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著职称论文

本论文主题涵盖五篇精品范文，主要包括《论著职称论文(精选5篇)》的文章，希望能够很好的帮助到大家，谢谢大家对小编的支持和鼓励。《文艺争鸣》2006年第2期刊发了赵宪章和白云先生的《中国文学学者与论著影响力报告》一文，该文依据南京大学CSSCI数据库2000-2004年收录“中国文学”研究的论文、作者和引文数据，发布了近五年间中国文学研究的学者和论著的影响力报告。

第一篇：论著职称论文

论著作人身权的性质

摘要： 当前学界关于著作人身权性质的认识存在固有缺陷，这使著作人身权的性质问题存在探讨的空间和必要。具体而言，一种观点认为著作人身权与民法意义上的人身权并无二致，另一种观点则认为著作人身权实为财产权。事实上，著作人身权与民法意义上人身权之区别、民法意义上人身权之属性等诸多维度证实著作人身权与民法意义上之人身权并非同源，但著作人身权中的发表权和修改权与著作财产权有着天然的紧密联系，从而使其体现出一定的财产性。面对著作人身权保护的诸种新模式，重新界定著作人身权的性质成为关键之所在。

关键词： 著作人身权;性质;人身权;财产权

一、引论：著作人身权性质的复杂性

著作人身权最早发轫于18世纪末的法国，经过一个多世纪的演进，在德国哲学家康德理论的引导下，于20世纪初始逐渐在一些欧洲大陆国家建立统一的名称(moral rights)与一些原则。[1]综观世界各国或地区的著作权立法进程不难发现，“起初，人们几乎只从经济角度来看待著作权;然而，随着著作权的发展，精神权利的重要性越来越得到人们的承认;目前，人们承认，甚至在立法方面也承认智力利益和人身利益占有优势地位。”[2]115根据现行各国或地区著作权立法以及国际公约的规定，著作人身权包括以下内容：表明作者身份权、署名权、发表权、保护作品完整权、修改权以及收回权。但是，不同国家根据自身的立法传统和司法实践而各有取舍，在著作人身权的具体权能规制方面，世界各国并不存在一种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立法模式。大陆法系国家的著作权法视作品为作者人格权的反映，因而其立法强调对著作人身权的保护，内容也较为完善。恰如我国学者指出的那样，“从整体上看，理性主义的大陆法面向未来，注重法律的逻辑体系，在成文法中集中规定了著作人身权，并为该权利提供了强有力的保护。例如，自19世纪以来，法国法就明确规定了作者享有发表权、署名权、保护作品完整权和收回权四种著作人身权，德国法在此基础上还增加了接触权”。[3]69而英美法系国家的著作权法认为，著作权仅具有财产权性质，作者的精神权利按一般人格权加以保护;但随着《伯尔尼公约》等国际著作权公约影响的扩大，这种立法模式正在被逐步改变。“事实上，作者对其作品在商业方面被利用的条件、是否尊重其作品的完整性、是否被认为是作品的作者或是否尊重其使用假名或不署名的意愿等并非是毫不在乎的，社会对此也并非是漠不关心的。”[2]27由此可以看出，保护作品完整权、署名权等著作人身权在国际社会上都受到普遍重视。但是，就著作人身权的性质而言，各国或地区的著作权法不仅没有明确一致的规定，在理论层面上也是一个复杂的、极具争议的问题。

在学界，著作人身权性质的复杂性是学者们之间的共识。我国台湾地区学者刘得宽教授认为，著作人身权是研究著作权所不可或缺的，且最富于理论，及最能表现出著作权与其他财产权之相异点。[4]刘孔中教授也认为，“著作人格权也好，乃至整个著作权法上始终有些奇奇怪怪的问题‘阴魂不散’地纠缠著作权主管机关，困扰一般人的日常生活。”[5]我国大陆地区的学者也认为“精神权利在版权制度中的实际作用不及经济权利，但它在理论上的复杂性却远远超过了经济权利。”[6]著作人身权在著作权理论和实践中可以说是世界范围内困惑最多、争议最大的问题。[7]目前，我国学界普遍认为“精神权利本质上是体现在作品中的精神利益，是基于创作完成这一事实而产生的一种身份权，具有强烈的人身性，一般不可继承、转让和剥夺。”[8]而另有一些学者却认为，著作人身权“作为具有人格因素的权利，因其不可转让等特征而被认为阻碍了商业自由”。[9]面对理论上截然相反的认识，应该何去何从?上述问题的存在主要是因为没有完全明晰著作人身权的性质而导致的，现有理论在认识著作人身权的性质问题上存在着固有缺陷，以致于著作人身权的性质存在探讨的空间和必要。

二、质疑：著作人身权是人身权(一)学界对著作人身权系人身权的定性在论及著作人身权的性质时，部分论者认为著作人身权系人身权。但著作人身权究竟是人格权还是身份权，抑或是兼具人格权和身份权二者之性质，学界却众说纷纭，形成了人格权说、身份权说和混合说三种不同的主张。其一，人格权说认为著作人身权系人格权。如有学者认为，著作人身权依其内容应属人格权，因而不属于身份权。即使是著作人身权中的署名权，是表明作者“身份”的权利，然而此处的“身份”，并无相应的民法上的身份权内容，因而其本意应为“资格”。[10]其二，身份权说认为著作人身权乃身份权。如有学者认为，“著作权中的精神权利是身份权，它是作者基于精神创作成果而享有的身份权，没有从事这种创作的人就没有这项权利。”[11]另有学者认为，“精神权利是基于创作完成这种事实而产生的一种身份权，它具有身份权的一般性质。”[12]持著作人身权是身份权观点的学者进一步指出：“著作人身权是指作者基于作品的创作而产生的，有关作者身份及利益，由其本人专属享有的著作权。著作人身权的主要内容之一是作者在自己的作品上有署名权，这一权利只有作者才能享有，因此它是身份权。”[13]其三，混合说认为著作人身权兼具人格权和身份权二者之性质。一些学者认为，“著作权中的人身权类似于民法中的人格权和身份权的混合。著作权的产生是基于对作品的创作，作者与作品之间的关系是一种身份关系。除了这种身份关系，作者和作品之间还有一种人格关系。”[14]除我国学者持著作人身权是人身权的观点外，法国学者克洛德·科隆贝也认为，精神权利“实际上是人身权的一部分”。[15]

以上三种学说虽然认识各异，但其目的却并无二致，均是确认著作人身权的人身权性质。事实上，关于学界对精神权利性质的这种认识，我国学者曾指出：“当我们将目前仍然通行的民法理论中有关‘人身权利’的解释拿来与之比较以后，会发现版权法中的‘精神权利’同民法中的‘人身权利’之间竟有着如此的区别，以至于我们无论如何也没有办法在二者之间划上等号。”[16]133所以，弄清著作人身权与民法中的人身权利之间的区别是认识著作人身权本质的关键，也有利于厘清学界在此问题上存在的矛盾认识。(二)著作人身权与民法意义上人身权之区别说明著作人身权非人身权1.对著作人身权与民法意义上一般人身权的认识目前，学界对于民法意义上一般人身权的界定有着不同的表述。有学者认为，“人身权是指民事主体依法享有的以在人格关系和身份关系上所体现的，与其自身不可分离的利益为内容的民事权利。”[17]也有学者认为，“人身权是自然人人格权与身份权的合称。其中，人格权是自然人对其自身主体性要素及其整体性结构的专属性支配权，而身份权则是基于身份而产生的伦理性权利。”[18]137还有学者认为，“人格权是指以主体依法固有的人格利益为客体的，以维护和实现人格平等、人格尊严、人身自由为目标的权利。”[19]14“身份权是指为法律所保护的基于民事主体某种行为、关系所产生的与身份有关的人身权利。”[19]49尽管学者们在界定民法意义上一般人身权的内涵时存在不同的表达方式，但不可否认的是，民法意义上一般人身权包括人格权和身份权这两种权利。同时，“人身权属于非财产性权利，不能用经济价值作评价。人身权的作用在于对自身人格和身份的支配，因而属于支配权。同时，也属于绝对权。人身权与其主体不可分离，无从出让，从而又是专属权。”[18]137

而对于著作人身权，学者们从不同的角度对其进行界定，归纳起来有三种。其一，从权利内容的角度对著作人身权进行界定，如有学者认为，著作人身权“是指著作权人因其作品所享有的以精神利益为内容的权利”[20]。也有学者认为，著作人身权“系指基于作品的创作活动所产生的以创作主体的人格利益为内容的权利”[21]。其二，从权利主体的角度对著作人身权进行界定，如有学者认为，著作人身权“是文学、艺术和科学作品作者对其创作的作品享有的一种人身非财产权利”[22]。其三，从权利客体的角度对著作人身权进行界定，如有学者认为，著作人身权是指“作者就作品中所体现的人格或精神所享有的权利”[23]。学者们由不同角度对著作人身权进行界定，从一个侧面说明了著作人身权本身的复杂性和难以把握性，但无论从哪个角度界定著作人身权，以下事实是众所共识、毋庸置疑的，即作者是著作人身权的主体，作品为著作人身权的客体，人格或精神利益乃著作人身权的内容。

关于著作人身权与民法一般意义上的人身权的区别，学界存在不同的认识。我国学界在对该问题的认识上存在“著作性人身权说”和“人身性著作权说”两种不同观点。“著作性人身权说”认为，著作人身权仍然是人身权，只不过是一种“著作性人身权”。著作人身权被规定于著作权法，完全是为了处理法律关系的便捷，并不影响其人身权的内在属性。“人身性著作权说”则认为，著作人身权虽然具有一定的人身属性，但它与人身权存在本质的差别，所以，它并非传统的人身权，而只是一种“人身性著作权”，具有相对独立的地位和存在价值。[24]此外，我国还有学者认为，“作者的精神权利是人身权利和财产权利之外的一种精神利益维护权”[16]145。认为著作人身权是精神利益维护权的观点认识到了著作人身权与民法意义上一般人身权和财产权之间的某些差别，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但是，著作人身权与民法意义上一般人身权二者之间的区别究竟如何?目前很多论著对此语焉不详。而国外相关理论和学说在此问题上也未达成共识，这都导致了我国学界在此问题上认识的模糊性和不确定性。2.国外相关学说及其启示关于人格权、人身权与著作人身权的关系问题，德国著作权法学专家曼弗里特·雷炳德教授认为，“人格利益可以区分为三个方面。首先，与人格直接相关的权利。从物理上讲，这种权利包括对身体(人身权)、对健康(健康权)的保护;从精神方面讲，包括对人的尊严以及社会声望的保护;此外，还包括对这些权利在物理上以及精神上相关的扩展领域的保护。其次，主体直接拥有的非人身的利益，这些利益体现了主体的人格(实体人格)，比如个人肖像、私人信件、把个人形象录制下来的音响载体。最后，主体直接拥有的无形财产利益，这些利益属于主体人格的创造性智力劳动所产生的成果。这些权利包括著作权以及发明权等。于是，人们既没必要、也不应当把作者人格权在法律特征归属上划分到一般人格权的范畴之中，而在这种情况下，人们就可以援引作者人格权的相关规定对这些利益进行保护。”[25]

在日本，关于著作人身权与民法一般意义上人身权的关系，有“异质说”与“同质说”之争。“异质说”认为，作者人格权是一种与自然人所享有的一般人格权不同的人格权;“同质说”则认为，作者人格权与一般人格权有相同的性质，其不过是一般人格权的一种形态。日本学者田村善之认为，作者人格权作为作者的人身专属权，是否要行使由作者本人决定之，“同质说”的观点与日本现行法体系所持态度相一致;同时还认为“异质说”的观点存在不妥之处。[26]日本学者斋藤博也认为，虽然《日本著作权法》对作者人格权作了特别规定，但作者人格权的性质并没有因此而发生变化，即作者人格权与一般人格权没有本质的差异，是一种具体的人格权。斋藤博同时认为，作者人格权若仅仅依靠《著作权法》的规定在将来可能有保护不了的地方，到时若《著作权法》保护不了的部分可以根据民法获得保护。[27]

尽管德国著作权法因受著作权“一元论”的影响和支配，但德国著作权法学界对著作人身权与民法意义上一般人身权区别的认识是清醒的。笔者认为，日本学界的上述争论反映出对著作人身权之性质这一最基本的著作权法理论的认识存有片面之处。诚如郑成思教授所言，“日本的版权立法及相关理论，与欧、美乃至其他许多国家相比是滞后的，是不足效法的。”[28]161日本在基本照搬德国的民法和民事诉讼法时，在著作权理论上却没有完全照搬，而是搞了一些自己的独创性。例如没有采用德国的“一元论”而是采用了“二元论”。郑成思教授认为，日本搬来了德国作者人格权的“形”，而没有得其“神”[28]163。所以，日本理论界对该问题的认识于我国著作权法学界并无可资借鉴之处，我国在研究该问题时，应避开日本学界所陷入的误区，另寻他路。唯其如此，我国在对该问题的研究上才不至于重蹈他人被证明是错误的覆辙，才能有所突破和创新，才能取得进一步的成就。3.著作人身权与民法意义上一般人身权的具体区别尽管学界对著作人身权性质的认识存在分歧，但几乎所有论著无一例外地承认著作人身权与民法意义上一般人身权之间的各种区别，只不过在归纳二者的区别时详略不尽相同。由以上分析可以归纳出著作人身权与民法意义上一般人身权存在五个方面的区别。

第一，从权利主体角度论，“人身权是人人具有的，著作人身权是作品的作者才享有的权利。”[29]102换言之，人身权的主体是所有自然人①，著作人身权的主体是完成了创作作品这一事实行为的人。也就是说，“凡自然人都享有一般人格权，但不是一切自然人都享有著作人格权。”[30]这一点，无论是大陆地区学者还是台湾地区学者的意见都是比较一致的。台湾地区学者谢铭洋就曾精辟地论述过：“著作人格权不同于其他人格权之处，在于必须完成创作并符合著作权法保护之要件，始得享有之，其人格权系建立在著作人对其创作之人格关联性上，并非任何人皆得享有;然而一般人格权或民法所规定之其他人格权，则只要是权利主体、具有权利能力者，均得享有之。”[31]

第二，从权利客体角度论，“人身权的客体是权利主体的人身或人格，著作人身权的客体是著作物(作品)。”[29]102对权利客体的经典定义是，“权利系由特定利益与法律上的力两要素构成，本质上是受法律保护的特定利益，此特定利益之本体，即权利的客体。”[32]据此更进一步分析为，人身权的客体包含人格利益和身份利益两方面的内容，“人格利益包括维护自然人生理活动能力的安全利益，主体人身专有标志的安全利益，主体所获得的社会评价和自尊的安全利益。”[19]53至于身份利益，我国有学者认为，“身份是民事主体在亲属关系以及其他非亲属社会关系中所处的稳定地位，以及由该种地位所产生的与其自身不可分离，并受法律保护的利益。”[33]而著作人身权的客体为体现作者人格或精神利益的作品，“这种人格不是他的思想而是他创作的表现力”[34]。较之民法意义上一般人身权，著作人身权产生于创作作品这一事实的完成，而不是产生于自然人的出生或某种身份的取得。

第三，从权利取得方式论，自然人的人格权是基于出生这一事实而取得的，因而人人具有人格权;而身份权是基于特定的身份而产生的，其取得需满足一定的条件，例如，荣誉权的取得须以获得国家和有关组织的光荣称号或嘉奖等为前提条件，所以身份权并非人人具有。[29]103著作人身权取得的途径一般为创作作品事实的完成(在实行著作权登记的少数国家则是例外)，也就是说，著作人身权的取得不以行为能力为要件，无民事行为能力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以及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皆可因创作作品事实而获得著作人身权。

第四，从与权利主体的紧密程度论，人身权与民事主体自身不可分离，离开了权利人的人身，生命权、健康权等人身权亦不复存在，亦即人身权与民事主体有着天然的联系，与人的生命相始终;同时，“人身权是民事主体从事民事法律行为，设定、取得、变更或者放弃其他民事权利的基础，特别是民事主体取得财产权的前提。”[35]604而著作人身权与权利主体的人身是相互分离的，创作作品的事实一旦完成，著作人身权就独立于作者人身而存在，其功能主要是标示作者和作品之间的特定关系以及明确作品所生利益的归属，即便是离开作者的人身，著作人身权丝毫不受影响，不因权利人的死亡而消灭。同时，著作人身权与著作财产权皆因作品创作完成而获得，二者之间不存在前述人身权与其他民事权利间那种基础关系。

第五，从权利被侵犯的方式层面论，著作人身权受侵犯的方式，一般情况下，首先表现为对作品的直接侵犯，并进而对权利主体造成间接侵犯。例如，未经作者许可而擅自对其作品进行修改，才会造成对作者修改权的侵害。也就是说，侵犯著作人身权必然会通过作品进行，否则无法造成对著作人身权的侵害。而民法意义上人身权被侵犯往往表现为对权利主体的直接侵犯。例如，要对某人的生命权或健康权造成侵害必然会通过殴打等直接作用的方式对其进行侵害。

有学者认为，用著作人身权与民法意义上人身权之间的诸种区别来说明著作人身权并非人身权已经足够了。[16]145笔者却认为，尽管对著作人身权与民法意义上人身权作出精准区分为清楚地认识著作人身权的性质扫清了理论上的障碍，但是就此认定著作人身权的性质完全有别于民法意义上人身权的性质不免有些牵强。因为这种论证过程的逻辑缺陷是显而易见的：其逻辑前提是著作人身权与民法意义上人身权存在诸种区别，所以著作人身权不是民法意义上的人身权。但是，为什么民法意义上的人身权具有这样或那样的性质，而这些性质在著作人身权身上又难觅其影?由于其逻辑前提本身缺乏理论支撑，所以其得出的结论难以使众人信服，以至于批判之声不绝于耳，众多论著仍视著作人身权系人身权为颠覆不破的真理。也正是因为这种论证方法逻辑前提本身的缺陷，使更多的人对著作人身权系人身权深信不疑。因此，回答清楚为什么著作人身权不具备民法意义上人身权所具有的性质，对明晰学界当前存在的疑惑有着重要意义。(三)民法意义上人身权之属性决定了著作人身权非人身权人身权乃人格权与身份权之合称。在现代民法上，“人格权是指民事主体专属享有，以人格利益为客体，为维护其独立人格所必备的固有权利。”[36]187“身份权是指民事主体基于特定的身份关系产生并由其专属享有，以其体现的身份利益为客体，为维护该种关系所必须的权利。”[36]189由此可知，民法意义上的人身权具有以下属性：首先，人身权是专属权。无论是人格权也好，抑或是身份权也罢，均与民事主体的人身紧密相连，具有专属性和排他性。而著作人身权与主体并非密不可分，作品一旦创作完成，作品就独立于作者而存在，著作人身权离开作者而存在。其次，人身权中的人格权是民事主体固有的、天然的权利。说人格权是民事主体固有的、天然的权利，是因为这种权利对民事主体来讲，是与生俱来的权利，人生便享有，人死归灭失。而著作人身权因创作行为完成而享有(部分国家需要登记)，也不因作者的死亡而自然消灭。最后，人身权中的人格权还是民事主体不可或缺的、必须具备的权利。如果民事主体不享有人格权，那么其就“没有做人的权利，也就没有进入社会的资格”[37]。然而，著作人身权却不具备这样的属性，在现实生活中，民事主体不享有著作人身权(窄而言之不享有著作人身权或著作权，广而及于不享有任何知识产权)丝毫不影响其生存状态，其仍可进行民事活动，甚至可以以独立的人格在社会中从事任何民事活动。

人格权或身份权的以上属性在著作人身权身上均不见踪影，著作人身权不具备人身权的本质属性。所以，著作人身权难以与民法意义上一般人身权等而视之，更不可谓其为民法意义上之人身权。著作人身权“本身不属于人格权范畴，与民法上的人格权之间并没有直接的关系”[38]。实际上，这样的认识在人们刚刚认识到作品和作者之间存在联系的19世纪就已经出现了。1824年，Leopold Joseph Neustetel提出作者主观权利与作者人格相联系的概念后，19世纪后期，这一概念扩展到作品和作者之间的一般联系。“作品—作者联系说”揭示了保护著作人身权的本质所在，把著作人身权和一般人格权区别开来。一般人格权只指向自然人的人身而且依附于其人身，著作人身权则指向作者和作品之间的联系。[39]

三、反思：著作人身权是财产权(一)著作权的财产权属性并不能说明著作人身权系财产权当前，一些论著认为，作品是民法意义上的财产，著作权也就是当之无愧的财产权，而著作人身权是著作权，所以著作人身权也就是财产权。笔者认为，由此种逻辑推理得出的草率结论大有商榷的余地。

财产权的内涵在法律发展史上是不断变化着的。在罗马法中，财产(物)有有体物和无体物之分。查士丁尼曾说，“有些物是有形的，有些物是没有形体的。”二者之间的区别是，“按其性质能被触觉到的东西是有体物，例如土地、奴隶、衣服、金银以及无数其他东西。不能被触觉到的东西是无体物，这些物是由权利组成的，例如遗产继承权、用益权、使用权、不论用何种方式缔结的债权等。”[40]在无体物方面，罗马法以可以用金钱衡量的利益为条件，而家长权、夫权、自由权等因其没有直接的财产内容，所以没有将它们作为无体物对待。[41]在作品保护方面，文学盗窃行为并不为发达的罗马私法所调整，正如我国有的学者所言，当时“文学盗窃行为只是受到道义上的谴责，并不产生法律上的后果”[42]。在古罗马时代，诗人马尔蒂·阿利斯在给他人的信中这样写道：“据说你在背诵我的诗句时总说它是你自己创作的。如果你愿意承认它为我所作，我将无偿地把它奉献给你;但如果你想把它称为你的诗作，你最好把它买下来，这样它就不再属于我了。”[43]34这反映出，尽管在法律上没有对作品予以保护，但作者已经开始对其作品主张权利了。

到了近代社会，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和科技的日益进步，财产权客体范围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提单、仓单等有价证券成为一种特殊的动产受到法律的调整和保护，光、电、热能等没有实物形态但能为人力所控制的自然力也被纳入有体物的范围而受到法律的规制。更为重要的是，随着商品的经济化和技术的市场化，知识产品进入财产权客体行列之中，以保护知识产品为己任的知识产权法律制度应运而生。财产权作为一项重要的民事权利，在没有将知识产权和社员权从财产权和非财产权中划分出来时，通常说，以享受社会生活中除人格利益和身份利益以外的外界利益为内容的权利都是财产权。[35]102在现代社会，财产权被界定为：“以可以与权利主体的人格和亲属关系相分离的生活利益为内容、而又不属于知识产权和社员权的权利，均属财产权。”[44]

无论财产权的内涵如何随着社会的变迁而被丰富、被发展，但法律意义上的财产仍有其自身的特点。[44]首先，财产权的主体限于现实地享有或可以取得财产的人。它既不像人格权，为一切人所享有，也不像亲属权，只要与他人发生亲属关系即享有亲属权。财产权的客体限于该社会制度下法律允许自然人和法人可得享有的。其次，财产权除极少的例外情形以外都是具有财产价值的，这种经济价值又是可以用金钱计算的。最后，财产权原则上都是可以处分的，不具专属性。可以处分，指可以转让、可以继承、可以抛弃。不具专属性，因而可以由他人代为行使。在一般情形，权利的归属与权利的行使是可分的。

从财产权的上述三个特征来分析著作人身权会有怎样的结果呢?第一，毫无疑问，著作人身权的主体是现实地享有或可以取得作品的人，其客体——作品——也为各国法律允许自然人或法人享有，满足财产权的第一个特点。第二，作品作为民法意义上的财产，也被广泛地承认。[45]作品在现实中亦具有财产价值，并且这种经济价值可以用金钱来衡量。换言之，著作人身权的客体具有财产价值而不能笼统地说著作人身权本身具有财产价值。第三，著作人身权的转让、继承和放弃在理论上存有巨大争议，各国在立法上各行其是，显然财产权的可处分性无法适用于著作人身权之上。所以，认为著作人身权是财产权的观点是值得商榷的，至少是需要进一步加以研究和论证的。(二)著作人身权具有财产性“作品体现人格”对于学界来讲是没有什么争议的问题，作品作为一种财产，体现作者人格，反映的是财产与人格之间的关系。但是，当前有关财产与人格的关系问题在法律思想中被普遍忽视。[46]在英美法系国家，至今尚无统一的人格权概念，而是将人格视为财产的一部分。[47]法学界也有学者提出“正在出现的财产权”概念，包括对信息的财产权、对本人人格标识的财产权，等等。[48]在大陆法系国家，法国学者奥布理和罗创设广义财产理论，认为人格与广义财产之间的关系是如此紧密，故人格权利应包括于广义财产之中，称之为“天赋财产”。[47]4日本学者松冈义正将人格利益视为维持人格所必需的法律上拟制的货物，人格权即是支配这些法律货物的权利。“支配不得与人格分离之法律货物之权利也。不得与人格分离之法律货物，即为维持人格所必要之事项。若其缺之，人格即消灭，不能视之为人之存在。如生命、身体、名誉、自由、氏名及商号等是也。”[49]

从两大法系的上述学说看来，人格本身是具有财产性的。与其主体不可分离的人格都具有财产性，那么著作人身权中所体现的人格因其可以与作者相互分离而理所当然地具有财产性，因为法律意义上的财产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外在性，即财产作为身外之物可以与主体相互分离。正如黑格尔在《法哲学原理》中指出的那样：“我可以抛弃物而使它成为无主物，或委由他人的意志去占有。但是，我之所以能这样做，只是因为实物按其本性来说是某种外在的东西。”[50]

另外，知识产权的财产权性质是由权利客体的可复制性体现出来的。正如郑成思教授所指出的那样，“知识产权之所以能成为某种财产权，是因为这些权利被利用后，能够体现在一定产品、作品或其他物品的复制活动上。也就是说，这种权利的客体一般可由一定的有形物去复制。”[28]75如果作品不被发表或者某些作品不被修改(如小说不被改编为剧本)，那么作品的复制活动将难以进行，知识产权的财产性也就无法体现出来。因此，发表权和修改权等著作人身权与财产利益的实现有如此紧密的联系，在某种程度上已经体现出了财产性。这一点在著作权二元说上同样可以得到印证。根据修正二元说理论，若作者未使作品公开发表，则其不具有作品的利用权。财产权的发生在于作者发表权的行使，在作品未发表之前，作品的财产性仅仅是潜在的。[43]42由此，发表权和修改权所具有的财产性是显而易见的。

四、结语：著作人身权性质的新使命

欧盟于1996年11月公布的《信息社会版权和相关权利的绿皮书(续)》指出，在信息社会中，严格地保护著作人身权有可能阻碍作品的创作，应当根据作品类型、利用方式和合同约定，对精神权利的保护作某种变通。[51]由此可以看出，在现代社会中，世界各国开始意识到著作人身权保护与现实之间的紧张关系，并试图对这种紧张关系予以调和，我国在此问题上也不例外。面对实践中所产生的各种新问题，无论是著作权法学者还是立法者都在积极探索著作人身权保护的新模式，其中，著作人身权的许可使用[52]、著作人身权的转让[53]、著作人身权的继承、著作人身权的穷竭等是其中较具代表性的探索方式。以上诸种保护著作人身权的新模式得以正确构建的前提是准确界定著作人身权的性质。“市场经济运行的规律牵引着思想和精神世界逐渐滑向与世俗生活更为契合的接口，商品化和物质化的生活方式逐渐渗透到包括法律思想在内的整个精神世界。”[54]在当前，“在著作人身权领域，正历经着一场从‘从身份到契约’的变革。在著作人身权能够带来经济利益的前提下，以契约形式转让、放弃著作人身权以换取财富成为诸多权利人不二的选择。”[55]著作人身权在这样的市场诱因下渐次脱离了既有理论的束缚，在实践中转让、放弃著作人身权等现象时有发生，亦即著作人身权的利用在现实中逐渐萌芽并成长起来。然而，“权利自动获得或被授予之后，重要任务即是对其进行充分的保护，进而为其有效、顺畅利用提供可能，消除障碍。”[56]所以，重新审视有关著作人身权性质的既有理论，反思既有理论之得失，对于新技术、新条件下的著作人身权保护具有积极意义。

①至于法人是否具有人身权，在学理上颇有争议。一些学者认为，商事主体享有的名称权自其属性看应属于知识产权，而非人格权;商事主体的名誉权和荣誉权应属竞争者地位权。国家机关、社会团体和事业单位诸类法人，有无名称权、名誉权和荣誉权等，亦值得讨论。参见张俊浩《民法学原理》第3版.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出版，第138页。鉴于学理上对法人是否具有人身权远未达成共识，故笔者在此暂不将法人纳入人身权主体的范围内。

[1]台湾信息智财权网络协会.整体著作权法制之检讨[R].台北：台湾信息智财权网络协会，2001：486.

[2]德利娅·利普希克.著作权与邻接权[M].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译.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2000.

[3]何炼红.网络著作人身权研究[J].中国法学，2006(3)：69.

[4]刘得宽.民法诸问题与新展望[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304.

[5]刘孔中.著作人格权一些新旧问题的探讨[J].律师杂志，2001(258)：21—35.

[6]郑成思.知识产权与国际贸易[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207.

[7]李莉.论著作人身权的双重性[J].中国法学，2006(3)：83—92.

[8]胡立峰.论著作权法中作者的收回权[J].广东商学院学报，2008(3)：87—88.

[9]梁志文.著作人格权制度的比较研究[J].电子知识产权，2010(9)：75—80.

[10]张俊浩.民法学原理[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1：497.

[11]韦之.知识产权论[M].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2002：22.

[12]张玉敏.知识产权法学[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2：103.

[13]杨立新.人身权法论[M].北京：中国检察出版社，1996：96.

[14]黄勤南.新编知识产权法教程[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3：57.

[15]克洛德·科隆贝.世界各国著作权和邻接权的基本原则——比较法研究[M].高凌瀚，译.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5：2.

[16]唐广良.论版权法中的“精神权利”[M]//中国版权研究会.版权研究文选.北京：商务印书馆，1995.

[17]杨立新.人身权法论[M].北京：中国检察出版社，1996：18.

[18]张俊浩.民法学原理[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

[19]王利明.人格权法研究[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

[20]吴汉东.知识产权法[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4：72.

[21]费安玲.著作权法教程[M].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2003：83.

[22]冯晓青.著作权法通论[M].长沙：中南工业大学出版社，1993：114.

[23]李明德，许超.著作权法[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3：70.

[24]毕荣建，李浩.著作人身权权利定性引发的思考[N].人民法院报，2008-01-03(6).

[25]M·雷炳德.著作权法[M].张恩民，译.北京：法律出版社，2005：267—268.

[26]田村善之.日本知识产权法[M].周超，等，译.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2011：484—485.

[27]半田正夫，纹谷畅男.著作权法50讲[M].魏启学，译.北京：法律出版社，1990：154.

[28]郑成思.知识产权论[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3.

[29]马俊驹，余延满.民法原论[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7.

[30]谢怀栻.论著作权[M]//中国版权研究会.版权研究文选.北京：商务印书馆，1995：58.

[31]谢铭洋.著作人格权与一般人格权之关系[J].月旦法学杂志，2001(79)：24—25.

[32]梁慧星.民法总论[M].北京：法律出版社，1996：50.

[33]杨立新.人身权法论[M].北京：人民法院出版社，2006：80.

[34]刘春田.著作权的主体和权利归属[M]//著作权法讲座.北京：法律出版社，1991：71.

[35]王利明.民法[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

[36]王利明，等.民法学[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8.

[37]徐显明.自然人权利义务通论[M].北京：群众出版社，1991：133.

[38]王坤.著作人格权制度的反思与重构[J].法律科学，2010(6)：38—46.

[39]张建邦.精神权利保护的一种法哲学解释[J].法制与社会发展，2006(1)：32—38.

[40]查士丁尼.法学阶梯[M].张企泰，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9：59.

[41]彼德罗·彭梵得.罗马法教科书[M].黄风，译.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2：185.

[42]吴汉东.财产权客体制度论——以无形财产权客体为主要研究对象[J].法商研究，2000(4)：45—58.

[43]吴汉东.知识产权法[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7.

[44]谢怀栻.论民事权利体系[J].法学研究，1996(2)：67—76.

[45]杨延超.作品精神权利论[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7：156.

[46]MARGARET JANE RADIN. Property and Personhood[J]. Stan L Rev， 1982(957)： 34.

[47]石春玲.财产权对人格权的积极索取与主动避让[J].河北法学，2010(9)：129—135.

[48]R G HAMMOND. Personal Property[M]. Revised Edition.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22：82.

[49]松冈义正.京师法律学堂笔记：民法总则[M].熊元襄，等，编.合肥：安徽法学社，1914：127—128.

[50]黑格尔.法哲学原理[M].范扬，张企泰，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61：73.

[51]陈敏.网络著作权侵权的损害赔偿[J].上海市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1(4)：60—63.

[52]刘雪斌，胡启南.论著作人身权的许可使用[J].中共福建省委党校学报，2005(11)：68—72.

[53]余秀宝.作者精神权利转让研究——精神权利二分法视阈下的理论建构与立法抉择[D].海口：海南大学，2012：36—46.

[54]曲三强.理性主义式微与功利主义勃兴[J].学术探索，2010(5)：35—43.

[55]余秀宝.论著作人身权与作者的分离[J].电子知识产权，2012(9)：68—73.

[56]刘远山，余秀宝.知识产权培育、保护和利用现状问题思考[J].法治论坛，2011(4)：3—15.

(文字编辑：王香丽责任校对：邹红)社科探索广东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05 第13卷第3期

收稿日期：20120725

作者：余秀宝

第二篇：2018年值得关注的论著

《新型城镇化与职业教育供给侧改革蓝皮书》

合理的职业教育体系布局结构是职业教育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基础，要基于产城教融合发展的原则进行科学规划。在科学规划职业教育布局结构时，新增职业学校主要向中小城市布局，引导职业教育资源逐步向产业和人口集聚的新建城市、城市新区和各类产业集聚区集中，更加贴近服务的企业和社区。科学规划职业教育优势专业集群和集团化发展，建立紧密对接产业链、创新链、人才链的学科专业体系，推动区域内职业院校科学定位，使每一所职业院校集中力量办好当地经济社会发展需要的特色优势专业群，形成一批支持产业转型升级、对区域发展有重大支撑作用的技术技能人才培养专业集群，同步规划覆盖全产业链的职业教育集团。

谈松华/同济大学出版社，2018年8月

《企业参与职业教育的内在机理研究》

在技能偏好性进步的影响下，技能成为影响企业参与职业教育的内生性变量。伴随着技术进步与技能提升，在“技术进步—技能变动—边际生产效率提升—工资挤压效应”的动力传导机制影响下，企业参与职业教育的动机偏好将逐渐由成本偏好性向技能偏好性转变，而由于企业个性禀赋因素的影响，导致企业行为的差异化。我国企业参与职业教育过程中，主要受成本偏好动机和技术偏好动机影响。而政府政策作为一个外生变量会对企业参与职业教育的技术偏好产生正向影响。

潘海生/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8年3月

《改革开放四十年职业教育财政回顾与展望》

2005年以来，为了促进职业教育发展、支撑产业人才需求，我国职业教育领域动作频频。中央政府通过一系列的财政政策，迅速而深刻地改变了我国职业教育办学、产教关系的基本格局，职业教育已然从衰落走向重振，取得了巨大的发展成就。不过，无论是职业教育投入动员方式，还是财政政策促进产教融合的效果，都存在改进的空间。“十二五”期间，职业教育经费增速下滑、中职免费政策对东部职教的冲击以及产教融合的现状，对当下职业教育财政体制给出了提醒。我们需要思考，构造什么样的博弈形式，才能满足利益相关者的激励相容，使得这个博弈更接近我们所期待的政策目标。首先，需要思考职业教育政策制定中的发声机制。其次，需要思考职业教育财政投入中的央地关系。最后，需要思考职业教育拨款机制设计的基本理念。

田志磊，赵晓堃，张东辉/《教育经济评论》，2018年第6期

《现代学徒制的推进——上海市首批11所中等职业学校的探索》

学生的双重身份是现代学徒制的条件，而不是全部，现代学徒制的必要环节是师傅带教。当今，我国要建设现代学徒制不能重点着眼于学生的身份问题，而应该重点抓师傅带教，这是基于我国国情的现代学徒制的根本点所在。校企合作，企业提前介入，校企共同制定人才培养方案，共同加强企业生产现场实习管理，同时建立带教师傅参与的评价机制(非学校单方)。根据我国经济的发展现状，建设基于我国国情的现代学徒制是可行的。企业办校、校企一体的职业学校更有建设和实施现代学徒制的优势。这是基于我国的国情，以客观的、实事求是的现实为出发点，建设一种新型的人才培养模式。

陈嵩/上海教育出版社，2018年4月

《职业教育政策研究》

职业教育对国家安全、经济繁荣、民族团结、社会稳定等有着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近年来，中共中央、国务院从“技能强国”“工匠精神”“精品制造”“优质制造”等战略高度对职业教育发展做出了一系列重大部署，明确指出要大力促进职业教育的发展，建立现代职业教育体系。而职业教育事业的科学、健康发展离不开职业教育政策的有力保障。职业教育政策服务于社会经济发展这一本质特性是由国家职能的双重性所决定的。国家作为阶级统治的工具，既要承担政治职能，还要承担社会经济职能。作为阶级统治的工具，国家总是力图把阶级斗争控制在秩序的范围内，努力维持相对稳定的政治局面。它往往根据统治阶级的需要，组织社会经济活动，发展教育事业，管理公共事务，履行管理教育事务的职能。这种职能必然通过国家教育政策体现出来。职业教育政策在执行过程中，通过对各种职业教育资源的利用和对各种职业教育潜能的挖掘，在总体实现职业教育政策目标的同时，也推动了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

祁占勇/教育科学出版社，2018年6月

《中国技能劳动力培养及其职业学校重建——社会学的理论框架和方法》

現实培养了什么样的技能劳动力，是一个群体主义方法论，视职校学生为某一社会阶层，关注其身份和认同建构。对制度主义的研究框架是把职业教育与技能劳动力放在一个更广阔的社会结构中，探讨国家、市场、社会、职业学校与劳动力培养的关系。对国家、市场、社会与职业学校关系的研究是理解中国职业教育发展动力机制的重要切入点，特别是在社会转型下，以职业学校组织为出发点，以一种“人格化”和“社会性”组织看待其重构机制。聚焦在职校组织的历史和社会网络，探讨国家、市场、社会与职业教育互动的社会机制。这种研究方法在国家、市场与社会力量对职校的组织场域重构的进程中，实现一种对职业学校“重建”的意义。

王雅静/《教育学术月刊》，2018年第4期

《新型职业农民论——源于湖南省永州市的实践》

培育并发展壮大一支爱农业、懂技术、善经营的新型职业农民队伍，建立一套适应时代要求的新型职业农民培育制度，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内容，也是加快农业现代化建设的战略任务。湖南省永州市开创性地推动“党建产业技术扶贫”模式，在市委的统一领导下，创新新型职业农民培育机制，以党建为先导，以农村党员和青年农民为培育对象，摸索出了一套切实可行的新型职业农民培育模式。在对永州市新型职业农民培育经验和发展现状进行广泛、深入调研的基础上，界定和分析了新型职业农民的内涵、特征、类型、地位和作用，构建了新型职业农民评定指标体系，并提出了党建引领、教育培训、认定管理、政策扶持、跟踪服务“五位一体”的新型职业农民培育制度框架，提出了新型职业农民的培育体系及认定与管理制度体系。

王西琴，陈秋红/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8年10月

《市场转型、劳动力市场分割与代际行业流动》

在中国的市场转型过程中，行业分割不断深化，代际行业流动始终呈现以继承性为主的流动特征。在改革开放四十年中，伴随劳动力市场的结构变迁，由制度性因素导致的劳动力市场行业分割对代际流动产生了重大影响。如果说个体起点上的不平等是既定的，难以改变，那么个体在劳动力市场中的行业流动过程中的不平等应该是相对容易改变的。所以，通过进一步改革劳动力市场中造成不平等的政策措施和制度，为劳动力的流动提供更自由、公平的竞争平台，将能有效地缓和中国面临的社会不平等问题。

许庆红/《青年研究》，2018年第2期

《地方政府履行发展职业教育职责研究》

地方政府履行发展职业教育责任的主要内容包括完善职业教育相关立法，整合政府行政职能;统筹职业教育发展整体规划，为职业教育发展提供基础支持;协调不同职业教育主体互动，为职业教育发展提供优质服务;评估区域职业教育发展，监督职业教育发展政策实施。目前，地方政府在发展职业教育中存在宏观管理及综合协调功能不足、职业教育服务支持体系有待完善、职业教育质量保障体系不健全等问题。推进地方政府履行职业教育职责的实施策略包括：推进职业教育发展的战略思路、目标与重点;提高地方政府发展职业教育综合协调功能;完善职业教育经费保障机制，加快信息化推进;推进职业教育公平建设;加强监测和督导，完善职业教育质量保障体系。

翁伟斌/浙江大学出版社，2018年3月

《成人转化学习的触发条件与过程模型研究》

目前，转化学习已经成为继成人教育学和自我导向学习之后研究成人学习的“第三条路线”，受到世界各国诸多教育学研究者的广泛关注，它也是指导我们开展成人学习、终身学习的理论基础。促进成人转化学习的策略是：成人学习者要加强主动反思，发挥主体作用;成人教育者要营造适宜学习环境，发挥引导作用;家庭和学习型组织要增强凝聚力，发挥促进作用。

蒋立兵，杨玖，黄一璜，胡焱红/《教育发展研究》，2018年第9期

第三篇：质疑《中国文学学者与论著影响力报告》

《文艺争鸣》2006年第2期刊发了赵宪章和白云先生的《中国文学学者与论著影响力报告》一文，该文依据南京大学CSSCI数据库2000-2004年收录“中国文学”研究的论文、作者和引文数据，发布了近五年间中国文学研究的学者和论著的影响力报告。笔者读后感慨颇多，一方面是欣慰，因为中国的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领域终于有了一个比较科学的量化统计评价数据平台，可以及时反映当下中国文学研究的一些状况;但另一方面也让人感到困惑，这就是，该文仅仅依据这种量化统计，就作出“影响力”的判断，并对当前的文学热点和难点问题，作出简单结论，实在令人担忧。因此，笔者想就该文中有待商榷的问题，提出一些不成熟的看法，以求教于方家。

一、 几个不可靠的结论

《报告》一文仅依据CSSCI数据库2000-2004年间中国文学研究领域发文作者数量、发文数量和被引论文论著数量的逐年增加，就得出一系列没有必然联系的结论。文章的依据是三个数据：一是五年间发文作者数量(不合并同姓名者)呈逐年上升趋势，新增了1234名，增长率超过28%;二是五年间发文数量呈逐年上升趋势，新增了1073篇，增长率为36%;三是五年间发文的引文数量呈逐年上升趋势，新增了3527篇次，增长率超过33%。依据这组数据，文章得出了如下几个结论。下面我们且看看这些结论是否可靠。

结论一：“说明中国文学的队伍不仅是数量的扩张，发文的质量及其影响力也在逐年提升;并且，就增长率而言，后者还超过前者，即‘质’的提升超过‘量’的扩张。”

按该文作者原意，“中国文学的队伍”是指“关于它的学术研究”的学者队伍，而不是指热爱中国文学、从事中国文学创作和欣赏的整个文学队伍。但该文作者多次混淆概念，有意扩大概念外延，所以，我建议将“中国文学的队伍”改为“中国文学研究的学术队伍”，这样才不至于造成理解的歧义。从这三个数据可以看出，被引用的增长率只超过了论文作者的增长率，却低于发文的增长率。发文篇数增长最快，增长率最高，可见不是“质”的提升超过“量”的扩张，因为衡量质量(或叫影响力)的标准是所发文章在近几年中被别的论文引用次数。这说明中国文学研究领域和其它学科(包括自然科学)研究领域一样，科研文章数量增长快，质量却不高，影响力也不大。例如，从1994-2004年的SCI数据看，我国科技论文的数量和影响力是不成比例的，论文数量排名居世界第9位，但论文被引用次数仅排第18位，我国每篇论文平均被引证次数更低，排世界第124位。(1)这些数据都在提醒我国学术界要提升学术质量。但该文作者有意淡化发文数量增长的数据，将发文数量增长率为36%的数据用注释的方式放在文后，予以淡化，并且有意混淆这个增长率，将36%显示为0.36%。(2)可见文章所下的结论是不可靠的，是有意为之的，有意颠倒了量和质的增长关系。

结论二：“中国文学这一古老的学科目前仍处于生长期，而不是衰退期。”

仅依据这三个数据就得出这样的结论，更是没有说服力。2000年以来，从事中国文学研究的学术队伍的确是在壮大，其原因很多，都是非文学因素使然。一是1999年我国开始的高校扩大招生规模。许多高校扩大院系规模，而文学院系扩大规模的更普遍，因为它的物质投入相对较少。所以高校文学教师队伍的壮大，使论文作者和发文量有了增加。原因之二还是高校扩张的结果。高等教育走向大众化后，许多高校“攀层次、上水平”，新增硕士和博士点，并扩大招收硕、博研究生数量，而很多高校的研究生必须发表2篇以上的学术论文才能毕业，因此，有些根本不具备研究能力和水平的研究生也被逼上梁山，非写、非发论文不可。原因之三还在高校，这就是高校学术机制在作怪。近年来，各高校盲目追求“学术成果”，几乎所有高校都把教师出书数、发文数和期刊档次与获得学位、评职称、评院士、申请科研基金、申报科研项目挂钩，许多国家评价机构也以此来衡量一所高校的地位。于是很多高校用经济激励了刺激教师写论文、出著作，被SCI、EI、ISTP等索引的论文有的奖金高达数千元至上万元。还有一些学校给教授、博导、博士规定了发文任务，不能完成任务的就要取消职称资格或扣发津贴。所以，近年来，高校教师不是忙于教书育人、看书学习，而是忙于写文章、出专著，搞泡沫“科研”。所以，近年来，期刊发的文章也好，新出版的各类专著也罢，几乎很少有人买，也很少有人看，看的人也是为了再写文章。宁波大学的郑岳青教授，2002-2004三年在SCI源刊发文82篇，每篇获奖金4千元，而他的大量论文几乎没有什么学术价值，这种现象很普遍，被称为“郑岳青现象”。(3)这是高校普遍存在的学术腐败现象。所以，凭这种泡沫学术成果的增长率就能断定中国文学学科处于生长期吗?

结论三：“可见，当下文学界普遍流行的所谓‘文学被边缘化’和‘艺术走向消亡’的悲观论调没有根据的。这一悲观论调之所以能在文坛盛行，恐怕主要还是来自文学界自身的过敏神经，即面对各种社会文化媒介的蜂拥凸起所引发的相对的自我失落感，而并非客观事实。”

该文作者的这种乐观论断很令人鼓舞，但这个结论却是有些武断。据我所知，当下流行的是“艺术终结”论，而非“艺术消亡”论，因为，“终结”只意味着已有的事物告一段落，可能蕴涵着新的变异与发展，并非“消亡”，更非本体的完结。这个已经有学者辨析过，(4)我就不再重复。至于文学是否“被边缘化”了，凭这三个数据更是无法确定的。关于文学边缘化的讨论，其中心和边缘的界定，是从中国当下整个文化领域各类文化的地位和影响力的相互比较出发的，并非从文学内部出发，因为文学内部是无法比较文学是否被边缘化。首先，从自然科学及应用科学文化与人文科学文化相比来看，“重理轻文”是世界现代社会的普遍规律，中国尤甚。从科研项目立项的数量和资金标准就可看出，一个理工重大项目的科研经费高达数千万元，而人文社科的国家重大项目最多也就几十万，准予立项数少的可怜。原因就在于重物质文化，轻精神文化。理工项目能出物质文化成果，而人文项目不能出物质文化成果。其次，从精神文化自身看，以往的文学被国家政治赋予了崇高的社会地位，承担着太多的社会责任和神圣使命，承担着政治道德思想素质教育，认识社会人生、人性人情，教育大众向真向善向美的责任，所以在各种精神文化中，文学是中心，是重点，是“经国之大业”;可是，随着80处代至90年代文学界追求文学表达的自由和文学研究的独立后，文学真的由“他律”走向了“自律”，文学自己放逐了自己，文学写作再也无法承担这些神圣使命，或变成供学术研究的实验品而被束之高阁;或成为仅供娱乐消遣的通俗读物而满街泛滥;或成为某些美女俊男的“私秘化”手记而被偷窥。总之，文学活动者自己揭掉了过去一直套在文学身上的神圣外衣，自甘沦落为被少数读者喜爱。正如白烨所说：“各种写法多了，佳作力构少了;作品种数与印数增了，艺术质量与分量却减了;小说改编影视的多了，经得起阅读得却少了;期刊的时尚味浓了，文学味却淡了;作家比过去多了，影响却比过去小了;获奖的作者多了，能留下来的作品却少了。” (5)另一事实是，文学被政治放逐后，又被大学里的文学教授收编，成为他们自说自话的职业资源，成为他们的饭碗，总之，文学成为了少数“学者”津津乐道的精神财富。况且，我国的大学是公有制的产物，专业培养的无序状态相当突出，文学大军何去何从也是难题。幸亏可以教授中学语文、从事文秘等工作。当下文学专业的毕业生就业已是困难重重。我们的文学教授仅仅依据文学研究的几个增长率，就乐观地发布文学没有边缘化的信息，还认为这是“神经过敏、自我失落”，实在令人担忧。

结论四：“客观事实是：在各种社会文化媒介兴盛的同时，文学不但没有走向衰退，反而紧随时代潮流一起前行，无论是在作者数量、发文量、被引量，以及机构数量和期刊表现等方面都呈上升趋势。”

这个结论与三个数据就离得更远。首先，这里的“文学”应该改为“中国文学研究”，由此可见，“中国文学研究”的兴盛并不能代表“中国文学”的兴盛。再看“各种社会文化媒介兴盛”后，文学是否一样火热地前行。在此因为无法将当今中国人看文学作品率、看文学论文率与看报刊率、收视率、上网率等做比较，所以只好从文学的社会作用与其它文化媒介的社会作用进行一些比较。孔子早就说过《诗》可以“兴、观、群、怨”，可以“事父、事君”，因为那个时代文化传播很不发达，从社会各界收集起来的《诗经》，也就能较好地“观风俗之盛衰”、“考见得失”、“相互沟通”、“怨刺上政”等，文学的确能起到这些作用。后来的曹丕也说过“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梁启超也提出“小说救国”论，今天我们的文学理论教材普遍将文学的社会作用概括为：认识、教育、审美娱乐等作用。的确，在通讯不发达的时代，在纸质传媒为主要文化传播媒介的时代，在电视、互联网还没有兴起的时代，文学的确能承担起这些社会作用。但是，近年来兴起的各种文化媒介，更能兴人情、观社会、相沟通、表怨情;人们可以通过电视、网络、报刊等快捷便利地、真实可信地认识社会人生，了解各种知识信息，受到各种教育，获得丰富的审美娱乐享受。报纸、电视、网络的新闻，以及电视的访谈、科教、说法等节目，可以让人们了解身边发生的各种事件，比文学反映的社会生活更真实、更具体、更广泛、更直接、更生动、更惊人、更全面、更感人，而且更富有时代感，人们可以通过这些现代传媒及时了解周围和世界所发生的事实，为自身的生存提供物质和精神的行动指南。文学能代替这些现代传媒的作用吗?只要稍有传播学知识的人就知道答案。当然，文学也永远不会消亡，文学有文学的特殊魅力，也有人需要它，但更多的社会大众需要现代媒介传递的信息。在现代信息时代，还指望文学能担负起上述那些社会作用不变，则是自欺欺人。就连高校文学院系的学生都厌烦那些文学教授高深的学术讲座。我举个例子，我们文学院经常聘请一些著名高校的著名文学教授给学生作学术讲座，每次都是我们事先安排哪些班级学生必须来听讲座，如果不安排就几乎没有几个人来，而每次讲座中途都有一些学生开溜，弄得那些专家很难堪，我们这些组织者也无可奈何;而我们文学院新闻传媒系的师生共同拍摄的校园DV剧每次公映时，整个大教室都塞满了学生，包括讲台在内的所有地下都坐满、站满了人，就连窗户上都趴满了人;这两种不同景象难道不能说明一些问题吗?还有一个众所周知的事实是：各种现代文化传媒的影响力，正在代替传统文学艺术的影响力;就连作家们都千方百计寻求自己的作品有机会“触电”，一旦文字作品拍成了影视，这个作家才能被更多的观众知道，才具有较为广泛的社会影响力。

二、暴露了几个问题

从CSSCI反映的数据看，这种“科学统计法”显示出来的结果，既暴露出当下中国文学研究领域存在的问题，也暴露出该数据库存在的问题，概括起来有这些主要问题，尤其值得关注。

问题一：该文列表发布的很多信息不能代表影响力。一是学者发表论文的数量不能代表该学者的影响力。因为这种数据库收录的论文，是不论长短、是否有新思想，以及这些文章是否具有真正学术价值的。况且，从该数据库收录论文数量也可以看出，那些积极参与当下文学热点问题讨论的学者发文量都较多，其文章被引次数也较多。而那些关于文学热点话题讨论的文章，只有少数有较高学术价值，很多都不具备较高的学术含量。另外，一些文学刊物也乐于发表热点问题的文章，发表名家的文章(即使没有新思想的)，发表现当代文学的文章，还有一些权威期刊不注重文学个案研究的文章，喜发宏观研究、综合研究的那种既无不当、也无的当的文章。因此不能根据学者发文数量来认定其影响力。但就在该文发表后不久，很多大学的校园网上就发布喜讯，宣布该校的某某教授排名第几的消息。看来，该文章的“影响力”正在扩大。二是发文作者和发文数量增多，不能代表中国文学研究的影响力在增强。这一点的理由我在前面已经陈述。三是该文所发布的被引论文论著的次数也不能完全代表其作者的影响力。按国际惯例，发布学者的影响力，是看该学者在所统计数据年限内发文多少，所发文章被别人论文引用次数多少，综合衡量该学者的影响力。而该文所录被引论文论著是一个没有分类的综合统计，即只要这些被收录的论文引用了的材料，不管是谁的，一并统计，所以，这个被引用的数据只能说明在当下文学研究中，我们还在利用的思想资源，却不能完全用来作为当下学者和论文论著有影响力的有力证明。

问题二：中国文学学科中二级学科的发展是不平衡的。从发文作者数量、发文数量和被引文数量看，现代文学和文学理论领域是最多的，具有明显的优势地位。我们都知道，中国文学几千年历史，古代文学的价值地位和影响是无可替代的，是中国文学真正的经典与精华，决不亚于中国现代文学。而且，从事中国古代文学研究、教学的学者数量也决不少于文学理论和现代文学学者的数量。导致这种不平衡的原因很多，其中与该数据库收录论文的源刊选择有关，也与该数据库管理者发现、挑选、收集论文的判断力有关。该数据库2000-2003年度“中国文学”收录期刊为《文学评论》、《文学遗产》、《新文学史料》、《文艺理论研究》、《文艺争鸣》、《当代作家评论》、《红楼梦学刊》、《民族文学研究》、《中国比较文学》、《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鲁迅研究月刊》、《明清小说研究》、《文学自由谈》;2004-2005年度取消了《文学自由谈》，增加了《南方文坛》、《当代文坛》、《东方文化》(2004年停刊);2006年增加了《中国文学研究》。从这些源刊也可以看出，中国现当代文学和文艺理论领域的刊物较多。特别是《鲁迅研究月刊》发文章数量肯定较多，因此研究鲁迅的文章多，引用鲁迅文章的次数也位居第一。这也的确说明“鲁迅在中国文学史上无可逾越的地位。”但是，我们也知道，近年来关于鲁迅的评价存在争论，过去对鲁迅的文学成就评价中参与了种种非文学因素，对中国现代文学的评价也存在重新衡定的问题，也就是从过去的政治思想评价中淡出，走向文学性评价。近年来，文学理论领域也是新问题不断产生，以往从西方引进来的文学理论，再也无法解释新时代新文学的现象问题，所以，新问题就会接踵而至。可见，发文量多、被引用量多的领域，也是学术思想和理论不成熟、不稳定的领域，而不是影响力大所致。此外，从被引论文论著看，当下学者的论文和论著的被引率是很低的，2000-2004年间出版的专著一部都没有进入列表，这个年间发表的论文进入列表的只有10篇，不到10%。这说明当下搞文学研究的人，一般不太关注最近出版的著作、最近发表的论文，这是文学研究中学术浮躁的又一重要表征。至于当代文学作品的被引率就更低(没有进入)，也说明当下的文学研究者对当代文学创作的漠视，过分关注理论问题，忽视对文学作品的个案研究，更有许多评论当前文学问题的文章，不谈作品，只谈空洞理论，被叫做“不及物”批评，只引用名人名言作理论论据，不要作品实例的事实论据，这是当下中国文学研究中学术浮躁的又一重要表征。

问题三：中国文学这个古老的学科终于彻底走向学院化和职业化了。只要看看该文中发文数量多的41位学者的单位就知道，几乎都在高校。这说明中国文学这个影响久远的学科，终于彻底学院化了，学术化了，小圈子化了。其结果却是：文学研究职业化了，文学活动的圈子就小了;文学研究的学科分类更加具体细致化了，学者的研究领域就更窄了，知识面就更狭隘了;文学学者数量多了，文章数量增加了，读文章的人却少了，影响面也小了。刘锋杰在辨析“文学终结说”的《文学是简单的》一文中说得好：“文学研究职业化后，拥有这种职业的学者，往往是从职业出发而不是从研究对象出发来制定自己的研究计划，结果也就千方百计地试图使用新方法来开辟新的研究领域，以便生产成果，满足任职的需要。这一现象，在当今的文学研究中更加突出，因为职业的竞争更加白热化，挖空心思使用新方法以期获得新成果，也就成为一种职业的规则被大家所接受并狂热地执行着。因此，职业化，其实是将文学研究弄得越来越复杂的一个重要的利益驱动机制。”于是他得出结论说：“只有当文学研究不是一种职业，那时对文学的理解才能摆脱职业利益的驱使而能较为本真地接近文学的本身了。” (6)这再次说明近年来我国文学研究领域的科研论文增长是职业和利益驱使的，而不是文学本身的兴盛。中国文学研究的学院化、职业化，是走西方的科学化研究之路的结果。“五四”以来，我国的学术研究走的都是西方的路子。而文学研究一旦走科学化的路子就等于自掘坟墓。文学研究一旦科学化、学术化、职业化，就丧失了文学本身的魅力，也丧失了文学研究的思想魅力。文学是最个性化的，科学是最共性化的。文学之所以是文学，就在于它总能打破各种既定模式和共性规范，给新时代的新读者带来生机与美感;而科学的思维方式恰恰相反，总是力求排除个性化、个别，寻找一般的共性的规律。所以，当文学研究变成科学研究，它就不再属于文学自身，而是一种学术、一种职业，并且阻碍文学的发展变化。最终就必然像西方的文学和文学研究一样，走向一个又一个死胡同。因为，文学学术化后，除了那些文学研究的专家、教授们能理解文学外，除了那些聪明的文学学者能运用各种方法、玩弄各种花样来阐释文学外，大众是不敢问津于文学的，就连许多大学中文专业的学生都害怕文学研究，害怕文学教授出的花样翻新的考试题，这样的文学研究能促进文学发展吗?能吸引更多的读者来关注文学、参与文学活动吗?它势必会造成文学在精神文化领域中核心地位的丧失，文学必然成为了精神生产和消费的边缘文化。而文学研究内部搞得再热闹，增加文章再多，也只能说明文学研究在业内还是火热的，还有大学体制在供养一批学人从事这种学术研究，无法证明文学在整个社会生活中具有影响力!

问题四：科学统计法的非科学性。任何一个科学研究成果数据库的评价体系都存在问题，如美国的三大检索SCI、EI、ISTP是世界公认的科学研究成果评价数据库，但近年来，国内许多学者因为各种功利需要，专门在这些数据库来源期刊上发表垃圾文章，遭到不少人批评。CSSCI作为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领域唯一的科学研究成果统计评价的数据库，应该吸纳国际前沿成果，尽快改善这种统计和评价体系。比如，去年11月份，赫希在《美国科学院院刊》上发表论文，提出了一种新的计量办法，称为h指数(h-index)，h代表“高引用次数”(high citations)。一个人的h指数是指他至多有h篇论文分别被引用了至少h次。例如，赫希本人的h指数是49，这表示他已发表的论文中，每篇被引用了至少49次的论文总共有49篇。(7)这种统计、评价方法相对说来，比CSSCI的统计法要科学得多，也简单多了。根本不需要发布所谓“影响力报告”，人们只要到网站上花不到1分钟，就能查出某学者在某某年间段内的学术影响力。例如，CSSCI的中国文学研究数据中，被引用文献数据不只是近年来学者发表文章和出版专著的被引用数(这个引用数很少)，而且包括古今中外所有被引用的文献次数。因此，这种被引用数量的增长率根本就无法衡量当下五年间的论文的质量和学者的影响力;更不能由此断定当下论文质量在提高。从文章给出的排名也可以看出，童庆炳先生在五年间发文数量位居第一，但其论著论文的被引用数量只有158次，位居第53，且在论文被引6次以上的排行榜中没有一篇进入，而王朔的《我看鲁迅》5年间却被引了13次，在论著被引数中，童先生只有一本教材《文学理论教程》被引了36次，居第90位。如此看来，王朔的影响力还大于童庆炳先生的影响力。我并不是否定童先生在当下文学界的影响力，而是说明这种所谓的科学统计，是很难得出科学结论的。

注释：

(1) 中国大学生在线网：日月光华：《我国科技论文数量和影响力不成比例》。

(2)见《文艺争鸣》2006年第2期，第110页中的注释(1)。

(3)(7) 方舟子：《学术评价有新招》，《中国青年报·冰点》2006年1月11日。

(4)可参阅刘悦笛：《艺术终结之后——艺术绵延的美学之思》，南京出版社2006年版。

(5)白烨：《新世纪文学的新格局与新课题》，《文艺争鸣》2006年第4期，第29页。

(6)刘锋杰：《文学是简单的》，《文艺争鸣》2006年第1期，第127页。

(作者单位：湖北·黄冈师范学院中文系)

作者：胡立新

第四篇：汉藏语比较语言学重要论著述评与初步研究

本文所说的“汉藏语比较语言学”专指运用历史比较语言学的方法把汉语和藏语两个语言直接进行比较的研究，非指广义的汉藏语系所含的众多语言的比较。汉语和藏语这两个语言有亲属关系虽然已经被学术界所普遍接受，但是实际上仍然有诸多细节尚待确定。

目的说明：撰写本文的目的有四个：一、笔者正在着手编撰一部《汉藏语同源词词典》，该词典计划把到目前为止国内外所有的汉藏语词汇比较研究成果均囊括在内，做一总结账，一个也不删除。据初步统计，共有约3000对左右的汉藏语同源词或准同源词（既包括单音节的汉藏同源词，又包括双音节的汉藏同源联绵词）。该词典除导论外，主体内容分成上下两编，上编是笔者确认为是最可靠的或相对可靠的汉藏同源词，下编是存疑或是错误的汉藏语词汇比较，保留它们一是供进一步研究之用，一是为汉藏语比较研究史提供一份资料。所有重要词条均加疏证或评注。书后附有藏语、汉语和英语三个索引。而要从事此项工作，全面了解前人和当代学者的研究成果是第一步，本文就是这第一步成果的简单报告。二、汉藏语比较语言学是一门前沿学科，对它的内容和体系诸家理解并不一致，笔者在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给博士研究生讲授此门课程，曾经按照下文的框架列出一份必读书目，本文是在那份书目基础上的扩大和完善，并且加入了评述，或可供同行学者参考。三、提出笔者对俞敏先生的汉藏语比较工作所做的初步研究成果。四、提出笔者为提高汉藏语比较研究水平而建议编撰两部基础性词典的理由。这对于促进汉藏语比较语言学事业的发展，当不无裨益。

框架说明：本文包括五项内容：理论篇、比较篇、汉语篇、藏语篇、附论，而以理论篇和比较篇为主体。对于这个分类框架，需说明三点：一、在比较篇中，我们把汉藏语比较研究史分成语音比较、词汇比较和语法形态比较三部分，这只是一种大概的划分。实际上，它们之间很难截然分开，尤其是语音比较和词汇比较。这两部分互为表里，相辅相成。论述汉藏语的语音比较离不开具体的词汇比较，进行词汇比较更是离不开语音对应标准，这两类只是侧重点不同而已。所以不少论著实际上是跨类的。二、语法形态比较只限于具有形态特征的构词或构形手段(附加、语音交替、重叠等)的比较及虚词比较。三、本文还设有汉语篇和藏语篇。请注意这两部分所题录的论著均是在汉藏语比较研究的大背景下从事的有关研究，并非是对汉语史和藏语史的研究做全面评价。根据历史比较语言学的原则，被比较的两个语言应是两语的最古阶段的语言，所以汉语篇只论上古汉语，藏语部分亦然。且只列代表性论著。众所周知，汉藏两语各自的研究水平是汉藏语比较研究的基础，它直接影响到汉藏语比较研究的质量，所以它们是本文的有机组成部分。最后是附论，是笔者对推进汉藏语比较研究工作的具体建议。

题录说明：本述评以专书为主，酌收部分论文。所题录的论著均按发表的年代顺序排列，同一人或论题相关的论著则类聚一处。由于论文的数量众多，特别是1979年以来在《民族语文》上发表的众多汉藏语研究论文，多有参考价值，本文由于篇幅的限制，只能选择若干宏观性论文进行评述，其他这里就割爱了。评述的所有论著均为中文或外文撰写，纯粹用藏文撰写的论著未收。每项论著后略加评介性按语，指出其主要内容和特色，并非全面评价。本文共题录了198篇（部）文献。下面是框架表的细目：

一、理论篇：汉藏语比较研究的理论、原则与方法：1.高本汉（1931/1934）；2.李方桂（1951/1977、1988/2003）；3.闻宥（1957）；4.西田龙雄（1957/1964）；5.周法高（1972）；6.张琨（1977a，b/1983、1984）；7.张永言（1984/1999）；8.冯蒸（1988/1989）；9.龚煌城、梅祖麟（1992、2006）；10.郑张尚芳（1995/2005、2003a，b、2004）；11.丁邦新（2000）；12.江荻（2000）；13.金理新（2000）；14.黄行（2001）；15.薛才德（2001/2007）；16.吴安其（2002、2007）；17.何九盈（2004/2006、2005/2006）；18.马提索夫（James A.Matisoff，2006)；19.龚煌城（2006）；20.孙宏开（2007）；21.孙顺（2008）；22.黄海英（2008）。

二、比较篇：汉藏语比较研究的历史与现状： （一）汉藏语语音比较：1.白保罗（Paul K.Benedict，1940）；2.俞敏（1949/1999）；3.施立策（K.Sedlacek，1967、1970）；4.包拟古（Nicholas C.Bodman，1969/1995）；5.Betty Shefts CHANG and Kun CHANG(1976/1998)；6.潘悟云（1987/1998、1991、1999、2008）；7.马提索夫(1990/2006、2003)；8.尹蔚彬（1997）；9.金理新（1999）；10.孙宏开（1999、2001a，b）；11.薛才德（2001/2007、2002/2007、2004/2007）；12.周及徐（2003）；13.王宇枫（2005）；14.郑张尚芳（2006）；15.施向东（2006）；16.徐世梁（2007）。（二）汉藏语词汇比较：1.劳费尔(B.Laufer，1916)；

2.西门华德(Walter Simon，1929）；3.王静如（1931）；4.谢飞（Robert Shafer，1940—41/1966）；5.白保罗（1972/1984、1976/1984）；6.李方桂（1976/1984）；7.包拟古（1980/1995）；8.龚煌城（1980/1989，1995/2005）；9.卢斯（G.H.Luce 1981）；10.柯蔚南（W.South Coblin，1986）；11.邢公畹（2001）；12.俞敏（1989/1999、1991/1999、1992）；13.罗仁地（Randy J.LaPolla，1992）；14.全广镇（1996）；15.裴罗思和斯塔罗斯丁（Peiros,Ilia and Sergei A.Starostin，1996）；16.施向东（2000）；17.潘悟云（2000）；18.杨光荣（2000）；19.薛才德（2001）；20.金理新（2007）；21.其他。（三）汉藏语语法形态比较：1.孔好古

（August Conrady，1896）；2.俞敏（1949/1999、1999）；3.张永言（1960）；4.蒲立本（E.G.Pulleyblank,

1965）。

三、汉语篇（上古汉语）：（一）综论；（二）语音；（三）语法·形态；（四）词汇·语义；（五）工具书。

四、藏语篇：（一）综论；（二）语音；（三）语法·形态；（四）词汇·语义；（五）方言；（六）工具书。

五、附论：论提高汉藏语比较研究水平亟需编纂两部基础性词典：（一）《从现代汉语查找古汉语

同义词的词典》；（二）《按韵母编排的藏汉词典》。

※※※※※

一、理论篇：汉藏语比较研究的理论、原则与方法

1.Bernhard Karlgren高本汉(1931/1934)：Tibetan and Chinese(《藏语与汉语》)，载T‘oung Pao(《通报》)28：25—70，1931；唐虞汉译文，载《中法大学月刊》4卷3期，1934，1—46页。

该文批评了西门华德（Walter Simon）的汉藏两语直接比较法及其有关结果，对汉藏语比较的原则与方法提出了自己的观点，强调了汉藏两语应该先各自进行词族研究再进行比较的看法。

2.李方桂（1951/1977）：《藏汉系语言研究法》，载《国学季刊》7卷1期，1951；又载《中国语言学

论集》，台湾幼狮月刊社，1977，132—148页。

该文虽然论述的是广义的汉藏语系语言研究法，但特别着重狭义的汉藏两语比较研究，举例评论了西门华德的《藏汉语同源词初探》，强调建立严格的语音对应关系，至今对汉藏语比较语言学仍有指导意义。

李方桂（1988/2003）：Linguistics East and West: American Indian, Sino-Tibetan, and Thai（《东西方语言学：美洲印第安语，汉藏语和台语——李方桂先生口述史》），Regional Oral HistoryOffice,The Bancroft Librar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Berkeley,California.China Scholars Series.

1988，143pp.；汉译本题为《李方桂先生口述史》，王启龙、邓小咏译，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3。

该书分六章和若干附录。其中部分内容涉及汉藏语比较研究的理论与方法，不少叙述发人深省。

3.闻宥（1957）：《“台”语与汉语：对于所谓“汉台语组”的一个商榷》，载《中国民族问题研究集刊》第六辑，中央民族学院研究部编，1957，74—124页。

该文共分12节和2个附录，虽然是讨论汉语和台语的关系问题，但是所讨论的一些方法论原则如词汇的选择等对汉藏语词汇比较也有启示意义。文中也涉及若干汉藏语词汇比较例。

4.[日]西田龙雄（1957/1964）：《藏缅语词汇比较的问题》，载日本《东方学》第15辑，1957；曹梯云汉译文载《学术资料·语言部分》第15期（中国科学院民族研究所图书资料室编译），1964年5月25日，1—24页。

该文虽讨论的是藏缅语词汇比较问题，但对汉藏语的词汇比较和藏语史研究也有启示意义。

5.周法高（1972）：《上古汉语和汉藏语》，《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学报》第五卷第一期，

1972，159—244页。

该文对白保罗《汉藏语言概论》做了详尽评述，指出其贡献与不足，对汉藏比较有启示作用。

6.张琨（1977a）：《中国境内非汉语研究的方向》，收入《中国语言学论集》，台湾幼狮月刊社，1977，246—265页。

该文讲述藏缅语、苗瑶语研究。但对汉藏语词汇比较和语音构拟也提出了富有启示性的意见。

张琨（1977b/1983）：The Tibetan Role in Sino-Tibetan Comparative Linguistics（《藏语在汉藏语系比较语言学中的作用》），载《史语所集刊》第48本第1分，1977；汉译文载《民族语文研究》，黄布凡译，四川民族出版社，1983，298—313页。

该文从语音、词汇和语法形态三个方面说明藏语在汉藏语比较语言学中的重要作用。

张琨（1984）：《张琨教授谈汉藏系语言和汉语史的研究》，徐通锵整理，《语言学论丛》第十三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4，234—250页。

该文是一个访谈录，张琨先生就汉藏系语言和汉语史的研究发表了他的看法，很有启发性。

7.张永言（1984/1999）：《论上古汉语的“五色之名”兼及汉语和台语的关系》，原载《四川大学学报》增刊，1984；后收入《语文学论集》（增补本），北京：语文出版社，1999，177—216页。

该文将上古汉语里“色彩”义类的词归纳为黑（97个词）、白（85个词）、赤（65个词）、黄（29个词）、青（25个词）五个词族，并为每个词族附上民族语材料。虽目的在于探索古汉语和台语的关系，特别是针对闻宥先生的《“台”语与汉语》而作，但对汉藏词汇比较亦有启发意义。

8.冯蒸（1988/1989）：《汉藏语比较研究的原则与方法：西门华德〈藏汉语比较词汇集〉评析》，全本载《词典研究丛刊》10，四川辞书出版社，1989，177—203页；节本载《温州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8年第4期，13—21页。

该文全面评价了西门华德汉藏语比较的成就和问题。指出了西门华德文的缺失，并分六大项讨论产生失误的原因，内容涉及语音、词汇、语法及比较格式等多方面。如词汇方面，要区分借词和同源词；语音方面，要求以汉藏两语言最原始的形式作为出发点，并强调藏语内部构拟的重要性，要求考虑语音对应的规律性及系统性，使各个音类都找到对应。语义方面，要求选定恰当的同义词且要从汉语词族的角度来考虑；语法上，认为应将比较的核心限定在形态而非词序等。文中还设计了汉藏语比较格式表。

9.梅祖麟、龚煌城(1992)：《上古音对谈录》，载《中国境内语言暨语言学：第一辑：汉语方言》，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92，665—719页。

该对谈录虽然重点是讨论汉语的上古音,但也多处涉及汉藏语比较语言学。

龚煌城、梅祖麟（2006）：《汉藏语比较语言学的回顾与前瞻》，载《语言暨语言学》7：1，225—258页，2006。

前瞻部分讨论了五个问题：1.正确了解历史比较语言学的理论与方法；2.深入研究汉藏语的构词法，发掘个别语言内部的同源词；3.研究原始汉藏语个别语言的语义变化；4.研究汉藏民族的原乡、文化状况，以及汉藏语的分化年代；5.深入研究藏缅语族各语支语言，个别研究它们从原始藏缅语发展的历史。

10.郑张尚芳（1995/2005）：《汉语与亲属语同源词根及附缀成分比较上的择对问题——附录：华

澳语言比较三百核心词表》，载JCL Monograph Series Number 8，1995；又见汉译本《汉语的祖先》（王士元主编，李葆嘉主译），北京：中华书局，2005，442—462页。

该文讨论华澳语系（含汉藏语比较）的择词问题。择词范围取决于比较者对汉藏两语同义词的认

识。全文共三节，讨论了择词有误的比较例。附录为作者新拟定的“华澳语言比较三百核心词表”。

郑张尚芳（2003a）：《汉语上古音系表解——附录：共“声”同源词比较》，载《语言》第4卷，北

京：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17—46页。油印本，1981年。

该文附录提出共“声”同源词的理论，认为新的上古音构拟可以把古汉语谐声、通假、词源等研究与汉藏语言比较研究融为一炉。例如“續讀”都从賣（ ）声，《说文》说賣为 声，“ 古文睦，读若育”，睦又从 即从六声。有人对以上关系不很信，其实是可信的。因为“續”，似足切是ljok，藏文为lhugs，“讀、黷、殰、櫝”，都是独谷切dlok，比较藏文读lhogs（klog）、黑rog、胎衣rog、包裹drog。“賣”，余六切是音育luk，通行作鬻luk、粥?揲luk，又《集韵》神六切的“售”?揿luk，藏文说不保留为lhugs。“睦”莫六切是mljuk，藏文亲附、朋友、帮助说rogs，又《广雅·释诂》“睦，信也”，藏文信任为rlug。睦通陸。“陸”，力竹切是rjuk，藏文广大说lhogs，大地说dog，《释名》“陸，漉也，水流而去也”，藏文流出作rlug。“六”，也是力竹切rjuk，藏文是drug，其间关系更是人所久知的。（“陆、六”现改为rug。）又同声有赎，藏文赎为blu，blus，音亦相近。证明这群词在汉藏二语中语音上确有明显联系。

郑张尚芳（2003b）：《汉语与亲属语言比较的方法问题》，载《南开语言学刊》第2期，南开大学文学院、汉语言文化学院、外国语学院编，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03年6月出版。

该文指出亲属语言同源词比较应重视择词，须选择核心词根来进行比较，特别关注同族词系和共形词系的比较。在语音对应上，上古复辅音、藏泰文中的流音塞化、原始的复辅音及可替换的韵尾等最重要。

郑张尚芳（2004）：《谈音义关联的平行词系比较法》，载《民族语文》2004年第1期。

该文认为一些语言的部分词根是音义关联的，音义关联词系是在语言发展中自行形成的，这类词系的平行对应表明语言有过共同发展的历史。“屎”“嗜”等词的共形平行变化、“舌”“舐”的同根关系可以用来说明华澳诸语的发生学关系。（作者早期的共声同源词只是其中一部分，限于汉字同声符。）

11.丁邦新（2000）：《汉藏系语言研究法的检讨》，载《中国语文》2000年第6期；又载《汉藏语同源词研究（一）》（丁邦新、孙宏开主编），广西民族出版社，2000，427—442页。

该文共分四节，讨论了当前汉藏比较的三种说法：一、语言联盟和语言接触无界有阶说；二、深层对应说；三、语言影响论；四、结语。对当前汉藏语比较研究有指导意义。

12.江荻（2000）：《论汉藏语言历史比较词表的确定》，载《民族语文》2000年第3期。

该文就构建历史比较词表提出以下步骤：汉藏语言共同历史时期推断；原始先民认知范畴考察；考古、文献记载资料验证；排除文化传播词项；建立核心词表的辅助词表。

13.金理新（2000）：《论形态在确定汉藏同源词中的重要意义》，载《民族语文》2000年第3期。

该文认为，目前所确定的汉藏同源词从总体上看是零星的、不成系统的。造成这一状况的一个原因是忽略或排除了形态。作者认为汉藏同源词的确定应建立在形态研究的基础上。

14.黄行（2001）：《确定汉藏语同源词的几个原则》，载《民族语文》2001年第4期。

该文根据现有研究成果讨论几个汉藏语比较研究中比较隐性的原则问题：语音对应规律的概率论原则，同源词的语值变异和集合原则，构拟的非线性原则和构拟无标记项优先原则。语料库语言学的比较研究中如果设定这些原则，就有可能提高比较研究的解释力。

15.薛才德（2001/2007）：《语义比较法和汉藏语言历史比较研究》，载《语言研究》2001年增刊；又见《汉藏语言研究》（薛才德著），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7，2—15页。

该文将邢公畹先生在汉台语比较研究中创立的“语义比较法”引进到汉藏语言历史比较研究中。

16.吴安其（2002）：《汉藏语同源研究》，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2。

该书将汉藏语的各个分支（汉语、苗瑶语、侗台语、藏缅语）构拟了早期形式，在此基础上讨论汉藏语系语言的原始形式。作者认为这种层级构拟的做法较之汉语和藏语的直接比较更切合历史比较法的原则。

吴安其（2007）：《周代西部方言的藏缅语底层词》，载《民族语文》2007年第3期。

汉藏语的发生学关系，通常以词的对应关系来解释，忽视了商周时代汉语和藏缅语的接触关系，该文认为“曲、违、霰、吾”等词为殷周时代汉语借自古藏缅语的词汇。这些词通常被视作汉藏同源词。

17.何九盈（2004/2006）：《汉语和亲属语言研究比较研究的基本原则》，载《语言学论丛》第29辑，商务印书馆，2004；又见《语言丛稿》，北京：商务印书馆，2006，1—67页。

该文提出了汉语和亲属语言研究比较研究的两个基本原则：一、远程构拟应与层级构拟相结合，应以层级构拟为基础；二、比较构拟应与内部构拟相结合，应以内部构拟为基础。

何九盈（2005/2006）：《所谓“亲属语言”词汇比较问题》，载《音史新论》，学苑出版社，2005；又见《语言丛稿》，北京：商务印书馆，2006，68—77页。

该文批评法国沙加尔《论汉语、南岛语的亲属关系》（1995）一文的若干词汇比较。全文分六节：一、将后起字当“上古汉语”；二、把假借字当本字；三、把联绵字当单字；四、双方意义不能对比；五、照抄有错误的原文；六、不可思议的条目。有些情况在汉藏语词汇比较中也存在。

18.James A.Matisoff马提索夫（2006）：《历史语言学研究不是奥林匹克竞赛：回复何九盈〈汉语和亲属语言研究比较研究的基本原则〉一文》，《语言学论丛》第34辑，商务印书馆，2006，346—359页。

该文从四个方面回应何九盈《汉语和亲属语言研究比较研究的基本原则》一文：一、中西方汉学研究的合作历史；二、学术批评的规范；三、历史语言学的一些原则；四、语言的类型演变和声调发生学理论。

19.龚煌城（2006）：《西方的历史比较语言学与汉藏语比较研究》，《语言学论丛》第35辑，2006，280—295页。

该文认为汉藏语比较研究之所以落后，是由于汉语古音的研究迟迟未上轨道所致。另一原因是由于汉藏语是属于单音节语言，词身很短，加上语义演变，造成同源词辨认的困难。汉藏语比较研究今后的发展，唯有严格依据在印欧语的比较研究中所发展出来的理论与方法进行，才可能有成果。

20.孙宏开（2007）：《汉藏语系语言研究中的若干问题——访李方桂先生》，载《中国语言学集刊》（第二卷，第一期），249—261页。北京：中华书局，2007。

该文是1986年6月3日孙宏开先生与李方桂先生谈话的录音记录。两位先生讨论了汉藏两语中的介音ｊ，藏文后缀-ｓ，韵尾-ｒ/-ｄ，词头ｓ-的功能和意义。以及侗台语、苗语和部分藏缅语中的一套小舌音ｑ、ｑｈ、Ｇ是原有的还是后起的问题，带前喉塞音?揲-的声母问题，声调的起源问题，羌语中复辅音声母第二成分ｌ变ｕ介音问题，塞擦音的后起问题，汉语上古音无开合口问题，以及辅音对元音的影响问题等。

21.孙顺（2008）：《汉藏同源词音义对应问题研究》，北京大学硕士学位论文，56页。导师：张渭毅。

该文共四章：一、前人研究概述。二、提出基本辅音对应的原则，以避免将藏文的前缀跟汉语词根构成错误对应；通过藏语的内部证据，论证“介音l”实为基本辅音。三、讨论汉藏同源词在语义上的对应，

为语义对应设定了一些规则。四、从音义对应的角度讨论了语义比较法的效力。同时借鉴无界有阶理

论，认为汉藏比较时，应该运用词频对汉语的同义词进行筛选。

22.黄海英(2008)：《俞敏在中国语言学中的学术成就》，南开大学博士论文，152页。导师：施向东。

作者认为俞敏的汉藏比较研究成就有三点：一、率先对汉藏虚词进行了系统的比较研究；二、首次以汉语古韵部为出发点确定了近600对汉藏同源词，寻求两语的语音对应规律以窥测汉语古音，并将汉藏同源词的比较由单音节字扩展至双音节的联绵字；三、将语言内部和语言外部结合起来考察汉语

与藏语的发生学关系，弥补了历史比较法的不足。

二、比较篇：汉藏语比较研究的历史与现状

（一）汉藏语语音比较

1.P.K.Benedict白保罗(1940)：Studies in Indo-Chinese Phonology(《印度支那语音韵研究》)，

HJAS 5.101—127.

该文论述汉藏语音韵比较的两个问题，李方桂《上古音研究》曾引用该文。

2.俞敏（1949/1999）：《汉藏韵轨》，是《汉语的“其”跟藏语的gji》一文附录，原载《燕京学

报》37期，1949，87—94页；后收入《俞敏语言学论文集》，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167—183页。

《汉藏韵轨》首次提出了上古汉语和藏文的韵母对应关系。该文汉语上古音使用的是黄侃古韵31部说，今按王力的上古音韵部体系分成了甲乙丙三类，并括注王力古韵30部名称，将其结果归纳如下表。表中斜线后面的带-s韵母可视为是斜线前韵母的变体，为笔者所补出，俞文不别。这种声母/韵母比较体系比

元音/辅音的比较体系似乎更适合汉藏语的实际情况。

据笔者考察，上表有13个特点 ： （一）汉语31个韵部中有5部（宵、 支、 歌、 药、 蒸） 无藏语同源词；

（二）幽部入声觉部应独立，该部对应于藏文的-ug,黄侃未独立出此部，未妥；（三）入声韵觉、屋二部同对应于藏文的-ug；（四）汉语的脂微应分为二部，藏文同源词支持此说；（五）汉语的闭口韵部应三分，即侵/缉部应各再一分为二；（六）汉语若干韵部的藏语韵母显示阴、阳、入三声韵部不完全匹配；（七）汉语入声韵对应于藏文的-b，-d，-g尾；(八) 汉语阳声韵对应于藏文的-m，-n，-?覧尾；（九）汉语阴声韵对应于藏文的-?諂，-r，-l，-s尾；（十）藏文同一韵母未必对应于一个汉语韵部；（十一）汉语的一个韵部对应于不只一个藏文韵母，暗示汉语上古韵部未必是一部一主元音；（十二）“痕部与灰对转的-ｕｌ,-ｅｌ”现象，暗示汉语的文部除了收-n尾外，还有收-l尾的；（十三）将藏文阳声尾（-?耷、-m）、入声尾（-g、-b）后带-s的与不带-s的韵母视同一类，可商。以上13条特点我把它命名为“俞敏规则”。这13条规则或揭示现象，或提出问题，我们将另文详探，这里仅对其中的第（一）（五）（十一）三条稍作申说。第（一）条的宵部和药部未必没藏语同源词，见下文“汉藏语词汇比较”冯蒸文；第（五）条汉语侵/缉部应再一分为二，俞氏引用黄侃的“谈添盍帖分四部说”证成其说，其实俞说与黄说并不相同，黄说应指谈/盍部二分。施向东《黄侃古韵闭口六部与俞敏古韵闭口六部之异同》（载《中国海峡两岸黄侃学术研讨会论文集》56—61页，华

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曾列表说明二者异同，现引录如下：

但是俞敏的闭口韵侵/缉部二分说在汉藏语的元音对应上极有规律，即： 侵甲对藏文的前元音- i， - e， 侵乙对藏文的后元音-o ， -u ， 谈部对藏文的-a ， 相配入声韵部亦然 。藏文的五个元音分配秩然有序 ， 此种情况绝非偶然。第（十一）条汉语的一个韵部对应于不只一个藏文韵母，暗示汉语的一个韵部不一定是一个主要元音 。我们知道 ，当今影响最大的郑张尚芳和美国白一平及俄罗斯斯塔罗斯丁的上古音体系就是一个韵部非一个主要元音 ， 确切地说 ，是收喉（ -?覧 / -g ）诸部一个韵部一个主要元音，收舌（ -n / -d ） 、 收唇( -m/ -b) 诸部是一个韵部三个主要元音。这个理论与王力、 李方桂的一个韵部一个主要元音体系迥然不同 。而与此 条若合符节， 下面把俞敏《汉藏韵轨》的结果与郑张尚芳的上古音韵母体系做成比较表列出

(《汉藏韵轨》中藏文阳声-?耷，-m和入声-g，-b尾带-s的变体韵母暂不列出)，以供进一步研究：

3. Kamil Sedlacek 施立策(1967)：The Law of Phonetic Change in Initial Clusters in Common

Sino-Tibetan(《共同汉藏语的复声母音变律》), MS 26：6—34.

对原始汉藏语的复声母做了构拟，并阐述了它们的音变律，李方桂《上古音研究》曾引用该文。

Kamil Sedlaｃek施立策（1970）: Das Gemein-Sino-Tibetische(《共同汉藏语》)，Wiesbaden:

Kommissionsverlag Franz Steiner GmbH，1970.90pp.

该书将书面藏语中的几种复声母与古汉语中相应的复声母进行比较。作者试图构拟共同汉藏语（das

Gemein-Sino-Tibetische，是汉藏语由双音节或多音节向单音节过渡的阶段）的统一形式。根据汉藏同源

词，研究了汉藏语复声母的语音结构及其在后来发展阶段中的发展与分化。作者将这一语音发展过程与南亚系语言（尤其是高棉语）中的相似过程比较，得出以下结论：共同汉藏语中有三个基本的复声母序列，每个基本序列被水平和垂直地划分为5个发展层次和4个复声母要素。汉-高棉语词语中的中音位﹡-Ａ-和-I-（泰语和老挝语的相应词语证明这两个音的存在）揭示了古汉语流音分布的规律：流音﹡-l-（汉藏语﹡-r-）位于单元音﹡a、﹡o、﹡u之前，擦音﹡-δ-（汉藏语﹡-l-）位于单元音[﹡a]、﹡i、﹡e之前。流音

对单元音或双元音的高度及种类有影响，证实了古汉语和藏语的词形是多音节的假设。该书目录如下：

导论1

汉藏语复声母的语音结构研究与描写4

书面藏语的唇-舌尖音位链与舌根-舌尖音位链9

书面藏语的唇-舌根音位链与舌尖-舌根音位链20

书面藏语的舌根-唇音位链与舌尖-唇音位链20

共同汉藏语复声母的语音结构23

共同汉藏语的唇-舌根复声母与舌尖-舌根复声母I∑27

共同汉藏语的唇-舌尖复声母与舌根-舌尖复声母II∑27

共同汉藏语的舌根-唇复声母与舌尖-唇复声母III∑28

共同汉藏语复声母的垂直与水平分裂29

发展阶段0，±1，±2，±3，±4，±5的时间分级与意义差别51

几个中古高棉语的单元音和双元音及其在汉藏语中的对应值57

假设单元音、双元音与复声母的点声调与曲线声调62

高棉语的元音系统与假设的双元音点声调和曲线声调66

汉-高棉语元音系列﹡-?觀-，ｕ，和﹡-ī()- 69

前后单元音70

藏文词形由双音节变为单音72

汉藏语的流音及其普遍变为元音、半元音和擦音75

汉藏语中流音与单元音、双元音的关系75

汉藏语的基本长、短元音与复声母或复韵尾的清、浊性质的关系78

结语80

参考文献82

索引85

4.Nicholas C. Bodman包拟古 (1969/1995) ：Tibetan Sdud‘Folds of a Garment’，the Character

卒，and the﹡st-Hypothesis(《藏文的sdud“衣褶”与汉语的“卒”及﹡st-假说》)，载《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

研究所集刊》第39本，1969；冯蒸汉译文载《原始汉语与汉藏语》，北京：中华书局，1995，1—24页。

该文举出藏语ｓｄ-声母和汉语ｔｓ-的对应关系，认为部分﹡ｔｓ-（精母）、﹡ｔｓ‘-（清母）、﹡ｄｚ‘-（从母）的

字是从原始汉语的﹡ｓｔ-等变来的，是易位（ｍｅｔaｔｈｅｓｉｓ）音变所致。

5.Betty Shefts CHANG and Kun CHANG（1976/1998）：Chinese﹡s-Nasal Initials(《汉语﹡s-鼻音声母》)，载《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47本第4分，587—609页；汉译文载《古汉语复声母论文集》（赵秉璇、竺家宁编），北京语言文化大学出版社，1998，234—255页，刘宝俊节译。

该文讨论有关构拟汉语鼻音声母和鼻冠音的原则。所用的证据有谐声字和藏语的同源词。

6.潘悟云（1987/1998）：《汉藏语历史比较中的几个声母问题》，原载《语言研究集刊》，上海：复

旦大学出版社，1987；后转载《古汉语复声母论文集》，北京语言文化大学出版社，1998，307—334页。

该文论证了上古汉语、原始藏语和其他一些亲属语言中均有C-l-、C-r-和Cl-、Cr-两种类型的复

辅音声母，全文共举55例加以说明。

潘悟云（1991）：《上古汉语和古藏语元音系统的历史比较》，《语言研究》1991年增刊，32—34页。

该文认为上古汉语的六元音系统跟古藏语之间的语音对应更加规则。

潘悟云（1999）：《汉藏语中的次要音节》，《中国语言学的新拓展》125—147，香港城市大学出版社。

该文分四节：一、什么是次要音节；二、上古汉语中的次要音节；三、藏语中的次要音节；四、次要音

节的流变。认为东南亚语言的发展趋势是从双音节的语素发展为一个半音节，再缩减为一个音节。

潘悟云(2008)：《藏文的?揶?鄄与?捺?鄄》，载《民族语文》2008年第4期，3—8页。

该文通过“夜”“死”等例子，论证藏文的部分?揶-与?捺-对应于上古汉语带﹡-l的声母辅音，从而说

明汉藏两语中发生过如下音变：l->lj->j->?捺->z-与l->lj>?揶->ｓ-。

7.James A.M.atisoff马提索夫(1990/2006)：Deltacism of Laterals in Sino-Tibetan and

Elsewhere(《汉藏语和其他语言中边音的塞音化》)，23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Sino-Tibetan

Languages and Linguistics,University of Texas at Arlington,Oct.3—6，1990；中译文载《声韵论丛》14

辑，台北：台湾学生书局，2006，45-65页，苏玉玲、丘彦遂、李岳儒译。

由于d和l发音特性的接近，在同一种语言内部或是方言之间，都很容易发现这两个语音的相互交替，但在汉藏语历史比较的研究中，前人似乎有意无意地忽略了这个事实。该文从生理发音的角度，说明l在j之前，很容易产生“增音”d，而d却造成l的失落，这就是“流音的塞音化”。再根据上述

的理论，找出16组汉藏语系的同源词，为汉藏语同源词的研究提供另一个思考的方向。

James A.Matisoff马提索夫（2003）：Handbook of Proto-Tibeto-Burman： System and Philosophy of Sino-Tibetan Reconstruction（《原始藏缅语手册：汉藏语构拟的系统与哲学》），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3,ⅩⅢ+750pp.

该书共13章，目次如下：一、导言；二、原始藏缅语的音节结构；三、辅音声母；四、前缀；五、单元音韵母与复元音韵母；六、闭音节韵母与元音音长的作用；七、鼻韵尾韵母；八、塞韵尾韵母；九、流音尾韵母；十、带-s尾的词根；十一、后缀；十二、变异词族中的韵母；十三、结论。多处论及汉藏语音韵比较。

8.尹蔚彬（1997）：《汉藏语同源词探讨：鼻音、流音声母关系字声母、韵母比较》，中央民族大学硕

士学位论文，导师：黄布凡，1997年5月，49页。

该文从白保罗、龚煌城、包拟古、柯蔚南、俞敏和罗仁地六家的533对汉藏语同源词中选取了81对鼻音、流音声母关系字做比较，声母的比较分鼻音、流音两类，韵母的比较分元音、韵尾两类，寻找汉藏两语语音对应规律。

9.金理新（1999）：《汉藏语中两个性质不同的﹡-?耷韵尾》，载《民族语文》1999年第4期。

该文认为汉藏语中除塞辅音韵尾*-k应该两分外，鼻音韵尾﹡-?耷也应该两分：一为派生韵尾

﹡-?耷，一为原生韵尾﹡-?耷。同时作者认为原始汉藏语的原生韵尾﹡-?耷在上古汉语和藏语中得到较好的继承，而派生韵尾﹡-?耷则在上古汉语和藏语中或继承或消失，并认为这是汉藏两种语言之间同源对应中出现鼻音韵尾﹡-?耷一致性和不一致性的根本原因。

10.孙宏开(1999)：《原始汉藏语的复辅音问题——关于原始汉藏语音节结构构拟的理论思考之

一》，载《民族语文》1999年第6期，1—8页。

该文分五部分：一、介绍前人的看法。二、讨论复辅音前置辅音和前缀的区别。三、以“八”和“百”为例，讨论复辅音结构存在的可能性。四、讨论复辅音的后置辅音，认为前人拟测的“流音”或“介音”可能不在一个层次上。原始汉藏语复辅音的后置辅音可能有舌尖前擦音。五、拟测了原始汉藏语复辅音的结构形式。

孙宏开(2001a)：《原始汉藏语辅音系统中的一些问题——关于原始汉藏语音节结构构拟的理论思考之二》，载《民族语文》2001年第1期，1—11页。

该文认为：原始汉藏语的塞擦音是后起的语音现象；原始汉藏语的塞音只有清浊两套，而没有送气音；原始汉藏语也有小舌部位的塞音。作者最后勾画了原始汉藏语的辅音系统。

孙宏开（2001b）：《原始汉藏语中的介音问题——关于原始汉藏语音节结构构拟的理论思考之三》，《民族语文》2001年第6期，1—12页。

该文指出汉藏语系语言中的介音是后起现象，其主要来源是复辅音后1辅音逐步弱化而成。

11.薛才德（2001/2007）：《藏文前加字﹡?揿-和上古汉语的鼻音前置辅音》，载《民族语文》2001年第1期；又见《汉藏语言研究》（薛才德著），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7，16—27页。

该文运用邢公畹的“语义比较法”，通过汉藏比较，论证藏文前加字﹡?揿-对应于上古汉语的鼻冠音。

薛才德（2002/2007）：《藏文﹡-r、﹡-l韵尾跟上古汉语若干韵尾的对应：兼论前上古汉语的复辅音韵尾》，载《上海大学学报》2002年第5期；又见《汉藏语言研究》（薛才德著），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7，40—51页。

在上古汉语韵尾﹡-r、﹡-n、﹡-d、﹡-t和藏文韵尾-r、-l的对应中，作者发现前上古汉语带有复辅音韵尾的若干蛛丝马迹，并在现代汉语方言和汉字谐声中找到了佐证。

薛才德（2004/2007）：《藏文后置辅音j-和中古汉语-i-介音的来源》，载《民族语文》2004年第3期；又见《汉藏语言研究》（薛才德著），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7，28-39页。

该文通过汉藏同源词的比较，确认藏文后置辅音j-大部分来源于古藏语后置辅音l-，小部分来源于古藏语后置辅音r-。并认为上古汉语的情况与之相似。

12.周及徐（2003）：《上古汉语中的﹡Kw-/﹡K-＞﹡P-音变及其时间层次》,载《语言研究》2003年第4期；又载《历史语言学论文集》，成都：巴蜀书社，2003，183—194页。

在上古汉语中存在许多﹡Kw-/﹡K-与﹡P-相交替的音义相近的词，该文列举11对汉藏语对应词，说明它们是前上古汉语时期的﹡Kw-/﹡K->﹡P-音变留下来的同源词。

13.王宇枫(2005)：《由汉藏关系词韵母系统的对应关系看上古的阴声韵和入声韵》，载《语言》第

五卷，北京：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275—281页。

该文指出上古汉语入声字因主要元音长短发生分化，中古阴声韵一部分来自上古入声韵。援引施向东和全广镇的汉藏语比较成果，特别是汉语的阴声韵对应于藏文的入声韵现象以证成其说。

14.郑张尚芳（2006）：《汉藏两语韵母的异常对应》，载《语言研究》第26卷第2期，2006，1—4页。

该文认为，汉藏比较不可太拘执，企图连声母清浊、介音、韵尾有无都能对上，为此煞费苦心地找冷字以比对，未妥。而依据异常对应式，可以发现一些新的规律。在择词比对时，与其以合语音规则的冷字僻义，不如采用合式的异常对应。该文讨论了汉藏两语在垫介音方面的变化和韵尾异常对应的六种模式。

15.施向东（2006）：《汉藏语唇辅音与半元音的交替》，载《语言研究》2006年第2期，5—10页。

该文认为上古汉语中唇音声母字与晓母字的通转现象反映了汉藏语中唇辅音与半元音w的交替，

举了汉藏语同源词40例为证。

16.徐世梁（2007）：《从音变过程看上古汉语与藏语的元音对应》，载《南开语言学刊》2007年第

1期，36—45页。

该文将上古汉语与藏文及藏语北部方言之间的元音对应情况进行比较，发现上古汉语与藏语北部

方言的对应更密合，结合元音音变过程，可以更合理地解释上古汉语与藏语之间的元音对应情况。

（二）汉藏语词汇比较

1.B.Laufer劳费尔(1916)：The Si-Hia Language（《西夏语》），载T’oung Pao （《通报》）17期，pp.1—126，1916.

该文附录中列出了96个汉藏语同源词。由于当时汉藏语比较研究刚起步，尚未系统地构拟上古汉语的语音形式，该文的汉藏语同源词研究还存在局限性，但有开创意义。

2.Walter Simon西门华德（1929）：Tibetisch-Chinesische Wortgleichung — Ein Versuch（《藏

汉语同源词初探》），载Mitteilung des Seminars für Orientalische Sprachen 32：157—228，1929。冯

蒸书评（1988/1989）提要见本文“理论篇”8的题录。

该文是对汉藏语进行系统比较的首次尝试。作者提出了338对汉藏语同源词。他将汉语和藏语的声母和韵母作了全面性的比较研究。该文受到了马伯乐、高本汉、李方桂、龚煌城、冯蒸等学者的批评。

3.王静如(1931)：《中台藏缅数目字和人称代名词语源试探》，载《史语所集刊》3：1，49—92。

该文比较了汉藏语的数词和人称代词。是中国学者最早进行汉藏语比较的论文，具有开创意义。

4.Robert Shafer谢飞(1940—1941/1966)：The Vocalism of Sino-Tibetan（《汉藏语系的元音》），原载JAOS 1940，Vol.60,No.3，pp.302—337，1940；Vol.61，No.1，pp.18—31，1941。后来又重印于他的Introduction to Sino-Tibetan 《汉藏语导论》，Part I, Wiesbaden，1966，第3—5章。书评见李方桂《书评：沙佛，藏汉语系的元音》，载《中国文化研究所集刊》第三卷，1943，77—80页。

谢飞此文提出的汉藏语同源词有156个，得失参半。至于他提出的汉藏语元音对应关系，则多有可商，李方桂先生的书评已指出其不可信之处。李先生的书评对汉藏语比较亦有理论意义。

5．Paul K.Benedict白保罗（1972/1984）著，马提索夫编：Sino-Tibetan:A Conspectus（《汉藏语言概论》），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72；汉译本为乐赛月、罗美珍译，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语言室，1984。

该书共48节，分论藏缅语族、克伦语族和上古汉语的音韵、形态和句法。我们把它放在此处评述是从该书的同源词角度着眼的。书中汉藏语同源词的数目诸家统计不一，马提索夫说它：“构拟出了超过500个的藏缅语词根，还有300多个汉语同藏语的同源词”（载《民族语文》1990年第1期1—8页）。据尹蔚彬（1997）统计，该书中列举的491组例词中，共有238对汉藏同源词，与此说大致相合。但全广镇（1996）据周法高（1972）文的索引统计，该书有藏汉同源词342个，但注明藏文的只有52个，差别颇大。这些分歧有待进一步详细统计确定。另有工具书《〈汉藏语言概论〉词语检索》（黄树先编，见所著《汉藏语论集》，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291—322页，2007）可参。

Paul K.Benedict白保罗(1976/1984)：Sino-Tibetan:Another Look（《再论汉藏语系》）,JAOS 96,176—197；汉译文亦载上书汉译本422—488页。译者同上。

继白氏《汉藏语言概论》（1972）一书后，该文新提出91对汉藏语同源词。

6.李方桂（1976/1984）：Sino-Tai(《汉语和台语》)，载Genetic Relationship,Diffusion and Typologieal Similarities of East and Southeast Asian Languages,1976，pp230—240，Tokyo；汉译文载《民族语文研究情报资料集》第四集，1984：1—9页，王均译。

该文举例论证汉语和台语的同源关系。其中有56个词例还同时给出了藏语同源词，这56个藏汉（及台语）同源词有些是其他学者所没有比较过的，为李氏首次提出。故在此处题录。但个别例证不无可疑，如该文举出藏文的zlan“水份”对应于汉语的“涎”，这里藏文的zlan就不见于多数藏文字典。

7.Nicholas C.Bodman包拟古（1980/1995）：Proto-Chinese and Sino-Tibetan:Data Towards

Establishing the Nature of the Relationship（《原始汉语与汉藏语:建立两者之间关系的若干证据》），Contributions to Historical Linguistics, ed.by Frans van Coetsem and Linda R.Waugh,34—199.Leiden:E.J.Brill，1980；潘悟云汉译文载《原始汉语与汉藏语》，北京：中华书局，1995，46—241页。

该文比较了486组上古汉语和藏缅语同源词，其中汉藏语同源词有254对。此外，作者在其他论文中，还提到了另外一些汉藏同源词。该文对汉语和藏缅语同源词的认定及汉语上古音的构拟甚具启发性。

8.龚煌城（1980/1989）：A Comparative Study of the Chinese, Tibetan, and Burmese Vowel System(《汉语、藏语、缅语元音系统的比较研究》)，原载《史语所集刊》第51本第3分；又载龚煌城《汉藏语研究论文集》1—30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席嘉汉译本，载《音韵学研究通讯》第13期，1989，12—42页。

该文提出了182组汉藏缅语同源词，其中汉藏语同源词有169对。作者据此将李方桂先生的上古汉语四元音系统同古藏文和古缅文的元音系统加以比较，总结对应规律。该文将“盐”（藏文rgyam-tshwa）,“尔”（藏文nyid）看作是汉藏同源词，在其后的汉藏比较论文中这两个词不再出现。

龚煌城（1995/2005）：The System of Finals in Proto-Sino-Tibetan（《原始汉藏语的韵母系统》），载The Ancestry of the Chinese Language，41—92，1995；又见龚煌城《汉藏语研究论文集》79—124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汉译文（司联合译、李葆嘉校改）载《汉语的祖先》（王士元主编、李葆嘉主译）152—220页，北京：中华书局，2005。

该文据278个汉藏同源词探讨了原始汉藏语的韵母系统，据丁邦新（2000）的归纳，得到如下的对应关系：

单从汉藏两语比较的角度看，李方桂先生的上古音系统是四个单元音i、u、?藜、a和三个复元音i?藜、ia、ua，而藏文是五个单元音：i、u、e、o、a。该文找到了汉藏两语元音系统的全面对应关系，也解释了藏文e、o的来源。有些复杂的对应关系，主要是受到韵尾的影响。

以上二文亦可以放在比较篇的汉藏语语音比较部分或汉语篇的语音部分加以论述，但是我们把它们放在此处，是更看重龚先生找到的169对（1980文）和278对（1995文）汉藏语同源词。

9.G. H. Luce卢斯（1981）：A Comparative Word List of Old Burmese , Chinese and Tibetan（《古缅语，汉语，藏语比较词表》），London:SOAS，1981,xit +88pp., J.A.马提索夫著有书评：Transluccent Insights:A look at Proto-Sino-Tibetan Through Gordon H.Luce′s Comparative word-list，载BSOAS Vol XLVI,Part 3,pp.462—476，1983.汉译文《洞微烛幽：从戈登.H. 卢斯的〈对应词汇〉看原始汉藏语》，徐世璇译，载《民族语文研究情报资料集》第十一集，1988，77—90页。

该书共列词目1340多条，其中汉藏两语共有的词目是811条。不少词条为作者首次提出。由于作者增加了缅语的对应条目，使得汉藏两语比较的可靠性大为增加。缅语除根据缅文外，还列有大量的古碑文，上古汉语根据高本汉的《汉文典》，藏文根据叶斯开的《藏英词典》。美国马提索夫曾有书评。

10.[美] Weldon South Coblin柯蔚南（1986）：A Sinologist’s Handlist of Sino-Tibetan Lexical Comparisons（《汉学家汉藏语词汇比较手册》），Nettetal：Steyler Verlag，1986,186 pp.

该书参考白保罗（1972）、龚煌城（1978）和包拟古（1980）等人著作，选择和汇总了489对汉藏语同源词（如不计汉缅同源词，则纯汉藏语同源词是469个）。其中约15%是他本人新提出。并重构汉藏语的原始形式。按英文释义词的字母顺序排列汉藏同源词。全书分四部分：一、导论；二、原始汉藏语音系；三、汉藏语词汇比较；四、索引。前两部分刘宝俊曾译成汉语，载《音韵学研究通讯》第19、20期上。

11.邢公畹(2001)：《汉藏语同源词初探》，载丁邦新、孙宏开主编《汉藏语同源词研究》（二），南

宁：广西民族出版社，2001，1—128页。

该文完全据柯蔚南《汉学家汉藏语词汇比较手册》所收的汉藏语同源词加以补证讨论，作者补充汉藏语系资料，按汉语上古音韵部顺序排列。共讨论了130条，分布于27个上古韵部，无微、蒸、药三部。

12.俞敏（1989/1999）：《汉藏同源字谱稿》，载《民族语文》1989年第1、2期；又收入《俞敏语

言学论文集》63—120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

该文列举了595对汉藏同源词。按上古汉语32韵部排列。下面列出两个表：一为《谱稿》所反映的汉藏韵母对应表，一为《谱稿》与《汉藏韵轨》的汉藏韵母对应比较表，以观察汉藏同源词的分布情况（二表据黄海英2008改作）。词例中藏文阳声（-?耷、-m）、入声（-g、-b）韵尾后带-s的变体韵母暂不单

独列出（俞文不别）。《谱稿》商务印本（1999）讹错颇多，黄海英（2008）列有刊误120条，请参阅：

俞敏(1991/1999)：《东汉以前的姜语和西羌语》，载《民族语文》1991年1期1—11页；又载

《俞敏语言学论文集 》，184—203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

该文据齐语著成的书《公羊传》、《方言》中的词汇和郑注三礼等零星记录，分别从语音、虚字、词类、词组、词序、所谓 “主谓”和词汇等七方面证明齐语与藏语关系密切。其中词汇方面共列举了108对汉藏语同源词，有不少是《汉藏同源字谱稿》（1989）所没有的，非常值得注意。

俞敏（1992）：《汉藏联绵字比较》，载《俞敏语言学论文二集》，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该文首次大规模地对汉藏两语的同源联绵字进行了比较研究，共搜集了“korekore裾拘”、“ｇｉｇｕ邂逅 薢茩”、“khamkhum咸页颔”、“gyagyaba撠挶”、“gyagya规求”、“gyagyog拮据”、“pu su罘罳”、“snamsnim荏苒”和“ha?耷sa?耷遑悚”等100多对联绵字。由此证明：汉藏两语词汇上的同源关系，不仅限于单音节，双音节亦有同源关系。

13.Randy J.LaPolla罗仁地（1992）：Variable Finals in Proto-Sino-Tibetan （《原始汉藏语的

韵尾变异》），载《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65本第1分，131—173页。

该文列举了219对汉藏语同源词。汉语上古音采用李方桂的系统，探讨汉藏两语的韵尾差异。

14.全广镇（1996）：《汉藏语同源词综探》，台北：学生书局，XIV+412页。

该书是在作者博士论文的基础上修订而成。作者细心地审视了：（1）劳费尔（B.Laufer）、（2）西门华德（Walter Simon）、（3）谢飞（Robert Shafer）、（4）白保罗（Paul K.Benedict)、（5）龚煌城、（6）包拟古（Nicholas C.Bodman）、（7）柯蔚南（W.South Coblin）、（8）俞敏等八家的汉藏语同源词比较成果，对汉藏

语同源词目的源流作了梳理，在此基础上，确认可信的汉藏语同源词有654对。

15.Peiros,Ilia and Sergei A. Starostin 裴罗思和斯塔罗斯丁(1996)：A Comparative Vocabulary of Five Sino-TibetanLanguages（《五个汉藏系语言比较词汇》）.6 vols.University of Melbourne.

该书共六卷，比较了上古汉语、藏语、缅语、景颇语和卢夏语(Lushai)五个汉藏系语言的有关词汇。除卷六是索引外，前五卷按照声母的发音部位排列作者认定的同源词，卷一是唇音，收词目454，卷二是舌尖音，收词目674，卷三是边音，收词目303，卷四是腭音和嘶音，收词目544，卷五是舌根音、小舌音和喉音，收词目662，总计收词目2637条。但非每个词目五种语言都有。其中汉藏两语的同源词目有971条，这些同源词或是作者所发现，或取自他书。该书藏文根据J?覿schke的《藏英词典》，上古汉

语取自《辞源》，上古音根据斯塔罗斯丁（S. Starostin）的拟音，并对每组汉藏同源词做了古音构拟。

16.施向东（2000）：《汉-藏同源词谱》，载《汉语和藏语同源体系的比较研究》，北京：华语教学

出版社，2000，23—146页。

该文是汉语跟藏语同源词研究的“鸿篇巨制”。《词谱》分四类排列同源字，它有三个特点：（1）一个藏语词的几个意思与汉语的几个词音义相对应，一个汉字的几个意思与藏语的几个词音义相对应；（2）一组同谐声的汉字与藏语中一组词音义分别相对应；（3）一组意思相同或相近的汉字，与藏语中一组同义或近义词分别具有音义对应关系（参黄海英2008）。例如：第一类为“一词多义者”

1.1.01藏文vbras1）米饭。 汉字粝 1.2.01汉字 播1）迁也。 藏文spar，spard……

2）疮疖，瘰疬。汉字疠 2）弃也。 藏文vbord，bor。

四类同源词大概有455组左右，抛却第四类36组不计，平均有两对到三对同源字的差不多有420组，换言之，作者假定的汉藏同源字在1000对以上！在数量上为国内外学者汉藏词汇比较之冠。此外，该书还有三大特点：一是搜罗宏富，书中计有千余对汉藏同源词；二是采用邢公畹先生的“语义比较法”并有所推广；三是用了大量的古汉语书证材料，注重内证外证相结合。施先生的汉藏词汇比较语音对应关

系复杂，笔者正从音韵学角度对其进行全面分析，现将《词谱》中的汉藏比较词例的韵母对应关系初步归纳成下表，以供参考：

从上表中可以看出，施向东比较的最大特点是，甲类上古汉语阴声6韵部（之、幽、宵、侯、鱼、支）除了对应于藏文的开尾韵外，还系统对应于藏文的入声韵（指收-b,-d,-g尾），非常值得注意。

17.潘悟云（2000）：《汉藏同源词表》，未刊稿本。

该表未正式发表，但在同行学者间流传，共收汉藏语同源词385个，有若干是潘氏独立提出。

18.杨光荣（2000）：《藏语汉语同源词研究》，北京：民族出版社。

该书讨论了藏汉语同源词研究中的理论问题。举了汉藏两语的各15组同族词比较例，容或可商。

19.薛才德(2001)：《汉语藏语同源字研究——语义比较法的证明》，上海：上海大学出版社。

该书运用邢公畹创的“语义比较法”，找出211组汉藏语同源字，旨在说明汉藏两语的亲缘关系。

20.金理新(2007)：《汉藏基础词辨正》，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博士后出站报告，2007年6月，220页。

该文对汉藏系语言中的99个基础词进行辨析，构拟出其在上古汉语、藏缅语、苗瑶语、侗台语和南岛语中的固有形式。99个词分布于四类：第一类“人及肢体”24个；第二类“生存环境与生存材料”31个；第三类“基本行为”18个；第四类“智慧产品”26个。另提出三种分辨同源词与借词的手段：（1）中介语言参与，确定是否有语音演变关系；（2）历史语义演变的过程可提供有力证据；（3）不能把某一

语词仅仅局限于某一语言或某一语支，判断借词还是同源词需与其他语言联系起来、连环论证。

21.其他：下列一些汉藏词汇比较单篇论文值得注意：

（1）P.K.Benedict白保罗(1939)：Semantic Differentiation in Indo-Chinese(《印度支那语的语义差异》)，HJAS 4.213—229.

该文以古汉语的蠟和傩为例讨论汉藏词汇比较时的语义差异，李方桂《上古音研究》曾引用该文。

（2）俞敏（1949）：《释甥》，载《燕京学报》36期，1949，87—97页。

该文讨论汉语的“甥”和藏文?捺a?耷的同源问题，但可看作汉藏语同源词比较的范例。该文的汉藏语言学价值至少还有下列四点：（1）介绍和引进了白保罗关于藏文?捺-＜﹡zr-,?揶-＜﹡sr-的理论；

（2）论证《切韵》的介音I与藏文的介音r对应，说明I多半是从古音的r变来的；审二的上古音是sr-；（3）汉语上古音的耕部对应于藏文的-a?耷，例证甚多；（4）探索了原始汉藏语的语义学问题。

（3）Walter Simon西门华德(1956/1957)：Tibetan So and Chinese Ya ‘Tooth’ (《藏语的so与汉语的“牙”》)，BSOAS 18：3，1956；周达甫汉译文载《语言学论丛》第一辑，新知识出版社，1957，211—213页。

该文认为藏语的so与汉语的“牙”是同源字，并对其原始汉藏语的语音形式做了构拟。

（4）中野美代子（1970）：《漢语の『人』﹡nienとチベツト語の?捱en/g?捱enの对应及びその系统について》（《论汉语的“人”﹡nien与藏语的?捱en/g?捱en的对应及其系统》），《东方学》40：135—148。

该文据藤堂明保《汉字语源辞典》，从词族角度论证汉语“人”词族与藏语?捱en/g?捱en词族同源。

（5）张琨（1970/1980）：Sino-Tibetan Words for‘Needle’（《汉藏语系的“针”字》），MS 28,pp.230—245，1970；汉译文载《汉藏语系语言学论文选译》，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语言室印，1980，71—80页。

（6）张琨（1972/1980）:Sino-Tibetan ‘Iron’:﹡qhleks （《汉藏语系的“铁”﹡qhleks字》）, JAOS 92：3，pp.436—446，1972；汉译文载《汉藏语系语言学论文选译》，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语言室印，1980，161—174页。以上二文的译者均是张莲生。

此二文论证“针”和“铁”在汉藏系语言语音上的契合不是偶然现象，是同源词或是极早的借词。

（7）Betty Shefts CHANG and Kun CHANG (1977—1978)：On the Relationship of Chinese稠﹡dj?藜ug and浓﹡n?藜u?耷，﹡nj?藜u?耷（《论汉语稠﹡dj?藜ug和浓﹡n?藜u?耷，﹡nj?藜u?耷的关系》），载MS 33，pp.162—170.

该文讨论了古汉语“稠、浓”二字及相关字的词源关系，援用汉藏同源字40余例加以证明。

（8）梅祖麟（1979）：Sino-Tibetan“Year”,“Moon”,“Foot”,and“Vulva”(《汉藏语的“岁，月，止，

属”等字》)，载台湾《清华学报》新12卷1期，1979，117—133页。

该文提出了上古汉语“岁，月，止，属”等字的汉藏语同源词。

（9）梅祖麟(1992)：《汉藏语的“岁，越”，“还（旋）、圜”及其相关问题》，载《中国语文》1992年

第5期，325—338页。

在该文中，作者说明“岁，越”同源，藏文的skyod-pa“行走，逾越，时间的逝去“又和“岁，越”同源。现在再来讨论这几个字，一则是上古音研究有了新的发展，“岁，越”的拟音需要修正，二则是“还

（旋）、圜”这对字可以说明，上古汉语不仅有skwr-这样的复声母，还有跟它平行的sgwr-。

（10）黄布凡（1989/2007）：《藏缅语的“马”与古汉语的“駹”》，载《中央民族学院学报》1989年

第2期；又见《藏语藏缅语研究论集》（黄布凡著），中国藏学出版社，2007，441—454页。

该文论证古藏文的“马”rma?耷s与古汉语的“駹”是同源词。并讨论了若干理论问题。

（11）冯蒸（1997）：《上古汉语的宵谈对转与古代印度语言中的-am﹥-o/u型音变》，载《汉语

音韵学论文集》，1997，北京：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

该文列出郑张尚芳提供的上古汉语宵部和药部的汉藏同源词，宵部对藏文-o，药部对藏文-og，如下：

这里11、12二例中汉语是去声字，对应于藏文的-gs正合适。

上古汉语宵部的汉藏对应问题是汉藏语比较研究的难题之一 ， 俞敏 、 龚煌城等著名汉藏语学者似

乎都认为宵部无藏文同源词（见Hwang-cheng Gong1980，俞敏1989），故上述字例十分珍贵。

（12）冯蒸（2007）：《藏文sdod与汉语“辍”》，《民族语文》2007年第1期，31—34页。

该文认为汉语 “辍” 对藏文的sdod 。还根据共 “ 声” 同源词理论 ， 连带比较了藏文ldud - pa与汉

语“啜”，藏文sdud-pa与汉语“掇”，藏文dudku与汉语的“ 鸠”等汉藏语同源词。

（三）汉藏语语法形态比较

1. August Conrady孔好古（1896）： Eine Indochinesische Causativ - Denominativ - Bildung und

ihr Zusammenhang mit den Tonaccenten(《印度支那语中一种使动和名物化的构成》).Leipzig: Otto

Harrassowitz，1896，135pp.

该书是汉藏语语法形态比较研究的开山之作，讲汉藏两语的构词法特别是使动式和名物化，以及与此有关的音韵问题，如指出清声母是及物动词，是前缀留下的痕迹，浊声母为不及物动词，乃是原先

不带前缀的声母等等，对后来的汉藏语形态比较有重要影响。

2.俞敏（1949/1999）：《汉语的“其”跟藏语的gji》，原载《燕京学报》37期，1949，75—95页；

后转载于《俞敏语言学论文集》167—183页，1999，商务印书馆。

该文论述上古汉语的“其”与藏的gji是同源词，不但音义相当，且用法相当。

俞敏（1999）：《汉藏虚字比较研究》，载《俞敏语言学论文集》121—166页，商务印书馆。

该文为汉藏语虚字系统比较的首篇论文，比较的内容包括词头，词尾和代词，否定词，疑问词，助词

和联络字，共比证了27组汉藏虚字，其结果如下表（参黄海英2008）：

3.张永言（1960）：《汉藏语词尾-pa》，载《中国语文》1960年第11期，369页。

该文指出藏文词尾-pa的同源形式即上古汉语的“夫”或“父”，举了21例，与俞敏的结论相同。

4.E.G.P.ulleyblank蒲立本(1965)：Close/Open Ablaut in Sino-Tibetan(《汉藏语中的闭/开元

音交替》)，Lingua 14：230-240。

该文举证说明汉藏两语形态变化中均有闭/开元音交替，并且可以比较。

三、汉语篇（上古汉语）

（一）综论

1.Jerry Norman罗杰瑞(1991/1995)：Chinese（《汉语概说》），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1。汉译本：张惠英译，北京：语文出版社，1995。

该书对古今汉语的全貌做了准确、翔实的概述。

2.William S.Y.Wang ed.(1995/2005)：The Ancestry of the Chinese Language(《汉语的祖先》)，

JCL Monograph 8；汉译本：王士元主编、李葆嘉主译（2005）：《汉语的祖先》，北京：中华书局。

1994年7月14—17日在香港城市大学举行了“汉语语源”研究专题研讨论，本书是该次会议的

论文集，共收论文和评论16篇，对上古汉语和汉藏比较语言学研究有重要意义。

（二）语音

说明：目前，在国际语言学界有影响并且被用于汉藏语比较研究的汉语上古音构拟体系主要有七家，即：(1)高本汉(1940/1957)；(2)王力(1958)；(3)李方桂(1971)/龚煌城(2002)；(4) 俞敏(1984)；(5)斯塔罗斯丁(1989)；(6) 包拟古(1995)/白一平(1992)；(7)郑张尚芳(2003)/潘悟云(2000)。现把

这七家的代表作题录如下(高本汉书置于“工具书”类中），另列其他相关论著备参。

1.王力（1958）：《汉语史稿》（上册），北京：科学出版社。

该书的上古音拟测自成一家之言，在大陆音韵学界影响极大。但是，梅祖麟在《汉藏语的“岁，

越”，“还（旋）、圜”及其相关问题》一文中认为王力先生的上古音系统“忽略了（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以来各家对谐声字，汉藏比较所做的研究……基本是中古的格局，声母部分和韵尾部分都没有复辅音，所以不可能有﹡s-词头，﹡-s词尾……因此他的上古音在某些方面不适于做汉藏比较的研究，也

不能解释上古构词法中的一些基本现象。”

2.李方桂（1971/1980）：《上古音研究》，《清华学报》新九卷1、2期合刊，1971；商务印书馆，1980。

这是一本划对代的著作，在国际汉语音韵学界影响极大。其声母系统特别是复声母系统的构拟尤值得注意。著名汉藏语专家龚煌城先生认为，李氏的上古音体系是汉藏语比较研究的汉语起点。

3．Yang,P.F.M.杨福绵(1976):Prefix ﹡s- and﹡SK-,﹡SKL-clusters in Proto-Chinese (PC):PartⅠ.Prefix﹡ s- and ﹡SK- clusters.(《原始汉语的前缀﹡s-和﹡SK-,﹡SKL-复声母第一部分： 前缀﹡s-和﹡SK-复声母》)，Genetic Relationship,Diffusion and Typological Similarities of East and Southeast Asian Languages,Tokyo,1976，pp.359—411。

从汉语内证和外证两方面论证上古汉语有前缀s-和SK-型复声母，提出若干新汉藏同源词。

4.P.K.Benedict白保罗(1987)：Archaic Chinese Initials(《上古汉语的声母》)，载《王力先生先生纪念论文集》(香港中国语文学会编) 英文分册25—71页，三联书店香港分店，1987。

从汉藏语比较的角度研究上古汉语声母特别是复声母，有启发性，提出若干新汉藏同源词。

5.俞敏(1984/1999)：《后汉三国梵汉对音谱》，载《中国语文学论文选》。日本：光生馆，1984；又载《俞敏语言学论文集》1—62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

该文根据600多个后汉三国梵汉对音音节研究汉语上古音。首次将梵汉对音方法的应用对象从个别声母韵母的考证扩展到一个完整的汉语音系，文中除了运用梵汉对音外还多处运用汉藏语比较的成果。

6.郑张尚芳(1987)：《上古韵母系统和四等、介音﹑声调的发源问题》，载《温州师院学报》(社会科学版)1987年第4期67—90页。

该文是郑张尚芳最早系统提出其上古音体系的论文，成一家之言，在音韵学界影响极大。

郑张尚芳（2003）：《上古音系》，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

该书是继王力、李方桂二家后关于上古音构拟的最重要论著，自成一家之言，复声母的系统构拟和六元音系统各分长短是该书的最大特色。全书中有396对汉藏语同源词，该构拟体系常被用于汉藏比较的汉语根据。

郑张尚芳（2005）：《原始汉语P-类复声母在中古的表现形式》，载《汉语史研究：纪念李方桂先生百年冥诞论文集》，台北：中央研究院语言学研究所和美国华盛顿大学联合出版，95—110页。

该文讨论p-和pl两种复声母在中古汉语中的不同反映形式。文中列举了大量的汉藏语同源词。

7.Старостин С.А.斯塔罗斯丁(1989)：Реконструкция древнвктай ской фонологической

системы（《古代汉语音系的构拟》）.Москва Наука，1989.

该书是一名著，作者经过独立研究构拟了上古汉语音系（六元音系统，并且元音分长短）。与中国学者郑张尚芳的上古音系统不谋而合。被国外学者用作汉藏语比较的汉语根据之一。该书已由林海鹰和王冲二位博士译成汉语，在出版中。

8.William H.Baxter 白一平(1992)： A Handbook of Old Chinese Phonology(《汉语上古音手册》) (Trends in Linguistics. Studies and Monographs 64). Berlin: Mouton de Gruyter. 922pp.

该书是国外关于汉语上古音研究的重要著作，作者继承和发展了美国著名语言学家包拟古的上古

音系统，确认上古汉语六元音说，被国外学者用作汉藏语比较的汉语上古音根据之一。

9.Nicholas C.Bodman包拟古（1995）：《原始汉语与汉藏语》，潘悟云、冯蒸译，中华书局。

该书是论文集，含作者1969—1985年间用英文撰写的论文4篇，均已译成汉语，它们分别是：

（1）《藏文的sdud(衣褶)与汉语的“卒”及﹡st-假说》(1969)

（2）《汉藏语中带s-的复辅音声母在汉语中的某些反映形式》（1973）

（3）《原始汉语与汉藏语：建立两者之间关系的若干证据》（1980）

（4）《上古汉语中具有l和r介音的证据及相关诸问题》（1985）

这4篇论文自成一家之言，在国际汉语音韵学界和汉藏语学界颇有影响。此中第（1）篇我们置于比较篇的“汉藏语语音比较”，第（3）篇置于“汉藏语词汇比较”。其实它们是不可分割的整体。包氏与他的学生白一平(William H.Baxter)的上古音观点非常一致，音韵学界通称他们为“包拟古/白一平上古音体系”，类似于上古音学界的“李方桂/龚煌城上古音体系”和“郑张尚芳/潘悟云上古音体系”。

10.潘悟云（2000）：《汉语历史音韵学》，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

该书共21章，分中古篇和上古篇两部分，而以后者为重点。作者继承和部分发展了郑张尚芳的上古音学说。对古藏文声母辅音丛结构做了分析，把符合响度原则的辅音丛（一般称为乙类复辅音）定性为复辅音。而将声首复辅音丛不符合响度原则的序列的音节（一般称为甲类复辅音）定性为“次要音节+主要音节”，这种定性对于认清藏文前置辅音的性质有重要意义。潘书中还为一些古藏文词汇拟测了更古老的语音形式，并将这些构拟的原始形式跟上古汉语比较，认为它们构成汉藏同源词。

潘悟云（2007）：《上古汉语的韵尾*-l与*-r》，《民族语文》2007年第1期。

该文讨论上古汉语歌、微、脂诸部的韵尾，根据上古朝鲜语对音资料，找到了带﹡-l尾的确证。此外，上古元、文、真的韵尾，音韵学界通常认为带韵尾﹡-n。后来，Starostin最先提出其中有部分来自

﹡-r。Baxter、龚煌城承其说。该文亦利用朝鲜语的上古对音材料，及其他对音译音材料印证此说。

11.潘悟云、冯蒸（2000）：《汉语音韵研究概述》，载《汉藏语同源词研究（一）》（丁邦新、孙宏开主

编），南宁：广西民族出版社，2000，117—308页。

该文分三章，分别对中古汉语、上古汉语韵母、上古汉语声母做了准确深入的论述。

12.龚煌城（2002/2004）：《汉藏语研究论文集》，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

该论文集2002年出版于台湾中央研究院语言学研究所，此为大陆印本。共分三部分，第一部分

“关于汉藏语的比较研究”收如下9篇论文：

(1)《A Comparative Study of the Chinese, Tibetan, and Burmese Vowel Systems》（1980），1—30页。

(2)《从汉藏语的比较看汉语上古汉语若干声母的拟测》（1990），31—48页。

(3)《从汉、藏语的比较看汉语上古流音韵尾的拟测》（1993），49—66页。

(4)《The First Palatalization of Velars in Late Old Chinese》（1994），67—78页。

(5)《The System of Finals in Proto-Sino-Tibetan》（1995），79—124页。

(6)《从汉藏语的比较看重纽问题》（1997），125—160页。

(7)《从汉藏语的比较看上古汉语的词头问题》（2000），161—182页。

(8)《上古汉语与原始汉语带r与l复声母的构拟》（2001），183—212页。

(9)《从原始汉藏语到上古汉语以及原始藏缅语的韵母演变》（2003），213—242页。

其中第（1）篇和第（5）篇我们放在“汉藏语词汇比较”部分加以评述，已见上文。其他7篇论文我们放在这里或“汉藏语语音比较”部分加以评述都有道理。其实这9篇论文构成一个完整的体系，龚先生从汉藏比较语言学的角度，在李方桂先生上古音系的基础上加以修正和推进，自成一家之言。这一体系可称之为“李方桂/龚煌城上古音体系”，类似于古音学界的“包拟古/白一平上古音体系”和

“郑张尚芳/潘悟云上古音体系”。

13.金理新（2003）：《上古汉语音系》，黄山书社，2003。

该书共分22章，内容如下：一、上古汉语的音节结构；二、谐声原则；三、清浊交替；四、﹡l-和﹡r-辅音；五、﹡-l-中缀；六、﹡gl-和﹡gr-声母；七、﹡j-和﹡cj-声母；八、﹡?揿-前缀；九、﹡g-前缀；十、﹡r-前缀；十一、﹡s-前缀；十二、﹡d-前缀；十三、﹡m-前缀；十四、﹡q-系列声母；十五、﹡tj-、﹡tl-和﹡tr-系列；十六、﹡a和﹡e元音；十七、﹡u、﹡?扪和﹡o元音；十八、﹡i元音；十九、﹡-r和﹡-l韵尾；二十、﹡-d、﹡-b和﹡-g韵尾；二十一、*-n、﹡-m和﹡-?耷韵尾。该书充分利用藏缅语尤其是书面藏语的同源材料研究上古汉语音系。

（三）语法·形态

1.俞敏(1948/1984)：《论古韵合帖屑没曷五部之通转 》，载《燕京学报》34期，1948，29—49页；

又载《中国语文学论文选 》，日本：光生馆，1984。

该文认为先秦合帖两部的动词、形容词加一个舌尖音韵尾就可以派生出屑、没、曷三部的名词来，

并以此说明这五部的古音“通转”其实是古汉语派生新词的一种模式。这里“合、帖、屑、没、曷”五

部为黄侃之古韵标目，相当于王力的“缉、叶、物、质、月”五部。在《汉藏同源字谱稿》（1989）中，俞敏

指出该文“假定音节末尾加了个-d是错的，该是-s”。

俞敏(1984)：《古汉语派生新词的模式》，《中国语文学论文选》，日本：光生馆，1984。

该文列举了12类上古汉语派生新词的模式。这些模式是以原词分离出新义为内容，以声、韵、介

音的变换为语音标志，基本上都涉及了词性的转变。

2.王力（1958）：《汉语史稿》（中册），科学出版社，1958。

从汉藏语比较语言学的角度看，该书最值得注意的是对古汉语词头和词尾的论述。

王力(1965/2000)：《古汉语自动词和使动词的配对》，《中华文史论丛》第6辑；又收入《王

力语言学论文集》，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204—242页。

该文对古汉语自动词和使动词的配对做了深入的研究。

3.周法高（1962）：《中国古代语法：构词编》，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2。

该书以春秋战国的文献为主，上溯殷周，下探汉魏六期的发展。分四章：音变、重叠、附加语、复词。

4.梅祖麟（1980/2000）：《四声别义的时间层次》，《中国语文》1980年6期；又见《梅祖麟语言学论文集》，商务印书馆，2000。

四声别义是古代汉语的一种构词方式。该文指出四声别义有时间层次。

梅祖麟（1989）：《上古汉语﹡s-前缀的构词功用》，载《中央研究院第二届国际汉学会议论

文集·语言与文字组》（上册），23—32页，台北：中央研究院，1989。

该文主要讨论上古汉语﹡s-前缀的构词功用是方向化，而使动化、名谓化是方向化的具体表现。

5.喻世长(1986)：《邪-喻相通和动-名相转》，《音韵学研究》第2辑，北京：中华书局,44—51页。

该文举出11对邪-喻相通和动-名相转相关的古汉语配对字，对研究古汉语构词法有启发。

6.潘悟云（1991）：《上古汉语的使动词的屈折形式》，载《温州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

版）》1991年第2期，48—57页。

该文主要讨论上古汉语中表示使动意义的手段：（1）浊声母表自动，清声母表使动；（2）加后缀

-s表使动；（3）加前缀s-表使动。由于前两种已有学者作过讨论，该文主要讨论第三种形式。

7.Axel Schuessler许思莱（1992）：Affixes in Old Chinese(《上古汉语的词缀》)，Wiesbaden.

该书是系统研究上古汉语词缀的专著，虽然有关看法不无可商，但是可供进一步研究的参考。

8.郑张尚芳（2002）：《汉语的同源异形词和异源共形词》，载《汉语词源研究》，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79—197页。

该文研究上古汉语中的构词构形手段，其分类如下：A. 声母清浊——（1）浊母内动，清母外动。（2）清母动词，浊母名词。B. 元音长短——长音表形、动，短音（即三等韵旧拟为加i介音者）表名词。C.韵尾鼻或塞——鼻音尾转塞有使动意味。D.声母后垫——加-r为二等有增强意味。E. 韵母后垫——加-s（变去声）表外向动词。表名物化（后又以表名谓化：嫁种钉间称（秤）等皆常见，梅祖麟考论这种变化晚于上一种）。F. 声母前加擦音——加s-表使动（s?揿→邪母）。加s-又有名谓化作用。

加h-也可表使动。又名谓化。G.声母前加鼻音——俞敏提出加m-表名物化。

9.Laurent Sagrt沙加尔（1999/2004）：The Roots of Old Chinese《上古汉语词根》，

Amsterdam : Benjamins ，1999；汉译本：龚群虎译，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 ，2004。

该书共29章分两大部分。第1章至第14章讨论上古汉语音系和形态，指出哪些是词根，哪些是词缀；其中第2章至第3章讨论上古汉语音系，音节依蒲立本分a，b两类，上标于声母前,指非三等与三等(相当于郑张尚芳的长音﹑短音)，第15章至第29章有选择地讨论上古汉语基本词和文化词，作为第一部

分上古音和形态的示例。书后附有其《构拟词表》。丁邦新有书评(《语言学论丛》第26辑，2002)。

10.李云龙（2005）：《反映在上古汉语同族词内的使动和名物化前缀﹡s-研究》，载《语言研究散论》，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05，14—94页。

该文为作者的硕士论文，全文共分5节：一、上古汉语形态研究回顾及本选题的研究方法、理论意义；二、上古汉语中的同族词及名物化前缀﹡s-；三、上古汉语同族词及使动前缀﹡s-；四、上古汉语名

物化与使动形态的其他证据兼论二者存在的方言基础；五、结论与问题。

11.金理新(2006)：《上古汉语形态》，黄山书社，2006。

该书共分九章，目次如下：一、声母清浊交替；二、前缀﹡s-；三、前缀﹡g-；四、前缀﹡r-；五、前缀

﹡m-；六、前缀﹡?揿-；七、后缀﹡-s；八、后缀﹡-?揿；九、其他词缀（致使动词后缀﹡-d，名词后缀﹡-n，动

词后缀﹡-g）。该书提出的汉藏同源词有数百个是作者的独立发现。

12.孙玉文（2007）：《汉语变调构词研究》，北京：商务印书馆，2007。

该书对古汉语的变调构词做了详尽的研究，例词有200余组。

孙玉文（2007）：《上古汉语词缀构拟析评》，《江汉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2007年第3期，39—46页；2007年第4期，68—75页。

20世纪以来有学者认为上古汉语的单字可以离析出“词根+词缀”的形式。该文认为在上古汉

语的单字里，目前还找不出词缀来，汉藏比较亦证明不了原始汉语有某种词缀。

13.丘彦遂（2008）：《论上古汉语的词缀形态及其语法功能》，台湾师范大学国文学系博士论文，

2008，240页。指导教授：姚荣松。

该文共分五章，全面讨论了上古汉语的词缀形态及其语法功能，惜未论及俞敏的有关研究。

（四）词汇·语义

1.[清]叶德辉：《叶德辉集：释人疏证》，北京：学苑出版社，2007年影印本，王逸明编辑整理。

该书中的“释人疏证”全面搜集和论证了身体各部位的古汉语词汇，对汉藏词汇比较有参考价值。

2.P.K.Benedict白保罗(1976)：Early Chinese Borrowings(《早期汉语借词》),Genetic Relationship,

Diffusion and Typological Similarities of East and Southeast Asian Languages,Tokyo,1976,pp.60—100.

该文在汉藏语系及非汉藏语系比较与接触研究的大视野下研究上古汉语借词，有开创意义。

3.Norman,Jerry and Mei Tsu-lin罗杰瑞、梅祖麟(1976/2000)：The Austroasiatics in Ancient South China:Some Lexical Evidence(《古代江南的南亚民族：一些词汇证据》)，MS 32：274—301；又

见《梅祖麟语言学论文集》，商务印书馆，2000，459—497页。

该文认为古汉语的“江、牙、狗、虎”等十几个词是借自南亚语，郑张尚芳教授有不同意见，见《南

开语言学刊》（总第2期，2003）。

4.冯蒸（1995）：《〈说文〉同义词研究》，北京：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56页。

《说文》所收词汇反映上古汉语的词汇面貌。该书对《说文》的同义词进行了较深入的探讨。

5.Axel Schuessler许思莱(2003)：Multiple Origins of the OC Lexicon（《上古汉语词汇的多重来源》）， JCL 31.1：1—71.

上古汉语词汇成分复杂，作者从汉藏语系比较和汉语与其他语言接触的角度考察其多重来源。

6.张永言（2008）：《汉语外来词杂谈（补订稿）》，载《汉语史学报》第七辑，1—14页。

该文概述汉语外来词的各个方面，对不同历史时期和不同类型的外来词有所论列。

（五）工具书

1.[清]朱骏声：《说文通训定声》，影印本，中华书局，1984。

该书按照上古音韵部系统排列（实为28部），并且详列上古字义训解，适于汉藏比较。俞敏先生曾

经面告笔者，他的汉藏语比较就是根据《说文通训定声》做的，他把藏文同源词写在该书有关字头上。

2.高本汉（1957/1997）：Grammata Serica Recensa(《修订汉文典》)，BMFEA 29，1957；潘悟云、

杨剑桥、陈重业、张洪明译，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97，725页。

该书收字7467个，按谐声字族排列，共1260组。每字下列高本汉构拟的上古音和中古音，古文字字

形，古义及文献书证。被海外的汉藏语比较研究者作为比较汉语上古音义的主要根据。汉译本尤便利用。

3.藤堂明保（1965）：《汉字语源辞典》，东京：学灯社，1965，914页。

该书主要为汉藏语比较研究而作，分序说和本编两部分，本编按照汉语上古音韵部（分11类24

部）排列，全书收223个汉语字族，共3000余汉字。可与王力《同源字典》对照参用。

4.王力(1982)：《同源字典》，北京：商务印书馆。

该书是汉语语源学著作，以上古29韵部为纲，33声母为目，收3000余字。对汉藏语比较很有价值。

5.编写组（1983）：《辞源》（修订版），北京：商务印书馆。

该书是古汉语辞典。收单字12890个，复合词语84134条。有学者把它作为汉藏同源词比较的汉语根据。

6.Axel Schuessler许思莱（1987）: A Dictionary of Early Zhou Chinese（《早周汉语词典》），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该书是一本关于早周时期的古汉语词典，收词较丰富，有甲文、金文和早周文献书证，每字附有作

者构拟的上古音，取材严谨，国外学者常用作汉藏比较的汉语根据。类似高本汉的《汉文典》。

Axel Schuessler许思莱（2006）: ABC Etymological Dictionary of Old Chinese (《上古汉语词源

辞典》)，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2006，XX+656pp.

该书被称作是世界上第一本真正意义上的上古汉语词源词典，笔者已经把它译成汉语，待刊。

7.宗福邦、陈世铙、萧海波主编（2003）：《故训汇纂》，北京：商务印书馆。

该书全面汇辑了从先秦至晚清古籍中的注释材料。全书共收字头近2万个，基本涵盖了每一个字头的所有训诂资料。引据的训诂资料50万条，篇幅达1300万字。是清代《经籍籑诂》的继承和发展。

四、藏语篇

（一）综论

1.冯蒸（1979）：《近十五年来国外研究藏语情况简述（1963—1977）》，载 《语言学动态》1979年第1期，6—18页；1979年第2期，12—21页。

该文评介1963—1977国外研究藏语情况，分11节：0.引言；1.现代藏语方言研究；2.伦敦学派的斯普利戈（R.K.Sprigg）对藏语的研究；3.书面藏语的研究；4.西门华德（Walter Simon）对藏语词源学的探讨；5.古藏文研究情况简介；6.汉藏两语的比较研究；7.实用藏语学及其他；8.南语及其研究情况

简介；9.象雄语及其研究情况简介；10.多续语及其研究情况简介；11.普通语言学与藏语研究。

2.金鹏主编(1983)：《藏语简志》，北京：民族出版社，1983。

该书以拉萨话为主，简要介绍了藏语的语音、词汇、语法、方言和文字。书后有词汇附录。

3.阙名（1985）：《藏语》，全国音韵学研究班，1985年7月，油印本。

该书分三部分：（一）方言音系；（二）字性音韵；（三）动词形态。内容简明扼要，未正式出版。

4.胡坦（1991）：《藏语》，载《汉藏语概论·藏缅语篇》，马学良主编，北京大学出版社，1991。

该文分概况、古代藏语和现代藏语三部分，对藏语的语音、语法形态、词汇、方言做了深入的论述。

胡坦（2002）：《藏语研究文论》，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2002。

该书收论文31篇，除附录外共分四部分，涉及藏语的语音、语法、词汇各方面，均为重要论文。

5.Stephan V.Beyer (1992)： The Classical Tibetan Language (《古典藏语》)，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XⅩⅣ+503 pp.

这是一本通论书，全书共分14章：一、导言；二、转写；三、藏语释名；四、文字写法；五、语音；六、音节；七、词；八、屈折变化；九、短语；十、简单主题句；十一、复杂主题句；十二、句子；十三、句群；十四、参考书目。值得注意的是，书中描写古藏文的语音构造和词汇构造时，提供了大量的藏语同族词资料，并运

用内部构拟法构拟古藏文动词内部屈折规则，古藏文t?揶组声母的来源以及一些古藏语同族词的词根。

6.瞿霭堂、劲松（2000）：《汉藏语言研究的理论和方法》，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2000。

该书收论文31篇，分五部分，涉及藏语的系属、语音、语法、方言等各方面，均为重要论文。

7.黄布凡(2007)：《藏语藏缅语研究论集》，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2007。

该书分上下二编，上编是藏语研究，收论文12篇，下编是藏缅语研究，收论文17篇，均为重要论文。

（二）语音

1.李方桂（1933/1997）：Certain Phonetic Influence ofTibetanPrefixes upon the Root Initials

（《藏文前缀音对于声母的影响》），载《史语所集刊》第4本第2分，135—157页；冯蒸汉译文载《汉

语音韵学论文集》（冯蒸著）638—670页，北京：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

该文是一经典论文，全面讨论了藏文前缀音对于声母的影响，共得到如下31条规则，其中19条是去

送气化音变，12条（5、6、14-16、19-22、26、27、31）为增减塞音或其他音变，对拟测原始藏语很有价值。

(一） 前缀s- （二） 前缀b- （三）前缀g-

1. sk- 2. st- 3. sp- 4. sl- 5. s- 6. ?揶- （四）前缀d- （五）前缀?揿- （六）前缀l-

17. dk- 18. dp- 21. ?揿?誼- 22. ?揿dz- 27. ld- （七）前缀r-

28. rk- 29. rt-李方桂（1959/1997）：Tibetan Glo-ba-’dring(《藏文的Glo-ba-’dring[背叛]》)，Studia Serica Bernhard Karlgren Dedicata.Copenhagen，pp.55—59，1959；冯蒸汉译文载《汉语音韵学论文集》671—678页，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

该文提出辅音插入说，即擦音和续音声母前加前置辅音n-时常常引起一个塞音的插入。并据此认为藏文“八”brgjad，“百”brgja中的g是后起的。

2.A.A.Dragunov龙果夫（1936/1939/1951）：Voiced Plosives and Affricates in Ancient Tibetan（《古代藏语的浊塞音与浊塞擦音》），载《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7本第2分：165—174，1936：俄文本(1939)汉译文载《中国文化研究汇刊》第十卷，张永言译，1951，21—31页。

该文论证藏文的浊塞音和浊塞擦音原来都是浊送气音。有英文和俄文两个版本。俄文本发表在后，比英文本多最后一段话，现据汉译文把它引在这里作为提要：“大家早就知道，藏语中字根辅音的互换起何等重大的形态学的作用。孔好古（Conrady）在他的主要著作《印度支那语中一种使役的命名的构成》（1896）中曾经假定古代藏语中各种破裂音（浊音﹡d，﹡g…，清音t,k…和送气音th，kh…）都可以互换。李方桂在上引论文中大大改变了孔好古的这一命题，指出了不送气清音并不参加互换。这样一来就把孔好古的三项的公式归并成两项。从我们对于古代藏语浊音的解释出发，我们现在可以使李方桂的公式更加精确化，从而断定在古代藏语中互换的不是单纯的浊音和送气清音，而是送气浊音和送气清音，这在语音学上当然简单的多，自然的多。这些公式之间的互相关系可以在下表中表示出来：

孔好古 李方桂Dragunov

﹡g～k～kh﹡g～kh g?揿～kh

﹡d～t～th ﹡d～thd?揿～th

字根辅音的互换在上古汉语中似乎也起着很大的作用。如高本汉（Karlgren）所指出（见他的著作《汉语词族》Word Families in Chinese，1933）,浊音（d,g…），送气浊音（d?揿，g?揿…），清音（t,k…）和送气清音（th，kh…）都可以参加互换。从上面所说自然发生一个疑问：不能把上古汉语的不送气辅音也看作送气辅音的孳乳（已经消失的前缀音的影响？）从而把高本汉四项的公式归并成两项吗？回答这个问题不是本文范围内的事，我希望在另一著作中再来讨论。”

3.R.A.D.Forrest富励士(1952/2006)： On Certain TibetanInitialConsonant Groups(《论藏文的某些复声母》)，WENNTI 4：41—56，1952；冯蒸汉译文载《冯蒸音韵论集》，学苑出版社，2006：

625—637页。

该文论述原始藏语带r-的复声母的构拟问题，李方桂《上古音研究》曾引用该文。

4.龚煌城（1977）：《古藏文的y及其相关问题》，载《史语所集刊》第48本第2分。

该文利用内部比较法拟测古藏语语音。藏文有t?揶组声母，k组声母，p组声母可以接j介音，而t

组，ts组不可以。龚先生据此和藏语同族词论证部分藏文的t?揶声母来源于tj-和tsj-。

5.Betty Shefts CHANG and Kun CHANG(1977)：Tibetan Prenasalized Initials(《藏语的鼻冠音

声母》)，载《史语所集刊》第48本第2分。

该文论证藏文字母表第23个字母“小阿”（?揿a-chung）的音值主要是鼻音，并举汉藏同源词作证。

6.罗秉芬（1991）：《古藏语复辅音韵尾中d的演变——从古藏文手卷P.T.1047看古藏语语音演

变》，载《民族语文》1991年第3期，57—58页。

该文考察敦煌古藏文文献中复辅音韵尾-d的隐现情况。古藏语复辅音韵尾与汉藏语比较有关，

柯蔚南《汉学家汉藏语词汇比较手册》就注意到-ld,-rd（未涉及-nd,）的汉藏词汇比较问题。

7.江荻(2002)：《藏语语音史研究》，北京：民族出版社，2002。

该书是中国学者撰写的第一部藏语语音史，分七章，全面勾画了藏语语音发展的历史面貌。

8.赵彤(2003)：《藏语声母演变的几个问题》，《语言学论丛》第二十六辑，2003，59—74页。

该文认为：在无前缀和前缀为ｍ-、?揿-的情况下，原始藏语不送气的清塞音和塞擦音在藏语中变为送气音；藏文基字加下加字l的声母组合是前置辅音（次要音节）加l的辅音序列，不是复辅音；原始藏语

的Cl-型复辅音在藏语中通过耦化演变为舌尖塞音；原始汉藏语的浊辅音有送气与不送气的分别。

（三）语法·形态

1.H.A.J?覿schke(1883): Tibetan Grammar(《藏语语法》)，Sri Satguru Delhi, 2006 reprint of

1883 ，85 pages；汉译本：《藏语语法》，张次瑶编译，国立边疆文化教育馆印行，1947，174页。

该书简明扼要，是学习藏文的入门书。著名汉藏语学者张琨（字次瑶）先生的汉译本准确流畅。

2.S.N.Wolfenden（1929）：Outlines of Tibeto —Burman Linguistic Morphology（《藏缅语语言形态

学纲要》），London，1929.ⅩⅤ+216pp.

该书是一经典名著。全书分三部分：藏语、景颇语、阿萨姆和缅甸地区的诸语言，以藏语研究为主。主要研究藏语的前缀、中缀和后缀的语法意义。俞敏先生最为推重此书，曾多次面告笔者该书在汉藏

语形态比较上的重要价值，并在《汉藏虚字比较研究》中做了具体尝试。笔者已把该书译成汉语。

3.H. N. von.Koerber（1935）：Morphology of the Tibetan Language（《藏语的形态学》）. Los

Angeles ＆ San Francisco: Suttonhouse.

该书在藏语形态学和藏语语音史上的价值，著名语言学家龚煌城先生在《古藏文的y及其相关问题》一文中指出：“把舌面的问题与ya btags结合起来研究是Von Koerber （1935）。他在《藏语的构词法》（Morphology of the Tibetan Language）一书里把舌面音c，ch ，j， ny（他写作t?觢，th?觢，d?觩，ny）看作t，th， d， n与ya btags的结合。他把这些结合与舌根音，唇音后接 ya btags的情形同等看待。此外，他还更进一步把ya btags视为插词（infix），并且谈到它的功用问题。Von Koerber的研究使古藏文语音史的

研究向前推进了一步。”

4.Betty Shefts CHANG 张谢蓓蒂（1971）：The Tibetan Causative: Phonology（《藏文使动式音韵

研究》），《史语所集刊》42.4：623—765.

该文是关于藏语动词使动式音韵的全面研究，笔者已经把它翻译成汉语，待刊。

5.W.South Coblin柯蔚南(1976)：Notes on Tibetan Verbal Morphology （《藏语动词的形态变化》）TP 62：45—70；汉译文载《民族语文研究情报资料集》第三集，1984，107—132页，俞观型译。

讨论藏文的动词形态，为藏文动词提出一个假设的词干，找出产生藏文动词形式的语音转换方法。

6.徐芳敏（1990）：《W.South Coblin“Notes on Tibetan Verbal Morphology” 读后》，载台湾大学中国文学研究所印行的《中国文学研究》第四辑，1—18页。

该文讨论柯蔚南1976文的意见，一节论藏文现在时词尾﹡-d，一节论藏文现在时词头﹡g-。

7.罗秉芬（1983）：《藏文再后置字s的功能》，载《中央民族学院学报》1983：4，81—84页。

该文讨论藏文再后置字s的三种功能：（1）区别动词的时和式；（2）区别词类；（3）区别词义。

8.格桑居冕(1987)：《实用藏文文法》，成都：四川民族出版社，1987，634页。

该书分上、下两编：上编介绍各种虚词的用法，下编介绍前、后加字的用法和动词的形态变化。

9.格桑居冕、格桑央京(2004)：《实用藏文文法教程》(修订本)，四川民族出版社，2004。

该书把现代语言学理论和传统藏文文法理论结合起来讲述藏文文法，是学习藏文文法的必读书。

10.周季文（1998）：《论藏语动词的形态变化》，载《藏学研究》，民族出版社，1998，294—304页。

该文搜集了1361个动词，分为两类，一类是在787个自主动词中有形态变化的有654个，占83％，第二类在574个不自主动词中，有变化的只有200个，仅占35％。这种定量分析很重要。

（四）词汇·语义

1.B. Laufer劳费尔（1916/1981）：Loan Words in Tibetan(《藏语中的借词》)，T’oung Pao,1916；中译本：赵衍荪译，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少数民族语言室，1981，2＋117页。

该文考证了藏语中源自印度语、波斯语、阿拉伯语、回鹘语、突厥语、蒙古语、满语、汉语和葡萄牙语、英印混合语、英语以及俄语借词共9大类329个借词，其中藏语中的汉语借词有106条。

2.WalterSimon西门华德(1949)：The Range of Sound Alternations in Tibetan Word Families（《藏语词族中语音交替的范围》），载AM,New Series 1:3—15pp.

该文讨论藏语词族的两个语音问题：一、固有舌尖音韵尾的两个误导；二、腭化与元音交替。

Walter Simon西门华德(1964)：Tibetan Lexicography and Etymological Research（《藏语词典学与词源学研究》），Transactions of the Philological Society.pp.85—107，1964。

该文分五节：一、西方的藏语词典学；二、藏梵词典和梵藏词典；三、藏藏词典、藏蒙词典和藏汉词典；四、藏语词典学现状与藏文《大藏经》；五、藏语词源学研究。把藏语词典学与藏语词源学结合起来研究很有启发性。

3.James A.Matisoff马提索夫(1978)：Variational Semantics in Tibeto-Burman:The“Organic”Approach to Linguistic Comparison（《藏缅语变异语义学》），Institute for the Study of Hunman Issues，Philadelphia.331pp.

该书论述藏缅语的语义学问题，涉及藏语之处颇多，关于身体部位名词的语义研究很有启发性。

4.刘翠兰（2005）：《古藏文中汉语借词的时间层次》，北京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94页。导师：陈保亚。

该文对整理出的1976个借词划分为：I敦煌文献时代（唐）、II多种语言对照词汇集和佛经(清)和III新词汇时期（现当代）三个历时层次，初步得到I层次的词条1151个，其中包括IIB层的词条38个，II层次的词条343个，III层次的词条274个，无法确定的词条206个。

（五）方言

说明：根据历史比较法的原则，汉藏比较应是两个顶头儿语言——即汉藏两语最古阶段语言的比较，所以现代方言在汉藏两语比较中基本上没有作用，因为它们是后代的产物（当代有些汉藏语词汇比较论著列出了现代汉藏两语方言的读音，实无必要。藏语方面只列出藏文或者古藏文就可以了；汉语方面只列出汉字的上古音就可以了）。这里所以列出藏语的“方言”一目，主要是考虑到藏语方言的演变方式对构拟汉语上古音特别是复辅音声母和汉藏语比较有一定的启示作用。例如藏文的dmun“傻子，呆子，愚人”可对汉语的“昏”，上古音是﹡hmun，此处藏文的词头d-可对应于汉语的词头h-，就是考虑到藏语安多方言中有词头﹡d-﹥h-的演化方式。

1.Georgesde Roerich罗列赫（1933）：The Tibetan Dialect of Lahul(《藏语拉胡尔方言》)，Urusvati Himalayan Research Institute of Roerich Museum, New York，1933，107pp.

俞敏《后汉三国梵汉对音谱》在解释上古汉语去入一家的一批字时曾引用此书说：“S.Wolfenden 说藏文-gs=c[t]，Roerich谈拉合尔藏语-s-＜ds，可以解释这批字。”说明藏语方言在汉藏语研究中的作用。但是笔者检核原书后并未找到俞先生所引Roerich话的出处，或许俞先生记忆有误。

2.金鹏(1958)：《藏语拉萨日喀则昌都话的比较研究》，北京：科学出版社，1958，403页。

阐述拉萨、日喀则、昌都三地的音位系统和异同，并与藏文比较，说明演变规律；后四章阐述语法。

3.A.Rona-Tas（1966）： Tibeto-Mongolica: The Tibetan Loanwords of Monguor and the

Development of the Archaic Tibetan Dialects(《西藏-蒙古：土族语中的藏语借词与古代藏语方言的演变》)， (Indo-Iranian Monograph7)Budapest， Akademiai Kiaso; the Hague, Mouton,1966，232pp.

该书据790个土族语（Monguor）中的藏语借词以研究古代藏语的语音形式及其演变。

4.J.Terjék(1972):Colloquial Influences on Written Tibetan(《口语对于书面藏语的影响》), AOH 25:39—51.

根据藏语方言资料，讨论六部藏文典籍中的词汇异写形式，总结元、辅音受影响情况表。

5.黄布凡(1983) 《12—13世纪藏语(卫藏)声母探讨》，《民族语文》1983年3期。

根据3份藏文文献探讨12—13世纪藏语(卫藏)声母概况，其中下加字j、r的混读对研究汉语古音有启发，俞敏《后汉三国梵汉对音谱》据此认为j、r区别只保存在重纽里，在别处混乱了。

6.瞿霭堂、谭克让(1983)：《阿里藏语》，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409页。

该书从语音、语法、词汇三方面对阿里藏语做了综合介绍，并作了一些历史的探讨。

7.谭克让（1985）：《藏语擦音韵尾的演变》，载《民族语文》1985年第4期15—23页。

该文探讨了古藏语擦音韵尾-s在现代藏语方言的两种演变情况：（1）脱落；（2）擦音化。

8.瞿霭堂（1991）：《藏语韵母研究》，西宁：青海民族出版社，1991年7月，243页。

该书利用藏语方言材料，通过书面语与方言以及方言间的比较，探讨藏语韵母演变的方式和规律。

9.格桑居冕、格桑央京（2002）：《藏语方言概论》，北京：民族出版社，2002，284页。

该书分四章，分别介绍了藏语三大方言：卫藏方言、康方言和安多方言的语音、词汇和语法，附录为藏文与方音对照表。该表分别列出了藏文213个声母和77个韵母的三大方言6个点的读音对照。

（六）工具书

1.H. A.J?覿schke 叶斯克(1881): A Tibetan-English Dictionary(《藏英词典》)，London: Routledge and Kegan Paul. (Reprinted New York 1965)，671 pp.

该词典第一部分是“藏英词典”，是本书的主体；第二部分是“英藏词汇”。每个词条先列藏文写法，然后是拉丁转写，然后是英文释义，不少词目还注有词源。全书收词目近两万条，包含一些口语词汇。

2.Sarat Chandra Das 达斯(1902)：A Tibetan-English Dictionary with Sanskrit Synonyms（《藏英

词典-附梵文同义词》），Motilal Banarsidass Publishers PVT.LTD Delhi.

该词典是印度人达斯所编，是目前规模最大的藏英词典。它收词广泛，不仅从一些语文、医药、佛

学、历史传记等著作中收集词目，而且还收集了前藏和康、青地区的一些口语词汇。有油印汉译本。

3.才旦夏茸（1955）：《藏汉词汇（上、下）》，西宁：青海人民出版社，2册（602，357页）。

该书虽收词不多，但有不少词汇或义项不见于其他辞书，对汉藏词汇比较研究很有用处。

4.格西曲吉札巴（1957）：《格西曲札藏文辞典》（法尊、张克强译），北京：民族出版社，1957，971页。

该辞典系著名的藏汉双解工具书。收大小五明的名词术语、藻词、古字及日常用语等约26000条。

5.西北民族学院藏文教研组编(1979)：《藏汉词典》，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1979，968页。

收词语25400余条，有很多词汇或义项不见于其他藏文词典。郑张尚芳和陈践对此词典评价很高。

6.觉顿·仁钦扎西(1476/1981)：《丁香帐——藏文古今词语辨析》，北京：民族出版社，69页。

该书是一本工具书，成书于1476年。对藏王赤热巴巾之前的近千条古词作了注释，并附有藏汉文对照。

7.安世兴(1982)：《评价古藏文词书〈丁香帐〉》，北京：民族出版社，1982，40页。

该书包括《丁香帐》的内容分类，《丁香帐》古今词汇的异同情况，《丁香帐》一书对某些错误语词的纠正，原《丁香帐》存在的一些问题以及翻译、整理后的《丁香帐》等内容。

安世兴（2001）：《古藏文词典》，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2001，678页。

全书共收古藏文词目10100多条，按传统音序排列。

8.张怡荪主编（1985）：《藏汉大辞典（上、中、下）》，北京：民族出版社，1985，3294页。

该书是以语词为主兼收百科的综合性藏汉双解辞书。收词目53000余条。后附《动词变化表》等。

9.李永昌编（1988）：《藏文动词词典》，北京：民族出版社，1988，641页。

收动词词目2730条，主条（现在时）1630条，副条（过去时、未来时、命令式及异体字）1100条。

10.西藏人民出版社等协作编纂组编(1991)：《汉藏对照词典》，北京：民族出版社，1448页。

该书收8万余词条,以现代汉语为主, 从汉藏语比较的角度看使用和编排颇不方便。

11.[日]北村甫、长野泰彦（1998）：《现代藏语分类词典》，东京：汲古书院，1998，503页。

该书把藏语词汇按照意义分成28类，共收词5645个，可供汉藏比较参考。

12.华侃主编（2002）：《藏语安多方言词汇》，兰州：甘肃民族出版社，2002，298页。

该书从藏语安多方言中选择了六个点，用国际音标分别记录了2121个常用词。

五、附论：论提高汉藏语比较研究水平亟需编纂两部基础性词典

（一）《从现代汉语查找古汉语同义词的词典》

古汉语的同义词十分丰富，在汉藏语词汇比较研究中如何选择合适的词，是汉藏语词汇比较的难题之一。

当前，从现代词典学角度编纂成书的古汉语同义词词典数量不少，但是这些工具书都有一个共同点，即均是以古汉语的某个或某组同义词为检索对象，按部首笔画或音序检索词目，进而观察各组古汉语同义词的今义为何，也就是说从古代汉语同义词看今义，如此而已。这类词典固有其用处，但从汉藏语词汇比较的角度看，我们现在更迫切需要一本从现代汉语的义类出发，查寻古汉语同义词的词典，例如查寻相当于现代汉语“红”的古汉语同义词，应可以很快查得有“红、彤、赤、朱、丹……”等同义词，“眼”有“眼、目、眸、瞳、矑……”等同义词，而且每个古汉语词均注明其古音地位，这对汉藏语词汇比较将提供极大的便利，使得汉藏词汇比较在择词问题上的考虑会更加全面和完善。而这种词典现在还没有。笔者曾多次与郑张尚芳教授探讨此一问题，均深感这项工作的紧迫性和重要性。特在此呼吁语言学界重视此事，使此类词典早日问世，并不断完善。这类工具书的出现肯定将使汉藏语的词汇比较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并很可能会发现一批新的汉藏同源词。

从现代词（义）检索古汉语同义词，需要先设计一个完善的义类框架，目前已有学者加以探讨。如2008年潘悟云在“东方语言学网”上提出一个义类系统，黎锦熙在他的“词类大系”（载《中国语法与词类》，北京师范大学出版部出版，1950）中也曾提出一个值得考虑的方案。凡此均需在实践中加以摸索并不断完善。

(二）《按韵母编排的藏汉词典》

目前的藏文词典均是按照藏文30字母的顺序排列词条，也就是说按藏文的声母编排，我认为根据当前汉藏语比较研究的实践和经验，有必要编纂一部按藏文韵母排列的藏文字典（藏汉词典或藏英词典）。因为汉藏语比较目前韵部的成绩比声母要好，上古每个韵部对应藏文的某个或某几个韵母，一般已得到公认（参上文俞敏《汉藏韵轨》或《汉藏同源字谱稿》）。现把藏文的韵母表列出如下：

按照上表的藏文韵母系统编撰的藏汉辞典笔者已初步编就，词目主要根据《藏英词典》（叶斯克H.A.J?覿schke，1881)、《格西曲札藏文辞典》（1957）和《藏汉词典》（西北民族学院藏文教研组编，1979）三书编成。可以预言，该词典的编纂对于提高汉藏语的语音和词汇比较水平将提供很大的方便。类似的工作在缅文词典中早已有人做过，如美国的白保罗（PaulK.Benedict）就编有《缅文韵母辞典》（Rhyming Dictionary of Written Burmese , LTBA 3：1，1976，93pp.），与本书的情况相似。

（通讯地址：100089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

作者：冯　蒸

第五篇：单篇论著评价指标的综合比较研究

摘 要：文章以h指数、学术迹、影响矩等文献计量指标作为学术化评价指标，用补充计量指标(Altmetric indicators)作为社会化评价指标，对应用物理学、环境科学、经济学、历史学四个学科的各60篇单篇论著的评价效果进行综合比较研究。结果表明各评价指标均具有独立意义。在揭示h指数、学术迹、影响矩等学术化评价指标之间存在显著相关性的同时，发现社会化评价指标与学术化评价指标之间没有显著相关性，不可能用补充计量指标替代学术评价指标。

关键词：h指数;学术迹;影响矩;学术评价;学术指标;补充计量指标

A Synthetic Comparative Study of Academic and Altmetric Indicators Acting on Single Publication

Key words h-index; academic trace; impact torque; academic assessment; academic indicator; altmetric indicator

1 引言

随着社会媒体的出现，文献信息在社会媒体中的传播和影响随之形成，讨论某论著社会影响的补充计量指标开始出现，补充计量学(Altmetrics，国内翻译已有多种，如补充计量学、选择性计量学、替代计量学、社媒计量学等，其含义应为补充传统计量，故建议采用补充计量学)应运而生[1]。由于补充计量一开始就主要针对单篇论著，并已被一些出版机构所采用，所以构成评价单篇论著的社会化指标。

正如本课题组前期研究所指出[2]：任何伟大的发现或发明，都必然要落实到具体的论著或专利里。因此，应当把学术评价更多地聚焦于针对单篇论著或专利的评价，这对那些具有深远影响的作品尤其重要。如果评价是针对作者，则也应通过其作品来进行评价，该评价不是以数量多少论英雄，只要有单篇论著产生了学术影响力，就应该承认作者对学术的贡献。

在已有的学术评价指标中，由Garfield创立的影响因子(Impact Factor， IF)[3]无疑是影响最大的一个，但该指标针对期刊设计，而期刊是文献集合，故IF不适用于单篇论著。从信息计量学涵义看，IF本质上是CPP(Citations per publication)，针对单篇论著就退化成引文C，也就失去其独立意义。2005年，h指数[4]被发现，并很快成为影响巨大的评价指标[5]，其不仅能用于评价学术主体，而且通过基于施引文献的施引h指数可用于评价以单篇论著为代表的学术客体[6-7]。随后，学术迹[8]和影响矩[9]先后被提出，为单篇论著的评价增添了新测度[10]，构成评价单篇论著的学术化指标。

由于补充计量学发展很快，已形成新热点[11-14]，令人产生有替代传统计量的错觉，因此厘清学术化传统评价指标与社会化补充计量指标之间的关联非常必要和重要。目前，美国国家信息标准组织(American National Information Standards Organization)已拟订补充计量标准的草稿[15]。由庆斌等[16]利用主成分分析的方法基于补充计量数据构建论文影响力模型，该模型与引文评价模型在高学术影响力论文的评价上具有一致性。Hammarfelt[17]分析了Swedish universities 2012年出版的期刊和图书在社会媒体中的分布情况和影响力，指出补充计量在人文科学的研究成果评价中能够发展成为一个有价值的工具。Zahedi 等[18]从Web of Science数据库中随机选取20，000篇文献，分析这些文献在社会媒体中的出现和分布情况，指出Mendeley中含有大量的补充计量数据，发现Mendeley readership counts与citation indicators的spearman相关系数r = 0.49。Alhoori等[19]研究补充计量在国家层面的影响力评价问题，发现通过补充计量能对所有国家的研究成果进行评估，发现国家层面的补充计量指标与几个传统计量指标有显著相关关系。Costas等[20]发现补充计量指标与引文指标存在正相关性，但相关性较弱，补充计量指标仅能作为引文指标的补充工具。Ortega[21]研究了补充计量指标和传统文献计量指标在作者层面上的相关性，发现相关性很弱，补充计量指标还不能成为引文影响力评价指标的替代物。然而，这些研究以及国内新近发表的研究[22]均未系统阐明学术化评价指标与社会化评价指标的关联。

因此，本文考虑以h指数、学术迹、影响矩等文献计量指标作为学术化评价指标代表，用补充计量指标作为社会化评价指标代表，对单篇论著的评价进行系统的综合比较研究。

2 方法与数据

2.1 方法

学术化文献计量指标的根基是发表量P(包括论文和专利)和引用量C，由此可构造出CPP(Citations per publication，影响因子为其特例)、以CPP为核心的皇冠指数(Crown Indicator， CI)，以及进一步产生的h指数、学术迹、影响矩等指标[23]。

2.1.1 单篇论著的h指数

Schubert把单篇论著的h指数定义为该篇论著的被引文献中至多有h篇论文被引用了h次，具体数学表达式如下[6]：

设TC是按被引次数降序排列的序列，(1，2，…r，…z)表示论文的序次，TCr 是论文r的被引总数，则有以下序列：

TC=(TC1 ，TC2，...TCr，...TCz) (1)

式(1)中TC1 ≥TC2≥...TCr≥...TCz

h指数的数学含义是：

h=max{r：r≤TCr} (2)

2.1.2 单篇论著的学术迹

Ye和Leydesdorff定义学术迹为学术矩阵(Academic Matrices)的迹，而学术矩阵是引文曲线按发文的被引量排布构成的三阶矩阵[8]，唐继瑞和叶鹰将学术迹应用于单篇论著的测度，单篇论著学术迹的具体数学公式如下[2]：

用P= Pc + Pt + Pz 代表单篇论著的评价论文总数，C = Cc + Ct + Ce 代表单篇论著评价论文的被引总数，其中Pc 是h核中的评价论文量，Pt 是h尾中的评价论文量， Pz 是零引(未被引)评价论文量，Ch = Cc + Ce = h2 + e2 是h核中评价论文的引文量， Ct = t2 是h尾中评价论文的引文量， Ce =e2 是超引区评价论文的引文量、e为e指数[24]，结合I3思想[25]，设 xc=Pc/(Pc+Pt+Pz)， xt=Pt/(Pc+Pt+Pz)， xz=Pz/(Pc+Pt+Pz)， yc=Cc/(Cc+Ct+Ce)， yt=Ct/(Cc+Ct+Ce)， ye=Ce/(Cc+Ct+Ce) 分别作为相应权重，则有：

I3X=xcPc+xtPt+xzPz=X1+X2+X3 (3)

式(3)中xc+xt+xz=1

I3Y=ycCc+ytCt+yeCe=Y1+Y2+Y3 (4)

式(4)中yc+yt+ye=1

于是可用两个向量 X=(X1， X2， X3) 、 Y=(Y1， Y2， Y3) 来标记所有发文量和引文量分布，构成如下学术矩阵：

V=Y■ Y■ Y■X■ X■ X■Z■ Z■ Z■= X Y Z=(Y X Z)T (5)

其中Zi=Yi-Xi(i=1，2，3)属人为设计。

该矩阵的迹就是学术迹(用于测量学术客体时即影响迹)：

T=tr(V)=Y1+X2+Z3 (6)

经过演算[2]，T值的计算可以归结为式(7)，以方便后面编程计算。

T=■+■ (7)

2.1.3 单篇论著的影响矩

影响矩通过考察单篇论著的影响规模和影响时效两个层面来测评其影响力，单篇论著的影响矩M则定义为影响学者力A和影响跨度D的乘积[9]：

M=A×D=A×■(t■×■)=■×■(t■×c■) (8)

其中tj是论著自发表以来所经历年限，Cj为对应年限施引文献被引数，C为施引文献集总被引量，A被直接规定为引用该论著的施引作者总数。

2.1.4 单篇论著的补充计量指标

补充计量指标用于评价单篇论著的社会影响力，目前主要来源于提供补充计量服务的机构，其计算公式尚未完全公开。本文的补充计量数据来源于Altmetric.com公司提供的数据，主要考虑到其收录的补充计量数据相对完备，具体有Altmetric score(由Altmetric.com公司给特定媒体分配一定权值计算得到)和通过主成分方法计算的Score(主分)两个指标。

通过主成分方法计算Score(主分)的原理及具体计算步骤如下[26]：

(1)原始数据的标准化

原始数据为n个样本、p维向量组成的矩阵X，对矩阵元素xij进行标准化得到标准化矩阵Z=[zij]n×p ：

z■=■(i=1，2，...，n;j=1，2，...，p) (9)

其中， ■ 、s■ 分别表示矩阵x的第j列数据的均值和标准差，计算公式如下：

■=■ (10)

s■■=■ (11)

(2)计算标准化矩阵Z的协方差矩阵S=[sij]p×p：

s■=■∑■■(z■-■)(z■-■)(i，j=1，2，...，p)(12)

其中， ■ 、■ 分别表示矩阵Z中第i、j列数据的均值，计算公式为：

■=■，j=1，2，...，p (13)

(3)计算协方差矩阵S的特征值λi及相应的正交化单位特征向量αi

解矩阵S的特征方程S-λI■=0 得p个特征根，其中前m个较大的特征值λ1≥λ2≥···≥λm就是m个主成分对应的方差，λi对应的单位特征向量αi就是主成分Fi关于原p维向量Xj的系数。

(4)确定主成分的个数

单个主成分的方差贡献率为：

g(i)=λ■∑■■λ■■(i=1，2，...，m) (14)

m个主成分的累积方差贡献率为：

G(m)=∑■■■ (15)

当累积方差贡献率G(m)大于80%时，就认为足够反映原来变量的信息，对应的m就是抽取的前m个主成分。

(5)计算主成分载荷

主成分载荷1(Fi，Xj)反映主成分Fi与原变量Xj之间的相互关联程度，在SPSS软件中主成分分析结果中，“成分矩阵”反应的就是主成分载荷矩阵。

1(F■，X■)=■a■(i=1，2，...，m;j=1，2，...，p) (16)

ai表示λi相对应的正交化单位特征向量。

(6)计算第i个主成分的得分

F■=∑■■a■Z■(i=1，2，...，m) (17)

(7)计算m个主成分的综合主分值F

F=∑■■■ (18)

2.2 数据

为了综合考虑各指标的学科差异，我们选择2010年部分学科(文科2个、理科2个)的论著作为分析对象。另外，由于各学科论著在Altmetric Explorer平台上的收录情况不一样，为了比较的便利，最后每个学科各取60个样本数据。数据的收集和处理过程如下：

(1)以Web of Science平台为基准，在核心合集(SCI-EXPANDED， SSCI， A&HCI， CPCI-S， CPCI-SSH)范围内对2010年的文献进行查找，在初次检索的基础上进行精炼，文献类型选择“ARTICLE”，再按学科PHYSICS APPLIED(应用物理学)、ENVIRONMENTAL SCIENCES(环境科学)、ECONOMICS(经济学)、HISTORY(历史学)进行精炼，分别下载四个学科领域被引次数排前250的全记录数据。

(2)利用(1)中数据的DOI字段信息在Altmetric Explorer平台上利用“article identifiers”途径批量提取单篇论著的补充度量数据(每次取50条记录)，将各学科补充度量得分排在前60的数据作为最后的样本数据。在导出的数据中，包含了Altmetric score和15种媒体(Reddit threads、Bloggers、Tweeters、Google+ authors、F1000 reviews、Pinterest posts、News outlets、Q&A site users、Facebook walls、Weibo users、Peer review sites、Wikipedia pages、Policy documents、Mendeley readers、CiteULike readers)对各篇论著的计量数据。

(3)利用(2)中得到的四个学科的样本数据，逐条在Web of Science平台核心合集范围内查找每篇论著的施引文献，利用WoS数据库的导出功能下载每一篇论著相应施引文献的全记录数据。

(4)利用自编Python程序，提取每一篇论著相应施引文献数据中的被引频次(TC字段信息)、作者信息(AF字段信息，AF字段相比AU字段更能避免重名问题)、出版年(PY字段信息)。

(5)对(2)中得到的15种媒体工具收录的补充度量数据，利用SPSS软件中的主成分分析功能计算各篇论著的综合主分值Score。

为了提高数据处理的效率，本文所有参数的计算都写成Python程序，通过相应程序可以算得论著的施引文献篇数P、施引文献的被引次数C、施引文献的篇均被引次数CPP(Average citations per item)、h指数、学术迹(Academic trace)、影响矩(Impact torque)。

已有研究多用先取Altmetric数据再取WoS数据的流程，本文则用在WoS数据基础上取Altmetric数据再经WoS获得最终数据的程序，是对数据处理方法的更新和改善。

3 结果

四个学科各60篇论著代表性指标的分布图见图1，为使线条清晰，学术化评价指标和社会化评价指标各取几个典型，略去P、C、CPP、影响矩、Altmetric score五个指标。其中横坐标为60个样本数的标记号，纵坐标为指标数值，为区别不同数值幅度，左纵标用于学术迹，右纵标用于h index和Score(主分)。

利用SPSS软件对四个学科60篇论著各评价指标进行Spearman相关分析，所得相关系数见表1～表4(经K-S检验，各指标不符合正态分布)。

4 讨论与分析

从表1～表4可见学术化评价指标之间相关性明显，而与社会化评价指标之间的相关性大多不显著甚至负相关。这里，侧重于讨论h指数、学术迹、影响矩、补充计量指标之间的关联及差别。

4.1 h指数的独立性及其与其他指标的相关性

h指数已经成为被广泛认可的高影响力评价指标，在其基础上已扩展出一系列h型指标(如g指数等)。h指数在评价单篇论著时通过考察单篇论著施引文献的数量和质量，从中选取施引文献中h核的数量作为评价参数，这是一种简单而又很巧妙的指标。从表1～表4可以看出，h指数与传统的P、C、CPP指标具有较强相关性，可以认为h指数表征了P、C、CPP指标的大部分特征。h指数和其他h型指标在评价其他客体时具有较强相关性，在实际测度过程中，我们也发现h指数和g指数在评价单篇论著时也具有较强相关性。因此，可将h指数和各种h型指标作为同类评价指标。

4.2 学术迹的独立性及其与其他指标的相关性

学术迹指标在测量单篇论著的学术影响力时综合考察单篇论著的施引文献数量与质量分布，将施引文献分成三个部分：h核、h尾和零被引部分，并结合I3指数思想构建学术矩阵，最后通过矩阵的迹来度量论著的学术影响力。从表1～表4可以看出，学术迹与传统的C、CPP指标具有较强相关性，在环境、应用物理、经济三个学科中学术迹与P指标具有中等强度相关性，在历史学样本中学术迹与P指标没有显著相关性。另外，学术迹指标与h指数有较强相关性，这也说明学术迹指标是建立在h指数之上的一种拓展。作为新近发展的学术评价指标，与纯粹被引数和h指数等相比，学术迹具有覆盖信息全面的优势并体现出作为独立指标存在的必要性，可望为后续研究提供参考。当然，学术迹的构建相对复杂，但通过程序计算则不成问题。

4.3 影响矩的独立性及其与其他指标的相关性

影响矩是类比物理概念力矩(Torque) 建立的测度量，通过综合单篇论著的影响规模和影响时效两个参量来测评其影响力，其实质为论著影响力与时间跨度的累积，论著影响力又是通过引用该论著的作者数来定义。从表1～表4可以看出，影响矩与传统的P、C指标具有较强相关性，在环境、应用物理、经济三个学科中影响矩与CPP指标具有较低强度相关性，在历史学样本中影响矩与CPP指标没有显著相关性。另外，影响矩指标与h指数有较强相关性，但相对于学术迹指标，其与h指数的相关性系数要小一些。影响矩与学术迹指标在环境、应用物理、经济三个学科中具有中等强度相关性，在历史学样本中影响矩与学术迹没有显著相关性。影响矩指标可以部分消除作者自引、团体互引等问题，并考虑影响力在时间上的累积效果，是一个比较独特的指标。影响矩指标的问题主要在于其与经典指标之间的理论关联尚未建立。另外，从图1中环境学科和经济学科影响矩指标的波动来看，其相比其他指标有较大幅度的震荡，其指标细节方面还有待改进。

4.4 补充计量指标的独立性及与其他指标的相关性

补充计量指标由提供Altmetrics服务的机构通过搜罗传统网络媒体、社会媒体、在线参考工具等媒介中用户对论著的收录、转发、评论、阅读、收藏等行为数据，再通过一定的赋权，综合计算得到每篇论著的补充计量指标，是一种评价论著社会影响力的新指标，现已被一些出版机构所使用。因Altmetrics数据来源广泛，数据源性质不同，数据生成的模式不同，部分研究者采用基于主成分的方法提取综合主成分值作为补充计量指标。本文将两个指标都纳入了比较体系，从表1～表4可以看出，补充计量指标Altmetric Score与P、C、CPP、h指数、学术迹、影响矩在四个学科的样本数据中均没有显著相关性，这说明Altmetric Score指标是一种显著不同于现有指标的新指标。在置信度(双测)为 0.01 时，补充计量指标Score(主分)在物理学科的样本数据中与P、影响矩指标有中低程度显著相关性，在其他情况与其他指标均没有显著相关性。因此，可以认为补充计量指标现阶段其作用仍只能定位在补充测度论著社会影响力的地位。正是基于此种考虑，本文在数据收集时，先是从WoS数据库中选取高被引论文，再去Altmetric Explorer中采集Altmetric Score得分排前60的论著数据，而现有的研究一般是先在Altmetrics工具中采集数据[16，26]，再在WoS等数据库中比对传统指标，导致最终相关性分析的结论有所差别。基于主成分分析方法得到的综合主成分值，在本文四个学科论著的分析中，效果也不太明显，主要原因在于本文的样本数据并不能很好地满足使用主成分分析方法所需要的条件。比如：应用物理学科样本的Kaiser-Meyer-Olkin值为0.464、主成分的累积贡献率81.2%，环境学科样本的Kaiser-Meyer-Olkin值为0.578、主成分的累积贡献率74.8%，经济学科样本的Kaiser-Meyer-Olkin值为0.373、主成分的累积贡献率80.7%，历史学科样本的Kaiser-Meyer-Olkin值为0.465、主成分的累积贡献率81%，部分学科样本数据的Kaiser-Meyer-Olkin值过低，不适合主成分方法的计算。另外，从各学科论著在Altmetric Explorer所收录15种媒体工具的分布情况来看，绝大部分数据产生于Mendeley readers，其他大部分媒介只有少量分布，而Mendeley本身就是学者们广泛使用的文献参考工具，因此在本文的样本数据中使用主成分分析方法得到的综合主分值去评价论著的社会影响力还有很大局限。

利用SPSS因子分析功能的方差最大正交旋转选项，可得各指标的方差正交旋转分布(见图2)。

从图2中，明显可见h指数和学术迹、Altmetric score和Score(主分)两两较为接近，而学术化评价指标和社会化评价指标之间则较为疏远，这表明学术化评价指标和社会化评价指标各有不同的评价指向，不可能用补充计量指标替代学术评价指标。引言中提及已有研究揭示补充计量指标与引文指标等传统学术指标存在弱相关，而与已有研究相比，由于更新了数据处理方法并考虑了多学科多指标，本文获得的证据和论断均更强。

5 结语

综上所述，在测量单篇论著的学术影响力时，h指数、学术迹、影响矩、补充计量指标都能从各自的角度取得一定的评价效度，也表现出各自的独立性。h指数反映出高被引和优质论著的特征点;学术迹体现了单篇论著被引文献数量与质量的综合面;影响矩考察单篇论著影响的作者规模与影响时效;补充计量指标则关注在公共网络媒介中测度单篇论著的社会影响力。

由于所选四个学科分别代表了基础科学、应用科技、社会科学、人文学科，本文结论应当适合各学科;在更新了数据处理方法和多学科多指标考量下，本文论断不可能用补充计量指标替代学术评价指标。又因任何单一评价指标都会有不同程度的局限，综合应用多种指标可以提供多维度的参考，故建议在评价单篇论著时同时应用多指标测度，以真正实现综合评价。

参考文献：

[1] Torres D， Cabezasá，Jiménez E. Altmetrics：New Indicators for Scientific Communication in Web 2.0[J].Comunicar， 2013， 21(41)：53-60.

[2] 唐继瑞， 叶鹰. 单篇论著学术迹与影响矩比较研究[J].中国图书馆学报， 2015， 41(2)： 4-16.

[3] Garfield， E. Citation Indexing： Its Theory and Applications in Science， Technology and Humanities[M]. New York： Wiley，1979.

[4] Hirsch， J. An index to quantify an individual’s scientific research output[J]. 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of the USA， 2005， 102(46)： 6569-16572.

[5] Ball， P. Index to aims for fair ranking of scientists[J]. Nature， 2005， 436(7053)： 900.

[6] Schubert， A. Using the h-index for assessing single publications[J]. Scientometrics， 2009，78(3)： 559-565.

[7] 杨建林，严明. 单篇期刊论文h指数的实证研究——以图书情报学为例[J]. 图书情报工作， 2010， 54(12)： 145-148.

[8] Ye， F. Y. and Leydesdorff， L. The “Academic Trace” of the Performance Matrix： A Mathematical Synthesis of the h-Index and the Integrated Impact Indicator (I3)[J]. Journal of the Association for Informatio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2014， 65(4)： 742-750.

[9] 王术， 叶鹰. 影响矩作为测度单篇论著影响力的评价指标探讨[J].大学图书馆学报， 2014，32(5)： 12-18.

[10] 薛霏， 叶鹰. 大学的学术矩阵和学术迹探讨[J]. 大学图书馆学报， 2014， 32(1)： 25-29.

[11] 邱均平，余厚强.论推动替代计量学发展的若干基本问题[J].中国图书馆学报，2015(1)：1-11.

[12] 刘春丽. altmetrics：从理论假说、术语提出到内涵的重新界定[J].图书情报工作，2015(6)：82-89.

[13] 魏思廷. 结合替代计量学的数字图书馆知识服务新模式[J].图书情报知识，2015(2)：87-92.

[14] 邱均平，张心源，董克. Altmetrics指标在机构知识库中的应用研究[J].图书情报工作，2015(2)：100-105.

[15] Mazov N A， Gureev V N. Alternative approaches to assessing scientific results[J].Herald of the Russian Academy of Sciences， 2015， 85(1)： 26-32.

[16] 由庆斌，韦博，汤珊红.基于补充计量学的论文影响力评价模型构建[J].图书情报工作，2014(22)：5-11.

[17] Hammarfelt B. Using altmetrics for assessing research impact in the humanities[J]. Scientometrics， 2014， 101(2)： 1419-1430.

[18] Zahedi Z， Costas R， Wouters P. How well developed are altmetrics? A cross-disciplinary analysis of the presence of ‘alternative metrics’ in scientific publications[J]. Scientometrics， 2014， 101(2)： 1491-1513.

[19] Alhoori H， Furuta R， Tabet M， et al. Altmetrics for Country-Level Research Assessment[M].The Emergence of Digital Libraries–Research and Practices. Springer International Publishing， 2014： 59-64.

[20] Costas R， Zahedi Z， Wouters P. Do “altmetrics” correlate with citations? Extensive comparison of altmetric indicators with citations from a multidisciplinary perspective[J]. Journal of the Association for Information Science and Technology，2014：1-17.

[21] Ortega J L. Relationship between altmetric and bibliometric indicators across academic social sites： The case of CSIC's members[J].Journal of Informetrics，2015，9(1)： 39-49.

[22] 刘晓娟，周建华，尤斌. 基于Mendeley与WoS的选择性计量指标与传统科学计量指标相关性研究[J].图书情报工作，2015(3)：112-118.

[23] 叶鹰. 国际学术评价指标研究现状及发展综述[J]. 情报学报， 2014， 33(2)： 215-224.

[24] Zhang， C.T. The e-index， complementing the h-index for excess citations[J].PLoS ONE， 2009， 4(5)： e5429.

[25] Leydesdorff， L.and Bornmann， L. Integrated impact indicators compared with impact factors： an alternative research design with policy implications[J].Journal of the American Society for Informatio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2011， 62(11)： 2133-2146.

[26] LI S S， Fred Y. Evaluating journals’ yearly impact with altmetric indicators[J].Chinese Journal of Library and Information Science， 2015， 8(2)： 25-38.

作者：李盛庆 叶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