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币升值问题研究论文

传媒与经济有着极深的渊源，财经类传媒就是世界上最早出现的媒体，可以说传媒就是为对经济进行报道而出现的。从经济学入手，针对传媒对经济的影响进行分析，可以了解传媒与经济安全的关系，为传媒对经济安全的影响找到理论依据。经济学的核心问题是研究对于资源的有限配置问题。通过经济学的分析研究，也可以认识到传媒在经济活动中起到的作用，进而分析对经济安全的影响。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整理的《人民币升值问题研究论文 (精选3篇)》，欢迎大家借鉴与参考，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人民币升值问题研究论文 篇1：

胡星斗：叫板“中国社会问题”

在胡星斗“用于思想启蒙”的个人网站上，他写下自己的理念：“恪守良知，扶助弱势，只做人格独立的社会问题研究者……主张通过渐进有序的改革，逐步解决中国问题；九死而不悔，永远做有良心有社会责任感的爱国者。”

作为“中国问题学”理论的提出者和研究者，多年来，胡星斗不断发表着对中国各种问题的观点和看法，他关注户籍制度、劳教制度、暂住证制度、同命同价、打工子弟学校问题、信访制度……并且“每一个问题的提出，都有一套对应的解决方案。”他的头衔是著名经济学教授，可他的关注视角早已“越轨”，他“简直要抢夺了社会学家、文化学者、法律专家的饭碗。”

“5·12”大地震发生后，胡星斗和茅于轼、贺卫方、谢韬等一批被视为“自由派”的著名学者，联名在互联网上倡议全国政府机构统一下半旗致哀……这一“自1949年以来中国首次因天灾为平民进行全国哀悼”的行为被国外媒体激赏，并称其为“破天荒的举动”。在《世界经济学人》等国外媒体看来，这正是“开明的政府”采纳了胡星斗等学者的建言。

胡星斗当然高兴，但另一方面，他又断然拒绝承认自己是“自由派”。他“倡导中派主义（既非左也非右，或既左且右，兼顾左右），将“右派”的宪政与“左派”的公平统一起来，推动宪政，达到公平。”这，才是他对自己的界定。

“中国问题的实质是特权”

青联刊（以下简称青）：作为“中国问题学”理论的提出者和研究者，那么据您观察，目前中国最主要的社会问题是什么？其背后的实质是什么？您在给出这些问题的解决方案时其着力点是什么？

胡星斗（以下简称胡）：1994年左右，我提出了“中国问题学”的命题，1997年开始写书探讨“中国问题学”，2000年创办“中国问题学”网站。

一直有人问我“目前中国最主要的社会问题是什么？”我回答是：特权。这个特权既包括政治待遇方面，也包括经济上行政型垄断、官员主导型财政、官商勾结，还包括社会、文化方面的不平等，如户籍制度造成的种种问题。这些问题背后的实质是官本位体制，是中国持续几千年的权力本位、官本位、官贵民贱等思潮根深蒂固的影响。

解决这些问题的着力点在于推动政治体制改革，把中国逐渐改造为平等权利、相互尊重、多样共存、宽容和谐的社会。为此，我致力于推动一项一项的具体制度的改革，由单体到整体、由简单到复杂，最终推动整个体制的进步与制度的创新。

青：股市问题目前也成为中国社会的一个问题，那么这个问题的实质是什么？目前的股灾会给股民和政府造成什么样的影响？中国股市长期发展的方向是怎样的？股灾所产生的影响可能带来怎样的变革？

胡：中国股市问题的实质是官股与特权。权力干预、政策市、坐庄、利益输送、关联交易、非法信息披露、股权分置、大小非、基金的固定提成等都反映了权力的影子，目前股市的腰斩实际上是广大股民对于股市投了不信任票，股市太不规范了，证监会失职的地方很多，股民的损失巨大，财富越来越多地流向了少数内幕人员，股市成为制造和扩大贫富差距的机器。

现在大家期望政府重刑治理股市，对于庄家、利益输送、关联交易、非法信息披露要严厉惩处。同时应当鼓励股东诉讼，适用举证责任倒置，让企业方、大股东、监管部门证明自己没有过错。企业上市必须严格条件，实行登记制，不得为国企脱困而放任圈钱，不得损害股民利益而不分配，建立正常股市退市机制，健全监事会、董事会规则，发挥其作用，完善独立董事、独立监事、外部审计的作用，及时推出融资融券、股指期货等新产品，降低股市换手率，遏制投机，形成股市投资理念。总之，中国股市最需要的是廉洁、透明、公平、规范的新治理机制。

青：不久前，江浙一带屡屡发生民营企业家因资金链断裂外逃事件，对于这一现象您怎样解读？这是否反应了金融体系和经济体制的某些弊端？对此，您的解决方案是什么？

胡：目前，民营企业经营困难既有人民币升值、工资提高、劳动合同法实施、原材料涨价、海外贸易摩擦的原因，更有企业融资困难、税费太重、产品低端、科技含量低、工人技术素质低、产业没有升级的原因，这其中固然有企业和企业家的问题，但我认为各级政府应当在许多方面做得更好些，譬如改善企业的经营环境，完善法治、制度，解决官员腐败、公关费用太高、税收太重的问题；放松户籍管制，让农民工成为稳定的产业工人，从而促进企业技术培训、工人素质的提高；大力发展中小民营银行，将规范的地下钱庄合法化，等等，这些工作早就应该做。

目前，中国的金融体系是高度垄断的，极大地阻碍了经济发展，使得中小民营企业难以做大做强，新农村建设也缺乏融资渠道，一般农民更不可能创立乡镇企业了。美国有8000余家银行，中国就那么几个大银行，还有几个小一点的，金融控制得过死，避免了金融危机，但也使得民营企业和农民失去了发展机会。

所以，对于民营企业的困难，我的建议是减税，降低企业的所得税、增值税，同时进行税制改革；降低企业的保险交纳比率，将保险费改为社会保障税；扩大小额贷款公司试点，放宽小额贷款公司成立和经营条件，允许在一定的条件下吸纳存款；将部分地下钱庄合法化，大力发展规范的民间金融；逐渐废除二元户籍制度，培养产业工人。

青：今年以来我国的社会问题呈现复杂多样的特点，比如不久前的瓮安事件、杨佳袭警事件，这些事件背后反映了什么问题？这些社会问题会给政府带来怎样的考验？

胡：瓮安事件、杨佳袭警事件都反映了在一些地方官民矛盾比较突出，地方政府、警察在处理一些人民内部矛盾时做法比较粗暴，结果酿成重大事件。

目前，整个中国在改革过程中出现了许多利益失衡、权力失衡的问题，如果各级政府不能够正确处理这些矛盾，不能够自身廉洁、秉公执法，不能够完善民主监督、媒体监督的制度，不能够依靠人民群众有效地惩治腐败，那么政府的合法性、有效性、权威性和信誉度都会遭受重大的损失。从瓮安事件、杨佳袭警事件我们看出，在中国建立公开、透明、平等、协商、廉洁、有效、民主、法治、可问责、人性化、保护弱者、多边治理的现代治理制度已经迫在眉睫。

青：前不久发生的喀什袭击案被怀疑为一起恐怖袭击事件，您如何解读？您认为我国当前是否面临着恐怖袭击的危险？该如何缓解这其中的矛盾？

胡：目前，中国面临大规模恐怖袭击的危险性并不大，零星的恐怖袭击主要来自于东突恐怖分子，对此我们不必太担心。我们真正需要担心的是，大量的弱势群体、边缘群体、贫富差距和城乡差距的扩大、信访渠道的不畅通等激化了社会矛盾，现在不时地出现一些过激的维权行为，

恐怖事件指的是有组织、有预谋的滥杀无辜的行为，国际恐怖事件的背后反映的是宗教、文化、利益、制度的冲突。

青：您曾经提出要废除劳动教养制度？为什么？

2003年“孙志刚事件”后，国家废除了收容遣送制度，所以我当时就提出废除劳动教养制度。“孙志刚事件”引起了整个社会更深层面的反思。收容遣送制度和劳动教养制度都是非法制度，是与中国一直宣称的“依法治国”、“法治国家”相违背的。“劳教”和“劳改”制度都是在建国初建立起来的，“劳改”演变成后来的监狱制度，是针对犯罪行为的，而“劳教”是针对没有犯罪、但放回社会可能对社会有危害的那群人。“劳教”制度是目前中国社会最坏的制度，必需废除或者改制。

实际上，劳教制度赋予了某些人法外关押老百姓的权利。在“劳教”制度下，可以不经过司法审判，就下令把某个人关押起来。“劳教”制度虽然是针对轻罪人员，但对其惩罚有时候比判刑还重。这无疑会增加社会仇恨，激化社会矛盾。整个过程混乱无章，无法可依，是典型的“人治”。

中央也一直同意废除，而现在为什么废除不了呢？主要是当前有些社会不安定因素及其可能引发的社会问题尚未得到妥善解决。一旦得到解决，劳动教养制度就可以顺理成章地废除，或者说改制

青：当前的奥运给中国社会带来的最主要的影响和变化是什么？中国如何抓住其中的机遇，迎接其带来的挑战？

胡：奥运使得中国更加融入世界、更加开放自信。通过奥运我们学会了包容谅解，学会了信守承诺，比如我国第一次在市区开辟了三个游行区（公园），我国为了兑现环境保护、新闻采访等承诺而做了很多的努力。

我相信，奥运之后的中国在法治、规则、对话、和解等方面会逐渐地进步，不仅通过举办奥运、名列前茅的奖牌数量来显示国家的实力，而且中国正在向世界做出一个庄严的承诺：中国是一个负责任的大国、一个文明古国，未来中国在发展经济、保护环境、捍卫人权、保障自由方面会做得比哪个国家都好。

“我是个理想的现实主义者”

青：毫无疑问，您对“中国问题”提出了很多自己的建议和设想，这些建议和设想有多少被采纳了？有没有很灰心的时候？

胡：当然也有点沮丧，但由于我提的建议非常多，有些还是被采纳了。比如像汶川地震设立全国哀悼日，类似这样的建议，被采纳的也不少。

其实，我主要还是想进行社会启蒙，让更多的国民知道一个现代文明的国家是什么样，应该是怎样的做法。我一般通过会议发言、接受媒体采访、电子邮件、博客等各种方式，将这些理念都传播出去。有的问题不一定立即能得到解决，但会慢慢培植成一种社会思潮，逐渐地推进社会变革。

青：在您的博客上有 “密切关注社会现实，不做空头书斋学问”的句子，这是有感而发吗？

胡：是。从纯理论角度，我的很多言论可能不是那么严谨，也不艰深，但都是密切关注社会现实，都是针对改革开放中存在的各种问题提出的解决对策，有些对策可能不是马上能用，但有可能在五年或者10年后，中国政府就会采纳。

虽然也有人批评我，但绝大多数人认为我的一些言论对解决目前中国社会上存在着的某些问题很有价值。我也很坚定，就要关注现实。尽管理论的东西很有价值，但我认为目前中国理论界还没走出西方的阴影。

青：您是一个现实主义者还是个理想主义者？

胡：我经常说自己是个理想的现实主义者。我有很多理想主义的理论，它们具有某种超前性，但最终都能够有所用处。我不喜欢完全和空洞的理想主义，我有很多自由主义的成分，但我还强调去结合中国的实际，然后去寻找一条可以实践的道路。我这两天发了一篇文章，建议中央采纳宪政社会主义，宪政是“右派”的，社会主义是“左派”，而我要通过宪政来达到社会主义的公平。这符合中国的国情，比民主社会主义的提法好。文章是昨天发的，已经有很大反响，好多人给我来电话和电子邮件，这样的状态我很喜欢。

青：为什么您会这么关注民生，关注社会现实？

胡：就像我之前所说，我关注的东西看起来很杂，实际上都是在关注民生。尽管也关心政治、文化，但实际上都是为了解决民生问题。因为如果你不解决政治上的民权问题，民生问题最终也很难解决。为什么那么关注民生呢？就是因为我是来自于底层，来自于普通的老百姓，对于这一阶层的喜怒哀乐，我感同身受。有时看电视看到特别悲惨的事情、不公平的事情，我都会很气愤，一定要写文章予以抨击。

青：您觉得您自己偏激吗？

胡：我认为我不偏激。我是中派主义，现在很多人认为我是中间派的代表。我不是“右派”，我从来不认同我是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我更不是“左派”，因为我特别关注社会公正和弱势群体，在很多人看来就像是“左派”，但其实不是。这可能是天性，因为从小对各种不公平比较敏感。

青：您的敏感来源于什么？

胡：因为我觉得我是具有很强烈的社会正义感的人。对于一些极其不公平、阻碍中国社会进步，并且在国际上也饱受批评的事情，我就是要大胆地提出来，促进社会改正。而且我认为，如果我不提出来，可能在中国敢提出来的就没有什么人了。因为我是做研究的。

青：您是刻意地以一种比较温和的、不那么激烈的方式推进制度的改革吗？

胡：对，很多问题不能激进，得一步一步来。我不仅提出问题，而且提出解决问题的方案，基本上我研究的所有问题都有具体的解决方案，而且这些问题都是客观存在。我尽量对问题进行彻底的挖掘，尽量做到公平客观地看待这些问题。

青：您理想中的社会是什么样的？

胡：当然是大同社会，鳏寡孤独皆有所养。

作者：童妮燕

人民币升值问题研究论文 篇2：

经济学视角下传媒与经济安全的关系

传媒与经济有着极深的渊源，财经类传媒就是世界上最早出现的媒体，可以说传媒就是为对经济进行报道而出现的。从经济学入手，针对传媒对经济的影响进行分析，可以了解传媒与经济安全的关系，为传媒对经济安全的影响找到理论依据。经济学的核心问题是研究对于资源的有限配置问题。通过经济学的分析研究，也可以认识到传媒在经济活动中起到的作用，进而分析对经济安全的影响。

经济学 传媒 经济安全

宋萌，中国传媒大学传播研究院博士研究生，河北大学外国语学院讲师；王丽霞，河北大学国际交流与教育学院讲师。

经济学的划分通常分为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由于要在经济全球化视角下对其进行分析，所以国际经济学对于现阶段认识传媒对经济安全的影响，就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

一、微观经济学视角下的传媒与经济安全的关系

微观经济学是19世纪下半叶发生的边际革命而产生的结果。简单来说，微观经济学就是研究个体的经济单位在市场条件下运用供求关系的调整手段对市场进行配置的问题。经济活动中的4个基本要素为：生产者、消费者、市场、政府。其中政府对于市场是监管者，在微观经济学中没有涉及。所以微观经济学主要研究的是生产、 消费与市场。在这三者当中，市场又占据了重要地位，因为是市场把生产和消费联系到了一起。

在产品的自产自销阶段，人类的生活只能满足于自给自足。剩余价值的出现，导致了生产者与消费者分离的状态。生产的目的不仅是为了自己生活，更是为了其他人消费，这也是市场经济的基本特性。这里所说的市场不是说商场等具体的交易场所，而是抽象意义的市场，是为联系生产与消费而产生的。实践证明，市场经济是调节生产与消费从而进行资源合理配置的最为重要的方式。

微观经济学的核心理论主要是供求关系理论，并由此理论衍生出针对生产者、消费者、市场和市场对于参与者的回报等一系列相关理论。对于这些理论，通过简单的研究也可以看出，当市场形成时，生产者与消费者发生了分离，这时对于市场的了解就需通过经济信息来完成。这也就是为什么财经类传媒是最早产生的原因。经过几百年的发展，财经类传媒至今仍是传媒产业中最主要的组成部分。

换一个角度讲，经济信息保障了人们对市场的认识。由此亦可看出传媒对于市场的影响力度。传媒需对整个经济环境进行正确的认识，在此基础之上，还要发布信息对经济产生的影响。经济安全的保障是建立在健全的市场条件下的，且经济参与者都要有理性认知与思维，从而主动调节自身的行动。也就是说传媒反映市场的供求关系，从而影响了生产者、消费者的行为。不仅如此，传媒发布出来的信息也会影响到产业结构、企业行为与收入分配等。

微观经济学下，市场起着决定性的作用。但仅靠这只“看不见的手”来对经济进行调节是远远不够的，市场失灵也不可避免。对于市场失灵的原因，其中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信息的不平衡，也即不完全信息问题。现阶段，人们对于市场的认识主要是通过传媒进行的，这一点可最大地发挥市场经济的优越性。完全竞争市场对于社会资源的有效配置能得到实现，是因为人们能够完全了解和掌握市场，在理智的基础之上作出判断。在现实社会当中，信息是不可能得到全面掌握的，大家都是凭借不完全信息在市场上进行活动，即便是在传媒如此发达的今天。

有些公司主动利用媒体为其散布舆论，从中获得利益。如全国多家报刊和互联网纷纷转载《燕赵都市报》在2002年7月15日报道的《莫忽视微波炉的危害》一文，该文称微波炉会引起人的心跳变慢、全身疼痛、睡眠被扰乱、记忆力减退，而且微波炉对食物的破坏也十分可怕，它使食物不再有任何活性维生素等。这篇文章四处传播后，当即导致我国微波炉市场两个月内的销量下滑了近40%。这时，某跨国公司推出所谓第五代微波炉新品，宣称能克服上述弊病，并在全国市场上大造声势。后经查那篇污蔑性的文章正是在这家跨国公司的操纵下出炉的。[1]

从微观经济学的角度来看，传媒对于市场经济的报道是否全面，直接影响着经济安全问题。市场决定了无论是消费者还是生产者，都希望夸大对自己有利的信息，减少对自己不利的信息，期望通过这些不完整的信息在市场上达到自己的利益最大化。这导致单纯的市场经济必定是有弊端的，是会对经济安全产生负面影响的。而传媒在这一情况下就要做到既对生产者负责也对消费者负责，从而保证市场的稳定，继而对国家经济安全产生积极影响。只有传媒对两方面都提供尽可能全面的信息，才可保证经济安全。

微观经济学由于自身的弊端，很多问题不能单纯地依靠生产者、消费者和市场来解决，市场失灵问题就需要政府的调控。政府调控也要遵守市场规律，不能是盲目和无限的。在这一环节传媒作用巨大，不仅要向消费者和生产者呈现一个全面的市场，也要向政府传递充分的市场信息。传媒在连接消费者、生产者、市场和政府之间的功能上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使各环节都能发出声音并得到反馈。可以看出，在微观经济环境下，传媒对于保证经济安全举足轻重。

二、宏观经济学视角下的传媒与经济安全的关系

1929年末开始的经济大危机爆发后，人们看到了在微观经济学领域不能解释的经济现象。随着罗斯福新政的实施，宏观经济学逐步确立并快速发展起来。如果说微观经济学是研究在市场条件下对于经济的均衡和要素的配置问题，那么宏观经济学就是研究整体的国民经济体系当中所发生的经济的均衡和要素的配置问题。也就是说微观经济研究的是经济个体，而宏观经济研究的是国民经济的整体。对于经济活动主体来说，微观经济更多考虑的是生产者和消费者，而研究宏观经济学更多的是为给政府提出建议并把握全国经济情况。

宏观经济学是把社会中经济活动的总体作为研究对象，进而分析国民经济当中的各种有关经济总量和变化的问题，主要研究国民总收入、总体消费、就业率、国民经济增长和其相互之间的关系。

由此看来，宏观经济学的研究似乎跟个体的关系很小，且传媒在其中能起到的作用有限。其实不然，国家制定的方针政策都是通过传媒进行发布的。传媒作为传播工具，传播信息是其最根本的功能，且传媒不单单是一个传话筒，在传递信息的同时，更需对信息进行解读，让每个受众都可正确认识政府的决定。宏观经济并不是单独作用的，宏观调控必然影响到微观经济，所以发布政府信息并加以解读是传媒的责任。正确认识并进行宣传，使之产生正面的社会影响是传媒保障国家经济安全的义务。且政府进行调控的依据不完全是政府部门作出的统计，对于就业、消费等一系列问题从某些方面来说也是由传媒报道获得的。传媒关注社会变化，通过各种手段对社会进行全方位的报道，不仅是让人民群众了解社会，也是政府部门了解社会的重要途径。只有对整个经济社会进行充分了解，政府制定的调控措施才可维护经济安全，保障国民经济正常发展。

对于在宏观经济环境下进行的一系列调控措施的实施及其效果，传媒也起到了监督与反馈的作用。政府部门所实施的一系列措施是否得到有效的实施，传媒是有监督责任的。政府的政策与措施是否得当，传媒也会把社会的反应及时回馈，使之适时作出合理的调整。可见，传媒对经济社会的报道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政府的决策，进而影响整个宏观经济调控的措施。

从宏观经济学的角度来看，传媒传递着政府、国民、社会之间的经济信息。传媒不仅为经济安全提供保障，高水平的经济报道还可促进国家经济生活进入良性循环，从而促进国民经济整体的良性发展。从这一角度进行分析就可看出，传媒在宏观经济环境下对保障经济安全的重要性。

三、国际经济学视角下的传媒与经济安全的关系

不论是微观经济学还是宏观经济学，都主要考虑单一国家内部的经济问题。而经济发展的相关问题需置于全球化背景下才能有较全面的认识，所以对国际经济学有关理论的研究就显得尤为重要。

随着世界经济的发展，国际经济学的研究日益重要。现代的国际经济学可以说是结合了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的内容，在此基础之上把经济学的视角放到了国际环境下的一门分支学科。它与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都有着紧密的联系，受客观经济规律和市场的制约，也都有市场失灵和政府的干预。区别在于，国际经济学更加注重在国际范围内讨论资源的配置问题。

国际经济学是随着经济的发展而逐步发展起来的，其研究的问题主要有3个方面：国际贸易、国际金融、国际经济关系即世界经济体系与经济组织。这些贸易、金融和组织的问题一旦置于国际背景下，要比在一国之内的运行复杂很多。受到各国法律、文化、制度等一系列因素的影响，同时受控于国际政治、经济的变化和各国贸易、金融的国际政策，使得国际经济学看起来要比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更为复杂。

但国际经济学的基本理论并没有脱离经济学理论，对国际经济学的研究也不能脱离生产、消费、市场、政府等因素。它只是由对单一国家的研究转向对国际整体的研究。这就使得传媒的重要性更加提高。没有传媒对整个世界的观察，保障国家经济安全也就脱离了全球化的时代背景。也就是说，当把经济安全问题放到国际化环境下时，对信息的需求更多更全面。

如上所述，国家经济安全必须以全球化视角来分析。这就要求传媒自身从规模到素质等各方面不断提高。传媒产业的发展须跟上国际环境的变化，否则就不能发挥出最大的作用，从这方面说，传媒也会影响到国家经济安全。

特别是近些年，传媒产业随着相关技术的提高和规模的扩大，产生了一些大型跨国传媒公司。这些公司主要形成于西方国家，掌握着世界问题的话语权，使得像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在全球化进程中不能发出自己的声音。从国际经济学的视角看，就是信息的不完整或不平衡。这也使得我国经济容易受到威胁，国家经济安全不易得到保障。西方发达国家利用雄厚的资金加上强大的传媒力量，为自己在国际贸易、金融等问题上，甚至于在国际经济组织当中争夺更大的权利。

QFII（Qualified Foreign Institutional Investors）是合格的境外机构投资者的简称。它的出现对中国经济产生了巨大影响，境外资金的进入对国内经济是一个刺激，可起到推动作用，但伴随而来的是经济安全问题随之受到影响。

2007年5月24日，美国《华尔街日报》报道了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前主席格林斯潘就中国股市过热进行的分析及提出的警告。他认为中国的热潮是短期的，在以后的某个时候股市会出现大幅度下跌。这个报道出现后，国内很多媒体相继对此进行报道，其中还包括国内的主要财经传媒。

2007年5月30日凌晨，一条震撼中国的重磅新闻出现在中国的三大门户网站上。这条新闻是证券交易印花税税率由现行1‰调整为3‰。号称中国最大财经门户网站的和讯网是这样记录这一天的：

股指从5月29日的最高点4335点，一路下滑……创下了2007年中国股市暴跌之最。

B股跌幅更深。

沪市当日仅有1只B股上涨。

可以看到对于这次股市大跌的预测，格林斯潘是非常准确的。且有消息证明，QFII也的确从中国提前撤出大笔资金。这一举动和炒作房地产不同，在唱空的同时也确实是在做空。再分析一下QFII唱空做空的原因，“即由于受到资本管制等种种限制，境外资金在本轮牛市行情中并没有充分受益，并且如果大量境外资金涌入到国内以后，疯狂上涨的指数也给QFII们建仓带来了困难。所以，通过唱空来阶段性打压股市，为其自身的操作提供‘方便’，也就成为一种比较可行的选择”。

由此可以看出，外国传媒与QFII相互配合，达到了自己的利益诉求，更通过这些经济大师的话语权来左右了中国的财经报道，并成功左右了中国的金融市场。这就对中国的经济安全产生了巨大的负面影响。同样在人民币升值、鼓吹中国房价泡沫等方面，也为大量热钱的进出大造舆论。可以清楚地认识到，外国传媒在国际经济活动中是为外国的经济利益打算的。

通过上述分析可以看出传媒与经济安全之间的关系。伴随着生产力的提高，传媒与经济安全在经济发展的各个阶段都有相辅相成的关系。从根本上讲，经济发展带来一系列新的经济问题，而传媒恰恰是为了解决这些问题而产生的。在这些经济问题当中，国家经济安全问题越来越复杂且越来越国际化。当经济安全的问题日益重要时，传媒在满足国家经济安全、（下转第61页）（上接第58页）促进经济增长这些问题上的作用也更加重要。从经济学层面上看，传媒是经济发展的产物，且是解决经济发展过程中产生的经济安全问题的重要手段。而传媒想要发展也需要稳定的经济环境，这也就对经济安全提出了要求。可以说两者是相互作用、相互促进的。处理好两者的关系可使经济发展进入良性循环，反之则相互产生负面影响，使得国家整体发展受到阻碍。

参考文献：

[1] 岳平. 不要为跨国媒体做义务宣传[J]. 新闻导刊，2002（4）.

作者：宋萌 王丽霞

人民币升值问题研究论文 篇3：

2010年中国外经贸形势:把握机遇,直面挑战

裴长洪(中国社会科学院财贸经济研究所所长):按照主持人的要求,15分钟讲完。我就谈谈后危机时代有哪些问题需要研究。

第一方面的问题,要研究经济全球化趋势出现哪些新特点。后危机时代经济全球化的基本趋势没有改变,但肯定有些新的特点、新的问题,需要我们深入研究。这里有两个问题,我认为是最突出的。一个问题,美国人提出世界经济再平衡论。这个舆论已经造得很早了,核心要点就是说世界分成了一部分人发达国家更多消费、发展中国家更多制造生产,这种结构是造成世界经济失衡的一种原因。再平衡就是要改变它,这种说法站得住脚、站不住脚?这是我们对外开放是不是继续有外部世界机遇的重大判断问题。

我个人认为尽管美国从金融危机以来,它的储蓄、消费比例关系发生了一些变化,但是基本趋势是不会改变的。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可能将成为一个规律,美国依赖消费拉动经济的基本趋势是不会改变的,美国和发达国家仍然是世界上最大的商品进口国和商品市场。对于中国来讲,我们扩大商品出口仍然是有机遇的。这当然需要论证,世界经济再平衡论需要分析、需要批驳,我认为这是一个重大问题。

再一个问题,是关于国际分工格局。大家知道美国现在鼓吹、并且也在推行新能源经济。从奥巴马政府来讲希望通过新能源经济能够创立起新的产业体系,成为振兴美国出口制造,从产品的消费者变成生产供给者来改变国际收支的流向。这当然是美国自己的一厢情愿。新能源经济可能在一段时间内也会有所发展,但是究竟这种新能源经济能不能够完全改变现行的国际分工格局和国际收支流向,这是需要深入研究的。

假定在后危机时代,因为后危机时代本身也是个研究的问题,它有多久?如果说后危机时代仅仅是从经济负增长变成正增长,那这个时间太短了,可能2010年就变正增长了,肯定不是这么短。后危机时代指的是什么?要多久?也就是说在后危机时代新的能源经济以及技术突破需要多长时间、需要多少条件才能使整个世界产业分工、产业体系发生革命性的变化,这个可能也是需要研究的。

回头说后危机时代,我个人认为可能是这样一个过渡时期,从经济缓慢复苏到科技革命,带动新的产业勃兴,到公司企业大量建立,形成经济新的动力这样一个过渡阶段。这个过渡阶段在不同时期有长有短,这次后危机时代究竟要多久,这是要研究的问题。

第二方面的问题,关于中国开放型经济建设方针问题。我个人认为开放型经济建设方针应该坚持内外需并重,而不是内需为主、稳定外需,这个说法是不积极的。坚持内外需并重是我们应该坚持的方针,绝对不能放松。因为在我们现在内需当中,投资需求政府可以比较容易调控,但是消费需求培育还要有一个过程,尤其是新的居民消费增长点完全需要很长的过程,不仅需要收入的过程,增加的过程,也需要体制改革的过程。因此它是一个慢变量,在这种情况下,外需是绝不能放松的。

现在讲调整国民收入分配结构,很多做法短期内都不能奏效。我也看了“十二五”规划各种各样的打算,实际这个问题研究了很长时间,没有改变这个状况,就说明这个事情很难,这个事情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我们现在如果忽视外需,或者说外需态度不积极,很可能会丧失国民经济持续健康发展这样一个有利的时机。

第三方面的问题,我们怎样走向贸易强国。这个问题这几年已经有不少研究,特别是到底贸易强国有什么样的标志,这是需要我们研究的。当然学者提得很多,但是普遍都忽略了一个问题,那就是忽略数量的规模和速度。速度、数量、规模都是被普遍忽略的,而且隐含着一个前提,都认为我们速度很快、数量很多、规模很大,我认为这个认识是错误的。现在我们之所以在世界上还被人家能够当回事,就是因为数量、速度、规模,不是因为你的质量。但是我们的数量还不够大,按人均算,我们仍然是贸易小国,而不是贸易大国。这个也需要论证,到底贸易强国需不需要有这个条件。

第四方面的问题,需要研究产业转移和产业转型。这个问题已经被提到议事日程,用意很好,沿海低成本制造产业要转向内地,怎么个转法?广东搞的腾笼换鸟为什么失败?强制搬迁工厂的做法为什么失败?究竟我们产业转移应该怎么搞?沿海产业转型升级又应该怎么搞,我觉得应该总结,而且我们不能讳言我们的失败。像广东搞的强制工厂搬迁,据调查,效果并不理想。想法是好的,但为什么失败?这是我们要研究的问题。

最后一个问题,我们要研究后危机时代国际经贸合作新的动力机制是什么。在过去我们动力机制很大程度上是来源于低成本制造,当然未来很长一段时间我们都不能轻言放弃低成本制造。实际上这个问题我们有了一些骄傲自满的情绪,觉得中国可以不要低成本制造,这个情绪很要不得。这个优势只能是延续。新的动力机制是什么?从现在看,比如说有扩大区域合作、自由贸易区,还有企业走出去,当然企业走出去目前刚刚起步。还有什么?在后危机时代我们扩大国际经贸合作新的动力机制是什么,我觉得需要总结经验,需要寻找。

王子先(商务部政策研究室副主任):我发言的题目是本轮世界贸易复苏新趋势,讲这么几个观点。

第一个观点,世界贸易已经走向复苏。大家知道2008年四季度世界贸易额降幅达20%以上,2009年一季度下降进一步加剧40%以上,二季度稍微好一点,但是仍然下降28%。从6月份以来,随着区域合作化结束,世界经济回暖,贸易出现复苏迹象。荷兰政策研究局监测的贸易数据显示,6月份首次实现环比1%的增长,7月份继续增长,8月份有所下降,9月份、10月份继续环比增长。从经济体来看,贸易和出口复苏都是比较普遍的。最新的情况,2009年底11月、12月,很多经济体出现了正增长,印度11月份增长18.2%,韩国11月份正增长,12月份增长33.7%。其他像泰国、菲律宾东南亚国家出口都在11月、12月出现增长。中国11月份出口增长5.3%,12月份增长17.71%。估计12月世界贸易整体也有可能出现正增长,这是世界贸易复苏的动向。全年世界贸易额的降幅仍然很大,可能要达到15%到20%。

2010年世界贸易额的预测,一种判断,世界贸易的量会增长3%到4%,贸易价格会恢复增长4%到6%,世界贸易额会增长7%到10%。但是世界贸易仍然还有一些风险,总体有一个大的判断,由于急售的原因和需求面的原因,可能世界贸易会呈现前高后低的走势,上半年情况好一点,下半年情况不乐观。

我对本轮世界贸易复苏的新特点也做了一些分析,有这么几个特点:

其一,新兴市场成为世界贸易复苏的主动力,特别是中国、印度、巴西经济复苏,大量基础设施投资拉动了发达国家中间品、投资品出口的回升,新兴市场占全球的比重大幅度上升,可能上升十几个百分点,特别是中国,2009年经济增长8.7%,印度也是增长7%,投资增长8%到10%,巴西经济增长1%左右,新兴经济体对世界贸易复苏发挥了很重要的带动作用。

其二,日本、德国等出口大国依靠出口回升仅仅实现了率先复苏。日本二季度进出口拉动增长1.6个百分点,经济增长0.4,三季度拉动0.4个百分点,关键是亚洲需求回升,拉动了日本的出口。德国经济率先走出衰退,也是由于出口拉动,二季度实现0.3的增长,三季度0.7。整个欧元区进出口对二季度贡献是0.5个百分点,三季度是2.9。

其三,美国贸易回升也是拉动这轮经济复苏最重要的引擎,进出口对GDP拉动一季度是2.6个百分点,二季度是1.38个百分点,三季度是负拉动0.8,但是全年肯定是比较大的正拉动。有一个机构做了分析预测,这轮美国2007到2009经济衰退中,实际GDP降幅是12.3%,进出口累计贡献5.9个百分点,消费拖累了GDP4.29个百分点,投资拖累21.18个百分点,这是跟二战相比完全不一样的新趋势。

其四,中国需求回升对发达国家,特别是对周边亚洲贸易复苏功不可没,作用非常大。像美欧日对华出口,下半年都有了比较大的恢复。特别是周边市场,12月份,韩国对华出口同比增长94%,马来西亚10月份对华出口增长52.9%,台湾12月份对内地出口增长46.9%,势头非常迅猛。

其五,自由贸易体系没有崩溃,全球贸易保护主义并没有失控,人类没有重犯大萧条时期的错误。

其六,从这一轮世界经济贸易复苏的情况看,世界贸易仍然是世界经济的发动机,包括出口大国,贸易都是走出衰退、走向复苏最重要的动力。

第二个观点,中国外贸与世界贸易出现了同步复苏。2008年我们出口跟世界贸易一样出现了衰退,世界20%、30%,我们是2%多一点,一直持续到10月份。其次,出口下降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是很大的,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做了测算,如果不是采取一揽子措施,到今年一季度我们经济增长可能只有1%,出口负拉动是9.27个百分点,随着世界贸易复苏,我们现在也开始收获新的机遇。第三,我们外贸也跟世界贸易基本是同时复苏,比东亚经济体稍微晚了一点,他们是11月开始正增长,我们是12月。这是基本情况。

第三个观点,世界贸易进一步复苏能否持续。总的来说,世界贸易复苏将会继续,还会有一些新的波动。世界贸易的复苏现在是靠两大动力,一个是新兴经济体的需求;第二个是拉动了经济刺激措施、拉动基础设施投资。

下一步世界贸易复苏的进程能不能持续,有一些关键点:一是链条能不能从中间品、投资品向IT高端和大宗消费品延伸。二是能不能随着基本面的改变,中低端的基本消费品和需求品进一步回升。三是能不能随着总需求的回升进一步带动知识品贸易价格的回升。

当然,世界贸易复苏还有一定的不确定性,包括保护主义、新的金融风险,还有刺激措施,能不能退出,还有其他风险,包括股权债务的风险。我们分析未来的前景,这次世界经济贸易复苏的周期确实跟以往不一样,不会出现马上新的繁荣,经历三到五年的调整期,在调整期内,世界经济可能会增长2%到3%,世界贸易额会增长5%到9%,但是调整过后,世界贸易仍然会出现新一轮繁荣。包括今年的未来几年,中国贸易保持跟世界贸易同步,或者略高于世界贸易的增长,这个可能性是比较大的,当然也取决于我们的努力,取决于我们的正确选择。

第四个观点,我们要正确认识外贸发展的理论问题、战略问题和政策选择问题。主要包括:

第一,正确认识形势,判断形势,既要看到挑战,也要看到机遇。随着世界经济贸易的复苏,未来可能机遇上升、挑战下降。

第二,正确看待外部危机对贸易冲击的风险,风险非常之大,各国都不能置身其外,中国当然也不能例外,都要承受这些代价,但是不能因此否定我们长期发展对外贸易的方向,不能因噎废食,不能把全球60万亿美元GDP的大市场随便丢了。

第三,关于中国出口经济形势。本来就有问题,就有危机,金融危机以后早点爆发出来,这实际是不对的。实际情况是加入WTO以后,我们变成开放性经济,外贸投资的开放是内在的制度性安排,并不是基于优惠政策和保护主义而形成的。特别是理论界有很多认识上的误区,是一种误判。

第四,正确对待贸易保护主义的影响。我们要跟保护主义斗争,我们要维护我们的根本利益。

第五,正确处理稳出口和调结构的关系。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把推动出口稳定增长作为长期方向,我觉得是非常正确的。过去30年,贸易的开放和发展也是我们调结构最大的动力之一,未来后危机时代,我们可以充分发挥我们的后发优势,积极参与到全球产业大调整里面来,使贸易投资作为我们调结构、促转型的新动力。

第六,正确认识外贸顺差与世界经济市场的关系。很多机构和一些学者,都把金融危机、世界经济失衡的责任归结为中国贸易顺差、高储蓄、高出口,让中国扩大消费、扩大进口、减少出口,美国要向出口导向模式转变,这是严重违反历史事实的,毫无道理。金融危机是美国自身原因造成的,金融监管不当,这是美国金融领域的问题,贸易不平衡是次要因素,这个不平衡使发展中国家新兴市场占于被动地位,发达国家夸大事实。

第七,关于危机后,要通过人民币升值来矫正中国贸易和国际经济失衡,这个观点也是非常错误的。因为历史已经证明,人民币大幅度升值,不会解决贸易不平衡问题。第二个,中国出口大幅度下降、顺差减少,再加上周边货币大幅度贬值,并没有升值的,而且这一轮世界经济复苏是靠中国的动力支撑的,人民币大幅度升值,阻断中国经济复苏的链条,也会对世界经济复苏产生影响,这些认识问题也要搞清楚。总之,我们应该正确认识危机对我们的影响,并且正确处理关系,坚持积极发展的自由贸易长期方针政策走向,不能屈服于外部压力,盲目改变我们过去成功的做法、经验和政策安排。

霍建国(商务部研究院院长):很高兴参加贸易学会新春座谈会。刚才听了几位领导的发言,我觉得在认识上大家都是一致的,中国外贸仍然有很大的发展空间,但现在有了各种说法,确实需要我们大家一起来以正视听。

去年之所以外贸取得成绩,从政策措施来看,无外乎用了金融手段,几次调出口退税,追加了480亿的出口信保,同时融资信贷上也是宽松的。在此之外,包括市场多元化、结构调整、应对贸易保护主义和贸易便利化,都有不同程度的作用,但是更主要的,你要是问企业的话,企业就说出口退税是实的。但是反过来看,在去年国际形势下,在这么大的支持力度下,我们是负增长。可想而知,应该说决定正增长或者贸易发展速度的,市场需求恐怕是更主要的原因。我想验证一点,如果国际市场需求没有了,那你再支持,很可能还是负增长,这个给我们提出很多新的问题。

现在2010年大家都说全球回暖,认为全球经济普遍向好,当然也有说二次探底的,但可能性也是很小的,因为全球协调,应该说基本稳住了,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应该说外部需求确实会有一个稳步的回升。

在这种情况下,即使我们所有的应对措施都很有成效,但是最后可能会困在结构上。尽管从现实出口结构上看,制成品、机建产品是好的,但是我们真正的能力不在这儿。从价值结构,从高端制造业、信息产业,或者一些机械制造业终端这一块来看,我们和国际上有差距,这个差距要拉不上来,还靠轻工、家电、鞋子、袜子出口,确实我们困难会更大,我们应该加大结构调整力度。

所以,在外贸结构调整上要多出一点支持政策,引导结构迅速升级,这是必须的。这一点应该说国内目前制约结构调整的政策还在,因为不是支持的问题,有些政策和升级不配套,包括目前投融资体制。如果是优先的,那就不分外资、国企、民营,你就鼓励它上,而且给他低利率贷款,给他进口设备,给他提供什么,或者给他一个三年、两年的免税,我们结构很可能迅速上去。

另一个,在产业振兴方面,一定要把产业振兴,一个行业产业的恢复和发展与贸易结合起来,我们不可能在家里自己振兴,我们要振兴机械制造业,振兴轻工,振兴纺织,一定要和进出口结合起来。我看了一部分目前的产业振兴计划与贸易结合的,相对比较弱。你想你这个产业的提升和进口设备的配置装置有直接关系,你要是给他一个支持政策,鼓励他引进设备,提升我们的制造业和装备业,那就会产生很好的升级效果,再把它引导到出口,出口反过来又有引进能力。这个良性循环,我们一直没有实现,所以形成我们常年整个外贸结构比较滞后,国内产业规划设计升级和进出口相对脱节。

当然,这和我们现行的很多贸易指导思想有关,我们一直还在那儿延续比较优势的理论。我们学过一点理论的都知道,比较优势有两个陷阱,一个是原材料陷阱,你有什么发挥什么特长,你有煤、你有金子、你有铁,只拿去卖,这早就过时了。后期制造业陷阱也是存在的,因为拉美也走过。其实我们仔细看一看,我们不断引进、不断装备,但是我们拿不到核心技术,必须继续引进、继续去买、继续来装备,同时自己的创新开发能力就是上不去,这就是典型的制造业陷阱。

我们很多行业基本是这种状况,当然我们有些领域也突破了,现在属于高端的,也是很强的。但是,大多数制造业我们不具备核心竞争力,不具备自主的知识产权,不具备自己的创新能力。我看到很多设备厂很简单的设备必须要进口,过去我们还鼓励要国产,如果能国产配套一部分,那是要受到表扬的,事实上你也不能全部去买,核心的是买不到的,自己一定要配套,怎么解决一定要给政策。他自己配套一部分,能不能免税,如果费了半天劲配套,不给政策,大家当然买现成的,这样导致国内很多设备制造能力上不来。

所以,在产业政策、投融资政策,包括现有管理手段上,配套支持手段上,都要引导产业向高端结构走,给他政策。像汽车,大家老说我们汽车不行,但是吉利和QQ人家就能出口,不管是六千万、八千万,人家卖出去了。如果我们国家有一些政策支持汽车业走向国际市场,汽车要是能出口了,那还了得啊。那可比现在投到钢铁、投到小环节上力度大得多。

因此,我在想整个外贸发展的指导思想上也要稍微调整一下,比较优势的概念要淡化一点,一定要走向怎样去跨越或者直接走向一个竞争优势,你作为过渡也要走出动态的比较优势。

应该说我们下一步会压力更大,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不仅要探讨,而且要有一些具体的政策措施来共同推动我们外贸结构调整,尽快让它实现逐步的升级过程。而且“十二五”计划是非常关键的,如果现在我们不加快外贸结构调整,外贸下一步发展难度更大。

周世俭(中国国际贸易学会常务理事、清华大学中美关系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我讲两个问题。人民币汇率和稀土问题。

第一,人民币汇率问题。主要有三个观点:

第一点,人民币汇率对外贸出口的杀伤力巨大。去年我们外贸出口下降了16.0%,是改革开放30年从来没有过的,改革开放30年在这之前有过两次下来,一次是1983年,出口下降0.4%,一次是1998年出口增长0.5%,这次下降16.0%,我认为是内外交困,不能都推到金融危机头上去。现在哪个单位工作没做好准是由于金融危机,金融危机是个筐,什么都往里面装。咱们是搞外贸的,应该知道早在金融危机之前就开始下滑。

沿海的企业家告诉我,08年10月份突然感到订单减少。但是大家都知道,从订单减少到海关统计出口下来,有四个月到六个月的滞后期,所以金融危机对中国外贸的影响应该是从去年春节之后,而不是春节之前。

大家都知道,我只不过把话说出来,从05年、06年、07年到08年,一连几年降低出口退税、人民币升值,总的指导思想是减顺差、打压出口。全世界没有任何第二个国家打压出口的,全世界每一个国家都是鼓励出口,只有我们中国长达四年之久从上往下压出口,造成了外贸出口的下降,16.0%的下降。我从1962年进北京外贸念书到现在,48年了,第一次碰到这么惨的情况,能全怪金融危机吗?

去年1月份,就是这个时候,我在杭州,一个大的浙江外贸企业的老总给我算了一笔账,他说从05年7月11号人民币升值开始,到08年7月16号人民币升值停止,这三年里头我们外贸出口成本上升了33个点。这33个点怎么构成的?人民币升值占16,出口退税8个点,资源价格上涨占7个点,劳动法、劳动力价格上升占两个点。他说周教授,退税已经开始恢复了,资源价格由于金融危机已经掉下来,劳动力价格上升已经基本没有了,因为农民工都回家了,给钱就干,还有什么继续杀伤外贸?人民币16个点没有下来。你听了鲍尔森的话,升上去,下不来了。

第二点,人民币升值空间有限。商务部综合司公布的换汇成本6块8毛5,现在的汇率是6块8毛2,外贸企业每挣一个美元亏三分钱,你这个汇率政策不是为出口服务的,是为了满足美国人的要求,是害怕美国人。这不是很明显的事吗?汇率的制定应当考虑这个国家本身的出口情况。中国银行的谭雅林调查的,大型外贸企业换汇成本6块5毛钱,中小型企业换汇成本是7块到7块2毛钱。这个道理很简单,你现在的汇率政策不是为外贸出口服务的。

第三点,不要怕扣上汇率操纵的大帽子,每年到4月15号和10月15号之前,中国领导层担心,唯恐美国国会给我们通过决议,说我们操纵汇率。咱们讲学术,大家都知道在1971年尼克松总统割断了美元跟黄金的联姻之后,怎么确定各国自己的汇率,这是各国自己的经济主权,不以外国意志为转移。货币政策制订要立足促进本国经济的发展,而不是有利于外国经济的发展,不是有益于美国经济的发展。

布雷顿森林体系瓦解之后,为了防止世界货币出现混乱,1974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牙买加召开会议,通过了牙买加体系,确定各国自己负责稳定本国货币与汇率原则。我国汇率改革实施的是主动性、渐进性、可控性的原则,具体操作是窄幅波动,这是始终要坚持的政策,美国和其他国家没有道理强压人民币大幅度升值。

当今世界谁是汇率操纵国?非美国莫属。70年代压马克升值,80年代压日元升值,80年代末压新台币升值,新世纪打压人民币升值。可是二次大战以来,美元几度起伏,算不算操纵汇率?所以在盖特纳访问的时候,我对环球时报讲,中国领导人要问问盖特纳,世界哪个国家汇率只升不降,让盖特纳举出个例子来。这完全是霸权主义的表现。

汇率杀伤力相当大。去年10月份,我随李肇星同志到日本,应中曾根前首相的邀请和世界和平研究所的邀请,世界和平研究所的所长,后来11月份我又去了京团联的会长御手洗,都讲日元升值的教训太惨痛了,20年翻不过身来,伤了元气,到现在日本都没缓过劲来。为什么自民党干了50多年最后垮台?就是因为产业界对自民党一味迁就美国,在日元汇率上做了大的牺牲,最后伤害了日本的经济,这个教训希望中国人能够汲取。

现在我们国家什么特点呢?美国一吹什么风,国内准掀什么浪。2005年4月6号,舒默尔参员在国会通过决议,要人民币升值27.5。社科院一个所长就给温总理打报告,要求人民币升值30%。有人问我,这30%哪儿来的?我说27.5四舍五入。2007年8月,鲍尔森对中国威胁,说人民币升值速度太慢,否则西方国家将对中国失去耐心,让人民币升值40%。不到一个月,咱们国内一位著名的经济学家就发表长篇文章,要求人民币升值40%。最近奥巴马又压人民币升值,我们社科院又有人站出来升值15%,配合何等巧妙。

我这两年到江南去一个体会,去年上半年走到哪儿做报告,休息的时候,中午吃饭的时候,企业家都凑过来,打听退税能不能增加。自奥巴马访问之后,我受一些地方外经贸厅邀请,到深圳、金华、嘉兴、温州,我讲话当中只要谈到新的一年我们外贸政策会保持稳定,人民币汇率会保持稳定,三四百企业家一起鼓掌,他们不是给我鼓掌,是给这个政策鼓掌。

我们外贸企业家对我们政府顶住美国压力的信心不足,因为什么?我们有的领导人、有的学者写文章,就是说这样做美国不高兴,所以四个年轻人写了一本书叫《中国不高兴》。动不动就拿操纵汇率大帽子压人,这是美国一贯的做法,你不听我的,我就给你扣上帽子,这个东西有什么了不起。50年代、60年代我们一穷二白,但是我们靠的是一股雄赳赳、气昂昂的精神,现在什么都有了,人都上了天,却没有了精神!怕洋人,还怕美国人。

第二,稀土的问题。西方社会造的舆论是什么呢?说只有中国有稀土,中国不让稀土出口,卡住西方的脖子。我们如何保护我们的国土资源?2006年我给中央写了一个报告,谈对我国现有稀有金属保护的问题。我听说几位领导批了,本人拿了五千块钱的奖金,这个报告批到商务部产业司出口管制处王农处长,他告诉我,领导批了,要加强管理。实际上就是设出口配额。我根据国土资源部,矿产资源年鉴数据,这是很权威的,我给大家念一下:“稀土,世界稀土资源主要分布在中国、独联体、美国、澳大利亚、印度、加拿大、南非、巴西、越南等九个国家和地区,中国现已查明稀土储量为9千万吨,占世界总储量24%。”不是光我们有,我们占了不到四分之一,而生产量占世界生产总量的85%。问题就出在这儿,美国的稀土,因为我在驻美使馆工作过,美国下令封存所有稀土,一吨都不准挖。美欧的意思就是把中国资源挖光,其他国家都有。我说我们保护资源、保护环境是天然合理的,而且我讲了,根据WTO例外条款,这十条里有三条各国有权保护。联合国大会关于国土资源的问题有明文规定,我们符合这个规定。

同志们,我再说一句话,如果一个国家连自己的资源都没有主权的话,那不成殖民地了吗?现在我们给世界上提供的稀土,每年配额都超过每年的贸易,所以根本不存在我们卡住西方脖子的问题,他们是故弄玄虚,实际就是把中国宝贵的资源挖光。国土资源部有个内部报告,讲得非常清楚,国家现代化建设需要45种矿产资源到2000年还可以自给,到2010年还剩24种,到2020年还剩下6种,等我们把资源挖完买别人的,就不是我们这个价钱了。关于稀土的问题我希望媒体报道出去,以正视听。

季铸(北京工商大学世界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我争取用五分钟时间讲几个观点。

昨天公布的数据和我们预测一样,我们在2008年全球100个国家国际贸易投资风险指数当中,预测2009年后期中国经济复苏,事实上,我们预测还是准确的。我感觉到中国需要一套很好的经济监控系统,所以从我们来看也抓紧了这方面的工作,今年我们把中国经济指数、流通指数,还有世界监控指数都已经做完了;再加上以前100个国家贸易投资风险指数,还有100个国家风险评级指数,已经建立了比较完整的监控系统。未来中国经济和世界经济都可以纳入到一个可监控的范围内,而且每天我们可以看小数点后四位的动态变化,中国经济的发展就会变得更加确定。

2010年是后危机时代,中国经济面临的主要问题是什么呢?昨天中央广播电台我谈了三点。第一个,风险。我们大量财政投资和信贷投资投放以后,大量的项目上去,但是我们面临最大的问题就是项目风险。现在来看中央财经有两千亿没有投下去,地方政府配套能力很差,整个配套资金到位不到50%,意味着很多项目可能最后不能完成,成为垃圾项目。这些东西来看,形成过剩的生产能力和没有形成生产能力都可能是一个巨大的风险。第二个,地方政府大量投资的结果,很多是以土地为抵押的,地方政府财政风险究竟有多大,下一轮中国金融危机是否在地方政府这一级出现,现在来看是不确定的。因为中央政府可以发国债,但是地方政府没有这样的权利。第三个,通货膨胀。通货膨胀中国已经存在了,为什么?去年整个财政和货币投放量是常年的一倍,通货膨胀已经出现了,只是说在商品市场方面,价格上涨,这个问题还没有出现。所以对中国来看,这是很大的潜在风险。

2010年的中国经济前景怎么样?还是看经济增长的三个主要来源:

第一个,出口。从2010年来看,世界经济八年周期的复苏已经开始,但是不是快速复苏的过程,世界市场也不会在很短时间内形成一个繁荣的局面。这样的话2010年世界经济,包括世界市场都面临很严峻的形势。说中国今年出口8%、10%,这都是我们乐观的愿望,是否能实现这一点,取决于世界市场,不取决于我们的愿望和政策。

第二个,消费。我们发现经济危机过程当中,唯一抗跌性的就是消费,如果危机连吃饭都有困难的时候,那危机就不是经济危机了。这样的话,我们会注意到什么问题呢?经济增长消费这块是刚性的,无论是衰退还是繁荣,它都会增长很快。今年汽车下乡、家电下乡政策,使很多购买力已经释放了,今年这些购买力不会有更大的增长。

第三个,投资。从投资来看,去年经济增长投资占67%,在经济增长的贡献率里面,7.3个百分点,占83%,什么概念呢?也就是说,去年经济增长主要是靠政府的投资,GDP转换形成也就是说投资是来自于税收和储蓄,储蓄是上年国民收入,国民收入是上年的GDP。这点从投资来看,我们会注意到两方面都面临问题:第一,不能再扩大投资,我们现在财政赤字占GDP的2.99%,基本控制在欧盟确定的3%这个线以下;第二,我们没有项目,经济增长的三辆马车都是乏力。

从政策信号来看,我们准备金率提高了,给出一个很明确的信号,就是今年经济政策可能转向紧缩,而且现在来看,不是可能而是肯定。这样的话,直接导致的后果就是股市和楼市出现过冷的局面,这样投资消费出口乏力,股市和楼市都不能有很好的增长,2010年中国经济相当困难。

对中国来说,转向结构增长我们就有自主性,转向服务经济我们也有竞争性。从整个中国来看,经济政策应该转向结构增长,贸易政策要转向结构贸易政策,通过扩大进口,大家知道我们出口从哪儿来?家电出口靠进口,汽车出口靠进口,都靠进口,我以为这是解决中国经济和贸易增长最关键的一把钥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