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动教养完善法律监督探讨论文

摘要：合宪性审查是宪法监督制度的核心内容，是维护宪法权威和国家法制统一的基本保证。合宪性审查写入十九大报告，对完善宪法监督制度具有标志性意义。关于“合宪性审查”，教师可从三个方面去加深理解：合宪性审查的含义和必要性、相关典型案例、合宪性审查和备案审查制度。下面小编整理了一些《劳动教养完善法律监督探讨论文 (精选3篇)》，仅供参考，大家一起来看看吧。

劳动教养完善法律监督探讨论文 篇1：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检察权内容之演进与特点(下)

六、有关检察权内容演进的其他法律规定

《劳动改造条例》(1954年8月28日)第6条规定，劳动改造机关受人民公安机关的领导，受各级人民检察署的监督(即劳改检察权)。

《逮捕拘留条例》(1954年12月20日)第1条规定，任何公民，非经人民检察院批准，不受逮捕(即批准逮捕权);而该条例《1979年2月23日修正案》第2条也有类似规定。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批准〈国务院关于劳动教养的补充规定〉的决议》(1979年11月29日)第5条规定：“人民检察院对劳动教养机关的活动实行监督”(即劳教监督权)。而《劳动教养试行办法》(1982年1月21日)第6条、《劳动教养管理工作执法细则》(1992年8月10日)第4条、《公安机关办理劳动教养案件规定》(2002年4月12日)第68条也有类似规定。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加强法律解释工作的决议》(1981年6月10日)第2条规定，凡属于检察院检察工作中具体应用法律、法令的问题，由最高人民检察院进行解释(即司法解释权)。

《商标法实施细则》(1983年3月10日)第26条规定：“假冒他人注册商标，包括擅自制造和销售他人注册商标标识，情节严重，已构成犯罪的，被侵权人或者机关、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和公民可以直接向检察机关控告和检举，由检察机关处理。向地方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控告和检举的，由地方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移送检察机关处理”(即假冒他人注册商标犯罪侦查权)。而1988年1月3日、1993年7月15日、1993年7月15日、1995年4月23日修正的《商标法实施细则》第45条也有类似规定。

《公安部关于严格控制使用收容审查手段的通知》(1985年7月31日)第8条规定：“收容审查工作要接受人民检察院的监督”(即收容审查监督权)

《邮政法》(1986年12月2日)第4条规定，除因国家安全或者追查刑事犯罪的需要，由检察机关依照法律规定的程序对通信进行检查外，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以任何理由侵犯他人的通信自由和通信秘密(即通信检查权)。

《狱内侦查工作细则(试行)》(1987年1月17日)第8条规定：“狱内侦查工作应主动取得公安机关的业务指导，接受人民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即侦查监督权)

《消防条例实施细则》(1987年2月23日)第49条规定，消防监督机构检查中发现的重大火险隐患，应当及时向被检查单位或者居民以及上级主管部门发出《火险隐患整改通知书》，必要时可传唤有关人员，督促整改。被检查单位的防火负责人，应当把火险隐患的整改情况，及时告知消防监督机构。《火险隐患整改通知书》的副本可根据需要送当地人民检察院等部门(即重大责任事故监督权)。而《消防监督程序规定》(1991年9月2日)第5条也有类似规定。

《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程序规定》(1987年3月18日)第8条规定，公安机关在刑事诉讼活动中，要依法接受人民检察院的法律监督(即侦查监督权)。

《特别重大事故调查程序暂行规定》(1989年3月29日)第11条规定：“特大事故发生单位所在地地方人民政府接到特大事故报告后，应当立即通知公安部门、人民检察机关和工会”(即重大责任事故监督权)。而《医药工业企业设备管理办法》(1988年3月18日)第60条、《工程建设重大事故报告和调查程序规定》(1989年9月30日)第6条、《海上交通事故调查处理条例》(1990年3月3日)第14条、《企业职工伤亡事故报告和处理规定》(1991年2月22日)第6条、《化工企业安全管理制度》(1991年4月14日)第423条、《道路交通事故处理程序规定》(1992年8月10日)第15条、《水电建设工程施工安全管理暂行办法》(1993年12月27日)第18条、《电业生产事故调查规程》(1994年12月22日)、《锅炉压力容器压力管道设备事故处理规定》(1997年6月27日)第11条等也有类似规定。

《税务机关查处税务案件办法(试行)》(1989年6月1日)第21条第6项规定：“对税务违章情节达到检察机关受理偷税、抗税案件立案标准的，除特殊情况外，应由县(市)以上税务机关填写《税务案件移送书》，连同案件的有关材料，书面移送检察机关处理”(即税务检察权)。

《看守所条例》(1990年3月17日)第8条规定：“看守所的监管活动受人民检察院的法律监督”(即看守所检察权)。

《邮政法实施细则》(1990年11月12日)第7条规定，除因国家安全或者追查刑事犯罪需要，由检察机关依法对通信进行检查外，邮件在运输、传递过程中，任何单位或者个人不得以任何理由检查、扣留(即通信检查权);第8条规定，因国家安全或者追查刑事犯罪需要，检察机关检查、扣留邮件，冻结汇款、储蓄存款时，必须依法向相关县或者县级以上的邮政企业、邮电管理局出具相应的检查、扣留、冻结通知书(即扣留、冻结权)。

《关于加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决定》(1991年3月2日)第4条规定，人民检察院和政府的公安、安全、司法行政等职能部门，特别是公安部门，应当在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中充分发挥骨干作用(即参与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权)。

《公安部关于看守所使用戒具问题的通知》(1991年6月7日)第7条规定：“人民检察院发现看守所对人犯使用戒具有违法现象，通知看守所予以纠正时，看守所应当及时纠正，并将纠正的情况通报人民检察院”(即看守所检察权)

《卖淫嫖娼人员收容教育办法》(1993年9月4日)第21条规定，被收容教育人员在收容教育期间死亡的，应当由公安机关组织法医或者指定医生作出死亡鉴定，经同级人民检察院检验，报上一级公安机关和人民检察院备案(即死亡鉴定监督权)。而《劳动教养试行办法》第51条、《强制戒毒办法》(1995年1月12日)第16条、《治安拘留所管理办法(试行)》(1990年1月3日)第20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看守所条例实施办法(试行)》(1991年10月5日)第33条、《强制戒毒所管理办法》(2000年3月30日)第30条、《收容教育所管理办法》(2000年3月30日)第32条等也有类似规定。

《关于追究税务机关负责人在出口货物税收工作中违纪责任的通知》(1994年12月1日)第1条规定：“凡与骗税分子通谋，指使下属为其提供虚假征税证明，虚开、代开发票等退税凭证或者支付骗税款的，一律给予撤职或者开除处分。构成犯罪的，移送检察机关追究其刑事责任”(即税务检察权)。

《监狱法》(1994年12月29日)第6条规定：“人民检察院对监狱执行刑罚的活动是否合法，依法实行监督”(即监狱检察权)。

《人民警察法》(1995年2月28日)第42条规定：“人民警察执行职务，依法接受人民检察院和行政监察机关的监督”(即警察执行职务监督权)。

《戒严法》(1996年3月1日)第27条第2款规定：“戒严期间拘留、逮捕的程序和期限可以不受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有关规定的限制，但逮捕须经人民检察院批准或者决定”(即批准或决定拘留、逮捕权)。

《刑法》(1979年7月1日)第76条规定，法定最高刑为无期徒刑、死刑的，经过20年。如果20年以后认为必须追诉的，须报请最高人民检察院核准(即继续追诉权)。而该法《1997年3月14日修正》第87条也有类似规定。

《少年教养工作管理办法(试行)》(1999年12月1日)第7条规定：“少年教养管理所、队的执法活动受人民检察院的监督”(即教养所监督权)。

《海关法》(2000年7月8日修正)第75条规定，缉私警察进行侦查活动，依法接受人民检察院的监督(即侦查监督权)。

《引渡法》(2000年12月28日)第21条规定：“最高人民检察院经审查，认为对引渡请求所指的犯罪或者被请求引渡人的其他犯罪，应当由我国司法机关追诉，但尚未提起刑事诉讼的，应当自收到引渡请求书及其所附文件和材料之日起一个月内，将准备提起刑事诉讼的意见分别告知最高人民法院和外交部”;第50条第1款规定，对于限制追诉的承诺，由最高人民检察院决定(即引渡事务权)。

《检察官法》(1995年2月28日)第6条规定：“检察官的职责：(一)依法进行法律监督工作(即法律监督职责);(二)代表国家进行公诉(即公诉职责);(三)对法律规定由人民检察院直接受理的犯罪案件进行侦查(即职务犯罪侦查职责);(四)法律规定的其他职责”;第7条规定：“检察长、副检察长、检察委员会委员除履行检察职责外，还应当履行与其职务相适应的职责”。而该法《2001年6月30日修正案》第6条、第7条也有类似规定。

《文物保护法》(2002年10月28日修正)第79条规定，人民检察院依法没收的文物应当登记造册，妥善保管，结案后无偿移交文物行政部门，由文物行政部门指定的国有文物收藏单位收藏(即没收权)。而该法《2007年12月29日修正案》第79条也有类似规定。

《公安机关适用继续盘问规定》(2004年7月12日)第6条规定：“公安机关适用继续盘问，依法接受人民检察院、行政监察机关以及社会和公民的监督”(即盘问监督权)。

《护照法》(2006年4月29日)第15条第1款规定，人民检察院因办理案件需要，可以依法扣押案件当事人的护照(即扣押护照权)。

《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监督法》(2006年8月27日)第32条第2款规定，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之间认为对方作出的具体应用法律的解释同法律规定相抵触的，可以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书面提出进行审查的要求，由常务委员会工作机构送有关专门委员会进行审查、提出意见(即要求审查权);第45条规定，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检察院，可以向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提出对本法第44条所列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撤职案(即提出撤职案权)。

《未成年人保护法》(1991年9月4日)第31条规定，除因追查犯罪的需要由人民检察院依照法律规定的程序进行检查，或者对无行为能力的未成年人的信件由其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代为开拆外，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开拆。而该法《2007年6月1日修正案》第39条第2款规定，除因追查犯罪的需要，由人民检察院依法进行检查，或者对无行为能力的未成年人的信件、日记、电子邮件由其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代为开拆、查阅外，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开拆、查阅(即拆阅权)。

结语

基于上述枚举不难发现，新中国检察权的内容演进，呈以下特点：

第一，检察权所赖以生成的检察法，是多种多样、多位阶的，并以《宪法》、《人民检察院组织法》和“三大诉讼法”为基础、骨干，以其他法律、行政法规、行政规章甚至司法解释和地方性法规为补充。而这既有丰富、完善检察权的一面，也有减损检察权权威的另一面。因为，以低位阶的法律甚至政策规定检察权不仅存在违法嫌疑，而且无形中也降低了的检察权的权威性。究其原因，就在于宪法→基本法律→法律→行政法规→司法解释→行政规章→地方性法规之间，存在法律效力、权威的递减性。因此，我们以为，在立法上不仅要将《立法法》第8条落到实处，而且做好用宪法或基本法律规定检察权，抑或由全国人大通过《人民检察院组织法修正案》，并使其与“三大诉讼法”相契合。

第二，检察权享有主体多样性。一是最高人民检察院(如法律案建议权、司法解释权)和省级人民检察院(如“对于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利用职权实施的其他重大的犯罪案件，需要由人民检察院直接受理的时候，经省级以上人民检察院决定，可以由人民检察院立案侦查”)有特殊职权，而其他地方各级人民检察院职权相同;二是专门人民检察院(如军事检察院)有特殊职权，而一般人民检察院职权相同;三是检察委员会、检察长、内设部门负责人有特殊职权，而其他检察官职权相同。当然，各项检察职权的贯彻落实，都需要检察权执行主体——检察官的有意识的依法活动。

第三，检察权的具体类型、内容，是丰富多彩和呈位阶、集合(或复合)、体系的，并以刑事、民事行政检察权为主，其他检察权为辅。[1]除按上述主体划分外，还可将检察权概分为如下3类：一是刑事检察权，主要包括：职务犯罪侦查权(含商标、税务、假冒伪劣商品、重大责任事故等犯罪案件侦查管辖权)、侦查监督权(含批准和决定逮捕权、审查决定起诉权、免予起诉权)、刑事起诉权(含公诉权和不起诉权)、刑事审判监督权(含一、二审抗诉权)、刑罚执行监督权(含减刑、假释监督权)、监所检察权，等等。二是民事行政检察权，主要包括民事和行政诉讼法律监督权(主要是再审抗诉权);三是其他检察权，主要包括：一般监督权，警察(含缉私警察、狱警)执行职务监督权，继续盘问监督权，劳动教养监督权，收容审查监督权，狱内侦查监督权，公益诉讼权，调阅有关法律、法令、决议等类之文书材料权，检察建议权，假冒他人注册商标和税务犯罪案件管辖权，查询、冻结、扣押涉案款物权，消防等重大事故参与权，卖淫嫖娼等特定人员限制自由期间死亡调查参与权，留置、盘问监督权，等等。与此同时，最高人民检察院还依法享有司法解释权、必须追诉刑事责任核准权、法律案建议权、建议审查相抵触法律权以及有权办理引渡事宜，等等。与此同时，比较而言，检察机关及其检察官对前两类职权履行的要好些，对第三类职权的履行要弱些，甚至根本没有履行。因此，我们以为，即便是在现行立法状况下，既有依法全面履行检察职责的义务，也有依法拓展检察工作的空间和必要。例如，对留置、盘问的监督。当然，基于我国国情，检察机关强化法律监督职责，要尽职尽责，既要克服畏难情绪，消除思想顾虑，敢于依法监督，又要注意研究监督的方式、方法;既要充分履行法律监督职责，又要不超越职权违法办案;既要加强互相沟通、协调和配合，又要互相制约，共同维护社会主义法制权威。

第四，检察权除具有位阶、集合、体系性外，几乎所有的检察职权个体都具有分权制衡和法律监督属性。究其原因，就是检察制度及其工作所固有的分权制衡和法律监督属性使然。否则，立法上也不会有诸如“人民检察院依法对刑事诉讼实行法律监督”、“人民警察执行职务，依法接受人民检察院和行政监察机关的监督”、“看守所的监管活动受人民检察院的法律监督”等法律条文范式，尤其是其中的“法律监督”、“监督”提法、字样，更是开宗明义地昭示了检察权的法律监督属性。与此同时，这一特点，也反衬出关于新中国检察制度及其工作理论渊源和基础命题或结论的正当合理性与名副其实性。也就是说，新中国检察制度及其工作骨子里既是马列主义国家与法的理论尤其是其中分权制衡和法律监督理论特别是列宁的法律监督思想的现实结晶，也是毛泽东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有关国家与法的理论尤其是其中分权制衡、法律监督和检察思想的实践产物。

第五，基于检察权的分权制衡属性，使其还具有鲜明的司法、诉讼属性。“就检察权设置目的而言，它的存在明显具有分权与制衡性质，无论是有限的职务犯罪侦查权、刑事公诉权，还是民事、行政抗诉权，刑罚监督权等，作为专门法律监督机关的检察院由于与政府机关彻底分离，体制上已经不存在检察权附属行政权的问题;同时又与审判权相分离，使得从外部制约行政权、审判权成为可能，进而实现既能有效地保护国家与社会公共利益，又能保障国家法制统一，监督法律的实施，把权力制衡贯彻始终”。[2]当然，一方面，在“司法”概念的变迁中，检察权究竟是不是司法权的争论在上世纪90年代是中国法学的一道独特的景观。法律界更多的人已经对公安机关不属于司法机关达成共识，不认可“公检法三机关”的称谓。但由于“公检法”的提法已经约定俗成，因而“司法”对“遗弃”公安之后剩下的“检法”两家就成了司法的必然含义。但学者对于检察权到底是不是司法权，至今远未达成一致。另一方面，关于宪法(即《五四宪法》)中是否采用“司法权”的问题，争议较大。《中共中央宪法草案》第66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司法权由最高人民法院、地方各级人民法院和依法设立的专门法院行使”;《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宪法草案》第73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地方各级人民法院和依照法律设立的专门法院行使审判职权”;而《五四宪法》的正式文本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地方各级人民法院和专门人民法院行使审判权”(第73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检察院对于国务院所属各部门、地方各级国家机关、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和公民是否遵守法律，行使检察权。地方各级人民检察院和专门人民检察院，依照法律规定的范围行使检察权。地方各级人民检察院和专门人民检察院在上级人民检察院的领导下，并且一律在最高人民检察院的统一领导下，进行工作”(第81条)。宪法起草委员会法律小组当时认为，没有必要把司法权改为审判权，并提出如下理由：一是司法二字习用已久，一般人都了解;二是司法二字范围较广，能够正确地包括法院的一切业务和活动，而审判则含义太窄。三是苏联宪法中的司法不应翻译成审判。最后，法律小组认为如改成审判弊多利少。[3]

第六，在新中国检察权演进过程中，既有一般监督权、免予起诉权等老的检察权的消失、流变，也有行政检察权、继续盘问监督权等新的检察权的萌生、确立。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只要支撑检察权的检察法客观变化、不断完善，那么，由其所规范的检察权也是相应变化、健全的。所以，“凡是合乎理性的东西都是现实的;凡是现实的东西都是合乎理性的”;[4]“任何一制度，亦绝不能历久而不变”，[5]新中国检察制度和工作及其构成要素——检察权也是如是。当然，在新中国检察权不断流变的过程中，不变或者变化较小的是刑事检察权，尤其是其中的职务犯罪侦查权、侦查监督权(批准或决定逮捕权、审查起诉权、免诉或不起诉权)、刑罚执行权、刑事审判监督权(包括公诉、抗诉)、监所检察权(包括劳改或监狱、劳教和看守所检察权)。

当然，新中国检察权除具有上述特点之外，还有以下缺陷：

其一，在宏观上强化了检察权的地位，在微观上和实践中却有削弱检察权能的趋向。突出表现为，法律监督意识不强，不愿接受监督和不敢监督导致法律监督成效不高。与经济社会的发展相比，与党和人民的期望相比，与履行法律监督职责的需要相比，还有差距。

其二，检察权运行机制上的泛行政化和检察官队伍专业化水平不够高，限制了检察权作用的发挥。因此，一方面，要正确处理好法律监督与执法、司法的关系。检察机关与行政执法机关、审判机关处在社会主义法制的不同环节，分工不同、职责不同，目标一致，都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在人大及其常委会的监督下，在各自职权范围内贯彻落实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宪法、法律，都承担着贯彻实施依法治国基本方略的重要使命。另一方面，必须把加强法律监督能力建设作为一项重要的战略任务来抓，作为一项系统工程来抓。一要始终坚持用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武装检察人员头脑，坚持党的事业至上、人民利益至上、宪法法律至上。二要大力倡导学习型检察院建设，精研法律、精通法律，在全系统形成刻苦钻研法律和法学理论的良好学习风气。三要大力加强检察队伍专业化建设，高度重视正规化分类教育培训，广泛开展岗位练兵和业务竞赛，努力提高侦查、公诉、审查逮捕、诉讼监督、处理信访等能力和水平。四要积极探索完善法律监督机制、强化法律监督手段、提高法律监督水平的有效措施，高度重视科技强检。五要突出法律监督重点，狠抓法律监督薄弱环节，特别要找准法律监督工作与社会和谐稳定的结合点，与经济社会发展的结合点，与保障和改善民生的结合点，不断增强法律监督实效。六要正确处理法律监督的力度、质量、效率与效果的辩证关系，并把四者的有机统一作为评价法律监督工作的基本标准。

其三，检察权的内外部利益冲突客观存在。其中，内部利益冲突有：公诉权与法律监督权的冲突，导致检察机关及其检察官无法同时行使两种权力;职务犯罪侦查中的“自己监督自己”质疑;公诉权与司法中立的冲突;执法中部门利益驱动的价值取向等。外部利益冲突有：检警冲突;检察官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律师的冲突;检法冲突;检察权与社会监督权等其他法律监督权的冲突;检察权运行与党政关系的冲突等。而内外部利益冲突的最终结果，导致检察权淡化与辅助功能侵蚀;检察权弱化与正反功能消长;检察权泛化与非功能扩张。因此，必须加强检察权运行的制约和监督机制建设，要始终坚持把检察工作置于党的领导和人大的监督之下，自觉接受政协民主监督、人民群众监督和新闻舆论监督，推动人民监督员制度法制化，完善人民群众依法有序监督检察工作的机制。

其四，现行立法对法律监督的制度设计不够完善，导致监督者与被监督者对法律的理解标准不一，从而削弱了法律监督实践。

其五，法律监督理论研究不透，法律监督实践要求的理论支撑不足，影响了其实践成效。

总之，针对检察权的完善问题，我们主张，一方面，要将《立法法》第8条规定落到实处。一要增强法律监督的信心和决心，切实按照党的要求和人民期待，不断加强和改进法律监督工作，真正做到敢于监督、善于监督、依法监督、规范监督，不断提高法律监督的能力和水平。二要既按照宪法和法律规定行使检察权，严格依法办案，又认真履行法律监督职责，依法纠正和查处国家机关、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和公民各种违反宪法和法律的行为，维护宪法和法律的权威。三要依法监督纠正各种有法不依、执法不严、违法不究、司法不公现象，切实维护社会主义法制的统一、尊严、权威。另一方面，强化法律监督，必须完善对检察机关自身执法活动的监督制约机制。法律监督本身是检察权的集

中体现，如果不受监督，也会产生腐败。

注释：

[1]关于我国检察权的具体内容，有人认为有四：刑事公诉权是其最基本的内容，刑事司法监督权是其重要内容，民事行政司法监督权是其必不可少的内容之一，司法解释权表现为其特有内容(参见洪浩著：《检察权论》，武汉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27～29页)。有人认为有五：即公诉权、侦查权、侦查监督权、审判监督权和执行监督权(参见石少侠著：《检察权要论》，中国检察出版社2007年版，第111～172页)。也有人认为有六：即职务犯罪侦查权、批准或决定逮捕权、公诉权、对刑事诉讼的法律监督权、对民事审判和行政诉讼的法律监督权、法律赋予检察机关的其他职权(特种案件检察权、司法解释权、对于劳动教养机关活动的监督权、参与社会治安综合治理、预防犯罪权)(参见孙谦主编：《中国检察制度论纲》，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129～192页)。但我们认为，这种概括并不全面。

[2]俞静尧编著：《检察权的利益分析》，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58页。

[3]韩大元：“关于新中国1954年宪法制定过程若干问题探讨”，载《中国宪政网》2004年3月27日。

[4][德]黑格尔著，范扬、张企泰译：《法哲学原理》序言，商务印书馆1961年版，第11页。

[5]钱穆著：《中国历代政治得失》序，北京三联书店2005年版，第2页。

作者：曹南江　薛伟宏

劳动教养完善法律监督探讨论文 篇2：

关于“合宪性审查”需要认识的几个问题

摘 要：合宪性审查是宪法监督制度的核心内容，是维护宪法权威和国家法制统一的基本保证。合宪性审查写入十九大报告，对完善宪法监督制度具有标志性意义。关于“合宪性审查”，教师可从三个方面去加深理解：合宪性审查的含义和必要性、相关典型案例、合宪性审查和备案审查制度。

关键词：合宪性审查;含义和必要性;备案审查制度;典型案例

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指出：“全面依法治国是国家治理的一场深刻革命，必须坚持厉行法治……加强宪法实施和监督，推进合宪性审查工作，维护宪法权威。”[1]宪法学具有专业性和实践性特征，这对中学教师的知识储备是很大的考验。八年级法治教育专册中“加强宪法监督”一课涉及宪法监督、合宪性审查、备案审查制度等专业知识，本文对其作简要介绍，以备教师学习和备课之需。

一、关于“合宪性审查”的含义和必要性问题

“合宪性审查”也叫违宪审查，就是依据宪法和相关法律规定，对可能违反宪法规定的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以及国家机关履行宪法职责的行为进行审查，对于有违宪法的一切法律法规和履职行为均要进行纠正或撤销。“合宪性审查”作为宪法监督制度的核心内容，是维护宪法权威和国家法制统一的基本保证。所以，它是现代各国维护宪法秩序的通行做法，也被称为宪法的“牙齿”，国外一般是设立宪法法院或宪法委员会，专职负责违宪审查和宪法监督。

从我国法治建设的国情来看，这一制度更具有现实的意义。根据我国宪法和立法法的规定，我国实行多元立法体制：我国的立法主体有中央一级的全国人大及国务院，有地方一级的省级人大和政府及设区的市人大和政府，还有国务院直属机构和各部委等，正因为“法”出多门，地方立法、部门立法多于国家立法，且在近些年的立法实践中还出现了“国家立法部门化、部门立法利益化”现象，违宪、违法案例时有发生，不仅损害了宪法的权威，更侵害了公民的合法权益，造成了严重的不良影响。所以，党的十八大提出“依法治国关键是依宪治国”，党的十九大提出了“加强宪法实施和监督，推进合宪性审查工作，维护宪法权威”，这些为我国法治建设作出了战略性部署。

二、“合宪性审查”相关典型案例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法治建设进入了快车道，一方面加快了立法进程，另一方面加强宪法监督，废除、修改违反宪法精神和内容的法律法规，极大地推进了我国依宪治国、保障公民权利的法治进程。2000年以来，我国公民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第99条第二款的规定，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提出的合宪性审查请求的典型案例有：

1.2003年孙志刚案件后，北大、中国政法大学等高校的八位法学专家就《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办法》提出违宪审查建议，后引起巨大反响和讨论。2003年6月，国务院公布《城市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办法》并施行，标志着实行几十年的收容遣送制度废止。

2.2007年贺卫方等60多位教授上书全国人大常委会提出《关于启动违宪审查程序、废除劳动教养制度的公民建议书》。2013年11月，中央提出废止劳动教养制度，同年12月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废止劳动教养法律规定的决定，标志着实行50多年的劳动教养制度废除。

3.其他影响较大的“宪法监督”案件还有：2003年张先著“乙肝歧视第一案”，2004年河南种子案(也称李慧娟案)，2005年黑龙江强制婚检案等，这些案件在全国的关注下、在法学界的讨论推动下，对推进我国的宪法法律监督制度、合宪性审查工作起了很大的积极作用。

在上述违宪案件中，处理方式主要是通过协商与督促来纠正，全国人大均没有启动“合宪性审查”程序。这一方面体现了我国政治制度的优势，正如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副主任许安标在2018年“两会”期间接受采访时所说“在很多情况下很多问题走不到动用撤销的情况”;另一方面，我们也必须看到当前我国的宪法监督制度，特别是合宪性审查制度所存在的虚弱状态，“总体上，我国的合宪性审查制度仍处于起步阶段，进展缓慢”[2]。

三、关于合宪性审查和备案审查制度

基于课程标准和学情，教材对本问题的处理是概括性的，作为教师，应作更深入的认识和了解。我国《立法法》第99、100、101条对“合宪性审查程序”作出了规定，主要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一是规定了权力主体，二是规定了提请审查的主体，三是规定了审查程序和公开原则，这里就不再赘述。需要说明的是，我国《立法法》第五章第98条规定了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规章的“备案制度”，第99、100、101条规定了相应的“审查机制”，合称为“备案审查制度”，其包含了“合宪性审查”与“合法性审查”两部分内容。[3]我国《立法法》实施十多年来，备案审查制度为推进合宪性审查工作奠定了坚实基础。近年来，我国的备案审查工作也取得了新的进展：

2016年全国人大法工委对30多件行政法规和司法解释进行了审查研究，有重点地对地方性法规开展主动审查，对90多件公民提出的认为违宪的审查建议进行了处理，并对发现的问题进行了纠正。

2017年12月全国人大常委会副秘书长信春鹰指出：十二届全国人大以来，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共收到各类公民、组织提出的审查建议1527件;除根据审查建议进行被动审查外，主动审查工作也在大力推进，2017年已经完成对14件行政法规、17件司法解释、150余件地方性法规的主动审查研究工作。

虽然我国合宪性审查、备案审查工作取得了一定进展，但我们应清醒地认识到，我国的合宪性审查制度仍处于一个起步阶段，从起步到成熟将是一个漫长和复杂的过程。为了落实党的十八大、十九大提出的相关精神，对我国的合宪性审查制度需要进一步完善，笔者认为应主要做好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

一是在全國人大常委会设立专门的合宪性审查机构，赋予该机构主动启动合宪审查的权力和职责，制定合宪性审查制度和程序，规定被审查方的权利义务、答复期限、违法责任等。组织的建立、制度的完善是前提。

二是建立违宪责任追究制度。明确违反宪法和上位法的任何法律法规和行为均无效，责任人要承担相应的后果，尤其应将行政机关违法责任作为突破口。

三是坚持公开原则。合宪性审查的过程、结果、责任追究等都应该公开透明，接受全国人民的监督，防止各种懒政怠政现象。

总之，通过合宪性审查问题的探讨，我们应认识到作为德育教师的责任和担当，不断更新知识储备，更好地了解我国法治建设现状，以科学传达课程的国家意志。[□][◢]

参考文献：

[1]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2017年10月18日)[R].北京：人民出版社， 2017：35.

[2]姚建国.合宪性审查：加强宪法实施和监督的重要战略举措[J].中国党政干部论坛，2017(12)：57.

[3]全国人大 发布.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M].北京：法律出版社，2015：3.

作者：李正远

劳动教养完善法律监督探讨论文 篇3：

现代文明视野下刑事法学的新发展

【摘要】刑事法学的研究和发展是打击犯罪，维护社会安全、稳定的基础。在现代文明高速发达的今天，面对日益严峻的社会秩序维护形式，刑事法学的发展遇到了较多问题。社会秩序、社会安全与个人权益的冲突、协调，是现代文明视野下刑事法学研究的重要课题，如何在刑事法学发展中兼顾两者权利，是确保刑事法学在现代文明中创新发展的需要。本文就这一矛盾的存在与当前刑事法学发展的现状展开了分析，在此基础上阐述了现代文明视野下刑事法学发展的趋向。

【关键词】现代文明;刑事法学;社会秩序;个人权利

一、引言

刑事法学的发展对于人类社会的稳定和发展意义重大，我国经历了漫长的法制发展过程，解放后，刑事法学的发展更是曲折，但也取得了可喜的成绩。只是面对我国刑事法学发展中的种种问题，我们还需进一步研究其基础的、根本的东西，以促进问题的解决，为我国刑事法学的进一步发展创造机遇。

二、法制是现代文明建设的基础

(一)现代文明视野下刑事法学建设的意义

现代文明是人类在漫长的改造自然、社会活动中积累的优秀成果成果，引领着人类社会的发展，是人类社会进步的重要标志。从古至今，人类社会的稳定和发展离不开“法”，“法”更是现代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现代文明的核心要素。首先，在人类社会漫长的发展中，“人治”难免有偏私，法治更容易体现社会的公平、公正。依法治国，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结果，是建立文明高度发达的和谐社会的基础。其次，人类文明的发展和积累是个漫长的曲折的过程，人类文明的发展需要相对有序、稳定的社会环境支持，法律是维护社会秩序的有效手段，是确保社会安全、稳定的基础。再次，现代文明发展中，对于人权的尊重，人类社会的公平、公正、稳定等更加重视。法律是现代文明社会维护社会安全，解决社会发展中矛盾，消灭社会不安定因素，打击社会丑恶现象的关键，是社会文明持续发展的基础，是约束公民道德规范的根本，法不明则国易乱，国乱则民生忧患。因此，在人类文明高速发展的现代社会更需要只重视刑事法学的发展，以促进立法、建法、依法等环节的发展，使其更能体现现代文明的特点，促进社会稳定、和谐的发展。

(二)我国刑事法学发展的历程概述

广义的刑事法学是关于犯罪、刑事责任及其刑罚的一般规律及其刑事立法、司法理论概括的综合科学。主要包括规范刑法学、理论刑法学、外国刑法学国际刑法学还包括刑事政策学、刑罚学、犯罪学等等。在我国历史中，最早的一部刑法解释的著作为《春秋折狱》，该书这主要以经文释义的方法判解刑事案件，在刑法发展的历史上有解释学意义。唐朝时期，《唐律疏议》将我国的刑事法学的发展带入了一个新的领域。一方面，《唐律疏议》摆脱了以经文诠释刑律的方法，实现了我国法律释义学的“转正”，标志着我国规范刑事法学的形成。另一方面，《唐律疏议》主要体现的是官方对律文扩大或缩小的解释，并未脱离我国古代民刑混杂的法律状态，刑事法学的实体与程序还是难以区别。进入中国近代史，我国的刑事法学受到了“洋学、洋法”的冲击，大清国在灭亡前颁布了我国第一部法典式刑律，即《大清新刑律》，该部法典未及实施大清朝就烟消云散了，全面的、系统的刑法研究未能形成。直到我国的新民主革命成功后，较为完整、系统的中国刑事法学才逐渐形成。进入新中国以后，我国刑事法学的发展更是一波三折。

(三)建国后我国刑事法学的发展

1949年建国之始，我国对于刑事法学方面的探讨特别重视，开展了轰轰烈烈的立法运动，刑事法学的理论问题和实践问题在这一时期得到了很大的发展，刑法与刑事诉讼法的关系、刑事诉讼阶段等问题有了突破性的进展。直到四十年代末期，我国刑事法学的发展逐渐进入“冰期”，进入五年代后，建国初形成的刑事法学理論、体系、立法等被统统抛弃，刑事法学全面引入前苏联刑事诉讼法学理论。这段时间刑事法学建设的重点就是归纳和总结新中国刑事司法经验及对探索刑事诉讼法学体系。进入八十年代末期，我国的改革开发政策给我国法律的发展带来了新的契机，受“拨乱反正”思想的影响，刑事法学发展得到了复苏，学者开始研究法律的平等、检查机关的法律监督等问题。1979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对我国刑事诉讼法确立的原则、制度程序进行了较广泛、普遍的解释。此外，还有《刑事证据理论》、《证据学》、《刑事诉讼证明论》等著作，揭开了我国刑事法学的新局面。1997年后，我国逐渐兴起了刑事法学的一些基本范畴进行专门的研究，如形式起诉制度、刑事强制措施制度等。现代文明背景下，我国的刑事法学一方面继承了我国法律文化的传统因素，吸收了大量的传统文化能力。另一方面，批判的接受了其他国家刑事法律体制(如美英、前苏联等)，通过对其法律理论的扬弃，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进行我国刑事法学的建设和完善。现代社会快速发展，现代文明日新月异，我国刑事法学的发展要紧跟时代，才能有效的发挥其对社会发展的保护作用，维持人类社会的长治久安。

三、我国刑事法学发展的现状及未来趋势

(一)我国刑事法学发展现状

我国刑事法学发展自复苏以来取得了很大的进步，但我国依法治国方略毕竟起步较晚，目前还存在着一些不足。第一，当前，我国刑事法学研究比较偏重于公共安全的立法，刑事法学的价值取向存在较大争议，争议的核心是公共利益和个人权利保障，刑事法学立法究竟是以社会为本还是以个人为本，还是两者并重，进一步寻找两者之间的平衡有待确定。第二，当前，我国刑事法学的实践比较重视重打击犯罪，对于个人权利保障的制度相对缺乏，在具体的打击犯罪的过程中，往往会造成一定的个人权利受到侵害事件。第三，我国国情与西方国家存在较大差距，在刑事法学发展中，一些研究人员忽视这种差距的存在，一味的倡导西方国家的“民主、自由”不能正确的吸收和学习外来的刑事法学立法经验。例如，近期的“大胆用枪”的争论就较受社会关注。在美国“大胆用枪”是警员保护自身安全、维护社会秩序的根本，因为美国允许私人拥有枪支。在我国，枪支管理严格，“大胆用枪”背后造成了一些列的刑事法学问题值得社会的思考和探讨。总之，当前我国刑事法学发展最为突出的问题是个人权益与社会权益之间的不协调。如何结合当前形势，在现代文明视野下发展刑事法学，一定要立足根本，从我国的国情出发，理智的、科学的吸收外来的先进经验，结合我国实际情况，科学选择、科学发展。

(二)现代文明视野下刑法学发展的思考

当前，我国刑事法学的现状存在一定的局限性，致使个人权利得不到良好的保障，特别是被告的人权会在一些特殊情况下遭受侵害得不到伸张。这也是国际社会“怀疑”我国“民权、民主”的重要方面。过于重视社会价值取向的刑事法学发展已不能满足我国社会发展的立法要求。过于偏向人权的“人本主义”又不适应我国国情，不利于我国社会的稳定和发展。同时，过于强调人权利的本位主义有一定的极端性，西方国家刑事法学的发展经验已证明，过分强调个人权利，可能带给社会更多的不稳定因素，有损于社会公共利益，造成社会大众利益的受损。过于强调惩治犯罪，会刑事法学缺少人性化，难以体现人在社会活动中的本质地位，即使在短期内能看到一些有利于社会公共安全、社会秩序维护的效果，但不利于人类社会的持续发展，易造成乱用职权、草率频繁侵害公民权利等不良影响，最终为社会的不稳定埋下隐患。现代文明下，人们的自我意识发展迅猛，被告者人权的思想被社会广泛认同，社会本位和人本位价值观的冲突日益明显，站在不同的立场，社会安全、公共利益和个人人权的发扬一样重要。如何保证科学立法，在协调矛盾、打击犯罪的同时又能最大程度的保障人权，是现代文明下刑事法学发展研究的重点问题。一方面，随着现代文明的发展，犯罪客体的内涵不断扩大，犯罪主体也日益多样化、国际化、法人化。刑事法学发展面临的环境更加复杂、多变。另一方面，各种自然发展种类和总量不断的增加，犯罪的手段、形式、思想等日益多样化，社会惩罚打击犯罪的成本不断的增加，而一些犯罪的成本却在“人权”的掩护下逐渐降低，严重影响了公共秩序的维护成效，不利于社会的和谐、稳定。

(三)现代文明视野下刑事法学发展趋向分析

现代文明下，我国刑事法学的发展要客观的认识到我国立法环境、局势与西方国家的差距，理智的学习和吸收西方国家刑事法学的先进经验和做法，智慧的应用我国的传统刑事法学观念，将其精华巧妙的融入我国的基本国情之中，结合我国国情思考刑事诉讼制度等刑事法学的发展。第一，重视刑事法学发展的一般规律，引用国际上的普遍做法，在认识论的基础上发展刑事法学的文化研究，注重引入方式与我国国情的适应性，使刑事法学研究能在我国的文化氛围中得到发展。第二，认真的研究基本诉讼概念和理论思想，逐渐的完善我国刑事法学发展中的缺陷，规范我国现有刑事诉讼的制度，使其能配合我改改司法改革发展，并能使我国刑事法学在现代文明环境下有效的结合我国具体的政治、经济等发展，建立一个科学的、人性化的发展观念，完善公开审判、陪审等制度等，弥补诉讼条件、诉讼行为等方面的不足。第三，加强诉讼基础理论研究，推动刑事诉讼认识论和诉讼心理学研究进展，促进我国刑事诉讼立法的科学化、民主化发展。第四，拓宽视野，将刑事法学的研究与其他相关学科结合起来，更深层的挖掘现代文明下法治观念的价值与内涵。第五，注重取证制度的技巧性研究。一方面，证据是刑事诉讼的核心，传统的取证方式太过粗糙、笼统，不利于现代文明下刑事法学的发展。另一方面，随着科技的发展，刑事法学的犯罪手段越来越偏向高科技，取证也要随之发展。例如人身识别取证，从最初的指纹认证，到后來的DAN识别等，高科技的取证技术确保了取证的真实性、准确性。第五，加强刑事诉讼基本价值研究，寻找社会利益、国家利益和个人权利的最佳切合点，强化对犯罪公民的人权保护。例如逐渐废除所有非严重暴力犯罪的死刑设置，使我国刑事法学中死刑审判更能体现“人本主义”，促进人权的最大发挥。一方面，避免过度的重视社会利益、国家利益、公共安全，造成刑事立法的专制形态。另一方面，避免片面的强调个人权利的保护，造成社会的不稳定和国家安全危机。第六，创新刑事法学研究观念，科学划定犯罪圈，增设赦免制度。例如取消对新生儿母亲及70岁以上老人的死刑判决。第七，加强网络犯罪的立法，进一步加强和完善以网络为基础的各项犯罪的惩处力度，例如网络金融犯罪、网络证券犯罪等，严厉打击新型犯罪。第八，增加刑事法学审判的可选择性，对严重的故意犯罪的犯罪主体的判定具有一定的可选择性，保障公正审判和当事人的诉讼权利，从思想、道德上拯救社会犯罪主体。第九，逐渐的改革目前的劳动教养制度，在新时代文明的引导下树立符合社会发展的价值取向，切实的保护公民的人身权利，对于社会违法行为，从心里、人格、思想等方面给予针对性的纠正，在保障人权的基础上实现刑事立法对社会秩序管理、社会稳定的重要意义。

四、结语

我国签署《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后，国际刑事法学的基本准则对我国刑事法学的发展产生了较大影响，特别是社会公共安全与个人权利、死刑等一些问题，成为现代文明视角下我国刑事法学发展的重点研究问题。研究其一般发展趋势，结合我国实际国情，妥善的处理这些问题，在遏制犯罪、矫治犯罪的大形势下，增强人权保障的力度，是我国刑事法学发展的新趋向。

参考文献：

[1]苗泽一.刑法国际化环境下的我国刑法发展[J].法制与社会(旬刊)，2012(23)：16-17.

[2]周道鸾.对死刑替代措施的几点建言[J].民主与法制，2012(05)：34-35.

[3]陈晓耕，陆侃怡，新世界十年中国的刑事法制发展[J].杭州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04)：45-48.

作者：刘昭歆　李西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