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如何做好突发性灾难事件的报道
摘 要：突发性灾难事件因其自身特点，备受社会关注，能否做好灾难新闻的报道是对媒体和新闻工作者的挑战和考验，本文就如何做好突发性灾难事件的报道提出了相关原则和对策。
关键词：突发性灾难事件 灾难新闻 舆论导向
人们不愿灾难发生，但各种突发性灾难事件的爆发，往往不是我们能够左右的，灾难事件是影响人们正常生活和生产，给人类带来痛苦，造成巨大的财产损失和人员伤亡的天灾人祸。突发性灾难事件主要分为两类，一类是自然性灾难事件，指的是来自自然界的人类不可抗拒的自然灾害，如地震、台风、水灾等。另一类是社会性灾难，是指由人为因素或多种社会矛盾而导致的重大的、突发性事件和意外事故，如恐怖活动、战争、海难、空难、矿难、交通事故等重大刑事案件或重大事故等。
灾难事件因其意外爆发，具有突然性;冲突剧烈，具有震撼性;后果严重，具有负面性;影响广泛、久远，具有社会性。它几乎具备了所有的新闻价值要素，备受社会的关注。灾难是对生命的挑战，也是对新闻媒体的挑战和检验，笔者认为媒体如何做好突发性灾难事件的报道，积极承担社会责任，应做好一下几方面：
一、坚持及时、准确、客观、科学的报道原则，充分满足受众的知情权。
突发性灾难事件后，记者应及时赶到现场采写新闻，突发事件的报道对时效性的要求相当之高，在媒体竞争如此激烈的信息社会，新闻人必须具有高度的新闻敏感，方有可能在报道速度上取胜，同时应确保报道内容的真实准确，切勿夸大，亦不能对尚不清楚的细节进行合理想象，更不能制造虚假新闻，混淆视听。在新闻传播领域中，民众依然享有知情权，媒体应履行其社会传播责任，及时、准确、客观、科学地报道受众急需了解的情况。
坚持科学的报道原则，应运用科学的思维对灾难加以解释报道，媒体应请有关专家对灾难发生原因作出解释，解答人们的疑惑，并宣传防灾自救知识，一次大规模的灾难事件正是警醒人们提高安全意识、预防灾难、珍视生命的契机，一场灾难的发生，会使人们对灾难预防及自救知识的重视程度和学习意愿大大提高，此时受众急需了解防灾、自救知识，媒体应努力做好相关知识的宣传普及，以消除人们的恐惧、疑虑。如果灾难再次发生，人们便有更多可能自救，脱离危险。印度洋大地震海啸发生后，许多媒介，尤其是以CCTV为代表的电视媒体邀请了气象专家、地震专家以及相关专家制作直播专题节目，使人们更加了解了地震和海啸，同时也增长了很多求生知识。又如5.12汶川地震后，有谣传说广州地区有发生地震的可能，南方都市报于6月4日刊登了《地震不日袭穗?省地震局：谣言(主)“天体引潮力”引起公众担忧，该局表示目前全省未监测到任何异常(副)》安抚了人们紧张、恐惧的心理。
二、要充分发挥传媒的“议程设置功能”，做好舆论导向工作。
我们社会主义媒介应把引导舆论作为自己的一项基本任务，对社会认知、价值、态度和行动进行引导，媒体应根据各自的宗旨、受众特点和报道方针有选择地报道新闻，来把社会注意力和社会关心引导到特定的方向。越是在灾难面前，人们越容易失去理智，容易被煽动，而传媒作为重要的信息源和影响源，尤其该注意把握舆论方向，做好舆论导向工作，此处的舆论引导不是给受众虚假的“拟态环境”，而是在报道上分清主次，灾难新闻报道，需要在伤亡人数及灾难引发的矛盾冲突上给予关注，但更应关注的是受灾民众的生活，党和政府采取的救援行动，全国对灾区的帮助和支援，灾后重建等问题，让受众知道什么是事态的主流，避免因报道失衡而给社会稳定带来的不良影响。不是说对惨烈的灾难现实避而不报，是有分寸的报道，以警示人们提高安全意识，加强自救知识学习，强调舆论导向，也是要充分发挥媒体的影响力和感召力，呼吁社会援助，给幸存者力量，让活着的人看到希望。如汶川大地震后《南方人物周刊》一篇题为《生于5月13日》的文章，编辑之所以策划并选取这篇文章，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以新生命的诞生给人们希望的报道意图。
特别注意的是对火灾、矿难等人为灾难事件的报道不能有头无尾，不了了之，这种使受众只知“其然”，不知道其所以然，亦不知其善后重建等“然后”的报道，容易对社会造成不良影响，使人们对政府的信任度大打折扣，这是灾难新闻报道的大忌。除新闻政策不允许立刻报道的新闻外，媒体应对营救的进展情况和相关责任人的的处理结果等进行报道。
三、建立健全媒体的“应急报道机制”， 应有“拉得出，打得赢”的新闻工作队伍。
突发性灾难事件的报道尤其讲求时效性，媒体能否及时、高效的播报新闻，往往取决于信息的采集和整合，这就要求媒体致力于建立和完善应急报道机制，一旦发生突发性灾难事件，媒体应有能力高校的调配人力对事件进行及时的报道。
媒体和新闻工作者要有敏锐的“新闻鼻”。媒体得知突发事件情报后应立即判断是否可报，如果记者第一时间得到线索，应及时进行采访，或让自己的新闻单位尽早的研讨，尽快决定是否投入灾难新闻的报道，5·12大地震发生时，《南方人物周刊》的一位记者正在陕西做一则新闻的采访工作，地震发生后，她立即通知广州的编辑，后经内部商讨，决定开展对5.12地震的采编工作，而该记者采写的一篇文章《亲历陕西略阳地震》就是后来“震恸中国”封面主题的组成部分。
突发性灾难事件发生后，媒体应立即指派记者编辑前往前线，必要时追加新人员，并充分利用通讯员接近一线和采访对象的优势，发动通讯员采写一线新闻。06年望谟县遭受重大洪涝灾害，黔西南日报就充分的利用了社外通讯员力量，采写出《武警官兵奋战抗洪一线》、《深夜抗洪大救援》、《洪灾面前显英雄》、《危难时刻，日夜奋战抢畅通》、《危难时刻真英雄》等40多篇鲜活感人的稿件，展示了部队官兵、民兵预备役人员和各行业干部职工的抗洪风采。
情势“乱”，采编工作不能乱，前线要有足够的采写人员，同时要注意分工，记者不能喜欢哪里去哪里，哪里好采去哪里，良好的应急报道机制应能对每个参与者的责任做好分配，前线工作者要相互保持联络，并取得当地记者及相关部门的支持，从微观着眼采写分内的新闻(当然，可根据具体情况灵活变动)，后方各部门也要相互协调，相互帮助，编辑要从宏观角度，着眼大局，做好稿件的编辑。
四、要以报道角度和深度取胜。
如今的新闻环境越来越宽松自由，遇到特大灾难，新闻媒体都有机会迅速的对灾情进行报道，在通讯技术如此发达的今天，抢到独家新闻是很难的，我们社会主义媒体反对像西方媒体那样为了抢新闻不择手段，那么我国媒体的竞争重点应该是各自的报道角度和深度，我们也正因为如此才能百家争鸣，各显神通。
媒体应对突发性灾难事件及灾后重建等情况做好连续报道，形成专题，因灾难事件的突发性，又限于出版周期，首次报道难免粗糙，但后续报道可弥补首次的不足，并能有更多的时间选择角度，增加深度。在时效性上略显乏力时，媒体更应集中“兵力”在深度报道上，丰富报道内容，挖掘报道深度，选择适合本媒体的最佳报道角度。
五、新闻工作者应以职业道德准则严格要求自己，在报道过程中注重“人文关怀”，。
1.应顾及受害者家属、幸存者及救援人员的心理。
在重大灾难面前，如想了解当事人的内心世界，要多观察少提问，问问题应委婉，什么该问什么不该问，记者应思量好。在拍摄中应尽量避免侵犯性，对于极度悲伤的人们，不要给他们特写，少公开发布肢体残缺的惨烈照片。河南省大平煤矿瓦斯爆炸事故发生后，《中国青年报》发表评论文章指出，对遇难者的关注，“应当以人性化的方式，不能为了‘感人’，把镜头都对准哭哭啼啼的矿工家属”，“在某频道看到，记者把摄像机、照相机的镜头对准哭哭啼啼的矿工家属，让失去丈夫的遇难矿工的家属抱着襁褓中婴儿‘谈一谈’，让失去儿子的古稀老人在镜头前‘说一说’。明知矿工的家属心情十分难受，还‘追根究底’，采访‘独家新闻’——这种操作方式缺少起码的人道和同情，很不厚道”。
在灾难面前，受灾者及家属的心灵是脆弱的，不能再经受打击，而救灾的人的心理更加需要保护，他们要么面对的是被他们救出来的幸存者，要么面对的是不幸的被救出来却没有活下来的人，面对两者的落差和无数次与死亡的接触，他们的心更不应受到刺激。记者采访时只有重视对人心理的保护，才能顺利的进行采访。
2.记者应知晓生活常识，记住“救助大于记录，生命高于图片”。
在灾难新闻报道中，记者应记住：一、不要要求严重的受难者配合自己的采访报道;二、不要阻碍救援进程。三、不要为了拍摄而再次伤害受灾者。四、如果面前有需要你救的人，应先救人，这是职业道德的最低底线，也是良心的底线。在5.12汶川大地震的报道中，有记者把强光灯对准刚被救出的幸存者，还有记者让救援人员稍后再救援，并让受困人员配合他的采访，更有甚者进入临时手术室进行采访，干扰医生手术。这些对救援工作造成障碍，缺乏生活常识、无视他人生命的莽撞的举动一定要坚决杜绝，否则会拉大前线记者与被采访者的距离，造成隔阂，影响采访进程。
3.新闻工作者应克制英雄主义和享乐主义，并且做好本职工作。
《中国新闻工作者职业道德准则》第一条强调，“新闻工作者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前线新闻工作者要以一个普通记录者的身份来采写每篇报道，灾难一线无私奉献、吃苦受累的人很多，记者不应把自己标榜起来，成绩不是自己炫耀出来的，该是你的，社会会给你，越是居高自傲越会受到排斥。
选择了作一名新闻工作者就不能和享乐主义为伍。在对灾难新闻的报道中，记者应不畏艰险，坚守在一线，不怕苦、不怕累，和受灾群众救援人员在一起，记录他们的生活，一定要在不防碍救援的前提下，尽最大的努力完成采访任务。不能像5.12汶川地震后，某记者那样，本该在救灾现场却回到宾馆做直播的电话连线，居然在救援的黄金时间告诉直播主持说，“救援工作应该是已经接近了尾声”，“现场已经基本恢复了正常的状态”这种模棱两可的语言和她的工作态度，给该新闻单位带来的尴尬是可想而知的。
灾难不会因为我们不愿意而不发生，面对灾难媒体及新闻工作者应承担自己的社会传播责任，做好社会舆论的导航者。灾难新闻的报道就像是一场硬仗，是对新闻工作者的一次历练，也是对各媒体运作机制及整体能力的考验。媒体要通过对灾难新闻的报道，满足受众的知情权，达到警世效果，传播有关灾难的知识，关注受灾群众的生活，为灾民的灾后生活作出自己应有的贡献。
参考文献：
[1]邓伯祥:《处理好重大突发性灾难事件报道》，《新闻窗》2007年第2期.
[2]郭庆光：《传播学教程》，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
[3]朱勇：《如何做好灾难新闻的报道》，《科协论坛》2007年第4期。
[4]刘宝庆：《媒体可否少采访遇难矿工家属》，《中国青年报》2004年10月27日□
作者：李文新
摘要：新闻报道内容的十分广泛，包括国家政策、国际国内重大会议、社会热点现象等等。灾难性事件的新闻报道作为新闻报道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新闻报道中占有重要的地位。灾难性事件报道多是对国内外各地区发生的自然灾害和社会灾难进行，在灾难性事件报道中会涉及到受害人群，触及他们的心理，如何适度报道灾难性新闻、维护受害人群的尊严、在新闻报道中加强人文关怀是新闻媒体思考的重要课题。本文对灾难性新闻的和人文关怀的含义进行了探讨，指出了现在个别媒体在新闻报道的人文关怀上的缺失，针对在新闻报道中渗透人文关怀的因素，提高新聞报道的社会责任感提出了几点建议。
关键词：灾难性事件;新闻报道;人文关怀
引 言：灾难性新闻以其波及面广、社会损失大、人员伤亡惨重而受到关注，成为了新闻媒体报道的主要对象。目前，部分媒体在灾难性新闻报道时不够人性化，包括采访记者的道德缺失和一些不人道的行为给受害者及其家属带来了一些伤害，新闻报道时主持人的用语、表情都不合时宜。因此，在灾难事件报道中强化“人文关怀”的理念不容忽视，这体现了社会媒体的职业道德和良心，有助于和谐社会的构建，“人文关怀”要渗透到新闻报道的每一个环节。
一、灾难性新闻的定义及人文关怀的含义
1、灾难性新闻的定义
灾难包括自然灾害和社会性灾难，灾难性新闻指的就是这些给人类带来灾难的事件的报道。无论自然灾害还是社会性灾难，都是突然发生、负面影响范围大、社会震撼性强烈而备受瞩目，有着强大的冲击力和巨大的新闻价值。
2、新闻传播中的“人文关怀”理念
人文关怀主要是指对人的价值、尊严地位、自由的关注和尊重，人文关怀是“以人为本”理念的延伸和发展，体现人的的精神、价值和尊严，“人文关怀”的核心是主张人的主体性，强调尊严人他人的情怀，重视对人类的关怀。
新闻媒体是一种重要的传播载体，新闻媒体是随着时代的发展和人民的需要而产生的，新闻来源于群众，服务于群众，有利于人的新闻是新闻传播的重点。新闻传播要从“以人为本”的角度出发，体现新闻媒体对社会和人民群众的责任感，对受害人群的人文关怀。因此，新闻报道时必须体现人文精神，尤其是带来巨大损失和伤痛的灾难性新闻事件的报道，要努力体现人文关怀，这是媒体文明成熟的标志。
二、当前灾难性事件新闻报道缺失人文关怀的体现
1、新闻媒体的俯视姿态
当各地突发灾难性事件时，各媒体纷纷派出记者对事件进行采访，个别记者总是以一种高姿态和俯视的心态面对受害群众，态度冷漠、言辞不当，不重视被采访人的感受。这种俯视的姿态不利于与受害人群的沟通，部分在采访和报道写作中没有人情味，个别记者与受灾群众情感交流较少，没有建立起情感连接的纽带，因此，就无法把握灾难性事件报道的主题。
2、部分从业人员缺乏人文关怀理念
部分新闻媒体人缺乏“人文关怀”理念，部分记者在灾难性事件采访中，只将“人文关怀”作为固定模式，缺乏换位思考，没有站在受害者角度。个别记者以一种高姿态采访受害群众，提问方式欠妥，导致很多受害群众不想回应。个别新闻人错误理解“人文关怀”，认为深度报道灾难性就是人文体现，过度挖掘灾难事件，将真实的灾难现场画面呈现给受众，不顾道德伦理的底线，不但未给受害群众带来安慰，反而揭开受害群众的伤疤。这种“人文关怀”是与“以人为本”的理念是背离的。
3、忽视被采访者的身体及心理状态
无论自然灾害还是社会性灾难，都给受灾群众带来巨大的身心伤害。个别媒体记者为了新闻的时效性，不顾受灾群众的身心状况，对受灾群众肆意进行采访，导致受灾群众的心理受到冲击。个别记者在针对失去亲人的受灾群众采访时不顾其心理承受能力，提出的问题十分敏感。个别媒体较为功利化，为了挖掘新闻价值，提高新闻媒体的经济利益，忽略了人的生命高于一切的采访原则。
三、在灾难性事件新闻报道中提高“人文关怀”的措施
1、将“人文关怀”渗透到电视新闻报道的各个环节
目前我国各地媒体管理体制有所不同，很多电视台人员分工较细，新闻播报和策划、采访、后期制作存在一定的脱节，限制了灾难性新闻的人文性的统一。因此，要保证电视新闻人文精神的统一，就要把人文关怀理念植根于各个环节。加大新闻“采、编、播”一体化的力度，保证各环节衔接无缝隙，新闻主播要积极参与到节目的采编过程中，新闻报道时加强人文思想的渗透，体现对生命的尊重和敬畏。例如2008年汶川地震时，中央电视台在《抗震救灾，众志成城》节目直播报道中，主持人张泉灵等人亲临现场，报道了灾区抢救情况及震后灾民的生活状况，凸显了新闻媒体的“人文关怀”，突出了媒体人对于受灾同胞的关爱。
1、减少新闻媒体的恶性竞争
灾难性事件突发以后，各家媒体要以正确的态度面对新闻，从“以人为本”的角度出发，以“服务大众”心态指导新闻采编，针对伤亡惨重的受灾现场图片和视频要处理后再报道，减少对受灾群众的伤害。新闻媒体之间不要为了竞争不顾被采访人的感受，不要以功利化的姿态面对灾难性事件。新闻媒体工作人员要提高社会责任感，提高人文意识，通过宣传获取力量帮助灾民渡过难关。因此，新闻媒体要形成良性竞争，多家媒体共同合作，做好灾难的真实报道，宣传社会正能量，发扬一方有难、八方支援、众志成城、共渡难关的民族精神。
3、将温情融入灾难性事件报道
灾难性新闻报道不同于其他报道，伤亡事故多、灾后心理创伤严重，因此，在报道灾难性新闻时一定要树立“人文关怀，敬畏生命”的理念，关注灾后群众的生活状态，维护其尊严，保护其隐私。灾难性事件的新闻报道要体现以人为本的理念，政府部门的声音是对灾区人民最大的抚慰，新闻报道要对受灾群众在生活、生产、安全等方面给予充分关注，做好交通疏通、供电供水、灾区人民就医等工作，还要向灾难中牺牲的人民英雄致敬。这是新闻媒体的良知和社会责任。
结 语：综上所述，灾难性事件的新闻报道一定要体现“人文关怀”的思想，面对灾难，人们失去家园，受到严重的身心创伤，新闻媒体的关注和对社会正能量的聚集有利于帮助受灾群众走出困境。因此，新闻媒体必须体现社会正义和使命，尊重生命，尊重人格，弘扬民族正义和人文关怀。
参考文献：
[1]陈默.灾难面前的媒体操守[J].视听纵横，2008(7)：114.
[2]周石其，黄芳.论媒体在灾难报道中的人文关怀[J].中国出版，2010(10)：31-33.
作者：李宛沂美
摘 要：本文以批判性话语为理论视角，就2013年至2016年间印度三大主流英文报纸(《印度时报》《印度教徒报》和《印度斯坦时报》)对中国灾难性事件的报道进行分析，并通过探究报道中涉及言语过程的文本所隐含的意识形态，分析新闻报道者是如何选择和运用语言来传达对中国的态度。分析结果表明，这三大报纸主要围绕事件本身，对中国政府的处理方式、受灾者的感受等方面进行报道，体现了他们对受灾人群的人文关怀，尤其是对自然灾害的报道。但与此同时，这些报道中所选择的直接引语和间接引语却处处表达出他们对中国政府的不信任和怀疑，在人为灾难，特别是政治层面的报道中尤为突出。
关键词：批判性话语分析 印度主流英文报纸 言语过程 意识形态 态度
一、批评性话语分析
批评性话语分析始于20世纪70年代，西方的一些语言学家认为语言直接参与社会实践，构成社会关系，因此，语言学家要关注语言的社会功能，对语篇进行批评性分析。1989年，Fairclough的著作《语言与权力》[1]出版，标志着批评性话语分析的正式诞生。Fairclough把语言分析和社会理论结合在一起，聚焦的是语言、权力和意识形态之间的关系[2]。(Clark & Ivanic，1997)
批评性语篇分析的目的是透过表面的语言形式，通过分析语篇的语言特点和它们生成的社会历史背景来考察语言结构背后的意识形态意义，进而揭示语言、权力和意识形态之间复杂的关系[3](辛斌，2000)。其理论方法主要建立在Halliday的系统功能语言学的基础上，Halliday(2000)认为通过及物性系统可以表达语篇作者对事件的态度、立场以及写作意图。因此，及物性分析为读者提供了透过语篇的表面意义去寻求语篇背后隐藏的态度和意识形态意义的思路和方法[4]。戴炜华(2002)认为作者选择何种过程，何种功能成分，选择何种体现这些功能的语类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思想观点和意识形态[5]。
历经四五十年，批评性语言学得到了很大的发展，不管是在西方还是中国，越来越多的语言学家从批评性话语分析的角度来分析各种文本，比如说广告，演讲，政治性新闻等等，却少有分析灾难性新闻，更不用说分析印度英文报纸。
二、新闻报道
人们普遍认为新闻报道是对事件的真实客观的描述，但是新闻报道从来就不是绝对客观公正的。Fowler(1991)认为新闻是一种社会实践，新闻报道是社会和政治的产物[6]。也就是说，所有的新闻都是基于某个特定的视角来进行报道的，报道呈现的方式与经济、社会和政治层面相关。英語新闻主导着世界舆论，影响着人们的思想意识，许多英语新闻语篇表面上真实客观，实际上却表达各种意识形态，影响着读者对事件的看法和态度。
每一种语言都有其独特的方式来表达思想感情，语篇的整体结构和其中运用的语言形式是发话人在其交际目的和意识形态倾向以及其他各种社会因素的作用下，从整个语言体系中作出选择的结果。因此，报道者是根据需要来决定在某个事件上选择听谁的声音来进行报道的。如果报道者频繁地引用某个机构或某个人的声音，那肯定就传达了一定的态度和意识形态。正如辛斌所说：“某一语言结构孤立来看也许并不带有任何社会意义，然而一旦它频繁地出现于特定语篇和语境中或者当它与其他结构相结合时，便可能产生重要的意识形态意义。”[3](辛斌，2000：45)
三、三大英文报纸对中国灾难性事件报道的评析
本文选取了2013至2016年期间《印度时报》《印度教徒报》和《印度斯坦时报》这三家主流英文报纸对发生在中国或与中国相关的灾难性事件的报道，共11篇。主要包括自然灾害事件(地震，龙卷风)、暴力事件(新疆暴力事件)和人为灾难事件(输油管道爆炸)。
“新闻报道在很大程度上是记述人们所说的话以及他们是怎么说这些话的。”[7](辛斌，1998：9)这就涉及到Halliday及物性分析中的言语过程，言语过程在新闻报道中占有非常大的比例，在某种程度上，新闻报道就是关于谁说了什么，通常情况下，领导人、权威机构和专家的观点非常重要。通过引用别人的话语，报道者试图让他们的报道看起来很客观，尽管他们自己的观点和态度会有意识无意识地镶嵌在报道里面。在分析新闻报道时，常常使用的是John Austin and John Searl的《言语行为理论》，通过分析新闻报道中的直接引语和间接引语，就可以洞察到报道反映的是谁的声音以及报道者所持的观点。本文就报道中的言语过程进行分析，以此来解读在这些报道中报道者所传达的观点以及所包含的意识形态。
(1)新闻事件一：2013年4月20日四川雅安7.0级地震
从上表可以看出，在《印度教徒报》中，言语过程占38.46%。10个句子中，有4个句子的言语者是权威机构和权威人士，分别是中国媒体报道，中国日报，官员和新华社，前两个说，灾难是毁灭性的，因为受灾的人群是孩子和老人，他们在处理灾难时几乎没有任何帮助，这里使用了“with little help”，然后说那个村子有160个留守儿童，都是间接引语。鉴于前文报道者用了大量的篇幅讲了中国因为户籍制度而产生了很多留守儿童，间接引用中国媒体报道和中国日报的话，目的是显而易见的，那就是抨击中国制度所带来的弊病，让老小无所依;后两个主要说救援的力量和难度，从侧面强调了受灾老小的无助。有4个的言语者是普通人，幸免于难的村民和灾区的老师，这个9个月大孩子的妈妈说：如果地震发生的时候，家里有男人，那么更多的人会被救甚至都不会受伤(直接引语)。她又描述了一个12岁的小女孩为救她2岁大的弟弟而受到重伤(间接引语)，最后说：如果父母在家的话，这些孩子本不应该遭受这些痛苦的(直接引语)，这里使用了“suffer the pain”;灾区老师说有一些留守儿童得自己处理地震后的事。这4个句子进一步说明了灾区留守儿童的困境，那最终也是要抨击中国的户籍制度的。还有2个无言语者的句子，出处都令人怀疑，就不再分析。
《印度斯坦时报》的这篇报道主要讲救援，但当仔细分析这13个占总数的37.14%的言语过程的句子时，却发现报道者悄悄的表达了自己的意识形态。先看权威机构，只引用了3处，分别是中国地震局和中国红十字会，说了伤亡情况和派遣了救援团队。这篇关于救援的报道只引用了3个官方的话语本身就很说明问题，谁在救援?是国家政府和军队。而他们的声音比起10个普通民众的声音，却那么的微不足道。再来分析这10个群众的声音，一个受灾群众说：我们很感谢大家对我们的捐赠(直接引语)，但后来又说：这个时候，我们也只有一个自制的帐篷和从自己公寓里找到的一点食物(直接引语)，读者就会产生疑问“那捐赠去哪里了?”一个20岁的大学生(祖父在地震中死亡)说：我们在短时期内失去了所有(直接引语)，又说希望(政府)做出更大的努力让他们社区房子变得更抗震(间接引语)，最后说：国家领导可能真的想要帮助我们，但是到下边的官员不执行(直接引语)。很清楚地表达了对政府的不信任，当然报道者也是借他之口来暗示中国政治体系存在的问题。接着引用的是70岁的油菜籽农民，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家被夷为平地(直接引语)，8头猪也被压死(间接引语)，最后说：这是她这辈子听到过的最恐怖的声音，用了“the scariest”这个词，表达了农民失去家失去仅有的财产，内心极度害怕的那种不安全感。最后引用的这个受灾群众，妻儿得救让他松了一口气，但是60岁的父亲和其他亲人联系不上让他很担忧(间接引语)，用了“worried”和“unreachable”来描述他的担心。综上所述，不管是群众的不信任，还是没有安全感，还是担忧，原因都是指向中国政府的体制和处理灾难的能力。
在《印度时报》的12个言语过程的句子中，有3个来自微博用户的声音，一个用户写道：周围都是山，很容易引起塌方，非常危险(直接引语);接着写到：坚持住，雅安(直接引语)。另一个用户说他们在周边城市也感觉到了地震。另9个都来自权威人士或权威机构，言语者有官员，地震局，电视台，新华社政府官网，有提到伤亡情况，救援情况和对地震的描述，还有受灾群众的状态，比如四川官方网站上说城市居民跑到街上躲避地震，打着电话，哭着，用“crying”这个词突出人们当时惊慌，失态;另一个引起关注的地方是新华社说，在2008年地震中，省政府因为87000人失踪或死亡而受到了严厉的批评。这次，省政府迅速组织救援，国家主席习近平命令全力援救使伤亡最小化(间接引语)。综上，从言语过程很难看出报道者态度，当然，文章的后半部分回顾2008年的地震，提到了学校房子的质量问题，提及建设过程存在贪污，也是映射了中国政府机制的漏洞。
(2)新闻事件二：2014年7月28日新疆恐怖袭击
《印度教徒报》上这篇报道和所有其他事件的报道都有所不同，突出特点就是在这10个言语过程的句子里，所引用的内容大多数都掺杂着直接引语和间接引语，再者，这10个句子的言语者全部是未标明具体出处的权威人士和权威机构。比如说地区政府说有59人是被警察射击倒下的，“gunned down by police”这个用直接引语，这个句子显然是报道者有意为之，故意诋毁警察的。政府通常是不会自毁形象的。权威人士说此次袭击的策划者与东突恐怖组织有着紧密的联系，“the mastermind”和“had close connections”用的直接引语，这里暗示报道者并不赞同这个说法，怀疑其真实性。官员说：策划者从2013年使用音频和视频材料传播分裂主义和宗教极端主义(直接引语)。以此发展恐怖主义成员并成为这个组织的头目(直接引语)。这两处直接引语同样表明报道者不信任这样的说法，在整个报道中，报道者自己从未使用过恐怖主义这个词，也就是对这次事件的定性持有不同的意见。最后官员说他们已经射杀了9个有嫌疑的恐怖主义者，“suspected terrorists”用的是直接引语，可能有两层含义，第一，报道者不相信这9个人有嫌疑，第二，给读者造成这样的印象，有嫌疑就可以射杀吗?不用找到证据后定罪吗?综上所述，报道者在报道中大量掺杂了个人、报社和国家的意识或态度，质疑中国对此次事件的定性和此过程的处理方式。
在《印度斯坦时报》中，言语者分为两个群体，一个代表官方，一个代表海外维吾尔族维权团体。官方说，18个参加袭击的人已经向警察自首(间接引语)，后来说这18个人中大多数是普通人，用了“ordinary people”(直接引语)这个词，他们有一些是被教唆和强迫参与了袭击，根本不知道为何袭击，使用了 “instigated”和“coerced”这两个词。而海外维吾尔族维权团体则说警察杀了那些抗议者，他们只不过抗议权威机构在穆斯林斋月中实行了严厉的镇压行为(间接引语)，这句话前使用了“However”，从这个角度看，报道者好像更倾向于相信后者说的话，再联系前边的普通人似乎更能确定报道者的态度。这个观点显然与中国官方背道而驰，中国把这次袭击定性为恐怖袭击。
《印度時报》的这篇报道，言语过程的句子占77.78%，同样听到两种声音，一种声音来自中国官方，另一种声音来自维吾尔族群体，报道者有意识地把两者对立起来了。官方说的是有多少人因此而丧生，有多少人被判刑，也提到新华社说警察打死了59个袭击者，报道者的意图在《印度教徒报》那篇文章中分析过，不再重复。驻美维吾尔族协会，与上文《印度斯坦时报》报道相同，也是说警察射杀抗议者，多了一点，被杀人数20人。这句话中也用了“however”这个词，表明报道者并不相信中国官方说法。最后一个言语过程的句子是一个对比，中国权威人士说他们在跟这个地区的分裂主义恐怖分子做斗争，而维吾尔族团体(这个说法本身也是有歧义的，是所有的维吾尔族，还是海外的维吾尔族，还是分裂主义的维吾尔族)却说中国权威机构在压制他们的地区及文化，并且暴力镇压那些表达他们不满的维吾尔族。这个句子也是间接引语，明显地糅合了报道者的观点，而且后半句有“but”这个词，再加上使用了“suppressed”“violently cracked down”和“discontent”这些词，报道者的立场是显然的，当然，不是说报道者站在了支持分裂主义者的立场上，而是说站在了不信任中国政府的立场上，这当然也符合报道者贬低他国的意识和态度。
(3)新闻事件三：2015年8月12日天津大爆炸
从上表可以看出，在《印度教徒报》的这篇报告的12个言语者中，有4个是权威人士，“国家媒体“出现两次，另外一个是天津消防部的负责人，动词用的是“报道”“国家媒体”所报道的内容是：救出一个幸存者。与前文提到的死亡85人，720人受伤，失踪的人数未知形成强烈的对比，给读者造成的印象是，伤亡如此巨大，救援如此的不力。但对那720个受伤人员如何营救出来的却只字不提，而且用间接引语，就说明报道者有意为之。后两个句子，前句说“国家媒体”报道警力行动尚未作出决定，这预示着死亡人数在上升。后半句比较令人生疑，是谁暗示，肯定不是“国家媒体”，这无疑是报道者自己的声音，意指因为政府的不作为才导致死亡人数的上升。最后天津消防部负责人说爆炸是增援力量到来后才发生的，这与后文提到了因为水才引起有毒化学物质的爆炸，而消防队指挥官让消防队员灭火安排了伏笔，暗示了指挥不当，造成更大的危害，造成了消防人员的无辜死亡。最后负责人说逃离不可能，尽可能的营救那些失踪人员，这次是直接引语，有一定的可信度，也是整篇文章中唯一有正面说救援的地方。另外8个言语者都是普通人，有失踪消防员的亲人，受伤者和医生，以及附近居民。用的動词是“说”“回忆说”，多数用的直接引语，反映了家属没有消息的茫然和担忧。受伤者的可怕经历，爆炸的毁灭性，附近居民的担忧和无助，间接引语的句子只有两个，医生说受伤者的生还是个奇迹，但是这是因为他被自己的同志盖住了的缘故，暗示着压在上面的同志已经死去，给人一种很不好的感觉。附近的居民误认为是空袭，所以引起的恐慌可想而知。综上所述，这篇报道中所有的言语过程给读者留下了这样的印象：普通人的痛，政府的不力。总而言之，这些看似客观的报道，其实处处都隐藏着报道者的意识，那就是有意或无意地贬低他国。
在《印度斯坦时报》中，几乎所有的报道都是中国的权威机构或权威人士说了什么报道了什么，涉及到伤亡人数，爆炸相关情况，救援情况等方方面面，几乎都是放在句首，强调的是说话人的身份，全部是间接引语。看似非常客观，实则让人觉得有一种距离感，让人留下“真是这样吗?事情的真相到底是什么?”这样的疑问，不太真实的感觉，当然也反映了报道者的态度，站在看客的立场上看待这场爆炸。
在《印度时报》中，言语过程占50%，言语者分别是权威机构和权威人士(国家媒体，官员，天津政府，中国日报，北京新闻，新华社，国家主席等)，第三方(路透社目击者)和普通老百姓(附件居民)。统计后发现，引用权威机构的话，目的主要是把事故和所造成的伤亡提出来，涉及到救援的时候主要说到救援的难度大，已经造成救援方的损失。这样安排的目的当然不是突出中国政府在积极地解决此次危机，相反，给人感觉是官方束手无策。权威人士引用的是国家主席习近平，这次所使用的动词与前面那些“说”“告诉”“报道”那些中性词都不一样，而是用了“demanded”这个动词，命令“要全力营救和医治受伤人员，确保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这里用的直接引语，但紧跟的后一句又说，习主席说，要严惩那些事故责任人，这次是直接引语和间接引语混搭在一起，渗入了报道者的态度，塑造了一个威严的国家主席的形象。而这个时候，大火还没有扑灭，救援也无从下手，显然与这个形象是不搭的。反观第三方，路透社的目击者，有描述事故所引起的惨状的细节，车房集装箱被毁，看上去很真实;第二次描述的是医院有警察把守，很奇怪，警察在医院干什么?给读者留下很多的想象。而附近居民，有的以为是地震，有的以为是原子弹爆炸，再搭配上报道者选择的词“一个慌乱的声音”，更凸显出普通老百姓的害怕和缺乏安全感。安全感来自哪儿?当然是中国政府。
(4)新闻事件四：2016年6月23日江苏龙卷风
由上表可以看出，在《印度教徒报》中，言语过程占了41.94%。13个句子中，有9个言语者是权威人士或权威机构，分别是：省长、新华社、江苏省救援总队和中央电视台。几乎都是间接引语，主要围绕着受灾情况、伤亡人数和救援力量等方面进行报道，选用中性词，列举具体的数字，突出受灾情况严重。再看其他言语者，两个受灾的群众，一个家人都死了，一个房屋已经倒塌，都是直接引语，其中“I can’t bear it”(我实在无法忍受)和“It was like the end of the world”(好像是世界末日)这两句话更是突出自然灾害的可怕。
《印度斯坦时报》的这篇报道，全部言语者都是普通老百姓，如：教师、医生、受灾群众。置于句末的两个直接引语，一个是老师，一个是在上文《印度教徒报》中提到的家人都死了的受灾群众，用了“scared”这个词来突出当时师生的恐惧，引用的受灾群众的话与上篇报道一字不差，这里不再重复。置于句末的两个间接引语，主要强调身份：一个是老师，一个是医生。学生们还算幸运，只有2个重伤，5个轻伤。相比之下，医生说的状况就相当严重了，800个伤员中大多数都伤及骨头，有很深的裂伤，特别在头部。
综上所述，这则涉及到自然灾害的新闻报道中，鲜有毁坏中国政府形象的话语，在自然灾害面前，人是多么渺小。
四、结语
根据以上分析，在印度这三大主流英文报纸的报道中，言语过程都占了很大的比例。报道者通过直接引语和间接引语，来表达对中国这些灾难及对中国政府的态度，传达了报道者的意识，体现了三大报纸对中国灾难的人文关怀，尤其是在自然灾害的报道中。但在人为灾难和政治性的灾难事件中，报道者却处处表达了他们对中国政府的不信任和质疑，体现他们贬低他国的意识形态。与此同时，有一个因素也应该被纳入考虑，那就是这段时间的中印关系。2013年发生了“帐篷事件”，印度媒体大肆渲染，声称中国在向印度施压和示威，他们甚至要求辛格政府进行外交反制;2014年是“中印交流年”;2015年，中印关系被印度媒体称为“深度接触”的一年，在中国举行了“印度旅游年”;2016年在印度举行“中国旅游年”。长期以来，中印关系因为边境问题和贸易逆差等，摩擦不断，但是为了各自的利益，交流和合作也从未停止过。这种关系不可避免地影响着新闻媒体人的态度，在报道过程中选择性的倾向从正面还是负面报道中国的这些灾难。另外，由于作者自身也难免会受思想感情和意识形态的影响，以上对新闻报道所进行的批评性话语分析有一定的局限和不足。
参考文献：
[1]Fairclough，N.Language and Power[M].London：
Longman，1989.
[2]C1ark，R &Ivanic，R.“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 and educational change”in van Lier[A].L & Corson，D.(eds.)Encyclopedia of Language and Education，Vol.6(Knowledge about Language)[C].Kluwer Academic Publishers：Netherlands，1997.
[3]辛斌.批评语言学与英语新闻语篇的批评性分析
[J].外语教学，2000，(4).
[4]Halliday，M.A.K.An Introduction to Functional
Grammar[M].Beijing：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2000.
[5]戴炜华.高军.批评语篇分析：理论评述和实例分
析[J].外国语，2002，(6).
[6]Fowler，R.Language in the News：Discourse
and Ideology in the Press[M].New York & London：Routledge，1991.
[7]辛斌.新闻语篇转述引语的批评性分析[J].外语教
学与研究，1998，(2).
作者：杨继鹤 杨玉
07-04-13 19:23:27
万生云
[内容提要]本文从报道主体、报道手法和传播效果的差异三个方面，比较了中西方灾难性事件新闻摄影报道的差异，这种比较对中国摄影记者如何做好灾难性事件报道具有一定的启发性。
[关键词]摄影报道 灾难性 差异
[中图分类号]G212[文献标识码]A
在社会生活中，灾难性事件往往以突发的方式出现，给个人与社会生活造成巨大的破坏和冲击。从传播学理论的角度来考察，灾难性事件表现为自然界、社会、社会中人的存在状态的恒常性的断裂或破坏：如自然界中的山崩海啸、不同国家或民族的冲突战争、突如其来的天灾人祸等。恒常性的断裂或破坏，使人类社会群体或个人，在一定的可知性基础上建立的对自然界、社会、人类文化或价值观念的认知的确定性降低，破坏了社会群体或个人与其生活环境已有的和谐，使整个社会、社会中的个人对灾难性事件的表层信息(即发生了什么事)和深层信息(即为什么或有什么样的影响)产生强烈的需求，以便调整原有的认知结构，最大限度地消除认知不确定性，实现与其生存的自然环境、社会环境、人文价值环境的重新整合。所以，从新闻事业诞生以来，突发性灾难事件就一直是传播活动的重点，一如西方新闻界的名言所述：不是好消息就是好消息。印刷媒体中出现的灾难性事件的新闻报道，基本可以分为三种文体类型，即：纯文字型的报道;文字与图片并存，互有侧重的报道;图片视觉传播报道。
其中图片视觉传播型的报道文体，因其直观、客观、冲击力强等原因，成为当代媒介灾难性事件报道的重要方式之一。本文拟就中西方灾难性事件的新闻摄影报道中，由于政治、经济、文化制度、对传播媒介社会功用的价值判断的差异而形成的报道主体、报道方式、传播效果等方面的区分作一比较研究，以期有所借鉴。
一、报道主体的差异分析
灾难性事件发生后，从媒体的角度来看，有三个可供报道的侧面，即灾难性
事件本身、灾难性事件的受害者、灾难性事件引发的政府或社会行为。如何选择报道的主体，集中体现了媒体的新闻价值观、媒体在社会中承担的角色和职能、媒体与政府、政党的关系。报道主体的差异，是灾难性事件新闻摄影报道和最终传播效果的差异的基点。在这一方面，中西方有着巨大的差异：西方媒介把灾难性事件的受害者作为报道主体，兼顾其他;中国媒介以政党、政府行为为报道的主体，兼及其他。
从传播的目的和效果来分析，西方媒介灾难性事件摄影报道的目的是满足受众对灾难性事件的受害者的关注、对灾难的认知等;中国媒介灾难性事件摄影报道的目的，是在基本满足受众对灾难性事件的概括性、概念性的了解的基础上，重点达成一种宣传功效，即作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政府对人民的关心、社会主义社会的坚不可摧等理念。
根据美国作者道格拉斯·贝茨在《普利策奖内幕》一书的估计，从1917年到1990年颁发的普利策奖中，约有40%属于揭露性报道，另有40%属战争、犯罪、公民自由、种族关系、自然灾害和国际方面的报道。这一估计反映了美国的主流媒体一直是以揭露性和灾难性事件为报道主体的，反映了一种西方新闻报道的基本理念。
每年一度的荷兰世界新闻摄影大赛，是最具有世界性影响的新闻摄影大赛。大赛获奖作品的构成也最能反映西方世界关于新闻摄影的理念和基本价值构成：灾难性、视觉冲击力、拍摄的难度。
“荷赛”的比赛项目共有八种类型：突发现场新闻、新闻特写、新闻人物、体育新闻、科学新闻、艺术新闻、自然与环境新闻和日常生活新闻。每年的最佳新闻照片，几乎都是战争、疾病、自然灾害等题材。从灾难性事件的新闻照片几乎遍及各个项目的比赛门类，只有艺术新闻、日常生活等门类涉及较少。这种状况的存在，就连长期任荷兰世界新闻摄影大赛基金会主席、荷兰世界新闻摄影大赛组委会主席的乔普斯瓦特先生，也在第30届“荷赛”颁奖时说：“为什么着眼点经常落在生活中的阴暗方面——战争、灾难、暴力题材上呢?”“为什么奖牌的荣誉点是授予坏消息的传播者呢?”
中西方灾难性事件新闻摄影报道的差异性研究
07-04-13 19:23:27
万生云
从相对微观的角度即从具体照片的图像主体的角度来分析，西方的新闻摄影报道往往把灾难性事件的受害者作为报道主体，在视觉构成上凸现了作为灾难性事件受害者的主体地位：如用广角镜头拍摄，强调灾难性事件受害者生存状态的照片，虽然在图片的视觉要素构成中增加了背景或前景的说明、衬托、比拟等方面的作用，但用于拍摄距离的接近，使图片画面中的主体即灾难性事件的受害者的形象被夸张、凸现，对受众形成强烈的视觉冲击力。如由南非摄影师凯文卡特拍摄、并获得荷兰世界新闻摄影大赛最佳照片奖的《去救济站的路上》。另一种方法是使用长焦距镜头拍摄的特写照片，或经报纸、杂志图片编辑剪裁、加工而成的特写性照片，最大限度地剥离了被摄主体与周围环境的关联，使灾难性事件的受害者的形象、情感和生存状态得到凸现，使有关灾难性事件的图像与受众日常的心理认知、视觉经验的常态之间形成巨大张力，增加灾难性事件的传播效果。如获得荷赛最佳新闻照片奖的《博帕尔大灾难》、《奥伊马拉的痛苦》、《艾滋病在美国》等。普利策新闻奖的摄影作品中，涉及到灾难性事件的，也绝大多数是以灾难性事件的受害者为报道主体的。
中国的新闻传播界对于灾难性事件的报道，基本上采取一种回避和低调的、概括性的报道方式。从新闻的总体构成来讲，其数量所占比例微乎其微。以摄影方式报道灾难性事件的内容则更少。具体而言，报纸和新闻性杂志在对灾难性事件的编辑方式上，报道方式上，大概可以分为两种类型：一种是比较关注灾难性事件、关注社会热点问题的报纸;一种是侧重于政策理论宣传的报纸，这两种类型的报纸在对灾难性事件的报道方式、版面处理、报道的数量和文体上都有较大的差异。笔者曾以《中国青年报》和《人民日报》对灾难性事件的报道作了一个简单的比较。2000年的中国可谓灾害颇多：遍及全国的大旱、局部的水灾、飞机坠毁、船舶沉没、工厂爆炸频频发生。在灾难性事件频发的
5、
6、
7、8四个
月的时间里，《中国青年报》共刊发了约35条、组的灾难性事件的报道或涉及灾难性的非突发事件的新闻，其中图片新闻报道共11条，图片36幅、组。在灾难性事件的报道中，突发性事件和非突发事件几乎各占一半。
在对这些灾难性事件的报道处理上，《中国青年报》兼有深度报道、背景报道和连续报道等形式。在报道主体的选择上，确定或基本确定了灾难性事件本身或灾难性事件受害者的主体性，兼顾及政党和政府行为。在图片报道中，也基本上以灾难性事件和灾难性事件的受害者作为报道主体。
《人民日报》对这些灾难性事件的报道处理上基本保持我国新闻传播界一直奉行的灾难性事件报道的处理方式：概括性的简讯、版面上的低调处理，缺乏深度报道、背景报道、连续报道这些报道方式。在报道主体的选择上，灾难性事件引发的政党、政府行为仍是报道的中心，《人民日报》在报道的文体上和版面处理上与《中国青年报》相比也有较大的差异：使用简讯的方式来淡化灾难性事件报道;在版面上使用“弱化”的方式来配置稿件;使用图片极少。只有《人民摄影》报这样专业性的报纸，才在灾难性事件发生后，以大量使用图片的方式来报道灾难，并把灾难性事件的受害者作为报道的主体。但是，这样的专业性报纸，其使用图片报道灾难性事件的理念和方式，并不构成我国传播媒介的主体，其影响也是相对有限的。
从以上的分析，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同西方新闻传播界用图片报道灾难性事件相比，我国新闻界用图片报道灾难性事件时，以政府、政党行为为主体，兼及灾难性事件本身和灾难性事件的受害者。
二、报道手法的差异分析
摄影报道是一种视觉传播方式。同文字型的报道相比，它拙于过程性的叙述，拙于背景的开掘和事件意义的记叙。但是，作为一种传播信息的方式，摄影报道的视觉语言方式也有其自身固有的直观性、客观性、现场性等文字型报道缺乏的优势。与报纸和新闻性杂志所使用的各种文体(或叫各种报道体裁)相比，摄影报道具有吸引读者注意力、吸引读者在浏览报纸的版面后作进一步接触的强势。所以，在报纸和新闻性杂志中，如何发挥摄影报道的优势和长处，就一直是传播界探讨的议题。就传播活动过程而言，以视觉形象符号为特征的摄影报道，主要是传播一种有关事件的叙述性信息。但是，由于中西方不同的文化背景、政治制度
和媒介文化，它们在使用摄影视觉符号传播信息时，在方式上也表现出较大的差异。在西方新闻摄影报道灾难性事件时，在报道主体的确立上以受害者为本，但是，这个报道的主体在绝大多数的情况下，并不是以群体的方式存在的，而是以个体的方式而存在，以灾难性事件的受害者的个体的生存状态来反映灾难性事件本身。这种方式体现了西方社会以个别来反映、体现一般，由个别、具体到一般、抽象的思维方式。所以凸现灾难性事件的受害者个体就成了灾难性事件的新闻摄影报道的主要准则和摄影记者、媒体编辑的追求。
中西方灾难性事件新闻摄影报道的差异性研究
07-04-13 19:23:27
万生云
为了最大限度地凸现灾难性事件的受害者个体，西方的新闻摄影界使用两种拍摄方式：一种是使用广角镜头近距离拍摄;一种是使用长焦距镜头拍摄特写式照片。用这两种方式拍摄的照片，所形成的视觉符号同媒体的受众日常的恒常的视觉经验相比，体现出了最大限度的唯他性，所以图片和受众的接受之间形成了极大的张力。这种张力会在传播过程中使图片本身的强势达到最大值，有利于信息的传播。
中国的传媒在用图片报道灾难性事件时，选择了灾难性事件引发的社会、政府行为作为报道的主体，主要反映抗灾救灾行为，执政党领导行为和政府行为。灾难性事件的受害者和灾难性事件本身在报道中被淡化、弱化。在镜头语言的使用上，虽然也使用广角镜头和长焦距镜头拍摄的画面，但是数量不及西方新闻摄影多。在画面的视觉符号元素的构成上，不是以个体为画面的主体，而是以群体或小群体的方式出现的抗灾救灾的人群，在各级官员陪同下视察灾情、指挥抗灾的政府领导人作为画面的主体。体现出了以一般到个别，从抽象到具体的思维方式。但是，以群体作为图片的画面主体，在画面中很难形成强烈的视觉中心，群体不仅没有最大限度地反映灾难性事件，没有反映个体，同时群体也没有得到多维度的、有效的反映。从传播的效果来分析，这样的图片很难对受众产生强有力的视觉冲击力。
表现手法上的第二个差异，就是中西新闻摄影界在报道灾难性事件时使用的摄影语汇不同。这种不同体现在双方摄影语汇使用上的数量差异、形式构成差别。
在西方的灾难性事件的新闻摄影报道中，图片除了使用叙述型(性)的语汇，传达事实信息外，还使用了比较、转喻、隐喻等符号生成方式。在具体的报道中，将各种视觉传播的方式揉和在一起，使图片在报纸、新闻性杂志和受众的阅读互动中，实现其功能多元化、多层次化。一方面通过叙述型(性)的语汇传达事实层面的信息，另一方面通过灾难性事件的摄影报道中，主体与环境要素的视觉符号构成方式，或者图片与图片的标题、说明性文字的构成方式，来建构一种比喻、象征、隐喻关系，为受众开掘出灾难性事件信息层面以外的意义层面。如《乌干达旱灾的恶果》、《去食品救济站的路上》等图片，通过丰润的白人的大手与枯瘦的黑人小手的视觉对比，形成反衬关系;通过垂死的黑人女孩与秃鹫的觑视构成转喻关系，使媒体在通过传播非洲灾荒的信息的基础上，暗含了传者试图传播的黑白世界、富裕与贫穷的对立和并存;个体生命的脆弱与人类的宿命的深层信息。
还有一类图片新闻，图片本身除叙述性事实信息外，并没有构成对比、象征、隐喻等关系。但是，编辑通过标题和文字说明与图片上的画面视觉符号构成反衬、隐喻关系，如《越南的民主与自由》等(有的使用《枪毙越共》作题，便失去了这种意义构成)作品。
同西方摄影界在报道灾难性事件的语汇的丰富性、多样化相比，中国的新闻摄影界在报道灾难性事件时，使用的摄影视觉语汇较为单一，除近年极少数报道空难、海难等灾难性事件时，少数摄影记者使用的摄影语汇较为丰富外，基本上都停留在叙述型的语汇层面。有关灾难性事件的摄影报道中，往往倾向于反映群体，弱化个体，从而弱化了摄影报道中使用多种语汇的可能性。同时，也由于图片的视觉构成关系的简单化，使编辑在使用图片时的多种可能的方式不能实现，限制了灾难性事件新闻摄影报道过程中其他意义层面的开掘，造成了有事件但缺乏事件主体，有信息但深层信息不丰富的局面。
三、传播效果的差异性分析
由于中西方新闻摄影界在灾难性事件的新闻摄影中，使用的报道方式不同，报道的主体不同，所以，中西方关于灾难性事件的新闻摄影报道的最终传播效果，对受众影响的深度方面体现出较大的差异。
在报道主体的选择上，西方新闻摄影界确定的报道主体是：灾难性事件的受害者，兼及灾难性事件及社会行为。所以，受众在接触媒介上的图片时，会通过照片上的灾难性事件的受害者个体，获知有关的叙述性、叙事性的信息;了解灾难性事件中受害者个体的存在状态、灾难性事件本身和由此引发的社会行为。这是传播者想借助于图片来达到的最基本的传播目的和意图，也是受众接触媒体的基本需求。
中西方灾难性事件新闻摄影报道的差异性研究
07-04-13 19:23:27
万生云
但是，由于西方的新闻摄影界和传媒本身在拍摄和使用图片时，通过对比、反衬、转喻等手法、语汇，最大限度地开掘了图片本身信息层面以外的意义和内涵，所以会在接触媒介、了解事件基本情况的基础上，使受众对灾难性事件本身的认知进一步深化。引发受众思考，诸如生命在自然界中的存在状态，自然与人的关系，个体生命的意义，社会冲突的根源等问题。有助于受众在接触媒介图像信息的过程中，潜移默化地培育生命伦理观、环保意识以及保护弱势群体等诸多基本社会价值观念。
中国的新闻摄影界和传播界在拍摄和使用灾难性事件的照片时，确定了政府和社会行为即抗灾自救为报道的主体，极少或根本不涉及灾难性事件的受害者个体或群体。所以在受众接触媒介提供的有关灾难性事件的图像和文字报道时，只能认知了解灾难性事件的概念性、抽象性信息以及政府的抗灾救灾行为。而从报道中获知的灾难性事件的受害者的生存状态的信息接近于零。这种报道方式，使受众形成信息的盲点、盲区。以至一位作者在参观了1998年抗洪救灾摄影展后大发感叹：摄影展根本没有反映1998年洪灾的状态，后人无法凭借这些图片来描绘1998年发生在中国的洪灾，特别是无法借助于这些图片了解当时灾民的生活状态。
中西方有关灾难性事件的新闻摄影报道传播效果的另外一个差异，体现在传播者、图片、受众三者间的互动关系中。从广义的传播效果来分析，图片传播的
信息的效果应分为两个层面：一个是信息层面，一个是超越信息的层面即社会学或伦理学的层面。前者是受众接触媒介的基本目的，其效果也是短期的;后者是受众在解读媒介提供的信息的基础上产生的一种附加的、从属性的效应，这种效应是深刻的，也是长期的。
从现有的有关灾难性事件的图片报道的效果来分析，中国的灾难性事件图片新闻报道的效果是单一层次、单向性的(一般情况而言)，只能满足受众接触媒介的信息层面的需求。因为中国新闻摄影界在拍摄灾难性事件的实践中，没有有意识地利用主体与环境所构成的关系去进行超越信息层的开掘;媒体在使用图片时，也没有这种编辑传播意识。所以，受众在接触到这一类图片报道时，获得的信息基本构成只能是：发生了什么样的灾难性事件，政府的救灾行为。由于拍摄者和媒体想通过图片达到两个目的：报道事实;弘扬民族精神、政府英明，所以在传播者、图片、受众的互动关系中，一般不会出现侵权诽谤的行为。
西方的传播媒介在使用图片时，往往在传播者、图片、受众的互动过程中，存在传播者介入式地侵犯受众(包括灾难性事件的受害主体)的权利问题。
由传播者、图片、受众的互动关系中产生的侵权等社会学、伦理学问题一般包括两个层面：一个是对灾难性事件的受害者个体或群体的侵权或伤害;一个是摄影记者和传播媒介为追求最大的视觉冲击力而带来的针对所有受众群体的侵权或伤害。
就前者而言，西方的新闻摄影界往往为了追求视觉冲击力而使用大量特写式照片。作为被报道主体的灾难事件的受害者，往往是在不了解摄影记者如何拍摄图片、媒体如何使用图像的情况下，甚至是在完全不知情的情况下，成为社会公众人物，给被摄主体带来巨大的精神创伤。发表于《人民摄影》报的文章《遭遇激情》(帕把西娅·布朗著，肖天编译)中约西卡·荷德里的故事就是最典型的例证。约西卡·荷德里不经意成为摄影记者报道校园枪击案的图片主角，但是摄影师拍摄到的她极为痛苦的仰面祈祷的图像，被媒介广泛传播后，却对约西卡·荷德里造成了极大的伤害：(一)约西卡·荷德里一下成为公众人物，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二)照片给她带来的伤害，使照片成了她做任何事情的障碍;(三)摄影师在不经她个人同意的情况下就发表了她的照片。西方新闻摄影界在报道灾难性事件时，往往会使一些特殊的社会弱势群体受到伤害，比如关于艾滋病的图片，
既起到报道艾滋病、满足受众对有关艾滋病信息的获知，同时也因为报道手法的夸张，细节刻画的逼真，使社会对艾滋病人产生了巨大的心理恐慌，进而使艾滋病的患者受到鄙视，成为被社会遗弃的群体。从另外一方面来看，西方新闻摄影界在拍摄、使用灾难性事件的照片时，存在着传播者对受众的介入式、强迫式的侵权或伤害。一些照片曾经引起社会的强烈反响和抗议。认为这些视觉冲击力巨大、画面血腥恐怖的照片，侵犯了受众的获知权，引起阅读者的负面心理反应：如恐怖、惊慌、厌恶等负面情绪或心理;从长期来看，这些图片的恐怖、暴力的影像会通过积累方式逐渐破坏受众的正面的认知结构，在社会中形成看客心理和窥私心理，破坏社会整体的健康的心理结构。
西方传播媒介和中国传播媒介在报道灾难性事件时的这些差异，是由中西的政治理念、社会文化结构、媒介功能等多方面的原因造成的，鉴于篇幅，不再详述。
Comparative Studies on Photo Journalism: the Difference between China and Western Disaster Coverage
WAN Sheng-yun
Abstract：The thesis summarizes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China and the western disaster coverage in view of reporting subjective, reporting style and communication effect. It is very enlightening for Chinese photographers to do the disasters reporting in future.
Key words：Photo journalism, Disaster;Differences
【摘 要】从“集体失语”到“媒体盛宴”，中国新闻灾难报道完成了一个美丽的转身，有关汶川大地震的新闻报道验证了这一点。不过，转身背后依然存在许多“次生灾害”，危及着新闻业的健康发展。
【关键词】灾难报道;次生灾害;职业道德
【中图分类号】g212 【文献标识码】a
在汶川大地震的救灾报道中，新闻传播的高度透明反映了中国社会的巨大进步，也反映了我国新闻自由度的日益扩大。各类媒体纷纷派出记者，全方位进入抗震救灾的各个领域，没有掩埋一丝信息，从严重的伤亡惨象、受灾的范围和中央领导人的抢险指挥活动，记者无不自由报道，让观众在第一时间全面了解抗灾实况，反应之迅速、报道的信息量之大前所未有。但是，当汶川大地震渐渐离我们远去、媒体的集中报道谢幕后，无论是受众还是媒体本身，对于这次灾难报道中引发的“次生灾难”，有必要进行解剖和反思。
一、灾难报道引发的“次生灾难”
这次灾难报道中引发的“次生灾难”，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2.灾难报道媚俗化。在大众传播领域，媚俗是指媒体迎合受众的传播行为，或者是为迎合广大受众的视听心理而降低文化产品的审美水准和道德水平，或者不假思索地考虑大多数媒介的做法而跟风传播。汶川地震灾难报道的媚俗化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竭力展现灾难奇闻与图景。为哗众取宠残忍地找寻“闪光点”，于是，那些幸存者奄奄一息地被从废墟里救出来，却被迫要面对镜头接受采访;更有甚者，在电视直播的画面里，废墟中发现了一位中年妇女和一个老大爷，一个救援人员挡住了摄像机镜头，现场女主持对他说“你让让好不好，我们先拍。”大家都说还是救人要紧，而主持人坚持说“只要5分钟就好。”此时，幸存者身体上方正有一块残存的预制板，随时可能发生垮塌，救援人员要求先把它搬开再说，没想到主持人的回答竟然是“不用，就保持那样别动。”接着转过身来继续对着镜头播报。二是刻意寻找救灾人员或者救灾领导的悲悯情怀。客观报道领导在抗灾中的行踪是必要的，但全面报道身处灾难中的人们和救灾人员的情况同样重要，某些媒体恰恰忽视了这一点，将救灾新闻当成了会议新闻，对领导所做的抗震救灾的重大决策和组织各行各业救灾视而不见，而是将镜头对准领导，东扯一段，西扯一段，浮光掠影，仅仅关注谁掉眼泪、谁下跪。
3.灾难报道娱乐化。最典型的当数《成都商报》的一篇报道。6月23日《成都商报》报道：6月17日，四川省彭州市龙门山镇农户万兴明家的一只猪，在地震36天之后被成都军区空军某飞行学院从猪圈废墟挖出，这时猪的体重已经从此前的300斤“减肥”至不到100斤。主人推测，地震被埋废墟后，猪靠吃木炭顽强维持生命。随后，这只幸存的猪被成都建川博物馆以3000余元购得。博物馆馆长表示要为它“养老送终”，申报吉尼斯记录，并为其取小名“36娃儿”，大名“朱坚强”。在记者在这篇现场感极强报道中，详细描述了买猪的过程。在描述这头命名为“朱坚强”的猪被赶往运输车辆过程中，记者写道：“‘朱坚强’死活不肯往前走。几个人又拉又推，向来都很低调的“朱坚强”，发出了嚎叫声，挣脱人们的手，跑回了猪圈。”一句“向来都很低调”，让读者不得不以为记者笔下的“朱坚强”是与其朝夕相处多年的老友!
4.灾难报道商业化。汶川大地震发生后，许多电视台将大部分节目都停了下来，集中搞灾情报道，让人们在第一时间了解到有关地震的情况，这本是可圈可点的，但那些让人烦透了的广告却依然照播不误。即使是平时，由于广告节目的滥殇，都已经导致了许多观众的愤然离去。何况在举国悲痛之时，什么“脑白金”、“卫生巾”之类的硬广告，以及“***特约播出”等软广告充斥荧屏，让人简直无法忍受。而更人让人感到愤怒的是围绕所谓的王石“捐款门”的大肆炒作。汶川地震后，万科曾宣布捐款220万元。同时，万科董事长王石表示，“200万是个适当的数额。中国是个灾害频发的国家，赈灾慈善活动是个常态，企业的捐赠活动应该可持续，而不应成为负担。” 王石表态很快成为媒体的炒作的焦点，各媒体在报道这一表态的同时，断言“这笔捐款数额以及之后万科董事长王石的表态迅速给万科带来了近年来最大的一次公共信任危机”。但此后，一切似乎在一双“无形之手”的操纵下有条不紊地推进着：众媒体声讨――王石频频亮相――追捐一亿元――王石道歉，其结果是，“王石一边道歉一边身价暴涨”。
5.灾难报道随意化。大灾之后电视、广播等设备的瘫痪，处于灾区中群众难以全面了解方方面面的情况，因而出现的各种谣传原本也是情理之中。可悲的是，某些媒体充当了这种谣传的传播者和放大者。比如某处哄抢物资，有坏人开始假扮志愿者进入灾区偷东西，某些受灾并不严重的地区开始趁乱往家里囤积救灾物资，有人拿解放军救人当是看热闹而自己则在搓麻将„„。而在地震之初某些媒体以“正义的名义”对校舍倒塌问题的“拷问”，成为一种悲愤情绪的宣泄和群体性事件的导火索，在最需要团结一心救灾的关键时刻，“百余位家长们，手捧孩子遗像，试图沿公路向德阳市区进发，要求政府追查教学楼倒塌的真实原因。”(《南方周末》2008.5.29第一版)
二、“次生灾难”的成因探寻
或许，灾难报道引发的“次生灾难”并非媒体的初衷，但其危害却是显而易见的。其成因亦值得剖析：
1.道德与伦理的淡忘。《国际新闻道德信条》草案指出，“个人的名誉应该予以尊重，有关个人私生活的消息和评论，可能损及个人名誉时，并非有助于公共利益，而仅仅是迎合观众好奇心里者，则不应该发表。如果对个人的名誉或道德人格提出指控时，应该给予答辩的机会”[1]但在这次汶川大地震的灾难报道中，媒体无情地“挖掘”能打动受众的“闪光点”，并因此获取了独家新闻带来的某种荣耀，而后果却是以牺牲被采访者的感情或隐私为代价。正所谓是“一个人的悲剧，另一个人的奖品。”表面看，是这些新闻记者在采访中不注意尊重人性和维护人的尊 严，但从记者的行为与后果看，则折射出部分记者及其媒体对道德与伦理的淡忘。
2.社会责任感的缺失。“任何时候我们都无法想像会有这样的前景：所有人都能清清楚楚地看明白整个无形的环境，从而在全部政府事务上自发形成明确的公众舆论。[2]正因为不可能所有人都能清清楚楚看清整个无形的环境，媒体必须负起应有的社会责任，准确客观和公正平衡报道灾难。但一些媒体的报道在事情的前因后果尚未完全明晰的情况下，让带有主观意向的评价成为媒体的观点，美国“9•11”发生之后，一向有“掏粪工”之称的美国媒体，没有立即追究美国政府和美国总统的责任，也没有质疑和谩骂攻击其外交政策、安全防务、情报机构，而是空前一致地站在了美国政府一边，整个美国团结到了一起，媒体也表现出很强的包容心态。这也反映出那时的美国人民和媒体知道如何在灾难到来的时候做正确的事情，知道自己的责任和义务。因此，在危机到来之时，我们应当将斥责和埋怨挪到灾难过去之后，至少不要在当时把灾难扩大化。1947年，美国新闻自由委员会描述了一个自由的社会对于新闻自由的五点要求，其中一点是“本委员会相信对各种事件和力量的据实报道，无论这些力量是为阻碍达成社会目标还是为实现社会目标而工作的。然而，我们必须承认，大众传播机构是一种教育工具，而且也许是最强大的;它们必须在陈述和阐明本共同体应该为之奋斗的理性中，承担起教育者那样的责任。”[3]
3.经济利益的驱动。“为无权者代理正义是一个有责任感的新闻界最重要的特征。或者换句话说，长期以来，新闻职业是否在为那些处于社会经济基础之外的团体代方就是检验它是否履行了其职责的石蕊试纸。”[4]在市场竞争的大环境下，媒介受到受众、广告商、自身利益等因素的影响日益趋向商业化，使经济利益与媒介职业道德之间的天平失衡。于是，一些媒体的服务对象不再是受众，而是广告商、利益集团，记者关注的也不再是人民，而是那些“社会精英”。在所谓的王石“捐款门”事件中，受众沦落为媒体“绑架”和愚弄的对象。至于为无权者代理正义，在现实社会中似乎正成为一种奢望。甚至在发生汶川大地震这样的灾难的情况下，某些媒体首先关注的是自己的发行量、收视率，而正义、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在利益面前显得是那么的苍白无力。
4.西方新闻理念的教条式追捧。有的媒体对某些西方过时的新闻理念盲目追捧。比如新闻娱乐化问题，19世纪后期，美国两个报纸大亨赫斯特与普利策之间激烈竞争的时期掀起了新闻史上第一次也是最严重一次的新闻娱乐化浪潮，人称“黄色时期”。西方在走了这段弯路之后已开始重新找回新闻的本真价值。但近年来某些国内媒体却自甘新闻媚俗化的集体堕落，出现了新闻“泛娱乐化”倾向，甚至面对突如其来的灾难也不忘“肆意娱乐”。再比如， “新新闻主义”作为西方新闻发展史上的一个流派，它主张通过场景描写、细节描写、对话描写，以及通过对某个人的所见所闻、所思所想的描写，把一切都展示在读者面前，使人觉得身临其境。那个人的思想似乎就是他的思想，他甚至都能进入那个人的情感世界。对此，国外已有不少学者批判其使新闻和小说的界限更加模糊不清，特别是从第三者的角度进行报道这种方法与新闻的真实性原则最不相符，而新新闻主义主张记者可以在新闻报道中描述人们的主观感受和心理活动，这在传统的新闻学中则是最为忌讳的。但国内有些媒体对此却津津乐道，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以致“那头猪的思想似乎就是他的思想，他甚至都能进入那头猪的情感世界。”
三、几点思考
媒体的灾难报道引发的“次生灾难”并非这次汶川大地震的特有产物，亦非中国媒体的特有产物。问题在于，无论是记者还是媒体，都应思考如何避免灾难报道引发的“次生灾难”或者将其消极影响降至最小值。
进一步加强社会和言论的开放。社会和言论的开放，是一个国家与政府自信的表现，也是防止灾难报道引发“次生灾难”最有效的手段。以“非典”为分水岭，近年来政府部门在处理突发事件及信息的公开透明方面显得越来越成熟和自信。特别是这次汶川大地震，国内的媒体在第一时间报道了地震灾情，同时，有关部门安排包括美联社、nhk、英国《金融时报》等几十家境外媒体的外国记者进入灾区采访，使得国内外某些不和谐音得到有效抑制。政府部门和媒体应认真总结汶川大地震新闻报道中的经验教训，对灾难性事件不捂不盖，让政府掌握的信息在第一时间得到准确传播，引导群众从错误信息中摆脱出来，维护社会稳定和政府权威。
进一步加强舆论的正确引导。正确的舆论导向具有广泛地联系群众、统一人民意志的优势，使人民群众的共同意愿和心声产生共鸣。要坚持正面报道为主，把稳定团结放在首位，2008年1月22日，胡锦涛《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的讲话》指出，“充分发挥新闻媒体宣传党的主张、弘扬社会正气、通达社情民意、引导社会热点、疏导公众情绪、搞好舆论监督的重要作用”。要及时分析研判舆情，掌握引导社会热点的主动权。从舆论层次化、媒体分众化的实际出发，整合各种媒体资源，形成以党报党刊、电台电视台为主、各类媒体互补的立体引导格局。同时,要高度重视对民意的“回应”，这既是媒体倾听和对待公众的方式，也是通达社情民意的必由之路。
进一步提高媒介的公信力。媒介的公信力是媒介能够获得受众信任的能力，是在长期的发展中日积月累而形成的。公信力也是“易碎品”，片面、虚假的报道有可能使媒体通过长期努力得来的公众信任“毁于一旦”。必须坚持国家利益至上。媒介必须把宣传党的主张和国家的发展目标放在最重要的位置，媒介的这种社会责任优先于媒介自身的权利和自由。要加强自律。要养成尊重科学、尊重法律的良好习惯，竭尽一切努力，确保报道的真实、全面、公正和客观，使自己的报道经得起历史的经验，防止似是而非和主观臆断的报道误导受众，影响受众的正确判断。要超越市场机制。“媒介的社会公正，实际上需要一个由公众来规范的、负责任的媒介机构和组织结构来实现，而这样的机构和组织绝不能日益集中到少数大集团的手中。”[5]新闻媒介要坚持以服务大众为宗旨，防止因利益的侵蚀堕落为少数群体甚至个人舆论的工具。
进一步提高新闻从业人员的素质。首先是思想水平。思想水平决定报道的态度和水平。要熟悉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把握时代发展的脉膊，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观察问题、分析问题，防止 “以其昭昭、使人昏昏”的幼稚病和“记者一思考、上帝就发笑”式的故弄玄虚。二是要提升思维层次，确立唯实、动态、系统的思维方式。“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陈云语)。对事物的认识能够达到本质和事物内部联系的境界，敏锐地洞察和掌握事物内部的矛盾，从整体而不是个体与周围世界的联系上去认识把握事物，以辩证求其实;把思维过程变成多因素、多变量、多层次和多角度的统一整体，把思维的“触角”伸向各个角落，用发展的眼光发现、观察、研究新情况;善于从宏观、从全局、从整体上把握事物之间联系的多质、多变量、多层次、多向性的特点，知微知著。三是要改善知识结构。除学习新闻业务知识、媒介法律和道德知识外，还必须了解、熟悉各类知识，以使自己的报道能够经得住来自各方面的推敲。
注释：[1]李良荣：《新闻学概论》，323页，复旦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2][美]沃尔特•李普曼：《公众舆论》，225页，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3][美]新闻自由委员会：《一个自由而负责的新闻界》，15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4][美]菲利普•帕特森•李•威尔金斯：《媒介伦理学》，169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5][英]尼克•史蒂文森：《媒介的转型》，51页，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
【摘 要】央视通过其新闻频道、微博客户端、手机客户端等，对马航飞机失联事件进行了全方位、多媒体联动，对事件的发展进程实时跟进报道。在这次灾难报道中，央视有颇多值得业界借鉴的地方：注重时效性;心系人文关怀;强调客观真实准确;争取获得第一手新闻和权威消息;合理利用多媒体的交互性，等等。
【关键词】马航事件 央视 时效性 人文性
所谓灾难报道，就是对新近发生的灾难及其发展、危害、抗灾、救灾等新闻事实的报道。灾难性事件常常表现出突发性、震撼性、负面性和社会性的特征。①灾难性事件的报道，考验媒体工作者在应对突发事件时的处理能力、报道的组织策划能力。在面对天灾与人祸时，媒体不仅仅是发布新闻的工具，更应成为承担社会道义，肩负道德重任的表率。
央视作为我国最为权威的新闻媒体，在我国有着最为广阔的收视覆盖，其影响力在国内是首屈一指的。2008年汶川大地震，我国开放国外媒体进入灾区现场，央视报道公开、透明，等等，给全世界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而在此之后，央视不断地在灾难报道中完善做法，将新闻报道准则和灾难报道中的人文关怀相结合，在灾难性事件的报道处理上，越来越得到大众和业内人士的认可。
2014年3月8日凌晨，马来西亚航空公司一架航班号为MH370，由马来西亚吉隆坡飞往北京的航班与地面失去联系。机上共载有239人，其中有154名中国乘客。这无疑是一个严重的事件，央视通过其新闻频道、微博客户端、手机客户端等，进行了全方位、多媒体联动，对事件的发展进程实时跟进报道。在这次灾难报道中，央视有颇多值得业界借鉴的地方。
一、注重时效性
灾难来临之时，不论是与灾难相关的人士，还是普通大众，对于灾难的发展情况都密切关注。此时，新闻的时效性就显得格外重要。
在当今新媒体时代，时效性突出体现在网络这一平台上。微博近年来成长为国内的一大新闻汇集地，央视也开通了“央视新闻”官方微博账号。
“央视新闻”在3月8日发布的关于马航的第一条微博是一条快讯，时间是在8点33分，在第一条快讯之后连发两条快讯，又不断地跟进报道事件的发展进程。三条快讯的时间在短短16分钟之内发出，9点10分，央视正式发布了关于马航飞机失联详细情况的新闻。
在这一事件发生后的24小时中，“央视新闻”共发布了56条微博，其中有55条是有关马航飞机失联的，只有一条是当天“两会”的消息。不断更新事件进展的微博，时间间隔最短的只有3分钟。
央视新闻频道的几大直播栏目是：《新闻直播间》、《朝闻天下》、《新闻30分》、《共同关注》、《新闻联播》、《东方时空》和《24小时》等。自马航飞机失联事件发生后，该事件无一例外地被放在了这几档节目的开端。并且，在节目播出中，有任何关于此事件的最新进展，都是直接在节目中进行插播。
在航班失联之后，马航立即在京召开了发布会，之后在每天的下午5：30都召开例行新闻发布会，通报有关情况。央视新闻频道也是在每晚的这个时间，进行实时直播。在有重要消息需要发布时，召开临时发布会。例如，3月22日早上11点左右，在澳洲珀斯的军事基地和3月24日晚10点左右，在马来西亚吉隆坡的两次临时新闻发布会，央视新闻频道都是在《新闻直播间》和《晚间新闻》栏目中，直接将信号切入发布会现场。
二、心系人文关怀
作为新闻媒体，发布新闻是天然的使命，而人文关怀则更是一种不可懈怠的责任。
在马航飞机失联当天的热门微博中，热度最高的微博来自“央视新闻”。这条微博选择了倡议的形式，倡议人们谨慎地对待每一条消息，以避免任何不实的消息，或者不当的言辞，对家属造成二次伤害。之后，央视发布的微博内容，多是以祈祷、祝福为情感主线，并将倡议随文转发，每一次消息的更新都体现出对可能遇难的乘客和乘客家属的关怀。而选择以倡议这样的方式，也是呼吁大众多给予他们祝福、安慰，促使社会形成一种人文关怀的氛围。
央视新闻频道在报道相关新闻时，对于新闻报道的用语十分谨慎，考虑到了每一个观众的切身感受。在马方的一次新闻发布会中，做同声传译的人在翻译马来西亚交通部长的一句话时，中间有一个英文单词是“miserable”，是用来形容这次马航飞机失联事件的。在翻译这个词时，他首先用的是“惨绝人寰”，之后便马上进行了修正，改为了“悲惨”。显然第一个词，是将事件表述成为了一次没有人生还的重大灾难性事件，而在任何消息都未被证实，真相仍在调查之中时，这样的词语必然会给乘客的亲属带来极大的悲痛。因此，恰当用词，照顾到每一个可能看到新闻的人的感受，是一个专业媒体人的良好修养的表现。
在一些灾难报道中，媒体会把摄像机话筒对准事件的经历者，从人文的角度观照，这种将他们的悲痛暴露于摄像机前，暴露于报纸杂志封面的做法，无疑是残忍的，因为这等于是把当事人最为伤痛的隐私赤裸裸地、无情地置于社会公众的眼皮下展览。
在这次事件中，央视新闻频道在丽都饭店派了一路记者，他们24小时蹲守在那里。但是，每一次进行新闻连线，我们都只看到一名女记者出面将现场的情况进行描述，而涉及到家属面孔的画面，从未出现过。由于女性的形象和女性记者较为柔和亲切的身份，她们可以更好地卸下家属的心理防线，深入到家属中去获得第一手信息。这样的安排首先是显得更为“温柔”。其次，这样保护家属的隐私，也是对人最为起码的一种尊重。
三、强调客观真实准确
灾难报道，保证新闻的客观真实是首要难题。灾难往往是突发的，是处在进行之中的动态事物，因此，各种变化的消息会不断地从各方涌来，怎样判断消息的真实性以及怎么将消息客观报道出去，对媒体而言是极大的考验。很多时候，该类新闻中出现的数字、关键词，会直接影响大众对于整个事件的判断。
3月24日晚10点，在马方发布新闻会中，马来西亚总理宣布飞机在印度洋坠毁。在发布会的直播中，电视屏幕下方的字幕是“马方确认飞机坠毁”，但发布会结束后，根据发布会的内容，央视很快把字幕改为了“马方宣布飞机坠毁”，这就更为准确。
灾难报道中很多都是较为专业性的知识，如在这次事件中，就汇集了较多关于航空和通讯方面的内容。确保这些消息可以真实准确地传播出去，一个非常有效可行的办法就是请专家作为节目的嘉宾，实时地对新闻进行解读。央视新闻在马航的特别报道中，邀请了涉及航空、通讯、救援等等方面的专家参与。例如在事件发生后，出现了很多通讯上的疑问，专家不仅对上述出现的情况进行了解释，并且还对所有通讯上可能发生的情况，做出了模拟和科学分析。这样的报道不仅保证了节目制作中内容的真实准确，还方便了普通大众对于新闻的理解和接受。
3月24日马方宣布飞机坠毁后，关于这次事件的探究转向了对马方政府和机构的声讨。微博中，一些意见领袖以及媒体，都在对马方政府和机构进行质疑。随着事件进一步的发展，对于中国政府在这件事情上的态度，各方也开始颇有微词。但“央视新闻”并没有发布此类微博。央视坚持一个立场：在事件的真相没有完全被查出之前，每一次发言都要慎之又慎，客观是最好的立场，摆事实是最为核心的原则。
四、争取获得第一手新闻和权威消息
灾难事件是动态的，事件背后的真相一时无法调查清楚。很多谜底在还没有揭开之前，会有各方进行多种多样的猜测。如何在团团迷雾中得到真相，亲临现场获取第一手资料至关重要。央视在马航飞机失联事件发生后，首先联系到马来西亚的国防部长以及马来西亚航空公司的首席执行官。这两位是在事发之后，马来西亚政府和相关机构指定的对外发布情况的职位最高的领导人，采访他们是获取官方消息的最权威的渠道。
马航事件发布会的现场，会不定时地出现马航有关调查人员或机构领导，还聚集了各国的众多记者，因而便成为消息的一大来源地。央视在这里也驻扎了两路记者，随时与总部进行连线。在丽都饭店的马航失联家属聚集地，也都有央视记者24小时待命。央视全球的各个新闻站，都在关注有关事件的发展情况。3月22日早上，澳洲珀斯军事基地临时召开的新闻发布会，就是央视新闻频道全球独家现场直播的。央视在得知澳洲珀斯军事基地将根据卫星传来的信息展开搜救后，便敏锐地感觉到这里将成为很多重要新闻的发布地，因此，立即将一路记者从并不是调查或者搜救的中心的北京调到了澳洲珀斯。
五、合理利用多媒体的交互性
传统媒体往往重视如何将新闻报道出去，如何将新闻思想灌输给大众，但由于传统媒体的局限性，有时难以与大众即时互动，容易导致新闻报道脱离群众。而灾难报道很需要这样的反馈机制，让观众将自己的心里话和感受及时地表达出来，只有这样的表达才能让新闻显得更加有人情味。这些就要求新媒体去补充传统媒体的缺憾，形成一个传统媒体和新媒体相辅相成的运作机制。
央视微博充分利用了网络交互效果显著的特性，与受众进行交流互动。央视利用微博及时发布新闻，并在每一条有关马航失联消息的前面，都附上“马航飞机失联”的互动话题链接。每一个微博用户在阅读完微博之后，不仅可以直接在下方进行评论或者转发，而且可以直接进入话题讨论，方便更多的微博用户交流这一话题。
灾难报道强调时效性，要求新闻机构充分利用多媒体融合的特点多方位地报道新闻。手机现在已经成为越来越多的人阅读新闻的首选，央视新闻的手机客户端可以随时推送消息给手机用户。央视推送的不仅有消息，还有实时的视频直播链接，或电视直播的预告提醒。这样，就把电视、网络、手机这三种传播渠道科学地结合了起来。
笔者认为，由于央视对马航事件能及时、客观、谨慎、多方位地报道，消息来源权威，人文意识浓厚，因此，央视的此次报道不失为灾难报道的表率。□
参考文献
①李伟峰，《试论灾难性事件新闻报道的人文关怀》[J].《南阳理工学院学报》，2013(3)
(作者：江西财经大学人文学院新闻系2013级研究生)
责编：周蕾
学子论文：灾难报道中儿童形象的传播与反思
——以汶川地震的媒体报道为分析对象
方文婷
2008年11月26日09:30 来源：人民网-传媒频道
纠错
【字号 大 中 小】 打印留言论坛网摘手机点评
E-mail推荐:
提交
【摘要】在灾难报道中，儿童作为一个特殊的群体经常受到媒体的聚焦关注。5·12地震的媒体报道中也涌现出一批儿童形象，他们以小小年纪勇敢地承担着灾难的不幸。然而，在无数人被这些孩子的坚强深深触动的同时，媒体的追踪报道却不断让孩子回响地震往事，救灾小英雄也被迫穿行于各大卫视、栏目，有的甚至在媒体的追捧下俨然已被娱乐化成了小明星。无疑，媒体的这些做法对灾区儿童今后的成长极其不利。因此，媒体如何在今后的灾难报道中，更多地考虑儿童的感受和心理需要，把握好新闻报道的分寸;在灾区重建过程中，如何设置议程，实现媒体传播效果的人文化，成为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
【关键词】灾难报道 儿童形象传播 反思
一、灾难报道中儿童形象传播存在的偏颇
5·12汶川大地震，中国媒体不顾危险、深入灾区，第一时间进行报道的敬业精神,得到来自社会各界的认可。此次媒体的报道也让我们认识了很多坚强乐观的孩子，从“敬礼娃娃”到“可乐男孩”，从废墟下的“儿歌女孩”到看书等待被救的“手电筒女孩”，从坚强的“芭蕾女孩”到从废墟中背出两名同学的小英雄林浩，无疑他们都是勇敢和令人感动的。但是,当冷静、理性地思考此次汶川地震报道中儿童形象的传播，媒体在有些方面还是存在一些偏颇。
⑪灾区儿童过分成为煽情工具
突发事件中的弱者，尤其是儿童，他们在事件中遭遇的苦难更甚，在报道中向受众展示他们的悲苦和境遇，更能唤起社会的关爱和同情，更能对社会产生警示作用。但这并不意味着，记者要变成煽动者，无视新闻报道的客观性原则，甚至自己站出来表明立场。① 然而，此次的汶川地震，媒体为了达到让受众潸然泪下的“感人”效果，不断在追踪报道中一次又一次使这些孩子回想地震往事。在对一名北川中学的受灾女孩进行采访时，记者问到“对于5月12号下午悲伤的一幕你一定记得非常清楚，给我们说一说当时的情况?”、“我听说你的爸爸走了两天两夜的山路到学校找你，你妈妈至今还没有下落。这时候你一定非常牵挂你的妈妈，她现在怎么样你也不知道。说说你爸爸当时来找你的情况?”“听说你爸爸隐瞒了有关你妈妈的消息。你说你的感觉一向都挺灵，这个时候你想告诉听众一个什么样的信息呢?”无法想象，一个刚从灾难中幸存下来还惊魂未定的小女孩如何去面对自己从地震中逃生的回忆?怎样回答妈妈至今都没有下落的问题?而诸如此类的问题也是一遍遍出现在各类对灾区儿童的采访报道中，媒体所追求的更是灾区儿童声泪俱下的画面效果。除此之外，记者的拍摄镜头也不断朝向伤残儿童裹着厚厚纱布的残肢，那些空荡荡的袖管、带有血迹的伤痕更是成为媒体捕捉的重点。
可以说，媒体这种塑造“悲情典型”的做法，很大程度上是将那些受灾儿童的累累伤痕作为煽情的工具，以便提高节目的收视率和报道的影响力。这就反映出一个新闻伦理的问题，媒体的过度竞争和记者个人自我约束的松弛懈怠，促成了灾难中伤得最重的人成了媒体追逐的对象。而那些伤痕累累的孩子们更易引起人们的怜悯，也因此成了媒体新闻竞争的牺牲品。②
⑫救灾小英雄的娱乐童星化倾向
汶川地震中涌现出一批表现突出的儿童，他们在灾难中尽情释放了最美好的人性光辉，在灾难面前临危不惧、舍己救人的英勇精神更深深感动着每一个人的内心。但是，在媒体的过分关注下，一些救灾小英雄被迫穿行于各大卫视、栏目，有的甚至被请上娱乐节目的舞台，一次次地被要求讲述自己的英雄事迹。他们中的一些在媒体的追捧下俨然已被娱乐化成了小明星。
成名后的林浩，频频接受媒体采访，现身诸多娱乐节目，这位最小的抗震救灾英雄在媒体的争相报道下成了全国人民心目中的偶像。在四川卫视的《以生命的名义》赈灾晚会上，因为刘德华的跪地一举，“歌唱女孩”任思雨瞬间成为媒体报道的宠儿。“敬礼男孩”郎铮也因为懂得感恩而成为媒体关注的焦点，在西安治病期间，众多艺人、普通百姓前往探望，不断的媒体采访更是对其明星化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10多岁少年张吉万因背着妹妹徒步几十里逃离受灾家乡的故事也成了大忙人，频频出席多家媒体机构组织的活动。前不久，他还与另一救灾小英雄母青城出现在了东方卫视的《加油!2008》节目中。
类似情况还有“可乐男孩”、“芭蕾女孩”、“总理让路女孩”，媒体的蜂拥而至、穷追不舍甚至有“吹捧”嫌疑的夸大报道，对这些过早地陷入娱乐明星化的救灾小英雄而言，其今后的成长、健康心灵的恢复、正确价值观的树立都将受到影响。同时，媒体过于制造“灾难童星”的做法，非但难以唤起公众对几个童星更多的同情与关爱，反而可能使人产生莫名的反感，乃至认为媒体缺乏对灾区更多孩子应有的关注。③
⑬灾区儿童的大多数缺乏关注
当媒体将聚焦的目光和报道的主力集中投向灾区的救灾小英雄时，那些同样遭受不幸的大多数灾区儿童却在“英雄少年”的光环下显得黯然失色，缺乏媒体的相应关注。他们的困难处境和真实心声无法得到他人的了解和倾听，这不仅是大众传媒在报道中的传播失衡，更是一种“人文关怀”的缺席。
前不久，《南方周末》刊登了一篇《四川88名地震孤儿认养纪实 残疾孤儿无人问津》的报道，“让我捐钱没问题，可养一个残疾孩子，那可是一辈子的事啊”，“残疾孩子也需要爱心啊，是我会考虑。不过，这次我只是来帮广东的朋友咨询的”，“怎么可能考虑?!”④ ，灾区伤残儿童的艰难处境让人触目惊心，与媒体聚光灯下塑造的“英雄儿童”的光鲜生活可谓相差甚远。这种传播失衡与媒体在灾难报道中的处理方式有直接关系，当媒体选择“典型报道”，意味着强化报道生命个体的传奇经历，展现这场全民爱心大接力悲壮而感人的场面。但这并不意味着可以用“灾难童星”来替代其他孩子面临的不幸。比如，有的孩子成了孤儿，有的存在严重的心理障碍等等，他们都需要关爱。⑤
当“抗震救灾英雄少年”评选表彰活动在各大媒体的聚焦报道下，再次让那些灾区的“英雄儿童”进入大众的视野时。而生活无法温饱的灾区儿童却逐渐被媒体和大众淡忘，“学生活动场地奇缺，没体育娱乐器材;食堂只是简单的大锅饭设备，只能做些面条、馒头等简单饭菜;没有热水、开水设备，天再冷，学生们只能用冷水洗脸、洗脚;板房甲醛的味道很大，都知道甲醛危害，因此再冷的天，也不敢关上门窗上课。学校没有取暖设施，学生感冒的很多”。⑥ 灾区儿童如此艰难的生活现状，不得不说这是一场媒体传播失衡的悲剧。
二、儿童形象传播失衡的理论分析
一向有职业素养的媒体为什么会在此次汶川地震的报道中，出现“灾区儿童过分成为煽情工具”、“救灾小英雄的娱乐童星化倾向”、“缺乏关注灾区儿童的大多数”等传播失衡的问题?为什么记者“敬业”的采访成为可怕的“二次伤害”?为什么“在对人的尊严的报道达到历史最高点的同时，记者们对人的尊严的践踏也达到了最密集的程度?”⑦ 这都是值得深思的问题，本文试从传播学理论的角度对其进行分析，找出现象背后的潜在根源。
⑪框架理论
新闻框架，就是指媒体在报道某个事件时，基于某种特定的看法，通过反复使用特定的关键词、比喻、图片或论调从某个固定的角度来说明问题。新闻框架的存在使事实的全体和背景简单化，容易引导受众只重视问题的一方面，而忽视另一些方面。⑧ 具体到汶川地震中对灾区儿童的报道，当媒体将框架限定为“煽情”的格调，向公众报道大量“催人泪下”的图片、“感人肺腑”的画面时，却忽略了灾区儿童的内心感受。这一框架的存在使得灾区儿童形象传播简单化了，一方面，媒体一厢情愿地认为只要挖掘儿童背后感人的故事，就会赢得受众的关注和支持。另一方面，受众在媒体的误导下也单纯地认为在了解灾区儿童累累伤痕过后，才能给其提供更多的物质帮助，却忽视了对生命的尊重、对心灵的呵护才是对灾区儿童最根本的人文关怀。
⑫议程设置
由麦克姆斯等人在1972年提出，该理论认为大众传媒可以通过提供信息和安排相关的议题来有效地左右人们关注哪些事实和意见及他们谈论的先后顺序。大众传播可能无法影响人们怎么想，却可以影响人们去想什么，大众媒介加大对某些问题的报道量、或突出报道某些问题，能影响受众对这些问题重要性的认知。媒体在灾区儿童的报道中所使用的“典型报道”模式，正是议程设置的一种突出体现。当媒体用大量的镜头和篇幅对有着很高新闻价值和富有典型意义的“救灾小英雄”做突出强化的报道时，这就无形中为受众设置了应该去关注的对象和所要思考的问题。最后的结果便是部分“救灾小英雄”在媒体的密集报道下形象的放大和娱乐童星化的倾向，另一方面，灾区儿童的大多数则徘徊于媒体议程设置之外而不被大众所重视甚至遗忘。
三、灾难报道中儿童形象合理传播的反思
随着越来越多的反思，媒体在灾难报道中儿童形象传播失衡的问题也逐渐引起了社会各界的重视。中国心理学界联合百度发布关于地震媒体报道的倡议，其中就专门涉及“对儿童采访”的建议;有学者呼吁，是时候讲一讲“灾害伦理”了，很多时候，沉默、踏实、有序的支持，远胜于喧嚣的一时热情;有专家建言，需要反省的是生命伦理与传播伦理的关系，对生命的尊重、对心灵的呵护，永远比新闻记录更重要!⑨ “因为我们看到媒体时常有这样对受到某些伤害的同学或老师，不同的媒体、不同的记者或者不同的单位反复对他们进行采访，让他们诉说着自己的经历和痛苦的过程，所以教育部提出要尽可能杜绝这样的行为。”而从媒体自身的角度，如何在今后的灾难报道中主动把握好儿童形象的传播，本文尝试从以下几个方面给出一些建议。
⑪采用平视视角、弯下腰写新闻
记者要尊重新闻主体的感受和想法，就必须站在主体的角度进行报道。在报道语言、报道方式、报道内容上，报道者要抱着同情、安慰、理解、宽容和善意的态度进行报道，要采用平视的报道角度，设身处地为采访对象着想。在现场采访时，记者要理解被采访者的现场感受，关注他们此时此刻的情绪、想法。⑩ 这就要求媒体在对受灾儿童进行采访的过程中要充分考虑到儿童的情绪，不要深挖他(她)们的伤痕，更不能将其作为“煽情”的工具而制造“声泪俱下”的效果，在安慰的同时给以爱的鼓舞和关怀，让儿童看到未来生活的希望而不是沉浸在过去悲伤的回忆中，让其感受到灾难过后的温暖、重拾对生活的信心。
⑫把握报道的平衡性，实现对群体儿童的人文关怀
灾难报道中，对典型人物的宣传诚然是有一定必要，它能更好地引起受众的关注和重视，唤起社会的关爱和同情，但新闻传媒的“人文关怀”只有在对大多数受众实行“关怀”的基础上才能体现出价值。英雄是时代的代表, 群众却是生活的主流。历史唯物主义肯定了个人在历史上的特殊或杰出的作用, 揭示了杰出人物在历史中发挥领导和榜样作用的必然性。与此同时, 也强调了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因此，在灾难报道中,媒体在重视典型宣传的同时,不能忽视群体的灾区儿童。如在对“救灾小英雄”进行报道的同时，关注其身边的伙伴，反映其群体的生活处境和精神状态，坚持“点”与“面”相结合的报道模式
学子论文：灾难报道中儿童形象的传播与反思 (2) ——以汶川地震的媒体报道为分析对象
方文婷
2008年11月26日09:30 来源：人民网-传媒频道
纠错
【字号 大 中 小】 打印留言论坛网摘手机点评
E-mail推荐:
提交
⑬立足于灾区儿童心灵重建的议程设置
灾难给儿童带来的心灵伤害尤为重大，那些因为灾难而成为孤残的儿童，也许会因此蒙上阴影而变得自卑，而那些受到媒体过度关注的“救灾小英雄”也可能因过早被干涉私人生活而失去童真甚至变得抑郁，在“敬礼娃娃”郎铮的病房里，他妈妈担忧地说：“孩子表现得很烦躁，他有点被摄影的闪光灯吓怕了”;唱《两只老虎》的小女孩，自从在电视台赈灾晚会上露脸之后，很多地方媒体纷纷邀约她“畅谈地震心得”;就连倔强的小林浩也吐出了无奈：“很多记者追我，我像逃命一样。我喜欢没有记者追我，和同学们一起读书过平凡的日子”;还有一个被救的9岁孩子，面对记者的频繁采访情绪失控，在医院里大喊大叫„„(11)
由此可见，灾区儿童心灵的康复和重建迫在眉睫。针对这个问题，媒体可以充分发挥其特有的“议程设置”功能，将大众的注意力转移到对灾区儿童的心灵关怀。例如，媒体在关于灾区儿童的报道中要加大关于心灵成长的话题;媒体不断咨询心理专家，听取有关方面的建议并将其反馈给大众;充分发挥媒体“说服”效果，并让大众参与到有关问题的讨论中，充分发挥媒体的社会效益，为灾区儿童未来的成长做出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
灾区的儿童是不幸的，我们不希望再看到媒体对他(她)们的“二次伤害”，“记者应当同情那些因新闻报道可能受到负面影响的人，特别是儿童及没有接受采访经验的人;采访和使用那些陷于悲痛中的人的照片时，要格外谨慎;要明白采访报道可能伤害他人或使其不安”(12) 。我们希望灾区的儿童能在媒体以“最小伤害、最大帮助”为原则的报道下，能有一个更美好的明天。
【注释】
1、《请对事故受害者倾注更多目光—谈突发事件报道的模式化及应对策略》张虹生 P161 新闻出版社 2007
2、《灾难报道中不要用孩子做悲情的道具》严朝霞撰 千龙网 2008-05-27
3、《不要制造"灾难童星"》徐林林 《工人日报》2008年06月14日
4、《四川88名地震孤儿认养纪实 残疾孤儿无人问津》潘晓凌 李家宇《南方周末》2008年9月18日
5、《不要制造"灾难童星"》徐林林 《工人日报》 2008年 06月14日
6、《寒冬青川山区孩子苦读映像》2008年11月17日 http://qzone.qq.com/blog/6956208-1226863859
7、《新闻传播伦理的“灾后重建”》周云龙《大公报》2008年07月19日
8、《大众传播学的议程设置理论与框架理论关系探讨》张洪忠《西南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1年22卷10期 P89页.
9、《新闻传播伦理的“灾后重建”》周云龙《大公报》2008年07月19日
10、《请对事故受害者倾注更多目光——谈突发事件报道的模式化及应对策略》 张虹生 《破解报道难题》P162 新闻出版社 2007年12月
11、《“少年中国”的灾区群像展示——论抗震救灾报道中的“小孩形象”》沈宇翔《新闻记者》2008年07期
12、《新闻职业伦理规范》美国职业新闻工作者协会 1996年
【参考资料】
⑪《破解报道难题》卓培荣主编 新闻出版社 2007年12月
⑫《当代西方新闻报道规范——采编标准及案例精解》张宸编著 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8年1月版
⑬《新闻传播伦理的“灾后重建”》周云龙撰《大公报》2008年07月19日
⑭《“少年中国”的灾区群像展示——论抗震救灾报道中的“小孩形象”》沈宇翔撰《新闻记者》2008年07期
⑮《大众传播学的议程设置理论与框架理论关系探讨》张洪忠《西南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1年22卷10期
(作者单位：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06级传播学专业)
(一)灾难性报道关涉政府公信力
所谓新闻传媒公信力指社会公众对于新闻传播媒介在新闻传播方面的真实性、可靠性及权威性等的总体评价。近年来，我国媒体对灾难、突发事件的报道大大增加，反映出自2003年非典危机以来，政府在信息公开透明上出现了较大的飞跃。在以民族国家为主题的社会，政府总是最重要和最有力的控制者和把关人，政府是网络时代的最终把关人。甬温动车事故中政府在整个新闻报道中起着舵手，更起着发动机的作用。当然，政府的新闻宣传是具有一定的政治原则的，具体包括：党性原则;群众性原则;真实性原则;稳定压倒一切原则;社会效益优先原则。政府有什么样的媒介观，将直接影响甚至决定广大人民群众接收到的信息。无论是自然灾难还是事故灾难，无论出于良心道义还是出于社会公正，利用灾难进行宣传和感动是必然行不通的。雷击还是天谴，无论是气候影响了通信还是上帝拨动了铁轨，也就是说，无论怎样解释这个事故，这个事故的发生都不能再归结为“技术”或者“自然”了，都不能用简单的全国人民众志成城，万众一心的宣传来取代事故本身的震撼和愤怒。这正是灾难美学和公众期待的落差所在。从灾后救助到灾后重建，从社会性的慈善救助到政府性的物资调配，一场灾害，往往成为考察一个国家资源操控能力和权力道德水平的特殊视角。灾难到来之时，也就到了人类生存的“临界时刻”，在这种情景中，我们的政府选择怎样的态度面对灾难，将直接影响政府在人民心目中的地位和形象，因为今天的受众已对新闻事件有了自己的观点和想法。于是，总理所说的“回答”，也就不仅仅是解释，也是反思、问责和调整。简单地说，这次动车事故所凸显出来的问题，必须用整个社会体制的自省来回答。政府这个强势把关人也无法控制。
对于铁路部门来讲，事故频发民众怨，不能只用表歉意托词来敷衍。当事故发生后最重要的不是急于去推卸责任，而应当是认真查找原因，做好善后工作，切实保障高铁生命线的安全运行。换句话说，应对危机忙公关，不如把善后工作做实在。出现故障并不奇怪，让人担忧和后怕的是事故过程中所暴露出来的问题：铁路的运营管理究竟以公众利益为重，以乘客为中心提供优质服务;还是只维护铁路本身的利益，尽心竭力围绕着不可能完美无瑕，过去、现在和将来都可能出现故障的高铁打转，以至于面对问题时甚至不惜文过饰非，拖延塞责。进入“后高铁时代”，相关部门要做的是给中国高铁开一份体检报告，正面回应和消除公众对高铁安全的担忧。
政府在灾难事件中的积极作为，是灾难新闻中引导舆论的重要内容，通过这
些报道，缓解了灾难带给公众的心理压力和恐慌，维护了社会正常秩序的运行，也使社会舆论朝着积极、乐观的方向发展。
(二)灾难性报道要平衡正负面宣传
在甬温动车事故报道的新闻话语运作中，绝大部分是“正面宣传”的角度，以发挥“喉舌”的舆论导向功能，灾害报道，包括政府的重视、采取的措施、干群的奋战等都从这种角度的切入。例如：《全力做好甬温线特别重大事故处置工作》、《温家宝到甬温线特大铁路交通事故现场悼念遇难者》和《第一批冲上去救人的大多是打工者》。但同时也体现出了监督功能的缺失。关于动车事故发生的原因，以及这个事故给死者家属带来的创伤报道的都很少。有些人认为，正面宣传不能讲存在的问题和困难，否则有损正面宣传的效果。实际上，这种想法恰恰不符合客观实际，也不利于增强宣传效果。记者和编辑忽视事物的两重性，只讲好的，不提问题，即只颂扬人生之善和党领导如何抢险救灾，就会脱离实际、脱离群众，使新闻的可信性降低。《南方都市报》的《动车荒唐追尾，三问出事原因》、《恢复秩序高于抢救生命，是令人心寒的价值莽断》、《谈判格局不对等，霸道赔偿何谈抚慰人心》等深度灾难报道不仅展现出了人文关怀，还显出思考的深刻。而且这一事件中，很多人包括普通老百姓和一些社会精英，都不再盲目相信媒体并积极发表自己的观点。无数的网友在微博上、论坛上发帖发图片关心事故的处理，对政府部门的处理方式和事故原因尖锐地提出自己的看法和质疑，有人甚至直接高喊“铁道部要给我们一个交代”。就连一向以冷静著称的白岩松，在提到铁道部发言人王勇平“我反正信了”的说法时，也直言不讳地表示：我不敢信，不能信!不能说这种“本意维护社会稳定的报道”不好，但肯定是不真实的报道。真正的好报道应该是真实的报道，真正反映人们内心的报道。正确的批评、保持情况透明、舆论监督及时并没有导致什么悲观情绪，也没有干扰救援大方向，反而提高了效率，让救灾保持清醒，令公仆处于千万双眼睛之下，还可以迅捷发现问题，快速解决矛盾，及早惩治贪腐。
(三)灾难性报道应彰显人文关怀
尊重生命是人类共性，灾难新闻大都是展示人的不幸。那么在生命遇到灾害时，新闻传播流溢出人文精神是题中应有之义。正如美国学者迈耶斯说的那样：“我们过多地关注了新闻价值，而未关注道德价值”，这样的描写不但会对受众的心理产生不好的影响，而且也影响新闻作品的美感，媒体从业人员的道德水平更是受到广大受众的怀疑。著名传播学者李普曼也认为，一个人对于并未亲身经历的事件所能产生的唯一情感，就是被他内心对那个事件的想象所激发起来的情感。灾难报道最重要的原则之一就是体现人文关怀，在悲剧和灾难中是人最脆弱的时候，最需要政府和社会的关怀，从而帮助受害者获得新的希望，重树生活的信心。人文关怀，从伦理学角度来看主要指对人的价值、人的个性、人的尊严、人的地位、人的发展与人的自由的关注、看护和尊重。灾难报道体现人文关怀，就要求媒体关注灾难中的人以及人的生存状况，在直面悲剧的同时，从人性角度审视灾难，关注灾难中的人的行为、困难及精神状态。
以人为本思想对新闻报道工作，不仅具有普遍性的指导意义，对灾难新闻的报道更具有针对性意义。人民是历史的主人，人民往往也是灾难的承受者，是抗灾赈灾的主体，灾难新闻责无旁贷地应当热情讴歌人民群众抗灾救灾的英雄业绩。坚持以人为本体现在灾难新闻中，并不仅仅只要求报道感人事迹，而是时时处处都要体现对群众的人文关怀。长期以来我国传媒对灾难新闻报道受历史和传统新闻观念的影响，从传播态度和传播内容到传播方式都缺少人文关怀。灾难发生后，集中报道领导表现的多，聚焦在受灾群众状况的少;描写抗击灾难、歌颂英雄的多，直面叙述灾情、深入民众内心的少;按照“报喜不报忧”的报道模式和“轻描淡写的灾情+党和政府的关怀+灾区人民的决心”的写法来进行传播，见事不见人，见物不见人。例如在这次甬温动车事故中各种“指示”、“委派”“慰问”和“踊跃”等词语在报纸上屡见不鲜。尽管《人民日报》和《解放日报》新闻话语在注重灾难本身方面有了很大突破，但在党性原则的要求下，大部分新闻话语更多地还是凸现出政治宣传的功能取向，突出了灾害新闻传播的教化意义。
这就需要大众媒体能自觉地承担起一个关怀者的角色，坚持做到“以人为本”，关注灾难中的人以及人的生存状况，在直面悲剧的同时，从人性角度审视灾难，关注灾难中的生命，以及灾难中的人的行为、困境及精神状态在对灾难新闻的采访、报道用语、图片选择等环节都体现出对人的尊重与关爱。对灾难性新闻的传播，最终需要唤起人们尊重自然与认识自然的热情，提醒人们树立安全意识与防范意识，注意预防和减轻灾害，实现人、自然与社会的和谐发展。这是对媒体人文关怀的更高层次的要求。
世界十大环境污染灾难事件
1、比利时的马斯河谷事件
比利时的马斯河谷位于狭窄的盆地中，1930年12月1日—5日，气温发生逆转，致使工厂中排放的有害气体和煤烟粉尘在近地大气层中集聚不散，3天后开始有人发病。其症状表现为：胸痛、咳嗽、呼吸困难等，一星期内有60多人死亡，其中心脏病、肺病患者死亡率最高。同时，还有许多家畜致死。 事件发生期间，SO2浓度很高，并可能含有氟化物。事后分析认为，此次污染事件，是几种有害气体同煤烟粉尘对人体综合作用所致。
2、美国多诺拉事件
多诺拉是美国宾西法尼亚州某河谷中的小镇。1948年10月26日—30日期间，这里大部分地区受反气旋逆温控制，且26日—30日持续有雾，致使大气污染物在近地层大气中集聚。这期间，全镇43%的人口，即591人相继暴病，症状为：喉痛、流鼻涕、干渴、四肢酸乏、咳痰、胸闷、呕吐、腹泻等症状，死亡17人。据估计，事件发生期间，SO2浓度为正常值的数倍，并发现有尘粒。分析认为，SO2及其氧化作用的产物同大气中的尘粒接合是致害因素。主要致害物是SO2与金属元素，以及金属化合物相互作用的生成物。
3、英国伦敦的烟雾事件
素有雾都之称的英国伦敦，1952年12月5日—8日期间，又被浓雾笼罩。这期间许多人突然患呼吸系统疾病，一下住满了伦敦的各家医院。四天中，死亡人数较常年同期增加4000多人，死亡者以45岁以上最多，约是平时死亡人数的3倍，1岁以下的死亡较平时增加1倍。事件发生的1周中，因支气管炎、冠心病、肺结核、心脏衰竭的死亡人数分别是平时同类病死亡人数9.3倍、2.4倍、5.5倍、2.8倍，因肺炎、肺癌、流感等呼吸系统疾病死亡的人数较平时均有成倍增长。事件后的两个月里又有8000多人死亡。人们就此事件分析认为，这于伦敦当时大量的耗煤有关。事件期间尘粒浓度最高达4。46毫克/米3，为平时的10倍，SO2浓度最高达平时的6倍，在浓雾的特定条件下，烟雾中的Fe2O3促使SO2氧化成SO3，从而形成H2SO4，并凝在微尘上，从而形成酸雾，成为这一事件的杀手。
4、美国的落杉矶光化学烟雾事件
落杉矶位于美国西南海岸。早期这里仅仅是一个牧区的小村，至加尼福尼亚金矿发现后，人口剧增，很快成为名闻遐迩的大城市，单是汽车就增加了数百万辆。于是，这个依山傍水、风光明媚的城市，简直变成了拥挤不堪的汽车城。到20世纪40年代初期，每年5—8月，在强烈阳光的照射下，在城市上空常常出现迷漫天空的浅蓝色烟雾，致使整座城市变得浑浊不清。这种烟雾刺激于喉、鼻，引发喉头炎、头痛等许多疾病，同时使远在一百公里之外的高山上的柑桔减产，松树枯黄。这是怎么回事，研究发现，这正是大量的汽车尾气所致。这些成份复杂的汽车尾气，在洛杉矶三面环山的特定地势下，使市区大气的水平流动相对缓慢，他们在强烈阳光的照射下就能产生臭氧，并发生一系列化学变化来危害人们的健康，因此，人们把这种城市上空的浅蓝色烟雾称之为光化学烟雾。据报到，当落杉矶发生光化学烟雾之时，在飞机上，明显可见落杉矶光化学烟雾是汽车尾汽造成的。落杉矶光化学烟雾事件是汽车尾气所造成的污染公害的典型实例。
5、日本水俣事件
在日本南部九州湾有一个叫水俣的小镇，这里居住着4万居民，以渔业为生。1939年开始，日本氮肥公司的合成醋酸厂开始生产氯乙烯，工厂的生产废水一直排放入水俣湾。该公司在生产氯乙烯和醋酸乙烯时，使用了含汞的催化剂，使废水中含有大量的汞。这种汞在水体中，被水中的鱼食用，在鱼体内转化成有毒的甲基汞。人食用鱼后，汞在人体内聚集从而产生一种怪病：患者开始时，只是口齿不清，步履蹒跚，继而面部痴呆，全身麻木，耳聋眼瞎，最后变成神经失常，直至躬身狂叫而死。 1972年据环境厅统计，水俣镇共患水俣病180人，死亡50多人，就在新线县阿赫野川亦发现100多水俣病患者，8人死亡。据报到，患者人数远不止此，仅水俣镇的受害居民，即达万余人。
6、神东川的骨痛病
在日本富川平原上有一条河叫神东川。多年来，两岸人民用河水灌溉农田，使万亩稻田飘香。自从三井矿业公司在神东川上游开设了炼锌厂后，发现有死草现象。1955年以后就流行一种不同于水误病的怪病：对死者解剖发现全身多处骨折，有的达73处，身长也缩短了30厘米。这种起初不明病因的疾病就是骨痛病。直到1963年，方才查明，骨痛病于三井矿业公司炼锌厂的废水有关。原来，炼锌厂成年累月向神东川排放的废水中含有金属镉，农民引河水灌溉，便把废水中的镉转到土壤和稻谷中，两岸农民饮用含镉之水，食用含镉之米，便使镉在体内积存，最终导致骨痛病。有报道说，到1972年3月，骨痛病患者已达到230人，死亡34人，并有一部分人出现可疑症状。
7、日本四日市事件
四日市位于日本东部海湾。1955年这里相继兴建了十多家石油化工厂，化工厂终日排放的含SO2的气体和粉尘，使昔日晴朗的天空变得污浊不堪。1961年，呼吸系统疾病开始在这一带发生，并迅速蔓延。据报道患者中慢性支气管炎占25%，哮喘病患者占30%，肺气肿等占15%。1964年这里曾经有3天烟雾不散，哮喘病患者中不少人因此死去。1967年一些患者因不堪忍受折磨而自杀。1970年患者达500多人。1972年全市哮喘病患者871人，死亡11人。据报道，事件期间四日市每年SO2和粉尘排放量达13万吨之多，大气中SO2浓度超过标准5—6倍，烟雾厚达500米，其中含有害的气体和金属粉尘，他们相互作用生成硫酸等物质，是造成哮喘病的主要原因。
8、日本米糠油事件
米糠油事件发生在日本九州爱芝县一带。生产米糠油在脱臭的工艺中，使用多氯联苯作载体，由于生产的失误，致使米糠油中混入了多氯联苯，结果有1400人食用后中毒。4个月后，患者猛增到5000余人，并有16人无故丧生。这期间实际受害人在13000人以上，而且由于米糠油中的黑油做家禽饲料，造成数10万只鸡死去。
9、苏联切尔诺贝利核泄漏事件
1986年4月26日凌晨1时，距前苏联切尔诺贝利14公里的核电厂第4号反应堆，发生可怕的爆炸，一股放射性碎物和气体(包括碘131，铯137，锶90)冲上1公里的高空。这就是震惊世界的切尔诺贝利核污染事件。 事件发生以后，核电站30公里范围内的13万居民不得不紧急疏散。这次核泄漏造成苏联1万多平方公里的领土受污染，其中乌克兰有1500平方公里的肥沃农田因污染而废弃荒芜。被污染的农田和森林面积大约相当于美国弗吉尼亚州的面积。乌克兰有2000万人受放射性污染的影响。截至1993年初，大量的婴儿成为畸形或残废，8000多人死于和放射有关的疾病。其远期影响在30年后仍会产生作用。
10、印度博帕尔事件
1984年12月3日，美国联合碳化公司在印度博帕尔市的农药厂因管理混乱，操作不当，致使地下储罐内剧毒的甲基异氰酸脂因压力升高而爆炸外泄。45吨毒气形成一股浓密的烟雾，以每小时5000米的速度袭击了博帕尔市区。死亡近两万人，受害20多万人，5万人失明，孕妇流产或产下死婴，受害面积40平方公里，数千头牲畜被毒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