族谱与乡村秩序

族谱与乡村秩序（精选2篇）

族谱与乡村秩序 篇1

剑门碧玉 于 2011/5/25 0:16:31 发布在 凯迪社区 > 猫眼看人

十年砍柴：族谱与乡村秩序

2011-05-24 刊《同舟共进》

今年清明，我回到湘中的老家为祖父祖母扫墓。如果不是网络上的一件“奇遇”，我想我不会在短短几天，硬是把堂屋里樟木箱内二十余本族谱认认真真翻阅一遍。

2010年的一天，我突然接到一封来自四川的电邮，写信人姓李，家住宜宾，年龄和我相仿。他说他在一篇文章里知道我姓李，是湖南新邵人。他们家族是清代由湘迁四川，繁衍数万人，现在合族想找到湖南的“根”。我问他可有文字资料。他说，“文革”时族谱损毁殆尽，改革开放后族内长老凭记忆写下了始迁祖的一些信息。始迁祖为“大一公”，“康熙十六年由湖广省宝庆府邵阳县新立弘仁乙都第五甲北路庙皇金禹山地名石马江严村冲坐落地名新屋基”，迁到四川铜梁。

由于年代久远且凭记忆写就，前面的“都”“甲”之类清代县以下的行政区划，未必准确，且很难考证，因为这类官方地名因朝代更替变动甚多。谢天谢地，四川这一李氏家族330多年来一直记得他们祖先“长征”的起点之“乳名”，这种由民间认可的地名，历数百年而不变易，无论官方叫它 “某某都” “某某乡”或“某某公社”。我告诉他，敝族就在这一代居住，现在邵阳北路包括石马江、严村、新屋基一带在上世纪五十年来由邵阳县析分出来，和新化县析分的一部组建成“新邵县”，“新屋基”又称“新屋里”，是敝族宗祠所在地。由此看来，先生这一族是我们这个家族迁出。于是，我俩认了宗亲，且答应在下一年的清明回乡为他查询。

我翻阅的那些族谱已是第四次修订。本族四修族谱已是1982年，但依然是竖排、繁体字、宣纸的古书装帧。专门有一册曰《迁徙分表》，从明成化年间开始，记载历代本族人迁徙的情况。但有些迁徙者信息十分详细，如某一年迁往某省某府某县某都，有些只是笼统地载上迁徙者的名字和迁往的省份。我想这种差异，应当和迁徙者本人的状况息息相关。有些人略识几个字，到异乡落脚且和留在湖南的同族亲人有书信往来，因此本族修谱时能记载详细信息，反之则信息简略。

查阅《迁徙分表》，更能理解“湖广填四川”之说。本族往外迁徙最集中的时间在清代康熙、雍正、乾隆三朝，大部分迁往四川，亦有一小部迁往陕西、贵州。迁徙分表按照年代的先后秩序排列，在康熙年间，我查到了“大际迁四川”，“大”是本族的字辈，为江西迁湖南后的第十四世，本人为二十六世，“大”字辈徙川者有多人，唯大际公的年代相近。因此我认为这位“大际”极有可能是四川宗亲所言的始迁公“大一”。因为彼处是根据老人的记忆记录下来的，难免有错讹，且“一”“际”韵母相同。当然，这仅仅是推测，四川的宗亲不免有些遗憾，他寻找远在湖南的“根”到此算是十分接近史实了。白云苍狗，陵谷变迁，要完全还原三百多年前祖先走过的路，几乎是不可能的，何况他们只是一些籍籍无名的湖湘农人。

已是互联网时代的21世纪，那位四川的宗亲仍然在孜孜不倦地“寻根”，很让我感动。究竟是什么一种力量让一代代中国人对故土和宗族如此看重，对祖先是如此敬重呢？“祖先崇拜”几乎是中国人一种准宗教。我以为，是由中国数千年农耕社会决定的，多数中国人合族而居，乡村的自治秩序主要是由宗族来维护的。宗族的权威来自对同一祖先的认同。

而传统中国社会的多数人其安全感甚至幸福感和宗族息息相关，在王朝的治理力量有限的情况下，县以下的民间社会不但由宗族维护秩序，一般人的种种权利亦由宗族维护。明乎此，才能理解一个忤逆不孝的人被赶出“祠堂门”是多么恐怖的一种惩罚，这意味着他成了背后无体制化的集体作靠山的单个“原子”。

传统中国农村的社会秩序，主要由宗族来维护，那么宗族的准“体制”准“公权”的力量通过什么来显示呢？我以为，很重要的三项工具是：宗祠、坟山和族谱。

宗祠是合族的议事场所，可看成家族“议会”“内阁”所在地，凡关系到全族的大事，必“开祠堂门”，召集各房长老商议，一旦作出决定，便意味着是全族的意志，在本族内有着无可辩驳的“合法性”。祠堂作为全族“代议合一”的机构，往往附属有全族共同拥有的田产、山林、坟地。这种“家族共有”财产的管理和处置权自然由族长及有话事权的长老，但其管理、处置共产即族内大小事务的公平性，并不比后来的人民公社或乡镇政府、村委会差，甚至更好。族田的收益，多用来合族的公益事业，如修族谱、祭祀祖先、节日唱戏娱神、供养和安葬孤寡老人、辅助族内天资聪颖而家境贫困的子弟。因为主事者往往是有权威的乡绅，他们或有过功名，或子弟在外为官，所追求的是在地方的清望，在这种宗族文化里，在本族占经济上的便宜是得不偿失的。

坟山对传统中国人来说，有着财产和精神层面的双重意义。土地所有权是非常重要的产权，而活人栖息的宅基地和死人安葬的坟地又是土地所有权中最重要的。清明子孙到坟地为祖先扫墓，即是追思祖先的恩德，也可以理解为一种权属的宣示，即告诉周围的人们，这个坟尚有后人来祭奠，它是有归属的，请您善待。——所以，在中国古代，掘人祖坟，那是超级的仇恨，是对祖坟所有者最重要物权以及精神层面的双重侵犯。

而族谱，是将家族自治的“合法性”形诸文字，并提供自治所必须的详细资料。将全族人丁载之于册，包括迁徙到外地的，是让合族人别亲疏、尊卑，因亲疏尊卑不同，相互之间有不同的权责。尊者可以驱使晚辈，晚辈必须尊重长辈，但世上任何不平衡的权责关系不可能长久，这种看起来有失公平的权责关系自有其平衡之道，因为反过来，长辈有照顾、提携晚辈的义务，所以在传统中国，某个人发达了，其族内晚辈来沾光是天经地义的。族谱可以说是一部家族自治的“百科全书”，吾族四修的族谱，第一卷便是“封诰嘉奖”，辑录的是历代朝廷和政府的封诰、嘉奖本族人的文字，这种对皇权或政权的推崇是“政治上的正确”，是一种尊重官府的宣示。接下来就是“自治宪法”——本族公约，以及有德有名的先人教导子孙的训词。除此之外，还有《祠堂考》、《坟山考》等卷，这是对本族公共财产的记载，让后世子孙铭记，以利于维护本族权益。还有《艺文志》，辑录是本族有文才的人留下的诗文，激励后世尊重斯文，当然还有重要族人——既有功名或官职的人物传记。附录一册，乃《农村日常应用文》，载以祭文、请柬、春联、寿联以及酒席排座次、举办婚礼丧礼的范式。

我此番回乡时，本族正在开始第五次修谱。一般说来族谱应该三十年一修，因为三十年已是半生，一代人都长大了，再不修订的话很多信息就将消失。但修谱又不可能不受制于整个社会的政治局势。考察本族前四次修谱，会发现和中国一个半世纪的政治风云有莫大的关联。第一次是清同治年间，那正是湖南乡下各族修谱的高潮，原因无他，太平天国刚被湘军扑灭，天下隐隐有中兴之像，局势平稳了，立功发财的湘军将士纷纷回家修谱；第二次是宣统元年开始，等修成的时候，已是民国元年，主其事的那位先祖是前清的南昌知府，在族谱后记中说自己正避祸沪上，感叹局势大变；第三次修谱是1946年开始，1948年结束，正是抗日胜利后，湘中相对平静的时期；1982年四修，原因就不用解释了。在此之间，诸多族谱被毁，幸亏有一房宗亲将一份族谱藏匿起来，免于秦火之劫这份孤本成为四修族谱的蓝本。

当然，家族自治并不都是温情脉脉的，包括修族谱、建祠堂这类合族公共事业，也有违背一些家庭的意愿行摊牌之实。“族权”不能妖魔化，但也不能溢美。但如果我们再深究下去，是不是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族权对一些人确实有欺压甚至盘剥，但远不及官府对百姓的压迫与剥削，而其对普通成员提供的保护却强于官府。

今天中国农村社会经过六十余年的改造，乡绅阶层已不存在了，也不可能恢复传统中国的“宗族自治”，基层政府必须扮演一个全能的角色，其手中有着超越任何一个时代的权力，但对其监督与制约不够，其道德的自律更比不上宗族中的长老，于是其权力易于伤民而疏于护民。传统中国的农村居民之间，一般矛盾通过宗族即可调解，而今天，基层行政部门和司法部门因公信力缺失，而村委会这种自治组织的负责人，也普遍不是古代那样品德、能力被老百姓信任的乡绅，有些甚至是和黑恶势力勾结的混混、恶霸，靠威慑恐吓来治理乡村。由于过去那种家族调解的机制已消失了，于是一点点矛盾纠纷就可能扩大，又加上交通、通讯条件的改善，这是“上访”案件剧增的原因之一。一些涌进城市打工的农村青年，如我家族一些子弟，在繁华的都市，他们是弱者，很难在当地得到法律的保护，那么同族同宗和同乡之间相互帮助，是他们最现实的选择。近年来，在外地打工或做买卖的同族、同乡，相邀一起回乡扫墓，而修族谱仍然得到多数人包括80后的响应，我认为这是在公权力保护阙如、契约社会尚未建成时，对“宗族自治”某种无可奈何的留恋。

族谱与乡村秩序 篇2

1 乡村文化与乡村秩序

由于中国人重视人际关系, 在乡村社会中, 即使村庄中的非家族成员, 一般也会与邻居形成较为良好的人际关系。邻里乡亲、远亲不如近邻等俗语都说明了, 乡情同样是乡村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也是乡村秩序形成的重要纽带。既然亲情与乡情是乡村文化的出发点, 是形成乡村秩序的纽带, 伦理要求就成为乡村文化的主要内容, 也成为乡村社会中规范个人乃至集体行动的基本准则。梁漱溟认为, 中国自古就是伦理本位的社会。伦理对于经济生活、政治结构和政治活动都具有决定性的作用。而且, 伦理还具有宗教的作用。因此, 中国古代以伦理组织社会, “中国社会向来强调长幼之序, 此伦理秩序之一原则。”乡村秩序主要依赖乡村文化所确立的伦理关系与原则来确立, 这构成乡村社会的基础秩序。乡村社会中男女老少各色人等, 根据伦理关系确定自己在乡村中的位置与角色, 不同的人根据不同的位置与角色在乡村社会中具有不同的地位与社会功能。如果乡村中有人逾越了自己位置与角色所规定的行为边界, 就会被认为是越轨行为而受到普遍的鄙视, 也会受到家法的惩治。安分守己、尊老爱幼、孝敬公婆、知恩图报、扶弱济贫等, 都是一个人应该遵循的行为准则。救危扶难却不图回报, 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 被视为应有的品德, 在这里没有理性与算计存在的空间, 有的只是情感。以情感为纽带确定行为规范, 目的在于建立人们之间的信任, 而且也的确在一定范围内建立起人们之间的信任。而信任就为乡村秩序创造了最为重要的文化条件。

新中国建立后, 重建乡村秩序的努力, 无疑是有效的。如果没有乡村文化的重建, 也就不可能有乡村的重建, 也就不可能形成与其匹配的和谐的乡村秩序。

2 社会现代化过程中的乡村文化变迁

观念形态文化的演变是一个川流不息的过程, 其变迁的速度、规模及具体表现形式, 取决于多因素的影响。但是现代化过程中的乡村文化变迁, 与以往的变迁相比, 呈现出全新的特点和情态:

第一, 变迁的规模是“颠覆性的”。改革开放后, 尤其是全球化和现代化进程, 导致了我国乡村文化在规模上的“颠覆性变革”。乡村文化使得农村人口缺乏流动性, 导致城镇化水平过低、农村人口过多;乡镇企业的发展还没有摆脱血缘性的束缚, 这种地缘性和血缘性所带来的必然结果是它的分散性和封闭性, 使得农村工业仍处于初级水平, 走的是一种分散化、小规模、数量式扩张的发展模式。这样的结果是, 城镇化水平过低使得农业市场难以有效启动, 限制了农业市场扩大的可能空间;农业人口过多使农业竞争地位低下的状况难以真正扭转;最后限制了农村人口的转移, 使农业内部积累了越来越多的剩余劳动力。而现代化进程目前正在改变着这一局面, 使得传统乡村文化的整体特质、模式和风格, 发生了大规模的变迁, 农民的区域观念、产业观念和自我身份的认定理念也发生了根本的变化。

第二, 变迁的动力是“经济力的强制”。文化变迁原因是复杂的, 科技进步、战争、人口迁徙、自然环境的变化都会对文化变迁产生深刻的影响, 但社会经济的变化则是最主要的原因。经济的发展导致的产业、区域、职业收入和物质生活的差异, 集中地反映在社会生活中, 构成了现代工业产业和农业产业、城市与乡村、市民和农民前所未有的“地位失衡”, 这种“地位失衡”反映到社会精神生活中来就是农民的心理意识失衡, 使得乡村传统的风俗习惯和恪守的古朴的民德以及形成的价值观遇到前所未有的危机。

第三, 变迁的形式是“肢解”和“整合”。现代化不仅仅是工业化、市场化、城市化过程, 同时也是现代意识的形成构建过程。现代化对乡村文化变迁的影响, 主要体现在对乡村既有文化的“肢解”和“整合”上。其“肢解”表现在对乡村沿袭风俗、“民德”和价值观念的实际否定, 这种“肢解”不是整体否定, 而是促使它支离破碎, 与现实发生背离, 进而引起主体的怀疑, 降低其影响力和号召力, 使它逐渐变成只有躯壳而没有血肉的空架子。而“整合”, 则是新与旧的此消彼长, 是多种因素交互作用的结果, “整合”的结果是新与旧并存与交融、继承与创新的统一。

第四, 变迁的过程是“冲突”与“和解”。观念形态文化的变迁过程和器物文化以及制度文化变迁不同, 其过程更为复杂。现代化过程中乡村文化的变迁, 是“冲突”与“和解”的过程, 这种“冲突”与“和解”是多方面的。工业和农业两种文明的并存过程, 本身就是冲突与和解的过程。这种并存所导致的冲突与和解不是从今天开始的, 但是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构成一个令政府、专家和普通群众普遍关注的公共问题, 以至于政府要下大力气解决“三农”问题, 致力于“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与和谐社会的构建。

3 乡村文化与乡村秩序的发展方向

在许多社会中, 个人并不是唯一的行动者, 尤其是在中国农村社会, 社会行动单元是多元化的, 而且具有强烈的文化性。文化的重要性在于, 它保护创造力, 让个人独立地发展, 却又发挥凝聚力, 让个人在多元中结合成社会。化解原子化, 文化一方面是提高农民素质, 引导其重新构建生活意义;另一方面是为农村社区的整合提供文化支持。

分析乡村文化的未来走向, 必须分析乡村文化的现状, 特别是分析存在于乡村中的不同文化之间的关系以及它们的各自实际的影响。在今日中国, 一个人随意选择一个村庄, 进行短时间的表面观察, 即可直接观察到两种强势文化, 分别借助于权力与资本, 进入乡村社会, 这就是政府倡导的主流文化与经济力量所推动的市场文化。如果一个人选择一个村庄进行短时间的但更加深入的观察, 就可以发现, 乡村文化虽然已经瓦解, 但还没有被消灭, 不过已经与市场文化相当紧密的联系在一起。已经被恢复的礼仪和新发明的礼仪, 所具有的更多的是形式, 而不是真实的反映曾经强势的乡村文化的意义。当然, 如果碰巧, 也许这个人所观察的村庄正好建有一座教堂, 于是, 宗教文化就纳入了视野。当然, 如果一个乡村文化的研究者, 到一个村庄, 依赖他在这个村庄建立的人脉, 就能够真正深入地洞察那些局外人难以了解的乡村文化, 当然, 更正确地说, 应该是存在于乡村的亚文化, 比如大姓家族的势力、儿子多的家庭的力量、地下宗教或者邪教、拥有某种乡村公共权力的家庭的优势等等。所以, 今日的乡村文化本身已经成为一个多种文化并存, 相互之间存在冲突因素的复杂的现象。

秩序是人类社会为克服冲突和混乱而力图实现的一种社会状态。不同社会势力之间由于各种原因不断发生矛盾, 冲突与混乱经常伴随人类活动, 对秩序的追求, 实际上已经成为人类社会永恒的话题。亨廷顿认为, 对政治秩序影响最大的, 是各种社会势力与政治制度之间的关系, 而现代化在很大程度上包含了社会势力的多样化。文化、制度和权威构成任何秩序的基本要素。乡村秩序主要指农村社会结构要素之间平稳有序地互动, 乡村社会处在相对稳定和均衡状态。的目的在于, 通过分析乡村秩序看在一个整体社会变化中乡村文化如何同步变化并影响到自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