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天津金融空间演变研究

摘要：天津在近代的繁荣贸易中产生和聚集了本土自发与海外舶来两种金融组织，共同塑造了天津在中国北方的金融地位。考察上述两类不同的金融组织在近代城市发展过程中的相互作用关系，并通过在城市中的空间分布分析揭示近代天津城市金融空间的演变过程及其特征。天津城市金融中心由老城向租界内转移并逐渐形成唯一金融中心，外资银行、中资银行和银号共同成为城市金融空间的塑造者与参与者。这一过程从一个侧面进一步揭示了天津城市近代化过程中中西文化交融的特征，为历史街区保护与再生提供了价值评价的理论依据。

关键词：

引言

天津是我国华北平原最大水系海河与南北大运河的交汇之处，具有联系南北区域的枢纽作用。从明代至中国封建社会末期，逐渐发展为北方地区重要的商业城市和金融中心，此时天津本土已自发诞生了具有近代性质的若干金融组织。1860年，英、法两国在天津建立了北方最早的租界地，使天津进一步成为中国北方广大腹地与海上联系的最重要中转站，并在租界内引进银行这一现代金融组织。本土自发与海外舶来的两种不同类型的金融组织共同塑造了天津的近代金融社会。而过往关于近代天津金融的城市史研究较少关注不同类型金融组织的相互作用关系，及其对应的城市空间演变过程。基于此，本研究重点考察了各金融组织在天津近代重要历史节点下的相互作用关系，并对应在城市物理空间中分析讨论，力图揭示在多种金融组织相互影响下，近代天津城市金融空间的演变过程。这一过程不仅对应着租界对天津城市形态的影响，更是天津城市近代化过程的重要组成部分。研究有助于更深刻理解天津的城市近代化，为历史街区保护中的价值研究提供理论依据。

近代天津金融组织

近代天津主要金融组织

近代的金融社会中主要存在两类金融组织。一类是源于中国本土的银号和票号;另一类是海外舶来的银行，根据其资金来源可分为外资银行和中资银行。

银号与票号均诞生于中国传统社会，并在近代有了新的发展。银号(图1a)的前身是钱庄和钱铺1)，在1840年鸦片战争结束后，伴随中国开埠逐渐发展为银号，此时主要业务为存放款和发行钱票，外国人称之为本土银行(nativebank)或旧式银行(old-stylebank)。近代天津银号的发展得益于为洋行解决中外贸易结算问题，银号发行的钱票成为洋行与华商交易的中介货币[1]。而与银号相比，票号由于其产生契机、经营方式等差异，在天津近代早期金融社会中一直占据更重要的地位2)。自天津开埠至庚子事变为止，票号曾得到巨大发展，主要得益于与当时官方政府的合作，特别在1851年中国爆发太平天国运动后，清政府开始依靠票号汇兑官银，票号进入了一段发展巅峰期[2]，1900年时票号资本占据了天津总金融资本的三分之一[3]，是当时传统金融组织的主导者。

另一方面，作为海外舶来金融组织的银行(图1b)，是西方资本主义社会下产生的现代金融组织，随中国城市开埠由外国资本引入中国社会。早期的外资银行主要为洋行在中国的商贸活动提供金融服务，由于洋行在中外贸易中的绝对主导地位，外资银行也因此垄断了中国的外汇业务[4]。此后外资银行进一步投资中国的交通、采矿等基本工业，逐渐对中国政治及经济局势产生了更为深刻的影响。与此同时，由中国人自身投资建设的银行机构也开始出现，标志着西方金融机构的本土化3)。在中资银行中，除少数由实力雄厚的银号演变而来之外，多数由政府建立，是近代化改革的成果，主要业务是为政府调配资金，往往资力雄厚。此后，由于民间兴起的投资办厂热潮，中资银行开始为民族工业提供大量融资业务。

近代天津金融组织关系

从1860年天津开埠至1940年代，天津各类金融组织呈现出复杂的交织关系，这一过程也充分表现在城市空间中，呈现出近代天津城市金融空间历史演变的多元特征。

进入20世纪后，天津金融领域中银号、票号及中外资银行一度同时存在，至1914年一战爆发时，由于票号消失和银号壮大，外资银行、中资银行和银号呈现出三足鼎立的格局。这一格局的形成主要基于以下两方面因素。其一，中资银行取代票号成为政府主导的金融组织，而原本依赖官方合作的票号由于脱离工商业投资，缺少有效改革措施等原因，最终在1914年前后基本消失。其二，银号在20世纪初曾遭遇危机后经过改革而进一步发展。银号因自身固有的传统金融组织特征，难以广泛募集资金[5]。在20世纪初，天津金融市场受到政局不稳的波动，银号遭受重大打击，1900年至1911年间共有上百家银号倒闭[6]。此后天津银号及时调整业务，放款投资民间工商业。随着天津成为中国北方第一大贸易港口，民间工商业融资需求增加，银号也得到发展壮大。

上述三类金融组织的服务对象、业务内容各不相同，共同构成天津近代金融市场。外资银行主要为洋行提供金

融服务，中资银行以投资政府事业为主[7]，银号则基本垄断民间工商业投资，三者此后的发展又可分为三个时期。

1914年至1927年，从一战爆发至北洋国民政府执政结束，西方国家在中国政治经济活动影响减弱，中国民族工商业得到发展机遇。此时银号由于与民族工商业联系紧密得以进一步繁荣，以至于中资银行都难与之抗衡;从1927年至1937年，由于新建立的南京国民政府对银行的重视以及银行自身的组织优势，中资银行金融实力逐渐超过银号;最后，从1937年至1949年，外资银行受战争影响大规模停业，到1949年新中国建立之前，中资银行成为近代天津金融领域的主导。

近代天津金融空间格局

城市近代金融空间

本文所指近代金融空间包含两个要点，一是在城市近代化过程中发挥重要金融作用的空间，二是在城市中金融组织相对聚集的区域。

金融空间的近代特征与资本主义的产生直接相关。无论是本土产生或是海外舶来，近代金融行业均源于资本主义的萌芽和发展。根据大卫·哈维(DavidHarvey)的论述，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追求在既定空间内生产和消费的结构化连贯性(structuredcoherence)[8]。在这一过程中，城市原有的社会空间内容和物理空间形态必将随之改变，并相互协调作用以促进并完成城市空间的近代化(modernization)。因此近代金融空间的产生有赖于资本主义的运作逻辑。这一逻辑使商品贸易高度发展，带动资本货币大量流动，从而催生出对金融功能的现代性需求，并在相应城市空间中分离出专门开展金融业务的近代金融单位。

区域性辐射范围是近代金融空间的另一重要特征。依托城市商贸空间的繁荣，近代金融空间在货币交易量最雄厚的商埠首先发展，并进一步巩固城市原有商贸地位，为其开拓出更大范围的经贸腹地，使城市成为区域性乃至跨区域的金融中心。本文所讨论的金融空间即是为天津在金融领域完成近代化及发展成为中国北方金融中心起到最关键作用的城市空间。

本土近代金融中心

天津曾先后在运河沿岸的老城厢和海河沿岸的租界区存在两个金融中心，这两个金融空间曾在1900年庚子事变之后至1914年一战爆发前并存，形成近代天津独特的双重金融中心的城市空间格局。其中本土金融组织票号、银号和中资银行多以老城厢为中心，而外资银行则集中于原英法一期租界区(图2)。

本土近代金融中心

天津本土近代金融中心形成于中国封建社会末期，位于老城厢运河沿岸的三岔河口地区，由传统商贸中心发展而来。这一经贸中心的形成得益于三岔河口优越的地理位置。天津是一座因运河而兴的城市，三岔河口地区泛指天津老城厢东侧和北侧，南、北运河与海河交汇处的区域。此处由南运河可通向中国的经济中心南方的广大区域，由北运河可抵达中国的政治中心京师，是中国内陆通航南北的必经商埠，天津的传统商贸中心。自“康乾盛世”后，中国的商业贸易达到封建社会顶峰，特别是各大商埠在经济领域呈现出明显的资本主义特征4)。在此背景下，天津逐步成为全国性商业城市，并在上述区域分离出具有近代特征的金融组织银号和票号，服务内陆埠际商贸。

天津本土近代金融中心中主要分为西街和西街区域，二者功能定位有所不同。西街主要由估衣街，竹竿巷、针市街、锅店街等街道及其临近区域组成，靠近南运河，是天津自古以来最繁华的商业区之一，金融业务主要以存放款为主;东街主要指位于老城厢东侧天后宫南北的宫南大街和宫北大街，其业务主要是黄金、白银、银元等货币的买卖与兑换(图3)。西街金融地位要高于东街。在空间形态上，与东街相比，西街长度较长;在资力水平上，西街也明显强于东街。1900年之前，票号在本土金融组织中占据主要市场，而天津21家票号均地处西街，其中估衣街3家，锅店街4家，针市街14家。此外当1900年至1914年间银号逐渐兴起时，银号的主要帮派主要帮派本地帮也多选址于西街。近代天津银号行会组织的钱业工会的历任会长也多来自西街银号[9]。

天津近代海外舶来金融中心位于天津最早的租界区，原英法一期租界。这一金融中心兴起的主要原因是租界的选址建设，以及租界内繁荣的海运贸易。1860年第二次鸦片战争英法联军获胜后，出于对天津战略和商业位置重要性的深刻认识[10]，英国和法国与清政府签订条约，在天津划定租界，即英、法一期租界，这一街区成为北方地区的首个租界区域，选址于老城厢东南方向的海河下游不远处，同时满足了控制入海口和便于联系原有城区两个条件。优越的地理位置吸引各大洋行纷纷入驻，并以此为根据地开展海运贸易，再借助天津原有的内陆水网打开中国北方市场倾销商品，一套更加成熟的资本主义运作体系迅速在租界内建立起来。作为这一过程中不可或缺的链条，以汇丰银行为代表的各大外资银行也开始入驻，为洋行的海运贸易提供金融服务，由此在几十年内迅速形成近代天津海外舶来的金融中心。

位于原英、法一期租界内的海外舶来金融中心围绕中街展开。在这个南北长、东西窄的街区中，中街由于贯穿街区其中而得名，也是英法一期租界中最重要的道路。在空间形态方面，中街具有重要的城市交通作用，中街方向与海河平行，交通便利，是穿过两国租界内部的唯一道路和街区内最宽阔的道路;在城市建设方面，中街是租界建设中最受重视的道路，这一街道不仅是租界内最早铺设沥青的道路，并且租界的政府权力机关也多位于街道两侧;最后，在道路命名方面，中街的命名级别更高。中街官方名称分别为法租界路段的大法国路(RuedeFrance)和英租界路段的维多利亚路(VictoriaRoad)，以国家和女王命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