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性进城视野中现代文学论文

摘要：萧红作为中国文学史上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的女作家，始终关注着下层劳动妇女的苦难命运，她以别具一格的女性视角，深入劳动妇女的生活，塑造了一群受侮辱、被迫害的女性形象，抒写了社会动荡时期女性群体如动物般麻木的生存状态和她们所背负的民族与个人的双重枷锁。今天小编为大家推荐《女性进城视野中现代文学论文 (精选3篇)》的相关内容，希望能给你带来帮助!

女性进城视野中现代文学论文 篇1：

这对“夫妇”与当代进城故事的开端

中国当代文学中的“进城”故事，最早的要数萧也牧的短篇小说《我们夫妇之间》(《人民文学》1950年第1期)。小说中的夫妇二人，早先都参加了革命。丈夫李克是知识分子，妻子张同志则是农民出身。北平解放后，他们一起进城。在乡下的时候，夫妻关系和谐融洽，被认为是“知识分子和工农结合的典型”。而在面对城市生活时，夫妻之间的感情出现了裂痕，还发展到了分居的程度。最后，矛盾得以化解，重歸于好。进城前后，李克夫妇所经历的一切，对于一个家庭来说是惊心动魄的，可对于整个社会来讲，却显得平淡无奇。或者说，在通常的认识中，《我们夫妇之间》只是当代中国“进城”故事的一个简单的开端。不过，倘若我们将这篇小说置于一个较为宽广的视野中，其作为开端的复杂性及其启示意义就是另一番景象了。

文明形态转型中的当代中国“进城”故事

“进城”故事，有传统的“进城”故事，有现代的“进城”故事。传统的“进城”故事，就是我们所熟悉的刘姥姥式的“乡下人进城”。这个乡下人新奇于城里的一切，兴奋地对比着城市与乡村的种种不同，街景、风物、习俗、物品、衣着、口音，不一而足。“乡下人进城”是见世面，当然，之所以称之为故事，也往往因为这个乡下人在城里闹了点笑话、丢了次丑，引得城里人发笑;或者，返乡后，向邻里乡亲绘声绘色讲述自己在城里的见闻，令众人艳羡不已。

传统的“进城”故事是一个带有喜剧色彩的风俗剧。而现代的“进城”故事，则是文明形态转型意义上的。无数的农民离开世代所居的村落，来到陌生的城市，打算谋得一个位置，生活下去。这是现代工业化浪潮所推动的人口的大规模迁移，也是现代城乡的巨大差异对农民所形成的文明召唤。曾经带有喜剧色彩的风俗剧，也变成了带有悲剧色彩的人生剧。居住环境的逼仄、工作环境的恶劣、身份转换的尴尬、精神世界的撕扯，构成了现代“进城”故事的重要内容。

同时，传统的“进城”故事是个体层面上的，这个人只在相对稳定秩序中的城市里游历了一番;而现代的“进城”故事则是整个社会层面上的，城与乡都处在变革之中，每个人的生存境遇都在发生变化。从这个意义上说，现代文学中阿Q的“进城”故事更接近传统的“进城”故事。当然，民国初年的城乡已经处于巨变之中，只是阿Q和他周围的人大多并不知晓而已。而祥子的“进城”故事，则更接近现代的“进城”故事，祥子是要在城市里生活下去的。他融入城市生活的种种努力，以及不断遭遇的挫败，直至精神上完全的堕落，正是现代“进城”故事中个体的典型境遇。不过，祥子所面对的北平城，是一个乡土文明意义上的城市。虎妞、刘四爷、小福子、众多的人力车夫以及大杂院里的居民们，仍旧生活在一种固有的城市秩序中。

与阿Q的“进城”故事、祥子的“进城”故事不同的是，作为当代中国“进城”故事开端的《我们夫妇之间》，则是一个典型的现代“进城”故事。新中国成立了，整个社会开始发生深刻的变化，每个人都处在身份转换、观念调整的过程中。小说的主人公李克进城之初，觉得就像回到了故乡一样，他原本打算给妻子做一个城市生活的“向导”，但是，城市生活本身已然发生了变化，他只有从固有的城市经验中走出来，才能解决家庭的问题。李克的妻子张同志进城后，则面临着如何克服自己的农村经验以适应城市生活的问题。小说中的其他人物也都面对着类似的境遇。保姆小娟来到李克家里帮着照顾孩子，一声“太太”，让李克的妻子紧张万分，她让小娟叫自己“张同志”，并且像姐妹一样帮助小娟学习文化知识，而小娟是不太适应这种变化的，毕竟，她更习惯于传统的“老妈子房”传授的东西。小说中的所有人都似乎从固有的秩序中脱离出来，一切都在变化，一切都在重组。正如马克思所说的，现代社会“一切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作为当代中国“进城”故事开端的《我们夫妇之间》，其复杂性首先就表现为整个社会的“进城”。

女性的自我想象与现代夫妇伦理秩序

文明形态转型中的“进城”故事，意味着人与人之间关系的重构。萧也牧的《我们夫妇之间》聚焦于夫妇伦理秩序的变化。在中国传统社会中，夫妇伦理秩序的理想形态是基于男尊女卑的夫唱妇随，男耕女织，男主外、女主内，各安其分，各安其命。在《我们夫妇之间》中，李克回想起进城之前与妻子的生活，那几乎就是一幅传统夫妇伦理秩序的完美画卷：

每天下午，孩子睡着了，我们抬水去浇种在窗前的几棵白菜，到沟里帮老乡打枣，或是盘腿坐在炕上，我搓布卷、拐线，她纺线，纺车嗡嗡地响，声音是那样静穆、和谐……

而进城之后，夫唱妇随、相敬如宾的静穆、和谐消失了，妻子似乎在每一件事情上都与自己是意见相左的。

李克最初把这种不和谐归于妻子的“狭隘、保守、固执”，归于妻子的农民习性。事实上，李克未曾认识到妻子真正的变化所在。妻子之所以反感保姆小娟所称呼的“太太”，固然与革命思想的影响有关。在乡下，只有富裕人家才用这种称谓，出身贫寒的妻子因革命才获得了新生，她对“太太”这一称谓的反感是自然而然的。不过，在城市生活中，“太太”则是一种对家庭主妇相对普遍的称谓。李克的妻子无法接受这种称谓，其中未尝没有新的自我想象。

我们仔细打量这对夫妇进城之后的生活，就会发现张同志无意于做一个家庭主妇，她有自己的工作，她有自己对生活的想象。在中国现代文学中，女性的新的自我想象突出地表现为觉醒、自主、人格的独立，而《伤逝》中的子君、《日出》中的陈白露、《憩园》中的万昭华、《寒夜》中的曾树生，这些现代女性的新的自我想象却无法真正推动现代夫妇伦理秩序的形成。一方面，她们往往无法获得家庭之外的工作，经济上的依附性使得她们仍旧不得不处于男尊女卑的家庭秩序中;另一方面，即便是获得了家庭之外的工作，也大多是花瓶式的，甚至是交际花式的。在小说《我们夫妇之间》中，张同志新的自我想象与拥有现代意义上的工作一起，带来了建构现代夫妇伦理秩序的真正契机。

在李克的眼中，这个有了现代意义上的工作的妻子，“真是一个倔强的人”。她在家庭生活中处处表现出一种强烈的自主意识，一种对家庭主妇从属性地位的反抗意识，矛盾、冲突进一步发展为夫妻感情上的裂痕。李克感慨道，“我仿佛才发现我们的感情、爱好、趣味差别是这样的大”。显然，这是现代夫妇伦理秩序形成过程中才会存在的问题。小说结尾，这对夫妇的重归于好，并非回到了李克曾描绘的传统夫妇伦理秩序的理想形态中，恰恰相反，这种重归于好是基于夫妇之间真诚的情感交流，他们互相倾诉彼此的烦恼，一起化解心中的谜团。

如果说，“感情的裂痕”是现代夫妇之间才会有的真正苦恼的问题，那么，这个“裂痕”的修补自然是现代夫妇伦理秩序形成中才会发生的事。正如李克所说的，“我们结婚三年，直到今天我仿佛才对她有了比较深刻的了解……”现代夫妇之间的矛盾会带来婚姻危机，也会带来深入认识彼此的可能性，现代夫妇伦理秩序的不稳定，即表现在这种危机与希望的并存。同时，李克夫妇的重归于好并不是一劳永逸的，新的危机和新的希望还会不断出现，现代夫妇伦理秩序已经处于变动不居之中。这正是《我们夫妇之间》所揭示出的当代中国“进城”故事的复杂向度之一。

改造与被改造：人与城市的双向建构

文明形态转型中的“进城”故事，也意味着人与城市关系的重构。人与城市之间自来便存在着一种双向建构关系。传统社会，城市是文明的所在，是政治、商业、文化的中心，人创造了城市，城市也护佑着人。现代社會，这种双向建构关系表现出新的特征。

在《我们夫妇之间》中，李克和妻子多次说起改造城市的问题。改造，涉及城市的方方面面，这是革命者进城后所推进的城市社会主义改造运动。对此，夫妇二人有着明显不同的态度。李克认为，改造应该是渐进式的，固有的城市生活中有许多值得敬畏的东西;而妻子张同志则认为改造必须是激进式的，不合理的制度、秩序、人际关系都要迅速地加以改造。在这个问题上，作者萧也牧是将李克夫妇置于新中国成立之初的重大社会命题的争论之中。不过，倘若我们将目光放得更长远一些，就会看到，当代中国的城市始终是在一种“激进”式的改造中不断发展，狂飙突进、沧海桑田。在传统社会，人创造城市文明需要世代的经营，而现代社会却可以在一代人，甚至更短的时间内实现城市面貌的巨变。

当下，不仅是农民返乡时常常有一种迷失的感觉，生活在城市之中的人也有了无法找到家的方向的体验。在人对城市的改造方面，张同志和李克都是当代中国“进城”故事中的象征式人物。在推动城市文明不断向前的过程中，我们每个人的身上都似乎有张同志的影子。同时，面对急遽变化中的城市文明，每个人的身上也似乎有着李克的影子，我们会不由地对城市中逝去的传统、秩序、美感心生眷恋之情，希望改造能够慢一些。

在《我们夫妇之间》中，李克和妻子还经常说到被城市改造的问题。李克夫妇所忧惧的，更多的是那个时代革命信仰的纯洁性可能受到城市文化的“腐蚀”，这种忧惧在上世纪60年代初的《霓虹灯下的哨兵》中有着进一步的体现。事实上，这种忧惧是当代中国人与城市关系中的普遍心理。传统社会，乡下人对城市也有着一丝畏惧心理。不过，一次“惊心动魄”的进城之旅，常常只是生活中的插曲而已。而现代社会，无数的农民涌入城市后，城市之于他们既是希望所在，也是梦魇所在。当代中国的一个个“进城”故事，不断地书写着“进城”的人们所遭遇的朴素人生形式的变形、人格的沦丧、精神的堕落。耐人寻味的是，在《我们夫妇之间》中，张同志忧惧的同时，似乎也欣喜于自己进城后的变化，衣着更得体了，做事更从容了，城市之于人的建构意义显现出来。这种忧惧与欣喜的交集，也成了当代中国“进城”故事中的典型心态。

21世纪以来，随着城市人口占比过半，中国已经迈入了城市生活时代。李克夫妇所遭遇的，依旧是当下的人们所要面对的核心问题，当然都有了更为复杂的表现。而回望这个开端，既可以看到我们所遭遇的“进城”困境的深广度，也是在追问我们的“初心”。这对夫妇解决复杂“进城”问题时的“倔强”不无启示意义。

(作者系文学博士，海南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

作者：王建光

女性进城视野中现代文学论文 篇2：

浅论萧红小说的女性意识

摘要：萧红作为中国文学史上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的女作家，始终关注着下层劳动妇女的苦难命运，她以别具一格的女性视角，深入劳动妇女的生活，塑造了一群受侮辱、被迫害的女性形象，抒写了社会动荡时期女性群体如动物般麻木的生存状态和她们所背负的民族与个人的双重枷锁。本文将以萧红作品中女性的生命苦难为中心视点，具体从封建文化束缚、男权压迫、女性自身的异化三个方面来探讨，揭示千百年来女性不幸命运的根源，进一步彰显萧红作品鲜明浓厚的女性意识。

关键词：萧红小说;生存困境;女性悲剧;女性异化

萧红是20世纪中国文学史上一位具有惊世才华的作家，她短暂的一生颠沛流离，充满了感情伤痛，弥留之际两手空空，遗恨颇多。正是由于她悲惨的人生经历，才得以拥有敏锐的生命感受和特殊的情绪记忆，使得她在文学史众多有名望的女作家中脱颖而出，成为独具特色、璀璨夺目的存在。萧红作品的自传性很强，字里行间流露着对女性生的坚强，死的挣扎的悲剧命运的同情。女性，这个受尽了几千年压迫与欺辱的群体，在中国历史文化话语空间中一直处于边缘地带。她们被剥夺主体地位，丧失自我意识，被男性视为传宗接代的生育工具。萧红在经历自身精神压抑的同时，也看到了广大乡村土地上数万劳动妇女的不幸，她用细腻而真实的笔触，描绘了女性在残酷的时代环境下挣扎生存的图景，同时也对造成女性痛苦、畸形的社会历史根源作了纵向开掘。萧红作品里深沉的女性意识既体现了她的人道主义精神，又显露了她对爱与温情的追求。

一、封建伦理道德视野下的女性

萧红笔下的女性，生似蝼蚁，用血汗和生命浇灌了一片生死场，匍匐在自然暴力与封建传统文化暴力的脚下，甘愿做奴隶。在东北这块辽阔肥沃的土地上，女性背负着父权、夫权、族权三座沉重的大山，没有话语权力，没有经济地位，她们的思想被放到封建意識形态中规约，行动被放到传统文化形态中考察，她们无论在身体上还是心灵上都受到了毒害和虐待，成为封建专制文化的牺牲品。

萧红写出了封建伦理道德对女性言语行动自由的限制。《小城三月》中的“我”和翠姨去参加继母同族人的婚礼，婚礼上我看到到场的女性都有一个特点，即穿衣保守又庄严，这无疑是封建伦理对女性着装的约束。在《呼兰河传》中封建伦理道德对女性的迫害更是到了威胁生命的地步。小团圆媳妇才十二岁，因为能吃爱笑，左邻右舍都嘲笑她，为此她遭到了婆婆残忍的虐待：婆婆把她吊在梁上，让家里的成年男性狠狠地抽打她，昏倒了就用凉水浇醒，甚至残忍地用烧红的烙铁烙她的脚心，将小团圆媳妇折磨得不成人形。事后，婆婆还在请真人给小团圆媳妇抽帖儿的时候算精细账，大段的内心描写不仅展现了婆婆对小团圆媳妇生命的漠视，同时也展现了女性一旦没有了利用价值，她的生存价值也就不存在了的悲剧。

萧红还看到了封建伦理道德是女性追求婚姻幸福的阻碍。父母包办婚姻制度便是封建文化束缚女性婚姻选择的表征。《小城三月》中的翠姨心爱外貌俊秀的堂哥，但她不敢表露心迹，因为此前她已被家人安排相亲，与一个身材矮小的男子订婚，而且寡妇之女的身份也让翠姨心中自卑，自觉配不上堂哥。她既无力抵抗强制的婚约，又害怕追求自己的幸福，封建婚姻制度的密网压得她透不过气，最终导致她郁郁而终。还有《呼兰河传》里的王大姑娘，身子壮实，声音洪亮，干活有劲又麻利，村里人都夸赞她心灵手巧，定能旺夫。然而当她不顾父母之言和冯歪嘴子在一起后，她的能说能笑、膀大腰圆、力大如男在大家看来竟是有违伦理，伤风败俗之象，从村里人对王大姑娘反差强烈的前后态度可以看出封建伦理道德对女性的戕害之深。

萧红也道出了封建伦理道德剥夺女性人格尊严的真相。在萧红的小说中，很多女性不仅要承受物质生活的贫乏，承受精神与肉体的折磨，更可悲的是，她们连作为一个独立的人的尊严也被除去了，她们的名字便彰显着女性实际生存地位的低下。名字是一个人的标志，而萧红笔下的女性的名字，黄良子，陈姑妈，王婆，王大姑娘等都带有明显的奴役所属意味，有的女性甚至没有名字，而是用一些简单的符号称呼。此外，封建伦理道德强制女性泯灭个性，将温顺贤淑视为女性的行为准则，只求满足男性的审美标准，从不在意女性的主体尊严。打渔村的月英嫂就是典型的例子，她美丽动人，性格温和，从不肆意大笑，也不吵吵嚷嚷，然而这样善良又柔和的女子却要受到生活的蹂躏，被疾病折磨得痛苦不堪，她的丈夫见她的伤好不了，放弃医治她，对她动辄打骂，任凭她的身体被污秽的排泄物浸泡，蛆虫乱爬，月英最后被埋在了乱葬岗。乱葬岗在《生死场》中不止出现一次，那里不仅是很多女性美好年华的埋葬地，也是所有女性苦难的终结点，是女性无法逃避的最终归宿。乱葬岗这一意象，揭露了封建伦理道德笼罩的日常生活下，女性生命尊严缺失的血淋淋的事实。

二、男权话语空间下的女性

自古以来“三从四德”便是女性恪守的生活准则，它是从男性的利益需要出发，为女性定下的道德规范要求。在这些要求的背后，体现的是男权对女性性别特征的隐去，和女性被私有化的历史悲剧。萧红也正是洞察到了这一点，将自己深刻的人生体验融进小说创作中，将由男性霸权导致的女性的真实困境展露无遗。

首先是女性的身心被奴隶化。在男性世界里，无论男性是否位于权力中心，他都拥有奴役女人的权力，哪怕最无能的匹夫，也可以强迫、压制女性。在《王阿嫂的死》中，萧红把妇女群体的胆小与怯弱写得十分传神：“张地主走来了，她们都低下头去工作着。张地主走开，她们又都抬起头来;就像被风刮倒的麦草一样，风一过去，麦梢又都伸立起来……”(1)《生死场》中的成业并不爱金枝，对她的感情只是出于身体原欲的发泄。不管是金枝生病时还是在金枝临盆前，成业对金枝都没有情感上的关爱，有的只是性欲的释放。婚后的金枝为家庭忙碌，为丈夫和孩子操劳，换来的却是成业丧心病狂的对待。金枝后来决定去哈尔滨谋生，本来只想安稳地赚几个钱，然而等待她的却是更黑暗的未来，在那座冰冷的城市，金枝成了独身汉觊觎的猎物，她再怎么反抗也无力抵挡肉体最终被糟蹋的结局。

男性的威权，女性的卑贱不仅体现在日常生活中，连寺庙中的神像都带有浓厚的男权色彩：老百姓求子求孙不先去娘娘庙，倒先去老爷庙，因为大家不敢违背重男轻女的天道;娘娘庙的塑像一个个都是温顺的样子，即使是女鬼，面目也不十分可恶，完全没有老爷庙里的塑像那般凶神恶煞，老爷庙里的塑像之所以威严凶猛，便是让百姓生畏，俯首帖耳，而娘娘庙里的塑像之所以慈眉善目，与普通人没有什么区别，那便意味着可以随意轻视欺辱。从这些生活细节中可以看到，萧红用细致入微的笔法刻画了女性在物质匮乏的生活重压下，在男权社会的压迫下，自身的性别特征被消解，灵魂与肉体均受奴役的悲剧。女性的身体只是供男性享受取乐的私有物品或交易商品，精神则完全臣服在男性的威权之下，女性，被迫成为奴隶的奴隶。

其次是女性的肉体被工具化，这主要体现在女性的生育痛苦上。生育是女性必经的一条人生之路，人类的发展依赖于代代的繁衍。一条生命的孕育与出世是如此美丽又庄严的过程，然而在萧红的小说中，“生育”成为了导致女性走向死亡悲剧的重要原因。在《生死场》中，萧红专门开辟了一章名叫“刑罚的日子”来描写女性的生育苦难，她以动物的生育引出人的生育，展现了女性血肉模糊的恐怖生产场面：“一点声音不许她哼叫，受罪的女人，身边若有洞，她将跳进去!身边若有毒药，她将吞下去。她仇恨着一切，窗台要被她踢翻。她愿意把自己的腿弄断，宛如进了蒸笼，全身将被热力所撕碎一般呀!”(2)在男权世界里，女性分娩，与母猪母狗产子没有什么区别，都是一种动物性的行为，男性为此不必承担任何痛苦，甚至压根不在意：自己的女人在鬼门关前挣扎，丈夫却像个酒鬼似的凶狠地闯进来，抓紧身边的长烟袋扔向几近晕厥的产妇，嘴里说着最粗鄙恶毒的话，而可怜的女人，只能痛苦地坐在一边，一动也不敢动。萧红曾说：“女性的天空是低的，羽翼是稀薄的”，(3)她一生的不幸都源于她是个女人，萧红就是通过女性的生育痛苦，探索着女性悲惨的命运，传达着女性关于生命的普遍而深远的悲剧感受，即女性的身体从来不属于自己，她们只是一堆毫无意义的生殖符号。

三、集体无意识观照下的女性

萧红笔下女性的悲劇不只在于几千年来承受着封建伦理道德和男性霸权的压制与迫害，还在于她们自身将这种双重压迫内化为自然的，合理的状态，使之成为历史的集体无意识，在这种无意识的驱使下不自觉地接受奴役，麻痹自我。

《生死场》中女工店里的女人，每一个都是为生活所迫背井离乡而心灵扭曲着的人。她们自己被男性践踏肉体，却把金枝受侮辱后的遭遇引为谈资，秃头胖子和周大娘还劝她“惯了就好了!那怕什么!弄钱是真的，我连金耳环都赚到手里。”(4)她们自认作为女人，要想在城市立足下去，用肉体赚钱是最快捷的方式。在生存面前，她们选择了妥协，精神上承认了出卖肉体的合理性，凌辱的苦痛也难以动摇她们麻木的灵魂。这些妇女在精神惰性的支配下，已经站到了女性的对立面，丧失了善恶是非观，麻木到逆来顺受，不自觉地异化为封建势力和男权的帮凶。

金枝的母亲爱女儿的同时也践踏女儿的尊严，她向女儿的脸上吐痰，把菜棵、茅草的价值看得比女儿的生命重要：当金枝不小心破坏庄稼时，她会像老虎一样扑向金枝，咒骂殴打。金枝进城谋生前，她嘱咐金枝要洁身自好，但当她见到女儿靠肉体赚得的钞票时，她全然忘了自己说过的话，催促金枝在家将就一晚赶快回城。母爱的伟大在金钱面前被无形地消解了，金枝的母亲成了迫害亲生骨肉的魔鬼。如果说金枝母亲的母爱是丑陋又矛盾的，那么老王婆这个母亲形象则完全地展现了女性自身的冷酷无情。老王婆冷静地叙述着自己的孩子小钟摔下铁犁时的情景，孩子颤抖的小手，如注的鲜血并不能唤起她的悲痛，一看到眼前的麦田，她的情绪平静得吓人，一滴泪也没流，整个秋天都在麦田忙碌，好像什么都没发生似的。直到冬天，她看到邻居家长大的孩子才想到自己的孩子已经死去了。老王婆的麻木已经到了非人的地步。然而更可怕的是她对所有新生命的极度漠视：她在接生孩子时，遇到难产的，就拿着钩子或掘菜的刀子把婴儿活生生地搅出来。这些触目惊心的描写，显现了一个女性在生活的重压如何异化成了一个冷血、残忍的怪物。

集体无意识对女性的异化不仅于无形中腐蚀着女性健全的心灵，同时也形成了一股强大的舆论谣言力量，不断残害年轻的生命，进一步扩大着异化的范围。《呼兰河传》中的小团圆媳妇是那么天真、活泼的女孩子，她的充满朝气的生命活力显然为麻木愚昧的妇女们所不容，因为她们深处苦难与悲哀中，认为生活仅此一种活法。可以说，小团圆媳妇不止是被婆婆害死的，也是被同性群体害死的。在封建礼教长期的统治下，在男性霸权无情的压制下，被吃者也成了吃人者。而女性的异化不止限于中年女性群体，年轻的生命群体也没能逃脱。就男女婚配方面来说，那些为不幸婚姻苦苦而挣扎的女性，明知自己的悲哀所在，却麻木地接受这种苦难，甚至将造成自己不幸的封建婚姻制度正常化，将更多的人拉入不幸的婚姻深渊里。《小城三月》里，大多数女人在听到男学生追求婚姻自由的故事时，无不认为“父母之言，媒妁之命”的婚姻是命中注定不可更改的，男学生们“都是读书读坏了”(5)才要追求什么自由。她们无力反抗封建家长制，成为婚姻的牺牲品，就极力阻止其他人争取自己的婚姻幸福，这种行为无疑是将悲剧扩大化，把更多的人拉进永恒的轮回悲剧中。

四、结语

女性的命运一直是萧红小说关注的主要内容，萧红的一生历经风雨坎坷，她把自己的不幸归咎于女人的身份，这不仅是她对自身悲惨命运的感慨，也是对与她一样的深受压迫的广大女性生存困境的悲叹。萧红以她惊人的洞察力和特殊的情感体验叙写了社会动荡时期农村女性在贫困的生活中挣扎，在男性的侮辱下忍辱负重，在几千年集体无意识的侵害下异化的悲剧，她笔下女性群体的血与泪，生与死，冷暖与饥饱，无不给人震撼，让人重新审视女性在传统文化沉淀的历史中真实的地位和处境以及悲剧产生的根源，这也是萧红小说的深刻意义所在。

注释：

张季枫：《萧红小说精选》，第10页，北京工业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

张季枫：《萧红小说精选》，第150页，北京工业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

张季枫：《萧红小说精选》，第5页，北京工业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

张季枫：《萧红小说精选》，第184页，北京工业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

张季枫：《萧红小说精选》，第95页，北京工业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

参考文献：

[1]张季枫.萧红小说精选[M].北京.北京工业大学出版社，2012.

[2]钱理群，温儒敏，吴福辉.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

[3]孟悦，戴锦华.浮出历史地表——现代妇女文学研究[M].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89.

[4]马云.中国现当代作家作品研究[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7.

作者：李孟园

女性进城视野中现代文学论文 篇3：

女性文学研究:广阔的道路

《人与衣：张爱玲(传奇)的服饰描写研究》，邓如冰著，即将出版

秦兆阳上世纪50年代中期发表过一篇文学论文，题目叫《现实主义——广阔的道路》，当时我读了颇受感动，至今认为是在那时读到的一篇很好的文学论文，现在我将它的副标题移用于女性文学研究上。

一个文化领域的兴起，都是在与旧有的文化传统对立的意义上被自觉提倡的。女性文学也是在与男性文学对立的意义上发展起来的。这几乎是人类文化发展的一个带有规律性的文化现象。但当一个新的文化领域已经建立起来，它与固有文化传统直接对立的意义就基本消失了，至少是淡化了。我认为，中国的女性文学研究也面临着这样一个研究路向的变化问题。女性文学以及女性文学研究的生成与发展，是与反叛固有的男性文化传统有直接关联的。女性进入社会，成为人类社会主体的一部分，是在欧洲资产阶级革命之后。那时的女性文学，还没有较为清醒的独立意识，是作为以男性文学为主体的文学整体的一个组成成分意识自己的，其基本的形态与李清照之与宋代文学有相似之处。女权主义文学理论，是在世界女性文学已经有了较大程度的发展之后于上世纪下叶在世界范围内兴盛起来的。在这时，它才有了自己独立的理论形态，是将世界女性文学作为一个整体来看待的，它以反抗男权文化的统治为指归，以张扬女性的社会权利为旗帜，标志着女性文学已经从男权文化的笼罩下独立出来。这种理论在“文化大革命”结束之后传入中国大陆，刺激了中国大陆女性文学、特别是女性文学研究的成长和發展。我主观认为，在中国大陆新时期的文学研究中，具有转折意义的是两大研究领域，其一是比较文学研究，其二就是女性文学研究。

当西方女权主义理论传入中国的时候，正是“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一个短暂的中国文艺复兴的时期，在那时走进中国大陆文化领域的是“文化大革命”之前毕业的大学生和“文化大革命”后回到城市的上山下乡知识青年，从总体上属于一个弱势群体。可以说，西方女权主义文学理论传入中固后，并没有遇到中国大陆男性文化的正面狙击，很快就在中国大陆扎下根来，并有了一个不大但也不是微不足道的女性文学的创作队伍和女性文学的研究队伍。

中国大陆的女性主义文学研究，同新时期的比较文学研究一样，具有后发性，是在西方同样一种文学研究形态得到较长期的发展之后发展起来的，并且直接借鉴了西方较为成熟的理论与方法。这样的研究领域，一般在开始之后就具有更为猛烈的发展势头，但在得到最初的发展之后也常常沾滞于固有理论的本质主义规定而走上自我异化的道路。我认为，在女权主义文化理论和女性主义文学研究的合法性已经得到了现实社会的口头承认并拥有了自己存在和发展的有限文化空间的条件下，将其理性的本质主义规定放到一个更宽广的社会历史背景上给以更加具体细致的分析和了解，是中国大陆女性主义文学研究防止自身异化的根本途径。

一、尽管女权主义文化理论与女性主义文学理论提出的只是女性的权力与女性的文学的问题，但其最终的指向目标却是一种新的人类文化观。只要从这种整体的人类文化观的角度出发，我们就会知道，女权主义文化理论在其整体的意义上是超于男女两性的简单对立的，它既不等同于自然主义的男性观和在以男性权力为中心的社会历史上形成的男权文化观，也不等同于自然主义的女性观和在以女权为中心的意识中建立起来的女权文化观，而是一种在过往人类文化史上一直处于缺位状态的“第三性”观。这是它的社会性，也是它的超越性，试想，假若没有这种超越性，假若它仅仅局限于为女性自身争取绝对的社会权力和文化权力，它又以什么样的力量获得包括男性在内的整个人类社会的同情、理解和支持呢?

二、尽管女权主义文化理论和女性主义文学理论不遗余力地攻击迄今为止的人类文化历史的男权主义性质，但在其根本的意义上它们仍然是建设性的，而不是破坏性的。它们的全部努力都在于通过自身的生成与发展而改变人类文化发展的固有方向，而不是为了否定过往人类文化历史的存在价值和意义。有它们自身的生成与发展，它们就有改变人类文化国有发展方向的功能和意义;没有它们自身的生成与发展，即使它们批倒了过往人类历史上所有的文化和文学，它们仍然无法实现自身的追求目标，因而也是毫无价值和意义的。

三、尽管以男性权力为中心的文化对女性的权力是漠视的、排斥的，但这种文化却并不是建立在全体人类的全部愿望和要求的基础之上的，甚至也不是建立在全部男性社会成员的全部愿望和要求的基础之上的。在这里，也就有了对人类社会历史和人类文化历史进行分析性考察的可能。在这里，人们必须有一个根本的意识，即越是接近依靠国家权力和国家意识形态维系的集体生活的领域，其男权主义的性质就越加浓厚，而越是靠近不需要国家权力和国家意识形态维系的私人化的生活空间，其男权主义的性质则越加薄弱。这使我们没有权利将女权主义文化理论和女性主义文学理论对过往人类文化男权主义性质的判断带入任何一个男人或女人的私人化生活空间之中去。在《牛郎织女》的故事中，牛郎不是一个男权主义者，织女也不是一个女权主义者，因为他们不是依照国家权力和国家意识形态的力量结合在一起的。

四、谈到文学问题，我们必须首先对文学的特质有一个基本的了解和判断。首先，在过往的人类文化中，只有文学是更加逼近个体人内心独立愿望和要求的人类文化成果，只有文学是更加远离政治的权力和经济的权力而更加逼近私人化生活空间的文体形式。试想，如果运用女性主义文学理论打倒的都是那些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文学作品，而重新捧起来的却是人类历史上那些趋时媚俗的低劣作品，女性主义文学理论对于文学研究的价值和意义又何在呢?其次，在文学创作中，对文学家的一个重要要求就是要具有更加强大的对象化能力。也就是说，文学家不仅要善于站在自己的立场上观察、了解、感受外部的世界，也要善于站在对象的立场上观察、了解、感受到自己。正是这种对象化的能力，使那些人类历史上伟大的文学家，尽管自身是男性，但在对女性心理的感受和了解上，也是超于当时的多数人的，其中也包括那个时期的多数女性。曹雪芹的《红楼梦》就是一个有力的证明。

在这里，我谈一下鲁迅。

鲁迅是个男性作家，女权主义文化理论与女性主义文学理论都将迄今为止的人类文化和文学视为以男性权力为中心的文化与文学，我们用这样的标准研究鲁迅作-口口，并在鲁迅作品中发现了诸多男权主义的特征，这似乎是顺理成章的。但是我们必须看到，当女权主义文化理论和女性主义文学理论对迄今为止的人类文化做出了整体性否定的同时，鲁迅也对中国固有的文化传统做出了自己的否定，他所否定的根据何在呢?

于是大小无数的人肉的筵宴，即从有文明以来一直排到现在，人们就在这会场

中吃人，被吃，以凶人的愚妄的欢呼，将悲惨的弱者的呼号遮掩，更不消说女人和小儿。(鲁迅：《坟·灯下漫笔》，《鲁迅全集》第1卷，P217，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

这种对过往文化的整体否定形式反映的正是一种文化重建的愿望和要求。我们可以看到，鲁迅这种文化重建的愿望和要求实际是与西方女权主义文化理论基本相同的，并且鲁迅也特别提出了女性的社会地位问题，亦即女性权力问题。

关于《伤逝》这篇小說，很多人认为，鲁迅之所以将男性涓生作为一个叙述者，起到的是将女性子君挡在了身后的作用，反映了鲁迅作为一个男性作家的男权意识。我认为，分析一篇小说，必须从自己的艺术感受和思想感受出发，不能仅从表面的形式特征出发。实际上，涓生在《伤逝》中，被鲁迅所用的是眼睛和心灵。这双眼睛看到的更是子君，而不是自己;这个心灵是一个忏悔者的心灵，而不是一个男性霸权主义的心灵，不是将所有的错误归于别人、而将所有的功劳归于自己的那种蛮悍、不讲理的心灵，他有反思自我的能力。所有这一切，都将子君这个女性的悲剧命运突出出来，只要联想到在《伤逝》之前已经发表过的《娜拉走后怎样》，我们就会知道，鲁迅这篇小说的第一主人公恰恰是子君，而不是涓生。在小说里，涓生这个想象中的人物，起到的其实是鲁迅的替身的作用，通过涓生这个人物，将鲁迅送到一个向往新生活，向往新思想的女性子君的身边，并在想象中经历了一段爱情——婚姻——离散的生活。在这里，他对这样一个女性及其命运有了彻心彻肺的感受和了解，对自己善恶交织的内在心灵也有了清醒的意识和体验。这恰恰是一个男性作者克服自身的局限性，通过想象而使自己具有进入女性心灵的对象化的努力。当然，即使像鲁迅这样的男性作家，也无法代替女性自身的创作，更不属于女性主义文学的范畴，但必须看到，这样的男性作家的作品，至少可以为男性读者感受、理解和接受女权主义文化和女性主义文学疏通了道路。女性文学研究者没有必要将这样的文学推到自己的对立面去。鲁迅一生不仅推出了自己的作品，还推出了像萧红这样的女性作家，鲁迅不是女性文学的敌人，而是女性文学的同道和战友。

五、女权主义文化理论和女性主义文学理论不仅具有反思男性文化的作用和意义，更有反思自身并在反思自身过程中求取成长与发展的意义和内涵。对于女权主义文化和女性主义文学，后者比前者更加重要。绝不能认为，任何一个女性天然地就是一个女性主义者，任何一个女性的思想观念天然地就属于女性主义的文化观念。不断地寻找通向女权主义文化和女性主义文学的道路，并在这种道路上做出符合自己心愿的坚持不懈的努力，才是发展女权主义文化和女性主义文学的有效途径。

综合这五点，我认为，尽管女权主义文化理论和女性主义文学理论都建立在与过往人类文化的整体对立之上，都将过往人类文化视为以男权为中心的文化，但在具体的文学研究中，却不能仅仅将这种本质主义的规定直接用于对象，因为在这种本质主义的规定中是有十分复杂的内容和无限生发的新的内涵的。

上世纪80年代，是中国大陆文学研究重生的年代，那时的文学研究虽然幼稚，但却富有生气。1987年，上海钱虹编了一本《卢隐集外集》，让我写篇序言，我写了《谈女性文学》。其实，那时我还不知道西方有一种女权主义文化理论和女性主义文学理论，只是就印象谈印象而已。到了上世纪90年代，中国的女性文学研究迅速发展起来，对西方女权主义文化理论和女性主义文学理论也多有翻译和介绍。我认为，即使从鲁迅文艺思想出发，我们对西方女权主义文化理论和女性主义文学理论也是能够接受的。在中国历史上，中国女性一直被排斥在中国社会及其社会文化之外，这是一个事实，不是西方女权主义者杜撰出来的。从“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我们在观念上已经承认男女两性的平等权利，但决定整个中国社会命运的，仍然是在男性与男性之间进行的激烈的军事的、政治的、经济的斗争，文化的斗争一直围绕着这种军事的、政治的、经济的斗争进行，在其内部运行的不能不是男性的权力原则。社会教育的发展，女性受教育的权利得到了基本的保障，女性大量进入中国社会，但她们在固有的文化传统中却找不到仅仅属于自己的语言和文化，西方女权主义文化理论和女性主义文学理论之得到中国女性的重视，不是天经地义的吗?

但是，在西方，女权主义文化理论和女性主义文学理论原本是结合在一起的，从事女性主义文学写作的大都是女权主义者，女权主义者也大都重视女性主义文学的写作，这就使西方的女性主义文学和女性主义文学研究在开始阶段始终有一种方向感。我认为，上世纪90年代的中国女性文学研究者也大都是有这种方向感的。但到了21世纪，中国的女性文学研究繁荣起来，但也与女权主义文化理论脱了钩，对于中国女性整体社会命运的关注变得极为淡漠，女性主义文学研究却成了一个更广大的文学空间，中国女性主义文学研究便越来越走向了自我异化的道路。实际上，只要我们关注中国女性整体的社会命运和文化处境，甚至连我这个男性社会成员也是感到触目惊心的。从70年代末开始的大量拐卖妇女的事件，流行至今的溺婴事件，城市底层青年妇女和进城农村青年女性的性工具化，对女性的家庭暴力，在就业过程中普遍存在的女性歧视，都是一些有目共睹的事实，但我们的女性文学研究却越来越走向上世纪30年代左翼文学(上世纪30年代最有成就的女性作家都集中在左翼)、“五四”新文学(中国的女性文学是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走上历史舞台的)、特别是鲁迅(鲁迅把一个女性——女娲塑造为中华民族的创世神)。在所有这些方面，中国的女性文学研究都与中国的文化保守主义走到了一起。我提出一个尖锐的问题，一个女性研究者如何逐渐走向作为一个女性的自己、走向一个中国女性对中国文学的感受和体验中来。这不是一个理论的问题，不是一个仅仅依靠对西方女权主义文化理论和女性主义文学理论就可以解决的问题，而是一个具体的研究实践的问题。

进入21世纪之后，我的博士研究生中女性逐渐多了起来，她们中的很多人愿意选择一个女性文学研究的题目，但我这个男教师即使能够感觉到女性文学研究中一些问题，其切入点仍然常常停留在男性的视野之中，其思考方式也是男性更加擅长的政治、经济、社会的直入方式。邓如冰是我2003年入学的博士研究生，选题的时候，提出了这部书的题目。当时我着实一愣，好像眼前突然亮了起来：女性主义文学，不就是南女性创作出来的任何男性也不可能创作出来的文学吗?女性文学研究不就是女性研究者所进行的任何男性都不可能做出的研究吗?在发展至今的人类文明中，不论社会发生什么变化，女重衣，男重食，不是一个亘古未变的事实吗?女性对衣服的直感感受和心灵体验、男性对食物的直感感受与心灵体验不都是很难被异性所代替的吗?尽管我这个男性教师很难断定从这个入口进入中国现代文学的研究将会发现出什么具体的东西来，但这个题目是一个真正的女性文学的研究题目则是毫无疑义的。所以，我肯定了邓如冰的这个选题。现在出版的这部著作，就是她在博士学位论文的基础上进一步修改润色而成的。

我认为，这个论题，是有继续做下去的必要的。在当前，文学研究者的队伍不断扩大，像我们这一代那种蜻蜒点水式的研究已经不适应当前文学研究的现状，要有专家式的学者，在整体了解的背景上专注于一个角度的研究，并将这一个角度的研究推向整体，推向深入，推入到自己的审美感觉和精神感受之中去，从而达到前无古人、后有来者的高度，并为整个文学研究做出一个女性研究者才能做出的独立的贡献。张爱玲小说的服饰描写值得研究，整个中国现代文学(包括男性作家)的衣饰描写也需要研究。我相信，只要深入研究下去，从任何一个真正女性的角度都是可以将女性主义文学研究推向新的高度的。

作者单位：汕头大学，教授

作者：王富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