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的读后感

革命的读后感（共8篇）

革命的读后感 篇1

一直从事寿险工作者的我，对《学习的革命》这本书的作者郑荣禄先生早有耳闻，现在又来品读他的书，真的是一大幸事。一位在寿险道路上的领导者与佼佼者，他将带领我们一起学习怎样做一个超级业务员，怎样才能成为一个优秀的营销员，在书中为我们前行指明了方向。

这本书收录了郑荣禄博士在全部十期TOP2000培训上的主题报告文字稿，并附有TOP2000培训讲师及课程介绍和部分学员感言，是一个寿险行业打造学习型组织的真实案例，对寿险行业所有员工，以及想要打造学习型组织的其他行业的企业管理者都带来了有益的借鉴。

本书分两大板块，一是让自己成为一位超级业务员，二是让自己成为一位卓越的经理人。

06年举办的TOP2000,引起了整个寿险行业的高度关注。是全体员工积极参与、无私分享和勤奋实践，对业务员影响颇深。从走进中高端市场中学习，超级员想要做大单，必须具备相应的素质和修养，高端产品、高品质后援服务体系、高端客户、高素质业务员方能构成高端市场开发。在高端人群看来，保险基本功主要是保障、合理规划财产，还有一定的投资回报。高额保险是身价的体现，购买保险是家庭责任感的体现，保险是降低风险、转移风险的途径。

保险是朝阳企业，在不断的学习中成长起来。每一次培训与学习，让我看到了山外有山，人外有人，也让我学习了顶尖的售技能，建立了自己的销售系统，自信、快乐。在思想上，不断突破思想观念；在技能上，不断的给我们先进的，操作性强的方法，让我深刻体会到学习的力量以及学习给我带来的改变。

革命的读后感 篇2

关键词：《旧址》《银城故事》革命,革命者,消解

李锐的《旧址》和《银城故事》, 虽然创作时间相隔近十年, 却贯穿了从1910年辛亥革命之前到“文革”之后的近一个世纪的历史时空, 以银城这座城市为背景, 展开了对历史与革命的追问。李锐无心重构恢弘的大历史, 而在意于历史时空中人物真正的浮沉和挣扎, 作为在正史中被描述为推动历史的革命和革命者, 在李锐的笔下, 出现了偏差。

一、投机革命:个人私欲对革命神圣性的消解

在“十七年”的革命历史小说中, 革命人物多为“高、大、全”式的英雄, 他们的头上往往笼罩着神圣的光环。他们沐浴在枪林弹雨中, 抛头颅、洒热血, 不仅有着坚定的革命信念, 而且有着无可挑剔的人格魅力。但是, 在新历史小说中, 革命者不再是这种接近神的英雄, 而是具体的, 有着不同欲望和动机的真实的个体, 这无疑消解了革命者的神圣的光环, 因而也就消解了革命的神性传说。

在《旧址》中, 作为农民赤卫队队长的陈狗儿之所以参加革命, 发起暴动, 在于他对地主老财长期以来压迫的仇恨, 所以他的革命, 是以个人的怨恨为出发点的, 而四邻八乡的农民也是因为革命可以杀老财分浮粮才跟着他的, 他们并不理解“啥子布尔克、苏维埃”, 只在乎“革命”能让他们得到些什么。队长陈狗儿对待老财家的男人是杀光, 对待太太小姐甚至女仆, 都是自己先挨个“尝一遍”, 然后让队员们分享。在这里, 陈狗儿是为了金钱和性欲参加“革命”, 他所领导的农民赤卫队也就成为一支为了满足私欲而奸淫掳掠无所不能的队伍, 这完全颠覆了大写的革命史给我们的印象。

二、献身革命:现实悲剧性对革命崇高的消解

以往“主流意识形态下正统的革命寓言, 是用胜利情节构筑的理想的乌托邦”, 而在新历史小说中出现的革命, 不再是不败的乌托邦世界, 而是一个充满着血泪、挣扎、脆弱、煎熬的现实人间图景。在这里, 大写的历史被小写化、客观的历史被主观化, “观照个体、观照生命, 细化出每个生命个体面对战争这个庞大的杀人机器时的彷徨与战栗的痛苦心理蜕变过程”[1]成了小说家还原历史的一种方法, 历史不再是冷冰冰的事件和结局, 而成了对人性的一次次艰难悲悯和探寻。

革命与变节。在《银城故事》中, 革命者欧阳朗云和刘兰亭都是一开始满腔热血投身革命, 而到头来却因无法抵抗现实的残酷而悲剧收场。欧阳朗云投弹炸死桐江知府袁雪门本是一件体现男儿热血的革命事件。在刺杀知府之前他就已写下了绝命书, 欧阳朗云对革命无疑是无比忠诚的, 这是一个决心献身革命的革命者。但是现实却给了他沉重的一击, 因为他不忍每天有三个无辜的百姓站在笼子里替他去死, 他的良知受不了, 他没有正史中的革命者那种“忍小局, 顾大局”的坚韧的“意志”, 所以他向聂芹轩自首, 本来这也是悲歌慷慨的行为, 是革命者敢作敢为的表现, 但是, 作为一个有血有肉的人, 他又忍受不了聂芹轩“火边子牛肉”式千刀万剐的酷刑, 在惨叫与挣扎中, 临死前他最终无奈地泄露了革命举事的日期, 最终导致了整个起义的失败。欧阳朗云的理想与他的悲剧, 体现了个人在历史中无力的挣扎与沉沦, 欧阳朗云成了一个在伟大的革命家与被唾弃的背叛者之间永远徘徊不定的幽灵, 这就是现实给予的心酸。而历史上, 作为这样最终变节的“革命者”是不会进入正史的, 而只能被无限的抹黑和唾骂。

革命与教育。当刘兰亭意识到搞革命和办学校放在一起是一种两难的时候, 他已经无法回头了。作为银城暴动的指挥者, 欧阳朗云的暴露使他感到了举事的艰难, 为了避免更多的牺牲, 他必须提前取消暴动;作为一个校长, 他想保护自己的学校不在战火中毁于一旦, 就必须取消暴动。当他真正取消了暴动之后, 他却不断地反思自己是否因为太舍不得亲手办起的学校而没有把革命进行到底, 反思是否因为自己的懦弱而让革命黯然流产。他无法说清这一切。他痛感当初不该把革命和办学联系在一起, 这两件看起来同样伟大的事业, 却让刘兰亭陷入了两难的境地, 两者都舍不得, 而最终两者都保不住。刘兰亭的内心是艰难的, 所以, 他自杀了, 留下了四个字:无颜以对。刘兰亭是一个有血有肉的人, 他既有革命的理想, 又有世俗的欲望, 他舍不得自己心爱的妻子, 舍不得自己的学校。本来, 刘三公已经为他买通了聂芹轩, 他完全可以活下去, 但他选择了自杀。他既拒绝了做一个懦弱的人, 又拒绝了做一个失败的人。他的死, 就不再是一个大写的革命者的死, 而是在理想与现实的两难困境中艰难的自我选择。

革命与亲情。在来银城的路上, 刘振武起义的队伍遇到了岳义天率领的农民起义军, 双方打起来, 混乱中, 岳义天和岳新寿死了, 刘振武并不知道这就是他的亲生父亲和哥哥。当他来到银城, 义兄刘兰亭自杀了。他决心在宴会上杀掉聂芹轩, 发起暴动。但聂芹轩让刘三公作为人质出现在宴会上, 他可以发动暴动, 可以让革命成功, 但是必须牺牲对自己恩重如山的义父刘三公。在革命大义与亲情之间, 该如何选择, 刘振武面如死灰, 放弃了暴动。他不得不放弃, 这是现实对革命的又一次嘲弄。当放弃革命的刘振武在三公的安排下决定远走他乡, 却在船上遇到了前来报仇的哥哥岳新年, 同样是在不知情的情况下, 岳新年一刀刺进了刘振武的心脏杀死了他。

在《银城故事》里, 李锐给我们展现了一种难以挣脱的现实困境。他曾说:“在这个故事里几乎所有的人到头来都走进了死胡同, 都是没有出路的。”[2]欧阳朗云、刘兰亭、刘振武三个都是心怀理想的革命者, 但最后都在无理性的现实面前遭到了嘲弄, 历史不是以革命者的意志为意志的, 现实强加在他们身上的悲剧性就轻而易举地取消了他们“伟大的”革命理想, 把他们推入了无法呼喊的深渊, 他们是被历史遗忘的一群人, 是被正史忽略的一群人, 但同时是曾经真实生存、奋斗、挣扎过的有血有肉的人。在这一点上, 李锐表达了看法:“无理性的历史对于生命残酷的淹没, 让我深深地体会到最有理性的人类所制造出来的最无理性的历史, 给人自己所造成的永无解脱的困境。这是一种大悲剧, 一种地久天长的悲凉。”[3]

三、被“革命”迫害的革命者:革命谎言对革命正义性消解

《旧址》中, 李乃之把一生的心血都花在革命上, 当革命胜利的时候, 革命党人以“反革命”这个响当当又无比“正义”的名义屠杀了银城李家几乎所有的成年男子。这个结局不能说李乃之之前没有想到, 正相反, 他应该是比所有的人都清楚革命所要付出的东西, 包括家族的生死存亡和自己的身家性命, 但他全然不顾。革命成功了, 银城李氏家族被连根拔起, 李乃之此时“在北京东郊坦荡的原野上驾驶着‘斯大林’55型拖拉机, 在震耳欲聋的马达声中翻开新中国的沃野”[4]。抛弃了家族沉重包袱的李乃之以为自己正在走向全新的未来。但是, 历史的荒谬再一次清晰地呈现。李乃之作为1939年银城起义中唯一没有死的革命者, 不断遭到极左政治审查, 在枪林弹雨的年代没有死在敌人手里的李乃之, 却成为“继续革命”清理的对象, 最终“成功地”在自己人的迫害下凄凉死去。死的时候只留下了一张空白处填满了“革命”两字的《人民日报》。可见李乃之生前的困惑。

李乃之的妻子白秋云, 在他死前就自杀了, 因为不堪无尽的极左批斗和侮辱。农场队长张财骂她是狗屎堆, 安排她的工作就是把这边粪池的粪挑过去倒在另一个粪池。她可以忍受极度的恶臭和无数苍蝇对人的侵袭, 但是, 她无法忍受这种对李乃之的诬陷, 无法忍受要求他与丈夫划清界限的勒令:“彻底和大叛徒、大特务划清界限, 揭发检举。”[5]她丢下了身边孤苦无依的只有10岁的小儿子, 吞服大量的安眠药“成功地”“自绝于人民”。

李乃之, 白秋云的死是对被扭曲的革命的最无情的嘲弄。曾经抛弃了一切奔赴革命的革命者, 最终却死于“革命”堂而皇之地加在他们身上的污蔑和迫害, 这种悲凉, 早已渗透在那张写满了“革命”字样的《人民日报》中, 而李乃之的困惑, 也成了我们的困惑, “革命”何以能如此“义正词严”地否定一个个革命者的忠诚乃至性命?难道那些革命者一直孜孜追求并为之奉献一生的事业就是这样一种面目?这是对被扭曲的“革命”的诘局。

林贤治先生在思考某些“革命”与革命者的关系时指出:“革命否定了革命者, 但也通过否定革命者而否定了自身。革命者则否定了革命……与此同时, 他也否定了自己, 肯定自己的现在而否定自己的过去, 但最终连现在的自己也给否定掉了。”[6]革命者摧毁了旧世界, 而那些被扭曲的“革命”本身则最终残暴地摧毁了革命者, 这是极度的悲凉。在此, 那些“革命”变成了一个与元初的意义上的革命背道而驰的谎言, 这个谎言把那些革命的最后一点正义性也消解掉了。

在《银城故事》的后记里, 李锐谈到:“所谓‘客观真实的历史’转眼之间就是客观真实的谎言。所有的谎言都无视生命。我想把那些被无情泯灭的生命从历史的谎言中打捞出来给人看。”[7]通过《旧址》和《银城故事》, 李锐确实多少让我们感受了鲁迅《药》中对不彻底“革命”的思考。

参考文献

[1]李娟, 冯见彩.革命的重构与想象书写[J].当代小说 (下) , 2009 (3) .

[2]李锐, 王尧.生命的歌哭[J].作家杂志, 2004 (1) .

[3]李锐.银城故事[M].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 2002:202.

[4]李锐.旧址[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7:2.

[5]李锐.旧址[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7:186.

[6]林贤治.革命和革命者的沉思[J].上海文学, 2000 (10) .

作为“光荣革命”的辛亥革命 篇3

《清帝退位诏书》的颁布

依照通行的历史学叙事，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清王朝派遣北洋将领冯国璋领兵讨伐，冯系袁世凯麾下，因此南下用兵了无战功，摄政王载沣请袁世凯出任湖广总督，但袁以“足疾未痊”为由拒绝。经过一番权变，袁世凯最终被任命为湖广总督兼钦差大臣，全权节制前方军事，并进而掌握朝廷军政大权。袁对南方义军以及临时政权采取军事打击、政治和谈交叉使用的对策，对清廷则依违于要挟与拱卫之间，通过上述两手，牢牢把握着形势的主动权。

在袁世凯派遣唐绍仪进行南北议和期间，临时参议院制定《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组织大纲》，此后又颁布《临时约法》，孙中山宣誓就任临时大总统，现代中国肇始之际的国家体制当为共和国已成定局。鉴于当时形势，袁世凯选择了与时俱进，最终认同“中华民国”这一现代国家体制。在获得孙中山让权承诺之后，袁世凯费尽心机谋划如何促使清廷退位。1912年2月12日，清帝宣布退位并授予袁世凯“全权组织临时共和政府”之权，也就是说袁氏临时共和政府的合法性来自清帝的“禅让”。袁世凯在清帝退位的第二天即发布组织临时共和政府的布告，表明其政权在法理上受禅于清帝：“宣布之日，为帝政之终局，即民国之始基。从此努力进行，务令达到圆满地位，永远不使君主政体再行于中国。”这就在法理上否定了南京临时政府的正当性。由此，在1912年2月13日这样一个历史时刻，中国事实上存在南北两个共和政府：

4月1日孙中山解职后，统一的共和政府正式成立。实际上，依照袁世凯的意思，统一的新共和政府既不是单方面来自清帝禅让（以及北京临时政府），也不是单方面来自南京临时政府，而是两者妥协或合作的结果，而袁则是南北统一的联结点。虽然袁赞同南京制定的《临时约法》，新政府的内阁组成人员也要经过南京临时参议院的同意，但是，内阁的核心成员皆是袁氏亲信，首都仍设在袁氏的根据地北京，袁氏本人也没有到南京宣誓就职。袁氏实际上是以南方取“名”（法统）、北方取“实”（政权）的方式来实现国家的统一，同时也满足了他个人的权力欲望。抛却传统偏见，应当说，袁氏为国家统一表现出了纵横捭阖的政治协调能力和政治智慧。如果我们称共和政府的第一任总统为民国之父的话，从上面的分析只能得出如下结论：袁世凯是中华民国之父。

由此可见，在一百年前这个关涉现代国家构建的“立宪时刻”，至少有三个方面的政治势力各自面临着是否认同“中华民国”的政治决断：袁世凯代表的北洋势力是一方，革命党人组成的南京临时政府也是一方，除此之外，还有并非无关紧要的第三方，即以隆裕太后、宣统皇帝为主要担当者的清王室，他们也面临着一次生死攸关的政治决断。所谓政治决断，关键不在于其客观上的生死，而在一个“理”字，即国家法统的转换，究竟是被颠覆，还是和平主动的逊位禅让，这个问题关系着中华民国的立国之本。在这个问题上，满清王室所作出的决断是光荣、勇毅和意义重大的，尽管一百年来清朝统治专制蛮横、劣迹斑斑，但在其退出历史舞台之时，却能够以这样的方式“光荣”退位，为未来的“中华民国”和“中华人民”留下一笔丰厚而富有生命力的遗产，不啻为一场“中国版的光荣革命”，即以和平逊位的方式参与到革命建国和人民制宪的宪法主题之中，以自己形式上的死亡，与这个国家和民族共同赢得新生。

依据时下众多论者的轻薄之见，当时袁世凯居心叵测、精于弄权，隆裕皇太后以及幼帝溥仪，孤儿寡母，无所依靠，在诓骗和威逼下，为了保全性命勉强而被迫地同意退位。也许实际情况大致如此，但所谓历史的实情只是一层表面现象，而它们背后所蕴含着的可能是更为重大的历史真实，就这份《清帝退位诏书》的颁布来说，症结就是如此。政治历史的研究，其精髓乃是能够把握活生生的历史生命，体察历史之精神，而不是面对死物给予解剖，我们要关注掩埋在历史陈迹之下的真实而富有生命的真相。就情势来看，清帝逊位无疑是被动被迫的，但在情势和动机之外，还有更大、更为重要的历史真实。那些事关中华民国构建的基本原则与理念，是在清帝逊位这个古今之变的当口，伴随着清帝屈辱而光荣的逊位，以诏书的形式颁布天下的，其蕴含的意义因此就被镌刻在这个禅让于中华民国之“共和立宪国体”的历史铭志之中。

追溯起来，禅让退位在中国古已有之，历史传说中的尧舜禹主动禅让是中国三代以来盛传的政治佳话。但实际上禅让多是在权臣当朝、皇室羸弱之际被迫将政权转奉他人，例如东汉献帝禅位诏、曹魏元帝禅位诏、东晋恭帝禅位诏加上清帝逊位诏，有诏可考的共计十次。但是，清帝逊位却与上述前九次在本质上有重大不同，它极大地丰富和扩展了革命建国、人民制宪的内涵，把辛亥革命与晚清立宪这两条创建现代中国的路线联系在一起，共同致力于新的共和国和中华人民的构建。从这个意义上看，这份诏书是对传统王朝政权移交方式的一次革命，尤其对清王朝来说，是对此前数十年自己彷徨犹豫、虚情假意（或反对维新变法或歪曲君主立宪）的改良主义政治的一次自我否定和自我提升。

《清帝退位诏书》的宪法价值

现代之共和国的立国之本，不是枪杆子式的农民起义、军阀篡国，也不是传统上的奉天承运、祖先佑护，而是人民的共同意志通过创制宪法而造就国家政权。就中国来说，现代中国的构建，虽然经历革命，但革命只是手段，不是目的，在肇始之际革命作为动力因推动了这个国家的创建，甚至广泛发动了民众的积极参与（作为质料因），但宪法却是形式因，唯有通过宪法，一个现代国家才构建出来。既然《清帝退位诏书》以独特的方式参与中华民国和中华人民的塑造，是另外一种意义上的“光荣革命”，那么其必然就具有宪法的价值意义。

《清帝退位诏书》总体上包括四份法律文件，除诏书外，还有三份是同日颁布的《关于大清皇帝辞位之后优待之条件》、《关于清皇族待遇之条件》和《关于满蒙回藏各族待遇之条件》。全文不过一千余字，不像《临时约法》是通过临时参议院正式制定的，而是按照传统上例行的皇帝退位程序下诏或颁布的。就其内容来看，它仅仅关涉退位缘由、政权传续、皇帝皇室优待条件和满蒙回藏各族优待条件。这份退位诏书何以值得被视为一部宪法性法律文件？因为它恰恰在“建国”与“新民”这两个宪法的基本原则上，回应了现代中国之“立宪时刻”的宪法问题，并弥补了《临时约法》在上述问题的相关缺陷或片面性，从而与《临时约法》体现的革命党人所开辟的革命建国道路历史性地结合在一起，通过导入另外一条改良主义的君主立宪的建国道路，以逊位牺牲的光荣方式，共同在肇始之际构建出一个现代中国和现代人民。

1.“中国版的光荣革命”

《清帝退位诏书》正文全文短短369字，有三处涉及共和政体，全文如下：

奉旨朕钦奉隆裕皇太后懿旨：前因民军起事，各省响应，九夏沸腾，生灵涂炭。特命袁世凯遣员与民军代表讨论大局，议开国会、公决政体。两月以来，尚无确当办法。南北暌隔，彼此相持。商辍于涂，士露于野。徒以国体一日不决，故民生一日不安。今全国人民心理，多倾向共和。南中各省，既倡义于前，北方诸将，亦主张于后。人心所向，天命可知。予亦何忍因一姓之尊荣，拂兆民之好恶。是用外观大势，内审舆情，特率皇帝将统治权公诸全国，定为共和立宪国体。近慰海内厌乱望治之心，远协古圣天下为公之义。袁世凯前经资政院选举为总理大臣，当兹新旧代谢之际，宜有南北统一之方。即由袁世凯以全权组织临时共和政府，与民军协商统一办法。总期人民安堵，海宇乂安，仍合满、汉、蒙、回、藏五族完全领土为一大中华民国。予与皇帝得以退处宽闲，优游岁月，长受国民之优礼，亲见郅治之告成，岂不懿欤！钦此。

首先，退位诏书明确表示，清室皇帝“将统治权公诸全国，定为共和立宪国体”。此句宣示了这份退位诏书是将政权转让于一个立宪共和国，而不是传统上转让给另外一家一姓之王朝。这是诏书的核心内容和必要条件。如果从这一具有契约论蕴含的宪法视角来解读，我们就会发现，这份退位诏书的巨大意义在于，它彻底打破了千年盛行的王朝帝制之循环更替的传统，实现了中国政治的古今之变，促使中国从王朝专制统治转变为一个现代的立宪共和国。

这份契约性的退位诏书的基本前提，是双方都认同“共和立宪国体”，正是在这一根本点上双方达成了共识：建立共和乃是人心所向。故诏书写道：“今全国人民心理，多倾向共和。”“人心所向，天命可知。予亦何忍因一姓之尊荣，拂兆民之好恶。”鉴于朝廷“重在保全民命”，故而顺乎人民对于共和立宪的诉求，清室皇帝才“得以退处宽闲，优游岁月，长受国民之优礼，亲见郅治之告成”。显然，这份诏书不仅仅是单方面的被迫退位，而是一份双方都接受并具有约束力的建国契约，具有宪法性法律的意义，即通过这份诏书，一举证成了基于民心的人民共和国之宪法性的根基。

从未来中华人民的国家构建来说，退位诏书中的“共和立宪国体”又是对于革命党人的“革命立宪”和王朝改革派的“改良立宪”的双重继承和超越，既继承和超越了革命党狭义排满的种族革命的立宪建国，也继承和超越了体制内顽固守旧于君主专权的君主立宪，而是将它们同归于一个立宪国体。这样一来，整个中华数十年来贯穿于体制内外相互对决的不同立宪建国（改制）运动被提升到一个新的阶段，并最终以和平方式安顿在一个最高的“共和立宪国体”之中。

其次，这份诏书为武装起义（革命）恢复了名义，并以非暴力的和平方式参与了革命建国的历史进程。清室不再把起义视为叛逆、暴乱，而称之为“民军起事”，看到“各省响应，九夏沸腾，”诉求共和是“人心所向，天命可知”。对此，清帝愿遣员与“民军代表讨论大局，议开国会、公决政体”。由此，起义的正当性就得到了退位诏书的正面认同。这样一来，这份诏书与革命党人的目标达成了一致与和解：革命是为了建国，凡是旨在构建共和立宪国体的武装行为才是革命，故而革命建国成为双方一致同意的基础。

虽然双方都认同革命建国，但革命党人采取的是一种激进主义的、暴力的非和平方式的革命建国。而诏书所申明的革命建国，却是和平方式的逊位，即将统治权移交、转让给南北两方通过“议开国会、公决政体”所确定的“共和立宪国体”，这分明承续着清室一脉的改良主义立宪建国的路线，只不过变君主立宪为人民共和立宪。也正因如此，这种和平方式的革命建国从另外一个方面弥补了辛亥革命建国的激进性和片面性，并通过具有宪法意义的逊位契约，把两种革命建国的方式融汇在一起，从而深化和完成了中华民国革命建国之构建。经由这场起于暴力起义，终结于和平逊位的“革命”，中国政治完成了一次历史性的古今之变，从传统帝制转变为现代民国。对于清室来说，这岂不是一场“中国版的光荣革命”？如此结果，岂不是从某种意义上也体现着一种“中华人民”其来有自的政治智慧吗？

此外，从政治宪法学的角度看，这份退位诏书与英国光荣革命相比还有一个义理上的明显不同，即“权利”与“和平”之区别。英国未成文宪法以及古老的法治传统的基本精神是权利与自由，权利是英国宪法的基石。相比之下，在中国的文化与政治传统中，有关自由与权利的思想以及制度保障是极其稀少的，《清帝退位诏书》所表现出的核心原则也不是英国光荣革命的自由与权利原则，而是和平原则。面对着中华民国肇始之际的革命激进主义，清王室最终选择了以和平逊位的方式，将统治权转让给未来的共和立宪国体，力图由此避免频仍不断的战争烽火和生灵涂炭，这里包含着传统中华的不忍之心和忠恕体恤之道。正是在以辛亥革命为标志的革命激进主义蔓延扩展之际，《清帝退位诏书》反其道而行之，以屈辱而又光荣的逊位方式，把“和平”注入了现代中国立国之宪法性法律之中，成为中华民国宪法的一个基本精神。从革命建国到和平建国，《清帝退位诏书》并没有像英国光荣革命那样，通过昭示权利法案、凸显权利与自由原则而获得人民的拥护，而是通过昭示和平价值，以逊位禅让的方式，把一个现代共和国的宪法性蕴含呈现出来。

2.“袁世凯条款”与帝制复辟

《清帝退位诏书》正文中出现“袁世凯”名字共计三次：“特命袁世凯遣员与民军代表讨论大局……袁世凯前经资政院选举为总理大臣，当兹新旧代谢之际，宜有南北统一之方。即由袁世凯以全权组织临时共和政府，与民军协商统一办法”，此句话显然强调了袁世凯在未来构建中华民国中的中枢作用。

对于退位诏书中的“袁世凯条款”究竟应该如何看待？一般事后诸葛亮的史家多认为，袁世凯在退位诏书中修改草稿，突出和强化自己的权威，无疑是暗藏个人野心，为将来自己称帝埋下伏笔。上述所见虽然也有一定的道理，但总的来说是片面的，既缺乏历史的客观真实性，也没有看到这个“袁世凯条款”的宪法意义。

从法理上看，这份退位诏书指派袁世凯负责与南方民军谈判商议，全权组织共和政府，召开国会，构建“共和立宪国体”。在此，“袁世凯条款”的宪法责任具有正反两方面的含义：一方面授予袁世凯相当的政治权威，以保证中华民国的宪制得以实施，另一方面也制约着袁世凯的个人野心，即他的权力来自对这份诏书的宗旨之忠诚，一旦袁世凯背叛“共和立宪国体”，势必沦为民国之逆贼，窃国之大盗。如果说革命党人主导的南方政府在《临时政府组织大纲》和《临时约法》之间，出于党派私利而刻意制造了总统制与内阁制的制度纠纷，从而为后来的《天坛宪法草案》之制定以及民国宪法的流产负有主要责任的话，那么袁世凯后来的帝制春梦则无论如何也是背叛了退位诏书的契约原则，蔡锷云南起兵护法显然具有捍卫宪法的正当性。

从中华文明的大势和古今之变的天命来看，洪宪帝制和其后的张勋复辟显然是错谬的，并不代表保守主义的真精神。晚清70余年的改良主义维新变法和立宪改制，业已表明这个帝制在内忧外患的危难形势下，已经没有能力凭借自己的王制权威进行彻底的改革，革命建国有其必然性与合理性。在辛亥革命的冲击和《临时约法》的砥砺下，清帝以和平逊位的方式结束了传统帝制的统治体制，通过契约性的宪法性文件，把权柄交付共和立宪国体，这才是真正的保守主义的宪法精神，以“革命的反革命”契约折冲或消弭了革命激进主义的片面性。由此，《清帝退位诏书》与《临时约法》共同构成了一组具有宪法性价值的法律文件，从而奠定了中华民国初元之际的立国根基。

这一组姊妹篇宪法性法律文件出场，传统帝制就必然要退场，这是古今之变的天命流转之正道，形式上清帝所代表的皇权王制彻底消失了，但其所保守的中华文明之遗产以及王制所维系的法统却活下来。王制之国转化为人民之国，满清帝制转化为共和立宪之中华民国，这才是古今传承的天命流转。鉴于此，任何企图复辟帝制的行为显然都失去了意义，尤其是缺乏宪法性理据。康有为、杨度乃至袁世凯所诉求的那种君主立宪制的“国家理由”（ratio status），完全可以在这份退位诏书所达成的共和立宪的范畴内，进一步地予以制度性地落实。但是，帝制的复辟者们无视天命流转，宁愿要一个死魂灵的帝制旧皮囊，逆历史潮流而动，其旋即失败则是必然的。相比之下，梁启超、蔡锷、张謇等人却表现出卓越不凡的历史洞见和政治睿智，真正地把握中华历史古今之变的大道，曾经在机会尚存的时刻主张立宪君主制，但一旦辛亥革命、清帝逊位，他们就与时俱进转而主张共和立宪，积极参与创制中华民国宪法，既反对革命党人的革命激进主义，又反对洪宪帝制及张勋的宣统复辟。他们才是中华民国宪制的真正守护者。

袁世凯和张勋的两场帝制复辟的失败，为逊位王权的尊崇地位带来了无可挽回的严重损害。《清帝退位诏书》已经非常明确地将政权禅让于中华民国，因此，任何帝制复辟都是违约的倒退，既是对中华民国的背叛，也是对逊位君主的背叛。煌煌千年中华之灿烂典章礼仪、道德文学等等，本来完全可以为中华民国富有生命地传承，但是两次复辟却将这个原本在共和政治基础上具有着伟大前景的传统文化事业彻底毁掉了，这不能不说是中国文化的悲哀。而革命激进主义在反对帝制复辟的斗争中，同样未能保持中道，那些激进的中华民国的所谓捍卫者，大力蛊惑起人民的革命激情，以所谓痛打落水狗的精神，将逊位帝制的尊荣一扫而光。当军阀冯玉祥用刀枪把逊位清帝赶出故宫之时，这一标志性的武力行为不但严重违背了退位诏书的宪法性法律，而且也斩断了中华民国与传统帝制之间曾经通过退位诏书所发生的契约性联系，斩断了两个政治体之间的最后脐带，将这个王室所可能维系的传统文明之尊仪和光荣一起彻底消灭了。

3.《清帝退位诏书》语境下的“中华人民”

《清帝退位诏书》的另外一重宪法价值，就是“中华人民”在宪法学意义上的塑造。可以说，直到一百年后的今天，我们仍然享有这份丰厚的历史遗产。没有这份退位诏书，就没有延续清帝国法统的五族共和的中华民国。

满清王朝入主中原统治260余年，造就了中国有史以来地域最为庞大的帝国疆域。但自鸦片战争以降，危机日趋深化。西方列强对于清帝国的边疆心存不轨，英国觊觎西藏，俄国图谋新疆、蒙古，日俄争夺东北。在辛亥革命成功、满清统治垮台之际，西方列强更是借机威逼利诱，加紧了分裂、蚕食中华疆土的步骤。当时满清贵族中就有人提出退出中土返回东北，建立满族政权，脱离中国以求自治，而肃亲王善耆竟然与日本浪人联合，试图劫持宣统皇帝，在东三省建立由日本控制的傀儡政权。蒙古上层王爷贵族内部也出现两派，一派受俄国唆使，试图投靠俄国寻求庇护，另外一派则要继续追随清室，克尽忠诚，此外，西藏的达赖喇嘛也在英帝国主义的挑唆下，煽动藏族僧俗群众发起“驱汉”风潮。总之，在南北和议、《清帝退位诏书》颁布之前，清帝国之疆域大有分崩离析之势。正是在此存亡危机之关头，清王室能够果敢地接受辛亥革命之事实，将一个偌大的帝国疆域，连同臣民对于清王室的忠诚与臣服，和平转让于中华民国，从而为现代中国的构建及其领土疆域之完整和巩固，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清帝退位诏书》的一个主要内容，便是以清帝国之主人身份，稳定、安抚满蒙回藏各族之心，尤其是各族上层王爷贵族之心，以便将清帝国之全部统治权以及其法统，禅让于中华民国。这份退位诏书正文明确写道：“总期人民安堵，海宇安，仍合满、汉、蒙、回、藏五族完全领土为—大中华民国。”此外，三个优待条件也旨在“和平解决”逊位让权问题，其中的优待皇室八条，待遇皇族四条，待遇满、蒙、回、藏七条，包括与汉人平等、保护其原有之私产、王公世爵概仍其旧等等，皆是处置清帝国之中华疆域传续给中华民国的妥当方式。为此这份诏书“特行宣示皇族暨满、蒙、回、藏人等，此后务当化除畛域，共保治安，重睹世界之升平，胥享共和之幸福”。退位诏书颁布之后，旋即基本平定满蒙回藏各族上层贵族的离乱之心，善耆等个别满清贵族独立退守东三省的设想不攻自破，蒙古也平定了个别王公投靠俄国的叛乱，追随清帝归顺中华民国，而西藏出现的“驱汉”事件也随着五族共和的中华民国之创建，而失去了肇事、分离的理由。

退位诏书所宣示的“人民”，不同于《临时约法》所规定的、代表革命党人理念的“中华人民”，也不同于立宪改良派所提出的“新民”，而是这个曾经作为满、汉、蒙、回、藏五族臣民之主的皇帝在逊位之际所宣示的“中华人民”，在法统上就具有传续帝制衣钵的合法性与正当性，其对于中华人民的塑造，对于中华民国疆域下的各族冶炼于一个政治文明的共同体，无疑具有着强大的说服力与感召力。正是因为有了这份诏书，《临时约法》第三章第十八条“参议员每行省内蒙古外蒙古西藏各选派五人青海选派一人，选派方式由各地方自定之”，才落到实处。

清帝和平逊位之举，从法统来看实际上已经达成了一种契约性的整合，即在南北军事和政治势力之上，清帝将全部统治权禅让于未来的共和立宪国体。在这一超越性的国家宪制中，主权者乃是五族共和的全体中华人民，至于南北政权的领袖不过是人民的代理者，由他们组成政府治理现代性质的国家。显然，这份诏书对于中华民国的国体塑造和对于中华人民的人民塑造，其真实的宪法价值不亚于《临时约法》，它与《临时约法》构成了一组中华民国肇始之际的宪法性法律，它们共同奠定了现代中国的立国之本。这份诏书宣示的原则，可以说是对于晚近以来狭隘的革命建国的政治路线与衰颓的君主立宪的政治路线的一种新形式的整合与升华。

结语：古今变局中的“天命流转”

现代政治与古典政治的最根本区别，就是人民主权的兴起并占据现代国家的主体性地位，即人民当家作主、制宪建国，过去的君主失去了绝对主体性的地位，统治者不过是受托依据人民制定的宪法治理国家，这就是现代政治的天道人极。

孙中山的临时大总统宣言书和《中华民国临时约法》从革命主义的公民角度，正面阐述和制度性构建了一个人民共和国的现代政治纲领，而《清帝退位诏书》则第一次从君主制的王权角度正面回应了这个问题，并且通过自己的“光荣逊位”，主动顺应现代政治之道或当今世界潮流，把古典君主制的“天命在身”融汇于现代人民主权的新天命之中，成为这个新的现代政治之天命的尊奉者。如果仅仅囿于传统汤武革命的语境，把它们视为王朝旧制的一种天命流转，显然是低估了这份退位诏书的价值。

在《清帝退位诏书》中，古今之天命实际上达成了某种富有积极意义的和解，并留下了一笔可供后人开发的遗产——清帝以和平逊位的方式，把君主政权转让于一个新生的立宪共和国，由此弭平了两个断裂，一个是古今政治天命之断裂，一个是民族畛域之断裂。清帝的和平逊位，成就了现代政治的双重主题，即建国与新民，而在这一双重主题中，又实现了“革命的反革命”之宪法精神。此时所谓革命，不是革除一家一姓的帝王之命，不是革除满清异族之命，而是对于传统王朝政治的政权制度本身予以革除，所导致的乃是与古典政治完全不同的现代政治的兴起。这一新政治没有遵循法俄革命激进主义的方式，没有任凭辛亥革命的暴力逻辑恣意下去，清帝逊位所达成的契约性宪法性和解，使得英美立宪建国的光荣革命的图景在那个非常时期呈现出一线生机。这种“革命的反革命”，使得中国古今之变的天命流转具有了别一种意义。

家长的革命读后感 篇4

我们教育孩子是为了什么？当然是为了给他们一个更加成熟美好个人生。以前总是以为给孩子好的教育就是给他找一个好的学校，好的老师，好的补习班，一切的问题就都解决。可是，由于孩子贪玩、任性不爱学习，家长们就对孩子冷嘲热讽，恶语相向，有的甚至对孩子动手打骂，我们关注的只是孩子的学习成绩，可是这样，我们往往忽略了孩子的精神教育，其实，父母对孩子的责任不仅仅是先天的血脉传承与抚养更重要的是对孩子后天的教育影响与关怀。

没有不好的孩子，只有不幸的孩子，他们受到了不正确的教育，没有不好的父母，只有不幸的父母，他们继承了不好的传统，或不自觉地使用了不正确的教育方法。（www.fwsir.Com）现在，就让我们来对那些不正确的教育方法进行革命，让它们终结于此吧！

家长们要学习、要进步，不能指望“船到桥头自然直”的天然教育，因为这是一场不劳而获的美梦，父母的爱与教育要像阳光一样，既包围着孩子，却又给他光辉灿烂的自由。所以就让父母与孩子一起努力加油吧！

中国革命与欧洲革命读后感 篇5

——读《中国革命和欧洲革命》有感

辩证角度看社会

——读《中国革命和欧洲革命》有感

1853年的一天，马克思同志有感于当时中国战场和欧洲战场的境地，写下了这篇《中国革命和欧洲革命》。原文从资本和要素流动的角度写下了中欧双方革命的政治和经济原因，从原因和过程来看，马克思同志确实有着极为深刻的认识。

马克思在《中国革命和欧洲革命》一文中指出 “中国在一八四〇年战争失败后被迫付给英国的赔款，大量的非生产性的鸦片消费、鸦片贸易所引起的金银外流，以及外国竞争对本国生产的破坏，国家行政机关的腐化，这一切就造成了两个后果，旧税捐更重更难负担、又加上了新税捐。”《中英南京条约》规定中国赔款二千一百万银元，这笔巨款相当于当时清政府全年收入的三分之一，是英国侵略者对中国人民的无耻勒索。身受外国侵略者和本国封建势力双重压迫的中国人民举起义旗进行了猛烈的反抗斗争。这些事例的列举是对中国战争的原因的理解，当然，作为略知中国历史的我也认为这是一段极为屈辱的历史。

而从欧洲的角度，“茶叶这样一种必需品涨价和中国这样一个重要市场缩小的时候，将正好是西欧发生歉收因而肉类、谷物及其它一切农产品涨价的时候。这样，工厂主们的市场就要缩小，因为生活必需品每涨一次价，国内和国外对工业品的需求量都要相应地减少。”这些都影响到欧洲社会，“中国革命将把火星抛到现今工业体系这个火药装得足而又足的地雷上，把酝酿已久的普遍危机引爆，这个普遍

危机扩展到国外，紧接而来的将是欧洲大陆的政治革命。”，即这次农民革命沉重的打击了西方列强，加深了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引发了欧洲大陆各国的政治革命。这是马克思对欧洲革命的理解，从这里我们也可以知道，革命的深层次原因无外乎都是资本。

反观本文中对欧洲革命的预言，“英国工厂空前扩充，而官方政党都已完全衰朽瓦解；法国的全部国家机器已经变成一个巨大的从事诈骗活动和证券交易的商行；奥地利则处于破产前夕；到处都积怨累累，行将引起人民的报复；反动的列强本身利益互相冲突；俄国再一次向全世界显示出它的侵略野心——在这样的时候，上述危机所必将造成的政治后果是无庸赘述的”。当时的人们可能难以理解为何马克思同志会做出这样的理解，可如今再看历史，我们不难发现，英国、俄罗斯都已经如马克思同志所说，走到了变革的那一步。1848年的革命，在一段短暂的成功之后，最终走向失败。俄国十月革命，英国的资产阶级革命，印证了马克思同志对现实的辩证思考和深入理解。

从马克思这篇《中国革命和欧洲革命》来看，我从中看出马克思对中欧革命的系统的了解和深入的探寻，不难看出，一篇优秀文章的产生免不了对事实的认识和分析。从哲学角度来说，这篇文章对我们最大的启迪就是用对立统一的观点看问题。在日常生活中，学习中，我们不能片面，孤立的看问题。我们要用联系的观点去看问题。也要知道矛盾是普遍存在的，面对矛盾，我们不能只看到矛盾的对立，要看到矛盾双方是相互影响的。而作为炎黄子孙，全观大局之后，我们不难看到，如今我们国家正处于一个经济飞速发展的时代。但经济发

展背后也带来了许多问题，此时，科学发展观应运而生。“以人为本”成了大街小巷人人皆知的词汇，“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拓印在每个学生的课本上。有什么样的发展观，就会有什么样的发展道路、发展模式和发展战略，就会对发展的实践产生根本性、全局性的重大影响；科学发展观吸收和借鉴了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科学系统地揭示了社会主义发展的客观规律。若是没有那场20世纪前后的革命，若是没有中国这头雄狮的沉睡，或许我们如今很难归纳出这段科学发展观。或许，这也是一种辩证角度吧！

伟大的中国革命读后感 篇6

这是一部关于中国长期灾难、斗争和再生的记述，美国学者费正清先生是世界上最富盛名的中国问题观察家，生前一直第一文库网领导着美国的中国问题学术研究，曾经写出了大量脍炙人口的有关中国历史方面的学术著作。历史首先是一个相互渗透的过程，每一个阶段都是上一阶段的延续，而决不会是一个孤立的存在。费正清先生正是从中国传统文化的特点入手去溯本求源，以求深入了解中国革命进程中的种种内外因素。费先生认识到中国是一个专制历史非常悠久，专制意识根深蒂固，专制文化相当发达的封建国家，它既有着长期“天朝上国”雄视四夷的文化优越感，又有一整套错综复杂，而且自行运作的宗法制官僚的惰性体系，这种文化体现为一种内敛式的“内在爆炸”，“出于可以理解的原因，它不愿意改变它的社会价值观，文化和体制”，也正是这样一种传统文化阻碍了中国革命的进程，制约了中国现代化的实现。

所以中国革命注定了不会是一个固定的概念，而只能是一个传统文化分崩离析，西方先进的价值观念与生活方式逐渐渗透的渐变过程。第一部分为“晚期的帝国：成长和蜕变(18-1895年)”，这是中国近代屈辱史的开始，同时也是中国近现代革命的萌芽和发展时期。《伟大的中国革命》的第二部分和第三部分分别为“晚清帝国秩序的变革(1895年-19)”，“中华民国时期(19-1949年)”。前者叙述了甲午战争之后中国面临的严峻形势与满清帝国的最终灭亡，以及中国现代革命的发端；后者对中国革命所面临的问题与中国革命的进程进行了深刻的反省与剖析。中国现代革命的发端有着两个平行的过程，即政治上的军阀混战，国共之争，与文化上的以“五四”为标志的启蒙运动。《伟大的中国革命》最后一部分为“中华人民共和国(1949年-1985年)”，费正清先生对中国当代的这一段历史进行了审慎的清理和颇具私人意味的解读。费正清先生对中国目前的现状是理解的，对中国的将来则是乐观的，“中国人口从来没有今天这么多，通过一个中央权威保持统一，仍然是必要的；管理这么多的人民只能依靠一个被广泛接受的信仰制度，政府机构必须由受过训练的精英组成，地方当局在农村代表着国家。”费正清先生欣喜地看到改革开放后中国在政治，经济，文化方面所取得的各项令人瞩目的成就，正在把这个古老的国家导向一个自由的国度，这正是任何力量也无法阻挡的时代趋势。正如费正清先生所说的那样：“任何一种新的中国的世界观，必然是一种适用于全人类的世界观，而不是地区性的或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

历史的作用也是这样，中国革命的历史也决不仅仅属于中国，而是世界文明史的一面镜子，是全人类的一份宝贵的文化财富。费正清先生的作品从一个新的角度为我们印证了传统中国的一句老话：史者，宇宙公器帝制时代的机构，可能以新的名目重新出现。例如古代互相监督的保甲制度，今天就会变成街道办事处，或者加世纪以前的下级士绅后来变成了民国时代的土豪劣绅，以及成为继他们之后而出现的党员干部和今天的农村党委书记。一个认真的学者会在这种比较中找出毛病来，所以我们还需要一些不需负责任的劲头。为什么不呢？每一代人都学会了他们要扮演的最后角色，无非是当下一代人进门前用脚殊踏一下的垫子；这是值得也是应尽的一种义务。任何国家的历史都是民族主义的─ 就是说，它总是要把在这个国家的外国人的活动过滤出去。不错，中国的历史首先是汉族人民创造的。也！

辛亥革命中的豫籍革命党 篇7

一、参加同盟会, 积极宣传革命

1905年, 同盟会在日本东京成立, 当时载入名册的豫籍同盟会员就有十多位。冯自由的《革命逸史》中载有曾昭文 (光东县) 、杜君然 (汲县) 、刘基炎 (光山县) 、阎铁生 (新蔡县) 、李锦公 (商水县) 、陈庆明 (延津县) 、刘积学 (新蔡县) 、杨曾慰 (祥符县) 、张鹗翎 (荥阳县) 等。后来又有十余位河南籍留学生加入, 他们是朱炳麟、潘印佛、陈伯昂、安沼白、刘醒吾、王传琳、张钟端、李絅斋、罗殿卿、程克、燕斌 (女) 、刘青霞 (女) 等。其中, 朱炳麟在1906年春曾代理中国同盟会庶务长一职。“根据同盟会总部的命令, 河南籍会员还组织成立了河南同盟会分会, 推举曾昭文为会长, 刘基炎、杜潜、刘积学等分任各部干事。”[1]567

为宣传救国, 河南留学生同乡会于1907年集资刊发《豫报》, 后由河南同盟会分会组织的《河南》杂志以代之。“此报鼓吹民族民权二主义, 鸿文伟论足与《民报》相伯仲。其影响力在留学生以自省名义发行的杂志中, 首屈一指。出版未久, 即以风行海内外, 每期销流数千份, 以输入本省者占半数, 河南人士革命思想之开发, 此杂志之力为多焉。后被日政府封, 并拘禁了发行人张钟端, 革除了张的留日官费学籍。河南女同盟会员燕斌、刘青霞所创办的《女界》杂志, 燕、刘二女士及数同乡任撰述, 朱炳麟任发行人, 实为留学女界组织女报之先河, 后亦为日本警厅所封禁。”[1]568另外, 留日河南同盟会分会还派李絅斋、罗殿卿、刘醒吾等返国, 在开封设立大河书社, 专为代理《河南》杂志及各种革命书报之机关, “豫省各地风气之进步, 该书社大有力焉”[1]568。

各省同盟会分会成立后, 总部立即派会员回国组织各省革命活动。河南同志担任此项工作的有杜潜、程克、杨曾慰、刘醒吾等人。他们召集学界同志刘芬佛、阎子固等20余人在开封南关中州公学召开秘密会议。“该校校长及许多教员参加了会议, 并众议该校为河南同盟会总分会会所, 所有组织各县分会及招收会员事务, 皆在该校秘密处理之。成立未久, 各地通知先后加盟者达二百余人, 中州公学学生入会者殆占全数。未及, 各县分会亦次第成立, 以阎铁生、刘积学、刘芬佛等, 俱属新蔡人, 故各县中以新蔡成绩为最优。自是同盟会势力渐蔓延于河南全省。”[1]568

二、参加武昌起义, 支援南方革命

贺觉非的《辛亥武昌首义人物传》中记载有19位参战武昌起义的河南籍人, 他们既是革命军中的领导, 又是冲锋陷阵的楷模。

李亚东, 名斌, 河南信阳人。早年加入日知会任干事和评议员。在他的斡旋下, 另一个有影响力的革命组织群学社, 全体成员并入日知会, 使日知会声势大振。后因宣传和组织革命而被捕入狱。武昌起义爆发后, 被推为汉阳府知事。汉口失守后, 汉阳驻军退走, 他率员奔汉川, 复至仙桃镇设仙桃镇游击司令部。革命军攻下荆州后, 又委任为荆州知事。后接受河南奋勇军的邀请辞去荆州知事回到南阳主持军政事宜, 被推为豫南民军总司令。

徐万年, 河南南阳人。早年加入共进会, 并充炮八标总代表, 负责联络同志, 经他介绍入会的炮兵士兵约有二百人。其中蔡汉卿、杜鼎、孟发承、陈天寅、王鹤年等, 均由他推荐担任各级代表。湖北军政府成立, 他被推管理全军粮饷。后因战事紧急, 又改任军令部调查科长。汉口炮战, 他曾担任临时指挥、前卫司令、督战长和各部总稽查等。汉阳失守, 刘公负武昌守城重责, 他尽力维持一切。1912年初, 刘公组织北伐左军, 他是总司令部副官长和军事顾问。左翼军改编, 他被任为湖北稽勋会会长, 湖北革命史录馆名誉调查。

叶桂芳, 河南罗山人。早年加入共进会, 任鞍工班代表。武昌起义后, 他在军政府供职。清海军提督萨镇冰率舰来鄂, 他奉派为余日章副使持黎函见萨。又赴九江联络同志响应。回鄂任特别侦探, 化装为乞丐至武胜关侦察地形, 绘具图说呈军政府备用。9月24日赴汉阳助战, 小腹受伤。

王鹤年, 河南信阳人。早年加入共进会。8月19日晚闻城中枪声, 他立刻率同志运山炮六尊入中和门, 击退消防队, 自楚望台击清督署。20日充任炮队第三标第三营炮队队官。29日开赴汉口刘家庙作战, 御敌于三道桥以外。9月初移防青山, 炮击敌舰。因其炮队忠实同志, 在阳夏战争和防守武昌期间, 哪里有紧急情况, 他们就在哪里出现。

陈滔, 河南南阳人。早年投湖北炮队当兵, 为运动荆沙地方的革命, 改投沙防营。其工作积极, 效果显著, 有力配合了武昌起义后荆州地区的光复。8月24日陈到武昌, 任都督府侦探科副科长, 后又任水陆军事指挥部参谋长。9月初受伤住院。11月参加滦州起义, 被推为前敌指挥, 因被骗而陷入清军包围。陈奋战, 所部死亡殆尽, 弹尽粮绝之时, 大呼冲入敌阵, 已受重创犹手刃数敌而死。

另还有, 汪锡玖 (河南光山) 、胡玉珍 (河南邓县) 、马骥才 (河南固始) 、陈成宪 (河南信阳) 、鲁祖轸 (河南新野) 、任鸿钧 (河南信阳) 、王占奎 (河南南阳) 、班继超 (河南归德) 、葛秉衡 (河南桐柏) 、丁占奎 (河南汝宁) 、孟发承 (河南南阳) 、谢元恺 (河南信阳) 、许玉山 (河南南阳) 等。

同时, 在鄂的河南同志还组成河南奋勇军。“鄂军豫籍同志马得才、马云卿、刘风同等, 以武昌倡义, 各省景从, 而河南仍在清吏统治之下, 未能响应, 且南下清军, 豫籍为多, 以不忍同胞相残, 河南旅汉同乡人士开会, 对河南提出忠告;同时组织河南义勇军, 誓师北伐。黎元洪令由北伐左翼军总司令刘公节制指挥。河南奋勇军共有同志三百余人, 先期到达南阳, 当地人参军十分踊跃。停战令下, 黎元洪要河南奋勇军接受河南巡抚齐耀琳命令, 办理结束。士气方张, 即强迫解散。”[2]317

另外, 在光复上海制造局的战斗中, 河南同志担任先锋最为勇敢。河南同志张国威等尝以木棍解除守兵之武装, 众多称之。故沪军都督府成立后, 河南同志咸居重要职务。另组建的威武军, 以张国威为司令, 其军官多半是河南人。在南京陆军部和沪军都督府的支持、旅上海苏州湖州等处之豫人的资助下, 组成河南北伐军。

三、组织河南起义, 配合全国革命

1911年11月, 河南同盟会支部会议决定由张钟端 (许昌人) 为总负责人, 组织发动开封起义。张还联络了绿林好汉李仙亭、孔庆先、王梦兰及其手下义士五六百人。12月19日晚, 在由100多名革命人士参加的会议上, 推举张钟端为河南起义军总司令兼参谋长, 王庚先、周凌卓为副总司令。随后张钟端宣读了起义的行动方案, 最后说:“同志们, 这次起义, 成则促鞑虏之命, 败则为共和之魂。”[3]48

由于混进会议的清军耳目把起义事宜报给河南巡抚, 起义仓促爆发并很快失败。“被捕者五十余名, 当时谘议局出面保释出一部分, 张钟端、王天杰、李干公、张兆发、刘凤楼、张海成、单鹏宴、徐振泉、王梦兰、崔德聚、李鸿绪等十一志士就义于开封南关。”[4]223

湖北新军第四十二标住河南信阳, 南起武胜关北迄黄河南岸均其防地。营代表刘化欧参加9月中旬的武昌会议时, 四十二标第三营的任务是炸毁黄河大桥, 据守武胜关, 时间以文学社四支部通知为准。刘化欧, 河南信阳人。早年投鄂军第四十二标第三营。后加入振武学社, 文学社成立, 充本营代表。辛亥春刘从新兵中吸收了不少社员, 还联络信阳的学生、工人、农民。文学社第三营的组织准备, 远较一、二营广泛。四川争路风潮大起, 革命同志多主张趁机发难。刘还出售土地得银360元, 到汉口日租界购买手枪, 作起义之用。8月25日, 清军陆续抵信阳, 刘估计到武昌已起义, 当即召开各界代表紧急会议, 决计即日响应武昌。“仓促间发动大量群众起义, 终因训练无素, 又没武器, 遇敌溃不成军, 第三营又被北来清军控制。”[5]418刘认为不能硬拼, 便遣散潜伏, 重点破坏交通、粮仓和枪弹运输车。“11月1日钟建衡炸漯河大桥不成, 就义于郾城车站;7日, 余大猷在东篁店设路障, 倾倒兵车三列;李炳志炸明港东方粮食转运仓库;刘美仁焚毁花园沅成转运弹药库;彭子俊在祁家湾铁道设障碍, 兵车出轨, 清军损失惨重;何齐炸萧家巷子弹车等。”[2]209

辛亥阴历八月, 同盟会员杨源懋 (河南偃师人) 、刘粹轩 (河南新蔡人) 到洛阳策动驻洛清兵反正, 并招来嵩县、洛阳间绿林兄弟王天纵、柴云升、憨玉崑等部及洛境的“在园” (农民为保护自己的利益, 反抗官府的剥削而结成的民间武装组织) 群众会师, 但因事机泄密, 清政府早有准备, 起义未能进行。“计划失败后, 王天纵率部转赴陕灵一带, 与张钫 (时为陕军东路大都督) 部汇合, 组成秦豫联军, 与清军作战。”[6]380

另外, 刘凤梧、阚龙、马云卿等领导光复南阳的起义, 民军夺得地方政权, 半月后又转入北洋军阀的手中[7]240。新乡“在园”农民起义、柘城农民起义等也较有影响。

河南地处中原, 南邻湖北, 北接直隶 (河北) , 京汉、汴洛铁路纵横贯穿境内, 是清统治者拱卫“京畿”的屏蔽, 是清王朝实现对全国统治的“枢纽”, 是清政府镇压南方革命的战略后方和“稳镇”全国的关键。正如清大学堂总监督刘廷琛说:“河南安则京师安, 河南危则京师危。”[8]18因此, 尽管河南的起义都没成功, 但其破坏了清朝的战略后方, 扰乱了清军对南方革命的“兜剿”计划, 震动了清朝的统治重心, 教育和鼓舞了河南乃至全国的民众, 推动了全国的革命, 意义不容低估。

参考文献

[1]冯自由.革命逸史 (中) [M].新星出版社, 2009.

[2]贺觉非.辛亥武昌首义史[M].湖北人民出版社, 1985.

[3]王茂林.短暂的人生光辉的历程[J].文史春秋, 2008 (2) .

[4]张钫.河南辛亥革命的回忆.辛亥革命回忆录 (八) [M].文史资料出版社, 1982.

[5]贺觉非.辛亥武昌首义人物传[M].中华书局, 1982.

[6]杨依平.略谈“在园”活动.辛亥革命回忆录 (五) [M].文史资料出版社, 1982.

[7]孙文青.光复南阳纪闻.辛亥革命回忆录 (八) [M].文史资料出版社, 1982.

革命的读后感 篇8

毫无疑问，本书获得茅盾文学奖，作者徐贵祥在其中灌注的心血是相当巨大的。但是，有一个问题对这部作品的获奖的重要性也是不容忽视的。那就是在接触文本之前，更多的读者接触的是由张丰毅、殷桃、李雪健等人主演的电视剧《历史的天空》。正是由于电视剧的热播，文学接受者才开始注意对《历史的天空》的小说文学文本进行阅读，进而使其在图书市场的销售量大增，并造成巨大的影响，这在某种程度上为该书的获奖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其实，这种电视剧热播、革命历史题材文学作品紧随其后上市的情况在世纪之交的中国是一种普遍现象。《亮剑》、《父亲进城》(电视剧名为《激情燃烧的岁月》)、《军歌嘹亮》、《暗算》、《功勋》、《延安颂》、《长征》、《八路军》、《新四军》等等革命历史作品都是电视作品与文字作品的上市同时进行，甚至有的电视作品还先于文字作品。电视剧对革命历史题材小说的影响莫过于作家权延赤的《狼毒花》了，原著的出版是在上个世纪90年代，除了文学评论界对其简单的介绍与分析外，并未产生更大的影响。但随着由于荣光等人主演的同名电视剧《狼毒花》在2007年夏季各省市卫星频道的热播，爱睡女人、打仗不要命的“老常”一下子走进了千家万户。紧随其后的就是文学作品的再版与热卖，甚至连权延赤的其他作品也得到了市场的青睐，文学界也不得不对《狼毒花》开始了新一轮的重新解读与研究。而改编自都梁同名小说的电视连续剧《亮剑》在央视热播，也获得了极高的收市率。紧接着该剧的原版小说便出现在中国大的大街小巷。那么是什么样的原因，会导致了剧本先行，电视剧亮相，然后才是文学文本的露面，宣告了政治/艺术/商业三位一体的红色影像文学的诞生呢?

事实上，这种革命历史题材电视剧与革命历史题材小说的再度繁荣。对应着中国社会深刻的历史转折，时代语境的巨变促成了新的革命历史想象。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中国又无反顾地走上了经济体制改革之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使中国发生了一次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变革，它改变了中国延续了几十年时间的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政治意识形态不再是社会中的主宰力量。政治语境的变化必然带来社会文化语境的变动以及新的的社会文化思潮的涌动。这种变动表现在社会文化语境上便是：首先，政治与文学的规约、冲突日见其少，思想的空间日见其大。其次是人们的思维方式、立场、观点呈多元、分散的态势，比如新自由主义、新保守主义、新左派、民族主义。再次，思想的探索与交锋更重视现实中的问题甚至是制度层面的、可操作的问题，比如现代性与后现代性问题、市场经济的理论问题以及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的划分问题等等。正是90年代文化语境中的这些变化，构成了以个人体验与趣味为核心、世俗价值观为底色的新的文学时代。新的文化语境的变化必然影响到文学艺术的创作观念，我们可以用这样一个体式来标明二者的联系：社会文化语境的变化——文学语境的变化——文学创作的变化。关于这次中国社会文化思潮的涌动，金元浦谈道：“在道德准则上，一批人实际上已经经历了由传统集体主义向个人主义、后现代主义的转化，由崇尚精神完善到崇尚物质实惠的转化。人们的物质消费的欲望日益高涨，享乐型的生活期望日益膨胀：人们往往不再关注政治历史的伟大推动者和伟大主题，只关心生活和身边的‘小型叙事’；人们不再关注哲学文化的形而上终极探寻和未来世界的‘辉煌远景’。转而关注自己、关注当下，关注所谓的‘生活质量’。”市场经济体制中经济行为的灵活性、自由性以及追求利润的合法性激活了长期被压抑着的国人的金钱意识和消费意识。尤其是在中国这样一个经济基础十分薄弱的国家里。人们关心的是怎样获取自己起码的生活资料，怎样最大程度上改善自己的生存条件，这一切都排斥着他们对精神文化的追求。文学对于普通大众来说，已经成为可有可无的事情。世纪之交的中国文学生存和发展环境被社会文化语境的变化而彻底改变，这种影响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文学接受者阅读行为的改变。在新的经济文化条件下，大众的阅读行为虽然仍在广泛地发生着，但是他们的阅读对象发生了变化。普通大众是按照他们各自的兴趣和文化水平选择文本进行消费。他们的阅读动机转向了娱乐性、消遣性、感官刺激性、知识性。第二，市场经济条件下，文学的生产与消费也被纳入整个社会化生产与消费的轨道中，消费对生产的制约和影响作用是非常直接的。第三，随着市场经济的来临，虽然文学与政治的关系出现了历史性的进步，但文学仍然是主流意识形态文化战略的一个组成部分，政治的制衡仍然存在，文学仍是在经济全球化的形势下实现国家新的战略目标的需要。

归根结底，在幕后操纵革命历史题材小说与电视剧命运的无形之手就是电视媒体生产背后的市场商品经济运营策略，毕竟影视作品的传播归根到底是一个市场机制问题。市场经济的崛起，对国人的意识形态的影响和改变是显著的。市场经济体制中经济行为的灵活性、自由性以及追求利润的合法性激活了长期被压抑着的国人的金钱意识和消费意识。在这种条件下，文化产品的生产与消费也在实质上被纳入到整个社会化生产与消费的轨道中，消费对生产的制约和影响作用是非常直接的。因此，文化产品的投资者们便看中了革命历史题材小说的这个巨大的潜能市场。一方面，它代表着国家主流意识形态，对其的生产、传播、流通必然受到国家的重视与保护，甚至有可能得到国家的部分资金援助：另一方面。革命历史题材小说的文化消费者群体是巨大，构成是多层面的。上到政府官员，下到平民百姓，都对革命历史题材文化产品具有浓厚的兴趣。普通百姓想从中看娱乐及刺激，政府则想让青少年从中看到民族精神与英雄精神，受到革命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