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层检察院反贪初查工作存在的问题及对策
新《刑事诉讼法》和《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试行)》(以下简称《刑事诉讼规则》)直接或者间接地对反贪初查制度进行了修改和完善，既对检察机关反贪部门初查工作提出了更为严格的要求，又为检察机关反贪部门加快转变初查模式提供了难得的机遇。为此，需要对反贪初查工作尤其是基层检察机关反贪初查工作中存在的问题进行系统梳理并完善相关对策，以更好地在新形势下开展反贪初查工作。
一、基层检察院反贪初查中的问题
客观来讲，基层检察院反贪初查仍然呈现出“粗放化”的整体态势，反贪部门及其侦查人员在初查中存在的主要问题包括以下五个方面。
(一)初查案件线索的管理较粗放
一是初查案件线索的收集渠道不顺畅且较狭窄。实践中，基层检察院反贪部门的案件线索有相当一部分是本院控告申诉部门(举报中心)移交过来的，但是绝大数控告申诉部门对于举报材料只是简单的“初核”，案件线索的质量和成案率均不高。除此之外，反贪部门的初查案件线索还要依靠上级检察机关反贪部门交办或者自行发现。总体来讲，在信息化背景之下，这种初查案件线索的收集方式已经显得相对滞后，尤其是反贪部门自身对于涉及新兴媒体反腐举报的关注度、敏感度和利用度均不够高。二是初查案件线索的受理方式较落后且易泄密。实践中，案件线索往往由部门内勤受理和登记，而且都以纸质版的形式进行。这种传统的人工式的线索受理方式，既不便于对初查线索进行科学、有效、动态的监督和管理，也容易造成初查线索秘密泄露，影响后续初查工作的开展。三是初查案件线索的审查方式较粗糙且易失真，基层检察机关反贪部门往往有“案件线索审查小组”或者其他类似组织来负责对案件线索进行审查，以最终决定线索是否需要进入初查程序。这种审查方式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和可靠性，但随着案件线索复杂性、多元性、隐蔽性的增强，需要处理的信息量也越来越大，其已经越来越难以适应案件线索审查的需要。
(二)初查措施手段的适用较落后
目前，基层检察院反贪部门及其侦查人员在初查过程使用的初查措施仍然以传统初查措施为主，主要体现为《刑事诉讼规则》第173条的规定，即初查必须采取“任意性初查措施”，而禁止使用“强制性初查措施”。实践中，这些任意性初查措施主要依靠反贪侦查人员通过大量体力劳动来完成，存在质量不高和效率较低等问题。一是初查措施手段的成本较高。以查询银行账户为例，侦查人员为了完成外围调查工作，需要对该地区的商业银行进行“拉网式”排查，这不仅耗费大量的反贪人力和物力资源，而且一旦遗漏一些重要的涉案银行账户资料，很容易导致初查出现僵局，无法继续进行。二是由于反贪初查措施手段的局限性强，可能存在打“擦边球”的做法，容易出现初查措施适用“失范”的问题。以扣押措施的误用为例，有的办案机关希望在立案前就取得有关被查对象的有罪证据，因此在通知初查对象接受询问时候，会对被查对象的物品、账本、印章等进行所谓的“扣押”，有时还会出示扣押通知单，还有的则以收条、借条之名行扣押之实。综上所述，传统的初查措施已经很难满足信息时代反贪初查工作的需要。
(三)初查法律文书的制作不规范
反贪初查关注的焦点在于是否能够顺利实现立案目标，因此反贪部门及其侦查人员在初查过程中只是强调“如何突破案件”，证据意识和程序意识不强，导致正式立案后的侦查工作面临困难，这突出反映为初查法律文书制作的不规范。一是直接借用立案后的法律文书。以接触初查对象后所做的谈话记录为例，有些反贪人员采用讯问笔录格式来记录谈话内容，有些反贪人员采用询问笔录格式来记录谈话内容，还有些反贪人员采用初查笔录来记录谈话内容等，但“讯问笔录”和“询问笔录”一般都是立案侦查后使用的法律文书，而“初查笔录”更没有明确的依据。二是自行创设所谓的“法律文书”，以初查协查的法律文书为例，在反贪初查阶段，检察机关可以委托外地检察机关协助初查，因为没有相应的法律文书可使用，有的反贪侦查人员往往临时自创制作协查信函。
(四)初查监督机制的建设有缺陷
反贪初查作为一项立案前的“准诉讼活动”，几乎不受任何外来力量的控制。这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第一，轻程序监督。这不仅容易导致初查中发生直接或者间接侵犯人权的现象，而且容易造成“压案不查、有案不查”的问题，甚至还有极少数反贪侦查人员违规利用案件线索来谋取个人私利，大大削弱了反贪初查的严肃性和正当性。第二，轻动态监督。对于初查的实施过程，反贪人员没有接受监督的意识，外界也很难监督。第三，轻刚性监督，同级检察机关对初查实施的往往是“柔性监督”，不具有法律程序上的强制力和执行力。同时，由于监督者和被监督者在一个检察机关之内，难以避免“同体监督”的弊病。
二、基层检察院反贪初查问题的成因分析
反贪初查工作尤其是基层检察机关反贪初查工作存在上述问题的原因可归为以下三个方面。
(一)反贪初查的性质缺乏统一认识
有关反贪初查工作的规定比较繁杂和零乱，到目前为止已有约20份规范性文件，但互相之间的规定并不一致，有些条款之间甚至存在矛盾之处。虽然《刑事诉讼规则》对初查工作做了比较详尽的规定，但其操作性依然不强。实践中，不同反贪人员对初查有着自己的认识和理解，导致其在接触初查对象以及其他相关人员时往往“各有各招”。
(二)反贪初查的法律地位不明
立案程序的价值在于“更好地实现对涉嫌职务犯罪的线索纳入侦查程序的输出功能，以及对不涉及职务犯罪线索排除在侦查程序之外的屏障功能。”[1]实施初查可以促进立案功能的发挥，避免刑事追诉范围的无限扩大。《刑事诉讼法》没有承认初查的法律地位，《刑事诉讼规则》虽对初查制度做了进一步修改和完善，但初查的地位仍然不够明确，并由此引发很多问题。比如，反贪初查阶段所收集的证据的合法性往往在法庭上会受到质疑;对于初查阶段拒绝配合调查的相关人员，相关机关也无法追究其相应责任等。
(三)反贪初查的评价存在误区
从立案质量评价观念来看，反贪侦查工作中存在着“撤案即错案”的观念，致使反贪部门不得不坚守所谓的“客观立案条件”思想，一般在初查阶段查明案件事实后方敢立案。这种观念没有认识到其实反贪初查后的撤案与不起诉、起诉在本质上是一样的，都是检察机关一种正常的案件处理方式，是检察机关承担客观公正义务的具体表现。[2]因此，虽然这种评价理念和标准对于推动反贪初查工作具有一定的进步意义，但同时也导致在反贪初查实践中为了追求所谓的打击犯罪的实体公正，而暂时牺牲保护人权的程序公正，并因此而衍生出一系列不规范问题。
三、反贪初查问题的解决对策
通过上文分析，笔者认为，反贪部门尤其是基层检察机关反贪部门应从以下四方面入手，进一步加强和改善反贪初查工作。
(一)加强和细化反贪初查线索管理
反贪初查线索的好坏直接决定着办案工作能否进入到下一个环节。因此，针对基层检察机关反贪初查案件线索管理的“粗放化”问题，笔者认为，应当着重从以下三个方面加强和细化反贪初查案件线索管理工作。首先，反贪部门应畅通和拓宽线索收集渠道，加强与本院控告申诉部门的沟通和联系，通过建立部门合作机制，形成合力，一方面提升案件线索处理水平，另一方面加强对反贪案件线索的收集，尤其是注重对网络举报线索材料的收集工作，从源头上整合线索资源。其次，反贪部门应积极改变传统的人工式的初查案件线索受理和登记方式，通过检察办案内网，逐步实现初查案件线索的网上流转、网上受理、网上登记，不仅提升线索管理效率，而且加强对案件线索的保密。最后，反贪部门应加强对反贪初查案件线索的研判和分析，“案件线索审查小组”不单单决定案件线索是否需要初查，而且应当出具较为详细的审查意见，从一开始就发挥好对反贪初查工作的指导和指挥作用。此外，在线索审查过程中，反贪部门及其侦查人员应从线索来源、举报内容、成案可能性等方面进行综合分析，运用推理法、联系法等方法，着重分析线索蕴含的初查潜力，坚决排除没有明确方向并有可能导致办案风险的线索。同时，应将反映的问题清晰、社会负面影响较大、权力行使不规范透明、当事人口碑较差等线索作为初查的重点。
(二)强化和规范反贪初查措施手段
一是坚持“情报导侦”的理念和思路，按照最高人民检察院和省级人民检察院的统一要求和部署，加快基层检察机关反贪部门的“反贪初查信息化”建设。不仅应积极利用上级院所建立的信息化应用体系平台，而且应着手建立和不断完善公共信息查询平台以及情报信息平台，不断增加反贪初查措施的科技含量，提高反贪初查的信息化水平，加速促使传统的初查方式向现代的初查方式转变，逐步减少对反贪人力资源的过度依赖，强化反贪初查能力。
二是对初查对象进行重点规范。首先，明确适用原则。从司法实践看，并非所有贪污贿赂案件都需要在初查过程中问询初查对象。为了防止权力滥用，调查问询初查对象应以必要性为原则，即有的案件线索只有通过问询才能做出判断的，应在能够基本做出符合立案条件判断的基础上，先问询初查对象，然后做出更为准确的判断，下定决心立案。[3]其次，严格控制问询时限，即应当规定对初查对象的留置问询不得超过12小时，可能转化为犯罪嫌疑人的初查对象以24小时为限。再次，固定问询地点。从安全角度考虑，对初查对象的问询一般安排在本院的办案区内，但不排除在初查对象的单位进行。最后，限定采用方式，对初查对象的到案，严禁使用械具，尽量与其达成接受调查的合意。
(三)修改和完善反贪初查法律文书
一是增加《协助调查通知书》这一法律文书。因为在反贪初查实践中，针对相关人员的问询，无论是《询问通知书》还是《传唤通知书》都不规范，因此可以考虑增加《协助调查通知书》。二是将反贪侦查人员与初查对象的谈话记录统一规范称为《调查笔录》。三是规范相关商请和协助文书。可以借鉴公务中“函”的格式，统一制作《商请配合调查函》和《请求协助调查函》，在具体实践操作中应与《介绍信》同时使用。四是修改《协助查询存款通知书》，将其适用对象从单位扩充至单位和个人。
(四)完善和强化反贪初查法律监督
第一，逐步实现程序监督跟进。可以考虑在初查问询过程中，采取问询过程的同步录音录像和查清事实的同步调查笔录。只要进入检察机关办案区，就对问询过程进行录音录像，真正做到问询与讯问过程的透明有效衔接。同时，应规定调查笔录的“规定性工作”，即第一份调查笔录主要用于告知初查对象的权利义务，核实主体身份;第二份调查笔录主要用于调查记录个人、家庭以及单位财产状况;第三份调查笔录用于让其陈述有罪之事实或者作无罪辩解;第四份调查笔录用于向初查对象提出涉案的具体问题;第五份调查笔录用于对调查取得实质突破后固定证据。这五份笔录根据时间进度，分配在12小时问询时限的各个节点。第二，逐步加大动态监督力度。一方面，对于“对上级人民检察院交办、指定管辖或者按照规定应当向上级人民检察院备案”等特定案件线索，上级检察机关反贪部门除了应重视对下级检察机关反贪部门初查结果的审查监督之外，还应当派员亲自参与反贪初查过程;另一方面，检察机关应通过“检察信息化”和“侦查信息化”建设工程，将初查情况及时传送到上级检察机关反贪部门和本院举报中心，实现“网对网”的双重动态监督。一旦发现反贪初查存在问题，就监督反贪部门予以纠正，以进一步增强对反贪初查工作监督的同步性和实效性。第三，逐步增强刚性监督力量，明确举报中心对反贪初查享有知悉权、催办权。同时，还应明确反贪初查期限，对于3个月内无法初查终结的，反贪部门应将已初查的相关情况和延期的具体理由以书面形式告知举报中心，以便接受举报中心的审查监督。
客观来讲，反贪初查工作是侦办职务犯罪过程的重要环节，检察机关反贪部门应当着重在现有的法律制度框架之内，进一步从微观角度出发，不断改变初查工作思路，改进初查工作方法，规范初查工作机制，增强初查工作能力，以进一步适应新条件下加强反贪办案工作的需要。
注释：
[1]卢乐云：《构建职务犯罪初查法律制度的基本前提》，《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10年第6期。
[2]陈震屏：《职务犯罪初查制度研究》，《法治论丛》2008年第6期，第35页。
[3]王雄飞、胡波：《贿赂犯罪初查中查问制度建构》，《人民检察》2011年第18期。
作者：张云霄 刘灿
初查是指人民检察院在必要时，对直接受理的案件线索依法进行的立案前调查活动。初查既是对案件线索的筛选和过滤，更是对有价值的案件线索的深化和发展，是侦查人员对案件线索在认识上的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最后认清本质及问题的性质，实现认识飞跃的过程。 可见，初查对于检察机关自侦部门开展侦查工作有着重要的意义。然而，在实践中我们却发现基层检察机关初查工作存在一定的随意性、粗放性及不规范等问题，这些问题的存在导致基层检察机关初查工作成效不是很理想，进而影响到基层检察机关职务犯罪侦查工作质量。2011年上海市人民检察院《加强职务犯罪初查管理工作对策研究》一文中指出，初查工作出现的种种问题中“管理滞后甚至缺失是主要原因之一”。为此，有必要加强对初查工作的管理研究，让初查工作更科学、更规范。
一、基层检察机关职务犯罪初查管理工作现状考察
近年来，上海市人民检察院在初查管理制度建设上下了不少功夫，先后制定下发了《上海检察机关初查工作规则》、《关于规范反贪线索初查档案工作的规定(试行)》和《关于建立反贪线索两级管理制度的实施意见(试行)》，并全面推行“分兵初查、滚动发现、集体评估、集中突破”十六字查案方针。这些与初查管理相关的规则、规定及查案方针较好地解决了当下初查管理中遇到的一些难点，同时也引发了基层院对初查管理问题的思考和摸索，其中：
上海市黄浦区人民检察院自侦部门认为线索资源利用的广度和深度是初查管理工作的关键，为此该区院特通过优化线索资源建设，规范初查评估流程，优化初查资源配置等举措，强化初查工作，抓好线索资源和人力资源，不断规范和完善初查管理。
上海市静安区人民检察院自侦部门则从三向维度出发构建该院初查管理模式：一是制度维度，即关于初查管理的操作规则和行为指南;二是操作维度，即关于初查管理的宏观方法和微观措施;三是队伍维度，即关于初查管理的队伍建设和人员培训。
上海市宝山区人民检察院自侦部门认为线索评估是提高初查管理成效的关键，为此该区院从线索评估的层级、机制及文书入手，将线索评估分为分流评估、初查评估及终结评估，并建立重点线索周例会、推行线索突破准备会及“一案一评”分析会实现线索评估常态化。最后，通过制定受理初核评估表、初查评估意见表及重点线索推进表等文书保证线索评估规范进行。
上海市普陀区人民检察院自侦部门认为初查管理工作的重点在于对于初查过程的管理。为此，该区院制定了一系列表格形式的规范要求，对初查进行全程跟踪管理，主要做法有：一、制定《待评估线索一览表》，加强对线索初查前信息的收集和评估;二、制定《已下发线索跟踪备忘录》，推进对线索初查的动态管理;三、制定《线索初查请示》，提高初查成案率;四、制定《线索突破预案》，实现对集中突破过程的有序掌控。
随着基层检察机关不断探索，实践初查管理相关工作机制，各地基层检察机关的初查工作成效也有了显著提高。以上海市普陀区人民检察院为例，2012年至2014年6月，该院自侦部门职务犯罪初查工作情况如图(1)、图(2)所示：
由图(1)，图(2)可见，普陀区院在加强了初查管理工作之后，初查成案率逐年提高，其中自行发现线索初查成案数更是显著增加，这表明加强基层检察机关初查管理对于提高基层检察机关初查工作成效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为此，有必要加大对基层检察机关初查管理工作机制的系统性研究，在各地实践探索的基础上发现问题、解决问题，进一步完善基层检察机关初查管理工作机制。
二、当前基层检察机关初查管理中存在的问题
经过初步的调研分析，当前基层检察机关职务犯罪初查管理中主要存在以下问题：
(一)初查计划制定欠缺规范机制加以引导和规制，导致初查计划呈现随意性、格式化和非理性的特点
初查计划的制定关系到整个初查活动的后续走向，详细且周密的初查计划具有引领全局的重要意义。初查计划关系到后续初查活动的具体内容与实施步骤和方法，然而在实践中，初查计划的制定往往是由初查人员仅凭自己过往初查的经验来加以判断而制定的，显然这样的初查计划是非常随意的、非理性的，甚至部分初查计划还存在一定的格式化倾向，其初查计划的内容十分简单。随意性、非理性和格式化的初查计划往往针对性不强，对后续初查活动的导向作用也十分有限，容易导致初查的方向出现偏差。之所以会出现这样的问题究其原因在于初查计划的制定缺乏规范的制定机制、流程来加以引导和规制。只有加强对初查计划制定工作的引导和规范，在制定过程中摒弃初查人员个人经验主义的影响，集思广益、多角度、多思路制定初查计划，这样初查计划才能更具科学性，初查计划对初查工作的指导作用才能得以发挥。
(二)初查线索、人员等资源配置缺乏规范管理
初查工作成败的关键在于人，因为无论再好的线索，再完备的初查计划，没有合适的初查人员来进一步实施与执行，显然也是难以成功的。然而在实践中对于初查线索及人员等资源的配置缺乏有效的机制进行管理和规范，部分地方的检察部门只是简单地按照线索的受案编号来随机派发线索交由相关人员进行初查;而有的地方检察部门简单地将线索分类为一般线索、重要线索后交由相关负责人再由负责人选择初查人员进行初查。这种没有针对线索本身质量及成案难易程度进行评估，也没有结合每一位初查人员的特点来配置线索、配置人员的做法，是极其不合理的，无法将现有线索资源、人力资源的效力发挥到最大。同时，这种缺乏一定规范管理的资源配置方式也是不利于初查工作的顺利开展的，如有的线索质量一般甚至可以说是几乎没有可查性，却交给了一名经验丰富的初查人员去查办，显然这样做是浪费人力资源;同样如果线索难度很大，案情十分复杂，却交给了经验尚浅的初查人员去查办，显然也是不相适宜的，往往会导致极具价值的线索在初查工作走弯路，甚至陷入僵局。因此，有必要针对线索质量并结合初查人员的能力、经验等特点综合考虑，有效且合理地配置线索及人员，进而将初查资源的效能发挥到最大化。
(三)初查过程缺乏主动性、常态化监督与控制，从而制约初查工作的质量和效率
从初查启动到初查终结，严格按照相关法规规定初查期限是初查启动后2个月，特殊情况可延至6个月 。在这最多长达6个月的初查期限内，对于初查的监督和控制往往处于一种被动状态，除非是特别重大线索才会主动去监督控制初查过程。初查过程缺乏主动性监督与控制对初查管理工作是极其不利的，会影响到初查工作的质量和效率。具体而言：首先，初查计划预先猜想的情况与线索客观实际情况之间总是会存在一定的偏差，初查计划更多是一种提前的预估与预判，并不等于客观实际，我们在初查过程中要时刻注意调整初查方向，修正初查方案与客观实际之间的偏差。这就要求我们要主动监督、控制初查过程，定期对正在初查的线索进行研判，以便于及时发现问题解决问题，这样初查工作的质量才有保证;其次，迟来的正义非正义，同样如果初查期限拖沓，一个普通线索初查期限拖得很长，这样的初查工作的效率和效果也会大打折扣。因此我们必须在初查过程主动去监督、控制初查进程，保障初查工作的效率。
(四)初查工作考评机制不平衡，导致初查人员重初查结果轻初查过程
一直以来评价初查工作的好坏，都是唯结果论，即初查工作终结后立案数的多寡来认定。这种重结果轻过程的初查工作考评机制对初查人员会产生错误的激励和引导，使初查人员认为只要能出案子，初查是否有计划，线索是否切实评估到位，初查期限是否超出都可以忽略不计。在这种唯立案数的评价模式之下是一种粗放型的初查模式，一个案子立起来的背后，往往是无数线索、无数人力、物力、财力等资源的投入。随着我国社会的发展，尤其是法治建设的不断完善，这种粗放型的初查模式显然不能适应时代的发展，为此，有必要建立结果与过程并重的初查工作考评机制，全面引导初查人员既注重初查过程的质量与效率，又注重初查结果的最终成效。
三、完善基层检察机关初查管理机制设想
上述初查管理中存在的问题，在一定程度上会影响甚至阻碍初查工作的有效开展，为扭转这一不利局面，有必要加强相关机制建设，完善基层检察机关初查管理工作。
(一)构建规范的初查计划制定流程
初查计划如同作战方案，是整个办案过程的总纲，也是初查人员对一个案件的总体设想和安排。一份好的初查计划，对整个初查活动的完成、决定是否立案都起着重要作用。 针对前文提及的现有初查计划存在一定随意性、非理性和格式化等特点，笔者认为应当从实体和程序两个层面来加强对初查计划制定环节的管理，实体层面是指明确一份可行的初查计划应当具备的基本内容，从而排除初查计划格式化问题;程序层面即规范初查计划的制定流程，通过集思广益、集体评估研判，排除个人思维的狭隘性，从而有利于克服初查计划的随意性与非理性等问题。具体而言：
首先，规范的初查计划应当包含以下内容：一、初查的事由及依据，其中包含线索的来源、内容，以及对线索进行的分析判断是否具有初查价值，其中“线索分析”必须就被举报人主体身份，举报内容的真实性、可查性，举报涉及行业特征及潜规则，涉及被举报人的职务关联以及被举报人可能存在的辩解等五个方面进行详尽分析;二、初查的任务、方向、范围、内容、方法、步骤等，首先要明确初查需要查明哪方面的犯罪事实，然后是确定具体初查范围、方法和步骤，要紧紧围绕犯罪构成要件制定初查方案;三、初查的重点及突破口的选择，职务犯罪案件千差万别，所以在对线索进行初查时选择的重点、切入点也不同，要依据线索的内容及所涉罪名的特性，经过研判选择好初查重点及突破口。
其次，制定初查计划的两个重要阶段分别是线索评估阶段与线索研判阶段，其中线索评估决定该线索是否有必要展开初查，而线索研判则是初步确定今后初查的重点及突破口。因此，规范的初查计划制定流程就应当包含上述两个阶段。同时，为了避免以往初查计划制定过程中容易出现的因个人经验及思维惯性而导致的初查计划随意性、非理性等问题，规范化的初查计划制定过程中应当引入集体参与制定机制，通过集思广益避免个人经验的狭隘性，同时还可以加强在初查计划制定过程中对个人的监督，防止个别人员滥用职权不积极履行初查职责。综上所述，规范的初查计划制定流程是指集体线索评估与集体初查重点、突破口研判，通过集体的参与，让初查计划制定更加规范。具体操作流程是由初查人员或团队分阶段提出线索评估请示，线索初查研判请示，该请示包括线索相关情况及初查人员或团队评估意见或研判意见，然后由自侦部门领导同自侦部门有丰富初查经验的人员组成集体评估研判小组，对上述请示进行评估研判，并将评估研判内容形成初查计划评估研判意见交由初查人员或团队，再由初查人员或团队结合该意见制定初查计划。
(二)构建初查线索及人员的合理分类配置机制
如果将初查工作比作烹饪的话，那么初查人员就是厨师，而线索就是食材。正所谓“人尽其才，物尽其用”，好的食材需要由好的厨师来处理才能穷尽食材的所有，同样一般的食材也应由资历尚浅的厨师来操作，通过对一般的食材的处理来达到练手不断积累经验的目的。同样在初查资源尤其是线索资源和初查人力资源配置过程中，也要遵循上述规律，有难度的线索应由经验丰富、能力突出的初查人员承担初查任务，而对于经验尚浅的人员应安排一般性的线索，让其多实践，积累经验。为了达到这一目的有必要完善相应机制，通过机制建设来达到初查资源的合理配置。具体内容如下：
首先，要构建线索库及时将受理线索登记入库并对线索进行分类、分等级管理。要想对线索进行合理配置，首先必须对线索的价值、质量及成案难易程度有所了解。为此，必须对线索进行分类、分等级管理，所谓线索分类管理是指按照线索的质量、成案难易程度等，将线索分为：A类即线索中所反映的犯罪事实基本情况齐备，该类线索质量最高，成案可能性相对较大;B类即线索中所反映的犯罪事实基本情况有所欠缺但系实名举报或明确线索来源，该类线索质量次之，成案可能性一般;C类即线索中所反映的犯罪事实基本情况有所欠缺且系匿名举报或无法查明线索来源，该类线索质量不甚理想，成案可能性也最低。所谓分级管理是按线索涉及的涉案人员的级别高低、涉案数额大小等社会影响因素分为：重要线索即涉案人员级别较高或涉案数额较大，一般线索即涉案人员级别不高且涉案数额不大。在对线索管理时应将分类管理与分级管理相结合，将所有的线索分为：A类(重要)线索，A类(一般)线索;B类(重要)线索，B类(一般)线索;C类(重要)线索，C类(一般)线索。
其次，合理搭配初查人员，组织初查力量，采取1+N初查人员组成模式。鉴于上文中线索已经依照线索的质量及重要程度进行了分类，接下来就是合理配置初查人员展开初查工作了。然而现阶段由于检察机关自侦人员整体实力尚有所欠缺，自侦队伍普遍呈现年轻化、缺乏经验等特点。为了有效利用线索，发挥线索价值，同时还要兼顾锻炼培养年轻同志，让年轻同志在侦查实践中多积累经验，我们特提出1+N初查人员组成模式，即以一名同志为主搭配N名同志为辅的初查团队组成模式。其中，所谓“1”是指初查团队中的核心人物，一般都由有丰富的初查经验、能力突出的人员担当，而“N”则视线索类别有所区分：对于A类(一般)线索及B类(一般)线索，“N”应以年轻同志为多数，因为该两类线索质量较优且重要程度一般，有利于年轻同志顺利开展初查工作，积累自身经验，同时该类线索初查工作容易成功，有利于增强年轻同志工作自信心;而对于其他类别线索，“N”应以经验丰富的同志为多数，适当搭配少数年轻同志，因为剩余类别线索要么案件线索重要程度较高，年轻同志如果太多容易造成较多不稳定或意外性因素;要么案件线索质量不是很高，初查难度较高，初查工作需要外围多角度调查或长期经营才能见成效，对于这样的线索，年轻同志太多既对线索的初查工作无益，同时对于年轻同志的锻炼成长及其工作自信心养成也无多大帮助。
(三)构建主动型初查过程监督管理模式
一直以来对于初查工作的管理主要集中于初查启动环节及初查终结环节，对于初查过程的管理却少有触及。然而，初查工作质量的高低、成效的大小，却是由初查过程的好坏来决定的。同时，由于初查启动时制定的初查计划与客观实际之间总是存在一定的偏差，在初查过程中必须进行一定的修正、引导，否则后续初查工作很有可能会走弯路。综上所述，有必要加强对初查过程的管理，对初查工作定期评估研判，修正既定初查计划可能存在的偏差，同时规范初查过程中各类文书文本将初查过程管理落到实处。初查过程管理机制具体内容如下：
首先，构建初查过程中初查工作定期汇报及初查情况定期集体研判工作机制。构建初查过程中初查工作定期汇报机制旨在让自侦部门领导对该部门正在初查的线索的情况有所了解，便于通盘掌握、考虑该部门线索初查工作，具体汇报机制内容为初查团队在初查启动后每隔一段时间(具体时间结合客观实际由初查团队与部门领导商议决定)向部门汇报初查进度，具体汇报内容包括已查明事实、待查明事实、下一步初查任务及现阶段遇到的初查困难、障碍等。而构建初查情况定期集体研判工作机制旨在于结合线索情况和已初步查明的情况来分析判断既定的初查计划是否有必要修改，如若需要修改进而拟定修改方案调整初查计划。具体的初查情况定期集体研判工作机制可分为两类，一类是固定时间提起的集体研判工作机制，即在初查团队汇报初查工作的同时由自侦部门组成的研判组织对初查报告进行研判，对已开展的初查工作质量予以评判并决定是否需要对初查计划进行修正;另一类是初查团队结合实际情况可以主动提请研判，借助集体的智慧来解决在初查过程中遇到的难题。
其次，规范初查过程中相关的文本制度，用文书文本这一载体来对初查过程进行管理。具体内容如下： 一、制定《待评估线索一览表》，加强对线索初查前信息的收集和评估。收到线索后，每个月或每季度以《XXXX年X月/第X季度待评估线索一览表》的形式，对线索的基本情况进行归纳整理，以简洁明了的表格加以分类索引，便于对线索的两级管理。二、制定《已下发线索跟踪备忘录》，推进对线索初查的动态管理。在线索下发至侦查科进入初查后，每隔一个月或每季度进行一次线索的动态更新整理，形成《已下发线索安排备忘录》，对已经下发线索的名称、下发时间、承办人及目前初查进展情况进行跟踪，报局领导和分管检察长，便于领导动态掌握每个侦查科、每位承办人手中线索的进展情况。三、制定《线索初查情况汇报》，该文本由初查人员制作，其主要内容包括线索初查已查明事实，待查明事实，当前初查过程中遇到的难题或障碍，下一步初查方案，其他要说明的情况等;四，制定《线索初查过程中线索初查情况研判意见》，该文本是以会议讨论纪要的形式对自侦部门研判组织进行研判讨论的内容进行记录。
(四)完善初查工作考评机制
一直以来自侦部门都很重视立案数，以至于在看待初查工作时也以成案数作为判断初查工作好坏的唯一标准，显然这样是不妥当的。首先，线索数量与成案数之间并无必然联系，虽然立案的案件必然来自于自侦部门受理的线索，然而受理的线索却并不一定就能成案，或者说受理的线索必然会有一些成不了案，原因主要在于初查这一程序设置的目的在于判断受理的线索是否存在犯罪事实，是否需要追究刑事责任，这就意味着有可能存在无犯罪事实，不需要追究刑事责任的情况，这就意味着有线索经过初查后并不一定就需要立案侦查;其次，即使初查工作成效高低在绝大程度上确实会影响成案率的高低，但是如果仅以成案数为唯一评价标准，容易导致在侦查实践中出现“轻初查，重突破”的现象，显然，这样是不利于初查工作效率提高的，也与现如今提倡的将侦查工作重心向初查阶段前移、强调侦查模式从“由供到证”向“由证到供”转变等大趋势是相违背的。因此，有必要改变以成案数作为初查工作评价的唯一标准这一现状，必须将初查过程中相关初查工作情况、初查效率、初查是否规范等内容纳入评价体系，构建完善的初查工作激励机制，让侦查人员从根本上重视初查工作，这样初查工作管理才能落到实处。完善的初查工作评价机制应当是同时注重对初查过程和初查结果的考评，初步设想初查工作的考评内容应包含以下四大部分：一、初查计划是否认真、规范拟定，首先初查计划在文本上是否符合相关要求，其次，制定程序上是否按照相关规定、流程进行操作;二、初查过程中是否按时汇报相关工作，集体研判时研判组织对初查团队的初查工作评判如何，以及初查过程中相关汇报及研判文书是否按规定操作等;三、初查终结时，初查期限是否存在超出情况;四、初查结束后，该线索是否能够最终成案。
作者：张雅芳 汪浩
摘 要：
由于刑事立案初查制度尚未在刑事诉讼法中得以肯定且规定不明，初查在实践中遇到合法性存疑、初查措施的强制性存疑以及初查证据的证明力存疑等多重障碍。通观我国的立法与实践，初查具有准侦查行为的性质。我国应当通过降低立案审查标准、认初查合法化、确定初查证据附条件的证据能力等方式来解决实践中存在的问题。
关键词：侦查权;刑事立案初查;初查证据
一、引 言
刑事立案初查，又称刑事立案前的审查，是指检察机关及公安机关在接收相关案件材料或者线索时，为了确定案件是否符合刑事诉讼法规定的立案条件而进行的初步调查活动。刑事立案初查最早源于1985年1月召开的第二次全国检察机关信访工作会议中“信访部门比较适合先对部分控告、申诉案件做立案前的审查，以给自侦部门提供准确性更高的线索”。随后，该制度先后经检察机关在职务犯罪侦查以及公安部门在经济犯罪侦查实践中不断得以发展，并由《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试行)》(下称“《高检规则(试行)》”)，《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程序规定》(下称“《公安部规定》”)等相关规则确立为一般性的程序设计。刑事立案初查对于提高立案质量，限制公权力机关随意启动侦查权，尊重和保障公民的人身、财产权利，进一步提高司法资源的利用效率具有重要的意义。但刑事立案初查制度尚未在刑事诉讼法中得以肯定且规定不明，侦查机关深受政府机关绩效评估机制的影响，在实践中，侦查活动存在大量“不破不立”、“先破后立”、“以初查代侦查”的现象[1]，初查行为则因缺乏法律上的依据而难以得到有效的监督和制约，以及在初查阶段取得证据的证据能力认定在审判中存在不同做法的问题。基于以上立法和实践的双重障碍，有学者指出，我国应当借鉴域外相关司法经验，将我国侦查程序的启动模式由程序性启动模式转变为随机性启动模式[2]，废除初查制度[3]或者取消刑事立案的独立性[4]，笔者对其中的某些观点表示赞成，也认为其应当是我国未来刑事诉讼制度的发展趋势，但同时笔者也认为，完善的刑事诉讼制度的形成并非一蹴而就，对现有的刑事诉讼制度进行稳步改革以实现诉讼制度的逐渐完善将是一条更加符合我国国情的路径。基于此，笔者立足我国立法和司法实践，在厘清刑事立案初查行为性质的基础上，探讨如何对我国的立案审查制度进行改革、如何认定初查阶段取得证据的证据能力等，以期解决立案初查制度在立法和实践中的障碍。
二、初查概述
(一)刑事立案初查制度的相关规定
刑事立案初查自1985年1月在第二次全国检察机关信访工作会议中出现以来，最高人民检察院曾先后六次在工作意见或者内部规定中对初查程序予以规定，2012年，《高检规则(试行)》第八章以一节的形式对初查制度进行了较为详细的规定;而2012年《公安部规定》第171条也首次对“初查”做出权威的规定。但初查在我国历次刑事诉讼法中并没有明确表达，与之有关联的是现行《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条(1)所规定的公检法三机关对其接收的案件材料应迅速进行“审查”。
根据现有的规范文本，初查制度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第一，从主体来看，初查由侦查部门负责;第二，从启动的程序来看，初查的启动需要经过检察长或检察委员会、办案部门负责人的批准;第三，从内容来看，初查的手段限于询问、查询、勘验、鉴定和调取证据材料等不限制被调查对象人身、财产权利的措施;第四，从对象来看，初查是对举报、控告线索或材料进行审查和调查;第五，从目的来看，初查是立案的准备工作，其是通过一系列的调查活动，判断是否有证据证明有犯罪事实且需承担刑事责任的立案标准，进而决定是否立案。
(二)刑事立案初查的意义
从实践上看，初查赋予了侦查机关判断举报、控告材料是否符合立案标准的手段，有利于审慎立案，提高司法资源的利用效率。我国现行刑诉法对立案确立了较高的条件——有犯罪事实(事实要件)且需追究刑事责任(法律要件)，简单的“审查”书面材料或者相关线索显然难以判断条件成立与否。通过立案前的不限制公民人身、财产的初查将不实的材料或诬告、错告等情形排除之外，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审慎立案。例如，河南省检察机关1991年的立案数占初查数的61.09%，2012年的立案数占初查数的54.96%，初查的过滤、分流功能，减少了检察机关的立案数量，在一定程度上也提高了司法资源的利用效率。
从理论上看，刑诉法作为“小宪法”，理应贯彻限制公权力的宪政精神。根据我国现行刑事诉讼制度，立案是刑事诉讼的起点，案件只有经过公安机关或人民检察院作出立案决定，侦查行为才告正式开始。在现行的法律和政治体制下，公民一旦被侦查机关立案，其人身与财产等诸多权利将受到限制，这对每一个承担立案后果的个体而言十分严重，即使案件后来被撤销，这种不利后果也将无法弥补。因此，通过初查，可以有效地保障公民的合法权利免受公权力的肆意启动而遭受侵犯。
三、初查制度现状
(一)合法性地位存疑
从公权力的角度看，有学者指出，在法治视域里对于权力专门强调“法无明文规定不可为”，而初查行为具有国家权力的属性，检察院和公安机关所享有的初查权并非来源于现行刑诉法的直接规定，而是基于两机关的内部规则，其权力来源的合法性存在不足[5];从实践的具体情况来看，刑诉法规定的“审查”与“初查”的措施也存在较大的差别，“审查”仅仅是对报案、控告和自首的材料进行的形式审查，而初查的措施却包括不限制被调查对象人身、财产权利的措施，初查的措施显然广于简单的审查，故其在内容范围上有超越法律之嫌。基于权力来源和权力范围上的法律规定不明，初查在合法性地位上存疑。
(二)初查措施的强制性存疑
虽然检察机关和公安机关的规则中明确规定初查是不限制被查对象人身、财产权利的措施，但由于现行规定并没有对初查进行有效的监督和制约，也并没有因可能存在的权利侵害而赋予被调查对象必要的救济权利，在实践中出现了很多大大超出该措施强度、侵犯被查对象人身和财产权利的行为。除此之外，办案机关在政府机关绩效评估机制的压力下，一方面为了保证破案率，另一方面为了规避侦查阶段的规则制约，常常将侦查程序前移，以初查代替侦查。在办案的过程中，“不破不立”、“先破后立”的现象大量存在[3]。这些在实践中出现的乱象也无疑让人们对初查行为本身产生了极大的质疑。
(三)初查证据的证明力存疑
初查获得的用以判断立案材料能否进入审判阶段成为认定案件事实的证据，这一问题在理论和实务上也存在争议。在理论上，有学者认为，初查发生在立案之前，案件尚未进入正式的诉讼阶段，犯罪嫌疑人、证人的身份均不确定，有关证言的固定形式是“调查笔录”，而非“讯问犯罪嫌疑人笔录”或“询问证人笔录”，其在证据形式与作证主体方面都不符合证据的合法性要件。另外，从初查本身的目的来看，初查获得的材料就是为了确认立案条件是否具备，一旦作出决定，该使命即结束。如若需要进入法庭成为认定案件事实的证据，那必须在立案之后，由正式的侦查行为予以重新认定。除此之外，在实践中，各地法院对初查获取证据的认定态度也存在较大差异，有的法院完全不区别立案前后获取证据的证据效力，而有的法院则因没有法律依据限制甚至禁止初查证据的使用[6]。
四、探索初查性质
一如上述分析，初查在理论和实践中出现的诸多问题都源于现行立法的空白和相关规则的模糊，理论上的争议引发实践中的混乱，而实践中的乱象又在理论上影响客观地认识初查。性质归属是学者们探讨初查的一个重要前提，其关系到上述诸多初查问题的解决。笔者接下来将以我国现行的诉讼制度和相关规则为基础，从较为理论与应然的层面探讨初查的性质。
理论界对于初查的性质，大致有以下四种意见：第一种是“行政行为说”，该说的主要依据是，正式的诉讼程序起始于立案决定的作出，立案之前的行为不是诉讼行为，具有行政行为的属性;第二种是“侦查行为说”，该说认为侦查行为不同于侦查程序，“侦查行为不是只在侦查阶段才能使用，在其他阶段，只要符合条件，也可以使用”[7]，且立案决定作出之前的初查与侦查在行为主体、行为方式、实施程序方面几乎一致，故初查就是立案前的侦查行为;第三种是“司法调查说”，该说认为，初查是一种司法调查活动，而非侦查活动，因为立案是刑事诉讼启动的标志[8];第四种是依初查行为的内容，将其划分为“司法调查说”或“准侦查行为说”。该说认为，对部分以获取案件相关信息为指向，不具有特定性和强制性的，不宜定为侦查行为。对于以查获犯罪为指向，具有特定性或者一定强制性的，应归为准侦查行为。
对于第一种意见，笔者认为，初查发生在立案之前，这里的立案实际上指的是“立案决定”，立案程序是一个连续的过程，其本身不仅包括作出立案决定之时，同时也包括作出立案决定之前的材料接收以及后续审查，也就是说，初查本身是发生在立案决定之前，但其仍在立案这个连续的诉讼阶段过程之中，即初查不具有行政行为的性质。
持第二种意见的学者通常都认为，立案不应当是侦查行为的起点，我国应当借鉴域外国家尤其是大陆法系国家的相关经验，将侦查程序的启动由程序性启动模式转变为随机性启动模式，弱化立案功能，取消立案决定开启侦查行为的诉讼程序。建立在随机性启动模式的基础之上，初查显然具备了任意性侦查行为的特点。对此观点，笔者并不表示反对，同时认为在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的“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体制改革的大背景下，随机性启动模式可能会成为未来侦查模式改革的方向。相比于程序性启动模式而言，随机性启动模式在侦查权制约这个重要问题上的解决方式是“不企望通过前置程序(立案程序)来加以解决，而是看其能否受到严格的由中立法院所进行的司法审查”[9]。这也就意味着，与随机性启动模式相伴而来的是必须实行检警一体化的构造、严格的中立法院对侦查程序的司法审查制度，必须建立以西方国家预审法官为代表的审前程序性裁判制度。这些制度在我国的建立无疑会促进“以审判为中心”理念的落实，也会促进我国刑事诉讼制度的发展，但不可否认的是，我国现行的司法机关体制(主要是指公检法三机关的关系)、司法诉讼制度以及司法实践远远无法与其相适应。笔者认为，立足于我国现行的诉讼制度，对初查性质做更切合实际的探索并不断改进，也许是更加稳妥的方式。
对于第三种意见，笔者认为，“司法调查说”没有理论错误，但其没有揭示出初查的本质特点，对进一步研究解决与初查有关的理论和实践问题没有太大益处。
相比于前三种意见，笔者比较赞成第四种意见，但同时认为，没有必要对初查从内容上作过于细致的区分。笔者认为，初查的性质是准侦查行为。准侦查行为并非法律概念，是学理上由学者提出，方便学术讨论，以示与侦查行为在某些特点上相区分的概念。在行政法学界，也有“准行政行为”的概念，有学者将其理解为“符合行政行为的特征，包含行政行为的某些基本构成要素，但又因欠缺某些或某个要素，而不同于一般行政行为的一类行为”[10]。笔者也想借用这个概念，提出对初查具有“准侦查行为”性质的几点看法：第一，初查在行为措施、实施主体以及程序等方面具有侦查行为的某些特点;第二，初查是侦查行为的基础，初查的结果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转化为侦查行为的结果。比如在具备立案的条件之下，侦查机关收集证据等行为从初查直接过渡到侦查行为，初查阶段获取的线索可以帮助完成侦查阶段的目的，初查阶段获取的证据可以在一定条件下转化为进入庭审的证据;第三，初查不具备侦查行为的某些要素。根据我国诉讼制度，侦查行为包含以下本质要素：从行为的授权来看，侦查行为由刑诉法明确规定，其在立案决定作出之后启动;从行为的特点来看，侦查行为具有一定的强制性，可以限制犯罪嫌疑人的人身、财产权利，有关公民和单位都有配合侦查权行使的义务(2);从行为的受监督性来看，侦查行为的行使受到法律监督机关的监督，并与犯罪嫌疑人的辩护权处于相互博弈的过程中。与此相对比，无论从行为的授权、行为的特点，还是行为的受监督性来看，现行规定的初查不具有或不完全具有这些本质上的特点。基于此，笔者认为，将初查定性为包含侦查行为的某些构成要素但又欠缺某些要素的“准侦查行为”较为适宜。
五、完善初查及相关制度
(一)改革立案审查制度：降低立案标准
我国立案标准为实质审查标准，不仅包括“有犯罪事实发生”的事实要件，还包括“需追究刑事责任”的法律要件。笔者认为此标准过高，一方面，刑事责任问题属于刑事实体问题，涉及到是否达到刑事责任年龄、精神状态是否正常以及是否存在正当防卫等诸多问题，在立案之前的初查阶段就要求弄清这些问题，不符合认识案件事实的规律，也大大超出了初查阶段的功能;另一方面，过高的立案标准也间接地促使办案人员为了获取更多的材料而采取超出规定之外的、侵犯被调查对象人身和财产权利的行为。因此，笔者认为应当降低立案标准，将实质审查标准改为形式审查标准，第一，取消“需追究刑事责任”的法律要件，只要受案部门有一定的根据认为有犯罪事实，就应当启动侦查程序[11]。第二，根据相关材料确定是否有犯罪事实应采主观判断标准，即现有的材料不必百分之百证明有犯罪事实或者犯罪嫌疑，只要其让办案人员相信有犯罪事实或者被调查的对象有犯罪的嫌疑即可立案，立案之后，若发现确实没有犯罪事实或者犯罪嫌疑，就应立刻撤案。
降低立案标准，确立起形式性审查标准之后，刑事案件的立案数量可能会迅速增大，如若继续实行绝对量化的绩效评估机制，侦查机关必将会对破案率有后顾之忧，这不仅会使侦查机关处于极大的工作压力之中，不利于工作的开展，同时也会使程序存在失灵的潜在危险。基于此，笔者认为，应当改革绝对量化的绩效考核机制，将案件质量和程序规范作为考核的核心指标;应当摒弃以后一阶段的结果作为审查侦查行为的标准，将程序当时的客观条件和认识能力作为考虑的主要因素;应当改变“命案必破”“重案必破”等违背认识规律的观点，建立起科学的、理性的、程序正义的办案理念。只有这样，才能最大可能地消减侦查人员与刑事案件的个人利害关系，减少实践中出现的“不破不立”“以初查代替侦查”的乱象，避免侦查机关在立案前违法初查。
(二)完善刑事立法：确认初查合法化
基于初查在立案阶段的必要性，刑诉法应对初查加以规定，将其合法化，减少因立法的空白而导致的实践障碍。第一，刑诉法应对初查阶段的目的、措施、程序以及监督方式等方面加以明确规定：在措施种类方面，在刑事立案采取形式审查标准的前提下，基于必要性原则，刑诉法应明确规定初查所能采取的措施仅限于不限制被调查对象的人身、财产权利;在监督方式方面，初查具有准侦查行为的性质，初查行为应受到检察机关的监督，同时检察机关也应当承担起监督初查行为的职责。第二，刑诉法应赋予被调查对象相应的救济权利。当初查行为侵犯了被调查对象的人身、财产权利时，被调查对象有权向监督部门申诉以获得相应的救济。
(三)确认初查证据的效力：有条件的证据能力
虽然理论界和实务界都对初查证据的效力提出了质疑，但笔者认为，立法应当确认初查证据有条件的证据能力。首先，初查证据获得证据能力在理论和实务上有其正当性。在理论上，如上述讨论，初查发生在立案这个连续的阶段之中，初查行为本身具有诉讼行为的性质。从证据的积极条件来看，证据要满足合法性、客观性和真实性，对于初查证据证据能力的质疑主要在其是否具备合法性的要件上，证据的合法性主要包括——法定的主体、法定的形式以及法定的程序。初查证据的收集主体为侦查机关，符合合法性的要素。对于法定的形式以及法定的程序，有学者认为，“《高检规则(试行)》和《公安部规定》对初查可以采取的措施进行了严格的限制，只要侦查人员依照相应的取证规则获取证据，那么侦查阶段所获取的证据形式和程序方面不会存在任何不合法之处”[12]。对此，笔者表示赞成。对于“初查阶段各方当事人身份不明，有关证言的固定形式是‘调查笔录’，而非‘询问犯罪嫌疑人笔录’或‘询问证人笔录’”等形式方面的质疑，笔者认为，初查阶段和正式侦查阶段的笔录在调查主体、作证主体、证明事项以及证据的书面形式方面都具有同一性，而两者之间仅仅在作证主体和调查笔录的称谓方面存在不同，这种区别不应当对证据能力形成实质性的影响。另外，从证据的消极条件来看，我国刑诉法规定的非法证据主要是以取证手段的违法性作为参照指标进行的，在认定案件事实的过程中，应当排除的非法证据主要是刑诉法第五十四条第一款规定的情形;初查阶段侦查机关的取证行为属于诉讼行为，具有准侦查行为的性质，其只要符合刑诉法关于取证行为的相关规定以及《高检规则(试行)》和《公安部规定》对初查取证的特别规定，所获取的证据就不属于非法证据的范畴。在实践上，取证活动的时效性也使得赋予初查证据证据能力具有极大的必要性。刑事案件发生后，取证活动的时效性往往关系着案件能否顺利侦破，随着时间的推移，现场遗留的关键性证据以及受害人、证人的记忆都会逐渐缺失，初查阶段作为侦查机关接触案件后的最初时段，其在取证时间和能力上具有优先性，对初查证据不予认可或者在正式的侦查阶段再进行重新收集，可能会为时已晚。基于上述在理论上和实践上的正当性和必要性，笔者认为，应当在立法上确认初查证据的证据能力。
当然初查证据获得证据能力不是无条件的，在适用初查证据认定案件事实的过程当中，还应当对其进行必要的审查和规制，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首先，证据的收集不得违背初查程序设置的目的和初查手段的限制;其次，初查证据在使用的过程中应当进行标记和说明，以便进行审查确认;最后，初查证据的取得应当符合刑诉法以及《高检规则(试行)》和《公安部规定》的相关要求。
六、小结
笔者立足于我国程序性启动模式的立法和司法实践，在分析刑事立案初查意义和现状的基础之上，着重分析了初查的“准侦查行为”性质，并为初查以及相关制度在我国的改革和完善提出了若干建议，以期促进我国刑事诉讼制度的发展。
在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的“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体制改革的大背景下，中立法院的司法程序审查机制在我国的建立应当是未来发展的趋势，当司法审查在我国能实现对侦查行为的有效监督时，不依赖于立案启动侦查程序的随机性启动模式在我国的建立是极有可能的，在那时，作为程序性“立案登记”之前的审查行为可能更多的具有任意性侦查行为的性质。今天，对初查进行合法化和完善化，也在一定程度上为未来的改革奠定一定的基础。无论怎样，刑事诉讼具体制度的设计与构造与整个国家宏观的诉讼模式的特点紧密结合在一起，在改革的道路上，我们既要仰望天空，也要脚踏实地。
注释：
(1)“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或者公安机关对于报案、控告、举报和自首的材料，应当按照管辖范围，迅速进行审查，认为有犯罪事实需要追究刑事责任的时候，应当立案……”
(2)比如，《刑事诉讼法》第60条规定，“凡是知道案件情况的人，都有作证的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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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Preliminary Investigation in Criminal Procedure
LIU Yifan
(Law school of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Beijing 100872， China)
Key words： preliminary investigation; evidence in the preliminary investigation; the power of investigation
作者：刘译矾
某市市人民检察院
初查计划
市检反贪侦计字[2011]第 号
一、被调查人基本情况
马某，男，汉族，43岁，山东邹县人，中专文化程度，群众。2010年7月至今任在某场林业站任统计兼出纳。家庭住址：XXXXXXXXXXXXX身份证号：XXXXXXXXXXXX联系方式：XXXXXXXXXXXXXXX，无犯罪前科。
二、案件线索来源
我院在查办某场林业站站长王某涉嫌职务犯罪案件过程中，发现该站统计兼出纳马某涉嫌挪用公款。
三、案件基本情况
马某利用担任某场林业站统计兼出纳的职务便利，将其保管的公款5万元，用于其妻子秦爱丽个人经营的丽鑫商行进货，直至2011年4月仍未归还。
四、线索评估
1、从地域管辖分析，案件发生地在某市总场属于某市人民检察院管辖范围。
2、马某涉嫌挪用公款是我院在查办王某涉嫌职务犯罪案件过程中发现的，已掌握部分证据，内容较真实。但马某设法掩饰罪行，且林业站账目不规范，给初查工作加大了难度。此案线索来源可靠，涉案数额存在扩大可能性，具有可查价值。
五、初查的目的、方向、及应查明的基本问题
1、初查目的：查明张某涉嫌挪用公款犯罪行为的过程和结果。
2、初查方向：从某场林业站账目入手，查清保存在马某处的公款数额，挪用数额，询问相关证人，调查取证。
3、应查明的基本问题：
(1)、向某场组织科调取《某市总场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及《组织机构代码证》证明：某场为国有企业。
(2)、向某场组织科调取《干部履历表》、《干部调动介绍信》证明：马某为国有企业工作人员。
(3)向某场财务科和总场林业站会计处调取相关财务凭证查明林业站账目及马某处保管的公款数额。
(4)向有关银行调取马某保存公款帐户的交易明细及个人存款情况。
(5)向丽鑫商行调取该商行进货账本，查明该商行资金来源与去向。
(6)询问某场财务科查明某场林业站财务制度。
(7)询问某场林业站会计查明林业站资金保管、使用轻狂及马某保管公款情况。
(8)询问某场林业站站长王某查明马某保管公款的事实与依据。
六、初查方法、步骤、及突破口的选择
1、初查方法：因马某从事出纳工作，其财务知识和工作经验证明其具有一定的掩饰犯罪的能力，为防止隐匿、毁弃证据，应采取以快制胜，速战速决方法，迅速到某场林业站调取相关帐目。
2、初查步骤：第一步，先获取外围证据(即对相关财务凭证、马某帐户交易明细、证人证言等)。第二步，询问被举报人马某，以查明其犯罪事实。
3、突破口的选择：应以审查、核对某场林业站账目和马某保存公款的帐户为突破口，查明应保存在马某处的公款数额和现有数额，找出缺口。
4、初查时限：初查方案经检察长批准立刻展开初查，力争一个月内初查终结。
七、初查力量配备、分工及组织领导
由检察长和反贪局局长对初查工作进行全程领导，负责与相关单位和部门协调。初查员宋某、周某为案件承办人员，其中宋某具体负责对每天的初查提出安排建议，确定询问对象及时间，收集相关证据，保管查证资料;周某具体负责收集有关书证及鉴定工作;内勤孙某负责提供各类法律文书及后勤保障工作。如遇重要情况需要调整初查计划的，经请示主管检察长和反贪局局长同意后改变计划。
八、初查过程中的安全防范预案
1、案件安全工作由案件承办人宋某和周某负责，法警大队干警徐某、吕某具体配合办案的每一个环节，以防止办案过程中涉案人员自杀、自残、脱逃等责任事故发生。
2、保证询问时检察人员不少于二人。保证询问在检察院办案区询问室进行。对涉案当事人询问结束后，应通知单位或家属领回，或派人将其送回。对被查对象的询问结束后，符合拘留、逮捕条件并有
拘留、逮捕必要的，应当依法及时办理拘留、逮捕手续，并立即通知公安机关执行;对于不采取拘留、逮捕强制措施的，应当通知其家属或单位领回，或派人将其送回。
3、了解掌握被询问人健康状况和精神状况，对患有严重疾病的，应准备必要的救治药品，制定相应的救治预案并请医护人员到场监护，出现安全事故必须妥善处理，及时报告。
4、初查中配备好办案车辆，24小时开通通讯工具，在出现特殊情况时，能及时汇报，上下连通，迅速出动。
5、办案过程中请院纪检、监察部门对反贪办案执法进行监督。
九、初查中的纪律及保密措施
1、严格按照《刑事诉讼法》和《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开展初查工作，每天将案件具体初查情况向主管检察长和局长汇报。
2、严格遵守保密制度，严防泄露案情，杜绝各类安全事故发生。将保密工作贯穿于办案的全过程，严格禁止将案情、证据、当事人的情况向与无关人员泄露。
以上计划妥否，请批示。
汇报人：XXX
二0一一年十一月十五日
XXX人民检察院提请初查报告 检
初查[
]
号
一、被举报人(被调查人)的基本情况被举报人(被调查人)
，
，
出生，身份证号码
，
族，籍贯
，文化程度
，政治面貌
(是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的，写清其身份)，工作单位
，职务
，职级
，现住址
等。
二、线索来源
三、举报内容(写明涉嫌的主要问题)
四、处理意见
依据《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第
条，提请对XXX涉嫌犯罪线索进行初查。
五、初查工作方案
(一)初查目的、方向、范围和调查的问题
(二)初查的人员配备、分工及组织领导
(三)办案期限、步骤、方法和措施
(四)办案风险评估及应对措施
以上意见妥否，请审示。
承办人：年
月
日
使用说明：本文书依据《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试行)》第一百六十八条、第一百七十一条和《人民检察院直接受理侦查案件初查工作规定(试行)》第十二条的规定制作。为人民检察院决定对控告、举报、自首以及案中发现的线索进行初查时使用。XXX涉嫌XXX案安全防范工作预案
一、 犯罪嫌疑人(被调查人、证人)基本情况
二、犯罪嫌疑人(被调查人、证人)健康状况和精神状况了解掌握被讯(询)问人的健康状况和精神状况，如患有疾病应特别写明。
三、人员配备、分工及职责明确案件承办人、司法警察或负责看管人员的配备、分工、职责以及安全防范的具体措施。组织好看守被讯(询)问人的人员，并向其交待注意事项，做好讯(询)问结束后办案人员与看守人员的衔接，不能出现空挡。
四、安全措施
1、环境准备。讯(询)问前对讯(询)问场所进行细致检查，消除不安全因素。
2、医护准备。对患有严重疾病的、应准备必要的救治药品，制定相应的救治预案或请医护人员到场监护。
3、搜查、检查、采取强制措施等环节注意事项。
五、突发事件处理可能出现安全问题预想及对策。对办案中出现的安全隐患和安全事故处理、报告的方法;针对讯(询)问过程中被讯(询)问人可能出现异常情况的应急措施。
承办人：
年
月
日
使用说明：本文书依据《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直接立案侦查案件安全防范工作及责任追究暂行规定》第一条、第二条的规定制作。为人民检察院自侦部门在初查工作中，为积极预防和有效应对突发紧急情况而使用。XXXX人民检察院职务犯罪案件(初查阶段接触被查对象)党内报告书
(文号)XXX党委(党组)：
1、 被查对象基本情况。(姓名、性别、年龄、身份证号、工作单位、职务、职级、是否人大代表或者政协委员、政治面貌、现住址等)
2、 被查对象涉及的主要问题。
3、 事由和依据。(可查性依据、法律依据、需要接触被查对象理由)。经研究，因初查工作需要，必须接触XXX核实有关问题。特此报告。
XXX人民检察院(加盖院公章)
批准人：XXX
年
月
日
使用说明：本文书依据《辽宁省检察机关查办职务犯罪案件党内请示报告办法》第三条的规定制作。为人民检察院自侦部门在初查职务犯罪要案时使用。XXX人民检察院接触初查对象审批表 案
由 线索来源 初 查 对 象 性别 年龄 民族 籍
贯 文化程度 政治面貌 工作单位及职务
家庭住址
涉嫌主要问题
承办人意见
从头监督严防腐败
现在检察机关自侦部门办案绝大多数都要经过初查阶段，初查现已成为检察机关办案的一个重要环节。
初查从字面意思可以理解为初步审查、初步调查或初步侦查。根据高检于1999年11月8日颁布的《关于检察机关反贪污贿赂工作若干问题的决定》(简称“40条
”)第6条规定“初查是检察机关对案件线索在立案前依法进行的审查，包括必要的调查”。从实践看，当前，检察机关在依照《刑事诉讼法》办理贪污贿赂和渎职等自行侦查的案件时，普遍采用“受案、初查、立案、侦查”的工作程序。通常在接到举报、控告材料后，进行一些必要的调查工作，在判断确有犯罪嫌疑后，即开始立案侦查，使案件进入刑事诉讼程序。在初查过程中，有相当多的举报线索经过调查，因为没有确凿的证据或涉嫌犯罪事实而作不立案处理。从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办案效率。但现在的《刑事诉讼法》中，对初查，包括初查的提起，决定权，处理结果的决定权，以及初查的手段方式等环节步骤并没有明确的规定，所以现在侦查部门对初查权的利用存在随意性，很容易滋生腐败。
××*检察院检察长××上任以来，对自侦部门办理自侦案件，特别是初查阶段的监督问题十分重视，多次召开全体干警大会和检委会提出这个问题，经过激烈的讨论和认真研究，并结合自侦部门办案实际，××*检察院已经摸索出一套行之有效的对自侦部门初查活动的监督办法。
一、加大对初查过程中公正执法、廉洁办案的教育力度
我院紧紧围绕上级院提出开展的“规范执法行为，促进执法公正”活动，紧密结合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活动和严格落实“十八条”，采取上廉政课，观看党风廉政电教片，召开以案论纪讨论会，和通过集中学习、专门谈话、廉政承诺等多种形式对干警进行廉政教育，使教育内容更加充分具体。
二、制定具体规定，规范侦查部门初查活动
(一)初查的提出，为全面准确掌握全院初查活动，根据全院一盘棋的思路，防止部门、干警擅自初查，我院规定所有群众举报线索和摸排线索，必须交控申科，由控申科进行备案整理，报经检察长批准后，再根据案件性质分流到自侦部门，同时严禁控申部门自行初查、侦查，从源头上止住了初查的情况。
(二)初查的办案规定，为防止侦查部门和侦查干警在初查过程中的腐败现象，我院专门制定了自侦部门初查活动准则：
1、初查必须填写初查审批表，并制定初查方案，明确初查人员、负责人、责任人，以及保密和初查后的应对措施，报部门负责人、主管副检察长、检察长审批并备案，有效的防止了盲目初查和随意初查的现象。
2、初查中，原则上个办案人员及相关人员不得接触被调查对象，必须要接触时，须由部门负责人报经主管副检察长批准，并根据我院“一岗双责”规定明确安全责任人，采取严密的安全防范措施。
3、询问时要严格遵守各项法律规定，严禁在初查阶段以任何方式限制、剥夺被调查人员的人身自由。
4、询问中必须有三人以上在场，其中专门一人负责被调查人员的安全，禁止侦查人员单独接触被调查、询问人员。
(三)初查后的处理，初查结束后，不论是否具有继续侦查的价值，侦查人员应立即将初查报告和初查意见上报主管副检察长、检察长审批，防止侦查人员，大事化小、小事化了，造成案件流失，危害社会。
三、加大监督力度，保障初查的公正廉洁
1、把初查写入廉政承诺书，将廉政承诺扩大到初查过程，向全院干警公布、宣读，使干警自我加压，促使其做好自我监督工作。
2、实行初查备案制，规定控申科在向侦查部门提供初查线索时，必须将线索报监察科备案，以使监察科对全院的初查案件做到有据可查，同时侦查部门在初查前必须将初查计划报监察科备案，以备检查，防止侦查部门私自初查，另外初查结束后，侦查部门要将初查报告报监察科备案，以防止侦查部门私自结案，造成案件流失。
通过对以上三个方面的探索，使全院干警增强了廉洁自律意识，保证了初查活动的廉洁、公正、依法进行，截止目前为止，我院在初查环节没有发现一起违法违纪行为，没有流失一起案件，切实保护了被初查对象和报案人的合法权益，收到了良好的社会效果。
初查工作方案的格式和制作说明
一、初查的概念
初查是人民检察院对直接受理侦查案件的线索材料在立案前进行的审查和调查活动，任务是初查被初查的对象是否涉嫌犯罪，是否需要追究刑事责任，确定是否进入立案程序。初查是立案前一个十分重要的前置环节，也是立案程序的一项重要内容，初查工作是否到位，直接影响线索初查的成案率，特别是在侦查方式由供到证转向由证到供的过程后，初查工作更为重要。
二、初查应遵循的基本原则
1、初查应当严格遵守刑事诉讼法和《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的相关规定，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案纪律和安全防范、保密等相关规定，严格依法、规范、保密、客观、公正地进行;
2、初查一般秘密进行。需要公开初查的，应当经检察长批准;
3、初查一般不得接触被查对象。需要接触被初查对象的，应当经检察长批准;
4、对要案线索的初查，应当符合分级管辖的原则，需要履行其他审批程序的，应按照有关规定办理。
三、初查的主要程序和方法
1、对于应由本院初查的线索，经本院检察长或检察委员会决定，即可依法进行初查。初查要案线索要根据级别管辖的规定进行，需要履行向同级党委报批或向上级检察机关备案的，应按照有关规定办理。
2、初查中的调查取证、询问等工作应由检察人员二人以上依法进行，参与初查的检察人员应符合刑事诉讼法回避的有关规定。
3、反贪部门办案人员应根据线索情况制定《初查工作方案》，经部门负责人审核后，层报反贪局长、分管检察长审批，处级以上干部报检察长审批。
4、初查可以向有关单位和个人查询涉案信息、了解涉案事项，向有关单位调查取证材料，可以查询与案件线索有关的银行账户、存款、汇款、进行鉴定、勘验等不限制初查对象人身、财产权利的措施。
5、初查可以接谈举报人或知情人，向有关人员询问或要求举报人、知情人提供初查所需的材料。
6、询问被查对象。询问被查对象，需报检察长批准，询问时应出示工作证和相关法律文书，询问的地点和时间要符合法律的规定。
7、初查可以商请纪检监察、公安、审计、质监、工商、税务等部门配合调查，也可以提前介入有关部门对相关案件的调查。可以请举报人、可靠知情人和有关单位协助调查。但以检察机关名义进行调查时应出示检察机关证明文件和检察人员的身份证明。
8、负责初查的人民检察院可以委托外地人民检察院协助进行初查，但应出具委托函，并提供初查审批报告列明的事项和要求。受委托的人民检察院应当按照协查请求提供协查。人民检察院初查案件需要协作的，可以参照《人民检察院侦查协作的暂行规定》的有关规定办理。
9、线索初查工作一般应在2个月内办结。重大、疑难、复杂案件线索的初查期限，由办案人员提出意见，经部门负责人审核后层报检察长批准，可以适当延长。
10、终结初查。人民检察院反贪部门对举报线索初查后，办案人制作《初查终结报告》，经部门负责人审核后报检察长决定，对初查线索分别作出处理：
1、认为有犯罪事实需要追究刑事责任的，提请立案侦查;
2、认为没有犯罪事实或者犯罪情节显著轻微，不需要追究刑事责任的，提请不予立案;
3、认为所收集的材料不足以证明有犯罪事实，且无继续初查
必要的，提请不予立案;
4、犯罪已过追诉期限或被查对象死亡的，提请不予立案;
5、经初查不认为是犯罪，但需要追究党纪、政纪责任的，经检察长批准，由承办人制作《移送案件通知书》，移送纪检监察部门或被调查对象主管部门处理。
对于实名举报，经初查决定不立案的，侦查部门应当制作不立案通知书，写明案由和案件来源，决定不立案的理由和法律依据，连同举报材料和调查材料，自作出不立案决定之日起十日以内移送本院举报中心，由举报中心答复举报人，必要时可以由举报中心和侦查部门共同答复。
四、初查工作方案的格式及主要内容
XXX人民检察院
初查工作方案
* 初查字( )号
(一) 线索的来源及对线索的初步分析
1、要写明线索的来源，系群众举报还是案件中发现或是有关部门移送，何年何月何日经批准初查;
2、被举报人或者被初查人的基本情况、举报所涉及的基本问题;
3、对线索的初步分析：包括线索的管辖、是否有可查价值、成案的可能性和举报内容的真实性等。
(二)初查的目的、方向和范围
根据举报的内容和所涉嫌犯罪的性质、特征，确定初查的目的、方向和范围。
1、初查的目的：确定被初查人或被举报人是否涉嫌犯罪，涉嫌什么性质的犯罪，是否进入立案程序。
2、初查的方向：根据举报所反映的具体情况和所涉嫌犯罪的构成要件，确定能够查明相关事实的途径。
3、初查的范围：一般是指举报所反映的问题，或有关部门移送或办案中所发现的相关问题所涉及的犯罪性质及证据范围。犯罪性质指涉嫌何种罪名的犯罪，根据所涉及的罪名查明相关事实。证据范围包括刑诉法确定的七类证据以及收集证据的地理区域，在初查阶段，不可能做到证据齐全，但应该查明能够确认被查对象涉嫌犯罪的主要证据。地理范围是指在哪些行政区域内进行初查。
(三)初查的内容和重点解决的问题
1、被初查对象的基本情况
对被查对象的个人基本情况要全面掌握和了解，具体包括姓名、性别、曾用名、外号、出生年月日、身份证号码、民族、籍贯、文化程度、职务、职称、党派、是否为政协委员、人大代表、社会关系、工作经历、家庭情况、奖惩情况、健康状况、个人习惯、爱好、活动规律、户籍地、住址及第
二、第三住址等。
2、被初查对象的相关情况
根据线索的具体情况，可以收集、调取相关的通讯信息、个人财产信息、房产信息、投资炒股信息、出入境信息、乘坐火车和飞机信息、社会交往信息，社会交往信息包括与党政干部的交往信息、与企业老板的交往信息、与异性的交往信息。
3、被初查对象是否有职务之便
需要查清被初查对象的具体职务和职责的范围，区分职务和劳务、管理和服务、权能和职能、职务和技能、职务之便和工作之便的性质，查明是否有交织、混合、误解、错认的情况，力求准确、科学、客观地确认利用职务之便这一要件。
4、受理的初查材料是否真实
初查材料中涉及的有关人员是否确有其人，有关单位是否确有其单位，有关职权是否确有其职权，应当逐一进行初查核实，确定初查材料的真实性。
5、涉嫌犯罪的事实是否存在，是否符合刑事追究的条件
初查要对材料所反映的事实进行一定的调查了解，以确定涉嫌犯罪的事实是否存在，并进一步对照是否符合刑法规定的立案的条件。
6、被初查对象可能无罪的情况
在初查过程中，要注意收集被查对象可能不涉嫌犯罪的材料或者罪轻、无罪的证据。
7、其他应当收集或了解的材料
包括被查对象所在部门或单位的行业知识，相关法律法规和政策;被查对象的一些自我防范、自我保护和反调查的情况，防止串供、毁证、变证、转移财产、订立攻守同盟;与被查对象相关的共同作案人、关联人、知情人的相关情况。
8、初查要重点解决的问题
根据初查的目的、方向和范围，以及举报所反映的具体情况，确定初查所要解决的涉嫌犯罪的主要事实和关键证据。
(四)初查突破口的选择
突破口的选择是初查成败的关键，也是初查工作的重点解决的问题。初查突破口是指最容易、最便捷、最有可能查明事实，获取证据的环节。突破口的选择要根据举报所反映的具体情况进行分析确定，同时要在初查方案中说明选择突破口的理由。为了确保初查的成案率，有的情况下可以多选择几个突破口。
(五)初查的措施和步骤
1、初查的措施
初查的措施是指初查所采取的方法和手段，具体包括接谈、询问、调取与查阅账目资料、查询银行股市账户及存款、拍照、录像、复印和复制、核实、商请调查与介入调查、协查、防范与控制。根据初查的内容，确定采取哪些初查措施，并写明具体的操作办法。
2、初查的谋略
根据具体案情和初查的措施，确定初查措施中所要运用的手段和技巧。
3、初查的步骤
根据初查的范围、初查所要解决的问题，可将初查工作划分为几个步骤，并明确每一步工作任务和完成任务的时间。
(六)初查向侦查转换的条件
根据被查对象所涉嫌的犯罪事实及证据构成要件，预测初查向侦查转换的最佳时机与条件，意思就是哪方面涉嫌犯罪事实已经查清或者哪些主要证据到位的情况下进入立案程序。
(七)初查的组织领导、人员分工和后勤保障
1、初查的组织领导：指该线索的初查是由谁负责统一指挥，谁负责协调，谁负责具体的初查工作的安排。
2、初查的人员分工：确定案件的主要承办人、协办人、材料保管人、安全监督员，并明确以上人员的任务和职责。
3、后勤保障：明确办案的车辆、装备、经费开支、警戒等。
(八)初查工作的安全防范预案
1、确定案件主要承办人、协办人、材料保管人、安全监督员、法警在初查安全防范工作中的职责;
2、就初查工作确定的任务和初查工作的各个环节，特别是询问证人、接触被查对象时，提出安全防范措施;
3、就初查人员的人身安全及法律文书、所收集的材料的保管，提出安全防患措施;
4、及时发现办案中存在的不安全隐患，及时整改并采取防范措施，对发生的安全事故立即组织有关人员采取积极有效的补救措施并及时报告。
(九)初查应注意的问题
1、在初查过程中，应注意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避免给当事人的名誉造成负面影响，避免影响企业的正常生产、经营秩序。
2、初查应注意保密，不能向无关人员泄露案件信息，不得泄露举报人、控告人的情况。
3、向有关单位调取、查阅原始账目资料一般不得超过一个月，需要延长的，应当报分管检察长批准。
4、应当提醒初查人员注意的其他问题。
(十)初查工作方案的尾部，由承办人签名，并写明制作方案的日期。
影像检查存在问题 放射、CT、MR: 1. 抢救柜：
可放置针灸针，体现中医院特色。 抢救柜上应张贴放置物品清单。 2. CT室应放置氧气罐及流量表、湿化瓶。 3. 人员结构不合理，缺乏诊断人员。 4. 未执行放射年休假制度。 5. 建议每月进行一次大影像疑难病例讨论会议。 超声科： 1. 规范化操作，应注意冠状位、横断位查看。 2. 探头消毒后未进行细菌监测。 3. 四维超声胎儿筛查必须有重要脏器的图像记录。
共性：应张贴患者安全十大目标。
技侦一直被赋予神秘的色彩，作为一种隐性的侦查措施，在维护社会秩序，打击犯罪方面发挥着重要的功能，但是技侦所采用的各种措施，面临着侵犯公民隐私权的法律风险，使得其使用受到社会的诟病。笔者认为，技侦作为一种必要的“恶”，应坚持合理合法运用的原则，尤其是在新刑事诉讼法修该后，技侦不在神秘，对于检察院而言，检察院在立案后拥有采用技侦的批准决定权，但是在初查阶段却没有规定，笔者想就此问题谈谈自己的看法。
一、初查阶段运用技侦的依据
初查为《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的一项重要制度，在预防和打击职务犯罪方面，通过过滤机制准确立案，通过控制功能及时收集证据，通过预警保护功能预防职务犯罪。为使这些功能得到充分发挥，初查需要技侦，下面进行详细分析。
(1)内部合规，外部合法。初查阶段对案件举报线索进行的审查，一是进行书面审查，二是进行必要的调查，需要运用询问、查询、勘验、鉴定、调取证据材料等不限制被查对象人身、财产权利的措施，不得对被查对象采取强制措施，不得查封、冻结、扣押被查对象的财产。这些措施的运用的前提是秘密进行，以不被被查对象察知为原则，技侦的秘密性，做为秘密侦查措施的一种，理应符合该规则的规定，具有内部合规性;新刑诉法规定了检察院适用技侦的案件的范围，审批程序，在运用该项措施时有法定程序做指引，避免程序缺失的尴尬。程序法定控制程序正义，保障实体正义，技侦在初查阶段使用，具有内部规则外部法律的合法性依据，由此可以得出结论。
(2)合理性。侦查机关在侦查实践过程中，大多侦查措施的启动是依据其主观内心确信，没有客观的合理依据，而做出这种依据的标准是在价值中立的前提下进行的客观价值判断，是否有利于侦查活动开展。侦查价值首先体现在追诉犯罪维护社会安全秩序这一基本目标上，在初查阶段，开展技侦可以预防犯罪，在确定嫌疑之后，可以及时控制证据资料，为后续正式侦查做好准备。从法理上说，初查阶段的技侦符合侦查的价值判断。技侦要依据法律规定程序行来使权力，对案件性质，范围，手段进行必要的限制，使其使用程序要更严格于正式侦查阶段的程序，在操作层面上来讲，也是具有可行性的合理性的。
(3)办案实践需要。职务犯罪具有特殊性，体现在犯罪主体的特殊性，犯罪方式的特殊性，犯罪人社会关系复杂，综合素质高等特殊性，要求职务犯罪的预防与侦破也需要运用特殊的手段。犯罪主体身份特殊，受教育水平高，具有较强的反侦查能力，利用其隐蔽复杂的社会关系会掌握侦查的动向而毁灭证据，利用职权为调查取证工作设置难题，需要突破这些难题，必须借助技术手段。尤其是在当下，职务犯罪线索来源单一，主要依靠举报案件线索，匿名举报是否含有诬告陷害之意，对于准确立案而言，必要的技术手段运用是可取的。现在微博时代，网络传媒的力量也是曝光职务犯罪的重要线索来源，当发现公职人员生活消费水平与其合法收入水平不成比例，怀疑其是否存在职务犯罪问题时，必要的技侦能帮助其进行辅证。
二、初查阶段使用技侦应遵循的原则
(1)审慎原则
审慎原则是指技侦的使用应严格审批，合理谨慎使用。技侦作为一把侦查“双刃剑”，使用得当是打击犯罪分子的致命武器，使用失当则会侵犯人权。因此，技侦一定要坚持审慎原则。首先在提请启动技侦上，针对适用案件范围，检察院在初查阶段可以针对举报案件线索进行预估，依据被举报人的职务职级大小，贪污受贿金额大小，如果举报事实为真，可能判处的刑罚是否在十年以上来确定是否提请启动技侦。在审批程序方面，办案人员向部门主管人员提出书面申请，部门主管审核签署意见，最后由检察长或者检委会决定是否启动。在使用技侦上，检察院可以派经办人员到公安机关技侦部门协助侦查，协助时间以三个月为限。从技侦措施的消极影响来看，如果此措施运用失当，成为政治斗争迫害工具，则会影响干部队伍稳定，国家培养一个干部不容易，培养一个好干部更加不容易，运用技术侦查一定要将负面消极影响伤害降到最低点，当损害事实发生之时，做好事后安抚工作。启动上的程序严格，执行上措施保密，依靠国家权力行使时在公权与私权之间找到合理的平衡点，也是审慎原则的应有之义。
(2)必要相关原则
必要性原则是指技侦措施的使用是在采取其他一般常规侦查措施达不到侦查效果时不得已才启用的，也就是作为最后手段来使用以发现线索。在西方国家相关法律中也有表述，如《德国刑事诉讼法典》第98条针对用机器设备排查、传送个人情况数据措施规定：“对此项措施, 只能在以其他方式调查案情、侦查行为人居所是十分困难、难以奏效的情况下, 才允许采取。”同法第100条针对监视电讯措施规定：“在以其他方式不能或者难以查明案情、侦查被指控人居所的条件下,允许命令监视, 录制电讯往来。” 这一原则确定的依据是，国家权力的行使，不能过度侵害人民的自由权利，当国家有多种措施可以选择达到目的时，应选择对人民权利侵犯最少，而能达到效益最高的措施，如前所述，不得已时才可使用。初查阶段不能使用对人和对物的强制性措施，可以使用秘密性措施，但是在使用其他措施得不到所要的效果时，技侦就可以运用。
相关性原则是指技侦措施的使用应与案件相关。包括对人的相关，对物的相关。对人的相关要求在迫于无奈之举而采取技侦时，技侦手段的适用对象是被查对象。而与之相关联的人的情况应当保密，资料不必要的需要销毁，必要时才可以对其运用技侦手段，因为对关联人的技术侦查是不可避免的被动回应，这种“合理的恶”是必需的。对物的相关要求对于采取技侦所获取的数据，通话记录，录音录像等客观实物是与案情相关的。《德国刑事诉讼法典》第98条b第一款规定：“法官决定排查、传送数据, 必须写明负有数据传送义务的部门, 必须限制在具体案件所需的数据与审查要件之内。”这就明确规定了侦查机关用机器设备排查、传送个人情况数据的只能使用与侦查有关的数据, 对其他数据不得使用。这一原则是证据内在本质要求。在初查阶段，技侦的相关性就要求因人适用，因物采用，这样既确定范围，又明确证据效力，既可准确立案，又可及时固定保全证据。
(3)权利保障原则
权利保障原则是指在初查阶段采用技术侦查措施时需要保护被查对象的权利。被查对象的隐私权受技术侦查的侵犯是肯定的，只是受侵犯程度大小而已，但是这些侵犯是可以通过程序来保障的。如正当理由依据，即技术侦查的启动是有正当合理的依据，在初查阶段表现为已经发生而未发现的犯罪事实存在，需要确认准确立案，预防打击职务犯罪的需要;在适用案件范围上，只有可能为重大
贪污、贿赂案件以及利用职权实施的严重侵犯公民人身权利的重大犯罪案件，才可以运用技术侦查手段，范围的限定使得国家权力行使不会任意扩张;在获取的资料上，涉及案件情况的资料，侦查机关可以利用作为证据，但是其他资料则需要无条件销毁;在获取的信息处理上，与案件无关的隐私、涉密经济信息，侦查人员应保守秘密，不得用作其他用途。结果的确定取决于过程的确定，程序设计无缺陷，以程序控权，以执行限权，权利保障自然就可以达到效果。
通过对初查阶段运用技术侦查合理性，必要性分析，可知初查阶段技术侦查手段不可或缺;而对其运用的具体指导性原则进行列示，以保障运用技侦措施合法合理，达到公权追溯与私权保障的合理均衡。如果“必要的恶”能在预防打击职务犯罪方面发挥积极功效，为什么要去避免呢?技侦是什么，技侦可怕吗?如果真有可怕的成分，为什么不去认识它，合理的避免消极影响而发挥积极作用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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