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龙屯重现始末 从土司城堡到世界文化遗产
2015年7月4日，在德国波恩举行的第39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会议(世界遗产大会)上，贵州播州海龙屯遗址作为中国三大土司遗址之一，被评为世界文化遗产(另两处为湖南永顺彭氏老司城遗址和湖北成丰唐崖覃氏土司城遗址)。这是中国申报成功的第48处世界文化遗产。
那么，在漫天烽火中曾被誉为“飞鸟腾猿，不能逾者”的海龙屯是如何掩埋在黄土之中，又是因何缘由重见天日?考古学家如何确定遗址，挖掘出播州杨氏家族的传奇往事?海龙屯从重新被发现到申遗成功，又有着怎样的波折?700多年后，在海龙屯重现人间的背后，到底有着怎样不为人知的故事?
掩埋在深山中的旷世传奇
“1979年，贵州省要求编写文物志、文物资料，推荐重要的文化遗址、遗迹作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那时候遵义还没有文保机构，海龙屯由遵义县文化馆来代管。而我作为贵州省首批文物工作员，任务就是对全县的文物进行现场摸底、考查。”提起第一次接触海龙屯时的情景，遵义市历史文化研究会副会长葛镇亚仍历历在目。在对《遵义简史》和《遵义县图志》等文献的整理和查阅中，葛镇亚渐渐了解了海龙屯的历史和杨家人700多年的传奇故事，被这段硝烟弥漫的历史昕震撼。不过，在当时，没人知道海龙屯是否仍然存在，也没人知道海龙屯的具体位置，能够取得的资料只有地方志和村民们口口相传的故事这样的碎片化信息。但葛镇亚却下定决心，要让海龙屯这段传奇重见天日。
海龙屯资料的搜集过程是漫长而又艰难的。明清时期，“因山为垒”成为西南地区普遍的防御模式，遗留至今者仍有近千处之多。它们都依山而建，环山有一至二道石墙，有门洞与外相通，墙内平旷处营造屋宇，其格局与海龙屯相似。在战事频频的明清时代，它们被土司、土匪、乡绅等广泛运用，以求自保。而杨应龙凭借海龙屯天险与朝廷对抗。万历二十八年(1600年)城池告破，杨应龙自缢。
《平播全书》记载：城破当日“贼巢一空，我军尽扎囤上，千年狂寇，一朝荡平”，“从此四封千里尽入皇图，尺地一民尽归王化”。平播之役结束后，为了维持西南地区的统治，也为了防止在此天险再出现一个“土皇帝”，士兵们推倒城墙，海龙屯也因为杨应龙一把大火而付之一炬。四百多年过去，沧海桑田，当年的海龙屯早已被黄土昕掩埋，只利下一些故事还在村民口中相传，想要找到谈何容易。而葛镇亚却相信，史书上记载的海龙屯一定还能寻找到些蛛丝马迹。
“我就从海龙坡附近开始探寻，一无昕获后继续沿途搜寻，几乎走遍了整个遵义县。”葛镇亚说，当时唯一陪伴他的就是一根“打狗捧”。直到他来到了玉龙村，当地村民跟他说起了杨玉龙的故事，葛镇亚欣喜若狂。“他们口中的杨玉龙，就是我苦苦寻找的杨应龙。”葛镇亚如今给记者说起来，还是难掩内心的激动。“当时我们就带着镰刀、老式的海鸥相机、‘打狗棍’和村民上了龙岩山。当时几乎昕有的石头都被藤萝遮挡，我们就一条一条扒开，看看有没有记录的碑文、城墙遗址……”功夫不负有心人，葛镇亚终于发现了掩埋在深山的海龙屯，此时，他已经寻找了整整两年。
虽然发现了海龙屯遗址，且海龙屯也于1982年被公布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但是关于海龙屯的考古工作却并不如想象中的那样一帆风Ⅲ页。那个年代人们对于文物的保护意识不强，当时的海龙屯林场有当地的一些村民在屯内负责承包绿化荒山，屯内的宋、明时期部分建筑基址、练兵场遗址、土城、月城遗址等都被种植了大量的杜仲林木。林木根系对遗址基址造成非常大的破坏，致使一部分建筑基址、遗址垮塌。农耕作业和民宅占压遗址、农民随意在遗址上搬石取土等对文物造成破坏的问题层出不穷，加之雷电对遗址造成一定的破坏(飞龙关于上世纪90年代曾遭雷劈而严重受损)，风雨侵蚀、冲刷使文物建筑周边排水不畅，石质构件表面生长青苔和植物根系对地下遗址和城墙造成破坏等问题考验着考古人员。1999年，国家组织了一次海龙屯历史遗址的初步发掘，而主导发掘工作的人仍然是葛镇亚，此时他已经从事海龙屯研究工作长达20年。
“在海龙屯看到白骨不稀奇，当时在山上的玉米地，随便一拨开都有一大把骨头。作为平播之役的主战场，据记载这里至少死了2万人。”葛镇亚回忆起当时的挖掘情景仍唏嘘不已。海龙屯的第一任讲解员刘炬材给记者介绍，“1999年发掘时，屯上白骨累累。飞龙关是唯一没有被明军正面攻破的堡垒，和平时期，人们想登上去都困难重重，更何况当年穿着铠甲的明军?可当时的士兵们异常勇猛，前赴后继，被守城的杨氏官兵杀死在这天险上。”葛镇亚的发掘成果还包括龙虎大道，“飞龙关下来，我们就想着飞虎关孤零零一个关，总要有上去的路和下来的路，才能贯通这个关卡。但当时龙虎大道已经被泥土掩埋，就让村民帮忙挖掘。”葛镇亚说，每天近30个村民一起帮忙挖掘，超过2个月，龙虎大道才露出了它的庐山真面目。而泥土中，白骨依然不计其数，此外还有残破的盔甲、大刀等。葛镇亚说，发掘现场似乎让400年前那场惊心动魄的大战被勾勒出来。
不为人知的考古经历
2001年，海龙屯晋升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而考古也进入了漫长而艰难的整理阶段。直到2012年，贵州省文物考古研究昕副昕长李飞带领着考古团队来到海龙屯，进行了一次大规模的科学发掘，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海龙屯也开始以更加清晰的姿态出现在人们的眼前。从2012年4月23日到2013年1月22日，整整275天，考古队的队员们居住在龙岩山上，没有下过一次山。春夏秋冬交替变换，不论是在厚重的黄土地还是布满青苔的石阶上，都留下了队员们的足迹。
在海龙屯上的海潮寺，如今竖立着两块石碑，其中一为1989年当地人重“迎菩萨”时昕立的功德碑，一为乾隆三十八年(公元1773年)昕立之“山忆千秋”碑。而据村民称，庙前早先还有一碑。1976年前后，为了贯彻中央“一人一猪，一亩一猪”的号召，当地大力发展养猪业，遂于海潮寺右前侧空地掘深坑建猪圈，碑被推入池中做了底子。经过对文献资料和村民传说的研究，考古队发现碑上记载了部分海潮寺的历史事件，有很高的史学价值。2012年4月28日开始，考古队员们遍掘粪池以寻碑，2012年5月1日上午10时，断作4截的石碑终于被人发现(尚缺一角)，并一一移除坑底。考古队员们的辛苦，可见一斑。
“在很多人眼里，考古就是挖墓寻宝，其实这是一种误解。诚然，发现是一次令人心跳的经历，但是对其进行深度的诠释，才是考古学最具魅力的地方。”李飞在自己昕著的《海龙屯考古手记》中写下这样一段感悟。当年的那场大火，焚毁了壮丽的王宫，也令今人失去了一窥海龙屯全貌的机会，因此考古学的探索有了几分盲人摸象的意味。即使是长居于此的居民，也有可能成为指鼻为绳的瞎子。在当地村民的传说中，“水牢”是新王宫内的一处著名遗迹。传说是播州末代土司杨应龙关押犯人的牢笼。长期以来，人们看到硕大的建筑遗址底部一道通向幽暗之处的石洞，洞内潮湿阴森，这样的传说便更让人深信不疑。而为了确定“水牢”的性质，考古队员们制定了周详的发掘方案，对其内部和顶部进行了全面的清理。在清理过程中，考古队并没有发现牢房应该有的门、蓄水池等设施，直到揭开洞顶部瓦砾，众人才发现石洞前后两段均有踏步相接，前端连接低洼之处的姚家凼，后端通向高敞的三台星，涵洞顶部一侧又有踏道连接，宽敞的石铺地面和涵洞十字相交，通向一栋面阔五间的建筑。“通过考古挖据，我们认定了这是一处明代的立交桥，而非水牢。”李飞回忆道。
正是靠着这样一点点的细微发现和反复推敲，经过了漫长时间的努力，考古队员们的工作取得了重大的进展，其中2012年度的发掘先后荣膺“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中国社会科学院全国年度六大考古新发现”等殊荣，引起了广泛的社会影响。在之后的2013年7月至2014年1月，贵州省文物考古研究昕的队员们对海龙屯遗址展开了历时5个多月的第二次考古发掘工作，再一次取得了重大成果，初步理清了海龙屯外围轮廓在不同时期的变迁、新王宫“龙位座”本应是海潮寺鼎盛时期供奉怫像的须弥座台子等。对于考古工作者来说，海龙屯就像是一座文化的富矿，有取之不尽的历史信息，接下来的工作，便是让海龙屯走进公众的视线，让人们全面了解到这样一个传奇之地。
申遗路上的艰难困苦
这是一场说干就干的申遗。
2012年，海龙屯正式启动申报世界文化遗产，原海龙屯文物管理所所长的何烨承担了申遗的一大部分工作。“当时面临的最大问题便是时间紧、任务重，很多事情都是计算好时间，一分一秒都不能耽搁。”何烨回忆道。2012年11月，海龙屯上已是大雪纷飞，为了尽快争取到国家资金对海龙屯文物本体进行修缮，所有工作人员一起冒着大雪，紧急对铜柱关、铁柱关、万安关等进行现状勘测和技术设计。漫天风雪里，经过40多天的奋战，他们及时将相关现状勘测及技术设计方案呈报国家文物局，获得了专项资金进行修缮保护。
由于雪凝天气导致海龙屯上湿滑严重，加上海龙屯地势本就陡峭险要，考古队队员韩文华在下山送资料途中，不幸踩空摔倒昏迷不醒，情况特别严重，当时急坏了在场的所有人。当时海龙屯交通不便，救护车无法到达，在五个人的共同助力下，才将韩文华从屯上抬下来送到医院。抢救到凌晨时分，医生才走出手术室对他们说：“要是再迟一会儿，这条命就捡不回来了。”
冬天过去，夏天的日子同样艰难。在修复建筑的过程中，考古队员们需要爬上沿墙支起的架子，在烈日下高空作业，这是那个夏天最为常见的工作场景。何烨介绍：“拓片的制作是申遗的一项重要内容，在平地上就地制作还好。但像做飞龙关、朝天关这些关名的拓片时，就必须在本就不平的山上，踩着高高的支架往上爬，有时一站上去就要好几个小时。后来，大家都公认我是来自非洲的。”
最终，凭借着工作人员的不懈努力，海龙屯遗址作为中国三大土司遗址之一成功入选世界文化遗产名录。这是对海龙屯历史文化的肯定，也是对每一个为海龙屯申遗工作付出努力的工作人员的肯定。“一角金瓯补未完，雄关依旧对连峦。蛮云如怒天孙老，断魄将招楚调残。七百年来花变灭，三千世外梦耽檠。可怜鞭石成何用，孤负多情泪一沈。”当代诗人徐晋如在获悉海龙屯申遗成功之后，即以其雄健的文笔，写下了这首豪迈壮阔的诗作，寥寥几笔，却勾勒出了这座700多年古堡遗址当年的磅礴气势与如今的苍凉险峻。新东方联合创始人徐小平与复旦大学历史学系教授钱文忠等创业家和学者，也都紧随其后，纷纷在自己的微博上转发了这首诗，一同为海龙屯的重生摇旗呐喊。在经历了时光的洗礼之后，海龙屯终于重见天日，而那场惨烈恢弘的战争和震撼人心的历史，也将在岁月中继续沉淀，等着后人去评定。
作者：李飞 无名
摘 要： 文化生态建设是特色小镇可持续发展的本质要求，地域文化是特色小镇发展的核心和灵魂，环境美学是特色小镇文化发展的空间品质要求。通过对浙江省的多地调研，从文化与产业、生活、环境、旅游等方面对特色小镇文化生态建设情况进行了问题分析，提出了特色文化建设的工作抓手与指向是地域文化景观建设，其建设应以本土文化为基础，以现代文化为纽带，以产业文化之凸显为原则，且旅游类和产业类特色小镇的地域文化景观应以“提升-再造”和“融合-凸显”为建设思路。
关键词： 特色小镇;特色文化;地域文化景观;生态建设;环境美学
一、 我国特色小镇的发展历程
我国城镇化的同时伴随着工业化、机械化、信息化，由于实践的复杂性、不平衡性，高速发展的同时出现一系列问题：土地城镇化快于人口城镇化、有镇无“业”、承载能力弱、历史文化破坏严重、环境景观缺乏特色、城乡差距逐步拉大等问题亟待解决，“产城人文”高度融合的新型社群空间已经成为当下新型城镇建设的核心所在。
浙江省原省长李强2014年10月在杭州西湖云栖小镇首次提出“特色小镇”概念，指出“特色小镇是浙江特色产业、新型城市化与“两美浙江”建设碰撞在一起的产物”[1]，2015年4月浙江省政府出台了《关于加快特色小镇规划建设的指导意见》，将特色小镇建设作为贯彻国家新型城镇化和产城融合发展战略。2015年底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总理李克强等先后对特色小镇和小城镇建设作出重要批示，要求各地学习浙江经验，着眼供给侧培育小镇经济，走出新型小城镇之路。由此，特色小镇和小城镇发展进入黄金期。2016年国家发展改革委、住建部、财政部联合发布《关于开展特色小镇培育工作的通知》（下简称《通知》），建设热潮席卷全国，各省市纷纷开展建设，体育总局、旅游局、农业部和林业局也相继结合自身领域及产业，启动了运动休闲特色小镇、农业特色互联网小镇和森林特色小镇等的建设试点工作。截至2018年底，全国两批特色小镇有403个，运动休闲特色小镇96个，共有20个省份提出特色小镇创建计划，省级特色小镇总计划数量已超过1500个。特色小镇已经成为各级政府关注和建设的重点，也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和新型城镇化的实验基地。
在特色小镇建设之初，“文化的创新与再造被置于前所未有的重要地位”[2]。特色小镇是“传承和展示独特地域文化的有效载体”[3]，“文化是特色小镇的‘内核’”[1]2017年7月住建部发布《关于保持和彰显特色小镇特色若干问题的通知》明确要求“传承小镇传统文化、不盲目搬袭外来文化”，“培育独特文化标识和小镇精神，增加文化自信”。2017年12月，国家四部委联合出台《关于规范推进特色小镇和特色小城镇建设的若干意见》，提出“提炼文化经典元素和标志性符号，合理应用于建设运营及公共空间。”要求各方、各地对特色小镇建设及时纠偏和规范引导，推动特色小镇生态建设。2018年浙江省特色小镇规划建设工作联席会议办公室印发了《浙江省特色小镇创建规划指南（试行）》，成为全国首个针对特色小镇创建规划工作出台的专项指导性文件，提出文化功能包括彰显产业文化、传承传统文化、文物保护开发、文化对外交流、吸收国际文化等。
特色小镇是我们对“理想城镇”模式的探索，当下进入持续发展期后，需要及时开展对特色小镇长效发展机制的研究，查漏补缺，补上“文化短板”，將建设重点从“生产”向“三生融合”转变，解决有物质没文化，有产业没特色的问题，开展全面的建设。
特色小镇的理论来源首先是欧美国家针对大城市病而提出的田园城市、卫星城和新城运动等理论，二战后为了应对过度郊区化问题提出“精明增长”“可持续发展”“新区域主义”等理念，将“社会环境发展”问题摆到了建设规划的中心位置，对当代城镇建设影响较大，英、德、法、日纷纷出台一系列政策来指导城镇建设，实践上也侧重于乡土风貌资源生态保护和城镇区域设计，注重地域景观特色的塑造以及培育自身的文化个性等。在理论方面也有了许多经典成果，如《寂静的春天》、《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城市文化》、《城市发展史》、《城市意象》等。
刘 岚： 从特色文化到地域文化景观立足于发展中国家小城镇发展状况形成的自中心发展、分享空间和灰色区域等理论，我国学者从上世纪80年代以《小城镇大问题》（费孝通）开启研究的新篇。众多学者从不同视角、不同学科对城镇建设进行了广泛研究，尤其以地理学、社会学、经济学和城市规划学等学科研究居多，文化研究方面主要是从遗产保护[4-5]、文化传承[6-7]、文化消费[8-9]、文化产业[10-11]、发展路径与方法[12-13]、文化服务[14-15]等多个学科方面开展了研究，也有《文化城市图景：当代中国城市化进程中的文化问题研究》等专著着力研究当代城市化进程中的文化问题，单霁翔先生系列书籍如《城市化发展与文化遗产保护》对文化传承与文化遗产保护进行了大力呼吁。我国城镇化同样引发国外学者的高度关注，《混凝土文化——中国的城市化革命及其对世界的影响》就汇集了世界各国学者对于中国城镇化建设的观点。
从2015年开始国内高度关注特色小镇建设，学者们主要从其功能定位、产业发展、建设路径等方面开展了研究，对特色小镇的概念内涵、发展模式、产业集群、项目管理、经验总结等方面的理论已有所收获，但对于特色文化、环境生态、空间意象、城镇美学方面系统开展研究的相对较少，文化研究则主要从文化功能与动力[2，16-17]、文化传承与变迁[18-20]、文化产业与产业服务[21-23]、文化资源与旅游[24-25]等方面展开。陈立旭指出要重视新文化凝聚力的培育，发挥文化的引领、渗透、感召、辐射和凝聚作用;把强化文化特色、彰显独特文化魅力贯穿于特色小镇建设的全过程;培育和发展创业创新文化，增强对创业创新者的吸引力、向心力[16];周晓鸥提出特色小镇“文化的再造是供给侧改革的良方之一，文化不仅具有享用（对小镇的居民）或展演（对游览者）的性质，更具有精神上的砥砺功能[2]”。
二、 特色小镇文化生态建设的内涵与意义
（一） 文化生态建设是特色小镇可持续发展的本质要求
生态文明是以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和谐共生、良性循环、全面发展、持续繁荣为基本宗旨的社会形态[26]，生态发展不仅仅是自然生态，更是文化生态、社会生态、产业生态的综合发展，是我国社会发展理念、道路和模式的重大转变。特色小镇作为地方提升新型城镇化质量的系统创新工程，本质是重新培育和建构地方生态空间场域的探索过程[27]。其在传统城镇建设的基础上，突破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较为宏观的界定，以生态文明为指引，强调“三生融合”，强调产、城、人、文的综合发展，已充分把生态综合发展提到较高的地位，这同时也是对特色小镇的文化建设、景观建设提出了新的挑战，不仅仅是物质形态建设，更是将自然、文化与经济综合体现在空间的生态建设中。
特色小镇的建设，“必须发挥文化的先导性和引领性作用。既要集聚人才、技术、资本等高端要素，也要提升文化软实力”[28]，特色小镇的文化生态建设不但能传承历史文化、满足居民文化需求，不断吸收优秀外来文化与时代精神，同时还能促进独特产业文化的形成，倒逼产业升级，将历史文化、现代文化与产业文化高度融合，引领小镇发展，形成优势的、特色的、动态的城镇文化生态体系。
与此同时，特色小镇由于身处城乡之间，文化扩散与传播能很好促进不同区域之间的文化交流，与美丽乡村建设相结合，分别对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的发展道路进行取长补短，从文化生态角度推动乡镇文化复苏与发展，树立文化自信，从物质空间角度推动城镇环境品质提升，从地方发展角度推动新型城镇化，提升基层发展能力，补充城镇化过程中底层发展不足的短板，这将是对城乡一体化文化生态系统发展的有力探索。
（二） 地域文化是特色小镇发展的核心和灵魂
“文化特色是特色小镇‘特色’的核心和灵魂，是以文化特色形成与认同为支撑的‘产城人文’融合发展的新载体”[28]，特色小镇的特色文化实质就是地域文化，是“指在一定空间范围内特定人群的行为模式和思维模式的总和”[29]，是小镇“历史、地理、风土人情、传统习俗、生活方式、文学艺术、行为规范、思维方式、价值观念等”[30]的复杂集合，是小镇居民普遍认可的意识形态，并反作用于生活、工作中，影响人们的价值取向。每一类、每一个特色小镇的地域文化，都具有共有特质和个性特质，共有特质中的地域环境因素、产业因素往往占据主导，但个性特质往往是特色小镇发展的核心动力。如“小桥流水”为江南小镇文化景观的共有标识，但“互联网大会”则是乌镇的个性特质;“互联网+”是多个新兴产业小镇的共有特质，但云栖小镇是以大数据为个性特质、梦想小镇是以创业孵化为个性特质。每个特色小镇要准确分析地域文化的共性与个性，在区域共性文化协同发展基础上，做强做大个性文化特质，才能打造文化软实力，为产业发展、空间生产奠定“文化自觉”和“产业自觉”的基础。
（三） 环境美学是特色小镇文化发展的空间品质要求
景观是人类文化在大地上的投影。人对于特色文化的感知、感受除了来自文化活动外，还主要通过视觉、触觉、听觉等五感来感知空间环境中的文化格调，形成文化整体感受。空间环境是特色文化的物质载体，是对特色产业文化、浓厚历史文化、和谐的现代生活文化的物化外显，是通过空间、序列、体块、形态、色彩等物质形态展现背后的人文精神、社会价值取向。同时空间作为人类各种生产、活动的场域载体，空间品质对小镇活态文化的支持与发展将对文化传承起到重要作用。法国社会学家J-M·费里早就指出，环境整体化不能靠应用科学知识或政治知识来实现，只能靠应用美学知识来实现[31];西方环境美学家阿诺德伯林特也明确提出艺术与审美将在超越“工业机器模式的城市化”、建设“生态系统城市模式化”的进程中发挥巨大作用[32]。景观环境是看得见的文化底蕴，是可以触摸的文化灵魂，景观品质的优劣对于社群文化认同、传承、传播以及文化自信的树立都具有无可替代的作用及意义。所以对于打造理想人居环境的特色小镇来说，生态、和谐、健康、多样的环境美学是文化发展的品质要求。
在城市与乡村之间建设特色小镇，实现生产、生活和生态整合，是强化生产与生活功能配套，实现文化复兴、环境美化的有效途径，是我国城镇化转型的重大举措。生态文明建设是特色小镇高质量、可持续发展的本质要求，是发展之“道”，是理想目标，文化建设则是“道之源”，起到建设的先导和引领作用。地域文化是特色小镇“特色”发展的灵魂所在，由文化至行动，引领产业，形成特色的“内核”，这是发展之“法”。空間是文化建设的空间领域及物质载体，具备美学品质的空间环境是文化生态建设的物质外在要求，是看得见、摸得到的特色文化，是发展之“器”。
三、 特色小镇文化生态建设存在的问题
2017-2018年，笔者针对浙江省数字经济类、金融类、历史经典类、时尚产业类、产业制造类、旅游休闲类小镇，分别从“省级”“创建”“培育”各层中抽样18个小镇开展调查，整体上来说，“省级”特色小镇对于文化创建较为重视，环境优美、生态，活动多样，文化氛围较浓厚，空间形式丰富。但大多数特色小镇对于文化的建设重视不够，建设质量不高，典型的特色文化空间及优质的、品牌的（产业）文化活动较为缺乏，文化标志性符号及环境景观品质不高;对于产业文化、传统文化及现代文化展现常常出现单一、混杂和断裂情况。
（一） 文化与产业问题
产业是特色小镇发展的命脉，小镇文化中产业文化是其突出的特质。调研中发现，特色小镇普遍有产业文化内容的建设，主要体现在少数产业文化活动及空间环境的文化标志物上，但文化活动没有成体系、成系列、成品牌，文化标志物对于产业文化的表现也往往较为浅显和形式单一，产业文化的内涵层次及创业创新文化的展现并不丰富。“特色小镇的文化，包括了各式各样的令人流连忘返的物质表现形式，但同样甚至更应包括以创业创新为核心的价值观、生活态度和行为方式”[2]。所以产业文化建设对外要展现产业、行业特色及价值，对内要促进产业人员融合、凝聚，形成共同体，激励人员创新精神，目前大多数小镇在这两个层次上只是做到简单表现产业、产品特点而已。
（二） 文化与生活问题
特色小镇是社区功能、产业功能、文化功能、旅游功能复合的空间载体，基础设施、公共服务以及文化服务都是居民日常生活的必需。原本具备较好社区基础的小镇文化生活尚为多样，但从工业园、产业园发展而来或者是新开发的特色小镇则生活文化服务功能并未完善。
同时“镇民”来源多样，原居民、新居民、务工人员、旅游者及参观者等，这些人对于文化的需求各不相同。原居民除了保持需要保护传统地方文化外，还需要通过文化建设，实现对产业升级、新兴产业、产业项目的认同、理解、接纳，并通过多样文化活动，实现与新居民等大量外来人员的迅速融合，并在新型社会空间中重新定位自己的文化身份。新居民因为产业集聚而来，对于当地的传统地方文化有了解、认可的过程，并需要通过文化建设，生活中实现与原居民的融合，工作中实现与产业企业、工作伙伴的凝聚与价值同向。务工人员由于经济地位往往处于社会底层，安定感与归属感需求迫切。旅游者与参观者则主要为小镇的特色产业（旅游产业）而来，文化体验需求明确，物质空间的文化品质和特色的文化活动的展现是对其文化建设的重点。
文化创建中要秉承以人为本的理念，关注不同人群的各种需求，注意心理建设和文化关怀，也要“高度重视激发、强化参与各方对特色小镇创新发展、对‘产业’‘项目’的情感共鸣和意义共识、文化认同、价值认同，强化持续发展的精神动力源泉”[16]，，共建价值共同体、利益共同体。但目前特色小镇文化建设中对于人群细分后文化关怀、文化融合、文化价值观的创建与引导几乎为零。
（三） 文化与环境问题
环境空间是文化的空间场域及物质载体。小镇文化建设中需要系统设计特色文化空间以承载多样文化活动，并且对空间环境的品质进行文化层面的规划，使之形成风格统一、特色鲜明的空间形象。但历史街区与新建街区不协调（梦想小镇、艺尚小镇等）、镇区与周围环境的不融合（魔幻动力小镇等）或者是完全没区别（四明金融小镇等）的情况在特色小镇中较为普遍;并且许多小镇凸显特色的文化标志物、文化空间品质不高，设计粗糙，且不成体系。中国台湾以及韩国和日本等一些亚洲发达地区和国家在城镇化成熟后，很多乡村地区采用营造宜人环境和良好创新氛围，吸引年轻人回乡创业，并取得了显著成效。所以环境建设中的文化规划、美学规划都亟待开展。
（四） 文化与旅游问题
旅游功能是特色小镇特色产业链的有力拓展（旅游小镇除外），同时也是服务居民的一个文化内容。100个全球闻名特色小镇的建设经验显示产业+旅游是经济复合发展、文化形式丰富、提升小镇良好公关形象的绝佳方式[33]。旅游文化建设有内外两个层次：对外，合理开发和扩展特色产业的上下游产业，在空间布局和布点组合上针对旅游进行文化展示，设计旅游文化活动;对内根据居民自身的旅游需求及环境品质需求，建设宜居宜游的人文环境，个别产业（如基金类）确实不适合开展对外旅游的也要着力打造内部游园式宜居环境。产业类小镇可以分区域、分路线、分形式地开展旅游文化建设，促进美丽资源向“美丽经济”的转变。但实际建设中，重视旅游文化建设的还是以旅游休闲类小镇为主，产业类小镇中旅游文化依然若隐若现，甚至有个别小镇连基本的环境指示标识都不见踪影。
整体上来说，特色小镇的文化生态建设现状并不理想。在旅游类特色小镇中，自然环境、文化风貌等旅游基础条件建设较好，但风貌趋同、文化趋同的趋势在加大;产业类特色小镇中，较多小镇环境风貌没有鲜明特色，既缺少对本土文化的传承又没有现代文化的丰富，特别是产业文化的展示更是简单、单一。
四、 特色小镇文化生态建设的指向与路径
（一） 特色小镇地域文化景观建设的性质与意义
地域文化景观是近年来对于历史文化保护、文化多样性建设中一个重要研究方向，它是在特定的地域文化背景下形成并留存至今的人类活动历史的纪录和文化传承的载体，即是整体人文生态系统。地域文化景观的多样性有助于维持人文生态景观系统的多样性和可持续发展，使文化景观具有更好的识别性[34]，即特色。对于特色小镇来说“地域文化景观”与“特色文化”基本是同义词，只是地域文化景观更侧重从文化显现的物质与非物质方式来开展研究，所以对于特色小镇的特色文化建设，地域文化景观就是其工作内容与指向。目前从地域文化景观角度对特色小镇开展研究的成果较罕见，个别是从景观设计角度来谈文化建设。
本无交集的多方人群短时间聚集到小镇空间中，产生了新产业、新人口、新业态、新的工作及生活方式，快速改变了小鎮自然结构、经济结构、人口结构、社会结构，带来极大的文化冲击，往往会带来一系列心理、社会问题，这就需要政策、文化、环境多方面的建设，让人群能快速相互了解、理解、认可、融合，并形成新旧相融、包容并蓄的社会文化，而地域文化景观就可以通过物质空间的外在形态及人文活动提供良好的沟通、融合的媒介与渠道。其建设呈现多样性、复合性、速变性、包容性等多种特征，不仅仅包含对自然系统及地方传统文化的保护，更是包含对外来文化、产业文化的融合与发展。所以特色小镇的地域文化景观已极大拓展出地域文化景观的传统概念，包含了保护、接纳、融合、提炼与发扬等发展理念。
（二） 特色小镇地域文化景观的文化内容
文化内容包括三个方面：本土文化、外来文化和产业文化，其文化营造应是以本土文化为基础，以现代文化为纽带，以产业文化凸显为原则。本土文化包含原来空间中历史、生活、生产及人际交际方式等，外显为特色文化空间、历史文化遗迹、街道、建筑、水体、田园风光、传统活动与民俗习惯及自本土的口述历史、特色产品等;外来文化包括现代文化（娱乐文化、休闲文化、现代生活方式等，如建筑风格、时尚观念、流行品牌、现代工艺等[28]）、旅游文化、西方文化等等，随着人口流动及社会传播而带入。产业文化由于产业形式多样，难以统一明确。笔者将其梳理为产业发展趋势、行业理念及创新创业、砥砺前行的共同价值观等，如开拓进取的企业家精神、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大胆拼搏的创新精神等，以及各个产业自身独特的理念文化等。特色小镇作为创新创业“高地”，其创新创业精神应各类产业共同的核心文化。
（三） 特色小镇地域文化景观的建设思路
旅游休闲类小镇对文化景观的需求较为独特而鲜明，而特色产业类是以产业建镇，往往优先建设生产及生活功能，其次是文化与旅游功能，两者文化建设思路与发展模式不尽相同。
1.旅游类特色小镇。旅游类小镇包括历史文化资源类（如浙江乌镇、湘西凤凰古镇等）、自然生态景观类（如黑龙江北极镇等）、文化主题类（如浙江横店等）、休闲运动度假类（如浙江莫干山镇），以及文旅类（宁夏北堡镇等）特色小镇等。它一般具有良好的自然生态、历史文化资源，具备一定旅游吸引力，运行正常，目前处于旅游产业链建设、产品开发、丰富旅游文化、环境改造提升的阶段。
旅游类特色小镇地域文化景观建设思路是“提升—再造”。一是提升、优化，这种模式适合旅游产业处于上升期，核心资源尚未全面挖掘的小镇。就是对现有的物质空间与人文空间进行优化升级，着力解决风格不够鲜明，文化内容不够丰富，活动不够多样，展示不够层次，形式不够统一等品质提升问题。在对外展演的同时注意对内的文化恢复与关怀，形成良好的活态人文文化。二是再造、更新，这种模式适合旅游产业处在瓶颈期，优势资源已完全开发，需要转型的特色小镇，或是自身优势资源在区域中并不突出的特色小镇。这类小镇需要对旅游产业、文化、产品重新规划布局，“另起炉灶”而不是“添砖加瓦”。如重新塑造一个鲜明的主题文化，或者是强力打造一个优势活动等，前者可以导入名著、绘画、电影、动漫等多种文化、艺术要素甚至是一种生活方式，如日本的熊本县、柯南小镇及中国慢城桠溪镇等，后者可以申办、组织各类顶级赛事、活动等，借助活动影响力提升小镇旅游，如法国戛纳小镇、新西兰皇后镇等。这种建设往往不以本土文化和历史文化为核心主线，而是以主题文化或者活动文化来作为鲜明文化主题，文化主题的解读、延伸、转化及IP运营能力将是成功的关键。文化在物质空间上要多层次、多形式、多产业的展示，大到空间布局、空间序列、特色文化空间的考量，小到标识、指示牌、桌签的设计均需要进行整体系统的开发;在文化活动中，要营造故事、讲好故事、宣传故事、互动故事，并通过整体形象设计、各类特色文化活动等方式突出鲜明的文化主题。
2.产业类特色小镇。产业类小镇以特色产业为主导，推進生产、生活、生态的三生融合，其主要分为传统产业类、产业制造类、高新科技金融类和创新创业类四大类，其地域文化景观建设思路是“融合-凸显”。
传统产业类特色小镇，如石雕小镇、湖笔小镇等，其产业历史文化浓厚，凝聚力较强，但创新文化不足，文化的挖掘与展示等方面亟待提升，建设中要重点突出产业文化的多层次展示并融入现代生活时尚文化。同时积极拓展产业教育、产业旅游文化等，完善产业链，提升产业综合实力，生产、生活、文化、旅游建设要融合发展，齐头并进。
产业制造类特色小镇，如江北魔幻动力小镇、宁海智能汽车小镇等，多是依托工业园、产业园或者产业集聚地发展而来，工业园格调还较为鲜明，产业文化不丰富，生活、生态、文化、旅游均较为薄弱。对其建设要学习国外特色产业小镇的优秀经验，拓展产业制造、研发、总部管理、工业旅游等多样发展，建设中要融合各方文化，积极弘扬产业文化的丰富内涵，凸显创新文化的建设，强调现代生活文化景观与生态环境景观的打造，同时努力开发产业旅游文化。
高新科技金融类特色小镇，如基金小镇、云栖小镇等，其依托现代经济及科技发展而快速形成，历史较短。普通民众对其产业文化了解度不高，建设中要重点对产业理念及价值观等进行梳理，通过物理空间及文化活动进行系列宣传展示，对内形成小镇统一的文化价值观，促进不同人群的快速融合，对外形成良好的行业文化形象，发挥“筑巢引凤”作用。整体优先发展生产、生活、文化，积极打造旅游文化，提升小镇形象。
创新创业类特色小镇，如梦想小镇等，这类小镇借助小微经济、民营经济日益繁荣形势，开展创新创业孵化及新兴行业培育，其最突出的文化就是“创新创业”的拼搏精神，其外在物理空间形式风格较为多样。文化建设中要融合本土文化与现代生活，注重对不同人群文化融合的考量。整体来说要统筹生产、生活、生态，提升文化融合、凝聚、服务功能，拓展旅游文化内涵和品质，打造宜业宜居宜游的文化环境，提高民众的获得感和幸福感。
五、 结 语
特色小镇的文化特色是“外在形象与内在精神的统一，是自然景观、社会景观和人文景观共同构成的视觉图景，以及这些视觉图景给人们带来的各种新兴产业和历史经典特色小镇的意念和意象，是文化内涵、自然环境、精神状态、生产生活方式、民俗风情、建筑风格等多方面因素的综合表现，同时又渗透于产业特色、生态特色、功能特色之中，体现在特色小镇‘产城人文’各个层次、各个环节、各个方面。”[2]所以在特色小镇进入长效机制建设阶段，文化生态系统建设已迫在眉睫，地域文化景观作为特色文化建设的工作抓手，对特色小镇的社群凝聚力、产业创新力、生活吸引力、环境优美度、旅游发展等各方面提升具有重要的积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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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 王婷婷）
作者：刘岚
摘要：文章基于对肥东洋蛇灯的实地调查，试图从文化人类学的角度，考察这项民俗的生存现状和传承状态。在分析洋蛇灯民俗活动从古老的乡村仪式向现代的文化景观嬗变的基础上，得出洋蛇灯习俗存在的最大价值在于其解决的是村庄身份认同问题，体现的是传统习俗与现代都市的协商过程。同时，在社会转型进程中，洋蛇灯又成为现代社会符号消费的产物，正由传统的宗族仪式变为现代的文化景观。因此，在急剧变化的社会环境下，如何规避社会现代化进程中的不良因素给洋蛇灯等文化遗产带来的危机，是值得我们探索和研究的课题。
关键词： 洋蛇灯；大邵村；乡村仪式；文化景观；文化人类学
龙作为中华民族的图腾，舞龙灯已司空见惯。但是，舞蛇灯的习俗却不多见，洋蛇灯习俗是安徽省肥东县大邵地区独有的传统灯节。［1］大邵村地处合肥东35公里处，是包拯出生地包公镇的一个村子。村子依山而建，东南分为东山、浮槎山，现有村民1000多人，多为邵姓。大邵村的洋蛇灯2008年6月入选了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X-81），名为“肥东洋蛇灯”。如同口头文学、民间手工艺、舞蹈等一些濒危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一样，今天的肥东洋蛇灯也因多种力量的挤压，面临着传承、保护的难题和困惑。本文通过对肥东洋蛇灯的实地考察，运用历史过程研究方法，试图从社会学、文化人类学的研究角度来探讨这项乡村习俗的仪式过程、价值内涵和现代背景下的文化生态变迁，旨在回答面对这项传承了四五百年的地方文化遗产，在急剧变化的社会环境下，社会各方如何更加重视洋蛇灯所存在的危机，以期寻求更多的保护力度和解决问题的途径。
一、生态变迁：洋蛇灯仪式的历史与现实考察
2012年1月27日中央电视台专门对大邵洋蛇灯进行了专题报道，使得这一几百年的民间习俗走出深闺，广为人知。
1. 洋蛇灯仪式的历史溯源。当地流传较广的洋蛇灯的起源是这样的：元末明初，有邵姓婆媳为避元兵迫害，躲在东山一个山洞里。不幸遇上元兵，元兵欲对婆媳二人图谋不轨，婆媳大声呼救。此时突然山风大作，雷电交加，暴雨倾盆，一条数丈长的白蟒飞下山崖，直扑山洞，口吐蛇珠，逼退元兵，婆媳得救。99天后，媳妇生下一子取名思明。思明自幼心灵手巧，尤擅扎灯。当他18岁时，母亲告之前事。卲家人认为那条巨大的白蟒是来自东洋大海的蛇神，卲思明遂发动全村扎蛇灯以感恩纪念，取名洋蛇灯。洋蛇，意即海洋蛇神。其后邵姓子孙代代相传，每18年玩一次，每玩一次增加一节（约1.60米），洋蛇灯现已达104米。［2］91作者走访了当地一些民俗研究者和村民，多认可这个传说。但也有人认为应该是“扬蛇灯”，和“舞龙灯”相呼应的一种民俗传统。也有人猜测和蛇崇拜有关，虑及蛇图腾是原始生殖崇拜的物化表现，［3］从古至今蛇、虫、龙等形象一直出现、传播与继承，是有可能的。而且，古代由于洪水泛滥，海水倒灌，海岸线也要比现在更加深入中国东部地区，［4］大邵村地处江淮之间，比邻巢湖，肥东境内也河塘纵横，崇拜蛇神也是有道理可循的。
按照习俗，洋蛇灯18年玩一次，今年距上次“出龙宫”只有8年。按照大邵村的说法，2012年是龙年，同时也为了迎接18大的召开，所以，洋蛇灯再次被请出。除了正月初在大邵村等地舞动外，洋蛇灯还来到了肥东县县城进行表演。在这次考察中，作者了解到洋蛇灯从1984年庐州第一届灯会开始，先后在1992年省七运会开幕式、1993年中国相声节开幕式演出以及2004年省暨合肥市“万众欢腾闹元宵”大型踩街等活动中亮相。由此可见，今天的洋蛇灯已经从偏僻的小山村走向了繁华的大都市，从乡间的打谷场登上省、市体育馆的大舞台，并且每次外出回村后，全村鸣炮接灯，给蛇神接风洗尘，并在邵姓“老大门”供奉，昼夜香火不断，紫烟缭绕，三日后，才可撤坛熄灯。［5］
2.洋蛇灯仪式的现代文化生态。美国文化人类学家朱安利·斯图尔德于上世纪20年代提出了文化生态这一理念，其目的在于“解释那些具有不同地方特色的独特的文化形貌和模式的起源”。［6］文化生态可分为该地域所处的地理环境、该地域所从事的物质生产方式、该地域所建立的社会组织三个部分，这是因为此地域文化生态的特性与地域文化的特性有着密切联系。肥东大邵村是个典型的血缘和地缘边界高度重叠的宗族型村落，这从村中居民多以邵姓为主即可看出。同时，这个地域经历了悠长的农耕文明，人对自然既依附又畏惧，自然力量超出人力范围的情况下，人们必须需要一种信念来支撑。由上文民间流传的洋蛇灯起源可以看出，这项民俗活动最原始的意义就是祈愿求福，表现人们渴望避邪消灾，将蛇信奉为神灵，祈求蛇神保佑赐福。对蛇的原始的图腾崇拜，以及由此产生的祈愿求福的观念。就是这一观念逐渐形成一种精神支撑，在不懈地与自然搏斗中，慢慢沉淀为一种这个族群的共同信念，这也是洋蛇灯民俗文化内涵之根本所在。
洋蛇灯作为古老乡村图腾崇拜的一种形式，在大邵村具有非常久远的民俗传统，并且形成了一套独特的习惯。比如按照祖制规定，洋蛇灯的技艺只能父子相承，并且舞灯的队员只能是卲姓的子弟。但是人员上的限定性也大大削弱了这项民俗活动在民间的适应性和传播范围。近些年由于所需舞灯的人越来越多，这样的规矩被打破了。先是邵氏亲属或女婿等非邵姓人士可以加入进来，现在的要求是只要落户大邵村、成为大邵村的一员，就有资格玩洋蛇灯，但是对活动流程仍有较严格的程序。舞蛇灯的过程可以简单地归纳为扎灯、出灯、金蛇狂舞、收灯四个大的步骤：
首先是扎灯。洋蛇灯的扎灯方法独特，尤其是蛇珠的制作。晚上玩灯时，蛇灯腹内烛光照耀，现出满腹鳞纹。蜡烛插在一个圆形的垂直能转的底座上。玩灯时，不论侧旋，还是翻滚，烛心始终朝上，蛇珠上下转动，蛇舌伸缩自如。［2］92
其次是出灯。出灯时，前面有4对牌灯，分别写着风调雨顺、国泰民安、洋蛇灯历史、灯艺简介。牌灯后面有2个“三眼统”，装置火药。后面跟着的是20根管笛和2个大抬鼓。出灯时在邵氏祠堂设有祭坛，传人领着乡亲，一步三叩来到东山洞口，然后队伍按照主玩、领玩、蛇头玩依次参拜蛇神，作三个揖，叩三个头，然后再作三个揖。蛇头和蛇身相接，用红布包裹。
再次是金蛇狂舞。这是舞洋蛇灯的核心环节。分为长蛇出海，包括头出、尾出、头尾双出三种形式。蛇头出，音乐鼓点平缓和柔；蛇尾出，音乐鼓点轻快流畅；头尾双出，音乐鼓点急促铿锵。第二步是走径折，分为上径折、下径折、上下径折三种形式。第三步是摇大车。接着是四蟒翻身，包括头翻、尾翻、头尾双翻。最后一步是盘宝塔，又分为头盘、尾盘。这个动作一气呵成，流畅起伏。
最后是收灯。收灯时以“说好词”庆贺，说好词共44句，描述舞灯的全部细节，趣味横生。在舞灯队回村时，离村约一里处，放三眼统，邵姓族人则张灯结彩，鸣炮接灯，给蛇神接风洗尘。蛇头卸下后，放在有头面的人家里，灯队队员如起灯时一样依次参拜，然后每人带自己舞过的蛇身回家。等下次舞灯时，重新扎蛇头，扎好后，把旧的蛇头销毁。
在这次的现场考察中，笔者随机采访了群众队伍中的几位当地居民。有位三十多岁的女士提及以前的表演从没现场观看过，今年才回来，看见蛇灯队伍就跟上了，就是为了“帮家人祈祈福”。也有一位老先生在回家途中不停地叨念着，“没有往年热闹，时间有点短”。从当地民众的种种反应可以了解到，即使随着城镇化进程，原有的生产生活环境发生了巨大改变，肥东洋蛇灯依然传承至今，说明它不仅仅是一项民俗活动，更是当地民众民间信仰的共同认知的体现。
二、身份认同：维持传统与融入都市的协商
洋蛇灯作为乡村仪式的一部分，很重要的功能是团结族人，在仪式中体现同族的力量与和谐。如果从文化人类学的角度看，即“族”的重要性。族群将个人组织为群体，这种社会过程最核心的机制是族群身份认同。［7］族群一旦形成具有相对固定性，他们居于一处，用族群的力量对抗外来力量的侵扰。但是，同姓族群在社会文化结构与变迁进化过程中，也会不断和外界进行整合，在影响外界社会的同时，力图获得外界社会的认可，并逐步显现族群的力量。从族群内部来看，（同姓）宗族主要提供一种身份认同，以整合本族力量。著名的人类学家斯图尔德认为，亲属与经济、宗教以及官僚机构等是三种不同层次的整合力量。［7］这种整合力量一个重要的功能是把同姓族人团结起来，把重要遗产继承、发扬下去，并获得社会的认可与尊重。
洋蛇灯作为邵氏族人社会表达的途径，是身份诉求、族群认同或隔离的文化资源。［8］同样，洋蛇灯所蕴含的意义体系和象征符号（甚至包括洋蛇灯的传说），同样在建构着邵氏族群对自我身份的认同，阐释着他们对生活世界的界定和理解，后来逐渐沉淀为一种这个族群的共同信念，这也是洋蛇灯民俗文化内涵之根本所在。但是，文化的发展又是开放的，受政治、经济、社会的挤压并反作用于他们，进行突破。传统洋蛇灯仪式在接受现代社会，特别是经济与技术发展——正如斯图尔德所言，技术与环境相互影响是文化间差异的核心基础——的影响，一方面，洋蛇灯及其代表的邵氏族人要保持洋蛇灯仪式的独有性；另一方面，他们还要得到社会的认同，并积极融入社会。当然，他们也面临着一些实际的困难，比如玩耍人员的增多，需要借助外姓力量的加入；玩耍周期的界定；符合政治口味、媒介呈现的要求等。在这种实际与想象的困难中，洋蛇灯需要重新定位自己的身份，并在传统与现代中，寻求到新的身份认同方式。
如今的洋蛇灯已经开始发生变化，以进一步获得宗族和社会的认同，包括改变玩耍的周期，从每18年一次改为今年的8年一次；同时也走出大邵村庄，来到合肥、肥东等地进行表演，把过去纯粹的“邵氏仪式”，改变成一种符合时代要求与文化生态的社会景观。在表演内容与形式方面，为了增强观赏性，洋蛇灯的玩灯技巧也进行了革新，增加了如“四蟒翻身”等更有视觉冲击力、扣人心弦的新动作，并解决了由乡村空地进入城市场馆后在程式上的适应问题。
三、乡村记忆：遗失在符号消费的狂欢中
现代生活注定世俗社会不再重来，过去乡村最美好的记忆，也因时代的变迁而只留存在想象中。马克思曾说，一切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重型机械化生产、静态劳动力和资本，开始变得流动、轻灵。流动、轻灵的现代社会，抛弃了过去手工生产的笨拙、缓慢，改造着过去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也改造着人们的记忆与思维。同时，伴随着全球化席卷而来的新型媒介，为洋蛇灯等习俗提供展示、传播的平台外，也带来了“他者”的审视与改造。这些手持新媒介和政治、经济权杖的人们，一次次冲击着世俗社会固有的记忆。从传统的角度看，“他者”的局限性，是人类文明发展到任何阶段都无法忽略的问题，［9］他们把洋蛇灯们改造成符合现代口味的时代符号。
1. 定期。洋蛇灯引人关注的焦点是18年一次的表演，18年轮回人生并不常拥有，这也成了研究者、传播者、观者和媒体津津乐道的焦点。但是奇妙的时间，拉长生活的同时，也拉长人们的期待，吊起观者的胃口。当人们意识到时间的意义时，生命变得有限，对事物的关注也格外珍惜。当某种承担着共同记忆，拥有共同价值体验的事物（现象）定期上演时，勾起的是群体的深刻回忆。洋蛇灯不仅仅是邵氏的集体记忆，也是其他人对过去乡村生活的记忆，它代表了人们对过去生活仪式的浓浓怀旧。
2. 程序。洋蛇灯表演有严格的程序，程序赋予仪式以正规、合理的身份，也代表着其他乡村仪式不可企及的高度。同时，严格的程序也有利于符号化的表达。作者搜集了关于洋蛇灯的新闻报道，在对洋蛇灯的新闻呈现中，大多会描述这一仪式的具体步骤，甚或不了解、不明白，都要用程序的方式，呈现在媒体上。比如有这样一段描述：
作为第十代传人，邵传富如今当了指挥。他跟在蛇头旁边，一声令下蛇灯便能变幻各种动作。“游着进场是第一个动作，接着是‘斤扎’（音），然后又要做‘大斤扎’和‘小斤扎’，再后面是‘摇大车’和‘出洞’，最后一个动作是‘宝塔’，一套动作做下来最少要半个小时。”邵传富说，舞蛇灯的都是村里的青壮年，听闻今年要舞蛇灯，在外地打工的人都已经纷纷回来。［10］
这里的“斤扎”（音），应是“径折”，如山路般蜿蜒曲折的意思。采访者为了再现洋蛇灯的仪式程序，还是没有经过证实就表达了出来。
3. 创意。流动、轻灵的现代社会的重要表征是创意，这要求脱离过去物质化的状态，走向更具创造力的符号形式。符号通常有资讯（information）和形象（symbols），［11］特别是属于美学范畴的形象，为现代社会的符号消费提供了对象。符号的重要性，不仅在于资本、物质商品和劳动力日益有赖于符号，更在于符号商品流动，形成非组织化资本主义的重要产业。在现代社会，人们消费的不仅仅是有形的物质商品，更把目光聚集在具有观念价值的“能与一些社会群体的精神追求或文化崇尚产生共鸣的无形附加值，也即创意的文化观念”。［12］洋蛇灯仪式现代存在的前提是，它是一种文化符号，是具有某种图腾形象的观念产品，是古代创意与现代社会的结合。近些年来，洋蛇灯的表演形式上有了长足的发展，但是对其内涵的挖掘却是不够深入。因此，对洋蛇灯的创意必须建立在继承传统文化基础之上，对民众心理的重构，摆脱民俗节日传承中重复性思维和实践的窠臼，既突出现代又彰显传统，既强调娱乐又宣扬文化。
四、文化景观：乡村文化转向的社会表征
远古时代，人们以血缘氏族维系的族群，面对人力无法抗拒的自然，“为民师而命以民事”，依赖于对神灵的信仰崇拜来维持族群的生存与安全。随着社会进程的发展，人们生产生活的分工趋于复杂化，应运而生的更多专业化族群，不再受限于血缘图腾，形成了以普遍性专业分工为主的生产生活活动，曾经以血缘维系的族群纵向传承的时代，因为生产生活活动的进一步分散化，演变为以家族为核心的祭神宗祖时代。［13］ 洋蛇灯作为有典型意义的传统习俗，具有强烈的地域性，它存在的根源，是传统乡村社会中宗族（或姓氏）共同体的存在。邵氏共同体是洋蛇灯存在的前提和条件，肥东洋蛇灯的有效传承，必将对丰富群众文化生活，凝聚族群情结，促进和谐团结产生重要作用。
但是，随着交通的便利与信息社会的发展，传统的乡村社会宗族共同体渐渐被打破，村庄文化生活仪式的社会地位，逐渐被外出务工、工作、媒介、娱乐等代替。“现代性就是西方工业社会在现代化进程中生成的与传统农业社会的经验本性和自然本性相对的一种理性化的社会运行机制和文化精神，它代表着渗透到现代社会所有方面的本质规定性”。［14］特别是电视和网络的诞生与发展，使乡村传统的文化仪式发生了转向。正如丹尼尔·贝尔在《资本主义文化矛盾》所说的那样，当代文化已经发生了转变：目前居“统治地位的是视觉观念。声音和景象，尤其是后者，组织了美学，统率了观众”。［15］目前，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新媒体的影响也正渗透至乡村，包括视觉在内的多感官样式统治着乡村文化。社会高速发展的工业文明带来了可以丰富人们生活的各种因素，使曾经专注于民俗活动的注意力偏向了更具娱乐性的游艺活动。过去乡村封闭的空间、统治宗族的文化仪式，正为外人所知，并接受外界的影响与改变。大邵村西接肥东、合肥，东望南京，宁合高速公路和芜合高速交汇其旁，交通便捷，地理位置优越。现代社会文化的转向迎合大邵村的地理、交通、经济发展，促使乡村固有的文化仪式发生变化。接受了“他者”文化限定的洋蛇灯仪式，渐渐丢失、改造原来的模式，不仅在蛇的外形及玩法上，有所“改进”，甚至在仪式上也和传说有所不同。
眼下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之中，在现代化冲击之下，有一个令人瞩目的现象，就是从文化认同到价值意义、意识形态的全方位思想危机，而文化遗产（包括物质文化遗产和非物质文化遗产）正是化解全方位思想危机，增强民族凝聚力的最佳良方。［16］虽然当下非物质文化遗产受到保护与重视，但是经济的捉襟见肘和来自政府、组织等方面的压力还是不言而喻的。在多重的挤压下，传统的习俗变成了社会期望的模式，成为社会强大力量的反射，在出门入户的过程中，它不再仅仅是团结宗族、宣扬族威的手段，而变成了一道符合各方口味的文化景观。所以，对于洋蛇灯的发展必须发挥主观力量，需要政府积极引导，形成科学合理的组织体系和制度，实现现代性与传统性的矛盾统一，让洋蛇灯得以健康持续地传承。
五、结 语
从功能主义角度来看，洋蛇灯具有传统民间文化娱乐、净化村民心灵和维护村庄内生秩序等积极社会功能，对于它的保护与研究，有利于这项民俗文化的长远发展。在实地考察中，笔者也了解到肥东县委县政府也在过去工作的基础上，正积极开展对洋蛇灯文化遗产的保护与宣传，对洋蛇灯的历史沿革、分布区域、传承谱系、表现形式、文化内涵进一步予以确认，利用文字、声像、图片对洋蛇灯的制作过程、舞技舞法、传承人关系及流派脉络、地理社会环境、活动仪式等进行系统的收集、整理工作。
但是在全球化的时代，在文化间的交流碰撞日益剧烈的形势下，人类对各种文化的共享程度越来越高，不同国家、民族和群体对文化的主权要求也越来越强烈。今天的洋蛇灯和其他的民间习俗一样，处于发展的十字路口。这些处于社会底层的文化遗产正在失去它存在的状态与意义，面对西方文化与外来文化的冲击，其正有被迫融入到现时的文化中，从而失去独特品位的趋势。面对当今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理念盛行的社会风向，到底是回归原生态还是开发利用？如何在新的形势下，协调各种关系，既保护文化的多样性又尊重和保护文化传承人的意愿与权利，从而推动保护工作健康发展，这些都是值得我们探索和研究的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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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 焦德武）
作者：李其名
瑶族是我国南方一支历史悠久的山地游耕民族，根据2000年全国第五次人口普查统计，我国共有瑶族人口263.74万人，主要呈现出大分散，小集中的分布特点，北起湖南辰溪，南至广西防城，东达广东南雄，西及云南勐腊，广泛分布在湖南、广东、广西、贵州、云南、江西的五岭、十万大山、雪峰山等高山密林地区，自古便有“南岭无山不有瑶”的说法。
一、瑶族村寨文化景观的构成
村落文化景观是指以农业经济为基础、以村落为中心的文化景观的一种类型，通常反映出在特定的环境制约条件下,可持续利用土地的先进理念和具体技术,同时折射出建立这些文化景观所处的自然环境的特点和限制。村落文化景观是建立在土地的持续使用(农业)基础之上的一种人与自然的关联,它不仅包括自然要素,而且还包括人工要素。受自然因素、民族习惯的影响和制约甚大,从而具有极大的区域性和民族性差异。村落文化景观的特征是人类对自然长时间的干涉和使用中形成的,因此有别于人类有意设计的园林、广场等景观,也有别于鲜有人类改造印迹的自然景观，集中反映了在一个特定区域内人们生产、生活、生存的实际要求,如耕种、狩猎、捕鱼、放牧等各种广义上的农业活动,以及在此过程中形成的社会意识形态、文化习俗、宗教信仰、乡村社会结构等重要信息。
长久以来，我国一直片面地将民族村寨作为文物建筑及建筑群来看待。然而，完整的村落构建，不仅仅单单只有村落的建筑，还应包含了风景林、梯田、古道、民居、古墓及村寨内的其他具有历史、艺术、科学价值的建筑物、构筑物等，同时又与民族艺术、民族习俗传统、民族传统技艺等共同形成民族村寨文化景观遗产。
(一)悠久的历史源流
瑶族历史可追溯到五帝时期的远古时代，是与炎帝、黄帝并称华夏文明三始祖之一的蚩尤的遗裔。九黎在远古时代是一个部落联盟，居住在黄河中下游和长江流域的今湖北、湖南及江西一带，江汉之区皆为黎境。《国语•楚语》注中所载：“九黎，蚩尤之徒也”。蚩尤与炎黄逐鹿中原，其部落为黄帝所败，部分遗裔汇入南蛮部落，逐渐形成了三苗的部落群体，而三苗正是瑶族、苗族与畲族共同的先祖。黄帝之后，舜、禹继续对三苗发动战争，并因夏、商、周等中原政权的持续影响，瑶族先民由此分化汇入到夷、蛮地区，在闽浙会稽山地区和两湖荆襄地区建立了新的聚居区。瑶人多自称绵、尤绵,绵乃蛮之转音，而自称是一个民族的自我意识的反映，可见瑶族是源流于蚩尤、南蛮文化的，是长江流域农耕文化的传承者之一。
生活在洞庭湖南部的瑶族先民，秦汉称长沙蛮、武陵蛮，隋唐称“莫徭”，宋称“梅山蛮”。《宋史•梅山蛮传》记载：“上下梅山峒蛮，地其千里，东接潭(潭州，今长沙)，南接邵(邵州，今邵阳)，其西则辰(辰州，今沅陵)，其北则鼎(鼎州，今常德)，而梅山居其中”，即以今天的新化、安化为中心的洞庭湖以南、南岭山脉以北的湘水、沅水、资水流域与雪峰山区，活动面积将近5万平方公里。从唐末乾宁四年(897)到宋熙宁五年(1072)的时间里，瑶族先民与南方土家族、苗族、畲族等共同在梅山地区进入了一个多民族安定共处、和谐发展的时期。1995年，在广西恭城发现的明清时代的瑶族文物画卷《梅山图》，栩栩如生地记录了瑶族先民在梅山地区生活的场景，向世人展示了唐宋瑶族社会经济、生活、生产、文化、宗教信仰的情况，再次证明了瑶族先民在梅山地区已发展了有别于中原汉文化的灿烂文化。自宋以后，随着中央政权对南方的持续开发并且实施压迫性的民族歧视政策，瑶族先民不得不离开梅山地区，最终在都庞岭千家峒地区开始分化，通过南岭走廊、湘桂走廊继续向南方纵深迁徙，开始了颠沛流离的求生之旅。现代瑶族普遍将千家峒作为本支系的发源地，瑶族后裔向往和崇拜的圣地，其不单指的是地理概念，更是瑶族人民追求祥和、安定与幸福生活的心理归宿。瑶族各支系在不断分化和迁徙过程中，虽然存在与汉民族及其他少数民族
长期交流，却始终同而未合，归而未化，并在不同的生态环境中，在谋求生计方面，各自选择了不同的生存方式，使自己适应了当地的生态系统，在南中国广大山区和丘陵接合地带产生了以生态系统来区别的各种不同瑶族集团的亚种族，最终形成了现代各瑶族族群分支。正是这些各具特色的瑶族族群分支，以各种不同的方式，获取着维系民族生存的基本物质，努力培植和延续自己的种族，使瑶族成为具有坚韧不拔生命力的民族，在历史发展中走上独立的发展道路。
(二)丰富的文学艺术遗产
瑶族人民在长期的迁徙和生产生活中发展并流传下大量民间文学、历史文献和口头文学，少量诗歌或神话传说还遗存有汉文手抄本或唱本，不少作品受中原文化影响还融入了汉文化诗歌体裁、道教经文以及其他形式的文学元素，共同构成了瑶族丰富的文学艺术遗产。瑶族的文学作品主要产生于汉晋以后，创作内容广泛，不仅有涉及到历史迁徙、族群发展、文学宗教、医学和农事的民间作品，还有记叙民族起源、历史迁徙等重要信息的《过山榜》、《祖图来历》、《千家峒源流记》等历史文献，是瑶民族一套完整的“百科典籍”。
在口头文化中，以创世史诗《密洛陀》、《水淹天》和《盘王大歌》最为著名，其中《盘王大歌》通篇长达数千行，描绘了民族历史和文化生活的广阔画面，是瑶民族文化的恢弘叙事史诗，瑶族人民通过节日祭祀、生产劳动和社交活动,以歌唱的形式讲述出来，使民族历史传统得以一代代流传至今，对后世的瑶族歌堂文学和民族文化的传承产生了巨大影响。
(三)多元性的宗教信仰传统瑶族人民长期生活在自然环境较为恶劣的南方山区，生产生活受到较大制约，同时由于对自然现象缺乏科学认识，认为山水万物皆由神灵主宰，继而产生对山、水、天、地等自然元素的原始崇拜。在此基础上逐渐形成了对盘瓠祖先的图腾崇拜、对诸多自然神灵的自然崇拜、对鬼巫的灵魂崇拜和道教崇拜，在传承和发展过程中互相渗透、互相吸收，构成了瑶族宗教文化的基本框架，逐渐形成了带有强烈地域特征的多元性宗教信仰传统。
其中，对先祖盘瓠的信仰崇拜是瑶族人民家庭生活、社会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盘瓠，亦称盘王、盘护、盘古等，是神话传说中龙犬的名字，是瑶族的始祖。瑶民把他当作始祖神加以崇拜、祭祀与供奉，并形成特定的祭祀性节日——盘王节。节日期间，除杀猪宰羊、宴请宾朋外，还要诵经作法，祭祀神灵，跳盘王舞，唱盘王歌等。湖南的泸溪县是盘瓠文化唯一有古迹可考的发源地，县内沅水流域地段至今仍遗存有关于盘瓠先祖的大量历史遗迹和文化建筑，有盘瓠洞、盘瓠山、盘瓠墓、盘瓠庙、辛女村、辛女岩、辛女祠等一批文化遗迹点，是瑶族先民蛮瑶在梅山地区生活与发展，盘瓠文化产生与源流的有力见证。
瑶族对盘瓠祖先的崇拜不仅植根于本民族，同时对汉民族的先祖崇拜也产生了重要影响。中华民族的神话始祖——盘古便是以瑶族先祖盘瓠为原型创作流传下来的。三国时期吴人徐整所作《三五历记》，是我国最早记叙盘古神话的典籍，文述“天地浑沌如鸡子。盘古生在其中。万八千岁。天地开辟。阳清为天。阴浊为地。盘古在其中。一日九变。神于天。圣于地。天日高一丈。地日厚一丈。盘古日长一丈。如此万八千岁。天数极高。地数极深。盘古极长。故天去地九万里。后乃有三皇。”盘古开天辟地的神话故事，填补了鸿蒙时代的空白，经过历代民间润色与流传，使盘古成为了中华民族的共同祖先，奠定了中华民族的卵生文化基础。
(四)绚丽多彩且独具特色的服饰文化
早在古代，瑶族先民就有“好五色衣裳、衣斑布、色斑斓，对襟齐领，椎髻跣足”的习俗，拥有挑花、织锦、编织、刺绣和蜡染等特色民族的传统工艺。经过近代学者的初步调查统计，录得瑶族服装的款式就有100多种，头饰也不下100余种，这与瑶族内部支各系的不同和经济基础，生活环境，风俗习惯以及审美观念的不同有着密切关系。
瑶族服饰的演化发展过程，呈现出多元化发展的态势，集中反映了瑶族人民的生活与历史变迁过程，形成的独特的民族原始文化心理结构，民族文化的交流与融合情况，生活方式
的开放程度等信息，承载了对原始神灵的崇拜、对祖先的纪念、对图腾文化的信仰。瑶族服饰文化是瑶族文明文化遗产的组成部分，在外在形式中涵盖了历史的、文化的、社会的、宗教的、习俗的等诸多情感元素，彰显了瑶族人民审美情趣、审美理想和审美追求。
(五)人文、自然景观遗存良好的民族村寨
在瑶族历史的发展过程中，由于受战乱、民族压迫、生存压力等影响，瑶族先民向华南地区不断迁徙，形成了诸多支系的定居区和文化圈。因各定居区的自然环境、社会环境、民族交流差别，各定居区逐渐发展出各具特色的民族村寨。
坐落在广东连南瑶族自治县南岗镇海拔800多米高山上的南岗老排，不仅是连南八排瑶著名的八大排的典型代表，也是目前发现的规模最大、历史最长、特色最鲜明的瑶族古寨。其所在地自然风光优美，有典型山地农耕文化特色的层层梯田、茂密林区、陡峭峡谷，兼具了生产生活、环境美化、御敌防卫等多种功能。据考证，南岗排始建于宋代，据今已有上千年的历史，又名行祥排。明末清初时期，南岗排最为鼎盛，建有房屋700余幢，人口1000多户7000多人，山寨面积159亩，历史上以其规模大、人口多，被誉为连南八排的首领排。经过千百年的演变，目前南岗古寨仍然保持着当年的建筑轮廓，并且保存着368幢明清时期的青砖瓦屋，是排瑶村寨文化景观的典型代表。
广西富川瑶族自治县富川凤溪瑶寨，始置于元朝末年，坐落在五岭中的都庞岭余脉凤溪山，距县城富阳15公里，全村有盘、陈、蒋、岑、麦、翟、李等7个大姓，是一个典型的平地瑶族古村落。凤溪瑶寨内木楼民居沿溪顺山势栉次鳞比，建筑古朴典雅，青石街高门楼，天井石条铺花，窗棂雕龙刻凤，照壁楹联意境雅致;寨内陈,岑、蒋、翟四大姓氏的祠堂风格别致，各具特色;朝阳风雨桥和福寿风雨桥横跨凤溪村江上，两桥相依，遥相呼应;富含民族特色的古戏台肃穆庄严。这些古色古香的门楼屋宇，神庙寺观，祠堂戏台，风雨桥等多出自明清时期，具有重要文化价值，构成了凤溪村瑶寨独特的村寨文化景观。
除此之外还有江永兰溪勾蓝瑶寨、桂林龙胜金坑瑶寨、隆回虎形山花瑶瑶寨等景观保存良好，文化传统丰富的瑶族古村落，与连南南岗千年瑶寨、富川凤溪古寨一样,都是瑶族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文化发展、交流的艺术结晶。
二、瑶族村寨文化景观的世界遗产价值
文化景观1992年12月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第16届会议时提出并正式纳入《世界遗产名录》中，是当前比较新颖同时具备独特价值的世界文化遗产类型。目前，我国已逐渐针对少数民族村落文化景观开展了大量调研工作，不仅推动了中国的民族考古研究，还为我国少数民族村落文化景观的保护和利用带来了积极影响。苗岭山区雷公山麓苗族村寨和六洞、九洞侗族村寨均已在当地政府和学术界的积极推动下对其文化遗产价值进行了详细评估和科学规划保护，并且作为“黔东南苗族村寨”、“黔东南侗族村寨”列入了世界文化遗产预备名单。
瑶族先民们所创造的优秀民族文化、民族艺术、民族技艺和民族历史是在瑶族村寨中传承、发展起来的,是瑶人文化遗产的根基。以湘西盘瓠洞、江永千家峒、金秀大瑶山瑶寨、连南南岗千年瑶寨为代表的瑶族村寨群，是人类与大自然的共同杰作，见证了瑶族社会发展过程中，为战胜居住地恶劣自然环境的影响，合理利用和适应环境的进化演变过程。这些村寨具有着原生形态、次生形态、变异化和即将消逝等多种具有突出代表意义的特点，同时是村寨文化景观的重要载体，见证了汉民族中原文明与其他少数民族对瑶族社会在政治、经济、文化、生产方面的影响。
中国瑶族村寨文化景观世遗价值在于：
(一)一种即将消逝的民族文化的有力见证
瑶族文化因受到现代强势外来文化和民族地区现代化进程的影响,正与我国其他传统民族文化遗产一样面临着迅速退化乃至消失的危险。传统的民族建筑因费时费力，逐渐被水泥屋
瓦所替代;生产建筑、农业设施也因失去原有功能而被废弃和拆毁;村寨生态环境景观也因经济利益的驱使而遭到破坏;更为可怕的是，大部分瑶族村寨青壮年人口逐渐向城市迁移，物质资料生产、交换、分配、消费等行为习惯、模式和传统工艺、思想观念、理论哲学、典章制度、语言文学艺术、科学技术、风俗习惯、歌舞娱乐、宗教信仰、礼仪风俗等非物质文化出现了无人传承的困境，最终导致了本民族自我认同感的丧失。江永千家峒、金秀大瑶山瑶寨、连南南岗瑶寨、隆回花瑶古寨等正是这类逐渐消失的村寨文化景观的幸存者，为瑶族丰富灿烂的民族文明提供了一种特殊见证，将其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将对瑶族文化传统乃至于南岭走廊各民族古村落进行科学保护、发展和利用均有积极意义和影响。
(二)一种具有突出代表价值的文化景观的杰出范例
瑶族村寨文化景观的突出代表价值有：①良好的自然景观和村落格局。瑶族传统民居建筑或沿溪流岸山脚，或接近山顶的山腰，或接近悬崖峭壁，或沿山势而建,因此对周围自然空间环境景观的影响比较小，充分借助了原始的风水理论，选址与建设都与山水相协调，借助自然景观来保护居住环境的整体美观，体现了与当地生态和地理环境矛盾与和谐的统一;②富有地方特色和建筑艺术特色的建筑景观。各地区瑶族分支产生的强烈地域色彩的独特民族文化，同时在建筑风格和建筑偏好上体现出来，形成了有吊角楼式、天井门楼式结构等风格迥异的建筑风格;③底蕴丰富的民族人文景观。瑶族人民创造的丰富饮食、服饰、节日、传统技艺、宗教信仰等民俗文化，是瑶族村寨人文景观的文化基础，体现了瑶族人民敬畏神灵、敬重祖先、尊重传统和聚族而居的族群特点，反映了瑶族人民尊重并顺应自然、合理开发利用自然、互帮互助、团结协作、顽强生存的生活态度和生存智慧，与自然和谐平衡发展的价值理念。
以江永千家峒、连南南岗瑶寨等为代表的瑶族村寨文化景观是人文景观、人居建筑与自然景观相融合、因地制宜的典范，集中体现了人与自然互为依存、和谐、统一的关系，展示出人类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而变迁，是从刀耕火种的原始社会到定居精耕细作阶段农业社会发展的不同阶段的历史见证。
(三)是中华文明农业文化的突出见证
长江流域、珠江流域农耕文化是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与黄河流域农耕文化具有同样的历史地位。瑶族自身生息、繁衍和创造出来的独特炫丽的民族文化，是对南方农耕文化的传承，为丰富和发展中华文明作出了独到贡献。以江永千家峒、连南南岗瑶寨等为代表的瑶族村寨文化景观遗产，是农耕文明在南中国传承发展的有力见证，对再现中华民族多元化演进、发展具有深远影响。
三、结语
瑶族文化景观遗产既包括物质文化遗产也包括非物质文化遗产，是瑶族文化遗产的重要载体和组成部分，详细记录了瑶族社会进步与发展中自然生态、社会、政治、经济、技术、文化等情况，传递着瑶族特有的文化信息，具有极高的历史价值，并作为一种客观历史物证，将瑶族创造的物质文明、精神文明直观地展现在世人面前。研究瑶族村寨文化遗产就是对人类发展历史的反思，没有这种载体，人类的精神家园将会变得无根无基。对瑶族村寨文化景观遗产的研究，探索瑶族智慧和文明的轨迹，旨在为该民族实现可持续发展指明方向。只有正确、全面了解瑶族的过去、现在，积极抢救收集瑶族文化遗产，并在原有基础上创新和吸收外来先进有用有益的一切文明成果，才能进一步保存和发展瑶族的传统文化。作为中华民族文明的一个支流,瑶族文明不仅是创造者更是实践者和参与者，在不断的迁徙与发展中，在征服和改造大自然的历史进程中，既汲取了我国南方地区各民族的文化精华,又继承了祖先的文化特点，创造和积累了丰富多采的民族文化，是农耕文明在我国南方地区发展传承的历史见证，同其他民族一道为缔造光辉灿烂的中华民族文化作出了重大贡献。因此对瑶族村寨文化景观遗产的科学保护和发展刻不容缓，积极申报世界文化遗产是当前的必然选择。其
中，盘瓠文化的发源地湖南泸溪盘瓠文化遗址群、瑶族人民的精神家园江永千家峒遗址群、以南岗瑶寨为代表的瑶族村寨建筑群都应作为瑶族村寨文化景观遗产的重点项目进行研究、保护和申报。
国务院关于修改〈全国年节及纪念日放假办法〉的决定》(2008年1月1日起施行)第二
条规定，“全体公民放假的节日：……
(五)端午节，放假一天(农历端午当日)……”据此，自2008年开始，端午节正式列入国家法定节日。
端午节又称为端阳节，为每年的农历5月初五日，在湖北、湖南、贵州、四川一带，端
午节又分为大端午与小端午。小端午为每年农历五月初五，大端午为每年农历五月十五日。
2006年5月20日，该民俗经国务院批准列入第一批国家级。2009年9月30日在阿联酋首都阿布扎比召开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政府间委员会会议决定：中国端午节成功入选《世界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国家非常重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今年6月12日,第五个文化遗产日,今年的主题是“非遗保护,人人参与”。从公众十分陌生的概念,到人们耳熟能详的词汇,从以往单项的选择性的项目保护,到全国整体性、系统性的全面保护阶段,中国政府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的所作所为世界瞩目。中华文明是人类几大古文明中唯一没有中断的文明,保护文化多样化是时代的吁求。
作为活态文化,非物质文化遗产更容易受社会结构、生活环境的影响,这样必然带来它愈
渐狭窄的发展趋向,其生存也遇到前所未有的危机,一些依靠口传心授方式加以承传的文化遗产正在不断消失,许多传统技艺濒临消亡,大量有历史、文化价值的珍贵实物与资料遭到毁弃或流失,随意滥用、过度开发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现象经常可见。
在我们的生活中，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无处不在的，可以说它是我们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但正是因为太熟悉的缘故，我们往往会忽略掉它，不懂得珍惜它、保护它，韩国申报端午节作为本国的传统节日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众所周知，端午节是为了纪念我国爱国诗人屈原而产生的，却被韩国申遗，这无疑给我们每一个中国人当头一棒，也暴露了我国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不重视。但庆幸的是我国已及时地制定了相关法律来保护我们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如端午节、清明节、中秋节等传统节日的放假。我相信亡羊补牢，为时不晚，我们的传统节日将会很好地得到保护。
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之所以遭受到严重流失甚至灭亡，原因有三：一是国人对民族民间文化保护缺乏觉醒;二是民族民间文生态环境恶化;三是民族民间文化资源流失严重。更让我们痛心的是，我国一些特有的传统技能如变脸、南京云锦、特有民歌等的继承人已为数不多，甚至是空白。这正如我国文学艺术家、民间文化工作抢救者冯骥才所感怀的那样：“民间文化的传承人每一分钟在逝去!”如果照这样的速度，在将来的某一天，我们是否还能看到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踪迹呢?这是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
端午节放假的问题曾经引起了社会上的广泛争论，针对这件事有着不同的声音，不同的态度。我们都知道，物质决定意识，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这个世界是在不断发展的，所以我们的思想也要跟随社会的变化而发展，而在文化逐渐多元、信息日益丰富的今天，端午节等中国传统节日面临着不少挑战。这迫切需要人们与时俱进，既要保持传统，又要适应当今人们需要。
——探究式学习活动教案
学院：历史文化学院
姓名：朱华丽
学号：20110401070 专业：历史学
一、教学目标：
通过探究式课堂教学活动为学生构建开放的学习环境，提供多渠道获取知识、应用知识的机会，使学生养成主动参与、探究发现及交流合作的学习方式。以“从历史文化遗产的保护看可持续发展”为课题，围绕历史文化遗产保护中存在的问题与对策、政策与方法等进行深入的研讨，将其与城市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想结合，从探究式学习活动中让学生自主认识到、并了解到保护文化遗产对可持续发展的意义所在。
二、 教学内容：
【提出问题】
首先课堂导入要做到有趣吸引，才能激活学生的问题意识。课堂以几则遭破坏的历史文化遗产的例子为引导，播放视频加上文字简述，材料为“北京顺义村：为了方便出行，顺义的古城墙被陆续拆掉，仅余下保留在太平村中的一段。”、“江苏周庄：由于旅游业高速发展，苏州市政府准备修建一条旅游公路，修公路欠规划，古镇风貌受威胁。”、“陕西延安“红色文化”“在枣园革命旧址，不少游客把领导旧居里的陈设当成了自己照相留影的道具。参观过程中，不少小游客还挥舞旅游纪念品中的“大刀”向文物猛砍，随行家长也不予制止。”
从以上几个例子吸引学生注意力，调动学生情绪，使学生对历史文化遗产的保护这方面的相关信息产生兴趣，对当前我国的文物保护情况及其对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影响充满求知欲，激活了学生的问题意识，使他们主动地进入探究阶段。 【质疑问题】
创设新颖的问题情境，让学生代入情境，在特定的情境中激发自主质疑。选定情境：1953年吴晗坚持拆北京牌楼，梁思成气得痛哭。通过引导学生扮演角色，再现此情境，通过亲身体验感受梁思成当时的处境与想法，在模拟的实际情境中帮助学生形成强烈的问题意识，引导学生思考历史文化遗产的保护与可持续发展的联系，不断激发学生探究学习、深入了解的兴趣。 【解决问题】
课堂讨论是探究性课堂的常态，以合作学习为主要形式，引导学生利用多元化的资源，达到合理解疑的目的。以“历史文化遗产的保护有利于可持续发展吗”为主题展开专题辩论，使学生通过专题辩论，对历史文化遗产的保护与可持续发展的关系有更进一步的认识与更深一层的理解，使学生在辩论中合作，在合作中解疑，在解疑中总结，形成良好的学习方式与学习习惯。 【拓展探究】
总结上三个阶段探究活动的基本收获，请几个同学分享本次探究性活动的感受与心得，对学生运用的探究方法予以总结与引导，给他们往后的探究性学习提建议，促使他们不断提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水平，不断提高人文素养。
三、 教学过程
(一)、课程导入(5分钟)：
(1)、以几则文物遭破坏的新闻引出课堂教学内容，播放视频加上文字简述，材料为“北京顺义村：为了方便出行，顺义的古城墙被陆续拆掉，仅余下保留在太平村中的一段。”、“江苏周庄：由于旅游业高速发展，苏州市政府准备修建一条旅游公路，修公路欠规划，古镇风貌受威胁。”、“陕西延安“红色文化”“在枣园革命旧址，不少游客把领导旧居里的陈设当成了自己照相留影的道具。参观过程中，不少小游客还挥舞旅游纪念品中的“大刀”向文物猛砍，随行家长也不予制止。”
(2)、根据以上新闻事件，请学生讨论并请2-3名同学发表对上述事件的看法和想法，根据学生的想法总结出关于历史文化遗产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关系与联系，点出历史文化遗产的保护对社会精神文明可持续发展的意义，从而引出本堂课的教学内容：从历史文化遗产的保护看可持续发展。
(二)、讲解课程(30分钟) (1)、质疑问题——情境代入
选定情境：1953年吴晗坚持拆北京牌楼，梁思成气得痛哭。将该情境的背景及故事发展情节脉络打在ppt上(即：情景一：8月20日，吴晗主持会议，讨论北京文物建筑保护问题。 郑振铎态度强硬地说:“如有要拆除的最好事先和社会文化事业管理局联系，由中央决定，不应采取粗暴的态度。” 但吴晗绵里藏针:“全国性的问题请示中央决定。” 林徽因提出，“保护文物和新建筑是统一的。保护旧的是为新建筑保存优良的传统”“北京的九个城门是对称的，如一旦破坏，便不是本来的基础了。再如天坛只保存祈年殿其他都拆掉也不是保存文物的办法”。她认为民居建筑的保存也是重要的方面:“艺术从来有两个传统，一个是宫殿艺术，一个是民间艺术，后者包括一些住宅和店面，有些手法非常好，如何保存这些是非常重要的。” 梁思成在发言中指出，“北京市的发展是要在历史形成的基础上发展，一定要保存历史形成的美丽城市的风格。有些单位(如公安、交通、经济部门)考虑得片面”，“在保护古文物建筑工作上，首都应起示范作用，慎重是必要的。” 他搬出了苏联经验，提出“在莫斯科建设中，古建筑在原则上尽量保存下来”。他还以“土地私有”讥讽破坏文物建筑的行径:“北京各机关好像有‘土地私有’的观念，在他们自己的范围内爱拆爱建，一点不考虑整体。” 可是，吴晗作答:“在处理中应尊重专家的意见，但专家不能以为自己的意见必须实现。” 会后，由北京市人民政府与文化部社会文化事业管理局等部门共同组织的联合调查小组，对北京城区的牌楼及其他一些古建筑进行调查。最后，吴晗宣布：“对牌楼作出了保、迁、拆三种处理方式，即在公园、坛庙之内的可以保下来，大街上的除了成贤街和国子监的4座外，全部迁移或拆除。情境二：拆卸工人正将大街文物拆迁，梁思成前来向文物道别，失声痛哭。)，使所有同学对当时情境有一个基本的了解。请6名同学上台，分别饰演梁思成、吴晗、林徽因、郑振铎、拆卸工人，重新演绎出当时的情境，引导台下同学在观看的同时对当时的情境与各人做法进行思考与反思。
(2)、探索问题——思考发言
请个别同学就演绎情境发表自己的看法，让其设身处地想如果面临着那样子的问题的人是他，咨询他的想法与做法。 (3)、解决问题——探究辩论
从上述情境演绎与问题思考中引出：关于历史文物保护与可持续发展的关系与意义。将班里同学分成两个小组，让其对于“历史文物维护是否有利于可持续发展”的问题进行一个小组辩论。学生通过专题辩论，对历史文化遗产的保护与可持续发展的关系有更进一步的认识与更深一层的理解，使学生在辩论中合作，在合作中解疑，在解疑中总结，形成良好的学习方式与学习习惯。
(三)、课堂总结(5分钟)
总结上三个阶段探究活动的基本收获，请几个同学分享本次探究性活动的感受与心得。授课者对学生运用的探究方法予以总结与引导，给他们往后的探究性学习提建议，促使他们不断提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水平，不断提高人文素养。同时引用澳门文化局副局长陈泽成先生的一段话作为课堂的总结：文物保护其实并不是表面所看这么简单。其实最重要是它背后可以产生很多无形的价值给这个地方的人。因为我们成天都讲可持续发展，文物保护里边其实你可以看到一个可持续发展。因为上一代传下来的东西，我们去保护利用，我们不是用完它们，我们会留给下一代，下一代在接过来之后，他们也会利用保护。最后鼓励引导学生在历史文物保护中支持社会精神文明的可持续发展。
四、课前准备：
1、ppt制作：准备好相关的视频、文字材料
2、情境再现道具：配有人物名称的布带——梁思成、吴晗、林徽因、郑振铎、拆卸工人;
五、可行性分析
1、课堂以研究性形式展开学习，以提出问题、质疑问题、解决问题与拓展探究四个部分组成，课程开展井井有条，条理严谨，脉络清晰。
2、历史文化遗产是社会高度关注的热点之一，历史文化遗产的保护与社会精神与文明的可持续发展有着莫大关联，将二者结合探究，有利于让学生自主认识到、并了解到保护文化遗产对可持续发展的意义所在。
3、课堂以探究式课堂教学活动展开，为学生构建开放的学习环境，有利于活跃气氛，鼓动学生的积极参与。
4、探究性活动简单易懂，易于让学生接受并积极投入其中。
六、风险预测及解决方法
1、问题：课堂导入内容较多，学生不耐烦，不对课题展开联想，无法引起其兴趣。
解决方法：尽量丰富内容表达形式，采用视频、文字加图片、讲故事形式等方法勾起学生兴趣。
2、问题：情境再现环节，学生对代入角色并演绎情境可能稍显羞涩与抗拒。
解决方法：老师以身作则，首先扮演角色，带动学生也参入其中，充分调动其积极性。
3、问题：学生之前较少接触辩论，对辩论规则、形式不甚熟悉，辩论赛运作得不够顺畅。
解决方法：老师先简单讲解辩论规则，在辩论过程中根据具体情况对辩论要求可作出调整。
4、问题：学生无法将历史文化遗产的保护与可持续发展相结合，无法在总结过程中对课程作一个系统的、全面的总结。
解决方法：老师在学生总结过程中给予引导，在思维方式、探究方法上给予学生指导，使学生能较顺利地归纳、总结观点。
儒家文化，是我国封建社会的主流文化，对中国封建社会政治经济等很多方面都有重要的影响。传统的责任感思想，节制思想，和忠孝思想，都是它和封建统治结合的结果。不仅如此，部分儒家思想是连同我们当代在内的主流思想，例如儒家的“温故而知新”，“三人行必有我师”，“学而不思则罔”等，至今仍是华人的基本教育方法。
然而，从春秋末期孔子创建儒家文化，到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又到程朱理学，再到今天的社会主义建设的新中国，儒家文化已经不能再作为我国的主流文化，也就是说儒家文化已经失去了主导地位。因为儒家文化已经不再是最适合现代的文化了，无法有效地带动我国文化的进步。取而代之的则是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
实际上，从春秋末期始到清朝末期，封建社会的主流传统文化儒家文化本身一直都在不断演变中，不断适应着社会的发展变迁，绵延至今。这是因为，儒学植根于中国固有的价值系统而又能随时自我调整，适应了时代和社会的变化。然而无论怎样变化，儒家文化始终是适用于封建社会的一种文化。首先，儒家文化发展至末期，已逐渐僵化，成为了统治者禁锢人们思想的工具，阻碍了学术、文化、科技的发展，使中国远远落后于世界的潮流。其次，儒家文化过分讲求纲常，成为统治阶级奴役人民的绳索。这一点使同样倡导对自由的追求的儒家文化无论如何也无法突破封建君主统治的思想范畴。最后，儒家文化的一些曾经被奉为经典的思想与社会制度相悖，例如“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就与法制制度相矛盾，然而利用现有文化也无法将此类问题一并解决，人们需要更好的办法解决这一问题。
相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最鲜明的特征就是具有时代性。清末我国面临内忧外患的双重压力下——内有思想闭塞的国民，外有虎视眈眈的列强。前者为因，后者为果。解放思想成为中国发展的必经之路，而文化作为思想的产物，亦是要随着时代所更改。中国社会主义经济转型，因而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思想文化必然带有这个时代的基本特点，它必须同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结合在一起，围绕建设富强民主思想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根本任务，以实体经济建设为中信，坚持改革开放，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服务。然而儒家文化的根源，却要追溯到大一统专制集权制的长期稳定存在，以及中国封建社会特殊标准的选官制度等等重要因素。这一点，从根本上否定了儒家文化可作为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年代的主流文化的可能。
综上所述，儒家文化虽无法作为我国的主流文化，但是作为我国的传统文化，仍然有很多地方值得现代社会的人们学习，儒家文化仍然是我国文化历史的瑰宝，是重要的文化产物。而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更加适用于我国当今的国情，更加适合作为我国主流文化，能够更加有力地领导我国赢得文化竞争的胜利，从而赢得国家和民族的综合实力的竞争的胜利。
课程特点：打造团队、经营人心的执行文化、团队文化、创新文化、自律文化建设的理念、落地路径和方法。
课程概述：
企业发展的灵魂是企业文化，而企业文化最核心的内容就是价值观。有什么样的价值观，就有什么样的规章制度和行为规范，这又保证了物质文化的不断增长。一流的企业一定是创造和拥有了一流文化的企业。能够跨越百年的企业，必然是有着深厚的文化底蕴并且坚持不断的进行文化创新。
企业文化落地是企业人价值观的统一，就是经营人心，企业文化落地的直接目的就是让全体成员同心同德、言行一致，这需要用心、创新的经营。不同的经营理念、路径、方法，会导致不同的经营结果。
本课程不讲虚泛的概念，只讲使用的方法，助你轻松掌握企业文化落地的绝招。 用模型将企业文化理念具象化，有助于员工理解 编写企业文化手册和内刊，让员工的言行有文可依
通过推案例、讲故事，帮助员工学习经验，反思教训，强化意识 反复讲，反复学，才能让企业文化深入员工的心
良教胜于言传，用领导者的一言一行来影响员工的思维和行为 建立良好的沟通渠道，才能听到员工的心里话 通过目视文化建设，营造良好的企业文化氛围
把企业文化与企业品牌建设相结合，借助品牌来传播文化
课程大纲：
模块一：企业文化落地解读
课程对象：企业老总、企业中高层管理人员
企业管理的四个境界 企业文化是什么 核心价值观 企业文化落地的内涵 企业文化落地三个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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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块二：内化于心——理念传播有方法
企业文化理念落地三步曲 企业文化理念设计四法 文化理念落地三法 如何抓案例(或讲故事)?
模块三：固化于制——人人都要OEC
企业文化建设长效机制及范例 企业各种规章制度 为何制度不能发挥作用 管理中的情、理、法
OEC管理的两个层面、三个体系
模块四：外化于行——自我经营效果好
激发终端活力的SBU经营理念 “老太太买菜”给我们的启示 SBU经营的实质是人单合一 经营人的三重境界
模块五：氛围营造——目视系统理念清
企业文化看板及范例 企业文化漫画及范例 企业形象识别系统(CI) 标语口号及范例
模块六：身先士卒——干部带头群体动
80/20原则 两大理念 干部的三种经营 员工的四项收入
模块七：寓教于乐——活动组织聚人心
活动的类型 活动举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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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块八：网络建设——体系健全到基层
支部建在连上 中建八局小班子建设 锦江宾馆宣导员 海尔通讯员管理
模块九：持续创新——文化理念与时进
什么是创新 如何创新 海尔创新法则 创新案
讲师介绍
杨克明老师
企业文化咨询专家 集团管控咨询专家 海尔经验研学专家
清华大学、浙江大学等高校课程教授 北京师范大学管理学博士
曾获青岛十大名师、中国百位优秀讲师称号 PTT国际职业培训师
【背景介绍】
海尔企业文化体系主创人员之一，在企业文化、集团管控、人力资源管理、OEC管理、SBU经营、市场链与业务流程再造、PSI等现代企业管理方面，具有丰富的实战经验和独到见解，受聘担任上百家企业管理顾问。个人著作有《海尔兵法》、《OEC管理》、《创新经营》、《企业文化落地》、《铁军八局》等多部。
【擅长领域】
企业文化、集团管控、执行力、OEC管理、人力资源管理、SBU经营、管理技能提升、海尔管理课题。
【主讲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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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技能课题：《管理者五项技能修炼》(推荐)、《目标管理》(推荐)、《标杆管理》、《卓越绩效管理》、《有效沟通与执行》
执行力课题：《中层主管超级执行力》(推荐)、《中国式执行——高绩效的OEC管理》(推荐)、《赢在执行》、《从执行到复命》
企业文化课题：《企业文化推进与落地》(推荐)、《企业文化落地六大方略》(推荐)、《用企业文化经营“人心”》
团队建设课题：《团队建设与领导力塑造》、《培育优秀文化，打造卓越团队》(推荐) 班组建设课题：《班组长五项技能修炼》(推荐)、《生产管理与班级建设》、《现场6S管理》 心态素质课题：《自我管理与素养提升》(推荐)、《职业生涯规划》、《心态决定成败》 海尔管理课题(推荐)：《海尔成功之路》、《海尔高绩效的OEC管理》、《海尔企业文化与管理创新》、《海尔管理经验在中小企业的借鉴》、《海尔创新体系》、《海尔人单合一模式——终端制胜的SBU经营方略》、《海尔市场链与业务流程再造》、《海尔营销与服务创新》、《海尔人力资源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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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建和谐社会之我见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我们党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的全局提出的一项重大任务，适应了我国改革发展进入关键时期的客观要求，体现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和共同愿望。我们党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既是对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经验的科学总结，也是在新的国内外形式下提高党的执政能力、落实科学发展观、更好地推进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战略举措。胡锦涛主席在2005年2月19日中共中央举办的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提高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能力专题研讨班上指出：“实现社会和谐，建设美好社会，始终是人类孜孜以求的一个社会理想，也是包括中国共产党在内的马克思主义政党不懈追求的一个社会理想。根据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经验，根据新世纪新阶段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新要求和我国社会出现的新趋势新特点，我们所要建设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应该是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民主法治，就是社会主义民主得到充分发扬，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得到切实落实，各方面积极因素得到广泛调动;公平正义，就是社会各方面的利益关系得到妥善协调，人民内部矛盾和其他社会矛盾得到正确处理，社会公平和正义得到切实维护和实现;诚信友爱，就是全社会互帮互助、诚实守信，全体人民平等友爱、融洽相处;充满活力，就是能够使一切有利于社会进步的创造愿望得到尊重，创造活动得到支持，创造才能得到发挥，创造成果得到肯定;安定有序，就是社会组织机制健全，社会管理完善，社会秩序良好，人民群众安居乐业，社会保持安定团结;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就是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这些基本特征是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需要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进程中全面把握和体现。 ”
一、什么是和谐社会
“和谐社会”是一个古已有之、东西横贯的理念。
在中国古代，和谐社会就是理想的大同社会。孔子所言的“致中和”、道家主张的“合异以为同”、董仲舒宣言的“天人之际，合而为一”、张载的“天人合一”等思想充分表明，追求社会和谐是中华民族的理想。社会学认为，社会是由人群组成的一种特殊形态的群体形式，是相当数量的人按照一定的规范发生相互联系的生活共同体，它的特征之一是具有结构性。而社会结构是指社会系统的
各组成部分或社会体系中诸要素之间比较持久、稳定的相互联系模式。社会的经济、政治、文化、生活的各个领域和部分都紧密联系，互相协调，整个社会才能始终保持有序和谐的状态。所以，“和谐社会”就是说社会系统中的各个部分、各种要素处于一种相互协调的状态。“和谐社会”实际上是一种整体性思考问题的观点，要求我们在把工作视野拓展到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各个方面，运用政策、法律、经济、行政等多种手段，统筹各种社会资源，综合解决社会协调发展问题。
二、达到“和谐社会”必须具备的四个条件：
第一，社会的管理控制体系能够充分发挥作用。社会具有强大的、有活力的管理中心，也就是说政府是有权威的，其权力的合法性是建立在广大人民认同基础上的。政府主要的方针、政策、制度得到大多数社会成员的拥护，政府各个部门和各级组织的运行是有效率的，对社会的整体有着较强的整合能力。社会是具有强力的自我协调机制的社会。
第二，文化中的核心价值观念有凝聚力。这个社会所倡导的主文化的价值观念、道德观念能够被大多数社会成员所认同，这个社会所制定的各种规范也能被广大社会成员所遵循，这个社会在精神上、文化上有较大的共融性和一致性。另外，这个社会有较少核心价值观念的冲突，在社会精神生活中有社会的粘合剂。例如“三个代表”这简明、扼要的理念，作为意识形态的内核是有亲和力的，能够作为新时期凝聚全体党员，吸引全体国民的新的核心价值观念和思想基础。第三，不同利益群体的需要能得到满足。当一个社会在经济上能够保障绝大多数社会成员的生存和发展的需要，在政治上能够满足部分社会成员参政议政的需要，在社会生活中能够保证社会成员的安全生活，这个社会的运行基本上是有秩序的，具有较稳固基础的社会。在这一社会阶层结构体系中，主要的利益群体均能够通过制度化的手段，通过正当途径满足自己的需要，无须通过越轨才能满足，这个社会阶层结构便是合理的、稳定的，不会发生重大的社会冲突。第四，社会成员具有流动的途径。一个社会尽管有政治、经济、文化、社会领域有等级序列，社会成员的地位有高低，但这种等级序列和地位高低不是凝固化的，社会中不存在群体性排斥的制度，普通的社会成员也具有流动的权利和自由，那么这个社会的结构就是有弹性的。有弹性的社会结构比僵死的社会结构更
具有活力，更具有和谐性。
三、中国传统文化的演变
中国传统文化是以儒家思想为主体的。孔子、《论语》，二千五百多年来，浸润濡染，影响了中国人的道德素质、人生观念、心理结构、风俗习惯，但这却并非中国传统文化之始。中华民族的文明史，是从公元前约2600年初，黄帝在中原地区确立权威性的部落开始算起的。在文化阶段上，可以称 其为中国传统文化的初生期。周朝灭商统一中国后，周公制礼作乐，希望通过礼乐文化，令不同的民族融洽 相处。另外，周公还强调两种精神：“亲亲”和“尊尊”。“亲亲”就是亲爱我们所亲爱的人，这是重视孝道、家庭和婚姻关系。”尊尊”就是尊敬那些值得我们尊敬的人，同时也衍生了一种特别的阶级观念。西周以后，周天子的势力不能统一各族，中国政体便分崩离析。地方势力彼此 吞并攻伐，形成春秋战国的混乱形势，社会、政治的统一与和谐尽失。在这种情况 下，各种修身治国的理想，哲学思想便随而产生。
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思想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最早出现的，它的思想结构可以 用“忠”、“孝”、“仁”、“义”来概括。其中“孝”为根本，维系了家族的基本伦理;“忠”是“孝”的向上扩展，君主是整个国家的大家长;“义”是家族伦理的横向扩展;“仁”则是君主官吏或家族长辈对下承担的责任和义务。这四种行 为又终归为“礼”。
从本质上说，中国传统文化和世界其他民族的早期文化是一样的，是人类自然发展的必然结果，它标志人类从无善恶概念的蛮夷社会进入到有善恶界定的秩序社会。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一直有关于人性的一个观点，即孔子在《论语》中已经隐含，后被孟子明确表达，写入中国古代儿童启蒙教材《三字经》首句的“人之初，性本善”，即性善说。性善说没有足够肯定人性恶的一面，导致人人都认为自己是善的，恶却是受外界影响而得的，因而形成人人互相指责的伪君子人际关系。更重要的是，性善说不承认自己的恶性成分，极力排斥来自外界的约束，所以在政治上终究不会出现权力制衡的体制，金字塔形的专制政治必然是这种文化的产物，寄托全能全善之人来掌管这种政治又必然成为这种政治良好运作的唯一办法。孔子的“孝、忠、仁、义”思想及对明君的呼唤可以说是建立和维护这种政治体制的理论武器。然而，全能全善的人是不存在的，人性中善恶共存。这
一点只要真实面对自己思考是不难得知的。当一个人的权力达到不被约束的地位时，其恶性就会膨胀表现 出来。这便是这种单纯仰仗善性治理国家的政治实体发生周期性震荡的人性原因。西周末年的周朝政体离析和地方势力的互相争斗，以及在此之前的朝代更迭，都不能逃脱这样的文化缘由。
汉人把《论语》看作传记，汉文帝时设传记博士，传授《论语》，成为专门学科，同《孝经》一样是士人必读的启蒙之书。东汉时则列为“七经”之一。 汉朝如此重儒，无疑是秦朝暴政的恶果使得孔子离开“道、德”之源的“仁”被肯定。更重要的是，孔子“孝、忠、仁、义”的思想体系，本质上就是建立和维护少数人统治多数人这种政治体制的文化武器。所以从此以后的中国历史是：无论中国朝代如何更迭，皇帝如何轮换，都不过是统治者与被统治者、本族与外族之间的争夺霸主的政治军事斗争，在文化上并未改变，孔子的圣人牌位一直被供奉在香火缭绕的庙堂里。且看汉乱经三国入魏晋后，各朝均把《论语》列入学官，设博士传授。南宋朱熹把《论语》、《孟子》、《大学》、《中庸》集为《四书》，作《四书章句集注》。朱熹死后，朝廷将他的《四书章句集注》立于学官，与五经并列。从元仁宗起，直至明清，将它钦定为科举考试的必读教科书，士人为了求取功名，日夕讽诵，熟记于心，影响 十分深远。 有人据此便认为中国的传统文化形成应从汉朝算起，这不仅因为孔子儒学的蓬勃兴起，还因为从此才有了汉民族的称号。这种看法太表面化了。孔子之前的中国朝代和孔子之后的中国朝代，人们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以及由此决定的政治观、婚姻观、道德观等原则没有本质的区别，同属三纲(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五常(仁、义、礼、智、信)，是一脉相承的，所不同的只是国号和皇帝的不断变迁。这变迁的规律大都是”兴于仁洁，衰于暴腐”，如夏兴于大禹之仁而 立国，终衰于桀暴而归商，又如商兴于成汤之仁而立国，终衰于纣暴而归周。
四、从中国传统文化看构建和谐社会
人类社会是一个不断从低级向高级发展的历史过程。建立平等、互助、协调的和谐社会，一直是人类的美好追求。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明确指出：“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马克思关于自由人联合体和人的全面自由发展的表述，都是指未来高级的和谐社会的目标模式。党的十六届四
中全会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就是要把马克思的科学论述逐步变成现实，它完全符合人类历史发展规律的要求，是我们党在新时期推进伟大事业的又一个重大理论创新。
在中国古代，和谐社会就是理想的大同社会。孔子所言的“致中和”、道家主张的“合异以为同”、董仲舒宣言的“天人之际，合而为一”、张载的“天人合一”等思想充分表明，追求社会和谐是中华民族的理想。
中国文化里充满着人道精神，它既是哲学意义上对人的最高认识的结果，也是伦理学上对人最完美的塑造。它崇尚人道，讲求礼义，向往和平安定，而这一切正是当今世界的潮流。中国文化的核心是“人本”，认为“万物皆备于我”——人是天地之精华，是天地间最可宝贵的事物。因此，中国文化倡导人与人的尊重与爱护，主张“与人为善”，把“爱人”当作人的第一要义，这又是当今人类追求的目标。而中国文化提倡的“立己立人，达己达人”、“舍生取义，杀生成仁”、“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等，都是一直被整个人类所认同的社会伦理和人生准则。中国文化强调“天人合一”的观点，要求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让人顺乎自然，从自然中体验生命的韵律，领悟生命的奥秘。当全球陷入环境恶化的困境之中的今天，中国文化却提供了摆脱困境的途径。
1988年1月，75位诺贝尔奖获得者在巴黎的一次会议上发表了一份宣言，宣言中写到：“如果人类要在21世纪生存下去，必须回头2500年，去吸取孔子的智慧。”联合国原科教文组织总干事代表泰勒博士曾说过：“如果人们思索一下，孔子的思想对当今世界的意义，人们很快便会发现，当今一个成功、昌盛的社会，很大程度仍立足于孔子所阐述的许多价值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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