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挥商业人身保险功效 降低农民人身风险
摘 要：完善新农村建设过程中，充分发挥商业人身保险的弥补与保障功能、大力开发农村人身保险市场意义重大。本文围绕当前河南农村商业人身保险市场发展中存在的现有产品不符合农民实际所需、现有农村保险营销网点分散，管理线过长，管理效率低下等问题，从进行保险产品改造与创新、加强销售渠道建设、加强风险管控等方面提出推动我省农村人身保险市场发展的可行建议。
关键词：农村人身保险;寿险需求;风险管控;产品改造
农村商业人身保险是农村金融体系、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和县域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发展农村商业人身保险对于提高保险业整体发展实力，完善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
河南作为我国第一农业大省，农村人口占据全省总人口85%以上。伴随农业经济建设进程的加快，大量农民越来越面临着许多亟待解决的人身风险，但目前社会基本养老和医疗保障制度“广覆盖、低保障”的特点不能满足农民的养老、医疗、意外事故以及子女教育等多层次保障需求。因此，如何充分发挥商业人身保险的弥补与保障功能、有力开发河南省农村人身保险市场非常必要。
1. 当前河南省农村寿险市场发展基本状况分析
1.1农民保险意识薄弱，对保险认同度低，市场开拓力度小
由于受文化教育背景、经济基础及保险企业宣传匮乏的影响，相当一部分农民对保险知识知之甚少，不愿意做额外的支出完成保险购买行为，这种消费观很大程度上造成农村商业寿险市场的开拓困难。对农民群体的调查数据显示：表示一般了解、比较了解和十分了解商业人身保险的仅占23.68%，而表示对商业人身保险完全不了解或了解较少的占被调查者的76.32%。
1.2现有农村保险营销网点分散，管理线过长，管理效率低下
由于河南省农村地区人口居住比较分散，交通状况又不便利，因此保险公司在开拓农村市场中，进行保险营销网点设置时大多采取以镇为中心向村发散，经营成本较高，管理线长，即便如此，网点建立后，仍要面对农村业务员居住分散难以集中管理的现实，早会经营及会报管理等工作难以落实，致使团队凝聚力不强，管理效率低下。
1.3农村寿险业务推介时，宣传内容呆板，宣传及促销方式单一
目前壽险业务员进行保险宣传采取的主要方法是户外墙体广告、散发宣传单等，宣传内容多以公司形象为主，保险基础知识为辅，语言表达亦较为专业，多数农民看不懂，因此人们不知保险为何物就谈不上买保险，有时甚至还会出现误解。保险公司在宣传中虽然成本投入比较大但成效却不明显。
1.4现有农村人身保险产品不符合河南农村居民实际所需
表现在：一是产品城乡同质化严重，不具有农村特色，即现有农村寿险产品大多是寿险公司沿用针对城市居民经济状况、需求状况等开发的产品，其在保费、保险金额等规定方面显然不适合收入偏低的农民购买，从而大大降低了农民的投保积极性。二是现有产品价格偏高，农民消费受限。三是产品保险条款设计时， 通俗性较差，运用专业术语较多，没有考虑到农村居民接受情况，不少农民因此而主动把保险拒之门外。
2. 发展农村人身保险需遵循的原则
农村人身保险市场与城市人身保险市场相比有共性的一面，也有其个性特点，应通盘筹划，确定适宜的农村人身保险发展原则。一是以人为本，服务“三农”。将人身保险的发展建立在促进社会和谐发展的指导思想之上，不能就保险论保险，孤立地谈保险的发展，忽视保险与经济社会发展的依存关系;二是积极试点，稳步推进。三是因地制宜，开拓创新。要针对具体农村区不同情况区别对待，立足实际，有的放矢，同时也要大胆创新，使人身保险产品与服务都能真正贴近农村实际;四是重视管理，规范操作。农村保险网点远离中心城市，容易形成层级管理上的漏洞，因而应在坚持市场化运作的前提下，探索农村人身保险机构管理的长效机制，逐步提高农村人身保险机构管理水平。
3. 推进河南省农村人身保险业快速发展的途径
3.1开发真正适合农民需求的保险产品
保险企业应结合农民收入状况和农村地区实际，有针对性地开发新产品，真正体现农村低保费、适度保障、广覆盖且缴费灵活的产品特点;应重点开发医疗、养老、意外等保障险种，发展寿险小额期交业务;推出的养老、医疗等寿险产品要价格低廉，以适应农村市场满足农民的适度保障要求;对于一些保障效果不够明显、可能带来较大保费投入压力而不适合农村保险需求的中长期投资类保险产品，可暂缓推出。因此，对各保险经营主体而言，一是要尽快开发出一批高保障，低保费，突出保障功能的寿险产品;二是要研究开发出适合农民购买的一张保单保全家和一笔保费多保障等方面的产品;三是开发适合农民外出打工的高危人群人身意外险等;四是要针对需要开发乡镇企业年金及农民养老保险产品;五是结合政府为农民办的医疗险进行补充险开发;同时要调整好新单业务中趸交、短期和长期业务的比例，保持合理的结构。
3.2优化农村人身保险市场的销售渠道建设
保险销售渠道是保险企业开展业务的基础，没有优化的销售渠道，就没有长远的发展思路，所以抓好销售渠道建设是推进农村寿险的基础。在销售渠道的选择上，保险企业要视投放市场的产品不同，市场开拓的阶段不同，当地市场资源状况不同而有所差别，要考虑切人市场的效率、渠道开拓和维护的成本等多种因素。保险企业可通过在县市公司下广泛设立农村营销服务部，再以各乡镇营销服务部为中心，对所辖乡村进行辐射。保险企业还应充分运用银行、信用社、邮局、农机站、计生办等代办机构网点，不断丰富农村人寿保险营销渠道。
3.3加强风险管控
首先，需加强经营决策风险管控。指公司由于管理水平不高或决策不当带来的风险，主要包括承保风险，如脱离当地农村实际进行赌博性承保、超出承保能力承保、降低承保条件承保，以赔促保等。防范经营决策性风险的措施主要有：一是做好整章建制工作，使各项业务流程都有章可循;二是充分进行市场调研，准确把握市场需求，防止决策脱离实阮三是慎重选择县、乡、村三级保险机构负责人，严格准入条件，并适时进行系统培训，全面提高其领导能力和综合素质。
其次，加强道德风险管控。道德风险一方面指参保农民为了谋取保险金故意制造保险事故而导致的风险;另一方面指从业人员素质风险，即由于农村保险从业人员素质不高而导致的风险。防范参保农民的道德风险，除了对农民加强教育以外，建立诚信档案，对道德风险较大的参保农民提高承保条件，也是化解风险的有效措施。防范农村保险从业人员素质不高造成的风险，除了强化培训外，完善日常管理制度是必要的。
3.4 抓好公关宣传工作
保险企业应主动取得当地政府和有关部门的支持与帮助，得到当地百姓的认可与赞同，通过多种形式的公关宣传，提高了当地居民的保险意识，同时不断加强客户服务，加强诚信建设，认真做好理赔、客户回访等工作，为地方政府排忧解难，取得当地人民和政府的信任。
作者：刘宁
[摘 要]保险利益原则作为保险法的重要基石，从其产生以来就一直广受争议，尤其保险利益归属主体在保险法学理上存在不同观点。随着保险利益原则的不断发展，学界也不乏对人身保险合同中保险利益原则存废之争的讨论。诚然，英美法系不少国家从形式上或实质上废除保险利益原则的做法正得到越来越多的学者的支持，但是这一做法是否也适用于我国保险法，或者说是否适用于我国现行保险法律体制，仍然值得商榷。故从人身保险合同中保险利益原则存废之争的讨论中探究保险利益原则在我国保险法发展中的命运，并以保险利益原则作为切入点，审视与保险利益原则相关的保险利益归属主体和受益人指定、变更权法律制度。自保险利益原则引入我国以来，尽管我们不能说其起到了杜绝道德危机的发生，但也不能否认其在稳定我国保险市场，防止赌博、避免道德危险上的作用。在我国保险法理论尚不完善的今天，废除保险利益原则在人身保险合同中的应用的做法尚不可取;人身保险利益归属主体应由投保人转为受益人;受益人之指定、变更权的主体也应由被保险人转为投保人。
[关键词]人身保险合同;保险利益存废;保险利益归属主体;受益人指定、变更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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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险利益原则在其产生之初因其能有效地防范赌博行为，预防道德危险的功能颇受嘉奖，也因此被各国保险法确认进而成为保险法一大核心制度。然而，在20世纪末期，澳大利亚在意识到保险利益原则所产生的限制保险市场发展的弊端后改革，便逐渐展开了逐步否定保险利益原则在保险合同中存在必要的改革①。随后，作為保险利益原则发源地的英国也产生了废除该原则的呼声，美国也有不少学者认为美国保险市场及其法律制度与英、澳相似，从而主张美国也应该学习英、澳等国的做法，废除保险利益原则。近年来，保险利益的存废之争在我国保险理论界也引发了不少思考。
一、保留保险利益原则在人身保险合同中的适用
就保险利益存废之争而言，本文认为不能简单地以得出各学说之间孰优孰劣的结论为目的，采纳任何一种观点的前提，都在于充分考量我国当前的法律制度背景，从而选择适合我国发展现状的学术观点。就此，本文先在下文中讨论两大法系对人身保险合同保险利益的态度。
英美法系与大陆法系对保险利益原则在人身保险合同适用上的观点多有不同：英美法系国家主张废除保险利益原则在人身保险合同（主要是人寿保险）中适用的学者认为，保险利益原则在人身保险利益中的继续适用业已出现弊大于利的现象。总结其理由大致有以下几点：其一，由于保险利益原则本身的不确定性，保险利益原则实际上在预防道德风险的同时也创造了逆向风险，且这种不确定性给保险人创造了利用信息的不对称来剥削保单持有人的机会，阻碍了保险市场公平目标的实现[1]。澳大利亚法律改革委员会曾指出：“为满足保单持有人将保单作为其财产的一种形式的需要，以及为避免如若在保险实务中保单持有人对被保险人生命具有某种利益而带来的不确定性，这两点就足以说明不应限制保险的自由性。”AUSTL. LAW REFORM COMM’N INSURANCE CONTRACTS 87（1982）. 其二，保险利益原则的存在阻碍了保险市场的活性。例如，澳大利亚的viaticum settlement It was traced by the Fourth Circuit fairly recently in Life partners， inc .v. Morrison ：A viaticum settlrment，by which a dying person is able to acquire provisions for the remainder of his life’s journey by selling his life insurance policy， is thus thought to provide a viaticum. In the language of the industry， the insured is the viator， who sells his policy at a discount to a provider of the viaticum.，life settlements，stranger-orentated life insurance这三种不同类型的人身保险，澳大利亚法规审查机构（Australian Prudential Regulation Authority）在澳大利亚1995年法案颁布后做了一项数据统计Australia Prudential Regulation Authority，Statistics：Half Yearly Life Insurance Bulletin（Jan.5，2011）.，这些数据清楚地展现了没有保险利益原则介入的保险市场也可以是健全的，并有利可图的。其三，并非所有的缺乏保险利益的保险单都创造了一个不能忍受的道德风险，也并非具有保险利益的保单就一定能够阻止道德风险的发生，保险利益原则设立的初衷并未发挥其预想的功能。而且投保人或保险人可以简单地通过创造“伪装”，从而避开保险利益原则而使保险公司当然地认为其具有保险利益[2]。大陆法系多数学者主张同意主义，同意主义以被保险人的主观意愿为准绳，衡量人身保险合同的效力，以此来实现区分保险与赌博并防止道德危险发生的目的，但现实中，反映在书面上的被保险人的同意，并不一定能够代表被保险人的真实意愿，而可能是胁迫、欺骗、收买的结果，而此时保险也可再次沦为赌博工具[3]。
英美法系国家与大陆法系国家所指出的保险利益原则适用弊端的确有其一定的道理，从澳大利亚的法律实践中，我们也能看出澳大利亚废除保险利益原则澳大利亚1984年《保险合同法》第16条：“保险利益不是必须的，普通保险合同不因被保险人在订立合同时对保险标的没有保险利益而无效。”第17条：“损失发生时法律上或衡平上的利益并非具备……”对其保险市场的发展来说的确有不错的成果。然而，我们不能一味地只看见废除保险利益原则而使得保险市场繁荣的结果而忽视了废除该原则的制度前提，以澳大利亚为例，Atmeh学者曾在其文章中指出“澳大利亚的法律似乎在完全废除保险利益原则上作了一个平衡举措。一方面，法律上已经准备好接纳以他人生命为赌博的风险将增大的现象;另一方面，为换取废除保险利益这一结果，澳大利亚创造了一个全面的法规体系，以简化市场消除保险利益存在时对市场的效率的阻碍” It was traced by the Fourth Circuit fairly recently in Life partners， inc .v. Morrison ：A viaticum settlrment，by which a dying person is able to acquire provisions for the remainder of his life’s journey by selling his life insurance policy， is thus thought to provide a viaticum. In the language of the industry， the insured is the viator， who sells his policy at a discount to a provider of the viaticum. 。这一改革不仅要考虑到1909年《海上保险法》并且要考虑改革的任何部分是否会影响其他法律制度的运作，是否限制了竞争，同时还要考虑经济和区域发展、消费者的利益、企业的竞争力以及解决方案[4]。由此可见，澳大利亚之所以能够提出废除保险利益原则的改革并在保险合同中适用，前提就在于其同时也考虑到了国家的法律制度前提。
是故，是否应当废除保险利益原则的关键不仅在于废除与否本身，而且在于我国目前法律制度下是否适合废除，是否有废除保险利益原则的法律制度基石。切莫本末倒置，一味追求、借鉴西方发达国家的做法而导致不仅保险利益原则所本应有的功能不能实现，且废除后应有的效果也因条件不成熟而难以发挥。因此，保险利益原则的存废问题，不能一概而语，主张废除的学者最应提出的不是该原则目前存在之弊端，以及废除该原则后对保险市场、对保险消费者以及保险人的利处所在，而是提出当前我国废除保险利益原则的基础是否具备。换句话说，废除保险利益原则以避免前述保险利益原则的弊端应当具备哪些法律上及社会上的基础条件，如若不具备应从哪些方面着手改善以使我国的社会条件、法律制度条件适于接受废除保险利益之举措。
正如前文所述，澳大利亚、英国等国家为什么在20世纪末期到21世纪初期提出废除保险利益原则的改革措施，不仅在于其认识到保险利益原则继续存在的弊端，更关键的是，这些国家在主张废除的同时也在不断构建其制度前提以寻求与其他法律制度的衔接，因为法律之间具有密切联系，要想彻底废除一项原则或制度将会导致一系列的变动。反观我国保险法甚至是我国的法律制度，在我国保险法理论尚不完善的今天，采取小修改会比激进地废除更为可取，因此在这一背景下，尽管不少学者高谈废除保险利益原则有诸多益处，也不能将其任意适用于我国，否则不免发生排异效果，反倒得不偿失。更进一步说，保险利益原则自其被引入我国以来，也的确发挥了防止赌博、避免道德危险的作用，盡管我们不能说其能够起到杜绝道德危机的发生，但也不能否认其在稳定我国保险市场上所发挥的作用，更不能因噎废食，况且，至少在目前，人身保险合同项下保护被保险人的生命应当比保险市场的繁荣来得更重要。
二、人身保险合同中保险利益之归属主体
世界各国对人身保险利益的归属主体的学说很多，主要的有“投保人说”“被保险人说”[5]“投保人和受益人说”以及“受益人说”四种学说，其中又以“投保人说”和“受益人说”之争最为激烈。由我国《保险法》第12条第1款以及第31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12条第1款：“人身保险的投保人在保险合同订立时，对被保险人应当具有保险利益。” 《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31条：“投保人对下列人员具有保险利益：（一）本人;（二）配偶、子女、父母;（三）前项以外与投保人有抚养、赡养或者扶养关系的家庭其他成员、近亲属;（四）与投保人有劳动关系的劳动者。除前款规定外，被保险人同意投保人为其订立合同的，视为投保人对被保险人具有保险利益。订立合同时，投保人对被保险人不具有保险利益的，合同无效。”可知，我国现行立法形式上采取的是“投保人说”这一观点，要求人身保险的投保人在保险合同订立时对被保险人应当具有保险利益。然而，除规定投保人对被保险人具有保险利益外，为了辅助保险利益实现防止赌博、避免道德风险的目的，我国《保险法》还规定了受益人指定、变更权实际上由被保险人享有《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39条：“人身保险的受益人由被保险人或者投保人指定。投保人指定受益人时须经被保险人同意……”，受益人发生道德危险则丧失受益权等制度《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43条：“……受益人故意造成被保险人死亡、伤残、疾病的，或者故意杀害被保险人未遂的，该受益人丧失受益权。”，以此来防范受益人发生道德风险之嫌。由此可知，我国立法在人身保险利益的归属主体上不仅考虑到投保人的道德风险防范，更多的还考虑到对受益人道德风险的规避。其一，被保险人于实务中通常指定与自己有利益关系的主体作为受益人，即使受益人实际上对被保险人无保险利益，但由于被保险人指定受益人的行为，可以视为推定同意，进而视其为具有保险利益之人。其二，《保险法》第43条“受益人一旦发生道德危险即丧失受益权”的规定，也从侧面体现了人身保险合同中容易发生道德风险的主体是受益人。
由此，本文认为尽管我国人身保险利益归属主体的相关立法在形式上采取的是“投保人说”的观点，但其实际上更倾向于“投保人和受益人说”的主张。实则，不管形式上的“投保人说”还是实质上既要求投保人对被保险人具有保险利益又辅之以其他法律规定以避免受益人道德危险的做法均不合理，理由具体如下：
一是我国保险法形式上为“投保人说”，但实质上倾向于“投保人与受益人说”的做法，尽管勉强能够实现保险利益原则设立初衷，防范对被保险人道德风险，但其造成我国保险法理论与实践的混乱，这种制度背后的理论基础薄弱也不利于我国保险法的发展。
二是形式上要求投保人对被保险人具有保险利益的做法，极不利于保险市场的发展，将使各种类型的“投保人对被保险人无保险利益的保险合同”无合法基础[3]。无保险利益即无损害，无损害则当然无保险金。我们不妨做以下假设，如若不要求人身保险合同中受益人对被保险人的身体或生命具有保险利益的话，在被保险人遭遇保险事故后，受益人则取得保险金请求权而得以向保险人请求给付保险金。然事实上，对被保险人无保险利益的受益人在该保险事故中根本未遭受任何损害，既无财产上的损失也无精神上的损害，那么将得出不具保险利益的受益人在没有任何损害的情况下获得保险人给予的经济上的补偿的结论，这样的结论无疑是滑稽的。因而，受益人应当是对被保险人人身或生命具有保险利益之人，否则将得出无损害而获救济的结论，势必是不符合保险的宗旨及其功能的。
三是需要强调的是，持反对意见的学者可能会提出由被保险人或投保人经被保险人同意而指定的受益人取得最终的保险金请求权是被保险人行使对自己身体或生命受损而获得的经济上的补偿的处分权，是其意志自由的体现。换句话说，不论其指定谁为受益人，也不论该指定的受益人是否对被保险人具有保险利益均是被保险人行使处分权的体现。对此本文并不赞同。因为，这一主张没有考虑到人身保险合同中真正遭受损害的人的利益。在人身保险合同中，若被保险人不幸遭遇保险事故残疾或死亡，真正遭受损害的是其配偶、父母、子女等与其有血缘上或经济上利益的人，这些人或因和被保险人的亲密关系而遭受精神上的打击，或因丧葬事宜、子女抚养、夫妻扶养、父母赡养等而遭受财产上的损失。所以，与被保险人具有保险利益的人，才是真正应当受到保险金补偿的主体。虽然囿于人身保险的非损害补偿性，人身保险的保险金给付并非严格遵循遭受多少损失就有多少补偿，但是在保险法律体制中至少应当确保的是，于人身保险合同中，因被保险人身体或生命受损遭受精神上损害或财产上损失的人，可以获得保险的保障从而获得一定的经济补偿金（即这里的保险金），而非任何一个经被保险人指定的并不一定具有保险利益的人应当获得这笔保险金。更进一步讲，即使承认被保险人对保险金的处分权，该处分权也并非不受任何限制。况且强调受益人必须对被保险人具有保险利益也符合保险设立的初衷与其基本功能。是故，本文主张无保险利益者不能成为受益人，即使经被保险人指定也不行。笔者在此并非否认被保险人对保险金的处分权，而是强调保险制度设置应当尊重并遵守保险的宗旨和目的。“无损害则无保险”，倘若被保险人的确有强烈的欲望将因自己身体或生命受损而获得的保险金给予对其无保险利益的人，那么，其完全可以于保险法之外赠予其任何形式的与保险金价值相当的财产，而不是罔顾保险的初衷，将保险金作为民法上单纯的财产随意处分。
另外，查阅相关司法判例，将截止到2017年3月中国裁判文书网中涉及“投保人故意造成被保险人伤亡”与“受益人故意造成被保险人伤亡”的案件收集起来做出粗略统计，结果显示涉及投保人故意造成被保险人伤亡的案件仅20余例，而涉及受益人故意造成被保险人伤亡的案件高达500余例。
综上所述，本文认为我国保险法在人身保险合同保险利益的归属主体上应采纳“受益人说”而非“投保人说”，且被保险人的同意也不应成为推定受益人具有保险利益的理由。有学者可能会说如此限制受益人的资格条件更不利于保险市场的发展。实则不然，保险合同的当事人是投保人与保险人，受益人只是人身保险合同的关系人之一，对受益人资格的限制只会更有助于发挥保险保障真正在保险事故受损者的利益的功能，而且放宽对投保人的限制也有利于保险市场的繁荣。
三、人身保险利益归属主体的变更对受益人指定、变更权的影响
受益人作为人身保险合同的关系人，其产生途径为经由他人依法指定。由此，我们不得不思考的是应该由谁来指定受益人更为合理的问题，也即受益人指定、变更权的归属之争。理论上对此主要有“投保人说”和“被保险人说”两种观点。
主张“投保人说”的学者认为受益人的指定、变更权主体当属投保人所有，被保险人仅享有同意权。理由总结如下：一是由被保险人享有指定权违背合同法原理;二是由被保险人享有指定权的做法不合于通例。综观国内外保险立法，绝大多数国家或地区皆将指定、变更受益人的权利赋予投保人，例如，德国《保险合同法》第159条第1款则确认投保人拥有指定受益人的权利，日本2008年6月6日颁布的《保险法》第43条亦体现了该内容[6];三是被保险人的同意权的设置足以防控道德危险[7]。
主張被保险人说的学者则认为，受益人的指定、变更权主体应当属被保险人所有。理由归纳如下：一是被保险人是保险金的当然享有者，被保险人在保险合同中指定受益人无异于是将其享有的保险金请求权自愿转让给其指定的受益人[6];二是由被保险人指定受益人，被保险人自行决定由谁享有保险金请求权可以有效防范道德危险。
我国《保险法》第39条规定了受益人的指定权归属问题，从第1款规定受益人由被保险人或投保人指定似乎得出指定权的主体是投保人和被保险人，但该条第2款又规定投保人指定受益人时须经被保险人同意。由此看来，实际上是被保险人真正拥有受益人的指定权，而不是投保人享有完全的指定权[8]。由此可知，我国保险立法目前仍采取的是“被保险人说”的观点。
本文认为在维持现行保险法立法不变的状态下，为了弥补保险法理论不足之缺陷，并尽可能使保险制度在实务中发挥其应有的社会功能，采纳被保险人说的观点是可以理解的。如前文所述，据我国《保险法》第12条及第31条的规定可知，我国保险法目前在保险利益原则的立法上采纳的是“投保人说”的观点，要求人身保险合同中投保人对被保险人必须具有保险利益，而对受益人对被保险人是否具有保险利益并不问及。在如此立法背景下，人身保险合同中享有保险金请求权的主体是受益人，易受保险金诱惑而引发杀害被保险人以获取保险金之道德风险的人也是受益人，那么本应受保险利益原则控制的也应为受益人才对，然我国保险法并未以保险利益原则对受益人的资格予以限制，那么，被保险人的人身如何能够得到保护，如何降低受益人发生道德风险的可能性，如何让被保险人的人格得到最大限度的尊重？除规定受益人发生道德危险即丧失受益权外，也应在受益人的指定、变更权上有所限定。是故，在默认现行的保险利益归属主体为投保人的前提下，赋予被保险人享有对受益人的指定权，以指定、变更权的行使来控制对自身最有可能发生道德风险的受益人的人选，以此平衡被保险人人身不受自身控制的状态，因为我们不得不承认当不要求受益人对被保险人具有保险利益时，由被保险人指定受益人能在一定程度上降低受益人发生道德危机的可能性。既保障被保险人的人身也最大程度尊重被保险人的人格。
试想如若在现行立法背景下，仍赋予投保人享有受益人的指定、变更权，势必引发更多的人身保险合同道德风险问题。因为投保人并非人身保险合同中人身受到保障的主体，那由其指定谁可以在被保险人死亡时享有保险金受领权的受益人，必然没有被保险人斟酌得认真仔细，况且保险法也不要求受益人对被保险人具有保险利益。是故，由投保人指定受益人将更易发生道德风险，不利于保险制度应有功能的发挥，故在现行立法基础上，为了更好地保护被保险人，尊重被保险人人格，平衡受益人不受任何资格条件约束的不确定状态，本文认为主张“被保险人说”或许是目前的最佳选择和权衡之举。我国现行立法采纳的也正是如此。
然抛开现行立法不谈，承接上文所述在承认人身保险利益归属主体为受益人之后，本文认为：“投保人说”更经得起推敲。理由如下：一是从合同法的原理考虑，保险合同的当事人为投保人与保险人，被保险人与受益人仅为保险合同中的关系人，作为当事人一方的投保人负有支付保险费的义务，理应享有对保险金归谁所有的指定权，符合合同法权利义务平等之法理。二是与前述要求被保险人具有保险利益的主张相衔接，如若法律已经规定保险合同中指定的受益人必须对被保险人具有保险利益后，那受益人的道德危险基本受到保险利益原则的约束，由被保险人把关指定受益人以防范道德危险的目的业已实现，是故也就没有由被保险人来制定受益人来降低道德风险的必要了。三是赋予被保险人具有对投保人指定受益人的建议权[9]，而非指定权也可以实现对被保险人人格的尊重;而且作为合同当事人的投保人指定受益人有利于减少交易成本，提高保险交易效率，符合商法追求效率的目标。四是，基于隐蔽性授权。从合同目的上看，保险金的请求权和处分权本应属于被保险人所有，据此，可以肯定的是，指定、变更受益人的原权利由被保险人享有。当被保险人与投保人不一致时，出于缔约便利的考量，应解释为被保险人实现授权了投保人于合同缔约过程中享有指定、变更受益人的权利，如此，方能说明是投保人并非被保险人出面与保险人缔结合同并依约支付保险费了[7]。本文认为在人身保险利益归属主体由投保人转为受益人后，受益人之指定、变更权的主体也应由被保险人转为投保人，如此不仅符合保险法原理，可以使我国保险法理论不断趋于完善，也更加方便了保险实务，可谓一举多得。
综上所述，于理论基础而言，保险利益原则在我国保险市场规范的重要性仍具有不可替代性，在我国保险法理论尚不完善的今天，废除保险利益原则在人身保险合同中的应用的做法尚不可取;于制度建设而言，人身保险利益归属主体应由投保人转为受益人;受益人之指定、变更权的主体也应由被保险人转为投保人。
[参 考 文 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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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徐雪野 田丹婷〕
作者：宋美慧子
摘要：保险利益又称可保利益，是保险法中的核心概念。保险利益的概念于人身保险无适用之实益，指保险利益关于防止赌博之发生、禁止被保险人不当得利及避免道德危险发生之功能并无适用之余地。保险利益的概念使用于人身保险不能发挥其应有的功能，具有确定性和可操作性的同意原则更适合人身保险，用同意原则代替它更为合理。
关键词：保险利益;同意原则;人身保险
保险具有分散转移危险的作用，是人类在社会科学领域的一项伟大发明。但保险合同具有射性的性质，这种射性的性质诱发赌博和道德危险。为了防止这种危险，产生了保险利益原则。我国在保险利益方面的研究相对薄弱，尤其是人身保险利益方面的理论相当欠缺。对保险利益原则是否适用于人身保险存在争议，下面就人身保险利益问题进行一下反思。期望能对人身保险利益问题的探讨有所帮助。
一、保险利益的发展
保险利益(Insurableinterest)，又称可保利益，立法上首见于英国《1774年人寿保险法案》。该《法案》第1条要求被保险人对被投保的生命具有可投保利益，也即保险利益。但英美成文法对保险利益的含义并无界定。与此相反，大陆法系国家立法中均没有保险利益这一用语，但在理论上却对保险利益制度有系统研究。就我国研究现状来说，大部分教材和文章都将保险利益描述为投保人或被保险人对于保险标的所具有的一种利害关系，即投保人或被保险人因保险事故的发生而受损，或因保险事故的不发生而受益的损益关系。同时，将保险标的根据其性质不同分为财产及人的寿命和身体，并相应地把保险分为财产保险和人身保险。保险合同是一种射性的合同，这使得它和赌博有着相似的机理。两者都决定于偶然事件的发生。为了使保险与赌博相区别，产生了保险利益理论。保险利益是保险标的，即保险利益是保险制度之内的一个核心概念，而非如其产生之初仅仅是一种由学者设立的将保险区别于赌博的规则工具。对保险利益的要求，是保险制度本身性质和机理使然，无论是财产保险还是人身保险都是如此。正是因为保险利益的存在，保险事故发生才会有损害，保险金给付才具有了填补损害的意义，使得保险和投机性获利之赌博行为区分开来。解释了保险合同中保险人为什么要在发生保险事故时支付远远超出投保人缴纳的保险费的保险金。从而，无利益，即无损失;无损失，则无保险。保险制度发展初期，保险利益局限于所有权，随着经济贸易的发展，贸易中的各种权益关系日趋多样化、复杂化。有学者看到。当保险事故发生一物受到毁损时，并非仅所有权人有所损失，除此以外，不动产抵押权人、动产质权人等对于物之完好不受损，也有相当之利益，也可为防止此种权利之受侵害而加以保险，因此提出即一物之上可存在多个保险利益。这一突破使保险利益不限于所有权，而被认为与法律体系中的各种权利相对应，不同的权利有不同的保险利益。但将保险利益范围限于法律上权利，使得保险制度成了法律上损害赔偿之代替品。因此，学者们从保险制度的存在价值即分散危险、具有经济效用出发，提出经济性保险利益学说，认为保险利益不是以其他法为依据的法概念，而是一种经济性概念，具有经济上之价值即具有保险利益。从上面保险利益的发展过程可以看出，保险利益是个发展的概念。
二、保险利益的概念不适用于人身保险
保险利益的概念适用于财产保险领域没有问题，而它能否适用于人身保险领域则存在着争议。一种原则或一个概念在一个领域是否适用，要看它在该领域的存在是否有价值，以及它在该领域适用是否会对该原则或概念造成混乱。我国台湾地区学者江朝国先生认为，所谓保险利益的概念于人身保险无适用之实益，乃指保险利益关于防止赌博之发生、禁止被保险人不当得利及避免道德危险发生之功能并无适用之余地，而非指人身保险无保险利益。如1881年美国最高院在Wamock v Davis一案中对保险利益作出的解释所说：“任何情况下，保险各方之间的关系必须存在合理的基础，或者是金钱的，或者是血缘的，或者是姻亲的，能够自被保险人生命的延续中收益或得到好处，否则，寿险合同是一种赌博，取得保单的一方直接关心的是被保险人尽早死去。”也就是说，无论是财产保险还是人身保险都必须存在保险利益，否则保险合同无效。问题是用什么方法或原则去限定保险利益的存在。在保险法的历史发展过程中，曾经把保险利益的原则也适用于人身保险，但后来在大陆法系国家遭到弃用，理由有：
1、保险利益为某特定人对某特定客体间的关系，此特定客体可为有体物或无体物，而称之为关系连接对象。根据保险利益的性质、种类可以决定保险价值的多少，被保险人只能在此范围内得到保险契约的保护，故保险利益决定保险价值的功能在人身保险中无法发挥。对于人身保险即使约定保险金额，也只是保险人赔偿范围的依据，未表示人身保险的抽象性利益已完全填补。
2、保险利益概念的功能在于填补被保险人具体性的损害或防止复保险、超额保险，以避免保险法上不当得利情形的发生。但对于人身保险(除医疗险外)，人的生命价值没有客观标准，故于保险事故发生后，即使被保险人或其他享有保险赔偿请求权的人，即使有获得双重赔偿的情况，也不构成保险法上的不当得利。
3、保险利益的概念可以决定谁有将保险利益投保而无须他人同意的权利，但若将此原则贯彻于人身保险，使主观危险发生的可能性之对象为人的生命身体，极为不道德。故若第三人对他人的生存与否具有利益，而欲以他人的生命为保险事故发生的对象时，必须经他人的同意，然后由被保险人以其自由意思指定其为受益人，因此，只要该被保险人同意以其生命为保险标的，则投保人是否对之具有保险利益的规定，无实质的意义可言。
笔者认为，人身保险利益既无法定性又无法定量，难以发挥防范道德风险和不当得利的作用。任何一种制度都有自身的价值，人身保险利益理论既然不能发挥其预定的价值，就没有存在的必要，而代之以新的制度。参考其他国家的立法，具有确定性和可操作性的同意原则更适合人身保险。这样，在财产保险中，保险利益就是指经济利益，在人身保险中，只要被保险人同意，即认为有保险利益，非常简洁明确，也为保险事业的发展提供足够的空间，不至于畏于保险利益的束缚而畏手畏脚。既防止了不当得利和预防了道德危险的发生，还实现了保险利益概念的明晰。
三、人身保险适用同意原则的理由
1、人身保险利益同意原则的适用充分保护和尊重人格权。人身保险合同不同于财产保险，是以人的寿命和身体为保险对象，保险对象具有人格权，因此，人身保险利益适用同意原则，并且同意权行使的范围不仅仅存在于以死亡为保险金给付条件的人身保险合同中，应对所有由第三人订立的人身保
险合同要求征得被保险人的同意为生效要件。由此认为，现行保险法对不以死亡为保险金给付条件的纯粹生存合同的规定不合理。在人身保险利益的利益或同意要件原则的情况下，可能出现被保险人不同意投保人订立合同或保险人不知情的情况下，投保人仍可投保，保险合同具有保险利益可以生效，后果是被保险人的意思自由被恶意剥夺或被动剥夺。虽然此类合同无赌博及道德风险的可能性即不会发生故意致使被保险人死亡的道德风险，但由于保险的标的毕竟是人的身体，从尊重和保护人格权的角度，需要征得被保险人的同意，这与尊重和保护人权的潮流是相符合的。
2、人身保险利益同意原则体现了人身保险与财产保险的性质差异。人身保险保障的利益更多情况下是一种由感情关系而引发的利害关系，因而难以准确量化。人身保险利益同意原则从被保险人自身角度出发，由被保险人的信任等感情确认保险利益中存在的感情联系，避免了保险利益处理上量化的弊端。
3、人身保险利益同意原则使人身保险利益的认定便于操作。对投保人的资格不作限制，只要征得被保险人同意任何人都可以投保，使保险利益认定的操作更容易。因人身保险利益概念本身含糊，判断标准不明确，以被保险人是否同意作为保险利益的判断标准具有确定性、灵活性的特点，保险实务中容易操作。人身保险利益同意原则将人与人之间身份关系的列举不能完全涵盖的困难及关系判定的举证困难巧妙地解决，省去保险人对投保人与被保险人关系审查与确认，将有利于保险业的发展。
4、人身保险利益同意原则可最大限度防止人身保险中的道德危险。人身保险中对赌博的、道德危险的防范，不是由人与人之间客观的经济利益关系、亲属关系来防范的，客观的经济利益关系、亲属关系的存在不能避免道德危险。司法实践中存在有亲属关系投保后故意造成人身伤害的事例的案例不比没有利害关系投保的案例少。而人与人之间的主观性的关系应有具有意思能力之人的主观意思——被保险人同意的意思来予以确定，使得具有主观性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得以客观化，形成客观化的标准。将参加保险的权利和选择受益人的权利交由被保险人或被保险人的监护人应用同意权来掌握和行使，是对道德危险的积极的事先的防范，它与受益权丧失、道德危险拒赔、自杀条款等事后的、消极的防范措施一道共同防范人身保险合同中的道德危险。
5、人身保险利益同意原则的明确适用利于满足保险需求。人身保险利益同意原则的适用，扩大了人身保险利益的范围，使第三人可以对无法定关系或非基于法律认可的人身上之经济利益的他人之人身订立人身保险合同，这样可以最大限度地满足对他人生命保险的需求。
[责任编辑 姜 野]
作者：岳德山
摘要：在人身保险中，抽象化所有的规则、程序，投保人、被保险人、受益人三者其实就是一个利益平衡的组合。受益人是投保人、被保险人互相博弈后诞生的角色，投保人、被保险人、受益人三方在理性驱动下利益形成均衡、达到最大化，也就是说，任何变动都不可能在不损坏其他两方的效益情形下使一方效益得到进一步优越，即实现帕累托最优。
关键词：人身保险；受益人；利益均衡
作者简介：陈欣，男，汉族，上海大学法学院法律硕士研究生。
一、人身保险受益制度概述
《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十八条规定“受益人是指人身保险合同中由被保险人或者投保人指定的享有保险金请求权的人。投保人、被保险人可以为受益人。”人身保险受益制度围绕的核心就是人身保险受益人。为了更佳地浅析这一制度，本文中假定涉及的投保人、被保险人、受益人三方均为不同的当事人。
（一）受益人产生由来
依据《保险法》第十八条，可以看出受益人这一概念是人身保险中特有的，而在我国的财产保险中并无规制。在人身保险合同中，特别是人身保险之死亡给付情形下，因为保单的给付是以被保险人的死亡为要件而生效成立，当事故发生的时侯，不可能要求被保险人自己来行使该保险金的请求权，故有必要特设此种受益制度。同时，对被保险人来讲，人身保险的保险标的是被保险人的身体生命安全，投保的目的当然是在保险事故发生致使与被保险人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有关的个人的利益遭受影响、损失后，能够获得财产上的补偿、救济，或者这种补偿、救济及于相关人，就是说在保险事故发生后对相关人的利益进行弥补，使他们的利益得到某种程度的平衡。因为一般情况下，被保险人与相关人之间存在着经济上的联系甚至感情上的牵连。显然，这种制度充分表达了对公民私权的尊重，也有利于维护社会秩序的稳定。
（二）受益人法律地位
根据保险制度的基本理念——损失补偿，当人身保险事故发生时，被保险人的实际保险利益受损，保险人才按保险合同的约定予以补偿，所以保险合同的真正保障对象是被保险人，被保险人是当仁不让地享有保险金请求权的人，是保险金请求权的原始权利主体。我国《保险法》第十二条“被保险人是指其财产或者人身受保险合同保障，享有保险金请求权的人。”的规定对此也给予了肯定。而被保险人的保险金请求权出于当事人的意思表示或法律的直接规定有偿或无偿移转于相关人，相关人因被受让被保险人的保险金请求权而成为受益人，故受益人享有的保险金请求权（即受益权）派生于被保险人享有的保险金请求权，是被保险人享有的保险金请求权发生转移的结果。这不同于被保险人在保险合同法律关系中的一切权利和义务所构成的法律地位概括转授于他人，产生取代原被保险人位置的保险合同新的被保险人之法律后果。因此，受益人所享有的保险金请求权的范围不得超越被保险人享有的保险金请求权的范围，受益人的保险金请求权应当承受被保险人保险金请求权上的一切利益或一切不利益，保险人对被保险人的相关抗辩事由均可向受益人进行主张。①
（三）受益人宏观角色
在人身保险中，抽象化所有的规则、程序，投保人、被保险人、受益人三者其实就是一个利益平衡的组合。依照《保险法》第十二条“人身保险的投保人在保险合同订立时，对被保险人应当具有保险利益”，不过这种保险利益是投保人与被保险人合意的结果，因为《保险法》第三十一条明示“除前款规定外，被保险人同意投保人为其订立合同的，视为投保人对被保险人具有保险利益”。而受益人是投保人、被保险人的意思表示的产物，参见《保险法》第十八条“受益人是指人身保险合同中由被保险人或者投保人指定的享有保险金请求权的人”。在现实物质社会中，投保人、被保险人、受益人都作为理性人，都会在合法的情况下使自身的利益趋于最大化。投保人会给被保险人投保，一般基于情感+经济或纯情感或纯经济的利益。纯经济情形如《保险法》中“（四）与投保人有劳动关系的劳动者”，但不应仅止于此。面对纯经济利益产生的道德风险，被保险人不可能会非理性地、不衡量利弊地同意死亡给付的人身保险，至于被保险人为非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被保险人意思表示为非真实意思的情况，《保险法》、《民法通则》等法律法规已有相关的规制或规则保护。对于抉择受益人的考量上，虽然在保险合同关系中，受益人处于纯粹获益的地位，受益权的获得是给他设定权利而非增加义务，然而在包括保险合同关系在内的总的经济利益关系中，投保人、被保险人、受益人三者之间必然已经达成均衡的利益关系或对价支付，就算受益人的产生缘于慈善，这其实也是投保人、被保险人、受益人之间一种特殊的对价给付模式。所以，受益人是投保人与被保险人在利益上经过互相博弈，最终在保险合同关系中诞生的角色。
二、人身保险受益人指定与变更
（一）受益人的指定
1.制度现状与问题
在现行《保险法》制度中，我国人身保险合同中的受益人由“指定”产生，第三十九条“人身保险的受益人由被保险人或者投保人指定”。但是依据之后的条文“投保人指定受益人时须经被保险人同意”、“被保险人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或者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的，可以由其监护人指定受益人”，受益人本质上是由“被保险人最终决定”的，投保人指定受益人时受到被保险人的制约，须以其的同意为前提。这样的规制是为了切实保护被保险人的合法权益，防范受益人或者投保人可能对他做出的不利行为，就此解决可能发生的道德风险。
不过，这本身并不能保证万无一失。由被保险人决定受益人的人选，是认为被保险人会选择与其有信赖关系或依附关系的受益人，但许多真挚的情感就是因为利益的渗入而出现变质。而且《保险法》第四十三条“投保人故意造成被保险人死亡、伤残或者疾病的，保险人不承担给付保险金的责任。受益人故意造成被保险人死亡、伤残、疾病的，或者故意杀害被保险人未遂的，该受益人丧失受益权。”对受益人、投保人可能的不利于被保险人的行为已有充足地规定。何况，要保人才是契约的当事人。②保险合同是投保人与保险人约定保险权利义务关系的协议，投保人是按照合同约定负有支付保险费义务的人（《保险法》第十条）。投保人按期缴纳了保费，履行了人身保险合同的义务，却要将抉择受益人的权利拱手相让，实在是防险过正，也有悖合同法的基本理念。从现实角度看，投保人辛辛苦苦支付了保险费，可到时候受益的人只是被保险人合意的菜，与其毫不相干，这样的保险合同能持续下去吗？岂不是连最初订立保险保障被保险人的目的也无法实现，甚至会成为保险经济发展的瓶颈。
本文认为受益人的人选应当由投保人与被保险人共决。一方面被保险人依然可以有效防控道德风险，另一方面这本身就是私法自治的范畴，投保人应有的权利得到恢复。投保人考虑付出保费的对价等值回报，被保险人关注相关人的补偿和道德风险的防范，最终在投保人、被保险人共同理性地决策之下，一位符合利益均衡的受益人就会出现。事实上，如果投保人期待的对价在被保险人的保险保障中已获得完全支付，那么最后共决机制出现的结果与原来被保险人单决下产生的受益人是完全一致的。
2.受益人范围
既然受益人的产生是投保人与被保险人共同意思自治的表示，属于双方的私权，是利益分配的自然趋成，那么受益人的范围，一般而言，就应当不受任何的限制，任何自然人、法人、其他组织都有资格成为人身保险合同的受益人或共同受益人。而当意思表示非真实时，如受欺诈、胁迫、乘人之危等法定情形，则共同的合意依据事实和法律规定分别处理——可撤销或自始无效。《保险法》规定“投保人为与其有劳动关系的劳动者投保人身保险，不得指定被保险人及其近亲属以外的人为受益人”是出于用工者在劳动关系中的强势地位可能造就投保人与被保险人合意的扭曲的考量，故此为特殊情况下的规制。
（二）受益人的变更
1.制度现状与问题
《保险法》中对于受益人变更的规定与受益人指定相一致，第四十一条“被保险人或者投保人可以变更受益人并书面通知保险人。投保人变更受益人时须经被保险人同意。”——被保险人最终决定权。人身保险利益是人身依附关系和信赖关系，具有特殊性，是投保人与被保险人之间一种财产上和人身上的利害关系。③作为关系自然有可能发生变化，比方说配偶关系解除、收养关系成立，相应的保险利益也就产生变动，由此带来的投保人、被保险人、受益人三方利益均衡自然被打破，所以本质上讲，受益人的变更就是利益再分配问题。
同样地，基于相同的理由，新受益人的产生应当采取投保人与被保险人共同决定的机制。不过，受益人的变更又不完全同于受益人的指定。一般，受益人的变更分为两个步骤，原受益人的撤销和新受益人的设定，除非原受益人由于法定原因，而自动丧失资格。原受益人的撤销也采用共决，这肯定不行，结果必然是被保险人利益的受损得不到平衡。因为利益均衡被破坏的结果，也就是相对失衡，无外乎两种情况，要么投保人的保费对价给付不足，要么被保险人的道德风险放大或相关人补偿减少，共决机制下，不考虑投保人的特权，共决永远不可能合意。因此，原受益人的撤销应施行一票否决制，无论投保人或被保险人，当然同时设置告知对方当事人的义务，无告知撤销无效。
2.变更时间
不管是一票否决制，还是被保险人终决制，都会碰到变更时间的问题。如果被保险人通过遗嘱或遗赠的方式表达受益人人选变更的消息，那么在死亡给付的人身保险中，投保人获知的时间定然在保险事故发生之后，要是没有变更时限规制，被保险人变更受益人就生效，产生类法律上的溯及效力，造成的结果很可能对投保人非常不利，三方利益均衡偏向被保险人。所以，为了保证利益均衡的有效性，规制无告知的弊端，受益人变更时间应当确定在死亡保险事故发生前，给予被通知者必要的准备时间。
三、人身保险受益权阻却
当人身保险的受益人先于被保险人死亡、依法丧失受益权、放弃受益权，由于原受益人资格法定消灭，无论是否存在其他受益人，原受益权的行使都将发生阻却，下文就对此方面的规制进行探讨。
（一）第四十二条
《保险法》第四十二条规定“被保险人死亡后，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保险金作为被保险人的遗产，由保险人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的规定履行给付保险金的义务：（一）没有指定受益人，或者受益人指定不明无法确定的；（二）受益人先于被保险人死亡，没有其他受益人的；（三）受益人依法丧失受益权或者放弃受益权，没有其他受益人的。受益人与被保险人在同一事件中死亡，且不能确定死亡先后顺序的，推定受益人死亡在先。”将保险金作为被保险人遗产的做法，在学术界一直存在争议。受益权是投保人与被保险人给予受益人的一项保险金请求权，从性质上讲，是专属于受益人的债权，④而遗产依据《继承法》的规定，先要负担被保险人所有债权人的债权再转定为法定继承人的所有权，很明显一般两者大相径庭，除非受益权的安排与遗产执行程序的结果惊人的一致。另一方面，受益人是投保人、被保险人互相博弈后诞生的角色，投保人、被保险人、受益人三方在理性驱动下利益形成均衡、达到最大化，也就是说，任何变动都不可能在不损坏其他两方的效益情形下使一方效益得到进一步优越，即实现帕累托最优，所以不尊重原受益权意愿的把保险金列为遗产，实行新利益分配的举动，必然破坏最优效益，造成社会效益下降、资源浪费的结果。此外，这种不顾及当事人先前意愿的做法，不尊重私权、也破坏了私法自治的原则。因此，第二、第三情形应当另行规定。
（二）完善建议
1.设定受益人类型
当出现受益人先于被保险人死亡、依法丧失受益权、放弃受益权等情况的非人为受益人变更，单单从受益人的名字、名称，很难判断当事人先前的意愿，所以应当设定受益人的类型，比如讲，受益人代表的是投保人的利益，还是被保险人的利益，或是债权人型的，第一顺序继承亲人型的，还是非第一顺序继承亲人型的，如此将有助于实现受益人非人为变更下按照当事人的意愿再分配受益权，使法律具备可操作性。另外，不管是否存在其他受益人，原受益权的份额都应当单独再分配、不混同，理由跟上一段一致，不再赘述。
2.设置志愿顺序
受益人的非人为变更，通常更难让人意料和控制。比方说受益人在投保人、被保险人不知情下死亡，受益人就变成了一纸空文，或者受益人、被保险人同时车祸身亡，受益人无法变更，这都可能触发《保险法》第四十二条的适用，从而违背当事人当初的意愿，破坏已形成的利益均衡，因此效仿高考设定志愿一样，人身保险合同中的受益人可设置第一顺序、第二顺序、第三顺序志愿，避免不确定的风险，同时也能节约人为变更的成本，给投保人、被保险人和保险人都带来便利。
[注 释]
①唐英.保险受益人若干问题的法律思考——兼论我国<保险法>相关规定的完善[J].吉首大学学报，2011（4）：128-129.
②温世扬.论保险受益人与受益权[J].河南财经政法大学学报，2012（2）：34.
③何丽新.论离婚关系中的人身保险问题[J].海峡法学，2011（2）：64.
④杨信.保险金列为被保险人遗产之合理性分析——解读我国<保险法>第42条[J].特区经济，2012（4）：255.
[参考文献]
[1]<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EB/OL].http：//www.gov.cn/flfg/2009-02/28/content_1246444.htm.
[2]唐英.保险受益人若干问题的法律思考——兼论我国<保险法>相关规定的完善[J].吉首大学学报，2011（4）.
[3]曹阳.保险受益人制度探究[J].企业导报，2011（11）.
[4]严蓓佳.对保险受益人制度具体问题的探析[J].法制与社会，2012（4）.
[5]田晨晨.关于保险受益人法律地位的探讨[J].海南金融，2012（10）.
[6]温世扬.论保险受益人与受益权[J].河南财经政法大学学报，2012（2）.
[7]何丽新.论离婚关系中的人身保险问题[J].海峡法学，2011（2）.
[8]杨柳.浅议保险受益人的范围界定[J].才智，2012（13）.
[9]杨信.保险金列为被保险人遗产之合理性分析——解读我国<保险法>第42条[J].特区经济，2012（4）.
作者：陈欣
7月19日,中国保监会在其官网发布《关于印发〈全面推广小额人身保险方案〉的通知》，这标志着农村小额人身保险由试点开始向全面推广转化。几块钱的小额人身保险缓解了意外事故和疾病等风险对农村家庭的冲击，获得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
几块钱的保险
7月14日，江苏省淮安市南陈集镇南陈村，村民陈福军在家里正和同伴一起焊接铁门，生活平静，不久前的丧妻之痛已经不容易在这个中年男人身上显现出来。
几个月前，陈福军和妻子跟着村里临时组建的建筑队做工，他的妻子不慎被卷入机器，当场身亡。
由于是意外死亡，建筑队包工头只赔付四千元的丧葬费。幸运的是，陈福军和妻子都参加了农村小额人身保险。2011年夏天，陈福军一家每人都交了5元钱的保险费。妻子过世后不久，陈福军收到了保险公司赔付的2万元人民币。
此事过后，陈福军对保险有了深刻的认识。“明年还会续交，钱不多，买个踏实。”陈福军说。自从妻子离世后，他更加牵挂儿子的安危。
5元、8元入保险，这就是江苏省淮安市正在试点推行的农村小额人身保险。在中国人寿淮安市分公司副总经理钟小白看来，数额极小的保险可让农民们在受到“跌打损伤、火烧饭烫、猫抓狗咬”等意外伤害时得到必要的保障。
据介绍，农村小额人身保险，是主要服务于农村中低收入人群的特定险种，具有保费低廉、保障适度、核赔简便等特征。
以陈福军所在的南陈集镇为例，共有22个村的46418人参加小额人身保险。农民一年只需交5元或者8元，保险公司承担的保险责任最高为9.1万元。其中，交通意外责任3万元，其他意外责任2万元，新农合赔付上线以上的医疗责任4万元，意外医疗责任1000元。
到2012年3月底，淮安市分公司累计实现农村小额保险保费近750万元，参保人数近125万人。
意外伤害有保障
“农村小额人身保险，是新农合的有效补充。”淮安市涟水县合作医疗管理办公室主任姬庆明表示，新农合是医疗保障，没有保险责任，特别是对交通事故等意外伤害，不在其结报范围。另外，有了小额险后，还能报销新农合封顶以外的部分医疗费，可以有效减轻农民的负担。
涟水县目前新农合参保率达100%，人数超过81万。报销最高金额也从2005年的1.2万元，提高到现在的1.8万元。
淮安市金湖县陈桥镇南宁村村民马义俊，骑摩托车被撞死亡。留下80多岁的父母、病弱的妻子和在外上学的儿子无人照管。
因是意外事故，不在新农合报销范围，失去马义俊的一家陷入了生活的泥潭。好在他买了份5元的小额人身险，事发3天内，保险公司工作人员入户赔付其家人2万元。
马义俊的妻子对记者说，“保险公司的理赔，解决了办理后事和买化肥的大问题。”
中国人寿淮阴区分公司刘经理认为，“新农合保‘病’，农村小额人身保险则可保‘残’。”
全面推广启动
今年6月，保监会发布了《关于印发〈全面推广小额人身保险方案〉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宣布将在全国推广小额人身保险。这意味着经过4年的试点积累，我国小额人身保险的全面推广工作正式启动。
小额人身保险试点区域已逐步从原来的9个省(区、市)扩大到24个省(区、市)，试点产品从最初的意外险和定期寿险扩大到健康险。小额人身保险试点覆盖的人数从2008年的239万人扩大到2011年的近2400万人，受惠人群逐渐增加。
涟水县政府金融办主任徐云林坦陈，对政府而言，小额人身保险维护了农村社会稳定，有利于农村经济的健康发展。对于农民而言，有了价格低廉、保障适度的保险产品，缓解了后顾之忧;对保险公司而言，拥有了服务新农村的立足点以及未来新的利润增长点。
徐云林同时也担心地表示，老百姓对小额险认识不清，现在仍有疑虑：有了新农合，还要小额险干吗?因此，推广第一年，全县参保率只有35%。
据悉，保险公司销售小额人身险，目前尚是“赔本赚吆喝”。因为根据测算，每份保费要达到15-20元，保险公司才能实现收支盈余。
今年上半年，卫生部、保监会、财政部和国务院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领导小组办公室等四部门共同发布的《关于商业保险机构参与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经办服务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四部门文件”)指出：商业保险机构参与新农合经办服务是保险业服务医药卫生体制改革和医疗保障体系建设的重要方式和途径;是引入竞争机制，改革政府公共服务提供方式、创新社会事业管理的有益探索。
全国人大代表武广华从多年的医院实践中认为，“四部门文件”对于医疗卫生界、保险界和社会保险界都是一件大事。特别是保监会将小额意外险与新农合结合的小额补充医疗保险的最高保险金额从5万元提高到10万元。
保监会对小额人身保险产品的保险金额进行了“不低于1万元，不高于10万元”的明确规定，这将为低收入人群增添一份保险保障。
(淮安市委宣传部孙清阳对此文有贡献)
作者：许兰武
一、案例故事
刚满4岁的小女孩芳芳，因父母在外地工作，暂时由上海的外公抚养。外公为芳芳买了一份寿险，并指定自己为受益人。半年以后，芳芳因意外事故死亡，外公与芳芳的父母同时向保险公司提出索赔。保险公司却认定这张保单是无效合同，不承担给付保险金责任，退还了保费。
二、简要分析
明明购买了一份保险，为什么保险公司拒绝赔付，而且只退还保费呢?
原来，这就是市民在考虑买保单时常常碰到一个问题：我们到底可以给哪些人购买保险?
对于这个问题，法律上有很明确的规定。这就是我国《保险法》规定的保险利益原则。一般而言，寿险保单订立后，被保险人一旦身故，保单中的受益人(领取保险金的人)就会得到保险公司支付的保险金。为了确保被保险人的生命安全，不致诱发故意杀害被保险人的恶性事件发生，在保险业务中，一般要求投保人和被保险人之间必须要有特定的人身或经济利益关系，这就叫投保人必须对被保险人有保险利益。如果在订立人身保险合同时，没有保险利益的存在，合同就会被认定为无效。
我国《保险法》规定，投保人可以为自己、配偶、子女、父母以及与投保人有抚养、赡养或者抚养关系的家庭其他成员、近亲属投保，也可以为与投保人有劳动关系的劳动者投保。除此之外，被保险人同意投保人为其订立合同的，视为投保人对被保险人具有保险利益。但对于未成年人，为了特别保护其利益，除了父母外，任何人也不得为其投保以死亡作为给付保险金条件的保险，即使是父母投保，也不得超过国家规定的限额。所以，在本案例中，芳芳的外公虽然抚养小女孩，但他给外孙女购买的保单，还是应该依法被认定为无效。(未完
待续)
作者：张学森?南溪
农村小额人身保险论文农村保险论文
敢问“农村小额人身保险”路在何方 ——浅析金融危机下的农村小额人身保险需求
摘要：农村信社改制为核心的农村金融第一轮改革初见成效，2010年的中央一号文件正是基于中国处于经济战略转型的基本现状，依然就围绕农村金融发展提出了一系列的重大政策方针，其中特别强调继续推进农村小额保险的试行，本文阐述了在国际国内经济发展的新局势下，农村小额人身保险需求的变化情况，以及其进一步推广小额人身保险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同时，就保险公司涉足该领域之后却是举步维艰等问题提出几点意见。
关键词：农村小额人身保险;需求;经济转型;发展建议 长期以来，金融服务业尤其是信贷服务的缺乏一直是制约农村经济市场发展的瓶颈，小额人身保险作为一种有效的金融扶贫手段，正在日益凸显着自身的重要性，同时也是我国在金融危机的宏观环境下的经济战略转型是否成功，“三农”问题是否能进一步推进的关键。
一、农村小额人身保险需求理论分析
小额保险(Micro-Insurance)，根据国际贫困扶住协商组织(CGAP)的界定，是为低收入人群提供特定风险事件的风险保障，同时低收入人群要按照承保风险事件的发生概率和所涉及的成本按比例支付一定保费的保险服务。从世界上各地区的实践来看，其要成功发展，产品的设计和服务必须要符合低收入人群的需要，适当的确定保险的保障范围，可承受度，可获得性等。
而与一般的商业保险相同，人们对小额人身保险的需求也收到面临风险大小，个体风险承受能力，个人财富以及保险成本等因素的影响。
最优保险需求模型：
maxI{(1-P1-P2)U(W-(P1+C))+P1U(W-(P1+C)-L1+min(I，L1))
+P2U(W-P1+C)-L2+min(I，L2)｝„„① W(-P1+C)>W1„„②
其中，U为投保人的效用函数，W为财富，P1，P2分别为未来损失L1，L2(L1
根据①可知，在不考虑基本生活需求的财富约束时，投保人的最优保险金额是处于两种可能的损失金额之间，即L1
P(1-P2)U(1W-(P1+C)=P(21-p)U(1W-(P1+C)-L2+I)„„③
但如果考虑到基本生活需求的约束时，对于低收入人群，他们可以承受的保险金额则只能由基本生活需求的约束方程式决定，即受到条件○2的限制：
L*Low(W-W1-C)/P„„④
因此，由以上①至④所列的模型可知，面临风险的水平越高(包括出险概率越高以及出险之后损失越多)，个体的风险承受能力越低，人们的潜在保险需求越大。保险成本越高，收入水平越低，即使潜在的保险需求很高，人们所能承担的保险金额也就很低。可以看出，低收入人群巨大的潜在保险需求和受到抑制的实际保险需求之间的反差，给小额保险的发展提供了合适的空间。小额人身保险则恰恰满足了农村低收入人群的保险需求，同时又为农村消费市场的进一步扩大提供了有利的条件，使之最终能成为中国经济战略转型的推动力之一。
二、农村小额人身保险需求现状分析
(一)面临中国经济战略转型的宏观经济环境
全球金融危机对中国实体经济的影响依然在不断的加深，中国以往过度依赖出口的经济增长方式的脆弱性告诉我们，当务之急，中国必须积极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由出口导向型转向内外需并重，以不断的扩大内在市场——尤其是在其中站决定性作用的农村消费市场来谋求长期的生存，但是，这种经济的转型必定要经历一个漫长而痛苦的过程。
其中最主要的阻力是中国的广大的农村居民的消费能力不强，相对于消费能力的消费意愿也更加低迷。造成这种状况的主要原因是中国传统的高储蓄习惯，这种储蓄习惯又源于居民对于未来生活的不确定性和社会保障体系的缺失，这种状况在现在仍未得到根本性的转
变。当全球金融危机的影响逐渐传导到中国实体经济层面——越来越多的农民工失业返乡的时候，这种储蓄的意愿就会达到一个顶点，相应的，消费的信心和意愿也降到了最低点，这种情况没有得到根本的转变之前，可以预见诸如“汽车下乡之类的下乡活动虽然在初期由于财政的补贴等会有一些效果，但是仍难以真正的活跃农村消费市场，达到中国经济战略转型的目的。
从根本上来说，农村消费市场的活跃取决于两个因素，一是农民的收入水平真正大幅上升，另一个就是建立起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降低农民的储蓄需求。前者是一个缓慢的历史进程，而后者则是需要国家在政策上进行大动作，彻底改变中国农村社会保障体系缺失的状况，其根本的立足点又在于建立并且健全农村小额人身保险机制，使农民真正的享受到党在十七大提出的“使全民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的和谐社会带来的乐趣，农民们才能真正能够放心的进行消费而不用储备大量的现金以防万一，整个农村消费市场才能够真正活跃起来，为庞大的“中国制造”提供庞大的市场，改变我国过度依赖于出口的经济结构，实现国家经济的战略转型。
(二)低收入人群转移风险，稳定保障需求空间巨大
由于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的影响，城市基本医疗和基本养老体系并没在现行机制下在广大农村普及，农村新农合的保障程度依然十分有限，农民人身或是财产损失补偿无法得到有效的补偿，农村保险业务
进程缓慢，根本上的制约了农村社会福利保障体制的进一步完善。小额人身保险作为一种有着政府和其他金融机构的资金支持，同时有兼有商业保险的高效运作方式的保险措施，极大的程度上满足了农民，尤其是农村低收入人口的保险需求，其能够在没有适合农村社会的保险项目的情况之下向农民提供相对完善的社会保险保护服务，也能够在比较完善的情况下向农村低收入人口提供商业性质的保险，为低收入家庭提供必要的金融服务。
根据《中国全面小康发展报告(2006)》，很大一部分人口集中在城市边缘——也就是我们俗称的农民工。作为农村大量流动剩余劳动力的主要出口，农民工的季节性流动，游击性流动大，使得政府无法采用简单的城镇保障方式保障其的风险。然而，年龄在18-50岁的青壮年农民工人口占到农民工人口总数的97%以上，96%以上从事的是工作强度大，风险系数高的第二，第三产业，女性农民工从事生产工作强度大的流水线工作，男农民工则聚集在意外事故风险极高的建筑业，冶金矿产业。这一低收入人群在风险面前非常脆弱，除政府救济之外，农民工工伤医疗保险缺失严重，应对风险的措施也相当有限。小额人身保险能够较好的满足他们在工作期间的人身保障需求，有效的转移其的风险，弥补由于风险管理手段的薄弱和滞后造成的相对贫困。
(三)保险公司涉足农村保险市场动力不足
从试点省农村小额人身保险的开展情况来看，保险公司涉足农村
保险市场动力不足造成农村小额人身保险市场的供求失衡问题已成为制约其发展的重要不利因素。虽然保监会出台了较多优惠政策，但是目前为止也只有不到十家公司申请了小额保险业务。究其原因： ①城市市场相对较完善，农村市场需要大量的前期投入。 ②开展农村小额保险在费率厘定，保费收取，保险理赔等环节也存在困难。
③保险公司很多都以城市为中心，不善于开发适合农村的产品，致使现有的小额保险险种缺乏对农村市场的适应性，难以满足农民的需求。
三、农村小额人身保险发展建议
(一)政府加大支持力度小额保险是扩大社会保护的有效工具，很多国家已经将小额人身保险纳入综合的社会保障体系，极大的激发了农民，尤其是农村低收入人群的社会积极性，为社会发展的长治久安提供了切实的保证。国际经验表明，小额保险可以，并且应当纳入社会保障系统，同时，政府也应当给予巨大的扶持。①政府鼓励商业保险公司进入农村小额保险市场，对于开展农村小额保险的公司，实行切实的优惠政策。适当的优惠政策和广阔的农村市场能够吸引更多的商业保险公司投身到小额保险之中。②政府对农民进行一定的保费补贴。一方面可以缓解了农民因收入原因而无法购买小额保险情况，一方面有助于扩大小额保险的覆盖面，推动我国农村小额保险的发展
(二)提高农民的保险意识
保险是一种引致性的需求，不是自发形成的，这就需要不断向农民普及保险知识，提高风险意识，启蒙他们的保险消费意识和消费观念。一方面，政府以及大型的金融保险机构可以开展小额人身保险教育，帮助低收入人群了解保险，熟悉保险，并且运用保险知识，通过保险知识的普及，激发他们潜在的保险需求，并将其转化为现实的购买行为，使之参与到现代文明建设的进程当中。另一方面保险公司应当努力塑造自身的良好的形象，借鉴西方国家的先进经验，同时又结合我国的基本国情，投资建立农村的民心工程，例如修建希望小学，或是以公司的名义在乡镇小学设立奖学金，使农民对保险公司产生一种信赖感，进而使得保险事业真正的深入民心。当然，笔者在此还需指出的是，宣传的持久性的必要，只有通过“零距离”的贴心宣传，反复宣传，才能真正的培养农民的保险意识，促使他们保险消费意识的觉醒和自我保护意识的增强。
(三)保证以及优化的保险服务
农村保险市场的脆弱性和原生态的特征，促使政府以及相关的保险公司在保险服务的设置和推广上，更应该注重服务本身的优质性和合理性，建立农村小额人身保险的基层体系。也就是说，要以村为最小单位，以村委会、村卫生所等村级机关为依托，设立小额保险专员和临时理赔点等构建基层服务体系。一是在县级保险公司设立小额保险管理机构，设专人进行管理。根据实际情况，比如参保人数、地区等设立保险专员，由县一级的保险公司进行管理。二是针对农村小额
保险可能存在集中理赔的问题，可以建立临时理赔点，由县级以上(含县级)的保险公司派人进行理赔，平时则由保险专员负责理赔。保费收缴可引进高科技产品。进而，力求小额人身保险服务达到一个简单化，可操作化和可实现化的“三化”标准，赢得广大农民的信任，帮助农民在受到意外风险后能够尽快的回复生产和生活，享受到“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的切实实惠，从而也将进一步的促进农村小额人身保险的健康稳定持续的发展。 参考文献：
[1]高峰,王珺.小额保险需求分析.保险研究.2008(10). [2]张文庆.论发展农村小额人身保险面临的机遇和对策.经济师.2009(7). [3]王文军.农村小额保险情况调查.中国保险.2009(4).
名词解释：
人身意外伤害保险、年金保险、保费自动垫缴条款、不可抗辩条款、次标准体保险、人身保险核保、自杀条款、健康保险、两全保险
简单题：
1、简述人身保险合同投保方义务?
2、人身保险合同包括哪些形式?
3、人身保险合同在什么情况下需要变更?
4、人身保险保险利益的特殊性与《保险法》中相关规定。
5、简述意外伤害保险的可保危险。
6、定期死亡保险的特点与适合购买人群?
7、人身保险合同的种类有哪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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