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女性书写这一观念的建构与探讨主要是基于文学和影像的影响力及其重塑意识形态的能力，通过呈现女性如何被书写以及如何自我书写，重塑女性价值，从而构建具有性别差异的批评模式。文章以西方经典女性文学作品及其文学改编电影作品的跨媒介叙事比较为例，试图分析两种媒介典型的叙事方式和策略，以实现女性主体性建构。
关键词：女性书写;跨媒介叙事;文学;影像;
苏珊·兰瑟认为女性作家想要在西方文学史上占有一席之地，必须形成三种权威，包括建构且公开表达女性主体性以及重新定义“女性气质”的权威以及形成某种以女性身体为形式的女性主体的权威。[1]女性书写这一概念最早由埃莱娜.西苏于1975年提出，她相信语言的颠覆能力，女性书写这一观念的建构与探讨主要是基于文学和影像的影响力及其重塑意识形态的能力，通过呈现女性如何被书写以及如何自我书写，重塑女性价值，从而构建具有性别差异的批评模式。
申丹教授则指出后经典叙事(包括女性主义叙事)可以采用经典叙事学的模式来分析作品，结合社会语境，进行跨学科研究，从而丰富分析的模式和批评视角。[2]2006年，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教授亨利.詹金斯提出“跨媒介叙事”这一概念。媒介总是不断相互评论、复制、取代，这都是不可避免的过程，它们需要通力合作才能发挥功能，媒介即再媒介化的概念定义也成为媒介研究的基础和手段，不同的媒介之间往往吸收共同的符号系统，具有许多共同属性，如文学作品和电影，文学虚构叙事中的时间、空间、因果关系等主要成分也是电影理论的核心概念，文学作品中的情节、事件、人物等叙事术语在电影中同样存在，只不过在呈现方式和实现渠道上会有很大的差异。电影和文学在表现事件和人物方面存在根本差异，由于电影叙述者的功能不同于文学叙述者，电影无法像小说那样传达人物的思想、感觉、计划等，但电影直观性和生动性等特点能将人物和事件更加精确地展示在观众面前。因此，在两种媒介的转化过程中，必定造成某些优势的缺失，同时又能得到一定程度的“补偿”。
本文以两部西方经典女性文学作品及其文学改编电影作品的跨媒介叙事比较为例，试图分析两种媒介典型的叙事方式和策略，以实现女性主体性建构。
一、“另类”的叙述视点
叙述视点可以理解为叙述时观察故事的视角。无论是在文字或其他形式的媒介叙事中，同一个故事的叙事效果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叙述视点的选择，通过叙述者的视角感知来外化其判断或体验感。而叙述者对于客体的位置、光线、距离，以及对于客体的心理态度等都会影响其传达的图像。[3]
爱尔兰作家爱玛.多诺霍的小说《房间》讲述的是一个遭遇性绑架的妈妈与她五岁的儿子被囚禁在一个狭小的房间里，后来被解救后如何适应外界环境的故事。小说最大的特点是采用五岁男孩杰克作为叙述视角，也就是说作者选择了固定式人物有限视角来讲述这个令人不安甚至有些恐怖的故事，我们所能知道的都是通过杰克所表达或感知的，我们只能跟着杰克去体验发生的一切，杰克充满了天真、幽默、好奇，以及对妈妈的爱，这样的视角和声音叙述使得原本有些压抑的故事透出一丝纯净、温情。[4]
小说通篇都是以杰克的视角来看待周围发生的一切，尤其是他“逃离”房间后对这个新世界的认知过渡，新空间里的跌撞，对“你我他”不同指称的困惑，对“外人”最初的排斥，身体对陌生食物的不适应…而整个过程都是在母亲的陪伴中进行，直到杰克适应了这个新世界，我们才可以说他真正脱离了母体。小说表面上描述的是一个孩子逃离“真空”环境来到真正的人间的故事，而实际上反映的是一个对未来充满美好憧憬的年轻女孩如何从人间坠入“地狱”，而后又带着孩子逃回人间的曲折经历。
由小说《房间》改编的同名电影于2016年上映，成绩斐然。从文学到电影的转换需要一种难以捉摸的精神，改编的任务就是捕捉这种精神，并通过不同的媒介和形式来传达这种精神。小说对“房间内”和“房间外”生活的描述各占一半的篇幅，导演在电影中保留了这样的处理方式，且前半段与小说保持一致，以小男孩作为叙述视角，只不过，小说作为文字媒介能自然揭示人物的内心世界，而电影只能借助旁白的形式。母子二人策划的“大逃亡”是故事的高潮部分，小说细致描写了杰克如何在母亲的鼓励下经历内心的挣扎到坚定信念，再到计划执行过程中遭遇的两次挫折，营造出一种紧张戏剧化的氛围，而影片中，导演对这一段情节的处理由内视角切换为外视角，由原先的小男孩视角转换为以看到事件而不参与其中的第三者视角，镜头不断切换，辅之以音乐的叠加，观众仿佛置身于当时的情境，与杰克共同面对这场冒险，与小说相比，影片虽然缺少心理描写的优势，但镜头的直观性，以及其他媒介的融入，让观众获得了与读者相当的代入感和跌宕起伏情绪变化。整个过程全在母亲的策划范围内，也印证了母亲在策划过程中所作出的“我一直都在”的承诺。
在影片后半部分，有一些片段也不再以杰克的视角来叙述，而代之以第三人视角，这样的视角转换让观众从叙述者主观的体验感中抽离，不再局限于第一人称有限视角，暂时摆脱原先的情感、立场和认知程度，而以一种更为中立和冷静的情绪和态度来看待母子二人重返社会的挫折和遭遇，并认真思考爱的方式，以及如何面对我们所处的这个世界。
《房间》揭示了母性的伟大魅力，以儿子的视角将母亲的隐忍、爆发、重入社会的不安到崩溃，再到最后坚强面对新生这一条主线展现得淋漓尽致，体现了女性在不同的生命境遇中所展现的韧性的力量以及对生命的无限追求，引发人们对于人性和生命力量的思考。
二、“权威”的叙述声音
叙述声音即叙事中的讲述者，它是叙事文本分析中的关键因素。叙述声音的类型主要分为全知视角的作者型叙述声音以及参与故事情节的第一人称叙述声音。苏珊.兰瑟曾指出，叙述声音和被叙述的外部世界是互构的关系，它集中了激烈的对抗、冲突与挑战，也反映了一定的意识形态。
小说《钢琴教师》是奥地利当代著名女作家埃尔夫丽德• 耶利内克的代表作，她凭借该作品荣获2004年诺贝尔文学奖，小说虽然并未采用个人型叙述声音(往往会被误认为是自传作品)，而是采取了全知视角的作者型叙述声音，但该小说仍被广泛理解为是作家的半自传型作品。耶利内克自幼学习钢琴，后进入维也纳音乐学院学习音乐，专业的音乐素养赋予了她文学创作与众不同的特色。她擅长从性和欲的角度探索女性心理，并折射人性的复杂。
小说描述的是女钢琴教师埃里卡在母亲的极端压制下心灵扭曲、情欲异化的过程，作者刻画了埃里卡与母亲犹如共生体的母女关系，即便她年近四十，却时刻在母亲的监控下生活，没有自己的空间。尽管埃里卡内心暗涌，但表面上生活平静，而钢琴课学生克雷默尔的出现打破了这种表面上的宁静，两人在畸形的情欲表达中互相伤害，最终学生逃离，女教师自残。埃里卡钢琴教师的身份让她一开始便处于这场情欲追逐中的掌舵者，最后却又渴望逃离孤独，沦落到跪地求爱，完全失去了最初的傲慢和自尊。充满感情的第三人称叙述声音传达出作者对被压迫女性的深切同情，作者细致刻画了钢琴教师埃里卡如何试图抵制和颠覆男性权威，构建属于女性的主体性权威。女作家细腻的内心描写和另类的笔触产生了惊艳的美学效果。作者通过埃里卡对男权社会的挑战和嘲讽，表达了作家本人愤懑的女性声音，将性提高到政治的高度，比起其他赋予小说内部人物权威的做法，这种作者型叙述声音所传达的权威更为优越。[5]
《钢琴教师》的文学改编电影于2001年在法国上映，由于没有使用画外音，观众对于视觉表象下人物的印象，比起耶利内克用大量文字所刻画的人物心理活动，要微弱且模糊，电影的传统困境就是表达意念的不便。而影片导演采用了具有象征意义的镜头转换来弥补原著“权威”叙述声音缺失的遗憾，文学的叙述声音可以被电影中摄像机的“眼睛”所取代。在特定的区域内，一个人所占空间的大小体现其权威和重要性，而空间作为电影的重要沟通媒介，其变化则体现了角色间的心理和社会关系。影片中关于克雷默尔参加钢琴课资格选拔的片段，钢琴教师独自一人坐在评审席的一侧，一开始采用的是中景镜头，埃里卡很漠然地看向另一侧，似乎并不在意克雷默尔的弹奏，但学生的音乐天赋很快就吸引教师转过头来正视他，同一视角的镜头逐渐从中景过渡到近景，再到后来的特写，由于特写镜头会将物体放大几百倍以上，以此强调事物的重要性，暗示其有象征意义。这一片段的镜头转换特别醒目，特写镜头可以让观众检视角色脸上的精神状态，从而走近角色的内心，而她注视的对象则无法获取这些信息。女教师平静的外表下内心暗涌，她在打分表上胡乱涂鸦。自此，埃里卡对克雷默尔开始有了更多的暧昧想法，而克雷默尔对此并不知晓。影片中多次出现埃里卡“观察”的特写镜头，带有一种“权威”暗示的观看，距离的远近暗示一定的心理效果，从而补偿了原著中大量描述心理的叙述声音。
言语叙事和电影叙事在事件、人物及性格塑造上各有其优势显现，总体来说，言语叙事在表达时间概略的叙事内容上更有优势，而电影叙事更容易表现出空间关系。当代文学及影视领域已广泛涉及女性题材。对于女性书写，我们探讨的是超越历史语境、体现女性本质的女性语言，借助叙事学的术语和模式来探讨女性作者倾向于采用的叙述方法和叙事技巧，作品所呈现出来的结构特征。从文化和生命的双重视角出发，女性作家对女性的历史传统、现实经验以及内心向往进行书写，试图探寻这一群体的生存状态，找寻女性的文化身份定位。
参考文献
[1][美]苏珊.兰瑟.《虚构的权威：女性作家与叙述声音》[M].黄必康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24.
[2]申丹，王丽亚.《西方叙事学：经典与后经典》[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246-249.
[3]雅各布.卢特.《小说与电影中的叙事》[M].徐强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39-45.
[4][爱尔兰]爱玛.多诺霍.房间[M].李玉瑶等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