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路遥小说的苦难主题

第1篇：论路遥小说的苦难主题

论路遥小说的民间叙事

摘要：路遥小说具有丰厚的民间文化意蕴，主要表现在叙事视角、叙事结构、人物塑造、价值判断等方面，这一方面根源于陕北特殊的历史及地理位置，另一方面与路遥的经历及现实主义精神的追求有关，路遥与农村农民的密切联系和深厚感情决定了小说中的民间叙事成分，而对现代文明的接受又使其具有了超越性特征。

关键词：路遥小说;民间叙事;现实主义精神;陕北文化

陕北具有丰富的民间文化底蕴，生于斯长于斯的路遥深受影响，其作品蕴涵着浓郁的民间文化的因子，在叙事视角、叙事结构、人物塑造、价值判断等方面显示出强烈的民间意味。同时，路遥又接受了现代文明的熏陶，能以较为理性的态度对民间文化加以审视，作品又呈现出现代性特征。路遥小说中民间意蕴与现代性特征的并存，显示出对民间叙事的传承与超越，昭示出地域文化与个人经历对路遥创作的双重影响。

一

陕北是中华民族的发祥地之一，历史上处于中原农耕民族与北方游牧民族的过渡地带，民族交往频繁，战乱频仍，形成“以原生农耕文化为主体，融汇游牧文化驳杂多样性文化因素和文化特征的一种区域性亚文化”。战争的破坏，交通的不便，使陕北逐渐成为封闭和落后的地区，“不发达的生产方式、自给自足的农牧经济，贫困、落后的生活状况，造就了文化的朴素性和保守性”，除个别人口集中的大城市，其余“基本属于大众化、贫民化文化类型，且其传承性大于变异性，自守性大于开放性，保守性大于创新性”。也因此，古代文化在这一带保存较为完整。

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央红军辗转大半个中国来到陕北并建立了延安政权，后来又有许多大城市的知识青年怀着美好的梦想来到革命圣地，陕北文化又一次受到外来影响，形成富有特色的“延安文化”。出于政治需要，延安政权非常重视民间文化的利用和对农民农村的改造，特别是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之后，不仅民间文化受到重视，而且知识分子还主动走进民间，既以民间形式表达着新的时代内容，也为民间文化注入了新的内涵，在接受民间改造的同时也影响着民间文化，由于屡受外来影响，陕北文化呈现出驳杂性和包容性的特征。中共政权对农民农村的重视使民间文化得到发掘和进一步彰显，陕北文化不仅作为文化按照自己的规律在传承，而且还在人为的改造中被有意识的加以运用;不仅作为一种心理惯性得以传承，也作为一种资源被不断张扬。

“大凡一个社会，从表面上看来，种种组织，小若家庭，大若国家，东洋西洋，各各不同，他的不同的原由，皆根于社会心理的各异。……但是这些心理，历史上有许多看不出来，倒是文学上表现得最是明显。”陕北民间文学不仅是陕北文化心理的记录，更由于特殊的地理位置，承载着较多中华民族古代文化的因子，最基本的表达方式就是民间故事和民歌。”作为陕北的代表作家，路遥深受陕北文化影响，并在创作中有意识地发掘和表现，作品具有浓厚的民间叙事成分。

二

路遥小说的民间叙事主要体现在叙事视角、叙事结构、价值伦理等方面。

首先，是叙事视角，第三人称的叙述视角是现代小说流行的叙事方式，第三人称是全知全能视角，对事件的起因、过程、结果乃至发生的背景等都可以作详细的介绍，但另一方面，因为全知全能的视角，也削弱了故事的真实性和渲染性。路遥吸取了民间文学尤其是“说话”的营养，除了《基石》《你怎么也想不到净等少数作品外，大都采用了类似话本小说“第一人称的全知叙事”，通过“虚拟情境”(simulatedcontext)达成一种“似真”(verisimilitude)的效果。[41(80)叙述者不仅走上前台继续陈述故事，而且直接发出声音，袒露感情，渲染气氛，“填补虚构与真实世界间的裂缝，达成一部作品所谓‘真实的动机’(realisticmotivation)。换句话说。说话人的声音增添某一作品的说服性”。由于虚拟情境的营造和感情的渲染，叙述者在讲述故事的时候直接与读者(听众)沟通，叙述者讲述故事的过程也是与读者(听众)沟通和交流的过程，在充当叙述者的同时，通过与读者(听众)一起感受故事又扮演着听众的角色。这时的叙述者已经不仅仅是陈述者，而是扮演了叙述者与读者(听众)的双重角色，模糊了故事的虚拟情境与陈述故事的真实场景的界限，从而达到逼真效果。

路遥小说中，叙述人在大部分时间里隐退在故事后面，某种情境下又会走上前台直接充当叙述者(第一人称)，并以议论与抒情的插入扮演着叙述与听众的双重角色，《人生》中，高加林和刘巧珍恋爱时，高加林去找刘巧珍的描写：高加林从出发到路上，叙述者是隐藏在故事背后的，可当巧珍出现时，叙述者直接走上前台，走进读者，扮演了叙述者与接受者的双重角色，“正当他犹豫地望着刘立本家的高墙大院时，突然看见大门外那棵老槐树背后转出一个人，匆匆地向坡下走来了。啊，亲爱的人!她实际上一直就在那里不抱什么希望地等待着他的出现”。议论和抒情拉近了读者与作者的距离，通过“虚拟情境”的营造使读者走进作品，模糊了现实与虚拟的界限，极大地增强了作品的感染力。路遥小说中随处可见的议论和抒情既是作者的，也是叙述人的，更是读者的，作家不加掩饰的情感宣泄，坦呈着内心的爱恨情仇和伦理观念。

由于陕北落后闭塞的地理位置和人文环境，普通老百姓很难有条件接受教育，“大部分地区教育不举，文事不兴，礼仪不振，……生产、生活知识大都以村庄、宗族、血亲为主脉传承，连语言特点都可以逐村辨认”。民间文学主要表现为口头文学，陕北民歌的发达就是佐证。“讲故事”成为民间消遣与娱乐的主要形式，民间说书艺人讲述故事的时候，不仅作为一个叙述者，而且还扮演着听众的角色，说书艺人作为叙述者把故事的信息传达给读者，同时，又作为一个旁观者与读者一起分享着故事的信息，表达着自己的感情，从而又扮演了听众的角色，这种角色分裂使作品形成一种内在的张力，更易激起听众的共鸣。路遥的叙事技巧与民间说书艺人这种角色分裂显然有着一脉相承的关系。大量议论、抒情的穿插以及充满感情的议论、抒情等情感渲染有着鲜明的说书人“讲故事”的痕迹。尤其引入注意的是，在路遥的作品中不时会出现带有“( )、——”等表示解释、说明的符号，比如孙玉亭在双水村开批判大会讲话时声音沙哑，作品说明是(因吃肉口渴)，这显然是民间说书艺人力求对事件交代完整的遗留。路遥小说的叙事视角与民间文学有着出千丝万缕的亲缘关系。

尽管与民间文学有着很深的渊源，但路遥毕竟接受了现代文明的熏陶，其创作又显示出一定的超越性特征，典型表现就是通过叙述视角的变化使故事不断向前推进。民间文学讲求故事的完整性和连续性。这使不少背景性材料和事件的叙述受到影响，路遥力求

展示生活的原貌，因此，必须要突破这种单线连续发展的叙述模式，通过叙述视角的不断变化全景式地再现生活，特别是当故事呈复线发展的时候，对民间说书艺人“花开两朵，各表一枝”来追求时间完整性手法的超越更为明显，典型例证就是多线结构的小说《平凡的世界》将双水村与县城两个平行发展的故事通过孙少平、田润叶等在城乡之间的位置变换有机糅合为一个完整故事。

其次，是叙事结构。陕北民间文学发达，不仅有信天游等民歌表达火辣的感情，而且还出现了韩起样、张俊功等著名说书艺人。民间文学中典型的故事模式是穷书生遇贵族小姐搭救、金榜题名而终获大团圆的结局，由这一模式衍生的还有“始乱终弃”的“陈世美”模式，在路遥小说中，最典型的就是这类模式。《人生》中，高加林被拿下教师，巧珍主动追求，给予他无微不至的安慰，包括痴心的爱情，刘巧珍的父亲刘立本是高家村的“二能人”，家境富裕，而高家则家境贫寒，加林的父母又是老实巴交的农民，刘巧珍主动追求加林，是典型的落难公子遇富小姐的模式;《平凡的世界》中田润叶对孙少安，田晓霞对孙少平等都有贵族小姐与穷书生故事模式的影子。高加林进城后遇到亚萍抛弃了巧珍，是典型的“陈世美”现代版。民间文学中，落难书生与遭遗弃的贵族小姐往往被寄予同情，始乱终弃的“陈世美”则遭人唾弃。接受了现代文明熏陶的路遥则抱着理解的态度，对此进行着理性的书写，对民间文学中饱受谴責和批判的始乱终弃的当代“陈世美”——高加林，作者寄予了深切的理解和同情，“当时写作这个人物时，心理状态是这样的：我抱着一种兄长般的感情来写这个人物”。落难公子遇贵族小姐搭救的模式中，作家着重挖掘的是个人奋斗者的人格魅力和现代“贵族小姐”温柔善良的一面，遭人遗弃的刘巧珍被“圣化”，甚至成为“地母”的象征，宽容、温存、善良是其典型性格，即使被伤害也不计前嫌，甚至被抛弃后还想办法要求高明楼给加林安排代课老师的职务。加林回归农村时撕心裂肺的痛苦，正是作家对农村农民复杂心态的真实表达，路遥对民间文学不是照搬，而是浸淫其中，成为一种潜意识影响着自己的创作。路遥将人物置于历史发展的潮流进行审视和拷问，挖掘其背后的时代因素，显示出超越性特征，

陈思和先生在分析《沙家浜》等作品时，认为《沙家浜》等样板戏的真正艺术价值是民间文化中的某种隐形结构，其角色原型“直接来自民间文学中非常广泛的‘一女三男’的角色模型”，除此之外还有“道魔斗法”等民间隐形结构，路遥小说显然有着民间隐形结构的影子，但又做了新的尝试，《人生》中，高加林、刘巧珍、黄亚萍、张克南以及《平凡的世界》中顾养民、孙少平、郝红梅、田晓霞、高朗、金秀等连环套的感情纠葛;孙少安、金俊武与田福堂在双水村的明争暗斗，……既承续了民间隐形结构的传统，又做了进一步的发挥，不仅迎合了读者的阅读期待，也丰富了故事情节，使叙事结构呈现出复杂化态势，显示出内在的张力。

再次，是人物塑造。民间文学中，有一类人物扮演着“侠义者”或“谐谑者”(小丑)的角色，尽管出场不多，其地位却不容忽视，这类人物不仅推动故事向前发展，而且往往成为紧张故事的调味剂，使故事呈现出多样的审美形态。路遥作品中有很多这样的人物，德顺老汉、王满银、田万有、孙玉亭等就是典型。尽管路遥说德顺爷爷与他喜爱的俄国作家艾特玛托夫小说中浪漫描写有着亲密关系，‘但与民间文学中“侠义者”的传承关系还是清晰可见;谐谑者更是显示出与民间文学的血缘关系，尤以孙玉亭最为典型。下面就以孙玉亭为例作简要论述。

孙玉亭是双水村的“革命家”，但就是这样一个‘革命家”，家徒四壁、穿着破烂，好逸恶劳、贪图享受，满脑子阶级斗争思想，一心扑在“公务”上，对自家的生产劳动毫不关心。受历次运动影响，其思想已经被“政治化”，定格于阶级斗争，在急剧变化的社会潮流中显得迂腐和呆板;同时，其生活的双水村是典型的宗族思想浓厚的农业社会，人们崇尚劳动，鄙视好逸恶劳，田、孙、金三大家族之间又有着说不清的恩怨是非，由此，作为双水村领导人之一的“革命家”孙玉亭的思想和行为便显得滑稽可笑，其实，这一类型人物的存在本身就是笑料。类似于民间故事的小丑，出场便会刺激观众“笑”的神经。侄女婿王满银被劳教，在开批判会的时候，以往经常到哥哥嫂子家的孙玉亭，第一次没有到哥哥嫂子家里去，而是在外面喊哥哥出来参加批斗会，哥哥拒绝后尽管对哥哥很不满，认为最应该受批判的就是哥哥，但他分得很清楚：革命是革命，亲人是亲人，批斗会要各村找批判对象，孙玉亭没有办法找出了傻子田二充当，当田二走上批判台的时候，引起观众大笑，而主持和参加批判会的领导以及念批判稿的青年的严肃态度更是与田二的傻形成反讽，“笑果”背后是无奈的凄凉与辛酸。批判会开始之前有个细节更是民间故事的惯用笔法，“为了让大家安静，准备大发脾气的杨高虎立刻站起来——没想到坐在另一头的孙玉亭，由于板凳失去平衡，一个马趴栽倒在了地上，把桌子上的一杯茶水都打翻了”。与王彩娥偷情被捉的时候，孙玉亭“总有个组织哩……”的嘟囔显示出迂腐与可爱的一面。作家通过对类似行为的渲染和挪揄，达到逗笑的目的，一部现实主义作品中对类似细节的书写和强调，显然深受民间文学的影响，显示出民间文学的深厚渊源。

民间故事中，孙玉亭、王满银显然是被批判和被否定的一类，但作家在揶揄、挖苦的同时却着力挖掘其蕴涵的人性色彩。批判大会结束之后，孙玉亭喊着傻子田二父子一起回去。“逛鬼”王满银劳教时不忘嘱咐孙少平告诉兰花收好老鼠药，不要叫孩子们误吃了;尽管常年漂泊在外，每逢过年都要回家，还不忘记给孩子们买小玩意：在外飘荡多年看到华发终于幡然醒悟，回家与老婆好好过日子。如此等等。民间文学的人物好坏分明，带有“脸谱化”的痕迹，路遥笔下没有完全好或完全坏的人，正如他所说“我要给文学界、批评界，给习惯于看好人或坏人或大团圆故事的读者提供一个新的形象，一个急忙分不清是‘好人坏人’的人”。即使被批评的人物如田福堂、高明楼等，作家也在发掘他们身上人性人情和作为乡村政治家精明的一面，作家对他们充满了理解、同情和敬意，在批判的同时着重发掘其作为一个乡村政治家的智慧以及在家庭事务中表现出的亲情，作家打破好人坏人的界限，还原生活中“人”的真实，超越了民间文学中简单的二元划分。显示出对生活的尊重和复杂人性的理解，同时也标志着作家对民间文学的继承与超越，

最后，以道德作为判定是非的标准。民间文学张扬人性，注重人情。道德规范往往成为判定人物好坏的标准。路遥的创作聚焦于社会转型时期陕北农村农民的生活，同样坚持了道德标准，但由于对农村农民的过度了解和情感投入，其道德标准显示出一定的复杂性，倾向民间伦理的同时具有了现代性的内涵。

高明楼为了儿子的出路拿下了加林的教师，村民

们见怪不怪，可见这样的事例已经屡见不鲜，高明楼也由此被称为“强人”，这里的“强人”显然带着否定的成分。黄亚萍在高加林进城后疯狂爱上了加林，但她的爱是以牺牲巧珍为前提的;在与加林的恋爱中她始终是主导，作家对她尽管怀着同情和理解，但同时显然内蕴着一定的否定因素：“业余华侨”的称谓和过度任性的性格显然与现代女性对现代婚姻的追求无关，路遥秉持的显然是一种道德标准。考上大学的小丽对高大年的冷漠，刘丽英对物质的追求等，作家给予了善意的批评;卢若琴对高广厚的关照，田润叶对李向前的忏悔等显示出道德的力量，道德成为判断人物的重要标志。可见，作家判断是非的标准是出于一种道德。只不过在作家笔下，其道德标准既不局限于传统道德，也不能纳入现代理性，而是集合了二者长处的“善”的追求。

传统道德既有基于人性人情的精华又有着封建礼教的糟粕，对封建性的糟粕，作家是持否定态度的。刘立本嫌贫爱富反对巧珍与加林的婚姻，“神汉”刘玉升搞封建迷信等，这些显然是作家所要否定的，并在否定中展开对传统道德的反思，对现代文明作家也有着理性的认识：现代文明既有顺应历史潮流代表社会发展方向的一面，同时又有着对工具理性的追求冲击人情压抑人性的一面。对杜丽丽与武惠良、古风铃的感情纠葛，高加林与黄亚萍的恋爱，作家都持审慎甚至怀疑的态度。对理性的追求势必以人性人情的丧失为代价，这是作家所不愿意看到的，正如作家所说“在当代的现实生活中，我们常常看到这样一种现象：物质财富增加了，人们的精神境界和道德水平却下降了;拜金主义和人与人之间表现出来的冷漠态度。在我们生活中大量地存在着。……如果我们不能在全社会范围内克服这种不幸的现象，那么我们很难完成一切具有崇高意义的使命”。正是理性地意识到代表着社会发展方向的现代文明的工具理性的弊端和传统道德中人性人情的精华，作家陷入道德评价的两难。高加林游移于城市和乡村、亚萍和加林之间的感情，典型地表现出作家的矛盾心态，到了《平凡的世界》，路遥则试图综合传统道德与现代文明的长处而建立普适性的道德标准，孙少平在双水村的做法几乎等于完人，他身上凸显着传统道德人情与现代文明理性的优点，如果以城市中的现代文明来看，显然有着小农经济落后的一面，但其传统中又渗透着现代文明意识，显示出进步的一面：进入城市，又努力以传统道德的人性人情化解现代工具理性的弊端，从而达成道德完善的目的。孙少平的道德追求基本可以代表作家的道德标准，那就是力求综合传统道德与现代文明的优点，建立一种基于人情人性的以“善”的追求为中心的完善道德。现实生活中，现代文明的冲击以及工具理性的强势地位和传统道德的封建性糟粕不约而同地合流，使作家的追求成为泡影，“善”的追求成为理想悬浮于作品之中。

路遥的这种以道德为标准的评判尺度显然与民间文学一脉相承，按照陈思和先生的观点，民间是藏污纳垢之地，一方面，它是作家的创作资源，另一方面，作家的创作又潜移默化地影响着民间的审美和价值标准。在“善”的理解上，路遥的追求尽管与民间文学的内涵不一样，但以道德为标准，追求道德完善和心灵净化这一层面，则与民间文学密不可分，在作家吸取民间资源追求完善道德的时候，其关于“善”的追求也必然通过读者接受而沉淀为民间资源的一部分，最终起到教谕大众的目的。

三

路遥小说中的民间叙事客观原因是陕北文化土壤的培育，主观原因则是作家的经历和创作思想。

由于交通闭塞、经济落后，陕北地区的民间文学较为发达，对古代文化的保存相对完整。路遥出身于陕北农村贫困家庭，又长时间生活在陕北，民间文化已经渗入其意识深处成为一种心理惯势影响着他的创作。路遥出生于农村，在农村读完小学，后来又在农村生活了很长一段时间，农村中的娱乐方式是民歌和故事，长时期生活于农村的路遥耳濡目染，必然会受到民间故事、民歌乃至民间是非观念的影响。有证据表明，路遥曾经参与了陕北民歌的收集和整理工作，)这也从一个方面证明了路遥与民间文化的密切关系。

路遥对故土、对农村、对农民有着深厚的感情，作家多次提到自己是劳动人民的儿子，要求作家像普通劳动者一样去热烈地拥抱大地和生活(在《早晨从中午开始》《作家的劳动》《不丧失普通劳动者的感觉》等随笔中，路遥多次表达了作家的创作就是劳动，自己是农民的儿子等思想)。路遥塑造高加林这一形象的动机之一是觉得全社会都应该“从各个方面关怀他们，使他们能健康地成长起来”，对巧珍、德顺爷爷等人有一种深厚的感情，是“把他们当做我的父辈和兄弟姊妹一样，我是怀着这样一种感情来写这两个人物的，实际上是通过这两个人寄托了我对养育我的父老、兄弟、姊妹的一种感情。这两个人物，表现了我们这个国家、这个民族的一种传统的美德，一种在生活中的牺牲精神”。作家不仅怀着深厚的感情和敬意描写农村农民，而且通过他们寄予自己的理想，承担对国家民族的使命。对故乡的深厚感情和庄严的使命感使作家自觉地对农民的生活习惯及精神生活进行过滤和提纯，或者说是通过对农民生活和精神面貌的同情和讴歌表达对农民的深厚感情和自觉承担国家民族未来的庄严使命，对民间文化的继承与超越势必在对农民的生活、思想、感情等的贯注中充分体现。

路遥始终坚持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即使在新方法层出不穷、现实主义被视为“落后”“过时”的八十年代中后期，仍然坚持着自己的观点，认为现实主义“根本没有成熟到可以不再需要的地步”。在他看来，现实主义不仅是一种创作方法，更是一种创作精神，这种精神就是对生活的尊重。路遥的创作贯彻着现实主义精神，聚焦于陕北农村，深情而真挚地书写着黄土地上辛勤劳作的父老乡亲。生活于社会最底层的农民与民间文学密不可分，农民的心理、习惯、生活方式等等显示出强烈的民间性成分，路遥对农民的书写就是对民间文化的挖掘、张扬与审视，路遥小说的民间叙事成为必然。

文学是文化的集中表达，分析路遥小说中民间文学因素，探究其创作与民间文学的关联，不仅可以窥视作家对民间文学的传承与超越，还可以由此进一步窥探陕北文化，达到通过作品了解文化的目的;同时，通过对陕北文化的研究解读作品，也为研究路遥提供了另一种视角，从而进一步丰富路遥研究的内容。

编辑　胡兴华

作者：张连义

第2篇：论路遥小说的英雄主义情结

成春红

(陕西工运学院陕西西安710003)

【摘要】英雄主义是具有坚韧不拔的意志品质和宁折不弯的抗争与超越意识，这在路遥笔下的奋斗型人物中得到体现。路遥的小说塑造了众多的为某种事业奋斗直至献身的英雄主义人物，他们带有理想主义色彩，更多的以悲剧结局。陕北的地域文化和来自现实生活的苦难，是其英雄主义情结形成的主要原因。路遥小说所显示的英雄主义精神，对当下缺失了“硬”度的文学不无矫正的作用。

【关键词】路遥;小说;英雄主义情结

路遥是当代一位重要的作家，他的小说大气磅礴、震撼人心，在他逝去多年之后，其作品越过纷繁喧嚷的时日，依然被众多的人群所喜爱;路遥的小说之所以具有持久的艺术魅力，除了他像屈原“用生命歌唱”那样注入他全部的生命热量、全部的爱与恨等原因之外，还因为英雄主义笼罩着他的小说世界;置身于这样一种氛围，我们不能不经受灵魂的洗礼。

一、小说中的主人公大都是积极进取的奋斗者形象

他们是来自穷乡僻壤的生活强者，最明显的特点就是不满于农村的落后现实，不满于父辈固守土地的生活方式想通过自身的奋斗改变生存环境，去实现理想和人生价值。

《平凡的世界》中的孙少平在跻身于城市文明的勃勃野心和不怕苦难的超人毅力中无一不体现着积极进取的奋斗精神。中学时他忍受着饥寒困苦带来的肉体和精神的双重痛苦，仍挤时间读书丰富自己的知识。当全家人已经能够吃饱穿暖时，他却离开家乡，到黄原去揽工。他“到外面闯荡”的不安分冲动，既不是为了捞一份工作，也不是像“盲流”那样胡混一番。他的抱负超越了安土乐命的传统农民，也超越了仅仅为钱奔波的揽工汉，他是要在更高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统一中，充分实现人生价值。他无法长期忍受矿工单调的生活，除了尽可能搜集报纸阅读外，他还准备报考局里办的煤炭技校，进一步充实、提高自己。在这种默默奋斗的状态中，他的精神在琐碎的生活中得到了升华。

《人生》中的高加林尽管人们对其褒贬不一，但有一点都达成了共识并被人肯定，那就是他为实现自己的理想而表现的不屈不挠的奋斗精神。他是一位不甘于平庸勇于追求的青年。上高中时，他发奋苦读希望凭借读书上大学改变自身的生存环境。高考落榜后，回乡当了一名小学老师，在这个岗位上，他干得很出色，充分显露出了他的才干，以他的勤奋好学和多才多艺成为全公社拔尖的教师。当他重新成为普通农民时，面对千年的生活旧习，他毅然在村里污秽的吃水井里撒下了漂白粉，搞了一次充满喜剧性的“卫生革命”。就是他在县城当通讯干事人生如意的时候，也不是安于享乐的庸人，仍以英雄般的献身精神投入抗灾第一线，发出一篇又一篇的新闻报道。他们出身贫穷，要想改变自身的生存环境，只能通过个人的奋斗来实现。他们在不断挣扎的过程中，所显示的积极进取的奋斗精神，在今天依然激励和鼓舞人们不懈追求、勇敢创造。

二、英雄主义强调的更多的是对于某种辉煌事业的奋斗直至献身

英雄主义带有理想主义色彩，体现在小说中就是主人公对事业的执著追求。英雄主义更多的是以悲剧结局的，在路遥的小说里，在强烈的时代气息和历史变革的激流中，在那些背负着沉重的生活的普通人身上，蕴含着沉郁的悲剧色调。

《平凡的世界》中的孙少安一方面具有传统农民的许多美德，勤劳、俭朴、正直。为生计辍学，放弃学业;他在文革时当生产队长时为了乡亲的利益屡次遭到批判;因彼此身份不同，放弃了自己心爱的人。他付出学业、工作、爱情的代价，在艰难的人生道路上背负着沉重的担子行走着。但他又具有新时代农民的开创意识，不安于现状，极力谋求新的出路。为了改变家庭和村队的生活困境，实行生产责任制的探索，受到重大挫折也不回头;为了办砖厂，日夜操劳，经历了许多波折和磨难;承包砖厂盈利后，捐资助学。孙少安为了改变自身的生存状况艰苦地奋斗了十多年，在振兴家庭振兴村庄开发经济扶持教育上成功了，但失去的是伴随他支持他的妻子。

三、英雄主义强调坚韧不拔的顽强意志与不惜献身的牺牲精神

路遥在创作上就有一种为文学永无追悔的牺牲精神和自我折磨式的伟大劳动精神。这种精神可以从路遥创作《平凡的世界》的过程中明显看出。他形容自己进行的创作是一次命运的“赌博”，而赌注则是自己的青春抑或生命。创作伊始，进行了三年准备：读书、体验生活、思考种种创作的问题。一次次病痛的折磨和孤独感的袭来，都被坚定的创作意志所击退。创作的过程也提前透支着他的生命。路遥对文学的执著奋斗和作品中主人公的奋斗是同一的。

首先是地域文化、民族文化心理的影响。肖云儒先生曾经这样阐述：“在路遥的家乡陕北这块土地上，中华民族的主体文化和次生文化、异质文化形成了我们民族文化的混交林带，构成一种全息性与流失性相结合的特异色彩。”造就了这个地区人们特殊的性格，既善良又骠悍，既诚挚又豪放，既笃重又侠勇。“在这块黄土厚垒、沟壑纵横的土地上，自古以来就有着质朴的民风和豪爽的气概，充满着英雄血和美人泪。黄土高原这块苍凉的北方原野，是产生英雄和史诗的地方”。贫瘠沉雄的黄土丘陵造就了陕北人的硬汉子性格。

其次，长子的家庭地位及艰难的成长经历。在路遥凄凉的少年记忆中，寄人篱下使他的心灵受到了严重的创伤。“情结往往是个人情结经验中的一处重大伤害而产生的，这种伤害被埋进潜意识里，会在人的意识里固着于一个特殊的观念形式上。这些观念变得充满情绪色彩，并总是影响他的思想、感觉和生活。”。童年时代的心灵创伤，为滋生英雄主义情结提供了土壤。其后，在求学的道路上，在窘迫的生存状况中又感受到强烈的自卑和巨大的屈辱。这些，都磨练了他坚韧的意志，锻铸了他非常人能够想象的生存毅力和与生活搏斗的顽强精神。

四、在中国文学史上，从上古神话到当代文学贯穿着一条英雄主义的线索，路遥是这条线索中比较独特的一环，作品中回荡着别样的英雄主义旋律。

路遥小说中所体现的英雄主义不同于《红岩》、《林海雪原》等小说中的战争英雄表现出的大义凛然、威武不屈等为了社会理想奋斗甚至牺牲生命的崇高英雄主义;也不同于《创业史》、《山乡巨变》等小说中的主人公在“在和平的日子里”将自己融入改造社会，建立幸福未来的伟大事业中的英雄主义;更不同于文革十年时如《虹南作战史》所表现的那些完全没有真情实感、高居于人民头上的，不食人间烟火的“高”、“大”、“全”式的英雄主义;路遥小说中所表现的英雄主义是主人公在艰难曲折的奋斗过程中，对自身价值实现的追索和超越平庸所表现出来的坚韧不拔的顽强意志和百折不挠的进取精神。

路遥的小说具有的诗性的、理想主义的美与激情，显示了一种积极向上、奋发进取的思想意义，给人以巨大的精神力量。20世纪80年代后，中国文学经历了先锋文学、新写实主义等历程，在这一过程中，英雄主义被有力地消解了。文学缺失了英雄主义，就缺失了硬度，这不仅是文学的悲哀，也是时代和民族的悲哀。而路遥其人其文所显示的英雄主义和理想主义恰恰反衬出我们生活的苍白和无奈，能够燃起人们心中的激情，去追求一种人生的力度和

伟大人格的高度，给颓废、疲软的生活注入阳刚之气，给缺乏“硬”度的当代文学补充了钙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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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朱智贤.心理学大辞典[Z].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1989

[9][奥] 荣格.探索心灵奥秘的现代人[M].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1987

第3篇：余华小说的苦难意识

从苦难中来，到苦难中去 ——论余华小说中的苦难意识

摘要：“苦难意识”是先锋派代表作家余华所要表达的主要思想。无论是在其前期还是在后期的创作中，对“苦难”的书写都是他在文学创作中亘古不变的追求。从早期的代表作《十八岁出门远行》、《鲜血梅花》，到《在细雨中呼喊》，然后再到《活着》、《兄弟》、《许三观卖血记》等等，现实的“苦难”性都是那么旗帜鲜明的展现在读者的眼前。

关键字：余华

苦难意识

背景

重复

黑色幽默

阅读余华的小说，它总是能在平凡的故事中给人带来异常沉重的思考。他的小说，离不开对人性的揭露，离不开对悲剧的再创造，也离不开对现实的嘲讽。他的小说是一面镜子，让我们看到了自己的丑陋，也看到了别人的丑陋，还看到了世事的悲凉。那么，余华小说中的苦难意识是怎样体现出来的，又有着怎样的渊源呢?下面，将进行大致的分析。

一、余华的小说中苦难意识的来源和他早年时期的生活背景有直接的联系。首先余华的父母都在医院工作，甚至曾全家搬到医院里居住过，而家的对面就是太平间，年幼的余华在这种环境中接触到了人世间最悲痛凄凉的生死离别之景，这些死亡的映像在他脑海里深深扎根，以至于后来，他极力的在作品中把这种苦难以夸张的形式传达出来，让更多的人了解到苦难这种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然后，从余华自身性格方面看，他喜欢在医院里随意游玩，司空见惯了爸爸双手鲜血淋漓的从手术室走出来，司空见惯了太平间里面色如铁的死尸，也听惯了病房里凄惨的哭声······这些，无疑都为余华的创作奠定了感情基础和积累了创作题材。在《活着》中，对于有庆的死，作者故意把场所安排在医院里，又把死因编写为为老师献血后失血过多而死，给悲惨的故事笼罩上一层浓重的血腥味。而女儿凤霞的悲惨命运同样是在医院里结束的——难产而死。又比如在《许三观卖血记》中，对在医院里卖血场面的多次描写，对医院门卫李血头的人物刻画，这些应该都是和余华童年时期的生活背景有着或多或少的联系的。

二、余华的小说是以不断重复的悲剧故事堆砌起来的一座坚不可摧的堡垒。正如鲁迅所说：“悲剧是将人类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余华的绝大多数小说都无疑是在进行一种无情的毁灭，即有意识的让苦难无数次在同一部或其他小说中人物的身上上演，直至把人物推向死亡的深渊。而这种毁灭是以重复的规律进行的。首先，是故事情节上的横向重复。在《活着》里面则表现得最为明显。尽管主人公徐富贵他很努力的同命运做抗争，可是他还是只能眼睁睁的看着身边的亲人相继离世。当最后只剩下孤老的自己和一头同样孤老的耕牛时，富贵反而有了笑看云淡风轻的人生态度。与其说徐富贵的命运是被作者刻意安排好的，不如说是上天早已注定的。他是这个时代的悲剧，是一个在磨练人、考验人的“炼炉”里挣扎的悲剧。小说中一幕幕重复发生的悲剧：老态龙钟的双亲、儿子有庆、妻子家珍、女儿凤霞、女婿以及孙子苦根的相继意外离世，对富贵来说是最大最大的打击和折磨。如果说死去是一种解脱，那么看着身边的亲人相继死去便是一种折磨。更何况，这是一份加重了的折磨，恐怕这世界上再也没有第二个人有过这样悲惨的经历。而正是由于作者巧妙的实用了这种重复的手段，让读者在阅读的过程中不由自主的产生了一种快要压抑、窒息的感觉，时刻都在为小说中主人公的命运而担忧。在《许三观卖血记》中，同样是通过把主人公许三观卖血的相同情节有意识的重复了三次，相当于利用放大镜吧放大了的痛苦展现在读者的眼前。然后还在于创作历程的纵向重复。即在其创作过程中，苦难意识是在一步步加深的，明确的说是在九十年代转型小说中所表现出来的苦难具有了新的形态和意义。早期的《十八岁出门远行》反应的是在生活中处处布满诱人的陷井，逐渐长大的人总是要经历这些陷阱才能得到人生的历练。而他更多的是揭露了少年纯真世界的结束，即意味着人生苦难的开始。而在后来的一系列作品中，比如《兄弟》，虽然仍然续了以往的苦难主题，但是这种苦难是多方面的，有来自生活的困苦、有来自人性的欲望、有来自迷乱的社会等等，给人展现出来的是心灵的绝望。

三、 在余华的小说中，无论故事的经过如何的惨绝人寰、凄惨悲凉，小说的最终结局总会有那么一点吝啬的转折，仿佛在黄昏的晚霞中倾泻出隐约的朝霞。让读者也感到一丝丝的欣慰，内心的纠缠中稍微松了一口气。

四、 余华还惯常以“黑色幽默”的笔调来进行书写，将人生的苦难用喜剧的方式表达出来，这是他对苦难意识的另一种巧妙的表达方式，造成一种让人含着眼泪哭泣的效果。电影中福贵听见枪声吓得尿裤，回家庆幸自己当初的输光家产。在对社会进行揭示的过程中，依然运用喜剧化的模式来探析命运的不幸。当我们看到那块集千家万户之铁炼出来的大铁蛋，看到福贵很郑重的把皱皱巴巴军队开的证明装裱起来，看到凤霞结婚时大家齐唱歌的表情，看到妇产科医生王斌吃馒头后的表现，当有庆死在医院后，医院的工作人员反而抱怨说谁叫你们只生一个儿子呢?

五、 作者以旁观者的身份，不带任何感情色彩的创造出一个个挣扎在苦难中的悲剧形象，于无情中却又透露出无限的同情。

第4篇：论路遥平凡的世界

因为要准备课前演讲，所以又看了一遍《平凡的世界》。第一次看是在高三，正是学习最紧的时候。哈哈，现在承认也无所谓了。当时晚上好像还没开晚自习，回家以后写完作业再就怎么也学不进去了。漫漫长夜何以为继?看小说吧。于是某个周日我揣着20块钱走进一家旧书店，寻摸了一圈之后猛然发现大名鼎鼎的《平凡的世界》，当即掏5块钱买书，再花两块五买个鸡蛋果子一起带回家。书的第一章便是就着鸡蛋果子看完的。此后每天晚上写完卷子就开始看书，一个礼拜就看完了。故事很吸引人，读着孙少安和孙少平艰难奋进的经历，又激动又感动，觉得浑身上下都有劲，想呐喊，明天一定要好好学习，大学毕业了一定要好好奋斗。读到田晓霞被洪水卷走的那段，身上都冒汗，我还希望她抓着的那块木板能救她一命，但最后路遥还是让她“死”了，当时我这个心情真不知道该怎么

所以这次读应该是是第三遍了，经过了这么长时间，这中间又不断地接触各类中外作品，感觉眼光大变。再看《平凡的世界》，也比初次阅读更加冷静和深入了一些。下面就要说一说现在我对这本书的看法。

《平凡的世界》受到极多读者的喜爱，这不用说了，它受欢迎的原因，我想最主要是两点。第一，它是最传统的现实主义作品，也就是最写实的作品。他描写的农村生活是靠逼真的细节白描组成的，基本上完全忠于现实生活，谁看了都会说“写得真好，那时候生活就是那样的。(即使读者也没经历过)”而且它的语言朴实无无华，非常亲切，我们看了都觉得孙少安和孙少平就是活生生的，因为他们生活的环境被写得活生生的。因为真实，所以感动，孙氏兄弟的人生经历就显得很可信。《平凡的世界》的读者基本上是青年和青少年，是在校学生或者辛苦打拼的底层青年，看到这样的故事，自然而然地就联想起自身的经历和处境，从而引发他们强烈的情感共鸣。而且书写得又是明明白白，实实在在，把对读者的接受条件降到了最低，基本上谁都能看懂，谁看了都觉得写得真写得好，所以《平凡的世界》会有如此巨大的阅读群体。

第二，《平凡的世界》传达的价值观念，或者说表现的主题思想是中国人普遍认同的：勤劳勇敢的善良人通过诚实劳动和不断奋斗，最终会丰衣足食出人头地。这本书里没写什么坏人，就连王满银也远远算不上坏人。大家都是苦出身，在那么一个年代，终于能够从祖辈待了一辈子的土地上走出去，凭自己的努力告别贫穷，改变命运，这是多么大的一个希望!中国人勤劳奋斗的美德表现得淋漓尽致。另外，孙少安孙少平，都是正直纯洁的好青年，是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的化身。在我们的价值观里，道德和功业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我们希望那些有本事挣家业的都是孝慈仁义的好人。因此《平凡的世界》深深地契合读者的心理期待，尤其是在现在这个社会道德滑坡严重，价值观念缺失的时代，《平凡的世界》在我们心中重新唤起了对传统美德的认同，从心底激起我们对美好情操的向往之情，我觉得这真一种是伟大的德育。《平凡的世界》“劝人学好，教人向善”，谁能说不是好书呢?既有价值认同，又有阅读快感，这样的作品自然受读者欢迎。

以上两点就是《平凡的世界》获得巨大成功的主要原因。尽管在读者中口碑极好，影响极大，《平凡的世界》在文学史和批评家的眼里却没有什么重要的地位，主流文坛对它的评价一直不高，重要的文学史著作也不提及。这是评价标准不同造成的。学术界看待文学作品的角度更加侧重于文学本身，抛开社会影响仅仅分析文学技巧的话，《平凡的世界》显然有很多不足。比如故事情节有点老套拖沓，语言缺少变化，一些人物(比如乔伯年)写的不够丰满等等。在我看来它最大的问题就是理想化倾向严重。虽然它放映的是现实生活，作品风格也是现实主义，但它只达到了外部表现的真实，内在的故事情节和人物形象其实是童话式的。明显的表现就是故事很单纯，人物理想化。孙氏兄弟的奋斗历程，让人觉得一路下来“顺理成章”，这里面也有爱情，但很像“才子佳人”的套路。总的说，它的情节不缺乏跌宕起伏，但是让人觉得是为了主人公形象的刻意为之。故事情节固然都是编造的，但是一旦设定了这个环境，人物就必须在此逻辑下发展，高明的作家会让人物“活”在他的情境里，因此人物的命运就有了由环境决定的“必然性”，这是内在逻辑上的真实。而《平凡的世界》就缺少令人信服的“必然性”，有的地方就显有点得假。另外，这种童话式的故事和理想化的人物限制了小说的深度，它只表现了个人的生活奋斗和爱情破折，很有限地赞颂了某些道德品质，除此之外很难看到对社会和人性的揭示。总之缺乏更深刻的现实主义表现力。我觉得《人生》才是路遥最好的作品，《平凡的世界》不是。以上便是重读《平凡的世界》发现的的主要不足。当然，这只是一家之言。别人对这个观点无论持何种否定态度也都是有道理的。在阅读的时候我当然不会斤斤计较什么“故事结构”、“语言变化”之类的东西，这都是纯粹的理性分析。作为一部小说，《平凡的世界》各方面都很不错，是正经的优秀文学作品，其缺点是相比较而言的。况且，这种缺点，某种程度上恰恰成了它的优势。比如它童话式的内在情节，虽然缺乏批判力度但是符合大众的审美心理;它大体顺序的叙事结构虽然显得单调缺少技巧，但正因为它不设置太大的悬念，所以也不会降低再次阅读的趣味，读者会感到故事怎么读都很平淡朴实，把注意力放在那些优点和思考上，反而增加了魅力;它单纯理想化的人物形象虽然缺乏立体感，但是读者看来印象很鲜明也很明确，反而有助于人物品质的凸显和主题思想的表达;它虽然没有进行更深层次的人性揭示或社会批判，但明确地表达了对人生奋斗和传统道德的赞扬，这不够深刻但也绝非浅薄。读者不需要思考什么太深奥的问题，能在书中得到领悟和感动，得到抚慰和激励，这就很足够了。

因此，《平凡的世界》在文字技巧上的“缺陷”反而变成了它容易被最广泛夫人读者大众接受的优势。它简明易懂，真诚质朴不故作高深，表达的思想符合读者的心理需求。与其说它胜在文学的技巧上，不如说它胜在传播的优势上。《平凡的世界》讲的是困境中以个人奋斗来改变命运，不管时代如何发展，这都是每一代青年人集体面临的人生问题。那些求学者，打工者，面临艰苦社会的年轻人，在他们苦恼、彷徨、失意的时候，一本《平凡的世界》能给他们带来多大的共鸣和感动，多大的激励和鼓舞，就像我自己初读时那样，他们又会对这本书产生多么强烈的热爱!我在很多盗版书摊上都看到过《平凡的世界》，可见在这背后还隐藏着一个更加巨大的阅读群体。一本书能够达到如此地步，路遥地下有知该当何等欣慰!《平凡的世界》不是

经典谁是经典呢?在如此强大的社会影响里面前，文学史的“学术低评”显得苍白无力。谁也没有资格为一本书盖棺定论，时间才是优秀作品最好的证明。《平凡的世界》究竟能不能畅行百代，到底是不是一块真金，这只有让时间去慢慢验证。

第5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