检察机关行政诉讼监督论文

去年7月，省人大常委会通过了关于加强检察机关法律监督工作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根据今年省人大常委会监督工作计划，9月份常委会会议将听取和审议省人民检察院贯彻落实决定情况的报告，审议省高级人民法院、省公安厅、省司法厅贯彻落实决定情况的报告。今天小编给大家找来了《检察机关行政诉讼监督论文 (精选3篇)》，仅供参考，大家一起来看看吧。

检察机关行政诉讼监督论文 篇1：

民事检察监督调查核实权运用研究及完善建议

摘 要：新修订的《民事诉讼法》对检察机关民事检察监督调查核实权作了明确规定，为民事监督权行使提供了有力保障。但由于目前法律规定较为笼统，民事检察调查核实权在实践运用中还存在较大限制。本文通过研究调查核实权运用的实际情况，分析目前调查核实权运用存在的主要现实困境，从而提出民事检察调查核实权的完善建议。

关键词：调查核实权;运用;困境;完善建议

检察机关作为我国宪法规定的法律监督机关，承担着对法院民事生效裁判结果监督的重要职能。2012年新民事诉讼法从法律层面赋予了检察机关民事行政检察部门调查核实权。2013年11月18日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布施行了《人民检察院民事诉讼监督规则(试行)》(以下简称《民诉监督规则》)，规定了调查核实的范围、情形、措施、程序等，为检察监督调查核实权的具体应用作出进一步规制。但新民事诉讼法实施以来，检察机关在民事虚假诉讼检察监督的实践过程中仍存在一定的困境，如何进一步完善和健全检察监督调查核实权相关机制内容，发挥它应有的作用，以解决实践中遭遇的困难和问题也成为值得思考的问题。

一、民事检察调查核实权的概念与性质

(一)民事检察调查核实权的概念

关于民事检察调查权，理论界和事实务届一直存在争议，常见的有否定说[1]、强化说[2]和限定说[3]三种观点。2001年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人民检察民事行政抗诉案件办案规则》，该规则第十八条对检察机关可以行使调查取证权作出规定。2007年《民事诉讼法》修正案将检察机关民事抗诉范围扩展至与当事人申请再审条件一致，但此次修订未对检察机关是否具有调查取证等监督权限作出规定。2010年最高人民检察院、最高人民法院、公安部联合出台《关于对司法工作人员在诉讼活动中渎职行为加强法律监督的若干规定》，就检察机关对司法人员在诉讼过程中渎职行为进行监督调查的程序进行了系统的规定。同年，最高人民检察院和最高人民法院下发《关于调阅诉讼卷宗有关问题的通知》，规定检察机关可以查阅或者调阅人民法院的诉讼卷宗。2011年，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会签了《关于对民事审判活动与行政诉讼实行法律监督的若干意见(试行)》，首次明确了调查核实权及调查范围。2012年修订的《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一十条规定：“人民检察院因履行法律监督职责提出检察建议或者抗诉的需要，可以向当事人或者案外人调查核实有关情况。”首次以法律形式确定了检察机关的调查核实权。2013年，最高人民检察院颁布《人民检察院民事诉讼监督规则(试行)》，第五章第三节以九条内容对调查核实权行使的范围、措施、程序等作出了更为详细和明确的规定。

综上，笔者认为，民事检察调查核实权的概念可以概括为，检察机关在民事诉讼法律监督活动中，对法院的生效民事判决、裁定及调解书是否存在法定监督情形、法院审判人员是否存在违法行为及法院执行活动是否存在违法情形等，采取查询、调取、复制相关证据材料，询问当事人或者案外人，勘验、鉴定等非强制性措施进行调查取证和证据核实，以决定是否提出检察建议或者抗诉的权力。

(二)民事检察调查核实权的性质

概括起来，民事检察调查核实权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性质：

1.职权的法定性

《民事诉讼法》第十四条规定，人民检察院有权对民事诉讼实行法律监督。这要求民事诉讼检察监督必须依职权进行，民事检察调查核实权同样应当依职权开展，不能超越法律规定的范围、措施和程序，不能破坏检察机关事后监督的谦抑性，不能将调查核实理解为类似刑事诉讼中的侦查。[4]

2.地位的中立性

民事检察调查核实权是公权力对公权力的监督，而非对私权力的救济，其不能代替当事人的举证责任。民事检察调查核实权的行使也应符合民事诉讼的基本特性，保持地位中立性，避免角色错位，既不能成为申请监督人的代理人，也不能越权代替当事人一方履行举证责任。

3.手段的非强制性

《民诉监督规则》第五章第三节较详细地规定了调查核实权的范围、措施、程序。同时规定，“人民检察院调查核实，不得采取限制人身自由和查封、扣押、冻结财产等强制性措施”。这也说明民事诉讼检察监督不同于刑事侦查权，检察机关在进行调查核实过程中，既不能对被调查采取限制其人身自由的强制措施，也不能对被调查对象采取查封、扣押、冻结财产等强制措施。

二、民事检察调查核实权在虚假诉讼监督中的实际运用及现实困境

(一)调查核实权在民事虚假诉讼检察监督中的运用

1.概况

以浙江省某基层院为例，该院民事行政检察部门自2015年至2017年，共受理民事生效裁判结果监督案件35件，涉及虚假诉讼监督为22件，占比62.8%。其中2015年3件，涉及虚假诉讼监督为0件;2016年13件，涉及虚假诉讼监督为8件;2017年19件，涉及虚假诉讼监督为14件。从数量上看，虚假诉讼监督案件呈现逐年增加的态势，涉及案由主要集中在民间借贷纠纷、劳动报酬纠纷等，各占13.6%、86.4%。

2.启动

上述基层检察院受理的这22件涉及虚假诉讼监督案件，均为案外第三人至检察机关举报立案，检察机关在审查过程中，启动调查核实权的为22件，比例达到100%，其中12件系检察机關依职权启动，占比55%，10件为依当事人申请启动，占比45%。从以上的数据和比例可见，调查核实权的运用已经成为民事虚假诉讼监督中重要的一种手段和措施，在民事虚假诉讼监督中占据重要地位。

3.程序

上述基层检察院在开展民事虚假诉讼监督调查核实过程中，均严格依据《民事诉讼规则》的要求进行。对于当事人和案外人的询问均制作询问笔录，询问笔录中明确告知当事人或案外人其享有的权利和义务，询问结束后询问笔录交由当事人或案外人阅读核对，而后签名、捺印;调查核实均由二名以上检察人员共同进行，至金融机构或其他机构调查取证的，均出具协助调查通知书，并出示证件。

4.措施

上述基层检察院在开展民事虚假诉讼监督调查核实过程中，运用到的措施主要是查询、调取、复制相关证据材料、询问当事人或者案外人和咨询专业人员、相关部门或者行业协会等对专门问题的意见，分别占比100%、72%、13%。由以上数据可见，目前民事虚假诉讼监督主要运用的是查询、调取、复制相关证据材料、询问当事人或者案外人两种主要措施，对于委托鉴定、评估、审计和勘验物证、现场则较少运用到。

5.效果

上述基层院启动调查核实权的22起涉嫌虚假诉讼案件，有4件向法院发出再审检察建议，占比18%，其中2件再审检察建议获得法院采纳，启动再审程序后，经调解改变原判决，其中1件为当事人追回经济损失900余万元，另2件检察院针对法院调解损害第三人利益，涉嫌虚假诉讼向法院发出再审检察建议，但法院对再审检察建议不予采纳，理由为检察机关认为的裁判结果损害第三人利益证据不够充分。分析以上数据，检察机关受理的涉嫌虚假诉讼案件最终成案率相对较低，未能取得预期效果，这也是大部分基层院面临的现状，这中间与调查核实权行使尚不充分和存在阻力不无关系。

(二)民事检察调查核实权运用的现实困境

1.立法层面

(1)法律规定尚不完备，缺乏明确细则。新民事诉讼法从法律层面赋予了检察机关民事行政检察部门调查核实权。但此后对于如何行使调查核实权并无详细规定，对于民事调查核实权如何启动、调查核实对象范围、调查方式措施等等均无相应规定，致使该项权力在一定时期内行使较为混乱，各级检察机关仅能在实践中各自探索，对民事监督的开展推动力不大。

(2)《民诉监督规则》系检察系统内部文件，外部约束力低。目前检察机关开展调查核实工作主要依据为《民诉监督规则》，但该《规则》系检察系统内部文件，外部知晓度不高，效力偏弱，其归根结底仅是检察系统对内的相关办案规定，是检察系统这一特定领域的产物，缺乏对外的普遍约束力。

2.实践层面，调查核实权的保障机制尚不健全，行使遭遇阻力较大

从上述基层院在民事虚假诉讼监督开展过程中调查核实权的行使效果看，绝大部分案件最终无法成案，未能达到预期的效果，这与被调查对象软抵抗避而不见或故意不配合不无干系。由于调查核实权并非像侦查权那样是一种强制性权力，其开展的方式也仅为查询、询问等毫无强制约束力的措施，因而，假如被调查对象刻意回避、拖延，调查核实权就会遭遇阻力，无法顺利推进下。

3.操作层面

缺乏与公安、法院的配合机制，无法有效推进调查核实取得成果有效转化等。民事虚假诉讼的监督涉及到公安、检察、法院等多个司法部门的协作和配合，单靠检察一家之力有时难以推进和开展。但实践中，公安机关常常以不便于插手经济纠纷为由，拒绝与检察机关配合开展调查，而法院则考虑到生效裁判的稳定性，不愿意轻易推翻自己的裁判结果，因而检察机关调查核实取得的相关材料有时难以被法院认可为可采纳的“新证据”，导致虚假诉讼案件难以查实。

三、完善民事检察调查核实权运用的建议

(一)立法层面，健全立法保障机制

调查核实权作为民事诉讼监督的衍生权力，在民事诉讼监督开展过程中应当发挥应有作用。但目前对于调查核实权的法律规定不尽完善，现有的一些可依据的内容也分散在效力层级相对偏低的检察机关内部办案规则或法检会签文件等中，没有系统的权威的立法保障。因而建议在更高层次的法律法规中对调查核实权进行细化和明确规定，对调查核实权启动的方式、调查核实的方式措施、调查核实成果的效力等等内容均进行更为详细和明确的规定，赋予调查核实权应有的立法地位。同时应当规定，检察机关在行使调查核实权时，应当保持中立和谦抑，防止调查核实权的行使者随意逾越检察机关在民事诉讼监督中保持中立的边界。

(二)实践层面，赋予强制措施保障机制

新《民诉法》第一百零九条至一百十七条规定妨害民事诉讼法院可采取的强制措施，赋予了审判机关较强刚性的措施以保障诉讼程序正常运转。但对于检察机关，虽然规定了检察机关民事诉讼监督过程中有调查核实权，但却无任何强措施保障调查核实权的开展，大大削弱了调查核实权的效力发挥。因而，笔者建议可适当赋予检察机关在开展调查核实权时可采取部分强制措施的权力，如在调查核实权开展过程中出现妨害检察监督正常开展的，检察机关可采取相应的制裁权，当必要的调查对象拒绝、妨碍调查核实时，可视情况采取相应强制措施，排除妨礙，以保障调查核实工作顺利开展。

(三)操作层面，建立公检法协作配合机制

近年来，各地公、检、法为更好的开展虚假诉讼查处工作，各自开展探索和实践，建立起相互协作配合机制的案例屡见不鲜，对检察机关民事诉讼监督工作开展和虚假诉讼查处工作推动较大。但各地实践不一，对于调查核实权的认知也不尽相同，对于调查核实权开展的效力及调查核实取得证据的效力各地公检法并未形成共识。因而，笔者建议，各地公检法应当在结合本地实际的基础上，联合出台关于民事虚假诉讼监督开展的协作配合机制，其中对于调查核实权开展时的相互配合予以明确，如在必要时，检察机关在开展询问过程中，可以邀请公安机关到场，协助联合开展询问;检察机关为调查需要，向法院查询、调阅相关材料，法院应当准许等等。以此，进一步推动虚假诉讼等民事监督进程，更快更高效地查清案件事实，有效推进调查核实成果转化。

总的来说，民事检察监督调查核实权的行使保障了司法公正的实现，有效地维护了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在实践过程中，各地检察机关应当在保持中立谦抑的地位下，充分谨慎行使好该项权力，更好地推动检察机关民事诉讼监督工作的开展。

参考文献：

[1]王利明.中国民事证据的立法研究与应用[M].北京：人民法院出版社，2000：325.

[2]熊皓，莫晓波.检察机关民事抗诉案件调查权初探[J].人民检察院，2005(1).

[3]孙谦.检察理论研究综述[M].北京：中国检察出版社，2004：461.

[4]孙加瑞.民事行政检察的审判化误区与检察化回归[J].国家检察官学院学报，2012(3).

作者：翁芳洁 陆蔚红 周焬喆

检察机关行政诉讼监督论文 篇2：

浙江省人大内务司法委员会关于省人大常委会 加强检察机关法律监督工作决定贯彻情况的调研报告

去年7月，省人大常委会通过了关于加强检察机关法律监督工作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根据今年省人大常委会监督工作计划，9月份常委会会议将听取和审议省人民检察院贯彻落实决定情况的报告，审议省高级人民法院、省公安厅、省司法厅贯彻落实决定情况的报告。为配合做好相关审议工作，省人大内司委在常委会分管副主任带领下，于6月下旬到9月上旬，赴衢州参加了全省检察机关贯彻决定座谈会;听取了省委政法委的意见;并到绍兴、舟山、萧山、鄞州等地进行调研，召开由当地人大、政法委、法院、公安、司法、法制办参加的综合座谈会;同时，分别听取了省高级人民法院、省公安厅、省司法厅关于贯彻决定情况汇报;召开了加强检察机关法律监督工作专家论证会。调研中，内司委还邀请了部分常委会组成人员、省人大代表和当地人大代表参加。9月2日，内司委将调研情况向省人民检察院作了反馈。9月13日，内司委召开全体会议，对调研情况作了认真讨论，现将有关情况报告如下：

一、贯彻决定的基本成效

(一)全省检察机关贯彻落实决定工作情况

省人大常委会决定出台以后，省人民检察院十分重视，围绕决定的要求加强领导，周密部署，分解落实任务，强化监督意识，加大监督力度，不断完善法律监督工作，有力推进了决定的贯彻落实。

1、加强组织领导，认真贯彻落实决定

省人民检察院及时制定下发了贯彻落实决定的通知和实施方案，对工作任务实行项目化分解，重点推进21项制度, 内容涉及侦查监督、刑事审判监督、刑罚执行与监管监督、民事行政诉讼监督等各方面，大部分都已得到落实。今年6月还在衢州专门召开了全省检察机关贯彻落实决定座谈会，会上汇报交流了贯彻决定的情况，并印发了全省各级检察机关制定的、具有代表性的38项制度，陈云龙检察长作了总结和下一步工作部署讲话，有效推动了决定的全面落实。不少地方检察机关还积极争取当地人大的支持，认真配合人大常委会听取和审议报告、进行专题调研、组织代表视察等，有力推进决定的贯彻落实。全省检察机关还围绕决定的贯彻，加强与宣传部门协调沟通，组织了相当规模和声势的集中宣传活动，成功举办“法治与责任——全国检察机关惩治和预防渎职侵权犯罪展览”浙江展区相关活动，扩大社会对检察机关法律监督工作的认知度。

2、加大力度，认真开展法律监督工作

扎实开展刑事立案监督。将立案环节作为加强刑事诉讼法律监督的首要环节，重视解决“有案不立、立而不侦”和“违法立案”等放纵犯罪和不正当运用刑事手段侵犯当事人合法权益等问题。将社会危害大、群众反映强烈的案件作为立案监督重点，通过督促立案、要求说明不立案理由等方式提升成案率、结案率和判刑率。省人民检察院牵头组织的全省行政執法机关移送公安机关未处理案件专项监督活动共监督立案27件。杭州、湖州等地检察机关还分别就食品安全、破坏环境资源案件组织了专项立案监督。

深入推进侦查监督。一是把好审查逮捕和审查起诉关。各地检察机关严把证据、事实、程序、法律“四关”，加强了对侦查活动的动态监督，及时纠正错捕错诉、漏捕漏诉等问题。一些地方还探索建立相应的科学审查审核工作机制，绍兴县等地坚持审查批捕环节“三提一复核(提前介入、提审、提出侦查意见书、复核重要证据)”制度，创立批捕案件风险评估制度，并进行部署防范。萧山、慈溪等地均建立了捕后变更强制措施审查、捕后公诉环节公安机关撤回案件跟踪监督制度。二是强化侦查活动监督。严格执行“两高三部”两个证据规则，重点加强对侦查活动中刑讯逼供、非法取证等严重违法行为的监督。各地检察机关通过强化提审程序、驻看守所检察室听取在押人员意见、查阅案卷等形式，及时发现侦查违法违规行为并提出纠正整改建议。杭州市检察机关在决定实施后已向公安机关发出纠正违法通知书20件，大部分得以纠正。各地检察机关还有序开展对公安派出所执法活动的监督以及对刑事拘留措施的监督试点工作。湖州市检察机关专门出台加强和完善派出所执法与检察监督的意见;杭州滨江区、瑞安等地通过强化案件情况查询权以及动态监督，有效加强对刑事拘留措施的监督。

有效提升刑事审判监督实效。一是认真开展刑事抗诉工作。强化抗诉审查机制，确保抗诉案件质量。将程序违法与实体错误、量刑畸轻畸重、主刑错误与附加刑不当等均同步列入抗诉范围，全省刑事抗诉案件质量和数量稳步提升。温州等地检察机关推行了“起诉意见书、起诉书、判决书”三书对照制度，通过抗诉纠正了一些认定事实、采信证据、适用法律上有明显错误的案件。二是稳步推进量刑建议改革。配合法院推行量刑规范化改革试点，在发表公诉意见的同时认真提出量刑建议，共同研究量刑标准及量刑建议规范化事项，有效推进了这项工作的稳步开展。温州市检察机关在决定出台后提出量刑建议的案件，占全部公诉案件的80%左右，萧山检察机关提出的量刑建议被法院采纳率高达94%。三是探索刑事审判监督新领域。以加大对裁判文书备案审查力度为突破口，尝试对适用简易程序刑事案件、刑事自诉案件等领域开展法律监督，纠正了部分裁判不当案件。绍兴市检察机关还开展了简易程序案件庭审活动专项监督。

不断加强刑罚执行和监管活动监督。一是对减刑、假释、暂予监外执行实施同步监督。从罪犯考核计分开始，检察机关均全程参与并及时提出检察建议。派员出席职务犯罪减刑、假释庭审活动。金华市检察机关还开展了减刑假释裁定专项监督。二是加强社区矫正监督。运用信息化手段，依托手机定位信息监管系统，建立动态情况通报制度，适时联合监管机构开展联合督查，加强对社区矫正对象的监督。三是加强看守所监管活动监督。通过与看守所监管系统联网对接、落实检察信箱、在押人员离所入监检察官谈话、不定期安全大检查等措施，促进看守所安全监管，保障在押人员合法权益。省人民检察院还针对社会关注的看守所人员非正常死亡问题组织了专题调研。

积极推动民事、行政诉讼监督。一是加强民事、行政诉讼抗诉和检察建议工作。通过畅通申诉渠道，便利群众申诉等手段，有效拓宽监督渠道，增加抗诉案源。对一些涉及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的案件，分别采取督促起诉、公益诉讼以及提起抗诉等手段，有效开展监督。二是有力打击虚假诉讼。主动加强对虚假诉讼案件的监督，通过申诉、举报以及查阅案卷等环节及时发现虚假诉讼线索，及时提起抗诉、提出检察建议或移送公安机关侦查处理。杭州、嘉兴等地公检法司机关建立合力打击民事虚假诉讼联动新机制，通过刑事手段制裁严重虚假民事诉讼100余起。三是拓展民事执行监督新途径。以认真贯彻“两高”关于在部分地方开展民事执行活动法律监督试点工作为契机，通过参与法院重大执行活动和执行听证，对委托鉴定、评估拍卖等事项进行监督等方式，加强对民事执行工作法律监督。四是探索开展对行政执法活动监督。积极推进行政执法与检察法律监督相衔接的信息平台建设，重视行政执法信息录入、报备的督促检查，及时发现监督线索。努力加强行政执法活动监督，以环保、食品安全等涉及社会公共利益领域为重点，通过督促起诉、检察建议等方式纠正行政违法行为。杭州市检察机关与市环保局合作，共同达成《关于运用民事行政检察职能加强环境保护的意见》，建立环保民事、行政诉讼申诉案件优先办理、环境公益诉讼、侵害环境案件督促起诉、环保执法监督等新机制。舟山市检察机关围绕违法销售“地沟油”等群众反映强烈的问题，监督行政执法案件46件，取得了良好效果。

3、强化队伍建设，规范自身执法

全省检察机关对照决定要求，进一步规范自身执法行为，加强自身队伍建设，不断提升监督能力。省人民检察院牵头开展了上一级检察机关审查批捕职务犯罪案件当事人和讯问同步录音录像等两项制度的专项检查，就自侦案件同步录音录像的问题，制定了专门技术工作规则和录音录像资料同步移送审查起诉制度。从加强对职务犯罪嫌疑人合法权利保障角度出发，在全省86个看守所检察审讯室实行物理隔离。一些地方检察机关还部署开展了整治诉讼监督不规范问题、健全落实执法办案纪律规定及扣押冻结款物规定、警车违规和执行禁酒令检查等专项活动。进一步推进信息化建设，运用科技手段加强案件管理及执法规范，萧山、慈溪检察机关研究开发的案件管理中心软件、“直接立案侦查案件扣押、冻结款物智能化管理系统”，得到了最高人民检察院的肯定。不少地方检察机关采取网络信息公开、开辟专门宣传栏目、检察开放日等活动，大力加强检务公开，引入社会力量加强对检察机关的监督规范。

(二)全省法院、公安、司法行政机关贯彻落实决定工作情况

全省法院、公安、司法行政机关采取集中学习、刊发专栏、专家辅导、督促检查等形式，认真抓好决定的学习贯彻工作，接受配合监督意识普遍有所增强。结合决定要求，联合或单独出台了各项制度100余项，积极配合检察机关开展法律监督工作，不断建立健全自觉接受法律监督工作机制，促进自身执法水平提高，推动各项工作新发展。

1、审判机关主动配合法律监督，提升审判实效

全省法院系统认真抓好决定的贯彻落实，省高级人民法院召开党组会议专题学习决定，并在全省法院院长会议上作出部署。自觉加强与检察机关的协调配合，将贯彻落实决定、接受法律监督的重点放到维护公正司法和提升工作实效等环节。一是强化刑事审判监督工作。主动配合检察机关对死刑案件审判活动的法律监督，进一步规范死刑案件庭审程序，严格执行相关文书提前送达、检察机关派员临场监督等制度，死刑案件核准率及质量均居全国前列。重视检察机关量刑建议，对不予采纳的均在文书中进行详尽的量刑说理。以职务犯罪减刑、假释案件庭审监督为试点，探索接受检察机关对减刑、假释案件庭审活动的监督，省高级人民法院还会同省人民检察院、省公安厅、省司法厅出台了有关办理减刑、假释案件的若干规定50条。积极扩大刑事案件被告人指定辩护范围，与司法行政、检察机关建立联动机制，维护被告人合法权益。二是扩大民事、行政诉讼监督范围。认真落实“两高”《关于对民事审判活动与行政诉讼实行法律监督的若干意见(试行)》，明确3类应当受理检察机关抗诉的民事行政案件。并对民事行政抗诉案件全部实行开庭审理，通知检察机关派员出庭。对检察机关的再审建议，各级法院应当在三个月内书面回复;提出检察建议的，应在一个月内书面回复。开展民事执行工作监督试点，确定4个中院、12个基层法院作为开展民事执行法律监督工作试点单位。三是建立长效工作机制。健全检察长列席审判委员会会议机制，进一步完善列席程序、讨论案件范围和列席意见处理等。通过联席会议、座谈交流、参加对方会议、互换交流业务等方式，加强与检察机关的工作沟通;共同出台业务指导性文件，加强业务调研合作;建立案件纠纷联合化解机制，推进矛盾联合调处。

2、公安机关自觉接受法律监督，规范侦查行为

全省公安机关与检察机关建立完善了侦查信息通报机制、侦查监督协调机制，积极配合开展专项监督。一是加强机制建设。省公安厅联合省人民检察院下发了关于规范侦查监督的若干意见，细化梳理了接受监督的项目和流程。省公安厅还专门发文明确了接受立案监督的细节性规定，内容涉及接受立案监督范围、法律文书送达、期限控制等方面。将接受侦查监督情况纳入全省公安机关执法质量考评，与考核计分挂钩并实行定期通报。二是规范执法办案。全省公安机关将法律监督各项内容落实到规范化管理工作中，针对容易产生执法问题的重点环节，结合检察机关法律监督意见，执行了560项执法细则和裁量标准;结合法律监督中发现的问题，大力推进执法工作标准化、流程化、精细化建设，全省96%的派出所完成了办案区、服务区、办公区、生活区相对分离的功能区改造。重视执法主体能力建设，强化领导干部和执法主体轮训，实行岗位执法资格等级化。推行执法听证、开门评警以及网上办理、基础地理信息系统等信息手段，促进办案公开。

3、司法行政机关认真落实法律监督，抓好执行监管工作

全省司法行政机关认真贯彻落实决定，抓好刑罚执行环节的监管。一是狠抓信息公开，主动接受检察机关监督。各监管机关通过定期情况通报、自觉接受驻所检察室监督、邀请检察机关参加执法监督联席会议、联合部署专项检查形式，确保检察机关监督工作落实到位。省监狱系统针对2010年8月以来驻监所检察室提出的200余条意见建议逐一落实整改措施。二是开展专项整治，维护在押人员合法权益。各监所与驻所检察室共同开展了形式多样的主题教育和专项整治活动，针对自杀、猝死等非正常死亡现象，配合检察机关做好死因认定、证据固定、责任认定和纠纷处理工作;加强对事务、后勤岗位罪犯管理，坚决打击“牢头狱霸”现象，严厉查办罪犯再犯罪;邀请检察机关进行政策宣传，开展矛盾大排查，维护监管秩序。2010年以来全省监狱呈报的减刑、假释及保外就医案件基本做到无差错、无投诉。

二、存在的主要问题和困难

全省公检法司机关在贯彻落实决定过程中取得了显著成绩，但也存在一些问题和困难，主要是：

(一)法律监督工作重要性认识有待进一步提升

检察机关敢于监督理念需要進一步提升。与其他传统的检察职能相比，法律监督工作仍相对薄弱。受传统观念影响，“重批捕起诉、轻诉讼监督，重查办案件、轻纠正违法，重协调配合、轻监督制约”意识仍然存在。检察机关仍偏重于做好批准逮捕、审查起诉和自侦案件工作，对法律监督工作重要性认识有待进一步提升，履行法律监督职责不够积极主动，法律监督工作在检察机关整体工作中的地位还不够显现。有的基层检察机关心存顾虑，担心影响与被监督部门的关系，不敢理直气壮开展监督。

法院、公安、司法行政机关主动接受监督理念还不够深入。对全面自觉接受、支持检察机关依法履行监督职责，认识还不够到位，理解还不够透彻，主动接受监督积极性还不够高，同样存在重办案、轻监督等问题。

(二)法律监督工作机制有待进一步完善

考核体系不尽合理。监督机关与被监督机关的考核指标有些内容上互相冲突，一方的考核奖励内容与另一方考核处罚内容相互对应，导致实践中为顾及面子而应付考核，出现“通融、变通”情况，实质性监督力度不够。有的检察机关片面追求考核指标，过于追求数量和排名，就案办案、机械执法，质量不高，社会效果不好;有的为了完成考核要求，制作的一些法律监督文书质量不高，影响法律监督的权威。

法律监督统一信息平台建设相对滞后。各地为努力促成建立统一的执法信息平台开展了大量工作，但目前仍相对滞后，特别是相互衔接、公开的案件内容不足，信息共享部门、范围、深度都不明确，检察机关获取执法信息渠道不畅，给法律监督造成障碍。

办案具体标准不一影响监督实效。公安机关与检察机关在立案、批捕环节的具体操作标准上，各执一说，影响了监督的实效性。公安机关提出检察机关要求“以人立案”，对已立案的案件中未捕获的犯罪嫌疑人列入立案监督，这与公安机关“以事立案”的标准存在冲突。又如关于批捕方面，公安机关从办案需要对个别犯罪嫌疑人报捕时，检察机关从宽严相济刑事政策角度把握不予批捕，给公安后续侦查工作带来被动等，都需要在今后实践中加强协商统一。

接受法律监督机制刚性不足。一些法院、公安、司法行政机关对自觉接受法律监督机制建设重视不够，与检察机关沟通少、情况通报不及时、案卷材料提供不全甚至不予提供。个别被监督部门对监督意见的落实，重视不够，整改不力，不及时反馈，削弱了监督工作刚性。

(三)法律监督工作水平有待进一步提高

检察机关善于监督的能力水平有待进一步提高。

监督重点不够突出。对一些群众反映强烈，影响司法公正的突出问题，关系社会发展的民生问题监督还不够，特别是对执法不平衡、生效裁判执行不力、司法不公等热点问题的监督，办法不多，手段有限，力度偏弱。

监督能力仍需提高。刑事抗诉案件质量不够高，法院改判率特别是重刑率还不高。量刑建议工作开展不平衡，重大疑难或敏感案件量刑建议提出较少;个别量刑建议幅度过宽，针对性不强;有的量刑建议偏轻，诱发被告人轻判预期。对法定范围内量刑畸轻畸重、以及酌定情节运用是否得当，监督不够，特别是对从轻、减轻情节的处理缺乏有效监督手段。对侦查活动中刑讯逼供及非法取证的监督，手段还比较有限，问题发现还不够及时。

民事、行政诉讼监督整体相对薄弱。相对刑事诉讼监督而言，检察机关民事、行政诉讼监督更为薄弱，面临任务重、人手少、力量不足、办案经验相对缺乏等问题，特别是抗诉案件数量、质量均存在明显差距。监督新领域探索不够，特别是对民事执行、民事调解、以及适用特别程序案件的监督力度不够，监督产生影响的案件偏少。

监督工作还存在盲区。一是对公安机关部分类型案件的监督较弱。即对公安机关立而不侦、久侦不结的案件，检察机关立案监督后公安随意变更强制措施的案件，公安采取强制措施后撤案或另行处理的案件等，由于信息掌握不够，监督措施尚未有效跟进。二是对除死刑和抗诉以外的刑事二审案件，尚未开展全面监督。这类案件面广量大，不开庭审理所占比例较高，法院报送法律文书也不是很及时，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难以有效开展。三是对行政执法监督，尚处于起步阶段。对绝大多数行政执法机关的执法行为的监督，尚处在对环保等个别领域的探索，监督的范围、方式、手段都不明确，还未形成规范做法。

(四)自身执法活动有待进一步规范

对自侦案件的监督力度需进一步加大，一些关键环节如扣押款物的处置、当事人及其代理人权益保障、自侦案件流程管理等，仍需加强。对自侦案件的审查，还要更加严格。

内部监督机制需进一步理顺。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职能由反贪、反渎、民行、侦查监督、公诉、监所、控申等各职能部门分散行使，内部分工协作有时还存在不够顺畅、配合不够密切等问题，影响监督合力的发挥。

队伍建设需进一步加强。法律监督能力尚不能满足监督工作现实需要，部分检察人员法律监督专业化水平还有待提升，队伍结构和素质能力有待优化。

三、几点建议

法律监督是宪法赋予检察机关的法定职责，开展法律监督和接受法律监督，都是履行宪法、法律赋予的职责和义务。全省各级公检法司机关要进一步扎实深入地抓好决定的贯彻落实，认真履行法定职责，为我省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有力的法治保障。

(一)着力增强法律监督意识

全省各级检察机关要牢固树立宪法意识，不断提升法律监督工作重要意义的认识，切实增强责任感和使命感，认真履行监督职责，全面履行检察职能。要着力转变不适应、不符合法律监督要求的思想意识和执法理念，消除不敢监督、不愿监督思想，有效提升法律监督工作在检察工作中的地位。要结合服务经济转型升级，按照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的要求，主动将法律监督工作融入经济社会发展大局，围绕“十二五”规划要求，突出抓好保障民生、民权、民利的法律监督工作，着力构建和谐社会，促进社会公平正义。

全省各级法院、公安、司法行政机关要增强自觉接受监督意识，明确接受检察机关法律监督是履行法定职责的一项重要原则，是依法正确履职的重要保证。进一步增强公开公正意识，扩大执法工作透明度，为检察机关开展法律监督创造条件，认真抓好检察机关监督意见落实、整改和反馈，通过接受和配合法律监督提升自身执法办案水平和执法行为规范。

(二)着力提升法律监督水平

全省各级检察机关要进一步提升法律监督水平，提高法律监督质量。

要突出重点开展监督。一要围绕重点问题。要紧紧围绕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问题、影响司法公正的突出问题、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敏感问题加强监督。二要抓好重点环节。加强对立案侦查环节有案不立、立而不侦、违法立案、刑讯逼供、非法取证的监督;对审判环节定性严重错误、量刑畸轻畸重、裁判存在明显错误的监督;对执行环节刑罚变更不当或不透明、非监禁刑适用、保外就医等重点问题的监督，特别要重视《刑法修正案(八)》出台后刑罚执行环节的新情况新问题，适时跟进监督措施。对派出所刑事司法活动监督、刑事拘留监督等探索性试点工作，要在总结经验的基础上适时全面推广。三要开展专项监督。加强对一些执法部门倾向性、类型化问题法律监督的研究，适时组织开展专项法律监督。

要提升监督质量。增强刑事抗诉工作针对性，不仅要注重抗诉案件数量，更要注重抗诉案件的质量特别是改判率、抗准率。进一步完善量刑建议工作，注重量刑建议案件类型分布的平衡性，对一些重大疑难或敏感案件要在做好沟通协调的基础上加强量刑建议，同时注意把握量刑建议具体化与合理幅度的统一。进一步重视影响执法公正的法定范围内量刑轻重不一、酌定情节掌握的监督，加强对侦查活动中刑讯逼供、非法取证等问题的监督。

要强化薄弱环节监督。一要加强刑事诉讼领域薄弱环节的法律监督，重点加强对书面审理二审案件、适用简易程序案件的监督。二要强化对民事、行政诉讼监督，将监督重点放到裁判严重不公、损害国家和社会公共利益的案件上，提升抗诉和检察建议质量。进一步重视加强申诉案件监督与矛盾化解工作的有机统一。三要建立健全民事执行监督机制，以贯彻执行“两高”关于加强执行监督工作会签文件为契机，从监督范围、監督力度等方面及时跟进民事执行配套性监督措施。四要积极探索开展行政执法活动监督，继续完善行政执法与检察法律监督衔接机制，重点加强对一般违法行政行为的监督规范。

要规范自身执法监督。要对内整合资源，加强侦查监督、公诉、民行、控申等部门之间的情况通报、线索移送、结果反馈机制，强化协调配合，优化资源配置。加强对自侦案件监督，自侦案件是检察机关执法办案的中心，也是社会关注的焦点。要抓住侦查取证、扣押冻结款物管理以及当事人代理人合法权益保障等重点问题，重点抓好讯问同步录音录像并随案移送制度的落实，建立健全内部立案、采取强制措施、审查逮捕、捕后变更强制措施等各环节的监督，加强公诉、侦监部门对自侦案件的内部制约。

要加强队伍建设。通过教育培训、岗位练兵、案例指导等手段，积极培养具有较高法学功底和丰富实践经验的法律监督人员队伍，提升敢于监督、善于监督、依法监督和规范监督的能力。上级检察机关要重视加强对下级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业务指导。

(三)着力完善法律监督机制

逐步完善内部考核机制，改变目前片面注重指标数据的考核模式，探索建立注重质量、侧重实效、有利于整体执法水平提高的考核体系。

完善沟通联络机制。推进公检法司各机关之间办案信息互通共享机制建设，强化信息通报、案件报备移送制度，促进“信息共享、部门联动”监督平台运行机制尽快全面形成。强化部门间的协调，共同研究法律监督中的新情况新问题，通过联合出台文件、会议纪要等形式，对一些法律法规未明确的内容进行细化统一，就执法标准不统一的问题及时进行沟通协调。

优化法律监督社会环境。检察机关法律监督工作与社会各界的支持密切相关。全省各级人大及其常委会要在加强监督的同时，强调监督与支持并重，对检察机关法律监督工作在社会影响、机制完善、队伍建设等方面存在的问题和困难，积极与相关部门沟通，推动问题的研究解决。进一步加强与人大代表联系沟通，让代表更加了解并支持法律监督工作。要积极争取政府支持检察机关开展法律监督工作，建立健全社会协调配合机制。进一步加强宣传发动，加大宣传力度，创新宣传载体，推动全社会理解支持法律监督工作良好氛围的形成。

检察机关行政诉讼监督论文 篇3：

民事行政检察多元化监督格局研究

我国宪法确定了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地位，这是检察机关开展各项法律监督活动的正当性根源。1989年《行政诉讼法》和1991年《民事诉讼法》设定了检察机关对法院错误的生效判决、裁定提出抗诉的监督方式。在二十余年的民事行政检察实践中，检察机关依法通过抗诉方式实施法律监督，并积极实践，不断探索，创设了再审检察建议、纠正违法通知、检察意见、改进工作检察建议、建议更换办案人、移送违法犯罪线索等多种监督方式。这些监督方式，根源于宪法赋予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权，产生于民事行政检察具体实践，是检察机关法律监督职能与民事行政检察实践经验相结合的产物。

伴随着总结经验、规范监督、完善监督、强化监督的实践需要和立法需要，2010年全国第二次民事行政检察工作会议上首次提出了民事行政检察多元化监督格局的概念。最高人民检察院随后通过的《关于加强和改进民事行政检察工作的决定》对构建民事行政检察多元化监督格局提出了基本要求。应当说，多元化监督格局是民事行政检察工作实现跨越式发展的有效路径。

一、民事行政检察多元化监督格局的概念

民事行政检察多元化监督格局是指，在坚持以抗诉为中心的前提下，综合运用抗诉、再审检察建议、纠正违法通知、一般检察建议、建议更换办案人、移送违法犯罪线索等多种监督方式，全面开展对民事行政生效法律文书、法院诉讼活动及司法人员职务行为的监督，充分履行法律监督职能，最大限度实现监督效果的民事行政检察模式。

民事行政检察多元化监督格局有以下特征：

(一)以抗诉为中心

从现行法律规定来看，抗诉是检察机关对民事审判活动和行政诉讼活动实施监督的唯一法定手段。在实践中，抗诉一直是民事行政检察主要任务，抗诉数量一直是民事行政检察监督力度的主要标志，抗诉案件再审改变率一直是民事行政检察监督效果的主要体现。其他各种监督方式虽然也发挥了重要作用，但由于缺少具体的法律依据，监督效力不强，监督效果也难以保障。因此，坚持以抗诉为中心，不仅是现行立法规定的必然要求，也是民事行政检察实践的客观需要。检察机关在履行法律监督职能过程中，虽然有诸多探索和创新，但对抗诉这一主要业务应当坚守，应当在工作重心和力量投入上对抗诉工作有所偏重，而不能舍本逐末。

(二)监督对象的全面性

多元化监督格局着眼于对法院民事、行政司法活动的全面监督，不仅针对可通过再审程序纠正的错误生效裁判，而且针对不适于再审程序但确有错误的生效裁判;不仅针对生效裁判，而且针对法院在民事、行政司法活动中的各类法律文书;不仅针对法院司法活动结果，而且针对法院司法过程;不仅针对法院的违法行为，而且针对法院司法人员的职务违法犯罪行为。应当说，多元化监督格局的威力就在于监督对象的全面性。

(三)监督方式的多元化

监督对象的全面性和多样性，以及抗诉方式的局限性，必然要求在抗诉方式之外另设其他监督方式。多元化监督格局的科学性之一就在于针对不同的监督对象采取不同的监督方式，这是唯物辩证法矛盾特殊性及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具体体现，也是民事行政检察实践经验的总结及检察人员智慧的体现。监督方式的多元化具体指，针对不同监督对象，分别采取抗诉、再审检察建议、纠正违法通知、一般检察建议、建议更换办案人、移送违法犯罪线索等多种监督方式。

(四)监督方式之间衔接配合运用

在监督方式多元化的基础上，为确保监督力度和监督效果，各种监督方式之间衔接配合成为必然选择。多元化监督格局的另一科学性就在于强化监督方式之间的衔接配合。在同一案件中存在多个监督对象时，分别采取监督方式，数箭齐发;在对某一监督对象采取一种监督方式无法实现监督效果时，进一步采取更有力的监督方式。监督方式之间的衔接配合运用，反映了检察机关在履行法律监督职能时的坚持和执着，也体现了检察人员在监督过程中的监督技巧和智慧。

(五)监督效果的最大化

多元化监督格局的提出，主要目的是通过改进监督机制强化监督效果。无论是监督对象的全面性，还是监督方式的多元化，以及监督方式之间的衔接配合运用，都是为了全面而充分地发挥法律监督职能，科学而有力地采取监督措施，最大限度地实现监督效果。强化监督格局，是多元化监督格局的价值和功效所在，多元化监督格局的方案设计及完善都将围绕着强化监督效果而展开。因此，强化监督效果是多元化监督格局的显著特征。

二、构建民事行政检察多元化监督格局的思路

(一)坚持抗诉工作的中心地位

从检察实践来看，坚持抗诉工作的中心地位可遵循以下路径：一是明确抗诉范围和标准。为便于检察人员把握和操作，有必要对抗诉范围进行细化，对抗诉标准进行统一。尤其是对于可适用抗诉方式监督的判决、裁定、调解的具体类型予以明确，对抗诉的法定标准之外的必要性标准进行研究。应区分抗诉案件与再审检察建议的案件的标准，体现出两种监督方式的不同特点。对于符合抗诉条件的案件限制降格采用其他方式监督。二是科学设计抗诉工作考评标准，将抗诉案件质量和效果作为考核民事行政检察工作的主要指标。三是改进和完善抗诉工作机制，通过强化案件管理、流程控制、层级把关，提高抗诉工作质量和效率。在书面审查的基础上，探索公开审查机制，以程序公开促程序和实体公正。四是强化抗诉案件出席再审法庭及后续跟踪监督工作。两高会签文件明确了检察机关对抗诉后再审活动的监督权，检察机关应以此为立足点完善抗诉后跟踪监督机制，并完善抗诉案件检察长列席审判委员会制度，强化检察监督效力。五是提高检察人员办理抗诉案件的水平，重点培养办理商事案件、知识产权案件、行政案件的专门人才，以促进民事、行政抗诉工作深化发展。

(二)坚持监督方式的多元化，规范各种监督方式的适用范围和标准

1.抗诉的适用范围和标准。就法律现行规定及民事行政检察现有实践来看，检察机关抗诉的范围包括以下方面：①法院作出的生效判决，具体指法院依普通程序作出的生效判决。法院依特别程序、公示催告程序作出的生效判决暂时无法通过抗诉手段实施监督。解除婚姻关系和收养关系的生效判决不能抗诉，但对财产部分的处理可以通过抗诉手段实施监督。②法院作出的生效裁定，主要指不予受理裁定、驳回起诉裁定、管辖权异议裁定(同时案件尚未作出生效判决)。根据《民事诉讼法》第140条，除该三种裁定以外，另有八种类型的裁定，但根据最高法院的现行意见，其中多数无法通过抗诉方式实施监督，而其中终结诉讼裁定应当可以抗诉。依照民事诉讼法第137条规定的4中情形作出的终结诉讼裁定，属于法院对案件的最终处理结论，直接关系到当事人的诉讼权利和实体权利，应当属于抗诉的范围。③法院作出的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的生效调解书。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的调解内容，应属于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的范畴。

检察机关行使抗诉权，应严格掌握两个标准，一是法定标准，二是必要性标准。法定标准，即指《民事诉讼法》第179条规定的民事抗诉标准和《行政诉讼法》第64条规定的行政抗诉标准。必要性标准，是指在符合法定抗诉标准的前提下，案件亦有抗诉的必要。实践中，有些案件虽符合法定抗诉标准，但综合考虑其他因素，案件没有抗诉必要。对抗诉必要性的判断，需权衡和比较多种利益和价值，包括当事人权益受影响的程度，裁判生效时间、诉讼经济、程序价值、社会效果等多个方面。

2.再审检察建议的适用范围和标准。相较于抗诉的适用范围，再审检察建议的适用范围可以适当宽泛，尤其对于无法采取抗诉方式监督的案件，可以尝试再审检察建议的监督方式。因此，再审检察建议的适用范围包括，经过普通程序和特别程序审判，以判决、裁定、调解审结的案件。

案件符合再审条件即是再审检察建议的标准，再审检察建议同样需执行与抗诉标准无异的法定标准和必要性标准。实践中，为保证再审检察建议的效力，北京市检察机关对再审检察建议的运用，一般把握两个标准，一是实体标准，即案件符合再审条件且有再审必要;二是程序标准，即检法沟通后法院同意启动再审。

3.纠正违法通知的适用范围和标准。纠正违法通知的适用范围比较宽泛，法院在审判和执行过程中的各种司法、执法行为，只要不适于通过抗诉和再审检察建议方式监督，都可以纳入纠正违法通知的适用范围，不仅包括法院作出的裁定、决定，而且包括法院工作人员在司法、执法过程中的各种事实行为。

纠正违法通知应把握三个标准：一是违法性标准，即被监督的行为违反法律规定，如违反法律规定的权限范围、违反法定程序和条件、违反法定期限等。二是可行性标准，即对于已经发生的违法行为，可以采取措施予以纠正。三是必要性标准，即既已发生的违法行为确有事后纠正必要。

4.改进工作检察建议的适用范围和标准。改进工作检察建议是检察监督的一种手段，适用范围同样应限于法院司法、执法活动及行政机关执法活动，一是法院在司法、执法活动中存在违法或不当行为，有必要采取改进措施，在今后工作中避免;二是行政案件中涉诉行政机关存在违法或不当行为，有必要采取改进措施，在今后工作中避免;三是涉诉案件暴露出行政管理部门存在管理漏洞，有必要采取改进措施，减少社会矛盾的出现。

检察机关在运用改进工作检察建议监督时，应掌握两个标准，一是问题标准，二是必要性标准。问题标准是指法院在司法、执法活动中存在违法、错误或不当等问题，行政单位在执法、管理活动中存在违法、疏忽、制度漏洞

5.移送违法、犯罪、违纪线索的适用范围和标准。移送违法、犯罪、违纪线索，主要针对两种人的行为，一是案件当事人的可能构成违法、犯罪、违纪的行为，二是案件相关人的可能构成违法、犯罪、违纪的行为，案件相关人具体指原审法官、涉诉行政行为的公务人员、原诉讼中鉴定人和其他提供证据的人、原诉讼中代理律师、对原审施加影响的案外人等。

移送违法、犯罪、违纪线索的标准，是行为涉嫌违法、犯罪、违纪，是否构成违法、犯罪、违纪暂不确定，也无需确定，亦无权确定。在移送线索时，检察机关应具体掌握两个标准：一是移交的线索中有确定的前提，前提可以是行为、后果、表象，可以不是一个完整的行为而只是一个细节，但该前提必须是有证据证明的，而不能是无根据的臆测;二是从前提到结论存在可能性。

6.建议更换办案人的适用范围和标准。建议更换办案人，主要适用于两种情形：一是办案人员严重违反法律规定或办案纪律，损害了诉讼程序的公正性，被监督机关未更换办案人的;二是办案人员虽违法情节较轻或行为不当，但影响了当事人对程序公正性的信任，当事人要求更换办案人，被监督机关未更换办案人的。

检察机关在建议法院更换办案人时，应坚持有规有度的标准，即符合规则的要求且有建议更换的必要，具体指同时满足以下条件：一是程序正在进行中，尚未有最终结论;二是办案人员有违法、违纪或其他不当行为;三是办案人员的行为已经构成对程序公正的严重损害，或虽未损害公正，但已影响了当事人对办案人员公正立场及预期公正结果的怀疑，当事人明确要求更换办案人;四是法院应当更换办案人但并未更换。

(三)科学设计多种监督方式之间的协调配合关系

1.衔接运用。针对某一需要监督的事项，检察机关可以首先选用某一种监督方式，但在该种监督方式不能实现监督目的时，及时启动后续监督方式。检察实践中，监督方式的衔接运用主要表现为两种情形：一是，再审检察建议与抗诉之间的衔接运用。鉴于再审检察建议不具有直接启动再审的强制效力，检察机关对于符合抗诉条件的案件向法院发出再审检察建议后，法院很可能不对案件启动再审。此时，检察机关应及时采取后续监督方式，即启动抗诉程序，将案件提请上级院抗诉。抗诉方式的及时有效衔接，为再审检察建议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撑，并保障了检察监督的效力。二是对事的监督与对人的监督的衔接运用。法院裁判存有错误或法院司法人员在执行职务时违反法律规定，检察机关提出抗诉或发纠正违法意见或建议后，法院司法或执法人员明知有错拒不纠正的，检察机关可根据具体案件情况对法院相关责任人员的行为进行渎职性评估，并视情况采取其他适当的监督方式。

2.配合并用。针对某一需要监督的事项，检察机关单独采取一种监督方式不足以完全实现监督目的时，可以采取多种监督方式，各种监督方式配合发挥作用，实现监督效果的最大化。比如，案件符合抗诉条件且原审司法人员存在职务违法犯罪行为时，可以同时采取抗诉和移送职务违法犯罪线索的方式;案件以促成当事人和解的方式处理，但原审裁判确存有错误时，可同时向法院发检察建议，要求法院提升工作水平、规范司法行为、避免类似问题出现;在监督行政诉讼案件时，不仅发现法院裁判符合抗诉条件，而且发现涉诉行政机关的行为违法或行政机关的制度存有漏洞，则在抗诉的同时，向行政机关提出检察建议，要求行政机关依法规范行使执法权。

作者：高兰圣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