污染物治理的畜禽养殖论文

摘要：该文主要对畜禽规模养殖污染治理的典型案例进行了分析，并提出了进一步加强畜禽规模养殖污染治理的对策建议。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整理的《污染物治理的畜禽养殖论文 (精选3篇)》的相关内容，希望能给你带来帮助!

污染物治理的畜禽养殖论文 篇1：

从政治势能到治理效能

摘要：在社会治理领域，“运动战”是中央的政治势能向地方政府治理效能转换的实然路径。以一个流域水环境综合治理工作指挥部为例、基于“结构—技术—行为”的分析框架探讨政治势能转化为治理效能的内在逻辑，结果表明：党政联合的指挥部通过科层再造捆绑条块部门，构建地方政治利益联合体，明晰责任分工、整合治理资源并缩短控制链;治理技术嵌入指挥部体系，为效能的转换提供工具支撑，使治理的效率和适应性得以提升，缓解信息不对称并实现持续的政治动员;组织与技术互动重塑治理行为，协同化、精确化和差异化的治理行为使治理效能得以实现。政治势能和激励的耦合能够为基层治理提供动能，但要将动能转换为效能需要进行针对性的组织创新并甄选恰当的治理技术，进而结合地方性因素发挥治理实践的自主性和创造性，使政策有效变现。

关键词：政治势能;治理效能;运动战;指挥部;中央环保督察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治理的模式研究”(19BZZ054)

一、问题的提出

黨的十八大后，中央将生态文明建设纳入“五位一体”总体布局中，强调生态环境建设的政治信号凸显。党的十九大把污染防治列入“三大攻坚战”的战略中，由此中央的政治势能使地方生态环境治理进入战役攻坚阶段。“攻坚战”逐渐成为地方政府推动生态环境治理的政治话语，意味着当下紧迫、失序的治理情境需要精确化的资源倾斜、目标取舍和潜能激发来应对①。究其根本，攻坚战的实质是党政体系为实现特定的治理目标而开展的长期“运动战”。“运动战”是集中优势兵力，以正规兵团攻克战略目标和战术目标的动态过程②。社会治理领域的“运动战”是对国家革命与建设历史经验的总结与应用。与之相契合的是，“政治势能”是中国共产党在长期革命和建设过程中积累的制度资源，体现着中国共产党内在的治理图式③，与社会治理领域的“运动战”存在着必然的内在关联，“运动战”可以说是政治势能转换为治理效能的实然路径。

生态领域的“攻坚战”是在当代中国社会转型过程中剖析和认识中国的一个较好的切口。以人民为中心是攻坚战的内在价值，攻坚战旨在解决风险问题、民生问题和环境问题，切实解决人民关切的核心问题，实现人民利益的最大化。生态环境治理“运动战”也是未来社会治理中长期存在的话语体系。在生态环境治理领域，中央层面释放政治势能使地方产生环境治理的动能，从而集中地方“正规军”精准、有效地执行政策而产生治理效能。“运动战”是政治势能向治理效能转换的关键。

革命战争时期传承下来的运动战模式，充分彰显了党领导军事在组织、动员和协同等方面的巨大优势。然而，在社会治理领域，学界对于“运动战”的具体实践研究还较为薄弱，如何集中“优势兵力”实现治理攻坚的战略目标值得深入考量。因此，本文试图在地方污染防治攻坚战的具体场景中探讨政治势能转为治理效能的内在逻辑，尝试回答以下问题：社会治理领域中“运动战”的组织体系是怎样架构的?组织体系通过哪些具体的治理技术与工具来实现预期目标?治理实践的行动过程与最终效果是怎样的?

二、案例介绍和分析框架

(一)案例介绍

A区地处岭南区域，为Y市的中心城区，全区总面积464平方公里，总人口78.63万人，管辖8个镇(街)、49个社区和59个行政村。N江流域(A区段)水量少且环境容量小，主要污染源为畜牧养殖业污水和生活污水，而畜牧养殖业是A区的支柱产业，涉及大量农民的生计问题。

2016年7月，中央环保督察组进驻G省开展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工作，在督察反馈意见中把“N江治理工作推进疲弱”列为G省生态环境损害责任追究问题。为推动N江流域治理，A区政府成立“流域治理领导小组”，领导小组制定了相应的治理政策，但在执行过程中应付了事，治理政策流于形式。截至2018年5月，10项整改任务仅完成4项，其余6项推进缓慢甚至停滞不前：2个工业园区未完成污水处理设施建设;138个违规直排口未按要求取缔;既未按要求划定重点支流畜禽禁养区，也未制订支流污染治理方案;已建成的3个镇级污水处理厂处于“晒太阳”的状态;禁养区养殖场清拆任务完成率仅为10%;中央拨付的3650万元专项资金闲置8个月。总之，“流域治理领导小组”的治理行为未能改善N江流域的水质状况，N江2018年上半年平均水质为劣Ⅴ类，成为G省唯一丧失使用功能的劣Ⅴ类水体。

2018年6月4日，Y市党政负责人被国家生态环境部约谈，约谈指出：“Y市没有从‘讲政治’的高度对待中央环保督察整改工作，2017年流域治理任务皆未完成，态度消极，措施不力。”④ 同时，中央环保督察组对G省第一轮中央环境保护督察整改情况开展“回头看”工作。“约谈”和“回头看”发出确切的注意力分配信号，引导地方政府关注N江流域治理工作。约谈次日，Y市召开市委常委会会议，会议将N江流域治理工作列为当前Y市的重大“政治任务”。6月8日，Y市召开政府党组扩大会议暨环保约谈会，把政治势能传递至相关职能部门和各县市区。6月14日，A区党委和政府联合发文，成立“A区N江流域综合治理工作指挥部”，把N江流域治理任务列为A区的攻坚工作，制定了“N江流域水环境综合治理攻坚方案”和“N江流域水环境综合整治达标方案”，明确2020年N江A区段X江干流断面要稳定达到Ⅳ类水质。此后，在不到2年的时间里，通过指挥部的综合领导与协调，流域治理取得了显著的成效。正如表1所示，从2018年下半年起，X江干流的断面水质逐渐改善且趋于稳定，充分体现了指挥部治理措施的有效性。2020年5月，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办公室将N江流域治理列为“督察整改看成效”的典型案例。

为了获得第一手资料，笔者于2018—2019年期间三次前往A区进行实地调研，对分管副区长、环保局局长等多名官员和工作人员进行深度访谈。其后，又通过网络和电话进行多次跟踪回访，对后续治理过程持续跟进。本案例的特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在所有约谈对象中，生态环境部唯独对Y市使用了“讲政治”的话语，“讲政治”的信号嵌入使得流域治理任务具备了强大的“政治势能”，进而促使党委介入其中;其次，党政联合的指挥部是政府主导型领导小组的升格形态，“攻坚战”的紧迫性促使其治理行为必须具备更强的针对性和科学性;再次，攻坚战战线长的约束使指挥部在治理的过程中更加重视组织结构的塑造和治理技术的运用，呈现出结构、技术互融的特征;最后，指挥部的行动能力与先前的治理行为呈对照态势，能够更好地体现政治势能对地方政府的影响。

(二)分析框架

在中央政治势能的倾注下，地方政府成立指挥部对流域进行综合治理。在调研过程中发现，指挥部的治理过程呈现显性的技术与结构特征，进而促使关键行动者的治理行为发生转变，最终推动流域治理产生效能。基于案例的特征，本文构建“结构—技术—行为”的分析框架。

组织结构、治理技术和行为效能之间的关系具有复杂性和互依性，结构的匹配度、技术的复杂性与执行的专业化三者之间相互呼应⑤。组织是集体行动的系统，其结构是集体行动过程中运动的实体。组织的结构性特征决定行动的路径，尤其在科层结构复杂和利益多元化的情形下，行为更是难以逃脱结构的影响⑥，结构约束行动者按照预定的技术指向和行动目标选择行为。技术是与结构相联系的程序化要素，为连接治理行动提供支撑⑦，“触发”组织结构和治理行为的变革⑧。行为则是治理行动的执行表现，行动者会适应技术和结构的需求选择行动路线⑨。换言之，结构是行动的约束性条件，技术则是行动的中介载体，为行动提供便利和支撑，结构与技术的互动影响行动者的行为⑩。故此，本文从G省A区N江流域水环境综合治理工作指挥部的组织结构、治理技术和治理行为三个维度进行实证研究(如图1所示)，探析政治势能转换为治理效能的过程。

三、科层再造：效能转换的组织结构

生态环境部“约谈”传导功能性政治势能，中央环保督察组“回头看”传导层级性政治势能，两者叠加构成复合型政治势能。复合型政治势能跨层级传导至A区，使N江流域治理成为A区党委最大的政治，长期性和规划性的流域治理“运动战”得以启动。2018年6月14日，A区党政联合印发《关于建立A区N江流域水环境综合治理工作指挥部的通知》，把“流域治理领导小组”升格为“综合治理指挥部”，复合型政治势能使指挥部有机地聚合各方行动者，成为集中“优势兵力”攻坚克难的枢纽。

(一)党政同责：部门捆绑

攻坚战所配套的组织结构是治理行动突破政府科层的内在需要。面对紧迫的政治任务，党委权威嵌入指挥部，构建了党政复合的组织形态。指挥部由区委书记担任总指挥长，区长任指挥长，这与以往A区环境治理工作均由区长总体负责的惯例有着显著的差异。究其根本，是复合型政治势能、“一票否决”的考核办法和“党政同责”的主体责任叠加而成的压力促使党委嵌入行政治理体系，把行政科层体系无法解决的流域治理攻坚战转化为首要的政治任务。在复合型政治势能的压力下，A区党委书记挂帅总指挥长构建“党的领导在场”，通过政治动员、政治整合和政治激励，发动流域治理的“运动战”。如图2所示，指挥部的组织体系由领导系统、成员系统、监督系统、工作组系统和水质监测系统组成。指挥部的组织架构由科层体系型变而来，通过捆绑条块部门而缓解部门割据和本位主义，进而保障治理效能有效的转化。指挥部的组织架构包括垂直的层级关系与横向的协同关系，垂直的层级关系主要体现在指挥部内部的委托—代理关系中，而横向的协同关系主要体现为“条”的专业性与“块”的整体性之间的整合。

就垂直的层级结构而言，指挥部体系通过构建三重委托代理关系，缩短了冗长的“委托—代理”链条，有效地承接并传递了复合型政治势能。第一重委托代理关系在于领导系统与监督系统以及办公室之间，在此层级中的代理者与其他层级行动者形成权力差，A区党委和区政府委托监督系统对流域治理工作进行整体性监督，指挥部办公室常设于环保局则意味着由环保局负责指挥部的日常工作，并且负责协调各部门共同推进流域治理攻坚;第二重委托代理关系产生于办公室与工作组之间，即区环保局和同级的职能部门、镇街之间，流域治理工作需要各工作组的支持和执行，因此“一办五组”之间亦形成委托代理关系;第三重委托代理关系存在于环保局与第三方治理公司之间，环保局通过政府购买服务将流域治理的专业性任务委托给第三方治理公司，构成了正式合同式的委托代理关系。

就横向的协同关系而言，指挥部体系扩展了环保局的权力，在某种意义上实现了“条”的专业性与“块”的整体性之间的整合，提升了效能转换的效率。指挥部根据治理任务把行动者纳入成员系统，成员系统由环保、发改、住建、财政等13个与流域治理密切相关的部门和8个属地镇(街)组成。由表2可以看出，指挥部成员系统的职责是针对流域治理攻坚任务进行细化，重新划定成员职责，增进“条块”的适应性，进而实现以责任为基础的职能整合，杜绝成员部门之间出现责权不清、推诿扯皮的现象，避免延误治理任务的推进。

(二)横向联动：专职攻坚

指挥部为增强组织内的联动与协同，设立了专职化工作组(如表3所示)。工作组是职能部门和属地镇(街)之间沟通协调的“正规兵团”，具有内部分解和外部联动的特征。内部分解指的是工作组将治理任务在内部充分沟通、协调后再次分解和细化，把工作任务明确到岗、到人;外部联动则是各工作组并非独立存在，而是相互联动形成流域攻坚的行动主体。内部分解使工作组内构建了责任领导、组长、副组长、成员和工作人员的五级分工体系，形成了新的分工责任链。作为流域攻坚的“正规兵团”，工作组根据成员部门的职责分工进行整合，例如涉水企业、小散乱污企业治理工作组由区环保局、经贸局、国土局、住建局及属地镇(街)组成，区委常委担任責任领导，属地镇(街)书记和业务指导部门主要领导担任组长、副组长，成员则由相关职能部门具体分工的副职担任，流域治理攻坚则倚仗数量庞大的“区—镇—村”三级干部。

正如A区一副区长所言：“自从中央批评我们没有从讲政治的高度治理N江，我们就成立指挥部实施流域综合治理的攻坚。指挥部的成立是为了协调调度，环保局提供污染源信息，找到污染源后谁去干活呢?就按照属地管理和分级负责的原则，将治理污染的工作落实到具体的区直部门，污水处理厂是住建的，养殖是农村农业局的。指挥部办公室就去协调调度，将具体的工作分给其他的区直部门，再由区直部门和污染所在乡镇协调，乡镇具体去执行。”(访谈记录：WXC20190611)“讲政治”是中央政治势能的具体象征，是推动流域治理工作的核心。在某种意义上，指挥部是党政体制所塑造的流域治理“运动战”的行动者，它借助党政体制实现双重层级组织运作，把政治势能传导到行政部门{11}，继而构建起一个压力传导、资源协同、责任共担的“政治利益联合体”。

四、技术嵌入：效能转换的治理工具

复杂的治理工作和艰巨的治理任务需要治理技术对治理结构进行支撑，进而使流域治理的战略目标得以分解与细化。治理技术以问题为导向，嵌入指挥部体系之中，它能够强化控制，激发指挥部成员的内在动能，进而促进组织、资源和能力的契合，为流域精细治理提供技术支撑。

(一)先导技术：水质监测

水质自动监测是流域精细化治理的先导，能够探测流域水质、污染源变动和污染物流向，客观反映流域水质状况及其发展趋向。2018年，指挥部在N江流域内安装摄像头、传感器，建设微型水质监测站，全面覆盖A区7个跨界地表水水质监测断面、1个工业园区和3个污水处理厂。水质自动监测系统通过自动抽取地表水进行分析，每2小时抽取一次，每天12组数据的均值为当日的水质情况。指挥部构建水环境质量监测网络，通过云计算、数据分析作为技术支撑，有效记录和分析流域水质的变化，动态掌握流域水质状况和污水处理情况。水质自动检测系统为精确锁定影响流域水质变化的因素提供技术支持，进而影响流域治理实践，变革流域治理方式。从科层控制的角度看，水质自动监测系统是“强控制”技术。正如图3所示，水质监测系统监测的数据通过动态同步，实现中央、省、市和区四级数据共享，使中央能够掌握准确、客观的水质变化数据。技术平台减少了信息流动的中间环节，增强了中央提取信息的能力，亦与科层的激励体系相契合。技术平台使得政治势能贯穿于流域治理的全过程，把流域治理成效置于中央、省、市的监督中，构成约束性的势能传导，督促治理目标的实现。

(二)传压技术：目标考核

压力的穿插传导是“运动战”的战略、战术目标得以实现的保障。A区区委与市委签订治理责任状，随后A区区委也与各职能部门、镇街签订流域治理的专项责任状。责任状是目标管理责任制的载体，目标责任制在“党委—部门”的条块架构之间构建起了“责任—利益”链条，实现了制度性的联结{12}，通过责任、利益的捆绑传递治理压力。环保治理领域中控制权的分配主要包括目标设定权、检查验收权和激励分配权三个维度{13}。生态环境部和G省政府设定治理总目标(如表4所示)，按照“发包—委托—代理”的任务分解逻辑，将目标逐层下压至指挥部。作为代理方的指挥部把考核目标变成具体“数字”，把政治压力转化为指标体系，以指标权重吸引部门关注，并使其作出偏好选择。

指标权重主要通过将流域治理任务列入绩效考评来体现，流域治理任务的指标分值主要由水资源管理、N江专项治理和污染减排等指标构成，指标分值共计44分(表5列举了部分指标分值)，在A区绩效考评指标总分值中占4.58%。指挥部通过制定“N江流域水环境综合整治攻坚方案”细化战术指标，把地方政府设定的绩效考核任务发包给指挥部的成员单位，将绩效考核的“硬指标”转换为可操作的“攻坚战术”。“N江流域水环境综合整治攻坚方案”明确了禽畜养殖生态化改造、污水处理厂建设和入河排污口整治等多项“攻坚战术”的完成时间、责任单位和具体举措，把牵头部门的主责任务转化为“正规兵团”协同作战的任务。同时，指挥部把流域水质监测情况与镇(街)绩效考评相捆绑，任务完成情况与区直部门绩效考评相衔接，且结合政策推进情况对目标责任制进行动态调整，有效地将治理压力传递给各成员部门。

(三)纠偏技术：督查追责

指挥部作为统筹流域治理“运动战”的载体，通过分配激励引导行动者采取相应的治理战术，并对治理成效进行初步的检查验收。然而，治理过程难免产生偏差，督查就是把治理行为拉回正轨，且再次分配激励因素的治理技术。指挥部的监督系统由A区的纪检监察委、组织部、环保局和绩效办组成，象征着党政领导的权威，亦是领导系统为弥补制度结构功能的缺失而吸纳的调适性技术{14}。指挥部通过制定“N江流域环境综合整治攻坚问责清单”明确了督查内容和形式。问责清单由水质目标任务和综合攻坚任务两部分组成，通过层层明确责任，对行动主体产生约束。如上所言，指挥部将治理任务与绩效考核挂钩，由监督系统对工作程序和阶段性目标进行检查、考核，以强化负激励的方式推动流域治理行动者的工作。

督查技术以问题和任务为导向，强化行动主体的政治压力，保证“运动战”的有序推进。A区党委印发的《流域环境综合整治突出问题整改督查方案》中，要求“组织开展综合治理任务督查和治理效果考核，形成主要领导分片督办、县直部门督导和县级政府自查相结合的多级督办机制”。监督系统内成立三个督查工作小组，通过不定期、不打招呼的方式对流域治理工作实施下行督查。2018年期间，三个督查工作小组针对畜禽养殖污染治理、管网建设和工业园区污染治理等任务共进行督查52次，并对发现的关键性问题提出了相应的整改建议。指挥部把督查作为刚性约束力，扭转了行动主体在生态环境治理事务上应付了事的行为惯性，促使各工作组和乡镇政府明确责任主体的定位，切实推进流域治理工作。

五、行为重塑：效能转换的实践行动

如前文所述，组织结构与治理技术的契合是实现“运动战”战略目标的前提，但战略目标的实现还取决于政治势能与激励的耦合。“一票否决”的绩效激励和“讲政治”的政治激励使政绩信号改变，为指挥部重塑攻坚行为提供动能，而组织结构与治理技术的协同与互动推动指挥部体系高效运转，重塑了地方流域治理的攻坚行为，从而使政治势能向治理效能转换。

(一)协同化政策推进

政治势能扭转了地方流域治理的理念，使地方党政体系在治理认知层面达成一致，进而改变治理主体的行动方式，以大规模的协同化“运动战”的形式，聚合行动者“歼灭”污染源。嵌入指挥部的治理技术为行动者之间的信息流动、高效协作提供支撑，推动了治理合力的形成。

为实现N江流域的治理目标，指挥部通盘考虑，制定了包括“拆、截、治、建、管”五大治理环节的攻坚方案，分别对应养殖污染治理、生活污染治理、农业污染治理、工业污染治理、生态整治恢复五大类流域治理任务。以养殖场污染治理任务为例，从2016年到2018年5月，干流上游沿岸200米范围内的禽畜养殖场被清拆，共清拆82家禽畜养殖场。2018年6月起，进一步扩大清拆工作的执行范围，将重点支流沿线200米禁养区养殖场全部清拆，共清拆102家养殖场，水质得到改善，但仍未达到预期目标。最终，指挥部经过系统分析和论证，把清拆范围扩大至禁养区外，以“三清”{15}为清拆标准对非法禽畜养殖场进行清拆，共清拆1406家违規禽畜养殖场。

在流域治理目标的压力下，清拆养殖场是控制污染源的首要举措，但涉及大量的执行部门和目标群体，需要指挥部内部工作组之间进行协同与配合。清拆养殖场任务可以分解成“摸排—划定—清拆”三个步骤：首先，需要由污染源排查工作组运用各种摸排技术明晰流域周边养殖场数量和污染源分布;其次，在摸排过程中，排查组划定禁养区、限养区，明晰非法禽畜养殖场的数量，建立养殖场摸清排查工作台帐;最后，由养殖污染治理工作组和属地镇(街)承担具体的清拆任务，分步推进禽畜养殖场的清拆工作。工作组把“条块”间的人员、资金、项目、技术和政策进行整合，打破部门分割，协同推进流域治污工作。指挥部通过“先导技术”侦判流域适时的氨氮、总磷变化，为工作组提供详实的监测数据。此外，为进一步增强工作组间的沟通与协作，指挥部通过制度化的联络员会议和联席会议强化成员部门间的沟通，针对清拆工程中的疑难问题达成治理共识。

(二)精确化目标导向

治理技术赋能指挥部的运行过程，使指挥部把存在的问题作为任务推进的靶向，为流域治理“运动战”提供了科学的支撑。水质监测技术嵌入指挥部，能够精确地分析水质超标因子，为决策和执行提供专业化、系统化的治理信息。技术驱动是流域治理的先导，它可以增强流域治理的结构性效能，为指挥部构建协调、监督一体化的多层次决策体系。其次，“传压技术”所搭建的责、权、利体系，使指挥部的目标任务得以数量化、精细化和项目化。治理任务的细化，便于指挥部增强对“正规兵团”的控制，使之拥有清晰的治理目标并具有主动实施治理行动的动能。

具体而言，指挥部借助水质监测技术和无人机航拍精确发现污染源分布和污染物变化，识别流域水质恶化的具体原因;再利用流域网格化管理机制定位污染源;最后通过大数据精确预测水污染区域流向，把握水污染的动态信息。治理技术成为指挥部攻坚过程中的支撑性工具，指挥工作组根据流域水质数据的分析结果，结合具体情形采取相应的治理措施，而工作组和属地镇(街)则根据环境监测的分析数据确定水质异常区域，采取“排查—分析—治理—再检测”的制度化流程展开治理工作。治理技术的应用为治理任务的精确分解和治理力量的高度整合提供了保障，实现了上下层级之间以及指挥部内外之间相互协调的“精确治污”。

水质监测体系革新了监测机制，实现了对流域水质变化数据的全面掌握和科学分析，为精确化目标导向提供了积极的支撑作用。同时，水质监测体系能够确保流域污染信息传递的真实性和有效性，筑牢了中央对基层的控制并强化了地方政府在流域治理工作中的响应性，驱使指挥部治理行为由应付式治理转变为主动式治理。精确的目标导向使指挥部治理行为与治理目标之间实现了精准匹配。

(三)差异化治理行为

流域污染因跨域而产生差异化的污染特征，污染源的异质性使流域治理工作极为复杂。因此，同质化的治理行为无法取得治理实效，需要根据区域因素和污染来源制定针对性、科学性的政策，并辅以有效的监督。{16} 复合型政治势能是催生指挥部差异化治理行为的动力源。紧迫的攻坚任务促使指挥部委托第三方专业治理公司根据河流和地区的差异采取针对性的治理策略，同时聘请第三方规划勘测设计公司从水污染防治、水环境治理和执法监管等方面制定“一河一策”的差异化治理方案，最终统筹各级河长进行常态化的执行落实。

A区N江流域主要有两大污染源：一是畜禽养殖污染，二是生活污水。就畜禽养殖污染而言，指挥部在对前期政策失效进行反思的基础上，以缓和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之间的矛盾为基本导向，结合各地畜禽养殖的实际情况，探索出“粪污资源化”的区别化治理措施，根據不同的治理对象采取差异化的治理策略。规模养殖场以“截污建池，收运还田”为目标，全面控制粪污的收集与处理。一方面，养殖场必须达到排放标准或循环利用标准才能继续运营;另一方面，养殖场的粪肥回收委托给第三方服务公司，由其根据养殖场的实际情况造册，形成“一场一册”台帐，对粪污进行统一回收、制肥，再运输至农产品种植户加以利用。与之不同的是，对散养户则采取“公司+小散养殖户+种植户”的治理模式，推进“益生菌+”或发酵床的生态养殖方式，通过以奖代补的形式扶持养殖户配备畜禽粪污收集池和雨污分流设施。

生活污水是另一个主要污染源，指挥部在对污染现状进行系统性分析的基础上，变革治理措施，因地制宜采取差异化的治理策略。一方面，城镇污水通过“三打包”{17} 模式建设纳污管道，解决城镇污水处理厂的建设问题、运营问题和资金问题。另一方面，农村地区生活污水点多面广，难以全部纳入污水处理管网，指挥部就根据区域因素分别采取不同的治理策略。具体而言就是，在城镇周边区域铺设污水管网，把生活污水导入城镇污水处理厂集中处理;在人口密集的农村区域则铺设入户毛细管道和半永久管道，收集污水进行集中处理;在人口集中的偏远区域建设低成本的小型污水处理站;在人口分散的偏远区域，采用“黑白灰分流+化粪池+庭院小菜园+公共湿地”的污水治理模式，自然降解处理日常生活污水。步步推进、环环相扣的差异化治理策略将大部分禽畜养殖污染和生活污水涵盖，使污染顽疾得以有效治理，产生持续性的治理效能。

六、结论

在国家开展污染防治攻坚战的背景下，对于地方环境政策执行的偏差，中央通过“督察”和“约谈”来传递层级性与功能性相叠加的复合型政治势能，促使地方党委介入环境治理领域，组建党政联合的议事协调机构来响应中央的复合型政治势能，进而推动政策的有效执行。在某种意义上，指挥部是地方政府在生态环境治理中的缩影，指挥部的治理模式是党领导下的地方治理实践，它以“运动战”的方式化解流域治理困境，彰显“中国之治”的内涵。

研究发现，结合地方性治理知识，发挥地方政府政策执行的自主性和能动性是政治势能转化为治理效能的关键。有研究认为，自上而下传导的政治势能压缩了地方自主性执行的空间{18}。然而，调研发现，在中央环保督察的影响下，地方政府为了在限定时间内实现任务考核目标，会结合地方情况创新治理手段，针对治理对象的差异而采取区别化的治理措施。也就是说，中央的政治势能不但没有压缩地方政府自主性执行的空间，反而成为地方政府发挥自主性与能动性的激励因素。

注释：

① 王佃利、王玉龙：《战时话语如何提效政策行动?——基于城市发展“攻势”的个案研究》，《中国行政管理》2021年第4期。

② 阎波：《以“运动战”破解“办事难”：地方政府推行“互联网+政务服务”改革的制度逻辑》，《中国行政管理》2020年第10期。

③ 贺东航：《“政治势能”：中国共产党治理之道的内在图式》，《行政论坛》2021年第3期。

④ 根据生态环境部官方网站新闻报道内容整理。

⑤ [美]W·理查德·斯科特(W. Richard Scott)、杰拉尔德·F·戴维斯(Gerald F. Davis)：《组织理论：理性、自然与开放系统的视角》，高俊山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

⑥ 陈家建、边慧敏、邓湘树：《科層结构与政策执行》，《社会学研究》2013年第6期。

⑦ 黄其松、刘强强：《论国家治理结构的技术之维》，《探索》2021年第1期。

⑧ Stephen Barley， Technology As an Occasion for Structuring： Evidence from Observations of CT Scanners and Social Order of Radiology Department， Administration Science Quarterly， 1986， 31(1)， pp.78-108.

⑨ Benjamin Mueller， Uta Renken， Gijs van den Heuvel， Get Your Act Together： An Alternative Approach to Understanding the Impact of Technology on Individual and Organizational Behavior， Data Base for Advances in Information Systems， 2016， 47(4)， pp.67-83.

⑩ Wanda J. Orlikowski， The Duality of Technology： Rethinking the Concept of Technology in Organizations， Organization Science， 1992， 3(3)， pp.398-427.

{11} 郑智航：《党政体制塑造司法的机制研究》，《环球法律评论》2020年第6期。

{12} 王汉生、王一鸽：《目标管理责任制：农村基层政权的实践逻辑》，《社会学研究》2009年第2期。

{13} 周雪光：《中国国家治理的制度逻辑：一个组织学研究》，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7年版。

{14} 李声宇、祁凡骅：《督查何以发生：一个组织学的分析框架》，《北京行政学院学报》2018年第4期。

{15} “三清”即猪清、栏舍清和粪污清。

{16} 王福强：《基层环境执法困境及其解释》，《湖北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3期。

{17} “三打包”即企业打包建设、第三方打包运营和平台打包融资。

{18} 贺东航、孔繁斌：《重大公共政策“政治势能”优劣利弊分析——兼论“政治势能”研究的拓展》，《公共管理与政策评论》2020年第4期。

作者简介：盛志宏，广西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广西南宁，530004;李雨明，广西大学区域社会治理创新研究中心研究助理，广西南宁，530004。

(责任编辑 刘龙伏)

作者：盛志宏 李雨明

污染物治理的畜禽养殖论文 篇2：

畜禽规模养殖污染治理的典型案例分析

摘 要：该文主要对畜禽规模养殖污染治理的典型案例进行了分析，并提出了进一步加强畜禽规模养殖污染治理的对策建议。

关键词：规模养殖;污染;治理;福建省

为了贯彻国务院第26次常务会议通过的自2014年1月1日起施行的《畜禽规模养殖污染防治条例》，根据福建省当前规模化养猪场粪污治理现状，笔者于2014年5～8月先后到福清、闽候、古田、平潭、蕉城区、屏南、建瓯、浙江上虞等地对有代表性的规模化养猪场治污情况进行了调研。通过现场察看、听取汇报、查阅有关环保检测数据及施工资料，努力探索高效治理规模畜禽场养殖污染的科学途径，对每个典型案例进行一一分析，作出评议，并对进一步加强规模畜禽养殖污染治理提出了对策建议。

1 生猪养殖污染治理典型技术模式综合分析

近几年来，福建省各级政府出台了多项治理生猪养殖污染的通知、规定和意见，各级农业环保能源部门及广大业主也在规模养殖污染区开展了不同环境条件下不同治理模式的理论与实践。通过深入实施生态省战略加快生态文明先行示范区建设的倡导与行动，从源头上控制养猪造成的环境污染，达到环保养猪的目的。笔者对各养殖场的模式类型及特点分述如下：

1.1 浙江省上虞市新苗农牧开发有限公司 养殖地位于绍兴市上虞区谢塘镇严家村，生猪存栏7 000头，年出栏量15 000头。

1.1.1 治理模式 沼气工程为主的能源环保模式，其特点如下：应用自创的“一体化深度处理设备”，使污水达标排放。该模式以“干清粪，两污分流”的处理方式，使污染物减量化，猪舍全部实现雨污分流，地埋管道自流输送，养殖污水进黑膜沼气池沼气发电、沼液进“一体化深度处理设备”组合，出水达标水质指标参照《城市污水再生利用——城市杂用水水质》的城市绿化用水标准，用于猪栏的冲洗及农牧业灌溉用水，使整个系统工程资源化和生态化。

1.1.2 投入产出 总投资204万元，年收益：沼气发电收益34.2万元，干清粪及污泥干化后，集中堆放场送有机肥厂作为有机肥原料，年产值20万元，4a可回收成本。

1.1.3 治理效果 污染物资源化利用系统主要由沼气净化、储存、供应系统组成，把沼气进行脱水、脱硫净化，通过“科真KEZHEN”系列纯烧沼气发电机组，将生物能转化为电能。采用燃气发动机设计理念对柴油发动机重新设计及生产。与普通国产沼气发电机组比较，该系列纯烧沼气发电机组在性能、稳定性、突加负载、机组寿命大修周期机组效率等方面都有很大程度的提升。整个工程处理效果稳定，实现“零排放”目标，运行方便，易于管理，并可以综合利用废水中可回收的物质和能源。避免二次污染。污水经一体化深度处理设备处理后可用于农业灌溉。

1.1.4 综合分析 黑膜沼气投资少，管理方便，但受气温影响较大，适合在气温较高亚热带地区推广，以保证稳定运行。采用综合利用污水经一体化深度处理设备，可避免二次污染实现“零排放”，适合大中型养殖场污水处理工艺。沼气发电可上电网，效益好，“一体化深度处理设备”系福建新科真农牧环保科技有限公司自行研制的，可起到好氧处理等达标排放之功能。对于缺乏土地建好氧池、氧化塘的猪场尤为实用。

1.2 福建省福州邑丰发展有限公司 养殖地位于福州闽侯县大湖乡新塘自然村，生猪存栏2万头，年出栏近4万头。

1.2.1 治理模式 沼气工程为“猪—沼—作物”能源生态模式，该模式为雨污分离→沉沙池→集料池→固液分离→中温沼气发酵池→二次中沉池→曝气池→沉淀池→三级养化塘→达标排放。

1.2.2 投入产出 工程投入为320万元，年收益：年生产有机复合肥2 600t，沼气5.4万m2，日处理污水300t，处理费用0.05元/t·d，人工费0.15元/t。按《可行性报告》预计，3～5a可收回成本。

1.2.3 治理效果 采用循环立体生态综合模式，一是总体规模上控制，二是无害化处理，三是有机混合肥生产，四是沼液回田利用，五是利用沼渣，六是循环利用。按照整个工艺流程实施，污水排放达到国家农田3级达标排放。

1.2.4 综合评析 这是一种比较经济适用型的模式，投入与运行成本都比较低，管理方便，做到了综合利用。但是消纳沼液的人工湿地蔬菜、花卉、果园的总体面积不配套，“后处理”要保证一定面积的土地，才能完全消纳。

1.3 福建省南平市延发畜牧有限公司 养殖地位于福建南平市延平区西芹镇桨甲村罗杼山，年生猪存栏3 000头，年出栏生猪7 000头。

1.3.1 治理模式 “猪—沼—作物”能源生态型，该模式如下：

[ 外售肥料

干清粪↗ ↖粪渣

猪舍→沉砂#→集水池→固液分离→酸化调节→厌氧消化→兼氧滤池

→沉淀生化→人工湿地→氧化塘—————→储液池

↓沼气 ↓

气水分离→储气罐→脱硫塔→阻火器→发电 竹山、牧草利用]

1.3.2 投入产出 该场投入201.3万元(土建139.6万元，仪器设备45.34万元，其他16.09万元)，年净利润30.08万元，静态回收6.4a。项目财务内部收益率15%。

1.3.3 治理效果 治理污水：70t/d，年产气21.6万m2，用于本场生产生活用能，污水达到GB7959-87《粪便无害化卫生标准》，污水处理用于竹山和经济林灌溉。

1.4 福建省农业科学院、武警8710部队——福清现代设施农业样板工程示范园 养殖地位于福建省福清市渔溪镇，生猪存栏1 500头，年出栏4 500头(3批)，年效益670万元。

1.4.1 治理模式 微生物发酵床养猪是高新环保型零排放模式，其特点是：根据微生态理论，利用微生物发酵控制技术，节省人工控猪病，无药残，产肥料，智能化，机械化。环境监控微生物防病，益生菌饮水，饲料饲喂全部采用计算机自动控制，六大核心技术应用。微生物发酵床大栏猪舍分区、防风、通风、保温散热，机械化操作，发酵床大栏养猪提供宽敞的猪运动空间。生猪生产全程微生物发酵床，利用微生物防病，去味，分解猪粪，形成无污染、无排放、无臭气的清洁生产，实现零排放。生猪舍环境光、温、水、湿、料自动检测控制，远程监控。

1.4.2 投入产出 总投资260万元，年产总值720万元，流动成本80%，年利润144万元，2～3a可收回成本。

1.4.3 治理效果 与同等规模传统养猪比较，节省投资16%，节省土地70%，节省人工60%，提高生猪防疫水平，综合效益提高30%，环保实现零排放。利用微生物发酵床吸附猪粪尿，原位发酵，原位消纳，生产人工腐殖质(有机肥)，实现猪粪、猪仔尸的无害化处理，循环利用增效。

1.4.4 综合分析 该模式应克服垫料原材料单一，可进行就地秸杆粉碎利用试验，不然外地进来垫料成本高;夏天气温高，猪舍水帘加空调运行成本高;也有专家认为，猪在垫料中，易得呼吸道及肠胃病。该工艺利用现代高新先进的生物技术处理污水，在垫料能解决前题下，可承担夏季降温运行成本，并注意猪呼吸道与肠胃病防治，可以进行推广应用。要克服猪舍内垫料运行成本高及防止猪呼吸道与肠胃病。采用莆田市做法，将粪尿输送到猪舍外垫料场处理。本项自行设计和建造微生物发酵床生猪大栏养殖，系该园建设10个项目之一。福建省环保部门从日本引进生物菌垫料科技超过10a，现能坚持下来的不多，根据模式优缺点推广该模式要因地制宜。

1.5 华峰生猪养殖场、新星生猪养殖基地场 养殖地位于福建省建瓯市徐墩乡，2场年出栏生猪量10万余头

1.5.1 治理模式 生态环保干清粪零排放模式，其特点是漏缝地面—免冲洗—干清粪有机肥，仅尿液进入消气池，沼液输入种植消纳地。该模式如下：

干粪

猪舍 干清粪 储粪池 有机肥

↓尿液

黑膜沼气池→管网或沟渠系统→果园、菜地

1.5.2 投入产出 2场总投资超过8 600万元(含漏缝地面造价+机械刮粪设备造价+有机肥车间造价+沼液灌溉管网造价)。投入成本按5a折旧换算，年投入813万元。年产出效益472.8万元(含节省用水成本+增加有机肥产量收益+提高猪群成活率收益)。年产经济效益340.2万元。

1.5.3 治理效果 (1)采用免冲洗与传统用水冲洗模式相比，可减少75%污水量，即可减少污水排放25.6万t。(2)采用漏缝地面产生猪粪直接成为有机肥，可减少60%以上由每头猪产生的COD和NH3-N等污染物含量，即减少COD年排放2 160t，减少NH3-N排放108t。(3)发酵后沼液直接浇灌果、茶园和菜地约0.33万hm2，做到种养结合零排放。(4)猪群未直接接触猪粪尿，减少病原污染，保障了猪的健康。

1.5.4 综合分析 漏缝地面-免冲洗-干清粪生态环保型养猪方式，符合“减量化、资源化、无害化”的养殖业污染治理原则，对于生态环保、经济效益和促进生猪产业的可持续发展等方面都具有重要意义。但由于目前存在有机肥销售困难，其主要原因是：(1)目前种植业者因各种因素不愿用生物质有机肥;(2)种植业有机肥需求有明显的季节性。而由尿液产生的沼液液态肥，需配套相应面积的种植消纳地。配套相应面积种植业消纳地困难及建筑成本高等问题，因此对于小型或需改造的旧规模猪场以及资金不足等情况，增加建造漏缝地面和排尿管道及刮粪设备等投入，与传统猪舍建筑费用相比需增加30%建筑费用。因此，应酌情考虑修改该方案，如为节约成本，建议：猪舍可采用半漏缝地面，猪粪采用人工检粪。尿液由倾斜地面流进专门的集尿沟，再进入沼气池，并要求达标排放。

1.6 屏南县好好吃有限公司养殖基地 养殖地位于福建省屏南县棠口乡凤林村赤湾茶场，生猪存栏7 800头，年出栏1万头。

1.6.1 治理模式 “猪-沼-作物”能源生态环保型模式，其特点是：顶返式发酵池内装潜水搅拌器，发酵充分，气压高，产气率高。该模式如下：

粪液

粪便→沉淀池→酸化池→固液分离→厌氧发酵池

农田、果园↙粪渣↙ ↓

达标 沼液 沼气(供农户)

1.6.2 投入产出 投入与运营成本：进行干清粪处理，固液分离机，建干粪场投入3.6万元;建成一套污水处理系统(包括沉淀池，酸化池、厌氧发酵池1 640m2，3个氧化塘及提升泵、曝气器、潜水搅拌器与配电设备等，投入89万元，3个氧化塘2.5万元，合计95.1万元。运行电量200元/d。产出：处理污水100t，日产沼气738m2，年沼气价值22.14万元;沼液沼渣肥田年节约化肥23.36万元。2项合计45.5万元。运行电费从发电或470户用沼气农户上交费解决。2a可回收成本。

1.6.3 治理效果 日处理污水100t，处理出水水质达到环保部门排放标准，用于100hm2农田果园作液体肥;470户用沼气(每户每天用沼气节约薪柴25kg)1a可替代2 144t薪柴，可保护295.2hm2森林不被砍伐。

1.7 莆田市天马养殖有限公司 养殖地位于莆田市荔城区黄石镇天马村天马山，生猪存栏5 500头，出栏量约

9 000头。

1.7.1 治理模式 能源环保型养殖模式，将养猪场粪污经固液分离，干粪气化发电并采用组合式的集成技术，建立了以循环利用为治理特点的“粪污—沉砂池—滤粪柜—酸化池—顶返式厌氧反应器—贮液池—OAO曝气池—人工湿地—达标排放或出水回用”处理新工艺，实现了规模养猪场达标排放(或零排放)的减排目标。

1.7.2 投入产出 (1)投入：污水处理设施总投资181.63万元。(2)产出：万头猪场每天产生含水率82%的猪粪20t，经烘干后，可得到含水率25%的猪粪2.88t。2.88t猪粪总热值获得3 615×104kJ。按气化炉效率80%，发电机效率30%。可生产1 948kW/h电。生物质能1kW/h电价0.25元。每年收益：533 448元。运行成本：人工成本：2人，每年7万元;设备维护费：每年3万元;设备折旧费：每年10万元。扣除运营成本每年可获纯利33.34万元。回收期：5.45a。

1.7.3 治理效果 经检测，本污染治理工程的出水能够稳定达标排放，即符合《GB18596-2001畜禽养殖业污染物排放标准》的排放要求。

1.7.4 综合分析 好氧处理技术系统运行需要“三相电源“操作规程较为复杂，技术难度大，而且生猪养殖场多处偏僻，养殖户(企业)无法掌握接到电源，无法自行解决，相对其他模式，还有系统用电量大，运行成本较高的问题。干粪气化发电是全省首创，本模式依靠厌氧、好氧设备降解污染物，更适用于大型养猪场和不具备选用其他模式条件的养殖企业，具有一定的应用潜力。因此，在不具备种植消纳和生物垫料舍等建设条件，以及养殖规模较大(如存栏5 000头以上)的养猪场或农林地面积较小的地区，选用本模式较为合适。

1.8 福建省新星种猪育种有限公司 养猪地位于建瓯市俆墩镇山边村杨墩自然村，年存栏生猪0.18万只，生猪1.1万只，成栏2万只。

1.8.1 治理模式 沼气工程为主的能源环保模式，其运行方式如下：

固态物→人工清扫→堆肥处理→有机肥

猪舍→

污水→格栅分离→搅拌池→固液分离→酸化调节池→中温厌氧发酵→沉淀储液→氧化沟→生物氧化塘→达标排放

1.8.2 投入产出 所使用建造的玻璃钢沼气池比普通沼气池成本高130元/m3。容积产气率高0.2m3/m3·d以上，保温部分年益率比则为0.84。按工程设计预算5～8a可收回投资。

1.8.3 综合分析 该模式采用玻璃钢沼气池，保温性能好，解决了冬季气温低对产生率影响。使用太阳能，以水循环系统为热能介质，实现沼气池加热保温，实现了周年均衡产气。5a来，年产沼气21万m3集中供气供户150户以上。周边配套灌溉80hm2，每667m2每年可增产经济效益1 000元以上。经过检测，都能做到达标排放。上流式沼气池进料需要动力，耗能较大，提高了运行成本。贮气 超出存气容量后自动放气，未能回收沼气，并造成浪费与污染，要回收沼气作为他用。该模式特别适合山区冬季低温环境，可保证冬季正常产气，保证达到治污要求。可是建造成本高，购置太阳能集热器费用大，运行费用也相应高，推广难度较大。

1.9 福建省福清市东翰景苑善生态养殖有限公司 养猪地位于福清市东翰镇陈庄村石马自然村，生猪存栏4 812头，年可出栏量10 000头。

1.9.1 治理模式 沼气工程为主的能源环保型，其特点是：漏缝地板猪舍干清粪。其模式如下：

干清粪固态物→人工清扫→堆肥处理→有机肥厂加工用肥。

污水→格栅分离→搅拌池→固液分离→酸化调节池→CGUBF层叠集气上流式厌氧过滤器→中温厌氧发酵→污泥干化场(农用肥);污水流入氧化塘→过滤消毒池→冲洗栏舍，余液排放农灌果林菜。

1.9.2 投入产出 总需投资120万元，现仅投入78.96万元。年可发电25.2万元，年节省用水2.9万元，部分沼液无偿输送农灌果、菜地、年可收回污泥费18.25万元，约3a可回收成本。

1.9.3 治理效果 采用“厌氧反应器的，填料的布置方式(专利号：200570094558.1)”，作为CGUBF的填料，滤料。安置填料架安置了可脱膜的半软性生物填料，使在填料表层吸附产生的生物膜，不断形成有效的循环，因此有很高的去除降解率，解决了UBF设施不能用于高浓度、高悬浮(SS)的有机污水处理的瓶颈。利用中压贮气，使设施造价低廉，可利用CO2气体适时进行气体搅拌，又可重新利用CO2能量。利用气液二相叠加压力，解决地下设施难以自动排污泥的问题。可利用低浓度沼液冲洗猪舍，污水达到“零”排放的要求。

1.9.4 综合分析 这是一种简单易行、经济适用型的发展模式，投入与运行成本都比较低，管理方便，适合大中型养殖场的发展与应用。但氧化塘容量不够，消纳沼液的人工湿地、蔬菜、花果园的总面积还不够配套。通过过滤消毒池后的沼液回冲猪舍，具有节水功能。

1.10 福建阳光生态农业发展有限公司 养殖地位于福建省平潭县芦洋乡野鹅山，年存栏生猪约40 000头，生猪出栏约80 000头。

1.10.1 治理模式 猪—沼—作物能源生态模式。该工程模式应用红泥塑料厌氧发酵，其特点是红泥塑料厌氧池能吸收太阳能，提高污水温度，增强厌氧菌活性。此项工程采用前处理系统，厌氧处理系统和接触好氧处理系统组成的新型三段式消化工艺处理猪场污水，工艺流程如图1。

图1 工艺流程

1.10.2 投入产出 工程总投资概算216万元。红泥塑料厌氧发酵池有效容积4 100m3，年产沼气27.38万m3，则年燃气效益27.38万元，处理后污水自用菜地果园24hm2，每667m2节省化肥农药150元/a，则年效益5.4万元;年生产猪粪15 000t，则年销售收入45万元，年经济效益77.78万元。间接经济效益：果园增产增收效益。年运行成本为52.268万元。年净效益25.512万元，静态回收期8.5a。

1.10.3 治理效果 经工艺技术的前处理系统，红泥塑料厌氧消化系统(厌氧前槽为高负荷区，采用CSTR工艺，厌氧后槽为低负荷区，采用ABR工艺)和装置结构特点，所采用的红泥塑料厌氧池系卧式半地下式处水封钢筋混凝土结构，构造简单，建池容易，安装拆卸容易，进出料方便。运行效果稳定，年产生的29.2万t水量，大部分进行灌溉本猪场果园，实现达标排放，日均产沼气量750m3，且365d产气，沼气工程日常运行成本低，仅为现场设备所需的电费，用户反映良好。

1.10.4 综合分析 红泥塑料沼气池受气温影响较大，要研究用何种措施解决冬季低温影响，沼气产气率问题，才能得以保持正常稳定运行。大中型的畜禽养殖场多建在农村或城市近效，经济基础相对薄弱，交通不便，电力供应不稳定环境治理压力大，选用处理畜禽养殖污水的工艺和技术必须要投资少，处理效果好，安装，拆缷容易吸热性能优良，运行稳定的红泥塑料材料作为厌氧池的覆皮，是一种不错的选择。

2 进一步推进规模畜禽场污染的对策建议

2.1 因地制宜，选择符合当地实际的畜禽污染治理模式 加强畜禽规模养殖废弃物资源化利用的示范，积极推广适合当地资源环境条件、符合生态畜牧业发展方向的畜禽养殖污染防治技术和养殖模式，不能强行推广某种没有科学论证的模式。因地制宜选择适合不同地区和畜种的能源生态型、能源环保型、能源生态环保型、垫料养殖“零”排放型、生态环保型畜禽废弃物利用模式。大力推广“猪-沼-作物”、“漏缝地面-免冲洗-减排放”、以“一体化深度处理机”为关键技术的养殖业污染物循环利用零排放等生态养殖和技术模式，从源头预防污染和削减排放量。大力推行生物有机肥转化利用，引导和鼓励农民使用有机肥。

2.2 探索和推广“养治分离”、“服务托管”等新思路、新举措 科学规划畜禽养殖业发展布局，削减敏感区域的饲养总量，建立畜牧小区，推行清洁生产和生态养殖。鼓励和引导畜牧业以合作社或股份制形式，全面推广规模化、专业化、标准化的集约饲养道路;探索“养治分离”的畜牧业产业转型发展新思路，即业主专管畜禽生态、健康养殖新技术的应用，污染治理由有资质的环保公司承担，通过生态补偿机制或相关权责利转移落实养殖废弃物的综合利用与达标处理;推广环保公司、沼气专业合作社等专业机构与养殖业主以“服务托管”方式，运营管理畜禽污染治理工程，满足生态环境保护的要求，实现种养平衡、生产与生态的良性循环，促进人类与自然生态环境的和谐发展，推动畜禽养殖产业科学发展。

2.3 增加环保投入，加快提升畜禽养殖场处理粪污的能力 一是建议各级政府设立畜禽养殖业环境保护专项资金，安排年度资金，制定不同的补偿标准，对畜禽养殖场的搬迁、关闭和建设畜禽粪污无害化处理设施等方面，尤其是对沿江沿岸敏感区域范围内的养殖户，做好逐步退出规划，优先安排补偿资金。二是建议整合发改委、科技、能源、环保等部门的资金，加大对畜禽养殖业节能减排、粪污无害化处理及资源开发利用新技术研发应用等方面的支持力度，开辟污染治理新途径。重点要对引领环保技术推广和示范的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在技术、资金和政策上给予支持和倾斜。三是在国家标准化生猪养殖场项目建设、生猪外调大县奖励资金等的用途上，向粪污处理设施建设上倾斜。应建立完善畜禽养殖业污染减排激励机制，对治污成效突出、示范推广作用明显的畜禽养殖治污项目，给予工程的施工、管理或托管公司以一定政策优惠与资金扶持、运营补助或管理奖励。

2.4 创新管理方式，强化监管责任 养殖场粪污处理的防治对策是一个系统工程，解决方案应坚持综合利用优先，实现粪污的减量化、资源化、无害化处理以及运营费用的低廉化。源头控制、过程控制、循环利用和末端处理，也就是说尽可能减少污物，尽量做到粪污的综合利用，否则退而求其次，追求排放达标。

3 结语

养殖业属于传统产业，养殖场废水处理必须寻求经济可行、处理效果好的方法。经济有效的处理工艺是目前养殖场废水处理的重点。目前虽然有不少养殖场废水处理的新方法，但都只停留在试验室小试阶段，真正应用到生产中还需要进一步的研究试验。高效厌氧反应器的研制、氮磷污染物的去除、沼气发电技术及无害化资源能源的回收是今后猪场废水处理的重要研究方向。

(责编：张宏民)

作者：林忠华 包武 李元钦等

污染物治理的畜禽养殖论文 篇3：

畜禽规模养殖场污染治理存在问题及对策

摘要：该文主要结合辽宁省朝阳县杨树湾畜禽规模养殖场污染物治理现状，分析了其中存在的问题和对策，希望通过本次研究对进一步提高资源利用效率有一定帮助。

关键词：规模化畜禽养殖场;污染治理;存在问题;对策

文献标识码：B

doi： 10.3969/j.issn.2096-3637.2019.11 .011

引言

近年，辽宁省朝阳县杨树湾镇规模化畜禽养殖产业得到了进一步发展，畜牧养殖产业已经成为该地区农业主导产业和农民增产增收的主要渠道，但养殖场每天会产生大量的排泄物和污染物，不经处理排放到周围环境，对人们的正常生产生活和生态环境造成严重危害，农村地区的生态环境问题日益突出，不同程度地制约畜牧养殖产业的稳定发展。为切实做好规模化畜禽养殖场排泄物治理工作，不断加强环境污染整治工程建没，取得很好的成效。但在污染治理开展中依然存在诸多问题，因此，需要进一步强化规划管理，保证各项污染物得到有效利用，减少污染物来源。

污染治理现状

近年，为进一步实现农民群众脱贫致富，当地政府以生猪养殖为主导，积极发展畜牧养殖产业，生猪养殖规模不断扩大。该区生猪养殖有230户年出栏生猪4.2万头，存栏8.42万头。另外，该区还存在10万只规模化蛋鸡养殖场2个。近年为有效解决生猪养殖所造成的环境污染问题，地区加大生猪养殖结构调整，对整个养殖区域进行科学划分，划分了限养区、禁养区和适养区，全面推行种养结合，沼气发电、粪污发酵处理、生物发酵零排放等种养模式，该区规模化养猪场环境污染得到有效控制，有近30%的规模化猪场完成早期工程建设，共完成沼气池1万m3，日产沼气达2000m3以上，日处理污水达到1000t以上，该地区以生猪养殖为主的规模化养殖场污染问题得到有效治理，但依然面临很大的污染防控压力，因此，需要进一步采取有效措施，切实做好污染治理_厂作。

存在的问题

2.1 养殖布局不合理

近年，辽宁省杨树湾镇的畜禽养殖总量不断扩大，污染物和排泄物总量也在不断增加，由于畜禽养殖场布局不合理，很多养殖场分布在城区周围和景区附近，具有污染源头多、污染分散、治理难度大的特征，这给畜禽规模化养殖场污染治理带来很大制约。

2.2 养殖户污染治理意识薄弱

有不少集约化规模化养殖场，片面追求养殖效益，不注重环境保护，存在重视养殖规模扩大，重视经济效益不注重污染治理的现象，导致养殖场排泄的各种污染物不经处理，直接向外排放，污染了河道地下水源、土壤和空气。大量粪污向外排放，还会影响人们的正常生产生活。

2.3 养殖户资金投入困难，土地审批困难

在利用沼气发酵解决规模化养殖场污染问题过程中，沼气工程建设主要采用政府扶持养殖户投入的模式建设，但是由于很多养殖场资金困难，对建没沼气工程的积极性不高，且区域内畜牧养殖产业用地无法进行审批，导致养殖用地十分紧张，没有足够的空间建没沼气池，制约畜禽养殖污染的有效治理[1]。

治理对策

3.1 强化宣传，提高大众参与程度

为提高基层地区规模化养殖场对污染治理重要性的认识，要利用各种传播媒介和媒体渠道，多方式地开展沼气治污工程宣传，增加养殖户对养殖场污染物治理T作的政策和法律了解程度，进一步调动养殖户的参与积极性。另外，还要利用一切有利时机，组织广大养殖户科技带头人通过培训、参观、学习等方式，加大先进污染物治理技术的推广应用，使相关畜禽从业人员对整体的污染物治理有系统全面的了解，提高养殖场对污染物治理的重视，进而营造一个全社会参与和支持的畜禽规模化养殖场排泄物治理体系。

3.2 做好污染物治理的调查研究工作

为全面掌握乡镇地区规模化畜禽养殖产业的发展动态和排泄物治理情况，制定科学合理的规模化养殖场污染物治理工作计划，当地农业主管部门和畜牧部门应该对辖区范围内的规模化养殖场的生产情况、污染物排泄情况、治理情况进行摸底调查，掌握整个地区畜禽规模化养殖场的具体位置、养殖规模、养殖种类、养殖数量、排泄物量和具体处理方式[2]，并进一步做好数据统计和材料整理工作，为养殖場科学建设和布局，为污染物治理工作高效开展提供决策依据。

3.3 合理规划科学布局

在畜禽规模化养殖产业发展中，在坚持以土地确定养殖规模的总体方针，构建完善的畜禽养殖和污染物治理总规划，合理控制养殖规模，划定限养区、禁养区和养殖区域。在主城区范围内禁止养殖畜禽动物，新修建的规模化养殖场必须要远离村庄、河道、居民居住区及污染企业，并应执行严格的环境评价制度和污染物许可证制度，对建没不合理、布局不合理、污染严重的养殖场，责令其在规定的时间内搬迁和治理，如果在规定时间内不能完成治理，应强制关闭。

3.4 强化资金投入力度

规模化畜禽养殖产业是一个投资大、效益低、周期长的行业，因此，在污染物治理中，应按照政府推动、企业主导、公众参与的原则，充分发挥政府政策引导、监督的职能作用，强化财政支持力度，对养殖场的污染物治理行为进行适当的经费补充，确保畜禽养殖污染物治理工作能得到有效落实[3]。政府部门还应出台相关的扶持政策，强化财政资金投入力度，科学规划畜牧业用地，构建合理的畜牧业用地审批制度，解决目前畜牧业用地困难的问题，为沼气工程建没、污染物综合治理奠定坚实基础。

3.5 粪污资源化利用

近年，为有效缓解废物对周围环境造成的污染，朝阳县高度重视规模化养殖场粪污无害化处理资源化利用，要求规模化养殖场建没粪污处理池。目前在朝阳县常用的治污模式主要为发酵堆肥模式。整个技术采用十式清粪，雨污分离，流暗道排污，减少污水产生量和污染物排放量，降低治理成本。在防渗漏、防雨淋、防外溢的储粪场内，将粪便堆积发酵，定期使用铲车对粪污进行翻耕，让粪便白然腐熟，降解后，杀灭粪便当中的致病原，形成无公害的有机肥。在该资源化利用模式中，污水池具有防渗漏、防雨淋、防外溢的特点，经过多级沉淀和充分停留，能达到降解有机质、杀灭致病原的作用，生产出来的有机肥直接还田，是农业生产的优质有机肥来源。

结束语

规模化畜禽养殖产业发展的同时对生态环境造成的污染日趋严重，大量废弃物不经科学处理，直接排放造成空气，土壤水源严重污染，生态环境问题日益突出。近年，为有效解决畜禽养殖污染问题，地方政府部f J制定了针对性措施，在控制畜禽养殖对环境污染方面取得了很好的成效，积累突丰富的工作经验。但是目前畜禽规模化，养殖场污染问题一直难以得到有效改善，需要认真分析其中存在的主要问题，然后采取有效措施将其解决。

参考文献：

[l]王伟伟我国集约化畜禽养殖场污染治理障碍分析及对策[J].中国畜牧兽医文摘，2018(3)：67.

[2]潘林茂，柏仕均生猪规模养殖场环境污染及防控问题探析[J].中国畜牧兽医文摘，2018 (3)：98.

[3]王华，熊文康，梅永红，等生猪规模化养殖场污染控制关键技术：以贵州省思南县温氏生猪养殖为例[J].中国斋牧兽医文摘，2018(4)：34.

作者：杨晓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