契约设计下的会计信息论文

摘要：以委托代理理论为基础，阐述了高管薪酬契约设计的基本原理在于会计信息的合理应用。我国新企业会计准则颁布后，会计信息质量发生了变迁，会计信息可靠性下降而相关性上升。今天小编给大家找来了《契约设计下的会计信息论文 (精选3篇)》，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契约设计下的会计信息论文 篇1：

会计契约、会计剩余控制权与会计职业判断

【摘要】企业契约包括会计契约与使用会计契约的两类经济契约(要素交易契约和管理契约)， 其中会计契约是一组关于会计信息生产及其成果的契约。 两类经济契约的履行就是企业生产经营的过程， 会计契约的履行就是会计确认、计量和报告的过程， 会计契约与企业经济契约的互动和耦合关系揭示了会计信息失真的实质。 两类经济契约和会计契约的不完全性导致了会计剩余控制权——企业对会计信息生产的决策权。 会计职业判断就是行使会计剩余控制权的一种会计行为： 会计信息生产者基于契约有用性目标， 为如实反映两类经济契约的签订和履行做出会计决策。 生产出高质量的会计信息有赖于企业内外部的一系列制度安排， 治理会计信息失真问题的核心是治理会计职业判断问题。

【关键词】经济契约;会计契约;会计剩余控制权;会计职业判断;会计信息失真治理

企业的契约性质、契约的不完全性以及企业所有权的重要性， 导致了会计信息需求——企业契约各方通过财务报告缓解信息不对称， 进而保障契约的签订和履行。 瓦茨和齐默尔曼[1] 指出， 会计是产权变化的产物。 企业契约包含两类经济契约： 一类与生产要素的交易有关， 另一类与生产要素在企业内部的使用有关。 这两类经济契约是企业的核心契约， 并且都使用到会计信息。 将会计契约与上述两类经济契约区分开来， 有助于更深入地理解不同性质的契约在企业中的签订和履行情况。 两类经济契约和会计契约的不完全性导致了会计剩余控制权， 而会计剩余控制权导致了会计职业判断的存在。 会计契约与企业经济契约存在着耦合关系， 当这一耦合程度低于企业契约各方可以接受的最低限度时， 就会导致会计信息失真。 因此， 治理会计信息失真问题需要从深入分析两类经济契约和会计契约的签订和履行开始。

一、企业契约中的两类经济契约

现代企业的一个重要特点是， 股东作为权益资本这一要素投入者的出资者职能与管理当局作为经营管理活动这一要素投入者的企业家职能存在不同程度的分离。 而股东对管理当局实施监督的有效性取决于信息和激励[2] 。 会计是企业剩余计量最重要的内生机制， 因此监督需要会计信息。 但是获取会计信息需要成本， 因此还需要通过激励促使管理当局主动提供会计信息。 管理当局报酬契约则体现了这种监督和激励的实现方式。 可见， 会计信息在解决委托代理关系中的信任问题上起着极为关键的作用。

在企业契约中， 除管理当局报酬契约外， 还存在着投资者之间的股权契约、企业与债权人之间的债务契约、企业与政府之间的纳税契约和证券市场准入契约、企业与员工之间的工资契约， 以及企业与会计师事务所之间的审计契约。 这些契约都需要在不同程度上利用会计信息， 因此会计信息对这些契约的签订和履行都发挥着重要作用。

1. 股权契约。 股权契约约定了股东之间的权利和义务， 其主要特征包括： ①股东是企业契约中第一顺序位的契约方， 是最早投入财产并承担最终风险的契约方; ②股东不能取得约定的固定收益， 其获得收益的顺序位于其他全部契约方之后; ③股东通过让渡部分财产所有权的方式获得重大决策权(如选择管理当局)和剩余收益(股利)权; ④在资本市场上， 股东可以在“遵从公共选择的结果， 采取集体行动的逻辑对管理当局保持信任”和“依赖个人选择， 根据个人判断确定管理当局是否值得信任”之间做出选择。 股权契约需要使用会计信息， 资本保全、资产使用效率评价、股利分配等活动均涉及会计。

2. 债务契约。 债务契约约定了债权人与债务人之间的权利和义务。 相比股权契约， 债务契约受到更为严格的政府监管， 更多地体现为公共契约。 债务契约同样需要使用会计信息， 在我国发行公司债券需要满足一定的净资产规模、收入规模及净资产收益水平; 金融机构信贷合约通常会限制企业的负债率、利润分配顺序及运营资本的最低水平等， 这些均涉及会计。

3. 纳税契约。 纳税契约约定了征税主体与纳税主体之间的权利和义务。 由于政府拥有行政权力， 纳税契约主要表现为一种单向的强制性契约。 政府的征税法令都有特定的目的， 比如增加财政收入、调整产业结构、鼓励或者限制某类应税产品或劳务的进出口， 这些目标不同于会计目标。 但是基于会计系统的特点以及为了降低交易费用， 纳税契约总体上采信了会计信息， 大多数情况只是做一些调整， 比如对收入、资产、费用、利润总额等做出纳税调整， 这些均涉及会计。

4. 工资契约。 工资契约约定了公司与员工之间的权利和义务。 与管理当局报酬契约相比， 工资契约的主要部分是固定收益。 但工资中仍有一部分来自变动收益， 诸如来自于与生产量、销售量、损耗量、产值、销售额、报损额等直接挂钩的绩效工资。 因此， 工资契约也在一定程度上涉及会计。

5. 审计契约。 审计契约约定了公司与会计师事务所之间的权利和义务。 审计的出现， 是为了降低业主、股东和债权人的契约成本。 股东试图通过注册会计师对管理当局主导的会计程序进行鉴证， 以达到监控会计信息的目的[3] 。 审计契约的执行会直接使用到企业的会计数据、会计程序和会计方法。 同时， 审计收费也会使用到会计信息， 如可能基于主體的经营能力、资产规模、收入规模等综合确定审计收费。

6. 证券市场准入契约。 证券市场准入契约约定了证券发行主体与证券监管主体之间的权利和义务。 目前我国证监会及证券交易所关于上市、配股、停牌、股票特别处理、退市的有关规定广泛地使用到证券发行主体的会计信息。

概而言之， 会计信息有助于企业契约各方的契约签订和契约履行， 财务报告可以被视为各种不完全契约的隐性契约。 会计信息在契约签订、监督和执行过程中， 对契约各方的激励、约束和监督作用被称为“会计信息的契约有用性”[4，5] 。 在围绕企业缔结的一系列契约的签订及履行中， 会计承担着如下五个方面的职能[6] ： ①计量各个主体对企业资源集合的投入; ②确定并支付每个主体的约定利益; ③把其他主体履行约定义务和获取约定利益的情形告知相应的主体; ④帮助维持一个缔约地位和由占有者提供的生产要素流动的市场; ⑤向所有参与者提供证实的信息的共同知识(Common Knowledge)。 “组织中的会计与控制制造共同知识， 以便界定主体之间的契约”[6] 。

从性质上看， 企业是契约各方交易生产要素的载体和桥梁。 以典型的制造业企业为例， 本文在夏恩·桑德[6] 的基础上进一步改进了企业的契约模型， 如图1所示。

图1中： 股权投资者对应股权契约， 合约的履行就是股东投资; 管理者对应报酬契约， 合约的履行就是组织和指挥研发、采购、生产、会计等活动并进行管理; 生产者对应工资契约， 合约的履行就是开展研发、采购、生产、会计等活动; 债权人对应债务契约， 合约的履行就是企业借款; 供应商对应其他生产要素(土地使用权、设备等固定资产、原材料)交易契约， 合约的履行就是土地、固定资产、原材料购置; 消费者对应产品市场交易契约， 合约的履行就是销售产品或提供劳务; 政府部门对应纳税契约(提供政府公共服务)、证券市场准入契约(提供政府专项服务)等， 合约的履行就是缴税、公司上市等; 注册会计师对应审计契约， 合约的履行就是注册会计师审计。

随着经济的发展， 新的经营模式不断涌现， 企业越来越依赖非物质资源。 为区别于要素交易契约， 本文从人力资本的产权特性来单独定义另一类企业契约——管理契约(关于要素交易契约如何在企业内部具体履行的契约)， 即关于人力资本的权力运作(如要素交易契约的签订权和执行权、契约结果评价权、契约解除权等)及激励方式、人力资本的间接定价以及非人力资本使用权安排等问题的企业契约。 管理契约是人力资本使用权交易契约缔约后再谈判的结果， 用以填补人力资本使用权交易契约的各种“漏洞”。 相比要素交易契约， 管理契约的不完全性程度较低。 会计信息作为企业内部的“准价格”信息， 广泛应用于要素交易契约和管理契约。 从这里可以清楚地看到， 对于要素交易契约和管理契约而言， 关于会计信息生产的契约是外生和独立的。

围绕企业缔结的各种契约的性质如下： 股权契约属于企业契约—要素交易契约中的非人力资本部分所有权交易契约， 也属于企业契约—管理契约; 报酬契约、工资契约属于企业契约—要素交易契约中的人力资本使用权交易契约， 也属于企业契约—管理契约; 债务契约、土地购置契约、设备等购置契约、原材料采购契约、纳税契约和证券市场准入契约都属于企业契约—要素交易契约中的非人力资本部分所有权交易契约; 审计契约和销售契约属于产品市场交易契约。 上述契约均涉及会计契约。

从要素交易契约与管理契约对会计信息的广泛使用角度， 可以推导出“会计信息的契约有用性”目标(详见表1)。 根据“会计信息的价值相关性”目标， 只要会计信息与股价变动或者股价水平没有关联， 那么会计信息就被认为是没有用的。 但事实上， 只要会计信息能够反映出交易的经济实质， 无论其是否与股价变动存在联系， 企业的契约各方均会在契约的签订和履行中使用会计数据。 否则， 就不能合理地解释会计实务中财务报告使用者为什么会非常重视那些并不影响现金流量的应计盈余管理。 契约有用性意味着会计信息必须能够如实反映企业经济契约的签订和履行情况。 据此， 还可以推导出“如实反映”这一会计信息的基本质量特征。 如实反映要求在最大程度可能的情况下， 有关信息应当完整(Complete)、中立(Neutral)和无差错(Free from Error)。

二、会计契约

在要素交易契约、管理契约的签订和履行中， 会计被契约各方视为共同知识。 这使得契约各方高度关注会计信息的生产问题。 谢德仁[7] 认为， 会计作为一种“准价格”机制， 对要素交易契约的签订和履行发挥了重要作用; 同时， 会计还是企业剩余的计量工具。 因此， 会计问题主要包括： 企业会计规则制定权安排、企业会计规则的内容、会计规则执行权合约、会计规则执行的结果。 据此可以认为， 契约各方在签订两类经济契约的同时， 也签订了会计契约。

雷光勇[8] 曾将会计契约定义为“两个或两个以上当事人之间， 在自由平等、意思自愿前提下， 通过运用会计数据、会计程序或会计方法， 为改进各自的经济状况或经济预期所达成的关于经济流转的协议或约定”， 即会计契约是一类特殊的经济契约。 但是， 这一定义无法将会计契约与两类经济契约严格区分开来。 实际上， 对于契约各方而言， 会计契约具有独立性。 从会计信息生产角度来看， 会计契约是一组关于会计信息生产及其成果的契约， 是伴生于要素交易契约和管理契约的独立契约。 会计契约可以划分为以下四类： ①通用会计规则制定权合约; ②(作为公共合约的)通用会计规则; ③通用会计规则执行权合约; ④会计规则执行结果(核心是财务报告)。

在宏观层面， 第①②类契约是会计契约的核心。 谢德仁[7] 论证了企业会计规则制定权合约安排范式， 即政府享有一般通用会计规则的制定权， 企业经营者享有剩余会计规则制定权， 由注册会计师监督企业经营者对一般通用会计规则的遵循情况和对剩余会计规则制定权的适当行使情况。 政府行使一般通用会计规则制定权的结果是， 通用会计规则从企业私人合约中独立出来， 成为一份公共合约， 从而包括股权合约在内的企业私人合约不必再就会计规则制定权做出安排。 从这个角度看， 准则制定方式和会计准则本身外生于私人合约， 构成要素交易契约的契约环境。

在微观层面， 第③④类契约是会计契约的核心， 可以将其视为狭义上的会计契约(以区别于公共合约)。 本文侧重于探讨狭义上的会计契约。 管理当局作为企业的“中心签约人”， 因拥有剩余控制权， 而拥有了剩余会计规则制定权。 管理当局行使剩余会计规则制定权的结果是制定出会计政策。 会计人员依据会计准则和会计政策， 确认企业的交易和事项， 形成财务报告。 采用会计方法、会计程序、财务报告及会计数据， 并导致契约主体利益变动的经济契约是企业契约的重要组成部分， 但是这些经济契约并非会计契约。

企业的存在源于股权契约的签订， 在收益权和控制权分离的情况下， 管理当局通过报酬契约成为股东代理人， 管理当局再引入其他生产要素(包括人力资本和非人力资本)， 如借入资金、固定资产(固定投入)、生产人员等， 这就形成了生产要素交易契约(如债务契约、工资契约、固定资产购置契约)， 以及这些要素的使用契约(管理契约)。 生产要素交易契约以及要素的使用契约(管理合约)等企业契约的履行过程就是企业的生产经营过程。 在产品销售环节， 还涉及产品市场交易契约。 由于会计分期的特点， 企业的定期分配还涉及企业剩余分配契约。 由于这一系列经济契约会广泛地使用到会计契约， 对应于这一系列企业契约过程， 会计契约也存在签订、执行和履约结果评价过程。 会计契约的履行过程就是企业会计确认、计量和财务报告编制的过程。 由此可见， 企业签约方在签订上述一系列经济契约的同时， 还签订了会计契約(以隐性契约方式存在)， 如图2所示。

会计契约要能如实反映要素交易契约、管理契约的签订和履行情况， 必须确保会计信息的真实性。 会计契约与企业中使用会计契约的经济契约之间的互动和耦合关系(详见图3)清楚地揭示了会计信息失真的实质——会计信息的真实性是指管理当局和会计人员在履行会计契约过程中生产出的会计信息与企业要素交易契约及管理契约履行情况的耦合程度， 包括会计信息与会计准则的耦合程度以及会计信息与会计域秩序[9] 的耦合程度。 当这一耦合程度高于使用会计信息的契约各方可以接受的最低限度时， 会计信息就具有了相应程度的真实性; 反之， 就会导致会计信息失真。

会计信息主要反映企业特定时日的财务状况、特定期间的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情况， 可以作为企业产出的替代变量[10] 。 会计是企业契约履行程度和效果的度量工具[11] 。 这样， 会计契约的执行过程包括图2中① ～ ⑥六个方面。 其中， ①②④⑤四个方面的经济活动构成会计事项中的“交易”， ③⑥两个方面的经济活动构成会计事项中的“其他事项”。 据此， 可以将图1中包含的企业契约划分为会计契约和非会计契约两大类。 其中， “使用会计契约的经济契约”大体上就是雷光勇[8] 界定的“会计契约”。

由此可见， 与要素交易契约、管理契约一样， 会计契约是企业契约的一个子契约， 如图4所示。

三、会计剩余控制权

在企业内部， 要素交易契约与管理契约均具有不完全性特征， 这使得管理当局及拥有信息优势、知识优势和技能优势的其他代理人均不同程度地拥有剩余控制权——对物质资产和人力资产的控制权。 会计决策与生产决策、融资决策、营销决策等决策一样， 是一项内生于企业的专门职能， 因此会计剩余控制权是企业剩余控制权的组成部分。 广义的会计剩余控制权是关于会计工作组织与管理权设定、通用会计规则执行权安排、管理会计与内部控制设计、利润分配等一系列权利的集合， 包括对会计事项的控制权和对会计行为主体的控制权。 从这个角度来看， 会计剩余控制权是实现企业目标的一个工具， 是企业契约各方不断博弈而实现局部均衡的结果。 不同的会计剩余控制权安排会导致企业生产出不同的会计信息， 进而造成不同的经济后果。

在证券市场上， 会计信息的公共产品属性导致了通用会计规则制定权合约安排。 其结果是使得会计准则外生于要素交易契约和管理契约， 成为这两类经济契约的契约工具。 会计准则作为公共合约所具有的不完全性导致了大量的“公共领域”[12] ， 为使会计契约能够有效地执行， 通用会计规则制定权合约安排将通用会计规则执行权交由企业来决定。 从这个角度来看， 会计剩余控制权是通用会计规则制定权合约安排的产物， 是协调会计准则与会计域秩序冲突的一种事后适应性工具。 由于会计准则相对稳定， 而会计域秩序是动态变化的， 使得会计准则与会计域秩序不可能时时一致。 因此， 会计剩余控制权又是预先设定于通用会计规则制定权合约安排， 以便在执行会计准则时捕捉到不断变化中的会计域秩序， 弥补会计准则的“遗漏”和“缺口”， 进而使执行中的会计准则与动态的会计域秩序持续保持相对一致。 综上， 会计剩余控制权是协调会计准则与会计域秩序冲突的一种事前激励工具。

可见， 两类经济契约的不完全性和会计契约的不完全性是会计剩余控制权的根源。 在企业中， 管理当局因“中心签约人”地位而拥有相当的“天然控制权”[2] ， 也就获得了正式的会计剩余控制权。 但是， 会计是一种高度专业技术化的计量系统， 拥有专门知识是行使会计剩余控制权的前提。 控制权的安排应与所需要的专门知识相匹配才最有效率。 会计人员因拥有相关的专用性人力资本而成为管理当局的受托人， 在专门履行会计契约中拥有信息优势， 并通过“干中学”方式提高专业技能， 从而掌握着相当一部分真實的会计剩余控制权。 狭义的会计剩余控制权是基于通用会计规则制定权合约安排， 企业对会计信息生产的决策权， 且行使该决策权未被通用会计规则和通用会计规则执行权合约所禁止; 具体而言， 其包括会计准则规定的对会计事项处理原则和方法的选择权， 以及对会计准则未规定的会计事项的自主决策权。

基于通用会计规则制定权合约安排， 本文通过图5来严格定义会计剩余控制权。

图5中： A表示可以直接根据会计准则的规则性规定处理的会计事项; B表示可以依据会计准则的会计选择权或者原则性规定处理的会计事项， 且A NOT∈B; C表示会计准则未做出规定的会计事项(包括过去存在或者首次出现的事项)， 且A NOT∈C， B NOT∈C。 设K1为判断主体关于A对应的交易(契约)的会计契约履约率， 其取决于人力资产专用性(h)、注册会计师审计质量(Ck)和政府监管力度(g)， 即有： K1=f (h，Ck，g)。 设K2为判断主体关于B对应的交易(契约)的会计契约履约率， 其取决于人力资产专用性(h)、契约方再谈判能力(r)、声誉损失(Cr)、民事赔偿损失(d)， 即有： K2=f(h，r，Cr，d)。 则有未决会计事项集合： C+B(1-K2)+A(1-K1)。 会计剩余控制权即为该未决会计事项集合的决定权。 特别地， 当K1=1时， 则对于A无剩余控制权; 当K2=0时， 则对于B拥有完全控制权。

契约各方缔结企业契约的目的是分享企业剩余。 但是， 当事人在签订要素交易契约和管理契约时的博弈重心却是自己能否分享净利润以及能够分享到多少净利润， 似乎不太关心净利润是否得到了精确计算， 以至于出现了“剩余计量悖论”[7] 。 要真正解除契约各方对“净利润是否得到了精确计算”的顾虑， 最重要的是在净利润的形成过程中有效地规制会计剩余控制权的行使。 行使会计剩余控制权的过程就是管理当局和会计人员应用会计职业判断、履行会计契约的过程。

四、会计职业判断

会计理论界尚未对“会计职业判断”的定义达成一致， 本文基于上文所探讨的“会计契约”“会计剩余控制权”等核心概念来定义会计职业判断。

会计职业判断是作为企业契约一方的会计信息生产者立足于实现会计信息的契约有用性目标， 为如实反映企业经济契约的签订和履行， 在通用会计规则制定权合约安排下行使会计剩余控制权的一项会计行为; 是企业内部判断主体针对判断客体履行会计契约的具体过程; 是判断主体试图依托通用会计规则建立会计信息与企业历史经济事项以及可以合理预测的未来经济事项之间类似“映射”关系的一项分析和决策行为， 这种分析和决策包括事实判断和基于事实判断的价值判断。 这一定义明确地将“真实盈余管理”或构造交易型“创造性会计”排除在会计职业判断涵义之外， 尽管它们都在相当程度上有意图地应用到会计职业判断。

判断主体是享有会计剩余控制权的管理当局及会计人员， 事实上管理当局及会计人员这一身份的确定也是通用会计规则执行权合约的一部分。 判断客体是因履行要素交易契约和管理契约而发生的历史经济事项以及可以合理预测的经济事项。 通用会计规则作为公共合约外生于要素交易契约和管理契约， 为通用会计规则执行权合约划定了边界， 因此它是判断主体实施会计职业判断的主要依托。

这里的“映射”关系借用了数学概念， 设A、B是两个非空集合， 如果存在一个法则f， 使得对A中的每个元素a， 按法则f， 在B中有唯一确定的元素b与之对应， 则称f为从A到B的映射， 记作“f： A→B”。 本文将“映射”视同函数， 因此部分映射类似于部分函数， 完全映射类似于完全函数。 “类似‘映射’关系”表明， 由于契约不完备、有限理性、交易费用等因素的存在， 会计对要素交易契约和管理契约的反映是相对的， 不是100%的耦合(即为部分函数而非完全函数)。 会计追求的是会计信息对两类经济契约履行情况最低限度以上的耦合程度， 以合理保障各种经济契约能够有效地签订和履行。 但是， 当这一耦合程度低于契约各方可以接受的最低限度(比如50%)时， 就会出现会计信息失真问题。

在企业管理中， 所有命题(Statement)可以分为两类： 事实判断(Fact Judgement)和价值判断(Value Judgement)。 事实判断是判断主体对判断客体是什么， 以及判断客体与其他事物之间是否存在某种联系而做出的一种判断。 事实判断不包含判断主体的需要和偏好， 判断的内容具有不以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客观真实性。 但是， 由于有限理性的原因， 作为判断客体的本来面目(物自体)是无法100%被判断主体所认知的， 事实判断的实质在于通过理性认识来把握判断客体的总体面目。 由此可见， 事实判断是会计职业判断的基础， 同时事实判断本身又受到判断主体有限理性的限制。 在履行会计契约的过程中， 判断主体存在大量的事实判断， 比如“该套商品房销售价款已按照合同约定的日期全额收讫”就属于事实判断。

价值判断是指判断主体根据价值主体(主要是财务报告使用者)的需要， 衡量判断客体是否满足价值主体的需要， 以及在多大程度上满足价值主体需要的一种判断[13] 。 根据价值判断是否带有明确的规范、命令性质， 价值判断可以分为规范性价值判断和评价性价值判断[14] 。 规范性价值判断就是“根据一般有效规范对一种事实行为所做的应当是这样或不应当是这样的判断”， 评价性价值判断主要在于断定判断客体对价值主体的意义[15] 。 在履行会计契约的过程中， 判断主体存在大量的价值判断， 比如： “已全额收讫的已完工商品房销售价款在期末全部确认为收入”属于规范性价值判断; “由于金额未达到重要性水平， 未单项披露投资性房地产公允价值损益变动并不会误导投资者”属于评价性价值判断。

因此， 可以将会计职业判断(会计剩余控制权的行使， 包括对会计事项的分析、选择、决策等)与会计契约(通用会计规则、财务报告)、企业使用会计契约的经济契约(会计事项)联系起来。 而正确处理这三者之间关系的问题恰恰构成了“会计作为一门科学”[16] 的基本内核。

会计契约的性质表明， 高质量的会计信息有赖于企业内外部一系列制度安排。 这一制度的核心是通过一系列激励和约束机制来保障会计信息的生产秩序， 促使会计信息生产者规范地行使会计剩余控制权、公允地应用会计职业判断。 立足于规制会计剩余控制权， 将“治理”应用于会计信息生产， 进而提高会计信息质量， 有助于推进我国会计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 在这一视角下， 治理会计信息失真问题的核心是治理会计职业判断问题。

五、小结

企业要素交易契约和管理契约的签订和履行都需要企业内部的“准价格”信息， 都不同程度地使用到会计信息， 因此契约各方在签订要素交易契约和管理契约的同时还签订了会计契约。 两类经济契约的履行就是企业生产经营的过程， 会计契约的履行就是会计确认、计量和报告的过程。 会计契约与企业经济契约之间的互动和耦合关系揭示了会计信息失真的实质： 这种耦合程度已经低于契约各方可以接受的最低限度。

会计契约的不完全性导致了会计剩余控制权——对会计事项的决定权， 包括会计准则规定的对会计事项处理原则和方法的选择权， 以及对会计准则未规定的会计事项的自主决策权。 会计剩余控制权是要素交易契約和管理契约中剩余控制权的逻辑延伸， 同时又是通用会计规则执行权合约安排的一部分。

会计职业判断是会计信息生产者在通用会计规则制定权合约安排下为如实反映企业经济契约的签订和履行， 行使会计剩余控制权的一项会计行为。 会计信息生产者能否高质量应用会计职业判断、严格履行会计契约， 对于治理会计信息失真问题和最终实现契约当事人的契约目标至关重要。 因此， 会计职业判断治理问题属于我国会计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的一部分。

【作者单位】1.青岛华安汇金资本管理有限公司， 青岛 266035;2.山东华安集团有限公司， 山东潍坊 261045

【 主 要 参 考 文 献 】

[1] 罗斯·L.瓦茨，杰罗尔德·L.齐默尔曼著.陈少华等译.实证会计理论[M].大连：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2016.

[2] 张维迎.企业理论与中国企业改革[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

[3] 冯均科.审计契约制度的研究：基于审计委托人与审计人的一种分析[ J].审计研究，2004(1)：30 ～ 35.

[4] 孙铮，贺建刚.中国会计研究发展：基于改革开放三十年视角[ J].会计研究，2008(7)：7 ～ 15.

[5] 张兴亮.会计信息契约有用性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

[6] 夏恩·桑德著.方红星等译.会计与控制理论[M].大连：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2000.

[7] 谢德仁.会计信息真实性与会计规则合约权安排[ J].经济研究，2000(5)：47 ～ 51.

[8] 雷光勇.企业会计契约：动态过程与效率[ J].经济研究，2004(5)：98 ～ 106.

[9] 吴联生.会计域秩序与会计信息规则性失真[ J].经济研究，2002(4)：68 ～ 75+95.

[10] 杜兴强.会计信息产权的逻辑及其博弈[ J].会计研究， 2002(2)：52 ～ 58.

[11] 刘建秋，刘冬荣.会计合约安排与会计信息失真[ J].财经研究，2004(6)：86 ～ 94.

[12] 巴泽尔著.费方域，段毅才译.产权的经济分析[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

[13] 卓泽渊.论法的价值[ J].中国法学，2000(6)：23 ～ 37.

[14] 苏彩霞.刑法价值判断的实体性论证规则[ J].华东政法大学学报，2008(1)：61 ～ 70.

[15] 黎丽.价值判断之于法官[ J].中国法学，2003(6)：11 ～ 17.

[16] 贝克奥伊著.钱逢胜译.会计理论[M].上海：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4.

(责任编辑·校对： 喻晨 陈晶)

作者：易平良

契约设计下的会计信息论文 篇2：

会计信息质量变迁、绩效指标选择与高管薪酬契约设计的研究

摘要：以委托代理理论为基础，阐述了高管薪酬契约设计的基本原理在于会计信息的合理应用。我国新企业会计准则颁布后，会计信息质量发生了变迁，会计信息可靠性下降而相关性上升。会计信息质量的变化将会影响会计信息在高管薪酬契约中的应用，表现为会计信息可靠性的下降，减少了会计业绩指标在高管薪酬契约中的应用，而会计信息相关性的上升，将增加市场业绩指标在高管薪酬契约中的应用。新企业会计准则颁布后，我国高管薪酬契约的设计要适应会计信息质量的变迁，调整高管薪酬结构，合理分配企业绩效指标权重，并转变高管薪酬契约的设计理念。

关键词：会计信息;质量变迁;绩效指标;高管薪酬契约;测量噪音;测量时滞;企业会计准则;企业绩效

一、高管薪酬契约的理论基础分析

高管薪酬契约是企业所有人为了激励代理人努力工作而与代理人签订的报酬合约，其理论基础主要是委托代理理论。

委托代理理论认为，企业所有者和企业高管之间存在严重的信息不对称，造成代理人的“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产生高昂的代理成本，降低企业价值。Jensen and Meckling(1976)提出监督和激励是解决企业委托代理问题的两个途径。监督可以减少代理人利用企业资源谋求自身利益的机会和偷懒行为，尽量避免代理人“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的发生，从而降低企业的代理成本，提升企业价值。但是企业对高管的监督存在监督成本，并且由于企业高管工作的性质及其复杂性，企业高管的努力程度根本无法直接观测和测量，导致企业的监督成本非常高昂，以致无法有效地解决企业的委托代理问题。Garen(1994)针对企业委托代理问题，提出了解决企业委托代理问题的另外一种途径，那就是激励，即将企业代理人的薪酬与企业经营成果联系起来，根据企业的产出来支付代理人的薪酬，设计一个薪酬合约，使企业委托人和代理人的利益函数一致，实现企业委托人和代理人的激励相容。

信息经济学利用会计信息的信号传递作用，构建了委托代理理论模型，用于设计企业委托人和代理人的最优激励契约，以激励企业代理人努力工作。信息经济学认为，企业高管的努力程度是不能观测的，但是企业的产出是可以测量的，将企业的产出设定为企业高管努力程度的线性函数，使企业产出随着企业高管努力程度的高低而增减。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企业产出将只受企业高管努力程度的影响。企业产出大，则可以推定企业高管努力程度高，反之，则说明企业高管努力程度低。此时，企业产出就起到信号传递作用，企业产出的大小就可以显示企业高管努力程度的高低，尽管企业不能根据观测不到的企业高管努力程度支付薪酬，却可以根据企业产出支付薪酬。因此，信息经济学的委托代理模型就是根据显性的企业产出来推定隐性的企业高管努力程度，并由此设计一个最优激励契约，以解决企业对企业代理人的激励问题。而这一最优激励契约就是高管薪酬契约，即将企业高管薪酬与企业产出联系在一起，根据企业产出来支付高管薪酬的合约。

综上，委托代理理论论述了企业高管薪酬契约的基本工作原理，即利用可以测量的企业产出这一会计信息，近似地反映企业高管的努力程度，并据以支付企业高管薪酬。所以，企业高管薪酬契约的设计和应用体现了会计信息信号传递作用的应用。

二、企业绩效指标在高管薪酬契约中的应用分析

根据委托代理理论，企业高管薪酬契约主要是根据企业产出进行支付薪酬，进而实现激励的合约，那么企业产出的衡量就是设计高管薪酬契约的关键。在实际工作中，企业产出的衡量一般用企业绩效来表示，企业绩效是会计工作人员运用会计专业技术知识核算出来的，用以反映企业经营成果的会计信息。故而，企业绩效指标在高管薪酬契约中的应用实质是会计信息在高管薪酬契约中应用的一种体现。

Indjejikian & Nanda(2002)认为，企业绩效的测量存在噪音，影响企业绩效在高管薪酬契约中的应用，损害企业高管薪酬契约的激励效率，故而，企业高管薪酬契约并不存在最优激励合约，只存在次优激励合约。总的来说，企业绩效的测量存在测量噪音和测量时滞两个问题①，这两个问题影响企业绩效测量的准确性，进而影响企业高管薪酬契约的激励效率。测量噪音是指企业绩效指标在反映企业高管努力程度中存在的误差，包括系统测量误差和随机事件干扰造成的误差。系统测量误差是指企业绩效指标在企业会计工作人员运用会计知识核算过程存在的测量误差。随机事件干扰造成的误差，是指行业和宏观经济波动，国家经济政策等市场因素干扰造成的测量误差。测量噪音将影响企业绩效测量的准确性，影响企业绩效在高管薪酬契约中的应用②。测量时滞问题是指企业高管的经营管理行为对企业绩效的影响并不能在当期绩效中反映出来，而是需要在以后若干期绩效中才能反映出来的问题。该问题实质是指企业本期的经营成果可能并不能完全反映企业高管的经营管理行为，而是需要和以后若干期的企业绩效放在一起，才能够反映企业高管的经营管理行为，因此，企业要想设计高效的高管薪酬契约需要解决企业绩效测量噪音和测量时滞问题，以提高企业绩效测量的准确性，进而提高企业高管薪酬契约的有效性。

企业绩效指标按照企业绩效的构成不同，可以分为会计业绩指标和市场业绩指标，其中，会计业绩指标是指用会计账面利润构成的企业绩效指标，一般称之为利润指标，而市场业绩指标是指用股票市价构成的企业绩效指标，用以反映企业的市场价值以及股东财富，一般称之为市价指标③。因为会计业绩指标是用企业账面利润构建的指标，所以其受市场干扰因素影响较小。会计业绩指标的测量噪音主要是系统测量噪音，因而具有测量噪音小的优点。但是，账面利润只是反映企业本期已经实现的经营成果，而用账面利润构建的会计业绩指标并不能反映企业高管经营行为的未来影响，存在测量时滞问题。市场业绩指标是用企业股价来衡量企业绩效，而股票市场的高低本身体现了企业投资者对企业过去经营成果的评价和对企业未来经营状况的预期，因而可以反映企业高管决策管理行为的未来长期影响效应，可以很好地解决测量时滞问题。但是股票市价是一个波动较大的指标，很容易受到市场随机因素的影响，故而存在较大测量噪音。由此，会计业绩指标和市场业绩指标各有优缺点，会计业绩指标的优点在于测量噪音较小，缺点在于测量时滞问题较为严重，而市场业绩指标的优点在于测量噪音较大，缺点在于测量时滞问题较小。所以，企业在设计高管薪酬契约时，为了提高高管薪酬契约的激励效率，解决企业绩效的测量噪音和测量时滞问题，需要将会计业绩指标和市场业绩指标结合起来，将会计业绩指标和市场业绩指标都应用到高管薪酬契约中，方能保证高管薪酬契约的激励效率，提高高管薪酬契约的激励效果。Sloan(1993)的研究结果印证了以会计业绩为基础设计的高管薪酬契约可以保护高管薪酬免受市场波动的干扰这一观点，表明会计业绩指标的测量噪音较小，使会计业绩指标反映企业高管努力的程度较高。Holmstrom(1979)认为凡是具有反映企业高管努力程度的增量含量的信息，都应放到高管薪酬契约中，以增加委托人和代理人的双边福利，解决企业代理问题。会计业绩指标和市场业绩指标显然都具有反映企业高管努力程度的增量信息含量，故都应在高管薪酬契约中得到应用。所以，一个有效的高管薪酬契约，离不开会计业绩指标和市场业绩指标的应用。

三、会计信息质量、企业绩效指标与高管薪酬契约设计的关系分析

企业绩效指标实质是反映企业经营成果的一种会计信息，企业绩效指标在高管薪酬契约中的应用实质是会计信息在高管薪酬契约中应用的一种体现，因此企业绩效指标在高管薪酬契约中的应用将会受到会计信息质量的影响。高质量的会计信息将提高企业绩效指标在高管薪酬契约中的应用水平和效果，而低质量的会计信息将降低企业绩效指标在高管薪酬契约中的应用水平和效果。

根据会计目标理论，受托责任观和决策有用观两个会计目标决定了会计信息的两个重要质量特征：会计信息可靠性和会计信息相关性。会计信息可靠性是指会计信息的真实性、客观性和可验证性，即会计信息真实客观地反映企业的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会计信息相关性是指会计信息向会计信息使用者提供决策有用的信息，表现为会计信息的反馈价值和预测价值④。会计信息的质量特征不同，对企业会计业绩指标和企业市场业绩指标的影响也不同。

会计业绩指标是用企业账面利润构成的企业绩效指标，市场业绩指标是用股票市价构成的企业绩效指标。会计信息可靠性高，会计信息如实反映企业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的程度就高，会计账面利润核算也就越准确，企业会计业绩指标的系统测量噪音就会减小，会计业绩指标也就更能够体现企业高管的努力程度。企业根据更为准确的会计业绩指标设计高管薪酬契约，可以提高高管薪酬契约的激励作用。所以，会计信息可靠性的高低将会显著影响会计业绩指标在高管薪酬契约中的应用程度。同理，会计信息的相关性高，则意味着会计信息的反馈价值和预测价值就高，则投资者更能准确地评价企业过去的经营成果，也更能准确地预期企业未来的经营状况，故而对企业现在的股票价格和未来的股票价格有一个更为合理的判断和预期。在这种情况下，由股票市价构成的市场业绩指标就可以很好地反映企业高管过去经营行为的成果，也可以很好地反映企业高管经营管理行为的长期效果，更为显著地降低市场业绩指标的时滞问题。由此，企业根据时滞问题更小的市场业绩指标设计高管薪酬契约，可以更好地提高高管薪酬契约的激励效果，因而，会计信息相关性的高低将会显著影响市场业绩指标在高管薪酬契约中的应用程度。

当然，会计信息可靠性的提高，也会降低市场业绩指标的系统测量噪音。但是市场业绩指标的测量噪音主要是由市场随机因素干扰造成的噪音，这部分噪音并不随着会计信息可靠性的提高而下降，所以会计信息可靠性的提高并不显著提高市场业绩指标在高管薪酬契约中的应用。此外，会计信息相关性的提高，将会降低会计业绩指标的测量时滞问题，但是会计业绩指标是由账面利润构建的指标，其更为侧重于反映企业本期的经营成果，并不能有效地反映企业高管决策管理行为的未来长期效应，因而，会计信息相关性的提高对于会计业绩指标在高管薪酬契约中应用影响较小。

总之，会计信息具有会计信息可靠性和相关性两个最重要的会计信息质量特征，而会计信息可靠性和会计信息相关性的变化将分别对企业会计业绩指标和市场业绩指标在高管薪酬契约中的应用程度产生重要影响。

会计信息可靠性发生变化，则将影响会计业绩指标在高管薪酬契约中的应用水平和应用效果。会计信息可靠性上升，则会显著降低会计业绩指标的测量噪音，进而提高会计业绩指标在高管薪酬契约中的应用程度，提高企业以会计业绩为基础的高管薪酬业绩敏感性，提高企业会计业绩指标对企业高管的激励效果。反之，会计信息可靠性下降，则会增加企业会计业绩指标的测量噪音，降低企业会计业绩指标的可靠性。企业为了保持和提高企业高管薪酬契约的激励效果，则会降低企业会计业绩指标在高管薪酬契约中的应用水平，进而降低企业以会计业绩为基础的高管薪酬业绩敏感性，降低企业会计业绩指标对企业高管的激励效果。

会计信息相关性的变化将对企业市场业绩指标在高管薪酬契约中的应用程度造成影响。会计信息相关性上升，则可以有效地降低企业市场业绩指标的测量时滞问题，提高高管薪酬契约中市场业绩指标的应用水平，提高企业以市场为基础的高管薪酬业绩敏感性，提高市场业绩指标的激励效果。反之，会计信息相关性降低，则增加了企业市场业绩指标的测量时滞问题，就不能很好地对企业高管努力经营程度做出评价，将会降低企业市场业绩指标在高管薪酬契约中的应用程度，降低企业以市场业绩为基础的高管薪酬业绩敏感性，进而降低企业市场业绩指标对企业高管的激励作用。

四、新会计准则下，我国会计信息质量变迁趋势分析

2006年2月，我国财政部颁布了新企业会计准则，完成了我国企业会计准则与国际会计准则的实质趋同。新企业会计准则首次将决策有用观作为会计目标之一，反映了我国会计工作指导思想的根本转化，将对我国会计信息质量产生影响，改变我国的会计信息环境，影响会计信息的应用。

相对于旧企业准则而言，新企业会计准则更为强调实质重于形式原则，并新增会计计量一章内容，强调多种会计计量属性的应用，强调了会计职业判断和会计估计的应用，这扩展了会计工作人员主观应用会计信息的空间，降低了会计信息的客观性和可验证性，为企业管理层操纵盈余信息、进行盈余管理创造了条件，降低了会计信息的真实性。SFAC No.2将会计信息的客观性、可验证性和真实性作为衡量会计信息可靠性的三个二级质量特征，那么我国新企业会计准则损害了会计信息的客观性、可验证性和真实性，则严重损害了我国会计信息的可靠性。叶建芳等(2009)，孙蔓莉等(2010)等研究发现，在新会计准则下，企业往往利用金融资产的分类和计量进行盈余管理，损害了会计信息可靠性。吴战篪(2009)研究发现，公允价值的应用提高了企业盈余管理活动，降低了会计信息的真实性。总之，众多文献的研究结果表明，新企业会计准则的发布损害了会计信息可靠性。

公允价值的应用提高了企业盈余管理活动，损害了会计信息的真实性。现有文献研究表明，我国新企业会计准则的颁布降低了我国会计信息的可靠性。

另外，新企业会计准则将决策有用观写入我国会计目标，成为我国会计目标之一，表明我国现阶段非常重视会计信息的有用性，这会提高我国会计信息的相关性。同时，新企业会计准则为了实现决策有用观这一会计目标，适度引入了公允价值计量属性的应用，强调现值、可变现净值等多种计量属性的综合运用，打破历史成本的垄断地位，不再将受托责任观作为财务报告的唯一目标，这将提高会计信息的相关性。现有文献研究印证了这一观点，陆正飞、张会丽(2009)研究发现，新企业会计准则增加了合并报表净利润的信息含量。龙月娥、聂顺江(2012)研究发现，新企业会计准则提高了财务报告决策相关性。戴德明等(2013)研究发现，新企业会计准则增加了所得税会计信息含量。现有研究表明，新企业会计准则颁布后，会计信息相关性显著提高。王建新(2010)，刘永泽、孙翯(2011)进一步研究发现，我国新企业会计准则中公允价值的应用提高了公允价值信息的相关性。

总之，我国新企业会计准则的颁布显著影响了我国会计信息质量，降低了会计信息的可靠性而显著提高了会计信息相关性，表明我国会计信息质量发生了变迁，是以牺牲会计信息可靠性为代价而提升会计信息相关性，改变了我国基本会计信息环境。

五、新会计信息环境下，高管薪酬激励契约的设计研究

Murphy(1999)认为，企业高管薪酬契约由基本工资、年度奖金、股票期权和股票激励这四个基本部分组成。年度奖金是短期目标激励，是根据本年度的业绩指标而给予的一种奖励，通常与会计业绩指标相关。股票期权和股票激励则属于中长期激励，有成本低、激励大的特点，并且金额的高低受企业股票价格影响较大，故而与企业市场业绩联系较为紧密。企业在设计高管薪酬激励契约时，一方面要考虑高管薪酬契约的各个组成部分及其特点，合理安排薪酬结构;另一方面还要考虑会计业绩指标和市场业绩指标在高管薪酬契约中的应用，合理安排会计业绩指标和市场业绩指标在高管薪酬契约中的应用水平。

新企业会计准则颁布后，我国会计信息质量发生了变迁，会计信息可靠性下降而会计信息相关性上升，这将进一步影响会计业绩指标和市场业绩指标在高管薪酬契约中的应用，要求企业重新设计高管薪酬结构，并根据会计信息环境的变化，调整高管薪酬激励契约中业绩指标权重，以期激励企业高管努力工作，实现高管薪酬契约的激励目标。

1. 在新会计信息环境下，合理分配企业绩效指标权重。新企业会计准则颁布后，会计信息可靠性下降而相关性上升，会计信息质量发生了变迁。会计信息可靠性下降，增加了会计业绩指标的测量噪音，降低了会计业绩指标测量的准确性，降低了会计业绩指标近似反映企业高管努力的程度，这要求企业在设计高管薪酬契约时，降低会计业绩指标在高管薪酬契约中的应用水平，减弱会计业绩指标对企业高管的激励效果。会计信息相关性的上升，降低了市场业绩指标测量时滞问题，提高了市场业绩指标对企业高管的激励效用，这要求企业在设计高管薪酬契约时，提高市场业绩指标在高管薪酬契约中的应用水平，强调企业以市场业绩为基础的高管薪酬业绩敏感性的激励作用。故而，在新企业会计信息环境下，企业要适当调整高管薪酬契约中会计业绩指标和市场业绩指标的应用权重，降低会计业绩指标在高管薪酬契约中的应用水平，而提高市场业绩指标在高管薪酬契约中的应用水平，以发挥高管薪酬契约的激励效果。

2. 在新会计信息环境下，调整设计高管薪酬结构。新企业会计准则颁布后，会计信息可靠性下降而相关性上升，会计信息质量发生了变迁。会计信息可靠性下降，增加了会计业绩指标的测量噪音，降低了会计业绩指标测量的准确性，减弱了会计业绩指标对企业高管的激励效用，这要求企业在设计高管薪酬契约时，降低与会计业绩指标紧密相关的奖金在高管薪酬结构中所占的权重。会计信息相关性的上升，降低了市场业绩指标测量时滞问题，提高了市场业绩指标对企业高管的激励效用，这要求企业在设计高管薪酬契约时，提高与市场业绩紧密相关的股权薪酬和期权薪酬在薪酬结构中所占的权重，以便更好地激励企业高管努力工作。

总之，在新会计信息环境下，面对会计信息可靠性的上升和会计信息相关性的下降，为了充分利用高管薪酬契约对企业高管的激励，则需要合理设计高管薪酬结构，减少奖金在高管薪酬结构中的比重，而增加股权薪酬和期权薪酬在高管薪酬结构中的比重，以着重发挥企业以市场业绩为基础的高管薪酬契约对企业高管的激励作用，以弥补会计业绩指标因噪音过多而激励作用下降的损失。

3. 在新会计信息环境下，转换高管薪酬契约设计理念。近年来，众多上市公司尝试进行市值管理，改变管理理念，由过去的利润导向转为现在的价值导向，力求实现管理理念的升级。在企业市值管理理念下，企业不再仅仅追求利润，而是更为强调股东价值，将股东价值作为企业经营追求的终极目标。企业管理理念的转换，要求企业高管薪酬的设计理念也要随之转换，将股东价值最大化作为高管薪酬契约设计的理念，在高管薪酬契约中更多应用体现股东价值变化的市场业绩指标，减少应用反映企业利润变化的会计业绩指标，使高管薪酬与股东价值紧密联系在一起，实现企业高管与企业股东双方之间的“激励相容”。

新企业会计准则颁布后，我国会计信息环境也发生了根本变化，会计信息可靠性下降而相关性上升，则要求企业在设计高管薪酬契约时，提高市场业绩指标在高管薪酬契约中的应用比重，而降低会计业绩指标在高管薪酬契约应用比重，体现了高管薪酬契约设计理念的转换，要求我国高管薪酬契约设计以股东价值最大化作为设计理念，实现高管薪酬契约的设计由利润导向到价值导向的转换。

注释：

①魏明海，等著：《管理激励和业绩评价的会计研究》，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6年1月第1版。

②Indjejikian & Nanda(2002)论证了企业高管薪酬与会计业绩噪音具有显著的负相关关系，说明绩效测量噪音将降低企业高管薪酬，使企业高管薪酬制定的不够准确，可能会使其与高管努力程度不符，进而降低了高管薪酬契约有效性。

③参考了魏明海等著《管理激励和业绩评价的会计研究》一书对会计业绩指标和市场业绩指标的定义。

④采用我国新《企业会计准则》对会计信息相关性的定义，不包含及时性。

参考文献

[1]Jensen，M.C.，W.H. Meckling.Theory of the firm：Managerial behavior，agency costs and ownership structure，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s，1976，3(4)：305-360.

[2]Garen，J.E.，Executive Compensation and Principal-Agent Theory，The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1994，102，(6)：1175-1199.

[3]Indjejikian，R.J.，D.Nanda.Executive target bonuses and what they imply about performance standards，The Accounting Review，2002，77(4)：793-819.

[4]Holmstrom，B. Moral Hazard and Observability.Bell Journal of Economics，1979，(10)：74-91

[5]Sloan，R.G.Accounting earnings and top executive compensation，Journal of Accounting and Economics，1993，(16)：55-100.

[6]Murphy，K.J.Executive compensation.Handbook of labor economics，1999.

[7]叶建芳，周兰，李丹蒙，郭琳.管理层动机、会计政策选择与盈余管理[J].会计研究，2009，(3)：25-30.

[8]孙蔓莉，蒋艳霞，毛珊珊.金融资产分类的决定性因素研究[J].会计研究，2010，(7)：27-31.

[9]吴战篪.证劵投资的盈余管理研究[J].经济经纬，2009，(3)：133-136.

[10]张然，张会丽.新会计准则中合并报表理论变革的经济后果研究[J].会计研究，2008，(12)：39-46.

[11]陆正飞，张会丽.会计准则变革与子公司盈余信息的决策有用性[J].会计研究，2009，(5)：20-28.

[12]龙月娥，聂顺江.会计准则变迁与财务报告决策相关性[J].云南财经大学学报，2012，(1)：147-154.

[13]戴德明，唐妤，何力军.会计制度变迁背景下所得税会计信息的市场效应检验[J].山西财经大学学报，2013，(11)：106-115.

[14]王建新.基于新会计准则的会计信息价值相关性分析[J].上海立信会计学院学报，2010，(3)：11-23.

[15]刘永泽，孙翯.我国上市公司公允价值信息的相关性[J].会计研究，2011，(2)：16-22.

责任编辑、校对：张增强

作者：陈春艳

契约设计下的会计信息论文 篇3：

盈余质量影响投资效率的路径——基于双重代理关系的视角

内容提要：在我国上市公司普遍存在投资效率低下的情况下，高质量的会计信息可以抑制无效投资行为，但是，会计信息会通过多种途径发挥作用。文章检验了管理层和大股东两类代理在会计信息改善投资效率过程中的中介作用。结果发现，盈余质量降低了管理层代理成本，进而有效抑制了企业的投资不足行为，盈余质量缓解了大股东的代理问题从而改善了企业的过度投资。另外还发现，控股股东为了通过关联交易侵占上市公司的利益，需要在投资中掌握更多的控制性资源，导致了过度投资。

关键词：盈余质量 投资效率 投资过度 投资不足

一、引言

近年来我国上市公司普遍存在资金配置效率低下，投资不足和投资过度的现象。产生非效率投资的原因既有管理层—股东、大股东—中小股东之间代理问题产生的道德风险，也有股东—债权人之间逆向选择的问题、还有企业多元化导致的集团内部资金分配不合理、交叉补贴导致的对部门间的投资不均衡。那么在我国非效率投资的主要根源是什么?近年来，许多研究发现相对于股票价格来说，会计信息系统为公司的经营决策和投资机会提供了更多的增量信息(Alti 2003[ ])。并且，会计信息作为反映公司基本情况的重要信息来源，在缓解代理问题上发挥着重要的作用(Verdi 2006[ ])，这些方面必然间接对企业的投资效率产生影响。相关研究也证明了高质量的会计信息能够改善企业的投资效率(Biddle et.al 2009[ ])，但是这些研究并没有直接验证会计信息质量通过哪种途径改善了投资效率。这将不利于我们认识投资效率有效或无效真正的根源。特别是在我国，企业股权集中，外部治理机制不健全的情况下，企业的投资行为与股权分散、外部治理环境完善下的企业投资行为有所不同，同时特有的双重代理问题(管理层与股东、控股股东与中小股东之间)将使各种代理人为了自身利益对资本配置行为产生不同的影响。因此，根源于我国特殊的制度背景，本文将主要研究高质量的会计信息能否改善我国上市公司的投资效率?通过哪种途径可以改善?不同的代理问题影响的方式有什么不同?这些问题的研究不仅有助于优化资本配置、保护投资者的利益，也将丰富和发展会计信息能否作为一种公司治理机制在理论和实践上的认识。

本文研究发现，高质量的会计信息降低了管理层代理成本，有效抑制了企业的投资不足行为，但是没有发现会计信息通过管理层代理问题对过度投资行为产生影响。进一步研究发现，高质量的会计信息是通过缓解大股东的代理问题抑制了企业的过度投资行为，这表明我国企业过度投资的根源在于大股东的行为，控股股东为了通过关联交易的形式侵占上市公司的利益，需要在投资中掌握更多的控制性资源，从而导致了过度投资。

本文的贡献在于，不同于以往研究(周春梅 2009[ ])，本文从双重代理的角度研究了会计信息对投资效率的影响路径，不同于以往非效率投资与控股股东控制权关系的现象研究，本文找到了控股股东非效率投资的直接证据，发现了控股股东通过过度投资攫取私有收益这一新的途径。这些将为如何改善我国企业投资效率提供直接的帮助。

本文的结构安排如下：第二节进行简要的理论分析和假设提出;第三节是本文的研究设计;第四节是实证结果;第五节是稳健性检验;第六节是研究结论。

二、理论分析与假设提出

在代理理论的框架下研究盈余质量影响投资效率的路径必然涉及到盈余质量、代理问题和投资效率三者之间的关系，只有主要因素之间存在理论上的联系才能研究各个因素间的路径问题。

(一) 盈余质量与投资效率

近年来大量文献证实了高质量的会计信息能够提高企业的投资效率。Bushman & Smith(2001)[ ]首先从理论上提出了会计信息通过三种途径影响企业的投资、生产效率和价值创造。一是会计信息帮助管理者和投资者甄别出好的和坏的投资项目。二是会计信息可以发挥对管理者的监督和控制机制，使管理者将资金配置于好的项目。三是会计信息通过降低与投资者之间的信息不对称解决逆向选择问题。之后大量文章从理论和实证上证明了这些论点。Biddle(2006)和Biddle et al.(2009)分别以34个国家和美国上市公司为样本，发现会计信息质量有助于减少公司资本的投资不足和投资过度;Verdi(2006)证实了高质量会计信息降低了管理者与投资者之间信息不对称导致的逆向选择问题，缓解了投资不足。Chang et al. (2008)建立了一个动态逆向选择模型证实了具有更好的财务信息质量的公司融资更加灵活。McNichols & Stubben(2008) 研究发现高质量的会计信息有助于管理层对未来的收益形成准确的判断，甄别好的投资机会，从而提高投资效率。

(二) 盈余质量与代理问题

对于会计信息与管理层代理成本之间的关系来说，会计信息可以作为一种公司治理机制，帮助外部投资者对管理者行为进行监督，防止其窃取投资者和债券人的利益(Fama and Jensen 1983)，这种作用主要是通过契约的形式，Demski and Sappington (1999) [ ]认为，经理人契约是多期的契约安排。虽然在契约履行的过程中，委托人(董事会、股东)不能观测到代理人的全部行为，但是他们可以通过事后的观察对代理人进行评价，事后的会计信息就成为下一期契约制定的依据，契约也将对代理人未来的行为产生激励。目前大量的研究也认同了会计信息对管理者契约结构、激励计划和管理层更换中的作用(Lambert 2001等)。另一方面，财务信息也有助于公司内部治理机制的运行，比如以董事会为核心的内部控制系统能够通过对企业会计信息的准确把握，对管理者进行监督，制约管理层的自利行为(Mcnichols & Stubben 2008)。

同时在我国还存在控股股东与中小股东之间的代理问题，控股股东为了获取控制权收益会通过各种方式攫取上市公司的利益，为了掩盖这种行为控股股东会实施盈余管理(Liu & Lu 2003)[ ]。此时，会计信息质量可以反映控股股东代理问题的严重程度(卢闯 2009) [ ]。因此，对会计信息质量的有效控制可以适当的约束控股股东的掏空行为。另外，大股东为了消除中小股东对大股东侵害行为的顾虑，避免今后中小股东用脚投票，也会主动采取一些自我监督措施，比如提供高质量的、更加透明的财务信息，聘用信誉度高的审计事务所(比如四大)缓解代理冲突，获得中小股东的信任(Fan & Wong 2005)[ ]。这些方面都说明高质量的会计信息可以缓解内部人与外部人的代理冲突。

(三) 代理问题和投资效率

代理问题对企业投资决策的影响是公司财务研究领域的一支主流，近年来研究者们普遍认为，企业的投资决策将深受代理问题的影响(Stein 2003)[ ]。代理问题既可能引发投资不足(Ross 1973)，也可能导致投资过度(Jensen 1986)。在经理人存在私人成本和私人利益时，企业的投资将使经理人面临更大的压力和责任，经理人努力工作创造的财富不能由其单独享有，而是与全体股东分享。当经理人获取的收益不能弥补付出的成本时，就会发生卸责行为，即放弃一些净现值为正的投资项目，导致投资不足。相反，如果经理人能够从企业的资本投资中获取更大的私人收益，比如企业规模扩大建立起“私人帝国”，提升了个人的权力和地位，获取更高的薪酬和奖金时，又会引发经理人投资于净现值为负的投资项目，损害了股东财富。

另一方面，企业的非效率投资行为还有可能因为大股东与中小股东之间的代理问题而产生。因为控股股东为了通过关联交易等方式获取私有收益，需要掌握更多的控制性资源(王英英,潘爱玲2008))[ ]。但是随着监管措施的加强，直接占有上市公司的资源会受到严厉的惩罚，所以大股东会通过投资这种更为隐蔽的方式。现有的文献也认为控制权私有收益的存在可能导致控股股东以过度投资的方式损害外部股东的利益(Claessens et al.2000[ ])。Holmen and Hogfeldt (2005) [ ]指出金字塔结构内终极所有者会以过度投资的方式损害外部股东利益的行为，金字塔内的杠杆控制不仅为终极所有者提供了隧道挖掘的激励，而且也为其进行过度投资创造了条件。刘朝晖(2002)[ ]首次在国内通过建立模型指出控股股东与上市公司的关联交易是为了私有收益，而对私有收益的追求会导致其过度投资行为。以上这些文献都是从理论上的阐述，还没有实证的检验。

基于以上的理论分析，盈余质量、代理问题和投资效率三者存在紧密的联系。但是，目前的研究或者仅停留在盈余质量与投资效率两者直接的关系上(Biddle et.al 2009;李青原 2009)，或者仅研究了管理层的代理问题(周春梅 2009)。对于盈余质量如何通过双重代理影响投资效率，以及影响的路径没有实证上的检验。基于此本文的研究框架如下：

根据理论分析，我们提出如下待检验假说：

假说1：盈余质量与投资效率(改善投资不足和投资过度)都显著正相关，高质量的会计信息能够缓解投资过度和投资不足。

假说2：管理层代理问题在盈余质量对投资效率的作用中起到中介作用，盈余质量能够缓解管理层代理问题，从而抑制管理层的过度投资和投资不足行为。

假说3：控股股东代理问题在盈余质量对投资效率的作用中也具有中介作用，盈余质量也能够缓解大股东代理问题，从而抑制过度投资行为。

三、研究设计

(一) 投资效率的计量

本文借鉴Richardson(2006)[ ]的模型计量企业的投资效率。模型依据企业的基本信息估算出正常的投资水平，实际投资水平与期望投资水平的差异代表了企业投资效率的缺失。

其中INVt代表t年资本投资规模，以t年固定资产、长期投资和无形资产的净值改变量/平均总资产计量。Growtht - 1代表企业增长机会，以t-1年的营业收入增长率为代理变量;Levt - 1 , Casht - 1 ,Aget - 1 , Sizet - 1 , RETt - 1 , INVt - 1，分别代表企业t - 1 年末的资产负债率、现金持有量(现金持有量/期初总资产)、上市年限、公司规模(期初总资产的自然对数)、股票收益(t-1年5月到t年4月经市场调整后的、以月度计算的股票年度收益率)和t - 1 年的资本投资。另外还考虑了行业和年度效应。行业分类中制造业取两位代码分类，其他行业取一级代码。由于需要分年度分行业回归，而有些行业年度样本数达不到回归样本数量要求，本文采用了A股上市公司2003-2009年的数据，并删除了样本较少的行业，共得到七年5038个样本。然后对模型(1)分行业分年度回归，得到各企业t年预期投资量，以实际投资量减去预期投资量，得到剩余投资量，以此来度量企业是投资过度(剩余投资量>0)或是投资不足(剩余投资量<0)。

(二) 会计信息质量的度量

盈余质量的计量有多种方法，目前应用较广的是从会计盈余的主要组成部分出发，从盈余管理的角度，将会计盈余调整为盈余质量。本文选取修正的Jones模型和DD模型指标度量盈余质量的水平。

(1) 修正的Jones模型

本文借鉴夏立军(2003)[ ]和陆建桥(1999)[ ]的方法采用线下项目前总应计利润和无形资产的修正方法以横截面修正Jones模型分年度分行业回归计算操纵性应计利润：

其中：NDAi,t表示i公司t年的非操控性应计利润，△REVi,t是i公司t年的营业收入增加额，△RECi,t是i公司t年的应收账款增加额，PPEi,t是i公司t年的固定资产,IAi,t是i公司t年的无形资产,参数值b0、b1、b2、b3、b4由对下式进行参数估计得到：

其中，TAi，t表示i公司t年的总应计利润，按照夏立军的研究结论采用线下项目前总应计利润，最后，以操控性应计利润|DAi,t|=TAi,t/ Ai,t-1-NDAi,t t/ Ai,t-1的绝对值作为盈余质量的度量指标，该指标越大盈余管理程度越大，会计信息质量越差。

(2) Dechow & Dichev 模型

Dechow & Dichev 模型认为，应计利润与现金流量偏离越大，会计盈余的质量就越低。这一模型克服了Jones模型在计算操纵性应计利润时可能存在的偏差。

本文以横截面回归模型得到的残差TCAE的绝对值作为盈余质量的测度，该指标越大盈余质量越差。 TCAi，t为平均总资产调整的线下项目前总应计利润，等于营业利润与经营活动现金流的差额除以平均总资产;CFO为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Asset为平均总资产。

(三) 代理成本的度量

借鉴Ang et al(2000)[ ]，本文采用两个指标度量管理层的代理成本：(1)营业费用率，为销售费用与管理费用之和除以营业收入，因为销售费用和管理费用是管理层能够自由控制的主要费用项目，所以，该指标能较好的反映管理层的代理成本。(2)资产周转率，为营业收入/总资产，该指标从管理层对资产的使用方面来度量存在代理成本时管理层对资产使用效率的水平，指标越高，说明管理层卸责(如管理失职、偷懒和过度在职消费)的可能性越小。此指标在稳健性检验中应用。

对于控股股东的代理成本本变量，本文选取大股东关联交易作为大股东代理成本变量。关联交易为上市公司与其母公司或者受同一母公司控制的其他企业之间进行的、以上市公司为买方的关联交易涉及的金额(以期初总资产调整)，涉及商品交易、资产交易、接受劳务、资金交易、非货币性交易和共同投资、合作项目 六类。

(四) 盈余质量、代理成本与投资效率

本文用如下模型考察盈余质量与投资效率(模型4)、盈余质量与代理成本(模型5)、以及盈余质量通过代理成本的中介效应对投资效率的影响(模型6)：

模型4中控制了经营现金流波动率、自由现金流、负债和公司规模。现金流的波动会影响资本成本从而影响投资效率(Wysocki 2007);自由现金流多的企业存在过度投资问题(Richardson 2006);而负债可以约束管理层的无效投资行为(Jensen 1986)。模型5中控制了公司规模、成长性和大股东持股比例。因为大股东持股可以有效约束管理层的行为;而企业规模、成长性与管理费用呈负相关关系(Ang et al. 2000)。 模型6在模型4的基础上加入了代理成本变量，检验加入代理成本之后盈余质量对投资效率的影响是否有显著的变化。另外，由于将管理层和大股东的代理成本作为盈余质量的内生变量，所以我们用模型(5)测算的代理成本预测值代入模型(6)中进行相应的回归。

一般来说，考察中介作用须满足三个步骤：第一，自变量X(盈余质量)对因变量Y(投资效率)有影响;第二，自变量X(盈余质量)对中介变量M(代理成本)有影响;第三，自变量X，中介变量M纳入同一方程时，如果自变量X对因变量Y的影响不再存在，则可以证明自变量对因变量的影响完全由中介变量传递，即完全中介效应;如自变量X对因变量Y的影响减弱，则可以通过统计方法验明部分中介效应。

(五) 样本选取和数据来源

本文使用沪深股市2003-2009年所有A股上市公司为初始样本。首先剔除了金融类上市公司和相关数据缺失的样本;其次对于2007年会计准则变更，我们对涉及的会计数据进行了对接。最后，对于本文使用的主要连续变量，为消除极端值的影响，对0-1%和99%-100%的极端值进行了winsorize处理。本文使用的股票市场回报，关联交易数据来源于CSMAR股票市场研究数据库，其他数据均来自于CCER数据库。

四、实证结果及分析

(一) 描述性统计和相关性检验

描述性统计显示我国过度投资和投资不足样本大体相当。管理层代理成本(Agencycost)和关联交易(related transaction)的均值均显著大于中位数，同时方差显著较大，说明上市公司存在较严重的代理问题。

表3的相关性分析表明过度投资(投资不足)与盈余质量显著正相关;代理成本与盈余质量代理变量也都显著相关。但不同的是，在过度投资样本中，管理层代理成本变量与过度投资没有显著关系，而控股股东代理成本变量与过度投资显著正相关。在投资不足样本中，管理层代理成本变量与投资不足显著相关;而控股股东代理成本变量与投资不足没有显著关系。

(二)回归分析

由表4可见，盈余质量(DA、TCAE)与过度投资(投资不足)显著正相关。说明盈余质量确实可以改进企业的投资效率。控制变量中，自由现金流越高过度投资越严重;资产负债率对投资效率没有显著关系，说明在我国负债没有起到相机治理作用。那么盈余质量对过度投资和投资不足的影响路径是否相同呢?

表4 盈余质量与投资效率的关系：回归结果

我们首先对管理层代理成本的中介效应进行检验。表5显示盈余质量代理变量均与管理层代理成本显著正相关，表明高质量的会计信息可以减轻管理层代理成本;另外在过度投资样本中，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可以降低管理层的代理成本。

表6报告了加入管理层代理成本变量后，盈余质量与投资效率关系的变化。可见，对于投资不足样本，加入代理成本变量后盈余质量对投资效率的作用变小(当盈余质量代理变量为TCAE时)或者不再显著(当盈余质量代理变量为DA时)，完全符合上文中中介变量的检验要求，我们又运用Freedman and Schatzkin ( 1992) [ ]判断中介变量的方法，检验盈余质量一项在模型4和模型6中的系数之差是否显著异于零。检验方法为：

其中， 为a1的标准差， 为c1的标准差， 为盈余质量与代理成本的相关系数。计算结果显示t值为16.15516，说明加入管理层代理成本变量后盈余质量对投资不足的作用发生了显著的变化，表明管理层代理问题在盈余质量对投资不足的改善作用中起到了中介作用，盈余质量能够缓解管理层代理问题，从而抑制管理层的投资不足行为。

表6 盈余质量 代理成本与投资效率

但是表6第(1)、(2)栏中管理层代理成本与过度投资之间没有显著关系，而且管理层代理成本加入后盈余质量与过度投资之间的关系几乎没有变化(参照表4、表6列1、2)，这表明过度投资很大程度上不是管理层的行为。那么盈余质量对过度投资的影响来源于哪里?我们以大股东关联交易作为大股东代理成本变量，运用模型5和模型6重新检验。

表7是以模型5为基础，对t-1期盈余质量和t期的关联交易回归的结果，检验高质量盈余信息能否改善大股东代理问题，抑制大股东通过关联交易的掏空行为。由表7可见，盈余质量指标DA t-1和TCAE t-1与大股东关联交易显著正相关，表明盈余质量对大股东代理问题具有预示作用，而通过对会计信息盈余质量的控制能够改善大股东的代理问题。那么高质量的盈余信息能否通过改善大股东的代理进而改变企业的过度投资呢?

表8报告了加入大股东代理成本变量后盈余质量与过度投资关系的变化，可见关联交易与投资效率显著正相关，说明大股东在投资过程中会通过与母公司及其同一母公司下的子公司进行商品、劳务、资产、资本及其共同投资的方式转移上市公司的资产，转移的资产越多过度投资的规模越大，对上市公司的侵害越多。同时，在加入关联交易变量后盈余质量的代理变量(DA和TCAE)对过度投资的抑制作用变得不再显著。我们进行了Freedman检验，t值分别为8.9178、5.309509，说明大股东代理问题对盈余质量改善企业过度投资行为的中介效应成立。即盈余质量是通过缓解大股东的代理问题从而改善了企业的过度投资问题。此论证表明，在我国企业过度投资的主要根源不在于经理人的行为，而在于大股东为了通过关联交易获取控制权私有收益，会以过度投资的方式掌握更多的控制性资源，从而导致了大股东的过度投资行为。

五、 稳健性检验：

为了增强代理成本在盈余质量与投资效率之间中介效应的稳健性，本文采用了管理层代理成本的另一变量—资产周转率。为了检验大股东代理成本变量——上市公司与其母公司或者受同一母公司控制的其他企业之间进行的、以上市公司为买方的六类关联交易的稳健性，本文采用了其他应收款对2007年以前的数据进行回归(考虑到2007年证监会清理大股东占款)，结果表明以2007年为样本，大股东代理成本的中介作用依然显著。由此推知，以关联交易作为大股东代理成本变量具有说服力。为了避免变量之间的内生性，将t期管理层代理成本、大股东代理成本变量对t-1、t-2期盈余质量进行了回归，结果仍然表明高质量的盈余信息对代理成本有显著的影响。为了克服模型(1)在计算过度投资和投资不足时产生的系统性偏差，我们将模型(1)的残差按大小分为三组，将残差最大的一组作为过度投资组，将残差最小的一组作为投资不足组，再进行相应的回归。对于上述各模型的检验结果与前文研究结论基本一致。基于稳健性分析，我们认为前文中的结论具有说服力。

六、 研究结论：

高质量的会计信息是反映公司基本情况的重要信息来源，在我国上市公司普遍存在投资效率低下的情况下，高质量的会计信息可以抑制无效投资行为，但是，会计信息会通过多种途径发挥作用。本文从双重代理的角度研究了盈余质量信息对投资效率的影响路径。结果发现，就投资不足而言，高质量的盈余质量降低了管理层代理成本，进而抑制了企业的投资不足行为。但是，就过度投资来说，盈余质量对管理层代理问题的约束没有抑制企业过度投资，进一步的研究发现，盈余质量是通过缓解大股东的代理问题从而改善了企业的过度投资问题，这表明在我国过度投资主要是大股东的行为。本文的研究还发现大股东通过关联交易方式转移的资产越多，企业过度投资的规模越大，说明大股东私人收益的存在促使大股东过度投资以掌握更多的控制性资源。

注：本文中所涉及到的图表、注解、公式等内容请以PDF格式阅读原文

作者：黄欣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