夕阳产业到生态工业园分析论文

摘要：在江苏省十三个地级市中，被列为资源型城市的仅有徐州市和宿迁市，而自从“十三五”时期，徐州就面临着资源枯竭的难题。徐州应该也不得不进行产业升级、转型的城市更新日程。本文以徐州为例，就资源型城市面临的瓶颈、政府的导向作用和如何进行产业转型进行阐述。下面小编整理了一些《夕阳产业到生态工业园分析论文 (精选3篇)》，供大家参考借鉴，希望可以帮助到有需要的朋友。

夕阳产业到生态工业园分析论文 篇1：

生态系统视角下京津冀产业转移对接研究

[摘要]产业对接转移是当前京津冀协同发展的关键一环，其核心命题是系统架构、优势再造、创新引领。基于产业发展新本质和创新活动的新趋势，结合京津冀产业转移和对接的现状，可以看出产业分工协作与产业转移具有新内涵、新判断、新路径和新动向。构建区域产业生态系统是京津冀产业转移对接的最主要目标之一，让市场充分发挥资源配置的决定性作用，通过产业分工协作的带动和产业转移的经济再造，重塑经济增长的动力源泉，构建区域现代产业体系，建成世界级创新中心，打造新经济增长方式引领区。由此，建构适宜京津冀区域产业发展的生态系统，在政府引导、市场主导下，形成区域产业转移协调机制，加速区域内产业转移，实现产业的转移对接。

[关键词]产业生态系统；产业转移；京津冀；功能再造

世界经济进入深度调整期，我国经济社会也面临着全方位、深层次、多领域的调整、整合和创新等历史使命。其中，京津冀协同发展和一体化、首都经济圈崛起承担着“接南促北”、“带动中西”的重任。特别是2014年2月26日，习近平再次强调，京津冀要实现协同发展，着力加快推进产业对接协作、互补互促，理顺三地产业发展链条，形成区域间产业合理分布和上下游联动机制。所以，本文既研究京津冀通过区域产业分工协作，优化调整区域经济结构，又研究产业要素在区域内和区域间的自由流动和合理配置；既研究为保障卓有成效推动京津冀产业分工协作与产业转移而进行的体制机制创新，又研究如何通过京津冀产业要素的有效整合，重塑经济增长动力源泉，走出一条新经济发展模式之路。

一、京津冀产业转移的综合现状与趋势

（一）京津冀产业转移现状

北京向河北的产业转移在20世纪90年代就已经开始，包括北京首都钢铁公司炼钢厂、北京焦化厂等劳动密集型产业，在北京不具备发展的优势，河北已经开始承接。近几年来，北京向河北的产业转移仍然在继续，包括面向中关村中小企业的张家口怀来新兴产业示范园区、北汽集团投资100亿元兴建的华北（黄骅）汽车产业基地、石家庄市政府与北京首都农业集团合作建立的河北三元工业园、北京凌云化工医药有限公司落户河北邯郸等。河北已经新增2亿元来支撑优势产业转移项目。2014年2月和4月北京公布了首批和第二批外迁公司名单，第一批涉及22家，第二批涉及32家，这些企业大部分为“三高一低”企业。目前，北京正在动员282家锻铸造企业和83家家具企业与邯郸成安县、邯郸鸡泽县、石家庄行唐县三县进行产业对接，河北南和县在中国南和北京产业对接暨招商推介会上签下21个项目，总投资576亿元等。

京津的产业转移与产业合作一直处于快速发展阶段，2013年3月至2014年1月，天津市各区县共开展借重首都资源活动806场，走访企业商会等组织6336家，洽谈对接项目4207个，其中已签约项目达1277个，签约协议额4762.76亿元。天津市引进北京项目资金额1088.4亿元，占全市到位资金的31.8%，项目数达到952个。在旅游、交通、金融、环保、产业等各个领域京津两地都有相关的合作项目与联动机制^[1]。

天津与河北的产业转移也在逐步实施，天津丰田汽车零部件配套项目、国际（保税）物流仓储产业园项目、装机总容量200兆瓦的曲阳县风光互补项目、天津老美华鞋业服饰有限责任公司高档布鞋生产线项目、安国中药都项目等伴随京津冀一体化的过程也在落实。河北长城汽车位于天津滨海新区的天津基地等项目也进入生产阶段。京津冀主要转移情况如表1所示。

（二）影响京津冀产业转移的经济因素

地理区位因素、经济因素、制度因素和偶然因素等都影响着京津冀产业转移的速度和质量，本文仅从经济因素的角度进行探讨。

1经济发展水平。从经济发展水平来看，京津冀之间存在着明显的产业梯度，北京、天津属于高梯度区域，河北属于低梯度区域。京津冀之间存在的这种产业梯度，构成了京津冀区域产业转移发生发展的客观基础。三次产业结构的合理程度反映出一个地区竞争力的强弱，而第三产业所占的比重则直接体现该地区经济和现代化的发展水平。河北省第一产业所占比重相对北京和天津明显偏大，而且还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天津和河北第二产业产值相对较高，说明天津和河北的工业化程度也比较高。《中国统计年鉴（2013）》数据显示，北京的第三产业比天津高出28.8%，比河北高出了41.4%，在第三产业方面具有明显的优势。可以说北京已经进入了后工业化时期，而天津和河北的产业结构还处于“二、三、一”的工业化阶段。从人均GDP来看，天津人均GDP最高，北京其次，河北最少，京津地区人均GDP约为河北省人均GDP的2.5倍，北京、天津的经济发展远远领先于河北（见表2）。

2技术进步水平。技术进步水平的差异会促使京津地区的技术不断地涌入水平相对落后的河北，从而导致产业转移的发生。技术进步是推动经济增长的动力，而且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越来越重要。《2013年全国及各地区科技进步统计监测结果》数据显示，2013年综合科技进步水平指数，北京和天津分别为81.78和75.75，河北综合科技进步水平指数在监测标准40%以下，综合科技进步水平指数为39.07。京津科技水平明显领先于全国其他省份，而河北省整体科技水平远远落后于京津地区（见表3）。

3区域产业结构专业化与趋同性。通过京津冀三地的优势产业可以看出三地产业结构的差别。北京、天津和河北省的三次产业存在着不同的比较优势，三地的经济发展不在一个发展梯度上，京津冀之间存在明显的产业梯度，三地存在着产业梯度转移的可能性。京津在第一产业方面处于劣势，第三产业对于京津起着支撑作用。而河北在第一产业方面具有明显的优势，第二产业对于河北经济增长起着关键作用，并将在长期内继续发挥重要作用，第三产业发展方兴未艾，但无论是第二产业还是第三产业在产业技术层次上都与京津存在明显差距。北京和天津的优势产业集中在技术和资本密集型的现代制造业；河北的优势主要是资源加工型、劳动密集型产业。这说明三地在产业和技术上存在着明显且过大的梯度“落差”，由于这种“落差”，造成京津产业转移偏向较远但梯度适中的南方地区，而未向河北进行大规模的转移，所以河北应该努力提高产业承接能力，大力发展现代制造业，主动为产业转移创造良好的配套基础，使产业呈现适度的梯度，从而促进产业从京津向河北的转入。

另外，北京、天津和河北地理位置十分接近，产业结构趋同化程度高。尤其在北京和天津之间，区域产业结构的相似程度非常高，《中国统计年鉴（2013）》数据显示，两地区域相似系数达到0.917，存在严重的产业趋同，竞争大于合作。然而，北京与河北、天津与河北的区域产业趋同度比较低，分别为0.264和0.400，产业上明显的差异为京津冀协同发展奠定了基础。

（三）目前京津冀产业转移的主要特征

1以环京津区域为首选产业承接地。河北省的廊坊、保定、唐山等地区与京津接壤，承担着京津转移产业的承接任务。地理区位的优越、基础设施的完备、政府政策的优惠使得这些地区成为产业转移的首选地。河北省张家口、承德、保定、廊坊、唐山、秦皇岛、沧州和石家庄八市已经纳入“京津冀经济圈”建设的范围之内，是承接京津产业转移的重点城市，这些地区主动承接产业转移也十分符合市场要求。河北省要充分利用好京津周边的城乡边缘区，发挥交通和信息的区位优势，加快基础设施建设，招商引资，因地制宜，实现资源的共享和效益的最大化。

2以工业制造业为产业转移主体。目前转移的传统制造业主要包括机械加工、冶金、服装加工、印刷包装、食品加工、木材加工等。转移到河北的多为高投入、高消耗、高污染企业，例如首都钢铁、凌云化工医药等，在发展过程中需要大量的煤炭、钢铁、矿产、水资源等自然资源，北京和天津相对于河北来说，地域狭小，资源匮乏，而河北在劳动力和自然资源方面相比较北京和天津而言具有比较优势，劳动力成本低，自然资源丰富，区位优势在此显现出来，给京津冀产业的转移奠定了一定的基础。京津两地要想实现产业的优化和升级必须将本地区的这类产业转移出去，实现产业布局的优化。而河北该类产业在资源上具有比较优势，技术和资本也相对完备，这类产业的转入会给河北带来发展的机遇，同时也带来环境的挑战，关键在于如何在转移调整过程中实现布局合理、产业升级、上下游互动等。若解决好这些问题，转移产业后的河北便与京津遥相呼应，形成良好的京津冀区域产业生态系统。

3以城市功能再造为产业转移重心。北京最新定位为政治中心、文化中心、对外交流中心和科技创新中心，在天津城市总体规划中，天津被定位为国际港口城市，北方经济中心和生态城市。随着北京、天津城市的新定位，产业转移也由梯度转移为主转向改变城市功能为主的新阶段。北京和天津要把不适合自己发展的产业进行转移，突出北京宜居城市的定位，天津则向北方经济中心方向迈进。河北作为承接地区，需要做好承接规划，突出河北的优势和特色，并在接收产业的同时，做好环境和生态的保护，在京津冀区域形成产业生态系统。

4产业转移与产业创新并行。随着我国改革的深化，京津冀地区必须转换思维，打破“一亩三分地”的思维定式，最重要的是进行产业创新，突破现有的产业布局，培育新的经济增长极。产业创新要打破目前所固定的产业约束，并且在京津产业转移的过程中，创新出更高一级的产业，这样的产业转移才是有深度、有层次、有内涵的转移。北京在产业转移的过程中，把传统的制造产业转出，并努力发展自己的文化和创意产业，培育新经济增长点。天津则在产业转移的过程中，重点在技术研发、现代服务、金融保险等方面，依托滨海新区，构建天津新的产业结构，形成新的主导产业。河北在承接京津产业后，着重发展现代制造业，在传统制造业基础上，加快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在这个过程中，区域内产业分工也越来越明显，由以往的产品部门间的分工走向产业链的分工，产业创新在逐渐形成，区域一体化最终得以实现。

（四）产业转移的趋势：构建区域产业生态系统

产业转移理论是由国际产业转移理论发展而来的，目前理论界越来越多地从产业转移的模式、动因研究向产业转移效应（Maria Savona et al.，2004；Kirkegaard，2007）、全球生产网络（Dieter Ernst et al.，1997）、技术创新与竞争优势（Dieter Ernst et al.，2002）等方面转变，研究方法也从定性分析向统计计量、相关分析等定量方法转变。特别是近年来，美国总统科技顾问委员会（ 2004） 认为美国的经济繁荣和在全球经济中的领导地位得益于一个精心编制的创新生态系统。产业转移就是要在一定区域内重新整合要素资源，实现经济再造，重塑经济增长的动力源泉。这种产业生态系统既是一个物种、群落、产业链的类似自然生态的复杂系统，又是一个不断演化和自我超越的系统。产业转移对接的最终目的既不是关注转移的产业本身，也不是产业转出地和转入地，而是通过产业转移对接，推进产业分工和专业化发展，促进整个区域产业结构优化，加快区域协调发展。

区域产业生态系统与自然生态系统相比较而言，一是具有产业情境，从产业的动态形成，如高新技术产业、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来理解生态系统的建立，这也符合政策体系运行的规律。二是具有竞争特征，当前产业竞争不再局限于企业和企业之间，而是生态系统和生态系统之间的竞争，种群和种群之间的竞争关系。三是具有竞争优势，以竞争优势及其转换为“平台”，生态系统的成员可以利用技术平台、工具平台或服务平台提升自身的绩效水平，重新审视我国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和新型工业化道路。区域产业生态系统的构成要素主要包括组织、种群、群落及产业链、网络（链），以此建立系统层次结构，涉及核心主体、外围主体、中介与平台、相关基础支撑、群内网络层与群外网络层，从而实现资源配置、环境适应、风险规避、信息共享、规模效应等功能。这一生态系统在充分重视内外部因素的影响下，转出地通过产业优化升级，增强产业转移的推力，向转入地输入比较劣势的重合产业、夕阳产业、劳动力密集型产业，传统产业进行扩散与转移；转入地通过增强其自身承接能力，发挥其自身在劳动力和资源等生产要素、工业基础、配套设施的比较优势，变被动承接为主动承接。

在此基础之上，区域内应构建完整的系统的产业转移机制，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充分调动各地各种有利因素，排除产业转移的障碍和不利影响，促进区域产业转移顺利进行，构建新型区域产业转移协调发展生态系统。

二、建构适宜京津冀产业发展的生态系统

在产业转移的过程中，我们的目的是形成一个以科技创新为核心的区域内产业生态系统。这个生态系统分为三大部分，核心构架、两翼支撑和外围环境（见图1）。

（一）核心构架

在京津冀协同发展的过程中，京津冀三地须明确自身定位。突出强调北京的知识、技术创新源的地位，天津的产业创新和研发转化基地，河北的先进生产、制造的战略支撑区，形成自研发设计至终端产品的完整的资源共享、优势互补的平台。核心构架的核心是“系统架构、优势再造、创新引领”，以科技创新为核心，实施科技创新战略，发挥创新对经济增长的强大动力作用，实现“创新中心+研发转化+高端制造+高端服务+高品位宜居生活”的分工合作新型城市带，打造世界级的创新中心，最终建成一个“研发-转化-生产”良性循环的区域产业生态系统。

在这个区域产业生态系统中，北京拥有全国1/4的高校，1/3实验室，1/2两院院士，绝大多数的央企总部和大量的国内外金融机构、跨国企业集团总部，各级各类机构和单位四十多万家。北京应该利用好这些资源优势，作为生产技术的创新源，具有完备的产业创新生态系统，推动产业技术的不断创新。北京是整个区域产业生态系统中最为重要的一环，是区域生态系统循环往复，螺旋向上发展的领头羊。

天津主要作为创新成果的转化基地，促进资源要素自由流动，创新转化的核心依托力量是京津科技新干线。京津科技新干线指的是京津高新技术产业带，串联了二十多个国家级省级工业园区、城市、县镇，集中了中国最优质的科技资源，通过高速公路、国道、城市轨道链接起来，能够有效承接北京的研发转化制造。高端的服务业和制造业是天津最主要的承接对象。要打造出世界级的科技产业带，天津须依托众多的产业园区，利用环渤海的区位优势，推动产业的集聚，加快信息的流转，发挥产业集聚效应。

河北作为先进生产、制造的战略支撑区，围绕12条产业带：环京津商务休闲旅游产业带、环渤海石油海洋化工产业带、渤海湾船舶修造产业带、中国北方高端装备制造产业带、京津冀北电子信息与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带、京津冀新能源产业带、京津冀区域的现代物流产业带、首都第二机场-天津北部三个区县-廊坊-京东片区-京南片区的环首都战略性新兴产业区和临空经济区、北京-天津-廊坊现代服务业和现代制造业的综合性产业带、邯郸-邢台-天津-唐山钢铁和纺织专业化产业带、石家庄-保定-衡水传统服务业和传统制造业的综合性产业带、张家口-承德-秦皇岛旅游等资源型产业带，从人才、项目、企业、园区、县区和城镇布局六个方面切入，积极纳入对接协作、互补互促的重点范围，这是河北自身发展的着力点和发力点。

（二）两翼支撑

从市场层面上说，积极构建富有活力的统一的区域性市场，生产要素不仅仅为地方服务，更为区域服务，做到自由流动和迅速集结，生产活动对接协作，互补互助。发挥市场对资源配置的导向作用，根据市场规律来进行资源的有效配置，包括对劳动力、资本、技术等要素的区域合理分配。产业结构在区域合理配置，各地产业与各地的要素禀赋和市场需求相匹配，京津冀作为一个市场，整体实现产业布局的优化升级。

构建统一的区域市场体系，充分发挥市场资源配置的决定性作用，也必须重视政府作用，让政府“有形的手”和市场“无形的手”很好地结合。在政府层面上看，要做出“三规合一”的整体规划，包括发改委负责的宏观发展规划，国土资源部的国土规划及城建部的城镇规划，即顶层设计，核心是京津冀三地如何进行利益分配。根据顶层设计，各地政府要打破长期以来三地的“诸侯经济”，在财税、政府绩效考核、官员评价体系等方面，实现京津冀行政主体的体制机制创新范式。通过市场设计和市场匹配，合理推进三地产业对接、转移和承接，提升产业要素的配置效率，构建富有活力的统一的区域市场体系。河北具有劳动力要素的比较优势，而北京、天津具有较明显的资金和技术的优势，只有实现了这些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产业转移才可以健康持续地发展下去，京津冀区域内才能形成一个完善的区域市场体系。因此，京津冀三地彼此开放和发展要素市场，破解要素在京津冀区域内流动的瓶颈和障碍，京津特别是北京要向河北省延伸、辐射优质的公共资源，河北也要立足自身在优化投资环境、提升自身承接能力和服务等方面下功夫。

（三）外围环境

京津冀区域产业生态系统除了核心构架和两翼支撑外，良好的外围环境也必不可少。科研院所与高校给予生态系统知识流与人才流，为创新的不断前进提供源源不断的动力。中介机构为生态系统提供信息流，区域产业生态系统的正常运转需要内部信息和外部信息流动的通畅，信息的流通也是生态系统正常运转的必备条件。金融机构给予生态系统所必需的资金流，建立产业创新基金，通过基金的运作来激活资源，引领创新。产业创新基金采用市场化运作，基金主要投向新能源、新材料、机器人、航空航天、新一代信息技术、智能装备等产业。

由于京津冀地理上接壤，经济上联系紧密，需要共同建立对环境保护和修复的联动机制，共同治理环境问题。在京津冀产业分工协作与产业转移实现合理布局后，京津冀发展的环境、资源、人口、土地等制约因素也会随着区域产业生态系统的建立而消除，环境所遭到的破坏随着生态系统的建立而逐渐得到修复，困扰京津冀的雾霾问题得到合理解决，环境优美，人与自然和谐相处；自然资源受到保护，不会出现资源浪费的现象，物尽其用；人口压力减弱，地域歧视和偏见大大减少，人口整体素质大大提升，自身价值得以实现；土地实现集约化、规模化利用，城镇化建设取得长足发展。

三、京津冀地区产业对接转移的对策建议

在产业转移的过程中，由于各地区存在利益冲突，所以京津冀区域内各地区要服从国家发展的大局，在政府引导、市场主导下，构建区域产业转移协调机制，加速区域内产业转移，构建区域产业转移协调生态系统。

（一）明确发展定位、思路与方向

明确未来京津冀区域产业对接协作的战略目标定位、总体思路及产业空间布局优化方向。一是重点研究京津冀三地各自的产业定位，明确京津冀三地的主导产业、产业重点、产业发展、产业结构升级，突出强调和强化北京的知识、技术创新源地位，天津的产业创新和研发转化基地地位，河北的先进生产制造的战略支撑区地位。二是从产业链上下游联动、产业集群化发展、产业创新协作等视角，提出“缺链补链、短链拉链、弱链强链、同链错链”的总体战略思路，形成自研发设计至终端产品相对完整产业链的整体优势，最终建成一个“研发-转化-生产”良性循环的区域产业生态系统。三是明确京津保三角、京津唐三角、京津廊、京张承三角、唐山-滨海-沧州增长带等空间结构组团与产业布局的未来方向，围绕发展潜力大、成长性强、带动作用显著的优势产业链，以一批新的园区、合作区为支撑点，以区域的主要交通干线等为轴线，形成“人才牵动、企业拉动、项目带动、集群驱动、区域联动”格局，全面增强整个区域产业的综合实力、创新能力和竞争能力。

（二）打造京津双城记与京津冀的新增长极

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成功与否关键是北京、天津两大直辖市的合作和分工，这也是长期困扰京津冀一体化的最大障碍。京津双城联动的核心是打造京津科技新干线和京津创新共同体。第一，打造从中关村到滨海新区的战略性新兴产业和高技术产业的聚集区，有效整合连接北京-廊坊-天津-天津港的高速公路、铁路等沿线的二十多个国家级、省级高新区和工业园区。第二，加快亦庄、廊坊、武清、北辰、宝坻等23个地级城市八千多平方千米的规划建设相互对接。第三，加快保定、廊坊、唐山、石家庄的自身发展，同时切入到京津冀一体化过程中。加快京东片区、京南片区、曹妃甸新区、渤海新区、正定新区、邯郸新区等新增长极的发展。第四，通过京津冀、中央和市场“三地五方”力量，共同完善市政基础设施等硬环境，提升商业、医疗、社保等公共服务软环境。第五，开展金融、教育、研发中心、电子商务、生产型服务业和高新技术产业深度合作。最终建成“创新中心+研发转化+高端制造+高端服务+高品位宜居生活”的分工合作新型城市带，打造世界级的创新中心、新经济增长方式的引领区、体制机制创新的探索区、区域协同发展的首善区、产业-人口-城镇-生态四者融合的先行区。

（三）构建京津冀产业对接协作的政策体系

第一，为加快产业分工和转移承接顺利进行，尽快完成顶层设计，抓紧出台发改委、国土资源部、城建部城乡规划的“三规合一”，抓紧制定相关的产业政策、财税政策、土地政策和金融政策等。第二，提出北京和天津疏解转移的产业种类、重点项目，特别是北京功能疏解和产业向周边区域转移扩散，以及天津和河北承接哪些产业或不承接产业的负面清单。第三，为更好优化京津冀产业体系、提升产业竞争力，尽快出台相关的技术创新政策和人才政策等。第四，探索设立区域产业合作基金。主要用于跨省市基础设施建设、产业转型升级、科技研发、创新能力建设、共建园区以及跨省市专项合作等。围绕重点领域开展跨区域项目合作，共建集教育、科技、技术转移转化与孵化等功能为一体的产业基地，为合作提供有力的资金支持。

（四）构建富有活力的统一的区域市场体系

让市场发挥资源配置的决定性作用是京津冀一体化的最终目标之一。第一，理顺京津冀产业对接协作的市场新机制，通过市场设计和匹配市场，合理推进三地产业对接、转移和承接，构建富有活力的统一的区域市场体系。第二，鼓励支持社会资本进入煤水电气等公共产品领域，减少各种限制，实施民企与国企的同等“国民待遇”。第三，大力支持中小微企业发展，特别是科技型企业，实施“铺天盖地”和“顶天立地”的企业成长路线图。第四，建立统一的区域性市场准入和退出“门槛”，统一三地的市场检疫、检查和认证等，完善各项制度环境，共同推进京津冀三地的协同发展。最终形成开放型统一的区域资金市场、劳动力市场、技术市场和企业产权市场，促进人流、物流、资源流和信息流等在区域内互联互通，以推动整个区域的配置效率和整体效益。

（五）完善京津冀产业对接协作的企业合作新机制

企业是市场的主体，产业转移是通过一定的企业转移实现的。企业要利用产业转移的机遇，促进企业经营和管理体制的改革，以适应变化的市场。政府要在企业转移过程中，引导企业选择具有本产业相关优势的地区，加快产业集群的形成，整体联动，结合上下游产业，注重相关产业发展，遵循市场规律，构建良好的产业生态系统。第一，围绕区域重点领域、优势产业，引导区域内大中企业实行强强联合，组建产业协作联盟、技术联合，寻找合作的“聚焦点”和“引爆点”。第二，探索产业园区跨区域共建模式，共同组建企业化运营管理主体，税收和运营受益按出资比例承担或分享。探索京津冀共同发展“飞地经济”，建立基数不变、增量分成的利益分配机制。第三，推进科技成果孵化转化，建立各级各类孵化器和生产力促进中心，完善多层次融投资渠道和市场，健全北京和天津的产权交易中心，在北京环境交易所、天津排放权交易所、河北省能源环境交易所基础上，建立联动统一的碳交易市场，加快科技成果的市场化和产业化进程。第四，发挥行业协会和中介组织作用，推进各方协会的交流与合作，充分发挥其在行业标准制订和修订、人才教育和培训、技术交流与推广、信息搜集与服务、统计体系建立、规则咨询服务、行业对外交流与合作等方面的重要作用。

（六）加快建立京津冀产业对接协作的民间团体合作新机制

要重视民间力量，启动民间组织促进京津冀协同发展。第一，加强各种社会团体的民间交流和合作，促进对京津冀区域的文化认同、归宿和自豪，形成互利共赢的民间基础。第二，重视非政府组织作用，引导它们在环境保护、扶贫解困、解决就业、促进社会融合、弘扬精神文明等方面发挥积极作用。第三，通过民间团体积极培育和营造亲商文化、创业文化、创新文化等，形成风清气正、积极向上的主流文化和环境。

（七）京津冀产业对接协作的保障措施

尽快建立京津冀协调组织机构。成立京津冀协同发展领导小组，由国务院主要领导和京津冀三地政府部门负责人组成；下设工作办公室，负责规划编制、实施和监督；建立联络员制度，由京津冀三地和国务院各相关部委成员组成，负责联络、沟通和协调工作；建立专题工作小组，根据每年领导小组的联席会议确定的合作项目，开展具体的专项合作工作。

推进体制机制改革和创新。改革地方财税体制，尝试建立首都财政，用统一财税制度管理京津冀三地政府因为税收、财政、GDP等出现的各种各样“乱象”。探索改革官员考核与政府绩效评估体系，注重质量效益、社会民生、生态环保、不再唯GDP论，减少在企业投资、项目建设、园区规划上的盲目和冲动。

创新公共服务保障机制。促进高等教育、社会保障、医疗卫生、文化交流、户籍制度改革等的均等化和同城化。京津冀的一体化发展需要统一部署，共同研究探索环境保护、基础设施建设、城乡社区建设、食品安全监管、流动人口管理、治安综合治理、维护社会稳定、推进平安创建等方面的新理念、新思路、新举措。

健全开放合作机制。推动建立常态化的沟通协调机制，建立研发成果产业化联盟与合作机制，鼓励发展科技研发、工程实验、孵化转化等各类科技服务机构，构建京津冀战略联盟，对于符合国家政策的研发成果，加大用地、贴息、补助等政策支持力度，加速科技成果转化。积极协调海关、商检部门，促进贸易便利化。建立工商执法协作机制，完善消费者权益异地保护救济制度，实现工商执法服务一体化。

参考文献：

[1]邵 隽.加深两市多领域合作，京津“双城记”全方位发力[DB/OL].http：//news.enorth.com.cn/system/2014/03/04/011717638.shtml.

作者：张贵 贾尚键 苏艳霞

夕阳产业到生态工业园分析论文 篇2：

资源型城市路在何方

摘要：在江苏省十三个地级市中，被列为资源型城市的仅有徐州市和宿迁市，而自从“十三五”时期，徐州就面临着资源枯竭的难题。徐州应该也不得不进行产业升级、转型的城市更新日程。本文以徐州为例，就资源型城市面临的瓶颈、政府的导向作用和如何进行产业转型进行阐述。

关键词：城市更新，资源型城市，产业升级与转型

资源型城市是指以本地区矿产、森林等自然资源的开采、加工为主导产业的工业城市。其为国家重要的能源资源战略保障基地，是國民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重要保障。但由于当前生态环境的变化和经济结构的调整，资源型城市已经越来越失去了自身的优势地位，资源问题、环境问题、经济问题、社会问题等也接踵而至，城市如何转型发展成为了全国各地人民政府的头等大事。所以，为了推进经济社会转型发展，积极寻找接续与替代的产业、产品，对于资源型城市，特别是改变资源型城市过度依赖资源能源的状态、实现经济社会的协调、绿色、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资源型城市面临的主要瓶颈

我国的资源型城市化是由于制造业尤其是重工业的发展而出现并逐渐发展的。国务院首批划定的262个资源型城市大约占全国城市规划总量的30%，其中对矿产资源开发利用的附加值大约占整个城市产业附加值的25%，已超过了我国平均水平一倍左右。资源型城市为国家经济建设与发展提供能源与原材料支撑，为社会提供大量就业机会，促进了城镇化建设也带动了区域经济发展，为中国经济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但经过短短几十年的发展，我国资源型城市普遍面临着一些共同的瓶颈，可持续发展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主要表现为：（1）矿竭城衰趋势。城市经济过度依赖资源和资源型主导产业支撑，随着资源总量减少，产业效益呈下降趋势。资源一旦枯竭，则矿竭城衰。（2）产业结构单一。在三大产业中，产品的科技含量和附加值普遍较低。资源型产业萎缩，接续替代产业能力不足。（3）就业问题突出。由于产业结构失衡，第三产业发展滞后，对劳动力吸纳能力有限，就业渠道单一，失业率上升，居民收入下降。（4）环境问题严重。矿业生产过程中所产生的废水、废气、废渣对土地、水体和大气等生态环境破坏力强，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问题严重。（5）综合竞争力弱。资源型城市由于后备资源不足，整体技术落后，基础设施薄弱，经营管理粗放等诸多问题，综合竞争力相对较弱。（6）锁定效应明显。主要体现在资源产业的结构难以伴随着政策、技术、市场的发展而升级，包括技术锁定、结构锁定、功能锁定、认知锁定等，转型发展内生动力不足。

为积极贯彻中央“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的治理目标，徐州目前的工业去产能已经达到了90%。对于徐州这座“老工业基地”，产业升级和产业转型是需要同步考虑的。

二、政策红利助力资源型城市转型升级

资源型城市转型升级对于中国区域经济协调绿色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针对资源型城市的转型问题，我国已相继出台了多项重要文件和政策，此后各级政府加大对资源型城市转型发展的政策支持并取得明显成效。

2001年，辽宁省阜新市被确定为全国首个资源枯竭型城市经济转型试点市。2007年的《东北老工业基地振兴规划》中，把加快推进资源枯竭型城市转型作为促进东北振兴的重大举措之一，指明了资源型城市可持续发展目标、方向和举措。党的十七大报告明确指出，帮助资源枯竭地区实现经济转型。同年，国务院下发了《关于促进资源型城市可持续发展的若干意见》，首次提出了建立资源开发补偿机制和衰退产业援助机制，加大财政一般性和专项转移支付力度等系列政策，并于2008年确定首批12个资源枯竭型城市，此后又分别于2009年和2012年确定第二批32个、第三批25个资源枯竭型城市，徐州的贾汪区就在此之列。

国家税务总局、国土资源部也于近日印发《关于落实资源税改革优惠政策若干事项的公告》。诸多政策红利将助力我国资源型城市转型升级。

在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初期，也就是“八五计划”时期，徐州遇到了产业升级、产业转型的机遇，由于许多企业倒闭了，大量工人面临着再就业的问题。对此，徐州进行了一些成功的产业升级，比如说徐工集团就此合并成立，形成一个较大的规模经济体。在食品方面，维维集团的创立也是一个较为成功的例子。但是大部分产业转型失败了，重工业没有承接新型产业，而是再一批重工业原地踏步走。上位的稍高附加值的钢铁冶金、氯碱化工、无线电厂、家电制造、水泥建材、服装厂、酒厂这些有发展基础的相性较好的产业均未得到发展。而现在，依据国家的政策，像韩桥矿、大黄山矿、旗山矿、新河矿等均需关闭，而到2023年，未来还要关闭大屯矿、姚桥矿，如此，大量工人面临待业，徐州又不得不面临新的产业调整的抉择。

对此，徐州市政府宣传“面对煤炭产业留下的历史生态欠账，我市紧扣?修复生态、覆绿留景、凝练文化、拉动经济?理念，创新实施宕口修复和荒山绿化方案，”指出其正在进行新能源产业的革新，我们拭目以待。

三、产业转型发展的对策

1.市场与政府政策协调发挥作用。资源型城市经济转型需要充分发挥市场作用，也离不开政府的政策支撑和支持。要想解决资源长期开发中积累的经济、社会和环境矛盾，必须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角度入手继续研究资源开发补偿机制和衰退产业援助机制，才能从根本上解决资源型城市经济转型的问题，促进城市的可持续发展。

2.多渠道筹集资金，拓宽资金渠道。在资源型城市转型时期需要大量的资金投入来帮助当地解决企业关闭、职工安置、社会保障等问题。所以国家必须在财力和政策上采取措施，全方位、多层次、多方式、多渠道地筹措转型资金，具体优惠政策可以是用地优惠、融资优惠和税制优惠等，以此来拓宽资金渠道。

3.不断调整产业结构。一是逐步减少资源型产业在城市经济中的比重，按照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要求，主动退出那些成本高、环境污染严重且没有区域比较优势的产业;二是改造传统产业，即对仍具竞争优势的传统资源产业积极采用先进技术进行改造升级;三是拉伸资源型产业链条，围绕主业发展、下游产业，主动寻求发展空间，进行强链、延链、补链，形成多元产业;四是植入新兴产业，在资源型产业之外发展既有国际市场前景又有本地比较优势的新兴产业，比如，节能环保、信息技术、生物医药、高端装备、新能源新材料等产业。

4.不断改善投资环境。资源型城市的经济转型必须高起点规划，强化环境整治、生态保护、基础设施建设和城市功能与形象的优化。应通过财政税收政策对资源型城市的生态环境治理、社会保障、基础设施建设给予大力支持，以改善投资环境，同时达到吸引外来投资的目的。招商引资不仅仅是引进资金，还要引进先进技术、管理和理念，这对资源型城市的转型发展至关重要。

5.优化人才培养体系。优化人才培养，广泛吸引海内外的高水平研发团队、高层次领军型人才和大批高端专业技术人才，鼓励各类人才在生产科研一线创新创业，让科技创新要素不断迸发，让创造性智力活动充分发挥作用，为技术创新战略的实施注入新的活力。同时，强化对转岗和下岗职工及进城务工人员的职业技能培训，提升劳动力技能，以适应城市發展需要。

以徐州为例，近十年来，徐州的产业转型升级步伐全面加快并初显成效。贾汪区的潘安湖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利用煤炭塌陷区作为风景旅游、涵养生态的一个地块;再如九里湖，沛县的安国湿地公园，还有很多的塌陷地通过治理“变废为宝”，成为了高标准农田或工业园区。徐州政府也骄傲的称，今天的徐州早已看不出煤城的影子，在这背后，是徐州持续推进城市更新改造，提升城市功能品质的不懈努力。

随着中央和江苏省委、省政府新发展理论的提出，徐州已再次站在产业转型的十字路口上，产业转型升级的空间仍然很大、目标任务仍很艰巨。市内许多产业规模大但很破碎，形成不了完整的产业链，比如说炼钢产业，规模型大企业少、小型企业多且呈无序生长，服装产业也有类似的现象，目前亟需进行“腾笼换鸟”。就省内而言，要积极招引苏南的转移产业，这些产业需要转移不是因为“夕阳产业”，主要原因是苏南产业调整力度更大，一些能耗大、劳动密集的企业只能外迁，但对于徐州目前的发展阶段来说，这些资本密集型和劳动密集型的产业仍是高附加值产业，不可轻视蔑视，是壮大实体经济、创造社会财富、扩大就业居民的大好契机。

总之，资源型城市的发展曾经走出了辉煌，但也面临新的机遇和挑战。敢问资源型城市“路在何方”，唯有践行新发展理论，加快产业转型升级和城市更新步伐，踔厉奋发、笃行不怠，方能“辞旧迎新”、一起向未来。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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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陈佳宁，贾培煜，张丹阳.资源型地区转型视角下山西产业部门发展对策研究[M] . 科技和产业，2020

[3]宋阳煜，曹国华，苏红 .《徐州 修复山水生态，推动城市转型发展》[M] . 城乡建设，2020.9

[4]张菀航.资源型城市转型“辞旧迎新”[J]，中国发展观察，2014

[5]科技外事处. 资源型城市转型发展的路径探索：以平顶山市为例[J]，中国矿业，2010

[6]徐慧娟，刘娜，何云，王军，我国资源型城市转型发展对策分析——德国鲁尔区转型发展的经验及启示[J]，环境保护与循环经济， 2017.8

[7]江苏徐州：“转型之路”获全国推广！“生态欠账”变“优质资产”，谱写绿色发展新华章[J]，徐州日报，2021.10

作者：李泓昊

夕阳产业到生态工业园分析论文 篇3：

创新驱动雄安新区传统产业转型升级的路径

摘 要：雄安新区上升为国家战略后，资源环境约束进一步强化，产业转型升级迫在眉睫。探讨了产业转型升级的几个基本共识，分析了雄安新区产业发展现状和问题，并从大力发展总部经济、攀升产业价值链高端、推进产业转移升级、培育壮大高端高新产业、创新产业扶持政策、重视人力资本投入和加大政策配套力度等几个方面提出具体对策建议。

关键词：雄安新区；产业转型；产业升级；京津冀；转型升级

DOI：10.3969/j.issn.1005-6378.2018.04.010

设立雄安新区，是党中央深入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作出的一项重大决策部署。“十九大”报告提出，“以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为‘牛鼻子’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高起点规划、高标准建设雄安新区”。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雄安新区千万不能搞成工业集聚区，更不是传统工业和房地产主导的集聚区，要在创新上下功夫，成为改革先行区”。雄安新区与深圳经济特区、上海浦东新区当年设立的时代背景不同，只有依靠创新驱动，才能推进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培育壮大高端高新产业，不断攀升全球产业价值链中高端，开创国家新区和城市发展的全新模式，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贡献雄安样本。

雄安新区设立引起了研究者极大关注。学者们分别从京津冀产业转移[1]、北京非首都功能疏解[2]、创新驱动发展引领[3-4]、构建区域创新生态[5]、优化城镇空间布局[6]、绿色智慧新城建设[7-8]等方面进行了研究。上述研究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但对雄安新区产业转型升级还缺乏深入系统的研究。

雄安新区规划范围涉及河北省雄县、容城、安新3县及周边部分区域，目前以传统产业为主，并已形成安新制鞋、容城服装、雄县塑料包装等特色鲜明的传统产业集群。随着人口红利消失和土地、资源和环境约束强化，雄安新区传统产业发展所依赖的低成本“比较优势”逐渐丧失。雄安新区上升为国家战略后，拼资源、拼环境、拼投资的老路难以为继，产业转型升级迫在眉睫[9-10]。

一、关于产业转型升级的几个基本共识

（一）转型目标从产业结构转向产业价值链攀升

经过改革开放40年的发展，我国产业结构发生了很大变化，突出表现为第一产业占比下降，但绝对不能为了调整优化三次产业结构而刻意发展第三产业。三次产业结构优化是产业发展的自然结果，而不是产业发展的手段。而且，随着全球产业价值链的分解延伸和三次产业融合，传统的三次产业划分方法

已经过时。产品内分工、生产碎片化、制造服务化等趋势，也使得传统的以产品为界限的行业划

分方法难以适应形势变化。产业转型升级的重点不在于提高第三产业比重，而在于不断攀升全球产业价值链条的高端环节。

（二）立足地区比较优势加速提升要素禀赋结构

一个地区的产业发展和主导产业选择，只有基于本地的资源禀赋和比较优势，才能取得较好的绩效。产业转型升级速度的快慢，也主要取决于要素禀赋结构优化进程。如果不顾当地要素禀赋结构，刻意发展违背比较优势的产业，只会扭曲要素配置，陷入“结构升级陷阱”。随着经济的发展和要素价格的变化，产业会逐渐从劳动密集型向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业转变。但是从过程来看，产业的要素密集度转换不会一蹴而就，产业升级首先会在劳动密集型产业内部完成。随着劳动力成本上升和资本价格下降，企业首选不是淘汰劳动密集型产业，而是在劳动密集型产业内部尽可能用机器取代人工，通过装备升级和技术改造来应对劳动力成本上升。当机器取代人工不足以支撑企业发展时，企业还可以通过研发设计、提高品质、制造外包、加强服务、培育品牌等办法提升产品附加价值。随着资本、技术等要素越来越丰裕和劳动力成本越来越高，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产业才会真正取代劳动密集型产业。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业也不是凭空而生，而是在劳动密集型产业基础上培育和发展起来的。

（三）传统产业转型依赖于持续向价值链高端攀升

产业无所谓高端与低端之分，关键还要看技术含量、附加价值、市场需求等。纺织、服装、制鞋等传统产业体量大，价值链条长。尽管加工制造环节附加值较低，但设计、研发、标准、专利、品牌、核心零部件和营销等环节附加价值较高。因此，我们不能简单地把传统产业视为低端产业，而应重点考虑其就业贡献、技术水平和环境友好程度，推进传统企业不断向产业价值链高端环节攀升。同样，纺织、服装、制鞋等传统产业与人的基本需求密切相关，不是夕阳产业，而是永远不会过时的民生产业。只要企业持续推进技术创新、产品创新和模式创新，不断提高企业生产效率、技术含量和产品附加值，引领满足品质化、多样化消费需求，就有发展前景。

（四）移动互联网支撑传统与新兴产业共生继起发展

随着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出现了许多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和新模式，于是不少人就把传统产业和新兴产业看做是矛盾对立的关系，把新旧动能转化看做是逐步退出传统产业和发展壮大新兴产业。实际上，这是对传统产业和新兴产业的严重误解。新生事物如果不能满足市场需求，同样会昙花一现；传统产业如果与新技术融合，同样可以催生可穿戴设备、互联网+、智能制造、个性化定制等新产品、新业态和新模式。传统产业和新兴产业不是矛盾对立和非此即彼的关系，而是相互融合、协同共生的关系。产业转型升级不是要抛弃传統产业而推倒重来，而是要用新技术、新业态和新模式改造提升传统产业，在此基础上培育壮大高端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天津“飞鸽”作为传统自行车行业的代表，前些年濒临破产倒闭。但2015年飞鸽车业引入“互联网+”和智能制造，设计出国内首款超级自行车，实现了防盗、音乐、监测和通信四大系统功能，售价一下子从几百元提高到几万元，市场供不应求。老国企借助新技术实现了华丽转身，为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提供了样板。

（五）高端高新产业培育发展需要优质要素与环境支撑

高端高新产业代表未来产业发展方向，具有高附加值、高技术含量的特征，但同时也是高风险、高投入的行业。高端高新产业的培育和发展一般要有较好的配套产业、密集的创新要素、适宜的市场环境和较高的制度质量。许多高端高新产业其实是在传统产业发展基础上衍生出来的，没有较好的传统产业基础，这些高新技术产业也很难发展起来。此外，如果基于高端高新产业发展良好前景的一致预期，各地同时致力于高端高新产业的发展，反而可能出现高端高新产业的“潮涌现象”，形成高端高新产业产能过剩和恶性竞争，不利于高端高新产业的长远发展[11]。因此，地方政府发展高端高新产业不能操之过急，应遵循产业发展客观规律，基于地区的资源禀赋、比较优势、发展阶段和已有的产业发展基础，引导企业逐步向“微笑曲线”两端升级，逐步实现产业“腾笼换鸟”。

二、雄安新区产业发展现状、问题与制约因素

（一）雄安新区产业发展基础（表1）

雄县是我国塑料包装产业基地，目前已形成以塑料包装产业为主，压延制革、电线电缆和乳胶制品竞相发展的产业格局。2016年，雄县有塑料包装相关企业3 000家左右，实现营业收入145亿元。雄县被中国塑料加工工业协会评定为“中国塑料包装产业基地”，被中国包装协会评定为“中国软包装产业基地”，塑料产业占到雄县GDP的70%左右。

容城是我国“北方服装名城”，目前已形成以服装产业为主，汽车灯具、食品加工、箱包和毛绒玩具竞相发展的产业格局。2016年，容城有服装加工企业2 000家左右，规模以上服装加工企业920余家，产值达到256亿元。容城被中国纺织业协会和中国服装协会授予“中国男装名城”和“全国纺织产业集群试点”，与浙江的义乌和诸暨并称为我国三大衬衫生产基地，是我国重要的服装生产加工与出口基地，产品涵盖西服、衬衫、夹克、休闲、棉服、运动、内衣、裤装等系列，年产各类服装4.5亿件（套），拥有25个省级著名商标。

安新是我国“北方鞋都”，目前已形成以制鞋产业为主，旅游、有色金属和羽绒制品竞相发展的产业格局。安新县是华北地区最大的鞋业加工制造基地，制鞋企业大约1 700多家，主要集中在三台镇，形成“南有晋江、北有三台”的制鞋产区格局。三台镇制鞋及相关企业1 351家，从业人员87 099人，年产鞋4.24亿双，年产值约157.55亿元。

（二）雄安新区原有产业发展的特征性事实

1.多属于市场自发性发育形成。雄安新区已经形成服装、制鞋等产业集群，但这些产业集群多是自发形成的，前期缺乏统一规划，企业散乱布局，占用土地较多，个别企业污染排放超标，对雄安新区生态资源环境构成挑战。

2.产业集群以中小企业为主。雄安新区服装、制鞋等产业集群内多为中小微企业，缺乏行业龙头带动，行业集中度低，导致集群内“只见行业不见企业”。在雄安新区，尚未有主板、中小板、创业板、港股、中概上市公司，仅有4家新三板上市公司，分别是位于容城县的津海股份（服装企业）和澳森制衣（服装企业）、位于安新县的天宏股份（制鞋企业）和松赫股份（废旧铅蓄电池综合利用企业）。

3.产业层级处于价值链低端。雄安新区的传统产业主要以服务外包和加工贸易方式嵌入全球价值链的低端环节，弱化了区际产业联系，销售渠道受国外发包方控制，只能赚取微薄的加工费。企业在攀升全球价值链高端时受到国外发包方的“技术封锁”，产业升级步履维艰。

4.技术创新潜力较大。雄安新区的传统企业的研发投入普遍不足，自主创新能力不强，产品定位主要以中低端市场为主，尚不能做到个性化定制和柔性生产，产品很难适应消费结构升级的需要。

5.品牌成长空间广阔。雄安新区不少传统企业开始注意到自主品牌的培育，但目前还缺乏响当当的名牌产品。由于缺乏品牌优势，企业常常陷入同质化和低价竞争，利润空间受到挤压。

（三）雄安新区产业发展的影响因素

1.传统要素禀赋的比较优势逐渐减弱。改革开放以来，雄安新区依靠廉价劳动力和土地优势，通过招商引资和发展加工贸易，在纺织、服装、制鞋、玩具、塑料包装等传统制造业领域取得了快速发展[12]。但随着人口红利逐渐消失和土地资源变得日益稀缺，雄安新区传统要素禀赋的比较优势逐渐减弱，依靠加工贸易和服务外包低端嵌入全球产业价值链的发展方式不可持续。

2.资源和环境约束日益强化。雄安新区过去大规模、高强度、粗放式工业化发展导致资源环境承载力有所下降，产业发展面临日益强化的资源环境约束。高耗能、高污染和高排放的传统制造业与能源环境约束的矛盾日益突出。尤其是近年来大气污染对当地的生产和生活已经形成严重影响，依靠牺牲资源环境换取经济发展的粗放型发展方式难以为继。

3.向全球产业价值链高端攀升面临阻力。雄安新区的服装、制鞋、玩具等传统产业主要以加工贸易为主，赚取微薄的加工费，处于全球产业价值链低端环节，对外依赖度较高。在参与全球产业分工过程中，雄安新区的传统产业逐步实现了产品升级和工艺升级，但受跨国公司和发包方的“技术封锁”和“渠道封锁”，很难实现功能升级和链条升级，只能在全球产业价值链中长期被“低端锁定”。

4.贸易保护主义压缩出口市场。当前，在全球范围内正在兴起一股“逆全球化”思潮，贸易保护主义有所抬头[13]。国际政治经济形势错综复杂，英国脱欧、特朗普效应等引发政治保守主义和逆全球化趋势，全球化进程受阻。在此背景下，我国的出口形势不容乐观，出口导向型的产业发展模式正在受到挑战。

三、雄安新區产业转型升级的对策建议

雄安新区产业转型升级要坚持“淘汰低端与发展高端相结合、产业升级与转移合作相结合、‘腾笼换鸟’与链式融入相结合、政府引导与市场运作相结合”的原则，推进产业向集群化、高端化、服务化、绿色化方向发展，重点发展总部经济和研发设计等高端环节，推动加工环节向省内配套相对完善、化解过剩产能任务艰巨的地区集中转移，实现产业整合提升和空间布局优化，促进社会和谐稳定。

（一）发展总部经济和高附加值环节

建立“雄安新区国际鞋服创新博览中心”，引导企业总部和研发部门迁入，推进加工制造环节全部外迁。鼓励企业建立研发机构，支持产学研协同创新，形成以企业为主导、市场为导向、产学研相结合的创新支持体系。引导加工制造企业向“微笑曲线”两端的设计、研发、标准、专利、供应链管理、品牌、营销等高附加值环节转移。引导加工贸易企业沿着OEA（委托组装）—OEM（贴牌生产）—ODM（委托设计）—OBM（原创品牌）的路径不断进行工艺升级、产品升级和功能升级，推进企业本土化融合和“制造逆向外包”。

（二）引导加工制造环节整体外迁

抓紧在省内选择产业配套相对完善、化解过剩产能任务艰巨的地区作为产业转移集中承接地，建设（雄安）产业转移园，以便雄安新区加工制造环节整体迁入，快速形成产业集群，降低企业转移成本，使企业不仅能够转得出，还能够留得住、发展得好。建立雄安新区政府、行业协会和企业联动机制，充分发挥行业协会的桥梁纽带作用，形成政府引导、协会协调、企业主导和市场化运作的产业转移机制。创新产业对接模式，探索“飞地经济”“异地工业园”“共建联合开发区”等产业转移模式，探索财税、GDP统计的跨区共享机制，实现“内源推动”和“外源拉动”协同发力。

（三）推进产业在转移中升级

研究建立企业综合评价指标体系，根据能耗、水耗、环保、技术、质量、安全、标准、法律和必要的行政手段，清理低端企业和淘汰落后产能。对于不符合国家产业和环保政策、技术落后且治理无望的“散乱污”企业，坚决关停取缔。对于转移搬迁的企业，要用新技术、新业态改造提升。推进信息化、智能化与传统产业深度融合，建设数字化、智能化车间和工厂，改进生产流程，推行柔性化生产、个性化定制和智能制造。建立转移企业信息库和转移企业绩效评价机制，对转移企业实行动态管理，避免污染企业“异地搬家”。

（四）培育壮大高端高新产业

基于雄安新區已有的产业基础，选准发展重点，对有发展前景的产业进行技术改造升级，延伸产业链条，提升智能化、信息化水平，在此基础上发展高端智能制造和现代生产性服务业。实施增量带动战略，引进国内外创新企业和项目，通过“引进一个”实现“带动一批”的乘数效应。借势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立足于打造北京非首都功能疏解集中承载地和首都功能拓展区，精准和高点承接北京非首都功能疏解，尤其要重点承接医院、高校、科研院所等高端产业。基于雄安新区的功能定位、资源禀赋和战略需求，建议雄安新区把“大智移云”、节能环保、科研教育等产业作为高端高新产业的重点培育对象。

（五）创新产业扶持政策

推进产业政策由选择性特惠式向竞争性普惠式转变。选择性产业政策是一种优生而非优育的政策，通过扭曲要素价格形成某种产业比较优势，通过人为挑选赢家和输家，形成不公平市场竞争环境，导致资源配置扭曲、价格信号失灵和寻租腐败滋生。雄安新区重点发展高端高新产业，但高端高新产业技术含量高、风险大、市场容量不确定，政府的认知能力实际上无法跟上高端高新产业的发展速度。因此，政府应承认自身在高端高新产业发展上的认知缺陷，把有限资源集中在市场解决不了的诸如基础研究、公共服务等短板上。产业政策重点要从补贴供方向补贴需方转变，避免形成不公平的市场竞争主体和出现政策性套利及制度性腐败。补贴应发生在技术的导入期而不是成长期和成熟期。因为导入期新技术发展缓慢，面临失败风险。到了技术成长期和成熟期，政府应该退出补贴，因为此时继续补贴会造成不公平的市场竞争，反而抑制企业技术创新。

（六）加大人力资本投入

过去中国劳动力资源丰富，资本技术短缺，于是采用出口导向和要素驱动的发展战略，通过建立各类产业园区，实施土地、税收等优惠政策扭曲资源价格，吸引外资流入，促进了经济快速增长。随着经济进入新常态，我国人口红利消失，要素成本上升，资源环境约束强化。而且高端高新产业发展对土地、劳动力的要求降低，对人力资本的需求增加。政府必须推动产业政策由要素驱动向创新驱动转变，强调人才的重要性，通过人力资本投入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形成竞争新优势。

（七）强化政策配套保障

加大财税支持力度，每年安排不少于10亿元的产业转型升级专项资金，采用贴息、补贴、奖励、财政无息转贷款等方式支持企业并购重组、创新发展、技术改造和转移升级。设立政府投资引导基金，按照“政府引导、市场运作”的原则，发挥财政资金的杠杆作用，引导社会资本投向产业转型升级的关键环节和重点领域。支持银行按照产业转型升级目标和任务，调整信贷资金投向，支持企业通过中小板、创业板和新三板上市融资，支持保险机构、担保公司和小额贷款公司结合产业转型升级需要，开发创新金融产品，建立区域性股权和产权交易市场，为企业融资提供全方位服务。研究制定产业转型升级实施方案和配套政策措施，明确考核目标，进行任务分解，工作责任落实到人。

[参 考 文 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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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 郭 玲】

作者：田学斌　柳天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