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版权侵权研讨论文

内容摘要：当前，影视作品被切条、搬运到短视频平台传播的现象非常普遍，作品版权方合法权益遭到侵害，社会反映强烈。走出短视频“重灾区”需要齐抓共管：短视频创作者需提高守法意识，践行“先授权后播出”;短视频平台方要落实主体责任，严格审核把关;政府职能部门分类监管、加强执法。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整理的《学术版权侵权研讨论文 (精选3篇)》，供大家参考借鉴，希望可以帮助到有需要的朋友。

学术版权侵权研讨论文 篇1：

民法典时代版权引诱侵权规范体系构造

摘 要：民法典时代，诸多法律规范尤其是侵权法规则需要修正甚至重构，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也遇到新的挑战。《著作权法》乃至整个知识产权法律体系中并未明确引入间接侵权的相关规则，而版权引诱侵权本身更非立法用语，但相关司法实践并没有止步，以至规则指向教唆、帮助侵权并将教唆、帮助两者混同，甚至出现跳过版权引诱侵权直接认定侵权的情况。对此，可以对比美国相关制度的建立和运用，构建我国版权引诱侵权规范体系，即厘清版权引诱侵权规范要素，对版权引诱侵权予以定型化，重点突出故意意图，给予实质性非侵权用途的适用例外，区分引诱与帮助侵权，把版权引诱侵权从共同侵权中剥离出来，明确按份责任的法效果。

关键词：版权;引诱侵权;间接侵权

伴随民法典的实施，我国正式步入民法典时代，诸多法律规范尤其是侵权法规则需要协调甚至重构。对于版权引诱侵权问题，有的认为应按照传统共同侵权中教唆他人实施侵权行为来处理;有的认为需要采用间接侵权中的引诱侵权规则解决;有的认为现行法律已有定论或只需要进一步明确法律适用;而有的认为目前法律框架下未能实现逻辑自洽而有待建构引诱侵权自身的规则体系。凡此种种，至今无定论，给当事人和社会公众带来诸多不解，特别是现阶段立法和实践暂未形成引诱侵权的完整制度体系，但司法判决又已运用了引诱侵权的相关规则，这其中的冲突与矛盾应当引起各界注意。

一、两则案例引发的思考：被忽视的版权引诱侵权

2020年6月，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对“上海东方教具有限公司等与费希尔技术有限公司侵害著作权纠纷”案(以下简称“慧鱼”案)作出再审裁定;同年12月，该院对“李海鹏等侵犯著作权罪”案(以下简称“乐高”案)作出终审宣判。两案一民一刑，但侵犯知识产权罪属于法定犯，须以构成著作权侵权为入罪前提，故两案的核心问题都是创意组合拼装模具类产品的制造、销售是否构成著作权侵权。“慧鱼”案再审裁决认定展示图与搭建完成的立体造型分别构成平面和立体两类作品，生产、制造复制他人作品的拼装类产品并配有装配指引的行为，在客观上亦对最终复制行为的发生起到了不可替代的实质性作用，具有造成侵权结果的主观故意，应承担相应的侵权责任1;“乐高”案二审认定拼装类产品的立体模型属于立体美术作品，复制产品的设计、开模进行生产销售，构成对美术作品著作权侵权，情节特别严重构成侵犯著作权罪2。

(一)爭议焦点隐含版权引诱侵权

两案历经多次庭审，相关法律问题引起广泛探讨，特别是“乐高”案因涉案金额高达3.3亿而备受各界关注，但主要争议在于作品属性、作品类型及是否构成复制，其中涉及的版权引诱侵权问题却鲜少被关注。如“慧鱼”案一审聚焦平面图形作品的复制侵权，由于立体造型出售时未搭建完成，不属于著作权法意义上的作品3;二审改判认为拼装类产品构成图形作品和模型作品，未区分直接与间接侵权而径行认定侵权。前者只承认图形作品进而成立直接复制侵权，自不存在间接侵权的问题，但后者在确认模型作品属性后，对复制权进行解释，“著作权的本质是一种禁止他人未经许可实施某种行为的权利，是一种禁止权，著作权人的复制权不仅控制未经著作权人许可擅自复制作品的直接侵权行为，未经著作权人许可擅自商业性许可他人复制作品的行为也应包括在内”4。即指出复制权包含许可他人复制，从而据许可侵权认定制售拼装类产品构成侵权。当然，对“擅自商业性许可他人复制”可以有两种理解：其一为直接侵权行为，其二则为间接侵权行为。如果认为是直接侵权，则是对直接侵权的扩大解释，毕竟并非《著作权法》第10条项下的17项权利所控制的行为;而如果认为是间接侵权，则事实上隐含着版权引诱侵权的确认。再审裁决意识到实施拼搭成型行为的是最终用户而非模块的制售者，故以生产、制造组件并配有装配指引对最终复制行为的发生起到了不可替代的实质性作用为由模糊地认定侵权责任成立。相似地，“乐高”案先后裁决探讨作品属性的认定，即是否构成美术作品，对引诱侵权乃至间接侵权只字不提。

无论以许可侵权另辟蹊径解决侵权判定，还是一揽子模糊认定，都存在解释路径不甚清晰的现实5。拼搭出的造型整体若具有独创性可作为立体作品受保护无疑问(至于是立体美术作品或模型作品可再行商榷)，但其大部分组件属于标准化模具，不属于立体作品，仅个别特殊模块与众不同可能成为作品。同时，制售者并未实施将积木拼成整体的直接侵权行为，而是由最终用户根据展示图等实施拼搭的行为，当搭建行为完成而构成直接侵权时6，制售者才可能因引诱他人实施直接侵权行为而构成间接侵权，径行认定制售行为侵犯著作权实际上隐含了版权引诱侵权的认定。

(二)引诱侵权功能定位缺失

引诱侵权与间接侵权7关联甚密，一般认为引诱侵权属于间接侵权。间接侵权是否需要作出专门规定，主要存在两种针锋相对的观点，一种观点认为我国应该建立间接侵权制度，认为现有法律制度已经不足以解决这类问题，不能用共同侵权理论来代替间接侵权的适用。与共同侵权相比，间接侵权本身的特殊性与独立性的表现是十分明显的。尤其是社会生活日益发展，新的侵权类型不断衍生，无论是间接侵权还是共同侵权都将趋于复杂，理念与适用上的区别也会进一步显现。另一观点认为现有的共同侵权理论能够涵盖实践中的间接侵权纠纷，相关构成要件、救济程序及所发挥的功能均没有跳出民法共同侵权的一般原理。

我国现阶段立法和实践暂未对间接侵权制度形成完整体系，或者说还需要进一步明确。虽然有些司法判决已体现出间接侵权的相关理论，但对间接侵权的种类、范围还没有形成一致意见。相对来说，帮助侵权作为一种间接侵权受到大多数学者的认同，关于引诱侵权归入到间接侵权当中，理论界有不同的声音。有学者认为帮助侵权具有独立性，引诱侵权则是依附于直接侵权而存在的，可运用民法共同侵权的规则解决。不过，观点本身有待商榷。从司法实践层面看，多适用教唆、帮助侵权法律规定进行分析和处理，且容易将教唆与帮助混同，没有具体分析相关标准。从研究层面看，国内研究主要集中在比较法上的思考，对我国有无必要建立引诱侵权阐述自己的观点，引诱侵权制度(包括诸如传统环境下的引诱侵权以及云计算网络环境下引诱侵权等等)系统性研究还较缺乏。总体来看，尽管对于知识产权间接侵权有相对较多的探讨，也对引诱侵权进行了分析，但却少有系统性阐述引诱侵权制度，特别是引诱侵权本身的功能定位、与帮助侵权的关系及与共同侵权的协调等都需要进一步厘清。

二、版权引诱侵权制度发端与脉络：权利的延伸

我国版权引诱侵权研究起步不算太早，毕竟知识产权法的发展历程也是近十多年才开始加快。相比之下，国外引诱侵权的研究和相关实践起步较早，特别是英美法系法官在司法实践中创造出引诱侵权的判定标准，尽管仍然存在一些模糊甚至前前后后的判例中可能有矛盾和冲突，但大致有其自身的发展脉络和主体思路。以美国为例，版权引诱侵权制度的形成过程值得关注。

(一)美国版权引诱侵权制度的确立：引诱侵权自成一体

《美国专利法》第271条(b)规定，任何积极引诱他人侵犯专利权的人须承担侵权责任。自此确立了成文法上的专利引诱侵权制度。这项发端于判例法上的规则，扩展了潜在侵权者的范围，并将损害赔偿的责任转嫁到非直接侵犯专利权的被告身上[1]。即依据第271条(a)(b)(c)[2]，专利侵权分为直接侵权、引诱侵权和帮助侵权。其中，引诱、帮助侵权属于间接侵权8。专利法第271条(c)规定了帮助侵权的具体情形9。

但第271条(b)却是一条非常模糊的、一揽子条款，有待法院裁决。特别是没有明确界定承担侵权责任要件中知道或意图的程度，而只是要求有证据证明实际意图是构成积极引诱的前提。因此，知情是直接侵权人构成侵权的基础上，必须存在鼓励侵权的特定意图，这留给法院更多解释空间。尽管解释与适用的任务落在法院肩上，最高法院直到2005年前依然对引诱侵权问题保持沉默。而且一反常理的是，最高法院选择在一个版权案件即Grokster案[3]中决定阐明对引诱侵权问题的观点，从而成为版权引诱侵权规则运用开端。

(二)美国司法实践的更迭：实质性非侵权用途的适用例外

Grokster案之前的Sony案[4]中，美国最高法院将专利法第271条(c)的帮助侵权规则用于版权侵权，提出实质性非侵权用途免责。据此认定VCR的生产者帮助侵权不成立，因为VCR具有实质性非侵权用途：即让人们录下节目留待之后再看。最高法院认为，专利与版权有实质性的区别。但专利、版权帮助侵权规则均系对知识产权垄断权的保护，法院处理复制等相关版权侵权行为时要进行相应的突破。贸易自由规则要求在保护成文法上的垄断权利与他人自由参与实质性非相关领域经济活动的权利之间进行平衡。相应地，若产品广泛进行合法的、无异议的使用，如销售复印设备符合实质性非侵权用途标准而不属于帮助侵权。

在Grokster案中，许多人认为存在同样的争议：在線分享相关作品能否具有实质性非侵权用途?分享已过版权保护期的作品或已征得版权人许可的作品即为实质性非侵权之用。然而最高法院回避了实质性非侵权用途标准的认定问题，而是将专利法上的积极引诱侵权引入版权法。指出产品(含服务)提供者知道产品可能用于侵权不必然推定版权侵权责任的成立;向客户提供技术支持或产品更新等普通商业行为不足以认定侵权责任。引诱侵权责任的成立须以确定的、有责任的引诱表述及行动为前提，注意避免对合法商业活动和发明创新的干扰。其中，引诱和鼓励用户侵权的相关陈述，如被告指出其P2P软件产品是Napster的替代品;主动积极鼓励侵权的相关举动，如宣扬其产品具备侵权用途或为他人侵权使用提供指导，均属于引诱侵权的明确意图。即便被告出售的产品具有相应合法用途，仍需承担引诱侵权责任。即，若推出一项产品及服务的目的在于促进侵犯版权(明确表达或以其他积极行动鼓励侵权)，须对第三方的侵权行为承担责任。Grokster和Streamcast存在不道德的意图：致力于为前Napster用户提供服务，面对用户复制传播大量侵权作品的实际情况缺乏审查机制，表明了一种诱发侵权的意图。也就是说，具有实质性非侵权用途不妨碍引诱侵权的成立。

从帮助侵权到引诱侵权，实际是对知识产权权利保护的一种延伸。当然权利的延伸也是有限度的，需要在公众自由与垄断权利之间进行利益平衡和适当的界分，否则可能存在不当干预公共利益之嫌。而引诱侵权制度率先在版权领域具体化，开启了美国版权引诱侵权制度的建立与版权权利延伸的完善之路。

(三)本土化的必要性与可行性：与教唆、帮助侵权的协调

尽管Grokster案是版权案件，它很快成为专利法上的重要案件，反过来推进专利引诱侵权制度健全，足见版权引诱侵权制度的延展性和传播力。同时，版权引诱侵权制度逐渐突破英美法系的范畴，对大陆法系国家的立法和司法也产生深远的影响。德国作为现代民法之始祖，也对引诱侵权制度予以了规定。

我国法律中并没有直接采纳间接侵权相关概念，实践中相关行为纳入传统民法共同侵权体系当中[5]。立法上未明确出现引诱侵权，但司法解释也通过教唆、帮助侵权在某种程度上回应了引诱侵权的部分实际问题(下文第三部分将详述)，并没有排除引诱侵权规则适用的可能。如前文所述的两则案例司法实践便以某种默契越过了版权引诱侵权的认定，却实质上有隐含之意。当然，民法上的教唆、帮助是否就等同于引诱?教唆侵权与引诱侵权有何实质性区别?这些问题仍是摆在版权引诱侵权制度本土化中的堵点、难点，需要通过解释与分析逐一解开。总之，版权引诱侵权规则适用应当在《民法典》《著作权法》等框架项下与教唆、帮助侵权进行协调抑或对相关侵权规则进行重构。

对我国来说，具有教唆、帮助侵权、共同侵权的立法基础和相关理论与实践积累，有引入版权引诱侵权制度的相应本土土壤，也符合现实的需求。

三、版权引诱侵权规制现状与问题：规则适用缺乏融贯性

英美法系国家通过判例法对间接侵权规则予以法定化，但也仍有一些比较难区分的问题需要探讨。如，从版权引诱侵权制度发端与发展来看，规制引诱侵权系为对权利保护的延伸，而相应的限度需要立法、司法本着利益平衡的原则，采用严格的适用规则。在我国，版权引诱侵权规制存在缺乏融贯性的现实问题。

(一)立法现状：混同的教唆、帮助侵权

在中国，引诱侵权不是一个成文法律概念，现行法中没有直接针对引诱侵权的明确规定。同样，没有间接侵权概念的成文立法，但不少判决书中直接援引间接侵权相关理论研究成果，将相关主流学说运用于审判实践中。而引诱侵权作为间接侵权理论与实践发展中的细分，虽法律法规中没有明确的引诱侵权条款，但有可供参考适用的规范。

1.与共同侵权的剥离

目前来看，司法实践中多依据民事侵权中的教唆侵权规则来应对引诱侵权等间接侵权争议。其中，《民法通则》《民法总则》《侵权责任法》因《民法典》的出台而废止，但相应规则在《民法典》中得到延续。《著作权法》中没有关于引诱侵权或是间接侵权的具体规定，最高法院的相关司法解释则以教唆、帮助侵权的表述对引诱侵权、间接侵权等有所阐述。

从立法发展脉络来看，早期受《民法通则》影响，将教唆、帮助侵权视为共同侵权并承担连带责任。最高法院在《关于审理涉及计算机网络著作权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及《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这两个司法解释中均将教唆、帮助侵权解释为共同侵权，从而追究行为人法律责任。而后《侵权责任法》似乎意识到教唆、帮助侵权不同于传统共同侵权，将注意力放在责任承担上，从共同侵权的限制中剥离，规定教唆帮助人应当与行为人承担连带责任10。其后《民法总则》进一步对连带责任内外分担进行明确。《民法典》延续《侵权责任法》的精神，规定教唆、帮助侵权应当承担连带责任。至此，尽管前述法典、法律及司法解释对教唆、帮助侵权作出规定，但并没有对教唆及帮助侵权行为作解释，还存在将教唆、帮助混同的倾向，缺少对具体含义的释解。同时，最高法院似注意到教唆与帮助的不同，在《关于审理侵害信息网络传播权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以下简称《规定》)11中进行示例，对网络服务提供商的教唆、帮助侵权予以释解，即以言语、技术、奖励等诱导构成教唆侵权;明知或应知侵权未采取必要措施构成帮助侵权。

法典、单行法、司法解释不直接援引间接侵权的概念，而是指向了教唆、帮助侵权，并一度将两者混同归于共同侵权，后又从共同侵权中剥离，径行认定连带责任。

2.教唆、帮助含义不明

即使教唆、帮助侵权与共同侵权剥离后，仍存在一个无法摆脱的混同难题——何为教唆?何为帮助?教唆侵权可否涵盖引诱侵权?虽然最高法院意识到教唆与帮助的区别，并在司法解释中以示例的形式对网络服务提供商的教唆、帮助侵权进行了界分，但这仅仅限于网络版权领域，不属于对版权引诱侵权的全面回应。

某些类型的侵权行为需要特殊的构成要件[6]。对于版权引诱侵权这类智力成果侵权，相比传统权利，一般民事侵权规则可能无法解决版权侵权本身的特殊性问题。如教唆本身系针对特定对象，而大部分版权引诱侵权中最终用户实施直接侵权行为，这些最终用户属于社会不特定公众。教唆与引诱无论是语义上、词源上均有较大差异，勉强套用教唆解决引诱侵权问题有可能会破坏《民法典》内侵权编的内部逻辑，更为重要的是认为引诱侵权人与直接侵权人承担连带责任的合理性有待商榷。若能用一般理论去解释特殊问题固然可以降低适用成本，但版权区别于物权等权利，可能存在教唆侵权无法涵盖版权引诱侵权的情况，尤其是未对教唆与帮助侵权予以界分，对版权引诱侵权的构成要件、责任承担与证明标准等等不明确，诸多有别于传统侵权行为的方面导致立法规制不协调的局面。

(二)司法实践：要件考察与论证模糊

虽然面对立法不协调的现实，但法官无法拒绝裁判。综观近年来相关案件裁决，在判定版权引诱侵权时，要件考察和论证分析方面存在模糊不清的问题。

关于版权引诱侵权判定，按照一般民事侵权理论，构成要件包括：行为、损害、因果关系、过错。前三个偏客观要件在此不详述，过错的认定是难点12。其中，故意的证明较难。对于过失，我国主流观点采客观过失说13。不少法院在分析行为人是否存在过失时采取善良管理人等相对客观标准来判定[7]，旨在希望行为人采取相应预防措施避免损害，且这种预防并不致于给行为人施以过重的负担。然而，这种判断只能在特定案件中才能精确讨论。即过失的认定，要结合个案中行为人所承担的合理注意义务来考察。从目前来看，司法实践中主要问题表现在：

1.未区分出引诱侵权与帮助侵权

在判定引诱侵权时采用一揽子认定，并以是否具有实质性非侵权用途为标准来判断。电影《我的野蛮女友》案14中，二审法院未对加框链接服务提供商承担的是帮助侵权责任还是引诱侵权责任予以明确。电视剧《小姨多鹤》案15中，二审法院认为网络服务提供者单纯提供“点对点”技术且具有一定的非侵权使用用途，并不构成侵权。但同时认定被告对于第三方网站的侵权行为是应知的而需承担帮助侵权责任，采用流媒体技术方式诱导、鼓励第三方网站实施侵害原告信息网络传播权的行为而承担引诱侵权责任，同样未对构成要件进行区分就一攬子判定。又如电影《杀破狼》案16中，二审法院指出，仅仅开发、提供实质性非侵权用途的软件或者技术不属于版权侵权，但网络服务提供者对于防止侵权行为承担的注意义务，应当与其具体服务可能带来的侵权风险相对应。在网站单独设立“影视交互区”栏目，多层次、体系化的事先分类、编辑影视作品，属于教唆、帮助他人实施侵犯著作权行为，主观上具有过错，应与直接实施侵权行为的网络用户承担共同的侵权责任。另外，若同时构成帮助侵权、引诱侵权，责任承担上是择一还是叠加等一系列问题有待回应。

2.忽视主观状态的具体考察

我国法院历来将行为人的主观过错作为重要的侵权要件加以详尽考察和论证，但《规定》第7条出台后，导致实践中出现部分法院将网络服务提供者提供技术支持、奖励积分的推广行为直接视为网络服务提供者对用户上传侵权作品实施诱导和鼓励，而对教唆、引诱行为人主观故意状态的考察稍有忽略。如图书《后宫甄嬛传》案17中，法院认为网站特定权限系经过被告审查后授予版主的，同时被告给予版主资源奖励实质上鼓励、诱导网络用户实施信息网络传播权侵权行为。因而被告对网站论坛中涉案图书信息网络传播权侵权行为的发生存在过错，构成教唆侵权。法院基本没有就信息网络空间及其他服务提供者是否构成引诱侵权的故意进行论证，而是直接将网络服务提供者在经营网站时实施推介技术支持、奖励积分等行为等同为诱导、鼓励网络用户实施侵害信息网络传播权行为[8]。

四、版权引诱侵权规范路径矫正：定型化与法效果明确

作为社会公平正义最后一道防线，司法裁判的终局性也有风险。设立一个在规则适用上的终局权威在本质上所具有的风险，在任何领域中都可能发生[9]。特别是出现同案或类案不同判的现象，司法裁判的不谬性会受到很大质疑。版权引诱侵权制度亦或间接侵权制度在国外并非一日形成，该制度的酝酿、提出以及成为法律并在实践中运用，经历了漫长的过程。由于各国立法传统和法律体系上的差异，我国不可能照搬国外的引诱侵权规则，而应当在我国现有法律框架下，与民法典进行协调，厘清版权引诱侵权规范要素及法律后果，解决版权引诱侵权法律规制缺乏融贯性的问题。

(一)规则定型化：递进式区分要件

我国版权引诱侵权的立法与司法实践指向了教唆或帮助侵权，但教唆或帮助与引诱侵权本质上并不相同。为不破坏现行法体系，则需要在目前法律框架下，一方面对引诱与帮助侵权进行区分，不能将两者混为一谈(不赘述);另一方面，对引诱侵权予以重构，将其放在版权侵权中进行规则定型化。

1.递进式对其构成要件进行区分

为理解一项规范的要素，通常需要运用其他条款。各具体的法条仅仅构成一项核心法条，该核心法条必须由其他规范所补充[10]。对于版权引诱侵权问题，不仅仅要考察《著作权法》项下的引诱侵权规范，还要把它放在民事侵权的大框架中，一层一层抽丝剥茧，逐项剖析。判定侵权时可采用层次化递进式路径，分成三层：第一层是民事侵权;第二层是版权侵权;第三层是版权引诱侵权。第一层依据《民法典》第1165条规定的一般民事侵权构成要件：行为、损害、因果关系、过错;第二层中侧重行为是否落入版权专有权利的调整范畴，即突出以“行为设权”的著作权法律规范特色;第三层中重点考察行为人的主观方面，即是否存在过错，版权引诱侵权中的过错需要存在引诱的意图，且这种意图为故意。即引诱方明知其引诱行为会引起他人直接侵害著作权的后果而积极追求发生，或者预见到这种后果而放任发生。这里的“他人”涉及的并不一定针对某一具体的对象，而是作为社会不特定公众的最终用户，如“乐高”案中是拼装产品积木的购买使用者而非被告人最终将积木拼搭起来形成立体美术作品;“引诱行为”不一定具体到指导直接侵权的时间、地点等细节，而有可能是更广泛意义上的一种商业模式。商业模式并不意味着否认技术中立的原则，商业模式本身也并没有绝对的好坏，无论采用何种商业模式，特别是互联网环境下，海量信息包罗万象，确实不可能要求网络服务提供商过滤每一个作品甚至监控全网。但如果一种模式的主要目标是方便他人观看盗版作品、实施侵犯著作权的行为，那么此类商业模式的问题就需要进一步考察。即商业模式超出通常社会观念允许的程度，在法律容忍的风险之外增加对权利人的侵权风险，则可能构成版权引诱侵权行为。

2.《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主观方面的考察实定化

对于故意要素的考察尤其是超出通常社会观念允许的范畴要注意的方面有：一是不考虑技术本身。无论是加框链接或深度链接，还是点对点技术，本身并不存在是否侵权的问题。若是非法技术涉黄赌毒等，自有其他专项法规处罚。二是涉案作品本身的特殊性。如电影作品等需要专业团队投入巨资拍摄制作的一般情况下不太会授权个人上传到网站，特别是档期内的电影作品权利人更不会授权他人在网络上进行交互式传播，一些知名度影响力较高的热门小说等也存在类似特点。部分平台上非少量零星出现侵权作品而是呈现大量侵权作品，系明显超出合理范围。三是引诱方给予特殊待遇。如商业模式中提供优惠政策，方便他人提供侵权作品，给予部分版主特殊权利或奖励。由对特定侵权作品的“明知或应知”走向“概括性的过错”，也由此不再受实质性非侵权用途免责限制;且其主观恶意性使网络服务商亦无法以避风港作为抗辩。这是新技术条件下维护作品创作动力之必然[11]。

当然，也有较为先锋的学术观点质疑引诱侵权构成要件中对主观意图的要求，并认为引诱侵权实际上应该是一种严格责任，不需要考察当事人过错[12]。此观点看似离经叛道，但实质上是将引诱侵权的认定转移到因果关系的判断上，即对相当因果关系从严把握，不过分扩大引诱侵权，不致于因保护知识产权而过分限制社会公众的自由。从此意义上说，观点有待进一步研讨。

此外，在对版权引诱侵权规则定型化中，要注意与帮助侵权界分。版权引诱侵权判定需给予实质性非侵权用途标准适用例外，具有实质性非侵权用途仍可能构成版权引诱侵权。

(二)规则涵摄的法效果：按份责任的明确

对版权引诱侵权问题，法院在司法裁决中无疑需要对相应规则作出新的解释与突破。如前所述，法律规范和司法实践似将教唆侵权从传统典型共同侵权中剥离出来，径行规定应当承担连带责任。这种选择和处理本身无可厚非，因为连带责任的承担非只有借助共同侵权制度18，直接规定连带责任就是一种选择。即使认为教唆、帮助侵权视为广义的共同侵权，由于共同侵权对意思联络的要求，适用教唆侵权不能一揽子解决客观上引诱侵权可能无意思联络的情况。

虽然解释与适用法律规范中可能进行一些突破，也应当考虑到体系完整性。更为重要的是，在版权引诱侵权责任认定中还存在法律适用不清的问题。处理版权引诱侵权问题需要与民法进行规则协调，相关的法条涉及《民法典》第1168、1169、1171、1172条。其中，第1168(典型共同侵权)、1169条(教唆、帮助侵权)无法有针对性地涵盖引诱侵权问题。先假设版权引诱侵权可能成立无意思联络的分别侵权，可适用第1171、1172條，那么最终应承担何种侵权责任?连带责任还是按份责任?具体适用的法条为第1171、1172条中哪一条?且至于连带责任也亦存在是否为不真正连带责任的疑问。

引诱方引诱他人侵权，其损害客观上与直接侵权所造成的系同一损害，且不属于每方侵权行为都足以造成全部损害的情况，即没有引诱方的积极引诱，他人不得如此便利地实施直接侵权，而没有他人的直接侵权，引诱方也无须承担引诱侵权责任，故不属于第1171条项下无意思联络造成同一损害的连带责任。但版权引诱侵权法律责任是否适用第1172条项下的按份责任?答案是肯定的，应当承担按份责任。引诱方为他人的直接侵权行为承担引诱侵权责任，与第三方承担替代责任的情形有相似之处。当被告缺乏足够资产时，第三方可能须为此承担替代责任进行赔偿或补偿。替代责任主要基于政策因素，法院出于公平正义的衡量对第三方课以义务，并不是因为第三方实施了侵权行为，而仅仅是因为他们需要为他人的侵权负担法律上的后果[13]。但版权引诱侵权责任是一种实实在在的侵权责任，不属于替代责任，因为引诱方积极促成他人直接侵权，主客观上都对侵权有所“贡献”，需要承担相应的责任。在版权引诱侵权中，引诱方与直接侵权人并不存在不真正连带责任的问题，因为不真正连责之债中任何一方债务人都对整个债务承担责任，任何一方的履行都导致债的消灭，而不存在内部追偿的问题。引诱侵权中，则可能内部追偿，毕竟对权利人的损害由引诱方与直接侵权人各自承担，且可能确定责任大小(因为虽然权利人受到的损害为同一，但引诱方与直接侵权人的责任在观念上、法律上不能说完全不可分)。相对来说，即使若难以确定这种责任大小，仍可依据第1172条的规定承担平均责任，对权利人、引诱方和直接侵权人都是比较公平的。

結 语

对于版权引诱侵权问题的规制，亟需从构成要件到责任承担上予以细化，特别是《民法典》实施后要注意与教唆、帮助侵权的区分，与共同侵权进行剥离。具体来看，宜在构成要件上递进式区分定型，特别是要对故意意图予以明确，给予实质性非侵权用途适用例外;从特定商业模式本身推断引诱侵权意图;在法律后果上，明确按份责任的承担更为公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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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杨志敏.知识产权法新解——详析知识产权法的理论与实务[M].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09：163.

[12] Soonbok Lee， Induced Infringement As A Strict Liability Claim： Abolishment of the Specific Intent Requirement[J]. Hastings Sci. & Tech. L.J.， 2012，4：381-417.

[13] Donald H Beskind， Doriane Lambelet Coleman， Torts： Doctrine and Process[R]. Duke University Press， 2019;4.

The Legal Structure of Induced Copyright Infringement in the Era of

Civil Code

Xia Zhaoxian

( Intellectual Property School， East China University of Political Science and Law， Shanghai 200000， China)

Key words： copyright; induced infringement; abetting; assisting

作者：夏朝羡

学术版权侵权研讨论文 篇2：

短视频侵权缘何成为知识产权保护“重灾区”

内容摘要：当前，影视作品被切条、搬运到短视频平台传播的现象非常普遍，作品版权方合法权益遭到侵害，社会反映强烈。走出短视频“重灾区”需要齐抓共管：短视频创作者需提高守法意识，践行“先授权后播出”;短视频平台方要落实主体责任，严格审核把关;政府职能部门分类监管、加强执法。新《著作权法》规定了短视频作为著作权作品的要件：“独创性”、“一定形式表现”、“智力成果”。短视频知识产权保护大格局的形成，还需要技术赋能、行业自律等手段的综合运用。

关键词：短视频 知识产权保护 著作权作品

知识产权保护工作关系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关系影视传媒业高质量发展。根据《中国网络视听发展研究报告》，截至2020年12月，我国网络视听用户规模达9.44亿，泛网络视听领域市场规模超6000亿元。网络视听节目尤其是短视频的快速发展，产业规模急剧扩张，视频版权保护意识和防侵权举措，无论是政策、法规还是技术手段远没有跟上发展步伐，导致短视频侵权乱象丛生，影视剧被切条、搬运等行为肆无忌惮，短视频侵权成为知识产权保护的“重灾区”。

经过二次修改、创作的短视频，版权归属如何认定?短视频权属不清晰，动态取证难，维权成本高有何破解之道?侵权主体抱着法不责众的心理，明知故犯有何防范和打击的手段?这些都是短视频知识产权治理的焦点和难点。

一.齐抓共管，推动版权内容合规治理

知识产权是近代工业文明的产物，清朝末期这一制度引入中国。至上世纪90年代中期，我国基本建立起门类齐全、符合国际通行规则的知识产权法律体系。近几年来，智能手机的快速普及推动了短视频平台的爆发式发展，同时短视频成为了知识产权被侵害的重点领域，乱象令人堪忧。

1.重磅发声：呼吁共建内容版权生态

2021年4月9日，“爱优腾”、芒果TV、咪咕视频等5家视频平台，53家影视公司，中国网络视听节目服务协会等15家影视传媒行业协会发表《联合声明》，宣布将对网络上针对影视作品内容，未经授权进行任意剪辑，切条、搬运和传播等行为，引发盗版侵权问题和纠纷，发起集中、必要的法律维权行动。呼吁社会各界对侵权内容予以举报、删除、屏蔽，共同预防、抵制短视频侵权行为，共同维护影视行业合法权益。

4月23日，包括中国电视艺术交流协会、北京网络视听节目服务协会等国内超七十家行业协会、影视传媒单位，大批影视演员和制作人，再度发布联合倡议书，针对当前网上短视频侵权现象发布维权行动建议和指南，再次呼吁短视频产业从业者提升版权意识。[1]倡议书强调，影视内容是短视频的沃土，影视创作者和机构愿意以开放的心态，和短视频平台以及公众账号生产运营者共同探讨合理、可持续发展的授权方案。在合法授权的基础上，欢迎更多的公众账号生产运营者能够参与进来，提供形式多样、有独创性的精品短视频内容。

不仅在影视界，学术界、传媒界、司法界、互联网界、版权产业界，在今年“4·26”世界知识产权日前后，也针对版权保护中遇到的问题和难点展开研讨，寻求解决之道。[2]好的内容是传播的重要要素，版权是优质内容权利人的核心资产。原创内容版权若得不到有效保护，内容优势被埋没，甚至为他人作嫁衣，对影视传媒行业本身以及上下游产业链都是致命的打击。因此，社会各界都呼吁无论是平台、行业还是创作者个人，都应自觉接受著作权等法律的约束，强化全社会法治观念。

2.技术赋能：筑起短視频版权防火墙

在网络视听内容产业，保护知识产权就是保护内容创新，在短视频迅猛崛起的时代，技术手段如何适应版权保护新需求，以区块链、AI等高科技手段构筑防火墙，让肆意侵权盗版者不敢为、不能为，营造风清气朗的网络视听空间刻不容缓。业界人士认为，在中国知识产权司法保护体制不断完善的前提下，技术赋能必将成为防止短视频侵权的新路径。[3]

国内一批影视内容创作机构特别是大型主流媒体，开始用防盗版侵权技术来维护优质内容生态。比如，人民版权平台利用区块链、图片基因提取与AI图象识别技术，将数据挖掘技术与人工研判相结合，针对不同的业务场景打造了视频登记、原创比对与内容审核三大核心功能区，为音视频查重、原创识别、视频审核等多种业务场景提供技术解决方案。

再比如，人民中科视频侵权智能监测平台，它通过作者大数据平台对音视频网站的可疑侵权内容进行全面监测，对可疑视频进行切帧处理后可以得到关键帧的图像，再将关键帧的图像通过人工智能技术与版权方预留的视频数据进行比对，如果发现所监测的可疑视频与版权方视频出现多帧高度相似，则监测平台会自动发出预警。

二.法治保障，提高短视频知识产权保护水平

2021年6月1日《著作权法》正式实施。新法将原著作权法中的“电影和以类似摄制电影的方法创作的作品”修改为“视听作品”，这有助于解决短视频作为视听作品的认定，以及著作权保护的法律难题。

1.短视频的著作权作品认定

新《著作权法》将作品类型法定化，把具有“独创性”的短视频作品认定为著作权作品。新《著作权法》第3条明确规定：“本法所称的作品，是指文学、艺术和科学领域内具有独创性并能以一定形式表现的智力成果”。可见，短视频著作权作品包含三大特征：“独创性”、“一定形式表现”、“智力成果”。[4]

2.短视频侵权行为的认定

目前处在舆论风口浪尖上的影视作品剪辑类的短视频，未经权利人授权或其他方式许可，擅自二度创作并公开传播，是否受到著作权法的保护呢?这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

第一，完全侵权的短视频。作者将其他权利人的影视作品完全或部分复制并公开传播的短视频，其中不存在剪辑、包装、字幕、解说等二次创作的，也就是说该短视频没有“独创性”，没有新的表现形式，也没有投入智力、思想，只是简单的“搬运”，这类短视频作品会被认定为完全侵权。即便该短视频进行了物理拆分、切条、搬运，该短视频作品本身不构成新的作品，著作权完全属于原影视作品的权利人。

第二，不完全侵权的短视频。这在现实情况中比较复杂，一种是短视频创作者对权利人影视作品进行了二次创作，具有独创性的新表达，例如作品《一个馒头引发的血案》。一种是创作者对原影视类作品采取了特殊的编辑、编排，加入音乐、音效、解说等包装元素，也体现了创作者独创的智力成果，例如“各国十部最好看电影”集锦之类的。这类作品在新《著作权法》有关“合理使用”的部分有所规定。[5]

3.标本兼治分类监管

短视频作品获得新《著作权法》认定，对行业发展来说是重大利好。应突出独创性的认定标准，对短视频进行分类监管。短视频创作者要提高法制意识，不能知法犯法，维护好原创内容生产的可持续和对优质内容知识产权保护的生态。行政监管部门应该在法律框架内对短视频版权保护分类监管，根据短视频“独创性”及相关要件的多少与有无，分别给予规范治理或坚决打击。

综合治理层面，提倡整合各方资源，建立合作机制。影视版权方、短视频作者、平台方建立沟通互信通道，一方面，影视剧出品方一部新作品诞生后，有借助短视频平台及海量创作者流量的宣发需求，另一方面短视频作者大多时候也缺好内容，而平台方若长期疏于管理，也会面临大量版权纠纷连带责任的法律风险及平台被监管部门处罚的危险，因此，三方打通渠道互助协作，做好授权，必然迎来多赢的局面。[6]

三.构建大保护格局，破解短视频版权难题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建立高效的知识产权综合管理体制，打通知识产权创造、运用、保护、管理、服务全链条。”强调要做好顶层设计，“既严格保护知识产权，又防范个人和企业权利过度扩张，确保公共利益和激励创新兼得。”[7]

打击短视频侵权盗版，版权行政执法与司法部门各有优势。治理侵权盗版要重点打击以牟利为目的团伙性侵权行为，直至追究刑事责任。同时，平台要负起责任，充分运用技术手段严格过滤、删除侵权内容，不给侵权作品传播的阵地，从根本上进行治理，铲除痼疾。

1.突出服务功能，探索建立短视频版权公共服务平台

短视频创作者数量太过庞大，每天产生海量内容，往往一个几分钟的“混剪”或“集锦”类短视频里，包含几部、十几部的影视作品内容，筛查、甄别的难度也大。以影视剧作品为基本素材二次创作的短视频作品，如何破解侵权难题，若还是靠一对一，一对N的传统授权方式显然不现实。要破解难题，可建立全国一盘棋的短视频版权公共服务平台，应用人工智能、区块链、大数据、云计算等技术，对作品以“帧”为单位进行提取存证，对每件公开传播的短视频作品进行版权确权、授权，为权利人和被授权使用人提供与著作权有关的一揽子服务，促进短视频有序合法传播。

2.发挥好行业协会的职能和作用

一是加强行业自律，倡导从业者知法守法，与盗版侵权行为做坚决的斗争，对长期、规模化的侵权者建立“黑名单”制度，让短视频侵权违法者无处存身。二是行业协会牵头，在行业内构建版权收益补偿机制，类似音乐著作权授权给特定媒体、演艺机构的模式。由影视作品著作权的权利人授权给相关平台或机构或团体(个人)，由一对一、点对点授权，变为一对面、一对众(团体)的授权，实现版权方持续的、有保障的利益补偿，逐步建立良性的授权合作机制，形成共融、共享、共赢的版权秩序。

3.加大对短视频版权侵权的执法力度

国家版权局连续三年将网络短视频版权专项整治纳入“剑网”专项重点任务，严厉打击短视频侵权行为，着力强化对短视频平台企业以及自媒体、公众账号生产运营者的版权监管，起到了很好的震慑作用。国家版权局负责人表示，还将继续加大对短视频领域侵权行为的打击力度，坚决整治短视频平台以及自媒体、公众账号生产运营者未经授权复制、表演、传播他人影视、音乐等作品的侵权行为。推动短视频平台以及自媒体、公众账号运营者全面履行主体责任，完善版权投诉处理机制。[8]

版权保护是一个系统工程，需将法律、行政、技术、行业自律等手段综合运用，才能建立短视频版权保护的大格局。

参考文献

[1]超70家影视传媒单位联合倡议：立即清理未经授权短视频https：//m.thepaper.cn/baijiahao_12353831.

[2]构建影视版权大保护格局，破解短视频版权难题，国家广电智库，2021年4月27日.

[3]短视频侵权何时休?专家：法律+科技为版权保护赋能，人民网，2021年4月22日.

[4]孙山，短视频的独创性与著作权法保护的路径，《知识产权》，2019年第4期.

[5]宋辰菲，电影解说类短视频侵权问题研究，《法制与社会》，2021年第2期.

[6]周书环，我国短视频著作权纠纷的现状、问题及其完善建议，《大连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年4月.

[7]全面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工作 激发创新活力推动构建新发展格局，光明网， https：//m.gmw.cn/baijia/2021-01/31/ 34586951.html.

[8]中宣部版权局：加大短視频侵权打击力度，落实平台主体责任，中国青年报，2021年4月5日.

本文为湖北工业大学博士基金项目《新媒介多模态环境下跨文化信息素养建构研究》的研究成果。

(作者介绍：陈志义，湖北广播电视台主任编辑、湖北省网络视听节目服务协会秘书长;秦贻，湖北工业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

作者：陈志义　秦贻

学术版权侵权研讨论文 篇3：

我国版权协会发展状况研究

【摘 要】版权协会是推动版权法律实施，普遍联系版权相关主体，促进版权事业发展的重要力量。我国版权协会发展形成了以中国版权协会为示范，省、市、县级版权协会自发生长的格局，建议加强版权协会建设，积极推进协会与政府脱钩，通过政府购买服务支持版权协会发展。

【关 键 词】版权协会;版权保护;发展

【作者单位】党雷，西部国家版权交易中心，陕西省版权协会。

【中圖分类号】D923.4

为充分了解我国版权协会工作开展情况，提升我国版权协会发展水平，深入实施“国家知识产权战略”，服务版权事业发展大局，陕西省版权协会组织开展了我国版权协会发展现状专题调研活动。文章根据此次调研，对我国版权协会发展状况进行了分析研究。

一、我国版权协会发展现状调研基本情况

1.调研对象

调研对象包括：全国各地设立的版权类协会组织，涉及国家、省、市、县四级版权协会。

2.调研方法

采用调查问卷、座谈交流、资料查找、电话询问相结合的方法。设计发放了调查问卷，通过互联网搜索关键字(版权、协会、保护等，以及各省市协会名称)，借助百度百科、启信宝、天眼查等网络渠道，获取信息并加以整理。对通过互联网没有找到设立版权协会资料的省份，通过致电该省版权局做了信息核实。调研还搜集了版权协会相关管理文件，重点涉及中央、国务院对协会的管理及扶持政策文件。

3.调研主题

调研主题涉及以下几方面：是否设立版权协会;版权协会的基本运行情况，包括协会简介、领导成员、组织架构、主要工作、社会影响;版权协会工作经验、存在问题、相关建议等。

二、我国版权协会发展呈现的特点

1.中国版权协会发挥示范引领作用

中国版权协会原名中国版权研究会，成立于1990年3月9日，与《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同年诞生，是中共中央宣传部(国家版权局)主管的全国性版权专业社会团体，也是我国版权领域唯一具有广泛代表性的社会团体。中国版权协会以团结全国热心版权事业的团体和个人，推动版权法律实施，组织、推动版权的理论研究与学术交流，促进我国版权制度的不断完善为宗旨，同时为著作权人及作品使用者提供相关服务，维护权利人的合法权益，促进社会主义文化和科学事业的发展与繁荣。协会下设反盗版委员会、版权产业委员会、法律事务委员会、艺术品版权工作委员会、鉴定委员会等多个机构[1]。协会举办了中国版权年会、中国版权最具影响力企业评选、版权研讨会、版权高级研修班、“远集坊”讲坛等丰富多彩的活动，极大地提升了中国版权协会的社会影响力。

2.绝大部分省、市、自治区、特别行政区设立了版权协会

调研共搜集到国家级版权协会1家，省级版权协会28家，地市级版权协会27家，县级版权协会7家，共计63家。我国34个省、直辖市、自治区中，28个设立了省级版权协会。尚未设立版权协会的省、直辖市、自治区包括：重庆市、江西省、青海省、甘肃省、宁夏回族自治区、西藏自治区。省级设立版权协会的占比为84.8%。省级版权协会中会员(含个人和单位)规模在200个以上的有江苏省版权协会、广东省版权保护联合会、广西版权保护协会、福建省版权协会，规模在100个到200个之间的有湖南省版权保护协会、浙江省版权协会、安徽省版权保护协会。省级版权协会工作人员普遍不多，福建省版权协会有专职人员4人，兼职人员1人，安徽省版权保护协会有专职人员2人，兼职1人，其他多为1至2人。办公场所除安徽省版权保护协会为自有物业外，普遍为租赁。据不完全统计，陕西省版权协会已经与政府脱钩，天津市版权协会、福建省版权协会、江苏省版权协会、安徽省版权保护协会等未与政府脱钩。天津市版权协会、福建省版权协会设立了党组织。

3.部分省级版权协会工作重点突出，社会效果较好

调研显示，版权协会的工作主要围绕宣传推广、版权登记、纠纷调解、法律维权、版权博览会、版权培训、版权沙龙等展开。福建省版权协会为会员提供著作权法律咨询，办理作品、涉外图书版权合同登记，提供常年法律服务，协助会员对侵权盗版活动进行调查、取证和向版权行政管理部门投诉或向司法机关起诉;联络、协调相关行业和部门开展反盗版工作，组织对侵权制品和盗版物品的鉴定;开展版权学术研究、版权贸易、对外版权交流与合作等。吉林省版权保护协会积极开展版权法律知识宣传培训，先后举办各类培训班30余期，培训版权管理干部、版权产业从业人员3000多人次。协会创办并不定期出版《吉林版权信息》，迄今共印发50多期，另外还创办了《域外出版信息》。陕西省版权协会则开展了“世界知识产权日”主题活动、非遗主题论坛、教育软件正版化论坛、版权经纪人培训、版权调研、版权课题研究等活动，提交决策咨询建议数篇。

4.部分市级版权协会发展势头良好，工作亮点颇多

据统计，在地市级版权协会中，会员规模超过百个的有深圳市版权协会、大连市版权保护协会、青岛市版权协会、郑州市版权协会。深圳市版权协会、郑州市版权协会、苏州市版权协会以及青岛市版权协会实现了与政府脱钩。深圳市版权协会内设会员发展部、版权登记部、合作发展部等，协会有专职人员10人，兼职人员3人。郑州市版权协会内设“八部一站”，包括综合部(秘书处)、创作出版管理部、产业发展部、法律事务部等9个专门机构，有专职人员2人，兼职人员10人。南京市版权保护协会内设机构包含办公室、法务部、会刊编辑部、市场监督部、培训中心、版权登记部等。南京市版权保护协会编辑发行《南京版权》杂志，开通了“南京版权”网站和“南京版权”微信公众号，联合会员单位开展了多种多样的社会活动。苏州市版权协会成立于2003年8月，举办了版权年会，开展了版权登记、版权培训、版权维权、课题研究，参与承办全国版权博览会等工作。

郑州市版权协会开展的工作主要有：宣传推广、版权登记、纠纷调解、法律维权、版权培训、自媒体号运营。协会先后协助政府部门查处侵犯会员单位著作权案件500多起，接受会员单位及郑州辖区著作权人版权登记服务2000余件，主持调解各类版权纠纷2160余人次，创建中国郑州版权(著作权)网以及官方微博、微信公众号，主办《郑州版权》内刊。大连市版权保护协会会长应日本计算机软件著作权协会邀请，专程赴日本，在东京举办三次演讲，向日本企业介绍中国的软件版权保护法律法规及大连市软件版权保护现状，反响热烈。

5.县级版权协会零星设立，服务地方特色版权产业发展

2013年1月，福建省德化县版权协会成立。德化县针对陶瓷产业发展，构建起“政府+协会+司法”三位一体的版权保护体系。由于陶瓷版权得到有效保护，激发了陶瓷企业的创新活力，德化经济、社会、生态走上集约化发展道路。版权保护的“德化经验”成为国家版权局和世界知识产权组织推广的典型案例。张家港市版权协会2017年12月宣告成立，选举产生了26家理事单位、12名常务理事，是江苏省首家县级版权协会，张家港市也于2015年被国家版权局授予全国版权示范城市称号。此外，注册成立的县级版权协会还有广州开发区、黄埔区版权协会，兴化市版权协会，平度市版权保护协会，胶州市版权保护协会，青岛市城阳区版权保护协会等。

需要说明的是，由于全国地市级、县级区域数量众多，故没有进行一一搜集。现有资料表明，广东省、湖南省、江苏省、四川省、山东省设立的地市级版权协会数量较多。

三、我国版权协会发展中存在的问题

1.各省市版权协会发展极不平衡

总体来看，省级版权协会没有实现全覆盖，协会之间差异十分明显，设立时间、组织架构、会员规模、管理模式、发展水平各不相同。有十余家省级版权协会根据设立宗旨，开展了各类版权社会化服务，公开活动信息较多，工作内容丰富，活动开展有声有色。与此相对，其余大部分省级版权协会只有注册登记信息，没有搜集到工作开展信息。一方面可能是这些地方版权协会的版权服务工作开展得不充分，或影响力不足;另一方面也可能是版权宣传工作力度不够。此外，全国还有六个省市没有设立省级版权协会。版权协会工作区域发展不平衡的态势十分明显。

2.版权协会普遍存在弱、小、散的特点

省、市、县级版权协会要么依托版权行政主管部门，要么依托国有版权相关单位开展活动，独立自主运营的相对较少。除深圳市版权协会外，较为活跃的近二十家省、市级版权协会，也存在专职人员少、办公面积小、会员分散等问题。其余数十家版权协会只有注册信息，没有活动信息，存在空转的情况。版权协会弱、小、散，只挂牌不运转的现状，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当地版权工作力度不足，进一步影响了地方版权事业的发展。

3.版权协会独立生存能力不强

提交调查问卷的版权协会中，普遍反映缺少资金、缺少专业人员支持等问题。当前版权协会的主要收入来源是会员会费，由于版权协会服务的弱相关性，会员的黏合度不高，会费标准低且缴纳积极性不高，直接影响到版权协会的生存与发展。

4.版权协会宣传推广力度不足

“面向社会进行版权知识的宣传和教育与打击侵权盗版的行为同等重要。”[2]版权协会的工作主要是社会化服务工作，宣传推广版权法和版权知识是一项基本任务，协会的宣传工作做不到位，直接影响工作的实效。宣传力度不足还反映在宣传形式不灵活方面。目前，我国大部分版权协会的宣传推广工作仍停留在报纸、电视台等社会媒体报道层面，缺乏利用新媒介进行宣传的主动性，宣传报道缺乏爆款，影响力较为薄弱，效果不甚明显。

5.版权协会的社会化服务属性与其他行业协会之间存在一定冲突

版权协会的工作涉及版权相关的各个领域，其中，文化产业领域几乎得到全覆盖。而文化产业当中，行业协会并不少，如出版者协会、发行协会、电影家协会、摄影家协会等。版权协会的会员往往也是其他文化产业门类协会的会员。如何处理版权协会与其他行业协会之间的关系，成为困扰版权协会发展的难题之一。

6.版权协会工作创新性不够

调研显示，版权协会的工作一般停留在线下活动，且主要停留在传统的版权宣传、版权咨询、版权培训、版权调解等常态性工作，而基于移动互联网、大数据、区块链、人工智能等新技术手段开展相关活动的创新性不够，服务会员的新思路、新方法、新举措仍显不足。

四、加快推动我国版权协会发展的建议

1.建立健全省级版权协会

省级版权协会是各省市区开展版权社会化服务工作的重要抓手，一个地方版权工作开展得好，当地的版权行政部门、版权协会、版权单位的联动机制就发挥得好，反之亦然。因此，加强版权协会建设是各地加快推进版权工作的重要内容之一。建议没有设立省级版权协会的地方根据地方实际，尽快设立省级版权协会;已经设立省级版权协会的，应当进一步建立健全版权协会工作队伍，健全内设机构;充分发挥各类会员单位的积极性，结合实际设立相应的专业委员会。按照中央文件精神，协会应努力成为依法设立、自主办会、服务为本、治理规范、行为自律的社会组织。

2.支持有条件的市、县设立版权协会

基层版权工作开展的好坏，反映出一个地方版权工作是否扎实，是否能够落到实处。市、县设立版权协会，能够更好地服务基层版权工作，对于提升地方版权意识，服务地方特色经济发展，保护地方创新活力，维护良好的版权市场环境具有重要意义。建议有条件的市、县设立版权协会，特别是设立符合地方特色经济发展需要的专业门类版权协会，例如陶瓷类、纺织类、剪纸类版权协会等。

3.政府通过购买服务，引导支持协会发展

根据国家发展改革委、民政部等十部门联合发布的《关于全面推开行业协会商会与行政机关脱钩改革的实施意见》精神，一方面，版权协会要尽快与行政机关脱钩;另一方面，行政机关要深化“放管服”改革，积极向符合条件的版权协会购买服务。大力推广政府购买服务，不仅能够解决版权协会资金不足的问题，还能够发挥版权协会的桥梁作用，密切联系版权行政主管部门和版权市场，更好地服务于当地版权事业发展。大力推广政府购买服务，需要克服行政部门不敢购买、不愿购买的难题，理顺政府购买服务流程，形成政府购买服务的良好运行机制。同时，版权行政主管部門应大力支持版权协会发展，引导版权协会开展服务版权事业发展的各项工作，鼓励版权协会参与版权立法、规划、标准制定、数据统计，积极开展版权培训、版权调研，举办版权博览会、版权授权展等。

4.充分发挥各级版权协会的桥梁纽带作用

版权协会要做好会员服务，就应当成为贯彻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及相关法律法规的先锋，成为版权领域市场标准的制定者，成为连接版权行政主管部门和版权市场主体、连接版权专业人士与社会大众、协调会员利益冲突与开展业内自律的桥梁和纽带。版权协会应当帮助解决版权领域非标作品市场定价难、价值兑现难等问题，协调专业人士为版权确权、版权评估、版权鉴定、版权调解、版权咨询等提供专业服务。当前，绝大部分地方版权协会更应当在版权的“确权、保护”这前后两端下功夫，把优化版权事业发展环境作为工作的重中之重，帮助会员单位理顺版权权属，维护合法权益，构建良好的地方版权事业发展生态环境。

5.处理好版权协会与其他行业协会之间的关系

版权协会不同于其他行业协会的地方，主要表现在其会员组成广泛、涉及面广，这是其他行业协会所不具备的优势。正确处理版权协会与其他行业协会之间的关系，一是要紧扣“版权”两个字开展工作，在版权服务的专业性上下功夫，在切实为版权单位和个人实现价值上下功夫。二是要充分发挥版权专业委员会的作用。应该说，无论从社会价值还是市场价值角度判断，凡是版权资产被视为某一单位或个人的核心资产的，都有条件成为版权协会的会员。版权协会应当积极作为，设立并充分发挥专业委员会的作用，增强版权服务的专业性、针对性，增强版权协会的凝聚力、号召力。

6.加强地方版权协会之间的协同效应

提升版权协会工作效能，需要加强版权协会之间的沟通交流，充分发挥版权协会之间的协同效应。中国版权协会每年组织各地版权协会召开交流研讨活动，并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各地版权协会之间应加强沟通交流，取长补短，相互支持，服务于当地经济社会发展，由此才能激发版权协会活力，增强版权协会的凝聚力，更好地服务会员，提升版权协会社会影响力。

|参考文献|

[1]中国版权协会官网[EB/OL]. [2019-11-05]. http：//www. csccn. org. cn.

[2]阎晓宏. 难忘版权13年[J]. 中国出版，2018(11).

作者：党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