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我革命精神的哲学省思
【摘要】中国共产党作为一个经历了百年历程的伟大政党，在带领中国人民从胜利走向胜利的道路上逐渐形成了自我革命的精神，而这种精神气象的背后蕴藏着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全部秘密。鉴于中国共产党取得非凡成就是其将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和建设实践相结合的结果，所以只有从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和实践论的角度省思，才能更深刻地把握百年大党自我革命精神的内涵和本质。这既是一个认识逻辑，又是一个实践逻辑。中国共产党自我革命精神体现着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意蕴和价值，同时也是对马克思主义实践论的丰富和完善。为了在未来实现对内发展和对外建立人类共同体的双重需要，中国共产党仍须不断保持和发扬自我革命精神，并将此精神与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迈进、把握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最终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紧密结合起来。从上述目标出发，百年大党的自我革命精神才会得到发扬，并彰显其伟力。
【关键词】百年大党 自我革命精神 认识论 实践论
【DOI】10.16619/j.cnki.rmltxsqy.2022.03.007
如同一个生命体为了获得持续而又强大的生命力必须要不断进行“免疫革命”、从根本上抵御并逆转自身疾病一样，我们党之所以创造了世所罕见的社会革命与经济发展奇迹，正是其作为一个百年大党一刻也不停地坚持和发扬自我革命精神而取得政党“自我免疫革命”胜利的结果。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出发，对一个世纪以来中国共产党所积累的自我革命的“心路历程”或“精神历程”进行哲学省思，不仅是十分必要的，而且也适逢其时。正当伟大的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跨入新的百年征程之时，我们能够从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和实践论的角度重新审视或省察百年大党的自我革命精神遗产，这无疑具有重大历史哲学和党建哲学(政治哲学)意义。
百年大党自我革命的精神气象检视与回望
熟悉中国共产党百年历史的人不难发现，中国共产党是逐渐成长壮大起来的，其间经历过无数次自我革命的锤炼和洗礼。一个成熟的政党，不但须有自我革命的意识和精神，还须有一种百折不挠、胸怀天下的勇气和气度。这是一种崇高精神的力量，也是一种“浩然正气”的聚集。只有这样，我们党才能不管碰见什么艰难险阻和复杂多变的局面，都能从容面对和应付自如。
第一，中国共产党的自我革命精神体现着集体意识和哲学意蕴。从1921年开始，中国共产党所有的灿烂和辉煌，追根溯源，无一不显现出自我革命精神。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奋斗历程，让我们对党的事业及其自我革命精神气象充满了坚定的信念和无限的敬意。应该说，对党的自我革命的集体意识和认识是一点一点逐渐清晰起来的，特别是对其精神内涵、内容特征和价值评价的归纳及认识，更是近年来才得到全党集体认同的。2019年6月24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届中央政治局第十五次集体学习时发表题为《牢记初心使命，推进自我革命》的讲话，指出：“做到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必须有强烈的自我革命精神”，要在“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上下功夫。[1]这实际上已经为我们深刻地理解和把握党的自我革命的精神内涵提供了认识论哲学方法的正确指导。从马克思主义认识论角度看，上面提到的“四个自我”中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辩证思维和思想光芒[2]，对其进行哲学省察无疑可以更好地把握中國共产党自我革命的社会发展规律和精神气质。关于自我革命精神的实质，我们可以引述一段曾经影响过青年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时期)[3]早期思想的黑格尔《精神现象学》中的话来加以理解：“理性之所以成为精神，在于‘知道自己是全部实在性’这一自身确定性已经提升为真理，理性意识到自己就是世界，世界就是自己。”[4]在黑格尔看来，所谓精神应该是带有自身伦理实体和现实承载性及活生生真理性(启蒙性)的事物本质。中国明代哲学家王阳明也在《传习录》中说过：“省察是有事时存养，存养是无事时省察。”[5]也就是说，黑格尔充满唯物辩证法思想的“自我意识”“精神”概念和王阳明的知行省察哲学思想，都对我们深入把握中国共产党的自我革命精神有一定启发意义。
第二，中国共产党的自我革命精神体现了独特的精神品格、优势和力量。中国共产党第十九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下文简称“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决议》”)中“坚持自我革命”文本部分开宗明义地写道：“勇于自我革命是中国共产党区别于其他政党的显著标志。自我革命精神是党永葆青春活力的强大支撑。”[6]将这一总体性表述写入党的第三个历史决议中，表明了党中央重要的历史认识态度。自我革命及其精神之所以成为我们党的显著标志和强大支撑，是因为这是经过长期实践积累的宝贵经验，既不是拍脑袋空想出来的，也不是臆造出来的，而是由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历史经验不断检验和证明了的客观事实。因而，它是值得我们加倍珍惜的制胜法宝和利器，其精神品格、政党比较优势和显示出的行动力量，无论怎样评论和估计都不算过分。要知道，作出合理的价值判断，也是需要哲学思维的。
第三，中国共产党的自我革命精神体现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辩证唯物主义思想。正如毛泽东同志所说：“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一定要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如果不结合，那就不行。这就是说，理论与实践要统一。理论与实践的统一，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则。”[7]按照这个思路来理解，百年大党自我革命的精神或思想只有符合客观实际，并且在党领导人民进行伟大社会革命的客观实践中得到检验，才能证明其是真理和有价值的社会革命理论。勇于自我革命作为中国共产党人最鲜明的品格之一，是已经熔铸在党的血脉里的政治基因，这也意味着中国共产党在坚持自我革命的同时，一刻也不停地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思想指导，并一次次地靠自己解决包括自身在内的实际问题，最终成为“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主心骨”。[8]
百年大党自我革命精神的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分析
众所周知，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和实践论相统一，正如人类的认识和实践、知与行的关系不能截然分开一样。诚然，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包括毛泽东思想)中关于“实践—认识—再实践”的经典表述一向为人所称道。这一表述的精神实质不仅与中国传统哲学(王阳明的“知行合一”思想)存在某些内在联系，还与以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传统思想(作为本土化社会思想资源)的有机融合为特色之一的自我革命、自我修养精神有着密切关系。在中国共产党大力弘扬优秀传统文化的今天，我们有必要对此进行深入的哲学分析。从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观点出发，论述中国共产党自我革命精神中的认识发生(辩证过程)、认识结构(主客体要素及结构)与认识价值(包括认识目的和真理)。
中国共产党自我革命精神中的认识发生学问题。中国共产党自我革命精神的发生或形成是经历了一个过程的，它能够获得全党的集体认同也是需要时间的。在某种意义上说，没有任何政党能够放弃自我调整、自我纠错和拒绝自我更新。正如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决议》所指出的：“先进的马克思主义政党不是天生的，而是在不断自我革命中淬炼而成的。”[9]这种宝贵的自我革命精神存在于百年中共党史和中国社会土壤之中，形成于每一次大的胜利和对失误挫折的拨乱反正之中。它是由漫长的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的复杂性、艰难性及曲折上升性所决定的，也是由我们党领导人民奋斗的坚强意志和信念所决定的。而且，在其形成过程中，人民也参与其中。作为一种被马克思主义理论武装起来的政党的行为和组织演进过程，中国共产党是选择自我革命还是自我掩饰，其结果差异很大。人民也会感受到这一点，因为“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来看，人民群众是创造历史的真正英雄。当我们的党身处逆境或自身出现失误时，人民或许会暂时持观望态度，但当我们党经过政治建设、思想建设和制度建设而“不断增强党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的能力”[10]时，人民就会第一时间选择支持和拥护，并表现出极大的革命热情，焕发出蓬勃向上的民族精神。可以说，这是由马克思主义蕴含的人民性和革命性所决定的。中国共产党理想信念引领下的自我革命是一个勇于探索马克思主义的过程，同时也是一个不断认识自我、发现自我、实践自我、找到自我奋斗目标的过程。
中国共产党自我革命精神中的认识结构问题。马克思主义认识论主张的基本认识结构充满辩证唯物主义精神。马克思主义用实践结构说明认识结构，注重将辩证发展的观点引入对认识结构的研究之中，从而有助于揭示结构的演进和历史发展。[11]马克思主义认为，这种认识结构中的主客体关系往往存在于历史性的发展和历史性的变革(主要体现为思维方式的变革)之中。恩格斯说过：“每一时代的理论思维……都是一种历史的产物，在不同的时代具有非常不同的形式，并因而具有非常不同的内容。”[12]在此基点上，列宁认为：“认识世界的过程中的一些小阶段，是帮助我们认识和掌握自然现象之网的网上纽结。”[13]联系到我们党所坚持的自我革命精神，它既体现在马克思主义认识结构的主客体关系、感性认识与理性认识关系中，同时更反映在“认识—实践”的辩证认识图式中。我们之所以强调百年大党自我革命精神的经验价值，并在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决议》中认真总结，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我们党始终重视思想建党、理论建党，这不啻为使全党始终保持统一的思想、坚定的意志、协调的行动的马克思主义认识方法。[14]我们不妨将通过省察党的自我革命及精神的过程的认识方法称为“过程辩证法”[15]。因为只有注重从百年历史过程中来挖掘其认识主客体间相互作用的辩证规律，才能真正提高全党的认识水平。
中国共产党自我革命精神中的认识价值问题。所谓认识价值论，就是要考察和评价认识的目的和真理。依据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观点，我们对党的自我革命精神进行价值判断必须遵照辩证唯物主义一切从实际出发和“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原则。正如哲学家艾思奇所说：“我们的认识，是为着实践，为着改变世界的，我们不需要为认识而认识。”[16]在艾思奇看来，“知行合一”或理论联系实际与“实事求是”是本然统一的。“能行必须能知。知的发展到什么程度，行的效果也才能达到什么程度。”[17]因此，我们必须从实质上来理解中国共产党自我革命精神的历史事实，从实践和认识的辩证关系中把握其真理或核心价值。否则，我們就偏离了马克思主义认识论方向，且降低了认识高度。夏甄陶认为：“所谓认识是在主体和客体实际的相互作用基础上，客观反映在主体的头脑中即被主体所认识而形成(关于客体的)观念的映像，主体则以观念的形式掌握、抓住客体。”[18]在他看来，检验认识思维的真理性既不能单纯从人的主观方面去寻找如理性，也不能单纯从人的客观方面去寻找如客观实在性，而应当是将主观与客观联系起来的实践。这样就将真理同认识论统一了起来。[19]百年大党的自我革命作为一种马克思主义理论与精神资源，是我们党在中国国情或中国语境下吸收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的过程中不可分割的重要内容，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每一个紧要关头都无一例外地践行自我革命的“精神旅程”。反观世界上的一些政党，即使历史上曾经先进过、辉煌过(如苏联共产党)，但因为最终没有解决好自我建设和自我发展问题，结果都落入了失败境地。只有中国共产党，“历经百年沧桑更加充满活力，其奥秘就在于始终坚持真理、修正错误”。[20]党的这一自我革命历程，就像“沧浪之水”可濯“我缨我足”，永远将一个百年大党带入清新的精神境界中，使人民可见江山美好且永固的中国景象。
百年大党自我革命精神的马克思主义实践论分析
从马克思主义实践论的观点来看，中国共产党的自我革命精神具备实践生成性(从感性到理性)、实践复杂性(总结经验与教训)和实践检验性(分辨真理与谬误)。
首先，在实践的生成性中把握中国共产党自我革命精神的现实意义。如果在谈论认识论意义上的“认识”概念或范畴的发生学问题时必须从理性认识着眼，那么，要探讨实践论意义上的“实践”概念或范畴的生成性问题时就应该以“实践”为基点了，尽管“实践—认识”和“认识—实践”各自的二元模式都是要素间彼此互动的关系。马克思主义的实践生成论有别于以既成论思维方式分析事物，强调把唯物主义和辩证法引入实践解释中，同时也注重与历史解释方法相结合。韩庆祥认为，任何事物和对象都是在实践的、辩证的、历史的展开过程中生成自身的，可称之为“过程生成”[21]。党的主要领导人在提倡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中，都无一例外地、创造性地阐明和强调了实践之于马克思主义的精髓作用，我们在中国共产党百年历史上的三个重大历史决议文献中都不难发现这一点。百年大党所走过的自我革命道路，不仅具有马克思主义的实践本源意义，而且还反映了辩证唯物主义历史观。历史经验证明，一个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下有远大共产主义理想和坚定信念的党必定是勇于自我革命、不断克服困难前行的。回望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奋斗史，我们发现，建党的历史与自我革命的精神发展史几乎是同构的，抑或是相伴而行的。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之日起，就努力从中国国情实际出发，通过数不清的革命、建设和改革实践活动，实现了从每一个共产党人个体到全体共产党人整体的自我免疫革命，最终为中华民族创建了千秋伟业。与此同时，马克思主义的实践性和人民性也得到了中国共产党人的自我(个体)认同和组织(集体)认同。
其次，在实践的复杂性中把握中国共产党自我革命精神的时代脉搏。实践作为一种具有复杂性、具体性和不确定性的人类活动方式，既蕴含着社会的杂多性和丰富性，又蕴含着现实性和时代性。中国共产党从创建时的几十人到如今九千多万人的大党，之所以能不断发展壮大，并带领中国人民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绝非偶然事件;可以说是在极其复杂和艰难困苦的国内和国际环境下，不怕千难万险，冲杀出来一条血路。因而，要继续保持党的自我革命精神和强大的自我更新能力，就必须认真总结经验教训，如此才能走出实践中复杂性和不确定性带来的种种障碍。从百年党史看自我革命，不难得出“打铁还须自身硬”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内生特质和刀刃向内的自我革命永远在路上的反思性结论。[22]例如，从八七会议、遵义会议、延安整风运动、新中国成立之初的整风整党运动、粉碎“四人帮”、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到党的十八大开启全面从严治党新征程等百年党史中发生的最具历史意义的自我革命实践来看，其中包含了太多值得总结的经验和教训。对此，邓小平同志在反思文革时特别指出：“没有‘文化大革命’的教训，就不可能制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思想、政治、组织路线和一系列政策。”[23]“历史好像是首先要麻醉这个国家的人民，然后才能把他们从世代相传的愚昧状态中唤醒似的”[24]，马克思不无沉痛地如是说。同样，我们党在自我革命精神的学习和反思过程中，也从“以苏为师”“以苏为鉴”走向了“以苏为训”。这无疑也是一次领悟历史的思想进步。
再次，在实践的检验性上把握中国共产党自我革命精神的真理本质。曾几何时，“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已经成为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中国改革开放的思想解放先声，也永载于百年党史和共和国光辉史册。其间，在自我革命精神的感召下，不仅提升了百年大党的组织和思想水平，还增强了全党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践自觉，提高对真理的认识能力。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著名马克思主义哲学家李达在《〈实践论〉〈矛盾论〉解说》一书中系统阐明了马克思主义真理观与实践论、认识论之间的辩证关系。他指出：“真理是一个发展过程，人对于客观世界的认识，是由相对真理走向绝对真理的过程，客观现实世界的变化运动永远没有完结，人们在实践中对于真理的认识也就没有完结。马克思列宁主义并没有结束真理，而是在实践中不断地开辟真理的道路……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具体的实践的结合，所以它是具体的真理，是主观与客观、理论与实践、知与行的具体统一。”[25]上述经典解释廓清了人们对实践与真理、真理与谬误关系的诸多模糊认识，为提高全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素质作出了重要贡献，产生了深远影响，也得到了毛泽东同志的充分肯定。时至今日，仍为我们正确认识党的自我革命精神的“实践—真理”观提供了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指导。
未来中国共产党发扬自我革命精神的新方向
笔者在前文中系统地分析了百年大党坚持自我革命精神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基础，并以认识论和实践论的观点反思、省察和评价了这一精神财富的积累及承继过程。一百年来，中国共产党不断发扬自我革命精神，走出了一条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符合中国智慧和社会革命实践的先进政党建设道路，为中国革命和中华民族的长久发展积蓄了内在的精神力量。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历史中折射出其自我革命的心路历程和精神演进轨迹。不论是对党的成功经验的总结，还是对失误教训的汲取，都显现出中国共产党光辉的自我革命精神。在论述中国共产党自我革命新方向之前，有必要重申一下其哲学理论指导思想和理论基础问题。质言之，党的自我革命精神主要来源于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和实践论以及中国传统哲学知行思想。马克思主义理论家陈先达认为，“中国传统哲学追求至善，强调诚意正心，西方哲学尚思辨、爱智慧，而马克思主义哲学则强调实践，以认识和改造世界为目的。”[26]当然，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实践论是领会自我革命精神更重要的科学指导思想。就其二者关系而言，一方面，党的自我革命精神能为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实践论注入新的活力;另一方面，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实践论又能为党的自我革命精神持续提供新的思想理论根据。放眼未来，中国共产党发扬自我革命精神的新方向或新视界包括三个方面，即新时代、新征程和新变局。
首先，在新时代中发扬马克思主义的自我革命精神。“新时代”是一个时代维度和历史维度的概念，同时也兼有意识形态的意涵，具体是指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性进程的相对性时间范式。近年来，“新时代”一词在我国主要是指，与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继续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前进相对应的时代特质和时代精神的时间命题。在这个意义上，中国共产党的新时代，即第二个百年奋斗历程有两个阶段性的战略推进目标：从2020年到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从2035年到21世纪中叶把我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到那时，我国将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综合国力和国际影响力及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水平等诸多方面都将上升至新的高度。然而，鉴于我国目前仍然是世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仍存在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与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因此，我们必须继续坚持和发扬马克思主义的自我革命精神，并借助其力量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新时代的中国共产党人仍须在提升自我革命精神和马克思主义理论认同的基础上再创辉煌。
其次，在新征程中发扬马克思主义的自我革命精神。在与新时代相联系的“新征程”概念中，包含着实践性、行动性、过程性和道路性等意涵。犹如在中共党史上走过百年筚路蓝缕和万里长征的中国共产党人为了实现自己的宏伟目标仍须不断清除落后性(不先进性)、污浊性(非纯洁性)和病毒性因素而跨入新道路一样，将自我革命和理想行动进行到底，在新征程上不负时代和人民重托，展现出自己的新气象和新作为，这应该是一个机遇与风险并存的理论创新点，它将引领中华民族复兴的新征程。[27]
再次，在新变局中发扬马克思主义的自我革命精神。一个百年大党在坚持和发扬自我革命精神时，不仅要面对党内和国内的问题和矛盾，还将承受百年未有之大变局造成的复杂而又不确定的社会风险。大变局中既有机遇，又不乏挑战。既要描绘好中国的世界图景，也要掌握好经济社会的发展引擎。[28]疫情后的大国关系，国际供应链断裂，全球化下的制裁与反制，种种问题，都需要认真对待。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要站在世界历史的高度审视当今世界发展趋势和面临的重大问题……同各国人民一道努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把世界建设得更加美好”[29]。美国学者贾雷德·戴蒙德在《剧变——人类社会与国家危机的转折点》一书中，提出了应对危机的步骤或影响因素，即“直面危机、愿意承担责任、明确问题的边界、寻求帮助、借鉴榜样、自我力量/国家认同、诚实自我评估、应对危机的过往经验、耐心、自身灵活性、核心价值观和个人约束条件/国家地缘约束”[30]。这其中如自身灵活性、个人约束与国家约束及应对危机的過往经验等因素，都包含了自我革命或自我调整的理性精神。可见，我们党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继续发扬自我革命精神依然是应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有力武器。不过，“养心莫诚于诚”(王阳明《传习录》引荀子语)[31]。这说明：归根结底，最诚挚的态度和方法才是发扬自我革命精神的最佳选择。
综上所述，中国共产党在百年历程中，一直坚持和发扬马克思主义的自我革命精神。历史经验表明，每一次自我革命的结果都使人民群众受到马克思主义思想启蒙，使中国共产党人吐故纳新，在促进新陈代谢的同时焕发无限的青春活力，创造出一个又一个的经济和发展奇迹。在未来的新征程上，我们党仍须不断进行自我革命，无论发生什么样的大变局和复杂情况，都要矢志不渝地坚持和发扬这一锤炼自我的革命精神。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我国新成长阶段生活方式的社会结构功能研究”和哈尔滨工业大学研究生课程思政类项目“中国社会生活史”的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分别为：17ASH0087、21YGS042)
注释
[1]习近平：《牢记初心使命，推进自我革命》，《求是》，2019年第8期。
[2]罗宗毅：《从“四个自我”的高度自觉推进自我革命》，《人民政协报》，2019年8月20日，第2版。
[3]马克思：《黑格尔辩证法和哲学的一般批判》，贺麟译，北京：人民出版社，1955年，第10页。
[4]黑格尔：《精神现象学》，《黑格尔著作集》第3卷，先刚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15年，第269～271页。
[5]王阳明：《传习录》，叶圣陶点校，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8年，第37页。
[6][9]《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北京：人民出版社，2021年，第70页。
[7]《毛泽东选集》第五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7年，第293～304页。
[8][10]《中国共产党简史》，北京：人民出版社，2021年，第478～479页。
[11]陈晏清、王南湜、李淑梅：《现代唯物主义导论——马克思哲学的实践论研究》，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年，第399页。
[1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3年，第382页。
[13]《列宁全集》第38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9年，第90页。
[14]张荣臣：《大党工程：一个百年大党是怎样炼成的》，北京：中央党校出版集团，2021年，第167～170页。
[15]安启念：《马克思辩证思想再认识》，《山西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22年第1期。
[16][17]《艾思奇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626、651页。
[18][19]夏甄陶：《认识论引论》，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169、204页。
[20]《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第70页。
[21]韩庆祥：《马克思主义“实践生成论”及其本源意义》，《新华文摘》，2020年第10期。
[22]石仲泉：《从百年党史看自我革命》，《学习时报》，2021年4月6日，第1版。
[23]《邓小平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272页。
[2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779～780页。
[25]李达：《〈实践论〉〈矛盾论〉解说》，北京：人民出版社，2019年，第57～58页。
[26]陈先达、臧峰宇：《学术自觉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百年探索》，《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21年第6期。
[27]冯俊：《百年大党与中国之治》，北京：人民出版社，2021年，第139页。
[28]郑永年：《大变局中的机遇：全球新挑战与中国的未来》，北京：中信出版集团，2021年，第215～221页。
[29]习近平：《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8年5月4日，第1版。
[30][美]贾雷德·戴蒙德：《剧变：人类社会与国家危機的转折点》，曾梦媛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20年，第23页。
[31]王阳明：《传习录》，第37页。
责 编/陈璐颖
作者：唐魁玉
【摘要】黄炎培提出的历史周期率在某种意义上说也是现代组织生命力兴衰的基本规律。基于现代组织生命力周期理论和规律，自我变革是组织成长的内在需要，是对抗现代官僚组织官僚病顽疾的需要，是保持现代组织生命力、跳出组织生命周期律的根本保證。基于对中国共产党领导政府机构改革的历史回顾，尤其是对革命党时期的陕甘宁边区3次“精兵简政”和中国共产党执政后对中央政府机构的11次机构革命的历程与特点的分析，可以发现经常性、周期性的机构改革是我国对抗官僚制组织内在弊病的一种必要机制，为我们党和政府保持旺盛的生命力和强大的战斗力提供了必要的健康机体，为我们党实现百年奋斗目标提供了基本动力。因此，有必要结合历史客观实践对机构改革的“循环怪圈”理论进行再认识。要重视对自我革命经验的提炼和总结，用党的自我革命精神指导政府自身革命，不断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关键词】百年大党 自我革命精神 机构改革 历史周期率
【DOI】10.16619/j.cnki.rmltxsqy.2022.03.006
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以下简称《决议》）概括了我们党的十条具有根本性和长远指导意义的历史经验，即“坚持党的领导、坚持人民至上、坚持理论创新、坚持独立自主、坚持中国道路、坚持胸怀天下、坚持开拓创新、坚持敢于斗争、坚持统一战线、坚持自我革命”[1]。坚持自我革命作为第十条经验，不仅是中国共产党区别于其他政党的显著标志，也是党永葆生机活力的强大支撑，[2]更是党领导国家政权建设、确保现代化建设取得胜利的根本保障，是百年大党领导政府进行一次又一次机构改革、不断加强政府建设、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制度效能的秘密所在。本文基于现代组织生命力周期理论和规律，在回顾中国共产党领导政府机构改革、政府自身革命的历程和特点的基础上，分析百年政党的自我革命精神对于政党和政府组织生命力的重要意义，并从中总结经验和启示，以期为今后政府机构改革提供借鉴。
自我革命精神是现代组织生命力的根本保证
1945年黄炎培向毛泽东同志提出的所谓“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历史周期率问题，实际上也是现代组织发展中存在的一个通病。一代又一代中国共产党人在探索跳出历史周期率的道路上孜孜不倦地努力，从中总结出民主、监督及党和政府的自我革命等路径。从组织生命学的角度看，作为现代组织，政党和政府的自我革命是其生命力的根本保证。
组织的成长需要自我革命精神及相关策略。早在20世纪中叶，雷蒙德·维农（Raymond Vemo）就指出，“自我变革是组织成长的内在要求与基本方式”[3]。1972年，格林纳（Greiner）在维农自我革命的相关论点基础上，以企业组织为研究对象，提出了组织成长与发展的五阶段模型。他认为，一个组织的成长大致可以分为创业、聚合、规范化、成熟、再发展或衰退五个阶段，而每个阶段的组织结构、领导方式、管理体制、员工心态都有其不同的特点。每一阶段都会面临某种危机和管理问题，都要采用一定的管理策略解决这些危机以达到成长的目的。要克服这种生命周期规律，自我改革、自我革命是组织防范解决危机、实现自身生存发展的必要途径。[4]根据这个理论，不仅企业有组织生命周期，政党和政府同样存在组织生命周期。政党和政府组织要想保持组织生命力和活力，要想确保有足够的权力和能力来领导国家建设和社会发展，就必须根据组织成长的阶段特点，最大限度地采取合适的策略，进行自我改革，以跳出生命周期律。因此，自我改革是组织成长的一种必要策略，将伴随组织生命周期的每一个阶段。越是有为的改革，对组织的积极作用越明显，而被迫的改革或者拒绝改革，将不可避免地造成组织衰退甚至消亡。
对抗现代官僚组织的顽疾需要组织的自我革命。诚如大家所知，绝大多数现代政府会选择最有效率的科层制（学者们也称官僚体制）作为其组织形式。“官僚体制，……以其精巧合理的层级结构、平等固定的法治精神、专业分工的理性效率和超强稳定功能带来的可预见性等优势，保证了组织的技术和效率优势，从而被绝大多数现代国家所选择，成为现代性的重要标志和现代社会的普遍特征。”[5]然而，从生态学的角度看来，任何一个模型或系统，即使有完善的静态构造，但在复杂的环境中运转，与周围环境进行复杂的能量交换，其结构和性能也难以避免会发生变异或者退化。概括而言，官僚组织逐渐走向效率下降和能量亏损的原因有以下六种：一是由于系统（组织）目标和要素（机构、个人）目标之间存在偏离，如本来是以国家发展和人民利益为目标，但在运转过程中，一些组织会出现因部门利益、集团利益甚至个人特殊利益而干扰组织目标实现的情况，从而影响组织本身的效率。二是封闭而稳定的科层金字塔结构形成了所谓的“黑箱”，受黑箱与社会能量交换的熵增定律影响，系统的运转将不可避免地逐渐走向低效。三是以精确而正式的书面文件形式、在固定的层级循环链上程序化运转的模式，将不可避免地导致信息失真和反馈失灵，进而导致官僚主义、形式主义和文牍主义。四是层级制的官僚体制虽然存在择优录用、择优升迁和功绩制原则等优势，但在现实中受帕金森定律支配，如上级在选择下属时，出于对下级的控制需要或保证自己顺利升迁等的考虑，可能会选择能力比自己弱的人作为下属而排斥能力强于自己的人才;或受擢升定律支配，使“一个人往往被提拔到他不能胜任的职位为止”。这些定律都不可避免地导致官场“逆淘汰”以及人才择劣的结果。五是官僚组织本身的软约束难以有效遏制其组织机构恶性膨胀的内在趋势。六是官僚制导致官僚的阶层化和人格异化，会使官僚组织逐步走向僵化;官僚人格异化和组织文化的曲化，最后形成难以克服的“官僚病”顽疾。[6]由于上述导致官僚组织逐渐走向效率下降和能量亏损的原因，对抗官僚病的顽疾，必须通过组织的自我革命，通过持续的政府机构改革、职能调整和流程重塑来实现。学者周志忍等人指出，作为一种特殊的组织，根据组织生命周期理论，政府在成长的每个关键阶段都要完成核心任务才能进步发展，到成熟期之后，更要进行深度的自我革命以避免机能衰退;同时，由于政府的特别属性，其自我革命必然是一个渐进的过程，组织重构是升华政府价值并同步进行制度变革的基本路径。[7]
跳出历史周期率需要党和政府的自我革命。中国共产党作为一个有理想有目标的政党组织，从成立之日起，就坚持把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作为初心使命。党在成立后的最初28年，主要是作为革命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最终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实现了国家独立和民族解放，为社会主义革命奠定了基础。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进行社会主义革命，消灭在中国延续几千年的封建剥削压迫制度，确立社会主义基本制度，推进社会主义建设。在从革命党转变为执政党的初期，1945年7月4日，对黄炎培提出的如何跳出“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历史周期率问题，如何避免“政怠宦成”“人亡政息”“求荣取辱”等历史现象，如何克服“有的因为历时长久，自然地惰性发作，由少数演为多数，到风气养成，虽有大力，无法扭转，并且无法补救”的历史规律，毛泽东同志在延安窑洞里给出了第一个答案，这就是“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在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上，经过百年奋斗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新的实践，我们党又给出了第二个答案，这就是自我革命。“我们党历经百年、成就辉煌，党内党外、国内国外赞扬声很多。越是这样越要发扬自我革命精神，千万不能在一片喝彩声中迷失自我。”[8]正如《决议》指出：“先进的马克思主义政党不是天生的，而是在不断自我革命中淬炼而成的。”[9]组织也一样，要有强大的生命力，就必须有敢于自我革命的精神和气概，就必须有坚持真理、修正错误的勇气和机制，就必须有敢于斗争、敢于自我批评的决心和精神。勇于自我革命是中国共产党区别于其他政党的显著标志。百年来，中国共产党就是靠自我革命精神，领导社会革命，同时领导政府组织的建立和政府组织自身的革命，以对抗官僚体制本身的痼疾和自我膨胀的发展规律。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政权建设和政府组织，在其执政的历史进程中，很早就表现出自我革命精神并将此精神付诸实践，如抗战时期的精兵简政、新中国成立后多达十几次的机构改革等。可以说，政府机构职能体系是党政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百年来的机构建设改革和职能调整就是共产党领导政府进行自我革命的重要实践证明。正如邓小平同志在1982年1月1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中强调，精简机构是一场革命，这场革命当然不是对人的革命，而是对体制的革命。[10]此后的很多重大改革都突出强调了机构改革的特殊重要性，强调机构改革是深刻的革命，也是党和政府深刻的自我革命。2018年2月，党的十九届三中全會会议公报进一步指出，“推进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一场深刻变革”。[11]这些都说明机构改革对于政府的职能体系建设和政府自身能力建设具有特殊的重要意义，是我们党领导中国走向国家治理现代化的一条基本途径。
中国共产党领导政府机构改革的历史进程及经验
纵观历史，我们发现，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奋斗历程也是中国共产党的自我革命历程。有学者从3个维度归纳概括了中国共产党自我革命的科学理路：一是从价值维度看，党的自我革命的动力之源是中国共产党具有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本质属性;二是从历史维度看，中国共产党全面从严治党的优良传统构成了党自我革命的政治资源;三是从实践维度看，党的自我革命与中国社会革命的良性互动构筑了党自我革命的实现方略。[12]本文主要从国家政权建设和机构改革的维度研究中国共产党在自我革命的实践中领导和指导政府机构建设的自我改革实践路径。根据我们党和国家政权建设的历史进程及机构改革的历史特点，笔者把党成立百年来的历史分成2个时期，即革命党时期和执政党时期，并分别重点以陕甘宁边区时期的“精兵简政”为代表，介绍革命党时期的组织建设和自我革命特点，以改革任务和目的的不同特征来分析新中国成立后的11次机构改革实践。
革命党时期的政权建设和精兵简政：以陕甘宁边区时期的“精兵简政”为代表。新中国成立前，为了革命的实际需要，我们党着手开展对党的组织机构体系和在根据地的局部地区对政府机构建设的尝试。1921年，党的一大成立了中国共产党第一届中央局作为首届中央领导机构，并设书记、宣传主任、组织主任。后来，中央局在上海成立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作为党领导工人运动的第一个公开机构。1922年，党的二大选举产生了中央执行委员会和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长及中央组织委员、中央宣传委员、中央妇女委员等。1923年，党的三大通过了第一个关于党中央组织结构和工作制度的法规性文件——《中国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组织法》，在中央局之下设置组织、宣传、妇女、工农、秘书等部。1927年，党的五大后，党的组织机构框架和体系基本确立，形成了自上而下、遍布全国的比较完备的组织机构体系。1927年6月1日，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第三次修正章程决案》对党的组织机构作了更加具体的规定。此决案规定党的组织系统分为五级;各级党部设立组织部、宣传部、妇女部;中央机构得到加强，下设秘书厅、组织部、宣传部、军事部、农民部、工人部、妇女部等。此后，经过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党的组织机构和职能体系在革命实践中不断完善和发展。[13]革命战争时期，在党的领导下，局部地区开展了对政权建设和政府机构建设的尝试，如党的一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纲领》和党的二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都提出要建立苏维埃政权;1931年以赣南闽西根据地为依托，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成立，设立了外交部、劳动部、土地部、军事部、财政部、国民经济部、粮食教育部、内务部、司法部等政府机构。在地方行政机构设置上，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行政层级为省、县、区、乡4级。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后，中国共产党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西北办事处改组为陕甘宁边区政府，一开始边区政权体制采取乡、区、县、边区四级制，后改为乡、县、边区三级制。1948年，在原晋察冀边区政府和邯郸晋冀鲁豫边区政府的基础上，华北人民政府（设立秘书厅、民政部、教育部、财政部、工商部、农业部、司法部、劳动局、财经委员会、水利委员会、法院、监察院和银行等政府工作机构）成立。在建立政权机构的同时，基于革命需要和政权建设的需要，我们党还积极进行精兵简政改革。这里重点介绍1941年到1943年间陕甘宁边区开展的3次精兵简政改革。
第一次机构精简开始于1941年底。第二届边区参议会通过了机构改革的基本精神，随后，边区政府颁布《陕甘宁边区政府训令》。该《训令》规定：“精简机构和精简人员的共同原则是少而精。精简机构，就是裁撤不急不需之机构，合并性质相近之机构，缩小庞大的机构。精简人员，就是裁减不急不需之人员，精简不称职的人员，从各种业务需要来调整人员，使之各得其所。”[14]1941年12月，中共中央发出了《为实行精兵简政给各县的指示信》，要求切实整顿党、政、军各级组织机构，精简机关。边区政府还邀请中共中央、中央军委、西北局等单位成立了边区总编整委员会，总揽全局，指导精简活动。这次精简，边区各厅、处干部从1000余人减少到760人，专署、县区干部从原有的4021人减少到3396人，减少了625人，群众团体工作人员从原有的1100人减少到600人，并且还裁并了一切骈枝机构，使各项制度基本建立起来。[15]
第二次机构精简开始于1942年6月。边区政府发布《陕甘宁边区政府第二次精兵简政实施方案纲要》，确立了“紧缩上级，加强下级，政事分开，合署办公”的改革原则，为边区机构设置和工作制度确定了合理目标。本次改革，一是调整政府机构，建立必要的、符合边区实际情况的行政工作制度;二是提升干部与适当地配备干部，密切党政军民的工作配合;三是边区政府各厅处实行合署办公;四是增加县政府的权限，调动基层工作的积极性。通过本次改革，被裁减的科室达100余个，缩减区以上干部及杂务人员共1232人，精简幅度达到27%。
第三次机构精简开始于1943年3月。1942年12月陕甘宁边区政府通过《陕甘宁边区简政实施纲要》。此前，毛泽东同志在西北局高干会议上作的《经济问题和财政问题》报告中指出：“这一次精兵简政，必须是严格的、彻底的、普遍的，而不是敷衍的、不痛不痒的、局部的。”[16]所以，这次精兵简政在范围上扩大到党中央系统、西北局系统和军队系统。1943年3月20日，党中央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专门讨论机构精简问题，对中央机构人员进行精简，为其他党政机关作出了表率。本次精兵简政，边区政府各厅处内部机构裁减1/4，边区政府直属机关从35个减至22个，专署及县府的内部机构均从8～9个减至4～5个。在人员上，边区政府自身从552人整编为416人，各厅处附属机关由1140人减至911人，各县原为1188人，后整编为955人，区以上各级政府機关精简总人数达1010人，占原有总人数的23.8%。此外，本次精简进一步充实了基层，给边区1270个乡每乡都增设文书一人，调派了千余名青年知识分子参加乡政府工作，实现了锻炼年轻干部的目标。为精简上层，充实下层，还有一大批县区级干部被调到乡工作，消除了政府组织“头重脚轻”的积弊。改革效果还体现于：组织上加强了“一元化”领导，减少了“政出多门”现象;政治上政策、法令、命令、指示基本统一;经费方面实现了效能和节约，有力地促进了反官僚主义目的的实现。
陕甘宁边区的精兵简政作为我们党领导下的政府自我革命，具有伟大的探索意义，为新中国成立后的机构改革积累了宝贵的经验。从本质上看，精兵简政是一场深刻的政治改革运动，也是一项庞大的系统工程，它涉及边区政府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各个方面;同时也是一场综合的、深刻的多目标改革，不仅是简单的缩减人员、裁并机构，同时也调整被精简人员以充实下层，使之各得其所并形成新的工作制度，最后实现“精简、统一、效能、节约和反对官僚主义五项目的”。[17]
中国共产党执政后领导的政府机构改革：以中央机构改革为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正式开始国家政权建设。从1949年开始，中国共产党一方面加强政权建设，一方面对不合时宜、有损效率和不合适的机构与人员进行一轮又一轮的改革和改造。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国家治理简史包含着丰富的机构改革实践内容。根据《国家部委60年，历次机构改革中被撤销和新组的部委》及刘智峰主编的《第七次革命》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行政改革研究》的相关内容，笔者列举新中国成立后历次中央机构改革共11次，并参考赖先进在《新中国70年政府机构改革历程回顾与成效》一文中的阶段划分方法，大致将中国共产党执政后的中央机构改革分为四个阶段（如表2所示）[18]。
第一阶段：从1949年新中国成立到1982年，主要包括新中国成立后的前3次大规模的机构改革，以精简机构、克服膨胀为主要特征和目标。
1949年9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中央人民政府下设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署和政务院，其中政务院下设35个委、部、署、院。1954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基本肯定了原来的机构设置。但是，到1956年，国务院机构总数增加至81个。为此，从1956年到1959年，我们党进行了较大规模的体制改革和机构改革。1958年撤销合并了国家建设委员会等10多个单位，1959年国务院工作部门又作了进一步调整和撤并。从1960年到1964年，在调整国民经济的同时，以事业单位改革为重点，政府同时对行政部门和事业单位进行精简。然而，到1981年国务院部委达52个、国务院工作部门增至100个，数量达到新中国成立以来的高峰。1982年，国务院机构改革启动，对政府部门和机构进行了撤并，国务院各部委、直属机构和办事机构由100个减少为61个，国务院所属部委由52个裁并为42个。该时期表现出比较清晰的“精简—膨胀—再精简—再膨胀”“合并—分开—再合并—再分开”“上收—下放—再上收—再下放”的周期规律，以致中国的政府机构改革被认为收效甚微。[20]分析这段时间的机构改革动力，由于基本没有涉及经济体制机制转型，故主要是权力收放导致的政府机构数量增长和膨胀。[21]
第二阶段：从1983年到2008年，历经1988年、1993年、1998年、2003年4次政府机构改革，主要特征是改革工业经济管理部门、推进政府职能转变。
1987年，党的十三大提出“社会主义有计划商品经济的体制”，中国开始进入从计划经济逐步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轨的改革轨道。为适应新的经济模式，政府必须改变旧的管理模式，政府职能也必须随之进行改革，为此，此阶段的四次机构改革主要与推进政府职能转变同步，并主要以工业经济管理部门为改革对象。例如，1988年的国务院机构改革，明确提出“转变政府职能是机构改革的关键”，改革方案着重于改革政府经济管理部门，调整了专业管理部门和综合部门内的专业机构，撤销12个部委，新组建9个部委。1993年，以建立中国特色的、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行政管理体制为主要目标，我们党对国务院组成部门中的宏观调控和监督部门进行了调整，撤销7个部委、新组建6个部委。1998年，以消除政企不分，改革传统管制型行政管理体制与经济发展不相适应、深层次矛盾为主要目标，对专业经济管理部门进行了改革，将煤炭、冶金、机械等9个工业部改成国家经贸委管理的国家局（后在2000年全部撤销）。2003年，为适应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的客观需要，重点推进与世界贸易相关的经济、金融管理机构改革，我国撤销了国家经济贸易委员会和对外经济贸易合作部，建立了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等。从数量上看，四次改革使国务院组成部门有增有减，有所起伏，“精简—膨胀—再精简—再膨胀”的规律依旧若隐若现。
第三阶段：从2008年到2018年，包括2008年、2013年两次政府机构改革，主要内容和特征是实施大部制、推进政府职能转变。在加入WTO和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義市场经济体制的背景下，中国政府的机构改革开始与世界接轨，逐步探索现代治理。在机构改革方面，我国借鉴国际经验，开始探索大部门体制。2007年，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要探索实行职能有机统一的大部门体制;2012年，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稳步推进大部门制改革。与此相应，2008年党的十七届二中全会通过的《关于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意见》中开始用大部制的思路整合“大工业”和“大交通”，国务院机构由原来的28个减少为27个。改革重点是加强与整合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部门（将劳动与社会保障部、人事部合并，组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整合完善工业和信息化、交通运输行业管理体制。2013年，党的十八届二中全会通过的《国务院机构改革和职能转变方案》，继续着眼于转变职能和理顺关系，继续推进大部制改革，对卫生和计划生育、食品药品、新闻出版和广播电影电视、海洋、能源管理等机构进行了整合，建立了一批具有大部制特点的政府部门和机构，同时，国务院正部级机构减少4个。国务院机构由原来的27个减少为25个。
第四阶段：2018年至今。党的十九大以来，机构改革的主要特征是以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为主要目标系统谋划推进全方位整体改革。根据党的十九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的决定》，此阶段的政府机构改革不再局限于政府部门的机构改革，而是全方面、多系统、多层次的联动改革，这次机构改革不再是单纯的行政机构改革、政府机构改革，而是以治理现代化为指向的党和国家机构改革，被纳入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中整体考虑和统筹推进。改革的目标在于党和国家机构设置和职能配置适应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要求。具体实施方略为党政军群四大系统同步改革，中央地方联动改革。按照2018年3月中共中央印发的《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方案》，此次改革党中央机构减少6个，国务院机构减少15个，党政合计共减少21个部级机构。[22]
从以上机构改革的历史进程中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每一次政府机构改革都是在中国共产党审时度势，对党和国家的历史任务、时代使命和国家治国方略的统筹谋划下作出的重大决定，都是在特定历史时期解决特定历史问题，虽然对党和政府的自身利益格局产生冲击，但中国共产党始终敢于刀刃向内，毫无私心和私利，坚持以国家发展和人民利益为目标的改革初心，对党和政府的职能、职权及机构作出及时的调整，以便更好地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这是一种基于组织自觉的自我革命。如果没有中国共产党的自我革命精神，在任何国家和地区，如此频次、如此规模、如此幅度的机构改革和人员精简都是很难实现的。中国共产党成立百年来，这种经常性、周期性的机构改革已经成为了对抗官僚制组织弊病的一种必要机制，为我们党和政府保持旺盛的生命力和强大的战斗力提供了必要的健康机体，为我们党实现百年奋斗目标提供了基本前提。
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持续推进政府自我革命
中国共产党自我革命的百年历史，同时也是探索政权建设和领导政权机构自我革命的历史。分析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政府机构改革，可以总结历史规律、经验和启示，同时有很多问题也值得我们进一步思考。
一是对“循环怪圈”理论的再认识。改革开放早期我国的某些学者认为，中国的政府机构改革难以跳出“精简—膨胀—再精简—再膨胀”“合并—分开—再合并—再分开”“上收—下放—再上收—再下放”的循环怪圈，以至于好几代人都致力于破解循环怪圈并努力探索。然而，回顾百年大党领导的政府自身革命历史可以看出，实际上，政府机构及人员“精简—膨胀—再精简—再膨胀”这个“怪圈”的存在具有客观必然性，是组织生命周期规律的客观体现，是中国共产党领导政府组织不断进行自我革命的实践结果，是我国探索社会主义现代化与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客观结果。为此，政府治理与改革不能以简单的机构增减论成败，而要以能否准确及时回应生产力发展和社会需求为准则，不断调整、完善和优化政府职能，以控制人均行政成本为中心，完善监督机制，实现“市场—政府”的动态平衡和“小政府、大社会”的善治模式，从而延长“怪圈”循环周期，直至走出怪圈。[23]
二是要重视对自我革命经验的提炼和总结。2021年，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年之际，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总结了党的百年奋斗的历史经验和规律。就自我革命精神而言，有学者认为，确保自我革命的理论指引、强化自我革命的顶层设计、坚定自我革命的价值导向、激发自我革命的主体自觉、构筑自我革命的常态体系等是我们党自我革命的宝贵经验。也有学者认为，“正视问题，刀刃向内;完善制度，健全监督;坚持真理，修正错误”是我们党自我革命的基本经验。[24]对于政府机构改革而言，党的百年历程积累了丰富的政府自身革命和机构改革的经验，需要我们在发现和把握其规律的同时深入总结，笔者认为至少有如下几条：第一，在改革目标和任务的确定方面要坚持执政党的初心和使命，坚持基本方向不偏移;第二，在改革方略的选择上采取多元路径，随机应变不僵化;第三，在改革信心和决心方面正视困难不妥协;第四，在改革评估方面有始有终、持续不停歇;第五，坚持实践检验标准，循环往复再攻坚。
三是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用党的自我革命指导政府自身革命，不断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进入新时代，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把党的自我革命推向深入”[25]这个重大课题。之所以如此重视党的自我革命，不仅是因为“党的自我革命具有自洽的运行机理，能够在自组织基础上推动党的肌体的净化、修复与发展演进”[26]，更是因为其能够指导新时代政府组织结构优化和政府自身革命，是优化党内政治生态甚至国家政治生态的有效实践形式，也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必要保障机制。如何将我们党的自我革命精神有效地转移到政府组织的自我革命之上？这就需要进一步完善党的全面领导理论和制度，提高党的“把方向、谋大局、定政策、促改革”的能力和定力;进一步回答好在行政改革中如何更好地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这个实践议题，从而更好地发挥党在行政改革中把控行政体制改革方向、制定行政体制改革方案以及调控行政改革进程等方面的主导作用，同时更好地探索构建新时代党政关系新模式。
注釋
[1]习近平：《关于〈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的说明》，《中国共产党第十九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文件汇编》，北京：人民出版社，2021年，第122页。
[2][9]《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中国共产党第十九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文件汇编》，北京：人民出版社，2021年，第100、101页。
[3][7]参见贾海薇、周志忍：《论政府自我革命的理论依据、变革路径与设计原则——基于依法行政的视角》，《行政论坛》，2016年第5期。
[4]张勇：《现代企业生命力》，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07年。
[5]吴春波：《官僚制统治》，北京：民族出版社，1988年，第1～5页。
[6]胡仙芝：《官僚病的成因及其矫治——从生态系统论角度的探讨》，《唯实》，2002年第1期。
[8]习近平：《以史为鉴、开创未来，埋头苦干、勇毅前行》，《求是》，2022年第1期。
[10]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邓小平思想年编（1975-1997）》，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401页。
[11]《中国共产党第十九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文件汇编》，北京：人民出版社，2018年，第13页。
[12]寇政文：《论中国共产党自我革命的动力、资源及其方略》，《党政干部学刊》，2021年第8期。
[13]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1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第2页。
[14]陕甘宁边区政权建设编写组编：《陕甘宁边区的精兵简政（资料选辑）》，北京：求实出版社，1982年，第66页。
[15][17]刘世平：《略论陕甘宁边区“精兵简政”的成功经验》，《集美航海学院学报》，1995年第1期。
[16]《毛泽东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895页。
[18][21]赖先进：《新中国70年政府机构改革历程回顾与成效》，《学习时报》，2019年11月11日，第7版。
[19]本数据来源于《国家部委60年，历次机构改革中被撤销和新组的部委》;刘智峰主编的《第七次革命》、《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行政改革研究》;崔连锐、徐鲁航的《政府机构改革中的“怪圈”探析——兼议完善大部制改革的方向》一文。
[20]刘智峰：《第七次革命》，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第91页。
[22]胡仙芝等：《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行政改革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2020年，第67页。
[23]崔连锐、徐鲁航：《政府机构改革中的“怪圈”探析——兼议完善大部制改革的方向》，《广东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5期。
[24]杨云成：《党的自我革命的基本经验》，《前线》，2020年第11期。
[25]《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3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20年。
[26]王杨：《净化与重构：党的自我革命对党内政治生态建设的实践促进》，《理论导刊》，2021年第4期。
责 编/桂 琰
作者：胡仙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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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天成(中央民族大学讲师)
主持人语
受《江南》杂志社诸位先生委托，我主持两期非常观察栏目，主题围绕王尧教授前此提出的“小说革命”及当下小说的写作、阅读、传播等话题展开。已有北师大张莉教授主持的两期珠玉在前，我不昧其后。为了予以区别，我只好在年龄和圈层上做点文章，本期都是以文学为志业的评论家和作家，但年龄集中在出生于1990年前后的“新生代”——这样看来，我作为主持人似乎有点老旧，也只好请各位青年“高抬贵口”，允许我这个大龄者暂时作提问状。我的提问当然“简单粗暴”且带有自以为是的“成规观念”，我甚至一度怀疑这种提问是否有效，但22位青年人的回答给了我很多信心，他们的回答真诚、热切，不惮于怀疑和否定，不迷信权威，同时也有建设性的意见和提议。他们阅读广泛，有良好的审美力和判断力，他们以其自身的丰富性而丰富着当代文学和当代写作的生态和形态。所以，我的信心并非是对我自己的信心——我的“腐朽”已经几乎无救。我的信心是对无限能指的青年人的信心：他们正在灵魂深处进行静悄悄的革命，他们正在努力创造出一个新的文学世界。
一
杨庆祥：首先想问的是，最近几年大家有没有读到激动人心的小说?如果有的话，能否说说让你激动的原因是什么?
阿 缺：尼尔·盖曼的《蜘蛛男孩》。因为这本书让我重新获得了阅读的快乐。在写作很长一阵后，沉迷于结构、文字迷宫和人物塑造，近十年的近距离凝视，让我一度丧失了阅读乐趣。但在看《蜘蛛男孩》时，单纯为作者的脑洞和叙事风格所折服，遍布全书的英式幽默让我再度感受文字的魅力。它并不是尼尔·盖曼最受褒奖的作品，也并不严肃或先锋，但阅读它的那六个小时，完全无愧于“激动人心”这四个字。
陈春成：李盆的《最大的静物》，以及他的许多篇。他的作品像幽浮一样，游移于各种文体的疆域之外(不过我倾向于当成不分行的现代诗来读)，他在极其独特的句法之中闪转腾挪，得到了属于他的大自在。去年很喜欢的一篇是徐皓峰的《入型入格》。他的语言自成一家，几乎省去了能省的主语，极飒爽，又稳健。叙事上擒纵利落，由民国武技发端，结尾却弥散在唯我论的意趣中，非常好玩。
童伟格的《王考》，我只能用古人评价书法的惯用语来形容：从头至尾无一笔虚弱苟且，神完气足，元气淋漓。纳博科夫的《说吧，记忆》。
陈雅琪：陈春成。最早读到陈春成的小说是在豆瓣上，最喜欢《音乐家》《夜晚的潜水艇》《裁云记》几篇。他的小说的魅力在于他的极其舒展的文字和奇妙的想象力。陈春成作品的阅读体验是极好的，读者的思绪被他的文字引领着，像云一般飘浮起落。没有过度极端和激烈的情绪，亦不至遁入虚空。他的极致在于对物的迷恋，不如说是对自由精神的执拗。这种迷恋化为他想象力的起点。但他又不仅仅停留于此，而是继续敲打艺术精神的内核，且开始追问：我们是否都忘记了艺术创作的本真?他的文字收敛了矫揉造作和晦涩难懂的表达，同时吸收了古典语言的简洁余韵和现代语言的丰盈诗性。当语言的精密和准确性与想象相呼应的时候，正如钟表机械齿轮转动啮合的瞬间。当80后作家还桎梏在逃离、虚无和“生活在别处”时，以陈春成为代表的90后作家已经开始思考万物、世界和宇宙的关系了。对于陈春成来说，幻想是一种“内在滋养”，是写作的内在动机，是他整个宇宙的生长点。他善于抓住生活中的匪夷所思，将对物的迷恋延展到极致，通过感觉复原记忆，通过想象定义物质。他的语言是流转的，幻化无形的，绵密的，充满了雾气。陈春成的写作我称之为“通灵般的写作”，阅读他的作品有一种灵魂出窍的体验。
陈泽宇：当然有。但当我写下“当然有”之后，却对举例迟疑了一段时间：如何判定“激动人心”?我更在意的是阅读体验中那一瞬间的照亮，还是个人阅读史中的长期回响?在权衡瞬时感性与反思理性之后，我想标记李宏伟的《平行蚀》，他小说中不经意的那句——“我们现在创造历史的方式，就是和它错身而过”——带给我恒久的激动与莫名的感动。周恺的《苔》，一部气质迥异的长篇作品。以及作家胡发云的部分中短篇，收录于他的作品集《隐匿者》里。与个人趣味有关，我似乎偏爱崇高投影里的事物。
陈若谷：激动振奋说不上，见过一些感人、熨帖、精巧的小说，尤其是年轻作者的诚意之作。但相较小说，非虚构作品更吸引我。近期读到的作品有丽贝卡·韦斯特的《黑羊与灰鹰：巴尔干六百年，一次苦难与希望的探索之旅》，此书是厚重的文化评论读物，解读巴尔干这个欧洲“火藥桶”的历史。英国敦煌学者魏泓的《丝绸之路：十二种唐朝人生》，是学者虚构的写法，文学性强，从低微的视野描绘盛唐身影。这类作品吸引人的原因是，无论是何种程度，它们一直在努力尝试完成文学的认识功能，而诸多当代小说早就摒弃了这项传统，甚至对此不屑一顾。
樊迎春：班宇《冬泳》和陈春成《夜晚的潜水艇》，虽然并非完美，但在当下文坛已经足够惊艳。良好的语言感觉，开阔的文学想象，同时以敏感和悲悯关切人心与世情，是我认为的好小说的基本标准。班宇和陈春成都在这样的意义上开拓了新的书写路径与讨论空间，同时以鲜明的个人特色体察了普遍的“人”的困境，历史的、现实的，更是精神的。
韩欣桐：近几年没有，十年前看到《三体》时，能感受到阅读带来的欲罢不能。小说非常吸引人的一个情节是，在“文革”的大背景下，小说主人公叶文洁回复了三体人的来信，将人类未来引向了毁灭。小说这一情节设置，将政治运动与人类整体命运并置在一起，形成了轻与重、小与大的对比，创造了一个有别于庸常世界的思维层级，重新审视人类行为中的偏执和扭曲，这一并置是极具批判力量的，使人在反思人类的疯狂时，也反思崇尚理性的人类以非理性创造的现代世界。此外，这个小说吸引我的是，作者描写了一个三体人世界，在没有稳定的物理学定律的世界里，生命和文明会以怎样的形式发展起来。人类的生活方式已经变得太理所当然了，现代生活被当成必然如此被接受下来，它需要一个陌生世界的敲击，唤醒已经陷入沉睡的日常。这种敲击会让我感觉，一切又重新鲜活了。
黄海飞：暂时没有读到能达到“激动人心”这个层面的小说，倘若降一级，给我很大触动的小说却有几部。其实过去很少关注当下小说，但《应物兄》引发的巨大争议，勾起了我的兴趣。读完之后，觉得这部小说很特别，文学史上会留下一笔。此外，由于偶然注意到“新东北作家群”的提法，进而产生了对班宇、双雪涛小说的好奇，一读之后，非常喜欢，“路转粉”。他们带给我不同于上辈作家的新奇的阅读体验。
刘欣玥：这两年的新作我显然读得不够多，能够激发我强烈的情感和实践冲动的事件也都发生在小说之外。不过相比于短时间的触动或刺痛，我现在更期盼能够从阅读小说中获得长期有效的提问。如果将小说比作邀请，好的小说会抛出一些无法立刻作答的问题，需要投入更多观察、更多思考甚至更长时段的阅读才能做出回应。有的时候则需要与小说家共同前行。我现在还是比较享受这种一直带着疑问读下去的方法，在这个过程里，许多迷人的追问都来自年轻作家。比如周嘉宁《基本美》和近作《浪的景观》对混沌的跨世纪青年经验的赋形，张怡微细腻的世情写作背后以“家”之名的知识、情感、伦理的为难，王占黑创造的可以轻易跨越语言文字、生活世界与城市行动的小说形式，都给过我印象深刻而且想要与人分享的振奋感。许多困惑伴随我学习和成长的过程，时间长了以后，一开始明明属于不同的脉络里的问题与问题会互相接通，这是阅读小说的魅力。
刘启民：近些年读小说多是通过师友推荐，其中留下较深印象的，是石一枫的小说，特别是《世间已无陈金芳》。比起那些大部头的小说——甚至是获奖小说，这个中篇，真是让人觉出作者的锐气，他的小说关注“底层”，但他一直坚持用虚构故事的老手艺来呈现“底层”，在这个人们的注意力、想象力都被内卷入屏幕、因而也充分归置的时代，他想要调动起人们对身边劳动者之渴望与挣扎的朴素的注意，这多少有守护现实主义尊严的气魄。
李 唐：外国和中国的都算吗?干脆我各说一个吧。翻译小说，近两年最大的惊喜是阿根廷小说家塞萨尔·艾拉。他是个很神奇的人，几乎只写不到十万字的中篇小说，至今已经出版了80多本书，并且题材广泛，侦探、科幻、伪自传、历史，等等等等。激动的原因是我感到了创作者的自由。在他的笔下，万物都无拘无束，总会以出人意料的方式发展故事，但这种出人意料并不是为了故意营造悬念，吸引读者，只是由于他另类的思维，以及展示这种思维过程的勇气。他不害怕写一种“非正统的小说”，甚至不怕暴露拙。在他那里，一切皆可是小说，没有那么多条条框框的限制，这种自由我之前只在卡夫卡、贝克特、罗伯特·瓦尔泽等极少数作家那里见到过。中国作家我喜欢台湾的黄国峻。那本《度外》可以当成诗来读。读的时候一直在想：这是我想写的小说。
李苇子：实际上我已经好久没有这种感觉了，可能和自己的人生阶段有关。上大学那会读《悟空传》都能激动半天，大一时还喜欢过安妮宝贝和郭敬明。最后一次有这种体验是大四时读《罪与罚》，陀思妥耶夫斯基对人物心理的层层挖掘和叙述的滔滔不绝很对我的胃口，有些作家的滔滔不绝只是扁平的铺排，陀思妥耶夫斯基有立体的纵深感。整个阅读过程如同走在一条漫长黑暗的隧道，作家的思想锐度总在你意想不到之处闪烁光芒，让你极力克制着想要大声尖叫的冲动。
庞 羽：诗歌方面，我喜欢里尔克和狄金森;在中国古代诗歌方面，我特别喜欢苏东坡，还很喜欢王若虚的《春江花月夜》，《逍遥游》我很喜欢，《赤壁赋》我很喜欢。在散文方面，我小学时，很喜欢普希金。后来读得不多，但是中国人都会记得那个带着橘子爬车站的父亲，我还特地去了那个车站看了看。人类之间的亲情，《父亲》已经感人至深了。提到朱自清，更多的人想起的是这篇散文。在小说方面，我最喜欢博尔赫斯和马尔克斯。马尔克斯的魔幻现实主义开创了文学艺术的新时代，而博尔赫斯的小说，让我感到无限激动人心。
索 耳：年纪大了，可能激动不起来了。现在小说也看得少，若是有特别对口味的小说，就是很愉悦吧，会不舍得读完。像赛巴尔德的“移民”三部曲、帕韦泽的《月亮与篝火》，还有童伟格的小说。
沈建阳：有，赵志明的《万物停止生长时》，他后来有一篇《你的木匠活呵天下无双》我也喜欢。在《万物停止生长时》这个集子里写的是我熟悉的南方小镇，读起来很亲切。赵志明的小说在细节处理上有的时候可能会有一些瑕疵，《万物停止生长时》这个集子就有，但瑕不掩瑜，你还是能感觉到他的气象万千。他让我印象最深刻的是他故事的轻盈，讲述时的举重若轻。再就是他的写作不落窠臼，就是不再在一个烂熟的叙事套路里重复，还能游刃有余、气定神闲地讲故事。
唐诗人：还是有的，比如读阿来《云中记》、李宏伟《国王与抒情诗》、朱山坡《风暴预警期》、陈继明《七步镇》、陈希我《心!》、郭爽《我愿意学习发抖》、袁凌《生死课》、林奕含《房思琪的初恋乐园》等等，我列的这几个名字，是我读这些小说时忍不住都发了朋友圈表示赞叹或者发了信息给作者表达敬意。这些小说之所以讓我激动，我觉得可以有多种原因。第一可能是有些类型的写作我自己以前接触得少，比如非虚构作品《生死课》《我愿意学习发抖》，包括带有生命实感的虚构作品《房思琪的初恋乐园》，这些小说让我看到了特别扎实的东西，背后有直指人心的思想魅力，而且语言精准、有咀嚼的空间，非虚构写作最怕语言不好，否则就没法读了。第二是长篇小说方面感受到作家语言魅力之外的诗性思想，《云中记》《风暴预警期》《心!》这些作品，不仅是语言可以单独拿出来做教科书，内在的精神感召力和思想穿透力也是极其难得的。经常有一些人说当代的小说都很差，没必要看，我就会推荐上面一些新作给他们，让他们看完再说，我相信这些作品可以给他们一些“冲击”。
王侃瑜：有读到不少觉得不错的小说，但要说激动人心，读完后让我久久无法忘怀的不多。有两本译名可能都比较劝退的小说，查莉·简·安德斯(Charlie Jane Anders)的《群鸟飞舞的世界末日》(All the Birds in the Sky)和杰夫·范德米尔(Jeff VanderMeer)的《异形博恩》(Borne)，前者我读的是英文版，无法评判翻译，后者我读的是胡绍晏老师的译本，质量上佳。可能是因为近年来我比较关注科技与自然的议题，以及人在日渐倾颓的世界中如何自处、如何与异于自己的“他者”相处的话题，这两本书所展开的想象和提供的可能性都让我感到激动。当下的许多科幻小说都深陷在我们/他们、人/非人、自然/文化、生物/机械这样的二元对立之中，未能打破让人习以为常的范式，但这两本书所做的尝试却都很有意思，前者讲述科技与魔法的融合，后者则设想了一种无法分类的存在实体，提供了对话和解构的可能，为打破二元提供了新的希望。另外，两本书本身的写作水准也很高，从语言本身到行文和结构，都是能让我一口气读完的精彩小说。
王家铭：大陆版台湾作家陈映真的三部小说集《将军族》《夜行货车》《赵南栋》。陈映真在他的小说中倾注了强烈的历史感与现实关怀。那些大背景、大事件被毫不讳言地写出，许多角色因此陷入忧悒、困顿与绝望，而爱欲时常是他们的另一病灶，这就是陈映真的政治诗学、精神分析与人道关怀。那些挫败的青年在惶惑中挣扎，最终无路可走，他们也是软弱、细腻又炽烈的人啊!
小 珂：这些年，让我激动的小说有两本：布鲁诺·舒尔茨的《沙漏做招牌的疗养院》以及波拉尼奥的《2666》。这是两位截然不同的小说家。舒尔茨书写的是梦境、隐蔽的内心、纯粹的精神与幻觉构建的虚拟世界，而波拉尼奥则喜欢在小说中叠加现实的元素，从现实社会中寻找文学的荒诞。让我激动的原因就是都写得非常好。
余静如：我每年都能读到很不错的小说，最近读到的一本好小说是远藤周作的《武士》，这本书的内容涉及传教士最早在日本传教的情况，以及日本内部政权变更下，几番变化的对外政策，导致一批为国家贸易出使的底层武士有了一段他乡奇遇，最终以悲剧收场。我非常喜欢小说里对几个武士的描述，我看到在作者的眼里，他们是武士，更是“人”，他们从闭塞的日本出发，以非常朴素的、较为封闭的世界观被迫去应对外界的改变，每个人物都得到作者的重视，他们个性复杂鲜明。我非常喜欢这样的小说，看似普通的底层人物，如果没有遇到环境的改变，也许永远不会被人发现并且关注到他们丰富的内心世界和高尚的人格尊严。
赵 依：还是有的。首先令人激动的是接触到这些小说的途径，一方面是作为编辑接收到的来稿和对友刊作品的关注，这当然也说明刊物风格的多样性和以此为基础的各自突围，这至少展示出刊物策划和作家写作的双向活跃，这种态势尤其使人兴奋;另一方面是师友的推荐和书店、出版机构以及网络平台的推送，真正让人体验到一种阅读的整体氛围以及作家在当下拥有的丰富发表渠道，这意味着好作家、优秀的文学素人几乎不太可能再因为发表的问题而被埋没。而最近读到的那些激动人心的小说，往往都与这些途径形成合谋，或成为当期刊物的亮点而广受文学界好评，激活理论增长点和话题探讨;或为文学对话增添新的区块以及“诚与真”，使人重返阅读的天然与阅读的乐趣;或作为横空出世的作家作品、寫作现象被大众率先开掘，启发某种新意……
赵天成：“激动”可能是容易产生误解的词语，会让人联想到某种宣泄式的狂热。如果放宽一点儿说，阅读中怦然心动或拍案叫绝的时刻一定是有的，而且有很多，古今中外的小说都有。能记起的最近一次，是因教学需要重读张爱玲。拍案的原因，往往就是单纯觉得写得好，别无其他。作为评论者或者说专业读者的理性和惯性，往往会压制阅读的初始感受。但是对于“好”的直觉，一定是先于评论的冲动，这可能也是我们依然阅读小说最简单也最原始的理由。
二
杨庆祥：作为一门古老的艺术形式，小说的功能一度被无限放大，尤其启蒙运动以来，小说被视作为一种“共同的体裁”，很显然，这样一种功能在今天已经不可能存在。那么在你看来，在当前社会语境下，你认为小说的功能主要是什么?你读小说/写小说的主要动机是?
阿 缺：惭愧地说，作为一个坚定的故事流创作者，我从来没有试图在小说中呈现出超出阅读快感的野心。我错过了“共同的体裁”的年代，也没有文以载道的职责，所以，我阅读包括我创作小说，都只在追求欣赏故事的跌宕起伏。除此，读者引申出的一切联想，都属于基于作品的二次创作。
陈雅琪：我认为小说(仅讨论虚构小说)的主要功能是通过虚构的故事反映社会生活，并在其中承载某种价值取向。比如，催生某种能与“恶”或其他异势力相抗衡的东西，追求作为人的尊严内核中的事物。正如村上春树所主张的小说的“延续性”，亦即“道义性”，也就是精神的公正。我阅读小说的主要动机是在语言的安抚中获得力量，寻求情感共鸣，寻找文学和现实生活的互动和张力，以获得个人与社会对抗或者和解的方式和动力，并在更广阔的时空里去理解何谓人类、何谓自己。
陈泽宇：必须承认，对更广阔的人群来说，小说意味着消遣，这也说明了“诲淫诲盗”的低俗性与有效性。如果进行计量统计，“礼拜六派”总是各个时期的文学“主流”。从长时段来看，我认为小说的当下社会功用也不超出这个。“五四”时期和80年代的小说启蒙作用，多是特定圈层的群体幻想。小说在我能选择的阅读中不是比重最大的，这说明我并非总体意义上的“理想读者”，但我仍然爱读，因为虚构使人放松，唤醒对金红色光点的记忆，大概是精神疗愈之一种。
陈若谷：作为读者，我对小说价值的期待是它需提供丰富的视野，在不同的视野理解不同生命体的处境和立场。也就是说，小说就是文化表达方式中的一种，承担文化传播的功能。本质上它并不比其他艺术形式的能量低，也不比其他的高。
我青少年时代的阅读极具功利性目的，只是想学习吸收作家们的生活态度和生命智慧。当我相对成熟后，我的阅读动机就发生了改变，首先是因为我对于文学的崇高幻想已经淡下来了(只是让它恢复平静和常规)，另一个是出于职业考虑，我认为自己的工作要主动与社会产生联系，我的研究工作需要与其他学术门类对话，因此我的阅读和研究是带有社会观察性质的。
樊迎春：我认为不管在何种社会语境下，小说的主要功能永远是救赎人心，不管是在革命年代催促人们战斗还是在当下社会环境中不断内化，小说始终以平常或怪诞的故事为我们呈现另一个世界，在这个世界中，我们重新认知时间、生命与存在，摆脱镣铐，人心解放，精神富足。这也是我读小说的根本原因。
韩欣桐：恐怕小说的功能已经远不是“五四”时期那样了，“五四”时期的小说读者对小说的期待就是提问，发现各种社会问题，而不是给出一个答案。但是当前文化的多元和信息的丰富，使提问变成了一个普遍性行为，如果小说依旧像“五四”时期那样，只是呈现社会问题，那么它就会变得跟新闻、微博热点、豆瓣讨论没有什么区别，现在的阅读更多是想从小说中找到某种答案，这就对作者的智慧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我读小说的目的是审美和找到与生活和解的方式，我期待在小说中获得愉悦和平静的同时获得启发，也希望自己能够写出这样的小说。
黄海飞：小说的功能应该是“介入”现实。这是一个经典问题，令人想起百年前新文学初创时期的争论，为艺术而艺术，还是为人生而艺术，我选择后者。鲁迅先生说过，小说必须是“为人生”，而且要改良这人生。文学存在等级，相比于消遣的治愈心灵的文学，无论以何种形式表现、介入现实都更为重要。我自己读小说，希望看到相比于消遣更多的东西，希望看到另一个世界，希望看到作家的思想，否则这样一个时代，消遣不必读小说，可以去看综艺节目、电影、电视剧。
刘欣玥：小说从末流之技变成救亡与启蒙的工具，也就是“五四”以后百年内发生的事情。一直到今天，这种虚构的叙事文体在教化与消遣、载道与言志、宏大叙述与私人欲望之间还是如此游刃有余。其自身的结构性迭代本身就内在或超前于社会变革，很难将二者完全分开讨论。新世纪以后，无论互联网信息爆炸、数据算法、碎片化的阅读习惯让小说变成了何种形态，无论传统的严肃阅读是不是已经边缘化为一种小众爱好，只要人们对故事、对世道人心仍有兴趣，小说就能持续性地生产它的新读者、新回响。如果借用伊戈尔斯通的说法，文学是一个主体间的动态过程，那么小说也应当被视作一个动词而不是名词，优秀的小说取决于它激发“鲜活的对话”的能力，这需要作者、虚构人物和读者、批评家多方参与共同完成。在这种作为行动的小说图景里，我认为小说需要具备对其时代准确的赋形与穿透力，同时永远不停止提供关于另一种更好的生活的想象，甚至是唤起行动的潜力。其实我的审美趣味是比较狭窄的。如果抛开为了教学与研究目的的那部分阅读，现在会长期追踪阅读自己信任的作家，也对同龄人的写作以及可能尚在形成的年轻一代的共同体有更多敞开的好奇和耐心。观察他们如何通过创造自己的文学世界去实现小说与小说家确凿的成长，想要通过训练使自己成为某种理想读者，对我而言，都有很大的吸引力。
刘启民：在任何时期，小说——以及文学最首要的功能，就是投注、释放、召唤想象力，如同是打井取活水，只是在不同的作者那里要形塑牵引活水的水渠形状不同。所谓的“小说主要功能”，其实也很难说。或许不能简单地从阅读人数占比来讨论。当通俗小说与类型小说的确在绝对读者人头数上占有很高比例时，诺奖、茅奖、鲁奖等严肃文学奖项仍然以其象征性资本引导、捍卫着载道性与启蒙式的文学想象。作为一个生活在当代的文学研究者，我也希望盡量把自己的文学口味复杂化。
李 唐：我一直不太在乎小说的社会功能，因为如果是为了某种目的去写小说的话，多少会有损小说的纯粹。而且现今的社会也基本不可能了。我个人把小说当成一种探索的过程。探索自我、世界和存在的方式。我将我的所思所想，乃至幻想，都用小说的形式记录下来，并且在此过程中更清楚地思考。我想，如果足够真诚，这也算是一份当代人的精神记录不是吗?
李苇子：我觉得小说功能渐趋窄化是件好事，这证明小说越来越纯粹了，那些附加在小说上的非文学的东西正被剥离。“小说要发现只有小说能发现的”，唯其如此才可以称其为小说艺术，艺术的核心价值是审美功能而非实用性，实际上，艺术没有实用价值。我的“阅读史”大概分为两个阶段——纯粹的读者阶段和半读者半作者阶段，前一个阶段的阅读比较漫无目的，逮着什么读什么，没什么功利心，阅读过程是印象式、猎奇性的，接近于娱乐;第二个阶段的阅读则是抱着学习的目的，文本是经过筛选的。必须承认，写作的部分动因是名与利的诱惑，但是，通往名利的路径很多条，为什么选择这条而不是那条?可能还是因为表达和言说的需要。写小说之前我学过很多年画画，起初想当个画家，绘画也是一种言说，但这种言说的效率太低了。
庞 羽：小说属于文学，文学属于人类精神文明。从大的方面来看，小说是构筑人类精神文明的一块石头;从小的方面看，小说是心灵的载体。而作家都明白，小说不能只写自己，而应该写周围的人，写这个世界。我第一本书看的是余华的《活着》，我不明白人为什么活着。后来读了些书，知道了这个世界的复杂。我读小说、写小说的主要动机是“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我是一个中国人，我深深地热爱着中华文化，后来接触了鲁迅先生的作品，深感文学创作必须有一份社会责任，绝非风花雪月，这份责任是让人们更加努力地活着，珍惜生命，在黑暗中也不要忘记光明。无论生活中遭遇了什么，记住自己是谁，发挥自己所有的价值。
索 耳：正好最近我在看一本关于晚清政治小说的书，“共同的体裁”让我想到了20世纪初梁启超对政治小说作用于社会变革的构想，而他的构想也是来源于小说在19世纪80年代日本的维新乃至更早的欧洲改革中所起的作用，而放到现在，梁启超所相信的“小说能在一夕之间改变整个社会”仿佛是个梦话。我可能是个悲观主义者，小说只会越来越没有功能，是一种“去功能化”。就跟那些已成为化石的艺术形式一样，它最终只归为一个小范围的、固定的群体所有。到了这一步，这个群体对于小说，也不再是功能性的需求，不会想着“小说能给我带来什么”，阅读、欣赏、创作已经成为生活的一部分了。我写小说的动机主要是我总得创造点什么，而小说已经算是门槛非常低的一门艺术了，并且，它还是具有一定体量的时间性虚构艺术，这其中就有很大的延展空间。我不会画画，不会作曲，不会拍电影——当导演不仅门槛高还得跟各方协调合作，想想就很累啊。
沈建阳：我认为小说(文学)的主要功能始终是对社会问题的想象性解决，这种功能源自于人们在生活中对故事的需要。即通过对不同故事的讲述，或者同一故事的不同讲述，在不同的编码(讲述)的过程中，人们把自己编码(讲述)到不同的故事当中去，在不同的故事中寻求各种各样的认同。因此，我阅读小说的主要动机是了解一种不熟悉的生活，同时寻求一种新的认识世界新方式，以及想象世界的新方式。
唐诗人：我读小说的主要动机是想看到一些我不知道的东西，我有“求知”的欲望。这个“知”可以是现实、可以是知识，也可以是别的什么有价值的未知知识。一直以来，我买的书都是各种学科的经典的或前沿的著作，小说反而买得少。不是因为看得少，而是因为我还在“求知”。“求知”阶段的心理需求决定了我的小说阅读取向，也明确了我对小说功能的看法，即小说也要有帮助阅读者打开新世界、开拓新视野的作用。这个“新世界”“新视野”应该是文学意义上的，或者很原生态的生存现实层面的新理解，不能是那种图解其他领域的知识观念性质的“新知识”。现在很多小说都是图解其他学科的东西，作家以为自己读到了某个新奇观点，转手就化入了自己的故事，实际上这不过是卖弄知识而已，并没有自己的原创性发现，这就没什么意思。
王侃瑜：很难说小说一定要有什么功能，能让人获得愉悦、启发或者触动的都可以是好小说。就我个人而言，目前所读和写的小说中有相当一部分还是科幻，那就顺着这条线来说一说。我们可能时常会有这样一种错误的印象：当下科技进步神速，过不了多久，我们的生活便会像科幻片中那样，人人可以通过脑机接口接入高速网络、乘坐飞行汽车往来于城市之中、使用数字货币自动支付再也不需要现金(其中一部分已经成为现实)。这种关于未来的想象是普世性的，全球各地未来应该都大同小异，可当疫情发生之后，我们发现社会的割裂超出我们的认知，而对于发生在我们视野之外的“现实”，我们很难去想象、去共情，更不用说其他可能的“未来”了。如果说科幻小说所描绘的本就是普世化议题在不同文化中的具体表现，能够吸引到来自其他文化的读者，那它所承载的一部分功用便是培养这种想象与共情的能力，弥合割裂，探寻理解与对话的可能。放大来说，小说作为一个整体仍具有这种功能，通过小说，我们得以窥见与自身所处现实不同的另一种生活和世界图景，从而试着理解其他人、其他族群、其他物种，从而探寻共存之道。
王家铭：我认为当代小说的功能之一是写出具有普适性的人的精神状况。如此说来似乎不单指涉于当下语境，确实，我更愿意将对小说的期待放置于一种共时性的理解中。读者会把自己的日常经验加入到小说的叙述里，与人物及其境遇处于博弈的状态。因此在经验失效时，情感或精神上的共振成为决定性因素，这首先源于一种微观意义的体察。可能的话，我们还都期望进入普遍的范畴，沾染到一丝永恒的意味。热爱情感上的真实，在这个层面上，我读小说，也是为了窥视或者辨认自我。
小 珂：我个人觉得小说不需要有任何社会功能。严肃文学是个人化的，应该是寒冷的，不被大多数人认可的。它本质上来讲不应该承担任何关于经济、文化、政治、宗教等责任。小说应该是作家与读者私下的交流，是密语，而不是演讲。但小说毕竟存在于社会，没有社会功能是不可能的，那么我觉得它最大的功能应该是：提高人类精神自觉。我写小说，个人动机是因为热爱，社会动机是要实现自我价值。
余静如：去笼统地谈当前社会下小说的功能，从量的角度去考虑，只能说占据市场的小说大概属于哪一类，这一类小说发挥什么功能，我想现在大部分读者看小说应该是为了消遣和娱乐。其实这本身也是小说与生俱来的一个特质，我童年时读小说也是为了消遣娱乐，但读过很多经典的文学作品之后这样的想法会慢慢改变。读小说也写小说会让我感到有趣。创造和思考的乐趣。我希望把自己思考所得用小说的方式传递出去。
赵 依：如果我们借用本雅明《讲故事的人》中的理论，俄国作家尼古拉·列斯科夫的故事属于传递经验的传统故事，那么当前社会语境下的故事往往还是传递体验、使人感悟的现代故事，甚至颠覆了“讲故事的人离我们远去了”的断言。故事为小说提供讲故事的方法、风格与机会，同时以使故事自身由此变异，这里的变异当然是中性的。所以我想小说的功能仍然是讲故事，为了把故事讲好而不断生发新的东西。故事的人类学特质与小说联系得如此紧密，那么每个人读小说和写小说就既有着特别个人化乃至神秘化的动机，而又将这一动机安放在一个置于历史中的大时代，前者为小说复魅，后者为小说祛魅。
赵天成：这是一个近年反复讨论的问题。近日英年早逝的作家黄孝阳，几年前写过一篇长文《我们不读小说了?》(我就是因为该文第一次知道他的名字)，就是在回应这个问题，里面的很多观点，今天看来也仍然值得重视。在我看来，小说的位置、功能、社会性意义，都是历史性的，但是小说的内核，永远是对“人”的关注。如果这样来看，我们就能避免情绪化的盲视，而把启蒙运动以来(包括启蒙运动以前)小说作为类型的兴衰，如实地看成一個与历史同步展开的过程，并从中发现隐秘的关联。就我个人而言，读小说的内在动机从少年时代起从未改变，那就是对于人性复杂性的兴趣。
三
杨庆祥：最近一段时间，有学者提出小说需要“革命”，并将1980年代小说探索的盛况与当下小说界的“保守”相比较。你觉得小说需要“革命”吗?如果需要，你觉得应该从哪些方面着手?如果觉得不需要，理由是?
阿 缺：就我了解到周围人的小说创作，觉得“革命”性的大规模改变似乎没有太大必要。我主要设计科幻小说创作，尽管只作为一个门类的类型文学，但作者们还是表现出了百花齐放的创作姿态。有人坚持核心科幻创作，有人写软科幻，各个题材包括AI、废土、反乌托邦等，都有专门的作者不断尝试突破。仅从这个类型文学而言，呈现出来的势态还是乐观的。
陈雅琪：从文学作品来说，小说创作应拓展视野，站在世界文学的立场，展现文学的跨国语境与个别特色间的张力。对于作家来说，尤其重要的是小说创作的理念和写作技法，还有来自作家本身的生命体验和灵气。作家要有自己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有自己的逻辑系统和哲学观念。他们应克服对经验的过度依赖而导致的单调、懈怠，以及惯性化的审美表达;突破过往的经验，充分发挥想象力和智性，坚持个人品格和语言上的智性，在普遍性的经验之中展现人类面临的危机和突破的可能性。从文学批评来说，小说的批评标准和审美取向应向多元化发展，既要严苛又要宽容。批评家应致力于发现当下有创造性的年轻作家(如陈春成、王占黑等)和重新发掘大陆本土之外的作家(如黄锦树、张贵兴等)。在世界文学的视域下，去中心化，站在边缘回望本土，才能发现无限挤压中的缝隙和可能性。从文学史的建构来说，自上世纪80年代提出“重写文学史”口号以来，文学批评界对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已有定评的一些作家作品、文学现象等进行了重读、重评，小说成为重点重读的对象。不过，对于新世纪以来的小说，特别是80后、90后作家的作品以及在市场化影响下产生的各类网络小说没有过多涉及。当然，文学作品的经典化是一个复杂的历史过程，但我们至少可以开始做一些思考和讨论，如何让这些作品在文学现场保持它们的鲜活性和问题性?
陈泽宇：近年来，类似“必须坚定不移地支持改革开放”“要再来一次彻底的思想解放”的口号在各界很多，小说界提出继续革命并不意外。事实上，文学革命的倡导从来也没有停止过，“不满足”是一种挺好的状态，它至少意味着勇敢。但从文学本体来看，“革命”与“进化”的真实关系很可疑，我相信真正的写作者在进入写作时刻的刹那，和莎士比亚、托尔斯泰、博尔赫斯都是“同时代人”，甚至包括“穷乎陈蔡之间”的孔子。那么，小说的新革命要革谁的命?新小说的对手究竟是陈旧的技法还是固化的权力?此外，我还想说的是，当漫长的符号革命不经意地开展时，人们往往毫无察觉。这是漫长的革命，也是漫长的告别。
陈若谷：学者之所以提出“新小说革命”，是对照着这样的基本事实：上世纪80年代的小说革命的确是领跑当时风生水起的思想文化景观的。而在那之后，无论是小说的变革还是社会文化的变革，都已经将80年代的冲动抛诸脑后了。但我总怀疑，今天寄希望于小说革命的方式在一定程度上是孤掌难鸣。另外，新小说革命的主体是谁?是经历过80年代小说革命的老作者和老读者，还是在90年代甚至新世纪后才出生的年轻人?如果他们自己都对80年代发生的一切持有无所谓的态度，那么“未完成的80年代”，最终要交付与谁?
樊迎春：我觉得不需要，至少不需要所谓形式内容探索的革命。“革命”的呐喊可能是对当下优秀作品匮乏的不满和抵抗，但我觉得文学或者说小说的本质从来没有改变过，是书写和阅读它们的人变了。所谓的保守并不在于形式或内容更新的匮乏，而在于人心与情感的冷却，在于生命经验与感知体验的枯竭。如果需要“革命”，那么该“革”的是“人”，是生活与生命本身。越是时事艰难，文学和小说越应该从内里针砭，突出重围，而非做外在的革命。
韩欣桐：我觉得小说不需要革命，需要革命的是写小说的人，作家需要在他们的灵魂深处革命。不管是小说内容还是形式的探索，往往都起源于精神思想方面的变革，例如现代派的出现是与尼采、萨特等哲学思想紧密结合的，如果想要小说进行革命，那么作家自身在思想上就需要进行深入的自我发掘甚至是自我颠覆，发现一套与当下密切相关的哲学体系，再把小说当成是一种呈现方式。只有有意思的人，才能写出有意思的小说。
黄海飞：不需要。从今天回看1980年代，我们会发现当年不断提出新的观念、新的探索，比如“寻根文学”“先锋文学”，其结果大部分作品都是失败之作。这可能在于急于求新求变，很容易走上观念先行或是炫技的歧路。反而是那些并不过分响应“革命”，另辟蹊径或者坚持“老路”，在当时显得过分“保守”的作家作品，成为了经典。最为人耳熟能详的就是《平凡的世界》。文学的探索从来都不是呼吁出来的，我也并不认为当下小说界就相对“保守”。年轻的作家也在探索，他们的阅读视野更为开阔，或许我们要做的只是等待。
刘欣玥：比起亲历过80年代文学盛景的那一代学者和批评家，“精神的80年代”好像没有给我制造太多结构性的焦虑。我对于80年代的文学遗产被神话化，变成沉重的历史包袱或至今未尽的难题这种现象，其实也一直有所怀疑。80年代真的是“未完成”的吗?各个时代都会产生自己的新难题，也会有各个时代的克服与创造，对于什么是“好的小说”的理解与想象也不能一成不变。80年代星与潮水般急遽的创新试验也制造了大量速朽的失败品，90年代卷入市场化后的应对也不全是令人失望的文学主体性的坍塌。而新世纪加起来时长已经超过了八九十年代，我们并非没有见证过只属于这个世纪的好小说的诞生。任何文学体裁都需要保持自我革新的动力，但在求新求变之前，伟大的小说首先仍旧是一门缓慢的技艺。在全世界的节奏都变得越来越快的今天，严肃的小说家和读者可能比任何时候都需要更加沉得住气。
刘启民：不是特别了解学者提出的“小说革命”的具体意指。不过，1980年代的小说探索，其“革命”的势能来自于整个社会机体甚至国际格局的剧烈变动，当下社会似乎更像是在这一变动的延长线上，还不到拉起新一轮文化革命的时机。
李 唐：“革命”我的理解应该是自然而然发生的吧，各种因素的汇集，到时想不爆发都不行。同样，时机不到，“革命”也只是空谈。所以很难说“需要”或“不需要”。我个人当然是想能产生更多先锋、实验、个人化的小说，这是趣味使然，倒也没有说哪种文学好或者不好的分别。
李苇子：小修小补是没意義的，改革需要大刀阔斧，但在现有的体制内这会很难。今天是自媒体和短视频的时代，不是小说的时代。在我们耳边充斥的各种声音里，文学的声音最弱，并且可能会越来越弱。机械复制的艺术出现后，传统绘画也曾面临同样的尴尬，但，绘画艺术并没有就此消亡，反倒激发出了一众新的形式。我觉得艺术的发展是有其内在规律的，波峰波谷相伴，彻底触底之后就会反弹，遗憾的是，在当前的大环境下，作家们集体焦虑的那个“底”(假如有这种焦虑的话)可能比预计的还要低。
庞 羽：如果说小说需要“革命”，那就不需要小说这个文体了。而当下的“保守”，重要原因在于中国当代文坛的一个腐坏现象，只要几个大腕一吹捧，这个小说就是好的，就是最棒的。而大腕为何追捧?赏识才华吗?谁信呢。这就是中国当代文坛存在的境况，所以我并不是太愿意读中国当代文学。而文坛的腐坏，必将埋没一些有志青年，我认识几个青年作家，写得很好，我很欣赏他们的才华，后来不写了，为什么?他们要生存，而文坛又自动屏蔽他们，一家独唱，一家独大。还有，文坛存在一些文字交易，既然是交易，就无所谓质量，无所谓质量，有什么读者?你们看，多少青少年爱上了网络小说，优秀的网络小说确实有才华，很多纯文学的作者开始写网络小说，为什么?既可以生存，又有了舞台，毕竟读者知道优劣。而纯文学之地，舞台是越来越小了。而论人类精神文明的建设，纯文学太重要了，而很多纯文学似乎题材有点“旧”，年轻人不爱读，而写年轻人的年轻人呢?饿死了，被排挤走了。这是一个非常可怕的文化循环，可能要把年轻人的文学梦，以及热爱文明的种子扼死了。中国文坛还有一个特别可怕的点，那就是有些人妒才。只要谁有才，就把他闷死。毕竟他要是冒头的话，挡他们的路，只要把他闷死了，文坛还是他们的。一些文人的嫉妒心太可怕了，所以这也是无数年轻文学爱好者日渐流失的原因。江山代有才人出，绝对不缺年轻人才，中国文学日渐式微，根本原因是文坛啊。
索 耳：首先我觉得很需要“革命”，因为有时候我们的文学评价体系的滞后是令人震惊的，打个比方，现在还有很多人用“先锋”这个词来评价小说，且不论这个词语实际上内含的是上个世纪的文学变革烙印，三十多年过去了，这个词语仍然用来进行简单的二分法(不仅是风格上甚至是价值上的)评估，乃至还旁生出了一种不同文化语境下的歧视：国外的引进小说哪怕写得再反常规，也会有各种专业人士来进行各种艺术面向的分析和评论，不会有人粗暴地给贴上“先锋”的标签。有人说塞巴尔德先锋吗?有人说安图内斯先锋吗?托卡尔丘克呢?而一旦国内的小说稍微反常一点，“先锋”的帽子马上就扣上去;安图内斯的小说里的分段和标点都被改动成那样了，出版标准的审查方也能谅解，而国内的小说，只是写成一个自然段、不分段，就要因为不合出版常理而被左右评判。对于“先锋”的畸形指认，是因为我们“非先锋”的传统太深厚了吗?事实上我们也都知道，风格不是非此即彼的;不存在“先锋”和“非先锋”的小说，只有好与不好的小说。承认不同圈层的文学审美差异，理解这种差异，更需要建立一种文学的全局观。虽然口头上说着需要“革命”，但是骨子里觉得，“革命”不太现实。现在不具备1980年代那样的群众基础，更现实的是通过缓慢的代际更换来实现，就像十年前《小时代》在观众那里行得通，现在行不通一样，当然，这种审美的代际更换需要更加稳定的内容提供者来引导实现，需要作者、出版商、职权部门等共同作用，变数太大了。
沈建阳：我觉得对这个提法本身要做一些反思，对“1980年代”的文学要进行重新评价，这在学界“重返八十年代”的系列研究中已经有了一些成果。这些研究的问题意识包括所谓“1980年代”的“小说革命”具体发生在什么地方?是不是真的“革命”?在这个“小说革命”过程当中有没有产生新的问题?甚至可以追问“1980年代”小说有没有它保守的地方?或许只有借助这样的文学史研究，在清理完历史之后我们才能对当下的小说现状做出更准确的评判。
唐诗人：文学变革离不开时代，80年代的小说探索盛况与80年代的中国社会、甚至当时的国际环境都有着关联。今天要談“小说革命”，首先要回答的是这个时代是何种意义上的特殊时代。这个时代有什么“特殊性”，这一定是考验作家思想能力的重要问题。所以我觉得小说要不要“革命”是一个伪命题。文学艺术的生命在于创造，缺乏创新、没有创造力的写作肯定是无价值的。如此，今天的小说“革命”，肯定不是类似文言写作被白话写作所颠覆的这样的“革命”，而是一种需要作家持续进行的创新探求。就小说的创新“革命”而言，我以为有两个点可以用力，一是注重实感写作，向非虚构写作学习，充实、改变如今“贫血”严重的小说创作，让作品的精神直抵当前的生活现实;二是注重可读性，向优秀的类型小说、网络文学作品学习，提高小说的可读性，让作品能够真正被普通读者喜欢，而不是满足于被朋友圈内的个别评论家“喜欢”，要努力“破圈”。
王侃瑜：我认为小说不需要刻意的“革命”，或者说“革命”正在发生，只是可能位于视野之外。说当下小说界“保守”指的或许是传统意义上的主流文学?无论大家是否乐意接受，我们所处的时代早已不是以文学期刊为小说主要阅读媒介的时代了，更多的创造者和读者在其他平台和媒介上聚集。公众号、类型文学、网络文学都有大量作者和读者，若抛开纯文字的限制，那么还有图像小说、游戏、动画、影视或者虚拟现实，小说正在各个方向上拥抱新的媒介，探索新的叙事可能。
王家铭：假若小说需要“革命”，那“革命”之后是要跨入到什么新的境地?这种“新”其实大体上脱不开已有过的文学实践。据程光炜先生的说法，1980年代初的小说写作，主要还是在“十七年文学”中寻找资源。1985年后的“寻根小说”“先锋文学”等才真正开始与“十七年”相剥离。因此与其说“革命”，我更希望当代小说能够接续上那个所谓的“伟大的传统”，让传统在我们心灵持续地发生作用，不论是80年代的，还是西方现代派的。青年学者胡桑说年轻作家中“现实主义”越来越多，我基于有限的阅读视野表示赞同，觉得这是可以改变的一个方面吧。另外，我个人对当下一些小说的语言感到很不满意，可能我更偏爱那种诗性的文字。
小 珂：我觉得从某种意义来讲，小说每分每秒都需要“革命”，但从另一种角度来说，小说又完全不需要革命。对于每个作家来说，也许每完成一个小说都是对自身的一种革命。这种个人革命的效果体现在文字上，使他/她的文学创作随着时间的流逝而不断发展，使他/她写出的每一个字都在宇宙的长河中奔涌向前。每一个时代都有很多作家，这些文学作品汇聚起来，对文学本身形成了巨大的推动力，革命也就产生了。因为我们无法阻止时间的流走，所以也无法阻止革命的发生。那么每一个作家每写一个字，其实都算是一种革命，或是革命的原子。而“革命”必须、也只能是自发产生的，我们能做的只能是顺应并且推动，而没法无中生有。这是时间给我们的恩赐，我们恐怕不能自己决定。
余静如：80年代和当下小说的情况不能简单地比较，因为这不仅仅是文学内部的问题，和整个政治经济社会发展状况是分不开的，至于小说“革命”，我觉得没法刻意把它变成什么样，它本身是一种自由的创作，如果它将来会转变成电脑游戏什么的，那也没办法，你可以把它叫做“革命”，也可以说它死了，看怎么定义而已。但我个人认为它不会消失，因为它只跟人有关，可以离开任何载体，哪怕世界上只剩下一个人，他也可以讲故事，那就是小说。
赵 依：诚如基洛里(John Guillory)在《文学研究批评术语》中“经典”(canon)这一条目的描述——经典是“一个历史事实”，其中“不断有作品添加进来，与此同时，其他的作品又不断地被抽去”。文学经典作为一个建构、解构、再建构的过程，是各种复杂的社会文化力量博弈的综合产物。去经典化和再经典化往往同时展开，就像“保守”与“革命”总是对举，这是两种思考的声音，都需要倾听。
赵天成：我在2019年的一篇文章中说，小说与群治的想象性关系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梁启超们欲由小说革命而思想(社会、政治)革命的认识基础已经不复存在;目下应该反过来说，“故今日欲兴小说界革命，必自改良群治始，必自新民始”。换言之，小说革命不是在自身内部发生的事情，而是必须被引发。但是刚刚过去的2020年，似乎可以看成一个引发的契机。
四
杨庆祥：你觉得目前的文学机制(发表、出版、评奖等等)存在哪些问题?能否提出改进的意见?
阿 缺：主要是投稿到发表的周期，时长太久。虽然有时候有一些约稿，会比较快，但整体上都会持续数月。出版就更久了。另外，提供给科幻小说的发表平台还是较少，希望各刊物能兼收科幻题材的作品。
陈雅琪：文学作品的发表平台比较单一、出版过程冗长、评奖标准和模式固化。文学评奖作为一种激励机制，除了作为文学制度的重要方面对文学发展产生外部规约和导引外，如何遵循自身的规律，保持某种程度的自律性，如何更好地表现出文学的自性诉求?这是需要思考的重要问题。文学机制应帮助文学在呼应制度的引力下寻求个性空间的尝试性突破和成果，鼓励纯文学作品的生产、传播和接受。
陈泽宇：巴金老人晚年说“人只有讲真话，才能够认真地活下去”，巴老这股子劲挺牛，但说真话，能做到这一点越来越难了——这可能就是个最大的问题——“起初假话当真话说，后来假话当假话说”。必须得诚实啊，最低限度是关在小屋里面对自己的时候，要老老实实的。文学的“破圈”姿态不见得重要，但破除高度舒适的朋友圈相当重要。
陈若谷：文学机制的一贯问题是权威和精英意识，但如果它修正了这种特点，它也就不再具备“机制性”了，因此这个问题几乎是不可能的。而且我们必须承认，在现存条件下，完全依赖自然市场的纯文学发表和出版几乎不存在。只能说，主流的文学机制想要改进，只能戴着镣铐跳舞，尽可能地吸取其他渠道的活力。
樊迎春：可能存在较多熟人之间互相吹捧、帮忙的问题，使得很多发表、出版或者评奖的机会被侵占。改进意见只能是大家扪心自问，回到文学本身。
韩欣桐：对发表、出版、评奖的流程了解不多。在评奖方面，隐约感觉文学奖的审美与大众审美是有距离的，但是，由于评奖承担着社会审美的引导责任又不能完全依赖于大众，如何把握好大众喜好与文学品格之间的关系是很值得思考的问题。
黄海飞：文学机制尤其是评奖机制，似乎仍存在不夠公开、透明的问题，文学评奖的公信力似乎在下降。有鉴于此，或许应该让广大读者更多地参与到评奖环节中，赋予读者更多的话语权，这一过程本身也是对于纯文学的有效的宣传。
刘欣玥：希望能看到年轻人获得更多生长、参与的资源和空间，但不是以前两年90后作家刚刚冒头时那种……过于流畅的集体命名，娴熟的体制化与话语收编的方式。这样说可能有些理想化，但希望有更多年轻的写作者可以在保留他们的尖锐、不平滑、边缘化和游离生长的状态的同时，获得更多被发现、被理解、被认真谈论的机会。
刘启民：对于当下的文学体制了解不深。对于发行出版，传统文学期刊在网络环境里比较吃亏，或许需要在网络化、智能化方面下力气，使掌握到的“好内容”更大程度地抵达读者;至于评奖体系，借助于社会资本的引进，近年来的确呈现出越来越多元的趋势。
李 唐：可能还是包容度的问题?大多数刊物、奖项，不管是官方还是民间的，还是偏向于现实主义文学，而个人化一些的写作可能会较难发表和出版。还是希望能更包容一些，各种类型的都存在，文学才更有意思，对读者来说也有更多元的选择。
李苇子：机制僵化是最大的问题，我们好像不大鼓励多元。评奖这件事从不是雪中送炭，只是锦上添花。
庞 羽：从某种意义说，中国文坛成了一个小圈子的歌舞升平，互斗互战。若提出改进意见，那就是注入更多新鲜血液。年轻人才为何流失?首先必须让他们感到奋斗是有希望的，这就需要鼓励与鞭策;其次对文坛还有更多的督导，谨防排挤与斗争的发生;最后，还需要更多对纯文学的舆论引导。我观察过很多年轻人，他们的娱乐活动只有游戏，玩乐。一个只有娱乐的青年一代是希望渺茫的一代，而青年一代又背负着太多的生活压力，而纯文学缺乏精品，过于沉闷，所以青年一代不再热爱那些优秀的文学作品，一来接触不到，二来我们的年轻人很聪明，他们能辨别文学杂志上作品的好坏，次数多了，他们可能就不太相信中国文学的力量了。而中国文坛中，也存在着很多才能者，他们笔耕不辍，也很有才，无论年纪大小，难免有种无处可以施展才华之感。我看过不少默默无名的作者，还有小有名气的作者，还有名声渐响的作者，都有写得好的，还有一些很有才华的，但中国文学的发表、出版、评奖机制，束缚了他们，他们可能一直沉寂，直至老去。我看过投稿邮箱，哪怕是一个村庄作者写的作品，都可能比某些稍有名气的作者写得好一些。但他们没有舞台，若再写一阵子，毫无回响的话，那些有才能的作者可能去从事其他行业了。中国文坛绝对不缺才能者，但文坛这个词，注定了它只是一个“坛”，它不能代替文学，也不能代替中华文化，更不能代替文明。
索 耳：价值混乱、圈子太多、共信太少。
沈建阳：我觉得要有一种“大文学”的观念，或者说对“文学”的理解应该放大，这样才能把非虚构、科幻文学等新的写作方式囊括进来，而不是用当前的“文学”观念去阐释和限制这些新的写作方式。因为我们当前把持的“文学”观念往远处说是“五四”以后形成的，往近处说也受到“80年代文学”的直接影响，它本身也是在历史过程中形成的。建议在文学创作和批评上尝试“匿名写作”和“匿名评论”。
唐诗人：我觉得目前的文学机制问题很多，最大的问题是发表、出版和评奖都在“论资排辈”，都这么玩的话，一点意思也没有。我们可以有很多方式去尊重前辈，但文学艺术作为专业的东西，还是得以专业水平来说话。放弃一些人情世故的东西，回到专业性问题上来，这是唯一的出路。当然，以专业水平来评价也是难办的。文学审美的东西，个人化极强，很难有共识，所以还是要机制。但机制也是人在操作，是人又会有人情世故。这个问题不能想太多，想多了绝望。
王侃瑜：近年来，我看到各种主流文学期刊和奖项越来越多元化，向类型小说和网络文学打开大门，尝试了各种新的评奖方式，比如读者投票、AI评选等等，也有很多针对新作者的训练营和改稿会，这些都很棒，很难指出什么具体的“问题”。或许可以进一步尝试更多不同类型、不同媒介之间的跨界交流，打破既有的圈层，让新鲜血液流通起来，激发出新的火花。
王家铭：我觉得当前对年轻人的推介、奖掖仍不太够吧。有一些青年作家经常被谈到，确实显示了刊物、机构和媒体对新生代的重视。但其实年轻人中也是有分野的。那些得到关注的，似乎便会获得紧随其来的一系列“声誉”;而另外一些低沉的写作者却容易被忽视。前几年我读到一位80后小说家彭剑斌，印象深刻，但是好像很少在媒体上听说他?以我更熟悉的诗歌界为例，很多优秀的青年诗人往往不太容易出版一本自己的诗集。如何改进呢?好像很难。希望有更多从见识出发，而不是耽于人情与潮流的评论家、学者吧。
小 珂：我觉得在出版发表方面有一个问题，就是我们作为编辑，可能会不自觉地对新人作家提高标准，而对成熟作家降低标准，这样我们就会损失很多有潜力的新人。编辑自我调节是一方面，重要的还是需要出版机构以及文学期刊更加关注新人作家。
余静如：存在很多问题，主要还是因为文学现在已经不受关注了，不在大众的视野之中了，所以传统文学圈自娱自乐的情况比较多，这也没法改进，大众不关注，也只能自娱自乐、自说自话了。但是真正好的作品还是会出圈的，会被看见。
赵 依：仅以本职工作举例，刊物是阵地，必须承担责任。比如，《中国作家》文学版、纪实版、影视版三版全年出刊36期，每期近40万字，加上两期增刊，全年发稿量超1400万字，是世界上发稿量最大的文学杂志，所发作品必须倡导社会价值，艺术性和思想性并重，紧扣时代脉搏，回应时代关切。要说问题，那更多的还在于作家对发表乃至出版制度的不甚理解与刻板印象，就像这个问题里所包含的倾向性。至于评奖，是加强作家队伍建设、鼓励优秀作家作品的一种方式，但我希望作家能把它视作一场热闹，得过且过。
赵天成：可以打个不甚恰当的比方，如果中国足球有问题，本质原因其实并不在于足协，而是在于“中国”或“足球”。但是，最终只能是被拟人化的“足协”，出面承受千夫所指。我的意思是，在一个伪科层制的结构中，所谓的“机制”，并不具有我们曾经想象的主体性。我们总是在森林中指责狐狸的威胁，却甘愿被老虎所吞食。
五
杨庆祥：你觉得未来文学的发展趋势是(商业化、类型化、个人化)?你理想中的文学(小说)是一种什么形态?
阿 缺：个人预测，未来文学的趋势应该是：在细分领域上更类型化，在创作风格上更个人化。因为技术的发展，会让检索和传播更方便，高度类型化和高度个性化的创作都能精准投放在受众面前。而我理想中的文学，是互动小说，即读者在看到关键情节时，可选择情节走向，顺着该情节线浏览。这样的作品对作者要求更高，但作者和读者都能产生奇妙的互动，是我最期待的文学表现方式。
陈雅琪：不可避免地会商业化和类型化，但我更希望能走向个人化，抑或三者共存才是常态。未来文学会以更复杂的形式(在小说、散文、诗歌、戏剧戏曲等基本文类的基础上进行跨学科融合，如“人工智能文学”等)，涵盖更广阔的内容(对底层问题的关注，对日常生活的叙事，对中国故事的书写等)，依托想象力和审美的力量，追求精神上的多元共生。要達到这种文学生态，需要思考文学在当下的社会结构中如何与现实和历史产生联系和互动，需要充分使用想象力这种魔法、需要更开阔的视野和不一样的语言表达(突出语言的文化和审美性)。
陈泽宇：如果从这三个选项里做选择题的话，我觉得还是类型化。最近脑子里常蹦出鲁迅的话，“人类的悲欢并不相通”。读者分众是既成事实，让大家各得开心吧。可能是源于对工作中所面对的作品的疲倦，近两年来我有点钟情于《静静的顿河》《约翰·克里斯多夫》《十五至十八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第三帝国的兴亡》这类作品，其中常规意义上的非文学我可能是当做文学来看的。顺便一提，非虚构和虚构的差别远没有咋呼的声音那么大，这是很主观的一件事。我还年轻，文学观可能三个月就变一次，文章发出时与写下时的想法基本都不一样，不过我想文学仍应有基本的语言自觉。
陈若谷：文学在这个时代更为个人化，无论是写作还是阅读，普通读者在书中想要寻找到的多半不是人类的总体，而是与己相似的另一个个体。在此认识基础上，理想小说家应该具备社会学家的广博和心理学家的深邃，但他们最好也不要放弃寻找自己读者的努力。我理想中的小说要具有各种形态，我个人阅读习惯是，纯文学作品依靠小说家多年积累起来的口碑和专业人士的发掘推荐，但我会主动搜索个人较偏爱的类型小说，如悬疑、科幻等。同时，我也乐于接纳由纯文学改编的影视剧作。对于我喜欢的作者，我还会找来他的传记、散文等系列相关文学产品。我个人的这种习惯本身要对应的是丰富立体的文学形态以及一个茂盛活跃的文学市场。
樊迎春：我觉得发展趋势总体而言还是乐观的，至少是在通往多元化的道路上艰难跋涉。体制化、商业化、类型化的文学必然始终有其市场，个人化的文学创作可能占据越来越大的比重，文学可能愈发成为一种生命性与精神性的寄托与对话。美好的理想和期待是文学和小说越来越体贴“人”本身，人的生命困境，人于整个世界的处境，人与人的亲疏，人的历史性与精神性的孤独等等，这并非意味着文学陷入绝对私人化的泥潭，而是恰恰借此打开与世界、与其他孤岛生命个体的联结与对话，也是文学在广阔的旷野中寻找共鸣与开拓前进的美好过程。
韩欣桐：我觉得未来文学可能会往商业化和个人化的方向发展。首先，文学作品从写作到出版到出售是以商业性去衡量的，毕竟出版社、书商是以营利为目的的企业，必须出版那些有大众号召力和吸引力的作品来维持自己的经营运转，但同时社会的多元化又会催生越来越多的小众群体，形成很多小圈子，在这些领域会产生很多具有鲜明自我个性的探索，这种探索不一定带有商业意图，只是一种纯粹的文学尝试。所以，很可能形成或者已经形成文学发展的两条看似互不干涉但又相互交叉的生产线。我理想中的小说应该是能给人已经固化的日常观念带来冲击的，它可以通过构建一个奇观化的陌生世界去吸引读者，同时又能够提供更加开阔和震撼性的世界观，可以在宏观领域与众不同，又可以在细微感知方面提供真知灼见。总之，希望小说可以由内而外充满新意，而不是重复已经千篇一律的庸常。
黄海飞：商业化是未来文学不可避免的趋势，资本的力量已经完全渗透到文学生产的各个环节。不通过商业化的手段，没有资本的推动，就无法出版，或是产生影响力。资本有一套自我运转的逻辑，会根据市场进行选择。仍以上文提到的班宇、双雪涛的小说为例，事实上，他们的成名正是资本的选择，资本进一步扩大了他们的影响力，使得更多的如我一样的读者转变成为消费者。影视化的《刺杀小说家》毫无疑问将加速推动这一进程。而我理想中的文学形态则是达到一种商业化与个人化的完美平衡，个人的书写、表达与商业的运作并行不悖，毫不冲突。当然，这也只能是理想。
刘欣玥：优秀的小说家多少会有以下这些特质，语言技艺的锤炼必不可少，好的汉字表达带来的审美愉悦感几乎是强直觉性的。敏锐的感受力和洞察力，准确的表达，还有对于人、对于日常生活世界热烈持久的爱与好奇心。无论是否始于静态的阅读，理想性的文学对我而言最终一定会通往现实行动，通往更大的人群。我对80年代亲历者所讲述的肝胆相照的“友情和争论”依然心驰神往，也依然对友爱与凝结，对共同抵抗、共同创造、共同改善些什么怀有盼望。尽管媒介技术与社会交往方式已经发生了巨大变迁，但我和同时代的小说家仍旧切切实实地共享着同一个文学世纪与生活世界。去觉察不对劲、不满和不公平，去与那些未必能第一时间辨认出来，未必能即刻命名的丰富与复杂问题反复劈面相逢，再从各自的工作领域出发去思考和解决这些问题，以此对抗一部分原子化的孤独与自我疏离。我们必然会在途中相遇，因为这是仅凭一己之力无法完成的工作。
刘启民：或许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两种文学表达互为表里，会构成社会文学想象的大趋势：一方面是文学充分的类型化，并以其中某一种类型(如科幻)来吸纳社会不同立场的目光、成为文化表达的最大公约数;另一方面则是现实主义强势地争夺话语空间，甚至以非虚构的方式直接攻城略地，投注现实关怀。我想这是一个多元化的文学竞争空间，也是能够让读者接触到更丰富的文学想象方式的空间。
李 唐：呃，很难去判断，不过好读的、类型化的文学，应该会是市场主流吧?我理想中的文学形态就是无论什么风格的小说都可以共存。商业化的写作可以活得好好的，小众的、另类的文学也有一席之地，也能有良好稳定的出版空间，彼此都能找到各自适合的读者。
李苇子：未来的小说类型可能会更加细化，细化未必是发展，也可能只是“内卷”。健康的文学环境一定是鼓励多元的，从题材到形式到传播媒介，作家们就该想怎么写就怎么写，想写什么就写什么，艺术的本质就是白日梦，失去这种自由，无论多么红极一时的小说都会速朽。
庞 羽：未来文学必定是多元化的。我发现有一点，前面已经说了，年轻人基本不看文学杂志。我问过同龄人，他们回答：“有啥好看的?”一方面是文坛有腐坏现象，一方面，我们不想看那些陈词滥调了。我又发现了一点，年轻人开始穿汉服，读古诗词了。一方面我们依然热爱着中华文化，一方面，我们爱上了那些几千年前的古诗歌赋。所以，我们一边热爱着机器现代化，一边热爱着古人的对月独酌。
机器现代化带来了生活的便捷，传统文化给予了我们精神上、性灵上的洗涤。而文学杂志上，无非是什么情感故事、生活感受而已，发现一篇真正的好作品太难了。于是我们爱上了优秀的传统文化，经过时间的淘洗，它们熠熠生辉。由此看来，未来文学必定是多元化的，年轻人热爱的同人文、漫画什么的，依然兴盛，所以未来文学没有商业化、类型化或个人化什么特定类型，只有多元化。我理想中的文学(小说)只有开放文学公平机制，让更多的年轻人参与进文学创作与文学活动中来，这样才能繁盛优秀的中华文化。若说什么形态，文学是没有形态的，文学可贵在没有形态，人类宝贵的精神文化财富，都是无形的。
索 耳：前面也提到了，我觉得未来文学的趋势是小众化的，但是这又涉及到如何去定义文学、商略文学的边界的问题。“华南学派”的人类学家萧凤霞教授提到一个“代理人”(Agent)的概念，她探讨的是文化边缘性的问题，我想也可以引渡进文学里来探讨：当我们讨论文学的边缘化的时候，有多少是因为我们这些文学的在场者，为了一点被误解的大众噱头，主动充当了“代理人”的角色，隨意修改文学的边界，让一些虚张声势、本不属于文学的品类进来，而把真正的好东西赶了出去，或者说，令它们被掩藏和冷落?因为现在人们的眼球能存储的空间也就这么多，它也只会越来越小。也许我们自己才是那个主动消灭文学的人。想想我们自己的角色吧。我理想中的文学是一种特殊材料制成的晶体，近看是新潮、精确的;远看，它是广袤的，但也只是一片虚无。
沈建阳：我对文学发展的未来充满期待，但是没有办法对它的发展趋势做出评判和想象。借用波普尔在《历史决定论的贫困》中的说法，我们每一次对历史的想象都改写了历史本身。如前所述，我个人理想中的文学是一种轻盈的、举重若轻的文学，它能够为我们提供认识世界的新方式，以及提供想象世界的新方式。
唐诗人：我觉得都会有，但类型化写作可能性最大。类型化背后可能会有商业化和个人化的问题。现在的网络文学热，包括科幻文学、悬疑小说等等，就是典型的类型化趋势表现。我理想中的小说是可以让我激动得发朋友圈的小说，我不知道它会是什么形态(知道就不理想了)，但肯定是能够吸引我读下去、让我若有所思、若有所悟的小说。
王侃瑜：未来的文学发展应该是百花齐放的吧，商业化、类型化、个人化并存，现有的模式有一些会被淘汰，有一些则会继续留存，但我想，真正能够流传下去为更多人所读到的，应该还是好的小说本身。资本的运作可以造一时之势，却无法留一世之名，盲目追逐当下热点可能无益于把握未来文学的发展趋势。我理想中的文学首先应该是自由的，无论是新人还是名家、纯文学作家还是类型文学作家，每个人都可以有自由书写的阵地，并且有呼应和回响，而不会发生好故事无处可发、没有读者的情况;其次它又是去中心化的，没有一套统一的评判标准，没有绝对的好坏，只有不断的流动和变化;最后它还应该是与当下相关的，不是说不能写过去，而是其内核在当下仍有意义，并通往未来。
王家铭：文学仍将处于自适乃至自足的状态中，这是我对它现状以及未来的判断。我理想中的文学，首先是坚守了雅各布森所说的“文学性”，让人们重新回到对“文学语言”的审美中。另外，套用“作为方法的中国”一说，我期待一种“作为方法的文学”，即文学本身形成方法，“给我们丰富”(穆旦语)，和审度世界的勇气与决心。
小 珂：有一个星象学的冷知识，据说我们前一百多年都在摩羯座时代，注重资本，而现在，我们已经正式进入水瓶座时代，这个时代注重创意。这是一个从唯物到唯心转变的时代，其实可以看出一些端倪，比如本届诺贝尔物理学奖颁给了很有哲学意味的“宇宙审判原则”，这意味着，整个社会的观念即将发生变化，科学、唯物主义、经验主义都将不再完全左右我们的生活，而哲学、唯心、直觉、能量或许是下一个时代的代名词，而这只是个开始。所以我认为未来文学的发展趋势是去商业化、去类型化、注重个人化的。我理想中的文学也是这样一种形态：本真地展现了作家完整的内心世界，体现了作家的精神自由，不被资本与社会所左右。
余静如：短期未来趋势应该是商业化和类型化吧，商业化和类型化也可以出好小说的。我理想中的小说就是作者真诚地去写，不要为了取悦市场，也不要为了别的小说以外的原因去瞎写、硬写。为了自己和读者去写。
赵 依：未来文学的发展趋势应当是互相融合、互相促进，这不仅在文学内部实现，还是文学与其他领域、其他行业应当呈现的关联性，最终汇聚成一种文化的形态和心理，植根于大众和大众生活。
赵天成：不能孤立地谈论文学的发展趋势。真正的问题是：我们的发展趋势，我们要到哪里去?2020年标志着“后三十年”(或者同义替换的1980年代、邓小平时代)的结束，且其影响是全球性的。如果从未来的眼光回望，我们当下可能正处于《三体》中大低谷时期的开端，或者用阿甘本的术语说，我们将长期处于一种世界性的“例外状态”。在这个历史的“断点”上，我们无法再按照某种目的论从未来解释过去，甚至无法通过过去理解当下。但这也正是我上面所说的，小说(文学)革命的契机。无论如何，小说仍将是人类想象2020年代、想象21世纪、想象未来世界的重要方式，甚至从未如此重要。
【责任编辑 刘 健】
伟大的政党不在于不犯错误，而在于勇于直面错误，敢于刀刃向内，不断解决自身存在的问题。自我革命是我们党在深刻把握“三大规律”基础上进行的革故鼎新和自我扬弃，是我们党破除利益固化藩篱、根治党内顽疾，保持昂扬状态和奋斗精神的自觉行动。今天，我们党的自我革命不仅对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具有重要意义，而且为破解政党自我监督、自我约束这一世界政治难题贡献了智慧。（9月17日《人民日报》）
为人民谋幸福，是我们党的核心，我们党能成长到今天，队伍日益壮大，就是因为从不因为一己私利而做出工作计划，而是全心全意的为人民服务，以人民群众为核心，追求全国人民的美好生活为己任，既然是以百姓为核心，就要对百姓负责，从百姓角度出发，善于发现自身问题，勇于改革。
工作中难免犯错，但更重要的是要有勇于接受错误并及时改正的勇气和魄力，要把自我革命从口号中转变到行动中，真正贯彻以人民核心的理念，为两个一百年的奋斗目标，为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做到自我革命。勇于做斗争，勇于和自我作斗争，在当今更是每个共产党员的需要。群众能帮助我们发现错误，能指出工作中的纰漏，我们就要直面那些错误，勇于承担责任，及时改正，为百姓的需求做出合理工作，为社会主义事业做出贡献。
在当今时代，我们要以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为主，而实现道路上绝不是一马平川轻松到达的，更加需要我们善于自我革命，以百姓为核心开展工作，早日实现目标。
新华社北京10月11日电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组长习近平10月11日下午主持召开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二十八次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是改革的责任主体，是推进改革的重要力量。各部门要坚决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坚持以解放思想、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解放和增强社会活力为基本取向，强化责任担当，以自我革命的精神推进改革，坚决端正思想认识，坚持从改革大局出发，坚定抓好改革落实。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副组长刘云山、张高丽出席会议。
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推进防灾减灾救灾体制机制改革的意见》、《关于全面推行河长制的意见》、《关于深化统计管理体制改革提高统计数据真实性的意见》、《关于进一步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法治建设的指导意见》、《关于全面放开养老服务市场提升养老服务质量的若干意见》、《关于推进安全生产领域改革发展的意见》、《关于促进移动互联网健康有序发展的意见》、《关于深入推进经济发达镇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指导意见》、《关于进一步健全相关领域实名登记制度的总体方案》、《省级空间规划试点方案》。
会议指出，推进防灾减灾救灾体制机制改革，必须牢固树立灾害风险管理和综合减灾理念，坚持以防为主、防抗救相结合，坚持常态减灾和非常态救灾相统一，努力实现从注重灾后救助向注重灾前预防转变，从减少灾害损失向减轻灾害风险转变，从应对单一灾种向综合减灾转变。要强化灾害风险防范措施，加强灾害风险隐患排查和治理，健全统筹协调体制，落实责任、完善体系、整合资源、统筹力量，全面提高国家综合防灾减灾救灾能力。
会议强调，保护江河湖泊，事关人民群众福祉，事关中华民族长远发展。全面推行河长制，目的是贯彻新发展理念，以保护水资源、防治水污染、改善水环境、修复水生态为主要任务，构建责任明确、协调有序、监管严格、保护有力的河湖管理保护机制，为维护河湖健康生命、实现河湖功能永续利用提供制度保障。要加强对河长的绩效考核和责任追究，对造成生态环境损害的，严格按照有关规定追究责任。
会议指出，防范和惩治统计造假、弄虚作假，根本出路在深化统计管理体制改革。要遵循统计工作规律，完善统计法律法规，健全政绩考核机制，健全统一领导、分级负责的统计管理体制，健全统计数据质量责任制，强化监督问责，依纪依法惩处弄虚作假，确保统计机构和统计人员独立调查、独立报告、独立监督职权不受侵犯，确保各类重大统计数据造假案件得到及时有效查处，确保统计资料真实准确、完整及时。
会议强调，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法治建设，是坚持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的必然要求。要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建设全过程，融入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各环节，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要求体现到宪法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和公共政策中，以法治体现道德理念、强化法律对道德建设的促进作用，推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更加深入人心。
会议指出，养老服务业既是关系亿万群众福祉的民生事业，也是具有巨大发展潜力的朝阳产业。要紧紧围绕老年群体多层次、多样化的服务需求，降低准入门槛，引导社会资本进入养老服务业，推动公办养老机构改革，提升居家社区和农村养老服务水平，推进养老服务业制度、标准、设施、人才队伍建设，繁荣养老市场，提升服务质量，让广大老年人享受优质养老服务。
会议强调，推进安全生产领域改革发展，关键是要作出制度性安排，依靠严密的责任体系、严格的法治措施、有效的体制机制、有力的基础保障和完善的系统治理，解决好安全生产领域的突出问题，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各级党委和政府特别是领导干部要牢固树立安全生产的观念，正确处理安全和发展的关系，坚持发展决不能以牺牲安全为代价这条红线。
会议指出，促进移动互联网健康有序发展，要坚持鼓励支持和规范发展并行、政策引导和依法管理并举、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并重，完善市场准入，规范竞争秩序，支持技术突破，深化国际交流合作，推动移动互联网创新发展，为人民群众提供用得上、用得起、用得好的移动互联网信息服务。
会议强调，深入推进经济发达镇行政管理体制改革，要围绕加强基层政权建设、巩固党的执政基础，扩大经济社会管理权限，探索建立简约精干的组织架构、务实高效的用编用人制度和适应经济发达镇实际的财政管理模式，创新基层服务管理方式，构建符合基层政权定位、适应城镇化发展需求的新型行政管理体制，进一步激发经济发达镇发展内生动力。
会议指出，实名登记是督促个人履行相关义务、保护个人相关权利、准确记录个人信用信息的前提。要依照法律法规确定实名登记制度的实施范围，建立准确全面和动态更新的登记信息。要强化基础设施建设和基础信息共享，加强个人隐私保护，确保信息安全。
会议强调，开展省级空间规划试点，要以主体功能区规划为基础，科学划定城镇、农业、生态空间及生态保护红线、永久基本农田、城镇开发边界，注重开发强度管控和主要控制线落地，统筹各类空间性规划，编制统一的省级空间规划，为实现“多规合一”、建立健全国土空间开发保护制度积累经验、提供示范。
会议指出，改革争在朝夕，落实难在方寸。越是任务重、困难大，越要知难而进、迎难而上。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作为改革政策的制定者、推动者，要坚定改革信心，增强改革定力，以积极主动精神研究和推进改革。只要符合国家利益、民族利益、人民利益，只要有利于落实新发展理念，只要有利于增加人民群众获得感，就坚决地破、坚决地改。对党中央通过的改革方案，不论有多大困难，都要坚定不移抓好落实。要引导大家正确认识和处理权力和利益问题，服从改革大局，善于算大账、总账、长远账，不能只算部门账、地方账、眼前账。要综合考虑各方面利益关系，深入调查研究，广泛听取意见，使提出的改革方案最大限度符合实际、符合改革要求，真正解决问题。要把改革抓在手上，一步一步往前推，一层一层往下落。既要抓具体改革举措推进落实，又要抓牵头改革任务统筹协调;既要抓本部门改革，又要抓对地方改革的指导。要注意评估改革推进效果，及时研究解决改革推进中的矛盾和问题，以钉钉子精神抓好改革落实。
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成员出席，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列席会议。
2014年07月22日15:42 来源：解放日报
“以改革突破发展瓶颈是上海今年第一紧要的工作。我们要有自我革新、敢于革自己命的精神状态。”韩正同志在十届市委六次全会上的这番讲话，对在全面深化改革的进程中我们应有怎样的担当，提供了最佳注解。
新一轮改革与之前几轮改革最大的不同之处在于，不但要打破思想观念的障碍，更要突破利益固化的藩篱。不合理的利益被固化，并以不同形式反映在各行业各领域，已经成为横亘在改革道路上的障碍与险滩，降低了资源配置的效率、抑制了社会的创造力，是造成社会不公平的重要原因。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提出，要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这也就意味着，改革的核心是重构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实现这一重构，不是简单的拼拼凑凑，而是一种“伤筋动骨”的结构性再造，必然会触及改革的参与者和推动者自身的利益格局和权力关系。能不能“自我革新”，敢不敢“革自己的命”，就成为能否推进改革“全面”与“深化”的关键。
要充分认识改革完全是自己的事，我们已经到了没有改革创新就不能前进的阶段，是“我要改”而不是“要我改”，要主动作为、自觉而为。以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改革为例，其本质是一种制度创新，即在政府和市场关系的重构中，努力探索出可复制、可推广的制度经验，为国家全面深化改革作出贡献。其中，最为重要的是简政放权和管理创新。在这一过程中，我们需要舍弃手中现有的一些权力，放弃过去已经习惯的一套东西。这个不能靠“上级指示”，更不能抱着坐收渔利的心理，寄希望于“让别人先动”。一味被动等待，紧守着老一套，就会坐失良机、固步自封，谈何改革攻坚;不愿意动自己的奶酪，就会为了自己的“一亩三分地”，对改革虚与委蛇，甚至是暗度陈仓，又谈何引领创新?因此，我们必须拿出敢闯敢试、主动改的魄力，对自己拿起“手术刀”。
“敢于革自己的命”不仅是新一轮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特征，更是我们应有的基本态度。改革不能只针对他人，而是要从我做起。当改革改到自己头上的时候，能否不为个人利益束缚、不被部门“考虑”所影响?面对公与私的考验、全局与局部的权衡，是让大我战胜小我、以大局为重，还是心有“小九九”畏葸不前、乃至损公肥私?对广大党员干部而言，这一选择过程就是对“公心”的检验、对党性的“试金”。
下一步改革要在利益调整上取得突破，就必须拿出对自己“革命”的精神。“计利当计天下利”。只要能赢得更大的改革红利，可以让全体人民更多、更公平地享有改革发展的成果，舍弃一些既得利益，减少一些现有权力，又算得了什么?全面深化改革，我们需要这样的胸襟和担当。唯有如此，才能心无挂碍，主动自觉地投入到这一场伟大的时代变革中去。
发扬斗争精神
勇于自我革命专题党课 0 8120 字 范文稿
习总书记总书记总书记强调，‚广大干部特别是年轻干部要经受严格的思想淬炼、政治历练、实践锻炼，发扬斗争精神，增强斗争本领，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顽强奋斗。‛习总书记总书记总书记这一重要论述，高瞻远瞩、视野宏阔，内涵丰富、思想深邃，是我们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伟大斗争的重要遵循，也是新时代干部队伍建设和年轻干部健康成长的重要指引。回望来路，我们党之所以能够团结带领各族人民实现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越，关键是敢于发扬斗争精神，勇于进行自我革命。进入新时代，世情、国情、党情、社情发生了深刻变化，面对‚四大考验‛和‚四种危险‛的严峻挑战，我们必须要以‚打铁先要自身硬‛的姿态和状态，同一切影响党的先进性、弱化党的纯洁性的问题作坚决斗争，不断实现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下面，我就围绕‚发扬斗争精神，勇于自我革命‛这一课题，与大家作个交流。
一、要在自我净化上下功夫
习总书记总书记总书记指出，‚自我净化，就是要过滤杂质、清除毒素、割除毒瘤，教育引导全党坚定理想信念宗旨，自觉抵御各种腐朽思想侵蚀，提高政治免疫力，同时聚焦突出问题，自觉向体内病灶开刀，清除一切侵蚀党的健康肌体的病毒。‛党员干部落实践行这
一重要指示，持续加强自我净化，就要在不忘初心中守好本色、本真、本分，始终做到忠诚、干净、担当。
一是不忘入党初心，守好党员本真。习总书记总书记总书记指出，‚全党同志要强化党的意识，牢记自己的第一身份是共产党员，第一职责是为党工作，做到忠诚于组织，任何时候都与党同心同德。‛入党时，每名党员都曾郑重承诺：‚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拥护党的纲领，遵守党的章程，履行党员义务，执行党的决定，严守党的纪律，保守党的秘密，对党忠诚，积极工作，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随时准备为党和人民牺牲一切，永不叛党。‛庄严的誓词，不仅使我们的心灵时常得到净化和升华，更能时刻唤醒为党和人民事业奋斗终身的信仰和信念。老一辈共产党员每当回忆起入党宣誓总是激动不已，开国大将王树声在自传中写到，‚加入了共产党，即受到了党的教育，特别是入党誓词对个人教育很大‛;开国上将宋任穷回忆入党宣誓时说，‚我们当时的入党誓词后面两句我记得很清楚，是严守秘密，永不叛党‛;原国家农业部副部长刘瑞龙在回忆录中谈到誓词对自己影响时说，‚从此我以誓词作为立身行事的行为准则，决心终生为履行誓言而奋斗。‛新时代排雷英雄杜富国在汇报入党愿望时说：‚我入了党，就有资格带头干、挑担子。‛面对生死抉择，他更是以‚惊天一挡‛为战友筑起‚生命屏障‛，那句‚你退后，让我来‛生动诠释了共产党员的忠诚担当。列宁同志说，徒有其名的党员，就是白给，我们也不要。毛主席曾深刻指出，党员不仅要在组织上入党，更重要的要在思想上入党。组织入党一生一次，思想入党却是一生一世。党员干部
不忘初心、守好本真，就要经常用入党誓词的镜子照一照、正一正自己的衣冠，经常用入党誓词的尺子量一量、找一找自身的不足，经常同模范践行入党誓词的优秀党员比一比、看一看存在的差距，始终做到慎微慎独、严以修身、行稳致远。
二是不忘为官初心，守好干部本分。习总书记总书记总书记强调，‚领导干部要讲政德。‛讲政德，就是守好从政本分。党员干部能力不足可以弥补，但道德失守必出问题!历数党的十八大后落马的各级党员干部，他们变质前大都出身贫寒、勤奋上进，走过了贫苦的童年、奋斗的青年、辉煌的中年，就是由于没守住干部本分，最后落得个腐化堕落的晚年。原云南省省委书记白恩培在忏悔中讲到：‚我 1985年就是延安地委书记。副部级以上都二十多年了，正部级岗位上也十多年，没想到老了老了，放松了对自己的要求。‛《诗经》中讲：‚靡不有初，鲜克有终。‛人这一辈子说长也长、说短也短，要想终生平安，绝非易事。判定物品保质期的标准是时间，而检验党员干部保质期的，不仅是延绵的时光，还有复杂社会环境中形形色色的考验和诱惑。党员干部守好本分，就要把‚修身、律己、治家‛作为终身课题。要修身明是非。常修德，加强党性修养，坚定理想信念，追求高尚情操;勤修学，善于删繁就简、不辞细小、久久为功，按照习总书记总书记总书记要求细照笃行，对照好干部标准躬身践行;重修心，坚守心灵净土，修炼深厚定力，懂得感恩知足，始终豁达乐观。要律己讲格调。恪守一个‚正‛字，经常审视思想有没有不健康苗头、情趣有没有庸俗化倾向、行为有没有不合时宜举动;讲究一个‚严‛字，给
兴趣爱好‚上把锁‛，对外交往‚划条线‛，为八小时以外‚设道岗‛;把握一个‚慎‛字，慎对第一次，慎走无人处，慎待细微事，慎把终了时。要治家有规矩。好家风是清正廉洁的‚保险栓‛，坏家风是腐败堕落的‚催化剂‛。保持清醒头脑，以家教为本、传承好家教，以家风为体、涵养好家风，以家训为诫、经营好家庭，做到以德润身、以身示范、以廉齐家。
二、要在自我完善上下功夫
习总书记总书记总书记指出，‚自我完善，就是要修复肌体、健全机制、丰富功能，着眼于加强党的长期执政能力建设，着力补短板、强弱项，不断构建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制度体系，完善决策科学、执行坚决、监督有力的权力运行机制。‛党员领导干部加强自我完善，就要自觉跳出自我看自我，坚持在工作中学习，在学习中成长，在纠偏中进步。
一是把学习进行到底。习总书记总书记总书记指出，‚好学才能上进。中国共产党人依靠学习走到今天，也必然依靠学习走向未来。‛实践证明，一个国家不重视学习就要落后于世界，一个单位不重视学习就无法创新发展，一个人不重视学习就难有长足进步。毛主席讲过，‚学习一定要学到底，学习的最大敌人是不到‘底’‛。新时代，把学习进行到底既是国家发展的迫切任务，也是推进创新实践的现实需要，更是个人成长进步的最好阶梯。要坚持系统学。紧紧围绕习总书记总书记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反复学、反复思、反复研，按
照一个专题一个专题理解消化，对照一个篇目一个篇目学深悟透，由表及里、由浅入深，从源头上解决无知而惑、少知而迷的问题，在系统把握中解决一知半解、浅尝辄止的问题。要突出重点学。着重学好《习总书记总书记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学习纲要》等基本教材，坚持在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中掌握蕴含其中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准确把握加快推进国家建设的根本要求，切实掌握强国富民的思想武器。要常态跟进学。按照学懂弄通做实要求，跟进学好习总书记总书记总书记最新系列讲话精神，第一时间深化对新理念、新论断、新任务、新举措的理解掌握，将其放在习总书记总书记总书记科学思想体系中整体把握，不断强化紧紧跟上的政治自觉和行动自觉，形成学习的累积效应，打开学习到底的新境界。
二是把工作做到极致。习总书记总书记总书记告诫我们，‚一切何必当真的观念，一切干一下得了的想法，一切得过且过的心态，都是对党和人民事业有大害而无一利的，都是万万要不得的。‛不认真不行，认真不够也不行，绝不能以‚差不多‛为由降低工作标准和质效。要保持认真负责态度。认真负责是一种精神，更是一种姿态。一个认真负责的人，必定是对工作一丝不苟的人。我们现在的工作日复一日、年复一年，没有多少惊天动地、惊心动魄，需要的是滴水穿石的耐心和周而复始的毅力，踏踏实实、扎扎实实、老老实实干工作，认真搞好调查研究，认真办文办会办事，认真出谋划策建言，认真解决难事急事，只有时刻保持这样的态度，日积月累、聚沙成塔，能力素质定会不断提升，全面建设才能全面过硬。要保持坚决执行定力。
目标和成功之间、梦想和现实之间、计划和结果之间，都隔着‚行动‛二字。马克思曾讲，一个行动胜过一打纲领。领导把工作赋予我们，既是责任更是信任，无论有再大困难、再多矛盾，也不要去强调这难那难的理由或借口，更不要等着上级出思路、拿办法、给条件，而要立足自身攻坚克难，结合实际狠抓落实，寻找破解思路办法，不折不扣地把任务完成好。要保持严谨细致作风。细节关乎全局，细节体现品格，细节隐藏机会，细节凝聚智慧，细节彰显的是卓越和执着。追求极致始于无数个细节。能把简单的事做好就是不简单，能把平凡的事做好就是不平凡。要想比他人优秀，就要在这些看似‚小事‛‚小节‛的细微处下足功夫、付出努力，始终保持‚精准严细实真‛的作风，善积尺寸之劳，以事事精细成就大事、以时时精细成就人生。
三是把庸懒视为大敌。习总书记总书记总书记讲过，‚人的一生只有一次青春。现在，青春是用来奋斗的;将来，青春是用来回忆的。‛人的一生，绝不能在该拼搏奋斗的时候却选择了舒服安逸，每一个放弃奋斗的日子都是对美好青春的辜负和浪费。昨日辉煌不代表永远荣耀。庸懒作为奋斗者头号大敌，不仅侵蚀党员干部的免疫力、滋生‚负能量‛，最终也会导致一事无成、抱憾终身。要勤奋为先。‚业精于勤荒于嬉。‛勤奋是干好一切事情的前提。现实中，有的同志干工作等摊派、抓落实靠督促、有矛盾就上交，官位不大、架子挺大、惰性更大，缺乏完不成任务而‚寝食不安‛精神，这是一种不好的现象。在集体中，大家要把岗位当战位、把工作当事业，始终保持不懈奋斗的蓬勃朝气，大力发扬真抓实干、紧张快干、埋头苦干的精神，不管
长期工作还是临时任务，都要有立即行动、马上就办的良好习惯，自觉做到‚案无积卷、事不过夜‛。要进取为要。现阶段，无论机关还是基层，都有那么一些同志离胜任本职岗位有不小差距。有的筹划能力不强，业务素质不精，材料功夫不硬，指导能力偏弱;有的在其位不谋其政，对工作研究不深不透，对情况掌握若明若暗，对制约单位发展的症结问题缺乏行之有效对策，总是应付差事。各级要加大奖优罚劣、奖勤罚懒的力度，使人人切身体会到干好干差不一样，让善于学习、拼命工作、开拓进取的同志有成就感获得感，让心猿意马、工作平庸、不思进取的人有恐慌感紧迫感。要吃苦为乐。习总书记总书记总书记讲：‚梦在前方，路在脚下。‛吃苦耐劳，是走向成功唯一路径。党员干部要自觉在苦中干工作、苦中求进步、苦中谋发展。冰心有句话叫‚成功的花，人们只惊慕她现时的明艳!然而当初她的牙儿，浸透奋斗的泪泉，洒遍了牺牲的血雨。‛要把吃苦当作一种人生历练，不断磨砺意志品质，耐得住寂寞、吃得了辛苦，始终以苦为乐、以苦为荣。
三、要在自我革新上下功夫
习总书记总书记总书记指出，‚自我革新，就是要与时俱进、自我超越，善于调动全党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坚决破除一切不合时宜的思想观念和体制机制弊端，通过改革和制度创新压缩腐败现象生存空间和滋生土壤，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党员领导干部加
强自我革新，就要在自我揭短亮丑中找准突破自我、超越自我的目标和方向，进而不断开辟未来。
一是敢于揭短。习总书记总书记总书记指出，‚天下之患，最不可为者，名为治平无事，而其实有不测之忧。‛敢于直面问题、揭短亮丑，是共产党人的鲜明特点。然而，现阶段我们一些单位或个人在工作总结、党内生活中，谈及‚存在问题与不足‛时，经常用‚还不够、还有待加强、还相对不足‛等含糊其辞的‚软‛词语，总想通过打马虎眼儿，混淆视听、蒙混过关。有的本着‚家丑不可外扬‛，面对上级督导，大打‚突击战‛‚游击战‛，面对检查出来的问题，遮遮掩掩、避重就轻，自顾自地‚打掩护‛‚捂盖子‛，生怕影响‚位子‛、丢了‚面子‛;有的错误认为上级来检查巡视就是‚挑毛病‛‚跟自己过不去‛，便心生抵触、有对立情绪;更有甚者，发现问题后不是主动认账领账解决问题，而是想法掩盖‚去摆平‛，只要上级不通报批评，自个就不追究到底。这些问题看似小，实则危害大，不仅会在认识盲区中对自我定位失准，更会影响单位风气建设。长此以往，各项建设就会‚病入骨髓‛。深刻剖析不敢揭短亮丑主要原因：一方面是目光短视，只考虑短期利益;另一方面是自身素质所限，对眼前问题不能及时发现，对出现问题不能正确对待，对深层问题没有解决能力。古人讲，‚天下不能常治，有弊所当革也;犹人身不能常安，有疾所当治也‛。抓建设谋发展，必须要防止和克服这种‚讳疾忌医‛的护短遮丑问题。要闻过则喜。切实把上级的检查督导当作是对单位的关心和工作的促进，发自内心地欢迎和接受，通过上下同向
用力，让自身不易察觉的问题隐患消除在未发之时，防止小管涌沦为大塌方。要常态检视。以‚君子检身、常若有过‛的态度看待上级检查中发现的问题，并不断自我检视和反思问题及症结所在，不相互推诿、不敷衍塞责，敢于面对、主动查找。要对症下药。既要查问题产生的病源，更要分析问题存在的病理，确保开对‚处方‛，对症下药，绝不能‚头痛医头，脚痛医脚‛‚按下葫芦浮起瓢‛。只有这样，才能在一次次的揭短亮丑中，推动各项建设健康持续发展。
二是敢于突破。无论是谁，一旦戴上思维定势的锁链，思想的田野就会长满杂草，观念的窗户就会布满灰尘，灵感的仓库就会遍地发霉。身处日新月异的信息时代，要想不落伍、有作为，就要勇于突破僵化思维，多一些敢闯敢试的勇气担当，既不步人后尘又不重复自己，走出一条充满生机的新路。工作中要做到敢于突破，一方面要勇于否定过往。能够跳出习惯思维方式，突破固化工作模式，想前人之不想，做他人之不做，创造出有特色、有亮点、有新意的实践成果。另一方面要善于总结得失。既总结成功经验，也总结失败教训，搞清楚成功靠的是什么、有什么值得发扬，失败原因在哪里、有什么值得今后警醒;既总结自己的，又吸纳借鉴别人的，保持虚心好学的态度，把他人智慧转化为自我能力，把功夫放在破解矛盾上、放在创新运用上，自觉把学习成果转化为与时代发展相适应的思维理念，转化为谋划协调、科学组织的实际能力，转化为指导实践的管用思路和有效对策。
三是敢于超越。近几年，我们单位的守成思想，是不能超越自我、敢为人先的最大绊脚石。牛顿作为物理学鼻祖，牛顿定律一向被认为是物理学中不可更改的真理，也从未有人质疑过。但华裔科学家李政道和杨振宁就不单纯迷信权威，敢于超越，提出宇称不守恒定律，获得了 1957 年的诺贝尔物理学奖。这种敢于超越前人的做法，既是科学研究和探索不可或缺的特质，也为我们干事创业树立了光辉榜样。在信息高度发达的今天，脚步到达不了的地方，眼光可以到达;眼光到达不了的地方，思想可以到达。所以，大家要以开放的视野、学习的态度看待未知、超越自我。要坚持‚更高标准‛。有时上级交待了任务，明确了目标，如果只是盯着上级给的标准，可能一时难以达到，如果朝着‚高于标准‛的方向去努力一搏，勇于拿出跳起来摘苹果的斗志，哪怕没有实现自定的‚高标准‛，起码也会达到上级预设的‚标准‛。要树牢‚标杆意识‛。大力践行‚党员干部就是一面旗帜、一个标杆‛的铮铮誓言，始终树好自己的形象、立好党员的标杆，做好干部的表率，用‚看我的‛‚跟我上‛‚让我来‛引领带动党员，确保各项工作走在前列、落到实处。要涵养‚工匠精神‛。专注、专心、专一于正在干的事情，不骛于嘘声、不跟风浮躁，在追求极致的道路上厚积薄发、精益求精，做到‚人无我有、人有我精、人精我绝‛，这样才能让自己始终处于领跑的第一方阵。
四、要在自我提高上下功夫
习总书记总书记总书记指出，‚自我提高，就是要有新本领、有新境界，永不僵化、永不停滞，在学习实践中砥砺品格、增长才干，全面增强执政本领，不断提升政治境界、思想境界、道德境界，永葆党的生机活力。‛党员干部掌握新本领、拓展新境界、开创新局面，达到自我提高，关键要做到学思用贯通、知信行统一。
一是在博学真知中掌握新本领。习总书记总书记总书记讲，‚梦想从学习开始，事业靠本领成就。‛党员干部不仅要有担当的宽肩膀，还得有成事的真本领。什么是真本领?怎样练就真本领?这是摆在大家面前的必答题。我们要时刻以‚知识恐慌‛的危机感、‚能力不足‛的忧患感和‚素质单一‛的紧迫感，把博学真知作为第一要务，主动向学习要知识、要技能、要本领。当前，各级对学习都抓得很紧、整体上较好，但也存在着‚单纯任务观点、学用脱节现象、实用主义态度‛等学风不端正的问题。解决这些问题，就要做到‚三个坚持‛：坚持用领袖论述引领学风。习总书记总书记总书记要求，‚各级领导干部要真正把读书学习作为一种生活态度、一种工作责任、一种精神追求。‛大家要从讲政治、讲党性的高度来看待学习问题，把全部心思和精力用在求学思进上，大力弘扬调查研究之风、刻苦钻研之风，真正形成认真学习、深入研讨、积极探索、求真务实的良好学风。坚持用整顿方法匡正学风。在紧抓学习的基础上，针对大家在学习方面暴露的‚形式主义、实用主义、功利主义、短期行为‛等倾向，借鉴整风的方法来矫正偏差，结合解决作风问题、文风问题来验证学风整顿情况。坚持用实践标准检验学风。要把实践标准和战斗力标准作为
检验学风的重要指标，而不是单纯以学习的次数、天数来衡量学习好坏，更不能片面地以笔记篇数、字数来评估学习质量优劣，重要的是看一个人的认识向实践和能力素质转化的结果和质效如何。只有确立实践导向、效果导向，带着问题去学习，带着理论去研究，在实践中不断思考提高，才能不断掌握和改进工作方法。
二是在深思笃信中拓展新境界。习总书记总书记总书记强调， ‚广大干部特别是年轻干部要在常学常新中加强理论修养，在真学真信中坚定理想信念，在学思践悟中牢记初心使命，在细照笃行中不断修炼自我，在知行合一中主动担当作为。‛任何时候，我们决不能为了学而学，而是要在学习中理解、理解中深思、深思中笃信。要坚持用多维角度理解知识、用辩证思维考证知识、用扬弃方法吸收知识，在学习中持续增长知识，通过深度思考加工形成自己的独到见解，变成自己的成熟思路，进而提升综合素养。要达到深思笃信，重点做到‚三要‛：要带着问题思考。书本上的东西毕竟是别人的，要把它变为自己的，就离不开思考;书本上的知识毕竟是死的，要把它变为活的为我所用，同样也离不开思考。如果学习只是简单地浏览、机械地阅读、应景地摘抄、被动地接受，没有经过自己思考，人云亦云，再好的知识也转化不成智慧和能力。要善于开动脑筋，在学习过程中带着对现实的疑惑进行深入思考，力求把零散的东西变为系统的、孤立的东西变为关联的、粗浅的东西变为精深的、感性的东西变为理性的。要带着批判思考。面对新形势新任务和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更加需要在实践中，带着批判思维去学习、去辨识，思考清楚究竟是什么、为什
么、怎么办。尽管每个人面临的情况各异，但任何事物的发展都带有规律性，一些基本的东西是相对不变的。要善于拿起批判的武器，多进行独立思考，在继承原有知识基础上努力形成新的认识，从而找到解决的办法。要联系实际思考。联系实际深入思考，才能领悟其中真理，才能进行有效推理，才能经过归纳梳理找到并掌握客观规律。要加强对实践经验的总结提炼，弄清楚它们究竟是怎么产生的、变化发展的趋势怎样、应该如何引导使之趋利避害，从总结探索中提升思维水平和工作能力，拓展深思笃信的新境界。
三是在彻悟践行中开创新局面。习总书记总书记总书记讲，‚道不可坐论，德不能空谈。‛实践是从现实维度对知识的再消化、对理论的再发展。我们要将抽象的知识在实践中具体化、形象化，进一步蒸发掉所学知识中的多余水分，抽象出指导实践的关键实质，从而提升解决问题的实际能力。迈步新征程，学习贯彻习总书记总书记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最现实的行动就是把本职工作干好，最直接的检验就是把当下任务完成好。尤其是在国家发展深入推进的关键时刻，大家要自觉珍惜党组织的信任重托，珍惜领导的关心帮助，珍惜多年的奋斗努力，珍惜幸福的家庭生活，珍惜来之不易的干事奉献时光，主动把使命任务植于心间、把责任担当举过头顶，敢作敢为不推诿、尽心尽力不懈怠，圆满完成上级赋予的各项职责使命。主动对标对表工作任务，推动一件件落实、一项项完成，力争干完一件事情就出一个精品，抓实一项工作就立一个标杆，完成一项任务就出一项成果。年底前，要紧跟上级党委的思路步伐，主动解决制约单位建
设发展的思维观念、编制体制、人才队伍等矛盾问题，积极探索新体制新职能新使命下的新模式新机制，人人争当单位建设创新发展的推动者和实践者，在新的起点上奋力开创单位全面建设发展的新局面。
习近平总书记在“1·5”重要讲话中指出：“要把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场伟大社会革命进行好，我们党必须勇于进行自我革命，把党建设得更加坚强有力。”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必须自觉担当新时代的历史使命，发扬彻底的自我革命精神，全面从严管党治党，努力把党建设成为始终走在时代前列、人民衷心拥护、勇于自我革命、经得起各种风浪考验、朝气蓬勃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社会革命推向前进。
肩负新时代的历史使命，必须发扬自我革命精神、全面从严管党治党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勇于自我革命，从严管党治党，是我们党最鲜明的品格。”全面从严治党永远在路上，我们决不能有差不多了，该松口气、歇歇脚的想法，不能有打好一仗就一劳永逸的想法，必须发扬自我革命精神，一以贯之地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确保党更好地肩负起新时代的历史使命。
要深刻把握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本质属性和内在要求。作为一个拥有97年历史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我们党之所以伟大，不是因为不犯错误，而是因为能够不断自我革命，依靠自身的力量纠正错误，从而始终保持蓬勃朝气，不断从胜利走向胜利。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同时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除了国家、民族、人民的利益，没有自己任何特殊的利益。
要深刻把握党的历史中得出的科学结论和宝贵经验。历史经验表明，中国共产党屡遭挫折，又屡次力挽狂澜、化险为夷，是因为具有极强的自我纠错和修复能力。这既是我们党区别于世界上其他政党的显著标志和独特优势，也是我们党兴盛不衰的根本原因。在新时代管党治党，要深刻领会党的十八大以来坚持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相统一、使命引领和问题导向相统一、抓“关键少数”和管“绝大多数”相统一、行使权力和担当责任相统一、严格管理和关心信任相统一、党内监督和群众监督相统一的重要经验，长期坚持下去并不断深化。
要深刻把握党的历史使命。全面从严治党是统揽“四个伟大”的根本保证。进入新时代，我们党还面临着许多风险挑战，党面临的执政环境是复杂的，影响党的先进性、弱化党的纯洁性的因素也是复杂的，党内存在的思想不纯、组织不纯、作风不纯等突出问题尚未得到根本解决。“四大考验”和“四种危险”，将是长期的、复杂的、尖锐的、严峻的。完成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艰巨任务，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使命，这些对党的建设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我们必须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告诫，发扬彻底的自我革命精神，坚决贯彻落实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坚定不移全面从严治党，既要固本培元，又要开拓创新，使我们党长盛不衰、永葆活力。
以自我革命精神密切联系群众、切实改进作风、永葆政治本色
中国革命胜利时，我们党就向领导干部提出3点要求并一以贯之地坚持：一是时刻不能脱离人民群众、自觉接受人民监督，二是永远不能骄傲自满、始终艰苦奋斗，三是时刻防范糖衣炮弹、永葆政治本色。这是我们党从胜利走向胜利、面向未来长期执政的重要法宝。我们必须发扬自我革命精神，发挥密切联系群众这个最大政治优势，抓住党的作风这个关系人心向背、关系党的生死存亡的关键问题，扎扎实实落实好从严管党治党举措。
时刻不能脱离人民群众、自觉接受人民监督。推进“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常态化制度化，积极开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推动开展深刻的思想革命，教育引导广大党员干部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自觉做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的坚定信仰者和忠实实践者。加强对权力运行的制约和监督，扎紧织密“制度铁笼”，做到用制度管权管事管人，让人民监督权力，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
永远不能骄傲自满、始终艰苦奋斗。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坚定不移贯彻落实中央八项规定及实施细则精神，从群众反映最强烈的问题抓起，刹住了许多人认为不可能刹住的歪风，党风政风焕然一新。作风建设没有休止符。必须发扬自我革命精神，从一件一件小事抓起，一个节点一个节点坚守，久久为功、一抓到底。聚焦形式主义、官僚主义新表现，特别是表态多调门高、行动少落实差等突出问题，紧抓不放，以点带面，用小切口推动取得大成效。密切关注享乐主义、奢靡之风新动向，抓早抓小、防微杜渐，防止解决了的问题出现反弹，防止纠正了的歪风出现变种、回潮复燃。
时刻防范糖衣炮弹、永葆政治本色。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四个不容易”的告诫，在糖衣炮弹面前永葆一颗“赶考之心”，始终做到忠诚干净担当，经得起各种风浪考验。抓紧抓好党性教育，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明大德、守公德、严私德，始终保持共产党人的高尚品格和职业操守。坚持无禁区、全覆盖、零容忍，坚持重遏制、强高压、长震慑，坚持受贿行贿一起查，重点查处政治问题和经济问题相互交织形成利益集团的案件。深化运用监督执纪“四种形态”，通过惩处极少数、教育大多数，使干部不犯或少犯错误。
“关键少数”率先垂范，努力做到“五个过硬”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把我们党建设好，必须抓住“关键少数”，并对领导干部提出了“五个过硬”的要求。这“五个过硬”既是对党的高级干部的要求，也是对广大党员干部的期望，必须一以贯之坚决落实。
始终做到信念过硬，筑牢政治灵魂。理想信念是总开关，是管总的，思想上松一寸，行动上就会偏一尺。历史和现实反复告诫我们，党员干部有了坚定的理想信念，就能始终在大是大非面前头脑清醒，在大风大浪面前立场坚定，永葆共产党人的政治本色。各级领导干部要牢固树立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武装头脑，不断改造主观世界，解决好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这个“总开关”问题，在学懂、弄通、做实上下功夫，以实际行动让广大党员和群众感受到理想信念的强大力量。
始终做到政治过硬，以身许党许国。旗帜鲜明讲政治是我们党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根本要求。各级领导干部要把党放在心中最高位置，提高政治站位，自觉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坚定执行党的政治路线、严格遵守党的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提高把握政治大局和政治方向的能力。要自觉尊崇党章、模范践行党章、忠诚捍卫党章，经常对照党章进行政治“体检”，严格执行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坚决杜绝“七个有之”，做到“五个必须”，自觉做政治上的明白人、老实人。
始终做到责任过硬，敢担当会担当。领导干部有多大担当就能干多大事业，尽多大责任就会有多大成就。当前贵州省正处于决战脱贫攻坚、决胜同步小康的关键时期，打赢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精准脱贫、污染防治三大攻坚战，各级领导干部必须拿出更强烈的担当精神，勇于涉险滩、破坚冰、攻堡垒、拔城池。牢固树立正确政绩观，发扬求真务实、真抓实干的作风，多做打基础、利长远的事情，一步一个脚印把为民造福的好事办好、实事办实。
始终做到能力过硬，练就高强本领。进入新时代，各项事业发展对干部能力素质提出了更高要求。各级领导干部必须增强把握全局、谋划发展的战略能力，加强对经济社会发展战略性问题的研究，更高水平地谋划推动改革。牢固树立终身学习的理念，不断增强学习新知识、掌握新本领的自觉性和紧迫感，全面掌握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不断熟悉新领域、开拓新视野，切实解决能力不足、本领恐慌问题，有效应对形势和任务发展带来的新挑战。
始终做到作风过硬，夯实执政基础。作风问题本质上是党性问题。各级领导干部必须始终把践行“三严三实”要求贯穿于全部工作生活中，把洁身自好作为第一关，严格廉洁自律，加强道德修养，带头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明辨是非善恶，追求健康情趣，不断向廉洁自律的高标准看齐。始终牢记法律的戒尺、纪律的戒尺、制度的戒尺、规矩的戒尺、道德的戒尺，坚决反对特权思想、特权现象，做到心有所畏、言有所戒、行有所止，守住底线、不踩红线、不碰高压线。
营造风清气正的良好政治生态，不断增强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能力
严肃党内政治生活、净化党内政治生态，是党的建设的一项基础性战略工程。全面从严治党，必须发扬自我革命精神，营造风清气正的良好政治生态，永葆党的生机活力。
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我们要牢固树立“四个意识”，以高度的政治自觉、思想自觉、行动自觉，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和习近平总书记在贵州代表团重要讲话精神，始终在政治立场、政治方向、政治原则、政治道路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坚决拥护习近平总书记党中央的核心、全党的核心地位，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把“四个意识”转化为听党指挥、为党尽忠的实际行动。
增强党内政治生活的政治性、时代性、原则性、战斗性。我们要提高政治能力，加强政治历练，积累政治经验，坚决防止和克服忽视政治、淡化政治、削弱政治的倾向。与时俱进地推动党内政治生活的内容、形式和方法创新，提升党内政治生活的吸引力、感召力和针对性、实效性。始终坚持党的思想原则、政治原则、组织原则、工作原则，按原则开展党的工作和活动，按原则处理党内各种关系，按原则解决党内矛盾和问题。用好批评和自我批评这个锐利武器，在原则问题上旗帜鲜明、敢于碰硬，坚决同一切错误倾向作斗争。
发展积极健康的党内政治文化。弘扬忠诚老实、公道正派、实事求是、清正廉洁等价值观，不断涵养政治定力、纪律定力、道德定力、抵腐定力。忠实继承和大力发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坚决抵制和反对庸俗腐朽的政治文化。教育引导广大党员、干部尊崇党章，坚守正道、弘扬正气，坚持原则、敢抓敢管，做严肃党内政治生活、净化党内政治生态的表率。
幸福都是奋斗出来的。习近平总书记要求我们大力培育和弘扬团结奋进、拼搏创新、苦干实干、后发赶超的精神。贵州发展任务重，面临的风险挑战还比较多，我们要脚踏实地，紧密联系贵州实际，把全面从严管党治党的成果转化为昂扬的精神状态和人一之、我十之的干劲，团结奋进、攻坚克难、担当尽责，用苦干实干赢得事业发展新变化、群众生活新改观。
缅怀革命先烈
弘扬革命精神
----解放街小学举行清明扫墓活动
“桃花红雨英雄血，碧海丹霞志士心。今日神州看奋起，陵园千古慰忠魂”。在一年一度的清明节来临之际，为缅怀革命先烈，弘扬爱国主义精神，高台县解放街小学四-六年级同学举行了一次以“缅怀革命先烈，弘扬革命精神”为主题的清明节烈士陵园扫墓活动。
4月2日上午，同学们们怀着崇敬的心情，来到了高台烈士陵园。首先，由县武警代表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篮，县上领导整理了花束，接着为烈士默哀三分钟，以表达对先烈的无限哀悼。我校的四年级二班被命名为“杨克明中队”。然后全体学生宣读誓词，传递象征革命精神代代传承的火炬，宣读的誓词在纪念碑前久久的回荡，大家嘹亮而坚定的声音表达了对革命先烈的敬佩。
之后， 同学们有序的瞻仰了人民英雄纪念碑并向革命先烈进献小白花。在革命烈士纪念碑下，大家静心感受着先烈们的革命精神，寄托着对烈士们的崇敬和哀思。
活动最后，同学们参观了红西路军烈士博物馆。那泛黄的书页，生锈的大刀，悲惨的照片，无不显示出当年国民党反动派杀害志士仁人、革命先烈的残忍暴行。同学们不禁想到那些革命前辈为了今日的辉煌，所付出的艰辛，在思想上得到一次真正意义上的洗礼。活动结束后大家的心情仍然很激动，纷纷表示铭记英雄先烈，发扬他们的精神，去开拓美好幸福的未来，让我们的家乡更加富饶，让我们的祖国更加繁荣富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