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动教养法律制度创新研究论文

一、引言未成年人是相对于成年人的一个法律概念，专指法律规定的未达成年年龄的自然人。未成年人是每个国家和民族的未来，也是全人类的希望。保护未成年人，对未成年合法权益给予特别的关注，就等于保护了全人类的明天和民族的未来。今天小编为大家精心挑选了关于《劳动教养法律制度创新研究论文 (精选3篇)》，欢迎大家借鉴与参考，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劳动教养法律制度创新研究论文 篇1：

浅析劳教制度的废除

摘要：劳动教养制度，是被赋予鲜明中国特色的制度，曾经躲在黑暗的犄角里，一再的侵犯中国公民的权利。虽然这一制度，曾经在特定的时期发挥过不可忽视的作用，但是在中国法制建设日益完善的今天，劳动教养制度显得格格不入。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全文发布，提出废止劳动教养制度，这标志着中国法律体制的发展和完善。然而，废除劳动教养制度之后的替代性制度以及劳教机构和人员何去何从的问题迎面而来，本文就是笔者就这些问题的拙见。

关键词：劳动教养制度；废除；替代性制度

劳动教养是一项具有中国特色的法律制度，曾经在维护政治和平和社会稳定的进程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但是随着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的宪法原则的写入，罪刑法定刑法原则的确定，中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目标的确立，有关劳动教养制度的合理性与合法性问题愈加显现。笔者认为，十八届三中全会关于废止劳动教养制度的决定，有利于依法治国，有利于维护公民的人权，有利于维护社会稳定。

一、劳动教养废除的必要性

（一）废除劳动教养是尊重宪法和法律的体现

劳教制度在某些方面限制人身自由，是一个有着明显缺陷的制度，它与《宪法》、《立法法》、《行政处罚法》都有着冲突。

起初劳动教养具有鲜明的政治性色彩，是伴随中国特殊的历史时期产生的。随着1957 年 8 月 1 日《关于劳动教养问题的决定》的发布，对劳动教养的审批程序、管理机构、性质、处罚内容、适用对象等作出了具体的规定。最高立法机关正式批准劳动教养制度作为一项可以实施的法律制度。此时，劳动教养步入制度化、法律化时期。

根据现行宪法第五条规定，一切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部门与地方政府规章都必须与宪法一致，不得同宪法相抵触。对于 1 日以上 15 日以下的限制人身自由的行政处罚都必须由法律规定，那么对于限制人身自由最长可达 4年的劳动教养，更应该由法律作出规定。劳动教养制度违反了宪法关于维护国家法制统一的原则。[1]

实践证明，劳动教养法律中对适用对象进行随意解释增减，没有进行定性与定量的明确规定，成为名副其实的“口袋罪”，与宪法规定的尊重和保障人权相冲突。

劳动教养制度不利于尊重和保障人权，不利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不利于公平正义的实现。劳动教养制度已经明显成为我国建设政治文明、精神文明、文化文明的障碍，成为阻挡社会和谐的黑手。废除劳动教养制度是我国限制公共权力、保障公民权利的具体行为表现，虽然不能使中国公民的人身自由获得全部的保障，但这无疑是我国社会主义法制建设日益完善的又一个新的里程碑。我们期待着在此次劳动教养制度废除之后，能够建立相关的替代性制度。

（二）废除劳动教养是对我国刑法原则的落实

劳动教养的条件和对象缺乏法律要求的明确性与可预测性，劳动教养适用概念和对象都十分模糊。

因概念模糊被称为“口袋罪”的79年刑法中规定的“流氓罪”一直广受舆论非议，97 年修订刑法已取消该罪名。然而，在劳动教养试行办法中，“扰乱社会秩序行为”和“扰乱社会治安行为” 同样是概念模糊，这种含义不明确的现象造成了实践中劳动教养适用对象十分混论并且过于广泛的后果，违背了罪刑法定的原则。

共同犯罪中，主犯被判处有期徒刑一年，从犯因情节轻微尚够不上刑事责任，被劳动教养二年。劳教执行方式的异化，使得从犯的实际处罚比主犯还要重，这显然违背罪刑相适应原则，同时也有损法律的公平性和严肃性。

在现实案例中，一个被定罪但免除了刑罚的罪犯与一个犯有同样罪行被劳动教养的人，有着截然不同的命运：犯罪的人不会被剥夺人身自由，被劳动教养的人却完全有可能被完全限制人身自由长达 3 年甚至 4 年。这种限制人身自由的劳教制度，损害了最起码的分配正义、形式正义理念，违背了罪行相适应原则。

（三）废除劳动教养有助于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

“劳动教养性质含混，操作过程缺乏监督，随意性大，侵犯公民的人身自由权，是法治不健全时代的产物。”[2]随着立法技术的进步和法律制度的完善，劳动教养制度陷入了困境。这是因为产生于建国之初的劳动教养制度出现了诸多问题和缺陷，这些问题和缺陷的存在制约了劳动教养制度的发展。废除劳教制度就彻底杜绝了劳教决定机关对劳教权随意使用。某些地方政府官员再也不能以滥用劳教作为“维稳”的工具；某些公安机关再也不能随意使用劳教作为控制上访的工具；某些权贵再也不能滥用劳教忽视底层人民的权益。

作为人类文明发展的共同成果，公权力的限制、司法独立、公平与正义、正当程序、自由等已成为国际社会共识的法治理念。而废除劳动教养是对上述法治理念与价值的遵守和支持，是众望所归。

劳动教养出现的诸多问题都迎刃而解，废除劳动教养制度是遵守依法治国理念，遵守保障人权原则，遵守国际人权公约的体现，有助于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

二、废除劳动教养之后的替代性法律制度

由于“劳动教养制度本身不具有合理性”[3]废除劳动教养制度是易如反掌的，正如现在劳教制度的弊端引起了足够的重视，终于被废止了。但是在废止劳教制度后，根据我国现在的国情和法治建设方向，采取何种替代性法律制度是发人深省的问题。在我国“犯罪”是一个极具道义评价性的概念，法院经过审判将一个公民定为“罪犯”或“犯罪人”，就意味着国家对这个人及其行为的否定性评价，也即贴上了犯罪的标签。[4]我国受儒家传统文化的深刻影响，治国经验一直是“ 法不责众”，尽可能减少国民成为“罪犯”的污名劣迹，减轻社会压力，有助于个人自由发展。

本次取消劳教制度，一方面是拿掉了可能悬在上访人员头上的利剑，杜绝某些官员滥用劳教制度的现象，另一方面却也可能导致出现更多这样的上访人员。这个难题需要依据废除劳动教养之后的替代性法律制度来解决。

我们要建构一种制度，既能尊重和保障人权，又能保留和发挥劳教制度的积极作用；既能维护社会秩序的平衡，又能符合法治化的要求；既能真正使这一不正常的现象得到根本的改变又能符合社会发展要求。劳动教养制度的已经废除，需要我们建立相应的替代性法律制度。沿着这一思路，笔者认为社会矫正制度，可以替代劳动教养制度。社会矫正制度的理念来源于美国的社区矫正制度。也就是，将罪犯置于社会内进行教育改造的一种非监禁性刑罚执行方式。真正的社会矫正制度是为社会输送遵纪守法的合格公民、自食其力的劳动者，从而社会服务型教育的目的就达到了。它不仅可以防止监狱内的交叉感染，还有助于罪犯的改造和回归社会。

在这里我国可以借鉴国外实施保安处分制度的经验，制定社会矫正法，并通过相关法律程序将其作为刑事特别法，在充分调研和广泛听取民意的基础上，实现其与行政处罚法和刑法、刑事程序法的有效衔接。新的替代性制度的制定，是用合法的方式尊重人权，维护社会稳定和秩序的重要手段。

三、劳教机构和人员何处去

据不完全统计，我国目前有数百家劳教所。劳教制度废止后，这些机构往何处去工作人员如何转型

正如现在很多劳教所已经同时加挂戒毒所的牌子，比如2012年湖南永州“上访妈妈”唐慧所在的湖南白马垅劳教所，就同时挂着白马垅强制戒毒所的牌子。有专家建议，劳教制度废止后，可以对劳教所进行改造，对原有工作人员进行业务培训，向戒毒所等其他社会组织转型，实现福利化和服务化。

西方国家将一些罪犯放在社区里去劳动去扫地，去为老年人服务，我们中国也在进行社区矫正，可以把劳教机构改成社区矫正的福利机构，有了法治化、司法化和福利化，相信我国的法制建设会日益完善。（作者单位：延边大学）

参考文献

[1]何勤华主编：《中国法学家访谈录》（第一卷），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0年版。

[2]宋炉安. 劳动教养应予废除[J]. 行政法学研究，1996（2）。

[3]张绍彦：《理论创新与制度变革》，载储槐植等主编：《理性与秩序：中国劳动教养制度研究》，法律出版社2002年版，第105页。

[4]参见郭建安等：《劳动教养立法中的犯罪化问题》，载储槐植等主编：《理性与秩序：中国劳动教养制度研究》，法律出版社2002年版，第130-131页。

作者：曲柳梅

劳动教养法律制度创新研究论文 篇2：

未成年人的保护伞

一、引言

未成年人是相对于成年人的一个法律概念，专指法律规定的未达成年年龄的自然人。

未成年人是每个国家和民族的未来，也是全人类的希望。保护未成年人，对未成年合法权益给予特别的关注，就等于保护了全人类的明天和民族的未来。

自19世纪以来，未成年人权益保护始终是国际人权保障运动中最引人注目的领域，各国无不把儿童权利保护作为该国人权保障领域的中心。我国有着悠久的恤幼传统，新中国成立后，高度重视未成年人权益保护工作，未成年人权益保障水平不断提高。

二、我国未成年人成长的现状

当今中国，18岁以下的未成年人约有3.67亿，占我国总人口的28％。由于年龄的原因，未成年人在生理、心理上的发育都还不成熟，他们对社会的认识水平、辨别是非的能力较差，他们各方面的可塑性都很大，因而在他们成长过程中更易受到各种社会消极因素的影响。同时，未成年人自我保护意识和自我保护能力都较差。未成年人的这些身心特点决定了他们是社会中确实属于需要予以特别保护的一个弱势群体。

虽然党和政府历来特别关注未成年人的健康成长，并为未成年人保护事业作出了长期不懈的努力，但我国未成年人的生存状况、保护状况依然不容乐观。

1　据西南某省未成年人保护委员会早在1998年对3000名未成年人被侵权的调查统计，大部分的未成年人都曾或多或少地受过侮辱、虐待。这些带有侮辱、虐待性质的行为严重地挫伤了未成年人的上进心、阻碍其健全人格的形成。

2　有关学校的调查问卷中显示，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在学校也未得到全面保障，老师的体罚或变相体罚行为对学生产生的不良影响相当严重。虽然大多数老师用打骂等粗暴手段教育学生的初衷是好的，但这种方法的负面影响很大，重者会影响未成年人的身心健康。

3　在关于社会环境对未成年人影响的调查中显示，对未成年人身心健康影响较大的是“电子游戏机室泛滥”。渲染色情、暴力等内容的影视作品、电脑软件、书报画刊，营业性歌舞厅、酒吧、黑网吧等娱乐场，贻害无穷。

另外，未成年人吸毒、贫困失学、校园暴力、雇用童工、拐卖儿童等现象也在一定程度上存在，未成年人违法犯罪现象以及专门针对未成年人的违法犯罪现象更是触目惊心。

这些调查表明：我国未成年人成长的社会环境亟待进一步改善。

三、我国未成年人法律保护存在的问题

保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维护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不是一部法律或者单一法律制度就能够完成的，而是需要一个互相配套、协同作用的法律制度体系。通观国外的未成年人法律制度，无不由系列法律法规构成基本的未成年人法律制度。

仅以我们的紧邻日本为例，除了基本法等确立了未成年人的法律主体地位和出生登记等一系列基本制度，还制定了大量的专门性未成年人法律，确立了未成年人福利制度、教育制度、少年司法制度、社会保护制度等。日本的儿童福利制度涵盖了普通儿童福利和特殊儿童福利领域。日本的未成年人教育制度涵盖了普通教育和特殊教育的领域。日本的少年司法制度则由一系列少年司法法律确立，规定了少年犯罪预防和外遇的实体规则和程序规则。日本的未成年人社会保护制度则从各个方面规定了对未成年人的劳动就业保护、禁止吸烟和饮酒保护和每一个公民在健康培养未成年人的责任。

显然，对照日本的未成年人法律体系和法律制度，我们便能够清楚地看到我国的未成年人法律体系和法律制度还不够健全、完善，缺少对未成年人全方位的保护。我国未成年人法律制度存在的主要问题是：

(一)未成年人福利方面。

第一，在未成年人福利领域，我国还没有专门的未成年人福利法，缺少统领性基本法。第二，缺少对贫困儿童、残缺家庭儿童、残疾儿童、流浪儿童等特殊儿童给予社会救助的法律规定。第三，缺少对处于困境儿童和危机家庭的干预、辅导以及亲职教育的法律规定。第四，缺少对未成年人的法律援助的专门法律规定。

(二)少年司法制度方面。

1、关于前科制度：一个有前科的人，无论改造得多么彻底，在其就业的选择上都会失去某些选择的自由，这是极为不公正的，对未成年人尤为残酷。所以，前科制度并不利于未成年人的改过自新。我国法律并没有规定前科消灭制度，对于未成年人犯罪，也和成年人一样，都受到前科制度的约束，这样做极不利于未成年人的健康成长。因此，我国的刑事法律应该尽快建立未成年人犯罪前科消灭制度。

2、关于少年法庭：少年法庭是法院系统大胆进行制度创新的产物，实践证明，这项改革对未成年人保护具有极端重要的意义。但是，由于至今没有法律的明确认可和肯定，少年法庭的法律地位不甚明确，再加上这一改革不系统、不协调，各种相应的配套措施没跟上，实践中难以得到其他部门的强力支持，致使其实际作用大打折扣，并导致它在全国的发展极不均衡，少年法庭的进一步发展遇到了种种障碍。

3、关于矫正场所：目前，我国主要有少年管教所、少年教养所、工读学校三种专门的少年矫正机构以及一些非专业的少年社会帮教机构，初步形成了由重到轻、衔接有序的少年矫正机构体系。但是，与其他国家相比，我国仍然存在较大差距，未成年人矫正机构的工作还显得过于粗糙和缺乏针对性。对于未成年人矫正工作，我国立法上也缺少细致的、可操作的标准和规范。

4、关于未成人刑事诉讼程序：对于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处理程序应当区别于成年人，这已经为国际社会和各国立法、诉讼实务所普遍认可。但是，我国目前还没有专门的未成年人刑事诉讼程序法，对未成年人刑事司法的保护明显薄弱和不足。

5、关于劳动教养制度：劳动教养作为一种刑法的替代处罚措施非常严厉，这使得那些本来可以被缓刑、免刑，人身危险性很低的未成年人，反而却被剥夺了相当长的自由，这样不但不公正，而且也使本可以比较顺利融入社会的未成年人的身心再次遭受重创。应当从立法上禁止对未成年人采用劳动教养措施。

6、关于收容教养：我国收容教养现有法律不够完备，不尽科学，还没有形成全国统一的规范体系。并且，少年收容教养制度与攻读学校和社会帮教等措施还有不相衔接的地方。因而亟待进一步规范。

7、关于未成年人法律援助：我国专门针对未成年人的法律援助活动起步很晚，当前未成年人法律援助活动主要存在如下问题：一是重视程度不够。现在未成年人法律援助的法律依据多过于笼统，缺乏操作性，且也没有一个专门、权威的机构把这些规定付诸实践。二是法律援助的范围仍然狭窄，发起的方式依然被动。三是法律援助对于未成年人在家庭中的权益保护不力。

(三)未成年人权益保护方面。

以《未成年人保护法》为核心构建的我国未成年人权益保护制度，存在执法主体不具体，鼓励性、禁止性条款多，罚则少，条文过于笼统、原则，可操作性差，未确定未成年人的权利等问题，在

未成年人权益保护方面还不够理想。

此外，在未成年人教育方面，我国未成年人教育的公平保障机制还不健全，残障未成年人的特殊教育还缺乏专门的法律规定，农村地区、边远、贫困地区、少数民族地区的义务教育经费保障制度有待进一步完善。在非专门性法律的配套方面，未成年人的监护制度、非婚生子女的父亲抚养责任制度等也需要进一步完善。

四、完善我国未成年人法律制度体系的构想

根据上文所分析的我国未成年法律保护存在的问题，我认为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完善：

(一)构建以未成年人特别保护为核心的新未成年人法学体系。

参照国际标准，要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未成年人法律与司法特别保护制度，迫切需要最低限度地保障未成年人的这几项基本权利：生命权、生存权；健康权；姓名权、肖像权、名誉权、荣誉权、隐私权和国籍权；智力成果权；受教育权；接受抚养权和遗产继承权；身心健康全面发展权；达到就业年龄的劳动权；受援救权；参与权；司法保护权。

并且，还应当进一步构建与完善我国青少年法律与司法特别保护制度体系，一是在现有未成年人保护法律体系的基础_卜进一步拓展青少年保护的制度空间。二是民事、行政特别保护制度应当主要包括以监护制度为核心的家庭法律制度、以监护代理制度为核心的学校法律制度、青少年隐私权保护制度、青少年财产法律制度和青少年劳动法律制度、国家监护的法律责任等。三是专门针对青少年特别保护的刑事法律制度除了应当包括以调整青少年犯罪之外，还应当包括惩处以青少年为被害人的犯罪。四是以青少年社会保障为主要规范内容的法律制度应尽快完善。五是预防与矫治青少年不良行为的法律制度应尽快建立。六是建构以专门的立法、专门的机构、专业的人员为特征的独立的青少年法律与司法保护制度。

(二)对青少年保护政策调整与福利模式的选择。

应牢固确立以青少年保护为根本的国家青少年政策，强调国家监护义务。需要有足够的国家财政支持，国家财政挑大头，社会保障基金提供一定比例，社会民间力量作为补充，同时吸纳国外投资，以作为我们现阶段青少年保护工作的资金保障。国家设立独立、专业、权威、政令统一的青少年专门机构亦是保护青少年工作的重中之重。并且，青少年法律与司法保护工作需要专职人员。

我国青少年福利事业基本处于社会救助为主、教养取向发展和狭义社会保护为辅的阶段。根据我国现处的形势，我认为，我国应采取发展取向的参与型青少年福利模式。发展取向的参与型青少年福利是指以所有青少年的全面发展为中心，以国家、社会和青少年的广泛社会参与为发展青少年福利基本途径的青少年福利模式。这种模式具有的优越之处：首先，发展取向的参与型青少年福利旨在谋求所有青少年的全面发展，可以扩大青少年福利的范围；其次，此模式强调以青少年为中心的全面发展，能够最大化地满足现代化建设处境下的青少年福利政策目标；第三，我国社会福利资源与青少年福利需要之间的差距较大，通过国家、社区、市场、家庭和青少年群体自身的广泛参与，我们可以有效地克服福利资源缺乏的问题；第四，这是最为重要的，此模式符合目前我国社会的国情民意，适合经济市场化与福利社会化处境。

(三)对犯罪青少年的特别保护制度。

综合分析各国的制度规定，我国的青少年犯罪保护性刑事政策应当充分体现这些有益经验：实行最小量化政策，即在进入司法程序关口上对青少年具有刑事可罚性行为进行严格控制；尽量采用非刑罚的处理方法；刑罚从宽；消灭前科制度；设立青少年保护庭，完善青少年观护制度；完善青少年犯罪刑事诉讼程序。

(四)对流浪青少年的特别保护与救助。

流浪青少年现象是我国一个相当严重的社会问题。我国有必要加大流浪青少年救助保护中心建设的力度，推进流浪青少年救助保护工作的社会化和网络化。

(五)青少年法院建设。

为了建设更适合青少年案件特点的司法机制，我认为，以建立青少年法院为突破口，带动整个青少年司法体制的变革是实际可行的步骤。

(六)青少年法律援助和青少年法律援助机构的完善。

此制度和机构的有效建立和完善，可以更有利于保护青少年的合法权益。

五、结论

未成年人是祖国的未来和花朵，不论是在生理上还是在心理上，他们都还没有成熟。在他们长身体、长知识的过程中，在他们的人生观、世界观逐渐形成的过程中，他们迫切需要来自家庭、学校、社会、国家等各方面的关心、帮助、支持和引导，迫切需要各保护主体依法履行职责。因此，完善我国未成年人法律保护体系是必须引起高度重视的。

参考文献：

[1］未成年人保护法律手册，法律出版社，2004年第2版

[2]郝银钟主编，中国青少年法律与司法特别保护制度研究，群众出版社2005年版

[3］剂金霞主编，未成年人法律制度研究，群众出版社2007年版

[4］张利兆主编，检察视野中的未成年人维权，中国检察出版社2004年版

[5降烈群主编，未成年人保护法实例说，湖南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

[6]钱永祥、荣德昱、常银芳，我国未成年人法律保护制度存在的问题及完善构想，青少年研究，2006年第1期

作者：李婧雯

劳动教养法律制度创新研究论文 篇3：

适应改革发展需要加强立法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立法在治国理政中的重要作用。习近平同志多次就立法工作发表重要讲话，提出了一系列关于立法工作的新思路、新战略、新举措，“实现立法和改革决策相衔接，做到重大改革于法有据、立法主动适应改革发展需要”是其中的一个重大论断。这一重大论断已经成为指导立法工作和改革发展实践的行动准则。

坚持立法先行，引领改革发展

正确处理立法与改革的关系，是新的时代条件下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客观要求。当前，改革已经进入攻坚期和深水区。不少改革关涉的利益格局十分复杂，牵一发而动全身，迫切需要从体制机制上寻找问题根源和解决办法。立法作为法治建设的重要环节，既是调节社会利益的重要方式，也是凝聚社会共识、分担改革风险、推动改革深化的有效途径。立法作为实现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的重要途径，可以汇集民意，找准突破口，进行系统谋划、顶层设计和综合配套，从而引领和推动各项改革特别是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的改革，为深化改革注入强劲动力，为科学发展提供有力保障。总体而言，坚持立法先行，实现立法与改革决策相衔接，主要体现在以下六个方面。

对实践证明行之有效的改革举措，及时上升为法律。加快重点领域立法，适时出台新的法律，及时破解改革发展的关键性难题。为落实党的十八届三中、四中全会提出的重大改革举措，全国人大常委会及时调整立法规划，将应当立法解决的重大改革举措列入本届立法规划，使立法项目在原有68件的基础上增加了34件。

对改革决策与现行法律规定不一致的，尽快修改法律，先修法后改革。比如，落实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深化财税体制改革要求，全国人大常委会修改了预算法，推动建立现代财政制度，加快转变政府职能。此外，全国人大常委会创新立法方式，对部分法律中涉及同类事项或者因同一事由需要修改个别条款的，采取一并提出法律案的方式统筹修改。

对现行法律已经不适应改革和经济社会发展需要的，及时废止。比如，落实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废止劳动教养制度”的要求，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了《废止有关劳动教养法律规定的决定》。

对法律规定需要进一步明确具体含义、出现新的情况需要明确适用法律依据等问题，作出法律解释。适应改革与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赋予法律条文更加准确、更具有针对性的内涵。本届任期以来，全国人大常委会先后对刑法、刑事诉讼法、民法通则、婚姻法、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的有关条款作出法律解释。

对法律立改废释条件暂不成熟而实践又迫切需要的，通过法定程序进行特别授权先行先试。这一做法能够解决法律依据不足的问题，确保重大改革于法有据。党的十八大以来，全国人大常委会依照法定程序作出17项授权和有关决定，涉及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农村集体土地使用制度改革、金融体制改革、司法体制改革等方面，确保了有关改革试点在法治框架内依法有序推进。

落实党中央的重大决策部署，对重大事项依法及时作出决定，从法律上确保党的政策主张得到切实贯彻实施。比如，全国人大常委会就设立国家宪法日、建立宪法宣誓制度、推动国家监察体制改革试点工作、调整生育政策、确定抗战胜利纪念日、设立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设立烈士纪念日等事项作出一系列决定决议，依法有序推动相关工作。

树立全局思维，提高立法质量

党的十八大以来提出的很多改革举措和任务都需要通过立法来加以落实。因此，党中央特别重视将立法工作纳入全面深化改革总体布局，在研究总体改革方案和具体改革措施时同步考虑改革涉及的立法问题。党中央在制定中长期改革实施规划时，明确要求相关单位提出配套立法的需求和建议。各项改革任务的牵头单位、参加单位在研究确定有关工作安排和重要改革实施方案时，也要同步考虑涉及的立法工作，同步推进相关立法项目。当前，立法机关要主动研究改革涉及的立法重点，在立法工作中及时回应改革发展需求，促进立法和改革决策更好衔接，主动适应改革和经济社会发展需要加强立法，不断提高立法质量。

增强立法的主动性。對各方面提出的创新需求，应当主动从立法上提出解决问题的办法。认真贯彻实施好修改后的立法法，严格依照法定权限和程序立法，正确把握中央与地方的事权及立法权限划分，把握人大与政府的立法权限划分，进一步明晰法律与行政法规、法律与地方性法规、地方性法规与政府规章的界限。同时，应从国家长远发展的深层次上思考哪些权限可以下放地方，哪些方面可以予以授权，哪些规制可以考虑放松。

增强立法的及时性。对于经济社会发展特别是全面深化改革迫切需要的立法，必须快速反应，及时启动立法程序，积极回应社会呼声和人民诉求。对于已经明显滞后于现实情况的法律及有关条款，该修改的要及时修改，该废止的要及时废止，该解释的要及时解释，该授权的要及时授权，防止出现所谓“僵尸条款”。

增强立法的系统性。综合运用制定、修改、废止、解释等多种形式，统筹兼顾做好立法工作。特别是应通盘考虑，结合重要法律的出台，同步修改或废止相关法律法规，做到各项法律制度相互衔接、统筹协调、形成合力，切实增强立法的引领和推动作用。

增强立法的针对性。深入调查研究，把握客观规律，紧紧围绕经济社会发展中迫切需要解决的现实问题开展立法工作。做好制度设计，突出关键和重点，使法律规定的内容更科学，对利益关系的协调更合理，能更好地解决现实问题。在立法模式和体例上不应追求大而全，重在管用、重在实效。

增强立法的有效性。在立法中，要研究清楚法律所调整的社会关系，充分考虑到各种可能的情况，科学严密地设计法律规范。对于能够在法律中规定清楚的，尽可能作出详尽规定，能具体就具体、能明确就明确，情况发生变化时再及时补充、修改和解释。在具体制度设计上既精雕细刻，出细活、出好活，又下好先手棋，适度前瞻性地研判趋势、探索规律，对可能出现的问题进行有效规范和引导。

（作者为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法规备案审查室主任）

作者：梁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