禁酒道德与法论文

摘要：众所周知，俄罗斯民族酷爱饮酒。但随着一些社会问题的出现，禁酒运动在俄国各个时期纷纷展开。沙俄时代，村社担当禁酒运动的先锋，领导广大农民禁酒，取得初步成效。苏联时期，各位领导人根据自己的意愿也展开了各种形式的禁酒运动，但由于缺乏长期有效的禁酒机制、广泛的群众基础和严格的监管措施，导致禁酒运动屡禁屡败。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整理的《禁酒道德与法论文 (精选3篇)》的相关内容，希望能给你带来帮助!

禁酒道德与法论文 篇1：

法律与文学中的“法律”：一个未经诠释的词语

摘要：法律与文学实质是法学与文学的对称，作为事实意义上的法律在法律与文学研究中并不居于核心地位。法律与文学研究除了管着实在法以外，自然法同样应在法律与文学研究的视野之中。只有如此，法律与文学才能共享两门学科最基本最元叙事的发问。

关键词：实在法;自然法;合法性;法律与文学;事实与价值

一、法律与文学还是法学与文学

我们一般认为，“法学”是一门关于法律应该是什么样子的学问，而法律则是指称对人类行为具有规范性的，并在普遍层面具有可见性的规则的统称。法哲学上虽然对“法律是什么”有非常严重的分歧，1但大体上用“法律”一词来指称那些具有约束性的可识别的规范——不管这些规范是合乎道德还是不合乎道德，不管这些规范是否有权威加持——是合适的。换言之，法律一词意味着某种事实性的什么，是“在那里”的发挥着规范效力的什么的统称。于是，“在那里”的法律并不必然符合法学的要求，法学理想图景中的法律与现实中的法律不尽然一致。事实上，法律与法学的分野是自休谟以降，“是”与“应当”，事实与价值二元分野的推论，而休谟的二分法已是任何讨论必须接受的规定性。2于是，我们在讨论法律与文学时就必须回答，此时我们所谈论的法律是事实上的法律还是我们对法律应当如何的主张。进一步而言，法律与文学研究所要得到的研究结论究竟是“法律到底是什么”的知识，还是通过法律与文学的研究，我们将陈述清楚何为正当的可欲的法律?因为倘若我们的研究重心在“应当”上，所谓“法律与文学”则具有一定的误导性，更恰当的对称莫若说“法学与文学”。而“法律”一词，作为某种制度性成果的符号，很难负担制度事实之外的价值主张。

还是从波斯纳说起。波斯纳认为除非是因时代过于久远而缺乏基本的法律素材，否则一个地道的法律研究者不可能通过文学作品中所记录的法律开展其对法律本身的研究。3代入前述语境不难发现，波斯纳在此处就将“法律”理解为一种既定的事实。此时，波斯纳笔下的法律与文学其实说的是，事实上的法律与文学或者说实证法(成文法)与文学。在这种研究中，法律更多充当的是等待研究者去发现的事实碎片，将之转述成更为贴切的表达似乎是“法制史”与文学。自然，这种研究在波斯纳看来不具有合法性。一方面，文学中充满了骗局，借由文学拼凑法制史材料既无必要又无可能。况且这种研究成功与否依托于一种外部的客观标准，即借由法律与文学获得的对法律的知识是否与历史或当代的法律实践相符——这与通过文学研究狄更斯时期的英国农民早上到底能不能吃上鸡蛋一样荒诞。另一方面，我们在讨论莎士比亚的《威尼斯商人》，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卡拉马佐夫兄弟》时，如果不是对文本中的法律具体是什么毫不关心，那至少也沒那么关心。相比起“法律是什么”，我们在阅读这些文本时，显然更关注文本中的法律是否公平，是否作者通过对法律实践的某种刻画展示的当时既存的结构性不平等，为何会存在这样的法律而不是那样的法律……换言之，法律的事实材料仅仅是我们开展法律与文学研究的分析对象而已。籍此而言，波斯纳对这种“法律与文学”意义有限的批评完全正确。

值得指出，笔者并不认为“法律与文学”不可以关注“法律是什么?”其实当纸面上的法律失真时，文学作品所反映出的法律实践对于我们认识当时的法律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例如索尔仁尼琴所记录的苏联真实法律，奥兰多·费吉斯《耳语者》所叙述的斯大林治下双面生活，卡蒂·马顿《布达佩斯往事》中讲述的社会主义时代匈牙利的惊心动魄，都在人类学和社会学甚至法学上对我们“科学地”认识某一阶段的法律有相当大地裨益，没有人能否认法律与文学在这个维度上的价值。但法律与文学除了这个意义上的价值之外，还具有更广泛的人文关怀，于是我们不能用这样狭窄的义域去限定法律与文学的研究范围。

法律与文学的逐渐发展，也正好印证了波斯纳的看法。波斯纳笔下那种法律与文学研究显然不是如今法律与文化研究场域的核心问题。学者们并不试图通过文学去还原某个时代的法律事实，而是经由文学的方式持续追问特定的法律的“合法性”。这也是卡夫卡、加缪、萨特、陀思妥耶夫斯基这些经典作家成为法律与文学研究中的显学的原因。只有疯子才会试图通过《审判》去了解奥匈帝国十八、十九世纪的司法，也没人相信《罪与罚》和《卡拉马佐夫兄弟》中的审判可以代表俄国，而《局外人》的审判则更像是混杂了法国与阿尔及利亚神学论争的实验。法律的事实面向在法律与文学研究中越来越居于次要的地位，而法律的价值理性则愈发突出。这一趋势在理论上也的确不可避免，部份原因是，如果法律与文学坚持一种事实上的法律面向，而与此同时文学又是一门鲜明的价值学科，那么法律与文学就必将面对事实和价值如何可以通约的问题。是故，法律与文学中的法律，只能在“价值”意义上使用，这一问题域才能在基础层面成立。于是，依笔者之见，“法律与文学”不过是“法学与文学”的谬称，只是经汉语学界长期使用后，已形成固有的术语习惯，积重难返罢了。笔者十分尊重既有的术语习惯，也无意推翻现有的约定俗成的表达方式，只是意图指出，当我们使用“法律与文学”这一术语时，应明晰此法律非仅仅指称那些具有约束性的可识别的规范而已。维特根斯坦的提醒放在此处想必恰当：对“什么”是“什么”的提问没有意义，重要的是，我们在句子中使用这个词语时，我们要发挥什么样的功能。4

二、实在法与文学还是自然法与文学

除了澄清究竟是法律与文学还是法学与文学之外，另一个棘手的需要得到追问的是：法律与文学中的法律，关注的是实在法还是自然法。当然，这一问题与上一个问题既类似又有别。类似之处在于，实证法与自然法的二元对立很大程度上是事实与价值的对立。区别在于，即使法律与文学关注的是实在法，即关注的是特定时代具体的法律制度，但这并不影响法律与文学对其开展价值评价。例如我们完全可以认为《双城记》中，英国议会发布的法律才是法律(实证法才是真正的法律)，但不影响我们判定这些法律属于古典自由主义的产物，假设了“理性经济人”这种不切实际的古典幻想。

不过笔者认为，法律与文学中的法律不应仅局限于实在法。一方面，法律与文学的研究是先验于历史性的。不同时代的文学作品，不同时代的法律都可以成为法律与文学的研究对象。而由于实在法是特定时代的具体法律制度的总和，具有鲜明的历史性和时代背景，例如美国宪法修正案中禁酒条款，沈家本清末修律时“无夫奸”成罪，5英国长期以来对同性性行为的刑罚等等，6这些曾在文学文本中被一再谈论的制度对于当下而言恐怕更多是一种制度考古学的意义。相反，那些超脱于具体制度，超脱于具体法律实践而存在于实在法制度背后的法学理念、亘古不变的道义价值以及去地方化的普遍有效规范对于法律与文学的研究而言则具有别样的意义。这部分内容不可能缺席法律与文学的研究。另一方面，我们法律与文学即使主要关注实在法，并依托于实在法材料展开我们的价值评价，那无论如何，对实在法的评价需要另寻一处实在法之外的标准——即比实在法更高级的法——公平、公正、平等、正义等等，而这些不过是是自然法的同义替换而已。所以说，如果我们仍然承认，法律与文学的部分努力在于试图表达那些超于历史局限性而对人类行为普遍有效的“什么”，那么法律与文学中的法律就不止于实在法，而应同时包括自然法。

当然笔者并非要求法律与文学的研究者都接受自然法理论，也并非说要求法律与文学的研究者必须在“恶法非法、恶法亦法”这个问题上有个预先的立场，相对而言，“法律是什么?”——到底实在法才是法律还是符合自然法的法律才是法律对于我们法律与文化研究而言没有那么重要，也没有那么紧迫。因为法律与文学不是在纯粹地进行法哲学、法理学辩经，虚无缥缈的宏观叙事恐怕恰恰是非文学化的。笔者主张的莫若说是，法律与文学研究不能忽略法学研究中极为重要的一个理论分支，同时需要避免法律与文学研究的科学化(即考古学化)。

三、到达法律与文学共享的元问题

富勒在其杰出著作《法律的道德性》中提出了法律的内在道德与外在道德二分。内在道德即法律的形式要求，若不满足这些形式要求，无论无何不能将其称作法律。比如公开性、明确性、不得溯及既往、普适性等等。而相对应，法律的外在道德则是说法律内容所蕴含的道义价值，由于道德多元论的兴起，外在道德上的分歧原则上不影响法律的成立。7换言之，某些人认为在道德上非常低劣非常邪恶的法律依然是法律，例如旧中国刑法的嫖宿幼女罪，其满足了法律的内在形式道德，故在富勒的理论下，该罪完全合法。

与法律的合法性类似，文学同样需要回答什么样的文本才属于“文学”这一基础性的问题。例如政治宣贯型的主旋律小说是否属于文学?鲍勃迪伦的歌词是文学吗?网络低俗小说在何种程度可以被认为是文学?新闻稿具有文学价值吗?宣扬仇恨、歧视、暴力的文本能够被无障碍地纳入文学范畴吗?进一步而言，文学的合法性也可被二分为文学的外在道德与内在道德。内在道德规定文学的形式要件，例如文学需要文字，非文字类的作品，如口述、说唱无论如何不能被认定为文学。而外在道德则讨论文学文本需要符合的道义价值。由此我们大体可以将文学的合法性——什么样的文本能被称作文学——二分为文本所必要秩序性与文本的道义合法性。

此时若法律与文學的研究不局限于“法律中的文学”、“文学中的法律”、“通过文学的法律”以及“经由法律的文学”这些传统路径，8同时接受法律与文学不仅关注实证法也关注自然法，那文学文本所必须要的秩序性则显然进入了法律与文学研究的范畴。换句话说文学文本所必须要的秩序性即文学文本必须要服从的“法律”——这一法律当然不是实证的，而是自然法的，高级法的。于是法律与文学在探究法律应当是什么样子的同时也在探究文学应该是什么样子，法律与文学才真正实现了理论互动，视域共享，经由法律与文学的研究回答两门学科最基本最元叙事的提问。

作者简介：

马敏(1993年4月——)，女，回族，山东济南，博士生在读、中国政法大学、民商法方向

注释：

[英]哈特：《法律的概念》，许家馨、李冠宜译，法律出版社2011年版，第48-50页。

2 [美]William F.Lawhead：《哲学的历程》，郭立冬，丁三东译，中国轻工业出版社2017年版，第386页。

3 See Richard A. Posner，LAW AND LITERATURE： A RELATION REARGUED，VIRGINIA LAW REVIEWE， Volume72，1986，P1354-1356.

4 参见[奥]维特根斯根：《哲学研究》，陈嘉映译，商务印书馆2016年版，第5页。

5 方孔：《实在法原理——第一法哲学沉思录》，商务印书馆2007年版，第76-78页。

6 [英]哈特：《法律自由与道德》，支振锋译，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第17页。

7 [美]富勒：《法律的道德性》，郑戈译本，商务印书馆2016年版，第5-37页。

8 参见钟华、杨宇：《文学与法律：跨学科研究中的困惑、误区及理性回归》，《江汉论坛》2020年第1期，第134页。

作者：马敏

禁酒道德与法论文 篇2：

史话俄国禁酒

摘要：众所周知，俄罗斯民族酷爱饮酒。但随着一些社会问题的出现，禁酒运动在俄国各个时期纷纷展开。沙俄时代，村社担当禁酒运动的先锋，领导广大农民禁酒，取得初步成效。苏联时期，各位领导人根据自己的意愿也展开了各种形式的禁酒运动，但由于缺乏长期有效的禁酒机制、广泛的群众基础和严格的监管措施，导致禁酒运动屡禁屡败。今天，俄联邦政府的禁酒运动仍在继续，采取的是一种较为温和的禁酒政策，本文在此也提出了自己的若干建议。

关键词：禁酒;历史;俄国

俄罗斯人酷爱饮酒，被称为“泡在酒缸里的民族”。无论是伏特加、威士忌等烈性酒，而且是葡萄酒、啤酒等低度酒，无一不融人俄罗斯民族的血液之中。尤其俄罗斯的国酒伏特加不仅已经成了其文化的代名词，而且是俄罗斯民族的“生命之水”。从俄语构词来看，伏特加是“水”的指小表爱形式，意指“可爱的小水”，俄罗斯民族对伏特加的喜爱之情由此可见一斑。

据2009年俄罗斯卫生部调查，俄罗斯每年人均消费各种酒类折合纯酒精为18升，这相当于50瓶伏特加，比世界卫生组织确定的危害健康和生命的标准高出了一倍多。(汤恩浩2009-08-26)然而，饮酒给俄罗斯人带来快乐同时也带来了不幸。可以说，俄罗斯出现的各种疾病、自杀、犯罪、意外事故、家庭解体等社会问题，酗酒绝对是罪魁祸首。据莫斯科市卫生与流行病学中心统计，因酗酒而引发各种疾病的死亡率是不酗酒者的2倍，2/3的暴力致死事件都是在当事人处于醉酒状态下发生的，12～20%的醉酒者都有自杀倾向。所以，酗酒已经成为俄罗斯刻不容缓的社会问题。纵观俄国历史，大大小小的禁酒运动跌宕起伏，从未间断。

1.沙俄时代

俄罗斯民族饮酒的历史可谓源远流长。据俄国史书《往年纪事》记载，988年在当时的统治者弗拉基米尔大公眼里，犹太教不够强大，罗马天主教仪式不够荣耀，伊斯兰教则因禁止饮酒而被排除在外，他最终选择了对酒文化相对宽容的东正教。因为这位大公清楚地知道，喝酒是俄罗斯人的乐趣，没有酒他们就难以生活。不过在当时，人们所饮的只是俄国传统酿造的蜂蜜酒，而且饮酒也只是人们生活闲暇时的调剂品，尚未构成社会问题。

14世纪下半叶，伏特加酒的酿造工艺传入俄国。传入之初，伏特加酒只是上流社会的宠儿。伊凡雷帝就曾下令，只准许他的禁卫军饮用伏特加。直到18世纪初，乌克兰大部分归属沙俄帝国后，伏特加酒才开始在民间传播开来。彼得大帝为了解决国家财力不足的问题，对伏特加酒实行国家专营制度。1755年，叶卡捷琳娜二世对酒业实行贵族特权制，禁止社会其他阶层生产和经营酒业。但是，后来这位女皇认识到“喝醉了的老百姓好管”(张鸿渝1995：60)，所以才允许私人造酒、售酒，使俄罗斯制酒业的发展达到顶峰。

酗酒真正成为社会问题是在20世纪初。随着农奴制的废除、资本主义的兴起，广大农民生活水平得到了不同程度的改善。同时非法私酿泛滥，酒价大幅下降，使许多摆脱人身依附的农民染上了酗酒的恶习。据调查，当时有58%的农民酗酒，农民饮酒的消费占收入的11%。(Mnponos2000：457)为了喝酒，他们许多人甚至卖掉种子和份地，结果导致妻离子散、家破人亡。而村社(Mnp)作为直接责任人和受害者，做了反酗酒运动的先锋。村社里的长老会成员凭借自己的德高望重，轻则对酗酒者斥责辱骂，重则大打出手，但大多数人仍屡教不改。后来，一些村社还成立了专门的禁酒协会，推出了一批反酗酒决议，如规定在村民大会、宗教仪式上禁止饮酒;节日庆典中限量饮酒，不可喝醉，醉酒者重罚;还罢免了酗酒的村长，捣毁了一些黑市贩酒的窝点。据俄罗斯历史学家济里亚诺夫描述，仅在1914年2～3月间，梁赞地区就有十多个村社的禁酒协会联合行动，一举查封了十几个酒厂和大批非法酿酒、偷税漏税的小酒馆。一时间，醉酒者在村社中遭到了冷遇、嘲讽、甚至斥骂，酗酒闹事和醉死街头的现象也明显减少。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沙俄政府顺应民势，颁布全民动员令，要求城市的酒类专卖全员歇业，村社趁机也封闭了酒厂和酒馆。这样，俄国历史上第一次反酗酒运动取得了阶段性胜利。

2.苏联时期

十月革命后，苏维埃政权为稳定社会秩序，仍然实行禁酒政策。1918年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规定，手工酿酒要承担刑事责任，判刑10年，没收财产。因为在列宁看来，“伏特加和其他流毒会把我们领回到资本主义时代”。(韩显阳2005-01-24)然而到20年代中期，为赢得民心，列宁撤销了禁酒令，但只允许生产酒精含量较低、比伏特加更为温和的“里科夫加”。

苏德战争打响后，斯大林公开撤销了禁酒令。为了让战士们在冰天雪地的战壕里能借酒驱寒，提高战斗力，他还下令必须保证一线士兵每天能喝到至少100毫升的伏特加。如果打了胜仗，还可以给每个战士多奖励100毫升。当然，战争最后以苏联大获全胜而告终，但全民嗜酒随之也达到了新的高峰。直到今天，不少俄罗斯人还认为，苏联之所以能打赢纳粹，靠的就是伏特加和喀秋莎火箭炮。当然斯大林本人也是一个伏特加爱好者。

与斯大林不同，赫鲁晓夫虽然粗暴，但还算不上是个瘾君子。1958年，他以苏共中央、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的名义发布了《加强反酗酒斗争和整顿烈性酒精饮品销售秩序》的决议。按照该决议，除饭店外，所有火车站、机场及附近广场、临近工业企业、教学机构、儿童设施、医院、疗养院、大众休闲等场所均禁止销售白酒。但考虑到白酒业给国家带来的高额财政收入，赫鲁晓夫禁售却不停产，所以该决议的实施效果可想而知。

1972年5～6月间，勃列日涅夫领导的苏共中央委员会在《真理报》上公开发表了《关于加强反酗酒斗争的措施》的法令。法令明文规定“削减烈性白酒的生产，同时扩大葡萄酒、啤酒和无酒精饮料的生产;提高酒产品的价格;停止生产酒精含量为50%～56%的白酒，只允许生产和销售酒精含量为30%的酒类饮品;同时每天售酒时间限定在11：00-19：00之间”。但由于勃列日涅夫本人就是个嗜酒成性、狂饮无度的酒鬼，所以他对于这项工作的管制也比较松散。

戈尔巴乔夫是苏俄历史上禁酒最为严格的一位领导人。他刚一上台就颁布了一系列《关于消除酗酒的措施》的法令。遵照这些法令，整个党、政、机关都必须坚决、全面地加强反酗酒斗争;大规模削减酒类产品的生产和销售;同时强化各种行政和刑事处罚措施。一时间大批酒厂关闭，许多酒类商店遭取缔，酒价大幅上扬，苏联驻外使馆也禁止用酒。一场大规模的反酗酒运动就这样轰轰烈烈地展开了。

必须承认，这次禁酒运动初期取得了一定的成就，如酒类产品的生产和销售得到了严格的控制，人民饮酒量明显下降(见图一)，仅在1984～1987年间，人均耗酒量大幅下降。由于饮酒量下降，因酗酒导致的各类死亡人数也明显减少，人口总数有所增加，公民寿命也随之延长(见图二)。1987年禁酒效果最为显著，人均饮酒量创新低，人均寿命则随之创下新高，达到70.1岁。

然而，好景不长。禁酒后期，酒类产品很快在全国严重脱销，民间非法私酿和黑市贩酒甚嚣尘上，大批假酒也随之流入市场，人们的饮酒量开始反弹，人们的平均寿命也随之开始下降。人们怨声载道，戈尔巴乔夫尽失民心。这场轰轰烈烈的禁酒运动前功尽弃，最终不得不以惨重的失败而收场。

纵观苏联的整个禁酒历史，似乎陷入了一个“屡禁屡败、越禁越猛”的怪圈之中，每次禁酒无一不以失败而告终，而每一次失败的结果又激起了俄罗斯人对伏特加新一轮的狂热。析其原因主要有三：

一是缺乏长期有效的禁酒机制。苏联禁酒与否完全取决于领导人的个人主观意愿，喜饮者不禁，不喜者严禁。始终在“禁”与“不禁”之间摇摆，朝令夕改，缺乏长期的、一贯可行的禁酒措施，令广大群众无从为之。

二是缺乏广泛的群众基础。苏联禁酒只是中央政府的一纸行政命令而已，没能争取广大民众的认同和支持，所以禁酒到最后都变成了一纸空文。

三是缺乏严格的监管措施。禁酒必然引起酒慌，导致酒价上涨，因而必须加大监管力度，控制私酿，这样才能真正地控制住社会酒源。然而苏联政府由于缺乏严格的监管，导致民间私酿成风，假酒不断，最终不得不放开禁酒令。

3.俄联邦时期

叶利钦入主克里姆林宫后，吸取了戈尔巴乔夫的惨痛教训，大开酒戒。同时为了打造自己“亲民总统”形象，常常在公共场合饮酒谈笑。叶利钦本人也确实喜好这“杯中之物”。据说，每次出访，卫兵总要往其专机上整箱整箱地搬伏特加，为此，叶利钦本人常常被西方媒体描绘成“醉鬼”形象。在这位“醉鬼”领导下，20世纪90年代俄联邦居民酒类产品消耗量迅猛增长。据统计，仅在1991～1995年间，俄罗斯各类酒产品(其中烈性酒占80%以上)消费提高了1.3倍;醉酒状态下发生的刑事犯罪数量增加了近2倍，行政违法数量达1200万起，增加了1.9倍;由醉酒直接导致的死亡率上升了3倍。可见，酗酒已严重威胁了广大人民的身心健康，甚至国家的整体安全。

今天，这项重任落在了普京和梅德韦杰夫的肩上。他们深知，酗酒已经成为整个俄罗斯民族的灾难，必须彻底摆脱伏特加统治的历史，改变以往“越禁越盛”的失败经历。但他们也清楚，酒类产品为国家带来巨大税收，并且已经形成了庞大的利益集团，突然实行严厉的禁酒措施，必将触动各方的利益，引起纷争。因此普梅政府现行的是一种较为温和的、循序渐进的禁酒政策。

首先，针对俄罗斯酗酒低龄化日趋严峻的形势，普京总统在2005年3月签署批准了一项专门针对未成年人的禁酒法令《限制零售及饮用啤酒及其制品的法律》。该法禁止未成年人在学校、交通设施、文化场馆、医疗机构和体育场所等指定范围内购买和饮用啤酒，同时规定经销商也不准出售啤酒及其制品给未成年人，违者将处以重罚。同年9月，俄联邦又修订了广告法，该法对啤酒广告进行了严格限制，明确禁止电视台在8：00～22：00时段播放各类啤酒广告，致使该类广告短期内迅速减少了。此举在直接打击啤酒销量的同时，也减少了广告对未成年人的暗示和诱惑。

2006年1月1日，俄罗斯联邦政府又颁布了第102号法令，授权地方自行对酒品销售进行限制。该法律生效后，俄罗斯有一半以上地区针对当地具体情况陆续制定了自己的酒品限售细则，主要是提高注册资本金和许可证价格，对营业规模提出最低要求，规定夜间禁售等。

2009年，梅德韦杰夫执政，禁酒力度进一步加强。他坚信，只要采取系统而长期的措施，反酗酒是可以取得成效的。同时他也坦承，“反酗酒并非一纸行政命令就可以解决掉的”(赵阳2009-0825)，而应动员全社会力量，包括教育部门、媒体以及各种社会组织等共同关注和参与。2011年初，俄联邦政府首次从法律上将啤酒划入酒精类饮品之列。此前，啤酒一直被归入食品范畴，成为禁酒运动的落网之鱼，严重危害人们的身心健康。

禁酒的同时，俄联邦政府也注重引导，宣传健康、积极的生活理念。梅德韦杰夫和普京还常常身体力行，共同提倡健康生活方式，力促俄罗斯人少抽烟、少喝酒、多锻炼。为此，俄联邦政府不惜斥巨资，专门用于为普通民众举办宣传健康生活方式的各种活动。

一场大规模的反酗酒运动正在俄罗斯如火如荼的展开。现行的措施是否奏效，禁酒目标能否如期完成，将是考量俄罗斯当局行政智慧的试金石。但禁酒运动极其复杂，而且事关重大，轻则激发民愤，重则威胁国家政权。因此，笔者建议：

1.贫困往往是导致人们酗酒的一个重要源泉。因而必须大力发展经济建设，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同时励精图治，提高国家综合国力，重振俄罗斯大国地位，重塑广大人民的生活信心。

2.禁酒不只是政府的责任，更是社会全体公民的共同责任。要广泛培养禁酒的群众基础，尤其发挥妇女在禁酒运动中的主力军作用，因为妇女是酗酒家庭中的最大受害者，也应该是禁酒运动中最坚定的支持者。

3.充分利用各种媒体，宣传禁酒思想，灌输禁酒意识，推广禁酒教育，让禁酒运动深入民心。

4.条件成熟时，将禁酒立法，使禁酒有法可依，且需做到执法必严，违法必究。

5.宗教已在俄罗斯复兴，充分发挥宗教在禁酒运动中的社会道德教化作用，大力宣传“酗酒有罪”的思想，力图使教会和宗教界人士成为禁酒运动的先锋。

6.禁酒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社会净化运动，持续时间长，涉及范围广，必须有计划、有步骤、分期分批地实行，切不可盲目冒进，否则有史为鉴。

作者：赵荣　赵静

禁酒道德与法论文 篇3：

美国禁酒令对我国控烟立法的启示

【摘 要】本文基于烟酒两种消费品具有危害人体健康、嗜好性、快速消费等相似特性，由酒触烟，通过对美国禁酒令出台背景、立法效果和最终失败的原因分析，吸取其经验教训，为我国的控烟立法提供有益的借鉴。

【关键词】禁酒;控烟;立法

在我国烟草消费和需求较为旺盛，烟草对于国民经济的贡献较大，且国内外对于控烟的呼声越来越强烈，控烟立法的出台也迫在眉睫的背景下，如何实施控烟立法是一个新课题。鉴于酒与烟具有相似的消费特性，本文从美国的禁酒成败经验做出分析，力图能为我国的控烟立法提供一些有益的经验教训。

一、烟与酒具有相似的消费特征

烟与酒在对人体健康的影响、嗜好性、快速消费特性等各方面具有相似性。长期饮酒或吸烟都会使人产生消费的嗜好依赖性，烟、酒都是国家财政收入的重要来源，烟与酒消费数量较大，需求弹性较小，不会因其价格变动而改变对烟酒的需求，且消费者个人的烟酒消费量大小与其收入一般没有正相关关系。基于以上因素，许多国家对烟、酒基本实行从量征税，并实行营业执照制度或专卖制度管理。

二、美国禁酒令出台的背景

从18世纪后期开始，美国社会开始酝酿并有了禁酒的萌芽，出台了关于调高酒类消费税收的法律法规，限制或减少酒类消费。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美国国内粮食短缺，禁酒主义者大力疾呼禁酒，以减少酿酒造成的粮食损失，受到了社会上大多数人前所未有的支持，禁酒的州也要求出台全国性的禁酒法令，美国民众对于酒类危害健康以及社会、经济发展等方面有了更深刻的认识，全国禁酒法案应运而生。

三、美国禁酒令的主要内容

1917年12月18日，美国国会通过了“第十八条修正案”，该修正案共三款：“第一款，禁止在合众国及其管辖下的一切领土内酿造、出售和运送作为饮料的致醉酒类;禁止此类酒类输入或输出合众国及其管辖下的一切领土;第二款，国会和各州都有权以适当立法实施本条;第三款，本条除非在国会将其提交各州之日起七年以内，由各州议会按本宪法规定批准为宪法修正案，不得发生效力。”为了有效促进法令的实施，美国联邦政府专门设立了禁酒执法机构——禁酒局，负责监督检查禁酒的执行情况。

四、美国禁酒令的后果

禁酒令实施以后，虽然实施严厉，但是美国社会并没有像那些主张禁酒的人希望的那样，从此和酒精告别。相反，由于禁酒法没有适应市场的需求，更无视部分民众的欲望，以及执法上的困难，最终产生了适得其反的后果，给社会带来了许多负面影响。酒饮料在美国奇货可居，为了牟取暴利，假酒、走私酒愈来愈烈。因为多数私酒并没有通过社会管理机构的质量检验，也无需取得质量合格证，私酒的质量无法保障，在缺少监管的情况下，有些不法商贩和制酒者用甲醇来勾兑酒精，致使饮酒者中毒、失明、残废、死亡的人数急剧增加，黑市交易壮大了黑帮的力量，社会上犯罪现象不降反升，犯罪率直线上升，没有真正改良社会风气。

五、美国禁酒令失败原因分析

美国禁酒令的兴起和发展，有其移民社会文化背景，但禁酒令的失败，原因相对更复杂，有社会文化的变迁、人类嗜好、经济发展等各方面因素，但归结起来，主要有以下原因：第一，禁酒所带的社会正面效益没有达到人民的期望水平。任何事物的产生必然都有正面效应和负面效应，美国禁酒令也不例外，通过禁酒令的实施，在一定的历史时期产生的正面效应是大于负面效应的，特别是开始全面禁酒之初，饮酒酗酒者明显减少，酒类贸易和酒类生产也受到了严格管制，受到了民众的大力拥护和支持。但在随后的发展过程中，地下酒类生产、非法贸易产生，严重干扰了正常的社会秩序和人民的生活，使社会产生了对禁酒令执行的不满，促进了禁酒令解除的步伐。第二，禁酒目标与手段脱节，禁酒令执法不到位，法律没有得到较好执行，是禁酒令失败的另一原因。禁酒令的产生顺应了民意，也得到了民意的支持，但是因为高昂的执法成本和难以承受的数量众多的执法队伍，使用保证禁酒令执法到位所需的人、财、物的支持难以持续。第三，禁酒令与美国的社会需求背离，在执法过程中与美国的价值观背离。美国经济发展了，居民文化水平和道德素质提高了，对酒的认识也发生了转变，禁酒原先赖以存在的社会基础发生了动摇。强制改变饮酒需求者的习惯，是抑制其需求，而不是通过疏导的方式来达到禁酒之目的，必然会遭到酒类生产者和需求者的大力抵制与反对。

六、美国禁酒对于我国控烟立法的启示

一是控烟立法应与经济和社会生活相适应。透过美国禁酒历史分析，任何法律法规的出台，都是和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相适应的。我国的控烟立法应充分考虑我国经济还不很发达、烟草行业仍是国家财政收入支柱行业的现实状况，烟草对于国民经济和基础设施建设，帮助解决就业人口等各方面依然发挥巨大作用，应引入市场机制，调节各方面利益关系，终止烟草扩张趋势。二是控烟立法应考虑我国的市场需求和经济全球化背景。美国禁酒失败的严重后果之一便是禁酒与需求的背离。我国目前的吸烟人数高达3.5亿人，卷烟销量占了世界卷烟总销量的35%，是世界上吸烟人口最多、市场需求最大的国家。从全球范围看，发达国家有进一步开拓发展中国家烟草市场的趋势。我国的控烟立法必须考虑到市场需求以及需求替代问题，防止在禁止或控制国内烟草生产和销售的同时，引起走私、黑假制售窝点的死灰复燃，造成对国家、社会更为严重的伤害。三是控烟立法应兼顾吸烟者与被动吸烟者的权利。控烟立法要很好的保障和规范人们的自由，应尊重各方面的利益和权利。一是要保护被动吸烟不接受被动吸烟的自由权利，保护被动吸烟者的身体健康;二是要规范吸烟者的自由，以最大程度保护被动吸烟者的身体健康。控烟立法应限制烟民于公共场所吸烟和其他危害他人身体健康的行为，宣传在居家和私人空间吸烟对于自身健康的危害，给予戒烟支持与帮助。四是控烟立法应充分考虑执法成本。在我国禁烟手段及所需的社会资源是相当庞大的，在控烟手段或执法手段上跟不上法律规定的要求，必然会出现美国禁酒法令所出现的尴尬境况——禁酒目标与手段的脱节，导致控烟不能实现，反而可能更加泛滥。从我国各地控烟立法及执法经验看，已经出现了有法不依、执法困难的问题，例如，上海等地已经出台了公共场所禁止吸烟的条例，但在这些城市的禁烟执法过程中，普遍存在的困难就是执法者不明确、执法部门或单位力不从心，执法资金、人员的缺少，执法成效不大，公共场所禁烟法成为一纸空文。

综上所述，美国禁酒令经历了酝酿、发展、失败的曲折经历，我国的控烟立法应充分借鉴美国禁酒令失败的经验教训，充分考虑我国烟草的市场需求、人文、习俗、经济、社会背景，因时制宜的出台能够适应我国国情的控烟法规，保护民众健康，避免出现负面社会影响，促进社会的和谐发展。

参 考 文 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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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秦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