投资者、债权人等利益相关者在做出投资决策时需要深入研究上市公司的财务状况，但是实际上，利益相关者可以利用的信息只有上市公司披露的财务报告和相关资料信息，真实公允的财报有利于利益相关者了解企业实情，做出正确的决策。但是随着资本市场环境日益成熟、企业规模逐步扩大，上市公司财务报表舞弊的情况层出不穷。因此如何有效识别财务报表舞弊，规范资本市场环境，保护投资者利益，是目前亟待解决的问题，对于资本市场的完善和发展，对于整个社会经济的发展都十分重要。
此本文从舞弊三角形理论提出的因子出发探究如何识别舞弊行为，根据舞弊三角形理论设计了一系列变量。
(1)财务状况。当企业受到外部经营环境的影响，或由于管理层决策失误造成上市公司财务稳定性差，企业经营受到阻碍，盈利能力减弱时，管理层为了稳定利益相关者的信心，维持持续稳定增长的趋势，将会倾向于进行财务舞弊来美化财务报表。
假设1：当企业面临财务状况压力时，管理层更容易进行财务舞弊。
(2)外部压力。当企业财务环境恶化，盈利能力不足，现金流状况恶化，企业无法通过自身能力积累利润，只能通过金融机构融资。但是偿债能力不足会阻碍上市公司的融资渠道，银行等金融机构为了防止信用风险不情愿贷款给存在财务压力的上市公司，因此上市公司管理层进行财务舞弊获得融资的意愿更加强烈。
假设2：经营状况不好的公司，为了获得资金，舞弊的可能性更大。
(3)管理层财务状况。越来越多的上市公司实行股权激励机制，是管理层的工作与企业利润挂钩，提高管理层工作的积极性。但正是由于管理层持有公司的股权，在公司出现财务压力时股价的波动会影响管理层自身的利益，因此财务舞弊发生的可能性更大。并且股价的变化能够通过市盈率反映。
假设3：管理层持股比例较高的公司更有可能进行财务舞弊。
(1)股权结构。流通股股东分为机构投资者和个人投资者，个人投资者因持股比例较小，一般缺乏对管理层监控的积极性，但随着资本市场的发展，机构投资者出现，并作为普通投资者和上市公司之间的桥梁，对于上市公司的发展起着外部治理的作用，监控上市公司的经营状况，传递给个人投资者，因此能够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上市公司的行为。
假设4：机构投资者比例越高，财务舞弊发生的可能性越小。
股东集中度反映了股权的集中和分散，当大股东持有比例较高，为了提升大股东的满意度，会牺牲部分小股东的利益，更容易发生财务舞弊。通过前十大股东的比例来反映股权集中度。
假设5：股权集中度与财务舞弊可能性正相关。
(2)关联方交易。管理层利用关联方交易掩饰亏损、操作利润的现象也时有发生，并且由于在财务报表附注中披露不完善，导致了投资者的误解。对于存在关联方交易额较高的公司，需要关注是否存在关联方交易非关联化的特点。
假设6：关联方交易发生较多的公司财务舞弊可能性较大。
(3)治理结构。对于上市公司来说，治理结构对于公司的监督效果有较大的影响。治理结构主要包括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和总经理。董事会主要负责公司的战略规划和经营管理，其规模、结构和持股比例都将影响其决策;并且董事长如果同时承担总经理的职务，导致不相容职务未分离，承担双重责任，很有可能导致财务舞弊的发生;董事会是否有专门的委员会负责财务报表披露和内部控制流程的监督以及委员会的规模也会对财务舞弊发生的可能性产生影响;公司高管的流动性能够反映公司治理结构的稳定性，公司治理结构维持稳定状态更有利于做出正确的经营决策，提高投资者的信心。
假设7：董事会结构复杂度和规模、以及审计委员会规模与财务舞弊发生可能性负相关;董事会持股比例、高管流动性与财务舞弊发生可能性正相关。
与审计师交流不顺畅、威胁审计师、限制审计师的行为都有可能导致审计师出具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如果在舞弊当年审计师出具了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为管理层进行财务舞弊提供了合理借口;并且公司存在财务舞弊的公司更倾向于更换会计师事务所，试图掩盖财务舞弊行为，因此是否更换会计师也可作为借口的代表性指标。
假设8：审计报告为保留意见、更换会计师事务所与财务舞弊发生可能性呈正比。
基于舞弊三角形理论，本文从压力、机会、借口三个因素出发选择解释变量，得到模型如下：
因变量Fraud代表是否发生舞弊行为，发生舞弊行为Fraud=1，否则Fraud=0.
在参考美国注册会计师协会为三角形理论设立的相关会计准则以及国内外诸多学者的文献研究的基础上，结合数据的可获得性，本文选择表1所示指标作为该模型的解释变量。
因此衡量公司舞弊行为因素的模型可以拓展为：
本文选择2011-2018年受到证监会、上交所、深交所等管理机构处罚的1586条违规事件作为初始样本，进而选择因披露不足、虚构利润等财务舞弊操作受到处罚的公司。为了使舞弊公司特征便于识别，满足指标计算的要求，本文采取以下标准对初始样本进行剔除：剔除金融保险业公司、剔除连续多年舞弊行为的公司、剔除因中期报告舞弊受到处罚的公司、剔除因个人原因受到处罚的公司、剔除关键数据缺失的公司，最终得到170家舞弊样本公司。另外，为了排除外界环境因素的影响，本文为每家舞弊公司选择了一个控制样本，筛选条件如下：与舞弊公司同处一个股票市场、一个行业、与舞弊公司前一年资产规模相近、在舞弊公司存在舞弊期间控制样本无舞弊行为发生，得到170家控制样本公司。本文数据均来自wind金融终端、国泰安数据库。
为了确定所选取的解释变量能够区分舞弊公司和非舞弊公司，本文对样本进行配对样本检验(T检验)和非参数检验(Wilcoxon符号秩检验)。从两种检验方法来看，营业利润与经营现金流量相关度、资产收益率、净资产收益率、是否退市、每股收益、资产负债率、股权集中度、高管离职人数、是否具有审计委员会、审计意见、是否更换审计师这些指标在舞弊样本和非舞弊样本之间具有显著差异。并且应收账款周转率、管理层持股比例、董事会持股比例在进行配对样本T检验中具有显著差异，融资能力在Wilcoxon符号秩检验中具有显著差异。根据舞弊三角形理论，本文选择的判断舞弊行为的部分相关指标在舞弊公司和非舞弊公司间具有显著差异，因此可以通过具有显著性差异的指标判断公司是否存在财务舞弊。
注：B表示参数估计值,S.E表示标准差,wals表示统计量,sig表示显著性水平,Exp(B)表示的幂次方。
本文选择多元逻辑回归模型(logistic模型)进行分析，主要是因为采用逻辑模型操作较为简单，不需要严格的假设，实用性较广，准确率较高。但是对变量之间的多重共线性较为敏感，并且检验财务舞弊的指标间具备一定的相关性，因此在进行回归之前，需要排除多重共线性的影响。本文采取因子分析简化变量，选择更恰当的模型，提高识别模型的准确性。
从因子分析结果来看，具有显著性差异的变量中特征值大于1的为6项，说明6个因子能解释样本方差的70%左右。其中公共因子1-6分别由以下变量决定：资产收益率、董事会持股比例、是否有审计委员会以及审计委员会规模、融资能力、应收账款周转率、高管离职人数，因此利用上述经过因子分析的显著性指标进行逻辑回归。
本文利用通过因子分析选取的指标进行逻辑回归，得到结果如表2所示。其中资产收益率、高管离职人数、是否有审计委员会sig值均小于0.05，说明这三个指标对舞弊行为解释能力较强。较强的资产收益率代表公司的盈利能力，反映公司经营状况的稳定性，高管离职人数代表公司治理结构的稳定性，是否有审计委员会代表公司内部控制是否完善，因此资产收益率低、高管离职人数多、没有审计委员会的存在都将导致财务舞弊的出现。因此，本文能够借助一些指标较好的识别财务舞弊。
为了证明模型的效果，将舞弊公司和非舞弊公司的数据带回模型，得到了分类结果，对于舞弊样本预测成功率为67.6%，非舞弊样本预测成功率为63.5%，整体成功率为65.6%，说明通过舞弊三角形理论能够较好的识别财务舞弊。
本文基于舞弊三角形理论，从压力、机会、借口三个方面选择相应的指标，结合合理的实证模型构建财务舞弊识别模型。能够有效识别财务舞弊现象，对于投资者来说，能够利用市场上现有信息进行判断，做出投资决策;对于审计师来说，能够在进行审计工作前根据已有征兆判断财务舞弊发生的可能性，能够根据得到的结果安排审计工作，提高审计的工作效率，降低未知风险;对于监管机构来说，为制定会计、审计准则提供了有力的指导，为市场上投资者的利益提供保障，维持资本市场的稳定。
财务舞弊的存在轻则造成投资者利益的损失，重则将导致整个资本市场的动荡，如何防范舞弊的发生对于资本环境的改善有着重要作用。防御舞弊的发生最重要的是管理者的态度，企业应具备诚信的态度，真实公允地进行财务报告的披露，为了获取美观的财务报告，企业更应该把目光聚集自身，着力于发展生产、提高效率。此外，公司的治理结构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需要考虑的方面，治理结构完善的公司内部控制机制较强，监控效果也更好，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财务舞弊的发生。在公司外部，监管机构应加大执法力度，对实施舞弊的公司进行严格管控，相关部门予以严肃处理;外部投资者在进行投资决策时也应该更加审慎，不仅关注上市公司披露的财务信息，更应该关注能有效识别财务舞弊的指标，降低投资风险，保障财产安全。
摘要：近些年来，尽管针对上市公司的法律法规日益完善，但是上市公司财务舞弊的现象仍层出不穷。为了保护投资者的财产安全、维持资本市场的稳定，本文基于舞弊三角形理论，从压力、机会、借口三个方面出发选择研究变量，选取2011年-2018年出现财务舞弊现象的A股公司，以配对样本检验、因子分析、逻辑回归为分析手段，最终构建了识别财务舞弊的模型，并对模型的有效性进行了检验。
关键词：财务舞弊,舞弊三角形,逻辑回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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