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处罚案件利害关系论文

编者按：行政复议是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寻求法律救济的重要途径，也是各级行政机关法制工作机构日常工作的重点内容。我国《行政复议法》第六条和《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第二十八条对行政复议的受理范围和条件作了明确规定，也是复议机关判断行政复议案件是否符合受理条件的主要法律依据。下面是小编精心推荐的《行政处罚案件利害关系论文 (精选3篇)》，供大家参考借鉴，希望可以帮助到有需要的朋友。

行政处罚案件利害关系论文 篇1：

政府信息公开给工商部门带来的“新风险”及应对

当前，随着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公众的权利意识、监督意识日渐增强，对政府工作的透明性、责任性、效能性要求也越来越高，使“政府信息公开”日益成为各方关注的焦点，也成了工商部门系统性风险中的一个崭新“风险源”，使工商部门面临着前所未遇的新风险、新挑战，亟须研究应对。

一、政府信息公开带来的新风险

《政府信息公开条例》于2007年1月17日通过、2008年5月1日施行;而在此之前，广东、上海等多个省市已经颁布实施政府信息公开地方性法规、规章，可以说，全面公开政府信息，保障公众知情权、提高政府透明度，是不可阻挡的时代潮流，是促进依法行政、政治文明，建设“法治政府”、“责任政府”、“服务政府”的必然要求。目前，工商部门公开信息的范围、数量不断增加，如国家工商总局2009年主动公开的政府信息达643万条，受理依申请公开6950件;“百度”搜索“工商局政府信息公开”网页达159万个，有效提升了工商部门公开、公正、亲民、为民的形象。但与此同时，在政府信息公开过程中，工商部门时常处于“公开”还是“不公开”的“两难”境地，面临着不同于执法的新风险，主要表现在：

(一)“自暴其短”风险

所谓“公开”，就是不加隐蔽，在一定范围内让他人得知或者向公众广而告之。根据《政府信息公开条例》，政府信息公开方式分为“主动公开”和“依申请公开”，对工商部门而言，就是一定程度地将行政许可、行政执法工作的过程、结果资料公开，使之暴露于社会公众和相关群众面前，存在较大风险。从上海市工商局浦东新区分局近3年的政府信息公开情况看，主动公开的信息主要是机构设置、办事流程、规范性文件以及具有宣传性质的工作成效、消费提示等信息;依申请公开的信息内容包括企业注册信息、许可审批材料、行政处罚决定书、证据材料、申诉举报处理信息、合同备案材料、年检管理信息等，内容包罗万象。由于工商干部依法行政水平不一，难免在工作中存在各种瑕疵，信息公开则可能使这些短板、问题“曝光”，使工商执法权威下降甚至面临问责风暴;而在“依申请公开”中，大多数申请人都是为了在自身民事诉讼、商业活动等事务中使用相关材料，使工商部门面临法院“证据审查”等新考验。

(二)“社会舆情”风险

当前已进入信息时代，媒体、舆论的力量日见强大，而政府部门的负面信息，最容易成为舆情关注的焦点。在政府信息公开工作中，无论公开或不公开都可能受到舆论批评。一方面，“信息不公开风险”。一旦群众或媒体认为某方面信息应该公开而没有公开，可能会对政府部门的“透明度”、“公正性”，甚至“合法性”、“廉洁性”提出质疑。如近几年来相关部门由于“问题奶粉”、“地沟油”等食品安全信息没有及时公开而备受媒体指责。另一方面，“信息公开风险”。一旦工商部门公开的信息被媒体抓住问题，极可能小事化大，部门“公信力”、执法“公正性”受到质疑，甚至转化为严重的社会舆情危机和系统性风险。2009年底、2010年初沸沸扬扬的“农夫山泉”事件就是一个典型案例。

(三)“司法审查”风险

在法律上，《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三十三条明文规定了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在政府信息公开工作中的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诉讼的权利;在实践中，政府信息公开日益成为复议、诉讼新的诱因，并呈现逐年上升趋势，使工商部门面临日益增大的司法审查风险。以上海为例，2007年全市工商部门政府信息公开类复议诉讼为零;2008年为2件，政府信息公开成为行政复议诉讼的新类型;2009年，这个数字直线上升为26件;2010年，仅前三个季度政府信息公开类复议诉讼就达到25件，显示了群众“知情权”意识、“法治意识”的进一步增强，也使工商部门行政风险更高。

(四)“政风否定”风险

政府信息公开制度的实施，很大程度上与党风廉政、政风行风建设相关联，成为对工商部门政风行风评估的重要一环。尽管《政府信息公开条例》没有明确政府信息“以公开为原则”，但在《上海市政府信息公开规定》等地方性法规、规章中，在社会公众的心目中，大多认为政府信息“以公开为原则、以不公开为例外”，对信息的公开、透明度提出越来越高要求。近年来，一些地方工商部门因“政府信息公开范围不够广”、“更新不够快”、“公开不够及时”等问题。在政风行风评估中频频失分，影响了工商部门的整体地位和形象。

二、政府信息公开风险的成因

分析当前工商部门政府信息公开风险多发的原因，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

(一)法规之“困”

政府信息公开的法律依据主要为《政府信息公开条例》(以下简称《条例》)和一些地方性法规、规章，条款内容较为原则，实践中存在较大争议;同时，《保守国家秘密法》作为《条例》的“上位法”，更令基层干部在“公开”和“保密”间无所适从，增加了政府信息公开的风险性，表现在三方面：一是“向谁公开”?《条例》规定，依申请公开需基于申请人“自身生产、生活、科研等特殊需要”，实践中判断不易，且网上申请普遍采用，难以进行“特殊需要”审查，不少基层工商局基本只要提出申请均予受理，增加了公开风险。二是“公开什么”?《条例》规定，公开的内容是“政府信息”，也即“行政机关在履行职责过程中制作或者获取的，以一定形式记录、保存的信息”。似乎不禁止均可公开。事实上，行政机关的内部资料通常不被认为属公开范围;此外，各地工商部门对主动公开的内容普遍制定了《政府信息公开目录》，但对依申请公开事项缺乏具体指导目录，申请人要求公开的事项包罗万象，易引发争议和风险。三是何为“秘密”?《条例》要求对政府信息发布进行保密审查，但免于公开的“国家秘密、商业秘密、个人隐私”界限含糊;同时规定对“公开不应当公开的政府信息”将责令改正、追究行政乃至刑事责任，致使信息公开人员谨小慎微，实践中“以不公开为原则”，增加了工商“不透明”风险。

(二)履职之“失”

由于被公开的政府信息来源日常监管执法，因此，大多政府信息公开的风险，源于职能履行本身的不规范、不到位，主要表现在：一是基础信息瑕疵。如申请人要求公开行政处罚案件证据材料、申诉处理文书，而该材料存在当事人签字等证据缺陷。公开后可能成为当事人问责工商部门的“武器”。二是应公开信息缺失。由于执法材料收集、归档、管理不善等因素，应该存在、应该公开的信息材料灭失、毁损等。三是公开程序缺陷。不按规定的流程公开信息，如在“农夫山泉”事件中，相关工商局违反《食品安全法》关于食品安全信息公开的程序规定，自行公开抽检信息，陷入严重被动。四是公开申请答复不规范。如对信息公开申请，不按规定的时间、流程、形式、事项答复，可能构成工商部门“不作为”。

(三)认识之“误”

目前，不少基层工商部门干部对政府信息公开存

在一些认识误区，以致对其潜在风险了解不够、防控无方。误区一：“与己无关”。很多工商干部未能认识到政府信息源与日常执法监管的关系，认为政府信息公开是相关专门人员的事，与己无关，致使信息公开与业务工作脱节，面临风险而不能自知。误区二：“可有可无”。一些干部认为政府信息公开只是工商部门一个“小副业”，平时不够重视、处置敷衍了事，对其与工商部门整体工作、社会形象、行政权威的密切关联性认识不足，易使风险乘虚而入。误区三：“望文生义”。由于政府信息公开属于新兴事物，通常专设“依申请公开”窗口、人员，不少干部缺乏对政府信息公开法规的了解，认为只有专门人员处理的、专门载体公布的冠名以“政府信息公开”的事项才是信息公开，未能认识到信息公开内容的多元性和载体的多样化，增加了潜在风险性。

三、防控政府信息公开风险的对策建议

针对问题，建议进一步明确“公开公平”、“依法行政”、“源头防范”、“服务为本”的原则，从创新机制、转变方法人手，促进政府信息公开风险“全程防范”，积极化“危机”为“契机”，进一步提升服务监管透明度、公信力，树立工商部门“亲民”、“为民”社会形象。

(一)变“争议”为“明确”。完善信息公开“法律制度”建设

有效防范政府信息公开风险，首先要明确相关规定、要求，完善法律制度建设无疑是其中重要的一环。建议针对《政府信息公开条例》中模糊、争议或空白的内容，参考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政府信息公开行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征求意见稿)，制订工商系统政府信息公开部门规章，应做到四个明确：一是明确政府信息“以公开为原则”，充分保障公众“知情权”。政府信息公开制度的基本价值是发挥政府的服务作用，保障公民知情权，促进政府廉洁、透明，推进依法行政和民主、法治建设，因此，工商部门政府信息也应“以公开为原则、不公开为例外”，扩大主动公开范畴，树立“阳光工商”形象。二是明确“免于公开”信息范围，使基层干部“有法可依”。在不违背《保守国家秘密法》的前提下，细化涉及“国家秘密、商业秘密、个人隐私”的范畴，使规定更具操作性;针对上位法未涉及的空白领域，建议借鉴《上海市政府信息公开规定》等地方性法规、规章以及高院司法解释，明确除国家秘密、商业秘密、个人隐私外的其他“免于公开”事项。三是明确“依申请公开”的主体范围，避免信息“失控”。在加强信息主动公开的基础上，建议明确“根据自身生产、生活、科研等特殊需要”的信息公开申请人应具有一定“利害关系”或基于科研需求，并要求在提出申请时说明(证明)相关利害关系，以避免“依申请公开”的信息无原则、无限度。此外，可一定程度上允许社会组织为“公益目的”而申请公开相关材料。四是明确将经营者档案信息纳入政府信息公开制度范畴，减少操作性风险。工商档案查询完全符合《条例》中规定的政府信息特征，且最高人民法院在《关于审理政府信息公开行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征求意见稿)中明确“由被告所属档案机构、档案人员管理”的政府信息，属于该规定调整，因此，建议明确将档案查询纳入申请公开政府信息范畴，在保密审查、收费规定等方面与《条例》一致，避免因信息公开、档案查询制度冲突产生的额外风险。

(二)变“粗放”为“精细”，夯实信息公开“依法行政”底气

政府信息是日常监管执法合法、规范程度的外在体现，要全面防控政府信息公开风险，“依法行政”是核心因素。建议进一步强化工商行政管理“规范化、制度化、程序化、法治化、精细化”建设，使相关执法信息经得起阳光的“暴晒”和公众的检验，使干部对政府信息从“不敢公开”转变为“不怕公开”。一要发挥制度“治本”作用。要进一步完善各项执法规范制度建设，建立健全政府信息公开保密审查、申请处置、绩效考核、责任追究等制度，切实以制度促规范、促法治，提高干部依法行政责任心。二要打造“专业化”执法团队。加强对干部的法律法规培训、岗位练兵，促进干部以高度的专业能力、业务素质防范执法缺陷，避免政府信息中的内在风险;同时，要对执法干部进行《政府信息公开条例》、《食品安全法》等法律法规中的信息公开内容培训，编制相关警示案例，确保全面依法行政。三要实现业务、内务互动。目前，政府信息公开一般由办公室负责，但公开的信息则多由业务部门制作，其风险源存在于各个环节。因此，要进一步强化信息收集、档案管理部门与信息形成部门间的沟通协调，互为提醒;要进行关口前移，在政府信息材料的制作环节即充分考虑公开要求，做到合法、规范并留下完整“轨迹”。四要增强“程序公正”意识。“程序违法、不战而败”，政府信息公开也同样如此。工商部门要充分吸取以往教训，进一步转变“重实体、轻程序”观念，严格按照程序办事，切实避免政府信息公开中的不作为、乱作为。

(三)变“松散”为“系统”，创新公开风险“全程防控”机制

政府信息公开涉及工商各职能领域、执法环节，对其风险的防控，也应树立“系统性”思维，构建立体化、全过程工作机制：一是健全“公开指导”制度。充实完善政府信息主动公开目录并及时更新、丰富办事指南、公告公示等内容，进一步提高经营者、消费者对工商政府信息的关注度、支持度，主动提升地位形象;探索编制依申请公开政府信息目录，就其范围、流程、公开程度、把握标准进行细化，进一步提高可操作性，帮助基层干部有针对性地防控风险。二是探索“风险预判”制度。保持高度敏感性，随时了解社会焦点、舆情热点，对可能产生的“信息不公开”批评和“信息公开”置疑等两方面风险点进行分析、预判，提前采取相应措施，维护工商部门的社会公信力。三是完善“信息审查”制度。定责、定人，对拟公开的政府信息进行保密审查，确保公开政府信息合法、规范，不违反保密规定;对以网站、媒体、公告、答复等各种载体进行信息公开情况进行动态监测，发现信息主动公开不全面、更新不及时等问题，第一时间提示，确保更加有效地满足公众的知情需求。四是构建“效果评估”制度。采取网上反馈、定向访谈、民意调查等多种形式，对政府信息公开的效果进行跟踪评估，全面了解社会公众对工商部门的评价，对症下药加以完善，从而更加有效地防控风险。

(四)变“风险”为“机遇”，拓展信息公开“服务发展”内涵

“充分发挥政府信息对人民群众生产、生活和经济社会活动的服务作用”，是建立政府信息公开制度的一个重要目的。工商部门作为“市场经济卫士”，拥有最完整、最权威的企业登记信息以及大量监管信息、消保信息。是一种巨大的潜在资源。建议以政府信息公开为平台，主动加强对各类政府信息的分析、利用、服务，切实将政府信息公开“风险点”转变为“加分点”。一是加强企业信息分析，提供经济发展“引导性”服务。在进一步做好企业信息公告、查询服务等常规工作基础上，可借助工商部门的企业信息资源优势，进一步加强对企业(行业)发展特征、问题，经济发展形势、趋势的深度分析，为辖区政府、其他部门提供决策参考，并有选择地向企业公开，帮助企业了解全面信息，更好更快成长;可向创业者提供具有发展前景的“信息菜单”，引导其选择符合国家导向的行业，助推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二是加强市场信息判断，提供市场安全“警示性”服务。针对日常监管中掌握的市场信息，就违法案例中反映出的不公平竞争、消费侵权等特征、态势加强分析，就涉及公共安全、食品安全、消费安全等问题信息和案例，主动以媒体报道、工商网站等形式进行信息公开，及时对公众警示、提醒，跨前防范市场风险，维护市场秩序。在此过程中，要严格信息公开审查制度，确保内容、程序合法，防止“好心办坏事”。三是加强监管信息整合，提供诚信建设“支撑性”服务。工商部门除了加强监管执法外，还应主动强化监管信息资源整合，借助政府信息公开服务，助推诚信体系建设。如可通过对“守合同重信用”企业、“食品安全示范店”等守法经营者的“公示”以及对产品质量抽检不合格企业等违法经营者的“曝光”，引导形成“守信受益、失信受损”的机制和氛围;可一定范围公开处罚、吊照等监管信息，将相关责任人员信息与社会诚信体系挂钩，使失信者在经济社会活动中受到诚信惩戒;可尝试分析、公开“市场诚信指数”，以更深入的信息服务引导诚信自律、科学消费，进一步树立亲民、为民的新时期工商形象。

责任编辑　王琳

作者：唐虹

行政处罚案件利害关系论文 篇2：

行政复议案件受理条件应如何认定

编者按：行政复议是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寻求法律救济的重要途径，也是各级行政机关法制工作机构日常工作的重点内容。我国《行政复议法》第六条和《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第二十八条对行政复议的受理范围和条件作了明确规定，也是复议机关判断行政复议案件是否符合受理条件的主要法律依据。近年来各级各部门受理复议案件数量逐年增加且案情日益复杂，因此依法认定复议申请是否符合受理条件，把好行政复议案件的入门关至关重要。本文将通过一一“黄某等11人投诉举报案”来重点分析复议案件受理条件的认定问题。

案 例

2016年5月21日，黄某等11人向Z市国土资源局提交了《关于Z市j区某村“城中村改造项目”违法征地行为的查处申请书》，请求Z市国土资源局依法对违法征地行为进行立案查处。6月22日，Z市国土资源局作出《关于请求对j区某村城中村改造项目违法征地行为予以立案查处的情况回复》(以下简称《情况回复》)称：经对该案进行调查核实，黄某等11人反映的情况处于对群众的思想发动、宣传和入户调查阶段，无违法征地和非法占地行为。黄某等11人对该《情况回复》不服，于6月26日向H省国土资源厅提出复议申请，请求撤销该《情况回复》并责令Z市国土资源局对其反映的情况进行立案查处。经审理，H省国土资源厅于8月23日作出《驳回行政复议申请决定书》，以申请人的复议申请不属于复议案件受案范围为由，驳回了其复议申请。

申请人不服，对该复议决定提起诉讼。一审法院经审理认为：H省国土资源厅依据《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第四十八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驳回原告的复议申请，属于适用法律、法规错误，判决撤销了原复议决定并责令重新作出复议决定。H省国土资源厅不服一审判决，提出上诉。二审法院经审理，作出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疑点

1.Z市国土资源局作出的《情况回复》是否属于具体行政行为?

2.该《情况回复》与申请人有无利害关系?

分析

首先，具体行政行为，是指国家行政机关和行政机关工作人员、法律法规授权的组织、行政机关委托的组织、或者个人在行政管理活动中行使行政职权，针对特定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就特定的具體事项，作出的有关该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权利义务的单方行为。如《行政复议法》第六条列举的行政处罚行为、行政许可行为、行政确权行为等。

具体行政行为的构成要件包括，行政机关实施的行为;针对特定的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影响特定公民的权利、义务;行政机关单方面的行为。

在黄某等11人投诉举报案中，案件争议的行政行为是Z市国土资源局对举报人的查处申请作出的《情况回复》。关于该情况回复的内容前文已经述及，即：“经对该案进行调查核实，黄某等11人反映的情况处于对群众的思想发动、宣传和入户调查阶段，无违法征地和非法占地行为”。回复内容主要是对涉案地块的情况进行了告知，该内容符合行政机关实施的行为、对特定公民作出的、单方面的三个条件，但是否影响申请人的权利、义务却值得商榷。从性质上看，对权利义务产生影响的行为包括：设定权利或义务的行为、限制或剥夺权利的行为、变更权利或义务的行为以及不作为。《情况回复》只是针对客观情况的描述，是行政机关履行程序性的告知义务的行为，不针对任何具体的主体，更不会对其权利义务产生影响，故本文认为，该《情况回复》并不会对申请人的权利、义务产生影响，因不符合具体行政行为的构成要件，Z市国土资源局作出该《情况回复》的行为也当然不属于具体行政行为。

一、二审法院均将Z市国土资源局作出的《情况回复》视为具体行政行为欠妥。

其次，法律上的利害关系不同于人们理解的普遍意义上的利害关系。与具体行政行为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应当是指具体行政行为对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在法律上的权利义务，“已经或者必定产生有利或不利的实际影响”，且强调二者在法律上有直接的因果关系。本案中，行政机关作出的《情况回复》，仅将客观情况进行回复，不涉及申请人的权利和义务，且不会对其权利义务产生直接影响，故与该行为与申请人之间不具备利害关系。

最后，基于以上讨论，行政复议申请人资格可以概括表述为.认为自己的合法权益被具体行政行为侵犯，且该权益与该具体行政行为之间有法律上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或其权利承受者，具备行政复议申请人资格或行政诉讼原告资格，可依法申请行政复议。

综上，本案中，Z市国土资源局作出的《情况回复》不属于具体行政行为，且与申请人黄某等11人没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故不符合复议案件的受理条件。H省国土资源厅依据《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第四十八条第一项第二款的规定，驳回申请人的复议申请，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

作者：张梦梦

行政处罚案件利害关系论文 篇3：

完善机电行业的评审制度 维护国际招标的公平公正

在机电产品国际招投标活动的立法中，关于评审专家回避制度的规定较为原则，导致在实际操作过程中对于如何认定评审专家是否有“利害关系”产生理解上的偏差，同时可能使专家评标的公正性受到质疑。应当吸收借鉴招投标实践中总结的经验和其他类似制度的规定，及时修订完善相关制度，明确各种利害冲突情形，维护机电产品国际招标活动的公平公正。

评审专家独立公正地履行职责，是确保招投标成功的关键环节之一。目前，在机电产品国际招标工作中，关于有利害关系的评审专家回避制度规定较为原则，各方当事人在实际操作过程中可能会对法律法规的理解产生偏差，此外招标人和招标机构在认定是否构成利害关系时，一些具体标准把握不好，可能使专家评标的公正性受到质疑。

评审专家回避规定的立法现状

在机电产品国际招投标活动中，评审专家回避制度的上位法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投标法》(以下简称《招投标法》)、《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规范招投标活动的若干意见》国办发[2004]56号文，实施中遵循的是《评标委员会和评标方法暂行规定》(以下简称12号令)、《机电产品国际招投标实施办法》(以下简称13号令)以及《进一步规范机电产品国际招投标活动有关规定》(以下简称395号文)。

《招投标法》、12号令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实施条例(征求意见稿)》(以下简称《实施条例》)是从一般意义上对评标委员会成员回避情形进行规定。《招投标法》第三十七条对于评审专家的回避更换制度只是一言带过。12号令第十二条细化了《招投标法》对利害关系的认定依据，对评标委员会成员回避规定了四种情形，具有一定的可操作性。《实施条例》中则仅对评标委员会成员回避做出了原则规定。

13号令和395号文则对评标委员会中评审专家的回避进行了细化规定。13号令在第十四条和第十五条中规定评审专家只能参加同一招标项目编号下同一包的招标文件审核和评标两项工作中的一项或者在与该招标项目或投标人及其制造商有利害关系情形下应当回避。395号文则用不完全列举的方式进一步明确了利害关系的认定依据：(一)评审专家在某投标人单位或制造商单位任职、兼职或者持有股份的;(二)评审专家任职单位与招标人单位为同一法人代表的;(三)评审专家的近亲属在某投标人单位或制造商单位担任领导职务的;(四)有其他经济利害关系的。此外，评审专家曾因在招标、评标以及其他与招标投标有关活动中从事违法违规行为而受过行政处罚或刑事处罚且在处罚有效期内的，应主动申请回避。

评审专家回避制度存在的不足

纵观现行机电产品国际招标领域关于评审专家回避制度的规定，不难发现制度的实践性和操作性不断增强，为保证公平公正的竞争环境发挥了重要作用。但随着实践的深入，在具体业务操作中如何遵照这些制度规定，也存在一些问题。

1、制度规定缺乏系统性和统一性。为了规定同一事项，先后出台多个法律文件，如12号令、13号令以及395号文之间在列举和表述上，分类和条理不甚明晰，需要进行梳理和调整，使之系统统一，便于实践中理解和执行。

2、回避情形界定不明确。首先是缺乏时间限定，比如某入选评审专家在一个月前刚从参与本次招标的某投标人单位辞去技术顾问职务，那么依据395号文的第一项规定就无法要求该专家回避。其次是用词欠缺精准，比如：依据395号文第二十二条第三项，在一个单位里担任什么职务算是“领导职务”?公司的董事、监事、经理、法人代表、高级管理人员哪些算是“领导职务”呢?

3、已列举的回避情形防控利益冲突力度有限。比如，《公司法》规定公司法人代表可以由董事长、执行董事或者经理担任，如果评审专家任职单位和招标人单位两个公司由一套班子领导，评审专家任职单位法人代表由董事长担任，招标人单位法人代表由经理担任，那么这种明显的利害关系却无法适用395号文第二十二条第二项来要求回避。

4、兜底条款的弊端。395号文在界定“利害关系”时列举得不够全面，实践中对第二十二条第四项“其他经济利害关系”又容易产生不同理解，以至于产生争议。比如评审专家在设计院任职，某投标人的产品是联合该设计院开发的，那么该专家跟该投标人是否构成“其他经济利害关系”?又如：评审专家的近亲属在某投标人单位或制造商单位担任顾问是否应视为其他经济利害关系?

立法建议

针对评审专家回避规定存在的问题，应当吸收借鉴招投标实践中总结的经验和其他类似制度的规定，及时修订完善，明确各种利害冲突情形，维护机电产品国际招标活动的公平公正。

1、扩大评审专家利害关系人的范围。根据目前的制度规定，评审专家的利害关系人被限制在近亲属范围内，而招投标实践和各类贪腐案件表明，姻亲关系、比较密切的师生关系、战友关系、同学关系和恩怨关系等成为促成各种钱权交易和贪腐案件的重要渠道，切断评审专家与招投标利害关系人之间的不正当利益链条是保证招标活动公平公正的重要举措。具体而言：

(1)将姻亲关系，即以婚姻关系为中介而产生的亲属关系纳入评审专家利害关系人的范围。我国新近公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实施条例(征求意见稿)》第十三条将“姻亲关系”纳入回避情形：“采购人员及相关人员与供应商有利害关系，是指采购人员及相关人员……(四)与供应商的法定代表人或者负责人有直系血亲、三代以内旁系血亲及姻亲关系……”。《台湾地区政府采购法》第十五条将“姻亲关系”纳入回避范围。我国司法系统公职人员任职回避则将“姻亲关系”中的“近姻亲关系”纳入回避情形。因此，建议将“姻亲关系”纳入评审专家的回避情形，这样不但可以禁止姻亲关系可能对评审专家意见的影响，而且能与政府采购法的要求保持一致。

(2)将其他极亲密关系以及交恶纳入利害关系人的范围。在司法领域，有立法例将除亲属关系外的其他极亲密关系以及交恶情形也纳入回避情形。如《澳门民事诉讼法典》第316条规定：“法官与任一当事人交恶或存有极亲密之关系，当事人得因对法官有所怀疑而申请拒却其参与有关案件。”此外，比较密切的师生关系、战友关系、同学关系和因为纠纷、冲突、诉讼等引起的恩怨关系等都会使评审专家处于利益冲突之中，从而影响评审专家做出公正无私的判断。

2、扩大投标人利害关系人的范围。如果评审专家来自投标人的产品设计单位，那么该专家难免陷入利益冲突的境地——作为产品设计单位的人员应维护单位作品的声誉和市场占有率，作为评标专家则应公平公正地评标。为了避免这种利益冲突影响评审的公正性，建议对“投标人”做扩大解释，将设计单位纳入投标人利害关系人的范围。

3、评审专家因与招标人存在利害关系而需回避。可以借鉴我国《公司法》上“关联关系”的概念，规定评审专家任职单位与招标人单位非同一法人代表的情况下，只要二者之间存在关联关系，即可认定二者之间存在利害关系。

4、清晰明确地界定各种回避情形。建议从以下方面着手：

(1)增加时间限定。借鉴财政部、监察部关于印发《政府采购评审专家管理办法》的通知第二十六条的规定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实施条例(征求意见稿)》第十三条的规定，建议在规定评审专家的回避情形时，可以加上一个时间限定：“现在或者招标公告前三年内”，以明确执法尺度，封堵招投标各方的规避操作。

(2)明确“领导职务”概念。如果投标人单位的性质是公司类法人组织，那么具有“领导职务”的有董事、监事或者高级管理人员。如果投标人单位的性质是非公司类法人机构或非法人组织，可以借鉴《企业法人登记管理条例》中的用语，即“企业主要负责人”。

作者：胡 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