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的现代化是以跳跃的方式完成的, 在急速现代化期间, 传统文化虽然受到较大影响, 但日本人从未全盘抛弃传统文化, 更未将传统文化简单贴上落后的标签。而是将传统精神内涵与经济、社会发展有效结合, 并对其现代化起到了相当积极的促进作用。一是自觉的敬业态度与勤劳节俭的生活风尚, 对日本各类产业的发展功勋卓著。在市场经济中, 日本人的勤劳、敬业与勤勉被成功引导和改造为敬业奉献精神, 进而生成整套的鼓励鞭策员工尽心投入的激励机制, 由此也诞生了日本极高的劳动生产率。同时, 节俭风尚同样不啻于一种生产力, 它极大地提升了资源的利用效率, 也对绿色经济、循环经济在日本的兴盛起到了重要贡献, 进而促成和巩固着日本在当前绿色经济领域的影响力。二是日本传统地域文化被极大重视, 积极因素得以保留与传承。日本企业家稻盛和夫曾在自传中揭示:每年12月14日“赤穗义士纪念日”, 鹿儿岛县小学四年级以下的小学生要聚集在学校讲堂中接受忠义教育, 5年级以上学生要听校长亲自宣读《赤穗义士传》。在这种独特教育环境中成长起来的儿童承继了萨摩武士忠诚、勇猛、敬业的形象, 能在在竞争激烈的企业经营中努力体现“勇猛”的气概, 并以此形成了独特的地方文化。三是倾力保护在外界看来不可思议、无法理解的传统民俗文化。在流传千年的会阳节裸祭, 男性仅着兜裆布, 几近全裸。在历时4天的节庆里, 祖孙三代往往兴高采烈地参与, 人们穿着节日服装共同欢庆。传统的文化保护带来旅游业的极大兴盛, 进而也扩大了其文化的世界影响力。
二次世界大战之后, 韩国在政府主导之下, 实现了经济的高速发展, 用30余年时间创造了世界上最短时间实现工业化的记录, 并不断推进现代化进程, 成为当今世界颇具影响力的国家。抛开政府主导因素外, 传统文化也是推进韩国现代化进程的重要因素。一是儒家思想成为统治思想的主流, 进而渗透到韩国民众生活的方方面面, 并形成相对完整的文化遗存。韩国现代化进程中, 从管理思想、管理模式到管理手段等方面, 均体现着儒家文化的因素。韩国贯彻儒家文化中“为政以德”的“形象管理”, 体现在市场经济领域便是强调企业管理者的道德品格, 即以靠管理者自身的形象, 有效地影响被管理者的心理和行为, 使之产生一种敬佩感、依赖感和亲切感, 进而产生巨大的凝聚力和号召力, 使被管理者全身心地投入到工作中。这种管理权威的塑造方式会带来“家长作风”等问题, 但也使企业获得了显性化的精神支柱和形象化的文化载体, 利于凝聚、激发员工工作动力, 提升生产效率。二是韩国政府刻意扶植的文化政策, 并最终收获了传统文化继承与创新的硕果。1993年韩国制定“文化繁荣五年计划”, 将文化艺术作为高附加值产业发展, 2007年其文化观光部发表“韩国式综合发展计划 (2007-2011) ”, 打造象征韩国文化的语言、服饰、饮食、造纸等六大类品牌。
以现代化的视角来审视日韩两国传统文化的继承与发展, 不难发现二者之间有很多共性。
(1) 政府承担传统文化保护的主体作用。无论是经济高速增长还是相对低迷, 两国政府均能够持续、深入发掘传统文化价值, 大力保护、弘扬传统文化精神, 从而使传统文化的内涵得以不断丰富、创新, 影响力持续增强。
(2) 注重传统文化与商业文明的有效融合。保护本身不是目的, 重要的是继承和发展。日韩在传统文化保护过程中, 非常注重文化遗产的“活用”, 一方面通过举办工艺展、民俗文化展, 弘扬文化财产的教育作用, 从而提升民族文化的国际影响力。另一方面, 重视传统文化的商业价值, 营造尊重文化传承人、尊重文化作品的氛围, 鼓励工艺创新和技术提高, 使传统文化努力生发现代文明的枝芽, 借助商业文明的力量, 使传统文化保护走上良性循环之路。
(3) 强调对“人”的关注。传统文化尤其是无形的文化遗产, 人的因素至关重要。在日韩, 针对文化艺术传承人, 均有严格的选拔、认定程序和丰厚的激励措施, 传承人享有相当高的社会地位。同时, 将激励与传承挂钩, 接受政府资助就必须承担收徒传艺之义务。这些尊重和保护制度, 由国家、地方政府、民间组织乃至个人全方位参与、共同遵循, 各方均有其权利和义务, 从而共同形成了良好的传统文化保护与传承机制。
重庆巴渝文化、三峡文化源远流长、影响巨大, 且存在石刻、悬棺、川江号子、摆手舞等一系列具有典型地域特征的文化载体和遗存。然而相对而言, 巴渝乡村文化本身基础较为薄弱, 传统民俗、民艺整体性特征不明显, 跨区域的影响力不够强。
清代以来, 铜梁龙灯会便具有相当规模。相关艺术衍生龙灯、舞龙、音乐、烟火四大门类。龙灯系列有十大门类, 包括铜梁大龙、正龙、火龙、稻草龙、荷花龙、竹梆龙、彩龙、板凳龙、竹壳龙等, 彩灯则包括开山虎、犀牛望月、十八学士、泥鳅吃汤圆等更多门类。由于铜梁龙连续参加国际国内大赛, 具备了一定的影响力。相关工艺得到改进, 舞龙技艺得到提高, 铜梁龙灯逐渐走向产业化, 形成了十余个演出团体、文化演出公司、多家龙灯制作厂, 但在当前面临人才储备不足、产业无序竞争等问题。
摆手舞融汇狩猎、生产、祭祀多重功能, 是土家族具有代表性的民族集体活动, 2008年被国家列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加以保护。重庆酉阳摆手舞以口口相传的方式留存至今, 除在原生态摆手舞的基础上, 还汲取了巴渝舞中的“同边手”成分, 融歌、舞、乐于一体, 汇集了民歌、民谣、民间传说, 成为内涵丰富的文化载体。当前, 受民族文化融合、社会及生态环境改变、城市文化介入等影响, 摆手舞同样面临传承问题, 群众基础薄弱, 专业人才匮乏, 在当地的影响力萎缩。
川江号子起源于长江水系的船工为统一节奏, 由号工领唱, 众船工帮腔、合唱的一种一领众和式的民间歌唱形式。距今已有数千年的历史, 不仅在我国乐坛上占居重要地位, 在世界乐坛上也颇受关注, 成为人类水系音乐文化的佼佼者。虽然2006年川江号子被国务院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但由于其所依存的生产环境已荡然无存, 舞台表演难以展现其豪迈、壮阔、雄浑的独有气质, 如今已濒临灭绝。目前重庆境内擅长吼唱川江号子的船工仅剩下数10人, 而擅长领唱的号子头, 都已经相继去世, 幸存者也多近古稀。
綦江农民版画源于明清年间的木版年画, 采用人工拓印的方法制作而成。作品取材于广大农民群众的生产生活实践, 表现手法吸收了木雕, 石刻、布贴、挑花、木板年画、剪纸、蓝印花布等, 作品具有浓郁的民族民间风情和生活气息, 显现出古朴稚拙, 夸张浪漫的艺术效果, 是綦江传统民间艺术的特色代表。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 綦江农民版画迎来了发展的兴盛时期, 大量精品被中国美术馆、省 (市) 博物馆、中国驻外大使馆和国外美术馆收藏。綦江县也被国家文化部命名为“中国现代民间绘画画乡”。经历过高速发展后, 綦江农民版画面临创作者缺乏动力、创作队伍萎缩等问题, 版画艺术与产业化和市场化脱节, 发展后劲不足。
年画、竹帘、灯戏并称为梁平三绝。梁平年画不同于绵竹年画的艳丽, 杨柳青年画的雅致, 潍坊年画的明快, 呈现古朴凝重的美, 凸显出巴渝山民特有的淳朴憨厚气质, 在中国年画中独树一帜。而梁平竹帘画“薄如蝉翼淡如烟”, 自宋代诞生以来, 以其薄如罗绢、洁净透明的精巧工艺, 享有“天下第一帘”的美誉。作为地方小戏种的梁平梁山灯戏, 自汉代元宵灯会兴起, 具有民间色彩的俚俗和泼辣的山野风味, 并巧妙融入民歌、花灯、年画、板凳龙等民间杂耍技艺, 颇受民间戏曲专家赞誉。然而, 随着社会环境和民间习俗的变迁, “梁平三绝”不仅传承无人, 许多珍品伴随老艺人的过世一同消逝, 甚至到了濒临灭绝的境况。目前梁平年画的旗帜人物徐家辉先生, 毕生致力于年画技艺的恢复, 却难以寻觅一个传承人。竹帘由于费时、费工, 不仅参与者寡, 产品形式单一, 艺术性差, 在工艺品市场上应者寥寥。灯戏更是濒危, 无人演, 无人听。
作为我国四大漆器之一的重庆漆器, 其髹漆工艺独树一帜, 以研磨彩绘、金银粉分光罩漆、彩色蛋壳镶嵌、堆塑等极具地方特色的技艺著称, 其中的金银粉分光法充分利用重庆特有的透明漆, 在表现鱼鳞的叠次和鱼尾的飘渺时, 极具艺术力, 作品栩栩如生, 含蓄灵动。由于漆器的从业者必须具备相当的美术功底、传统文化底蕴和多年的实践经验, 且具备很好的悟性, 才能掌握复杂的工艺流程。即使要有所小成, 至少也得要十年的艰苦学习。因而漆器技艺的传承只能通过师徒方式传承。当前, 随着“山神漆器”等企业的崛起, 重庆漆器的兴盛迎来曙光。但不可回避的是, 传统漆器的丰富艺术内容已经大量流失, 新从业人员尚未掌握较高的审美情趣和艺术修养, 作品容易流于俗套, 而过早地投入商业化洪流, 在无形中消减了重庆漆器的品牌影响力。
在2009年重庆评选的“巴渝十大民间艺术”中, 还包括秀山花灯、四川竹琴、接龙吹打、荣昌折扇、夏布等乡村文化载体和艺术形式。无一例外, 它们在新时期均面临种种困境, 或者后继乏人, 或者市场化前景不明朗, 艰难度日。比如四川 (重庆) 竹琴, 表演竹琴的老艺人相继谢世, 竹琴的生存空间越来越小。现重庆三峡曲艺团四川竹琴的传承人第八代仅有3人, 第九代仅有2人, 万州曲协竹琴的传承人也屈指可数, 而且大半还是业余琴友。
当前, 重庆作为统筹城乡配套改革试验区, 努力建立符合重庆地域特色的巴渝乡村文化保护与创新机制, 既能助推长江上游经济中心城市地位的形成, 又能够提升城市综合实力和影响力。在新农村建设的宏观背景下, 巴渝乡村文化重建, 应当围绕发掘性保护与持续创新两个核心主题, 从教育、传播、保护、创新四个方面, 尽快形成一整套良性机制。
首先, 在有传统工艺产业的地区, 学校教育中应设立民间工艺课程, 并通过职业教育的专门途径, 大力培养乡村文化和传统工艺的继承人。
其次, 发挥传统师徒制在技艺传承中的优势, 通过财政补贴、政府引导等方式培养各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继承人, 壮大民俗文化传承人队伍。应当利用好“重庆市工艺美术大师”、“重庆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评选等平台, 有效激励民间技艺的传承。
首先, 电视台等媒体可适当增加公益性的传统文化宣传的内容。信息港、论坛等新载体亦可承载区域内乡村文化的宣传功用, 各级政府的官方网站上不妨设立乡村文化专栏, 宣传格局特色的民间文化品类。此外, 各级政府还可利用彩信、短信等介质, 通过推送的方式直达个人, 有针对性地实现乡村文化的广泛传播。
与此同时, 由于广播等传统宣传工具逐渐消失, 要有必要的替代方式, 以便使人们在生活中能够经常性地接受巴渝文化的熏陶。在云南、西藏等少数民族地区, 乡村文化与当地的建筑式样结合, 形成了建筑架构、墙体装饰等具有浓郁地方特色的文化展现形式, 这一方式同样可资借鉴, 且可成为发展乡村旅游的重要组成。
首先, 需要树立保护优先的理念。各级政府应当把巴渝乡村文化保护纳入新农村建设的总体规划中, 制定便于实施和操作的工作要求, 使各地乡村文化保护有章可循。
其次, 要盘点巴渝乡村文化载体。政府应当深入发掘巴渝乡村文化资源, 逐一建立名册, 包括村落建筑、民间工艺、生产工具、民俗服饰及用具等物质形态遗存, 民间传说、表演艺术、风俗礼仪、节庆传统等非物质文化遗存, 以及各类乡村文化艺术传承人, 都需要盘点、记录。近年来重庆市推出实施“一地一品工程”, 即各区县结合当地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和民族民间文化资源, 努力打造本地的民族民间和民俗文化品牌, 可视为保护的极大努力, 但在政府资源投入尚嫌不足。
再次, 完善乡村文化保护的平台。应当建设一批民俗文化村、乡村文化博物馆等, 为巴渝乡村文化提供展示场所, 壮大其影响力诸多方式。
一些乡村文化之所以不能受到关注且逐渐消亡, 与其自身在形式、内容上的单一、呆板、缺乏活力直接相关。必须赋予乡村文化以新的时代内涵, 增强其自身的生命力。乡村文化的创新, 既有非物质形式的, 也有物质形式的。创新的关键点, 在于有效结合农村经济发展需求, 通过经济杠杆的引导, 使之逐步走上良性循环。有必要建立乡村文化创新孵化基地, 通过政府的激励和引导, 将丰富的民间工艺资源与美术学院等教育资源对接, 帮助巴渝民间工艺走上现代发展的道路。
因此, 运用经济手段, 发掘乡村文化中的亮点, 发挥其在农村经济发展中的引领作用, 实现乡村文化的小规模、高质量的产业化孵化, 是巴渝乡村文化保护与创新的必由之路。
摘要：本文从日韩传统文化保护和传承经验入手, 结合巴渝乡村文化的具体载体和表现形式, 分析了当前巴渝乡村文化传承和发展存在的突出瓶颈和制约, 并借鉴国际经验, 对构建巴渝乡村文化保护和创新机制提出了初步设想。
关键词：乡村文化,保护,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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