边区地方工商行政论文

2022-04-16 版权声明 我要投稿

【摘要】福建地处东南沿海,与台湾岛之间仅以海峡相隔。20世纪60年代,为了加强战备,福建省根据中央关于加强“三线”建设的方针,在闽西北山区实施“小三线”战略计划。其中,清流县境内的“小三线”重点项目主要为代号5103、5105、5107的兵工厂。下面是小编整理的《边区地方工商行政论文 (精选3篇)》的文章,希望能够很好的帮助到大家,谢谢大家对小编的支持和鼓励。

边区地方工商行政论文 篇1:

晋察冀边区红色工商史追述

回顾革命历史,保定人民有着光荣的革命传统。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地处保定西部的阜平县更是红色堡垒的典范。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这里诞生了中国北方第一个红色政权——中华苏维埃阜平县政府,被毛泽东主席誉为抗日“模范根据地”。在这里,聂荣臻同志创建了晋察冀边区,阜平成为当时中共中央北方局、华北军区和边区政府的所在地。这一时期,为了取得对敌斗争的全面胜利,晋察冀边区高度重视工商业的发展,切实加强对工商贸易的指导、监督和管理,与敌人开展长期的经济斗争,使红色根据地的工、农、商贸业得到了空前发展,为新中国成立后工商行政管理的创新发展打下了坚实基础。

一、追溯工商历史。理清工商管理机构的发展脉络

阜平县地处纯山区。素有“九山半水半分田”之称,交通落后、信息闭塞、山多地少、商贾寥寥无几。晋察冀边区行政委员会成立后,开始关注工商业的发展,根据地的工商管理机构逐步得到发展。从1937年边区行政委员会成立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晋察冀根据地工商管理机构的发展大致经过了四个阶段:

(一)边区政府统管阶段

1937年7月7日,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侵华战争。1937年11月,晋察冀军区成立;同年12月,晋察冀边区行政委员会筹备处在阜平成立。地方政权的建立,标志着晋察冀边区的政治、经济和工农商贸各业开始得以规范管理。在这一阶段,工商管理职能都是由边区政府集中统管的,主要任务是在革命战争的大形势下,为抗战提供物资保障,同时削弱敌人的物资供应,其管理手段都是严格的政令和强制性的措施。

(二)贸易局兼管阶段

随着抗战的步步深入,经济工作中的金融和粮食管理在战争中的作用越来越明显。为此,晋察冀边区行政委员会决定成立贸易局。1939年7月,边区行政委员会发布《贸易局组织章程草案》,指出:“为顺利执行我们的贸易政策,有计划的输入和输出,根绝汉奸敌探的活动,与之做英勇的经济斗争,应迅将各县贸易机关等商业联盟建立并健全起来,并登记商铺行贩,以免使汉奸混迹其中。从而粉碎敌人的无耻阴谋。”9月5日,边区行政委员会发出《关于各县普遍设立贸易机关的通知》,晋察冀边区在各县相继设立贸易机关。自此,工商贸易由边区政府统管转为贸易局兼管。如果说以前工商贸易管理主要是为抗战提供物资支持,同时削弱敌人物资供应的话,那么,在贸易局兼管阶段,除以上目的外,很明显地将发展经济、壮大自身力量、改善边区人民生产生活纳入其中,使工商贸易管理增加了新的内涵。

(三)工商管理局专管阶段

1943年,抗战进入第六个年头。1月,晋察冀边区行政委员会发出《关于组织工商管理局的决定》,指出:我们今后对敌展开之战,重点应转向经济斗争方向,一方面打击敌之掠夺摧毁,一方面发展边区经济,克服群众的疲惫。组织地区工商管理局就是为了加强对敌经济斗争的领导,发展边区工商事业,掌握物资发展经济,改善民生。2月,边区行政委员会发出《关于工商管理局与实业部门关系的补充决定》,指出:为集中力量,加强对敌经济斗争统一领导,同时避免过去各专管机构与行政联系不密切现象,决定由各级实业部门领导,各级工商管理局与工商管理人员须出席实业部门之会议,其重要工作计划须经实业部门核准,其工作须定期向实业部门报告。同年2月20日,工商管理局正式成立。1943年3月,晋察冀边区行政委员会作出《关于组织各级经济委员会的决定》,以进一步加强根据地的经济建设和对敌经济斗争,并把主要任务定为争夺粮食,以各种办法打开贸易路线,吸取大量粮食及食盐等日用品,把贸易路线伸向敌占区、资源丰富区,沟通与晋西北的贸易路线。这一阶段工商管理是把经济贸易作为对敌斗争的有力武器运用到抗战中,以经济为武器,壮大自己,削弱敌人。随着形势的发展,工商管理的工作任务越来越重、工作内容越来越丰富、作用发挥越来越明显。

(四)发展完善工商管理阶段

从1945年9月日本投降到1949年10月1日新中国成立,晋察冀边区工商管理得到了快速发展和完善。1946年5月,边区行政委员会决定成立工商处,掌管工厂、矿山及贸易的行政工作。1946年7月,边区行政委员会作出《关于各级工商部门职权范围的决定》。同月,冀东区行署将实业科改为工商、农业两厅,并对组织领导、编制、干部配备等进行了详细规定。8月,冀东行署在专署设置“工商视察员”,并在县设置工商科,在各重要市镇设立工商管理委员会。1948年6月,晋察冀边区行政委员会与晋冀鲁豫边区政府合署办公,成立了晋冀鲁豫、晋察冀联合行政委员会,内设工商厅。在这一阶段,工商管理的体制更加完善,机构设置更加健全,职能和任务更加明确,管理制度更加规范,工作重点也逐渐从武装斗争转移到保护和发展工商业上来。

二、回顾发展历程。展现了工商管理的重要职能作用

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晋察冀边区工商管理机构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服从、服务于革命战争这一大局,把经济斗争作为对敌斗争的有力武器。在这一时期,边区工商管理机构的职能作用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与敌开展经济斗争

晋察冀边区行政委员会是在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侵华战争,全国各族人民奋起抗争的大背景下成立的。在这一时期,支援抗战成为工商管理的首要任务。1938年2月,晋察冀边区行政委员会颁发《禁用米粮酿酒的布告》。4月,发出严禁以粮资敌的通令,指出:“人力、物力、财力是抗战的三个基本条件,本区粮食,仅是食用,运往敌区应予禁止。”5月,边区行政委员会又发出了《关于尽先购用土货的指示》,指出:本地区对外贸易,出少人多,致法币大量外溢影响本区金融财政甚大。为了持久抗战,巩固本区财政金融实力为要图,兹规定凡在本区所用货物尽先购用土货,外货一律不准入境。其后的6月份,边区委员会又相继发出了《严禁以粮资敌的通知》,《严禁辣椒出境的通知》。1942年7月29日,边区行政委员会作出《关于北岳区贸易工作组织的决定》。边区行政委员会又分别于9月6日、9月13日、11月6日发出了《关于贸易局及检查站稽查与处理违禁物品的决定》、《关于批准坏红枣及黑枣、柿子及高粱酿酒的通知》和《关于处罚违犯商人通行证手续的指示》。

(二)发展边区经济

在革命战争这样艰苦卓绝的年代,工商管理把发展边区经济、改善人民群众生产生活作为一项重点的职责任务。1941年1月,彭真在中共中央北方分局会议上作《关于财产生产等问题的结论》的报告,特别指出:“对外贸易要统制,但是应由政府限制必需品出口,鼓励必需品入口,限制非必需品人口……境内贸易应完全自由,允许自由竞争。”同年3月,冀中行署召开首次贸易工作会议,确定了“对内贸易,扩大平原和山区交换;对外贸易,争取大量出口(指与敌占区贸

易)出超”的贸易方针。4月,边区行政委员会发出《边区恢复境内各地庙会的指示》,通令各级贸易局开始准备恢复庙会,通过此种形式,动员广大民商,共同建立与繁荣边区市场,活跃境内贸易,并与敌伪作市场争夺战。1946年5月,边区行政委员会令各级政府,为适应和平建设新阶段的工作需要,进一步加强与统一农、林、牧等工商事业的领导,积极扶植农林工商事业发展,建设繁荣的城镇和乡村。自1948年6月晋察冀、晋冀鲁豫联合行政委员会成立以来,相继出台了《冀热察区发展工商业暂行办法》、《关于土改中保护工商业问题的指示》等,召开了华北工商会议、冀中工商会议、北岳区工商会议等一系列有关工商发展、管理的会议。

(三)加强市场管理

市场管理始终是工商管理机构的重点职责之一。1938年5月,晋察冀边区行政委员会发出《关于经商小贩领取贸易证的通知》,指出:“为了调剂金融,流通货物,防范汉奸的活动,对于各种货物和商贩的出入必须加以节制,凡在阜平以西、砂河以南、东冶以北的地区内的商贩都领取本会印制的贸易证后,方准营业。”8月,边区行政委员会颁发《统制对外贸易执行方案》,对商品许可和准入的目的、意义做出了更具体的诠释。1940年3月,冀中行署又发出了《关于颁发贸易证的规定》,这是晋察冀边区首次实行商品贸易许可制和准入制。1942年1月,边区行政委员会发出《关于贸易管理员目前工作的决定》,指出:“作为经济斗争主要一环的贸易,有特别加强管理的必要。贸易管理员的设置,目的就在于此。过去培养贸易干部十分不够。贸易管理局的人选一般是缺乏经验,办法较少的,还须在工作中锻炼。”1948年8月,晋察冀边区召开会议,传达华北工商会议精神,指出:“工商部门的任务就是保护与发展工商业,处理好市场管理。”

(四)加强商标管理

1948年4月,《晋察冀边区石家庄市商标注册暂行办法》正式公布施行。暂行办法中规定:“凡本市工艺制出品选用工商标牌号,不论公营,私营,或合作社经营者,都要向政府注册备案,以资保护。

三、传承红色工商精神,扎实做好新时期工商行政管理工作

从1943年1月晋察冀边区行政委员发出《关于组织工商行政管理局的决定》,到1948年6月晋冀鲁豫边区政府与晋察冀边委合署办公,晋冀鲁豫、晋察冀联合委员会工商厅组建,晋察冀边区工商管理只有短短5年的历史,但其工作内涵非常丰富,精神财富十分宝贵。

(一)晋察冀边区政府工商管理的历史表明,共产党的坚强领导是工商管理事业发展的重要保证

共产党领导的晋察冀边区政府,为了革命抗战、武装斗争的胜利以及夺取和巩固政权,高度重视工商管理,并根据形势的发展变化,不断加强工商管理工作。从边区政府统管、到贸易局兼管一直到设置工商行政管理局专管,工商行政管理队伍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实践证明,没有共产党的坚强领导,就没有工商行政管理事业的发展与进步。

(二)晋察冀边区政府工商管理的历史表明,工商管理必须服务服从于党和政府的大局,在服务大局中作贡献,求发展

晋察冀边区政府是在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侵华战争,全国各族人民奋起抗争的大背景下成立的。在这一时期,打击日寇,保家卫国是全国上下的中心任务,是当时最重要的大局。老一辈的工商人,在党的坚强领导下,服务、服从于抗战这个大局,把经济和贸易作为对敌斗争的有力武器,通过最严格的政令、最务实的举措、最有效的监管,为抗战的持久开展和最终胜利奠定了坚实的经济基础,赢得了党和政府的充分信任。同时,在这一过程中,工商管理的机构设置不断完善,职能不断丰富,地位不断提升,作用越来越明显,工商管理机关自身建设也得到了长足发展。这就告诉我们:工商管理必须服务服从于党和政府的大局,只有在服务大局中作出贡献,才能不断实现工商管理自身的发展与进步。

(三)晋察冀边区政府工商管理的历史表明,只有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才能取得人民群众的支持,完成好党和人民赋予的历史使命

在战争年代,敌我矛盾激烈、物资异常匮乏,工商管理的任务有着强烈的政治斗争性质。在这种形势下,老一辈工商人坚持党的群众路线,始终坚持与人民群众心连心、同呼吸、共命运,一方面努力发展边区经济,与敌开展经济斗争,把民族独立,国家解放作为实现人民利益的最高目标;另一方面,尽最大努力改善边区人民群众的生产生活,着力解决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实现的利益问题,得到了人民群众最广泛的信任、支持和拥护。实践证明,只有把群众的利益放在心上,始终做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工商行政管理才能赢得人民群众的信任和满意,工商事业才有发展进步的根基。

(四)晋察冀边区政府工商管理的历史表明,工商管理的任务、职能、手段随着形势的发展在不断调整变化,只有坚持与时俱进,才能不断开创工商管理新局面

从晋察冀边区政府工商管理的历史发展脉络可以发现,主要任务从为抗战提供物资保障、同时削弱敌人的物资供应,逐渐转变为发展经济、壮大自身力量、改善边区人民生产生活;管理手段也根据形势任务的变化,由最严格的政令和最强制性的措施,逐渐转变为限制性、调控性的管理措施。而且工商管理的职能任务也越来越重、工作内容越来越丰富、作用发挥越来越明显。可以说,工商管理从一开始呈现出事物发展的普遍规律,具有与时俱进的性质。

(五)晋察冀边区政府工商管理的历史表明,作风建设是战胜一切困难,应对一切挑战的重要法宝

在革命战争年代,老一辈的工商人用他们忠于职守、艰苦奋斗的优秀品格,百折不挠、敢打敢拼的钢铁意志和不图回报、甘于付出的奉献精神,向我们深刻诠释了什么是工商精神,什么是队伍的灵魂,什么是履职尽责的根本保障。

尊重历史,珍惜现在,承前启后,继往开来。让我们在红色工商精神的感召下,奋发有为,与时俱进,锐意进取,扎实工作,努力推进新时期工商行政管理工作,更好的服务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为实现“十二五”规划目标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参考文献:

1.《晋察冀边区革命史丛书一晋察冀边区革命史编年》,河北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

2.《晋察冀边区革命史编年》,河北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

3.《河北省工商行政管理志》,民族出版社1993年版。

责任编辑:郑葆华

边区地方工商行政论文 篇2:

福建清流县“小三线”工业遗产探析

【摘要】福建地处东南沿海,与台湾岛之间仅以海峡相隔。20世纪60年代,为了加强战备,福建省根据中央关于加强“三线”建设的方针,在闽西北山区实施“小三线”战略计划。其中,清流县境内的“小三线”重点项目主要为代号5103、5105、5107的兵工厂。本文对现状仍然保存完好的5105工程即清流县国营5357厂等进行介绍,并从工业遗产保护的角度深入分析,提出符合当今形势的保护措施。

【关键词】小三线;清流兵工厂;工业遗产保护

20世纪60年代,中共中央在研究制订“三五”国家计划时,对国民经济布局进行重新调整,为加强战备,展开了“大、小三线”建设。1964年9月,福建省委在福州鼓山召开常委会议,对战备“小三线”建设作出全面部署,将福州、厦门、漳州、泉州沿海地区划为第一线;鹰厦线南段,由建瓯、南平至漳平、龙岩地区划为第二线;闽赣边区,由武夷山以南、鹰厦线以西,包括长汀、连城、清流、宁化、建宁、泰宁、光泽、顺昌、建阳、松溪、政和一带划为第三线。

从1965年开始,福建在闽西北山区陆续建设了一批省属“小三线地方军工企业”。由省国防工业办公室领导,生产半自动步枪/弹、手榴弹、引信、重机枪、中小口径迫击炮/弹、火箭弹、火箭筒、高射机枪、无后座力炮等步兵营连级的武器弹药。其中,位于清流县境内的“小三线”重点项目主要为兵工厂,代号5103、5105、5107。

原5103厂的厂址在清流县城南郊,是唯一一个安置在县城边缘的军工企业,除了为大山深处的其他军工企业提供动力外,也为小县城提供民用供电资源。位于龙津镇大路口村的5107工程建于1970年,也叫福建机修厂,现遗留有礼堂和部分厂房。保存最好的是原5105兵工厂,即清流县国营5357厂(又名福建洪流机器厂),现从工业遗产保护的角度分析如下。

一、历史沿革

1965年,5105工程作为小三线建设中生产56式冲锋枪的重点项目之一,在清流县嵩溪元山村邵坑的山沟里开始建设。施工队伍三进三出,整个工程建设前后四年半,打通洞体3个,修建了地面厂房和职工住宅,花费国家投资1100万元。但因种种原因,于1970年初宣布下马。

5105工程下马后,由省国防办从系统内各厂抽调有关人员,对遗留问题进行了清理。1971年,五机部【71】五机第515号文“关于发送福建无后座力炮厂设计任务书的通知”,以及福建省【71】闽革军工字第080号文决定,将5105工程改建为无后座力炮厂。根据五机部【72】五机字第374号文的批复,工厂改建、扩建、设计投资总额707万元。生产纲领为年产65式82毫米无后座力炮1600门,机械象限仪3000具,职工总人数1060人,设备370台(其中金切设备200台)。

从1971年3月工厂筹建组正式工作,到1979年9月竣工交付生产,前后9年时间,完成投资1520万元。经过改扩建的5105工程共计建成洞体3个7165m2,地面工房10008m2,生活福利建筑22619m2。全厂占地面积10.4公顷。建筑面积48187m2(其中新建4915m2,改建6844m2,利用5105工程建筑面积36428m2)。

工厂从1979年开始民品开发,1984年从清流县搬迁到厦门市同安区转入民品生产;同年12月1日,经同安工商行政管理局核准,取名国营银华机械厂。1985年,参照福建省闽政(1985)综字238号文件精神,工厂共处理设备、废旧物资等项收入80多万元,基本完成老厂的移交和收尾工作。1989年实现整体搬迁,1992年4月9日更名为厦门银华机械厂,1998年加盟厦工集团,2006年5月公司资产划归海翼集团。2008年2月完成公司制改革后,更名为厦门银华机械有限公司。

二、保存现状

清流县国营5357厂(原福建洪流机器厂)厂区的产权目前归属三明鲲鹏实业有限公司,因位于北斗山(七星岩)风景区山脚下,已列入清流县“十三五”规划“十大重点旅游项目”之一,但是还未得到开发利用。厂区周围山高林密,所在区域为丹霞地貌,山形突兀,西部有出口与公路通。厂区建在狭长的沟谷平坝上,一条小溪从厂区中部流过,厂房、生活区依序排列。5105工程的建设,总体布局分为4个区,分别安排在东西长7.5公里、南北宽3公里的3条山沟和18条支沟内。工厂生产区以3个洞体为核心,分为一、二、三区,各自形成系统。库区为四区,安排在离生产中心区4.5公里的山沟里。厂生活福利区围绕着生产区和库区,也分为一、二、三、四区,分别建在离生产区2~3公里的山沟里。1986年工厂迁至厦门,原有的厂房曾经改为林业公司,但之后又遭废弃,一直沉睡在深山之中。

现05兵工厂遗址基本保留原貌,现存85幢独特建筑,有办公楼、机修车间、理化室、汽车库、学校(含托儿所)、医院、商店、影院礼堂、食堂等生活、生产配套设施,另有3个纵横交错的大型防空洞车间。占地面积10.4公顷,遗留建筑面积约44381m2(住宅8000m2、托儿所500m2、职工醫院门诊楼500m2、综合服务楼2063m2、生产性建筑26153m2。洞体3个7165m2)。生产车间位于厂区中部,呈长方形,大框架结构,砖墙承重,该生产车间是带有前苏联风格的生产车间,具有一定的时代意义。防空洞车间水泥加固成拱形口,三个防空洞纵贯山腹之中,一洞贯穿三洞,使其可相互通联,洞内照明、通风设施一应俱全。洞库车间内遗留大量生产标语和工厂的规章制度,如“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提高警惕,保卫祖国”“要搞马克思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这些耳熟能详的标语已经成为了一个时代的符号。

三、清流小三线工业遗产的历史价值

小三线建设在特定的历史时期,为我国的国防工业建设贡献了不可磨灭的功绩,有些小三线建设的老工厂至今还在发挥着余热。“三线建设”留给我们的不仅是物质上的财富,也有宝贵的精神财富。但是,由于清流三线建设的地理位置相对偏僻、隐蔽,留存至今的工业遗存长期处于闲置状态,甚至面临消失的危险。

经综合分析,清流小三线工业遗产保护存在的严重问题主要有:

(一)移民问题

小三线建设需要大量外来移民,早期三线移民都来自外地大型军工企业以及邻近县城地区的教师、技术工人,建设工人和农民大部分是外地集体调迁,加之工厂功能的变迁,原有工作人员已经基本全部外迁,导致工厂被荒废。

(二)研究深度不足

小三线工业建筑遗存调查处于起步阶段。由于特殊的历史条件所限,工业遗存缺少相关基础资料,有些被隐没在了历史的角落里,或处于偏僻的地理环境中,至今不为人所知。

(三)遗址保护不当

由于缺乏有效的保护,小三线多数厂区建筑已经坍塌,保存尚好的建筑也是杂草丛生,部分建筑毁坏严重。

四、工业遗产的保护与利用

小三线工业遗存是我国三线建设时期工业遗存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这一特殊历史时期的兵工建筑,福建洪流机器厂(清流县国营 5357厂)等工业遗存有着特色鲜明的时代烙印,具有历史、文化、社会、科学等多方面的价值。

福建洪流机器厂工业遗存作为清流县仅存的保存较为完整的小三线工业遗存,坐落在群山之中,地貌独特,空气清新,厂区后方有北斗山,风景优美,绿林中的人工建筑和自然风貌相结合,自然资源、建筑风格鲜明,是乡村一道独特的风景。同时,兵工厂作为我国特殊历史时期的特有产物,是当年社会状态的反映,也是广大参与建设者的感情寄托,有着较高的史料价值与情感价值。为了保护这一独特的工业文化遗产,提出如下切实可行的保护措施与建议:

(1)将福建洪流机器厂(清流县国营5357厂)厂区、所有建筑、三个防空洞及所有标语整合为小三线工业遗存并入三明市域的其他小三线工业遗存申报省保,乃至国保单位。

(2)在遗址保护工作中,注意对福建洪流机器厂历史资料、生产资料的收集保护,发掘小三线工业遗存的历史、科技价值,将厂区的礼堂开辟为清流县小三线工业遗址博物馆,创办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和工业遗址的研学基地;将保存较好的办公楼作为社教活动的开放空间;进校园、企业开展小三线遗址图片展,重建三线精神,弘扬爱国、奋进的正能量。

(3)在目前小三线工业遗存整体保存状况相对不佳的情况下,应尽早设法协调沟通规划部门、国土资源管理部门、当地村镇等各方面,尽快采取抢救性保护措施,进行建筑群抢救性维修,制定文物保护修缮方案,较好地保护本来就遗留不多的工业遗存,以免遗址再遭自然和人为破坏。

(4)顺应城市与乡村优势互补、资源共享的发展潮流,结合当前进行的美丽乡村建设,编制小三线工业遗址文物保护立项报告,把工业遗址作为独特的优势资源,纳入清流国土和旅游产业发展规划中,做足旅游大文章,在旅游中用活、用好,办出工业旅游特色,实现多赢。

参考文献:

[1]钟健英.六十年代福建的“小三线”建设[J].福建党史月刊,1998.

[2]刘锐,王春蕾.黑龙江小三线建设调查与评价[J].绥化学院学报,2015.

作者简介:林文霞(1971-),女,汉族,福建连城人,大专,清流縣博物馆副馆长,主要从事文物与博物馆学研究。

作者:林文霞

边区地方工商行政论文 篇3:

缅怀红色工商历史 传承其革命精神

红色工商史是中共党史中经济斗争史的重要组成部分,为我党武装夺取政权、巩固政权,团结各阶层人民群众建立新中国作出了极其重要的贡献。今天,缅怀、梳理、总结红色工商史的发展历程,既是对老一辈革命家丰功伟绩的纪念,也是对后来者的最好教育。对激发广大工商管理干部的历史自豪感,推进工商文化建设,促进广大干部更加热爱工商行政管理事业,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本文仅就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前,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央苏区、根据地和解放区工商管理的历史作一粗略回顾。

一、第一次、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工商行政管理

(一)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

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广东是革命的策源地,湖南是全国农民运动的中心。自1924年1月国共第一次合作至1926年5月,广东全省94个县中,成立县农会组织的23个,成立区乡农会组织的40多个:组织人数达到62.6万余人。农民协会发布了一系列有关经济的决议,其中重要的有减租减息、禁止米谷出口、废除苛税杂税、反对囤积居奇和提倡办合作事业、兴办自由集市等,提出了最初的基本经济要求和工商管理主张。

1925年6月,广东举行了省港大罢工。罢工委员会为了全面有效地封锁香港、澳门,在经济领域的斗争中制定了一系列工商管理措施和规定,加强经济检查工作,开展以禁止粮食出口、仇货(敌对国家的商品和货物)进口为主的缉私活动等;这为历时一年零四个月的大罢工提供了工商管理的有力保障。

1926年7月,湖南省革命政府成立。中国共产党湖南区委第六次代表大会发出《农民最低限度之政治经济要求》的宣言,明确指出“乡村中应有管理粮食之组织,调查当地粮食生产及消费数目,以限制粮食出境”。各级农民协会及其领导下的民食委员会,实际上行使了行政干预经济的职能,它的一些规定、告示,都具有一定的行政权威。总之,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农民协会和省港罢工委员会领导下的经济斗争是有成效的。国共两党进行两党合作而作出的一系列经济政策决议是红色政权的早期工商管理实践,对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特别是北伐的胜利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但这一时期的工商管理,基本都是临时性应急措施。

(二)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

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工农红军在国民党统治力量较为薄弱的农村及边远地区的城镇建立了若干革命根据地。中央根据地以瑞金为中心,联结了散布在湖南、江西、福建等省边境的苏区。1931年11月,以中央根据地为中心,成立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苏维埃共和国在各苏区内普遍建立了工农政府,拥有300余县,最盛期人口达3000万人。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工商管理职能最初由红军行使,后来主要由各苏维埃财政委员会掌管,其他如贸易、粮食等公营商业机构(政企合一形式)也代行部分职能。1931年11月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通过的《地方苏维埃政府的暂行组织条例》,要求各苏区设置国民经济部。工商管理职能由这个部承担。

苏维埃的中心任务是争取革命战争胜利。围绕这一中心,苏维埃政权制定了发展国营经济、合作社经济与奖励私人经济同时并进的政策。取消奴役商人的贷款契约,降低利率;在贸易、生产未恢复的地区暂不征收累进税。对营业用房不采取没收办法,营业清淡的商贩还可免交租金等等。

苏维埃共和国工商管理存在时间虽然不长,但在监管工商业活动和管理市场方面,围绕革命政权的建立和巩固,发挥了重要的职能作用。

二、抗日战争时期根据地的工商行政管理

(一)陕甘宁边区的工商行政管理

陕甘宁边区是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苏维埃根据地之一,1935年10月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后,成立了苏维埃西北办事处,将原有的陕甘边、陕北两苏区连同新发展的苏区,划分为陕北省、陕甘省、陕甘宁省、关中特区、神府特区等五个单位,统一于西北办事处领导。同年12月15日,苏维埃西北办事处宣布了在经济政策上的部分改变,即凡赞成抗日的地主不没收其财产,对富农不准任意惩罚等。为了停止内战,实现和平,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1937年9月6日改苏维埃西北办事处为陕甘宁边区政府,成为国民政府领导下的地方政权。1939年1月,陕甘宁边区第一届参议会正式选举林伯渠为边区政府主席。

边区的经济建设,既要面对对敌斗争的严峻考验,又有率先发展新民主主义经济的重要任务。这也是陕甘宁边区与其他根据地的不同之处。在边区军事、政治斗争的不同发展时期,经济建设也表现出了不同的发展特点。

边区政府1937年8月25日发布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中的经济纲领是“以有钱出钱和没收汉奸财产作抗日经费为原则”,“整顿和扩大国防生产,发展农村经济,保证战时生产品的自给。提倡国货,改良土产。禁绝日货,取缔奸商,反对投机操纵”。1941年5月1日《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中的经济纲领指出:“……发展工业生产与商业流通,奖励私人企业,保护私有财产,欢迎外地投资,实行自由贸易,反对垄断统治,同时发展人民的合作事业,扶助手工业的发展……。”当时边区政府经济建设的基本任务是:发展国防生产,充实抗日力量,推行民主政治,发展商品生产,改善人民生活,争取抗战最后胜利。

陕甘宁边区政府工商厅是1949年4月15日成立的。在这之前,工商管理的各项职能分别由边区建设厅、物资局、贸易公司及银行等部门承担。1949年5月16日,边区政府发布命令,要求边区各县、市于6月1日前迅速建立各级工商管理机构,颁布了《工商厅各级部门组织规程》,授权工商管理机关主管民营工矿商业之登记、商标注册、产品检验;管理市场,掌握物价;检查监督度量衡制度;管理国营贸易;指导对外及对敌经济斗争,以及指导工商业公会、工商业联合会等工作。为较快消除战乱带来的经济混乱局面,安定社会经济秩序,恢复工商企业正常的生产经营活动发挥了有力的作用。

(二)晋冀鲁豫地区的工商行政管理

晋冀鲁豫革命根据地包括晋察冀边区、晋冀鲁豫边区、晋绥边区、山东等四块根据地。到1945年9月抗日战争结束时,四块根据地共辖有16个行署、67个专区、565个县(市)。

晋冀鲁豫根据地的工商管理工作是从1938年太行、太岳区成立贸易统制局开始的。在根据地创建初期为贸易统制局、经济局、贸易管理局、生产贸易管理局,当时的任务只是统制物资、组织缉私、严禁粮食输出资敌,接着其他各根据地也相继建立起来。为了统一指挥,集中力量,争取对敌经济斗争的胜利,工业、商业、税务、粮食、物价、度量衡等工作也统归工商局负责。

这一时期,工商管理是在一切为争取抗战胜利的总目标下开展的,其主要工作是:严禁根据地内重要物资走私资敌,统制物资,限制输出输入;巩固本币、排挤法币、打击伪钞;扶持公营私营企业,发展合作事

业;取缔奸商囤积居奇,打击非法经营,平稳物价,开展集市贸易、交易员管理;企业登记管理,根据地出入口贸易管理,商标注册管理,私营工商业管理,度量衡管理等。

1941年9月以后,各个边区先后成立工商管理局,从边区、行署(省)、专署、市县,以及重要集镇、边缘港口关隘、交通要冲都有机构,形成了一个体系。抗战胜利后,有的地区撤销或者合并了工商管理机构,不久即重新恢复健全起来。1948年伴随解放战争的胜利,晋冀鲁豫边区和晋察冀边区已连成一片,6月成立两边区政府联合行政委员会,下设工商厅;9月成立华北人民政府,下设工商部;同年7月,山东省工商管理总局改为华东财办工商部。

(三)苏浙皖鄂豫地区抗日民主政府的工商行政管理

1937年“七七”事变后,国共两党合作,留在湘赣闽鄂豫皖各省边境的红军改编为第四军,遵照“巩固华北发展华中”的战略方针,开赴华中前线作战,先后建立了苏北、苏中、苏南、淮北、淮南、皖江、鄂豫边、浙东等8块抗日根据地。

抗战期间,敌人对新四军和抗日根据地在经济上实行了严密的封锁和残酷的掠夺,使根据地经济状况十分困难。为巩固和发展抗日民主根据地。党领导的抗日民主政府制定和发布了以发展生产、促进工商业繁荣为目的的各项经济政策,实行减租减息,帮助农民解决困难,促进农业手工业的发展。同时,各根据地先后建立了类似工商管理的经济监督管理机构。采取“对内自由,反对垄断,对外管理,反对自由”的贸易政策,保护商人自由经营,鼓励私人从敌占区运回我军民急需的物资,出口根据地多余的物资,支持工商业自由发展,调节劳资关系,抵制仇货,严格对过境物资的检查和税收,严防走私。实行工商企业登记管理、商标注册、广告管理审查。对经济合同也实施了管理、协调、仲裁。对保障军需民用的供应、发展根据地的生产、促进城乡和敌我区域之间的物资交流、发挥了积极作用。

苏浙皖鄂豫抗日根据地的工商管理机构是随着当时政治经济形势的发展变化而逐步建立、健全的。抗战开始至1944年初,各根据地虽未明确设置工商管理机关,但却设置了相应的机构,如贸易局、货管局、贸易统制局、税务总局、行署建设处等。适应对敌经济斗争的需要,还普遍设置了武装缉私队伍。这些机构虽几经变化,且名称各异,但都是主管或兼管工商管理工作的机构,在一定程度上履行了工商行政管理的职责。在根据地内部贯彻自由贸易、反对垄断、活跃市场、繁荣经济的方针,保障了根据地军需民用的供应。

抗战中后期,根据地逐步建立了单独的工商管理机构。如盐埠区1944年7月要求“仿照山东办法,成立各级工商管理局,主管税务与贸易。”淮海区和苏中区各县于1944年11月、浙东区于1945年9月先后正式成立了工商管理局,其职责范围涉及甚广,除工商行政管理外,还把财政、税收、货币,贸易管理等列入其职责范围,发挥了重要作用。

三、解放战争时期解放区的工商行政管理

(一)东北解放区的工商行政管理

1945年9月抗战胜利后,党中央成立了以彭真、陈云同志为领导的中共中央东北局,经过清匪反霸斗争,建立各级人民政权,实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三大经济纲领。解放区实行三大经济纲领后,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经济体系解体,解放区的经济日益发展。在农业方面,由于土地改革,农民得到土地,生产积极性普遍高涨,农业生产迅速发展,为工商业的发展提供了粮食和基础原料,以及工业品的销售市场。解放区的工业,无论公营或私营,都呈现出空前繁荣。解放区的商业包括国营商业、合作社商业和私营商业,对搞活经济起到了重要促进作用。国营商业随着解放区的扩大,逐渐成为集中统一的商业系统;东北解放区在执行保扩民族工商业的同时还实行“公私兼顾,劳资两利”的政策。私营工商业在当地民主政府的领导下,发挥着有利国计民生的积极作用。对其不利于国计民生的不良行为,则通过行政手段给予限制。

为了适应当时形势发展的需要,民主政府对工商管理机构作了适时调整和加强。以哈尔滨市和沈阳市为例,1946年4月28日,东北民主联军进驻哈尔滨后,5月3日成立哈尔滨市政府。市政府仅设6个职能局,由社会局、财政局分别负责私营工商业管理和市场管理、合作事业管理。随着工商企业的不断恢复和发展,市政府于1947年6月在社会局实业科和财政局合作指导科的基础上。组建哈尔滨市工商管理局。鉴于业务范围的扩大,为适应工作需要,除把原来两个科改组为工业科和商业科,又增设侨商、军需生产、调查研究等3个科。在全市11个区建立工商管理股。建立了16个市场管理所,其中牲畜、花纱布、粮谷三个管理所由市工商管理局直接领导。1948年11月沈阳解放后,沈阳市政府设工业局和商业局分别负责工商管理工作。建国后。组建工商行政管理局,主要负责对工商企业的行政管理。

(二)北平和平解放时的工商行政管理

1949年1月北平宣告和平解放,2月4日,政府派程宏毅接管了国民党北平政府社会局(该局一部分由民政局接管),并在原社会局地址成立北平市人民政府工商局。工商局的任务是贯彻“发展生产,繁荣经济,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城乡互助,内外交流”的方针政策,管理和指导私营工商业;并与贸易部门配合,管理市场,稳定物价,安定人民生活。3月23日,市工商局制定了《北平市工商业申请营业登记办法》。3月26日,市工商局长召开23位工业界代表人士座谈会。4月3日,市工商局召集129个同业公会的私营工商业者250余人开会,阐明人民政府的商业政策。5月3日,北平市人民政府发出工商字第一号通知,全市公私营工商业均须向工商局申请登记,遵守政府政策,发展生产和经营。这个时期,市工商局重点开展了以下三个方面的工作:

一是平抑物价。1949年4月至12月,针对北平市场上出现的4次物价大波动,工商局会同市贸易公司在严厉打击个别不法分子的同时,抛售物资平抑物价,同时加强市场管理,颁布了《取缔非法商业行为暂行办法》、《粮食交易所交易管理暂行规则》等项法令,一次次把物价平稳下来。

二是整顿规范交易市场。刚解放时的北平市场非常混乱。进城后,首先对粮食市场进行了整顿和强化管理,由市工商局直接管理。凡本市粮商之间的粮食批发交易一律集中于交易所内进行,禁止场外成交。工商局还结合交易情况对有关商户进行检查,防止投机活动。其次是整顿纱布交易市场。工商局成立纱布交易所,由市工商局直接管理。此外,油酒杂货、百货、煤市等交易市场也都在原有基础上进行了整顿,由市工商局设立市场管理处进行管理。

三是整顿规范摊贩。1949年夏,工商局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进行了摊贩的整顿工作。5月23日市委邀集各区摊贩代表115人进行座谈。6月7日市政府批准了工商局报送的《无照摊贩处理办法》,并予以公布执行。经过整顿,全市5万多户摊贩大部分集中安

置在15个市场,小部分根据营业性质安置在街巷,并由工商局发临时登记证。截至7月21日。摊贩整顿登记5.4万余户,就地整顿或择地迁移的1.1万多户,先后建立起11个摊贩新市场。整顿结束时共发照5.39万户,共设立17个摊贩市场管理处,还指导成立了摊贩联合会。

所有这些,都为建立新中国、巩固人民政权奠定了经济秩序和工商管理的基础。

四、红色工商管理史带给我们的启示

(一)正确的经济政策和工商管理措施是党的政治路线、军事方针胜利实现的保障

党史研究中,相对于政治与军事,经济政策的研究显得比较薄弱,而对于红色工商管理史的研究则更如凤毛麟角。但通过有限的史料研究我们发现,红色工商史的发生、发展、成熟过程正是伴随着党在政治、军事上。特别是经济政策上的需要而发生与发展的。在“左倾”政治路线下过激的经济政策,必然带来不切实际的工商管理。反之,抗日战争中根据地的工商管理相对于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要成熟一些,而解放区以及北平和平解放后的工商管理,则臻于相对完善。所有这些,保证了抗日战争与解放战争中党的经济政策的落实和政治、军事斗争的胜利。因此,工商管理一定要围绕党在各个历史时期的政治、经济大局和中心工作,才能真正发挥其职能作用。

(二)无论工商管理名称、职能如何变化,其作为落实经济政策不可或缺的工具将长期存在

据史料记载,根据地“工商管理局”首次出现,是在1941年的晋冀鲁豫边区。1941年7月1日成立于左权县桐峪的边区生产贸易管理总局在9月1日改为晋冀鲁豫边区工商管理总局。而晋察冀边区行政委员会则于1943年2月1日将原贸易局、工矿局合并为工商管理局。此后,各根据地逐渐统一了工商管理机构名称和基本职能。在此前后,虽名称各异,解放后有时甚至短期撤并了机构,但其监管工商业与市场的职能却从未从政府职能中消失过。因此,红色工商管理的发展过程告诉我们,作为政府重要经济管理措施,它是不以个别领导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存在,研究其发生、发展的规律,为现实社会经济发展服务,也是当代工商管理者的责任。

(三)工商管理职责与监管方式应与时俱进

回顾整个红色工商史。各个时期都有一批为信仰与理想不畏艰辛、勇于面对、敢于牺牲的中坚力量,为工商行政管理事业的长远发展奠定了精神基础。他们为理想信念不辞艰辛、不讲条件、迎难而上的精神,至今仍然是我们的巨大精神财富。通过红色工商史,我们了解到,各个历史阶段工商管理的职能都有所不同,越到后来越符合社会经济发展的实际。

(四)红色工商管理在革命战争年代的有益探索,为新中国的工商管理奠定了体制和干部基础

1941年9月1日,晋冀鲁豫边区政府公布施政纲领;同一天,将原边区生产贸易管理总局改为晋冀鲁豫边区工商管理总局。晋察冀边区行政委员会于1943年2月1日将原贸易局、工矿局合并为工商管理局。山东省战时行政委员会1943年9月10日成立,中共山东分局发布关于设立工商管理局加强对敌经济斗争工作的指示。1944年7月隶属苏浙皖鄂豫根据地的盐阜行署全区第一次扩大行政会议决定“……今仿照山东办法,成立各级的工商管理局,主管税务与贸易。”而浙东解放区则于1945年9月1日正式成立工商管理局。“……将经济建设工作全部划归工商管理局管理,将财政处之稽征工作暂交由该局办理。”“工商管理局”、“工商行政管理局”,历经七十余载,虽职能增增减减,但其称谓与机构、体制一脉相承。

参考文献:

1.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史料小组编:《第一次国内苹命战争时期的工商行政管理》,中国工商出版社1987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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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史料小组编:《苏浙皖鄂豫抗日民主政府的工商行政管理》,中国工商出版社1987年版。

6.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史料小组编:《东北解放区的工商行政管理》,中国工商出版社1988年版。

7.周一兴主编:《当代北京大事记》,当代中国出版社2003年版。

8.政协北京市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编:《北京的黎明》,北京出版社1998年版。

9.《北京卷》编辑组:《中国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北京卷》,中共党史出版社1991年版。

责任编辑:王琳

作者:杨再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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