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共产党领导政治建设取得的辉煌成就
摘 要：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实现了从民族危难到民族独立的转变，并朝着民族复兴的目标阔步向前。在此阶段，我党始终坚守政治性这一根本属性，重视政治建设，于摸索中前进，于前进中总结。在推进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并建设社会主义的过程中，中国共产党守正创新，领导中国人民逐步建立完善的政治制度体系;解放思想，正确看待社会主义矛盾问题;以人为本，巩固发展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实事求是，坚持确立党和国家的领导制度。
关键词：中国共产党;政治建设;政治制度;民主法制
恩格斯指出，“绝对放弃政治是不可能的”，“问题只在于怎样从事政治和从事什么样的政治”[1]。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以来，领导人民经过二十八年艰苦卓绝的伟大斗争，最终夺取政权，于1949年10月1日宣告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实现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彻底结束了旧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历史，彻底结束了极少数剥削者统治广大劳动人民的历史，彻底结束了旧中国一盘散沙的局面，彻底废除了列强强加给中国的不平等条约和帝国主义在中国的一切特权，实现了中国从几千年封建专制政治向人民民主的伟大飞跃”[2]。站在这一崭新的历史起点上，选择什么样的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如何构建民主政治，怎样确保党和国家的領导制度经久不衰等问题亟待解决。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坚定政治立场，把握政治方向，始终以人民为中心，锐意进取，创造性地提出了一系列社会主义政治建设的理论和思想，并依据我国基本国情建立起具有中国特色的政治制度、社会主义民主制度、法治体系等，取得了举世瞩目的辉煌成就。
一、逐步建立完善的政治制度体系
新中国成立初期，政治制度的逐步完善是政治建设的一大成就，为经济、文化领域的发展提供了制度保障。《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的制定实现了从封建专制到人民民主的转变，为各项具体政治制度的确立奠定了基础。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确立科学地解决了我国的政党制度问题;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国家政治文明发展史上的一大跨越，是我国的一项根本政治制度;极具中国特色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妥善解决了中央集权与各少数民族之间的复杂关系，是一项史无前例的创举。
(一)伟大的人民民主建国纲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
1948年4月30日，中共中央在纪念“五一”国际劳动节的同时，提出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主张，并呼吁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和全国人民团结协作，进一步巩固和扩大统一战线。这一主张顺应了当时社会发展的大势，表达出中国人民在长期的独裁统治中渴望自由和争取民主的强烈愿望。1949年6月，李济深代表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在新政协筹备会上致辞，拥护中国共产党的主张，并认为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 “是建设一个符合人民愿望的新中国的开始，制定‘共同建国纲领’和建立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政府的方案，是关系全国人民生活的国家大计”[3]251。中国民主同盟代表沈钧儒也表示，希望筹备会“一定要制定出一个能反映全国人民要求的施政纲领草案，拟定出一套完全合于革命的新民主主义政治原则的联合政府组织大纲的草案来”，并“迅速实现独立、民主、和平与富强的中华人民统一民主共和国”。[3]257经过多方反复讨论和修改，最终在1949年9月29日召开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上正式通过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实现了我国由封建专制向人民民主的历史性跨越。
《共同纲领》是一个伟大的人民民主建国纲领，也是一部具有“临时宪法”性质的纲领性文献，明确了新中国的国体、政体，为社会主义政治制度体系的建立奠定了坚实基础。它立足于国情和民意，宣告着一个旧时代的结束，代表着新民主主义在中国的展开。《共同纲领》明确规定，新中国的国体是人民民主专政。毛泽东在1949年发表的《论人民民主专政》中提及：“对人民内部的民主方面和对反动派的专政方面，互相结合起来，就是人民民主专政。”[4]1475人民民主专政是民主与专政的辩证统一，是对大多数人民的民主，对少数敌人的专政，民主是专政的前提和基础，专政是民主的保障。“有了人民的国家，人民才有可能在全国范围内和全体规模上，用民主的方法，教育自己和改造自己，使自己脱离内外反动派的影响”[4]1476。这里的“民主的方法”是指说服的方法，而不是强迫的方法。在毛泽东的领导下，全国上下开始在经济、政治、文化等领域探索有效的民主措施，提出要发展生产力首先要提高工人阶级的生活水平，还强调要向工农开放学校，使教育更好地为国家建设服务。要维护国家安全，维护人民革命胜利的成果，就要解决国内的敌我矛盾问题，对敌人实行专政，否则就“不能镇压反革命，不能抵抗帝国主义，不能建设社会主义，建设起来也不能巩固”[5]35-36。人民民主专政理论是具有中国特色的新型民主和新型专政的有机结合。
(二)中国新型政党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
从清末新政改革到新中国成立以后的现代国家建构，各阶段的领导者都在探索适合中国发展的政党制度。历史实践表明，在中国建立多党制不行，一党专政也不行，“这是因为一个党同一个人一样，耳边很需要听到不同的声音”[5]235。于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应运而生。1949年初，李济深、沈钧儒等五十五人联合发表《对时局的意见》，明确表示愿意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为人民民主革命的胜利贡献力量。1949年9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在北京隆重举行，参加会议的中共领导人与各民主党派人士、各民族代表以及各民主人士共商国是。这一举动标志着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成功实施。此后将近10年的时间，各民主党派在毛泽东的积极倡导下发展迅速，并在参政议政等方面做出了巨大贡献，成为符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政党政治制度的成功范例。
毛泽东认为，“中国无产阶级应该懂得：他们自己虽然是一个最有觉悟性和最有组织性的阶级，但是如果单凭自己一个阶级的力量，是不能胜利的。而要胜利，他们就必须在各种不同的情形下团结一切可能的革命的阶级和阶层，组织革命的统一战线。”[6]因此，实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是中国共产党根据中国实际国情，汲取国内外经验教训探索出的具有中国特色的新型政党制度。在这一制度下，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始终秉承“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原则，积极参与到社会主义建设当中，实行共产党领导、多党派合作，共产党执政、多党派参政，体现了有事好商量、众人的事情由众人商量的协商民主，保证了各党派在日常政治生活中有广泛、持续、深入参与的权力。
(三)根本政治制度：人民代表大会制度
1949年9月29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正式通过《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这个具有临时宪法性质的《共同纲领》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根本政治制度进行了明确规定，即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根本政治制度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建立并非一步到位，而是循序渐进，经历了一个过程。早在1948年，毛泽东就指出，要通过各界代表会议的形式加强领导机关与人民群众的密切联系，还提出人民代表会议在条件成熟的时候可以直接行使人民代表大会的职权，成为全国的最高权力机关，从而进一步提高新型民主国家的建设程度，实现政体与国体的统一。同时，毛泽东强调，代表会议的召开要有充分准备，要有核心内容，还要將人民群众关心的问题当作一件大事，切切实实地去办。出席代表会议的代表们要“有充分的发言权”，决不可发生“任何压制人民代表发言的行动”。到1952年9月，人民代表会议在党中央的领导下逐步建立起来，代行人民代表大会的职权，为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确立奠定了基础。
1954年9月，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这是新中国成立后实施的第一部《宪法》，其明文规定：“人民行使权力的机关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7]自此，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在完全意义上得以确立。这个制度的建立不仅是全国人民的共同心愿，也是共产党人的初心，更是把人民民主用根本政治制度的形式确立下来。“政之所兴在顺民心，政之所废在逆民心”。只有坚持人民民主为了人民、依靠人民、保护人民的民主优势，充分发挥民主集中制的政治优势，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才能始终拥有深厚坚实的制度根基，才能充分发挥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优势效能。
(四)基本政治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
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个多民族国家，在民主革命时期，各少数民族在自愿拥护中国共产党政治纲领的前提下与中国共产党结成同盟，成为革命胜利的后盾力量之一。新中国的成立实现了国家领土的统一与政权的独立，如何处理好中央与各民族之间的关系，事关整个社会的团结和稳定。此前，受民族自决思潮以及苏联实行的民族政策的影响，中国共产党曾提出“建立中华联邦共和国”的口号。最终，在借鉴他国模式和经验的基础上，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创造性地提出要让各少数民族实行自治，建立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新中国成立前夕，周恩来在《关于人民政协的几个问题》的报告中解释了最终决定实行民族自治而非自决的原因：“我们主张民族自治，但一定要防止帝国主义利用民族问题来挑拨离间中国的统一”[8]139，“为了这一点，我们国家的名称，叫中华人民共和国，而不叫联邦”[8]140，“我们虽然不是联邦，但却主张民族区域自治，行使民族自治的权力”[8]140。
1949年10月以后，陆续成立的民族自治地方标志着民族区域自治的政治构架基本形成。从1952年到1954年，中央人民政府陆续制定并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实施纲要》《关于地方民族民主联合政府实施办法的决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并在《宪法》中把民族区域自治作为一项政治制度确立下来，使民族区域自治走上法制化的道路。民族区域自治是合乎国情、顺应民意的基本政治制度，也是中国共产党经过反复考量、长期探索而做出的正确选择。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创造性地解决了各民族之间的复杂关系问题，保证了少数民族当家作主的权利的实现，为建设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的民族关系提供了强有力的制度保障，也为国家的和平、统一、稳定奠定了基础。
二、正确看待社会主义矛盾问题
“社会主义基本矛盾”这一概念的提出，明确了社会主义也存在矛盾，后经发展形成了科学完整的社会主义社会矛盾学说，在社会主义矛盾学说史上具有重要意义，为指导社会主义国家正确看待矛盾问题提供了理论资源，对新中国成立后社会主义矛盾在实践中变化发展的正确把握、为后续政治建设提供了正确的方向。
(一)创造性提出“社会主义基本矛盾”的概念
19世纪上半叶，欧洲完成了工业革命，世界格局发生了巨大变化，资本主义世界充满了矛盾与变革。在此种情况下，马克思继承黑格尔的辩证法思想，又结合大卫·李嘉图和亚当·斯密的阶级分析理论，重点研究了资本主义社会的矛盾。在马克思看来，正是剥削阶级和被剥削阶级之间、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之间的矛盾，推动人类社会不断发展，也推动了社会主义的发展。列宁领导广大人民群众，通过运用马克思关于社会主义社会的理论，使社会主义在俄国由理想变为现实。面对新的历史环境，列宁对马克思关于社会主义社会的理论有了新的发展。列宁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过程中，对社会主义社会矛盾问题进行了研究。他坚持马克思的观点，认为一切社会都存在矛盾，社会主义社会也有矛盾，但是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与资本主义社会的阶级矛盾不同，社会主义社会不存在阶级压迫，因此，社会矛盾的主体不再是阶级矛盾。列宁还针对当时俄国的具体情况，详细地分析了俄国的社会矛盾，指出人民内部也存在一些分歧和矛盾，形成了“人民内部不一致”的重要论断，丰富和发展了社会主义矛盾学说。
毛泽东继承并发展了马克思和列宁关于社会矛盾的思想，指出：“许多人不敢公开承认我国人民内部还存在着矛盾，正是这些矛盾推动着我们的社会向前发展。许多人不承认社会主义社会还有矛盾，因而使得他们在社会矛盾面前缩手缩脚，处于被动地位;不懂得在不断地正确处理和解决矛盾的过程中，将会使社会主义社会内部的统一和团结日益巩固。”[5]213毛泽东将《矛盾论》的观点全面运用于社会主义社会，深入研究了社会主义社会矛盾问题，肯定了社会主义社会具有矛盾。
(二)系统阐释社会主义社会矛盾理论
二十世纪中期，受苏共二十大和波匈事件的影响，社会主义阵营出现波动，加之国内社会主义制度刚刚确立，社会结构发生根本性变化，出现了一些不稳定现象。针对这些现实状况，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强调社会主义的矛盾是有的，如何处理这些矛盾，如何搞好社会主义是应当认真考虑的问题。1957年，毛泽东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文中指出，“有些人说社会主义社会可以‘找到’矛盾，我看这个提法不对。不是什么找到或者找不到矛盾，而是充满着矛盾”[5]332，并说明在当前阶段，社会的基本矛盾仍然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
毛泽东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关于社会主义矛盾的理论学说。毛泽东从矛盾的普遍性出发，指出社会主义社会也存在矛盾，但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基本上是相适应的，因而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是非对抗性矛盾，是人民群众根本利益一致基础上的矛盾。而资本主义社会的矛盾是对抗性的，是剧烈的阶级斗争，不能依靠社会制度自身来解决，只能通过社会主义革命来解决。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关系上，毛泽东指出他们之间既有相适应的一面，又有矛盾的一面，而矛盾是绝对的。毛泽东对社会主义社会矛盾理论的系统阐释，为解决当时国内面临的各种矛盾提供了理论指导。
(三)深刻把握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
马克思认为，“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它们一直在其中运动的现存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这只是生产关系的法律用语)发生矛盾。于是这些关系便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生产力的桎梏。那时社会革命的时代就到来了。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也或慢或快地发生变革”[9]。中国共产党针对国内外的复杂情况，不断加深对社会主义矛盾的认识、理解，深刻把握了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
1950年4月，毛泽东在全国统战工作会议上做出指示：“今天的斗争对象主要是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及其走狗国民党反动派残余，而不是民族资产阶级。对于民族资产阶级是有斗争的，但必须团结它，是采用既团结又斗争的政策，以达团结它共同发展国民经济之目的。”[10]49这样的指示表明了毛泽东的态度，也表明了党内领导人重新确定了斗争对象，主张保护和团结民族资产阶级。这样的思想认识，也明确指出土地改革完成以前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人民群众与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及其走狗国民党反动派残余的矛盾。
到 1956 年下半年，我国基本完成了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消除了剥削阶级和剥削制度，社会主义制度在我国正式建立。这意味着一个新时期的开始。于是，在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关于政治报告的决议中首次明确阐释了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现在这种社会主义改造已经取得决定性的胜利，这就表明，我国的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已经基本上解决，几千年来的阶级剥削制度的历史已经基本上结束，社会主义的社会制度在我国已经基本上建立起来了。”[11]“我们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这一矛盾的实质，在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已经建立的情况下，也就是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12]341
三、巩固发展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
新中国成立后，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政治建设过程中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际相结合，不断探索社会主义条件下的民主与法制建设之路，并在此进程中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建设的思想，是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结晶。
(一)人民当家作主的具体路径：民主立法
法律作为一种上层建筑，它受经济基础所决定并能反作用于经济基础。社会主义的法制不同于其他类型的法制，它不是少数人的庇护伞，而是为维护广大人民群众利益而创制和实施的。因此，加强民主立法是实现人民当家作主的具体路径之一。
在《共同纲领》的起草过程中，周恩来利用多种形式，广泛听取民主人士意见，反复讨论，不厌其详。正是广泛的民主协商换来了《共同纲领》在政协全体会议上的一致通过。《共同纲领》的修改与定稿是中国历史上民主协商的典范，也是周恩来民主立法理念的一次重要实践。这一理念也体现在1952年1月26日周恩来为中共中央起草的《惩治贪污条例(草案)》征求意见中，这个“征求意见”以电文的形式发到全国各地。电文说“这个草案”经政协常委会邀请党内外高级干部讨论。不仅邀请有关人员讨论，还在各地征求意见，把领导机关的意见和群众的意见相结合，有效实现了民主立法的目的。
在领导和参与“五四宪法”制定的过程中，毛泽东反复强调民主立法，起草宪法采取了领导机关的意见和广大群众的意见相结合的方法，“这个宪法草案，结合了少数领导者的意见和八千多人的意见，公布以后，还要由全国人民讨论”[10]325，“过去我们采用了这个方法，今后也要如此。一切重要的立法都要采用这个方法”[10]325。“五四宪法”的制定是民主制宪的典范，有学者称之为“一场伟大的人民制宪运动”[13]。“五四宪法”草案的初稿经过各方面的代表人物近八千人的充分讨论，草案公布后又在全国范围内进行了两个多月的讨论，这次全国性讨论共有一亿五千多万人参加。可以说，民主立法是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新中国成立后的法制建设中所创制的极其重要且影响深远的重要的立法原则。民主立法思想，对今天我国的立法工作仍然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和现实价值。
(二)治国理政的总章程：宪法
新中国成立以后，在推动国民经济恢复、进行大规模经济建设的同时，政治建设的任务亦十分紧迫，其中主要的任务有两项：一是召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二是制定憲法。“办选举、搞宪法”是当时政治工作的核心。1931年《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陕甘宁边区抗战时期施政纲领》，以及1946年《陕甘宁边区宪法原则》、1949年《中国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等宪法或宪法性文件的拟定及实施，为新中国宪法的制定打下了重要的历史和思想基础。在法制实践中逐步形成了较为清晰的社会主义宪法思想，对社会主义宪法维护新生政权的意义有了深刻的认识。毛泽东强调要“用宪法这样一个根本大法的形式，把人民民主和社会主义原则固定下来，使全国人民有一条清楚的轨道，使全国人民感到有一条清楚的明确的和正确的道路可走”[10]328。要建设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就要团结全国人民，团结一切可以团结和应当团结的力量。宪法的制定和实施就是为实现此目的而服务的。
1954年9月20日，我国的国体与政体在宪法上进行了确认，确立了单一制的国家结构形式与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明确了过渡时期的总任务以及过渡的基本方向必须是社会主义。最核心的内容是确定了权力来源和归属，即中华人民共和国一切权力属于人民，用宪法形式将在党领导下的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主义价值旨归固定下来。正如毛泽东所言：“一个团体要有一个章程，一个国家也要有一个章程，宪法就是一个总章程，是根本大法。”[10]328宪法是治国理政的根本遵循，它不仅以法律形式规定了国家的性质和方向，同时也制约着每一个组织和个人的社会行为。“五四宪法”是从中国人民革命和建设的伟大实践中得来的，在党的领导下广泛吸纳人民群众意见，由人民制定并认可的国家根本大法，奠定了新中国宪法发展的基石。
(三)夯实社会秩序的法制基础：健全的法律体系
逐步建立起符合我国实际的社会主义性质的法律体系是新中国成立初期极其重要的任务，事关人民民主政权巩固以及社会主义事业发展。从1949年新中国诞生到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的基本完成，初步建立起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为当代中国的社会主义发展建设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这一时期也是我国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的奠基性阶段。
在新中国成立之初，所开展的土地改革运动、镇压反革命运动、贯彻婚姻法运动、“三反”“五反”运动、司法改革运动及“一化三改”等以群众运动方式推进的一系列重大社会变革运动，对于在国家制度根本性变革的基础上逐步实现重建社会与法律秩序起到了重要作用。在需要大规模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时期，单纯依靠群众动员推进社会发展的方式已经略显滞后，在新的历史发展阶段，必须依靠完备的法制体系来夯实社会秩序，维护社会稳定。为此，党的八大强调，“我们必须进一步加强人民民主的法制，巩固社会主义建设的秩序。国家必须根据需要，逐步地系统地制定完备的法律。”[12]351在具有临时宪法性质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基础上先后制定了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工会法、婚姻法、土地改革法、惩治反革命条例、惩治贪污条例等一系列法律法令，随后又在“五四宪法”指引下，重新制定了一些有关国家机关和国家制度的各项重要法律法令，形成了一套初步的法律体系。
四、坚持确立党和国家的领导制度
我国的政治体制经历了革命战争年代的各种尝试，在社会主义改造时期初步确立。紧密结合新中国成立初期存在的各种问题，分析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确立，对完善和丰富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理论，推动政治建设的接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一)革新一元化领导体制
1942年9月，党在《中共中央关于统一抗日根据地党的领导及调整各组织间关系的决定》中提出“一元化领导”这一概念，明确指出：“党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和无产阶级组织的最高形式，他应该领导一切其他组织，如军队、政府与民众团体。”[14]新中国成立初期，党面临自身角色的转换，以更加积极的姿态去调整自身，沿用一元化领导体制，对党和国家领导制度提出了一些积极的改革设想。
新中国成立以后，党内沿用一元化领导制度，未能灵活调整旧的方法，加之在对政府机关的改革中照搬苏联模式，不能适应新的历史环境，产生了对政府机关改革的错误理解，党和国家机关及群众组织之间的关系需要做出一个新的梳理与规定。邓小平明确指出：“党是阶级组织的最高形式，指出这一点，在今天党已经在国家工作中居于领导地位的时候，特别重要。这当然不是说，党可以直接去指挥国家机关的工作，或者是把各种纯粹行政性质的问题提到党内来讨论，混淆党的工作和国家机关工作所应有的界限。”[15]这就科学地论述了党政之间的关系，政府机关必须坚持党的领导，接受党的监督。同时，中国共产党也要明确党与政府机关的本质区别，不能代替政府机关履行职责，避免以党代政的错误。
1950年11月，政务院成立了人事部，建立党委和政府共同管理干部的双重机制，实行分级分部管理干部的制度。随后，为适应国家发展变化及各方面建设需要，各级党委设立了与政府机构相对应的工作部门，正式确立了分部分级的干部管理模式和党委与政府人事部门共同管理干部的双重管理体制。之后，个别地方出现的问题又让中国共产党意识到给地方适当放权的必要性。1956年4月，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强调：“目前要注意的是，应当在巩固中央统一领导的前提下，扩大一点地方的权力，给地方更多的独立性，让地方办更多的事情。这对我们建设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比较有利。”[5]31同时，党中央认为地方和地方的关系问题主要是地方的上下级关系问题，毛泽东强调：“中央要注意发挥省市的积极性，省市也要注意发挥地、县、区、乡的积极性，都不能够框得太死。”[16]这些论断都显示了党中央意识到了要给地方更多的独立性。
(二)重视政治协商和民主党派
早在1948年4月30日，中共中央在《纪念“五一”劳动节口号》中就提议：“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社会贤达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实现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17]这一提议得到了各民主党派的有力支持。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坚持与民主党派及党外人士合作的做法，采取多种措施吸引其参与到新中国成立后的各项建设改革中来。1956年9月15日至27日，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召开，会议确定把党的工作重点转向社会主义建設，并提出了富有创造性的方针和设想。一届人大和中共八大的召开，对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产生了深远影响，党中央开始重视法制建设，注重改善中央与地方权力的关系，也开始认真思考如何与政协及民主党派进行合作、实现共赢。
(三)健全司法、监察体系及制度
从1949年到1953年，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的规定，全国普遍建立了司法机关，在中央设立最高人民法院，行使国家的审判权，设立最高人民检察署，行使国家检察权。1949年2月，中共中央发布《关于废除国民党的六法全书与确立解放区的司法原则的指示》，宣布国民党政府的一切法律无效，中国共产党开始逐步创建新的司法制度。
1949年10月22日，包括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署和中央人民政府法制委员会在内的司法机构建立起来。随后，最高人民法院又在各大行政区建立起分院。根据1954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的规定，行使立法权的人民代表大会和行使行政管理权的政府以及行使司法监督权的法院与检察院，都是具有相对独立性的工作系统，并对人民法院和人民检察院开展工作的基本原则和相关制度进行了详细说明。同时，党中央高度重视监察制度的建设，监察体系及制度得到完善，将原设置在中央和地方各级财经部门及其所属企业、事业单位的国家监察机关，改为各部门监察机关、地方各级监察机关，各部门各级监察机关受各级人民委员会领导，并接受上级国家监察机关的指导，而各企业、事业单位设置的监察机构则接受所在单位和所属上级部门监察机关的双重领导。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十七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3：449.
[2]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M].北京：人民出版社，2021：8.
[3]杨建新，石光树，袁廷华.五星红旗从这里升起[M].北京：文史资料出版社，1984.
[4]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四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5]毛泽东.毛泽东文集：第七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
[6]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二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645.
[7]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五册[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522.
[8]中共中央统一战线工作部，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周恩来统一战线文选[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139-140.
[9]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32-33.
[10]毛泽东.毛泽东文集：第六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
[11]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共中央文件选集(一九四九年十月～一九六六年五月)：第二十四册[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248.
[12]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九册[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4.
[13]郭大方.“民主之路”是毛泽东思想的光辉亮点——兼论毛泽东执政建设思想[J].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2003(6)：11-15.
[14]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十九册[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423.
[15]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236.
[16]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八册[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4：253.
[17]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二十五册[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283-284.
The Brilliant Achievements Made in the Political Construction Led by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in the Early Days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Ma Zhenqing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Beijing 100875，China)
Key words：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political construction;political system;democracy and legal system
責任编辑：王廷国 邱春华
作者：马振清
我国工运事业是在党的领导下发展起来的。我们党已经走过100年历程，从成立之日起，就高度重视工运事业和工会工作，不断加强和改进对工会工作的领导。100年来，广大工会干部和亿万职工群众在党的领导下，积极投身革命、建设和改革事业，为中华民族迎来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贡献智慧和力量。2021年以来，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全国总工会主席王东明同志和全总党组书记、副主席、书记处第一书记陈刚同志，带领由办公厅、研究室组成的课题调研组，围绕100年来党领导工运事业取得的辉煌成就、积累的丰富经验和宝贵启示，先后赴北京、上海、广东、天津、江苏、湖南、河南、辽宁、四川、福建等地，通过实地调研、座谈研讨、文献研究等多种方式，进行深入研究，形成如下报告。
一、始终自觉接受党的领导，坚持工会工作正确政治方向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重要讲话中，把坚持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作为“九个必须”根本要求的第一条来强调，指出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是党和国家的根本所在、命脉所在，是全国各族人民的利益所系、命运所系，阐明了坚持党的领导的历史必然性，凸显了党的领导的极端重要性。100年来，党把领导工人运动、指导工会工作作为重要任务，工会始终自觉坚持党的领导，以党的旗帜为旗帜，以党的纲领为纲领，与党同心同德、同向同行。1921年，我们党成立后通过的第一个决议，就明确党的基本任务是成立产业工会，强调“党应在工会里灌输阶级斗争的精神”。党先后成立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中共中央职工运动委员会等机构，加强对工人运动和工会工作的领导，有力保证了党的领导的落实。新中国成立前召开的历届全国劳动大会，新中国成立后召开的历届中国工会全国代表大会，都得到党的坚强领导和全力支持。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党领导制定有关法律、制度、政策等，确立和保障工会在国家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中的地位。1950年制定的《工会法》，是新中国最早实施的三部基本法律之一。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1989年12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加强和改善党对工会、共青团、妇联工作领导的通知》，为工会开展工作提供了重要遵循。1992年4月，修訂后的《工会法》把党对工会的领导及其方针、政策法律化，党对工会的领导得到进一步加强。
党的十八大以来，进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习近平总书记鲜明提出，坚持党的领导，是做好党的群团工作的根本保证，是必须坚持的正确政治方向。只有坚持党的领导，工会工作才能方向明确、不走偏路，才能做得有声有色、扎实有效，才能把党的领导落实到广大职工群众中去，才能巩固和发展党执政的阶级基础和群众基础。工会要永远保持自觉接受党的领导这一优良传统。王东明同志在中国工会十七大报告中，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工人阶级和工会工作的重要论述阐释为“八个坚持”基本内涵和“四个立足”实践要求，坚持党的领导是“八个坚持”的关键内容，并作为首条突出加以强调。2015年1月8日，中共中央印发《关于加强和改进党的群团工作的意见》;7月6日党中央首次召开中央党的群团工作会议，习近平总书记深刻阐明了党的群团工作一系列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2017年10月党的十九大对推动工会等群团组织增强政治性、先进性、群众性作出明确部署，党对工会工作的领导得到全面加强。
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历史充分证明，党的领导是做好党和国家各项工作的根本保证。坚持自觉接受党的领导是中国工会的历史选择，是做好工会工作的政治立场和政治原则，也是工作准则和具体要求。只有在工人阶级自己的先锋队—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把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贯彻落实到工会工作各方面、全过程，工运事业才能牢牢把握正确政治方向，生机勃勃向前发展。
在坚持党的领导这个根本问题上，工会必须旗帜鲜明、立场坚定。新的征程上，各级工会要进一步提升政治站位，始终胸怀“两个大局”，不断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提高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牢记“国之大者”，始终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要切实肩负起加强职工思想政治引领的政治责任，引导广大职工群众知史爱党、知史爱国，进一步增强对党的伟大、光荣、正确的认知，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坚定不移听党话、感党恩、跟党走，永远做党最坚实的依靠力量和最牢固的阶级基础、群众基础。要不断完善坚持党的领导的体制机制，加强对党中央负责、向党中央请示报告的制度安排，健全全总党组向党中央请示报告工作制度、各级工会向同级常委请示报告工作制度，健全落实工会干部双重领导制度，切实把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决策部署贯彻落实到工会各项工作中去，把党的意志和主张落实到广大职工中去。
二、始终强化理论武装，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工运理论同中国工人运动的具体实际相结合
习近平总书记在“七一”重要讲话中指出，马克思主义是我们立党立国的根本指导思想，是我们党的灵魂和旗帜，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归根到底是因为马克思主义行。强调要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用马克思主义观察时代、把握时代、引领时代，继续发展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21世纪马克思主义。我们党在百年奋斗中，之所以能够历经磨难不断创造辉煌，根本的一条，就是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坚持实事求是，从中国实际出发，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指导中国人民不断推进伟大社会革命。党成立100年来，在领导革命、建设和改革的长期实践中，在继承马克思主义工人运动理论基础上，结合中国工人运动实践，探索和发展了党关于工人运动的理论，有力地指导和推动了工人运动和工会工作。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领导中国工人运动从暴动到以防御为主，广泛联系和组织工人群众，形成了一套讲究斗争策略的工运理论。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党领导中国工人运动为建立和巩固人民当家作主的新政权、建立起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而奋斗，党的工运理论也实现了由“革命”到“建设”的重大转变。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党的工运理论得到了长足发展，为新时期工人运动和工会工作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指导。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围绕工会必须自觉接受党的领导、始终坚持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方针、重视发挥工会组织的作用等，作出许多重要指示，深刻阐释了中国共产党与工人阶级、与工会组织、与工会工作的关系，充分体现了党的工运理论在这些重大问题上的继承性和一致性。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传承马克思主义工运理论基础上，结合新时代特征和工会工作实际进行了一系列创新，形成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工人阶级和工会工作的重要论述，成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些重要论述开创性地提出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党的群团工作，最重要的是要保持和增强政治性、先进性、群众性;强调引导职工群众听党话、跟党走，是工会组织的政治责任;首次明确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的科学内涵和重要意义;拓展工会的基本职责，在“维护职工合法权益”基础上增加“竭诚服务职工群众”;指出把握维权与维稳的关系，构建中国特色和谐劳动关系;重视推进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改革和工会改革，等等，把我们党对工运事业和工会工作的规律性认识提升到一个新高度，是推进工运事业和工会工作的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工会坚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工人阶级和工会工作的重要论述作为首要政治任务，结合中央先后部署开展的党内集中学习教育，大规模培训轮训工会干部，持续推进党的创新理论进企业、进车间、进学校、进教材、进头脑，不断巩固了团结奋斗的思想政治基础。
加强理论武装是管根本、保方向的基础工作，理论武装越彻底，理想信念就越坚定，思想就越敏锐，行动就越自觉。历史充分证明，马克思主义是工人阶级的思想武器。工人阶级只有在党的领导下，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武装起来，才能真正担负起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奋斗的历史使命。100年来党领导的工运事业之所以历经风雨不断壮大，就在于党始终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工运理论同我国工人运动的具体实际相结合，形成和发展了符合中国国情、体现时代特点、适应工会实际、反映职工需求的工运理论。工运事业取得的辉煌成就，充分说明党的工运理论的真理性、科学性、时代性、实践性，是指导工运事业和工会工作的正确理论。
新的征程上，面对错综复杂的国际国内形势，更要发挥党的科学理论的根本指导作用。各级工会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工人阶级和工会工作的重要论述作为头等大事和长期的重要政治任务，与党史学习教育相结合，与开展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社会主义发展史宣传教育相结合，在学懂弄通做实、真学真信真用上下功夫，引导工会干部和广大职工把学习成果转化为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实际行动。
三、始终大力推动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方针贯彻落实，充分发挥工人阶级主力军作用
习近平总书记在“七一”重要讲话中指出，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是真正的英雄。中国共产党根基在人民、血脉在人民、力量在人民。100年来，我们取得的一切成就，是中国共产党人、中国人民、中华民族团结奋斗的结果。新的征程上，我们必须紧紧依靠人民创造历史，尊重人民首创精神。工人阶级是推动先进生产力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的根本力量。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以来，始终把工人阶级作为自己最坚实最可靠的阶级基础。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中国工人阶级以独立的姿态登上历史舞台。1921年，中国共产党诞生，作为工人阶级先锋队，带领工人阶级实现了从自在阶级向自为阶级的转变。在革命战争年代，广大工人群众坚决贯彻党的方针，发扬大无畏的革命精神，同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进行针锋相对、不屈不挠的英勇斗争，为夺取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谱写了气壮山河的壮丽篇章。1949年3月，党的七届二中全会明确提出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方针。新中国成立后，工人阶级为迅速医治战争创伤、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确立社会主义制度，加快社会主义建设，建立起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付出了艰苦卓绝的努力，创造了可歌可泣的业绩。在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中，工人阶级坚决拥护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坚定走在时代发展最前列，立足本职、开拓创新，在推动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中充分发挥了工人阶级主力军作用。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鲜明指出，工人阶级是我国的领导阶级，是我国先进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代表，是我们党最坚实最可靠的阶级基础，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主力军。强调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巩固工人阶级的领导阶级地位，充分發挥工人阶级的主力军作用。我们党把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方针贯彻到党和国家政策制定、工作推进全过程，落实到企业生产经营各方面。工人阶级以高度的主人翁使命感和历史责任感，以伟大的创造力量为实现中国梦而奋斗，坚持中国道路，弘扬中国精神，凝聚中国力量，在实现中国梦伟大进程中拼搏奋斗、争创一流、勇攀高峰，为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战脱贫攻坚发挥了主力军作用，用智慧和汗水营造了劳动光荣、知识崇高、人才宝贵、创造伟大的社会风尚，谱写了“中国梦·劳动美”的新篇章。工人阶级自身也历经锻造、千锤百炼，规模不断扩大，思想道德素质不断提高，科学文化和技术技能素质明显提升，利益得到进一步实现，主人翁地位得到加强，社会地位不断提高，涌现出一批劳动模范、大国工匠等闪光群体，奏响了“咱们工人有力量”的时代主旋律。
工人阶级是我国社会中觉悟程度和组织程度最高、掌握现代科学技术知识最多、力量集中而强大的阶级，蕴含着无穷的智慧和力量，永远是克敌制胜、推进事业的力量源泉。历史充分证明，不论时代怎样变迁，不论社会怎样变化，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的方针都不能忘记、不能淡化，工人阶级地位和作用都不容动摇、不容忽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根本上要靠包括工人阶级在内的全体人民的劳动、创造、奉献。
新的征程上，各级工会要进一步推动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方针的贯彻落实，做到在政治上保证、制度上落实、素质上提高、权益上维护。扎实推进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改革，加快打造一支宏大的知识型、技能型、创新型高素质产业工人大军，最大限度凝聚起共同奋斗的力量，为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建功立业。要大力弘扬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深化劳模和工匠人才创新工作室创建工作，讲好劳模故事、讲好劳动故事、讲好工匠故事，营造劳动光荣的社会风尚和精益求精的敬业风气。
四、始终服从服务于党和国家工作大局，团结带领广大职工为完成党的中心任务而奋斗
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以豪迈壮志展望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明前景，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强烈的政治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使命就是召唤，责任就是号令。无论是在血雨腥风的革命战争年代，还是在如火如荼的和平建设时期，为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服务始终是工会组织的价值所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工会按照党的工运策略，提高工人阶级的政治觉悟，动员工人群众开展各种形式的斗争，为实现民族独立、人民解放而奋斗。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工会动员广大职工坚决响应党的号召，按照党的总路线、总任务和“以生产为中心，生产、生活、教育三位一体”的工会工作方针，参与企业管理，开展以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为中心的增产节约运动等，为建立和巩固人民当家作主的新政权、建立起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积极发挥作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工会积极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劳动关系和职工队伍状况的变化，正确把握自身所处的历史方位，团结广大职工在党和国家工作大局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进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服务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是党的群团工作的主线，服务群众是群团组织的职责。强调群团组织既要围绕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搞好“公转”，又要聚焦服务群众搞好“自转”，做到“顶天立地”。顶天，就是着眼党和国家工作大局，在大局下思考，在大局下行动。立地，就是立足职责定位、立足所联系的群众，寻找工作结合点和着力点，为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提供支持。工会牢牢抓住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奋斗的时代主题，把推动科学发展、实现稳中求进作为发挥作用的主战场，把做好新形势下职工群众工作、调动职工积极性和创造性作为中心任务，把引导职工群众听党话跟党走、巩固党执政的阶级基础和群众基础作为政治责任，切实维护职工群众权益，竭诚为职工群众服务，不断焕发工会组织的生机活力。
历史充分证明，党在不同历史时期确定的奋斗目标、中心任务以及为实现这一目标任务所制定的路线纲领、大政方针、战略部署和重大决策，是决定民族命运、国家前途的大局。工会工作与党领导的伟大事业紧密相联，必须根据党的中心工作的变化及时调整工作思路、工作重点，把党的纲领作为自己的纲领，把党的奋斗目标作为自己的奋斗目标，自觉服从大局、坚决维护大局，团结动员职工群众为完成党的中心任务献计出力。
新的征程上，各级工会要牢牢把握我国工人运动时代主题，围绕进入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聚焦“十四五”时期国家重大战略、重大工程、重大项目、重点产业，广泛深入持久开展各种形式的劳动和技能竞赛，充分调动广大职工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踊跃投身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伟大实践。要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工会发展道路，保持战略定力，不断深化对劳动关系发展规律、工人阶级队伍发展规律、工人运动和工会工作发展规律的认识，努力使这条道路越走越宽广 。
五、始终把维权服务作为立身之本，着力提升职工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习近平总书记在“七一”重要讲话中强调，要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着力解决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和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推动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这些重要论述，重申了我们党的根本政治立场和根本价值追求，彰显了我们党初心不改、宗旨不变、立场不移的政治本色。工会要赢得职工群众的信赖和支持，就必须把维护职工合法权益、竭诚为职工群众服务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1920年，上海的共产党早期组织组织建立的上海机器工会，以“谋本会会员的利益、除本会会员的痛苦”为宗旨。1925年，中国共产党发起召开的第二次全国劳动大会通过《中华全国总工会总章》，开宗明义规定：“本会以团结全国工人，图谋工人福利为宗旨”。1949年7月，新中国成立前夕召开的全国工会工作会议提出，工会工作的民主化成为密切联系群众的根本问题，工会必须切实关心工人的日常生活，如果工会不这样，便会发生脱离群众的危险，丧失作为群众组织的作用。新中国成立后，保护职工的物质利益和民主权利成为工会组织的重要任务。1953年5月，刘少奇同志在中国工会七大致词中指出，“我们还必须经常地、密切地关心工人群众的生活状况，在增加生产的基础上，按照必要与可能逐步改善工人的物質与文化生活和工人的工作条件”。改革开放初期，1978年，邓小平同志在中国工会九大致词中指出：“工会组织都必须密切联系群众，使广大工人都感到工会确实是工人自己的组织，是工人信得过的、能替工人说话和办事的组织。”继1992年《工会法》提出“工会在维护全国人民总体利益的同时，维护职工的合法权益”，1994年全总十二届二次执委会议提出工会工作总体思路，明确维护是工会的基本职责，从理论上回答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工会维权的客观必然性问题。2001年，“维护职工合法权益是工会的基本职责”写入了《工会法》。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对做好职工维权服务工作、满足广大职工对美好生活的向往高度重视，对职工群众的工作生活十分关心，每次赴地方和基层考察，都要看望一线职工和劳模，百忙之中给中国劳动关系学院劳模本科班学员、郑州圆方集团全体职工回信，向广大劳动群众致以“五一”节日的祝贺慰问等。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密切联系群众是群团组织建设的永恒主题。离开了群众性，群团组织就容易走向官僚化、空壳化。工会是做群众工作的，在坚持党的群众路线、密切联系职工群众方面要作表率，把群众路线作为工会工作的生命线和根本工作路线。2018年，中国工会十七大通过的《中国工会章程》，将中国工会的基本职责由“维护职工合法权益”增加了“竭诚服务职工群众”内容，明确了中国工会以忠诚党的事业、竭诚服务职工为己任。各级工会高举维护职工合法权益的旗帜，围绕职工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开展工作，叫响做实“职工有困难找工会”，不断增强维权意识，提升服务效能，以维权服务的成效打动人心、温暖人心、凝聚人心、赢得人心。发挥全国3500个县级以上工会帮扶中心和16万个基层工会帮扶站点的作用，有效架起了一座党和困难职工群众的“连心桥”。截至2020年底，工会建档立卡的549.87万户城市困难职工家庭全部解困脱困，解困脱困目标任务如期实现，全体职工同步迈入全面小康社会。
历史充分证明，保障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群众的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权益是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根本要求，是党和国家一切工作的根本基点，也是发挥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群众积极性创造性的根本途径。工会是党领导的职工群众组织，为职工群众服务是工会的天然属性和生命线。工会最大的优势是密切联系职工群众，最大的危险是脱离职工群众。哪里的职工合法权益受到侵害，哪里的工会就要站出来说话。工会只有履行好维权服务基本职责，才能充分发挥党联系职工的桥梁纽带作用，把职工群众最广泛最紧密地团结在党的周围。
新的征程上，工会要坚持以职工为中心的工作导向，切实维护职工劳动经济权益，加大对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产业转型升级过程中职工就业、收入分配、社会保障、劳动安全卫生等权益的维护力度，加强货车司机、网约车司机、快递员、外卖配送员等新就业形态群体的权益保障。要积极推动构建和谐劳动关系，促进构建和谐劳动关系评估机制、协调机制等建设，推动建立规范有序、公正合理、互利共赢、和谐稳定的劳动关系。要做实服务职工工作，健全困难职工家庭常态化帮扶机制，巩固拓展城市困难职工解困脱困成果，不断提升职工生活品质，继续叫响做实送温暖、金秋助学、阳光就业、职工医疗互助、工会法律援助、关爱农民工子女等品牌，加强“劳动者港湾”、爱心驿站等工会户外劳动者服务站点建设，推进智慧工会建设，着力解决职工群众急难愁盼问题，把党和政府的关心关怀送到职工群众心坎上。
六、始终推动工会工作改革创新，不断增强工会组织吸引力凝聚力战斗力
习近平总书记在“七一”重要讲话中指出，勇于自我革命是中国共产党区别于其他政党的显著标志。我们党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始终保持自我革命精神，不断实现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在革命、建设和改革各个时期，中国工会始终坚定紧跟党的步伐，与时俱进改进工会组织原则、管理体制、运行机制、活动方式、工作方法，改革创新成为工运事业和工会工作的鲜明特色。中国工会九大之后，全总着力恢复和健全工会组织领导体系。1982年全总进行了机构改革，其核心是精简机构、提高办事效率、密切联系群众。1988年9月，全总十届六次执委会议审议通过《工会改革的基本设想》，确定了工会改革的基本框架。1995年3月，中办印发《全国总工会机关机构改革方案》，围绕调整和精简产业工会机构、明确政事职能分开、推进事业单位改革等，建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要求、符合工会组织特点的管理体制和机构设置。2010年2月，全总十五届三次执委会议通过《关于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工会自身建设的决定》，研究和解决工会自身建设中带有战略性的重大问题。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包括工会在内的群团组织的改革创新，亲自出席中国工会十六大和十七大、全国劳模大会等重要会议，两次同全国总工会新一届领导班子成员集体谈话，作出一系列重要指示，为群团改革指方向、定方针、交任务、提要求，提出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党的群团工作，最重要的是要保持和增強政治性、先进性、群众性，强调要自觉运用改革精神谋划推进工会工作，坚持和完善自觉接受党的领导制度、发挥工人阶级主力军作用制度、强化职工思想政治引领制度、劳动关系协调机制等，健全联系广泛、服务职工的工会工作体系，努力提高工会工作能力和水平，让职工群众真正感受到工会是职工之家、工会干部是最可信赖的娘家人、贴心人。2015年，党中央决定在全总开展中央群团机关改革试点，11月9日，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十八次会议，审议并原则同意《全国总工会改革试点方案》。2017年2月6日，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三十二次会议，听取了全国总工会、上海市、重庆市群团改革试点工作总结报告，充分肯定试点工作取得的明显成效，明确要求要继续在建机制、强功能、增实效上下功夫，巩固改革成果;8月22日，习近平总书记对群团改革工作作出重要指示。2018年，党的十九届三中全会作出了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的重大决策，指出要构建联系广泛、服务群众的群团工作体系，增强团结教育、维护权益、服务群众功能。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中国工会覆盖面日益扩大、组织体系不断健全，从第一次全国劳动大会的110多个工会组织、34万名会员，发展壮大到目前的250多万个基层组织、近3亿会员，成为世界上会员人数最多、组织规模最大的工会组织。
历史充分证明，改革创新是时代发展的最强音，也是工运事业蓬勃发展的不竭动力。工会工作与社会变革、劳动经济关系的调整变化、职工群众的现实诉求息息相关，只有自觉运用改革精神谋划工会工作，才能把工会组织建设得更加充满活力、更加坚强有力，才能确保工运事业始终与党和国家事业同步前进。
新的征程上，各级工会要不断加强基层工会建设，树立落实到基层、落实靠基层理念，把力量和资源向基层倾斜投放，使基层工会真正建起来、转起来、活起来。要强化工会干部队伍建设，不断提高做群众工作的本领，完善联系职工群众的制度机制，以工会干部赴基层蹲点为牵引，引导工会干部经常深入基层一线、密切联系职工群众、加强调查研究、推动解决问题，让职工群众真正感受到工会是职工之家，工会干部是职工最可信赖的娘家人、贴心人。
以史为鉴、开创未来。工会必须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结合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工人阶级和工会工作的重要论述，深刻把握100年来党领导工运事业取得的成就、经验及启示，从中汲取继续前行的智慧与力量，团结引导广大职工满怀豪情地踏上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新征程，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作者：全国总工会课题调研组
摘 要：作为档案学理论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档案利用理论研究一直是我国档案学界关注的重点和热点。本文梳理了当代中国档案利用理论研究所取得的一系列成就，并指出现阶段我国档案利用理论研究所面临的诸多挑战，在此基础上，提出进一步完善我国档案利用理论研究的优化路径。
关键词：档案利用理论研究;成就;挑战;优化路径
档案利用是指从事社会实践活动的主体根据需求，通过对档案信息资源这一客体的检索、查询，获取相关档案信息，进行阅读、研究、应用和反馈的动态过程[1]。
档案利用理论是客观反映这一动态过程并经过档案利用工作实践检验和证明的理性认识，能够准确揭示档案利用工作实践的本质及其规律，其研究任务是全面探究我国档案利用实践的本质，总结我国档案利用实践工作蕴含的规律，形成关于我国档案利用工作实践的科学理论、原则、技术和方法，以便指导我国档案利用工作实践，为档案用户服务。当代中国档案利用理论研究经历了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形成到逐步发展的历程，取得了一系列成就，在新时代也面临着新的挑战，需要进一步探索档案利用理论研究的优化路径。
1 当代中国档案利用理论研究的历史递嬗
自20世纪50年代中期以来，当代中国档案利用理论研究整体上保持着不断向前发展的态势。根据其不同时期的不同特点，可将当代中国档案利用理论研究的发展脉络大致分为四个阶段[2]，分别为：
1.1 第一阶段是20世纪50年代中期到60年代初期，我国档案利用理论的形成与初步发展阶段。自1950年以来，苏联档案工作的先进理论和经验就在我国传播[3]，对我国档案事业的发展和档案学理论的建构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档案工作》杂志相继刊载了姆·斯·谢列滋涅夫[4]的《苏联档案工作的理论与实践》，格·伊·沃尔钦科夫[5]的《苏联档案机关利用文件材料的工作经验》以及费·依·沙洛诺夫[6]的《更好地利用技术档案财富》等论文，将苏联关于档案利用工作的经验推广至中国，为我国档案利用理论的萌芽与初步发展奠定了思想基础。
1956年4月16日，国务院颁布了《关于加强国家档案工作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认为：“档案工作的任务就是要在统一管理国家档案的原则下建立国家档案制度，科学地管理这些档案，以便于国家机关工作和科学研究工作的利用”。该《决定》明确提出档案工作的最终任务是“利用”，从而开启了我国政府建设全国档案利用事业的新篇章，围绕《决定》而颁发的各类政策文本为我国档案利用理論的形成与初步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驱动力。
1954年，国家档案局成立以来，各级各类档案馆和国家档案事业行政管理机关开始普遍建立，“在我国掀起了社会主义革命的高潮……对全国档案建设的全面规划问题已经提到议事日程上来了”[7]。档案利用工作实践也迎来全新的发展机遇，“不仅科学研究机关和高等院校利用它，国家党政机关也利用它”[8]。国家档案局及其他机关单位举办了各级各类秘书工作会议或者档案工作会议探讨如何开展档案利用工作。比如，1958年4月的“四月会议”提出了档案工作“以利用为纲，为社会主义建设与革命服务”的口号，再如，1959年6月，国家档案局召开的全国档案资料工作先进经验交流会议制定了新的档案工作方针是：“进一步提高档案工作水平，积极开展档案资料的利用工作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一系列关于档案工作的方针路线不仅为全国档案利用工作实践提供了指导，而且进一步提高了档案界对中国档案利用理论研究的关注度。
由此可见，苏联档案利用工作的先进理论和经验为我国档案利用理论的创建提供了借鉴作用，建国初期我国档案利用工作实践的发展也推动了档案学界对当代中国档案利用理论进行有益的探索。1959年4月，吴宝康教授发表了《论当前档案工作方针的正确性》一文，运用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的基本原理来对我国档案利用领域开展学术探索。1960年，《档案工作》刊登了吴景周[9]编写的《档案工作基本知识讲话(初稿) 》，其中第八讲“档案的利用工作”全面阐述了我国档案利用工作的内容、原则、方法以及形式等。
1961年9月，吴宝康教授向会议发表的《关于档案工作矛盾问题的探讨——学习毛泽东同志的<矛盾论>笔记》，提出档案文件收藏和供用之间的矛盾是档案工作的基本矛盾。1962年，中国人民大学出版了新中国成立以来的第一部《档案管理学》，该书由陈兆祦教授主编，详细探讨了我国档案利用理论的基本问题，其中，最突出的贡献是对档案利用概念的分析和阐述。上述学术成果标志着当代中国档案利用理论初步建立，它们宣告着当代中国档案利用理论的诞生。
1.2 第二阶段是20世纪60年代初至70年代末，我国档案利用理论研究的停滞与倒退阶段。这一阶段，尤其是十年“文革”期間，全国档案工作管理体制被否定，以国家档案局为核心的各类档案机构遭到改组或者撤销，“四月会议”所提出的“以利用为纲”思想被认为是修正主义，各项档案规章制度形同虚设，成为“一纸空文”，以国家档案局局长曾三、副局长裴桐和中国人民大学档案系主任吴宝康等为代表的部分档案界知名人士甚至被打成“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各类珍贵的档案财富受到了不可逆的破坏，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歪曲利用档案的现象屡屡发生……全国档案事业的各项业务工作陷入“瘫痪”状态，档案利用工作基本停顿[10]，仅有的工作也是为“文革”而服务，当代中国档案利用理论也随之遭受到了不应有的批判和否定，陷入停滞与倒退阶段。
1.3 第三阶段是20世纪80年代至21世纪初，我国档案利用理论研究的恢复与重生阶段。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在党中央各级领导和广大档案工作者的共同努力下，全国档案工作经过恢复和整顿后得到了迅速发展，我国档案利用事业也焕发出新的活力，以吴宝康为代表的老一辈档案学者开始反思“文革”对当代中国档案利用理论与实践产生的影响，重申“以利用为纲”这一理论核心，相继撰文为其正名，如吴宝康[11]的《关于“以利用为纲”的问题》、陈兆祦[12]的《“以利用为纲”是修正主义的吗?》、李凤楼[13]的《档案工作的性质与档案的利用问题》、和宝荣[14]的《从利用工作谈档案战线上的拨乱反正》等，从而推动了当代中国档案利用理论研究的“拨乱反正”。
各级各类档案工作会议的召开为新阶段我国档案利用工作实践制定了全新的指导思想和方针，使得当代中国档案利用理论研究也取得飞跃性的突破。比如，1979年中国人民大学档案系召开的档案工作路线是非座谈会，这次会议重新提出档案利用工作是档案工作中心的思想，使得“档案利用”成为我国档案学界最为关注的学术课题之一。1980年，国家档案局在北京召开的省级以上档案馆工作会议正式作出了关于开放历史档案的决定，全国继而掀起一阵利用档案的热潮，这是对我国档案利用理论研究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事件。
特别值得关注的是，1987年，全国人大常委会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档案法》，并为有关档案公布和利用的规定单独设置了一个章节，从而确立了我国档案利用工作的法律地位，这对于当代中国档案利用理论研究的恢复发展是一个具有历史意义的转折点。
随着改革开放政策全面推行，我国档案学界的国际学术交流日益频繁，欧美档案工作实践与理论的传入对我国档案学的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如“普遍利用”概念、档案价值理论等，一批优秀的西方档案学著作或论文在国内翻译传播，对我国档案利用理论研究的恢复与发展产生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在此阶段，我国档案学界对档案利用理论的研究热情日益高涨，档案利用理论的研究范围拓宽，学术成果的质量和数量有所提升。1986年，吴宝康教授在上海学术会上作的报告《建设档案利用理论，丰富发展档案科学》中首次明确提出建设档案利用理论的重要意义，拉开了我国档案界对档案利用问题及档案利用信息反馈问题研究的序幕[15]。
1989年5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了邓绍兴、陈智为两位教授主编的《档案管理学》高校文科教材，为丰富和发展我国档案利用理论研究作出了极为重要的贡献。罗辉编著的《档案信息开发与利用》是对我国档案利用理论进行大胆探索和认真梳理的尝试。2001 年 3 月，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了刘耿生教授编著的《档案开发与利用教程》对我国档案利用理论研究的发展起到了进一步丰富和完善的作用。自此，我国的档案利用理论体系日臻成熟、完善，并逐步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档案利用理论体系。
1.4 第四阶段是2012年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档案利用理论研究的转型与升级阶段。自2012年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档案利用理论研究完成了恢复与重生，向着转型与升级阶段迈进。档案与社会互动的深化推动档案社会化研究趋势逐步显著[16]，新一轮的大部制改革催生了“局馆分设”的档案管理体制，文化强国战略加速形成了档案文化建设新格局，社会的信息化进程和数字转型速度不断加快，传统的档案利用模式正逐步被网络化、数字化和智能化的档案服务所取代……这些均对当代中国档案利用理论的发展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使其被赋予了新的时代特征和历史使命。
在社会变革和时代更替的大背景下，已有的档案利用理论与当代中国档案利用工作实践之间不匹配的矛盾日益凸显，档案利用理论研究形态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档案利用理论研究对象更加复杂、研究主体更加多元，档案利用理论的研究方法更加多样，形成了四大集群：围绕档案利用理论转型和升级展开的基础理论研究群、围绕档案新技术应用而展开的应用实践研究群、围绕档案信息资源共建共享而形成的客体研究群以及围绕档案信息用户和档案机构而聚集的主体研究群，涉及档案服务社会化研究、档案利用数字化研究、重要文献遗产开发利用研究、民生档案研究、政府信息公开研究、档案网站研究等诸多方面。
从整体上来看，人文、管理、技术成为我国档案学的三大研究取向[17]，当代中国档案利用理论作为档案学理论的重要分支，同样存在管理主义、技术主义和人文主义协同发展的局面，管理学视角下的档案利用理论研究始终保持着稳定的热度，技术主义等成为档案利用领域的研究热点，而人文主义在档案利用理论研究中有了新的发展。
2 当代中国档案利用理论研究取得的成就
2.1 我国档案利用理论研究已经成为档案学理论研究的重要分支之一。我国档案学理论也可以分为档案收集理论、档案整理理论、档案分类理论、档案鉴定理论、档案保护理论、档案文件编纂理论、档案开发利用理论等等，虽然这些理论的研究侧重点有所不同，但都是对档案管理过程不同环节的深度研究，档案利用理论上述理论相互支撑，相互链接，共同构成我国档案学理论体系，推动我国档案学理论的良性发展。现阶段，我国档案利用理论研究已经成为档案学理论研究的重要分支之一。
一方面，现阶段，我国档案利用理论的研究领域不断得到拓展，理论体系日益完善，在自身的更新与发展中不断吸收、借鉴其他学科或者本学科其他分支理论的新思想、新技术、新方法为己所用，为复杂的档案利用现象提供因果解释和抽象概括，不断深入开展学科归属、研究对象、概念建构、研究范式和研究方法等问题的探究，涌现了一大批兼具理论性和实践性的高水平学术论文、学术专著等，充分彰显了我国档案利用理论研究的社会价值和学术意义，也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我国档案学基础理论体系。
另一方面，我国档案利用理论研究对相关问题展开持续性跟踪研究，探寻我国档案利用现象所蕴含的更为深刻的客观规律，使研究成果呈现出明显“向深走”研究特征，为优化当代中国档案利用理论体系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2.2 涌现了一批关于档案利用理论研究的学术成果。近年来，一批关于档案利用理论研究的学术专著、学术论文相继问世，多角度、多层次、全方位地展现了我国档案利用理论研究领域的整体态势：
一是从宏观视角来开展档案利用理论研究。比如，新世纪以来，本人围绕档案利用先后发表的《论我国档案利用理论的形成与发展》《论影响我国档案利用的因素》《“互联网+”时代我国档案利用的特点》《论新世纪以来我国档案利用理论的发展—基于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的统计分析》等研究论文，则形成了对我国档案利用理论的系统性研究。2020年12月，本人又出版了学术专著《当代中国档案利用理论与实践研究》，从宏观视角全面梳理了我国档案利用理论与实践的发展脉络，深度剖析了当代中国档案利用实践的现象与本质，丰富了我国档案学理论研究的内容，为当代中国档案利用工作实践提供了科学的理论指导[18]。二是从微观视角深入开展档案利用理论研究的，涵盖了诸如数字档案馆、智慧档案馆、档案网站、档案人才等在内的档案开发主体研究、档案利用主体(潜在和显在的档案用户)研究、档案利用客体(档案信息资源及其内容)研究以及影响档案利用理论与实践发展的外在政治、经济、文化、技术环境研究。
以档案用户需求研究为例，涉及档案用户需求调研、需求规律、需求领域、服务模式[19]、需求特点等，代表性研究成果有周林兴的[20]《以公众需求为导向的档案信息资源规划探讨》、张卫东[21]《档案用户需求驱动的个性化服务模式研究》、马仁杰[22]的《社交媒体服务模式下的档案用户需求研究》、孙大东[23]的《基于用户需求的高校档案利用工作研究——以陕西师范大学档案馆为个案》、王运彬[24]的《基于客观环境的档案用户需求变化规律研究》等等。
2.3 我国已经形成了一支较为稳定的档案利用理论研究队伍。人是开展档案利用理论研究活动中最积极、活跃的因素，是当代中国档案利用理论研究的支柱。当代中国档案利用理论研究队伍的来源主要包括：一类是偏理论型的高等院校档案学专业的师生，具有扎实的专业知识基础，理论功底深厚，整体文化素养较高，如中国人民大学、上海大学、郑州大学、吉林大学、安徽大学、苏州大学等;另一类是处于档案工作实践一线的专兼职档案工作人员，他们具有丰富的档案工作实践经验，所提出的档案利用工作实践优化策略具有较强的针对性和可行性。
随着我国档案利用理论研究的深入开展，国内已经形成了一支由专家、学者、专兼职档案工作人员以及档案管理部门和各级档案学会组成的相对稳定的档案利用理论研究队伍[25]。
一方面，我国档案利用理论研究队伍中存在着一批基础理论扎实的研究者，以曾三、裴桐、吴宝康为代表的老一代档案学者奠定了我国档案利用理论研究的基础。另一方面，我国档案利用理论研究队伍中中坚力量和后起之秀不断涌现，其中，陈永生、马仁杰、陈忠海、刘永、黄霄羽、周林兴、常大伟等学者成为现阶段我国档案利用理论研究的优秀代表，推动我国档案利用理论研究向纵深发展。除此之外，我国档案利用理论研究队伍中的后备力量不断得到充实，档案学学硕、博士和博士后作为档案利用理论研究的后备军，蕴含着很大的科研潜力，具有较强的创新意识和创新能力。中国人民大学、武汉大学、南京大学、中山大学、吉林大学、郑州大学、上海大学、安徽大学、云南大学等每年都培养出大批优秀的档案学硕士、博士毕业生。
据冯惠玲等人统计，仅“十三五”期间，国内开设档案学专业的高校共培养硕士生1548名，博士生137名，招生数量和人才培养规模稳中有升[26]，档案学研究生教育体系的建立与完善为我国档案利用理论研究提供了源源不断的人才资源。
2.4 国家社科基金关于档案利用理论研究的立项日益增加，资助力度不断加大。国家社科基金资助项目代表着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权威水平，严格的评审程序和权威的鉴定结果使得所立项目的研究成果具有显著的学术导向性和权威性。我国档案利用理论研究一直是档案界长期关注的重点。
一方面，关于我国档案利用理论研究的国家社科基金立项总数逐年增加，重大项目和重点项目也都有所突破，进入新世纪以来，国家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关于我国档案利用理论与实践研究的立项总数91项，其中，重大项目2项、重点项目4项、一般项目57项、青年项目23项、西部项目4项、成果文库1项，立项项目内容几乎覆盖了我国档案利用理論研究范畴的各个方面，并取得了一批较高质量的研究成果，为我国档案利用理论研究的深化奠定了较为扎实的理论基础;
另一方面，关于我国档案利用理论研究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资助力度逐渐增加。随着国家对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越来越重视，关于我国档案利用理论研究的国家社科基金立项项目的资助力度大体上呈现逐年上升的趋势。以本人主持完成的3项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为例，1998年立项的《现代档案利用的障碍与对策》的资助金额是3.3万元，2005年立项的《社会转型期档案信息化与档案信息伦理建设研究》的资助金额是6.5万元，2015年立项的《当代中国档案利用理论与实践研究》的资助金额则攀升至20万元，相较于前两个项目增幅较大。国家社科基金项目资助力度的增加为我国档案利用理论体系的构建与完善提供了良好的物质条件。
3 当代中国档案利用理论研究面临的挑战
3.1 当代中国档案利用理论已有研究成果虽数量丰富但深度不够。纵观当代中国档案利用理论的发展历程，已有的档案利用理论研究成果虽然数量丰富，但是深度不足，或多或少地呈现出“跟风式”，甚至“重复式”的研究状态，尚未真正跨越分散的、个体的、自发的研究阶段，表现为一篇篇孤立的学术论文或一个个不相关联的政策文本，研究议题呈现出碎片化、内卷化的特征，继承性和延续性不够，部分档案利用理论研究成果仍然停留在就事论事的研究表层，尚没有形成规范化、权威化、体系化的研究结论。此外，当代中国档案利用理论的相关成果并非真正根植于我国档案利用工作实践的需求，对档案利用工作实践的实质性导向作用并没有因为实证研究类论文的激增而增强多少，现有的档案利用理论难以较好地解释和预测我国档案利用工作中出现的种种现象和问题。
同时，我国档案利用理论研究中移植成分较多，较多地借鉴了国外档案利用理论成果，甚至存在生搬硬套的情况，并没有真正地同当代中国的档情和国情相结合，对中国档案利用工作实践规律的总结不够深刻。比如，2000年第14届国际档案大会提出的“档案休闲利用”是否真正适合中国档案利用工作实际，“休闲利用”能否成为实现我国档案信息资源价值的方式等，我们是持保留意见的。
3.2 当代中国档案利用理论已有的研究成果難以应对新技术的挑战。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科学院和中国工程院两院院士大会上指出：“‘互联网+’时代，以人工智能、量子信息、移动通信、物联网、区块链为代表的新一代信息技术加速突破应用，世界正在进入以信息产业为主导的经济发展时期”[27]。
国家实施信息化发展战略，档案数字化、智能化水平在不断提高，信息技术的发展为我国档案利用工作实践带来契机，这引发了我国档案利用理论研究者的关注和思考，随之涌现出的研究成果为应用信息技术优化我国档案利用工作实践提供了指导。从技术视角研究档案利用工作实践的学术论文、学术著作不胜枚举，区块链、人工智能、A/VR技术、量子保密等信息技术的出现都引起了相关研究的高潮，但是，大多数学术论文都遵循着“具体技术介绍—技术应用可行性—技术应用设想”的逻辑路线，在技术应用设想部分并没有将信息技术的实际应用场景与档案利用具体业务有机结合。
同时，部分档案利用理论研究者对信息技术的认识存在局限性，忽视了档案信息资源所具备的人文因素和社会因素，过分突出了信息技术的作用，不能正确认识信息技术的工具属性，导致部分档案利用理论研究成果基础不扎实，内容不切实，成为缺乏现实指导意义的“镜中月，水中花”。
3.3 当代中国档案利用理论的已有研究成果国际影响力不够。我国档案利用理论深受苏联和欧美国家的影响，借助国外档案利用理论的研究思路、方法来分析、解决我国档案利用工作实践问题已经成为我国档案利用理论研究者的“习惯性”思维，大量引入国外的档案利用理论指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下的档案利用工作实践，致使我国档案利用理论研究者争取国际话语权的主动意识整体上比较薄弱。同时，我国参加国际性档案学术研究项目的档案学者总体上偏少，对外开展学术交流的能力整体较为薄弱，缺乏国际学术视野，因此，我国至今没有出现具有国际影响力的高水平档案利用理论研究者。
特别值得指出的是，我国档案学类期刊遵循着“中国机构+中国出版商”的发行模式，导致其海外发行渠道不够畅通，发行范围比较窄，从而陷入一种“影响因子低——无法刊登国外权威档案学者的最新研究成果——影响因子更低”的恶性循环。根据统计，2010年1月至2021年11月《档案学通讯》《档案学研究》两大权威期刊共发表学术论文3102篇，但是仅《档案学研究》有2篇学术论文来自国外档案学者，一篇是Emna Chikhaoui、Jawahitha Sarabdeen、Rehana Parveen等所写的《沙特阿拉伯电子医疗云利用中的隐私和安全问题研究(英文)》[28]，另一篇是Yusmazy Md Yusup、Umi Asma' Mokhtar和Zawiyah M.Yusof等所写的《马来西亚数字政府信息获取影响因素研究(英文)》[29]，占比仅为0.064%，可见，我国档案学期刊在国际档案界的认同度较低，中国档案利用理论研究成果想要“走出去”还需要档案学界付出更多的努力。
此外，我国档案学界相关学术会议的国际影响力不够。目前，我国档案学界比较有影响力的学术会议包括全国档案工作者学术年会、档案学基础理论学术委员会学术年会、全国青年档案工作者学术论坛、中国档案学博士论坛、全国高校青年档案学者学术论坛、中国电子文件管理论坛、中国档案职业发展论坛等，但是上述会议基本没有国外档案学者的身影，这显然不利于我国最新的档案利用理论研究成果走出国门，走向世界。
4 当代中国档案利用理论研究的优化路径
4.1 继承并创新原有档案利用理论有效的研究方法。新时代，我国档案利用理论的研究对象更加复杂，档案学界需要继承已有的档案利用理论研究方法并根据新时代变化了的形势对其进行创新。档案利用理论研究所需数据、资料的获取、整理、统计、分析需要从人工向软件、算法转变，从单一线下方式向线上线下协同方式转化。比如，在数据收集阶段，传统问卷调查法的调查范围小，工作量大，所得数据、资料往往全面性不够，而网络调查的出现可以不受时空限制，受众范围广，调查结果的客观性和准确性也得到最大程度的保障;再如，在成果表达阶段，最初，相关论文或专著基本是“纯文字”的单一表述，至多辅以条形图、折线图、饼图等简单的二维图表，无法展现出研究成果之间深层次的逻辑关系或者因果关系。
随着数据可视化技术的发展，以知识图谱为代表的可视化表达方式逐渐成为众多学者阐释理论内在关系的首要选择，能够帮助人们更好的理解和定量地解释科学的结构、亲缘关系和演化规律。不少档案利用理论研究者借助CiteSpace、TDA、Ucinet、VOSviewer、Bibexcel、SPASS、Histcite和WordsmithTool等可视化软件对国内外档案文献和政策文本进行可视化分析，直观、形象地展现了我国档案利用理论的发展脉络、研究进展、前沿热点等，揭示了其呈现出的研究对象复杂化、研究主体多元化、研究方法多样化、研究议题深入化等特征，从而科学地预测我国档案利用理论的发展趋势。
此外，在当前新文科建设的背景下，打破学科壁垒，突破学科边界成为当前社会科学研究的共识。在信息技术和国家战略的双重驱动下，我国档案利用领域涌现出电子文件单套制、档案社会记忆、档案云平台、社群档案等诸多重大课题。但是，这些课题涉及范围广、研究内容复杂，仅依靠档案学一门学科是无法解决的，需要档案学与其他学科全面协同，甚至开展深度融合研究。因此，跨学科研究方法成为我国档案利用理论研究主流趋势[30]，其他学科的渗透可以为档案利用理论研究注入新鲜的血液，实现研究方法的变革与创新。
4.2 将“互联网+”思维融入我国档案利用理论研究活动。“互联网+”思维是互联网思维的一种延伸和深化，其本质是一种思考问题和观察世界的全新角度。“互联网+”时代，我国档案利用工作实践迈入转型与升级阶段，档案利用理论研究者需要运用全新的“互联网+”思维研究和揭示我国档案利用工作实践中的种种现象，并揭示我国档案利用工作实践的本质及其规律，从而构建具有“互联网+”特征的当代中国档案利用理论体系。为了将“互联网+”思维融入我国档案利用理论研究活动，档案利用研究者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努力：
首先，档案利用理论研究者需要将大数据思维融入档案利用理论研究活动中。新时代，大数据技术成为创新理论研究的一种有效的思维方式、研究范式和治理工具。在以往的档案利用理论研究过程中，研究主体习惯于一种简单、線性、静态的思维方式，而大数据技术促使复杂性、整体性、动态性、开放性、生长性的研究思维方式成为习惯;同时，大数据思维的本质其实是一种数理思维，借助数学方法研究档案利用理论发展现状，比如，利用定量研究方法梳理不同时间、区间内我国档案利用理论的主题分布、研究热点以及发展方向等。
其次，档案利用理论研究者需要将开放思维融入档案利用理论研究活动中，“互联网+”的特征之一即为开放性。因此，“互联网+”思维要求我国档案利用理论研究者保持更开放的视角，允许档案利用理论出现新的、变化的可能性，不仅要对我国档案利用实践的新趋势、新现象开放，即档案利用理论的社会渗透性更强，也要对与档案利用理论研究存在直接或间接关系的其他学科开放，包括诸如历史学、管理学、社会学等传统学科和人工智能、数字人文等新兴学科，同时，更要对国外有参考价值的档案利用理论及档案利用工作实践开放[31]，取其精华，去其糟粕。
最后，档案利用理论研究者需要将前瞻性思维融入档案利用理论研究活动中，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要辩证认识和把握国内外大势，加强战略性、系统性、前瞻性研究谋划。”[32]新时代，我国档案利用工作实践瞬息万变，档案利用理论也处在不断演化的过程中。因此，档案利用理论研究者要立足现在、着眼未来，运用预见性眼光和前瞻性思维，根据已有档案利用理论取得的成就、形成的经验、得到的教训，探究档案利用理论的成长规律、演化规律和整合规律，对我国档案利用理论的发展趋势作出科学的预见，以应对未来可能出现的各种危机，从而保证我国档案利用理论的健康发展。
4.3 树立当代中国档案利用理论研究者的学术自信。2016年7月1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大会上明确提出：中国共产党人“坚持不忘初心、继续前进”，就要坚持“四个自信”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33]。档案利用理论研究者坚守“四个自信”与树立学术自信是内在统一的，坚守“四个自信”能够增强其对我国档案利用理论的自信心、认同感和使命感，提高学术自信，坚信只有发端于中国本土，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档案利用理论才能牢牢屹立于国际档案学术之林，坚信中国档案利用理论不仅能回答中国档案利用工作实践自身的问题，也能对回答国际档案界面临的共同性问题做出贡献。
其次，树立学术自信需要强化档案利用理论研究者的学术自觉。档案利用理论研究者研究者对档案利用理论的问题指向、路径选择、发展规律和内在逻辑要有清晰的认知，将该理论与档案学其他理论区分开来，从而增强不照搬西方档案利用理论的自觉，提高档案利用理论与实践相互促进的自觉，强化将坚定的政治信念、科学的思维方法贯穿于理论研究过程的自觉等等，不断发展、强化档案利用理论研究的自觉性，将发展、完善我国档案利用理论转化为个体内在的自觉意识和外在的行为选择，不仅向档案学界同行专家彰显其理论力量，还要向社会公众证明其学术价值，从而大大提高档案利用理论的学术地位。
此外，学术自信是对档案利用理论已有学术成果高度认同的表征。开展档案利用理论研究需要从中华民族漫长积累的档案文化中汲取养分，继承传统档案学术思想的精髓，传播档案学术研究成果，立足中国学术情境，坚持走中国学术道路，保持学术定力，既不会一味效仿西方档案学理论，也不盲目拒斥国外理论发展的先进经验，防止为了刻意建构本土化的档案利用理论，过度强调“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而忽略其理论的普遍指导性。
4.4 档案学界要有使命担当，取得更多档案利用理论原创性成果。当代中国档案利用理论作为在档案利用实践中发展起来的理论体系，具有明显的社会科学属性，当代中国档案利用理论研究者要有使命担当，竭力取得更多档案利用理论原创性成果。在开展档案利用理论研究活动的过程中，一方面，档案利用理论研究者需要以实际问题为导向，发现、挖掘其中的关键问题并提升进一步运用新技术、新方法、新工具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另一方面，档案利用理论研究者需要捕捉档案利用实践中涌现的新问题和新机遇，并对发现的问题进行区分、归纳、提炼与批判，提出解决问题的基本路径，甚至具体措施，从而开辟出新的学术空间。
现阶段，我国智能化、个性化的档案利用模式加速推进，档案与文件、信息、数据等的界限日渐模糊，电子文件单套制战略逐步推行……这些均使得我国档案利用理论的研究内容、对象、方法、范畴等出现了新变化，我国档案利用理论研究者需要深度思考当前学术研究面临的核心问题，即如何创新当代中国档案利用理论以满足新时代档案利用工作实践的新需求与新特点。同时，我国档案事业在党的领导下，坚持“为党管档、为国守史、为民服务”的重要原则，正逐步实现从“国家模式”向“社会模式”的转变。档案界只有密切关注档案利用工作实践发展的新趋势，敏锐地捕捉社会公众对档案信息利用的新诉求，贯彻“以人为本、服务先行、安全第一”的战略思维，方能挖掘出具有较高学术价值的研究内容、研究议题，实现档案利用理论的发展、完善和创新，从而在档案利用领域取得更多原创性成果。
4.5 积极组建全国档案利用理论研究联盟。全国档案利用理论研究联盟是指专家、学者、专兼职档案工作人员以及各级各类档案机构和行业学会等不同研究力量为提升档案利用理论研究的深度和广度，以信息互联互通，资源共建共享、合作共赢的方式所组建的学术组织。从资源依赖理论来看，任何两个或多个组织的联合一方面是为了共同从外部争取更多资源;另一方面，是实现组织之间的资源共享与优势互补，通过互惠互利、各取所需的方式促进彼此的发展[34]。因此，组建档案利用理论研究联盟能够以最小的成本实现学术资源效益的最大化，各学术资源突破了时空限制，由分散、封闭的状态转向积聚、开放，可以有效提高我国档案利用理论研究成果的更新速度，这使得档案利用理论从经验向理论的质变过程大大缩短。
首先，组建全国档案利用理论研究联盟需要做好顶层设计，加强引导。一方面，国家档案行政主管部门需要加强对档案利用理论研究联盟的资金支持，为档案利用理论研究联盟的组建和平稳运行建立良好的物质基础。另一方面，相关部门需要制定科学合理的政策规范，增强各研究力量的合作意识和合作积极性，推动各方力量开展深入且高质量的合作研究，为组建全国档案利用理论研究联盟，发展档案利用理论研究提供政策保障。
其次，要发挥好档案利用理论研究领域部分学者的带头作用，扩大档案利用理论研究联盟在学术界的影响力，吸纳更多更优质的学术力量，优化联盟成员的年龄结构、学历结构和知识结构等等。此外，全国档案利用理论研究联盟需要构建一个完善的管理机制，从而明确诸如学术交流、学术会议、经费使用等相关事项，达到研究联盟平稳高效运行的目标，为推动我国档案利用理论的建构与完善做出应有的贡献。
4.6 加强与国际档案界同行的学术交流与合作，在交流过程中扩大影响力。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提出，要“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和对外话语体系建设，推动中华文化走向世界”[35]。为了扩大我国档案利用理论研究成果的国际影响力，档案界需要学会向国外同行推介中国档案利用理论研究成果，加强与国际档案界同行的学术交流与合作，在交流过程中扩大影响力，在合作中增强我们的自信，提升我国档案利用理论研究水平，讲好中国档案利用理论研究故事，传播中国档案利用理论好声音。
档案学术会议是档案学界交流档案利用领域新理论、传递档案利用领域新动向的重要平台。档案学术会议不能仅仅是国内档案学界的“圈内游戏”，应该积极与国际档案学界对接，积极邀请国外档案学者参与，共同研讨档案利用领域的热点问题。
此外，我国档案学界需要大力鼓励国内档案学者以团体会员或个人会员形式参与国际档案界的各类档案利用研究项目、研究活动和国际档案理事会、国际信息资源管理学会、国际标准化组织、国际图联等国际机构，推动国外档案利用理论与国内档案利用理论研究成果在求同存异基础上相互融合，相互促进，积极向国际档案学界阐述中国档案利用工作实践中的新经验和中国档案利用理论研究的新进展，通过加强国际交流与合作的频次进一步提高我国档案利用理论在国际档案界的地位，并增强我国档案学者在国际档案界中的话语权。
基金项目：本文是安徽大学文科重大科研培育项目“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档案利用理论与实践研究”(项目号：2020ZD003)阶段性成果。
参考文献：
[1]马仁杰著. 当代中国档案利用理论与实践研究[M]. 北京：文史出版社， 2020.
[2]馬仁杰，张胜春.论我国档案利用理论的形成与发展[J].档案学通讯，2002(05)：29-33.
[3]党的全国档案工作会议的意义和我们今后的任务[J].档案工作，1955(S1)：43-45.
[4]姆·斯·谢列滋湼夫.苏联档案工作的理论与实践[J].档案工作，1953(02)：1-10.
[5]格·伊·沃尔欽科夫，群慧.苏联档案机关利用文件材料的工作经验[J].档案工作，1957(05)：26-30.
[6]費·依·沙洛諾夫，苏秀.更好地利用技术档案財富[J].档案工作，1961(05)：17-18.
[7]吴宝康.建国十年来我国档案事业的发展简况[J].档案工作，1959(08)：10-15.
[8]单士魁.第一历史档案館歷年利用档案材料概况[J].档案工作，1957(05)：11.
[9]吴景周.档案工作基本知识讲话(初稿) 第八讲 档案的利用工作[J].档案工作，1960(10)：21-24.
[10]周雪恒主编.中国档案事业史[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4.
[11]吴宝康著;中国人民大学档案系. 档案学理论与历史初探[M]. 1982.10.
[12]陈兆祦.“以利用为纲”是修正主义的吗?[J].档案通讯，1979(01)：8-12
[13]李凤楼.档案工作的性质与档案的利用问题[J].档案通讯，1979(01)：17-21
[14]和宝荣.从利用工作谈档案战线上的拨乱反正[J].档案通讯，1979(02)：5-9
[15]周美玲. 我国综合档案馆档案利用信息反馈机制建设研究[D].福建师范大学，2016.
[16][26]冯惠玲，连志英，曲春梅，周文泓，潘未梅，徐辛酉，李孟秋，王宁.回顾与前瞻：“十三五”档案学科发展调查和“十四五”档案学重点研究领域展望[J].档案学通讯，2021(01)：4-15.
[17]丁华东，张燕.论档案学的三大研究取向及其当代发展[J].档案学通讯，2019(06)：4-10.
[18]马仁杰编著.《当代中国档案利用理论与实践研究》[M]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20.
[19][24]王运彬.近十年来档案用户需求研究综述[J].档案学通讯，2011(01)：66-70.
[20]周林兴，仲雪珊.以公众需求为导向的档案信息资源规划探讨[J].档案学通讯，2012(05)：45-48.
[21]张卫东，王萍.档案用户需求驱动的个性化服务模式研究[J].档案学通讯，2007(02)：82-86.
[22]马仁杰，费燕，王露尧.社交媒体服务模式下的档案用户需求研究[J].山西档案，2016(03)：58-60.
[23]孙大东.基于用户需求的高校档案利用工作研究——以陕西师范大学档案馆为个案[J].档案管理，2011(05)：23-25.
[25]卫秋娇，龚超.新时代高校思想政治工作范式的理论创新[J].学校党建与思想教育，2021(15)：52-55.
[27]新华社. 习近平：在中国科学院第十九次院士大会、中国工程院第十四次院士大会上的讲话[EB/OL]. 2018. http：//www.chinanews.com/gn/2018/05-28/8524739.shtml
[28]Emna Chikhaoui，Jawahitha Sarabdeen，Rehana Parveen.沙特阿拉伯电子医疗云利用中的隐私和安全问题研究(英文)[J].档案学研究，2017(S1)：35-48.
[29]Yusmazy Md Yusup，Umi Asma' Mokhtar，Zawiyah M.Yusof.马来西亚数字政府信息获取影响因素研究(英文)[J].档案学研究，2017(S1)：76-83.
[30]李霞.档案学跨学科研究的发展[D].合肥：安徽大学，2012.
[31]毛丽娜.习近平外交思想中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思维[J].党建，2019(02)：37-38.
[32]习近平.在全国抗击新冠肺炎疫情表彰大会上的讲话[M].北京：人民出版社2020：26.
[33]習近平.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N]. 人民日报，2016-07-02(002).
[34]刘堃.“双一流”建设背景下高校联盟的特点、动因与展望[J].黑龙江高教研究，2020，38(06)：1-5.
[35]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143.
(作者单位：安徽大学 来稿日期：2021-10-20)
作者：马仁杰 许茹
中国所受的屈辱
一.南京条约 1842年8月 英国
主要内容
1.割香港岛给英国
2.赔款2100万银元
3.开放广州、厦门、福州、宁波、上海五处为通商口岸
4.中国海关收取英商进出口货物的关税税率要与英方商定
影响
1.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开端
2.主要矛盾由地主阶级与农民阶级的矛盾，转化为外国资本主义与中华民族的矛盾，封建主义与人民大众的矛盾
3.外国资本主义与中华民族的矛盾成为最主要的矛盾
4.中国人民从此肩负起反对外国资本主义侵略和本国封建统治的双重革命任务 5.中国进入了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
二.五口通商章程和虎门条约 1844年 英国
主要内容
从中攫取领事裁判权、片面最惠国待遇和在通商口岸租赁土地房屋拘留等特权
三.望厦条约和黄埔条约 1844年 美国和法国
主要内容
取得更多的侵略权益
四.天津条约 1858年夏 俄美英法
主要内容
1.外国公使进驻北京
2.增开沿海沿江是10处商口岸
3.外国军舰商船可以在长江各口岸通航
4.外国人可以到中国内地游历、通商、传教
5.清政府赔偿英法两国经费各200万两白银，赔常英商损失200万两白银
五.北京条约1860年俄国至19世纪80年代侵占中国东北和西北150多万平方千米的领土
主要内容
1.清政府承认天津条约有效
2.增开天津为商埠
3.割九龙司地方一区给英国
4.对英法两国的赔款各增至800万两白银
六.天津条与北京条约的共同影响
清政府开始被列强控制，中外反动势力公开勾结，共同镇压中国人民的反抗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化的程度加深了
七.马关条约 1895年4月日本
主要内容
1.割辽东半岛、台湾及其附属岛屿、澎湖列岛给日本
2.赔偿日本军费2亿两白银
3.开放沙市/重庆/苏州/杭州为商埠,日本轮船可以沿内河驶入以上各口岸
4.日本可以在华通商口岸投资设厂，产品运销中国内地免收内地税
影响
1.中国的领土和主权再一步遭受受严重损失
2.此后帝国主义争相在中国划分势力范围，掀起瓜分中国的狂潮
3.迫使清政府不得不向列强进行政治大借款
4.新通商口案的开辟使外国侵略势力进一步深入中国内地
5.允许日本在华投资办厂，拓展了其对华资本输出的途径，严重阻碍了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
6.中国社会半殖民地化的程度大大加深 八.辛丑条约 1901年9月 英美俄日法德意奥
主要内容
1.清政府向各国赔偿白银4.5亿两，分39年还清，本息共计9.8亿两
2.赔偿以中国的关税和盐税做抵押,中国的税收在更大程度上受到外国控制 3.在北京东交民巷设立“使馆界”，届内不许中国人居住，各地驻兵保护
4.拆毁北京至大沽的炮台，准许各国派兵驻守北京到山海关铁路沿线的战略要地 5.惩办义和团运动中曾与列强“作对”的官吏，永远禁止中国人民成立和参加反帝性质的各种组织
6.改总理衙门为外务部，位居六部之上
影响
这样的使馆界成为列强在中国都城的占领地，清政府彻底成为帝国主义统治中国、镇压人民的工具，列强可通过外交途径加强对清政府的控制
九.下面列出了部分中国政府或大多数中国人认为是不平等的条约
1.中俄蒙协约(民国4年(1915年)6月7日,中国与俄国，签约地点：外蒙古，恰克图)
2.民四条约(二十一条)(民国4年(1915年)5月25日,中国与日本，签约地点：北京)
3.满洲里界约(1911年(宣统3年)12月20日，中国与俄国，签约地点：满洲里)
4.中英续订藏印条约(1906年(光绪32年)4月27日，签约地点：北京)
5.中日会议东三省事宜正约(1905年(光绪31年)12月22日，签约地点：北京)
6.辛丑条约(1901年(光绪27年)9月7日，签约地点：北京)
7.广州湾租界条约(时间：1899年(光绪25年)11月16日;签约地点：广州湾;中国与法国) 8.订租威海卫专条(时间：1898年(光绪24年)7月1日,签约地点：北京;中国与英国)
9.展拓香港界址专条(时间：1898年(光绪24年)6月9日;签约地点：北京;中国与英国)
10.中俄旅大租地条约(1898年(光绪24年)3月27日,签约地点:北京1898年5月7日在俄国彼得堡签订了《续订旅大租地条约》)
11.中德胶澳租界条约(1898年(光绪24年)3月6日，北京;中国与德国)
12.中日通商行船条约(1896年(光绪22年)7月21日，签订于北京)
13.中俄密约(1896年(光绪22年)6月3日，莫斯科)
14.马关条约(1895年(光绪21年)4月17日，马关，与日本)
15.中英会议藏印条款(1890年(光绪16年)3月17日,印度加尔各答; 补充修订:1893年12月5日,大吉岭)
16.中英烟台条约(1876年(光绪2年)烟台;中国与英国)
17.中日北京专条(1874年(同治13年)10月31日)
18.中俄勘分西北界约记(1864年(同治3年)10月7日，塔尔巴哈台)
19.中德通商条约(1861年(咸丰11年)9月2日，天津)
20.北京条约
中俄北京条约(1860年(咸丰10年)11月14日，北京)
中法北京条约(1860年(咸丰10年)10月25日，北京)
中英北京条约(1860年(咸丰10年)10月24日，北京)
21.天津条约
中法天津条约(1858年(咸丰8年)6月27日，天津)
中英天津条约(1858年(咸丰8年)6月26日，天津)
中美天津条约(1858年(咸丰8年)6月18日，天津)
中俄天津条约(1858年(咸丰8年)6月13日，天津)
中俄瑷珲条约(1858年(咸丰8年)5月28日，瑷珲) 22.上海英法美租界租地章程(1854年(咸丰4年)7月5日，上海)
23.中俄伊犁塔尔巴哈台通商章程(1851年(咸丰元年)8月6日，伊犁)
24.黄埔条约(1844年(道光24年)10月24日，与法国，黄埔)
25.望厦条约(1844年(道光24年)7月3日，与美国，望厦)
26.虎门条约(1843年(道光23年)10月8日，与英国，虎门)
27.南京条约(1842年(道光22年)8月29日，与英国，南京)
28.1917年,德国和奥匈帝国因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成为中国的敌对国,而被废除不平等条约。
29.1917年苏联自愿放弃其在中国的特权(事后未完全兑现，亦无退还条约中获得的领土) 30.1943年，美国和英国自愿放弃其在中国的特权。意大利和日本因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成为中国的敌对国失去他们的特殊地位。
31.1946年，法国放弃其在中国的特权。
新中国取得的成就
1、我国第一架喷气式飞机研制成功
2、我国第一架高精度电应坐标镗床研制成功
3、第一辆高级轿车在长春研制成功
4、在前苏联的帮助下，我国建成第一座实验性原子反应堆
5、人民大会堂以及人民英雄纪念碑等建筑物落成
6、很重要的，进入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7、抗美援朝、
8、两弹一星
9、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地位、
10、三峡大坝、
11、青藏铁路、
12、收回香港和澳门、
13、神舟飞船、嫦娥一号、
14、2006年起全面停征农业税、
15、申奥成功
16、收复香港澳门
从经济上，1.锐意改革，成功实现了从计划经济体制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历史跨越。2.扩大开放，成功实现了从封闭半封闭到全方位开放的伟大转折。
3.科学发展，推动经济建设和综合国力的不断跃升。
从农业上，1.粮食等主要农产品产量一级人均占有量均大幅度增加。2.农业机械化水品大幅度提升，“科技增效”硕果累累。3.农业结构不断优化，农、副、牧、渔、林齐头并进。4.乡镇农业的发展促进了城镇化进程。
从民生上，1.城乡居民的收入水品显著提高。2.人民的生活质量明显改善。
3.医疗卫生事业成绩斐然。4.社会保障逐步完善。
从科教上，1.教育成绩有目共睹。2.科教成就振奋人心。
从法制上，1.人民当家做主，中国人民政治地位发生最广泛最深刻的变革，实现从几千年的封建专制向人民民主的伟大跨越。2.基层自治从城市向农村推进，“草根民主”成了当代中国最直接、最广泛的民主实践。3.依法治国，人民民主实现从实体民主到程序民主的全方位发展。
从文化上，1.文化建设理论不断丰富，时代精神不断发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逐步形成。2.文化事业成就辉煌。3.体育事业跨入强国之林。
从国防上看，1.建设一支现代化、正规化的革命军队。2.走有中国特色的精兵之路。3.推进科技强军战略和武器装备现代化。4.捍卫了国家主民族尊严和人民和平生活。
从台湾方面看，1.“一国两制”是解决同一问题的金钥匙。2.和平发展、互利共赢顺应民心，是推动统一大业的根本动力。
从外交上看，1.小外交走向大外交。2.小合作走向大合作。3.小舞台走向大舞台。
从党建方面看，1.党的理论创新卓有成效，形成了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2.党的队伍发展壮大，凝聚力、战斗力和影响力不断增强。3.党的制度建设不断加强，党内生活逐步走上规范化的轨道。4.党风廉政建设不断取得阶段性成果。
第一，铁路建设实现了新的历史性的大发展。从1998年到2001年，我国铁路年均建设的投资达到540亿元，比“九五”增长了43.3%，仅是建国以来投资规模最大，投产的项目最多的几年。在最近四年中，完成新线铺轨4933公里，投产的复线铁路4103公里，电气化铁路4848公里，铁路营业里程的总长度已经突破7万公里，其中复线是23000公里，电气化铁路17000公里。到目前为止，我国铁路营业里程的总长度居世界第三，亚洲第一，复线铁路和电气化铁路的总长度均列亚洲第一。党中央做出西部大开发的战略决策以后，铁道部把西部铁路建设作为重点，在五年当中，也就是在“十五”计划的安排当中，国家准备投入1400亿元，占铁路总投资的52%。到“十五”计划末期，也就是到2005年，西部铁路的总长度将达到2.75万公里，比“九五”末期要多2000多公里。
第二，铁路提速取得了显著的成效。从1997年实行第一次大提速以来，现在已经实现了四次大面积提速。目前已经形成了“四纵两横”的提速网络，提速总营业里程已经达到13000公里，应该说已经覆盖了中国大部分地区和主要城市。现在铁路列车的速度普遍提高，跟1997年相比，客车的平均速度提高到25%，特快列车的速度最高时速从120公里已经提到140公里、160公里，直到200公里，这样从根本上扭转了铁路列车长期在低水平上徘徊的局面。
随着铁路的提速，铁路的产品结构也进行了重大调整，铁路系统推出了朝发夕至、夕发朝至、城际 快车、旅游专列，在货运方面，我们开了新装班列，叫“五定”班列，这样更加适应了市场的需求。此外，最低档的列车——绿皮车，就是普通客车，经过这两年的集中整治，水平有很大的提高，同时服务质量也相应的得到改善。与此同时，铁路的客货运输指标在不断的刷新，去年铁路运输的周转量增长了31%，货物增长量增长了9.2%，这个数字虽然不算高。但应该提到的，在1998年，中国遇到了一场百年罕见的大水，这个大水对我们的冲击非常大，当时又碰上了亚洲金融危机，货源不足，如果去掉这个因素，从1998年到2001年，我国每年客运周转量的增幅是7.9%，货运增长量的增幅是5.2%，这几个数字在中国铁路运输史上也是少见的。
尽管铁路的市场份额在这几年内有所下降，但是旅客周转量还占到了36.3%，货物周转量仍然占到了54.6%，中国目前只有七万公里铁路，美国现在是二十万公里铁路，但是中国铁路所完成的运量已经接近美国的水平，也就是说，中国铁路现在每公里铁路所完成的运量，也叫做运输强度是世界第一位的，也就是说中国铁路的运输效率是世界第一。
第三，铁路的运输经营实现了扭亏为盈。从1994年到1997年，铁路连续四年累计亏损了154亿，经过全体职工的努力，1999年实现了扭亏，2000年和2001年，铁路的运输形势进一步好转，在不提价的前提下，进一步扩大了扭亏增盈的成果。
第四，铁路改革取得了重要进展。几年来，铁道部以实行政企分开、社企分开，事企分开和减员提效为重点，积极的推进改革。从1999年开始，14个铁路局实行了资产经营制，实行了货运和客网的分开，组建了运输公司，增强了运输企业自主经营的动力和活力，同时，铁道部大力推进了主附分离、干支分离，为铁路总体改革奠定了坚实的基础。2000年铁路工程、建筑、机车车辆、通信信号和土木工程五大公司和铁路部门脱钩，十所普通高校和一批中专交给了地方，这样分离了80万人。去年，运输企业内部也实现了与铁路多经企业的产权明晰，工程、工业、房建、医疗、卫生和教育部门分离工作，全路一共有100条支线实现了单独核算、单独考核，这样就取得了减亏、减员的明显成效。我们实行了减员增效和再就业工程，全路职工总数从1997年的334万人，减到2001年底的248万人，其中运输业从190万人减到了148.8万人，这样劳动生产率得到了很大的提高。如果按实务工作量，也就是按周转量来看，劳动生产率在四年当中提高了49.1%，如果按收入来算提高了106.9%.
第五，铁路对外开放有了新的发展。几年来，铁路加强了与国外的联系，对外运输发展得非常迅速，从1998年到2001年，铁路系统共完成口岸进口运量8585万吨，平均每年递增的幅度是20%。同时，铁路系统还积极引进投资，引进国外的先进管理经验和技术，目前建了200家合资企业。
第六，铁路科技取得了丰硕成果。这几年铁路系统抓住了信息化建设、既有线改造、高速技术、行车安全和建筑施工等方面，应该说取得了一大批重要的成果。信息系统建设不断完善，铁路运输管理信息系统初步建成。另外，铁路系统依靠自己的力量研制开发一大批“中华牌”的机车、客车和动车组，这样为铁路的提速提供了重要的保证。应该提到，正在建设当中的京沈客运专线，时速在200公里和200公里以上，完全是利用自己的力量进行勘测、施工，而且利用的是我国自己研制的机车车辆和动车组。
1中国铁路目前存在的主要问题
铁路网是在广大的空间范围内分布的，由于点多线长，生产过程分散，为建立必要的生产秩序并保证安全，铁路一直采用高度行政化的管理体制并形成了严格的层级结构组织。目前国铁系统中最上层是铁道部;第二层是按地域划分的 18个铁路管理局;第三层是直接负责铁路运输生产或维护保障工作的基层车站和车务、机务、车辆、客运、工务、电务等段。因为各个铁路局地域上的差别，客货运输分为了现“局管内”和“跨局”两类，铁路局由于既不能为市场提供完整运输产品，也不能取得独立的运输收入，甚至在运输生产的指挥调度权上面也不完整，因此并不能真正获得作为市场主体所应具备的若干基本素质。这种情况主要是由于现行体制人为不合理地分割铁路网而造成的。
各铁路局作为承运人实际上无法对超出自己管界以外的运输过程实施有效的准时和安全等基本质量控制及成本控制，也增加了运输过程中出现货损货差的责任确定和赔付难度。铁路局靠与铁道部“清算”取得自己绝大部分收入，其数额大体等于在管界内完成的工作量与清算单价和调节系数的乘积，这种体制也有着十分明显的负激励作用。
中国铁路重组的主要问题首先是应该形成真正具有市场主体地位的铁路企业。在各种体制改革之中，一个中间层组织—中铁快运却在国铁系统的边缘迅速成长和壮大起来，这也给铁路经济与政策的研究提供了重要启示。 2 中铁快运的创建与成长过程
2.1 在体制边缘上创业(1993～1997 年)
中国铁路在 1993 年以前并没有目前意义上的货物快运服务，绝大多数集装箱、零担货物和包裹的承运交付。都分别在货场或客运站的行包房进行，没有门到门服务。行包运输长期来并不属于铁路的主要业务，也一直在低水平徘徊。而改革开放已经使中国的经济结构发生了很大变化，快递业务已经迅速发展起来，需求十分旺盛。
由于意识到潜力的巨大，铁路局决定发展这一业务，所以1994年中铁外服注册成立了北京中铁外服快运公司，中铁快运事业开始以独立市场主体的身份开展业务经营。中铁快运成功地走了一条低成本的创建和扩张之路，这主要是由于它借助了铁路系统已有的网络。同时，中铁快运在自己运营网络的创立和发展过程中，开展业务所需要的大部分运输能力和设施
该公司在创立后的十几年时间里取得了飞速的发展，已经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大型快运服务网络，成为与邮政、民航快递并列的全国三大快递系统之一。 2.2 组织与产权结构的不断调整(1997～2003 年)
中铁快运是在现有铁路体制边缘成长起来的一个新企业，所要解决的核心问题是使其本身的战略目标与现有国铁管理体制、运输生产组织以及产权结构等实现顺利对接，并满足快递业务对全程控制的需要。
中铁快运一般都以倒三七的比例让铁路部门占 70%的股份和收益权，中铁快运还要向相应的铁路局按一定比例支付劳务成本，并对相关车站工作人员办理中铁快运货物发到中转作业实行额外激励，这些都有利于快运业务链条上各相关车站的铁路员工发挥积极性。
然而各合资公司倒三七的产权比例也使中铁快运在经营和继续发展等方面产生出一定的问题，例如总公司对各合资子公司在主要经理人员任命、发展战略与规划、资金调度与使用等重大问题上的控制力都遇到一定限制。所以总公司决定增强对子公司的管理和控制力度。中铁快运企业组织形式演变，即从合作经营到较规范的参股，到总公司实行控股，再到取消子公司建制、更紧密的经营体制，包括加盟条件的设定、产权形式、公司组织结构的变化等，都是为了更好地实现快递企业无缝隙服务这一目标。
2.3 面对新挑战的转型与提升(2003～2005 年)
中铁行包既是整个铁路上行包运输的总承运人，又是国铁系统所有旅客列车行李车和行邮专列等运输资源的所有人和经营者。中铁行包的成立改变了过去铁路行包运输属于客运业务，并且由各个铁路局分散经营的局面。中铁行包一方面在各个铁路局设立了分公司，在其统一控制下共同负责经营铁路的普通行包运输业务;同时又拥有新时速运递公司和中铁行包吉盛物流基地公司等公司，分别负责行邮专列的开行和货源组织。所有铁路行包运输收入都属于中铁行包，当然中铁行包也要向有关铁路局支付相关的机车牵引费用、线路使用费和车站服务费等费用。而中铁行包和中铁快运在业务上有一定的相似性，所以二者有一定的竞争性在资源设备人员的分配上需要共享以及调配。所以中铁快运采取了新的办法，一是完善多元灵活且能够自主控制的快递系统，二是继续创造和开拓新的市场。
服务质量的差异化，盯住更高层次市场，是中铁快运在快递业务上力图用不断创新保持优势的主要战略。中铁快运近来注重快递产品质量的进一步提升，途径是把自己快递服务的概念不断扩充。在业务拓展方面，中铁快运除了要保持快递这一核心业务，还着力在以下领域进行开拓：一是属于本地项目物流的仓储配送，二是把项目物流与快递业务结合起来的快递物流，三是国际海运集装箱联运代理，四是国际航空货运代理。
3 中间层企业理论与运输市场的微观结构
3.1 企业的中间层组织理论
企业的中间层理论对于为什么存在企业的解释是，企业的出现是因为经由中间人的交易比消费者和供货人之间的直接交易能够带来更多的利益;该理论对于市场运作方式的解释则是，市场是通过中间层组织的策略定价和缔约行为来实现市场均衡或出清市场的。该理论认为由中间层进行的交换比直接交换更具有优势，而市场是通过中间层组织的策略定价和缔约行为来实现市场均衡或出清市场的。 3.2 运输市场的微观结构与中间层组织
在运输市场及其相关的物流市场上，同样存在着需求方、基本运输供货方和中间层组织这样三类市场主体。运输市场上需求方和供货方之间的交易成本如果过高，相关的运输交易就会受阻。而运输市场上的中间层组织在降低市场的交易成本上起到了非常重要和不可替代的作用。运输中间商的主要特点一般是不拥有运输设施或运输工具，或不拥有主要运输工具，但也可以再分成不同形态。运输活动中间商优势的来源一般包括三个方面。一是有助于减少搜寻成本;二是运输业规模经济与范围经济的存在;三是长期履行可信承诺的信誉。完整运输产品的概念对理解运输市场微观结构和运输活动中间层组织也具有十分重要定的意义。由于运输活动中间层组织的产生和发展，运输市场的微观结构得到了很大的改善，运输交易效率明显提高，中间层组织成为运输市场中实现有效连接的粘合剂。
4 中铁快运作为中间层组织的分析与解释
(1) 以开发新的服务领域创造市场。 (2) 决定价格与收费标准。 (3) 减少运输市场逆向选择的成本。
(4) 避免大量专用资产的投资与拥有成本，但积极进行战略性投资。 (5) 处理好业务外包与加强业务控制的关系。 (6) 抑制道德风险。
(7) 企业的内部组织与产权结构要适应市场核心业务的需要。 (8) 根据变化的市场和环境不断调整自身。
答：(1①建国第一年与苏联等17个国家建立外交关系;②周恩来提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
③加强了同周边国家的联系;④促成了万隆会议的圆满结束，提高了中国的国际地位;
⑤周恩来出席日内瓦会议，促成越南问题的和平解决。 (21971年7月,尼克松总统的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秘密访问中国，同周恩来总理举行会谈;②1971年10月25日，第26届联合国大会通过决议，中国恢复了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③1972年2月，尼克松总统访问中国，中美在上海签署《中美联合公报》;④1972年中日建交;⑤1979年中美正式建立外交关系。 (3)90年代：①1991年中国加入亚太经合组织;②港澳回归，“一国两制”方针成功实践; (42001年10月，中国承办了APEC;②2001年成立上海合作组织;
③2001年11月中国加入WTO。
2答：①最主要的原因：改革开放后，中国经济发展，综合国力提高;②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③针对国际形势的变化，中国制定了积极灵活的外交政策;④新中国是一个独立自主的主权国家;⑤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贯彻和平共处五项原则;⑥全国人民的共同努力.
3、中国外交政策的根本出发点是：民族利益和国家利益。
忻城县实验小学五(1)班
董馨 (2014年12月17日收集整理)
旧中国曾经受到的耻辱
一、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中国战败：赔偿英国军费白银2000万两，被迫开放广州、厦门、福州、宁波、上海等5处为通商口岸。
二、 1856年第二次鸦片战争中国战败：赔偿军费白银给英法各800万两，开放营口、天津、大连、南京、镇江、淡水、台湾、汕头、琼州等11处为通商口岸，拆毁大沽至北京的炮台。在此期间英法联军攻占北京，掠夺并焚毁了举世闻名的皇家园林圆明园。
三、1867年日本挑起战争侵略台湾：被台湾军民击退，但腐败无能的清政府还是赔偿了日本军费50万两 。
四、1877年中法战争爆发：中国军队节节胜利，法国战败，而中国“不败而败”。签订中法条约，承认法国对越南的占领，允许法国将铁路修进中国内地。
五、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中国战败：中日签订《马关条约》日本索取军费白银两亿两，割占中国辽东半岛，澎湖列岛，台湾岛。日本商船可以进入重庆。
六、 1900年八国联军侵华：大肆屠杀，清政府被迫签订《辛丑条约》中国赔偿10国白银共9亿多两，分36年还清。中国政府保证严厉镇压一切反帝活动，惩办对镇压不力的官员。
- 1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实行改革开放;
1984年： 射击运动员许海峰为中国赢得奥运史上的第一枚金牌; 1997年：中国对香港恢复行使主权;
1999年：我国第一艘无人飞船“神州一号”发射成功、中国对澳门恢复行使主权;
2001年：北京申奥成功、中国正式加入世界贸易组织; 2003年：我国第一艘载人飞船神州五号成功升上太空。; 2005年：神舟六号载人飞船发射成功; 2006年：青藏铁路全线通车;
2008年：中国北京成功举办第二十九届奥运会、神舟七号载人飞船发射成功;
2010年：成功举办上海世博会、成功举办广州亚运会; 2011年：中国首个空间实验室天宫一号发射成功、神舟八号成功发射升空、神州八号和天宫一号首次空间交会对接成功，中国从此成为继美俄之后世界上第三个掌握空间交会对接技术的国家。深圳第26届世界大学生运动会成功举办。
2012年：神九飞天首次实现有人对接、蛟龙号载人潜水器在位于西太平洋马里亚纳海沟区域，成功下潜至7020米深度、首艘航母入列，歼15成功在航母上起落。 2013年：神舟十号再次飞天实现对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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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社会解读中国共产党取得巨大执政成就原因 http://.cn2011年06月03日21:54新华网
新华网北京6月3日电 1921年7月1日，中国共产党成立。90年来，中国共产党不断探索救亡图存、强国富民道路;90年来，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不断夺取革命、建设、改革事业新胜利，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不懈奋斗。
今天的中国，经济实力和综合国力极大增强，人民生活显著改善，国际地位空前提高。中国共产党革命与建设的成功经验、中国共产党取得的巨大执政成就，引起国际社会的高度关注，“中国道路”“中国故事”“中国奇迹”，成为国际舆论探讨的热门话题。以人为本，执政为民，贯彻群众路线
中国共产党成为执政党，是中国历史和人民的选择。人民，是中国共产党赖以生存的根基与壮大发展的动力。以人为本、执政为民，既是中国共产党性质和宗旨的集中体现、更成为中国共产党一贯的政治主张和执政理念。
印度尼西亚最大的华文报纸《国际日报》1日发表题为《中共90年奋斗历程 竖立治国理民不朽丰碑》的文章，认为“扎根群众、为民请命”“以民为本、以和为贵”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取得巨大成就的最重要原因。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实事求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延安精神，是中国共产党取得光辉成就的根本。
德国联邦议院联盟党议会党团干事长曼弗雷德·格伦德说：“过去30多年，中国在经济、社会和国际舞台上取得的成就是对中国共产党执政能力的最好证明。中国共产党不拘泥于意识形态的束缚，是一个务实的执政党，为所有13亿人民谋福利，而不是为少数党的精英层服务。”
瑞士苏黎世大学民族学研究所高级研究员英戈·南特韦格说，中国共产党成为执政党是中国人民自己做出的选择，而非外界强加的。中国共产党在60多年的执政实践中，将一穷二白的中国发展成为一个稳定的国家，经济、政治、军事都发展得比较成功的国家，从而赢得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拥护。
肯尼亚民族团结党首席组织秘书约翰斯顿·穆萨马认为，中国共产党从人民中汲取壮大和前进的力量，其执政理念就是获得人民最广泛支持。中国共产党越发注重提高公开性，愿意同媒体展开交流和沟通，进而让人民更加了解党内情况。
埃及外交部副助理部长哈尼·萨利姆说：“中国共产党取得巨大成就的根本原因在于同人民群众联系紧密，能够以宽广灵活而实际的视角看待问题，并且在任何时候都把人民的利益放在第一位。”
坦桑尼亚革命党总书记威尔逊·姆卡马表示，中国共产党的政治目标明确，思想坚定，致力于为人民群众建设美好社会，努力实现经济发展目标，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中国共产党在平衡改善人民生活与社会发展方面是务实的。正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发生了翻
天覆地的变化。中国共产党充满活力，坚定不移地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13亿中国人民的正确领导。
英国共产党委员会委员基思·贝内特说，中国共产党成立90年来，中国人民的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中国如今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数亿中国人脱离贫困，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他们为自己的国家感到骄傲、自豪。可以说，这是一个里程碑式的变化，是中国共产党的创立者们建党时的目标。
哥伦比亚民族团结社会党成员加夫列尔·戈麦斯说：“中国共产党创建了一个有能力管理13亿人口大国的组织结构，其执政能力是为人民谋福利的保证，其执行的市场经济原则是为中国人创造各种机遇、减少贫困的重要途径。”
墨西哥众议院对华友好协会委员梅尔乔·桑切斯认为，从13亿人民中发展出近8000万党员的中国共产党对于“执政为民”理念有着正确的理解。执政为民，是一个政党赖以生存的基础，是政党代表人民的意义所在，也是政党工作的核心指导思想。“每个国家都应当采用与本国历史和人民现状相符的政治体制，但永远不能放弃为人民服务的宗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坚持改革开放
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活的灵魂。20世纪70年代末，中国共产党选择了改革开放的道路。坚定不移地改革开放，不仅使中国人民的生活水平、中国的综合实力和国际地位显著提高，也使得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得到巩固和加强。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经济已经跃居世界前列。
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所长米哈伊尔·季塔连科认为：“当意识到贫穷不是社会主义，意识到国家必须以发达生产力为基础的时候，中国共产党提出了快速提高生产力的任务。然而要实现这一目标必须吸收现代化的管理经验以及国外先进技术，也就是说要两条腿走路，在依靠自身资源的同时利用国外资源。这就是中国共产党提出改革开放的背景。”丹麦议会第一副议长摩根斯·吕克托夫特说：“中国共产党在自我修正和自我完善方面最大的改进是1978年以后在邓小平领导下采取的务实政策。目前在中国实行的制度是一个积极反映民众需求、符合愿望和期待的制度。中国共产党最主要的贡献是，1970年代末以来的经济改革让几亿人摆脱了贫困。这一进程目前仍在继续，这是世界上截至目前关于摆脱贫困的最大贡献。”
乌克兰-俄罗斯-中国合作中心负责人安德烈·戈连科说：“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给了中国公民平等发展机会，并真正建立起惠民的社会主义。中国的发展路线按照共产党所指导的大方向前进，始终保持着改革、发展、稳定协调统一的良好势头。”
法国前文化部长雅克·朗说：“中国最近30多年发展成为一个现代化国家，强大而富有创意，并且还在快速发展中。中国领导人所做出的选择有利于中国经济的发展，给我个人印象最深的是中国共产党最近20多年在教育、科研等方面做出的努力和取得的成就。中国做出了很好的选择，应该说，这也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领导人做出的正确选择。”
智利共产党总书记、国会众议员劳塔罗·卡莫纳说：“中国的发展来源于中国人民及其执政党的智慧，他们知道如何才能发展经济，更重要的是，在发展经济问题上，执政党能超越意识形态的生硬标签，从更加科学合理的角度考虑经济发展问题。当外界审视中国经济成就时，时常提到中国模式或者中国经验，但更重要的是，这种模式和经验背后的精神实质是中国共产党始终秉持的社会主义发展模式和理念。”
俄罗斯远东研究所第一副所长谢尔盖·卢贾宁说：“正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出现了经济奇迹。正是中国共产党制定并坚持奉行的改革开放政策，将13亿中国人民的经济和社会生活水平提升到一个新的阶段。我对中国共产党的执政能力评价很高。”与时俱进，勇于创新，加强执政能力
作为“中国道路”的引领者，中国共产党成功的另一个重要原因在于它能够努力做到与时俱进，自省自新，通过理论创新、实践创新和制度创新，不断加强执政能力建设，始终保持和不断发展先进性。
美国前国务卿亨利·基辛格说：“中国共产党试图做的是要成为改革的精神推动者，与此同时不断扩充自己容纳中国社会的新元素。”
欧洲左翼党主席洛塔尔·比斯基说：“中国共产党执政取得巨大成就的一大原因在于善于学习。只要中国共产党继续学习，继续做出正确的发展决策，继续鼓励各行各业的创造性，它就将一直是中国发展的发动机。中国共产党的未来在于继续保持经济良好发展，继续以人民福利为准则进行体制改革，继续从过去的错误中吸取教训。”
德国政治学家托马斯·迈尔认为：“中国存在着继续创新的巨大需求，在政治领域也是如此。中国共产党内部也在实行改革创新，这些创新因素将进一步提高中国共产党的执政能力、政治能力。”
肯尼亚历史与国际关系研究专家穆内内·马查里亚认为，经过90年的发展，中国共产党已经形成覆盖广泛、体系成熟的党内机制，并且能够适时、适当地应对不断出现的新挑战。中国共产党长期以来一直寻求并推行创造社会和谐的政策，帮助中国实现了史无前例的经济发展和人民大众生活水平的普遍提高。
德国《什未林人民报》前总编汉斯·勃兰特说：“中国是世界上最成功的国家，在所有领域，正以一个前所未知的速度发展，人民的物质和文化生活水平稳步提高。由此看来，中国共产党是迄今最成功的人民政党。塑造党内民主是加强党的战斗力和发展在各个领域的创造性的社会主义民主的重要因素。这样，中国共产党才能始终保持干净和透明。我看到中国共产党非常坚定地朝着这个方向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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