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农民工进城务工对土地流转的影响的大学生调查报告

关于农民工进城务工对土地流转的影响的大学生调查报告（共7篇）

关于农民工进城务工对土地流转的影响的大学生调查报告 篇1

土地是农民的传家宝和命根子，农民非常强调土地占有和经营关系的稳定，除非极端情况，他们决不会放弃土地和土地经营。而且由于农村社会保障制度不健全，非农就业收入不高且不稳定等原因，农民将土地作为社会保障的载体和化解风险的工具。大量的农民工进城依然保留土地，实际上更多的是为了未来回到农村留下一个保障。（2）土地流转机制不健全

所谓的“土地流转”是一种通俗和粗略的说法，其本意是指农民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流转及转移。由于行政力量的干预、土地流转的封闭型和土地流转的不规范性，导致农民进行土地流转的政策支持和有效信息的缺乏。这也使得农民工宁愿将土地抛荒。

土地流转的提法和实践在中国都早已不是新鲜事物。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央就提出允许农民以转包、出租、互换、转让、股份合作等形式流转土地承包经营权，后来又在“18号文”中对土地流转进行了规范，提出了“自愿、依法、有偿”的原则。在十七届三中全会上，对于土地承包权流转问题做了进一步的完善，提出现有土地承包关系要保持稳定并长久不变，并且要完善土地承包经营权权能，依法保障农民对承包土地的占有、使用和收益等权利，赋予农民更加充分而有保障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十七届三中全会决议在“依法、自愿、有偿”原则和“不得改变土地集体所有性质”的基础上增加了“不得损害农民土地承包权益”。这一系列政策决议，为农村土地流转提供了更坚实的政策基础。

那么，在土地流转不断阳光化、进城务工的社会保障更加完善的情况下，农民工的收入状况以及他们的投资渠道又会有怎样的变化呢？本文将通过对农民工收入和投资结构变化的实证研究，对这一制度变迁的影响做出深入分析，并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

国内关于土地流转制度的研究由来已久。综合来看，主要对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

1、我国土地流转制度的发展历程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农村经济取得了较快发展，而农村土地制度的改革与发展是中国农业经济取得显著成绩的关键因素。改革开放以来，农村土地流转制度不断解禁，从模糊走向明确，从非法走向合法，取得了比较大的成就。

刘淑春在《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农村土地制度的改革与发展》一文中提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农地流转可以分为3各阶段：（1）明令禁止阶段（改革开放之初——1988年）改革开放之初至1988年之前，制度层面不允许进行土地流转。尽管20世纪80年代初期，地方上出现了一些土地流转现象，但这些流转都是农民自发形成的，没有政策制度依据，因此也都是隐蔽、的非法的，基本上没有公开。1982年《宪法》第10条第4款明确规定，“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侵占买卖、出租或者以其他形式非法转让土地。”

（2）解禁阶段（1988年-2002年）

中共中央1984年1号文件《关于年农村工作的通知》第一次打开了农地流转的政策口子，规定“社员在承包期内，因无力耕种或转营他业而要求不包或少包土地的，可以经集体同意后进行转包。”1988年宪法修正案承认了农地流转的合法性。经过此后10余年的发展，这一阶段农地流转实现了合法化。2002年十六大报告中指出“有条件的地方可以按照依法、自愿、有偿的原则进行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逐步发展规模经营。”

（3）规范化阶段（2002年至今）

2005年3月1日，《农村土地承包法》实施，明确了“通过家庭承包取得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可以依法采取转包、出租、互换、转让或者其他方式流转“的法律规定，对土地流转进行了原则约束，为土地流转实践奠定了法律基础，这标志着中国土地承包经营流转制度的正式确立。农业部颁布《实施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管理办法》，对流转方式、流转合同的签订以及土地流转管理作出比以前法律政策更为详细、明确的规定。这一阶段土地流转进一步规范化。

2、当前土地流转所遇到的阻碍

尽管政策层面对于农地流转的限制逐渐放宽，土地流转的面积和比重在逐年增加，但是进展十分缓慢，尤其是相对于中国1.5亿农村劳动力转移规模而言，流转的比例仍然很小。根据已有的文献研究，造成土地流转相对缓慢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土地流转条件受约束

《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管理办法》对农地转让作出了必须经发包方同意的规定，这实际上违背了农民对使用权的自由行使。经发包方同意的规定实际上将土地转让过程的终极处分权赋予发包方，而承包方作为真正权利人却没有最终发言权，这样无疑会扭曲权利人的真实意愿，扰乱流转秩序。

（2）农民不愿意流转土地

一方面，由于农村社会保障制度不健全，非农收入不稳定，农民把土地视为命根子，作为社会保障的载体和防御风险的工具，加之由来已久的土地情结，很少有农民愿意放弃土地；另一方面，承包地的频繁调整使得农民没有稳定的使用权，土地使用期限不确定使得农民缺乏流转的动力。这也是经常提到的土地产权残缺所带来的弊病。

（3）土地流转机制不健全

由于土地流转过程中政府的干预过多，以及土地流转的封闭性带来的信息不对称，土地流转经营很不规范，成交量低。

3、农民工进城务工对于土地流转和土地资源配置的影响 允许农村土地流转，能够促进农业的规模化经营和专业化经营，更合理有效的配置农地资源，带来农业生产率的提高。复旦大学贺振华在《农户外出——土地流转与土地配置效率》一文中指出，土地流转能够解决两方面的问题：

一是认为在平均化的家庭承包制下，造成了土地的分散化、细碎化，不利于土地的规模经营和经营效率的提高，而土地流转由于能够达到一定的规模效应，从而能够有效解决这个问题；二是认为土地流转会通过所谓的边际产出“拉平效应”，改善土地资源的配置效率，使土地向能够更有效使用土地的人转移。由此，土地流转有利于农业生产效率的提高。

他通过分析主动外出和被动外出在增加农户收入的同时对农地配置效率的影响的研究，得出了以下结论：当存在一个完善的土地流转市场时，农户外出总是能够通过土地流转来提高资源配置效率；但是可能使得土地配置更不平均。当不存在一个完善的土地流转市场时，土地调整在某些情况下能够改善资源配置效率。值得注意的是，在农业收益率很低的情况下，农户外出可能使得土地流向那些不能有效使用的农户，这不利于农业生产效率的提高。

同时，国内的相关文献还分析了影响农民外出务工及其收入的主要影响因素。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受教育水平

关于受教育水平对于外出的影响，北京大学赵耀辉教授在对四川案例的分析的基础上。利用外出就业模型、多重选择模型等，得出受教育水平对外出影响不大的结论。但另外一部分学者认为，受教育水平越高，外出就业的激励可能就会越大。

2、家庭规模与家庭支出状况

一般而言，由于农业收入比较低，如果家庭人口规模大，人均土地收入少，需要供养的人口数多，以及子女教育、医疗等方面支出较多，就会迫使部分农民被动外出。

3、土地拥有量。

土地拥有量对外出的影响在统计上是显著的。土地比较少的家庭中的劳动力外出的概率比较大。如果把家庭人均占有耕地减少一亩，该户劳动力外出的概率就增加4.6个百分点。因为土地是影响家庭农业收入的重要因素，减少土地对外出的影响应该来自农业的预期收入的降低。

4、政策建议

在对当前中国农村土地流转现状和问题做了上述深入分析之后，我们认为，要进一步完善中国农地流转市场，提高农地利用效率和经济效益，需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加以改进：

（1）坚决贯彻农村土地承包权30年不变，“增人不增地，减人不减地”的政策，维护农村土地政策的稳定性，增强农民对于土地稳定使用权的信心和对土地经营收益的稳定预期，是刺激农民增加长期投资和进一步规范发展农村土地使用权交易市场的必要条件。只有“稳制”，才能“活田”。这就要求地方政府抛弃“三年一小调，五年一大调”的工作方法，淡出农地流转市场，给农民以充分的权益。（2）农地流转必须坚持“自愿、有偿、依法、规范”的原则。农地流转的主体是农户，要尊重农民意愿，不能依靠行政手段强制流转；农地流转的转包费、租金等流转收益应全部归农户。同时，要规范合同契约，用法律形式保障土地流转双方的权益。

（3）围绕市场化流转，健全流转机制。尊重土地使用权的市场属性，在流转中依照市场经济规律，在确保所有权和承包权不受侵害的前提下建立健全土地使用权的市场化流转机制、定价机制、管理机制、利益机制和风险机制。

（4）进一步完善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和进程务工人员的社会保障，解除其后顾之忧，为农地流转的进一步完善奠定思想和社会基础。同时，加大农民工的培训力度，增强其竞争力。

关于农民工进城务工对土地流转的影响的大学生调查报告 篇2

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 农民占总人口的绝大多数, 这是中国的基本国情。所谓“农民富, 天下富;农民稳, 天下稳”, 因此党中央做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重大战略部署[1]。究竟农民收入现状如何, 收入的来源及支出情况如何, 采取何种方式来增加收入, 土地流转对农民收入产生怎样的影响?针对这些问题, 笔者历时1个月, 深入3个乡镇, 30户农户, 采取多种调查方式, 进行了专题调研。

2 调查对象及方法

2015年7月以田湖镇、大章镇、旧县镇30户农户为调研对象;调查方法以调查问卷为主、访谈法为辅。

3 调查内容及结果分析

3.1 综合总体概况

经调查发现, 三个乡镇农民收入总体来说来源不够多样化, 年收入状况不佳, 支出负担较重, 具体情况见表1~3。

3.2 调研结果分析

3.2.1 田湖镇樊店村10户农户的调查结果分析

田湖镇耕地面积61 375亩, 流转耕地12 868亩。对田湖镇樊店村的10户农户进行入户调查, 发现樊店村10户农户每年总收入均在25 000元以上, 家庭收入通过外出打工、本地打工和土地流转获得, 所占比例分别为50%、40%、10%。家中外出打工人员的月工资均在2 500元以上, 收支情况是80%略有积蓄, 20%持平。家庭收入中用于家庭生活开支的占40%, 用于储蓄的占40%, 用于农业再生产投入的占20%。家中的耕地90%以1 200元/ (亩·年) 的价格流转, 剩余10%位于山坡上的地被用于种植简单的油料作物。虽然土地流转带来的租金只占整体收入的很小部分, 但是龙头企业、专业合作社给本村的村民带来大量的工作机会, 据调查樊店村的村民在当地打工是8小时工作制, 日工资30元。目前当地的劳动力已不能满足需求, 常有外地农民到樊店村打工, 土地流转为农民收入的增加做出了贡献, 本村70%的平地已经流转, 而坡地只流转10%。进一步加快土地流转步伐对于农民增收仍将有很好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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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2 大章镇东湾村10户农户的调查结果分析

大章镇耕地面积32 365亩, 流转耕地5 080亩。通过对大章镇东湾村的10户农户进行入户调查, 发现东湾村10户农户每年总收入7 000元以下的占到60%;7 000~15 000元的占到30%;25 000元以上的占到10%。家庭收入通过外出打工、本地打工和农业种植获得, 比例分别为40%、50%、10%。收支情况是30%略有积蓄, 40%持平, 30%入不敷出。家庭收入中主要用于家庭生活开支的占40%, 用于储蓄的占10%, 用于子女教育的占30%, 用于医疗的占20%。据调查村民在自己的耕地上主要种植玉米和小麦, 大部分劳动力在附近的矿山打零工, 每天80元的工资成为部分家庭收入的主要来源。村中年轻劳动力缺乏, 有2户家庭中没有劳动力, 只能依靠每月60元的老人补贴过生活。东湾村没有进行土地流转, 土地资源比较贫瘠, 基本没有成片大规模土地。村中的妇女只能到外村或外乡工作赚取每天40元的工资来增加收入。影响东湾村农民增收的因素有缺乏劳动力、工作机会少、家庭负担重、自身文化水平低, 比重分别为10%、50%、20%、20%。

3.2.3 旧县镇旧县村、河南村10户农户的调查结果分析

旧县镇耕地面积19 246亩, 流转耕地10 402亩, 笔者对旧县镇旧县村、河南村的10户农户进行入户调查, 发现旧县村、河南村10户农户每年总收入7 000元以下的占到20%;7 000~15 000元的占到20%;15 000~25 000元的占到10%;25 000元以上的占到50%。家庭收入通过外出打工、本地打工、农业种植、土地流转租金获得, 比例分别为30%、50%、10%、10%。收支情况是20%略有积蓄, 40%持平, 40%入不敷出。家庭收入中主要用于家庭生活开支的占20%, 用于储蓄的占10%, 用于子女教育的占40%, 用于医疗的占10%, 用于农业再生产的占20%。据调查10户农户中有6户农户将耕地流转出去, 每年获得租金为500kg粮食或者每亩1 000元, 还可以到承包方处打零工, 赚取每天40元的工资。其余4户农户主要种植蔬菜、小麦, 每年生产性支出费用平均为800元。由于河南村、旧县村临近旧县镇, 有1户农户在镇上做生意, 经营性收入成为其收入的一部分。另有1户农户承包土地300亩种植核桃树年收入可达60万, 但由于生产性支出及农业生产再投资金额的庞大, 收支仍然处于入不敷出的状态。投资资金成为制约年轻一代农民增加收入的关键因素, 家庭负担重、身体因素、文化水平低、工作机会少则成为阻碍40~60岁农民增加收入的绊脚石。

4 意见和建议

通过调研发现, 加快土地流转是增加农民收入的关键。解决三农问题的关键就是土地流转问题和促进农民增加收入的问题, 这两者是相辅相成、互为促进的关系[2]。在调研中可以看到, 缺少劳动力、工作机会少、缺少投资资金、家庭负担重、自身文化水平低等制约增收的因素在三个乡镇中普遍存在。加快土地流转指出了一个解决问题的方向, 田湖镇、大章镇、旧县镇的土地流转率分别是21%、16%、54%, 三个乡镇都有很大的流转空间。通过土地流转解放劳动力、通过土地流转创造工作机会、通过土地流转改变农民的思想和生存状态。在土地流转的基础上积极引导农民建立专业合作社, 利用合作社的经营特性和优惠条件为农民提供工作机会, 增加收入。同时可以进一步促进土地流转, 这是一个良性循环。农业局在给予创业指导、技能培训、专业合作社规范的同时要监督各乡镇土地流转合同的签订合法, 务必保证农民的利益不受损失。

如何增加农民收入是一个复杂的问题。在本次调研中笔者认为, 通过土地流转, 可以在建立合作社、发展第三产业方面取得更进一步的发展, 最终会达到增加农民收入的目的。

参考文献

[1]徐燕.农民收入调查分析报告[J].经济研究导刊, 2009, (33) :45.

农民工进城务工问题调查 篇3

林镇江 机电3班 36号

摘要:我对广州市的农民工进城务工遇到的问题进行了调查了解，并根据调查结果分析了农民工在城市务工遇到的问题，并提出一些怎样对待农民工进城务工问题的建议和方法。

关键字：进城务工农民 就业行为 农民工综合服务

我国改革开放20多年来的实践证明，农民工进城并非—般意义上的人口流动，它已成为我国经济社会快速、健康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党的十六大报告明确指出：“农村富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和城镇转移，是工业化和现代化的必然趋势”。随着我国城镇化进程的加快、工业化水平的提高以及劳动力市场的迅速发育，农民从事非农经济产业呈现出加速发展趋势。然而目前农民工就业特点总体表现为“自发性、兼业性以及低层次性”，就业方式总体表现为零散作战的“游击队”。农民工综合服务存在法律规范缺位、管理体系不完善、综合服务不到位的问题。

一对象和方法

本调查对来广州市就业务工的农工进行了问卷调查，总共发放了50份，回收了45份。

二结果与分析

据有关资料，我国进城农民工人数约8800万，他们每年创造的产值约两万亿元人民币。

进城务工农民情况

农村收入水平低，不能满足农民快速增长的物质需要，经济需求是农民进城务工的主要动因之一。调查中有几乎百分之百的农民工认为进城务工的主要动因在于当地收入太低，希望通过进城务工增加收入。

从文化程度划分进城务工农民结构的突出特点是数量大素质低，初中及其以下文化程度的农民工占80%。

就业找工作难

在城镇就业的大多数农民工没有稳定工作。据原劳动和社会保障部调查，农民工在一个单位工作以上的只占20%～30%。由于技能不高，又面对工资低、劳动强度大，且受到不平等对待，为寻找更好工作机会，多数人频繁流动。这一方面使经办的工作量倍增；另一方面，在农民工社保关系不便转移的情况下，增加了管理难度，凸现现有的信息系统不能适应需要；此外，高流动性还导致单位和本人都缺乏参保积极性，也给劳动保障部门缴费基数核定及监察执法等工作带来困难。

农民工就业难的主要原因有两个，一是农民工择业受其自身技能低的制约。二是中国劳动力市场不健全，农村劳动力转移存在严重的地区、城乡分割。一些城市为了解决本地人员的就业问题，规定一些工种不许农民进入，有些还要求农民工办理名目繁多的各种证件作为进城务工的条件，使进城务工农民的合理流动受到政策性刁难。

生活环境的恶劣

农民工居住处所主要有自购、租赁、自建工棚和由用人单位提供的廉租房和免费房四种类型。自购和用人单位提供住宿房屋的条件较好，但这部分人仅占25%。这些农民工住所面积不但小，而且大多存在通风采光稳定性差、密闭性不

强、环境污染严重、安全隐患较大等问题。绝大多数都是几个人，有的甚至十几个人挤在不足八十平米的旧房屋内。

工资得不到保障

48%的人有过出门打工但拿不到工资的经历，其中30%的人有100-1000元工资没有拿到，15％的人有1000-5000元工资没有拿到，2%的人有5000元以上的工资没有拿到。原因一 农民工的法律意识淡薄，文化素质普遍较低，对这两种关系难以分清，不懂得如何较好的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而用人单位正是看准了这点，一般都不会与这些人签订合同。因为这样可以给他们留下很大的空间，足以他们钻法律的空子来最大化自己的利益，减少自己的责任。二 由于雇主的素质低下，缺乏最基本的社会公德。对可怜的农民工进行残酷的欺压，反映出这个社会对农民工的不公平和对其保护体系的不完善。

子女的教育就学难

有60%的农民工子女不在所工作地就学。其中85%的是由于就学地区的学费和暂住费太过昂贵了，难以负荷。造成如此的原因一是因为城里教育消费太高和入学条件的苛刻规定（主要表现为按居住户藉划片入学），农民工子女就近就地入学困难。二是因为城市教育资源增长速度远远低于农民工子女入学需求增长速度。

医疗得不到保障

就医难。中国高昂的医疗消费，就是城里人也“望院生畏”，何况作为低收入阶层的农民工。调查表明进城务工农民大都采取的“小病扛、大病拖政策”，因无力承受高昂的医疗费用而放弃治疗的现象十分突出。有76%的农民工承认几乎不上医院看病，88%的人认为医院的医疗费用难以承受。这使得众多农民工的身体条件变差，有病不愿医的现象常出现。

三 建议和解决方法

（一）构建城乡一体化就业体系。农民工问题实质是就业问题。要树立就业优先的原则，彻底改变重城镇、轻农村，重市民、轻农民的就业观念和相关政策，把农业内部、农村区域和农民进城就业一并纳入国家就业计划，分类实施。近期的重点应该是，把解决好农民工就业问题作为构建城乡一体化就业体系的突破口，制定政策法规，明确工作措施，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十一五”规划。

（二）健全农民工权益保障制度。权益保障缺失是农民工问题的症结所在。要在全社会树立权利面前人人平等、机会面前人人平等、城乡之间人人平等的理念。进一步清理和废止对农民工的各项歧视和限制政策，坚决制止向农民工的收费和变相收费。尽快出台保护农民工权益的政策，重点解决农民工工伤、医疗、失业、养老四大保险缺失的问题。与此同时，着手组织起草关于农民工权益的法规。依法保护农民工权益是治本之策。

（三）强化农民工输出地和输入地培训。培训农民工，实际是造就新一代产业工人。农民工输出地要抓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前的基本技能培训，主要措施是扩大“阳光工程”的实施规模，提高补贴标准，试行农民工“培训券”，使更多的农村富余劳动力在转移之前得到一定的知识和技能培训。农民工输入地要抓好转移后的农民工专业技能培训工作，特别要充分发挥用工企业培训农民工的积极性，在政策和资金上给予一定的支持。

（四）稳妥解决农民工户籍问题。建国以来长期实行的户籍制度，客观上起到了城乡分割的作用。改革现行户籍制度势在必行。但是假如简单地将农民工由农民身份变为市民身份，弊大于利，可能会引发新的社会问题。解决农民工的户籍问题，还是要从统筹城乡发展全局的高度作出新的制度安排，一要降低城市户口的“含金量”，二要弱化农村人口迁徙的“寻租”动机，三要完善农村土地承包制度。这些方面的工作都要注意节奏和配套，不能操之过急或单独行动。

（五）改进对农民工的管理和服务。农民进城的“门坎”低了，农民工管理和服务的任务就更重了。目前，全国还没有一个统筹农民工管理和服务的部门，部门之间既有“各管一段”互不衔接的问题，又有“共管一段”责任不清的问题。应该从自上而下理顺农民工工作的关系，抓紧制定全国农民工就业规划、农民工工作政策措施。农民工较多的大中城市也要设立相应的农民工管理与服务机构，切实维护权益，具体指导就业，协调管理事务，提供社会服务。

（六）加快工业化进程和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大力发展非公有制经济，拓展城乡剩余劳动力就业空间。

参考文献

1、徐平华 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分析 农业经济问题 2006（6）

2、中国问题调研网

附录

1）对于现阶段进城找工作你的感受是什么？

2）进城务工，你们的生活环境如何？

3）你们的工资是否得到保障？有没拖欠工资的情况？

4）你们对也子女进城读书遇到哪些困难？

关于农民工进城务工对土地流转的影响的大学生调查报告 篇4

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

你院报送的《关于超过法定退休年龄的进城务工农民工作时间内受伤是否适用<工伤保险条例>的请示》收悉。经研究，原则同意你院的倾向性意见。即：用人单位聘用的超过法定退休年龄的务工农民，在工作时间内、因工作原因伤亡的，应当适用《工伤保险条例》的有关规定进行工伤认定。

此复。

二0一0年三月十七日

附：

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超过法定退休年龄的进城务工

农民工作时间内受伤是否适用《工伤保险条例》的请示

（鲁高法函[2009]31号）

最高人民法院：

东营市中级人民法院在办理垦利县人民法院报送请示的原告李克英诉被告垦利县劳动和社会保障局劳动保障行政确认一案中，对超过法定退休年龄的进城务工农民，工作时间内受伤是否适用《工伤保险条例》形成不同意见，就有关问题向我院请示。我院研究后认为，相关法律适用问题涉及面广，各地规定不一致，特向你院请示。

一、案件的由来

原告李克英之夫许长峰系利津县明集乡玉皇庙村农民，1942年9月15日出生。许长峰自2008年6月2日至2008年9月29日在东营市龙翔石业有限责任公司从事门卫工作。2008年9月29日19时左右，许长峰由北向南推人力三轮车过公路时，与一机动车相撞，发生交通事故，许长峰死亡。原告李克英于2008年12月30日向被告垦利县劳动和社会保障局申报许长峰工伤认定申请，被告垦利县劳动和社会保障局于2009年1月5日以受害者许长峰于 1942年9月出生，至受伤之日时年龄已经超过60周岁为由，根据《工伤保险条例》以及《山东省工伤认定工作规程》之规定作出[2008]NO．6-02号《工伤认定申请不予受理通知书》，对申请人的申请决定不予受理。李克英不服，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二、东营中院对案件处理的不同意见

多数人意见：超过法定退休年龄的人员应不属于《工伤保险条例》的调整范围，对其发生的损害赔偿争议，可通过民事诉讼等方式解决。理由是：

对于超过法定退休年龄的人员又受聘到新工作单位工作，在工作时间内受伤是否适用《工伤保险条例》的争议焦点在于，该类人员与现工作单位之间是否构成《劳动法》所规定的劳动关系。如构成劳动关系，则应适用《工伤保险条例》，反之，则不应适用。劳动和社会保障部1999年3月9日发布了《关于制止和纠正违反国家规定办理企业职工提前退休有关问题的通知》(劳社部发[1999]8号)，通知指出：国家法定的企业职工退休年龄是男年满60周岁，女工人年满50周岁，女干部年满55周岁。而《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实施条例》第二十一条规定：“劳动者达到法定退休年龄的，劳动合同终止。”本案当事人许长峰发生事故时年龄已达到66周岁，不管其身份是农民抑或离退休人员，均属于达到法定退休年龄的人员，其与现工作单位之间已不属于《劳动合同法》调整的范围。同样也不应适用《工伤保险条例》进行调整。

少数人意见：超过法定退休年龄的人员与现用人单位间可以形成劳动关系，因工受伤应适用《工伤保险条例》。理由是：

我国《劳动法》只有禁止使用童工的规定，对达到法定退休年龄仍然从事劳动的人员，法律未作禁止性规定。劳动部《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二条规定：“中国境内的企业、个体经济组织与劳动者之间，只要形成劳动关系，即劳动者事实上已成为企业、个体经济组织的成员，并为其提供有偿劳动，适用劳动法”由此可见，是否形成劳动关系应看劳动者是否事实上已成为企业、个体经济组织的成员，并为其提供有偿劳动。随着我国人口的老龄化趋势，离退休人员及超过法定退休年龄的农民二次就业的情形会越来越普遍，认定他们与现用人单位间存在劳动关系有利于对这一人群的劳动保护。

三、东营中院请示的问题及我院意见

东营中院向我院请示的法律问题是：超过法定退休年龄的务工农民，工作时间内受伤是否适用《工伤保险条例》的规定进行工伤认定。

我院审判委员会研究后认为，法律并未禁止使用超过法定退休年龄的农民工，而且作为农民也无所谓何时退休。超过六十周岁继续在城市务工的农民比较多，有些与用工单位形成劳动关系，依法应当保护这些务工人员的合法权益，给予其平等对待。从《工伤保险条例》的规定来看，也没有将这些人排除出去，既然用人单位已经实际用工，职工在工作时间受伤的，参照《最高人民法院行政审判庭关于离退休人员与现单位之间是否构成劳动关系以及工作时间内受伤是否适用<工伤保险条例>问题的答复》精神，应可以适用《工伤保险条例》的规定进行工伤认定。

鉴于本案法律适用问题影响面较大，各地做法不一致，对于今后的案件审理具有指导意义，为保证法律适用的统一，现提出对以上问题的请示，请予答复。

关于农民工进城务工对土地流转的影响的大学生调查报告 篇5

——挣了票子莫误孩子

近几年来，我市与我国其他中西部地区一样，随着市场经济的日益发展，外出务工的农民日渐增多，打工经济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从我市劳动就业部门获悉，2003年外出务工的农民已达到12万人，按全国农民工月均本文来源于本资料权属，放上鼠标按

照提示查看更多资料收入计算（据国家统计局抽样调查表明，2003年农民外出务工的月平均收入达到690元），其年总收入达到9600万元。对**这样一个经济欠发达的“老、少、山、穷”地区来讲，无疑成为农村致富奔小康的主要财源之一。打工浪潮，势不可挡。外出打工挣票子，已成为一条脱贫致富的主要途径。那么在打工族中留守的学生怎么样？前不久，市关工委的老同志们从关心下一代出发，组成调查组，用了近两个月的时间，对南坪乡和团堡镇2所初中、20所小学,共152个教学班9500多学生和190多名教师及部分家长，采用问卷、座谈走访的方式进行了调查。现将调查的有关情况报告如下：

一、外出务工农民留守学生基本情况

1、外出务工农民的留守学生数占在校学生总数的50。可以说，有一半的学生家长外出务工。其中家长双双外出的留守学生占全部留守学生数的55.5，也就是说，在被调查的学生中，有近四分之一的学生需要代理监护人。

2、家长双双外出的留守学生中，由爷爷奶奶代管的占61，由外公外婆代管的占21，由叔伯和亲友代管的占14，还有4的学生无监护人。

3、家长双双外出留守的2688名学生的相关表现：

A、学习成绩方面：好的只占23.5,一般的占40.6,差的达到35.9

B、思想道德方面：好的占43,一般的占37,差的达到20

C、身体素质方面：好的占53,一般的占30,差的达到17

D、经常性迟到旷课和逃学、辍学的分别占16.4和9.9

5E、随家长外出辍学打工的初中学生166人。随打工家长在异地上学的仅238名。前者实属非法童工，后者所占比例太小。

二、外出务工农民留守学生存在的问题

从上数据可以看出，家长外出务工，尤其是家长双双外出务工给留守学生带来许多负面影响。它影响着留守学生“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妨碍着下一代身心健康成长。如果长此以往，不仅影响这一代人的素质，甚至会制约他们未来谋求生计。调查者同部分小学1—4年的班主任座谈得知：家长双双外出的留守学生由“差”变“好”的几乎没有，而由“好”或“一般”变“差”的则为数不少，且逐步增多。这类学生大致经历这么一个过程：孤独——内向——上课打瞌睡——作业马虎——与同学打斗——不做家庭作业——不洗脸、不吃早饭上学——不换衣、不洗澡、不理发——生疮长虱——撒谎、旷课逃学……。调查者按同类方法对初中1—2年级的部分任课教师座谈得知：虽有90以上是住读学生，但由“好”变“坏”的比例也占了10。他们大致经历的过程是：上课打磕睡——抄袭课堂作业——假日回家向代理监护人撒谎多要钱——上馆子、打本文来源于本资料权属，放上鼠标按照提示查看更多资料牌赌博——与社会上“浪子”纠合——偷家里或别人的东西变钱——强拿硬逼勒索弱小学生的钱物……。南坪初中牟校长说：“家长双双外出打工的留守学生中，虽然没有因交不起学杂费和生活费而弃读，但是无道德建树，无学习兴趣，无师生亲情、友情的“三无学生”多达20。

三、造成挣了票子误了孩子的原因分析

1、留守学生家长中，在处理挣钱与育人关系上认识片面。他们认为，在家守穷，没钱送孩子上学，对不起下一代。有钱上学就算完成了任务，至于成不成才，那是孩子自己的造化，是老师的责任。他们没有认识到，家庭是社会的细胞，家长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是孩子的监护人。社会细胞分裂，第一责任人外出，隔代养育，亲情疏远，对留守子女在心理和生理上都会带来沉重的负担。庄稼误一春，育人误一代，多挣几年钱，害了儿女一辈子。

2、代理监护人对留守学生的管教力不从心，无能为力。从调查和走访中得知，家长双双外出的留守学生中，由爷爷奶奶和外公外婆代管的占据82，这些代理监护人都在55—75岁左右，他们除了种地之外，还要种菜、做饭、洗衣、喂养牲畜。其中多数观念陈旧，缺乏辅导学生的文化知识，可谓心有余而力不足。加上有些老人对孙辈溺爱迁就，任其自流。许多老者对此叫苦不迭，他们说：“只要保证孩子不冷不饿就行了，其他的事情管不了也不会管。”

关于农民工进城务工对土地流转的影响的大学生调查报告 篇6

土地流转是中国农村普遍存在的经济活动。土地流转后农民依然享有土地承包权, 其农民身份也并没有发生变化, 但是土地使用权却发生了转移, 进而农民与土地之间的心理契约关系也将发生一系列微妙变化。心理学研究表明, 心理契约是内隐的、不受法律保护的契约, 但它有极强的激励效果。如果内隐的愿望、期盼得不到满足, 他们会感到失落、感到不舒服, 在工作中就会表现出来。对于土地流转后的农民而言, 他们对土地的愿望、期望是什么?与流转前有什么显著变化?如果他们感觉到不满意, 那么他们会有什么样的表现?后果是什么?目前这类问题在学术界还没有得到较好的重视和解决。

本文主要探讨三个问题: (1) 土地流转对农民土地心理契约的影响; (2) 土地流转后, 由于农民土地心理契约的变化, 导致的权利、义务、期望的心理转换; (3) 基于土地心理契约研究, 为政府制定相应的决策提供参考和建议。

二、研究现状述评

通过对知网、万方、维普等学术期刊网的检索, 发现现有文献没有注意到土地流转后农民土地心理契约变化现实, 也没有注意到土地流转后, 农民土地心理契约发生的诸多具体变化, 以及他们心理上从土地中享有的权利、承担的义务、对政府的期望的转变。

目前只有少量文献关注到失地农民土地的心理问题。杜洪梅发现农民与市民在角色属性上的差异是农民角色难以转换的客观因素, 对传统角色难以割舍与对市民角色规范认识不清是农民角色转换的内在障碍, 对城市社会缺乏认同感和归属感是阻碍农民角色转换的重要心理因素。[1]李向军注重从失地农民的行为和心理上寻找原因, 他提出“乡土关系”的终结和被动城市化过程中的社会剥夺是失地农民身份认同危机产生的根本原因。[2]姚俊研究了失地农民身份认同的影响因素。他认为失地农民对自己身份的认同受到制度支持、社会网络和社会记忆的显著影响, 其中失地农民所经历的社会空间转变体验不但直接影响着他们的身份认同现状, 还决定着失地农民社会记忆发挥作用的机制。[3]

三、研究方法及问卷设计

心理契约是美国著名管理心理学家施恩 (E.H.Schein) 教授提出的一个概念。他认为, 心理契约是“个人将有所奉献与组织欲望有所获取之间, 以及组织将针对个人期望收获而有所提供的一种配合”。[4]它虽然不像法律契约是一种有形契约, 但确实又是发挥着一种有形契约的影响, 有时甚至于比有效契约的影响更大。农民土地心理契约是存在于农民与政府之间的隐形契约关系, 核心是农民的满意度, 它包含了五个方面的主要内容:农民因政府将土地承包经营权给他而带来的依赖感、稳定感、对身份的认同感以及由此产生应当承担的义务、对政府的期望等。

根据农民土地心理契约的内容, 问卷设计包含了五个方面:依赖感、稳定感、身份认同感、义务、期望。具体指标是农民收入途径、是否支持土地流转、对土地流转现状是否满意、土地流转后是否还对土地有依赖性、突发情况下流转的土地是否还能收回、土地流转后是否还觉得自己是土地的拥有者 (实际上是承包权。按照农民的理解, 具有承包权就相当于拥有了土地, 下文拥有者即表示承包权。) 、土地流转后对自己新身份的定位、是否承担土地生产、是否拥有种养殖技术、对政府的期望等。

在本次的调研中, 我们运用相同指标分别对土地流转前和土地流转后的农民以及没有进行土地流转的农民进行调查, 并且对得到的数据进行计算, 以便对得到的结果进行横向和纵向比较, 更能说明评价结果的可靠性。我们在四川省成都市的郫县、都江堰市、崇州市、双流县、龙泉驿区、温江区等地对互换、转包、转让等形式流转土地的农民进行了随机抽样调查。本次调查共发放了400份问卷, 回收有效问卷355份, 有效率88.75%。

四、土地流转对农民心理契约的影响

1. 土地流转后, 农民对土地的依赖感减弱

表1是土地流转前后的农民收入途径的对比调查数据。接受调查的农民在土地没有流转之前, 有85.71%的农民有种植的收入, 40.00%的农民有养殖收入, 但是有外出务工收入的农民只有48.57%, 有其他收入来源的农民仅有14.29%。这表明, 在进行土地流转之前, 大部分农民的主要经济来源依靠自己的土地, 此时农民对土地有非常强的依赖性。土地流转过后, 农民的收入来源有了非常大的改变。具有种植收入的农民只有28.57%, 相对于土地流转之前降幅达到了57.14%。土地流转之后, 有养殖收入的农民比例只有22.86%, 相对于土地流转之前降低了18.14%。与以上两项收入形成对照的是, 具有外出务工收入的农民的比例由原来的48.57%上升到74.29%, 增加了25.72%;具有其它收入的农民的比例也从原来的14.29%上升到了20.00%。此时, 农民的收入主要不是依赖于土地, 而是务工收入, 农民对土地的依赖性明显减弱。

单位:%

表2和表3的对比数据表明, 没有进行土地流转的农民对认为在土地流转之后依然对土地有依赖性的比例很高, 达到83.33%, 而已经进行了土地流转的农民认为自己依然对土地有依赖性的比例则为31.43%, 两者相差51.90%。这明确反映出进行土地流转后, 农民对土地的依赖性明显减弱。土地流转后的农民68.57%感觉对土地没有依赖性, 说明在土地流转之后, 农民对土地的依赖性明显的降低。

在调查中我们还发现, 没有进行土地流转的农民认为在土地流转之后依然对土地的有依赖性的比例是随着年龄的增大而减小的。但是相反的是, 土地流转过后的农民中, 越年轻的农民认为对土地依然有依赖性的比例却越低。同时, 在对每一个年龄层次进行对比时, 我们发现, 没有进行土地流转的所有年龄层次的农民都认为进行了土地流转之后依然对土地具有依赖性的比例都高于进行土地流转后的农民的比例。调研相关数据分析表明, 30岁以下的农民进行了土地流转后对土地有依赖性的占7.14%, 而没有依赖性的占92.86%。但是, 没有进行土地流转的对土地的依赖性相反却达到了90.48%, 说明在土地流转后的各种保障并没有给年轻农民产生一种可以依赖的感觉, 以至于没有进行土地流转的年轻农民对土地的依赖感没有减少反而增加了。同样的情况也出现在了30岁~50岁这个年龄阶段的农民。另外, 无论是否进行了土地流转, 50岁以上的农民对土地同样都具有较高的依赖性。没有进行土地流转的50岁以上的农民认为在土地流转后依然对土地具有依赖性的比例达到73.13%, 土地流转过后50岁以上的农民认为对土地依然有依赖性的比例也高达66.67%, 两种情况只相差6.46%。说明年龄大的农民对土地的依赖性的认识更加深刻些, 对待土地流转更加理性一些。

以上分析说明, 不同年龄层次的农民对土地的依赖性是不同的。年纪越大的农民由于从事土地生产劳动的时间较长, 他们对土地的依恋性也就更加强烈, 对土地的感情也更加深厚。相反, 年龄较小的农民本身也就很少从事土地生产活动, 所以对土地的依赖性本来就不大。但是没有进行土地流转的农民对土地流转有了进一步的认识过后都变得更加理性, 对土地依赖性的认识也越来越全面。

2. 土地流转后, 农民安稳的感觉减弱

由于许多地方农民没有养老保险等社会保障体系, 即使城市郊区农民的社会保障体系与城市居民相比也还是有相当大的差距。因此, 土地对于农民来说非常重要, 是他们的基本生活和生存保障。

表2数据表明, 没有进行土地流转的农民支持土地流转的比例很低, 只有36.67%;表3数据表明, 进行了土地流转的农民继续支持土地流转的比例为65.71%。对比数据说明, 农民对土地流转有进一步的认识过后, 对土地流转的认同感反而下降, 没有进行土地流转的农民对土地流转期望越来越小。对比数据也表明, 没有进行土地流转的农民和进行土地流转后的农民对土地流转的满意度变化并不大。对于流转效果来看, 表示不满意的农民所占比例分别为59.64%和60.00%, 反映出土地流转结果并没有流转前想象的好, 农民并不满意。

同时, 表2数据显示, 没有进行土地流转的农民中有57.78%的农民认为突发情况能收回土地, 只有42.22%的农民认为在突发情况下他们的土地不能够收回。但是表3数据显示, 在实际经过了土地流转之后, 有65.71%的农民认为流转出去的土地即使在突发情况下也难以收回。这说明在土地流转前后, 农民对土地流转的认同感大大降低。没有进行土地流转的农民有66.11%认为土地流转之后他们依然是土地的拥有者, 其中85.71%的30岁以下的农民认为自己是土地的拥有者, 61.96%的30岁~50岁的农民认为自己是土地的拥有者, 50岁以上的农民中则有65.67%认为自己是土地的拥有者。可以看出在土地流转之前, 土地给各个年龄层的农民都一种安稳感, 绝大部分的农民依然相信自己是土地的主人。土地流转过后则有68.57%的农民认为他们不再是土地的拥有者, 其中30岁以下的青年农民仅占21.43%, 比起土地流转之前下降了64.28%, 30岁~50岁的中青年农民占32.19%, 比起土地流转之前下降了29.77%, 50岁以上的农民认为是土地拥有者的占33.33%, 比起土地流转之前下降了32.34%。以上对比数据进一步表明, 土地流转对30岁以下农民产生了最显著的安稳感冲击, 安稳感下降幅度达到了64.28%。这也进一步说明土地流转后, 农民依赖于土地的安稳感呈现降低趋势, 特别是年轻农民更加敏锐的感觉到了这种变化。

图1中各个年龄层的对比数据显示, 对土地流转的总体支持率是下降的。年龄大的农民对土地流转支持的态度一直不高, 而且变化不大。但是, 年轻农民对土地流转的认同感的改变最明显, 与表2和表3的分析结果一致。

3. 土地流转后, 农民对身份的认同感发生了变化

对于农民而言, 他们认为农民应该掌握种养殖技术, 从事农业生产是理所当然的。表2显示, 没有进行土地流转的农民, 在对自己身份的定位中有53.34%的人认为进行土地流转后自己是农民;23.33%的人将自己定位为失地农民;还有23.33%的人给自己定位为产业工人。表3显示, 在土地流转之后, 将自己定位为农民的只有31.43%, 比土地流转之前下降了21.91%;定位为失地农民的比例高达60.00%, 比没有进行土地流转的农民的比例增长了36.67%。其中50岁以上的农民有66.67%认为自己是农民, 30岁~50岁的有27.40%认为自己是农民, 30岁以下的有35.71%认同农民身份。上述数据表明, 土地流转后农民对自己身份的定位有了很大变化, 特别是中青年农民以及青年农民对自身身份产生了迷茫。

从图2数据中可以看出, 50岁以上的农民对土地流转的安稳感变化不大。但是30岁~50岁的农民中, 没有进行土地流转的农民对土地流转的安稳感较强, 达到了60.87%, 而进行了土地流转的农民对土地流转的安稳感却只达到了30.82%。30岁以下的农民与30岁~50岁的农民的对土地流转的安稳感的对比情况却是相反的, 没有进行土地流转的农民的安稳感明显比进行了土地流转农民的安稳感降低了很多。这说明在对土地流转的安稳感中, 土地给年轻一代的农民的安稳感并不如年龄稍微大一点的农民的安稳感强烈。

4. 农民土地生产、劳动传承的义务感降低

表4数据显示, 农民对土地的义务感是随着土地流转而降低。整个情况上看, 土地流转后农民从事土地生产的比例显著下降。没有进行土地流转的农民有58.89%在从事土地生产, 但是土地流转之后仍在从事农业生产的农民却只有25.56%, 下降了33.33%。从不同年龄层次上分析, 没有进行土地流转的农民中33.33%的30岁以下的农民在从事土地生产, 而土地流转之后还在继续从事土地生产的30岁以下的农民仅有7.14%, 下降了16.19%。土地流转之后使得从事土地生产本来就相对较少的年轻人更没有多少人仍然从事土地生产了。30岁~50岁没有进行土地流转的农民从事土地生产的有54.35%, 而土地流转之后就下降到了23.97%, 下降的幅度高达30.38%。50岁以上在没有进行土地流转和土地流转后的农民从事土地生产的比例分别是73.13%和66.67%, 下降的幅度只有6.46%, 这是在各个年龄层中下降幅度最小的。从以上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出, 土地流转对青年和中年的农民影响相对较大, 使得他们对土地的义务感大大降低。但是对于老年农民来说, 他们自身对土地的义务感仍然很强烈, 并没有随着土地流转而发生很大的变化。

表5数据表明, 在土地流转之前和土地流转之后, 50岁以上农民都是100%会种养殖技术, 而在30岁以下的农民中, 土地流转之前和土地流转之后都分别有80.95%和80.00%不会种养殖技术。这样的结论揭示出, 现在年轻一代农民本来对土地的义务感已经很低, 现在土地流转了, 他们失去了劳动技能传承的物质基础, 因而对于劳动传承的义务感的也随之大幅降低了。

5. 对政府的期望发生了转变

在土地流转之前, 农民希望政府能够修建、维护农业生产所需要的沟渠、道路等基础设施, 提供种养殖技术指导、市场信息等服务, 养殖的补贴能够按时到位, 保障农民土地的生产所需。同时, 农民也期望地方政府和专业部门为土地流转提供引荐、沟通、咨询、监督及纠纷仲裁服务;农民也希望对农村集体土地所有权、宅基地使用权、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等确权登记并且颁证。在进行土地流转时, 农民要求与城镇居民享有相同的社会保障, 包括养老、医疗、失业保障制度政策的明确。而土地流转后, 农民则更多的关心政府能够为他们福利、医疗、退休等社会保障。

五、结论与建议

1. 结论

(1) 在土地流转前, 农民主要从土地中获得收益, 同时拥有土地给农民有一种安稳的感觉、有认同感、归属感, 对自身身份比较认同。土地流转后, 农民安稳感显著减弱, 缺乏归属感, 对农民身份认同感也发生了重要变化, 感到他们既不是工人, 也不是农民, 而是失地农民。

(2) 土地流转后, 农民承担的在土地上进行生产的义务和劳动技能传承义务也随之减弱甚至消失。能够熟练掌握土地生产技能的都是中老年农民, 年轻一代农民的土地生产技能缺乏。就目前来看, 在我国还缺乏农业劳动技能培训机制的背景下, 劳动技能传承中断势必导致整个社会农业劳动技能的快速下降。

(3) 农民身份的变化导致农民对政府的期望也发生了相应变化。以前, 农民自己耕种土地的时候, 他们与土地具有天然的联系, 他们从土地中获取收入, 依赖土地养老。土地流转后, 农民则要求福利、医疗等社会保障。然而, 目前我国大部分农村地区涉及福利、医疗等社会保障制度还远未建立。这对矛盾如果得不到解决, 将会引发较深层次冲突。

2. 建议

(1) 大力发展农村专业合作组织。在农村专业合作组织下, 农民维持原有土地契约关系, 他们的安稳感、归属感、身份认同感都没有发生变化, 土地生产、劳动技能的传承等都是农民自身的传统义务。在我国农村社会保障体系构建过程中, 大力发展农村专业合作组织是比较稳妥的做法。

(2) 引导龙头企业将重心放在农民与市场的对接上。现有从事生产、加工的龙头企业, 大多数直接流转土地, 雇佣农民工作。农民除了土地流转费之外, 还可以获取工资收入, 相比农民自身种植来说, 收入有所增加。但是, 土地流转改变了农民土地原有心理契约关系, 不利于农民劳动技能的传承, 长期将会导致整个社会劳动技能的下降。为此, 政府应引导龙头企业, 转变原有的思路, 主要在于对接农民生产与市场, 在生产的标准化、品种改良、技术等方面对农民进行指导, 重心不在于流转土地。

(3) 健全土地流转机制, 建立农村社会保障制度。[5]土地的流转中农民是弱势群体, 为了能够保障农民的合法权益, 土地流转政策向市场机制方向发展是一个趋势, 建立合理的土地流转补偿机制是关键。建立市场土地流转机制, 可以建立拍卖式流转, 将土地流转给出价最高的企业。同时政府要强化全程监督, 确保补偿资金足额到位, 让农民得到真正的实惠。土地流转后, 政府应该制定相应的保障制度, 健全社会保障体系, 给土地流转的农民一个强有力的保障。

摘要：土地流转不仅仅改变了农村土地的产权关系, 同时也改变了农民与土地之间的心理契约关系。本文通过对土地流转前后农民土地心理契约关系变化的调研, 发现土地流转后, 农民安稳感减弱, 归属感降低, 农民身份认同感产生迷茫, 劳动技能的代继传承出现中断, 对医疗、退休等社会保障期望提高。为增强中国农业的可持续发展能力, 基于土地心理契约调查, 本文认为我国应该大力发展农村专业合作组织、引导龙头企业将重心放在农民与市场的对接、建立健全土地流转机制及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等。

关键词：土地流转,心理契约,影响

参考文献

[1]杜洪梅.城郊失地农民的社会角色转换[J].社会科学, 2006, (09) .

[2]李向军.论失地农民的身份认同危机[J].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 2007, (03) .

[3]姚俊.失地农民市民身份认同障碍解析——基于长三角相关调查的分析[J].城市问题, 2011, (08) .

[4]施恩著.职业的有效管理[M].上海:三联书店, 1992.

关于农民工进城务工对土地流转的影响的大学生调查报告 篇7

209月，国务院办公厅转发教育(www.xfhttp.com-雪风网络xfhttp教育网)部、中央编办、公安部、发展改革委、财政部、劳动保障部《关于进一步做好进城务工就业农民子女义务教育(www.xfhttp.com-雪风网络xfhttp教育网)工作的意见》。《意见》把占流动儿童少年的绝大多数、处于弱势地位的“进城务工就业农民子女”，从“流动儿童少年”群体中单独提出，突出强调，这是首次直接把政策焦点对准农民工子女。《意见》指出，流入地政府负责进城务工就业农民子女接受义务教育(www.xfhttp.com-雪风网络xfhttp教育网)工作，要求全日制公办中小学充分挖掘潜力，尽可能多地接收进城务工就业农民子女就学，并提出“加强对以接收进城务工就业农民子女为主的社会力量所办学校的扶持和管理”。《意见》还明确了流入地政府教育(www.xfhttp.com-雪风网络xfhttp教育网)行政部门、公安部门、发展改革部门、财政部门、机构编制部门、劳动保障部门、价格主管部门、城市人民政府的社区派出机构等各职能部门，对农民工子女接受义务教育(www.xfhttp.com-雪风网络xfhttp教育网)工作的责任。提出建立农民工子女接受义务教育(www.xfhttp.com-雪风网络xfhttp教育网)的经费筹措保障机制，规定“流入地政府财政部门要对接收进城务工就业农民子女较多的学校给予补助。城市教育(www.xfhttp.com-雪风网络xfhttp教育网)费附加中要安排一部分经费，用于进城务工就业农民子女义务教育(www.xfhttp.com-雪风网络xfhttp教育网)工作”。《意见》还规定，要根据接收进城务工就业农民子女的.数量，合理核定接收学校的教职工编制，要求全日制公办中小学“在评优奖励、入队入团、课外活动等方面，学校要做到进城务工就业农民子女与城市学生一视同仁”，“流入地政府要制订进城务工就业农民子女接受义务教育(www.xfhttp.com-雪风网络xfhttp教育网)的收费标准，减免有关费用，做到收费与当地学生一视同仁”。除了要求“通过设立助学金、减免费用、免费提供教科书等方式，帮助家庭经济困难的进城务工就业农民子女就学”外，《意见》还根据农民工流动性强的特点，提出“要根据学生家长务工就业不稳定、住所不固定的特点，制订分期收取费用的办法”，以切实减轻农民工子女教育(www.xfhttp.com-雪风网络xfhttp教育网)费用负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