鉴定结论证明力审查评断分析
摘要：鉴定结论作为法定证据种类的一种，为确认与待证事实有关的专门性问题提供必要的依据，由于鉴定结论不是最后的审判结论，司法人员必须对其证明力进行审查评断，这是认定案件事实、公正裁判的前提和依据。鉴定结论证明力的审查评断应当以正确的理念为指导，科学的方法来分析，使得其在司法实践中得到更有效的运用。
关键词：鉴定结论；证明力；司法效率
文献标识码:A
鉴定结论是在司法实践中为解决与诉讼案件事实有关的各种专门性问题，司法人员等常常需要求助于各行各业的专家，采用多种科学技术手段或者专门知识来进行检验鉴定和判断。
1 对鉴定结论审查评断的定位
鉴定结论在诉讼中兼具辅助证明作用和独立证明的作用。当司法鉴定结论作为辅助证明材料时，它是鉴别、印证、强化直接证据的重要手段；当其作为独立证明材料时，即当鉴定结论构成符合证据条件的“证据群”时，它能证明案件事实真相。
鉴定结论的辅助证明作用。“如果从事实的全部总和，从事实的联系去掌握事实，那么，事实不光是胜于雄辩的东西，而且是证据确凿的东西；如果不从全部总和，不是从联系中去掌握事实，而是片段的和随便挑出来的，那么事实就只能是一种儿戏，甚至连儿戏也不如。”这便是对鉴定结论审查评断的综合审查评断理念，因此，鉴定结论作为全案有资格的证据之一在被法官认定其证明力时应当结合其它与案件事实有联系的证据，如物证、书证、证人证言等帮助司法认知、推定，将多个证据构成一个有机整体，形成一个完整的证明体系。这就要求在对鉴定结论的审查评断过程中更要发挥法官的思维能力和聪明才智。
鉴定结论的独立作用。即在证据有限甚至全案就只有唯一的鉴定结论可以作为证据的情况下，例如：A生前从B借得款项，并在无第三人的情况下书写了欠条，日后B将A的财产继承人诉至法院，则对A生前所书写欠条的笔迹鉴定将起到独立证明作用，对其证明力的审查评断就必须进行严格的单一审查评断。
不管鉴定结论是辅助证明还是独立证明，最后要明确的是鉴定结论只是“鉴定意见书”，其定位应该是将鉴定结论视为法官审判时的一种专家参考意见观点，对鉴定结论的审查评断也应该基于此。
2 鉴定结论在实践中存在的问题
（1）鉴定主体不合法。
鉴定主体不合法主要是指“鉴定人”没有相关的鉴定资质。在实践中，鉴定人与鉴定意见书上签字盖章的人是不一致的现象也非常普遍，也就是说有鉴定资质的人没有经手的案件直接交给尚未取得司法鉴定执业资格认证的人进行鉴定，然后实行业务提成。
（2）鉴定过程不规范。
在实践中主要表现在鉴定操作程序不规范，仪器老化，样本提取存在问题。例如，在医疗责任事故纠纷中，实施医疗事故鉴定需要采用先进的医疗设备、仪器，但是鉴定主体不能提供。在笔迹鉴定的样本提取中，一般是实验样本与自由样本均要提供，并且自由样本还有一定的要求，即要鉴定的检材书写时间前后的样本都要有，最重要的是不管是自由样本还是实验样本，必须是当事人双方均予以认可的，而在实践中却常常因此而出问题。
（3）鉴定依据应用的主观性。
徇情枉“定”的现象在实践中并不少见，一些鉴定人碍于人情或利益熏心或将主观情绪夹杂到鉴定中去。于是出现了在检验、实验的程序规范或在检验方法上不符合法定的标准或行业标准的要求。例如在涉及到伤残评定时，九级与八级的认定也只是在一念之间，几个词说重一点便是八级，说轻一点便是九级，然而当事人依据这份鉴定书所获得的赔偿是完全不同的。鉴定人或产生悲悯之心，或受到利益诱惑将九级伤残鉴定为八级或作出相反的轻微的鉴定结论。
（4）鉴定中的重复鉴定泛滥。
关于重复鉴定是法官们遇到的最头疼的问题，实践中多份鉴定书的出现，不仅没有发挥其应有的功能，反而成为影响公正与效率的痼疾。
3 鉴定结论证明力的审查评断
（1）鉴定机构资质合法性的审查评断。
鉴定机构与鉴定结论的证明力是直接相关的，其证明力的强弱首当其冲地便是由鉴定机构的资质决定的。对鉴定机构资质合法性的审查评断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第一，鉴定机构的合法性。出具鉴定结论的鉴定机构是经司法鉴定管理机关审查批准的合法机构，在司法鉴定机构名册中登录，机构的各项手续完整，并且，法律规定，对有关专门问题的鉴定，有法定鉴定机构的必须由法定鉴定机构进行鉴定，只有在无法定鉴定机构时才由法院指定或委托其他鉴定机构或人员进行鉴定。第二，鉴定人资格的合法性。关于鉴定人资格的审查评断可以从四个角度着手，一是鉴定人是否根据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司法鉴定管理问题的决定》的规定取得了鉴定人职业资格证书和执业证书，严格审查越业务鉴定即鉴定事项在核定业务范围之外以及借名鉴定的情况。二是，鉴定人的实际工作能力，是否具备相应的法律知识条件，定期接受一些业务能力的培训，有足够的技能和经验。三是，鉴定人的回避条件。对鉴定人是否具
有法律所规定的应当回避的情形进行审查评判。四是，鉴定人的职业道德水平。鉴定人是否公正客观，是否会受外界影响而作出虚假鉴定结论。
（2）鉴定程序合法性的审查评判。
鉴定程序是为了确保鉴定活动的有序进行和有关鉴定各方权利义务而制定的统一规则、步骤和方法。对程序合法性的审查评断也是鉴定结论证明力的重要一项内容，主要包括：第一，鉴定程序的启动。我国《民事诉讼法》第72条第一款规定：“人民法院对专门性问题认为需要鉴定的，应当交由法定鉴定部门鉴定；没有法定鉴定部门的，由人民法院指定的鉴定部门鉴定。”但并不是只有人民法院才有权启动鉴定程序，前文已经区分了鉴定结论（包括诉讼内鉴定和诉讼外鉴定）与司法鉴定（诉讼内鉴定）的区别，也就是说当事人也拥有诉讼外鉴定的启动权，也有向法庭提交鉴定结论支持自己的权利主张，因此在对鉴定程序这一环的审查评断时要注意诉讼外鉴定结论与诉讼内鉴定在权威性上是有所差别的。第二，鉴定的独立性。鉴定人进行鉴定的过程就是运用科学经验规则进行分析判断的过程。所谓的经验规则是通过对普遍事物进行理性的分析归纳之后得出的事物发展的普遍规律，因此保证鉴定过程的独立性。鉴定的过程，就是要运用专门的知识和丰富经验来发现“沉默”的无证背后的“事实”的过程。因此对程序合法性审查评断是要判断鉴定人是否对一方当事人心存偏颇，或屈从外界压力而使鉴定结论受到干扰。第三，鉴定的公开性。诉讼的目的就在于获得一个公正的判决，而证据的鉴定结论当然必须符合公正性的要求。正当的诉讼程序的要求之一就是公开透明。对鉴定程序的公开性审查主要是要求司法鉴定的启动、运作透明化，是否确保了当事人有权充分参与鉴定过程，是否取信于当事人。具体的表现在于是否公开鉴定机构的设置、公开鉴定人名单资料、鉴定程序的公开、运作的公开。
（3）鉴定书规范性的审查评断。
鉴定意见书是反映鉴定委托、鉴定过程、鉴定步骤方法及其结果的一种法律文书。对鉴定意见书的规范性审查评断主要在两个方面：第一，鉴定意见书形式的规范性。主要审查评断鉴定意见书是否按照统一规定的格式规范制作，是否使用国家标准计量单位、符号和文字。纸张、版面和打印是否符合规定的要求。第二，鉴定意见书内容的规范性。鉴定意见书主要包括绪言、案情简介、检验过程、检验分析、鉴定结论、结尾。从文书中审查评断其运用的原理是否科学、技术是否先进，有无操作不规范的地方，以及结论的依据是否适当充分。最后，还应当审查评断结尾部分的鉴定机构、鉴定人和鉴定日期。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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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郑毅．司法鉴定结论评价制度研究［J］．郑州航空工业管理学院学报，2010
作者：汪秀琼
摘 要：电子证据由于其隐蔽性和脆弱性等特征，使得其采集、提取、分析都面临不同于传统证据的挑战。应当遵循及时性原则、多备份原则、符合技术标准原则、比例原则，来进行电子证据的采集。同时，应当从可靠性和完整性两个角度审查电子证据的证明力，产生方式、保全方式、原始程度的不同，都会对电子证据的证明力产生影响。
关键词：电子证据；取证；证明力；数据修复
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计算机等电子设备已经成为人们生活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在相当多的犯罪案件中，电子设备可能成为犯罪分子入侵的目标，也可能是作案的工具，或者更多情况下是作为犯罪信息的存储器。在此大背景下，电子证据逐渐显示出它的重要作用，甚至成为侦查机关侦破案件的突破口，特别是随着人们日常生活的网络化，电子证据在证据市场中的份额日益扩大，相关统计表明，在我国利用计算机网络进行的违法犯罪大约以每年30%的速度递增[1]。因此，在新修订的《刑事诉讼法》和《民事诉讼法》中，电子数据都成为一种独立的证据种类，取得了其在立法上的地位，学界对于将电子证据纳入《行政诉讼法》诉讼证据范围的呼声也是越来越高。
一、电子证据的定义及其特征
2012年新修订的《刑事诉讼法》虽然将电子数据作为一种独立的证据形式加以确定，但是并没有揭示出电子证据的定义。对于电子证据的内涵和外延，学界见解也是各有千秋，究其原因，笔者认为，这与电子技术的飞速发展不无关系。电子技术创新的不断加快导致众多的新型设备不断问世，电子数据的外延、内涵也可能需要相应调整。在狭义上，部分学者认为电子证据仅指存在于计算机及其网络系统中的能够证明案件事实的证据[2]，但是笔者认为这种观点不符合当下电子设备不断追求便携化的趋势，也导致将手机、SIM卡存储的证据被排除在电子证据大门之外，不利于案件证据的搜集和案件事实的查清。广义的电子证据是指以数字化的信息编码的形式出现的，借助电子、信息技术或相关电子设备形成的，能够证明案件事实或者与法律事务有关的事实存在的一切数据、信息及其派生物[3]。
根据上述定义，实际上并不能将电子数据证据与其他传统证据截然分隔开来，因为任何传统的证据都可以电子化，转化为电子数据。所以，电子数据证据与传统证据之间可能存在交叉。在外延上，根据相关规定和司法实践，电子数据证据在当前的主要来源（载体）大概有以下6种：计算机硬件设备、移动存储设备、便携式电子设备、网络部件、其他各类电子设备、网络存储空间。此外各种社交软件的聊天记录、网络硬盘存储的数据，甚至电子商务远程服务器上存储的购买记录都能作为电子数据出现。随着云计算和大数据等新技术的出现，电子数据的来源也呈现日益多样的特点，对侦查人员、检察官、法官的水平都提出了新的挑战。
作为一种新证据形式，电子证据仍然有其自身的显著特征，并对其取证和证明力的审查产生重大影响，兹介绍如下。
准确性：由于电子数据在生成、存储、传输等方面，都以电子设备、软件程序、网络技术作为载体，是在预先设定的程序运行下的结果，部分电子证据还有一经产生即无法编辑或修改的特点，故而，电子数据证据的产生往往能排除人的主观因素，而是以一个客观的机器人来见证事件的发生与经过[4]。从这一点上看，电子证据具有准确性的特点，能在一定程度上排除对事实的主观篡改。
隐蔽性：电子数据证据在本质上只是存储在电子设备中的光、电、磁记录，必须借助一定的硬件和软件才能被人们所阅读和理解。以计算机证据为例，其电子数据本质上只是计算机系统运行过程中产生的二进制（0和1）数字编码的有序排列，如果缺少相应的软件将无法理解其信息内容。这一特征导致了在电子证据形成的过程中或者形成后，人为地对其进行修改、毁损，将很难发现其是否发生变化，直接影响到电子证据的证明力，也往往成为刑事诉讼中质证的焦点[5]。
多样性：电子证据依赖的信息技术手段不同，会导致其表现形式和存储载体具有复杂多样性的特点。首先，电子数据证据的表现形式多种多样，既可以表现为文字、图片，也可以表现为音频、视频。其次，不同的電子数据证据可能存储在不同的载体中，需要借助不同的设备和软件，才能被识别和解读。这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电子数据证据取证的难度，侦查人员需要对症下药，掌握不同的电子数据证据取证工具、取证流程、取证技术标准，才能应对电子证据的提取工作，甚至需要借助专家的力量。在证明力上，不同提取方式所搜集到的电子证据，也可能存在不同的审查标准。
脆弱性：电子数据的准确性是从其排除人为主观因素角度而谈的，但是，电子数据仍然具有较高的脆弱性。首先，存储电子数据的设备往往都是处于不断读写的过程，新的二进制编码会替换旧的二进制编码，服务器存储的聊天记录也可能由于更新被删除掉。其次，电子设备的运行过程可能出错，如不正常的断电、硬盘受到灰尘的破坏，都可能导致设备上存储的信息毁损。最后，电子证据也存在被篡改的可能，而且还不容易被发现。这一特点削弱了电子证据的证明力，也催生了电子数据鉴定、数据解密、数据修复等技术在司法实践中的应用。
二、电子证据的取证
在刑事诉讼中，收集证据的方法主要是现场勘验、检查、询问证人、询问被害人、讯问被告人、搜查、扣押和鉴定等。电子证据的取证，即是指收集电子数据证据，是指在现场勘验或者搜查的过程中，及时、准确、完整地获取或者扣押与案件有关的电子数据证据。由于电子证据具有准确性、隐蔽性、多样性、脆弱性等特征，其取证过程与传统证据的取证有所区别，也对侦查人员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特别是技术上的要求。关于电子证据的取证，必须遵循以下的原则：
1.及时性原则。电子数据相比于传统物质，更可能被系统更新或者人为修改。由于存储数据的设备载体处在不停读写的过程中，数据也可能被擦除或者被更新，从而导致复原难度加大，部分存储在网络设备中的数据，还可能有时效限制，到达某一时刻就会被系统删除。这就要求，侦查人员搜集电子数据证据，必须及时进行，才能有效取证，同时降低取证的成本。
2.多备份原则。电子数据复杂多样，取证的过程同时也可能会对其造成修改，为了减少、避免这种破坏证据的行为，在进行取证（特别是采取技术手段分析、修复数据）的时候，必须采用镜像复制等手段，对相关数据至少制作两个以上副本，原始数据应当存放在安全的环境中，复制件可以用于数据的提取和分析，做到有备无患，防止侦查行为对证据的破坏。
3.符合技术标准原则。由于电子数据的高科技特征、多样化特征，电子数据的提取不单是法律问题，也会涉及多种技术和标准，包括提取工具、提取环境等。首先，面对不同来源的电子数据可能需要采用不同的工具、技术，如解密技术、数据修复等。其次，电子数据存放在载体中，恶劣的环境容易使其载体变潮变湿，从而破坏数据，因此，存储电子数据的媒体或介质应远离高磁场、高温、灰尘、频震、积压、潮湿、腐蚀性化学试剂等，在包装存储设备和元器件时尽量使用纸袋等不易产生静电的材料，以防止静电消磁。为了贯彻这一原则，我国应当探索建立、完善电子数据司法鉴定准入管理制度，确保电子数据鉴定活动的科学性和鉴定的可靠性。
4.比例原则。确保人的宪法权利不受非法侵犯，是刑事诉讼法人权保障的核心[6]。由于现实生活中电子设备与人们的私生活密切相关，很多涉及隐私的资料都以电子化的形式存在，在采集、提取电子证据过程中，由于很难即刻认定哪些证据可以排除，实践中侦查机关大多采取镜像复制的做法，笼统地将全部数据都列入采集范围，就很可能会侵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隐私。所以，笔者认为在电子证据的收集中，更应该强调比例原则的适用，侦查权力的行使必须具有适当性、必要性、均衡性，如果多种措施都可以实现收集证据的目的，就应该采取对当事人最小损害的原则，对于一些明显可以判断与案件无关的证据，应该尊重当事人的隐私，不应强行收集、暴露。
电子证据的收集不仅仅涉及法律问题，也涉及技术问题，在实践中也存在不少困惑，笔者认为应该作为一个交叉学科来研究，规范其采集、分析等过程。在当前实践中，存在一些特殊的手段进行电子证据提取，如数据解密技术、数据修复技术。在云计算背景下，收集电子数据又将遇到新的挑战。首先，数据可能被分割成多个区块，分别存储在不同的服务器，侦查人员难以直接进行提取；其次，云计算下手机、平板电脑等电子设备往往与网络联系在一起，而且联网的时候可能会自动与网络同步，这样，犯罪嫌疑人如果在设备被收缴后更改网络上的数据，侦查人员在还没有提取数据的情况下贸然开机，可能导致设备上的数据被同步从而被更改，导致证据丢失，增大收集难度。所以，如何能更有效、合法地收集电子证据，仍需要法学与其他学科的共同探索。
三、电子证据的证明力审查
准确认定案件事实是司法公正的基础，也是法官在审理案件时的基本任务。而认定案件事实主要是通过证据，证据的审查主要涉及两个方面：证据能力和证明力。前者重在审查诉讼双方提交的证据材料是否具有证据资格，后者主要审查证据材料对案件事实的证明价值。我们这里主要探讨电子证据的证明力审查的一般原理，可以说，证明力审查与法官的认证活动有密切关系，但又不局限于法官的认证活动，其他人员如侦查人员、检察人员、律师等也需要对己方收集的证据和对方举出的证据进行审查判断，是一种广义上的证明力审查。不少学者认为，大陆法系的法官评判证据证明力的基本模式是自由心证。但是，自由心证并不意味着法官可以毫无约束地任意裁断，而是仍然必须遵循一定的规则，例如法官不能脱离经验法则的约束，不能判断具有明显错误的证据具有较高证明力。所以，即使是“自由心证”大背景下的电子证据证明力审查，也仍然应该遵循审查的一般原理。
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电子商务示范法》第9条第2款规定：“对于以数据电文为形式的信息，应给予应有的证明力。在评估一项数据电文的证据力时，应考虑到生成、存储或传递数据电文的办法的可靠性，保持信息完整性办法的可靠性，用以鉴别发端人的办法，以及任何其他相关因素。”电子证据的证明力就是证据与待证事实之间的联系程度，主要取决于电子证据的可靠性（电子证据的生成、存储、传送、手机等各个运行环节的可靠性）和完整性（电子证据本身记载内容的完整性、负载电子证据内容信息的完整性、电子证据依附系统的完整性），这两个标准是衡量电子证据证明力的重要指标[4]。
由于电子证据的科技性、脆弱性等特征，其证明力审查有一些比较独特的审查原理，兹介绍如下：
1.产生方式不同导致的证明力大小不同。电子证据的编辑与修改有难易之分，相应地，纯粹由系统生成或者当事人难以（甚至无法）编辑、修改的证据比当事人能轻易编辑、修改的证据具有更强的证明力。因为前者能够排除人为因素的干扰，也能排除当事人故意做伪证的可能性。基于此，美国、菲律宾、南非等国的立法中都有类似的规定，基于正常业务活动形成的电子数据业务记录可以作为诉讼证据使用，相比较于基于诉讼而制作的业务记录，其制作的目的就带有确保准确的因素，因为比后者具有较强的证明力[2]。
2.保全方式不同导致的证明力大小不同。电子证据由于易于修改的特性，而且修改过程不留痕迹，难以看出中间修改的时间和沿革，导致了证据认定存在较大的难度。但是，如果采用电子指纹技术、时间戳技术，就可以在电子数据上打上时间、修改人的印记，从而可以对比不同时间数据的差别，进行寻找与案件事实联系最密切的证据，防止当事人破坏证据后无法恢复。当然，电子证据保全主体也会有所差别，鉴于电子证据的存储可以虚拟化，可以由第三方机构来对数据进行保全。此种情况下，可信的第三方机构做出的电子指纹和时间戳将具有较高的证明力。
3.原始程度不同导致的证明力大小不同。在传统证据的证明力审查中，原件与复印件的证明差别较大，例如在文书的提供上，美国有“最佳证据”规则，该规则规定：“如果你要证明文书的内容，就必须提供文书本身。”审查原始文书而不是复印件，能减少诉讼欺诈的可能性[7]。在电子证据中也有类似的规则，一般而言，除非双方当事人没有异议，或者以公正的方式证明的，否则复制件的效力都会受到质疑，因为电子证据有脆弱的一面，在形成、存储、传递等环节都可以受到影响。至于电子证据的解码技术、修复技术，由于加密后、修复后获取的数据并非原始数据，其证明力也将受到削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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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陈少宏
内容摘要：在当前全面推进“捕诉合一”的改革背景下，构建科学合理的审查逮捕证明机制，提升逮捕决定的客观性与公正性，是防止审查逮捕职能弱化进而保障改革顺利实施的重要举措。审查逮捕证明与司法证明具有相似性，属于“准司法证明”活动，应当参照司法证明的方法建立层次化的“准司法证明”机制。逮捕的证据与刑罚要件涉及实体性问题判断，故而应当采用“准严格证明”模式。其证据须具备法定证据能力与证明力，但查证程序与证明标准可以适当简化和降低。而逮捕必要性要件是对社会危险性事项之证明，具有未然性与可变更性，应当采取“自由证明”模式。其证据必须客观而明确，但不必不拘泥于法定的证据来源形式，达到优势证明标准即可。
关键词：“捕诉合一” 审查逮捕 司法证明 严格证明 自由证明
一、缘起：“捕诉合一”改革与审查逮捕优化
随着国家监察体制改革与司法体制改革的深入推进，检察机关正面临着职权配置调整和工作机制创新。2018年7月24日，中央政法委在深圳召开了全面深化司法体制改革推进会，明确将“优化法院检察院机构职能体系”作为加快构建系统完备、科学合理的司法机构职能体系的重要任务。为贯彻落实会议部署，当前各级检察机关以内设机构改革为契机，在刑事检察工作中全面启动重组专业化办案机构与统一审查逮捕和审查起诉职能的实践探索。“捕诉合一”不仅成为检察机构整合的方向，也预示着检察权运行方式的革新。对检察机关来说，“捕诉合一”在实践层面拉近了侦查和起诉的距离，强化了侦查监督力度，提高了案件证据质量，使侦查能更好地为公诉作准备，有利于构建新型的诉侦关系。〔1 〕但同时也须明确，“捕诉合一”主要是办案主体的合一，而并非审查逮捕和审查起诉两道程序的压缩或混同。机构改革仍然应当以确保审查逮捕和审查起诉职能的精准有效发挥为目标。因此，强化审查逮捕的司法化因素，规范审查逮捕证明活动，进而提升逮捕决定的客观性与公正性，是预防审查逮捕职能弱化、保障“捕诉合一”改革正确实施的关键举措。
事实上，早在2016年9月最高人民检察院在《“十三五”时期检察工作发展规划纲要》中就明确将“坚持‘少捕慎捕’”，“加强逮捕社会危险性证据审查”以及“围绕审查逮捕向司法审查转型，探索建立诉讼式审查机制”确定为未来五年检察工作的重要任务。为提升审查逮捕质量，在更高层次上实现惩治犯罪与保障人权相统一，近年来检察机关不断推动审查逮捕证明规范化和精细化建设。《人民检察院审查逮捕质量标准》《刑事案件审查逮捕指引》以及《关于审查认定逮捕社会危险性条件的意见》等规范文件相继出台。然而与丰富的改革实践相比，审查逮捕证明的基础理论研究却略显不足，一定程度上限制了改革实效。诸如，审查逮捕证明活动性质为何?应当遵循何种证明方法进行?在证据适用范围、查证程序以及证明标准上是否等同于庭审中的司法证明?理论与实践关注较少。而厘清这些本源性问题既是科学构建审查逮捕证明机制的理论基础，也是协调“捕诉合一”改革深入实施的指导思路。
当前许多地区检察机关正努力探索审查逮捕程序的适度司法化，这必然也会对审查逮捕证明活动提出更公正高效的实践需求。不仅如此，在“以审判为中心”诉讼制度改革的背景下，如何合理界定审查逮捕证明活動的性质，科学把握逮捕证明标准，使审查逮捕与司法裁判在功能上相区别，保障人民法院的定罪量刑裁判权不受审查逮捕的影响亦是持续深化诉讼制度改革的难点。鉴于此，笔者试以司法证明与审查逮捕证明的关系入手，展现审查逮捕证明的“准司法证明”属性，并在此基础上论证层次化的“准司法证明”机制结构体系，以期为审查逮捕阶段全面贯彻证据裁判原则，增进审查逮捕的公正性，提升人权司法保障水平作出智识贡献。
二、司法证明与审查逮捕“准司法证明”
改革的顺利实施须以坚实的理论基础为依托，在遵循职能规律的前提下兼顾实践需要。随着“捕诉合一”办案机制的建立，案件证据审查工作的重心将发生前移。此时，唯有厘清审查逮捕证明活动的本质，明晰其在行为属性、关系结构和价值选择方面的特殊要求，才能构建符合审查逮捕程序特征的证明机制，并在“捕诉合一”的改革中妥善处理审查逮捕与审查起诉以及审判阶段证明活动的关系。
(一)司法证明及其方法
刑事证明有广义与狭义之分。广义的刑事证明涵盖了各诉讼阶段的主体收集运用证据认定案件事实、查明案件真相的诉讼活动，其以公安司法机关为主要证明主体，当事人及其辩护人、诉讼代理人为重要参与者。〔2 〕而狭义的刑事证明一般仅指庭审中的证明，是国家公诉机关和诉讼当事人在法庭审理中依照法定的程序和要求向审判机关提出证据，运用证据阐明事实、论证诉讼主张。〔3 〕庭审中的证明也被称为司法证明，其证明对象是纳入司法裁判领域，由中立的司法裁判者作出判决、裁定或决定的实体性与程序性事项。作为整个刑事诉讼的核心环节，司法证明要求在等腰三角形的诉讼结构之下，以控方为证明责任主体，控、辩、审三方共同参与，体现交互理性。〔4 〕这种特殊的关系结构有助于引导控辩双方对争议事实共同作出评价，令裁判者跳出单向思维的认识束缚，最大程度上实现司法证明的公正与理性。
刑事证明还包括“自向证明”与“他向证明”两种基本形态。〔5 〕“自向证明”也即“向自己证明”，通常是办案机关(人员)根据现有的事实与证据自我形成逻辑结论的过程，体现为一种职权行为。而“他向证明”即为“向他人证明”，是证明义务主体运用证据按照一定的论证方式向他人证明的活动，目的是为了满足他人的认知需要。需要指出的是，刑事审前程序中的证明活动大多属于“自向证明”。因为侦查阶段与审查起诉阶段的主要任务为“查明”案件事实与证据，从而为“自我论证”是否达到侦查终结与审查起诉之证据标准。虽然审查起诉阶段涉及对侦查办案结果的核查，但多以单方书面化审核案卷为主，以讯问嫌疑人和额外展开调查为辅。基于此，审前程序的证明活动在关系结构上也更多表现为刑事追诉机关的“单向”查明结构。〔6 〕与审前程序中的证明活动不同，司法证明则是“自向证明”与“他向证明”的高度融合。一方面，控辩双方为了最大限度满足法官对案件事实与证据的认知需要，各自依照法定的证明规则在法庭上举证、质证，这种“他向证明”的过程推动庭审进行。另一方面，法庭审理唯有保障并强化“他向证明”，使控辩双方尽力围绕争议焦点作出有效评价才更有助于法官内心“自向证明”逻辑结论之形成。
大陆法国家对司法证明的方法论进一步细化，根据待证事实性质、法定的证明方法以及法定的查证程序等差异形成了严格证明与自由证明的理论模式。在待证事实上，严格证明主要适用于与定罪量刑相关的事项，因为此种证明直接关系着被追诉人实体性权利的分配，必须严格依照法定的证明方法与程序进行。而对于定罪量刑之外程序性事项的证明，则可采取更为灵活的自由证明方式。诚如罗克信教授所指出：“对于‘只具诉讼上之重要性之事实’以及‘判决以外之裁判事’的认定，可不拘任何方式来获取可信性。” 〔7 〕
(二)审查逮捕证明的“准司法证明”属性
鉴于域外国家大多由中立的法官对审前阶段公民人身自由的限制与剥夺进行司法审查，故而逮捕羁押的裁断过程毫无争议属于司法证明的范畴，可直接依照司法证明的方法设立行之有效的证明机制。〔8 〕但我国检察机关行使审查批捕权是逮捕适用的普遍形态。审查逮捕也长期被视为检察机关履行侦查监督职责的重要途径，并与立案监督和侦查活动监督形成了“一体两翼”的工作格局。〔9 〕因此，构建在侦查监督职能之上的审查逮捕证明活动性质为何?是否属于司法证明?还能否直接采用司法证明的方法?这些就尤为值得关注。在过往的研究中，有学者基于检察机关非司法裁判者的身份从而否定审查逮捕司法证明的性质。例如陈瑞华教授认为，审前阶段逮捕决定虽然也需要足够的证据，并将案件事实证明到法定的程度，但由于审前阶段不存在中立的裁判者，因此典型意义上的司法证明活动并不存在。〔10 〕然而也有研究者将审查逮捕证明活动等同于司法证明，直接肯定了司法证明模式与规则在审查逮捕证明中的运用。如孙谦教授指出，逮捕社会危险性的审查和认定也需要采用司法证明的模式和规则进行，对于事关重大人身权益的证明采用严格的证明方式，同时对于程序性事实采取自由证明方式。〔11 〕值得注意的是，严格证明与自由证明均是围绕法官裁判事项而产生的证明方法论，是司法证明语境之下的概念。倘若我国审查逮捕证明活动并非司法证明，那么能否借鉴司法证明语境之下的方法论来构建审查逮捕证明机制就值得商榷。如果我国审查逮捕证明不属于司法证明，其性质又当如何界定。
实际上，虽然审查逮捕阶段的证明不能算作典型意义上的司法证明，但与侦查阶段和审查起诉阶段的其他单向“查明”活动相比，审查逮捕程序中的证明具有“准司法证明”的属性。具体可表现为三个方面：第一，区别于审前阶段其他以案件事实和证据发现为主要目标的单向“查明”活动，审查逮捕证明在行为性质上更多呈现“他向证明”的过程。侦查机关作为“他向证明”的义务主体，不仅应移送具体证据表明逮捕的证据要件、刑罚要件以及必要性要件均已达到，且证据的量与质还需达到法定的证明程度，否则将承担不予批捕的后果。检察机关作为“他向证明”的接受者，根据侦查机关证明责任履行的状况作出是否批捕的程序性决断。第二，审查逮捕证明在关系结构上亦呈现“两造对立，裁判居中”的特征。尤其是2012年《刑事诉讼法》增加了人民检察院讯问犯罪嫌疑人、询问证人以及听取辩护律师意见的相关规定，强化了检察机关在审查逮捕程序中的中立地位。近年来检察机关审查逮捕办案组织和办案程序的“去行政化”，使审查逮捕环节朝着三方诉讼结构的方向发展。被追诉人和辩护人的程序参与较以往更加受到重视，同时司法责任制强化了检察官在个案办理中的独立性，这些变化都使审查逮捕呈现出司法化的趋势。第三，刑事被追诉人审前阶段的人身自由与审判程序中所处分的人身自由在权利性质、社会价值上同等重要，理应受到严格的法律程序保护。审查逮捕必须有证明活动提供支撑，证明机制的确立可对逮捕裁量权进行有效的限制，有助于防范公权力滥用。〔12 〕因此，明确审查逮捕证明“准司法证明”的属性，并参照司法证明的方法建立符合审查逮捕程序特征的证明机制，可有效防范因证明方法不清晰而导致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权利减损的危险。这样既有利于提升审前阶段的人权司法保障水平，也有助于强化审查逮捕决定的公正性。
三、审查逮捕“准司法证明”机制缺位的实践困境
为了在提升办案效率的同时兼顾逮捕决定的公正性，“捕诉合一”改革理应审视和回应审查逮捕实践中长期存在的问题。由于规范和实践层面没有对我国审查逮捕证明活动的属性形成客观统一的认识，也没有建立起一套专门的、符合审查逮捕特点的证明机制，导致审查逮捕证明责任落实不清、证明标准把握不一。尤其是社会危险性标准客观化不强使得审查逮捕长期围绕逮捕的证据和刑罚要件进行，而法律又未明确规定上述要件的证明标准，办案人员在实际操作中时常套用公诉或审判的证明标准，影响了逮捕决定的客观性与公正性。此外，我国《刑事诉讼法》对公安机关证明责任规制不足，如遇公安机关不移送社会危险性的相关证明材料时，审查批捕办案人员只能根据自身的办案经验，而不是依据公安机关对逮捕社会危险性的证明情况作出判断。这些因素又加剧了审查逮捕程序书面化、行政化的色彩，不利于犯罪嫌疑人及其辩护人的有效参与。
(一)证据要件之证明标准把握不一
1996年《刑事诉讼法》将逮捕的证据标准从“主要犯罪事实已经查清”降低为“有证据证明有犯罪事实”，从而在法律形式层面区别于公诉与审判阶段的“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标准，体现了对侦查阶段认识规律的回归。一般认为，“有证据证明有犯罪事实”是指有证据证明发生了犯罪事实，有证据证明犯罪事实是犯罪嫌疑人实施的，證明犯罪嫌疑人实施犯罪行为的证据已查证属实的。但如何在实践中具体把握“有证据证明”尚有不同观点。有学者认为，逮捕的证据标准为证据充足或者证据充分，如果将定罪证据不足的犯罪嫌疑人予以逮捕的，应视为错捕。〔13 〕有学者则指出逮捕的证明标准应理解为“基本犯罪事实清楚，基本犯罪证据确实，基本犯罪指向明确，相信犯罪系犯罪嫌疑人所为”。〔14 〕有学者提出，有犯罪事实只是要求有证据证明存在这种可能性，显示案件事实发生的轮廓即可。〔15 〕还有学者对逮捕证明标准予以量化，认为“有证据证明”可解释为“相当理由”或“优势证据”，只要检察官的心证程度超过了50%即可批准(决定)逮捕。〔16 〕立法模糊性不仅没有给审查逮捕提供客观化、操作性较强的证据标准，反而为实践操作中人为提高逮捕证据标准留下了空间。
在国家错案追究和检察系统内部绩效考核的双重压力下，“错捕”“错不捕”以及“办案质量有欠缺”均属于逮捕质量问题，是衡量相关办案人员甚至是整个检察系统工作质量的重要因素。为了避免批准逮捕后嫌疑人、被告人被撤销起诉或者宣判无罪的情况，检察办案人员在审查逮捕时往往人为提高证据标准向公诉和审判的标准看齐。在证据方面甚至要達到“八九不离十”的程度，而且基于检察机关整体利益的考虑，公诉部门一般也会将被批捕的案件提起公诉。〔17 〕审查逮捕的证据标准并未真正在实践操作中与公诉和审判标准拉开距离，导致审查逮捕过于强调对犯罪事实和证据的审查，实体性的定罪活动提前到了侦查阶段。犯罪嫌疑人一旦被逮捕，就极有可能被公诉，甚至获得有罪的判决，形成了“逮捕中心主义”的乱象，偏离了其程序性保障措施的实质。
(二)逮捕必要性要件适用率低
2012年新《刑事诉讼法》修改将逮捕必要性要件中的“社会危险性”细化为五种情形，增强了逮捕必要性的现实操作性。然而实践中逮捕必要性适用率仍然偏低，无法起到大幅度分流、抑制逮捕的功效。以我国经济较为发达、法治建设水平较高的浙江省为例，2015年浙江省全省检察系统共受理移送审查批捕76196人，批准逮捕62225人(批捕率约为82%)，因无社会危害性从而不予批准逮捕的仅为7354人。〔18 〕也就是说，在所有移送审查起诉的刑事被追诉人中，仅有9%的嫌疑人、被告人会因为无逮捕必要从而不予逮捕。实际上，侦查机关证明责任不清晰是造成逮捕必要性要件适用率过低的重要原因。受到“重实体、轻程序”错误理念影响，一些侦查办案人员在移送审查批捕时往往只注重移送与犯罪事实相关的证据材料，而对于逮捕必要性有时只是单纯注明“采取取保候审不足以防止社会危害性”，或者“确有逮捕必要”就了事，专门针对社会危险性事由分别加以说明的比例很少。曾有学者统计，一些地区公安机关提出嫌疑人具有某种社会危险性的比例仅有17%，而具体提供证明或者说明材料的仅占总提捕人数的10%。〔19 〕
我国审查逮捕证明机制的缺位使得逮捕的证明活动长期缺乏基本的查证规则。侦查机关的社会危险性证明责任没有在法律层面得到明确，本该由侦查机关承担的社会危险性证明责任时常转嫁给检察机关自行审查，而不是直接不予批捕。实践中，即使侦查机关在报捕时涉及社会危险性事项的说明，大多也只是在案卷中写入“有可能逃跑”“有可能自杀”或“有可能实施新的犯罪”等语句，而缺乏其他具体的证明材料。加之辩护律师介入审查逮捕程序存在权利救济不完善、检方应对程序不明确以及律师介入后难以落实实体权利等问题。〔20 〕检察办案人员无法依据相应的证据充分评估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妨碍诉讼进行或者继续发生危害社会的可能性，而只得依据案件事实与情节，结合自身办案经验加以判断。这些潜在的办案逻辑为审查逮捕程序长期封闭化、行政化、单方阅卷化等问题的生成提供了土壤。犯罪嫌疑人、辩护人无法有效参与并提出有针对性的反驳意见，令社会危险性审查具有随意性和主观性色彩。
(三)逮捕审查证明活动缺乏层次化
审查逮捕证明具有一定的复杂性与特殊性。其既包含了对业已发生的犯罪事实和应当判处刑期的证明，即逮捕证据要件和刑罚要件的证明，还包含了对尚未发生的程序性风险或者其他社会危害风险的预估，也即逮捕必要性事项的证明。但由于立法层面缺乏专门、科学的审查逮捕证明机制，逮捕三要件的证明方法长期被混同。对于社会危险性事项的证明很难达到证据与刑罚要件那样较高的证明标准，导致逮捕必要性要件证明在实践中较为随意，并且长期依附于证据与刑罚要件。
实际上，逮捕三要件在证明价值和证明难度上各有差异，应当形成层次化的证明机制。一方面，从待证对象的诉讼价值考察，逮捕的证据与刑罚要件是根据现有的客观证据材料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表明犯罪嫌疑人实施了特定的犯罪行为，依照我国《刑法》应当追究有期徒刑以上的刑事责任。具备一定的犯罪嫌疑既是国家对特定公民发动刑事追诉的前提，也是逮捕得以适用的基础。
另一方面，从待证对象的证明难度来看，逮捕的证据与刑罚要件是追诉机关或者辩护律师对过去发生的犯罪事实运用法定的证据形式和证据规则加以证明的过程。而逮捕的必要性要件需要控辩双方基于犯罪嫌疑人当前的状况对其未来可能发生的风险进行预估，具有不确定性。
四、审查逮捕“准司法证明”机制的层次化构建
全面推行“捕诉合一”改革需要建立相关配套措施加以保障。而防止审查逮捕职能弱化的关键就在于构建科学的审查逮捕证明机制。审查逮捕的“准司法证明”机制具有内部层次化和外部层次化的双重特征。所谓内部的层次化是在逮捕三要件的审查过程中，依据各要件性质的差异设置不同的司法证明方法、调查程序以及证明规则，形成层次化的证明机制。易言之，对逮捕证据要件和刑罚要件的证明可采用“准严格证明”模式，而对逮捕必要性要件的证明应选取自由证明模式。而外部的层次化主要体现在审查逮捕阶段证明标准应当与公诉和审判的证明标准形成梯度。“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并非要求审查逮捕阶段就向审判阶段的证明标准看齐，而是要尊重审判的核心地位，让审查逮捕和司法裁判在功能上有所区别。其中一个重要的途径就是不能按照审判的标准进行审查逮捕。由此可见，内部的层次化源于对侦查阶段认识规律的尊重，兼顾公正与效率。而外部的层次化符合我国刑事诉讼证明标准在法律形式上“一元化”和实然操作中实质递进的操作需要。鉴于内部的层次化是外部层次化得以实现的先决条件，故而笔者也将着重围绕内部层次化的构建展开。
(一)逮捕证据与刑罚要件的“准严格证明”模式
逮捕的证据要件(有证据证明有犯罪事实)与刑罚要件(可能判处有期徒刑以上刑罚)均是对犯罪是否成立以及应当采取何种刑罚的实体性判断。审查逮捕固然不是定罪量刑环节，但逮捕的适用必须符合法定的罪疑标准。因此，对于逮捕证据要件与刑罚要件的证明也应当遵循基本的司法证明方法，采用“准严格证明”模式。“准严格证明”区别于典型意义上的严格证明，由批捕阶段处于相对中立地位的检察机关予以审查，相关证据必须具备法定的证据能力与证明力要求，但查证程序可以比司法证明相对简化，同时证明标准也低于公诉和审判的证明标准。
首先，“准严格证明”模式下证据应当具备法定证据能力与证明力。“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对证据的法庭准入资格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也强化了检察机关对证据收集合法性的证明责任。伴随“捕诉合一”机制的建立，法庭对于证据能力的要求将更容易传导至审查逮捕阶段。审查逮捕和审查起诉可以具有不同的证明标准，但相关证据都应符合同等的证据资格规范。在过往的司法实践中，侦查机关移送批捕的证据经常出现合法性参差不齐的情况。例如在物证与书证的提取和收集程序上，一些物证、书证来源不合法或者缺少相关《调取证据通知书》等司法文书，还有的书证没有提取人或被提取人的签字具有一定瑕疵。又如言词证据的获取程序不符合法定程序，部分讯问笔录所显示的讯问地点不是在法定的讯问场所，或者嫌疑人及其辩护人明确提出侦查人员存在刑讯逼供或者其他非法手段获取口供的情况。与此同时，审查逮捕阶段排除非法证据也可能遭遇检察官追诉性方面的障碍以及价值定位方面的困境。〔21 〕2017年6月27日两高三部联合发布了《关于办理刑事案件严格排除非法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细化了非法证据的认定标准，明确强调检察机关在审查逮捕程序中对侦查机关证据收集合法性的调查核实责任。审查逮捕在刑事诉讼程序中具有承前启后的作用，检察机关在审查逮捕时依法排除非法证据，有助于纠正侦查程序中的违法行为，防止“有病证据”作为批准逮捕的根据。〔22 〕基于此，检察机关如果发现证据不具备真实性和相关性，则可以因证明力过低达不到逮捕的证据标准不予批捕。如果发现证据是通过刑讯逼供或者威胁、引诱、欺骗以及其他非法方法收集的证据，应当坚决予以排除。
其次，“准严格证明”的查证程序可以适当简化。审查逮捕阶段侦查办案人员对于案件事实与证据的掌握程度还相对有限。加之办案期限的紧迫性，不可能要求此时对于逮捕证据要件与刑罚要件的查证程序像法庭审判那样严格。但是，对于诉讼效率的追求并不能以牺牲程序的公正性尤其是牺牲犯罪嫌疑人、辩护人的程序参与为代价。2012年新《刑事诉讼法》增加了检察机关讯问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以及听取辩护律师意见的机制。为了贯彻法律的修改，一些地区开始积极探索“审查逮捕案件的公开审查”或“审查逮捕诉讼式审查机制”并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果，积累了宝贵的实践经验。需要明确的是，审查逮捕的诉讼式审查机制并不是严丝合缝的法庭审理，“其本质是检察官听取双方观点的渠道，不宜向法庭审判一样作往复辩论”。〔23 〕因此，审查逮捕的查证程序不必过于复杂，在检察机关秉持客观中立立场的前提下，应着重保障犯罪嫌疑人及其辩护律师就逮捕条件是否满足发表意见的机会。检察办案人员在充分聽取各方观点的基础上作出决定并公开决定理由。
再次，“准严格证明”模式要求科学把握逮捕证据和刑罚要件的证明标准。一方面，我国逮捕证据要件的证明标准应该高于域外国家强制到案的证明标准。在过往界定和把握逮捕证据要件标准的研究中，曾有不少学者提出，我国逮捕的证明标准应当参照英美国家逮捕的“合理性依据”标准。〔24 〕笔者认为上述观点值得商榷。英美国家遵循逮捕与羁押相分离的原则。逮捕作为一种强制到案措施虽是审前羁押的重要前提，但其本身并不能直接引起审前羁押的结果。“合理性依据”实为警察在执法过程中对涉嫌犯罪可能性的预估，在法律后果上仅可引发短暂人身自由限制的强制到案，而并非审前羁押的主要考量因素。与英美国家有所不同，我国审查逮捕也是审查羁押，其条件设置理应比强制到案更为严格。因此，将英美国家强制到案的证据要求直接作为我国候审羁押的证明标准的观点确有不妥。出于人权司法保障的考量，我国逮捕的证据标准应该高于“合理性依据”的标准。
另一方面，证据和刑罚要件的证明标准应适当低于公诉和审判阶段的证明标准。侦查初期对犯罪事实与证据的掌握往往不够充分，难以达到事实清楚、证据充分的程度。“以审判为中心”的刑事诉讼制度改革重申了刑事诉讼各程序环节的递进属性，落实在证据裁判主义之上，就是通过递进式诉讼程序形塑递进式证明(证据)标准，体现从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的过程。〔25 〕审查逮捕证明的“准司法证明”机制也应当体现出这种递进式证明标准的需要。与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的标准相比，“有证据证明有犯罪事实”不再强调到底是主要犯罪证据还是次要犯罪证据，并且是否已经查清的问题，而是将证明重点转移到了是否“有证据证明”嫌疑人的行为构成犯罪。所谓“有证据证明有犯罪事实”可以是嫌疑人某一种或者某一次犯罪的证据已查证属实，而不要求整个案件事实的证据全部查清。并且检察办案人员可以着重围绕犯罪构成核心要件的证据进行审查，如犯罪构成客观方面的证据已查证属实，而不要求犯罪构成各个要件都达到确实、充分的程度。另外审查逮捕注重犯罪事实行为的证据审查，而不要求此时罪名定性必须准确，也不要求量刑的证据确实、充分，只需证明达到有期徒刑以上刑罚即可。
值得关注的是，曾有不少质疑者提出，“捕诉合一”的办案模式容易令检察办案人员受到公诉观念和立场的影响，在审查逮捕时人为提高逮捕的证据要件证明标准，以防止捕后不诉情况的发生。并且，当前一些试点地区也把逮捕标准提升所导致的审前羁押率下降视为“捕诉合一”更有利于人权保障的体现。〔26 〕需要明确的是，审查逮捕职能的有效发挥不仅要求严格把握逮捕标准，防止审前羁押滥用，还包括准确适用逮捕措施，对于依法应当逮捕的坚决批捕，从而保障刑事诉讼活动的顺利进行。在“捕诉合一”之下，将公诉的证据要求适用于审查逮捕不但违背了“有证据证明”的法定标准，漏捕了本应逮捕的被嫌疑人，还可能稀释审查逮捕职能的独立性，令审查逮捕异化为审查起诉的“预审”。不仅如此，侦查、起诉、审判作为独立的诉讼环节，共同构建了刑事程序的基本框架，而审查逮捕在本质上仅决定被追诉人个体的人身状态，并不属于独立的程序阶段，对案件的证据完全可以形成递进审查。“捕诉合一”视角下的审查逮捕工作可以更多地关注后续侦查取证的可能性。〔27 〕
将证明标准相区别恰恰体现了逮捕强制措施的本质属性。因此，“捕诉合一”的机构整合不应模糊审查逮捕标准的界限。如果检察办案人员在审查逮捕时发现已达到逮捕标准，但对于起诉又缺少相关证据时，可以积极与侦查人员沟通，明确提出补证提纲，并引导侦查人员收集固定证据，但不应影响批捕决定的作出。
(二)逮捕必要性要件的“自由证明”模式
逮捕的“社会危险性”主要描述了妨碍诉讼顺利进行的程序性危险，是对威胁刑事诉讼法秩序行为的程序法规制。〔28 〕此种程序性风险通常不会直接影响刑事案件的实体性结果，故而对于程序性事项的证明无须采用“准严格证明”模式。更主要的是，随着诉讼的不断推进，逮捕必要性事实很可能根据嫌疑人自身的状况而发生变化，此时需要及时审查或调整，如果采取“准严格证明”模式势必会带来不必要的拖延，极大地影响诉讼效率。另外，“准严格证明”模式的待证事项是业已发生了的案件事实，而逮捕必要性要件中的待证事实通常还尚未发生。对于未然性事实的证明本身也难以达到较高的证明程度。因此，基于待证事实的特殊性和复杂性，逮捕必要性要件的审查应当采用更灵活多样的自由证明模式。
第一，在“自由证明”模式之下，逮捕必要性要件的证明必须建立在客观而明确的证据基础之上。我国《刑事诉讼法》将“企图自杀或逃跑”，“可能实施新的犯罪”，“可能毁灭、伪造证据干扰证人作证”，“具有危害国家安全、公共安全的现实危险”等作为社会危险性的的证明对象，而“企图”、“可能”以及“现实危险”都偏重嫌疑人主观心理描述而缺乏客观化的标准，检察办案人员需要根据所掌握的情况综合预估其社会危险性的大小。倘若对社会危险性的评判不是建立在客观明确证据的基础之上，就会产生任何涉嫌犯罪的人都有可能逃避审判、再犯新罪或者都具有社会危险性从而都应当予以羁押的错误推论。
实际上逮捕必要性要件具有其独立的判断方式，不能仅仅因为犯罪嫌疑的严重程度就径行认定犯罪嫌疑人有逃跑的可能。德国《刑事诉讼法》明确规定如有客观证据证明嫌疑人存在以下情形才认定具有“逃亡之虞”：逃亡准备和于是有隱匿迹象措施，例如用假名租房，或者持有假证件和隐匿逃亡资金，已准备好旅行包，被指控断绝婚姻、亲属或职业上的联系等。〔29 〕可见对于社会危险性事项的证明虽可在证明方式上予以简化，但也必须建立在客观确实的证据之上。因此，侦查机关在报请逮捕时除了提供犯罪嫌疑人有犯罪事实并且可能判处有期徒刑以上的证据外，还必须提供犯罪嫌疑人已经预备或者正在着手实施某种具有社会危险性行为的具体证据或者说明材料，完成对逮捕必要性要件的证明责任。如犯罪嫌疑人的主观恶性、犯罪习性、悔罪态度、对被害人的赔偿情况，家庭状况，有无工作收入和固定居所的情况等。这样检察机关才能更好地依法裁量，谨慎适用逮捕措施。
第二，在自由证明之下，证据不必拘泥于法定的证据来源形式，只要是客观存在并与待证事实相关，能够帮助裁判者形成认知的材料均可作为证据使用。一般认为，能够证明刑事被追诉人品行声誉、性格倾向、生活环境以及行为习惯等特征的品格证据与案件事实无必然的关联，因此不能作为认定被告人有罪的证据适用。但刑事被追诉人品格与行为习惯的证据却可以用于逮捕必要性要件的证明。例如嫌疑人是否具有长期吸毒、酗酒的恶习以及是否具有暴力倾向均是衡量其社会危险性大小的考察内容。例如，在一起临时起意犯罪案件中，倘若犯罪嫌疑人在案发后认罪态度良好，主动赔偿被害人的损失，审查批捕办案人员完全可以根据其长期品格良好的证据材料对其作出有罪但无逮捕必要从而不予逮捕的决定。
专家意见书的证据能力问题长期受到理论与实践的争议，故而实务部门在审理案件时通常只将专家意见书作为重要参考，而不会直接将其作为定案证据使用。〔30 〕笔者认为，具有专门知识或者技能的专家所发表的意见虽然不能被直接用于证明犯罪行为是否成立，但此类意见可用于专业人员或者机构对犯罪嫌疑人逮捕必要性的评估。承认专业性意见在逮捕必要性要件证明中的证据能力，可弥补检察机关、侦查机关与辩护律师在社会危险判断上的专业性不足。在美国的保释听证程序中，法官除了听取控辩双方的意见之外，还会将中立的第三方审前服务机构所提供的“风险评估报告”作为保释决定的重要参考依据。审前服务机构需要通过走访犯罪嫌疑人的家庭居住社区以及工作单位，了解刑事被告人的个人背景、家庭居住状况、就业记录和收入状况、经济状况、健康状况，以及过去是否有吸毒酗酒或是其他犯罪前科，综合各方面信息评估释放被告人是否会对社区造成危险以及有逃避审判的危险，进而提出法庭释放或者羁押被告人的意见。
近年来建议借鉴域外国家专业化、客观化、精细化的社会危险性评估机制的呼声日益高涨，〔31 〕而社会危险性评估机制的建立必须以自由证明模式之确立为前提。即便是在以“正当程序”而著称的美国，许多适用于庭审的证明规则也不会适用于审前阶段的羁押必要性审查。例如，刑事被告人依据宪法而享有质证与交叉询问的权利，并且在保释听审中被告人及其辩护人也有权反驳或者对控方的证据提出质疑。但是对于保释听证所依据的证据可以建立在传闻信息的基础之上，并且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也不适用于保释听证程序。德国羁押令审查亦采用自由证明模式，法院可以不拘于任何方式来获取可信性，例如查阅卷宗或者电话询问等方式，只要客观上能够使人达到释明程度即可。〔32 〕由此可见，唯有在自由证明模式下逮捕必要性审查判断方式才可灵活多样，查证程序也得以简化进行，最大限度地提升诉讼效率。
第三，自由证明模式下逮捕必要性要件达到优势证明标准即可。优势证明标准是以证据的盖然性大小作为说服力的判断基础。质言之，诉讼一方所提供的证据材料必须令裁判者相信待证事实成立或存在的可能性大于其不成立或者不存在的可能性。具体在审查逮捕中，就是基于全部已知证据，犯罪嫌疑人具有法定社会危险性的可能大于没有法定社会危险性的可能，采取取保候审不足以防止发生社会危险性。〔33 〕然而《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试行)》第139条在细化逮捕社会危险性时规定，人民检察院在审查社会危害性标准时对于“有一定证据证明”或者“有迹象表明”犯罪嫌疑人具有继续危害国家、公共或社会安全，可能阻碍证据获取干扰作证，亦或者实施打击报复，企图自杀逃跑行为的，应当予以逮捕。按照上述规定，即使没有切实的客观证据证明，只要“有迹象表明”也可认定具有社会危险性。与优势证明标准相比，“有迹象表明”标准过低，并且存在主观推测和恣意化适用的倾向。将“有迹象表明”作为我国逮捕社会危险性证明标准恐怕会扩大社会危险性的适用范围，不利于人权司法保障。另外，需要注意的是，2012年《刑事诉讼法》特别将“可能判处10年有期徒刑以上刑罚”、“曾经故意犯罪”，以及“身份不明”视为推定具有社会危险性的情形，只要预先满足基础事实的证明即可“径行逮捕”。在上述三种情形下，基础事实的证明必须依照“准严格证明”的方式进行，才能以推定的特殊的方法免除对社会危险性审查。综上所述，对于逮捕社会危险性的证明应以客观的证据材料为基础，并且应当达到优势证明标准。如果侦查机关不能提供切实的证据，检察机关应当坚决作出不予批捕的决定。对于批准逮捕的也应当强化对嫌疑人、辩护人的说理力度，表明是否采纳辩方意见以及采纳的事实和理由。
作者：杨依
办理事项：《增城市计划生育审查证明》(迁户审查证明)
受理部门：计划生育服务中心
办理窗口：⒅-⒇计生服务
设定依据：《广东省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
时 限：法定时限： 1工作日;承诺时限：1 工作日
收 费：无
咨询电话：8276749
3所需资料：
1、双方户口本、身份证、结婚证(离婚须带离婚证和离婚协议书)
2、广东省计划生育服务证(生育证)
3、四术证明;
4、历年查环查孕记录
5、社会抚养费征收票据，收养证
办理流程：
附件1：申请受理号：渝卫医广受[2009]号
医疗广告审查申请表
申请日期：2009年8月12日
法定代表人签名： 吴天平医疗机构(盖章)
2009年8月12日
(注：埴报医疗广告审查申请表时应一并埴报医疗广告成品样件表)
医疗广告成品样件表
提交日期：年月日
注：
1、电视、广播广告可以先提交镜头脚本和广播文稿，初审合格后再提交广告成品样件。
2、平面广告提供小样，网络广告提供页面样件。
3、医疗广告成品样件需标注广告审查证明文号的位置、形式。
4、申请审查时至少需提交本文书一式三份，广告样件粘贴处加盖骑缝章。
5、医疗广告成品样件表原件需与《医疗广告审查证明》一并作为审定凭证。
广告审查证明当中需要一个医疗广告审查证明文件，想请问一下这个文件是医院自己去办还是由广告公司帮其搞定呢?谢谢还有说是自己去办，要花钱啊，
医疗机构
第一名称保定现代女子医院
《医疗机构执业
许可证》登记号036453130602310635法定代表人
(主要负责人)陈金祥
医疗机构地址保定市七一西路199号
所有制形式私人医疗机构类别专科医院
诊疗科目妇产科(妇科专业、计划生育专业、优生学专业、生殖健康与不孕症专业)，内科，外科，中医科，中西医结合科。
接诊时间8：00-22：00
床位数40张联系电话3053609
广告发布
媒体类别影视广播报纸户外广告时长(影视、声音)5秒
审查结论按照《医疗广告管理办法》(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卫生部令第26号，2006年11月10日发布)的有关规定，经审查，同意发布该医疗广告(具体内容和形式以经审查同意的广告成品样件为准)。
本医疗广告申请受理号：7
5本审查证明有效期：壹年(自2007年02月9日至2008年02月9日止)
医疗广告审查证明文号：冀医广第02-9-62号
注：本审查证明原件须与《医疗广告成品样件》审查原件同时使用方具有效力。
山东省卫生厅提出，这些医疗机构擅自篡改《医疗广告审查证明》内容，违规发布医疗广告，决定撤销14家医疗机构的《医疗广告审查证明》，并自发文之日起一年内不再受理其医疗广告审查申请。
山东省卫生厅近日撤销了12家医疗机构医疗广告审查证明，一年内不再受理其医疗广告审查申请。
这12家机构是：青岛肛泰肛肠医院、青岛伊美尔国宾整形外科医院、青岛市北博士(医学美容)医院、淄博昌国医院、淄博世纪长城医院、烟台新安总医院、聊城王令喜中医医院、德州交通医院、青岛民建医院、青岛京北安氏医院、淄博丽人医院和淄博康明眼科医院。
因为这些医疗机构擅自篡改医疗广告审查证明的内容，违规发布医疗广告，山东省卫生厅决定撤销他们的医疗广告审查证明，并在一年内不再受理其医疗广告审查申请。
医疗机构
第一名称保定现代女子医院
《医疗机构执业
许可证》登记号036453130602310635法定代表人
(主要负责人)陈金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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诊疗科目妇产科(妇科专业、计划生育专业、优生学专业、生殖健康与不孕症专业)，内科，外科，中医科，中西医结合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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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查结论按照《医疗广告管理办法》(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卫生部令第26号，2006年11月10日发布)的有关规定，经审查，同意发布该医疗广告(具体内容和形式以经审查同意的广告成品样件为准)。
本医疗广告申请受理号：75
本审查证明有效期：壹年(自2007年02月9日至2008年02月9日止)
医疗广告审查证明文号：冀医广第02-9-62号
注：本审查证明原件须与《医疗广告成品样件》审查原件同时使用方具有效力。
山东省卫生厅提出，这些医疗机构擅自篡改《医疗广告审查证明》内容，违规发布医疗广告，决定撤销14家医疗机构的《医疗广告审查证明》，并自发文之日起一年内不再受理其医疗广告审查申请。
山东省卫生厅近日撤销了12家医疗机构医疗广告审查证明，一年内不再受理其医疗广告审查申请。
证明
XXX是我所辖区居民，身份证号：XXXXXXXX，经查该居民遵纪守法，无任何犯罪记录，且未参加任何邪教组织。
特此证明。
签名：
年月日(盖章)
往届毕业生(无正式工作单位的考生)持政审表到本人所在乡镇(社区居委会、街道办事处)出具本人现实表现的证明(思想政治素质、能力素质、道德品质修养、人际沟通能力、心理调适能力、日常工作(学习)情况、廉洁自律情况)加盖印章，并由所在辖区派出所出具有无违法违纪行为(遵纪守法情况)的证明并加盖印章;
证明
兹有我村村民***，19***年*月*日出生，汉族。20**年*月毕业于****学院**专业，大学文化，共青团员。该村民历史清白，遵纪守法，没有违法违纪记录。
其父：***，48岁，政治面目党员，曾任村党支部书记。其母：***，……
大哥：***，……
妹妹：***，……
……
以上人员，均政治历史清白，无违纪违法记录。
特此证明
*****村民委员会(盖章)
二零一零年*月*日
保密审查证明关于附件材料的保密审查证明
经审查，我单位同志被推荐为中国科学院院士候选人的《中国科学院院士增选候选人附件材料》(1-6)，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等的有关法规，不涉及国家秘密。
特此证明。
材料提供者所在单位保密部门(签字、盖章)：
年月日
正根据保密制度和科技期刊管理的有关规定,请作者在向我刊投稿时务必在本单位做好保密审查,尤其各研究所来稿,作者做好后可随投稿一起通过传真(传真号:0816—2282073)或将保密证明清晰扫描后E—mail寄给我刊。所有来稿在文章被录用发表前必须做好保密审查。
保密审查证明
由我单位，用文撰写的关于
的科学研究学术论文篇份，共页，磁(光)盘张。经专业审查，不涉及保密范围，同意在
公开发表。
项目负责人(导师)：学院负责人：
年月日单位印章
备注：若申请公开发表论文作者中含有涉密人员，需经校科研院或国防院审核签字、盖印后，校保密办才能出具不涉及国家秘密，可以公开发表的证明。
在保密认证审查末次会议上，林左鸣代表中航工业完全接受审查组的审查意见，同意审查结论，并表示中航工业将认真研究问题和隐患，举一反三，尽快制定整改方案，明确时间节点和责任人，严格落实整改要求和奖惩办法，确保整改工作落实到位。林左鸣同时要求总部各部门戒骄戒躁、再接再厉，巩固总部保密认证成果，建立保密管理长效机制，推进总部保密工作科学发展，同时促进全行业保密管理水平进一步提高。
总部保密认证工作组在准备过程中，对中航工业保密管理工作进行了系统梳理和提炼，总结提出了打造具有航空特色的保密管理体系，就是本着“保核心、保重点”的原则，结合航空工业科研生产实际，确保做到“贯彻一条主线、推动两个促进、突出三个重点、落实四项措施、实现五化目标”。“一条主线”是保密工作为航空武器装备科研生产顺利进行保驾护航。“两个促进”是积极推动以保密管理促进综合管理，以总部保密管理促进行业保密管理。有效开展保密管理工作，能够有力支撑企业综合管理水平的提高;做好总部的保密工作，能够影响和引领行业保密管理的方向。“三个重点”是抓好人员意识、计算机和信息系统安全、载体管控。培养全员良好的保密素养，使保密文化深入人心;加强计算机和信息系统的安全防范，确保涉密信息输出可控、可查、可追溯;实现涉密载体全过程闭环管理。“四项措施”是落实好教育培训、考核奖惩、监督检查和责任追究。开展形式多样、重点突出的宣传教育，提升涉密人员保密意识，提高保密干部解决问题的能力;制定评价办法，明确评价指标，将保密工作纳入绩效考核;开展多形式监督检查，排查保密隐患，提升综合能力;完善奖惩措施，对违规者严惩不贷，绝不姑息。“五化目标”是努力实现保密干部专业化、保密管理信息化、保密组织体系化、规章制度科学化、教育监督常态化。畅通保密干部成长渠道，提升专业化技能;加强保密信息化建设，提高管理效率;构建科学组织体系，发挥业务部门保密能动性;完善规章制度，将保密要求融入流程环节;强化监督检查，使其成为促进能力、提升素养的有效手段。
保密审查证明
《**》编辑部：
我单位**同志撰写的文章《**》，经审查无涉及国家秘密和单位商业秘密内容，可以在《**》杂志上公开发表。
特此证明。
2017年3月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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