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产权的认识论文

[摘要]本文通过实地和网络两种渠道对个人数据隐私的认识、个人数据重要性、易被侵犯性、个人信息泄露途径、泄露原因及保护措施等方面的现状进行了调查,并分析了调查结果,针对调查结论提出了相应的保护策略。以下是小编精心整理的《知识产权的认识论文 (精选3篇)》相关资料，欢迎阅读！

知识产权的认识论文 篇1：

法律社会“物权”与“债权”区分的基本成因

摘要：现有对财产权基本结构的认识摆不脱物权/债权二元区分的“前见”制约，因此若要期望能形成有效的反动(re-act)，首先必须察明物债区分的理由，然后梳理其演变历程，发现内在脉络的矛盾，最终循此矛盾提出改善性甚至替代性的方案。本文着力于第一步工作，在既往物权/债权二元区分的纷纭论述中概括出其最主要的支撑和理由，分别是前见理论路径提供的历史合理性、生活常识认知提供的经验合理性、以及满足现代交易保护要求的逻辑合理性。在此梳理过程中，我们也就看到了闪烁在其背后的线索变化——物债区分标准和物权/债权概念含义的潜行转变，以此引导出下一步的脉络梳理矛盾发现工作。

关键词：物权;债权;二元区分：历史合理性;经验合理性;逻辑合理性

通常对于财产，人们从经验感受出发首先想到的是表达归属、定分止争的“所有权”;在此基础上，擅长抽象思维和体系化的大陆法学者不断提纯，以所有权为典型发展出“物权”概念;继之对称于一个“债权”概念，将全部财产权利二分为物权与债权来加以认识;并相应琢磨出一物一权、物权法定、公示公信等规则来规制由物和债共同组成的财产体系。这些研究成果在百余年前被制定法典者所采纳，分设物权编和债权编来调整社会经济的流转运行。藉此制定法的能动作用，物权/债权的二元区分遂成为现代财产生活中支配我们这些后人的重要“前见”之一。

中国因公有化运行剥离私产30年，带来了财富、以及相应的财富之观念和运行的彻底断代，经验领域一片空白，此时社会轉型，尝试收缩公有制的庞大空间进行改革开放的“边缘革命”，须用最短的时间重建起财产权利体系为市场经济保驾护航，亟须人为理性的快速建构。于是，在这个经验缺乏而又适于理性大展拳脚的历史舞台上，看似简明、清晰可辨的物权/债权财产调整体系成为我们舶来的首选，并最终构成了现行立法的有效选择。但相关的争论却并没有随着《物权法》的颁布以及其中明文规定了的“物权法定”等调整规则而停止，相反却引发了近十余年民法研究中反复的争论。(1)笔者通读这些汗牛充栋的成果后以为，本土学者们关注当代实际展开的反思，毋庸讳言已处身于物权/债权二元区分的“前见”制约之下，因此若要期望形成有效的反动(re-act)，必定会是一个比较漫长的过程而不可能一蹴而就，在此过程中，我们需要做的事就是首先察明物/债之所以要区分的理由，然后梳理其演变历程，发现其内在脉络的矛盾，最终循此矛盾提出改善性或替代性的方案。只有这样的方案，才可能是符合所谓民法内在科学体系(2)的，也才可能对实践产生良性的支撑和推动。本文即是依此认识对第一步工作进行的努力，在物权/债权二元区分的纷纭论述中概括出其最主要的支撑和理由，以此引导下一步的脉络梳理矛盾发现工作。

一、物/债区分的历史合理性：理论前见带来的路径依赖

传统理解认为，从罗马法时代起就已经存在“对人之诉”和“对物之诉”的概念区分，这一区分启示人们：首先，诉讼中一类是针对物发生的，为“对物”诉讼，另一类则是针对人而发生的，为“对人”诉讼，在对象上可作出“物”和“人”之间的一个基本划分;其次，“对物”诉讼所要求的是收回确定的物实体，“对人”诉讼所要求的是以特定人身为担保遵循债锁作出履行，因此在办法上也可作出“物”和“人”之间的一个基本划分;第三，“对物”诉讼收回确定物实体的作用是存在于该物之上的，则无论该物到了何处、仍都要被交回，所以当这种诉讼关系随着物的流转而牵涉到其他人时，就出现了一种可对当事人以外的人发生约束作用的外化力量。“对人”诉讼则因为要求的仅是特定人以自己人身作出的担保，在该特定人之外即无担保，故不具有外化的力量，因此在效力上同样也具有“物”和“人”之间的一个基本划分。

激进、乐观主义的学者就此认为，物权/债权的二元体系，就是在这些启示下，由中世纪注释法学派经由对罗马法的综合研究，把诉(actio)置换为权利体系后建立起来的。不过冷静的学者大多对此予以了否认，因为中世纪的历史背景中尚没有普遍体系化的思想，权利(jus)这个词也还没有“获得它在古典时期的更多的含义，即人类有一种固有的特性，按照这种特性，一个人应当拥有某些东西，能够做某些事情，或应当不受某些干预”。[1]所以虽然后来教会法、封建法从诉讼走向实体，创造出了“物上的权利”(jus in rem)这样的术语，但那一时代文献中“物权”、“债权”的零星使用充其量也就还停留在文字表面上，而尚未真正构成能带来不同制度性事实的预期，从而对人们后续行为选择产生实质影响的制度性概念。直到几百年以后，在18世纪后半叶，自然法的体系化思想和理论占据了思维的主导，人们受此启发，才产生了把“物”和“债”作为一对权利来对待的体系研究角度，开始从权利内容、权利对象、权利本质、调整办法上对它们进行比较透彻的区分和认识。(3)

不过无论是形成于中世纪还是近现代，总的来说可以认为，人们之所以会在物和债之间作出区分，正是受到了罗马法等在先的经典理论的影响。因为面对着一片混沌，人们需要通过类别化的认识来把无序的世界化为有序，于是在生存效率等标准，以及众多偶然性事件的作用下，形成了一个适应最初历史条件的粗糙结构;接着，在制度互补性(complementarities)的作用下，生活本身不断演化生成出其他制度来补充该结构的不足，使其持续保持着一定的合理性而运行存留下来(4);这些制度不断相互影响、相互改进，经过千百年的生成、配套和积累，逐渐结合成为一个有机整体而较难动摇。这种制度互补性正是路径依赖作用的成因，使得人们过去作出的选择能够决定现在的可能，从罗马法开始的“前见”经典即是如此提供了后续人们认识世界的基本进路，反过来又由于路径依赖的作用不断成熟、深化、加强其自身，框囿着我们的思考沿着物债区分的道路不断演进下来。

二、物/债区分的经验合理性：日常生活提供的常识认知

也有学者反对言必称罗马，认为“以物权和债权为不同逻辑构成，并从这样的权利概念区分中推导出不同法律保护形式的思考方法，与罗马法诉讼格式的区分是没有任何关系的”[2]。罗马法诉权体系本质上不过是法律保护和诉讼形态的区别，与主体权利形态无涉，之所以区分出物权和债权，根本上还是来自于人们日常生活中的常识感受。

因为从生活直观上，我们能够感知到，人对于物总是处于两种不同的方式之中：或者拥有该物，或者即将从他人手中获得该物。而在近代自然法学兴盛的过程中，权利(jus)的概念开始转变为一个普遍的名词，人们不再直观地通过财产物客体来认识社会，而是致力于用权利话语作为中介，来转向主体的角度整理认识头绪。在这一认识论前提的转变下，学者们着手通过主客二分来条理化传统规制中大量的零乱规则。他们根据上述朦胧感受到的生活直观——主体对于物或者直接拥有，或者从他人手中获得，将权利区分为“真正属于我们的权利(proprie nostum)”和“他人欠我们的权利(quod nobis debetur)”。至11—13世纪时，前注释法学派代表人物伊洛勒里乌斯等首先把前者概括为了jus in re(“物上的权利”，但现在通译为“对物权”，容易与jus ad rem“向物权”产生混淆);后注释法学派再进一步，使用iura realia与iura personalia这样的术语清晰区分出了两类权利;至近代自然法奠基人格劳秀斯，已用beheering和inschuld，即对物发生的权利与对人发生的权利作为主要的类型划分来认识世界。

简而言之，对于有形物，我们可以实际占有、直接使用，无需借助于他人，自己就可支配收益，因此，这一类由人直接掌控物带来的财富关系就被称为人对物的权利——物權。而其他种种需借助于他人方能完成的财富转移，典型如买卖，虽然依道德人心，一方付款后即认为货物已经归己，但如对方真的一物二卖，或者货物交付前发生天灾风险带来毁损灭失，买方并没有办法直接干预控制得到货物实体，而只能向卖方进行索讨和请求，即卖方欠有买方债务，这一类就其他人而产生的财富移转请求关系遂被归纳为人得对他人主张的权利——债权。

这一来自常识的认知也符合了人类认识的自然发展逻辑：在早期，我们的认识能力有限，“人作为自然界的臣相和解释者，他所能做、所能懂的只是如他在事实中或思想中对自然进程所已观察到的那样多”[3]，设定分类标准时自然而然地就去模拟自然、将人自身和外在的自然实体间作出区隔，遂出现了人和物的分野。逐渐地，随着自然祛魅，在欧陆打破中世纪黑暗的反动(re-act)过程中，启蒙运动为贯彻个人自决而特别强调主体的完整性，即人只能是目的，而决不能成为手段，人人平等，人与人之间不能支配，这样就只有物才可成为法律上直接受支配的标的;这就要求表达归属控制的“所有权”这一制度性概念的外延须摆脱一切有关人的关系，而仅仅调整物的关系;相应的，契约债权就应从本来附属于所有权的法转变为独立的法律内容，通过如此严格分离出的人与物之间的关系和纯粹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确保每个主体的存在和意志不受他人支配而能充分自治，实现平等共存。“人的主体性和物的客体性完全对立，人与人间只能有‘请求’，而人与物间则为‘支配’”[4]，故而我们同时需要体现权利人对权利对象(物)之支配力的物权，与权利人对权利对象(债务人的行为)之请求力的债权。由此，物/债区分通过支配/请求这一重差异贯彻了近代资产阶级革命的理念要求，使这一二元结构的合理性得到了确认和延续。

三、物/债区分的逻辑合理性：现代交易要求的正当保护

除了常识与理念上的原因外，物/债经验二分在现代还能存留续用，根本上则是因为它背后蕴含着的财产秩序基本结构对现代社会发展要求的支撑。

在人类的原初发展时期，没有普遍化的“权利”概念(5)，自然也没有现代政治国家背景下的法律保护物上某某权利一说，但为了维护社会自发的存在和延续的可能，无主物的先占——物权的雏形通过习惯(法)还是自然地获有保护。进入农业社会以后，无论是西方的庄园制，还是东方的村社抑或家户型乡村社会(6)，基本都是采取自给自足的生产方式，人们直接支配使用物就可以维持自身和社会的繁衍了，须直接牵涉人与人之间的合意的交换关系数量有限，范围也停留于庄园或村落的熟人社会之中。所以这一时期的社会生活整体来说处在以有体物之归属为中心的静态状态，交换关系等“债权”实践尚不发达，因而也就根本没有必要出现“债权”之术语、乃至与“债权”对称的“物权”术语，而径以概括性的“所有权”或“财产权”成为人们的认知，并相应建立起所有权神圣、使用权可暂时分离等早期物权性规则。(7)

此后在工业社会下，人类生产力长足进步，产品剩余日益增多，逐渐转向以城市化聚合、专业化分工为基础的社会生产生活方式，每个人只专一从事一种工作，从而使交换成为必然;而在多层分工、大量交换的社会现实下，(以买卖为典型的)债权关系遂成为人们生活之主要体会;工业社会的后期再伴以全球化的格局，远距离和未来物的交易日益频繁，时间和地理的差异使得买卖和交付完全分离，同一物因此清晰分裂成为两种法律关系——买卖法律关系和交付法律关系的客体，分别作为承诺出售物和实际占有物归属于两方不同的主体。但在现实形态上，它仍只是一个物，如果不借助于抽象产权的理解，来自于有体物的传统生活经验告诉我们的公理就是：一物一权——一个物上只可能有一个所有权，归属于一个人。这个二和一的矛盾如果不能给出解决，社会秩序就会发生根本性的混乱。为此，在这一时期建构或存留的法律制度设置中，就必须找到一种对财产所有权理解的二分办法，以妥帖社会新发展和古老旧概念之间观念与经验的冲突。对此，英美法系依靠其普通法、衡平法的传统涵养出了法律所有权/衡平所有权的双重所有权理解，通过司法体系中对不同产权优劣的比较(better title)来解决权利的冲突(conflict of rights);德国领衔的大陆法系则是借助于罗马法以来的对物和对人区分(8)，将所有权下降到物权范畴以内、舍其归属性而以支配性为典型、强化物权/债权的支配vs.请求二元思路，分别反映出客体向主体的归属关系以及客体在主体之间的流转关系，由此保证了一物一权的纯粹性(9)，同时确保了制度成本被控制于立法层面之内而不是像英美法系一样外溢于司法成本。

当代金融社会下，以证券化为支撑的几何级衍生产品、各种知识产权无形财产的扩张、数字技术支持的虚拟世界财富、以政府公权力为手段创造出来的种种社会保障新财产，进一步使得越来越多的不具有实体物形态的权利主张凸显在人们生活中，债权逐渐不再只是对称于、甚而超越物权具有了“在近代法中的优越地位”[5]，而“财产”在摆脱了实物形态的限制后所涵涉外延也变得空前广泛起来。这样，随着财产物资匮乏时代的过去，社会发展的关键就从人vs.物的矛盾走向了人vs.人的矛盾，前一个“人”是每个依其个体化的需要自由处分财产的个人，代表着社会进步的创新活力;后一个“人”则是以第三人为代表的社会交易秩序，代表着社会整体的稳定可期。社会要能平衡发展进步，就须有这二者间的一个基本的划分，“在社会生活中，需要具有排他性的权利以及容许并存但其实取决于个人自由意思的权利”(10)，在现代陌生人社会中，这样的一个划分涉及权利人的真正权利和第三人交易安全之间哪一方利益优先并给予保护的问题，成为现代民法制度选择中无法回避的指针。而物权因为支配的权利内容着落在(有体)物上，被认为自然能够对所有人发生效力，是为绝对权，具有排他性;债权的请求的权利内容则着落在特定人上，自然就只能够约束特定人而非所有人，是为相对权，不具有排他性而具有平等性。物/债区分的标准和含义的重点就这样从对物(支配)vs.对人(请求)转化为绝对vs.相对，使得这一二元区分再次暗合了时代的需要，在现当代社会中继续发挥着有效的财产配置功能。

综上分析我们认为，物权与债权区分的基本成因就在于：它既有前见带来的路径依赖，又符合日常生活提供的常识认知，也满足现代交易要求的正当保护，同时具备了一定的历史合理性、经验合理性以及逻辑合理性。在历史、经验以及逻辑的自洽支撑下，这一二元区分结构产生出来、未被淘汰而是不断强化、存留至今，成为我们熟悉的一个财产权利模式。

而在上述对物/债区分基本成因的证成过程中，我们还隐约看到了闪烁在其背后的另一条变化的线索：物/债区分的标准在从对象→内容→效力逐渐演化，物权/债权概念的含义相应从对物/对人→支配/请求→绝对/相对潜行转变。换言之，物/债之说虽然从产生后一直存留至今，但其实并非是一个纯粹的自然发展过程，而是一个随着时代更迭的需要，自然目的论在经验论之观照下的消解过程。这就说明，其背后的历史、经验以及逻辑支撑远非表现出来的那么圆融自洽，循此进一步梳理，我们就可发现其脉络运行中从对象→内容→效力之转变中产生的内在矛盾，并对应当代时空的巨量变换，寻找到有支撑的解决。

总之，站在历史的这一端放眼人类长河，物/债区分显然不过是人类认识世界、认识自我的分类方法之一，除此之外，我们还能看到其他許多财产权利模式，如法国法系的一体所有权模式、英美法系的多元地产权(estate)模式，以及更多的因为国力尚弱而为我们主观忽视但同样处在实践中的拉美、东亚模式等。归根到底，这些财产权利模式都是人们对日常生活现象的解释，是各国法律面临着社会的共通性问题，依赖各自的传统和一些历史偶然分别提出的自己的路径。这些路径或借助旧的概念、或运用新的理论，技术上存在着重大的差异，但发挥的功能却是日趋相似的，在相当多情况下，处理的结果也是相似的。为此我们相信，无论哪一种模式，都不是财产权/财产法唯一的存在结构，而只不过是帮助我们理解它的一种解释结构;相应的推理结论也就是，无论哪一种模式，都不具有当然的权威性和排他性，关键只在于我们在何种制度环境的背景下对它们予以运用。

当然，这样的一种结论在躲开了人类理解力剧场假象(11)的同时也可能陷于完全实用主义的陷阱，要对后者加以避免，其办法就是文首所主张的：明察传统民法所谓内在科学体系中物/债二分的理由;循其理由理顺其发展的脉络;在脉络牵引中发现潜伏的矛盾，以及面对社会新发展已不能解决的实际问题;以这些问题为导向，回溯找到矛盾的症结，使潜在的矛盾显型化，就此提出改善性的方案;如果该方案仍不足以解决问题，也就意味着传统体系中的矛盾与社会新发展带来的存在方式间已完全不相符合，当此之时，就应在解决新发展带来的问题的个案的基础上，总结出新的社会内在核心结构，再就此提出替代性的法律整体调整方案;并保持这一方案的开放性，作为一个新生粗糙结构磨砺之开始。

注释：

(1)兹举晚近数例如下，(实际当然远不止此)，苏永钦：《法定物权的社会成本——两岸立法政策的比较与建议》，《中国社会科学》2005年第6期;金可可：《私法体系中的债权物权区分说——萨维尼的理论贡献》，《中国社会科学》2006年第2期;朱虎：《物权法自治性观念的变迁》，《法学研究》2013年第1期;常鹏翱：《债权与物权在规范体系中的关联》，《法学研究》2012年第6期;张鹏：《物债二分体系下的物权法定》，《中国法学》2013年第6期;杨代雄：《物权法定原则批判——兼评《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五条》，《法制与社会发展》2007年第4期;温世扬、武亦文：《物权债权区分理论的再证成》，《法学家》2010年第6期;拙文：《论‘中间型权利’与财产法二元架构》，《中国法学》2005年第6期，《论‘对物权’与‘对人权’的区分及其实质》，《法学研究》2005年第3期。在这些论说中，大致来说可根据不同作者的专业训练理路，当然地区分为德国法系下的形式坚持派，法、日进路的多元中和派，以及英、美法系下的实质摒除派。

(2)对此种体系的存在与否，自然法学、历史法学等理性主义传统与社会法学、实证法学等经验主义传统间自有无穷的争论，非本文之力所逮。不过笔者大概地以为，先贤们的伟大思辨均有其力量，我们可从其中分别吸取到正确的知识，为此我们既不能完全地认为：法与宇宙一体，就存在于事物本性或历史传统之中，只要寻找就能发现;也不能将法律生命液汁的全部根源都诉诸纷繁的社会现象，而按照人类的需要(其实就会变成法官理解的人类需要甚至是法官个体的需要)而个别化地制造法律。我们应统合“发现”与“制造”，在准确理解社会内在结构的基础上提供系统性的法律治理办法，同时在设计这样的法律治理系统时随时为其设立好开放性的入口和出口。

(3)参见[日]佐贺徹哉：《关于物权与债权的区别的考察》，《法学论丛》98卷5号。

(4)至于那些缺乏了合理性而运行不下去的，也就被历史所淘汰，会有一个其他的粗糙结构循上述办法另行生成来替代它。以此反过来看，可以认为我们现在看到的(得以存留下来的)历史制度，都是有一定合理性的。因為那些不合理的，我们根本无缘看到。

(5)“英语中‘权利’之类的词语和其他语言中性质相同的术语，只是在语言史上较晚的时期，即中世纪将近结束时方才出现。”Alasdair MacIntryre，After Virtue：A Study in Moral Theory，University of Notre Dame Press，1981，p.65.。

(6)参见徐勇：《中国家户制传统与农村发展道路——以俄国、印度的村社传统为参照》，《中国社会科学》2013年第8期。

(7)所以我们看到关注风车、磨坊之农业时代的《法国民法典》的结构，就是不加区分权利类型，而笼统规定了“所有权”(法民第二编)和“取得所有权的方式”(法民第三编)。

(8)需缀笔说明的是，上述两大法系的区分办法实质上均来自于罗马法。罗马法有前后之分，前期罗马时期就已区分了衡平财产和法律财产，即所谓的公民的(quiritarian)或法律的(legal)，有使用权的(bonitarian)或可衡平的(equitable)，中世纪英国法律承认的双重所有权就与此非常相似。到了后期罗马时期，查实丁尼又把它们合而为一，出现了完全所有权的概念，而“民族的骄傲使日耳曼的著者过分夸大了其祖先早在它们来到罗马世界之前就已建立起了的社会组织的完整性”，制造出了我们现在曲不离口的罗马法所有权。参见H. Maine，Village Communities in the East and West，p.29;《古代法》，商务印书馆1959年版，第167页。

(9)深层次来看，这一办法的实现还须借助于德国法学家们进一步的抽象、从行为角度区分出的处分行为和负担行为双重行为，通过界定不同行为的性质的优先顺序来动态处理几个法律关系的重叠。参见参考文献[4]，苏永钦文，第1页。而从抽象的权利类型到行为类型，民法理论实质上进入到了一个更高层次的抽象体系中，所以正如Tuhr所指出的，“处分行为是理解我们《德国民法典》的基础”。

(10)参见[日]我妻荣：《物权法》，第2版，第10页。

(11)“剧场假象”是指那些公认的原则很多其实只是基于传统、轻信和疏忽而被认同，并非真实的原理而不过是如舞台上演出的假象。培根指出，人类的理解力容易被这种剧场假象所劫持：从各种各样的教条以及一些错误的论证法则中移植到人们心中的概念，一旦得到人们的接纳，人们便会牵引一切其他的事物来支持、强化它们，纵然在另一面找到更多的和更重要的事例，也往往忽略，而惯性地力图使原有结论的权威得以保持。参见参考文献[3]，培根书，第22—24页。

参考文献：

[1]Roscoe Pound，Social Control through Law，Hamden，Conn：Archon Books，1968，p.86.

[2]王茵.不动产物权变动和交易安全——日德法三国物权变动模式的比较研究[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38.

[3][英]培根.新工具[M].许宝骙，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4：7.

[4]苏永钦.民事财产法在新世纪面临的挑战.载人大法律评论(1)[M] .北京：人民大学出版社，2001：3.

[5][日]我妻荣：债权在近代法中的优越地位[M].王书江，等，译.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9.

(责任编辑 吴兴国)

作者：冉昊

知识产权的认识论文 篇2：

信息时代我国个人数据隐私保护现状分析

[摘 要]本文通过实地和网络两种渠道对个人数据隐私的认识、个人数据重要性、易被侵犯性、个人信息泄露途径、泄露原因及保护措施等方面的现状进行了调查,并分析了调查结果,针对调查结论提出了相应的保护策略。调查结果明确了大众认为的哪些个人信息重要、哪些信息易被侵犯、泄露的途径有哪些、泄露的原因及保护措施有哪些,为我国进行个人数据隐私保护的立法提供了重要的参考资料。

[关键词]数据隐私;数据隐私保护;个人数据隐私

doi:10.3969/j.issn.1673-0194.2009.16.031

随着信息时代的到来,信息技术改变了人们传统的生活方式,扩展人们的交流空间, 特别是电子商务的出现带给人们极大便利, 但同时也使人们置身于一个自由、开放、无国界的、几乎透明的网络社会中。互联网使用户不仅能够随时查阅、收集世界各地的各种信息,而且还可以通过各种方式向任何一个地方反馈信息。在建立信息公开体制的同时,必然会涉及对个人信息的收集、存储、加工和交换,也必然会潜在侵害个人信息的风险。如今,人们的个人隐私权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威胁,侵犯个人数据隐私权的事件日益增多,这也严重阻碍了我国电子商务和网络经济的发展。因此,对个人信息保护受到政府和民众的重视。由于我国传统个人数据隐私权立法缺失,对个人数据隐私权保护的研究尤为重要。本文通过实地和网络两种渠道对个人数据隐私的认识、个人数据重要性、易被侵犯性、个人信息泄露途径、泄露原因及防范措施等方面的问题进行了调查,针对调查结果提出了相应的保护策略。本文特别之处在于设计了调查网站,使得调查数据更具有普遍性及代表性,调查涉及哪些个人信息重要、哪些信息易被侵犯、泄露的途径有哪些、泄露的原因及保护措施有哪些,这为我国进行个人数据隐私保护的立法提供了重要的参考资料[1]。

1 个人数据隐私的含义

我们首先来看一下个人数据隐私权的学术定义,在文献[1] 中其对个人数据隐私的定义:个人数据隐私权的主体为个人数据主体,即为个人信息被他人以数据形式加以收集的自然人;权利的客体即为涉及个人隐私的不宜公开的个人数据。具体来说,数据隐私权应包括以下几个方面内容[2] 。

(1)权利主体有被告知其个人信息被搜集处理及与数据控制者身份有关的信息的权利。换句话说,任何个人和单位在收集他人的个人数据之前,必须向资料的拥有者进行及时准确的告知,使用这类数据必须经本人同意,否则就构成侵权。

(2)权利主体有权决定如何使用和修改被收集的个人信息。使用包括对本人信息的公开、修改、删除等,未经权利主体许可,资料收集者不得“擅自通过因特网站上自己或他人的主页,将特定的他人隐私公之于众或擅自通过向第三人发送E-mail的方式发布他人的隐私”。权利主体也有权放弃其部分隐私权,但是,放弃必须完全自主,并且要受到严格的限制。

(3)权利主体享有个人信息不被他人窥视、非法搜集、虚假曝光、篡改的权利。资料的收集者必须保证所收集的信息准确无误,保证信息的安全性和完整性。

(4)权利主体还应具有抗辩权、司法救济权、权利的豁免等权利。

2 调查对象与方法

最近几年对个人数据隐私权的侵犯的案例时有发生,大到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小到平民百姓的日常生活,无不受到数据隐私保护问题的困扰。由于各方面原因,我国个人数据隐私权的保护现状令人担忧。为了全面分析我国公民在个人数据隐私方面的现状,本项目采用了实地(网下)、网络(网上)两种形式进行调查,调查的采样尽量做到不同阶层和不同地点,实地调查主要采用地点位于本市,发放调查表为283份,回收205份;网络调查主要采取网站形式进行调查,本项目设计了一个调查网站,具体网站的界面设计如图1所示(仅列出第一项调查图)。

调查项目涉及个人数据隐私的认识、个人数据重要性、哪些数据易被侵犯、信息泄露途径、信息泄露的主要原因及保护措施等5个方面[3] 。

3 调查分析

3.1 对数据隐私的认识

从调查数据来看,知道数据隐私的比例占47.2%,接近一半的人知道数据隐私及隐私权,70%～80%的人认为自己的个人隐私被泄露过或者被侵犯过,75.8%人群认为需要立法保护个人数据隐私。从调查的结果看,网络调查人群对数据隐私的理解和认识比例明显大于实地调查人群,笔者认为主要原因在于,网络人群一般文化素质较高,经常接触网络信息,对信息技术及信息的认识更加深刻,而实地人群调查中有部分人群很少接触网络。该项内容调查可以看出,个人数据隐私保护已经引起一般公众的重视,而且公众希望依靠法律手段保护个人信息,有关个人信息保护的权利意识较高[3-4] (参见图2)。

3.2 对个人数据重要性、易被侵犯性认识

在研究个人数据隐私保护策略的时候,我们必须搞清楚哪些信息与个人保持密切联系,第二项调查内容,主要调查大众认为哪些信息对个人重要,以及重要程度如何,这项调查为立法保护个人的隐私数据提供了保护范围参考。第三项调查的内容主要是调查哪些个人信息容易受到侵害,为何容易受到侵害,调查的最常被泄露的信息从另一个侧面显示出了这些个人信息的重要性[3-5] 。

从图3可以看出,民众最关心、认为最重要的个人数据包括个人的手机号码、家庭住址、医疗档案、职业情况等,这与由中国社科院法学研究所成立课题组起草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信息保护法》专家建议稿中,建议保护的信息基本吻合;但在建议稿中缺乏对个人消费、需求信息、购物、买房、车、保险、信用卡消费等的保护。另外,从调查的结果来看,一般大众认为重要的信息,也是容易被侵犯的数据,但第2项的身份证号码、银行账户信息是民众认为重要的占87.1%,而认为易被侵犯只占44%,这说明我国这几年通过技术手段的革新,身份证、银行账户的安全性已经得到了很大的提高。第8项数据,只有40.5%的人认为该数据重要,但却有高达85.8%的人认为易被侵犯,这也说明我国在规范消费行业的行为方面做得还不够,许多消费领域的企业无视消费者的合法权益,随意买卖消费者的信息,媒体活动出于自身需要往往跟踪有“价值”的目标,也被商家认为是企业资产之一,使得这类侵权时有发生。我国即将成为消费大国,如果没有处理好个人消费信息、需求信息的保护立法,那么势必影响到我们经济社会的发展。

3.3 个人信息泄露途径

第四项调查的内容主要是调查个人信息泄露途径,通过调查可以搞清楚哪些领域和途径最有可能泄露个人信息,在制定保护措施的时候可以加强对这些领域的个人信息业者的信息管理业务的规范。

从调查结果数据看,个人信息泄露途径呈现出多领域、多媒介的特点。从求职、大件商品的购买、消费、就医、网上娱乐、电子商务等,都有泄露个人信息的危险。特别要值得关注的是:通过消费领域、服务领域企业泄露个人隐私数据的比例非常,分别高达到60.5%和57%,这也从另外一个角度说明我国在规范这些企业的信息管理业务方面还做得不够。需要加强行业自律,建立健全行业的自律机制,从而充分发挥行业自律的积极作用,才能更好地避免消费者的个人数据隐私不被侵犯。

3.4 个人信息泄露主要原因及采取的措施

第五项调查的内容主要是调查个人信息泄露的主要原因及应该采取的相应措施,搞清楚了主要原因,就可以有针对性地制定相应的保护措施。从调查数据来看,认为没有相关法律的约束是目前个人信息泄露的主要原因,比率高达78%,并且期望

加强立法和执法的高达94%。《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信息保护法》已经进入立法程序。该法的制定与实施将有望填补中国个人信息保护方面的法律空缺。其实个人信息保护不仅具有国内法的意义,在国际交流方面也正在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另外54.0%的人认为掌管信息的单位保密力度不大,45.9%的人认为缺乏相应的监管部门,这也是导致个人信息泄露的主要原因,因此中国在个人信息保护法中应将个人信息业者的义务予以明确的规定。调查结果中让我们感到意外的是,40%的人认为使用盗版软件成为信息泄露的一个重要原因,所以在注重数据隐私保护的同时,还应该加强对知识产权的保护。有80.2%的民众认为应该加强数据隐私保护意识,37.1%的人认为应该净化社会环境,66.1%的人认为应该采取网络、手机实名制[5-6] 。

4 结论及建议

4.1 主要结论

通过以上调查,可以得出以下主要结论:

(1)对数据隐私的认识存在目标人群差异,网络人群对数据隐私的理解深刻些,比例明显大于网下人群,由于生活、工作中经常接触、使用信息数据,所以该人群最期望国家立法对信息数据进行保护。

(2)如今数据隐私的侵权行为非常严重,有些信息甚至被侵权达到90%以上,并且还表现出信息数据的商业利益化的趋势。

(3)相关法律规定比较零散、无完整体系,保护范围狭窄,78%的人认为法律约束不够;45.9%的人不知道应该由哪个监管部门进行监管。并且缺乏统一的执行机制和机构,在个人信息的获得、收集、持有、使用、营销等环节,都还没有相应的管理。

(4)缺乏行业自律,有60.5%的人认为是消费后被商家侵权,特别是大宗买卖、电子商务、服务商、医院的侵权发生都涉及行业,而各个行业对数据隐私保护又缺乏全国性的自律规则,这就为进行信息数据的商业买卖提供了市场。

(5)知识产权的保护,与个人隐私的保护相辅相成。知识产权是人类智慧的结晶,理应受到法律保护,但我国现阶段有些地区和个人还存在使用盗版软件的现象,这也为数据隐私保护增加了难度。在使用盗版软件的过程中很有可能造成用户的数据资料泄露、丢失等问题,而一旦出现问题,软件公司没有义务对客户的损失进行赔偿,这方面的问题也是如今法律的一个盲区。

4.2 保护策略建议

(1)法律规范与行业自律相结合[2,7] 。

尽量调动行业自身的积极性和主动性,自发地对行业中存在的各种侵犯个人数据隐私权的行为进行约束、调解与控制。另外,应研究学习国外关于隐私权保护的法律、规章、制度等先进经验,尽快出台一部关于隐私权保护的专门法律规范,使我国个人数据隐私权保护与国际接轨,切实做到让公民的隐私权保护有法可依。

(2)全民教育与技术防范同步。

加强公民保护个人数据隐私的相关教育与采取必要的技术手段同步进行。应该大力宣网络、隐私保护等方面法律知识,使数据隐私权的法律观念深入人心。经常举办各种信息技术讲座,使普通百姓,尤其是老人和未成年人了解和掌握现代信息技术,能够采取合法的技术手段保护个人隐私不被侵犯。

(3)加强政府机构的管理职能。

明确相关职能部门的权利与义务,有关政府机构和部门应加强监管力度,对相关行业进行统一管理,加大对违法、违规行为的惩罚力度。

(4)信息合理共享与保护并重。

在我国部门之间信息封锁、缺少信息共享是非常普遍的现象,造成信息的重复收集、多层收集,这不仅造成资源的浪费,也不利于信息的正确性与更新。因此,不仅要建立完善的个人信息保护制度,对于信息的利用与流通也要予以充分的考虑,促进公共部门与私营部门之间信息的流通,以及不同部门内部的信息交流。

(5)加强知识产权保护,提倡使用正版软件。

正版软件受法律保护,其服务也能够得到软件公司的支持,客户在使用软件过程中的信息数据能够得到应有的保护,盗版软件的猖獗也为一些不法分子利用木马等病毒,窃取客户的数据隐私提供了后门。要杜绝这类事件的发生,就应该提倡使用正版软件,这样客户的合法权益才能得到充分保障。

当然,民众个人信息的保护与个人自我保护意识有关,同时也与社会整体的保护措施密切相关,仅仅依靠法律并不能使个人信息保护趋于完善,也需要采用其他相关措施与手段。

主要参考文献

[1] 周汉华.个人信息保护前沿问题研究[M]. 北京:法律出版社,2006.

[2] 王朗.我国个人数据隐私权保护策略研究[D]. 哈尔滨:黑龙江大学,2007.

[3] 李欣欣.论个人信息保护与合理利用——以日本个人信息保护法为中心[D].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2005.

[4] 袁文秀.网络个人数据隐私权保护研究[D]. 长春:东北师范大学,2005.

[5] 易艳,陈文涛.浅析个人数据隐私权的法律保护[J]. 武汉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1,14(6):598-600.

[6] 卢小宾,袁文秀.网络个人数据隐私权保护体系的三维透视[J]. 情报资料工作,2005(3):34-35.

[7] 冯娜.信息隐私权的法律保护[J]. 当代法学,2002(6):103.

作者：钱　洁　杨丽华

知识产权的认识论文 篇3：

关于慕课若干认识误区的思考

摘要：关于慕课的认识普遍存在着慕课革命论、慕课能实现教育公平、慕课提升教学质量、慕课支持个性化学习、人工智能与大数据分析技术作用夸大化等误区，该文分别对此进行了讨论分析，认为：(1)慕课由于内外部等各种因素，其发展还存在许多变数，应该审慎对待这一新生事物，不应轻言慕课革命，也不应该盲目推广;(2)慕课为实现教育公平提供了可能性，但在现实中更容易加深教育鸿沟;(3)慕课有可能严重降低教学质量;(4)慕课通过社会化大生产的方式提供教育产品，无法支持真正意义上的个性化学习;(5)智能化与大数据分析技术自身存在诸多障碍，难以在慕课中普遍应用。

关键词：MOOC;慕课;认识误区;慕课革命;个性化学习;大数据分析;教育公平

互联网、云计算、大数据处理等现代信息技术与先进教育理念结合产生的慕课被誉为“数字海啸”“印刷术发明以来最大的革新”。2013年我国一些著名大学开始将慕课引人中国，受到有关政府部门、教育界与互联网界的广泛关注，有力地推动了慕课在我国的应用与发展，取得了一定的成绩。随着慕课实践与理论研究的深入，人们对这一新生事物的理解与认识出现了分歧：有人认为慕课是解决我国教育资源分布不平衡、教育不公、教育质量低下等问题的良方妙药;也有人认为慕课由于其内在矛盾性与现实环境的制约，慕课的实际影响与教学效果还有待验证。在有关研究、探讨、争论过程中，一些研究者、从业人员、媒体记者对慕课的认识普遍存在一些误区，常常将慕课的愿景、技术的潜在可能与现实混为一谈，对一些似是而非的观点不加甄别地随意引用，有误导他人之虞。有必要对这些常见的认识误区进行剖析和澄清，以正视听。

一、慕课革命论的误区

edX总裁阿加瓦尔(Anant Agarwal)认为，慕课是“人类教育史上的首次革命”，已经显现“未来教育的曙光”，将重塑高等教育的模式。2013年1月，美国The College Fix新闻网站编辑纳森·哈登在《美国利益》杂志发文预言，网络技术和新型教育模式将使传统高等教育体系崩溃。未来50年内，现在美国的4500所大学，有一半会消失。前斯坦福大学教授、Udacity公司的创始人、“慕课之父”塞巴斯迪安·斯隆(Sebastian Thrun)则认为，50年后美国大概会只剩下10所实体大学。未来的教育将由现在的“上学”转变为“上机”与“上网”。我国国务院参事汤敏先生坚信，慕课正在改变几千年来传统教育方式，是一场真正的革命。慕课浪潮所及，将会有大批大学关闭，大量教师失业。慕课将使国内大学直面世界一流大学的竞争，上海交通大学副校长黄震教授警示中国大学说，“开放，或者被抛弃。在全球优质教育资源和强势文化冲击面前，中国大学必须加快教育改革，提高教学质量，否则就有沦为世界一流大学教学实验室和辅导教室的风险”。

移动学习网资讯网首席研究员吕森林认为，现在谈互联网对教育的改变还为时尚早，在线教育在几乎所有的教育细分领域中都只是配角，甚至10%的份额都不到，而在线教育最早进入的会议培训领域，在线规模已占该市场份额的70%。清华大学首门慕课“电路原理”主持人于歆杰老师认为MOOCs有助于解决一般性知识传授的问题，但不认同“慕课将使高等教育重新洗牌，大量大学消失，教师失业”，因为慕课中的知识传授只是人才培养的一个环节，而人才培养只是大学诸多社会功能中的一种。“新东方集团”联合创始人王强也有保留地认为，“慕课对传统大学来说是个巨大的威胁，但说慕课将一次性革掉所有大学的命，恐怕还为时过早。这个革命必然是先从那些低质的、同质的、低水平的大学开始”。

慕课将传统的课堂教学与新的网络通讯、计算技术相结合，成功地解决了制约教育普及、发展的技术问题，无疑是教学模式上的一项重要创新与巨大进步，必将对教育尤其是高等教育与职业教育培训领域产生深远的影响。但作为一个审慎的观察者，我们并不认同有些论者所称的“慕课即将引发一场教育革命，将导致教育格局的重新洗牌”，这是因为：

(1) 教育作为国家发展和社会进步的基石，是一个触及社会各个角落、关系到方方面面的复杂系统，其变革、演进是各种合力推动的、渐进过程。慕课改进了教学技术与教学方式，只是推动教育变革的一个因素，还需要有其他环境、条件的配合。

(2) 慕课白身还很不完善，在现实应用中还存在许多制约因素，常常出现这样那样的问题与困难，还需要在发展中不断地改革、创新与完善。

(3) 慕课作为一个新生事物，还需要有支撑体系与良好的生态系统。目前我国慕课发展还缺乏顶层设计与总体规划，慕课产业链远未形成，配套的支撑体系与生态系统还不够完善。

(4) 革命是根本性的变革，是指“推倒重来，另起炉灶”。教育革命的前提是现存的教育制度、体系、模式已经无法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而我国现存的教育制度、体系、模式虽然存在诸多弊端，但基本与当前国情相适应，自身也在不断地改革、调整，不存在教育革命的前提与基础。

(5) 慕课对教育的影响路径非只有“革命”一途，它将以适当的方式融人渗透到现在的教育系统中，潜移默化地改变现在的教育体系、教育生态与教育模式。这一点，在社会职业培训领域已经初现端倪。

基于上述原因，笔者认为大力推广慕课的时机还不成熟，尤其是在我国，慕课发展的保障体系、生态系统与可持续发展机制远未形成。两年来我国慕课的实践也表明，高辍学率、课程质量、高昂的制作成本、学分认定、学术诚信、配套服务缺失、知识产权保护等问题一直困扰着慕课的应用与推广。实际上，随着慕课逐渐为人们所了解，2013年美国社会对待慕课的态度开始渐归理性，对慕课的质疑声音常常见诸媒体与网络，已经很少有人再把慕课上升到“教育革命”的高度了。斯隆在2014年5月接受采访时对MOOC的发展现状表示深为失望。

二、“幕课能实现教育公平”的误区

“能实现教育公平”是慕课广受推崇的主要原因之一。作为一种开放式的在线课程，慕课可以克服空间距离的障碍，通过网络将传统局限于大学校园内的课程传播到其他地方。慕课打破了千百年来不同国家、地区、不同学校之间顽固存在的知识壁垒与教育鸿沟。优质教育资源不再是是精英院校学生的专利，而逐渐成为人人均可享受的公共资源。有学者提出用慕课的方式能解决教育不发达地区师资不足的问题，慕课的到来，为中国提供了一次实现教育公平的绝好机会。它可以使那些原本无法上大学的群体可以无障碍地学习大学课程，促进教育机会公平。“慕课所颠覆的是教育的精英理念，将教育真正推向平民化。到了慕课时代，这种知识层面的教育公平得到了终极解决，唯一的门槛可能是有没有智能手机或有没有网络的问题。”

实际情况是怎样的呢?中国大陆地区的所有公民都无法访问美国三大慕课平台之——edX上的课程。原因是，edX上的课程视频是由YouTube平台提供管理与播放服务的，而这一重要的知识源视频网站早已被国内网络接入服务提供商用防火墙屏蔽而无法访问。可见，慕课要真正普惠大众要克服的不仅仅是技术性障碍。有学者认为，“不管你是在名校云集的美国波士顿，还是在贫困的中国甘肃乡村，只要有一台连上互联网的电脑，你就能学到你想学的课程”。这种观点是把解决中国教育不公问题的复杂性、艰巨性过于片面化、简单化了，下面对此进行简要分析。

(1) 中国教育资源分配不均衡、教育不公平有历史原因。要从根本上解决这一问题，单单依赖慕课，目前可能还不太现实。就拿经费投入来讲，国家财政资金的“985工程”受益高校目前只有39所，约占全国高校的1%。北京市2013年高中生均公共财政经费是甘肃的6倍多。客观上讲，经费的投入规模确实对学校教育的发展带来了一定影响，这种投入倾向也确实影响了资源分配的比例和方向。

(2) 教育公平不应狭隘地理解为使用相同的教材、课程进行教学。慕课依赖于畅通的网络与计算机系统进行传播与使用，对于现代信息基础设施落后的农村地区，普及慕课还不现实;慕课充分发挥作用还需要有成熟的在线教育生态系统与数字学习文化。对于信息素养平均较低的农村学生和农民工来说，慕课离他们还很遥远。

(3) 在数字化时代，数字鸿沟加剧了教育的不公平现象。从某种意义上讲，慕课不但没有效缓解教育不公，反而加剧了教育不公。有调查表明，目前参加慕课的学习者以大中城市的白领与在校中学生、大学生等受过良好教育的人群为主。这是因为，在信息基础设施先进的地区，网络通讯成本较低，这里的知识群体得以便利地利用已有的数字化优势首先享受到慕课带来的好处。

(4) 在同一地区，拥有经济、文化、知识与信息优势的群体往往是教育不公的受益者，在慕课浪潮下，他们更有优势首先接触、利用这种开放教育资源，并率先从中受益。而弱势群体由于主客观原因将继续在这场数字化教育变革中保持劣势。

(5) 所谓“用慕课的方式可以解决贫困、落后地区师资不足的问题”更不切实际：现阶段教师在学校教育中仍然不可或缺。如果函授、广播教学、电视教学、网校都无法解决贫困、落后地区师资不足的问题，那么慕课也无从做到这一点。反而，因为要应用慕课，贫困、落后地区需要更多掌握信息化、数字化教学技术的专业教师。

教育不公的根源是现行的政治、经济、教育体制问题，慕课作为一种教育技术与模式无法从根本上改变这一现象，反而由于数字鸿沟、不同人群之间经济、文化、知识等方面差异的存在，慕课将会扩大与加剧“教育鸿沟”。新技术首先会被优势群体用来强化与扩大该群体的既有优势，这是已经被反复证明的事实。

三、“慕课提升教学质量”的误区

“中国大学能做的，最迫切的，是用MOOC模式来提升自身教学质量”。学习者主动学习的渴望，名师的教学水平，名校的严谨管理都会使教学质量明显提高。清华大学教育研究院MOOC研究组认为，MOOC课程来自一流大学的一流教授，其教学设计上也更符合学生学习规律，能为学生提供更有收效的学习体验。这体现在MOOC注重开发学生学习的主动性，注重兴趣的激发，将学生放到教学活动的中心;通过对学习过程的大数据挖掘和分析，及时了解每名学习者的学习状态，不仅有利于促进个性化的学习，也带来了学习效率的持续提高;注重构建学习共同体，实现全员学习与协作学习。以edX为例，慕课从5个方面变革了传统的学习方式，即利用短视频与练习题交替出现;学生自行掌控学习进度;利用软件实现即时反馈;学习过程的“游戏化”;同伴学习模式的引入。

那实际情况如何呢?到目前为止，还没有权威的数据能证明慕课能明显地提升教育质量。根据2013年11月果壳网完成的“MOOC中文用户大摸底”的调查数据，只有约6%的MOOC最终完成了课程学习，远低于校园内有组织的传统课堂中课程完成的比例。美国的有关调查数据表明，慕课的辍学率都保持在90%以上。密歇根大学的一位教授统计，在上白己主持的MOOC的2849个学生中，只有200人至少完成过一次作业，只有70个人学完了所有的课程资料，这个比例低于2.5%。根据2013年《高等教育纪事》的调查，72%教师认为完成MOOC的学生，不足以获得自己所在机构的正式学分，66%甚至干脆认为白己所在机构永远不会授予MOOC学生正式学分。美国国家基金会曾经资助了一项研究课题，对Udacity平台提供的三门课程的教学效果进行评估。结果表明，在慕课系统上学习的学生的失败率远高于传统院校中相同课程的学习者。该课题组还发现，慕课项目中几乎找不到导师针对学生进行单独辅导的可能性。随着一些慕课项目的失败，斯隆公开承认其所创立的Udacity上的慕课是个“差劲的产品，并不能如民众所期待的那样教育人们”。

无疑，作为一种新的在线教育模式，慕课在教学方式、课堂组织、知识碎片化呈现等方面给人们提供了不同的学习体验，给我们提供了许多有益的启示。作为一种对现行教育与学习模式的辅助与补充手段，慕课确实能够辅导学生的课后学习。但纯粹的慕课教学模式难以普遍地提升教育质量与学习效果，原因分析如下：

(1) 大规模的教学模式不利于师生之间的交流。有限的论坛空间难以保证学习者的提问能得到及时的响应，师生之间、生生之间的有效交流无法实现。而一对一的交互对于处在经济底层的学生来说，是保证其学习效果的关键。慕课教学难以实现完整的学习链(Learning Sequence)。

(2) 学生的学习效果无法得到及时、准确的评价。慕课模式中，为数有限的教师无法应付庞大数量学生群体的学习效果评价问题，解决方法是实现生生互评。问题是，在开放的、缺乏约束机制的情况下，被评价者的学术诚信无法确认，评价者的知识水平、评价能力、负责任态度无法保证，生生互评的结果难以令人信服。

(3) 慕课模式下，学生个体、学生群体之间在学习动机、知识背景、自我约束能力、信息技术素养等方面存在着巨大的差异。慕课在设计时无法预知、因应这些差异，而是按照传统课堂上听课学生的标准来设计课程内容。对于达不到标准的其他学习者，如何考虑他们的具体情形确保教学质量，对于慕课设计者来说是一个难以回答的问题。如清华大学的慕课不一定适用于高职院校的学生，面向哲学系学生开设的“正义论”课程对于生物学专业的学生也是一个挑战。

(4) 学习离不开良好的学习环境。学习是知识的传递、接收、内化的过程，通常需要有老师、学习资料、学习伙伴等学习要素。慕课模式下，学习者知识结构、专业背景不同，身处不同的地区，彼此陌生，这使得他们之间很难真正有效地组成稳定的学习共同体，不易建立起稳定的学习团队。慕课学习者线下往往是独立、孤立地学习，缺少同伴之间的鼓励与帮助，这些都影响到学习效果。尼尔森的《中国在线教育调查报告》显示，我国的在线教育用户中只有一成的用户表示“非常满意”，48%的认为无法和教师互动交流答疑，39%的认为没有课堂气氛。

(5) 网络环境下干扰学习的因素很多。在线教育需要学生有较强的学习主动性、自主性、自我控制能力，而这正是中国学生所普遍缺乏的。

(6) 慕课模式下，学生可以反复观看教学视频，有足够的时间思考、消化教学内容，所付出的学习时间比传统课堂上多，即便学习效果好一点也不能简单地归功于慕课的教学模式。

四、“慕课支持个性化学习”的误区

现在许多媒体的宣传报道与学术研究文献都把“支持个性化学习”作为慕课的一大亮点。“有了慕课，学生才真正有了选择，学习才真正成为个性化的事。每个学习者能根据自己的兴趣、自己的程度、自己熟悉的语言、自己的学习速度来学习自己感兴趣的知识”。MOOC不仅提供了优质的教育资源，还将选择的权利交给了学生。学习不必再局限于某一学校所能提供的课程，可以自由地定义自己的学习需求，并从有关同一主题的所有MOOC中选择自己认为最合适的一门，可以挑选教师、课程涉及的具体内容、授课方式、甚至是评估方式，学生可以自主控制学习进度。慕课提供的课程是多样化的，它提供了主动式学习的技术T具和学习资源等条件，让学习时间变得灵活，选课方便，可以挑教授，同时也加强了他们自主学习的能力。

个性化学习理论强调教育要以人为本，尊重差异，把学习者作为能自我驱动、自我创造的个体而不是一台被动接受知识的机器。该理论源于人本主义教学思想，其主要代表人物为20世纪50年代在美国兴起的人本主义心理学家马斯洛(A.Maslow)和罗杰斯(C.R.Rogers)。他们以学习者的认知结构为基础，强调学习者个性与创造性的发展，主张以学生为中心，给学生自我选择、自我发现的机会，充分调动学生学习的主观能动性。人本主义教学观倡导“非指导教学”“自由学习”“自我指导的学习”等教学观点。个性化学习将释放学习者的潜能，获得成功的体验。简言之，个性化学习的本质对于教育者而言就是“因材施教”，对于学习者而言就是“以学习者为中心的自主学习”。学习者可以选择适合自己学习的支撑环境、配套资源、学习内容、学习手段、学习节奏、评价方式等。

慕课打破了学习内容、进度、起点、目标、要求等方面的统一性。学生可以根据自己的特点和需要，按照适合于自己的方式和进度进行学习。从这种意义上看，慕课似乎确实为学生的个性化学习创造了一些条件。但是慕课的知识传授方式还是以传统的讲授式为主，只不过视频化、碎片化、网络化了。Coursera上的大部分课程跟视频讲座没有什么太大的不同，仍然沿用传统的教学方式，教师是主要的知识来源之一，课堂以教学视频为中心，而不是什么“以学生为中心”。而目前上线的慕课课程具有强烈的排它性，总体资源非常有限，学生基本上没选择的空间。美国圣何塞州立大学哲学系教师曾集体反对学校引入哈佛大学迈克尔·桑德尔(Michael Sandel)教授的在线课程“正义论”，慕课将损害高等教育的质量、不利于高等教育的多元化发展，“全美所有哲学系教授一模一样，‘正义论’的可能性本身就很恐怖”。在一课独大的格局下，慕课的教学形式单调，授课还是以讲为主，知识的传递是单向的，无法像传统教学模式下，注重教学方法的多样性、灵活性及各种教学方法的相互配合。慕课模式下，学习过程中的反馈、交流环节失灵，“个性化学习”无从谈起。事实上也可以说，慕课正是通过抹杀“个性化学习”换来了大规模的受众与课堂的开放性。

五、人工智能与大数据分析技术作用的误区

远程教育不是新事物，从早期的函授教育，到近现代的广播教育、电视教育、网校教育、网络公开课等，都实现了大规模的受众、开放性等教育理念。但只有慕课才实现了面向海量受众的即时交互与实时反馈，从而实现了革命性的突破。而大数据技术分析、人工智能技术、云计算技术正是慕课教学中个性化学习、个性化指导、个性化教学赖以实现的基础。很多慕课倡导者认为，正是大数据、云计算和人工智能等技术将高等教育从工业时代带到数字化时代。通过记录与分析慕课学习者登录、浏览、观看视频、完成小测验、在线作业、打分、讨论等行为产生等大量的后台数据，教师可以掌握每个学生的学习状态，从而对学生实行个性化指导。慕课的考试和作业评估已经实现了在线评价，可以批改各种各样的作业，能批改选择题，简答题、数学或数学表达式、模型以及编程等作业，解决了大规模学习中极少数教师难以应付众多学生的问题。大数据将会让教育机构开发预测工具来提升每个学生的学习成果。

也有一些专家表示怀疑：人工智能技术可能促进教学法的进步，但这些突破性进步的应用范围是有限的。斯沃斯莫尔学院的一名历史教授蒂莫西·伯克就认为，大学教育的精髓在于学生和教师之间微妙的互动关系，不管程序编制得如何先进，这种互动都是机器无法模仿的。韦顿学院英语教授艾伦·杰克布也有同样的疑虑。他说“大学生会对课堂遇到的辩论情境和与他人的实时接触进行思考，这对他们的工作有极大的影响。网上论坛无法完整复制这种对话的丰富性”。

笔者认为，虽然目前在某些特定的慕课中，某些实验性的项目取得了初步成功，但由于技术障碍与成本因素，智能计算与大数据分析技术无法广泛地应用到每门慕课课程中。原因有：

(1) 海量的小数据构成大数据，对大数据的分析与知识挖掘可以得出一些宏观的、隐藏的普遍性的规律，但它无法准确面向每个学习者得出足够的特征，发掘出能支持个性化教学的信息与知识。不同课程的大数据分析模块需要分别建立科学的分析模型，而这是慕课平台无法提供的。

(2) 事实上，慕课平台所能记录和获取的只是用户学习慕课、互动环节的一些行为数据，对于用户学习过程的认知特征、知识内化的状态等关键的基础数据却无从获得。“巧妇难为无米之炊”，仅仅依靠这些零碎的、皮毛的行为数据希望利用人工智能技术分析出学习者的真实学习状态，无异于缘木求鱼。

(3) 适用于一门课程的在线作业或考试检查模块、大数据分析模块无法适用另一门课程(不包括简单的选择题检查等模块)，如作文语法检查模块无法用来检查数学推导过程是否正确。因此必须为每门课程建立相应的知识库与专家系统模块，而这是一项耗时长、成本极高的工作，对于免费且制作预算相当有限的慕课来说，这基本上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六、结语

慕课是先进的教育理念与最新的信息技术相融合的产物，是教育教学技术的重要创新与进步，必将对现行的教学模式、教育体系产生深远的影响。但是由于受体制机制、研发成本、技术应用等因素的影响，现实中的慕课并不像其鼓吹者们所宣称那样尽善尽美。我们不能陷入技术乌托邦的泥潭，认为技术将轻而易举地解决一切难题。在美国，过去两年很多专家对慕课现象进行的研究与反思，很大程度上消除了美国社会对慕课的遐想。正如乔纳森·哈伯所言，慕课既非化解传统教育危机的“灵丹妙药”，也不是传统教育领域的“潘多拉魔盒”。作为新生事物的慕课也在不断创新、演变、进化，产生了许多新的应用范式，并在适合其生长的社会教育与职业培训等领域取得了可喜的成就。我们应该与时俱进，尽早走出慕课的认识误区，及时更新对慕课的认知。

作者：祁涛 王应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