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户小额信贷试析论文

摘要：近年来，湖南省益阳市把贫困地区和贫困人口的发展与同步建成全面小康社会作为重大战略任务，不断加快贫困落后地区的社会经济发展。本文在总结益阳市脱贫攻坚取得成就的基础上，针对当前脱贫攻坚存在的问题，提出了相应的对策建议。下面是小编精心推荐的《农户小额信贷试析论文 (精选3篇)》的相关内容，希望能给你带来帮助!

农户小额信贷试析论文 篇1：

基于AHP法的农户小额信用贷款风险评价的研究

【摘要】 农户小额信贷在我国的发展已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但近年来它所带来的风险问题也日益突出,严重影响了我国农村小额信贷发展进程。而在农户小额信贷的诸多风险之中,信用风险是其面临的主要风险。而探索贷前农户信用风险的评级可行方法是预防信用风险的有效途径。为此,本文通过对吉林省农户小额信贷的现状以及信用风险的分析,利用AHP层次分析法构建农户小额信用贷款信用评价指数,来对农户小额信贷的信用风险进行评级,为推进农村小额信贷信用风险评级方法的科学性和可操作性提供借鉴作用。

【关键词】 农户小额信用贷款 信用风险 风险评价

1.吉林省农户小额信贷的现状以及信用风险分析

1.1 吉林省农户小额信贷的现状

吉林省农村信用社联合社始建于1984年,截至2008年末,资产总额1284.32亿元,全年实现总收入93.03亿元,总支出72.95亿元,收支轧差,全年实现盈余20.08亿元。各项存款余额986.6亿元,贷款余额692.7亿元,存贷比70.2%,不良贷款比率18.8%。

据统计,吉林省农村信用联社2005年农户小额信用贷款35.8亿元,2006年52.5亿元,2007年47.4亿元,三年合计农户小额信用贷款135.7亿元。[1] 2008年,全年累计投放农业贷款377亿元,比上年增长21.2%,占全省各金融机构农业贷款累计投放的90%以上。支持农户267万户,农户贷款覆盖面达到70%,户均贷款额度1.2万元。全省农村信用社新增信用户41.5万户,信用户总数达到118.7万户,占全省农户总数的31.2%,总授信额度176亿元。预计2009年信用户占比要逐步达到50%以上,信用村达到10%。

1.2 农户小额信贷信用风险分析

信用风险指的是因交易一方不能履行交收责任而造成的风险。[5]农户小额信贷的信用风险是指农户不能够履行贷款合约而形成的贷款损失的可能性。由于农户小额信贷本身所具有的无抵押、期限短、借款人的同质性等特点,造成小额信贷相对于传统银行业务来说,信用风险要大的多。我国农户小额信贷的信用风险主要来源于三个方面。在借款人方面,由于小额信贷起初的宗旨就是扶贫,这样使农户认为是政府给的“不要白不要”,还款意识不高,产生逃避心理。同时农户的非农业收入也比较少,所以一旦农业收入不佳,还款资金就很难另寻来源。这样就使农户的履约能力出现问题,造成贷款违约。在贷款人方面,由于小额信贷对贷款人员的主观判断依赖度高,所以贷款履约率的高低很大程度上决定于信贷人员对借款人的信用评估,由于信贷员自身素质的限制,在贷款调查、计划、决策、信息处理以及贷后管理方面不够科学,同时机构内部管理不够完善,在人员的奖罚机制方面没有形成一套有效地办法,这样也增加了贷款的风险。在政府方面,由于小额信贷的扶贫性质,形成与政府的连带性,这样就容易在决策过程中受到干预而产生信用风险。所以,如何有效的预防信用风险,合理的对农户的信用进行评级,将对提高农户小额信贷的安全性和银行风险防范能力起到关键作用。

为此,本文采用定性定量相结合的AHP法,通过构建农户小额信用贷款信用评价指数,有效的对农户的信用等级进行评价。

2.农户小额信用贷款信用评价指数的构建

目前,我国农村信用社用于农户小额信用贷款评估的主要方法属于专家评分法。即信用判断和决策主要依赖专家,依靠专家的专业技能、主观判断和对某些关键因素的权衡来对信用风险作出评价,这主要是一种定性和主观的方法。[3]这种方法有很多的主观因素都难以避免,如果能引入定量分析法将会使信用评级的有效性得到很大的提高。陈莹、宋荣威等学者在农户小额信贷风险、商业银行信贷风险方面也已将AHP法引入到风险评价之中。本文借鉴以前学者的观点,结合吉林省的实际情况,利用AHP法构建农户小额贷款的信用评价指数,并对其使用情况提出建议。

2.1 AHP法原理

20世纪70年代初,美国运筹学家萨迪(T.L.Saaty)首先提AHP (The Analytic HierarchyProcess)方法,作为一种用来处理复杂的社会、经济和技术等问题的新的决策方法,它因具有系统、灵便和实用的特性而被广泛的应用在不同的学科中。按照AHP的基本思想,指标体系权重的确定过程主要分为三个步骤:

首先,将需解决的问题根据拟达到的目标和不同的性质,分解为不同的组成因素,按照因素之间的相互影响和隶属关系,进行分层聚类组合,形成一个阶梯的、有序的层次结构体系。

其次,对模型中每一层次因素的相对重要性,依据人们的判断给予定量表示,再利用数学方法确定每一层次全部因素相对重要性次序的权值。

最后,通过综合计算各层次因素相对重要权值,得到最低层(每个方案)相对于最高目标的相对重要次序的组合权值。[2]

2.2农户小额信用贷款信用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

根据AHP的基本思想,在借鉴前人研究的基础上,以《中国人民银行关于农村信用合作社农户小额信用贷款管理指导意见》为参照,本文建立了农户小额信用贷款信用评价指标体系。其中最高层为:农户小额信用贷款信用评价指数;准则层共有四个指标:经济状况、诚信评价、相关财务状况及其他因素;[3]最低层共有14个指标,见表1。

表1农户小额信用贷款信用评价指标体系

2.3 指标体系判断矩阵的构建

要比较N个指标a1、a2、a3、a4 ……an对某因素Y的影响大小,通常采取指标两两对比的方法,用xij表示指标ai和aj对Y的影响大小之比。AHP利用萨迪标度(即将标准值限定在1—9范围内变动的比率标度,具体的标度评定标准见表2所示)来确定xij的值。笔者于2009年10月份在吉林省磐石地区调研期间,在小额信贷系统找10名经验丰富的信贷员,设置问卷调查表,依据各信贷员的学识、资历和行业经验等取得指标体系两两指标之间对上层信贷风险指标影响大小之比的xij值,并加权汇总得到最终的xij值。

表2萨迪标度表

对专家给出的所有xij值进行处理,将其排列成矩阵形式及X=(xij)n×n

其中:xij>0,xij=1/xij且xij=1我们把满足这样条件的矩阵称为判断矩阵。

以下根据萨迪标度表以及专家调查意见构建各层次判断矩阵:

2.4 各指标权重的确定

在以上判断矩阵的基础上,通过方根法求出各指标的相对权重,具体计算步骤如下(以准则层判断矩阵为例):

计算每行所有元素的几何平均值:

归一化处理:

计算各指标的权重:

同理可得指标层各个指标的权重如下表:

判断矩阵的一致性检验:

由于在专家评分以及计算过程中可能存在以下问题:

三个指标A B C,A比B重要,B比C重要,而C又比A重要的矛盾问题在指标多的时候时有发生。

萨迪标度表中是用1—9来评定两个指标的重要性的,可能导致某些评分的倒数出现循环小数,而在计算过程中采取四舍五入的办法将会破坏 xij=1/xij的条件。

这样的问题将会破坏判断矩阵一致性的条件:有惟一非零特征值。所以,需要对判断矩阵进行一次性检验。AHP主要是通过随机一致性比率CR来检验的。公式为:CR=CI/RI,其中一致性指标,n为判断矩阵的阶数,判断矩阵的最大特征值

RI为标值,又叫修正值自由度指标,如表10所示:

CR值越大,表明一致性就越差,反之则越好,当时

为完全一致性,一般认为只要 ,就认为判断矩阵是一致的,否则就要重新评分,直到检验通过为止。

由于

所以,

由n=4,可以查得RI=0.90,所以,

则说明此矩阵通过一致性检验,运用同样的方法检验指标层的四个判断矩阵得CR值如表11:

可以看出,CR均满足 CR≤0.1 的要求,都通过一致性检验。

3.农户小额信用贷款信用评价指数的使用

以上得到的权重仅仅是各个指标相对上一层指标的权重,而不是在整个指标体系中的权重。我们把上边计算得到的指标权重和其对应的上层指标的权重相乘便得到了该指标在上层的权重。如果还有上层,那么就一直乘上去,直到最高层,最后得到此指标在整个指标体系中的权重。

经过计算得到各指标体系的最终权重:

由此,我们可以得到农户小额信用贷款信用评价指数的计算公式:

其中,各指标的单项指数我们可以设定一个统一的满分值,由信贷员根据调查的实际情况加以评分赋值。(比如:相关经济指标可以采取等级打分的方法来赋值)然后用得到的数值来除以满分值便得到单项指标指数,代入上公式我们就可以得到农户小额信用贷款信用评价指数(0—1之间的数值)。

通过行业规定的标准以及信贷员的经验可以把0—1之间的数值划分成不同的区段,不同的区段代表不同的风险程度。【4】对于初次贷款的农户可以根据该指数确定其信用状况和风险程度,决定是否给予贷款。同时,建立农户信用状况跟踪表,定时计算贷款的信用评价指数,看其风险程度的变化,可以及时对风险程度超过临界点的贷款采取措施,将贷款损失降低到最小。

由于本人的学识以及获得相关数据的有限性,这里不做进一步的实证分析。此研究方法在一定程度上使信用评级走向定量化,指数的计算可以设立计算程序,信贷员只要根据实际状况将指标层的相应数值输入程序中,便可以计算出最终的指数,这样就需要信贷员具备一定的计算机数据处理能力。同时,AHP的引入使评级过程效率提高,但对指标层的评分标准、权重的确定以及指数(0—1之间数值)风险程度临界点的划分的准确性具有较高的要求。

[参考文献]

[1]姜蕴华.吉林省农村妇女小额信贷政策析论.中国知网。2008.

[2]隋剑雄、林琪.试论我国商业银行信贷风险预警系统的建立[J].金融论坛.2004(8).

[3]陈莹.我国农户小额信用贷款信用风险控制研究.中国知网.2006.

[4]宋荣威.信贷风险管理研究.中国博士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2007.

[5]张洁.农村小额信贷的风险防范与管理.财经漫笔总.2007.

王海军 (1984.11—),男,吉林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在读研究生,所学专业为农业经济管理。研究方向:为农村金融。

作者：王海军 范 静 佟元琪

农户小额信贷试析论文 篇2：

益阳市构建相对贫困群体稳定脱贫长效机制的探索*

摘要：近年来，湖南省益阳市把贫困地区和贫困人口的发展与同步建成全面小康社会作为重大战略任务，不断加快贫困落后地区的社会经济发展。本文在总结益阳市脱贫攻坚取得成就的基础上，针对当前脱贫攻坚存在的问题，提出了相应的对策建议。

关键词：脱贫攻坚 相对贫困 长效机制 对策建议

*基金项目：2020年湖南省党校（行政学院）系统社科规划课题“后疫情时代调动民间投资积极性研究”（2020DX109）、2020年湖南省党校（行政学院）系统科研协作攻关项目“精准扶贫在益阳”（2020DX204）。

消除绝对贫困、改善社会民生、最终实现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也是党和政府的重要使命之一。党的十八大以来，湖南省益阳市委、市政府坚决贯彻中央战略部署，把贫困地区和贫困人口的发展与同步建成全面小康社会作为重大战略任务，通过精准扶贫不断加快贫困落后地区的社会经济发展，目前已如期实现脱贫攻坚目标，并积极探索构建相对贫困群体脱贫的长效机制。

一、益阳市脱贫攻坚取得的成就

（一）脱贫攻坚既定目标如期实现

2014年，益阳市有国家级贫困县1个（安化县）、贫困村297个、建档立卡贫困人口38.8万人，贫困发生率为9.9%。随着精准扶贫的有效推进，益阳市扶贫事业取得巨大成就，2014年至2018年，逐年减贫5.81万人、5.07万人、6.96万人、8.52万人、10.09万人；2017年退出贫困村141个、2018年退出贫困村122个；2018年12月安化县通过湖南省贫困县脱贫摘帽实地检查，2019年1月通过湖南省贫困县脱贫摘帽第三方评估。2019年底，全市297个贫困村已全部出列，未脱贫人口减少到13579人，贫困发生率降至0.35%。2020年，全市以“全面小康决胜年”为抓手，实施“十大脱贫攻坚行动”，强化短板弱项，未脱贫人口如期脱贫，已脱贫人口持续稳定脱贫，确保如期实现全面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

（二）农村产业发展基础得到增强

益阳市推广“四跟四走”产业扶贫模式，发掘培育特色优势产业，初步形成安化茶叶、南县稻虾米、桃江笋竹、赫山大米、资阳特种养殖、沅江芦笋芦菇、大通湖水产的“一县一特”“一业一态”发展格局。深入推进“万企帮万村”活动，组织由180余位企业家、17家异地益阳商会和区县（市）工商联系统会员企业组成的阵容强大帮扶队伍，实施产业帮扶项目80个，全面提升乡镇产业发展能力。组织54家市级以上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对口帮扶61个贫困村，有效带动贫困户脱贫致富。鼓励和发展1200余家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直接帮扶贫困户7.18万户，激发农民自身发展动力，基本实现“村村有扶贫产业，户户有产业帮扶”目标，农村产业发展条件进一步得到改善。

（三）村容村貌得到全面跨越提升

为全面提升农村基础设施短板，改善农村居住环境，益阳市开展“六大建设”，不断提升农民的获得感。重点实施农村公路拓宽改造，改善农村出行条件，不断提升农村水泥（沥青）路通畅率。开展农村安全饮水工程，解决农村落后地区生活饮水、生产用水等实际问题，农村自来水普及率达到89.2%。完成76个贫困村的农村电网升级改造，除安化县5个自供区贫困村改造末完毕外，其余己全部完成年度目标。稳步实施“农村广播村村响”“中央广播电视节目无线数字化覆盖”和“农村公益电影放映”工程，满足人民群众对文化多样性的需求。加大网络通信建设，行政村光网、4G覆盖率达到100%。农村基础设施不断完善，村容村貌日新月异，农民的获得感、归属感和幸福感得到增强。

（四）党在农村执政地位得到巩固

益阳市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聚焦“两不愁、三保障”，不断创新举措奋力攻坚，脱贫攻坚取得明显成效，群众满意度不断提升。2020年脱贫攻坚质量回头看普查调查显示，安化脱贫攻坚群众好评率达到98.98%；长塘镇通溪村部分群众反映，这是新中国土地改革以来，干群关系最好的时代。严格落实“六个一批”、推进“六大建设”、开展人居环境整治等举措，回应群众对美好生活向往的需要，及时化解农村积累的社会矛盾和突出问题，解决多年积压的信访问题。通过组织基层党员学榜样、量身份、明责任、作表率，推进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公益事业建设，进一步巩固党在农村的执政地位和基础。

二、益阳市脱贫攻坚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产业扶贫缺乏长效机制

1.产业扶贫项目单一化、同质化，面临较大的市场风险。大部分贫困村都有自己的扶贫产业，初步形成“一村一品”的业态，但仍存在扶贫产业规模小、产业化培育和发展不足、市场竞争力不强等问题，缺少能够长效增收、稳定脱贫致富的特色产业。例如，“1户+1亩”扶贫模式中，茶产业受市场因素影响比较大，抵抗市场经营风险不足；稻虾养殖过程中养殖风险和市场风险双重影响，容易导致贫困户收入锐减。

2.政府、企业、贫困户的三方风险分担机制不健全。产业扶贫项目运作过程中，主要是采取政府注入产业扶贫项目资金，依托公司（合作社）运作管理，贫困户参与分红的利益共享机制。政府用较少的产业扶贫资金撬动社会资本进入扶贫领域，取得巨大的效果。但是，貧困户享受保底利益分红，不需要承担任何市场风险，权责不对；由于市场风险等原因，企业经营难免会遇到困难，相对应的退出机制不健全；扶贫项目运作失败时，风险追责机制不完善，到期之后剩余资金分配所有权不明晰。

3.扶贫产业发展缺乏主要要素，发展后劲不足。扶贫产业大都是小而散，以作坊式经营为主，缺乏专业营销推广人员，市场信息不畅，产品销售难。很多产业扶贫地处边远山区，扶贫产品在生产、加工、包装、运输等环节成本过高，存在优质不优价的问题。扶贫项目没有与市场真正结合起来，只重视前期投入，而缺乏后续保障跟进，农村致富带头人严重不足。驻村帮扶工作队参与产业扶贫项目运作管理，利用所在单位平台优势能解决部分产品销售，但驻村帮扶工作队撤离后，将会面临产业扶贫项目无人运作管理的困境。

（二）农民主体内生动力不足

1.农民主体地位缺失。在脱贫攻坚中，农民自我发展意识不足，内生动力难以激发，部分贫困群众被动接受帮扶，缺乏自我发展的内在动因。部分帮扶单位倾向于简单的物质投入式帮扶，把精准扶贫变成精准救济，不注重贫困人口自我发展能力提升，客观上助长了部分贫困户“等、靠、要”的惰性。

2.利益联结机制不紧密。很多地方虽然探索了“公司+合作社+贫困户”的利益帮扶机制，實行“租金+薪金+股金”的多元化帮扶措施，但个别合作社只是一个“空壳”，存在“一股了之”的现象，示范带动效应有限。龙头企业处于主导地位，有可能侵害农户利益，如2019年因稻谷收购价格不高，沅江市某大型龙头企业为避免自身利益受损，没有按照签订的订单农业合同履行，损害了种粮贫困户的利益。

3.负面约束机制不健全。在目标与任务的双重压力下，帮扶单位和相关责任人对贫困户更多是正向激励为主，为贫困户提供必要的生产资料和生活物资。但由于缺乏负面的约束机制，客观上助长了部分贫困户不合理的诉求。例如，桃江县大华村一贫困户有劳动能力，平时好吃懒做，根据政策要求必须纳入社会兜底救助，所带来的结果就是出现“懒人低保”的情形，容易给周边群众带来“攀比”“妒忌”的负面影响。

（三）基层党组织战斗力减弱

1.基层组织党员队伍老化。农村党员素质参差不齐，部分村干部的思想观念与农村工作的新形势要求不适应，尤其是年纪偏大的党员，对新的工作方式和要求难以适应。培养发展农村党员程序多、时间长、指标少，导致村级后备干部的选拔培养与班子新老交替的迫切要求不适应。

2.后备干部储备严重不足。由于待遇偏低、发展空间有限等原因，在同等条件下很多年轻人宁愿选择外出务工，不愿意留在家中发展，农村后备力量储备严重不足。例如，沅江市南嘴镇在7村1社区换届选举时，要求满足村主任和村支书“一肩挑”的条件，结果只有1个村符合要求，其余村竟然没有合适的接班人。

3.村级集体经济收入水平不高。多数村集体经济水平落后，经济基础原始积累底子薄，主要依靠出租集体土地、林场等增加村级集体经济收入。村级集体经济有稍微好点的，存在产业层次低、产业发展市场化程度不高、产业发展不持久的问题。村级财政刚性支出逐年增加，收入来源却减少，村级财务缺口大，更多地依靠上级财政转移支付，为群众兴办公益事业遇到较大的困难。

（四）扶贫领域面临潜在风险

1.新增、返贫的风险。精准扶贫工作开展以来，益阳市297个贫困村已全部出列，贫困发生率降至0.35%，但也存在新增、返贫的风险。处于贫困边缘的农民未全面纳入脱贫攻坚范围，容易出现“漏网”的情况；产业扶贫质量不高，贫困户长效增收机制不稳定以及因病、因灾和因学致贫返贫现象时有发生；有的地方将兜底保障对象提前脱贫，有的贫困村摘帽后工作重视程度降低，投入力度减弱，出现了松懈松劲的情况，滋生了“一摘了之”“一脱了之”的轻松感。

2.小额信贷违约风险。部分建档立卡贫困户对扶贫金融政策理解不够，认为小额信贷是政府免费提供的扶持资金，不需要还本付息，导致小额信贷清收工作量大，甚至极个别贫困户还存在恶意拖欠贷款和利息的情况。2019年，益阳市到期贷款总量达7.2亿元，处于还贷高峰期。根据调研掌握的情况，存在逾期和不良风险形势严峻、分贷统还项目监管压力增大、清理对象到期贷款处置情况复杂等风险点。

3.社会领域道德风险。当前扶贫领域的政策主要倾向贫困村和贫困户，政策普惠性不足，对非贫困村和非贫困户兼顾较少，导致非贫困村和非贫困户存在感较低，总感觉被“忽视”，导致满意度不高。例如，贫困户可以享受义务教育阶段费用全免、贫困户住院治疗费用报销比例超过85%等。而非贫困户特别是处于贫困线边缘的困难群体，相关优惠政策无法享受，容易造成心理失衡、互相攀比，社会领域的道德风险也随之而来。

三、构建相对贫困群体脱贫长效机制的建议

（一）推进全面脱贫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

1.加强政策研究，做好政策对接工作，确保全面脱贫与乡村振兴在政策上实现无缝对接。要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2020年9月在湖南考察调研重要讲话指示精神，做好扶贫政策的平稳过度工作，针对贫困户的主要政策不能急刹车，探索实现已退出贫困村、已脱贫人口“四个不摘”机制。全面总结梳理脱贫攻坚期间积累的典型经验和主要做法，对贫困户在就业、医疗、资金整合等方面留出过渡期，保持政策的延续性。

2.促进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融合发展。要立足于乡村振兴，统筹、整合、完善脱贫攻坚期内相关政策，扎实推进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在产业、人才、文化、生态、组织等方面的融合实施，探索实现受益主体由“特惠”到“普惠”转变、后续扶持对象由绝对贫困到相对贫困转变、扶贫方式由“输血”到“造血”转变的新路径，加快形成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相互支撑、相互配合、有机衔接、深度融合的良好局面。

3.探索具有“益阳基因”的扶贫模式。益阳市是周立波《山乡巨变》小说的原创地，在脱贫攻坚战中探索形成了具有“益阳特色”可推广的“一县一特”产业扶贫模式，有效带动贫困户脱贫致富。站在即将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历史节点，建议上级政府给予益阳市更多先行先试的机会。例如，聚焦解决乡村振兴中产业发展、人才支持、要素投入、市场对接等方面先行先试，探索实现乡村振兴具有“益阳基因”的新模式，谱写湖南山乡巨变的益阳新篇章。

（二）做好产业扶贫与产业兴旺有效衔接

1.优化顶层设计，做好产业规划。对贫困地区来讲，要依据当地的资源禀赋、政策环境、市场条件等做好产业发展规划，做到前瞻性、科学性以及市场性有机结合，增强产业项目发展的可持续性。例如，依托产业扶贫积累的产业基础、市场经验以及扶贫产业项目，可以升级纳入乡村振兴产业兴旺的发展规划，在政策支持、品牌培育、产品销售等方面继续加大支持扶持力度。

2.挖掘优势资源，提高产业竞争力。相对于城市来讲，农村有广阔的生产基地、有独特的自然人文景观以及廉价的农副产品等方面的优势。因此，贫困地区要依据自己的资源优势，找准适合发展的“特色”主导产业，发挥比较优势。在具体产业发展上，以市场为导向，以工业化思维运营管理，走专业化和品牌化的发展道路，提高产业的市场竞争力。

3.拓展产业链，推进三产融合发展。贫困地区主要产业大多是农牧业为主，二三产业发展培育不足，需要树立“大农业”观念，充分利用农村的自然资源、社会资源、文化资源等，除围绕传统的种养业做文章之外，还要发展农副产品特色加工、鄉村生态和休闲旅游等新产业新业态，推动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用全产业链条思维巩固、提升乡村产业。

（三）激发相对贫困群体自我发展动力

1.党建引领转观念。由精准扶贫向乡村振兴过渡中，需要不断强化基层党组织建设，提升贫困户自我发展能力。在组织保障上，选优配强村“两委”负责人，鼓励新型职业农民、种粮大户以及农村致富能手返乡创业者参与基层治理，通过加强基层党组织建设，让基层党组织当好党的形象代言人。在观念引导上，通过采取脱贫模范户评选表彰等活动，引导贫困户改变“坐、等、靠”的观念，提高贫困户自我发展意愿的主体意识。

2.集体壮大强家底。要激发贫困户的自我发展能力，需要千方百计地发展壮大村集体经济。要加快深化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壮大集体经济，通过资源内部化定价使之成为可交易的资产，实现户户有股份、家家有分红；积极探索多元化集体经济发展模式，探索独资生产经营、参股联合经营、资源承包经营等方式，促进村级集体经济稳定增收、可持续发展，激发贫困户的内生动力。

3.利益联结激活力。要不断创新发展模式，组织农户与企业、合作社、基地抱团发展，逐步建成“公司+农户”“合作社+农户”“基地+农户”等多种生产经营模式，完善利益联结机制，推动农户增收致富。在劳务合作联结机制方面，要为贫困户提供就业岗位，增加工资性收入；在收购补助联结机制方面，要增强贫困户常态化、长效化增收能力；在产业托管联结机制方面，要增加合作社或村级以及贫困户的财产性收入。

（四）构建相对贫困群体的识别化解机制

1.构建相对贫困主体识别机制。要依据相对贫困线，根据其收入水平、健康状况、社会保障等信息建立个人社会信息系统，重点关注摆脱绝对贫困后仍具有返贫风险的群体，非贫困村的老弱病残等特殊困难群体，非贫困村流动性、有贫困风险的农民工群体，依据建档立卡数据，构建相对贫困评价指标体系。开展“边缘户”救助行动，及时掌握家庭突发大病、大灾支出较大等原因导致生活困难的边缘户，明确监测责任人，根据实际情况采取救助措施。

2.探索解决相对贫困群体化解机制。要加大工作力度，建立相对贫困群体动态评估数据库，做好常态化工作不掉队、常态化关注不减弱等。例如，严格“两防”（防范返贫和新生贫困），巩固“两业”（产业和就业），确保“三保障”（教育、医疗和住房安全），拓展“消费扶贫”渠道，多措并举巩固脱贫成果。建立小额信贷清收四级预警机制，根据贷款期限、贷款规模、主要用途等采取相应的措施，提前介入监管，对不按期偿还贷款的企业和个人依法清收并调整政府各项扶持项目，实现贷款发放和贷款清收风险可控。培育乡风文明，倡导和谐、友爱的社会风气，通过开展扶贫政策和脱贫典型宣传，提高群众的满意度。

参考文献：

[1]邓鹏.建立对预防和监测对象的帮扶机制巩固脱贫攻坚成果[J].农村工作通讯，2020（13）：52.

[2]张杰.推动产业发展巩固脱贫攻坚成果[N].中国社会科学报，2020-05-18（001）.

[3]温思美.建立反贫困长效机制巩固脱贫攻坚成果[N].团结报，2020-07-18（002）.

[4]何东明.探索构建稳定脱贫长效机制[J].江苏政协，2020（06）：48.

[5]侯刚，邢韵龄.乡村振兴背景下脱贫攻坚成效巩固与提升的路径论析[J].延边党校学报，2020，36（1）：58-62.

[6]李海金，陈文华.稳定脱贫长效机制的构建策略与路径[J].中州学刊，2019（12）：77-82.

[7]袁金辉.构建解决相对贫困的长效机制[J].中国党政干部论坛，2019（12）： 70-72.

（作者单位：湖南省益阳市委党校统战理论教研室）

责任编辑：欣文

作者：喻科

农户小额信贷试析论文 篇3：

中原经济区乡村金融供给分析

【摘要】 通过调查发现，中原经济区乡村经济社会发展对金融的需求比较旺盛，但乡村金融供给一直处于短缺状态。正规金融在提供产品和服务方面存在突出的去乡村化倾向；民间金融虽然有一定市场，但因其脱媒化、不合法、高利率等缺陷一直被政府所打压。因此，可通过建立多层次、功能全的乡村正规金融组织体系，规范并合法化民间金融，完善乡村信用担保和风险补偿机制，优化乡村金融生态环境等途径增加乡村金融有效供给。

【关键词】 中原经济区 乡村金融 供给 去乡村化

自2011年9月28日《国务院关于支持河南省加快建设中原经济区的指导意见》（国发〔2011〕32号）出台以来，中原经济区建设具备了国家层面支持的发展契机和平台。近三年来，中原经济区人均GDP、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等主要经济指标增幅都超过全国平均水平。但是，作为中原经济区重要组成部分的广大乡村，经济社会发展相对于城镇而言还较为落后和迟缓。其主要原因，除了二元经济结构等因素外，乡村金融供给不足仍在制约着乡村经济的健康可持续发展。

一、相关概念界定

1、乡村金融与农村金融

国家统计局1999年制定并发布了《关于统计上划分城乡的规定（试行）》，该规定指出，乡村包括集镇和农村；而农村指集镇以外的地区。乡村是大概念，农村是小概念，乡村包括农村。但是，我们传统上所说的“农村”指的应该是“乡村”的外延和内涵，应该用“乡村”更为科学合理。

随着中原经济区建设的深入推进，以新型城镇化引领“三化”协调发展，农村概念的外延突破了其内涵，以乡村代替农村的概念进行区域乡村金融的研究，并在概念上用“乡村金融”代替“农村金融”来研究“乡村金融”的需求和供给问题，更加凸显了地域的确定性，使乡村金融对新型农村社区建设的支持研究更加贴切，对以新型城镇化引领“三化”协调发展的支持研究更加契合。

2、河南省与中原经济区

河南省是国家对辖境进行行政分区的一个空间区域，设地级市17个，省直管市1个。中原经济区本身没有行政区划的概念内涵，属于中国综合性经济区。河南省全境被包含在中原经济区内，它的发展实际可以近似代表中原经济区的总体发展情况，它也是中原经济区发展战略的推动实施主体。在此特别说明一下，虽然河南省与中原经济区严格来讲不是同一概念，但是考虑到数据资料的可得性和系统的完整性，本研究近似用河南省的数据资料来分析中原经济区的经济发展和乡村金融情况。

二、中原经济区乡村金融需求调查

为了更准确了解乡村经济社会发展对乡村金融的需求状况，笔者在2014年1月组织了50名师生对河南省的新郑市、虞城县、嵩县、社旗县、林州市等五个县（市）的500家农户和50家乡村中小企业2013年的金融需求情况进行了问卷调查，收回农户有效问卷462份、企业有效问卷47份，有效率分别为92.4%和94.0%。样本的区域分布比较均衡，调查对象是户主和企业主，数据的真实性和可靠性较强。

1、农户储蓄需求分析

从调查结果来看，农户储蓄选择最多的机构是农村信用社，占52%；其次是邮政储蓄银行，占26%；选择农业银行等商业银行的占14%；选择村镇银行及其他金融机构的占8%。有47%的农户在2013年有民间放贷行为，且全体农户的结余资金有72%的用于民间放贷，储蓄和理财动机不足。从而可以看出，在商业银行中，中行、工行、建行、交行等四大国有银行及浦发、光大等股份制银行在广大乡村基本没有分支机构；只有邮政储蓄银行和少量农行的分支机构在为农户服务。此外，包括农村信用社在内，各金融机构为农户开展的理财等衍生金融服务非常欠缺。

2、乡村金融信贷需求分析

在被调查的47家企业和462家农户中，2013年有41家企业和226家农户进行了资金借贷；还有一部分企业和农户有资金借贷需求但因各种原因未进行资金借贷。另外，只有24家企业和101家农户从农村信用社等正规金融机构获得了借贷资金，还有27家企业和115家农户是从民间获得的借贷资金。在从正规金融机构的贷款中，所有企业和农户都是通过抵押或担保的形式获得的，但同时还有较大比例的贷款是需要私人关系或私下打点才能获得。通过调查发现，有很多农户和中小企业有贷款需求，但苦于无抵押或担保，不能从正规渠道借到资金或借款非常困难。

在贷款期限方面，有38%的乡村企业和55%的农户借款期限在1年以内；1—3年的比例分别为51%和39%；3年以上的比例分别为11%和6%。在借贷利率方面，农户和乡村企业在农村信用社等正规金融机构的贷款利率一般在7%～15%之间，但只有少量贷款利率在10%以下；民间借贷的利率一般在12%以上。

从农户和乡村企业贷款需求来源来看，农户贷款主要用于做生意、农业生产、子女教育、修建房屋和治病，分别占41%、32%、28%、16%、17%（有些借款有多种用途），其他如衣食消费、人情消费等相对较少。从而可以看出，农户借贷资金的目的主要是为再生产或为提高再生产能力所需。乡村中小企业借贷资金主要用于固定资产投资和流动资金流转，分别占47%和82%（有部分借款同时用于两个方面）；借款的大额资金主要用于固定资产投资，且主要从正规金融部门获得；流动资金使用的借贷金额较小，主要从民间借贷获得。

从对乡村金融需求的调查结果来看，无论生产还是生活，当前中原经济区广大乡村地区对资金的需求都比较旺盛。由于农户和乡村中小企业获得资金的难度较大、成本较高，极大地抑制了广大乡村地区的扩大再生产，因而对改善和扩大乡村地区的消费结构和能力产生了很大的负激励和负效用。

三、中原经济区乡村金融供给现状分析

1、政策性金融供给情况

农业发展银行河南省分行及其分支机构是河南省唯一支农性质的政策性金融机构。2012年末，其贷款余额为1500.5亿元，但其贷款主要用于支持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而支持乡村流通企业建设和小企业贷款仅156家，金额为17亿元；对广大农户基本不提供贷款支持。

2、商业性金融供给情况

在商业银行中，中行、农行、工行、建行本来在广大乡村的集镇都有分支机构，但随着商业银行的改革，大部分分支机构被撤并，只有农行有少量的营业网点。另外，由于邮储从邮政分离的缘故，各乡镇基本还保留邮储的营业网点。

2012年末，农业银行河南省分行存款余额为3362.36亿元，贷款余额为1224.32亿元，存贷差为2138.04亿元。从而可以看出，资金的外流比较严重。在贷款余额中，农户贷款余额为95.32亿元，占比仅为7.8%。农行贷款的主要去向是效益好、规模大的龙头企业，比如河南煤化集团、平煤神马、双汇集团、思念食品等企业，而对乡村中小企业基本不予支持。

2012年末，邮政储蓄银行河南省分行个人储蓄余额为2547.91亿元，对公存款余额为494.09亿元，而各项贷款余额仅为392.5亿元，存贷差2649.5亿元，存贷比仅为12.9%。邮政储蓄银行的贷款主要针对城镇开展，近两年虽然对农户和中小企业放贷，但准入门槛较高，贷款额度较低。邮政储蓄银行把大量乡村的储蓄转化为城镇的贷款或资金外流。

3、合作性金融供给情况

河南省农村信用联社及其各分支机构是河南省广大乡村金融需求的主要供给机构。2012年末，各项存款余额为5609.41亿元，贷款余额为3533.66亿元，名义上涉农贷款余额为3211.47亿元。但是，农信社的涉农贷款一般利率较高，程序较为繁杂，其支持大型农业深加工企业等客户较多，农户和乡村小微企业贷款比较困难。

4、新型金融机构供给情况

新型金融机构主要是指村镇银行和小额贷款公司。截至2012年末，河南省村镇银行总数为56家，覆盖69个县（市）区。但是，村镇银行在经营和发展中也存在乡村信贷落实难、资金短缺、控股模式单一、结算系统孤立等问题。

截至2012年末，河南省共批准开业小额贷款公司291家，注册资本128.75亿元，小额贷款公司在全省18个省辖市实现了全覆盖；2012年累计发放贷款230多亿元，贷款余额130多亿元。但是，小额贷款公司在资本实力、业务规模和风险控制上存在较多问题，严重影响了其可持续发展。

5、非正规金融供给情况

河南省非正规金融主要是指民间借贷，由于其手续简便、期限灵活、利率协商等优势，在乡村的农户及中小企业中非常有市场，据有关部门调查显示，民间借贷已经占到乡村金融供给的近一半。因为民间借贷资金所有者的经营目标易于异化，且缺乏有效的风险监控机制，给经济金融系统带来了较大风险，比如2012年初河南省安阳市投资担保公司集体“跑路”所引发的非法融资崩盘等恶性事件引起了很大的社会恐慌，严重扰乱了当地的金融和经济秩序。

四、中原经济区乡村金融供给不足的原因分析

1、二元金融结构的制度设计导致信贷机构和资金的去乡村化

河南省的经济发展具有典型的二元经济特征。经济决定金融，乡村金融在组织机构、制度管理和产品服务等方面与城镇相比严重滞后。从组织机构上来看，比如郑州市不但有中行、农行、工行、建行、交行、邮储银行等规模宏大的商业银行，还有中信、光大、广发、浦发、招商、兴业、民生、华夏等股份制银行以及汇丰、东亚等外资银行，更有实力雄厚的地方性银行如郑州银行等，同时应该在乡村大显身手的农村信用社也把大量资金投入到城市的发展，且这些金融机构的营业网点遍布各个街区。而广大乡村地区基本只有农村信用社、邮政储蓄银行在提供服务，基本是每个乡镇保留一个营业网点。从制度管理上来看，各商业银行和股份制银行有现代企业管理制度，有较为科学完善的风险控制机制；而乡村金融机构的管理水平和风险控制能力相对比较弱。从提供产品和服务上来说，城镇金融机构为居民提供的金融产品和服务非常丰富和便捷，比如股票、国债、基金、理财服务等；而乡村金融机构能提供的也基本上是传统的存、贷、汇三类产品和服务。

2、金融机构的逐利性导致信贷机构和资金的去乡村化

（1）政策性金融功能单一，商业化倾向明显。农业发展银行河南省分行作为政策性支农金融机构，其主要功能就是为支农服务。但是，近年来，基于利润目标考核的需要，其资金使用主要倾向于风险低、预期收益高的大型农业产业化项目；其信贷资金基本不考虑乡村中小企业和农户。

（2）商业性金融逆向流动，支农功能不断弱化。2000年以前，中行、农行、工行、建行四大商业银行在河南省各县（区）都有分支机构，甚至在乡镇都有部分营业网点。但随着市场经济的不断完善和发展，特别是商业性金融机构与乡村中小企业及农户因“信息不对称”或单位资金信贷成本太高，导致积累了大量不良贷款和亏损，使得他们存在“惧贷”和“惜贷”现象，甚至“一走了之”去乡村化。当前，农业银行和工商银行在各乡镇基本没有营业网点；中国银行、建设银行也只在发展程度较高的县城设立分支机构。而这些商业银行即使在乡村设立分支机构，其对农贷款额也远远少于其吸纳的存款额，其资金倒流现象比较突出。

（3）邮政储蓄银行存贷严重失衡，乡村资金被不断倒吸。各商业银行从广大乡村纷纷收缩，为邮政储蓄银行的发展壮大提供了空间，加上其依靠全国邮政汇兑联网的优势，邮政储蓄银行在广大乡村有广阔的市场和吸引力。2003年其吸收储蓄存款542.55亿元，2012年达到2547.91亿元，是9年前的4.7倍。但是，其在2012年发放的贷款总额仅为392.5亿元（包括对公贷款），因经营机制和政策的制约，其涉农贷款比例更低。邮政储蓄银行全国调整储蓄存款的经营模式，从河南省广大乡村吸收的大量储蓄存款被转化为其他省（市）的信贷资金来源，加重了广大乡村的资金外流趋势。

（4）合作性金融管理落后，支农能力欠缺。从理论上讲，合作金融应该是由入股社员民主管理，从而解决广大乡村因信息不对称导致的金融弱化问题。但是，从现实来看，农村信用社的合作流于形式，从河南省农村信用联社到各基层营业网点，其人、事、财、物等各项管理及运营都有明显的“官办”色彩，自上而下的行政干预、内部人控制等垂直管理特征明显，已经失去了低成本、合作互助的性质。在信息化迅速发展的大背景下，因历史的原因，农信社员工的业务素质和创新能力也较弱，影响了支农业务的创新性开展。截至2012年末，河南省农信社共有员工64672人，但35岁以下仅18221人，占比28.2%；中级及以上职称9021人，占比13.9%；大学本科及以上学历12566人，占比19.4%。而同属地方性金融机构的郑州银行（原郑州城市信用社），2012年末，其员工40岁以下、大学本科以上学历所占比例分别为73.2%和70%。而浦发银行等股份制银行员工年轻化、高学历化更加明显。因农信社员工的年龄结构、知识结构等与其他金融机构的差距较大，加上机制体制僵化，支农能力比较低。

（5）新型金融规模小、网点少，难以满足广大乡村的信贷资金需求。以村镇银行为代表的新型金融组织虽然为增加乡村金融供给发挥了一定作用，但也只是杯水车薪。截至2012年末，河南省村镇银行总数仅有56家，每家银行的贷款余额大致在3亿元左右，这些有限的资金往往被用于县城的优质企业，只有一少部分用于广大农户和中小企业。同时，村镇银行存在网点少、吸纳存款和通存通兑能力差等问题，使其发展受到很大限制。

3、乡村金融生态环境的缺陷导致信贷机构和资金的去乡村化

乡村金融生态环境是乡村金融主体赖以存在和发展的经济、社会、法制、信用、市场、制度及政策等要素综合构成的基础条件。改革开放35年来，河南省广大乡村经济发展取得了巨大成就，金融生态环境也有较大改善。但是，与城镇及发达地区乡村相比，其金融生态环境还存在很多缺陷。一是农业生产效率依然较低，农民的收入水平偏低。2012年河南省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20443元，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为7525元，仅是城镇居民的36.8%。农村居民的低收入和低消费使金融机构缺乏服务的动力。二是乡村信用环境差，信用意识淡薄。截至目前，河南省广大乡村地区还未建立征信体系，农户和乡村中小企业诚信意识普遍淡薄，由此，乡村金融机构不愿或不敢放贷，即使放贷利率也较高。三是对经济、金融方面的法律法规经常是“有法不依、依法不严”，部分金融机构作为债权人经常是“赢官司、赔诉讼费”。这些顽疾不解决，金融机构去乡村化的趋势会愈加突出。

五、扩大中原经济区乡村金融有效供给的对策建议

1、深化金融体制改革，建立多层次、功能全的乡村正规金融组织体系

（1）引导政策性金融经营目标的转变，强化其支农功能。农业发展银行作为主要的支农政策性金融机构，应在保障粮食安全、支持农业和乡村基础设施建设、促进农业科技推广应用、支持农业产业化发展、保护乡村生态环境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应摒弃信贷资金过于商业化的使用理念，主动向乡村贫困地区倾斜，使信贷资金真正起到促进农业发展的作用。同时，还应拓展国家开发银行和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的支农功能。国开行应按区域设立分支机构，使其在大型农业项目的开发、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的发展上发挥支持作用；信保公司应对农产品或农业产业化企业的出口提供大力支持。

（2）加大农信社的改革力度，突出其支农的主体功能。明确产权关系、强化约束机制、完善法人治理结构、实施科学管理、提升人员素质，把农信社办成真正体现以互助、合作、保本微利为主要目标的为广大乡村服务的地方性金融机构，并根据乡村发展对资金结算、金融中介服务、票据流通等需要，创新金融工具和服务方式，提升经营水平和能力，真正把农信社打造成“农民身边自己的银行”。

（3）培养多层次竞争性的金融市场，激发商业银行参与支农的积极性。当前，各大商业银行都是自主经营、自负盈亏，商业银行能否对乡村提供金融服务，关键看乡村的金融市场是否具有竞争性和吸引力。对广大乡村而言，输血不如造血，政府的主要职责是创造良好的竞争性金融市场，从而使乡村金融具有造血功能。作为以支农而发展壮大起来的农业银行，有义务支持“三农”的发展，应充分发挥其商业性资金融通功能，提高对农业产业化、乡村基础设施建设和城镇化建设的信贷支持。邮政储蓄银行的储蓄资金有很大一部分来自乡村，应鼓励其利用强大的网络优势加大对“三农”的信贷支持。对于中行、工行、建行等商业银行，政府应为其创造良好的市场环境，鼓励其自愿涉足“三农”市场，为农服务。

（4）加大地方政策扶持力度，促进新型乡村金融机构可持续发展。当前，河南省新型乡村金融机构包括村镇银行、小额信贷公司、资金互助社等。但是，近几年来，因为政策扶持不到位、资金供给总量不足、风险控制难度较大、高素质管理人员不足等原因，这些新型金融机构发展较为缓慢，支农效果不理想。基于此，应强化地方政府的支持力度，完善乡村市场服务体系，降低乡村地区金融机构准入门槛，落实财税优惠政策，建立风险担保与损失补偿机制；打造资本运作平台，大力引导行业资本和民间资本注入新型金融机构，改善其资本结构。同时，还应构建科学的风险规避机制、创新监管模式，打造素质高、能力强、业务硬的人力资源队伍，提升新型金融机构服务“三农”的能力，促进其可持续发展。

2、规范并合法化民间金融，促进乡村金融的充分竞争

当前，在正规借贷远远不能满足乡村资金需求的情况下，民间借贷以其方式灵活、手续简便、利率和期限协商等优点，在河南省广大乡村地区深得农户和中小企业青睐，但它同时也存在脱媒化、风险大、容易引发社会矛盾等缺点。政府应正视其存在的合理性，采取引导、规范并使之合法化的思路来对待。其一，鉴于民间借贷已成为乡村金融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应尽早在中原经济区先行先试，出台地方性法规如《放贷人条例》等，为民间金融搭建规范化、合法化、机构化的制度平台，疏通和引导民间闲散资金，保护正当的民间融资行为。其二，应厘清民间借贷与非法集资的区别，合法的民间借贷，虽然利息比正规金融高，但它是市场经济条件下资金供求的真实“价格”，能促进生产，改善居民生活。而非法集资是以盈利为根本目的，以欺诈为手段，容易破坏乡村金融秩序，社会风险较大，政府应予以严厉打击和取缔。其三，应鼓励设立多种所有制的乡村社区金融机构，大力培养小额贷款组织，引导农户和中小企业发展资金互助组织，以满足乡村不同层次的融资需求。

3、完善乡村信用担保和风险补偿机制，消除涉农贷款的后顾之忧

金融机构涉农大都是信用贷款，其风险相对较高。应建立有效的信用担保体系来分散金融机构的信用风险。其一，可以由地方出资或牵头，农户及中小企业参股或出资，建立专业化的信贷担保机构；或者政府出台优惠政策，鼓励当地龙头企业和乡村合作经济组织建立担保机构，主要为当地农户和乡村中小企业担保。其二，可以在农户“自愿结合，风险共担”的基础上实行联保贷款。其三，创新农民融资抵押制度，探索实行动产抵押、仓单抵押、权益抵押等担保形式，盘活农户和中小企业资产，扩大信贷抵押范围。

完善的风险补偿机制是涉农金融机构提供资金供给的重要保障。因此，政府应发挥主导作用，建立涉农贷款的财政补贴机制，并由政府与金融机构共同出资建立财政支农风险补偿基金，专项用于涉农贷款的风险补偿。同时，还应大力发展农业保险。地方政府应为农业保险的发展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使保险公司自愿开展涉农保险，并能在开展涉农保险业务中取得良好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

4、优化乡村金融生态环境，降低金融风险和交易成本

（1）要加强信用文化和法制文化建设，减少道德风险，增加违法成本。大力开展信用村、信用镇和信用农户的创建工作，建立农户和乡村中小企业的信用档案；建立和完善信用激励和失信惩戒制度。大力进行法制宣传教育，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依法必严”，让广大农户和中小企业主做到诚信、知法、守法。

（2）规范地方政府参与金融活动的行为，确保信贷机构可以自主地以市场化的行为进行金融交易。当前，基层政府的地方保护主义已严重影响了乡村金融的效率和信用环境，急需规范。应明确规定地方政府在金融活动中的合法行为边界，使他们的主要职责转变到提供公平的交易环境、创建良好的地方信用环境等方面。

（3）加强乡村公共基础设施建设，为乡村金融的有效供给提供硬件支撑。乡村金融生态的完善，尤其要缩小乡村与城镇发展的差距。政府应充分发挥财政资金的作用，重点扶持乡村路网、水网、电网、通讯网等基础设施建设。一方面可以提升经济发展的速度和质量，改善农民生产生活条件，扩大乡村金融需求；另一方面可以降低金融机构开展金融服务的成本，增加金融机构开展涉农金融服务的积极性，减少资金外流，缩小城乡金融差距。

（4）创新乡村金融的相关政策措施配套，打造良好的乡村金融软环境。应稳步推进乡村金融利率市场化进程，真正形成基于高效竞争的乡村金融利率市场化机制。创新乡村金融的产品和市场，及时推出适合乡村不同领域、阶层、用途、期限的金融新产品和新服务。创新乡村金融资金回流机制，形成资金向“三农”聚集的“洼地效应”，有效遏制资源外流。创新政府、银行、企业（农户）三方交流合作机制，达到互信、互利、共赢的目标。

（注：基金项目：本文为河南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中原经济区乡村金融及其创新研究》（2013CJJ016）的阶段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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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胡冬梅）

作者：孙保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