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动教养立法论文

摘要：劳动教养制度对维护我国社会稳定发挥着重要作用，但该制度在实施过程中暴露出了许多问题，如与国际人权公约和联合国刑事司法準则的基本价值目标、人权保障原则、正当程序原则、人人享有不受强迫劳动权等存在明显的冲突。下面小编整理了一些《劳动教养立法论文 (精选3篇)》，仅供参考，大家一起来看看吧。

劳动教养立法论文 篇1：

我国劳动教养制度的立法问题浅析

[摘要]劳动教养作为一项有中国特色的法律制度,自1957年创立以来,教育、感化、挽救了大批违法犯罪人员。然而,随着我国法治进程的加快,劳动教养制度越来越不能适应社会的需要,尤其在立法诸方面都明显滞后于社会的发展。因此,分析劳动教育立法存在的问题，完善劳动教养立法,使劳动教养有法可依,具有非常重大的现实意义。

[关键字]劳动教养;立法;缺陷;必要性;完善

劳动教养制度创建50多年来，应当说我们已经有了不同层次的各种规范性文件，劳动教养制度一直随着我国社会治安实践和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的发展而不断改进、完善，劳动教养立法工作也取得了一定成绩。但是，我们应当清醒地看到：我国至今还没有制定出一部比较完整地、系统地调整劳动教养各方面关系的法典，现有的法律、法规是在计划经济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制定的，已经不能适应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客观实际的需要。同劳动教养的法律地位相比，同劳动教养工作50多年来极其丰富的社会实践经验相比，可以说，劳动教养立法工作明显处于滞后状态。近年来，全国人大代表、全国政协委员以及各方面的法律专家、学者和从事实际工作的同志，从进一步完善劳动教养法制建设出发，多次呼吁制定劳动教养法典，表明了对劳动教养立法的紧迫要求。因此，制定一部劳动教养法典已势在必行。

由于在世界各国的立法例中很难找到可资借鉴的劳动教养立法资料， 因而给我们国家的劳动教养立法带来了一定困难。我国学者的几种立法建议值得关注：第一种建议是主张将劳动教养纳入刑法规范，在立法上摆脱传统的劳动教养观念、理论和实践模式的影响，从劳动教养的处理对象和我国刑法犯罪概念定量因素的社会事实出发，着眼建立适合中国的轻罪制度。第二种建议是主张将劳动教养保安处分化，借鉴西方国家的保安处分，构建有中国特色的保安措施体系。第三种建议是对劳动教养现状加以立法完善。从功利角度看，任何一种制度在价值取向的选择上都不可能尽善尽美，劳教立法完善同样面临在社会本位与公民本位的价值取向、维护秩序与保障公正的法制目标之间进行平衡。

笔者倾向于第三种建议，制定一部单独的劳动教养法典，鉴于劳动教养法典是一部集实体、程序以及执行于一体的综合性法律，其内容既涉及到公安、检察、法院和司法行政部门之间的职责分工，又牵涉公民人身自由的剥夺或限制，因此，它已经超出了行政法规或部门规章的调整范围，逐一由权力机关通过单行决定来解决问题已不可能，由国务院某一职能部门牵头立法也力所难及，依据《宪法》精神，只能有赖于国家权力机关牵头来完成这部法典的制定任务，因而需要全国人大来制定《劳动教养法》，提高其法律层级。笔者认为，还应当注意以下几个问题：

首先，确定劳动教养立法的基本原则：一是行为与处罚法定原则。由法律明文规定适用这项措施的行为，并规定对不同类型和情节的行为的教养期限，禁止类推，以体现“法无明文规定者不为罚”的精神，防止随意滥用这项措施。二是行为与责任相适应原则。教养的期限应当与行为的社会危害性和行为人的主观恶性相适应，实现处罚的个性化。三是一事不再罚的原则，法律应当明确规定对行为人的违法行为不能重复设置和重复处罚。[1]

第二，劳动教养的适用对象予以明确法定化。法律应对劳动教养适用对象作出明确具体的规定，以免导致混乱和随意。就现阶段认识看，与当前的社会治安形势、《刑法》相衔接，解决劳动教养在打击违法犯罪斗争中存在部分“ 盲区”和徇私枉法、降格处理的弊端，对那些尚不够追究刑事责任，而治安处罚又太轻，起不了惩戒作用的违法分子予以有力的惩处，这样才能有效遏制违法犯罪的猖獗势头。[2]所以，劳教制度大体应包括以下五类人员：一是各种轻微犯罪但不需要刑事处罚或不宜于刑事处罚者;二是严重或多次违反治安管理法规、屡教不改的惯犯、累犯及职业犯，虽有极大的社会危害性，但又不构成犯罪者;三是利用邪教、迷信等手段危害国家安全或扰乱社会秩序、经济秩序者;四是严重行为失当违害社会良俗者，如吸毒成瘾及多次卖淫嫖娼者;五是青少年犯罪者。

第三，缩短劳动教养期限未来立法中劳动教养的期限首先必须符合教育矫治的目的，具有科学性和合理性，应当根据教育措施功能的多样性和适用对象的复杂性，分层次、分种类决定不同的期限，实行处罚的个性化和多样化。

第四，改革现行劳动教养的适用程序,实现适用工作的司法化。程序立法是劳动教养立法的一个重要部分,劳动教养的司法化是劳动教养立法和改革的必由之路和最终选择。目前,正在进行的立法讨论中,比较倾向一致的意见是劳动教养应引入司法程序,实现适用工作的司法化。司法化是指劳动教养的适用程序应改变目前的工作模式而采用法院审理裁定的司法制裁方法。[3]

最后，完善监督程序。一要实行上级复查议制。应坚决取消与行政复议条例精神相悖的同级复查议，实行上级复查议制，4以防止复查议走过场，克服自行纠错难。二是强化检察院对劳教工作的法律监督力度。对经

两级检察机关认定有误或违法的劳教决定，审批机关应当予以纠正或撤销。三要充分保障被劳教人员运用诉讼这一有效手段保护自己的权利。由于进行诉讼时，劳教人员几乎都处于劳教期间，因此应当规定劳教人员有权通过合法途径行使用诉讼权利，可以委托代理人包括律师代为起诉、上诉，行使辩护权。另外，复议前置的作法于法无据，剥夺了当事人的选择权，应坚决取消。四是重视劳教人员的申诉。对劳教人员的申诉，检察院驻所检察室和劳教所应当帮助复查，原审批机关应有专人办理申诉案件。五要建立劳教错案追究责任制。对冤假错案，应按法律规定给予赔偿，并严肃追究办案人员的责任。

[参考文献]

[1]改革与完善中国劳动教养制度(下).中国司法.2004,(4).

[2]张奋成.反思我国劳动教养制度.发展.2005,(10).

[3]曹化霞.劳动教养制度面临的挑战与出路.山西高等学校社会科学学报.2005,(5).

[4]林方，吴长东.劳动教养制度的弊端与改革.现代法学.1999-12,(6).

[作者简介]杨文静，山东省滕州市人民检察院法研室。

作者：杨文静

劳动教养立法论文 篇2：

我国劳动教养制度的改革与完善

摘要：劳动教养制度对维护我国社会稳定发挥着重要作用，但该制度在实施过程中暴露出了许多问题，如与国际人权公约和联合国刑事司法準则的基本价值目标、人权保障原则、正当程序原则、人人享有不受强迫劳动权等存在明显的冲突。根据我国经济社会发展阶段和司法实践情况，劳动教养制度的改革方式应是在基本目标的指引下，通过出台劳动教养立法、控制劳动教养的适用范围、推动劳动教养程序司法化，最终实现劳动教养的法治化。

关键词：劳动教养制度;国际人权准则;改革与完善

我国劳动教养制度产生于特殊历史背景下，这一制度产生伊始就存在着很多问题，随着实践的发展，这些问题不但没有解决，反而有扩大的趋势。作为一项剥夺公民人身自由的制度，劳动教养直接关涉公民基本人权问题，其“对于尚不够刑事处罚的违法行为人，适用名义上是行政处罚但实质上类似于刑罚的劳动教养……与联合国刑事司法准则的要求相去甚远”。国际人权准则是国际社会对人权保障的最低要求。为了促进我国劳动教养制度的完善，既保留其维护社会稳定的功能，又防止其被不当利用而侵犯公民合法权利，也为了促进这一制度与国际法准则的统一，需要将其置于国际人权准则视野下进行审视。

一、国际人权准则视野下我国劳动教养制度存在的突出问题

(一)劳动教养的正当程序缺失

作为国际人权规范体系的宪章性文件，《世界人权宣言》明确指出，国家为了维护国内秩序或为了保护其他人的人权，可以对侵害他人权利者的自由进行一定的限制，这种限制应当符合法律的要求，尤其要符合各国国内法所规定的程序要求。据此，正当程序是国家剥夺公民自由的正当性基础。《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九条也明确规定，剥夺公民的人身自由不仅应当符合实体法的要求，还要满足程序法的要求，如使被剥夺权利者能被迅速带见审判官或其他依法行使司法权的官员。联合国大会1988年通过的《保护所有遭受任何形式拘留或监禁的人的原则》对受拘留或监禁的人的权利作了详细规定：剥夺公民自由只能由称职、公正、独立的法官或享有司法权的官员依法定程序进行;应当保障被剥夺自由人获得律师帮助的权利;司法机关应当进行持续审查。我国的劳动教养属于该规定中“因定罪以外被剥夺人身自由”的“拘留”。

我国劳动教养制度对国际人权准则要求的限制公民人身自由的正当程序原则的背离表现在：(1)劳动教养由公安机关提出申请、审查批准、执行并决定予以变更或解除，公安机关集侦、控、审、执行于一身，外部监督十分乏力，这对于人权的保障极为不利。(2)当事人根本无法获得律师的帮助。(3)法官没有事先审查的权力，即使其事后通过行政诉讼的方式进行审查，由于现实中各种因素的掣制，实际上其难以做到称职、公正、独立地进行审查。(4)劳动教养过程中的持续审查机制缺失。根据《公安机关办理劳动教养案件规定》，被劳动教养者的人身自由应当被剥夺到劳动教养期满之日，期间只存在通过奖励制度缩短劳动教养期限的可能。从国际人权准则的要求来看，我国劳动教养制度是一个完全封闭式的制度，其对被劳动教养者利益的正当程序保障不足。

(二)劳动教养与人人享有不受强迫劳动的权利的冲突

早在1930年，国际劳工组织大会第14届会议就通过了《强迫劳动公约》，规定彻底禁止“强迫或强制劳动”(指以惩罚相威胁，强使任何人从事其本人不曾表示自愿从事的所有工作和劳务);因法院判决有罪而被强制劳动的，不属于应当制止的强制劳动。《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八条明确规定：任何人不应被要求从事强迫或强制劳动;对于被国家剥夺自由的人或者因其他原因被拘禁者，只有经过了合格法庭的审查与裁判，其进行的强制性工作或服务才不被视为应予禁止的强制或强迫劳动。我国存在劳动改造和劳动教养两种强制劳动的情况。劳动改造既符合《强迫劳动公约》的除外条件，也符合《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八条的除外情形，不属于应予禁止的强迫劳动之列。但是，劳动教养的正当性值得商榷。《国务院关于劳动教养问题的决定》、《国务院关于劳动教养的补充规定》、国务院转发公安部制定的《劳动教养试行办法》等规范性文件都明确了通过劳动对违法行为人进行教育改造的方式，依此，被劳动教养者必须参加劳动，虽然会“发给适当工资”，但这种劳动并非以自愿为基础，而是一种强制性的劳动惩戒，被劳动教养者没有选择的余地。依据《强迫劳动公约》，这种没有被定罪即被要求强制劳动的情形属于被制止的强制或强迫劳动。依据《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公约》，这种强制劳动虽然可以被允许，但应以“依照法庭的合法命令”为前提，而我国的劳动教养仅依据公安机关的审批决定，其正当性明显不足。

二、我国劳动教养制度改革的基本目标

国内学界对于劳动教养制度的去向产生了较大分歧。有学者认为劳动教养不仅有存在合理性，其运行也有合理性，没必要废除，应在保留的基础上进行完善。有学者认为应当彻底废除劳动教养制度，不能有任何迁就。笔者认为，目前所有的改良型方案的确存在着“扬汤止沸”的问题，彻底废除劳动教养制度尽管可以达到“釜底抽薪”的效果，但却是最难实施的一种方案。且不论其彻底废除涉及刑罚与行政处罚对劳动教养的吸纳(刑法与行政处罚法的大幅度修改本身就是一项系统工程)，单就废除过程中的阻力，就有可能直接将此方案扼杀于摇篮之中。从我国司法改革的实践经验来看，所有的改革方案最终还是要回到现实中，由解决一个一个具体的问题开始。因此，渐进式改革才是劳动教养制度改革的行之有效的方式。这种渐进式劳动教养制度改革的基本目标是：在保持劳动教养维护社会治安功能的基础上，强化正当程序和人权保障理念对其的制约作用，实现劳动教养价值目标的均衡化，适用范围的最小化，对公民自由进行处分的司法化，决定过程的诉讼化，执行方式的开放化。

劳动教养价值目标的均衡化，是指我国劳动教养制度改革应当实现维护社会治安、人权保障和正当程序价值的均衡，尤其要注重在劳动教养过程中保护被劳动教养者的合法权益，包括实体性权利和程序性权利;只有通过正当程序并经适格的主体作出裁决，才能剥夺公民的人身自由。根据国内外的实践经验，最有效的保障人权的方式往往是对正当程序的遵守，因此，尤其要注意正当程序对劳动教养的控制作用，通过程序对国家的劳动教养权力进行控制，最终实现保障人权的价值目标。

劳动教养适用范围的最小化，是指劳动教养对象范围的设定应当与刑罚一样保持谦抑性与合法性，应当慎用、少用劳动教养，不得随意扩大其适用范围。应严格遵守我国《立法法》的规定，由法律对劳动教养事项进行规定，其他任何规范性文件不得进行扩张性规定或解释。在缩小现有劳动教养对象范围的基础上，立法应当以列举的方式明确规定劳动

教养的对象范围;对于范围的扩张，应当明确规定只有国家立法机关才有权进行。

劳动教养对公民人身自由处分的司法化是指：处分的审查与决定应当由中立的、獨立的司法主体进行，按照国际通行的惯例，宜由法院进行;处分程序应诉讼化，即劳动教养决定的作出应当有原告、被告的充分参与，法官不仅应根据申请方提供的证据作出裁决，还应充分听取被劳动教养者的意见，原告、被告双方可以进行辩护、质证。为了实现这一目标，必须保障被劳动教养人员的获得律师帮助权。我国劳动教养法中的律师帮助制度应当包含如下内容：明确规定当事人有获得律师帮助的权利;在处分程序中增加权利告知程序;建立法律援助制度;明确规定律师在处分程序中所享有的各项权利，以及国家对这些权利的保障义务。

劳动教养执行的开放化与人性化是指，劳动教养的执行应当坚持开放化方式，完全剥夺当事人人身自由并不是唯一的执行方式。我国劳动教养应当与刑罚的执行方式接轨，坚持社会外矫正与社会内矫正相结合。具体来说：在劳动教养的期限上，坚持以不定期为原则，只设定上限，原则上不设定下限，且规定被劳动教养者得依法随时获得释放;在劳动教养的执行方式上注重社区矫正的作用;在劳动教养的执行过程中，应当允许被劳动教养者回家、外出等;在劳动教养的执行内容上，应当坚持“矫治”第一、劳动第二。总之，应当以帮助被劳动教养者迅速回归社会、成为有用的人为目标，以文化教育和技能培训为主、劳动为辅，使劳动成为一种教育方式而不是为劳动教养场所“创收”的工具。三、我国劳动教养制度改革的具体问题及其解决

(一)劳动教养立法的主要内容

我国早在20世纪80年代就启动了劳动教养法的立法工作。2011年3月，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吴邦国作全国人大常委会工作报告时表示，我国将抓紧制定《违法行为教育矫治法》。我国劳动教养立法应当至少包括以下内容：(1)明确劳动教养的性质。目前立法的进度已经表明，劳动教养制度将主要用于“违法行为教育矫治”，因此劳动教养的内容应当以教育为主，不得要求不必要的劳动，最好取消强迫劳动，代之以技能培训与行为教育。(2)严格设定劳动教养的决定程序。应当设计作出劳动教养决定的听证程序;增加被劳动教养人员的申辩权，被劳动教养人员及其委托的律师如果对劳动教养决定不服，可以向法院申诉，由法院裁决是否进行劳动教养。(3)劳动教养期限的严格限制。修改目前劳动教养期限长达1-3年，必要时还可延长一年的规定，建议最长不超过一年半。(4)劳动教养管理的开放与人性化。劳动教养的场所应当是开放的(指在劳动教养场所内部开放，并非对外开放)，矫治对象在场所内可以自由活动;在必要的审查与限制下，允许矫治对象请假、周末回家、探亲等。(5)劳动教养的定期审查与分流制度。劳动教养机构或者专门的监督机构应当定期对劳动教养决定进行审查，如果发现教养已不必要，应当立即决定解除，不得有不必要的延迟。(6)劳动教养制度实施的监督问题。对于劳动教养实施中的违法行为，检察机关不仅有提出纠正意见的权力，必要时还可以启动专门的调查和惩戒程序;被劳动教养者及其律师有权直接将劳动教养处分提交法院进行审查或复审。(7)被劳动教养者回归社会的问题。国家或社会应当帮助被劳动教养者回归社会;应当建立被劳动教养者不良记录消除制度，被劳动教养者在一定年限(如三年内)如果不再有法定违法行为(不是任何违法行为)，就应当消除其劳动教养记录。

(二)劳动教养对象范围的控制

劳动教养对象范围的限缩实际上是一项系统的法律修改工程，它不仅涉及劳动教养立法本身的修改，还需要促进刑法、刑事诉讼法、行政处罚法对劳动教养部分内容的吸纳。

1　劳动教养对象范围的实体法控制。首先，提高劳动教养的适用条件。劳动教养的适用应当具备三个基本要件：人身危险性、行为的严重违法性、矫治的必要性和比例性。人身危险性是指劳动教养的对象必须有再次危害社会治安或侵害他人的可能性;行为的严重违法性是指劳动教养的对象必须有违法行为的存在，这种违法行为比较严重但没有达到需要刑法调整的程度;矫治的必要性和比例性是指劳动教养方式的选择应当坚持“除此之外，别无更优”的原则，劳动教养期限应当与被劳动教养者的人身危险性、行为违法性成比例，国家应当间隔性地对劳动教养的执行进行持续审查，一旦达到了矫正的目的，即应解除劳动教养。其次，将一些轻微的、实际上没有必要处以劳动教养的违法行为纳入行政处罚的范围。最后，通过对刑法的修改，降低部分罪的入罪条件，将实际上已构成犯罪但目前由劳动教养规制的行为纳入刑法的调整范围。在降低入罪条件的同时，应当促进刑罚执行的多样化，尤其要注重轻刑的非监禁化(以罚金刑、社区服务、社区矫正等方式执行)，建立轻罪“前科消灭制度”。

2　劳动教养对象范围的程序法控制。实体法通过普适性的规范从整体上控制国家劳动教养权“触角”的范围，这种控制是抽象的、无法自我实现的，需要执行者严格遵守法律方能真正实现。因此，必须对劳动教养的适用设定严格的程序，通过对程序的严格遵守，实现对国家权力的规制和对权利的保障，达到劳动教养的慎用、少用，最终实现在个案中控制劳动教养的适用。为此，必须实现劳动教养申请主体与决定主体的分离，建立劳动教养决定的听证制度，明确规定当事人申请解除劳动教养权及劳动教养持续审查等制度。

3　劳动教养对象范围的证据控制。除非有证据证明并坚持法定的证明标准，不应当对公民实行劳动教养，这是防止国家滥用劳动教养权的重要措施。我国《公安机关办理劳动教养案件规定》明确了劳动教养案件的证明标准，即“违法犯罪事实已经查清，证据确实充分”，但实践中是否达到了此证明标准存在疑问。我国目前劳动教养由公安机关决定和执行，缺乏外部监督;《劳动教养决定书》和《劳动教养通知书》高度格式化，没有说理的过程，是否达到证明标准也就难以判断。因此，必须实现劳动教养决定过程的诉讼化，使控辩双方在第三方主持下进行公开证明、质证、辩论，在此前提下设定证明责任、证明标准来控制劳动教养的适用。通过证据控制劳动教养的适用主要涉及五个问题：(1)明确需要证明的事项，包括违法行为及其危害性，行为人的人身危险性及有再犯的可能、确有拘禁矫治的必要。(2)证明标准的设定。(3)举证责任的分配。劳动教养的申请者应当举证证明适用劳动教养的必要性。(4)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是不得对公民进行劳动教养，没有新的证据或事项，不得再次提起劳动教养申请。(5)劳动教养决定文书中应当写明决定者依据证据形成心证的过程。

(三)劳动教养程序的司法化

劳动教养应当最终实现决定主体的中立化，最理想的主体是法官。劳动教养的审查决定程序应当完全实现诉讼化，申请对违法行为进行劳动教养的人处于控诉者的地位，被申请人处于被告人的地位，双方均有权聘任律师进行帮助，被申请人如果符合法律援助的条件，国家应当为其提供免费的法律援助。案件的证明责任在申请方，被申请人原则上不负证明责任，但其可以提供证据为自己辩解。经过充分的质证、辩论后，法院在听取双方意见的基础上作出裁判。双方对法院的裁判都有权利提出上诉。当事人在劳动教养的执行过程中有权获得律师的帮助，有权依法提出对劳动教养进行审查的申请。执行机关有义务每隔一定期限对劳动教养的执行情况进行审查，符合解除条件的，依法向法院提出解除劳动教养。必要时，法院也可以应当事人申请而启动复查程序，决定是否继续对申请人适用劳动教养。

注释

①陈光中、[加]丹尼尔·普瑞方廷主编《联合国刑事司法准则与中国刑事法制》，法律出版社，1998年，第483页。②储怀植：《再论劳动教养制度合理性》，《中外法学》2001年第6期。③陈瑞华：《劳动教养的历史考察与反思》，《中外法学》2001年第6期。在此文中，陈瑞华教授修正了他2001年提出的“通过改造中国的刑事制裁体系和行政制裁体系的方式，来最终废除劳动教养制度”的观点，认为“在保留劳动教养制度的前提下讨论劳动教养立法”问题，将永远难以消除劳动教养本身反法治和非正义的嫌疑。应当变一下思路，以彻底废除劳动教养为基点来讨论“彻底取消这一制度”。

责任编辑：林墨

作者：肖宝兴

劳动教养立法论文 篇3：

浅谈我国劳动教养制度

从满足政治需要到满足治安需要，劳动教养制度已走过五十多年的风雨历程。长期的实践证明，劳动教养制度为维护社会秩序、预防犯罪、教育改造有轻微违法犯罪行为的人立下汗马功劳。随着“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宏伟治国思想的确立，我国法治现代化建设已经开始走上了与国际接轨的道路，我国人民同其他国家人民一样进入一个尊重人权、保障人权的时代。

劳动教养制度的概念

劳动教养就是劳动、教育和培养，简称劳教。劳动教养制度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从前苏联引进，世界上中国独有的制度,是指行为人严重违反治安管理，屡教不改，尚不够刑事处罚，或行为人犯罪，但犯罪情节较轻微不够或不需刑事处罚的，收容于劳动教养场所，实行强制性教育的一种措施。

劳动教养制度现状及存在的主要问题

随着我国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发展变化,“依法治国”方略的确立和宪法对人权保护的日益重视，劳动教养显然越来越不能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并在多个方面都明显滞后于时代的要求，存在着诸多的问题，主要体现在：

·劳动教养审批权的行使缺乏有效的监督机制

我国立法机关和国务院批准、颁布的有关劳动教养的法律、法规从未明确授权参与劳教管理工作的具体部门可以行使劳动教养领导机构的职权，因而按照现有的劳动教养法律、法规，此种做法也是欠妥的。

·劳动教养的执法存在很大的随意性

正是由于劳动教养在程序规定存在着严重的缺陷，使得公安部门在适用劳动教养和劳教机关在执行劳动教养过程中存在着很大程度上的随意性。劳动教养 机关在审批和执行劳动教养过程中缺乏统一的标准，难以对案件作出公平、公正的处理。

·劳动教养的期限过长且无具体的适用标准

根据国务院《关于劳动教养的补充规定》第3条规定，劳动教养的期限为1至3年，必要时得延长4年。与刑罚中自由刑的期限相比，劳教期限的起点要比自由刑的起点高，其最高期限也比管制、拘役的最高期限长，甚至高于对轻罪适用的有期徒刑。

对劳动教养制度改革的几点建议

对于劳动教养的出路，学术界大致有三类不同的主张：一是保留并强化，二是废除，三是改革。从近几年的讨论情况看，绝大多数人倾向第三种观点，笔者也不例外。现就几个主要方面的讨论作一粗略考察，并谈谈自己的一点看法。

·应适当限制勞动教养的严厉程度及期限

从现行立法规定来看，劳动教养的期限为1至3年，必要时得延长1年。与刑法中的管制和短期自由刑相比，在严厉程度上有过之而无不及，这显然是违反了罪责刑相适应原则，在实践中往往会导致种种反常现象。改革后的劳动教养制度应从根本上有别于刑罚，降低其严厉程度，从期限上应予以缩短，并考虑设定为3个月以上1年以下。

·应准确界定劳动教养的适用范围

根据社会治安形势发展的要求，应当通过修订现行劳动教养的法规或者在将来制订专门的《劳动教养法》时，取消适用范围上的地域限制，规定把劳动教养普遍适用于全国城乡，适用于每一个符合劳动教养条件的中国公民，以体现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

·劳动教养的程序设置应当司法化

现行劳动教养法规在程序规定方面相当缺乏，应通过适当的简易司法程序，决定是否对行为人实行劳动教养。公安部门的治安机关负责对有稍微违法犯罪行为的治安案件进行调查，认为需要收容劳教的，应在规定的期限内向人民法院起诉。

我们对劳动教养制度的批评绝不意味着要彻底否定其过去，而是为了更好地面向未来。中国目前不仅在国家法制的目标上从过去的单一看重社会保护转变到更多地关注人权保障，而且整个社会的价值观、公正观也在随着国内外形势的变化而发生变化，在这种情况下，法律的变革势所必然。

(作者单位：西南大学法学院)

作者：刘书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