职务犯罪初查研究

职务犯罪初查研究（共5篇）

职务犯罪初查研究 篇1

邹慧* 【摘要】初查是检察机关反贪、反渎等自侦部门对线索分析完毕后所开展的专门性的调查活动。近年来，贪污贿赂犯罪危害严重，已经成为影响社会和谐稳定的突出问题之一，初查在职务犯罪侦查过程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直接决定着案件最终能否顺利的破获。应该树立初查第一的原则，提高对初查工作性质的认识和重视程度，这样才能为后续的侦查活动创造良好的条件。

【关键词】职务犯罪案件 反贪污贿赂 初查计划

职务犯罪是指国家工作人员或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在履行职务过程中，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所实施的犯罪行为，如贪污罪、受贿罪、渎职犯罪等。其表现形式多种多样，犯罪嫌疑人的基本情况、作案手段等也各不相同。

职务犯罪领域中的初查是指人民检察院职务犯罪侦查部门根据法律规定，对收到的有关职务犯罪案件控告、检举线索、自首以及检察机关自己发现的线索，为判明犯罪事实是否存在、是否追究刑事责任、是否需要立案侦查而进行的专门调查活动。一般而言，职务犯罪初查的内容应当包括：

1、初查对象的主体身份及其基本情况、政治身份、社会职务、家庭成员、海外关系等；

2、初查内容涉及的人和事及事实发生的时间、地点、过程、情节等；

3、其他需要查清的事项。

*邹慧，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检察院反贪局 职务犯罪初查作为衔接立案与侦查的桥梁，是查办贪污贿赂、渎职侵权等职务犯罪案件中特有的刑事诉讼程序，也是查办职务犯罪案件的一件利器，其效果如何往往关系到检察机关自侦案件最终能否及时侦破。而在职务犯罪侦查实践中，有些检察机关的侦查员对初查的性质以及地位作用没有深刻的认识，以至于忽视初查工作的开展，造成案件承办质量的下降。

一、职务犯罪案件初查的性质

简单地说，职务犯罪初查就是立案前的审查和一般性的调查活动，它是后续侦查的前奏，是立案的基础。只有对初查的法律性质作出界定，才能使初查有法律依据。法律地位明确了，才能规范初查行为，避免在初查阶段滥用强制措施，减少违法违纪现象，提高初查效率，防止有价值的线索流失。

为了提高初查工作的地位，同时为了加强对初查工作的领导，1998年12月最高人民检察院出台的最为权威和系统司法解释一一《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第6章第2节规定了“初查”制度。该《规则》第128条规定:“在举报线索的初查过程中，可以进行询问、查询、勘验、鉴定、调取证据等不限制被初查对象人身、财产权利的措施，不得查封、扣押、冻结被初查对象的财产。”这说明，职务犯罪初查虽然可以在立案前对案件线索进行审查和调查，但是在初查过程中，不得对被调查对象采取强制措施，只能采取秘密的，较缓和的审查手段。可见，职务犯罪初查不是侦查行为。

初查阶段虽然不允许采取强制措施，但包含着侦查的核心内容，表现在: 第一，初查启动的基础。初查是检察机关对受理的职务犯罪案件材料开展的刑事司法调查。它和侦查启动的基础一样，均缘于法定的刑事涉案事由，同样具备专门办案调查的显著特征。第二，初查追求的目标。初查目的在于查清有无职务犯罪事实发生、确认嫌疑人、性质情节如何、是否需要追究刑事责任等。这与侦查的目标并行不悖。第三，初查工作的内容。检察机关反贪工作实践表明，能否及时有效地对职务犯罪进行刑事追究，特别是重大复杂案件，与初查活动密切相关。初查工作内容广泛，和侦查活动一样，也需要进行的询问、查询、勘验、鉴定、调取证据材料等，所不同的只是排除了对人身和财产权利的强制性措施。初查工作内容，无不围绕获取证据这个核心。由于初查秘密进行，更应当讲究专业技巧，显示了与侦查内容高度的同一性。鉴于此，认为职务犯罪初查具备侦查属性是勿庸置疑的。正是由于职务犯罪初查的“准侦查性”，才使得初查得到的诉讼证据不存在法律上的疑问，从而为职务犯罪案件的查办扫除了障碍。大量成功的案例说明，在查办职务犯罪过程中，特别是侦破疑难复杂的贪污贿赂案件，初查起到不可或缺的作用。初查的产生及日益显现的重要性，实际是自侦活动规律性的反映，它来源于司法实践，又在实践中得到检验和发展。

二、职务犯罪案件初查的布局

贪污贿赂犯罪,尤其是大要案线索的初查,应强调侦查意识和科学运筹,搞好初查布局。在初查布局中应:①坚持证据调查思维原则;②注意初查宏观布局(权衡)策略与微观方法、技巧相结合;③以立案(不立案)、破案调查为主要任务,并注意以案件整体、长远调查的“谋划”统揽全局;④以收集立案(不立案)、破案证据为主,兼顾证据的审查、运用及初步固定和保全,并注意对潜在性证据“资源”的保护;⑤注重证据调查谋略、艺术、技巧及手段的“科技含量”和调查方法的有效性、科学性。

三、职务犯罪侦查部门加强和完善初查工作的基本策略 由于这类案件犯罪主体的特殊性、犯罪行为的隐蔽性和复杂性，在初查职务犯罪案件时，应注意初查的方法与策略，以获取成案的主要证据，确保案件的成案率。笔者作为一名反贪人员，在办案过程中体会到，只要初查工作做到位，成案的可能性会大幅增加。提高对初查工作重要性的认识，确保初查工作的合理性和有效性，对保证反贪案件的数量、质量和安全有着重要意义。通过我院反贪工作实际和学习他人经验，笔者对初查工作总结为“五个字”：

一是“精”字，要在筛选线索上动脑筋。仔细筛选线索，确定初查方向，制定初查方案。初查的任务是初步查明案件事实、掌握主要证据、作出立案或不予立案的决定，因此，初查首先要紧紧围绕这一目的开展工作。在对案件决定初查前，应对举报线索进行仔细的研究分析，从中找出几条有价值、有关联甚至能互相引证的线索作为初查的范围，针对线索的具体情况，制定初查方案，确定初查方向，抓住案件中的关键问题，有目标、有重点地开展初查工作，以获取有价值的证据。一般来说，非法所得或造成损失的数额与初查价值成正比。同时，举报人提供的细节越多、证据越多，则举报案件的事实就越可靠。在此基础上，我们还应注重把握“四大要素”，进一步提高成案率：

1、线索的来源渠道。掌握举报人与被举报人的关系，分析举报动机、目的，推断线索的可信程度。

2、被举报人的基本情况。特别是注意分析职务与作案时间的联系，以确定是否利用职务之便实施犯罪。

3、线索反映的基本问题是否清楚。主要是作案的过程是否合乎职务犯罪作案的特点、规律与表现形式。

4、被举报人所在单位经营管理情况。

二是“秘”字，在初查保密制度上下功夫。在查办职务犯罪案件时，为了减少各方面的干扰和阻力、保证侦查工作的顺利进行，我们应严格控制知密范围，做好案件线索的专人控制工作，严格控制知情面，是搞好保密工作的第一步。无论是举报的材料，还是通过办案发现的案件线索，都应当严格保守秘密，缩小知情人的范围。正式传唤嫌疑人后，要继续做好对案件的进展情况、证据情况等保密工作，确保案件初查的顺利进行。在初查过程中，我们应尽力隐蔽初查意图，或以案隐案或声东击西，给犯罪嫌疑人以错觉，以便秘密获取证据，给犯罪嫌疑人碎不及防的打击。秘密初查是职务犯罪案件的一大特点，查处职务犯罪案件，不能够依靠过去那种公开表明干警身份找有关人员调查取证的方法来初查成案，而是根据需要采取秘密与公开相结合的方法进行。在调查取证时，可与纪检监察、审计、税务、工商等部门协调配合，以查偷、漏税、违法违纪检查等为由，多方开辟途径，突破案件，获取关键性的证据。在秘密接触举报人、知情人了解情况的同时，应把外围可搜取的物证、书证、票证等有关材料搜集到手，进行必要的证据保全。

三是要围绕“细”字，在初查方案上做文章。清晰、缜密的初查方案是初查工作的中枢神经，是能否成案的关键。在制定初查方案时，要“分三步走”。第一步是认真综合、分析初查线索，找准突破口。第二步是深入思考，制定初查的步骤、方法和措施。要围绕案件关键突破口，大家集思广益，仔细推敲，拟订详细、周密的初查方案，避免办案工作走弯路，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第三步是考虑各种可能出现的意外因素，避免措手不及。

四是要围绕“智”字，选准突破口，巧施侦查策略，在初查中注重灵活运用策略，以智取胜。在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职务犯罪案件中，嫌疑人文化层次较高、社会经验丰富、社会关系复杂，在作案前往往经过周密的考虑和精心的策划，反侦查能力较强，一有风吹草动就会引起他们的警觉，进而施展反侦查伎俩以逃避法律的制裁。因此，查办职务犯罪案件，绝不能把破案的希望寄托在嫌疑人的口供上，要综合运用正确的方法，力争通过初查掌握关键证据，一举制服对手。一是初查方法要得当，查处范围分工明确，内部人员之间和部门之间协调配合，不贻误战机，不给犯罪分子以可乘之机得以串供、伪造、藏匿、毁灭证据。二是要分清轻重缓急，把握重点。应优先初查决定线索是否成案的主要证据，而不是眉毛胡子一把抓。三是利用矛盾，分化瓦解。如有的案件是共同犯罪，有的是两个或两个以上的人涉嫌犯罪，多种情况下有主犯和从犯之分，由于他们的身份、地位、动机和目的不同，在案件中所起的作用不同，应当承担的刑事责任也不相同，因此他们的心理状态也就不同，就不可避免地存在能够被我们利用的矛盾和问题。我们在初查中如果能善于发现这些矛盾和问题，并加以利用，就能达到分化瓦解、各个击破，查清案件真实情况的目的。

五是要围绕“准”字，在证据收集上下功夫。初查的主要目的是获取一定的立案证据。而所获取的证据不仅要能保证解决“十二小时讯问”问题，而且在特殊情况下，能为风险立案提供条件。因此，初查中，要严格依照《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的规定进行初查，依照刑事诉讼法的规定收集证据；要在被查对象毫无警觉的情况下，迅速获取主要证据，一旦条件成熟，即可转入侦查；初查中收集证据，不仅要为首次讯问突破口供打下基础，还要为向审查起诉环节延伸考虑，争取达到定罪量刑的要求。

初查工作除要获取必要的犯罪证据外，还要全面了解被举报人的个人情况，为下一步侦查讯问奠定基础。如个人成长经历、兴趣爱好、工作变动情况、有无情妇（夫）、家庭情况、身体健康状况等。还有一个是证据固定问题。一般性的物证、书证和视听资料都比较容易固定。关键在于证人证言，证人由于害怕被报复或进一步的报复，经常在法庭上做相反陈述。而我们现在正在实行的全程同步录音录像是针对相反陈述的有力武器。它一方面能破解当事人“翻供现象”，保障当事人人权，另一方面，能用事实“自证清白”，维护检察官的良好形象。

四、结语

初查案件是为了查明事实，揭露犯罪，是立案侦查的基础。职务犯罪案件办案实践证明，撤案，错误拘留、错误逮捕，无罪判决以及错误采取查封、扣押、冻结、追缴等措施，无不源于错误立案，而错误立案又基本源于初查不到位、不彻底和不科学。因而，初查在保证案件质量和最大限度防止错案发生方面，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相反，就查办职务犯罪而言，如果在立案前不设置初查制度，那么根本无法保证自侦案件的成案率和采取强制措施、侦查措施的正确率、起诉率和判决率，也即无法保证案件质量，并且产生不良的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只有根据实际情况，运用办案工作经验及有关科学知识，讲究策略及方法，搞好初查工作，才能提高案件的成案率，确保案件的质量。参考文献：

［1］最高人民检察院反贪贿赂总局编．《反贪工作指导》．中国检察出版社．2010年版．

［2］黄维智，雷建昌，张斌．职务犯罪证据的收集与运用．中国检察出版社．2006年版．

［3］贪污贿赂犯罪案件立案审查方法．http://Lunwen．5law．cn．2009-8-18．

职务犯罪初查研究 篇2

关键词：初查,初查机制,初查权异地配置

职务犯罪初查机制是我国检察机关在一线办案的过程中根据办案遇到的实际情况不断总结出来的经验成果, 是办案实践的产物, 是根据办理自侦案件的实际需要, 不断总结完善的办案制度。正是由于职务犯罪案件的特殊性决定了初查机制在办理职务犯罪案件中的重要作用。现反腐力度不断加大, 初查的地位也愈来愈重要, 同时检察机关内部对加强初查已达成基本共识, 为职务犯罪案件的查办提供一条基本经验。但是我国对于职务犯罪初查机制并没有明确的法律规定, 不仅我国的刑事诉讼法没有作出相关的具体规定, 就相关的司法解释而言亦没有统一的规定, 这些都是影响初查机制在理论和实践中发挥作用的现实困境。因此在司法改革的背景下, 本文笔者将就职务犯罪初查机制中的相关理论和实践问题进行分析探讨, 以期解决初查面临的现实问题。

一、职务犯罪初查机制的概述

初查, 即初步调查, 是刑事诉讼立案程序的先导。初查不仅是筛选和过滤案件线索的过程, 更是对线索价值的判断并不断深化和发展的过程, 初查是刑事诉讼全过程的基石。然而我国《刑事诉讼法》并没有明确的规定职务犯罪初查机制, 仅仅是在《刑事诉讼法》第108 条中提到, 初查并没有明确的法律概念。1985 年最高人民检察院召开全国第二次信访大会, 在此次会议上我国第一次提出初查这个概念①。此次信访会议结束后, 最高检下发了《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加强信访工作的决定》、《人民检察院处理控告、申诉案件的规定》等文件, 初查开始频繁的出现在这些文件中。然而初查的概念并没有得到统一, 关于初查的规定分散在不同的司法解释及规范性文件中, 比如《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的第八章第一节“初查”中专门规定了初查的内容。之后在经过不断的实践和理论研究, 尤其是最高人民检察院1999 年11 月颁布《关于检察机关反贪污贿赂工作若干问题的决定》, 其中第6 条已经对初查的概念作出较为详实的规定②。之后不断的有理论界的学者和实务界的人员提出自己对初查概念的理解, 至此, 初查的概念才渐渐的明朗化。

通过不断的理论研究和实务实践, 职务犯罪初查机制的概念可以界定为人民检察院对职务犯罪线索进行初步的审查, 对可能构成案件的线索进行下一步细致的“调查”, 判断其是否具备刑事诉讼法规定的立案的标准而进行的具有侦查性质的初步调查制度。

二、职务犯罪初查机制存在的问题及原因分析

职务犯罪初查机制在经过大量实践工作经验证明, 其对检察机关提高办案质量和保护公民的合法权益起到积极的作用。然而由于立法的不完善, 初查没有明确的法律授意, 违背了“法无明文规定不可为”的法治理念。因此, 职务犯罪初查机制如何在办案实践中发挥出其本身的作用, 达到更好的效果, 这必须将职务犯罪初查机制在立法和实践中存在的问题进行梳理总结, 寻根究底发现其真正的问题所在。唯有如此, 才能为完善初查机制打下基础。

( 一) 法律的缺位

经过长期的实践和不断的发展, 初查机制已经具备了较为完善的体系。但是职务犯罪初查机制存在的合法性在理论上总是争议不休, 实践中也处于尴尬的地位, 这主要是因为现行《刑事诉讼法》没有明确规定初查, 导致我国初查机制缺乏明确的法律规定, 无法形成长效机制。当然, 部分对职务犯罪初查持赞同观点的人主要认为《刑事诉讼法》第108 条规定③是职务犯罪初查机制的法律依据。但是他们忽略了检察机关才是职务犯罪初查机制的主体, 而此法条规定的主体不仅仅有检察机关, 还有法院和公安机关。而且法条中规定的是审查, 并非指的是职务犯罪初查机制中的“初查”, 此法条并未提及职务犯罪初查机制, 若将该法条作为职务犯罪初查机制的法律依据, 未免有些牵强之意。还有的人认为最高人民检察院出台的《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中第八章关于初查的规定是职务犯罪初查机制的法律依据, 并且该规则对初查作了较为详细的规定, 但《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并非严格意义上的法律, 按照《立法法》的明确规定: “诉讼和仲裁制度只能通过制定法律进行规定”, 最高人民检察院却对初查做出了详细的规定, 实质上已经超越了司法解释的权限, 有越权立法之嫌。所以说只要职务犯罪初查机制没有得到《刑事诉讼法》的认可, 其他司法解释及法律性文件对其做出的规定都可以说是将其置于一种尴尬的地位。

法理有云法无明文规定不可为, 正是因为缺少了法律的明确规定导致检察机关在初查阶段取得的相关的事实材料和证据能否当然的作为证据使用, 在法理上一直存在争议。甚至有的学者认为, 既然初查不属于刑事诉讼程序, 那么在该阶段收集的相关证据就不可以作为控方的证据提起公诉。比如在初查实践中, 当案件需要想重要的知情人了解情况时, 了解案情且应当作证的人拒绝作证, 由于案件尚未进入诉讼程序, 检察机关便不能采取强制措施, 甚至有的做假证, 检察机关也暂时无法追究其刑事责任, 导致案件很难进行到下一步。

( 二) 实践中的困境

1. 职务犯罪初查机制的相关规定具有局限性, 制约初查活动的有效开展

检察机关在实践办案中启动职务犯罪初查往往依据《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第168 条规定④, 该条是一个很笼统的规定, 即初查在实践中缺乏一系列的程序性规定, 制约初查活动的有效开展。虽然初查启动在程序上需要检察长或者检委会决定, 但这并没有减少初查启动的盲目性和随意性。实践中, 有些检察人员长期在一线办案, 他们积累了很多办案经验, 所以部分检察人员会凭以自己对案件线索的主观认识来衡量初查启动的条件, 因为初查启动缺乏完善的程序性规定, 同时检察人员在主观认识上难免存在差别, 这就可能会造成一些有价值线索的流失, 甚至还会导致初查权利的滥用。曾经山西省某县检察院检察长、反贪局局长穆某被纪检部门双规, 正是其利用初查启动的随意性, 在当地大量揽财, 从而压案不查, 有案不查, 钻初查机制的法律漏洞。

又因初查是立案的前置程序。检察机关在初查阶段取得的事实材料和证据可谓是决定是否立案的关键因素, 然而这些材料和证据的取得恰恰需要初查阶段采取一系列的侦查手段和措施。我国刑事诉讼法中对“审查”可以使用的措施和手段并没有做出具体规定, 而《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第173 条⑤做出了严格的规定, 然而在实际的办案过程中经常出现通知行贿人谈话, 对方拒绝作证前来作证, 检察机关却不能采取传唤措施; 还出现过知情人在初查阶段有作证义务不作证甚至做假证的情况, 却不能追究其“伪证罪”的责任情况。最高人民检察院对于初查措施种类的规定相当有限, 一部分案件由于初查手段的局限性导致初查人员难以把握火候, 未能达到有效突破的沸点, 最后只能做缓查、存查处理⑥。效率是刑事诉讼的目标价值之一, 在查办职务犯罪案件过程中, 有的侦查人员已经受传统办案模式的影响, 习惯了由供到证的做法, 这样一来往往就会打草惊蛇, 在初查阶段一旦打草惊蛇就会导致涉案财物很快就会被转移, 线索很快就会流失的情况, 从而造成案件的流产。究其原因正是因为初查手段单一、初查措施的局限性, 导致成案率较低。

2. 职务犯罪初查监督制约机制不健全

从上文的论述不难得出, 在我国初查一直被认为是一种调查活动而非侦查行为, 我国现行法律没有针对初查活动进行监督的专门规定, 对初查的监督一般是由检察机关内部对其监督, 主要分为上级检查机关的制约和检察机关内部部门之间的制约。然而检察机关内部对初查活动的监督, 只是包括纠正及进入复议程序的不立案决定、要案线索的备案, 对于初查的其他各项活动没有制约规定, 最多就是批评警告, 或者检察机关在年底考核的时候作为一项减分项目, 内部监督并没有起到相应的监督效果, 缺乏刚性。同时因为职务犯罪初查机制的特殊性, 其外部监督缺失, 这种没有外部力量的监督, 容易引发暗箱操作等违法问题, 也正是导致权力滥用的源头。

法理有云有权力就有监督, 职务犯罪初查机制由于缺乏有效的内外部监督, 初查的启动和终结都没有严格的规定和有效的监督, 存在很大的操作空间。使得部分办案人员在物质、利益等引诱下压案不查, 有案不查, 放纵犯罪。同时初查监督的缺失也会对案件线索举报人的合法权益带来影响, 若。不公正的初查将导致放纵犯罪分子, 使有罪的人得不到刑事追究, 尤其是职务犯罪的恶劣社会影响, 将导致更大的社会不公, 引起群众的愤怒, 也讲使群众丧失对司法机关的信心, 极大打击举报人举报职务犯罪的积极性, 不利于我国反腐工作的顺利开展。

三、关于完善职务犯罪初查机制的构思

( 一) 健全职务犯罪初查机制的立法工作

西方很多国家采取的是取消立案程序的方法来解决初查制度的法律归属问题。我国法学家孙长永, 杨柳也曾提出要借鉴西方的随机启动模式⑦, 取消立案程序将其并入侦查阶段, 以期改变初查制度于理不合的状况。然而, 需要指出的是域外随机启动模式是建立在成熟的司法审查制度之上的, 而我国目前侦查阶段仍未建立起真正的司法审查制度。立案程序是我国刑事诉讼的第一处关口, 它不仅仅决定着案件是否能够继续走下去, 更是筛选、过滤的屏蔽卡口, 对于那些无罪的人, 使其免于刑事追究, 对于那些涉嫌犯罪的人, 绝不放纵, 从而保障公民的合法权益。因为职务犯罪案件的特殊性, 线索提供者的目的不尽相同, 可能有的是希望犯罪的得到追究, 有的可能是存在报复陷害的心理等等, 所以线索是否具有侦查的价值, 是否值得反贪干警进一步深究细查下去都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如果取消立案程序, 那就意味着对所有的线索缺少一到筛选和过滤的屏障, 直接进入到侦查阶段, 不仅可能会造成办案资源的浪费, 还有可能产生冤假错案。

所以, 健全职务犯罪初查机制立法, 不仅仅要立足于现行的刑事诉讼法, 还应当正确处理好立法创新性和连续性的关系。通过对《刑事诉讼法》的修改, 实现对职务犯罪的立法纳入。即通过修改程序法来确认初查的法律地位, 授权予检察机关, 明确检察机关初查具有侦查的性质。与此同时, 还应在立法的基础上针对初查执行中的具体问题继续发挥司法解释的指导和规范作用, 通过法律和司法解释的相结合, 更好的保障职务犯罪初查机制有效性、科学性的运行。

( 二) 完善职务犯罪初查措施, 提高成案率

初查机制是立案的前置程序, 是通过收集线索和证据判断是否应当进行立案的制度。初查阶段线索和证据的收集离不开初查措施的支持, 而我国《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第173 条规定在初查过程中不得采取技术侦查措施, 但是随着科技的发展和职务犯罪案件的特殊性, 笔者认为有必要引进技术侦查措施。虽然, 很多学者认为采取技术侦查措施会存在干预个人隐私和自治权的嫌疑, 但是隐私权应当是相对的而非绝对的。隐私权应当受到保护, 但不能绝对化。隐私是在一定的范围限度内受到保护的⑧。

当今科技迅猛发展, 职务犯罪行为人有的也采用高科技的手段来进行实施和掩盖犯罪行为和进行反侦查工作。传统的初查措施已经与现在社会的需求相脱节, 无法满足案件侦破的需要。因此, 初查阶段进行技术侦查已经显得十分迫切。当然, 初查阶段采取技术侦查措施, 要尊重并保护公民的隐私权利, 通过设置严格、详细的适用条件和实施程序, 慎重的加以选择运用。我国现阶段正处在反腐败的攻坚克难期, 在职务犯罪初查阶段可以引进部分技术侦查措施, 最大限度的加大初查措施的力度, 争取取得实效, 为反腐提供有力的武器。

( 三) 进行初查权异地配置, 节约办案资源

现在检察机关在办理职务犯罪案件中, 综合考虑到各方面的因素, 职务犯罪案件办理大多采取交叉办案, 异地办案等模式, 这些都对职务犯罪的侦查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更是对职务犯罪初查机制提出了考验。由于实务中初查程序中间有很多审批环节, 当检察机关的办案人员在异地办案时, 往往很难及时与本院取得联系, 这会造成办理案件时间精力的浪费。时间是攻破职务犯罪案件最好的利器。一分一秒的浪费都可能造成案件线索的流失或者重要证人证言的改变。最高人民检察院出台的《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规定检察机关可以委托其他检察机关协助调查。笔者认为, 现在办案的大形势是异地办案模式占主导, 那么是否可以将初查权异地配置呢? 这样可以节省大量的时间和精力, 从而节约办案资源。《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中的委托协助调查虽说在一定程度上简化了异地办案相关法律手续的审批程序, 但是实务中当A检察院到B检察院所在的辖区范围内进行调取证据和核实材料时, 一般情况下要先与B检察院的检察长取得联系, 得到检察长的同意并审批后才可以进行。这在一般的初查基础上又多出许多环节, 不仅造成程序的拖沓, 更有可能造成案件信息的泄露, 从而导致初查的失败。因为初查阶段采取秘密调查的方式一般会取得更好成效, 当办案环节中有很多人员参与进来, 容易造成信息的流失。所以说适当的将初查权进行异地配置, 可以更好的保障初查的结果, 从而提高成案率。初查阶段实行初查权的异地配置, 笔者认为应当谨慎, 要在保证不侵犯其他检察机关的权力的前提下, 通过设置严格、详细的适用条件和实施程序, 慎重的加以选择运用。

四、结束语

实务中, 检察机关从实践工作的需要和经验中总结提炼出职务犯罪初查的概念, 在我国职务犯罪初查属于司法实践的产物, 还有很大的成长空间, 还需要更多的进步。然而职务犯罪初查机制的成长和进步需要法律明确其地位, 还需要在实践中从专业化、法治化、规范化等方面进行完善, 确保其合理合规合法有序的执行。

注释

11985年最高人民检察院召开全国第二次信访大会, 首次提出初查概念:“信访部门比较适合承办部分控告申诉案件立案前的初查, 以便能够提供准确性高一些案件线索”.

2<关于检察机关反贪污贿赂工作若干问题的决定>, 1999年11月颁布, 第6条规定:“初查是检察机关对案件线索在立案前已发进行的审查, 包括必要的审查.初查可以审查报案、控告、举报、自首材料, 接谈举报人或者其他知情人, 进行必要的调查和收集涉案信息等”.

3<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108条规定:人民法院、检察院或者公安机关对于报案、控告、举报和自首的材料, 应当按照管辖范围, 迅速进行审查, 认为有犯罪事实需要追究刑事责任的时候, 应当立案.

4<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第168条规定:侦查部门对举报中心移交的举报线索进行审查后, 认为有犯罪事实需要初查的, 应当报检察长或者检察委员会决定.

5<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第173条规定:在初查过程中, 可以采取询问、查询、勘验、检查、鉴定、调取证据材料等不限制初查对象人身、财产权利的措施.不得对初查对象采取强制措施, 不得查封、扣押、冻结初查对象的财产, 不得采取技术侦查措施.

6徐书发, 江玉玲.职务犯罪案件线索管理及初查工作的改进与规范[J].江西行政学院学报, 2009 (3) :11.

7孙长永, 杨柳.论刑事立案前的初查[J].河北法学, 2006 (1) :21.

职务犯罪初查制度的完善 篇3

关键词：职务犯罪；初查；完善

一、初查制度的现实状况

初查制度不是凭空产生的，它来源于我国现实的刑事司法活动。虽然早在1990年最高人民检察院对“初查”一词做就做出了比较明确的解释

“初查工作是对贪污贿赂案件线索立案前的审查”，但是这一制度得到最广泛的应用却是在新《刑事诉讼法》出台之后。其第92条规定传唤、拘传持续的时间最长不得超过十二小时。这“十二小时”的刚性规定，给检察机关造成了相当大的办案压力，迫使检察机关抛弃过去的疲劳战术，而在立案前采取大量的调查工作，搜集精准的证据以确保顺利立案，防止出现撤案等被动局面出现。

不可否认，初查制度自确立以来，在职务犯罪侦查方面挥了重要的作用，但是由于这一制度先天不足后天不良，导致在现实中遭遇种种困境，原有作用未能得到良好发挥。具体表现如下：

1.先天不足。初查作为一种强制性司法活动，必须有坚实的法律地位。但是我国现行的《刑事诉讼法》对初查制度并没有明文规定，只有最高人民检察院以司法解释的形式规定了初查制度。而我国《立法法》明确规定诉讼制度只能制定法律，因此严格说来初查制度本身就不合法。用不合法的侦查制度去侦查犯罪活动，实在是一种悖论。这不仅违反了依法治国的精神，而且在实践中造成了对初查的地位、作用、方式的质疑，给初查工作的开展造成了巨大的阻力。

2.后天不良。当前，由于初查制度没有一套系统性的法律规定，导致了各地做法不一，侦查手段粗糙，具有相当大的盲目性和随机性。一些地方以秘密侦查为由滥用侦查手段，导致对公民权利的造成不法侵害。这些情况影响了人们对初查制度的信任，对职务侦查工作造成了负面影响。

二、对初查制度的完善

要解决目前初查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必须对初查制度进行完善，建立一套切实可行的制度体系。

1.确立法律地位。初查制度已经在实践中运行多年，有必要以国家基本法律的形式对其予以明确规定。笔者建议，在《刑事诉讼法》修改时，应当在《人民检察院对直接受理的案件的侦查》一节中明确规定：“人民检察院对直接受理的案件，认为需要进行初查的，应当报检察长或者检察委员会决定。初查中，可进行除限制人身自由、财产权利等强制措施以外的调查”。只有明确了初查的法律地位，初查工作才能名正言顺的开展。

2.细化操作规则。目前各地在对初查概念、性质、任务、手段等理解不一，在实践中更是各行其是。因此，在法律明确规定的基础上，细化操作规则迫在眉睫。笔者认为，最高人民检察院应着手制定《职务犯罪初查规则》，对初查工作的目的、原则、手段、责任、注意事项等作出详细具体的规定，成为各地执法的统一依据。

3.创新初查手段。侦查工作开展多年来，总体来看，初查手段还是比较单一陈旧的，很多地方还是采取书面审查、询问、查询、勘验、调取证据材料等传统方式，这在日益复杂的司法实践活动中，显得捉襟见肘。因此不断创新初查手段迫在眉睫。一是有条件地积极探索和运用秘密侦查和技术侦查等特殊手段。从国际经验来看，探索和运用这些侦查手段是非常必要的。但是，运用这些手段必须遵循严格的程序规则，公检法司四部门可以联合制定相应的规范，对特殊侦查手段的使用对象、条件、范围、方式、时限、获取的证据的效力等进行严格的界定，坚决防止侦查权的滥用。二是着力提高侦查人员的素质，培养侦查谋略，善于制定可行的初查策略。三是重视建立立体的合作网络。善于与纪委、监察、审计、公安、工商、税务、安监、等部门合作，优化信息资源。

职务犯罪初查研究 篇4

关键词：职务犯罪；初查机制；司法改革

初查制度是我国检察机关诉讼实践的产物，是检察机关适应查办自侦案件的实际需要，在长期的办案实践中逐步形成的办案制度。[1]该制度广泛适用于检察实践。当前，我国检察机关职务犯罪初查机制在运行过程中面临着目的与效果背离上的法治困境。

一、职务犯罪初查的内涵与功能

（一）初查的内涵

职务犯罪的初查，是指检察机关行使职务犯罪监督职责而进行的尚未启动刑事侦查程序的一种调查活动[2]。具有以下特征：①初查的主体是检察机关。检察机关反贪污贿赂部门、反渎职侵权部门按照内部分工，对案件线索实施初查，是检察机关初查活动的具体承担者。②初查是立案前针对案件线索进行调查的司法活动。初查的目的就是为了收集证据线索，对线索材料进行甄别，以判断举报线索是否有犯罪事实，是否需要立案侦查。③初查的实施由检察长或检察委员会决定，其他任何人或部门都无权决定对线索进行初查。④“初查是一种司法审查活动，包括必要的实际调查。在司法实践中，检察机关对初查这一诉讼活动要求非常严格。”[3]

（二）初查的功能

1.初查能够为侦查的有效开展打下坚实基础

刑事实践证明初查的有效与否直接影响着整个侦查工作的成败。在初查阶段，检察员在时间上具有很大的优势，被初查的对象往往不知晓检察机关的行动和意图，及时获取可靠的证据资料，为侦查的开展打下基础，提高工作效率。

2.初查是准确立案的重要前提

我国《刑事诉讼法》的规定立案必须具备两个条件：一是有犯罪事实；二是需要追究刑事责任。初查本身就是评估一个案件“有无犯罪事实，是否需要追究刑事责任”的摸排阶段。实践中，对这两个条件的掌握，反映了检察机关对举报事实的认识水平，检察人员的认识则源于对举报线索的调查分析。3.初查是检察机关查办自侦案件的特殊要求。职务犯罪的侦查对象大都是国家工作人员。由于他们拥有一定的职权和社会地位，社会关系复杂，而且一般都受过良好的教育，社会阅历丰富，具有更好的能力面对侦查以逃脱法律制裁。实践中，不少的职务犯罪案件嫌疑人在犯罪时即为反侦查而做下功夫。无疑，对于贪污贿赂等职务犯罪案件的刑事追诉，在立案前进行初查是大有裨益的，这是由检察机关自侦案件的特点所决定的。

二、我国职务犯罪初查的实践困境

（一）初查地位不明

我国《刑事诉讼法》并未明确的提出初查的概念，仅笼统地称为立案前的审查。实践中，检察机关初查行为依据是《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虽然最高人民检察院的司法解释多次对初查作出规定，肯定其合法性，但在法理上，初查的合法性仍是一个充满争议的问题。[4]从规范分析的视角出发，职务犯罪初查在立法中没有明确的法律依据，法律地位不明确。

（二）初查规定粗放

当前，检察机关开展职务犯罪初查主要依据是最高人民检察院出台的《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和《关于检察机关反贪污贿赂工作若干問题的决定》。两部司法解释涉及初查的规定有九条，难以支撑职务犯罪初查的有效开展。

（三）初查功能式微

实践中，初查的法律地位的不明致使初查阶段中获得的证据材料并不能具有证据使用效力，而需要通过重复侦查加以转化。这必然既浪费了司法资源，又给犯罪嫌疑人造成了再次伤害。同时，由于对职务犯罪初查缺乏必要的监督规制，检察人员在司法实践中的初查的随意性大。[5]作为国家公权力的初查权存在扩张性和侵害性的天然危险。无疑，囿于法律本身固有的缺陷和相关立法技术的不完善，实践中的初查权在人权保障的较大不足。

三、我国职务犯罪初查的制度化建设

基于上述分析，笔者认为，亟需从初查权配置、监督机制两方面进行制度化建设。

（一）配置合理有效的初查权

初查权有效行使立基于合理、科学配置。初查权的适用范围和方式方法需要较为完整地体现职务犯罪初查的价值要求，脱离职务犯罪初查内在价值和基本功能的权力配置是不可取的。因此，可以从以下几个面向对职务犯罪初查权进行构建：

（1）丰富职务犯罪初查的手段。初查中应当采取以下几种必要的法定手段：询问控告、举报人；核实控告、举报的内容；社会调查；调查知情人；向有关单位和个人收集、调取证据；请求有关部门和公民协助调查。

（2）设立有限度的强制到案协助调查措施。当前职务犯罪初查措施不具有强制性，导致检察机关对被调查者到案接受调查在要求往往遭到拒绝。因此，有必要在职务犯罪初查权中确立有限度的强制到案协助调查措施。

（3）法定化初查的期限。基于我国司法实践的考虑，初查的期限以2个月为宜，这可以保证初查工作开展的及时性与有效性。

（二）职务犯罪初查的完备监督

加强对职务犯罪初查监督机制的建设和完善，有助于进一步规范职务犯罪初查行为，提高职务犯罪初查效率，提升职务犯罪初查质量，推动职务犯罪初查制度的成熟。

（1）实现程序监督跟进。在初查询问过程中采取全过程同步录音录像，只要进入办案区就进行录音录像，做到调查询问过程的透明化。

（2）加大动态监督力度。检察机关及时将职务犯罪初查进展情况及时传送到上级检察机关职务犯罪侦查部门和本院控申处，实现信息化的双重动态监督，以进一步增强监督的同步性和实效性。

（3）完善外部监督机制。人民监督员的监督意见在一定程度上具有了程序上的独立价值。同时，逐步完善控告人、实名举报人等权利监督机制。

参考文献：

[1]高新平，王晓伟.《职务犯罪初查的现实困境与改革途径》.《东岳论丛》，2012年12期.

[2]邵小平.《职务犯罪初查规定有待细化》.《人民检察》，2005年第11期.

[3]成支农.《对贪污贿赂案初查工作的相关思考》.《法学研究》，2008年第9期.

[4]李高明.《职务犯罪初查若干法律问题研究》.《中外企业家》，2010年第3期.

[5]常习军.《职务犯罪初查制度的完善》.《中国检察官》，2015年第5期.

作者简介：

肖秀亮，男，法学本科，现为泰宁县人民检察院助理检察员。

职务犯罪初查研究 篇5

[关键词] 初查 必要性 法律地位

2003年10月，马某、韩某以西安某造纸厂的名义，在明知没有履约能力的情况下，与咸阳某设备公司签定购销机器的合同，在提走对方交给的价值13万元机器的同时，以一张空头支票作为履行合同的抵押。随后，两人将该机器以6万的价格销售，所获得的赃款5万用于偿还债务，1万元挥霍。案发后两人潜逃。公安机关在受理此案后，开展了初查工作。侦查员电话通知涉案人员马某、韩某到公安机关接受调查。得知公安机关介入此案，二人急忙凑了3万元交给被害单位，并以书面形式保证按时还清余款，希望被害单位到公安机关撤案。公安机关决定对此案立案侦查。侦查终结后，检察机关认为，该案件中的犯罪嫌疑人在公安机关立案前归还了部分赃款，未达到单位犯罪的立案标准，因而决定不起诉。那么在本案中，犯罪嫌疑人在立案前归还了部分钱款，而且归还行为发生在公安机关受理案件并开始初查之后，由于初查的法律地位不明确，导致对立案前初查后的还款数额是否属于犯罪数额产生了一些争议。

一、初查的必要性

初查，也叫案前调查，是指公安机关的侦查部门对群众报案、举报、控告和犯罪嫌疑人自首的材料所进行的初步审查和调查。那么办理经济犯罪案件，有初查的必要性吗？有人提出，“防止立错案”，是初查制度的目的和意义所在。如果立错案不再被视为一种工作失误，那么初查也就没有存在的必要了。而所谓“立错案”其实是法律允许的。笔者认为这种观点有失偏颇。愚认为公安机关对于经济犯罪案件采取“初查”制度有其现实的必要性。

根据刑事诉讼法第八十六条的规定，立案的条件主要有两条：一是有犯罪事实发生;二是需要追究刑事责任。对于一般刑事案件而言，其危害后果明显，通过现场勘验、调查访问等措施即可确定有无犯罪发生，是否需要追究刑事责任。而经济犯罪案件则较为隐蔽，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经济犯罪案件现场没有可供勘查的痕迹物证;二是相当一部分经济犯罪案件没有直接的被害人；三是经济犯罪危害后果大多较为隐蔽，有的甚至不会造成财产的损失，而是对市场经济秩序的破坏，如破坏金融管理秩序罪；四是相当一部分经济犯罪案件以职务为掩护；五是犯罪嫌疑人往往具有丰富的社会阅历、较强的抗审能力和较高的文化水平，而且作案手段也往往比较隐蔽、高明。以上几个特点决定了多数经济犯罪案件在立案前，特别是在接到报案时，很难确定是否有犯罪发生，更难确定是否需要追究刑事责任。为了查明某种行为是否发生，是否构成犯罪，以及是否需要追究刑事责任，就需要进一步调查、核实。其他刑事犯罪立案前的审查常常是从法律上为事件定性，而经济犯罪案件在立案前首先要查明事实，做大量的案前调查，其次才是从法律上论证事件能否构成犯罪。如不经过初查，盲目立案，出现错误则不可避免。实践中，错误拘留、错误逮捕、错误采取查封、冻结、扣押、追缴等措施，以至于出现无罪判决，无不源于错误立案。另外，经济犯罪案件的报案往往不实，在经济犯罪案件的报案过程中，由于经济犯罪案件过于复杂专业，报案人对法律本身不甚了解而报错案；或是因为案件牵涉较大的经济利益，在利益的驱动下，报案人为挽回损失或者有别的特殊动机和目的，希望公安机关尽早介入，震慑、打击甚至是报复对手，往往故意夸大犯罪事实而报假案。因此，加强初查工作有利于甄别是否有经济犯罪发生，保证执法的公正性。

二、经济犯罪案件初查制度的法律依据及地位

1.初查制度的法律依据

关于初查制度法律依据的问题，一直存在两种不同的观点：一种观点认为，根据刑事诉讼法规定，立案才是刑事诉讼的起点而不是初查，况且刑事诉讼法根本就没有规定“初查”制度，初查制度只不过是公安机关为了自身工作的需要而设立的一个程序，必然会扰乱正常的诉讼程序;另一种观点认为，初查制度具有法律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八十六条规定：“人民法院、人民公安院或者公安机关对于报案、控告、举报和自首的材料，应当按照管辖范围，迅速进行审查，认为有犯罪事实需要追究刑事责任的时候，应当立案。”尽管该条款未出现“初查”字样，但是该条款中的“应当按照管辖范围，迅速进行审查”已涵盖了“初查”制度。笔者认为，后者观点较为可取。而两种观点存在分歧的主要原因是对“立案”的理解，前者认为立案是诉讼的起点，应该说是准确的，但是什么是立案呢？有人认为，填写决定立案书后才算立案，这种对立案的理解有些过于狭隘。其实，立案是一项诉讼活动，是一过程而不是一个点，应包含受理、审查和做出立案决定三方面内容，其中“审查”与“初查”制度相对应。据此，后者认为“应当按照管辖范围，迅速进行审查”已涵盖了“初查”制度的观点较为可取。但是，同时笔者建议，法律应当在条文中予以明确“初查”制度，以免产生各种不必要的误解。

2.“初查”制度的诉讼地位

关于“初查”制度诉讼地位的认识离不开对“初查”制度的法律依据认识。如果否定“初查”制度是具有其法律依据的，那么必然认为“初查”是一项非刑事诉讼行为，而如果肯定“初查”制度有其法律依据，则认为“初查”制度不但是一项刑事诉讼行为，而且还是某些案件立案阶段的必经程序[4]。笔者认为，“初查” 至少是公安机关办理经济犯罪案件立案阶段必经程序。其理由是：经济犯罪案件通常具有犯罪行为隐密或举报时犯罪事实不清的特点，往往不能依据举报线索内容判明是否有犯罪事实存在，是否应当立案。这样，需要有相应的证据证明符合立案条件，而获取据以决定立案或不立案的证据最重要的手段，就是初查。从侦查实践角度看，如果在初查中成功获取了犯罪嫌疑人的犯罪证据，就为立案侦查和采取强制措施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案件就容易突破；相反，如果不经初查程序，仅凭书面审查的结论来决定是否立案，就会贻误立案侦查和采取强制措施的有利时机，即使立了案，也会由于证据不够扎实可靠，而使案件侦破工作陷入进退两难的被动局面。因此，初查是公安机关办理经济犯罪案件的必经程序。实际上，公安机关在许多案件立案前都已经进行过“初查”活动，甚至是不破不立，以保证立案质量。对此，许多学者也是颇有微词，认为“初查”制度已经代替了侦查制度。笔者认为，实践中的确存在初查代替侦查现象，其主要原因是对初查的度没有很好地把握，因为初查是为立案工作服务的，所以一旦到达立案标准，初查即应终结。而侦查是为结案工作服务的，在立案的基础上查明事实的真相。这样，就能够很好的划分初查与侦查的职责。

3.“初查”获取材料的证据效力

由于对初查制度的法律依据及地位存在较大分歧，导致初查中获得的材料能否作为诉讼证据材料使用，也是争论不休。笔者认为，初查获取的材料具有证据效力。理由是：《刑事诉讼法》第四十二条规定：“证明案件真实情况的一切事实，都是证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六十一规定：“严禁以非法的方法收集证据。凡经查证确实属于采用刑讯逼供或者威胁、引诱、欺骗等非法的方法取得的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被告人供述，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第265条第1款规定：“严禁以非法的方法收集证据。以刑讯逼供或者威胁、引诱、欺骗等非法的方法收集的犯罪嫌疑人供述、被害人陈述、证人证言，不能作为指控犯罪的根据。”据此，笔者认为，初查过程中获得材料尤其是言辞材料是否具有证明力，能否作为刑事诉讼证据使用，主要不在于其获得的诉讼阶段，而在于其获得的手段和条件是否合法，因而初查获取的材料具有证据效力。但是，如果在初查过程中采用刑讯逼供或者威胁、引诱、欺骗等非法的方法取得被调查人言辞材料，也应予以排除。因此，公安机关通过合法的初查手段获得的证据应当可以作为刑事诉讼的证据使用。

参考文献:

[1]宋阳:《质疑经侦初查制度》.载《犯罪研究》，2004年第3期

[2]戴蓬:《经济犯罪案件初查若干问题研究》，载《侦查论坛》（第四卷）.2004年版

[3]姜焕强:《论初查在刑事诉讼中的法律地位》，载《河北法学》,2005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