的真实，按照这种大规模服务的形式，他们必须经过多次群体分类来进行，而且在每个阶段的每个群体中的同化和群体之间的分化都遵循这一点”。

公民社会权利与社会阶级关系的研究为以后的公民社会权利与社会分层研究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参考，埃斯平一安德森在马歇尔的公民社会权利基础上进一步分析了公民的社会权利是如何形塑出不同分层结构的。受卡尔·波兰尼(Kad Polanyi)的启发，埃斯平一安德森用“去商品化”能力作为衡量社会权利的标准，这种去商品化的能力就是“允许人们不通过纯市场力量就可以享受一定生活水平的程度”。波兰尼指出，一个“脱嵌”的、完全自我调节的市场力量是十分野蛮的力量，因为当它试图把人类与自然环境转变为纯粹的商品时，它必然导致社会与自然环境的毁灭。在市场社会里，人们的生计完全依靠市场。由于市场只为有支付能力的人服务，人们的福祉取决于其支付能力。因此，普通民众享有的福利越来越少，如果任凭这样的市场力量发展下去，社会阶层将剧烈分化，贫富两极对立，矛盾不断升级。直至导致灾难性后果。因此，必须有另外一种力量来抵抗市场，这样，抵制经济“脱嵌”的社会保护性反向运动适时开启。公民社会权利正是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作为社会保护性反向运动的有力武器逐渐发展起来。公民社会权利的引进，暗示着纯粹的商品地位的放松，基于社会权利的公民地位开始与基于市场的商品地位竞争，甚至取代后者。

社会权利与社会阶层结构是直接关联的，去商品化的社会权利发展程度如何，直接关系到一个国家的阶层结构状况。由于不同福利国家的去商品化的社会权利发展程度不同，那么不同福利体制的国家也就必然存在不同社会的分层体系。“福利国家不只是一个干预，也可能是修正不平等结构的机制;其本身即是一个分层体系”。自由主义者崇尚自由和效率。认为普遍的社会权利和国家干预会限制自由和效率。因此，自由主义福利体制的国家主要以社会救助为主导，有效地控制了社会权利的范围，市场得到了强化，通过惩罚与丑化接受救助者，促进了社会的二元分化，建立了一个分层的秩序。保守主义福利国家是一种阶级政治形式。社会权利的赋予并不是以公民权利或者公民身份为基础，而是以既有的特殊社会身份地位为基础，社会权利是附属于既存的阶层和地位之上。以维护不同地位之间的差异。所以，保守主义福利国家社会权利并没有如马歇尔所论述的那样，建立在平等的公民权利基础上，改变整个社会不平等模式，重塑整个社会结构的大厦;相反，作为特殊权利和特权的附属品。保守主义福利国家社会权利固化了原有的阶级阶层结构。社会民主主义福利国家认为市场提供基本的福利无法保证公民的社会权利和社会公平，因此，应该由福利国家提供基本福利，而非市场。这样的国家，由于社会权利扩展到新中产阶级，因此是高水平平等的福利国家。由于社会权利扩展到新中产阶级，避免了工人阶级和中产阶级之间的二元分化，有利于两个阶级之间的交流与融合，在稳固中产阶级地位的同时使工人阶级更容易向上流动：从而扩大中产阶级的队伍，形成稳定的社会结构。

从以上论述中我们能够层析出这样一个结论。即社会权利对社会分层的作用主要取决于两个因素：社会权利充分度和社会权利均等化程度。社会权利充分度：笔者用总体社会权利的去商品化程度或能力来表征社会权利的充分度。很显然，社会权利的充分度与个人基本福利的依赖模式即主要依赖于市场还是非市场力量密切相关。在自由主义福利体制的国家，个人基本福利获得主要依赖于市场，社会权利在这样的国家受到很大程度上的抑制，社会权利充分度低：而合作主义福利国家和社会民主主义福利国家的个人基本福利的提供由非市场力量主导，社会权利充分度高。社会权利均等化程度：指社会权利在社会共同体内所有成员之间分配的均等化程度。社会权利均等化程度取决于赋予社会权利的依据或标准是什么。合作主义福利国家社会权利的获得主要依据既有的特殊社会身份地位，因此，若合作主义福利国家既有的社会等级结构差异明显，则附属于社会身份之上的社会权利均等化程度低：而社会民主主义福利国家社会权利的获得依据是公民权(公民身份)，因此，社会权利的均等化程度也很高。

在自由主义福利体制的国家，由于社会权利充分度不高，对以市场为主要分层机制的社会阶层结构形塑作用不大;合作主义福利国家的社会权利充分度较高，即去商品化的总体能力较强，但其社会权利是社会身份的附属品，均等化程度低。因此，社会权利反而固化了原有的阶层结构;社会民主主义福利国家，由于社会权利充分度最高而又在一定程度上得到均等化分配，因此，能够形塑原有的社会阶层结构，使之更趋合理。

二、公民社会权利对社会阶层的整合机制

公民社会权利具有一种社会整合的功能。这种整合功能首先表现在公民权为公民提供了一种共同的资格，一种共同的身份认同：“公民权也具有一种整合效果，或者至少是整合过程中的一个重要构成元素……公民权要求一种不同形式的联系，一种直接的以对共同拥有文明的忠诚为基础的社区成员资格感”;在此基础之上，公民权中的公民社会权利可以通过缩小阶层差异，促进公正、平等来实现社会整合：“当社会权利融入到公民权中去时，社会整合从情感和爱国主义惠及到众多人士，他们因此被鼓励向那些仍然力所不及的人士伸出他们的援手”。

阶层和谐是社会阶层结构的和谐。即协调各阶层利益，整合社会资源，使各个阶层的群体能够彼此合作、和谐共处。因此，阶层和谐问题的实质是如何将处在不同阶层的群体整合为一个有机整体的社会整合问题。有关社会整合或者社会团结，涂尔干在其开山之作《社会分工论》里进行了详细论述。他把社会团结分为两种，即机械团结和有机团结。他认为不同的社会结构会产生不同类型的社会团结，机械团结存在于不发达社会和古代社会，它是建立在社会中个人之间的相同性或相似性即同质性基础上的一种社会联系，社会整合或群体联系的纽带是社会成员共同的价值取向;在现代工业社会中形成的社会团结，以社会高度分化、社会成员充分分工为基础，成员相互之间的依赖关系是维系社会成员的纽带。

现代社会仍然需要一种共同价值取向来维系整体社会团结，这种价值取向不是来源于共同的民族、宗教信仰，而只能是建立在成员普遍的社会权利基础上。因此，以公民社会权利为基础的社会团结比以往社会的团结形式更具普遍性，整合层次更高。

很多学者都在强调公民社会对构建“和谐社会”的意义，认为应该大力发展各种非政府、非营利组织的作用。其实，公民社会从来就不是组织的堆砌，应该从这些组织安排，走向他们背后的理念，即公民权利理念，公民权利是公民社会的根基。因此，只有切实从公民权利出发的公民社会才是真正的公民社会，也只有这样的公民社会才能对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具有真正意义。只有以公民社会权利为基础的社会，才能对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具有真正意义。

三、公民社会权利对阶层关系运行的优化机制

公民社会权利对阶层关系运行规则的优化，主要是通过为阶层关系运行规则提供一种公正的理念，而这种公正的理念恰恰是社会阶层关系良性运行与协调发展的基础。

社会分层过程中的社会资源和社会机会配置是否合理主要取决于阶层关系的运行规则是否合理、完善，而阶层关系的运行规则之所以不完善、不合理。最主要的原因就是运行规则中公正理念的缺失。马歇尔提出社会权利概念，一方面源于他对英国社会正酝酿着的重大改革的敏锐观察。另一方面也源于他对社会公平问题的关注。社会阶层的分野以及阶层之间事实上的经济不平等是现代社会不公平的集中体现，也是市场经济的必然后果。而自由竞争的市场经济又无法抛弃，那么，到底什么样的社会公平是值得期待或者容忍的呢?马歇尔给我们的答案是：存在一种基本的人类平等，它是与完全的社区成员资格分不开的，与经济不平等的上层建筑并不冲突。马歇尔所指的这种平等主要蕴含在其公民社会权利中。而这种公民社会权利平等恰好与社会分层运行规则所要求的公正理念相契合。

具体来看，阶层关系运行规则所要遵循的公正理念包括：平等、自由、社会合作。平等理念即权利平等和机会均等，这种平等确认了各个阶层的基本权利，保证着各个阶层发展的基本机会。自由理念是侧重于对每个阶层所具有的阶层差异的尊重和保护，应尊重每个阶层各自的禀赋、能力以及具体贡献等方面的差别。社会合作理念就是补足依据平等和自由而制定的公正规则所不及的部分，体现出合理的社会整体的精神。

人人虽然生而平等，但人人又生而不同，所以在现代社会，消除世袭特权意旨社会性的先赋性因素(出身、身份、等级)应该被消除，而对自然的先赋性因素不应笼统的予以限制，即公民尊重每个阶层各自的禀赋、能力以及具体贡献等方面的差别。当然，如果完全任由这些“差异”自然发展，则会使社会成员在收入、社会地位等方面出现过于悬殊差距的情形。对于这种情形，只能从社会整体的角度，通过社会调剂的方式予以解决，分层规则的社会合作理念要求在权利平等、机会平等基础上要有一定程度的结果平等以平抑市场经济所带来的分化和巨大差距，而公民社会权利能够实现这种平等效果。“公民权在现时代中变化着的特征——它扩及人口中的每一部分，并且加上许多新的权利——复兴了一种在农业社会中早已大大消失的古老政府功能，即再分配的功能。工业社会中的国家通过将更多的权利分配给公民这种所有人都分享的角色，通过让那些最有支付能力的人不平衡的负担这些权利的花费，从而使报酬从那些收入较多的人转移到收入较少的人的手中”。因此，赋予公民平等的公民社会权利，既保障了公民基本权益的实现，又强化了阶层关系运行规则的公正理念，进而完善了阶层关系的运行规则。

四、当代中国公民社会权利的建设与社会阶层的和谐

改革开放30年特别是近年以来，通过建立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出台义务教育学杂费减免政策以及扩大社会保险覆盖面等，我国在扩展公民社会权利方面取得了重要进展，但我国公民的社会权利并没有建立在公民资格基础上，而是建立在身份、职业、收入等基础上。也因此，社会权利在促进社会公正、阶层和谐方面的作用非常有限，甚至差别化的社会权利本身就是社会不公正的重要来源之一，固化了我国社会阶层结构。

鉴于我国公民社会权利的现状。我国社会权利应从以下几方面进行改进，以促进社会公正、阶层和谐。首先，赋予社会权利的依据由差别身份转变为平等的公民身份。将社会权利真正与公民资格相对应。无论公民身处社会阶层的上层还是底层、城市或农村、东部或西部，无论其身份、性别、族裔，都享有公正的社会权利。其次，社会权利的标准应为体现底线公平的基本社会权利。包括保障生存的社会救助、基本医疗卫生服务、义务教育和养老保障等。我国的阶层结构无论是金字塔型还是倒丁字型都说明我国阶层结构依然是底层人口占大多数，水平过高的社会权利内容与我国当前的经济基础和社会结构状况都不适应。最后，社会权利的责任主体为国家、社会、个人，使公民社会权利从嵌入国家到嵌入更为广阔的社会框架，做到公民的社会权利与公民的社会责任相统一。

责任编辑 杨小民

作者：吴德帅　李文祥

公民社会研究论文 篇3：

中国公民社会研究进程“两段论”之考证

摘要：中国学术界常以20世纪末为分界线，将中国的公民社会研究进程划分为两个阶段，并且认为：第一阶段的研究主要是对中国公民社会的建立以及西方公民社会理论译介和移植进行讨论;第二阶段的研究主要是从政治社会学的角度对作为实体的公民社会进行实证研究。这种中国公民社会研究进程的“两段论”在中国学术界已成共识。从1992—2007年公开发表的相关论文的统计结果来看，这一“两段论”的划分共识具有真确性。

关键词：中国公民;社会研究;两段论;研究题域;文献统计

自1992年邓正来、景跃进发表《构建中国的市民社会》一文至今，公民社会研究在中国已有十几年的时间。回首这十几年的研究历程，从一开始的勇敢提出到如今在各种文字中的俯拾即是，这无疑鉴证了中国社会的进步与理论自身的生命力。在这十几年的研究历程中，中国的公民社会研究结出了十分丰富的理论果实，形成了众多的研究题域，其中不乏针对这一理论研究本身的总结反思性研究成果。近年来中国学者在总结反思中国的公民社会理论研究时常以20世纪末为分界线，将中国的公民社会研究进程划分为两个阶段，这种中国公民社会研究进程的“两段论”在中国学术界已成共识。本文将通过文献统计的方法对当前学术界的这一“两段论”的划分作出验证。

一、“两段论”简介

2004年李煜熠在《当代中国公民社会问题研究评述》一文中，最早对中国公民社会的研究进程作出了以20世纪末为分界的两段论划分。李煜熠在文中指出，自1992年开始至20世纪末为中国公民社会研究的第一阶段，在这一阶段中，中国知识界对公民社会的讨论主要围绕现代化的进程而展开，其理论成果主要是对中国公民社会的建立以及西方公民社会理论译介和移植的讨论;从20世纪末至今为中国公民社会研究的第二阶段，此阶段的研究主要是从政治社会学的角度对作为实体的公民社会进行实证研究[1]。在此之后，2006年郁建兴和周俊在《中国公民社会研究的最新进展》一文中重申了李煜熠的两段论划分，并基于这种划分对上个世纪末以来中国公民社会研究的新进展做出了较为深入全面的介绍[2]。此外，2006年周国文发表的《“公民社会”概念溯源及研究述评》[3]和2007年刘振江发表的《中国市民社会理论中综述》[4]这两篇文章均对中国的公民社会研究进程作出了与此两段论完全相同的界分。纵观近年来学术界对中国公民社会问题研究的总结与反思，凡涉及研究进程的阶段划分时均是以20世纪末为分界线。可以看出，这种以20世纪末为分界线的中国公民社会研究进程的两段论分界已成为了学术界的共识。

二、考证过程

第一步，确定出考察对象。本文的考察对象确定为刊载于中国学术期刊中的关于公民社会研究的论文(排除有关公民社会研究的专著、学位论文等文献资料，但是少量未刊载于期刊而收录于其他文献但很重要的论文也列入考察对象)。①

第二步，抽取出研究样本。研究样本由三部分组成：《中国社会科学季刊》刊登过的关于公民社会研究的文章[5]、②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中的有关公民社会研究的抽样文章，以及刊载于其他之处的一些重要文章，总计共425 篇。①

第三步，选定一种逻辑，按照一定标准将中国的公民社会研究进行题域划分。选定的逻辑是：中国为解决本国的现代化发展中的问题而引入公民社会理论这一陌生的西方社会理论。所以首先需要对这种陌生的社会理论进行译介性研究，然后对中国的公民社会生成发展问题以及与公民社会相关的其他各种问题进行研究，并在这种研究的过程中进行总结与反思。按照这种逻辑我们把中国的公民社会研究题域划分为四大类：A.对西方公民社会理论的译介性研究;B.有关中国公民社会生成和发展的研究;C.对中国公民社会研究的总结反思性研究;D.其他的与公民社会相关的研究。

第四步，按照上一步划分的中国公民社会研究题域对样本中的文章进行归类。我们将样本数据库中的文章分别归类于上述四大题域之后，此时这四大题域在样本数据库中所对应的文章的年度数量变化便代表了其在中国公民社会研究进程中的变化。四大题域在样本数据库中所对应的文章的年度数量变化与数量对比由以下三图所示：

我们由图1可以看出，A、B、C题域的文章数量从1992—2007年均呈现出较为稳定的缓慢增长趋势，但自2000年之后D题域文章大幅度的增长且占到研究总量的主体(如图3)，这表明中国的公民社会研究自2000年之后呈现出了多元化特征(当我们仅仅分别以“NGO”、“非政府组织”和“民间团体”为检索关键词以与样本同样的方式在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中检索时就可以找到409篇文章，这与我们整个样本中的文章数量大体相当。);而在2000年之前D题域的文章较少，A、B题域的文章占研究总量的主体(如图2)，这表明中国的公民社会研究在2000年之前主要是对西方公民社会理论的译介及对中国公民社会生成或发展的思索。由此我们可以将公民社会研究在中国的演进以2000年界划分为两个阶段：2000年之前为公民社会研究在中国的理论译介期，2000年之后为公民社会研究在中国的理论拓展期。

三、结论

当前学术界以20世纪末为分界线对中国公民社会研究进程的“两段论”界分吻合于1992—2007年的相关论文统计结果，具有真确性。

参考文献：

[1]李熠煜.当代中国公民社会问题研究评述[J].北京行政学院学报，2004，(2)：92-96.

[2]郁建兴，周俊.中国公民社会研究的新进展[J].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6，(3)：36-45.

[3]周国文.“公民社会”概念溯源及研究述评[J].哲学动态，2006，(3)：58-66.

[4]刘振江.中国市民社会理论中综述[J].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07，(4)：156-159.

① 学术期刊中刊载的论文数量巨大、内容丰富，可以比较全面的表现出公民社会在中国的研究状况;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可以使检索考察对象具有可行性。

② 《中国社会科学季刊》推动了公民社会问题在中国最初的研究。

①需要指出的是，此研究样本中不包含有关NGO专门性研究的文章(以同样的检索方式在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中检索到的有关NGO专门性研究的文章数量巨大)。因为有很多文章虽然题目中没有“公民社会”或“市民社会”这两个词语，但其内容仍是关于或涉及公民社会的研究，这部分文章没有办法按同样的随机性列入样本中，所以题目中含有NGO的这种专门性研究的文章就不能列入样本中，否则样本将会失去代表性。但是很明显关于NGO的研究是公民社会研究的一个重要题域，而且同样很明显数量巨大的有关NGO的研究中有很大一部分是范例性研究，这致使中国公民社会研究日渐实证性的直接原因，进而它在中国公民社会研究中地位是很重要的。鉴于这种有关NGO的专门研究的文章在组成样本时困难性与其在公民社会研究中的重要性，作者将其视为公民社会研究中独立性的次生领域，但是样本中的文章本身又包含到涉及NGO的研究，所以作者在用样本作分析涉及到NGO时会考虑到这两个方面的因素。

作者：路　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