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城乡居民收入结构对消费的影响分析
摘 要：本文探讨了收入结构决定下的消费模型和最优收入存量配置问题，为我国城乡居民收入结构对消费影响提供了理论和逻辑上的支撑，并选取了我国1997年～2012年人均收入消费年度数据对消费模型进行估计。结果表明，对于城镇居民来说工资性收入对消费贡献最大，而对于农村居民而言，经营性收入对其消费贡献更大，但为了实现最大的消费水平，仍应通过相关的鼓励和税收政策引导资源流向，以实现向最优的收入存量配置调节。
关键词：收入结构 城乡居民 消费模型 最优配置
进入21世纪后，我国城乡居民人均收入和消费保持着高速增长。据国家统计局相关数据显示，从1997年到2012年为止，城镇居民人均收入(这里的人均收入指的是人均工资性收入、经营性收入、资产性收入、转移性收入之和)和农村居民人均收入(这里的人均收入指的是人均工资性收入、经营性收入、资产性收入、转移性收入之和)分别从4785.2元和2090.2元上升至26959元和7916.7元，分别扩大了5.63倍和3.79倍。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的人均消费支出分别(这里的人均消费指的是人均消费的现金支出)从1997年4185.6元和1617.2元上升至16674.5元和5908元，分别扩大了3.98倍和3.65倍。与此同时城乡居民的收入结构即收入项目占总收入的比重也发生了相应的变化。城镇居民人均工资性收入比重从1997年的78.07%下降到2012年的64.3%，经营性收入则从1997年的3.52%上升至9.45%;相反，农村居民人均工资性收入比重从24.62%上升到2012年的43.55%，而经营性收入比重从2000年的70.46%下降到44.63%。此外农村居民的人均财产性收入和转移性收入比重都有所上升。这些数据反映了近十年来我国城镇化进程速度的加快以及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收入来源渠道的扩宽和多元化。
自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中国经济的外部环境变得愈发恶劣，严重地依靠外部需求导致近年来中国经济动力严重不足，经济下行压力明显，产能的严重过剩威胁着中国经济的稳定发展，单纯依靠出口和投资已经不能成为中国经济增长的强劲动力，必须尽快改变经济的增长结构，大力发展国内需求，不仅可以消化国内过剩产能，也有助于实现国内经济结构调整，减小对国外经济的依存度，更重要的是能使中国经济的发展真正造福于广大人民。影响消费的因素有很多，如总收入、分配结构、以及经济、地域、社会和政治环境等。但其中还有一个较为重要的因素，那就是收入结构。不同的收入结构对消费的影响程度还是不一样的，不同地域的消费者收入结构对消费影响也不尽相同。
1 文献综述和理论分析
1.1 文献综述
关于收入对消费的影响，在西方理论界过去过多的讨论是关于总收入和总消费的关系。较早也是凯恩斯(Keynes)研究了收入和消费之间的关系，提出了收入的邊际消费倾向递减这一规律。之后Friedman(1957)探讨了持久性的收入比暂时性的收入对消费的刺激更大，他提出的生命周期和永久性收入假说认为资产是可替代的，它们对消费影响都是相同的。因此收入结构对消费并没有直接的影响，在这一理论的影响下，自然也没有人去研究收入结构与消费之间的关系。直到Taylor(1971)首先发现了不同的收入结构可能会对消费产生不同的影响，后来陆陆续续有不同的西方学者对本国或他国居民的收入结构进行研究并运用不同的计量方法进行了实证分析(Thaler 1988，Sand 2002)，但由于搜集的样本和数据处理方式以及计量方法不同得出的结论是并不一致的。但他们都是基于心理和收入的不确定性相关理论进行判断的。
国内也有相关学者对此进行了相关研究。部分学者利用省级面板中观数据对收入可能对消费产生的影响进行实证分析(祁毓2010，侯石安 赵和楠 2012)，以及单从农村居民角度分析(储德银刘宏志 2012，彭小辉 史清华 朱喜 2013)，都确认了不同的收入来源会对消费产生不同的影响。但国内的研究都更多地是从实证上分析的，由于数据处理方式和模型选择的不同，导致得出的结论很不一致，甚至是相反的，因此较难从理论上使人信服。并且国内文献也较少从理论上讨论收入结构对消费的影响。
1.2 理论分析
收入结构对消费影响的理论逻辑可以从不同收入来源特性和共性两个方面来解释。
从不同收入来源本身的特性来看：其一，相比其他的收入来源，主要的收入来源的稳定增长对居民的消费心理具有较大影响，对于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它们主要的收入来源是并不相同的;其二，如果一项收入的获得较其它收入获得更为容易，付出代价越小，那么它的获得应该是更有利于消费，但这并非是一定的，比如财产性收入相较其他收入更易获得，但可能将这部分收入甚至更多的收入去购买这种资产以获得更大收入，从而减少消费;其三，如果这种收入项目增长是确定的，那么会对消费者心理产生一定的影响，进而影响到消费;其四，如果这部分收入主要集中在部分较为特殊的群体中比如老人，由于老人的边际消费倾向较低，对消费的影响也就较小;其五，如果这种收入在人群中分布较为集中，那么这种收入对消费影响也是较弱的。
从不同收入来源本身的共性来看：单纯地增加某一种收入，那么在满足同等消费的情况下，它对其他收入项目的替代率是递减的。这是由于增加某一种收入项目意味着增加了以此为主要甚至唯一收入来源群体的收入，那么对于其它的收入群体来说他们的收入是大致不变的或变化较小以致忽略不计，那么为了满足同一消费水平，在边际消费倾向递减规律的影响下，该收入项目对其它收入项目替代程度是下降的。
收入项目的特性与共性可以用经济学中的无差异曲线来近似地表示，为了表示方便，仅使用二维图来表示，多维的可以类比推理得到。如图1所示。
注：向下倾斜的线段AB都表示为Y=Y1+Y2，虚线表示消费函数，虚线上的每一点表示为相同的消费水平。(a)中表现的是收入项目既不满足特性也不满足共性(即收入之间完全可替代，消费只取决于总收入的变化);(b)中表现的是收入项目既满足特性但不满足共性;(c)中表现的是收入项目既满足特性也满足共性和满足共性但不满足特性的情况(即虚线相交AB中点)。
图1(c)是符合实际情况的，曲线与线段的交点表示既定收入下的最优收入存量的配置。这也意味着在收入存量一定的情况下通过一些财政政策来引导收入结构的再调整，是有可能促进消费增长的，特别是在国内经济增速放缓的条件下显得有特别的意义。
那么符合(c)中所示的最优收入存量的配置问题可以被这样表示。
2 实证分析
2.1 搜集数据
分别选取从1997年至2012年城市居民和农村居民的人均工资性收入、经营性收入、财产性收入、转移性收入相关年度数据并进行对数处理。
2.2 模型估计
对模型进行估计，其回归结果如表1所示(注：括号内为t值;***表示1%显著水平，**表示5%显著水平，*表示在10%显著水平检验显著;方括号内表示标准差s.e.)
2.3 结果分析
根据检验的结果来看，模型还是较为显著的，尤其是城镇居民。其中参数之和城镇为0.8左右，农村为1.2左右，平均在1左右。对于城镇居民而言工资性收入对消费的贡献最大，工资性收入每提高0.588个百分点，消费就提高1个百分点，财产性收入次之，继而是转移性收入，而后是经营性收入。然而对于农村居民而言，经营性收入对消费贡献最大，经营性收入每提高0.84个百分点，消费就提高1个百分点，其它的收入项目都并不显著。不难看出主要性的收入来源，分布广，比重大，对消费的影响是巨大的。
3 结语
通过对近十多年来城镇居民与农村居民收入结构对其消费影响进行分析比较，可以发现城镇居民工资性收入的贡献最大，经营性收入最小，农村居民的经营性收入的贡献最大。但这并不意味着仅增加贡献大的收入项目，因为替代率递减规律的存在，收入项目的共性与特性的存在，使得存在一個最优的收入存量配置来实现消费水平的最大化，政府的政策目标就是进一步调控收入分配，以使各收入项目比重趋于最优的配置。
综上所述，收入结构确会对消费产生一定的影响，既有特性又有共性。在面临需求不足而总收入增长又较为乏力时，通过相关政策进一步优化收入存量的配置仍有助于提振需求。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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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彭博
【摘要】收入分配差距与消费需求的关系问题一直是社会所关注的热点问题。随着改革开放进程不断推进，我国经济经历了三十余年的快速增长，但收入分配差距却呈现出了扩大的趋势，进而直接或间接地影响我国居民的消费需求，使我国居民消费率长期处于较低水平。本文以消费理论研究为基础，深入研究收入分配差距对消费需求的影响，探寻缩小收入分配差距与提升消费需求的政策建议，具有一定的理论与现实意义。本文通过分析城镇居民收入差距对中低收入组居民的消费行为和消费倾向的影响，指出由于收入差距扩大，导致中低收入组居民的收入预期下降，支出预期上升，从而得出我国经济增长应更多地依靠缩小城镇居民收入差距，刺激消费需求扩大的结论。
【关键词】城镇居民 收入分配差距 消费倾向 消费需求
面对着国际国内复杂的经济形势，我国2011年“十二五”规划和政府工作报告提出，要切实增加居民收入和提高居民消费率。特别是政府工作报告里提出了“双同步”的政策，要使居民收入的增长速度和经济增长速度同步，使工资的增长速度与劳动生产率的增长速度同步。“双同步”的战略在我国分配制度上是一个重大的突破。改革开放三十年，国家一贯的政策就是强调居民收入的增长不能高于经济增长速度;工资的增长不能高于劳动生产率的增长速度，所以每年工资的增长速度比劳动生产率的增长速度低两、三个百分点，居民收入的增长速度比经济增长速度低两、三个百分点。30年累计下来，使我国的居民收入占国民总收入的比例由最高的时候，1985年的57%下降到43%，使居民消费率由最高的1985年的53%下降到现在的35%。所以，我们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走内生性的增长道路才能够提供保障，要增加就業，通过增加就业来增加居民收入。而经济发展方式为何要转变?究其原因，在于现存的经济发展方式的增长动力不足。拉动经济增长主要有三个要素：消费，投资，出口。其中，消费是主体，是带动经济增长的主导因素。
尽管我国经济在改革开放后的三十年间经历了较快增长，但我国居民消费增长速度与GDP同期增速相比仍然滞后，也就是居民消费率(即居民消费占GDP比重)呈不断下降的趋势。消费率高低并不反映这个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而是只反映消费对经济的拉动力，反映国民收入初次分配的状况。1978年居民消费率为48.79%，八十年代基本都在50%左右波动，但九十年代以后，逐年下降，2010年降至33.80%，2011年也为35%左右。中国居民消费率不仅低于发达国家，也同样低于发展中国家。
表1-1 2000～2010年国内生产总值和居民消费支出情况 单位：亿元
扩大内需特别是扩大居民的消费需求是保持经济持续平稳发展的唯一途径。然而，近些年来，中国居民消费意愿不足，消费需求不旺盛，已成为一个既定的事实。从表1-1可以看出，2000年至 2010年期间，中国居民的消费率呈下降趋势，从2000年的39%下降到2010年的33%。
中国消费率之所以如此之低，其根本原因在于收入分配制度，经济增长所创造的大部分财富被少数人(包括政府)占有，而大部分人的收入很低，收入差距很大。特别是2007年以来，在爆发于美国的次贷危机演变成波及全球的经济危机的影响下，全球的消费陡然下降，部分发达国家再工业化，重新回归实体经济，严重依赖出口的我国经济增速明显放缓，以外需代替内需的经济增长方式受到了巨大冲击。因此，内需不足已经成为制约我国经济发展的瓶颈，而由收入分配制度所带来的收入分配差距拉大，则是影响我国消费需求的根本因素。
鉴于以上分析可以看到，通过研究验证收入分配差距与消费需求的因果关系，并探寻出使二者和谐发展的途径，努力缩小收入分配差距，从而降低其对消费需求的不利影响，对于推进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扩大内需战略的实施，以及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都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消费不振与我国城镇居民收入差距扩大之间存在着一定的联系，所以调解收入差距，对扩大消费需求有一定的必要性和重要性。
一、西方消费理论分析
(一)绝对收入消费理论
凯恩斯的绝对收入假说是假定消费是人们收入水平的函数,它的基本含义是消费是自发消费和引致消费的和，消费者的消费主要取决于即期收入。从凯恩斯的绝对收入假说可以看出一个家户收入越高，消费在收入中所占比例就越小，而储蓄所占比例就越大。这也意味着如果采取“劫富济贫”式的收入再分配政策，整个社会的平均消费倾向就会提高;但如果相反，极端的收入分配不均就会使社会整体的平均消费倾向降低，产生消费需求不足。如果居民之间收入差距极大，那么会使社会整体的平均消费倾向降低，从而消费需求不足。
目前，在我国关于收入差距和消费影响的讨论中，绝对收入假说有其重大现实意义。依据凯恩斯的边际消费倾向递减规律，随着收入增加，消费也相应增加，但消费在收入中所占比例递减，即边际消费倾向递减，而高收入者的边际消费倾向较低，低收入者的边际消费倾向较高，如果两者差距很大，那么总的平均消费倾向就会降低，出现消费不足的情况。
(二)相对收入消费理论
相对收入假设是由J.S.杜森贝里于1949年提出的与绝对收入假设对立的一种理论。他认为消费者会受自己过去的消费习惯以及周围消费水准的影响来决定消费，从而消费是相对决定的。
根据相对收入假说，我们可以得出人们的消费不是由绝对收入决定的，而是由示范效应和棘轮效应所决定的收入决定的。由此，可以得出收入分配会对消费产生影响。根据示范效应，收入分配平等化措施会缩小收入差距，减少赶上别人的压力，进而减少消费。根据棘轮效应，收入增加将导致消费增加，收入减少却难以导致消费减少，所以居民收入差距的缩小会增加消费。随着城镇居民收入差距的扩大，消费的示范效应越来越强，相对收入假说对居民消费储蓄行为的解释力也越来越强。
(三)生命周期消费理论
莫迪利安尼认为，每个家庭都是根据一生的全部预期收入来安排自己的消费支出的，即每个家庭在每一时点上的消费和储蓄决策都反映了该家庭希望在其生命周期各个阶段达到消费的理想分布，以实现一生消费效应最大化的企图。
依据生命周期假说，个人是在长期中计划其消费储蓄行为的，为的是在他们一生中以最好的可能方式配置其消费，绝大多数人选择稳定的生活方式，他们在每一时期大致消费同样的水平，而且，收入极其易变的个人暂时收入的边际消费倾向相对较低，而收入非常稳定的个人暂时收入的边际消费倾向相对较高。因此，居民收入差距扩大会使整个社会的边际消费倾向降低。
二、我国城镇居民收入差距扩大的现状及成因分析
(一)城镇居民收入差距扩大现状
1.不同收入阶层之间的收入差距。从上表中可以看出我国城镇居民高收入户收入增长较快，而低收入户收入增长缓慢，造成不同收入阶层的收入差距在扩大。在这几年时间里，最低收入户人均可支配收入只增长6860.64元，而最高收入户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了24988.73元，贫富差距拉大。但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个人的综合素质的高低与收入成正比关系。教育程度越高、能力越强，收入越高，这是符合经济发展规律的，也只有这样，才能充分调动人们的积极性和创造性。
2.不同地区之间的收入差距。从上表中可以看出我国东部地区与中西部以及东北地区人均可支配收入存在差距。拿东部地区和东北地区做比较来看，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差距由2005年的4644.92元扩大到2009年的6628.87元。但因发展基础、自然禀赋等差距导致的经济发达程度的差异在任何国家和社会都会普遍存在，对于我国这样一个大国来说更是如此。不同地区之间在地理位置、自然条件、经济基础以及各种资源占有方面的差异都不可避免地表现为收入水平的差距。
(二)城镇居民收入差距扩大的不合理因素分析
造成收入差距扩大或说引起社会大众不满的更多是不合理因素所致：一是垄断等不公平竞争导致的收入差距扩大。一些部门或行业甚至一些个体社会成员，或通过各种市场进入限制，进行垄断经营;或控制、操纵市场价格以获得超额利润;或利用信息不对称进行不公平交易甚至实施投机，并突出地表现为这些行业或部门从业人员与其他群体收入差距的不合理扩大。二是腐败和违法现象加剧了收入分配不公。目前，社会反映最为强烈、影响最为突出的是利用职权牟取不义之财的腐败行为。另外，偷税漏税、走私贩私、制售假冒伪劣产品、进行非法交易等的现象存在，成为各种黑色收入的主要来源。由于种种非法收入造就了一批高收入阶层，从而加大了社会的两极分化。三是政策因素导致地区间的收入差距。尽管地区之间的差距与自然禀赋及过去的经济基础有关。同时，也与改革开放的推进顺序、发展过程中的差别政策有关。无论是沿海地区对外开放的优惠政策，还是基础设施、重点项目等领域的投资政策，都不同程度地影响到地区之间经济发展的平衡，进而造成地区间收入差距的扩大。四是税收对收入差距的调节力度不足。据分析，目前征收的个人所得税中，80%左右来源于职工工资收入。这表明，税收没有调节到应该调节的重点，即各种工资外收入和各种高收入者。五是社会保障体系建设滞后，对低收入阶层的保护不力。尽管我国的社会保障部门为推行新的社会保障体系做了大量工作，但是当前我国社会保障模式及其运行状况还远远不能适应经济改革与发展的需要。
三、收入差距对消费需求的影响
中国在制度变迁和经济发展过程中，一个突出的现象就是收入分配差距不断扩大，而传统研究消费倾向变化都是假定收入差距是基本保持不变的，因此应该把收入分配差距变化应该纳入到消费倾向变化研究中。
(一)收入差距过大导致居民的整体消费倾向下降
从上述居民收入变化可以看出，城市居民家庭由于收入差距的拉开，形成了高收入阶层和低收入阶层。对高收入阶层来说，其收入水平远远超过其可消费的最大水平，大部分收入都无从消费。因此，高收入阶层的边际消费倾向是随着收入的增加而递减的。对低收入阶层来说，其收入的大部分用来满足基本生活必需品的购买，小部分用来购买家庭耐用消费品。低收入阶层的耐用消费品远未普及，如果他们的收入增加，则收入增量的大部分会用于增加消费品的购买。因此，低收入阶层的边际消费倾向要比高收入阶层高。在居民收入差距不断扩大的情况下，高收入阶层的购买愿望不足，而低收入阶层的潜在消费需求因收入下降难以转化为现实需求，收入差距扩大和两极分化引起全社会边际消费倾向的降低和有效需求的不足。
表3-1 城镇居民分层平均消费倾向
居民分层平均消费倾向：各收入层的消费支出与收入之比。由于收入发生了变化，居民消费支出行为也随着发生变化，导致各收入阶层的消费倾向呈现出明显差异，从上表可以看出，2000～2009年，城市居民的平均消费倾向从低收入阶层、中等收入阶层到高收入阶层逐渐递减，说明高收入阶层的消费倾向低，低收入阶层的消费倾向高，符合凯恩斯提出的“边际消费倾向递减规律”。高收入阶层的低消费倾向直接拉低了社会平均消费倾向，从而会影响着总的消费支出的加总结果。
(二)收入差距过大造成供给不足制约了消费需求
消费行为的实现不仅要有有支付能力的有效需求，而且还要有相应的供给保障，有效需求才能转变为现实的需求。由于收入水平悬殊，生产者就面临着究竟是向全体居民供应，还是只向高收入者或是低收入者供应的选择。现实中生产者选择的大多数结果是仅向高收入者供应商品。如此以来，低收入者的有效需求就面临着供给约束，有效需求无法得到实现。这正是我国目前一方面现实需求不足，另一方面又有大量的企业库存现象的原因。那么企业为什么不向低收入者供应商品呢?原因是企业向低收入者供应商品将得不偿失。
(三)收入差距过大改变消费预期制约了消费需求
生命周期理论认为一个人的消费不仅取决于当期的收入，而且还要考虑到整个生命周期。由此，预期就成为影响个体各期消费的一个重要因素。收入差距过大的存在会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一个人的消费预期，从而影响现实的消费。对低收入者而言，首先，收入差距过大影响对未来收入的预期，由于当期的收入有限，考虑到在一定的时间内又无法改变影响收入的条件，自然就会预期未来收入增长有限，为了维持生活水平，就不会扩大当期的消费，更不会用消费信贷等手段来扩大自己的消费。其次，收入差距过大的存在使低收入者对未来的消费支出的预期增加。就我国目前而言，由于一部分高收入阶层的示范作用，导致房价上涨，平均教育支出增加。低收入者如果在未来要消费这商品，就必须增加支出，但收入又有限，唯一的办法就是压低消费，增加储蓄，以备未来之需。再次，收入差距影过大影响消费者的消费环境，从而影响预期，降低消费水平。收入差距的悬殊，使不同的消费者进入不同的社会消费环境。如城市的低收入居民就只可能居住在条件有限的城区，如棚户区、城中村等，而高收入者则可以居住在条件较好的生活区。这就形成了一些非正式的社会关系，而这些关系，即社会消费环境将会影响居民个人的消费预期，从而影响消费水平。对高收入阶层而言，首先，其基本的需求已经得到了满足，收入的增加并不会带来大量的消费支出，即凯恩斯的边际消费倾向递减规律所预言的收入水平越高，平均消费倾向越低。其次，高收入者为了在未来仍保持这样一种有利的地位也可能并不增加当期的消费，而是进行积累，提高在未来获取更高收入的能力。再次，由于我国经济的整体发展水平仍不高，高档消费品供给能力也有限，这也导致一部分高消费需求无法实现。
(四)收入差距过大影响扩张消费政策的实施
面对消费需求的不足，政府可以利用一定的政策措施来扩大消费，但是收入差距过大的存在给扩张消费政策的制定和实施带来了不利的影响。首先，对政策制定者而言。收入差距过大使政府不可能制定一个普遍适用的政策来扩大消费。由于各个人有不同的收入水平，就会有不同的消费行为，要想扩大全社会的消费水平，政府就必须针对不同的消费群体制定不同的政策。这会增加政策制定的难度。其次，对政策的实施对象而言。不同的收入群体对相同的政策可能做出不同的，甚至完全相反的反映，从而相互抵消政策效应。如国家制定的高利息所得税，高收入者由于基本消费需要已經满足，如果更高的消费需求由于供应条件无法满足，而又没有其他的可以投资的场所时，也只得将财产放在银行里。而低收入者反正自己的存款有限，有的根本就没有存款，无论多高的税都影响不了他的现实生活水平。这使得即使我国有20%的利息所得税，但银行存款却仍然每年递增。
(五)在示范效应的作用下收入差距过大制约了消费需求
当我们将分析由个体分析扩展到宏观分析时，就必须考虑连带外部效应的影响。杜森贝利认为个体的消费水平不仅受自身当期的收入影响，同时还受到过去消费习惯和周围其他人的消费水平的影响。连带外部正效应的一个例子就是示范效应，即个人对一种商品的消费量取决于现在已经有多少人消费了这种商品。其他人消费的越多，这个人也就消费的越多。但是当存在收入差距时，即使一部分消费者有攀比的欲望，但由于没有攀比的能力，则不仅会直接导致其自身的消费量下降，还会影响到其他人的消费量，因为另一部分消费者由于社会上还没有出现足够多的消费者，他也会持币观望，暂不消费。如此以来，就会导致消费需求以更大的比例下降。
四、缩小收入差距、提高消费倾向的对策
当前我国城鎮居民收入差距的扩大在经济学上体现的是效率与公平的问题，也是由我国市场经济改革以及制度政策变迁等因素造成的。因此，为提高城镇居民收入水平，缩小收入差距，我们应从以下几方面着手：
(一)运用宏观政策切实提高居民收入
应用政策引导，发挥行政事业单位职工收入增长的示范作用，带动城镇居民收入增长，充分调动广大干部职工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一是用足用活中央工资分配政策，积极落实国家增资政策。二是按照“小步快走”和“谁出政策谁拿钱”的方针，有计划地适时出台一些地方性的补贴政策。三是对企业职工工资的增加按照有关政策进行督察，并及时调整地方性最低工资标准。四是适时适当提高离退休人员工资，以此形成城镇居民稳定增收的机制。
(二)通过促进就业提高居民收入
就业问题是增加城镇居民收入的一个关键问题。我国工业发展相对滞后，城镇就业压力与农村劳动力剩余同时存在，新成长的劳动力就业与下岗失业人员再就业问题相互交织，大量的劳动力问题急需解决，就业问题已成为增加居民收入的首要问题，必须通过经济的快速发展来带动扩大就业。要在发展高科技产业的同时，进一步发展且有比较优势和市场需求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大力发展就业容量大的第三产业，扶持中小企业、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大力开展社区服务，努力增加更多的就业岗位。
(三)完善收入分配制度提高中低收入群体的收入
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 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着力提高低收入者收入水平，逐步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有效调节过高收入，坚决取缔非法收入，促进共同富裕。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应处理好效率和公平的关系，再分配更加注重公平，把公平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上，强化对产生收入差异的不合理因素的有效调控，通过税赋调节和财政转移支付手段协调城乡、地区、行业和不同社会群体之间的分配关系，实现收入在不同收入阶层共同增长，带动全社会整体富裕程度上升，在优先满足基本生活需要的基础上，提高低收入者的收入。
(四)建立多层次的社会保障制度
完善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要坚持社会统筹和个人账户相结合的基本养老保险模式，要进一步扩大企业基本养老保险制度覆盖面，将各种所有制企业职工都逐步步入基本养老保险范围，适当提高基本养老保险统筹层次，逐步做实个人账户;建立健全事业保险制度：进一步扩大失业保险的范围，逐步将国有企业下岗职工基本生活保障制度与失业保险并轨;全面落实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实行这一制度，要将符合条件的城市困难居民全部纳入最低生活保障范围，并确定适当的保障标准;实行城市医疗保险制度，还必须配套进行医疗卫生和医药管理体制的改革，逐步将基本医疗保险覆盖至城镇大多数从业人员。
五、结语
由以上分析可以看出，中国城镇居民收入差距的扩大对消费需求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不仅使居民的消费率呈现持续下降的趋势，而且降低了城镇居民的平均消费倾向。依据凯恩斯的边际消费倾向递减规律，高收入者的消费随着收入的增加而增加，但增加消费的比率大大低于收入增加的比率，所以高收入人群的边际消费倾向较低，他们的高收入无法转化为消费;低收入者的消费也随着收入的增加而增加，但收入增加缓慢且不多，所以低收入人群的边际消费倾向较高，他们有欲望但无能力消费。在我国，高收入人群还是占了很小一部分，中低收入人群庞大，因此整个社会的平均消费倾向降低。提高城镇居民收入水平，缩小收入差距是扩大国内需求的一个重要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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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罗芳(1964-)，女，吉林长春人，上海理工大学，博士，硕导，研究方向：区域经济，国际经济;韩玉香(1986-)，女，江苏无锡人，上海理工大学，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区域经济学。
作者：罗芳 韩玉香
摘要：近年来江西省的经济总量快速增长，最终消费率却逐年降低。收入是决定居民消费水平和质量的根本性因素。随着江西省城乡居民收入比呈现波浪式上升，农村消费需求严重不足的问题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基于1990—2012年的数据，对江西省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与人均消费支出差异进行了协整检验、误差修正模型分析。结果表明，城乡收入差距的扩大是城乡消费差距出现的直接诱因，而城乡消费差距的存在进一步加深了城乡居民生活质量的不平衡;在此基础上，提出缩小当前江西省城乡居民的收入差距，促进农村消费的对策建议。
关键词：消费差距;最终消费率;协整分析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以来，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完善，中国经济迎来了长期、高速增长的黄金时期。江西省的地区生产总值从1978年的87亿元(以当年价格计算)上升到2012年的12948.5亿元，年均增长率超过10%，城乡居民的收入与消费水平均有较大程度的提高。然而经济的高速增长却没能形成与之相匹配的消费需求市场，最终消费率由1990年的0.72下降到2012年的0.48。2012年江西省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支出12776元，扣除价格因素同比实际增长6%;而同期农村居民消费支出仅超过5000元，城乡消费差距至少相差十年以上。构筑在城乡分割基础上的二元经济结构导致城乡居民的收入差距不断扩大，而城乡居民消费水平的分化难以提供国民经济稳定增长的持续动力，因此缩小城乡差距，发掘农村消费潜力显得尤为重要。
1江西省城乡居民收入与消费差距的现状分析
1.1江西省城乡居民收入与消费差距的趋势分析
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城乡居民的收入和消费支出都得到了显著地增长，但不容忽视的是二者的差距也在不断扩大。据统计，1990年至2012年间江西省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加了15.7倍，高达19860元，而农村名义人均纯收入仅增加到7828元，城乡居民名义收入比达到2.54∶1。据图1可知，1990—2012年江西省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呈三阶段上升的趋势，1990-1997年城乡收入差距并不明显，1998-2006年开始缓慢扩大，2007年至今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呈现加速攀升的态势。
收入差距主要是通过消费的分化体现出来。据分析，城乡居民名义消费支出差额从1990年的406元扩大到了2012年的7000多元，城乡居民实际消费支出比从1990年的1.7∶1扩大到2012年的2.16∶1，所以随着城乡收入差距的扩大，江西省城乡消费差距的变动与之呈现同步变化的态势(如图1)，而且农村居民生活消费水平落后城镇居民至少十年。
和消费差距(根据历年江西统计年鉴整理得出)1.2江西省城乡居民收入与消费差距的相关分析
江西省城镇和农村具有较明显的二元经济结构特征。城镇居民主要以工资性收入为主，江西省工资性收入对总收入增长的贡献率高达50%，因此消费的稳定性较强。而农村居民主要依靠农产品的销售收入，江西作为一个典型的山区省份，农业的产出和农民的收入都非常不稳定，受客观因素影响较大，因此消费支出的非稳定性波动十分明显。
由图2可知，1990—2012年江西省城乡居民收入与消费差距之间具有高度的相关性，可以用线性方程拟合。因此，可以说城乡收入差距的扩大很大程度上打击了农村居民的消费信心，另一方面农村居民有节俭的传统，储蓄意识较强，最终使得经济的可持续发展难以得到潜力巨大的农民群体的支撑。
(根据历年江西统计年鉴整理得出)2江西省城乡居民收入与消费差距的实证分析
2.1数据的选择与模型的设定
为了保证分析口径和样本区间的一致性，本文所有数据都取自于《江西统计年鉴(1991-2012)》，具体的计量分析采用Eviews 6.0完成。
在模型的设定上，用y表示城乡消费差距，具体数据由江西省城镇居民与农村居民的人均消费支出相减求得;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作为解释变量，用x来表示，具体数值由江西省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减掉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得出。为了消除物价波动的影响，我们用城乡居民消费价格指数(以1990年为基期)对以上数据进行了平减。另外为了避免伪回归问题，对城乡居民的收入与消费差距进行对数化处理，记为lny和lnx，因此模型设立如下：
ln y=α+βlnx+ε2.2序列的单位根检验
对于非平稳序列的方程估计，容易造成不能预测未来信息的“伪回归”，因此本文先采用ADF检验方法来判断，其中最优滞后期根据AIC和SIC准则自动选取。由图2可以看出，两者具有明显的线性关系，因此ADF检验选择既含有趋势项又有截距项。由表1可知，lny和lnx序列不能拒绝原假设，是非平稳的;但经过二阶差分后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拒绝原假设，因此可以确定二者都是二阶单整序列。
2.3协整检验
对变量之间的关系进行协整分析是正确建立经济计量模型的先决条件。本文先对lny与lnx进行最小二乘回归，可以得到协整方程如下：
以上结果表明，调整的可决系数为0.99，模型的整体拟合优度非常好，F值为2326.267，通过了回归方程的显著性检验。回归系数为0.88，表明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每扩大1个百分点，会导致城乡居民消费差距增加0.88个百分点，也通过了回归系数的显著水平检验。然后对协整方程的残差序列进行单位根检验，结果如表2。
表2残差的单位根检验
变量ADF值1%临界值5%临界值10%临界值结论ε-3.26-3.77-3-2.64平稳由表2可知，残差序列在5%的显著水平下拒绝原假设，接受不存在单位根的假设，因此说明lny和lnx之间存在协整关系，协整向量为(1，-0.88)，即1990年—2012年江西省城乡居民收入与消费差距之间的同向变动关系非常显著。
2.4误差修正模型
从上述结果可以看出，lny与lnx具有协整关系，即江西省城乡居民的收入与消费差距之间具有长期的均衡关系，因此可以通过误差修正模型来分析两者之间的数量关系。建立模型如下：
从以上结果看出，F值为14.03，通过了回归方程的显著性检验，模型整体的拟合效果较好。回归系数的t统计量为4.28，通过了显著水平的统计检验。在误差模型中，差分项反映了短期波动的影响;所以，从短期来看，1990—2012年间江西省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扩大1个百分点，将导致消费差距拉大0.66个百分点。误差修正项ecm的系数为-0.68，符合反向修正机制，表明当短期变动偏离长期均衡时，将以(-0.68)的调整力度将非均衡状态拉回到均衡状态。
3缩小江西省城乡居民收入与消费差距的对策分析
通过以上分析看出，采取有针对性的措施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创造农民的消费需求，是刺激江西省经济发展的着力点，增强国民经济内在动力的重要方向。
3.1调整城乡收入分配格局，提高农民的工资性收入
为了提高居民的整体消费水平，首先季节调整三大分配关系，在国民收入初次分配中，应增加劳动力要素的分配比例，尤其是提高农民的工资性收入。要加快建立城乡统一的劳动力市场，加快城镇化进程，发挥红色资源优势，促进农村第三产业的发展。加快技术进步，努力就地、就近建立劳动密集型农产品加工企业，开展农业产业化经营，创造更多的就业途径和机会，促进农村剩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的转移。顺应我国产业结构调整和发展生态产业的要求，积极、有序的引导农村居民进入非农领域，促进农民工资性收入的稳定增长。
3.2加大对农民的转移支付力度，稳定农民收入增长预期
当前政府的转移支付应向农村居民尤其是农村困难群体倾斜。首先增加农村的教育支出，优化三级教育结构，提高义务教育水平，尤其是农村幼儿的教育水平。其次增加农村特别是贫困地区的医疗卫生支出，不断完善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确保一定质量和数量的医疗卫生器械和医务人员的到位。在提高农民生活方面，政府应进一步加大摩托车、家电、电脑等电器下乡的实施力度，不仅可以开拓农村市场，还可以促进农业现代化、农民市民化发展。最后应建立农产品收购与价格补贴的长效机制，解决农民丰产不丰收的问题，稳定农村居民的收入预期，促进农村消费水平的提高。
3.3加快完善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建立城乡统一的社会保障制度
社会保障体系的建设和完善是一个长期而复杂的过程。随着我国人口老龄化的加速，扩大农村社会保障体系的覆盖面，缓解甚至解决青壮年劳动力的后顾之忧显得尤为重要。其次重点应建立以大病统筹为主的互助合作医疗制度，使广大农民老有所养、病有所医、贫有所助，不至于因病致贫致困。在全国范围内逐步建立统一使用的社会保障个人账户，构建出一种长效机制，为进城务工人员和失地农民等劳动者的自由流动及其基本的生活消费水平提供保障。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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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杨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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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城乡居民各渠道收入对消费的影响 作者：南 兰
来源：《沿海企业与科技》2006年第02期
[摘 要]文章分析了我国城乡居民各主要渠道收入对整个城乡居民消费存在影响的原因，并对此进行了简要阐述以及提出了一些政策性建议。
[关键词]消费;各渠道收入;影响
[中图分类号] F213.4
[文献标识码]A
财政学调查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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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所得税调整对消费的影响
摘要：个人所得税是调节社会分配的主要税种，是贯彻社会政策的重要工具。在我国，个人所得税虽几经合并与改革，但从经济和社会发展及国际税收现状等角度来看，我国个人所得税仍然存在诸多问题。为了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要求必须对其进行改革，以使我国个人所得税制成为让国际趋势与我国社会经济现实结合，符合我国国情的、科学可行、更加完善的税制。我们注重研究税收和消费关系，目的是寻找改善总需求比例失衡的方法和途径，进而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引下，努力完善现行税收体系，提高居民消费水平，促进经济均衡发展，切实提高人民生活水平。
关键字：
个人所得税
公平与效率
税制改革
消费
正文：
个人所得税是调整征税机关与自然人(居民、非居民人)之间在个人所得税的征纳与管理过程中所发生的社会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称。目前，世界各国对个人所得税的课税模式有三种：分类所得税制、综合所得税制和混和所得税制。普遍实行的是综合所得税制或混合所得税制，几乎没有一个国家实行纯粹的分类所得税制。我国个人所得税实行的是分类所得税制。这种课税模式在我国的实践表明，它既缺乏弹性，又加大了征税成本。随着经济的发展和个人收入的增多，这种课税模式必然使税收征管更加困难和效率低下。但是，由于目前我国实行综合所得税制的条件尚不具备，完全放弃分类所得税模式可能会加剧税源失控、税收流失。所以，在现阶段采用综合所得课税为主、分类所得课税为辅的混合所得税模式比较切合实际。鉴于新一轮个人所得税改革要强化个人所得税的调节收入功能，应尽可能多地将应税所得列入综合征收项目。除税法明确规定的所得(如利息所得、偶然所得和其他所得)外，其他所得全部列入综合征收项目，实行按年综合申报纳税，以为课征期，符合量能纳税的原则。同时，要对不同所得进行合理的分类。从应税所得上看，属于投资性的、没有费用扣除的应税项目，如利息、股息、红利所得、股票转让所得、偶然所得等宜实行分类所得征税;属于劳动报酬所得和费用扣除的应税项目，如工资薪金、劳务报酬、生产经营、承包承租、稿酬、特许权使用费、财产租赁、财产转让等项目，宜实行综合征收。实行混合所得税制，既有利于解决征管中的税源流失问题，又有利于税收政策的公平。 从目前情况看，我国个人所得税的调节作用低效，偷、逃、避税现象十分普遍，税收流失严重，其前提就是个人所得税税制本身缺乏科学性和合理性，以及存在税基隐性、征管不到位、打击力度不够等问题。对此应从源头上抓起，采取措施尽可能使个人收入显性化。但是这个问题并非税务部门一家所能解决的，需要相关部门出台各种配套措施来进行，具体有：1.税款的缴纳，2.征管措施的完善， 3.其他配套措施的完善，4.要继续修订、充实《税收征收管理法》，尽快下达实施细则，使之更适应个人所得税的征收管理需要，为个人所得税的征收管理工作提供有力的法律保障，以确保个人所得税制度的顺利实施。
2008年11月, 国务院常务会议批准了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提交的增值税转型改革方案, 决定自2009年1月1日起, 在全国范围内实施增值税转型改革。意味着我国实行了15年的生产型增值税制度将实现向消费型增值税的转变。 官方可以查询到的数据: 美国消费占GDP的比例是86%; 日本消费占GDP 的比例是75%; 德国消费占GDP 的比例是78%; 中国消费占GDP 的比例约是50%。发达国家希望抑制消费增加投资, 我国的情况恰恰相反, 虽然国家制定的政策一直向刺激消费倾斜, 但中国的劳动密集型企业和服务型企业的劳动要素投入高达65%。从已有的实际情况看, 消费型增值税下投资越多, 实际税收负担率越低, 投资越少实际税收负担率越高, 投资增加对增值税税收负担影响的程度最高。随投资的变化, 当投资增加或减少时, 税收负担率不同, 从而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也是不一样的。消费型增值税对投资的刺激作用基本不受投资结构的影响。同时增值税转型形成对通货膨胀的刺激效应和经济结构的调整效应, 从经济周期的角度看, 在经济出现逐步下降的时候, 消费型增值税可以起到保护投资、刺激经济增长的作用。在经济增长旺盛的时候, 消费型增值税的实施, 对投资的促进作用有可能加剧通货膨胀的程度。实际上, 在我国进入资本有机构成越来越高的经济条件下, 经济增长愈快, 固定资产投资愈多,消费型增值税也就越刺激投资的膨胀。另一方面, 增值税转型是为了将国内的投资和消费进行平衡, 最终扩大内需。内需分为投资和消费,消费分为居民消费和政府消费。中国是比较少见的投资、贸易远远超过消费的国家, 消费率从1990年的62.5%下降到目前的50%, 投资率从1990 年的34.9%上升到2007年的42.1%。消费是投资和生产的最终目标, 也是GDP 的组成部分。居民消费增加1%使GDP增加0.42%, 政府消费增加1%使GDP增加0.21%, 投资增加1%使GDP 增加0.37%。投资形成的生产能力被消费吸收才产生新的投资需求, 这就要求我们的政策向“真正”刺激消费倾斜。
单就税收与消费之间的关系而言，税收作为一项行之有效的政策工具，核心目标不外乎三点：其一，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增加居民的收入水平，尤其是低收入群体的收入水平;其二，调节居民消费倾向，增强居民的消费意愿和购买能力;其三，提倡环保、绿色、节约等消费理念，改变和优化居民的消费结构，从而减轻环境与资源等方面压力。
为了让高收入者比低收入者多纳税并以此来调节收入分配，实行综合税制应当成为我国个人所得税的改革方向，在过去的一段时间，工资薪金所得的费用扣除标准，一直是社会关注的焦点，要求提高费用扣除标准的呼声不断。但这并非个人所得税改革或减税的要点，原因有二：其一，就我国居民现有的收入水平而言，在2000元的基础上继续上调的话，减税的主要受益群体不再是中低收入者，而是高收入者，或者说，高收入者要比中低收入者享受到更多的税收减免，而这与收入分配的调节目标是背道而驰的;其二，若是一味地提高费用扣除标准，工资薪金所得很可能面临税源枯竭的处境。
按照性质分类，居民收入要么用于当期消费，要么用于储蓄，以备将来消费之用，在收入给定的前提下，消费与储蓄存在着此消彼长的关系，所以，对储蓄征税也必然间接影响到居民的消费行为。在现行税制中，只有利息所得税名义上是以居民储蓄收益为课征对象，现已暂免征收，也就是说，当前没有一个税种是对居民的储蓄收益进行征税，这对拉动居民消费和调节收入分配都是极为不利的。 主张取消利息所得税的理由是，利息所得税的纳税主体是中低收入者，而他们的储蓄是应对未来在医疗、教育以及养老等基本民生项目的支出，因此，对存款利息征税将会削弱中低收入者未来的消费能力。这是一个似是而非的解释。社会普遍认同的一个说法，20%的高收入者拥有银行80%的存款，而80%的中低收入者拥有银行20%的存款，若按此推理，对存款利息所得免税所带来的好处，80%是被高收入者攫取，而中低收入者只享有20%的好处。与中低收入者的储蓄目的不同的是，高收入者的储蓄主要是投资，对利息所得免税，也就相当于对投资免税，这无疑是在拉大收入差距。
相反，若是国家不取消利息所得税，而是把征收上来的利息所得税，通过转移支付的形式“补贴”给中低收入者，或者改善民生领域基本公共服务的供给水平，效果是截然不同的，因为中低收入者之所以不敢花钱的根源之一在于民生领域基本公共服务供给不足。
社会舆论围绕着买房子属于消费还是储蓄(或投资)的问题，争论不休。事实上，居民购买住房的支付(首付和还贷)应当算作储蓄，而且这部分的储蓄在过去几年里有着较高的增长。对于刚性需求和改善型需求的购房者而言，过高的房价实际上是在强制他们高储蓄，而且是不易变现，甚至是不能变现的高储蓄，这无疑会限制这部分居民的实际购买力。如果能够有效地减轻这部分居民的购房负担，比如，对个人销售和购买普通住房暂免征收印花税和土地增值税，并放宽个人转让住房的营业税优惠政策，会在一定程度上释放他们的实际购买力，进而刺激消费。
由于市场机制中价格的调整，政府对企业、产品、服务课征的流转税，一部分税负会以价格的形式转嫁给消费者，进而对消费者的需求结构产生影响。在现行流转税体系中，除了增值税转型对提高居民收入有显著效果而其他效果较小外，其余税种都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居民的消费行为和消费结构。因此，有必要调整和优化流转税体系来拉动消费以及改善消费结构。
与世界主要国家相比，我国的消费税税制，一是课征对象过于狭窄，仍然有许多有害品、奢侈品以及高能耗产品没有纳入征税范围;二是部分应税消费品的税率较低，其抑制消费的作用有限，比如高档烟和酒的消费税率。实行结构性减税，并不等同于全面减税，有必要适时进行选择性增税，但无论出于扩大居民消费还是社会公平的考虑，未来一段时间里，税收的新增长点不应该选择与居民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商品和服务，而是要逐步扩大消费税的征税范围以及提高部分应税商品的消费税税率。
国家的结构性减税政策不仅贯穿于企业的生产领域，而且延伸到居民的消费领域，通过税收优惠或税式支出等形式增加居民消费的积极性。比如，针对农村居民的“家电下乡”、“农用机具下乡”的财政补贴政策;针对城市居民的家电“以旧换新”的财政补贴政策等等。再如，自2009年1月20日至12月31日对购买1.6升及以下排量乘用车的消费者减按5%征收车辆购置税。上述政策的出台，对刺激消费与改善民生，对振兴家电和汽车等重要产业，有显著作用。 简而言之，我们强调扩大内需，注重研究税收和消费关系，目的并非一味追求减税来增加居民消费，而是在现阶段我国居民消费水平相对投资和出口较低的情况下，寻找改善总需求比例失衡的方法和途径，进而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引下，努力完善现行税收体系，提高居民消费水平，促进经济均衡发展，切实提高人民生活水平。
1.影响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表层因素
(1)农业结构不合理，农民增收困难。这里的农业结构不仅包括农业的生产结构，也包括农业市场结构。具体表现在：①种植业结构趋同,品质不高;②农业产业体系发育不完全,特色不明显;③农产品市场体系不健全,流通不畅;④农业产业化经营程度低,增产不增收。但从世界范围看,我国农业生产率低,农产品竞争力不强,这种格局并没有得到根本性的改善。因此,要通过农业产业收入增加来大幅提高农民收入还很困难。
(2)农村中非农产业不发达，农民收入增长缓慢。非农产业是指农村中乡镇企业和农户的非农产业经营。虽然部分农民收入由过去主要依靠农业经营收入为主逐步转为依靠农村非农产业的发展为主,但是,近几年农村发展的实际状况却表明农村中非农产业的发展不容乐观：①农民从乡镇企业得到的收入和外出打工收入增长放慢。这是农民现阶段获取非农收入的两条主要渠道,也是农民纯收入的两个重要来源。根据统计资料，1997年农民这两项收入之和是414元,1998年和1999年分别为448元和491元,三年年均增长10.9%,增长速度比1990～1996年的平均增长速度下降10.6个百分点。②乡镇企业吸纳劳动力能力减弱,对农民收入的贡献率下降。由于乡镇企业机械化作业程度不断提高,使得乡镇企业吸纳就业的能力明显下降,1998年在当地转移的劳动力中,只有10.8%在乡镇企业就业,比1995年下降了19.2个百分点。仅1997年和1998年两年,乡镇企业的从业人员就比1996年减少900多万人,1999和2000年乡镇企业的从业人员继续减少。由于吸纳就业能力的下降,靠乡镇企业增长增加农民收入的难度进一步加大。此外,在市场经济机制不断完善、市场竞争日益激烈且市场秩序日益规范的情况下,乡镇企业机制灵活的特点已经不再具有比较优势,加上国家加大了对环境保护的政策力度,使一些污染大、对生态损害严重、资源浪费大的乡镇企业的生存发展受到严重制约。在这种环境下,很多乡镇企业破产倒闭,导致大量的农村工人失业,使得农村居民从乡镇企业获得的劳动报酬下降。③农村个体经济的发展比不上城镇个体经济的发展。家庭经营非农产业是农村非农产业发展的一条重要途径,近几年,国家为鼓励个体私营经济的发展,出台了多项政策,农村应瞄准这一时机加快其发展。
(3)农村剩余劳动力大量涌现,大量轻壮劳力就业无门,造成农民收入低下且增长缓慢。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出路显然在城市和城镇,但是我国城市化和城镇化严重滞后于农村劳动力转移的要求。①城市化水平低。城镇化水平低决定了大量从农业游离出来的劳动力将被滞留在农村;②小城镇建设滞后、总体水平低,影响了农村第三产业的发展和劳动力转移。小城镇可以吸纳大量的农村剩余劳动力,能促进农村产业结构的调整和优化,使第一产业人口下降,
二、三产业人口增长。但是,按国际标准统计,我国小城镇人口占城镇人口比重目前只有37.8%,比通常标准低7.2个百分点,就是说,少吸纳了3235万人。如果到2015年中国的城市化率能够达到45%,现有小城镇能够上规模上档次,未来小城镇发展可以成为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的主要力量。
(4)农民负担较重,农民的货币性收入增长跟不上实际负担的增长。近年来,国家对农民负担问题非常重视,出台了多项政策和规定,但一些地方的农民负担仍然很重。目前的农村税费改革已在各地进行了试点,并初见成效。农民负担在过去的一年里的确有了大幅度下降,但由于城乡收入的巨大差别,农民负担没有在根本上得到减轻。此外，农民收入低于城市居民的实际收入,可要交的税却远高于城市居民,如农业特产收入税、耕地占用税、农业税等等。
2.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扩大的深层因素
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扩大的深层因素是我国传统社会结构的等级制度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所产生的必然结果。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身份制度因素。目前有大约1亿以上农村劳动力流入城市谋求劳动机会,城市所有的脏活累活几乎全由他们承担。可是他们所得到的劳动报酬和其他相关待遇却很低。他们没有城市户口,没有“国家干部”或“国家职工”的编制。这些没有编制的就业者实际上得不到国家制度的认可,他们的权益当然也得不到应有的保护。他们被社会称为“临时工”或者“民工”。在城市里,他们饱受歧视,被认为是社会的最底层。与城市就业者相比,“民工”所得到的劳动报酬,仅仅是他们所应该得到的极小的一部分。城市职工大致可以被看做“国家的人”,他们享有近代以来在西方工业社会普遍流行的一些劳动保障和福利保障,干部更是在一般城市职工之上享有种种特殊权利和利益。而农村人口几乎是被隔离于制度之外的人口,他们没有国家保障的工资，没有医疗保障、没有住房保障、没有教育服务和体育娱乐服务。身份制度的存在使农村大量剩余劳力束缚在土地上，形成隐性失业，导致生产率低下，若能将一部分多余劳力挤出，农村生产率将提高,农民人均收入也会上升。
(2)户籍制度因素。中国的二元社会结构以二元户籍制度为核心。1958年1月9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91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标志着二元户籍制度正式确立。条例规定,没有城市公安部门的批准,农民不得将户口从农村迁往城市。由于我国长期实行严格控制城市人口增长的方针,国家对城市人口的增长实行政策加指标的双重控制方法。这种户籍制度一方面将城市和农村割裂开来,限制了人口、劳动力的合理流动，阻碍了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与合理配置,降低了经济投入的产出和效益，阻碍了农业剩余劳动力向城镇转移,使农业经营规模难以扩大,劳动生产率难以提高,农民收入和购买力受到制约。另一方面,即便有大量的农民涌入城市务工经商,但由于没有城市户口,几乎不可能获得城市居民的身份,也就不可能获得与城市居民同等的工作机会及社会地位。工作预期不稳定,消费行为难以“城市化”,缺乏归属感甚至基本的人身安全感,使他们难以真正地融入城市,也遏制了他们投身城市建设和管理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城乡隔离体制的制度性约束使得那些在城市就业的农民无法获得与城市居民同等的就业条件和报酬收入。因此,即使进城打工的农民,大部分人也只是在温饱线上徘徊,收入很低。
(3)财政二元分割体制因素。由于二元就业制度和户籍制度不允许作为国有生产资料所有者的农民和市民共同占有国有生产资料,所以造成了城市居民独占国家资源和全民财产的事实(因为这些资源和财产都集中在城市)。在这种资源配置严重不合理的前提下,城市和农村各自独立发展,其结果可想而知。要解决这一问题,政府必须建立规范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但是,目前政府财政转移支付并没有注重地区差别和城乡差别，随着改革的发展，社会保障制度的完善迫在眉睫，可政府却没能负担起应负的责任，资金投入往往不够，广大农村居民实际上是被排除在保障范围之外的(国家每年对贫困人口有一定的扶贫资金除外)，这也是农村许多人收入严重不稳定的一个原因。
(4)教育体制因素。“科教兴国”是我国的基本国策，但长期以来，政府在这方面对农村和城市的投入是有差别的。我国宪法明确规定，接受义务教育是公民的权利和义务，但由于政府没能创造良好的条件，以致许多农村居民无法享有这一权利或履行这一义务。1986年9月,《关于实施〈义务教育〉若干问题的意见》公布。其中规定:“城镇,凡国家举办的中小学新建、扩建、改建校舍所需的投资,按学校隶属关系,列入主管部门基本建设投资计划,并予以照顾。农村中小学校舍建设投资,以乡、村自筹为主。”也就是说,城镇中小学属于国家举办的学校,由国家和地方财政拨款建设,农村中小学则是农民自己的学校,由农民自筹资
金兴办。不仅建学校如此,教育经费的分配也是如此。农村基础教育大体上是“民办义务教育”,即除了公办教师的工资是由国家和当地政府财政支付的以外,基本上都是农民自己掏钱而举办的教育。政府在教育投入上的不公平造成了城乡居民在教育上的不平等，如不加以改善势必进一步导致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加大。
(5)社会保障和福利制度因素。二元的社会结构必然带来二元的社会保障和福利制度。当等级制度和身分制度明确地把农民排斥于城市就业的大门之外以后,社会保障及福利制度就直接与城市户口联系起来了。有了一纸城市户口,就意味着可以享受各种各样的福利待遇和社会保障,而那些没有城市户口的农民,则只能望洋兴叹。公共事业负担城乡有别的二元体制决定着中国农民只能自己出钱办福利。在城市,一切公共设施的建设经费和开支均由国家、政府和全民单位负担。对此,城市居民不必从自己所得中掏一分钱。但在农村,农民必须自己出钱办中小学、办医疗、文化事业、道路、水电以及农村中的一切公共设施。民办的公共事业不但增加了农民的负担,也使得低收入的农村居民无法享有和城市居民同等的福利设施和公共便利条件。而创造一个良好的外部环境是提高农村居民收入水平的必要条件。
摘 要 产业结构决定就业结构，并最终影响城乡居民的收入水平。本文以发展经济学为理论基础，利用1998～2007年湖南省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与产业结构相关数据，构建面板计量回归模型，研究产业结构对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影响。结果显示：产业结构回归系数为负，并通过5%水平的显著检验，说明产业结构对湖南省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具有负效应，产业结构有利于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基于我国城乡二元经济体制的现状，结合国外的发展经验，文章提出相关的政策建议，以期为缩小我国的城乡收入差距建言献策。
关键词 产业结构 城乡居民收入 收入差距 面板数据 实证研究
一、前言
产业结构决定就业结构，并最终影响城乡居民的收入水平。20世纪中期，美国著名学者刘易斯提出“二元经济”学说，该理论主要用于分析发展中国家相对先进的工业与非常落后的农业并存的双层次经济结构，其核心表现就是产业结构的差异。事实上，我国的城乡经济就是一个典型的二元经济结构。具体来说，我国的农村在本质上还是一个自给自足小农经济，虽然农业生产的商业化程度越来越高，但是绝大多数农民的农业生产成果并不是单纯为了获得商品交换收益，更多的是一种自给性质。我国的城市受益于计划经济时代“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国家经济发展战略，已初步建立起现代化的重型工业体系。在此情况下，城镇居民的收入要远远高于农村居民，这是造成城市居民的收入高于农村居民的核心要素。本文利用湖南省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与产业结构相关数据，对产业结构对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影响行进行实证分析，具有较强的理论价值与实践意义。
二、湖南省收入分配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
(一)变量选取和数据来源
本节采用1998～2007年湖南省14个市、州面板数据，数据均来自《湖南统计年鉴》《湖南省各市州统计公报》。
城乡居民收入差距(uirg)指标作为因变量，该指标表示城镇居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与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之比，它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居民收入公平程度的现实情况，比值越高，居民收入公平程度越差，比值越低，收入公平程度越高。另外，它还具有定义简单、计算方便、不引起歧义的特点。计算公式为：
解释变量主要有人均gdp、政府的财政支出力度以及地区产业结构。产业结构对城乡居民收入分配有着不容忽视的影响，文章选取第一产业产值占gdp比重来衡量产业结构，该比值能够间接代表二元结构对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影响，表1为变量的具体说明。
(二)模型构建
1998～2007年产业结构对城乡居民收入分配的实证研究，基本回归模型构建如下：
上式中，下标i和t(t=1998，„„，2012)分别代表湖南省第i市和第t年，c为常数项，β为回归系数值，u为随机扰动项。
(三)实证检验与分析
通过上表lr检验和hausman检验值可知，这两个回归方程都a应该选用fem进行估计。下文以fem模型的回归结果作为主要分析依据，财政支农的回归系数为负，并通过了10%水平的显著检验，说明支农支出对调节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具有明显的有效性，支农支出能够有效促进居民收入分配公平性。
从表2中可以看到，产业结构回归系数为负，并通过5%水平的显著检验，说明产业结构对湖南省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具有负效应，产业结构有利于缩小城乡收入差距。
三、结语
产业结构对湖南省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具有负效应，产业结构有利于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因此政府应该进一步优化农村的产业结构。首先，加快新型城镇化建设，改善农村产业结构，给农民提供更好的就业岗位。其次，加大对三农问题的支持力度，财政支农在总量、结构、方式上均要进一步优化。最后，加强农村金融服务体系的构建与完善。
(作者单位为河南大学经济学院)
[作者简介：管润青(1995―)，女，河南濮阳人，金融专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