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发言人制度管理论文

2022-04-14 版权声明 我要投稿

摘要:针对中国新闻发言人制度起步较晚,传统媒体时代的新闻发言人制度难以适应网络时代的发展需求問题,对中国新闻发言人制度的发展历程、法律规章、人物角色等进行分析,并同美国、俄罗斯等相关制度进行比较论证。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整理的《新闻发言人制度管理论文 (精选3篇)》的相关内容,希望能给你带来帮助!

新闻发言人制度管理论文 篇1:

危机管理视角下的政府新闻发言人制度浅析

摘 要:在突发危机事件频发、危机管理成为政府常态管理的背景下,作为政府危机信息重要发布渠道的新闻发言人制度,存在法律保障缺失、发言人专业化程度不高以及发展缓慢等问题,有必要在制度方面与微观方面不断加以完善,发挥其在危机应对中的积极作用。本文旨在对我国危机新闻发言人制度的意义和存在的问题做出分析,并提出一些可行性对策。

关键词:危机管理;政府;新闻发言人制度

近年来,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和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化,我国的社会问题和矛盾也日益凸显,从“非典”、“南方雪灾”到“汶川地震”、“三鹿奶粉案”再到“7·23动车事故”,公共危机事件的频繁发生,考验着政府的执政能力,同时,也预示着我国正步入突发危机事件频发的风险社会。政府的危机管理成为一种常态管理。作为危机管理的主体和最大的危机信息源,政府如何满足社会公众对信息公开、透明的需求,在危机管理中把握舆论导向、保持社会稳定和谐有序地运转就变得尤为重要。而作为政府信息发布重要渠道的危机新闻发言人制度,也引起政府的高度重视,尤其是“7·23”动车事故中,铁道部新闻发言人王勇平被调任后,民众对我国新闻发言人制度也极度关注。如何进一步完善危机新闻发言人制度,充分发挥其在协助政府应对危机事件,满足人民群众信息需求中的作用,是摆在各级政府面前既现实又紧迫的课题。

一、 新闻发言人制度

(一)新闻发言人制度的起源与发展

世界上新闻发言人制度的萌芽,发端于19世纪末期的美国。1897年,新当选的美国总统威廉·麦金利任命了6名领薪水的新闻助理,美国总统第一次有了新闻助理。新闻发言人的正式出现,在威尔逊总统任期中,催生的产婆是“卢西塔尼亚”事件。1915年5月7日,英国丘纳德轮船公司的客轮“卢西塔尼亚”号,在爱尔兰海岸附近被德国潜水艇击沉,遇难的1198人中,有114名美国乘客,噩耗激起了强烈公愤。迫于舆论压力,威尔逊正式任命其秘书约瑟夫·P·图马尔蒂担任新闻发言人,负责沟通新闻界,定期举办记者招待会,这就是现代新闻发言人制度的发端。

与美国相比,我国新闻发言人制度的建立要晚得多。1983年4月23日,中国记协首次向中外记者介绍国务院各部委和人民团体的新闻发言人,正式宣布我国建立新闻发言人制度。这是当时在改革开放的形势下,为了满足对外宣传的需要而建立起来的。在实践中,新闻发言人制度基本上还局限在中央政府一级,而且主要在对外宣传方面;2003年的“非典”突发事件,既是对政府危机公关的考验,同时也成了政府新闻发言人制度的推进器,在“非典”肆虐的时期,民众对知情权的要求越加迫切,舆论压力不断积聚,在疫情比较严重的广州、北京等地,政府及时召开新闻发布会,进行新闻通报,公开疫情信息,减少了不必要的恐慌,使政府的工作赢得更多的支持与尊重。“非典”之后,中央及地方各级政府部门陆续建立了新闻发言人制度。

(二)危机应对中的新闻发言人

危机是一种紧急事件或紧急状态,它的出现和爆发严重影响社会的正常运转,对生命、财产、环境等造成威胁、损害,超出了政府和社会常态的管理能力。要求政府和社会采取特殊的措施加以应对。在危机状态下,信息及时传播发布显得尤为重要。危机新闻发言人制度,是政府新闻发言人制度的具体化,它通过特定新闻发言人,在一定时间内就危机事件的情况,向新闻媒体和社会公众发布最新事态,并同时介绍有关危机的特征、现状、发展趋势和潜在影响等情况,阐明政府进行危机管理时所将采取的态度立场和措施手段,以赢得社会公众对政府危机管理行为的理解和支持。危机事件所具有的紧迫性、威胁性、突发性、新闻性等特征,对危机管理中的新闻发言人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

二、 危机管理中建立新闻发言人制度的必要性与意义

在我国进入风险社会、公共危机事件频发、公民知情权意识不断觉醒的背景下,建立危机管理中的新闻发言人制度,有其必要性和重要意义。

(一)新闻发言人制度,是信息社会尤其是网络信息不断发展的产物

一方面,在经济全球化的带动下,信息得以在全球范围内自由传播。在信息社会,政府掌握的信息资源是最重要的国家资源之一。由于政府是社会信息内容资源的最大拥有者,也是国家最大的信息内容资源生产者、消费者、发布人,所以,无论何时,来源于政府的信息和声音都是新闻媒体和大众最为关注的内容。作为政府危机信息发布手段之一的政府新闻发言人机制,无疑是信息全球化下政府积极调控舆论、塑造形象的最人性化、最有效的手段。

另一方面,随着网络技术的不断发展,网络信息传播的快速性、隐秘性、无限制性,使其成为普通民众获取信息的主要形式。而且由于网络的开放性与特殊性,民众的情绪可以通过网络积聚并爆发。如果政府继续对应公开的信息进行封锁控制,就会使不利于政府的谣言和小道消息通过网络“深入人心”,这时政府再出面澄清就为时已晚,愈描愈黑。因此,为了树立良好的政府形象,提高政府的公信力,有必要建立新闻发言人制度,及时公开行政信息,增进政府与公民的有效沟通。

(二)控制舆论导向,为危机管理提供制度保障

危机事件发生时,人类自我保护的本能第一反应和最大需求就是了解信息,通过各种渠道,寻求了解真实、准确、权威的信息。新闻发言人制度的建立,能够使公共事务管理者迅速利用与媒体沟通的有效平台,在第一时间告诉公众发生了什么事情以及政府采取了什么措施,因而为危机事件的应对提供了制度保障。

(三)保障公民知情权,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

知情权,是公民享有的最基本的权利之一,指公民对国家重要决策、政府重要事务以及社会发生的与普通公民权利和利益密切相关的重大事件,有了解和知悉的权利。随着社会的发展和公民素质的提高,公民的政治权利意识不断增强,迫切希望参与社会管理,尤其在危机事件中,公民的神经极易敏感,很容易受谣言、小道消息左右,导致情绪失控,引起社会整体的不必要的恐慌。封锁消息的政府行为,不仅侵犯了公民的知情权,也低估了公民的政治智商,无利于危机的应对和政府形象的维护。因此,通过完善新闻发言人制度,在危机状态下及时公开信息,使公众了解危机事件的真实情况,有利于增强公民对政府的信任感以及公民自身的公民意识,对于民主政治的发展具有推动作用。

(四)维护政府对内对外的良好形象

在危机状态下,最能考验政府的执政能力,而作为信息公开重要途径的新闻发言人制度,则代表了政府政务公开透明的程度。因此研究危机管理中的新闻发言人制度与政府的形象密切相关。在充满复杂性与变化性的全球背景下,我国的经济发展虽然得到发达国家的肯定,但在民主政治方面则一直是西方批判的对象,尤其是在涉及公民权的危机事件处理中。因此,研究危机状态下的新闻发言人制度并加以完善,有利于政府对外政治形象的提升。

三、我国危机新闻发言人制度存在的问题

(一)危机新闻发言人制度缺乏法律法规保障

2007年公布实施的《突发事件应对法》第53条提出:“履行统一领导职责或者组织处置突发事件的人民政府,应当按照有关规定,统一、准确、及时发布有关突发事件事态发展和应急处置工作的信息。”但对于在多大程度上发布信息,发布信息的程序以及新闻发言人的职责与权力,并没有做明确的规定。《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的公布是一个长足的进步,但是仍然没能摆脱政府政策范畴,对于危机状态下的信息发布也没有提及,且条例本身的法律地位及约束力远不及成文法。这种缺乏法律法规及机制支撑的危机新闻发言人制度,不仅不能保证信息公开的及时、客观与公正,还可能导致发言人滥用权力,引发公众对政府的信任危机。我国仍然将政府公开视为政府自身的事情,是政府对社会的一种执政承诺,而非公民的基本权利。

(二)危机新闻发言人专业化和职业化不够

危机新闻发言人是危机状态下的政府代言人,是危机管理中的专门角色,素质不高或能力不足的新闻发言人,不利于危机的化解。在我国,政府新闻发言人一般由部门内人士担任,往往是本部门中上层领导干部。这些新闻发言人皆官员出身,对突发危机事件缺乏足够的知识储备,缺乏专业性;他们在进行危机信息发布时,更多站在部门立场而不是信息公开立场,导致其在涉及到敏感问题时采取回避态度或者避重就轻,不是公布事实真相,使信息发布的客观性公正性受到质疑;由于传统“官本位”意识的影响,在处理与公众的关系上,政府依然处于明显的信息强势地位,公众只能被动地接受,在某种程度上是对公众利益的损害。

(三)危机新闻发言人制度的发展与危机管理的发展不同步

不同于定时定点新闻发言人制度,突发事件新闻发言人制度,由于事件的突发性和不可预测性以及严重危害性,而对新闻发言人提出了更高要求和挑战。尽管自“非典”事件以来,一系列的突发事件的处理,使政府总结了许多成功经验,也吸取了许多失败教训。但政府新闻发言人在面对突发事件时依然无法做到足够成熟老练,在危机管理走向成熟的同时,政府新闻发言人却没有同步前行。这既跟政府新闻发言人往往并非突发事件的直接应对者有关,也跟政府对危机新闻发布机制不够重视和完善有关。前者使新闻发言人无法获取第一时间的信息,而只能在事后收集和处理信息;后者是政府将危机应对置于危机公关之上,殊不知危机公关往往较之于危机应对更重要。因为在危机中,人们往往更关注的是政府的态度而不是行动。

四、危机管理视角下新闻发言人制度的完善途径

(一)完善新闻发言人制度的法律法规建设

要加强危机新闻发言人制度的相关立法建设,包括信息自由立法和新闻立法,有必要将《政府信息公开条例》上升到法律的高度,制定《政府信息公开法》,为危机应对中政府新闻发言人公开信息提供法律保障。通过着重明确危机事件中信息公开的范围、公开的程度、公开的具体程序、相关保障以及未公布信息责任者应如何处罚等,来保障危机事件的有效处理。同时,要进一步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如行政程序法、国家赔偿(补偿)法等,借助法律和制度,明确危机状态下各部门的权责。

(二) 强化多样性知识培训,提高新闻发言人的专业水平和应变能力

新闻发言人是政府形象的代表,除了要掌握大量危机信息外,还要了解媒体运作的规律。不仅要站在政府的角度考虑“我要说什么”,还要站在媒体和公众的角度思考“想听什么”,这就需要发言人既要具备扎实的专业知识,又要具备较强的分析能力、判断能力和灵活应变能力,能游刃有余地控制住危机混乱场面;同时,在危机中,发言人经常会遭受质疑、非议乃至谩骂、攻击,因此,良好的心理素质和人格修养对发言人尤为重要,处理好轻与重、缓与急、局部与全局、理性与感性的辩证关系,便成为危机新闻发言人的必备素质。这都需要对新闻发言人进行定期的培训、检查和监督。

考虑到危机应对的特殊性与紧迫性,危机新闻发言人知识的局限性,有必要增设危机新闻发布会的辅助发言人,由各类专家人士进行辅助性地科学解释,促进新闻发言人知识结构的多样化,从而更有效地应对危机事件,使危机信息的发布更客观具有说服力。

(三)拓宽危机信息发布的范围

危机信息的发布是公众和媒体极为关注的,他们需要的是客观的能够还原事实真相的信息。对敷衍和说辞,媒体和公众具备足够的理性和智慧去判断。因此,政府不应该低估公民的政治觉悟和公民意识,应该在稳定大局的前提下,尽可能扩大信息发布的范围,满足公众对危机信息的知情权,并保证信息的客观性与真实性。

随着网络技术的不断发展,传统的通过新闻发布会发布信息的方式,已远远不能满足公众对信息的获取需求。而网络所具有的传播快速性、匿名性、无束缚性使得大多数公众更愿意通过网络途径获取所需的信息。大量的谣言、小道消息以及夹杂个人情绪的言论,也通过网络被不怀好意的人加以利用,扰乱公众的正常判断。因此,政府有必要根据网络发展的特点,重视通过网络即时发布危机信息,遏制谣言的传播。可以通过设立网络新闻发言人,采用微博、论坛、手机短信的方式发布信息,实现信息发布方式的多样化。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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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韩云.突发事件与政府新闻发言人[J].新闻世界,2009,(07).

[11]刘娟.新闻发言人制度在突发事件中的舆论角色[N].新闻前哨,2004,(06).

作者:姜欣欣

新闻发言人制度管理论文 篇2:

网络时代新闻发言人的角色建构与制度调适

摘要:针对中国新闻发言人制度起步较晚,传统媒体时代的新闻发言人制度难以适应网络时代的发展需求問题,对中国新闻发言人制度的发展历程、法律规章、人物角色等进行分析,并同美国、俄罗斯等相关制度进行比较论证。研究认为,网络时代新闻发言人需要具备渊博的国内外知识,具有坚守政策底线、把握整体局面的能力,有代表官方思想、态度的角色意识和娴熟的业务素养,在此基础上能够主动应对网络虚拟社会的需要才能成为网络新闻发言人;坚持与时俱进和以人为本,是新闻发言人角色建构和制度调适需要遵循的行为逻辑与实践品质,网络新闻发言人要做到应时而变,国家层面应出台相关法律法规、注重实用性的实施细则和建立工作协商机制,各级政府应完善信息公开制度,让发言人敢发言有话说,发言人应提升自身业务素养,善于同媒体记者打交道,并探索职业化的新闻发言人发展道路。

关键词:新闻发言人;网络时代;传统媒体;话语体系;网络舆情;职业化

文献标志码:A

[GK-2!-2]

Role construction and system adjustment of press

spokesman in network era

SHEN Zhengfu

(School of Journalism & Communications, Anhui Normal University, Wuhu 241000, Anhui, China)

Key words: press spokesman; network news spokesman; traditional media; discourse system; network public opinion; professionalism

[GK-2!-2]

新闻发言人是新闻发布制度衍生的产物,新闻发言人代表着一级政府部门或组织,是政府部门或组织机构的代言人,通过定期或不定期召开新闻发布会,接受新闻媒体集体提问,在关键时候及时出面就有关事态发声、表态,积极回应社会关切,引导大众舆论。新闻发言人常常被誉为政策的“传声筒”、社会的“稳压器”。从新闻发布者来看,新闻发布是信息掌控部门通过媒体向社会传递关乎国计民生的重要讯息,积极广泛地引导大众舆论的一种姿態和策略性行为;从新闻接受者来看,新闻发布是大众知情权的一种诉求和满足;从新闻传播者来看,新闻发布是新闻媒体实现自身信息传播价值与功能的一种表现形态。新闻发布制度对于社会秩序的稳定、良性机制的运行、舆论氛围的营造等都发挥着到关重要的作用。

传统媒体时代,由于思想观念的束缚,新闻发布制度纯粹从信息控制论的认识视角出发,凭借对信息的绝对占有,在新闻发布会上取决于对自己有利的原则,取决于自己的主观需要,罔顾社会大众对信息的满足与渴求,致使传播通道经常“阻塞”、信息“孤岛”、媒体“缺席”等现象频繁出现。然而,到了新媒体时代,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发展与普及,信息垄断时代一去不复返。此时,政府如果不主动、及时地发布掌握的信息,社会上就会谣言四起,网络上就会到处弥漫各种真假难辨的信息,而且以裂变的速度肆意传播,从而可能让政府处于十分被动与尴尬的境地,有时还会因突发事件的诱因进而酿成难以预料的局面、事端和后果。因此,新媒体时代,新闻发布主体必须根据社会形态和格局的变迁对新闻发布制度重新进行调适与完善,对新闻发言人的角色重新进行评估与建构。

一、中国新闻发言人制度的历时性

考察与功能定位

新闻发言人制度,一般是指“国家机构任命或制定专职(较小的部门为兼职)的新闻发布人员,在一定时间就某一重大事件举行新闻发布会,发布有关新闻或阐述本部门的观点立场,并代表所在部门回答记者提问的一项制度。”[1]新闻发言人制度是个“舶来品”,最早诞生在美国,它是美国政治改革和传媒大众化的产物。一方面国家政治改革进程的推进需要社会大众的理解、支持与参与,传媒大众化是实现这一政治需要的重要渠道;另一方面,媒体需要发挥其社会动员的功能以显示自身价值。因此,两者一拍即合,通过合作实现“双赢”。

纵观美国新闻发展史,我们不难发现美国历任总统对新闻发言人制度的建设均给予高度的重视。1829年时任总统安德鲁·杰克逊最早聘用新闻发言人,1896年威廉·麦金莱总统最早将新闻发言人列入政府公务员系统,1909年霍华德·塔夫脱总统最早定期举行新闻发布会,1932年富蘭克林·罗斯福总统将白宫新闻发言人制度化。至此,美国新闻发言人制度从建立到完善经历了100多年的发展历程[2]。

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中国新闻发言人制度的建立晚了将近一个世纪,经历了从无到有、从稚嫩走向成熟的发展历程。早在民国时期中国就出现了记者招待会,1912年5月18日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内阁总理唐绍仪在北京设立了新闻记者招待会,此后,南京政府相继举行了多场记者招待会,主动向媒体发布当局的政策主张。抗日战争与解放战争期间,中国共产党经常举行新闻发布会,抢占舆论制高点,掌握话语主动权。在国共两党开展谈判期间,为了宣传中国共产党对和谈正面积极的主张,周恩来总理多次主持召开记者招待会。

新中国成立以后,新闻发言人制度虽然一直在执行,但是较少利用新闻发布会的形式对外发布新闻、接受记者提问。直到20世纪80年代,中国新闻发言人制度才开始真正显山露水,逐渐进入人们的视线。1980年9月29日,中国政府就审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这一国内外十分关注的重大议题举行新闻发布会。1982年,中央对外宣传领导小组主持起草了《关于设立新闻发言人制度》的请示报告,次年2月与中宣部一起联合下发《关于实施“设立新闻发言人制度”和加强对外国记者工作的意见》,要求对外交往较多的国务院各部门建立新闻发言人制度,定期或者不定期地对外发布新闻[3]。1983年3月1日,中国外交部新闻司在举行的首次新闻发布会上宣布,外交部今后将定期或者不定期地举行新闻发布会,让新闻发布会成为外宣工作的新常态、新惯例。同年4月23日,中国记协对外宣布中国新闻发言人制度正式建立。有专家认为,真正让新闻发言人制度走进大众生活并为社会广泛接纳和认同的是2003年发生的“非典”事件,“非典”事件虽然是一起典型的、波及全国的、发生在医疗卫生领域的突发性事件,但它又被誉为中国新闻发言人制度发展历程中的一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事件,对中国新闻发言人制度建设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此后,党和政府出台了一系列相关的条例、决定、法律和建议,从国家政策层面进一步强化中国新闻发言人的制度基础。无论是2003年5月11日出台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条例》,2004年9月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亦或是2007年11月1日起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和2008年5月1日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等,都为中国新闻发布工作的法律化、制度化、程序化建设夯实了基础。尤其是在2009年至2010年间,在政府层面建立新闻发言人制度的基础上,党中央审时度势明确提出了“建设党委新闻发言人制度”,并出台《关于建立党委新闻发言人制度的建议》等文件,从而让新闻发言人制度在党政两个层面均得到高度重视和全面落实。

中国有句古话:“一言之辩,重于九鼎至宝;三寸之舌,强于百万雄兵。”新闻发言人制度的建立与完善至少有以下4个方面的作用或功能:

一是保证所发布信息的权威性与可信度,杜绝“小道”消息。权威性是政府得以长期执政的最大资源,可信度是政府取信于民的最大基础,信息的权威性与可信度往往体现在信息的“值”与“量”上。作为政府的代言人,新闻发言人在政策的把握和信息资源的占有上,无疑具有独特的优势,这是其他任何组织或个人都无法比拟的天然条件。尤其是在网络时代,面对各类信息鱼龙混杂、真假难辨的局面,信息的权威性与可信度既是一种稀缺资源,又是社会大众的一种期盼与诉求,往往被视为无价之宝,弥足珍贵。新媒体时代,那些“小道”消息和虚假信息,一方面会模糊甚至歪曲信息事实本身,另一方面也会贬损政府的光辉形象,消解政府长期以来所形成的权威性和公信力。而新闻发言人制度的实施则可以及时有效地阻止和杜绝网络上、坊间容易滋生与流传的各类“小道”消息和虚假信息,进一步夯实政府在老百姓心目中的地位,维护政府依法行政、执政为民的形象。

二是推动政府信息的公开化、透明化,加快政治民主化进程。随着社会的发展和公民民主意识的觉醒,过去政府信息相对封闭的局面已无法满足大众的需要,也无法跟上时代变革的步伐。2007年1月17日通过、于2008年5月1日起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就明确了政府信息的公开范围,强化了政府公开信息的责任,要求政府必须畅通信息的公开渠道,进一步提高政府依法施政的透明度。对于各级政府来说,建立和完善新闻发言人制度就是履行这些职责的一种应对措施。虽然政府信息公开化、透明化的渠道和方式有很多,诸如召开工作会议、编发工作简报等,但是设立新闻发言人、通过新闻媒体发布各类信息的举措,则更有助于推动政府信息的公开化、透明化步伐。政府信息公开化、透明化绝不仅仅是政府被动应对社会大众的訴求而产生的,更是政府主动加强自身建设、完善自身功能,推进政府决策科学化、民主化的一种内在驱动力。对于政府来说,信息公开、透明只是手段,而非目的,新闻发言人制度和新闻媒体也只是实现政府决策科学化、民主化的一种“催化剂”,作为信息传输管道,起着上传下达的作用。

三是保障公众的知情权和监督权,激发大众参政议政的积极性。知情权是每一个公民应当依法享有的一项基本生活权利,是现代政治发展和国家政治传播的基石和保障。建立和完善新闻发言人制度就是保障公民知情权的一种途径。通过新闻发言人制度,政府及时将党和国家的方针政策传递给民众,将政府的运作置于公众的监督之下,保障民众的知情权。民众只有在对政府运作完全知情的情况下,才有可能监督政府,参政议政[4]。新闻发言人既然“权为民所授”,就有责任和义务满足大众的知情权,接受群众的监督。如果说政府信息公开化和透明化、新闻发言人制度的建立是政府层面的主动作为,那么知情权和监督权就属于社会大众对政府的一种精神诉求和行为诉求。政府和社会大众之间的关系表面上看似矛盾,但实质上并不对立,是辩证统一的关系。如果协调好双方的关系,社会便呈现出和谐、稳定的局面;如果处理不好政府未能满足社会大众正当的、合理的诉求,就有可能破坏社会氛围,影响社会稳定与和谐,甚至酿成官民对立情绪,引发突发性公共事件。因此,新闻发言人制度还是调和社会矛盾、化解民间情绪与纠纷的“稳压器”与“压舱石”。社会大众在实现知情权的同时,对政府工作实施有效监督,表明社会大众对政府工作充满信任感,抱有期待感。新闻发言人制度和新闻媒体可以为大众积极参政议政提供前提和可能性,正说明政府和社会大众之间不应当存在区隔,新闻发言人制度和新闻媒体就是要善于拆开横亘在政府和社会大众之间那堵无形的墙,对话与协商应当是落实新闻发言人制度的基石。

四是主动设置议程,引导社会舆论,对社会重大问题及时回应。新闻发言人制度设立的初衷就是改变过去被动应对社会舆论和新闻媒体直面采访的尴尬局面,从“要我说”转向“我要说”。一般来说,事件发生以后往往有一个最佳“窗口期”,如果未能把握好或者错失了这个有效的发布时机,那么社会舆论的发展可能就难以预测甚至不可控制。尤其是在新媒体时代,站在互联网的风口,信息和舆论仿佛插上了一双腾飞的翅膀,随着鼠标轻轻一点,瞬间就可以掠过江湖海洋、传遍全球各个角落。特别是一些突发公共事件发生以后,如果政府对此保持沉默,不及时表态阐明立场和观点,不及时采取有效措施积极干预,那么网络舆论往往会走向偏激或非理性,各种不适宜的质疑声、批评声接踵而至,不一而足,而且舆论一旦形成风潮,就会变得异乎寻常、波涛汹涌、难以阻遏。无论是政府通过新闻发布会主动发布时政信息,还是在突发公共事件发生后的危机管理,主动设置议程都显得尤为重要和必要。政府通过新闻发布会及时予以回应,可以有效引导社会舆论,不仅可以给社会秩序的稳定“加分”,还能够给政府的形象“添彩”。

二、网络时代新闻发言人的角色认知与面临的挑战

新闻发言人是社会发展和信息革命的产物,无论是授权对外发布新聞,还是主动接受媒体记者集体采访,其作用和价值不宜低估。新闻发言人这一社会角色绝不是可有可无的,正如美国白宫发言人马林·菲茨沃特曾经比喻的那样: “好的发言人能使政府和媒体、公众之间的紧张关系像水蒸气一样地被蒸发掉。”[5]因此,作为一名合格的新闻发言人,应具备较强的业务能力和知识素质。

一要有流畅标准的语言、观点鲜明的态度、确定统一的口径。新闻发言人一般是通过口头语言的表述与媒体记者打交道,媒体有时还以现场直播或录播的形式进行报道,所以新闻发言人的语言表达必须流畅,不能出现磕磕绊绊、结结巴巴、词不达意、语无伦次等现象,要想避免这一问题,就必须加强平时的语言素质训练。新闻发言人代表一级政府或部门发布新闻或集体采访,既不是向上级領导作汇报,也不是向下级布置任务,因此对待媒体记者的态度就应当是不卑不亢,正如国务院新闻办原主任赵启正所言:“记者,不是你的朋友,也不是你的敌人;不是你的上级,也不是你的下级;记者,永远是你的挑战者!”新闻发言人要善于与记者之间保持一定的空间距离和心理距离。对外发布新闻要做到统一口径,不能政出多门,意见不一,观点有异,要实现信息归口管理,对外传播一个声音,舆论一致。

二要有渊博的知识,熟悉国内外情况,懂得交往礼仪规范。中宣部部长刘奇葆曾对新闻发言人提出过五项要求:“讲政治、懂政策、知情况、会说话、敢担当。”[6]由于新闻发布涉及的行业或领域非常广泛,政治、经济、军事、科教、文化、卫生、公检法等几乎无所不包,任何行业或领域都有可能发生有价值的新闻或突发性事件,因此,承担新闻发布任务的新闻发言人必须事先熟悉和掌握相关行业或领域的知识,不能在新闻发布会上说外行话,更不能以不了解、不懂、不熟悉作为挡箭牌和借口。新闻发言人虽然不能做到对社会上各行各业的知识都十分精通,但至少应比常人拥有更为渊博的知识,在平时,新闻发言人要做一个善于学习的人,少做“临时抱佛脚”的工作,必要时也可以进行“充电”、临时恶补,以便应对一些突发性事件的新闻发布工作。尤其是国家各部委的新闻发言人,必须要熟悉国内外情况,才能从容面对国内外媒体记者的采访和提问。在与国内外媒体记者交往的过程中,还要善于懂得所在国或地区的礼仪规范,尊重记者,善待媒体。

三要把握整体局面,坚守政策底线。新闻发言人既然是代表一级政府或部门发布新闻,他的视野就应当比较广阔,对本领域或本行业的情况了如指掌,能够站在全局的高度把握问题的实质,具备较强的驾驭局面的能力,且在回答问题和分析问题时能够达到高屋建瓴的水准。中国的新闻发言人一般都是由单位的正职或副职出任,他们本身就是处于决策层,拥有决策的能力和机会,所以对宏观局面的把握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当然,拥有一定权力的新闻发言人也不具有自由裁量权,更不是毫无约束的自由人和自然人,他们只是政府的代言人,在政策法规的发布和解读上必须遵守政治规矩和行业规范,不能突破政策底线,不能随心所欲、为所欲为,不能僭越政府,把个人意志凌驾在组织之上,不能以个人的观点代替或充当组织的观点。新闻发言人既要能触摸到政策的“天花板”,又要注意把握政策的底线,恪守新闻发布原则和议事规则,防止陷入个别媒体故意设置的陷阱。

四要有角色意识,表达的应当是官方的思想、观点和态度,尽量淡化“个人”的风格。国务院新闻办原主任赵启正曾经说过:“新闻发言人不是自然人,他应该是一个制度人。因为在他的背后,有一套制度作为支撑。”新闻发言人虽然是以自然人的形象出现在新闻发布会的现场,但他其时已不是一个自然人,而是以一级组织或部门的身份出面发言,因此他所阐述的往往是官方的立场、观点和看法,个人观点、意见、态度是不宜在这种场合流露和呈现,新闻发言人的背后有一系列的制度作支撑,从某种程度上看,他应当是“制度人”。新闻发言人这种“两面人”的角色要求他在发布新闻时必须淡化“个人”的色彩,强化“制度”特色,否则就会影响新闻发布的效果。一般来说,个性比较张扬、喜怒哀乐情绪化较为明显的人,不适合担任新闻发言人。因此,有人说新闻发言人岗位对于个性鲜明的人而言就是一个高危的职业,如果个性太突出,不按规矩和套路“出牌”,不按官方和制度的立场、观点和看法回答媒体记者的提问,将遭受网民和媒体的尖锐批评,从而成为新闻发言人制度的“边缘人”和“牺牲品”。

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快速发展和智能移动终端的逐渐普及,网络已经发展成为网民和媒体获取信息、表达诉求的新通道,网络舆情成为“社会舆论皮肤”的一种新的呈现方式。新媒体时代,个个都有麦克风,人人都是新闻发言人。从发言机会的角度来看,传统新闻发言人的比较优势有所削弱,网络平台在信息发布上的“机会均等性”对新闻发言人的考验更大了。在互联网背景下,网络新闻发言人作为新生事物,从呼之欲出到粉墨登场,逐渐发展成为一种新的信息传播和交换的平台,极大地满足了新媒体时代网民的需要。与传统新闻发言人相比,网络新闻发言人减少了媒体记者当面提问的中间环节,直接面对网民,互动性更强。于是,一大批网络新闻发言人纷纷从台前走向幕后,从庙堂之高走向街头巷陌,与民间“草根”同屏切磋,平起平坐,回归真实,坦诚相见,成为新闻发言人“族群”的一大社会新景观。

网络新闻发言人是传统新闻发言人在网络虚拟社会的拓展和延伸。国务院新闻办主任蒋建国对新闻发言人提出过四项要求:“心中有底气、善于设议题、把握时度效、会用全媒体”。他认为,“全媒体对于新闻发布工作,是挑战更是机遇。挑战在于,在舆论多元的环境中,做好新闻发布工作的要求更高、难度更大;机遇在于,传播的平台和途径更加多样,发布的信息能够传播得更广更远。”[7]新媒体关系“平等化”“沟通双向性”的特点,要求网络新闻发言人不仅要把自己定位为一个“制度人”,还得把自己定位为一个普通“网民”,和网民开展平等的对话与互动。网络时代,数量庞大的网民有可能是新闻的当事人,也可能是新闻的旁观者、知情人,只要社会上有什么风吹草动或异常现象,他们都会凭借天时地利人和的优势闻风而动,记录、拍照、做视频,实现“先知先觉”,相对于无数的公民记者或公民新闻发言人组成的庞大群体,政府新闻发言人往往是“一个人在战斗”或“一群人在战斗”,而新闻发言人未必能比这些“草根”新闻发言人更了解社会上发生的真实情况和事实的真相。

可以说,在新媒体的运行机制中,各方博弈逐渐加剧,社会公共空间持续扩大,信息权威不断消解,网络新闻发言人将面临更高的期许、担当更大的责任、承受更多的压力[8]。这就是新闻发言人在新媒体时代所面临的挑战,如果化被动为主动,亦可以把这种挑战转化为一种机遇,从而开辟一番新的天地。

三、网络时代中国新闻发言人角色

建构与制度调适的路径

美国社会心理学家H· 布鲁默等在对比现实群体和网络群体时指出,“现实群体是行动群体,主要以行动寻求解决问题的路径,而网络群体类似于表意群体,以话语或意见建构集体认同感,重在利益的诉求与情感的表達”[9]。基于此,网络时代新闻发言人制度在建设中必须做到因时而变、因势而为、与时俱进,无论是制度调适还是角色建构都应有所创新,有所变革。

第一,出台配套法律法规,完善制度建设,让新闻发言人履职尽责有法可依。法律法规是一个职业得以发展和不断走向完善的制度保障。由于中国新闻发言人制度在专门的法律法规层面尚存在空白和不规范之处,新闻发言人在履行自己职责时难免会遇到一些障碍和瓶颈。因此,一要填补新闻发言人制度领域相关法律法规的空白,配套出台《新闻发言人工作条例》或《新闻发言人行为准则》,让新闻发言人在语言使用、行为规范上有所依托、有所保障,最大限度地减少工作的盲目性和对以往经验的过分依赖性,强化新闻发言的科学性和合法性。二要制定必要的实施细则和操作规程,增强新闻发布工作的实用性、针对性和可操作性。新闻发言人既要善于汲取西方发达国家关于新闻发言人工作的成功经验,也要结合中国的国情,尊重中国社会的风俗习惯,无论是主动发布新闻还是回答记

者提问,都要力求做到量体裁衣,把大众的关注点放在首位,学会换位思考。三要建立新闻发布的信息沟通、共享与工作协商机制,解决制约新闻发布工作的一些结构性障碍和问题,充分授权给新闻发言人,避免因授权不够而出现信息传达不畅的情况,建立部门联动沟通和协调机制,避免因沟通不力而导致新闻发布工作成为“木桶原理”中的那块短板[10]。只有制度和措施得到保障,新聞发言人依法履职才能真正落到实处。

第二,进一步加强政府信息公开,增强信息的透明度,让新闻发言人敢发言。《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已从制度上要求政府必须主动公开信息,因刻意隐瞒信息,而造成政府工作被动,影响社会秩序的行为将被依法问责,尤其是在公众特别关注的突发公共事件发生时,信息不仅要在第一时间发布,而且发布要准确、全面,不能故意拖延和遮蔽事实真相。在网络十分发达的今天,网络舆情会很快发酵并蔓延,政府新闻发布工作不要被网络“牵着鼻子走”,要善于变被动为主动,既不要在关键时刻不出声、不表态,更不要说假话,或者在没有弄清楚事件之前就仓促下结论,随意给突发事件定性,要给事件处理留有适当的空间和回旋的余地。在与媒体打交道过程中,不要刻意回避媒体,或者与媒体“打太极”“玩躲猫猫游戏”,而要善待媒体和新闻记者,主动向他们提供最新信息,积极引导社会舆论。政府及其部门既要依法依规授权给新闻发言人,又要在第一时间把第一手信息提供给新闻发言人,改变新闻发言人不敢说、无话说的被动和尴尬局面。

第三,处理并满足政府和社会大众对新闻发言人的不同诉求。政府和社会大众在工作语境和思考问题的方式上往往存在差异,致使双方在对待和处理问题时具有不同的诉求。特别是在重大突发事件面前,政府的工作语境往往是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尽快平息舆论的风波,迅速恢复社会秩序。而此时的社会大众则要求新闻发言人必须原原本本地发布,直面坊间疑问,追究相关人的责任。那么,如何协调两者之间的关系,寻求并实现政府部门和社会公众之间不同诉求的平衡,填平这两者之间的天然鸿沟,最终达成高度共识,是新闻发言人需要积极面对和解决的现实问题。正确的做法是,新闻发言人逐渐抛却“唯上是从”的制度安排和“以官为本”的价值取向,代之以和谐的社会关系建构和“以人为本”的工作取向,在语言的使用上要善于运用协商化、中庸化、客观化和公开化的话语方式,构建一套新媒体语境下的话语体系[11]。只有兼顾政府和社会大众共同的利益关切,满足彼此的不同诉求,才能让新闻发言人制度既立足当下又关照未来,既“顶天”又“立地”,做到上通下联,发挥其在政府和社会大众之间的桥梁和纽带作用。

第四,新闻发言人要善于同新闻媒体打交道,与新闻记者交朋友。新闻发布会主要是面对媒体记者,新闻发言人主要是与媒体记者打交道,要么主动发布新闻,要么回答记者的现场提问,主客关系非常明显。在新闻发布会上,新闻发言人对于新闻记者要坦诚相待,平等对待,既不要居高临下,动辄采用严厉、训斥的口吻对待提问的记者,更不能把记者视为“假想敌”,防范记者,欺骗媒体。能回答记者的问题要尽量回答,实在不方便回答的也要礼貌地、巧妙地予以应对,化解尴尬,求得媒体的理解和宽容。在新媒体时代,当网络新闻发言人成为一项制度安排和现实迫切需要的時候,还需要进一步健全完善网上网下新闻发言人制度,推进线下发布与线上发布相结合。如果说新闻发布会所面对的是现实语境下的媒体及其记者,那么网络新闻发言人所面对更多的可能是虚拟语境下众多没有记者证的网民,相对于职业记者,普通网民可能没有更多的言语顾虑,也可能会不再顾忌新闻发言人的情面,因此他们的提问可能挑战性更大、情绪化更浓。正如复旦大学新闻学院孟建所言:“新媒体环境下的新闻发布工作需要全方位、立体化、多层次地调动一切方法与媒体沟通、与公众沟通。”[12]无论是线上还是线下,新闻发言人都要善于同他们打交道,与他们做朋友,尊重、理解和宽容他们的言行。

第五,加强业务培训,提升媒介素养,探索新闻发言人职业化道路。有研究表明,西方发达国家的新闻发言人不仅具备跨学科、多专业的知识,而且需要拥有在新闻媒体工作的背景与经历,既熟悉多行业、多领域的业务,又掌握新闻媒体的运作规律。在欧美一些国家,新闻发言人甚至是一个专业化程度非常高的职业。据统计,美国从20世纪50年代(艾森豪威尔执政期)开始,白宫历届新闻发言人当中有85%是新闻记者出身或者在媒体工作过,而近30年来的这一比例几乎是100%。在选任标准中,政府注重记者出身的新闻发言人在传媒界积累的丰富人脉和经验[13]。近些年来,俄罗斯一些高校还专门开设了新闻发言人本科专业,从职业化的要求出发对新闻发言人后备人才进行培养和储备,让新闻发言人逐步走向职业化建设的道路。目前,中国各级政府部门尚没有新闻发言人的专门职位,大多数新闻发言人都是由部门中层以上负责人兼任,而且大多缺乏实际的媒体工作经验,因此在新闻发布工作中难以与媒体形成积极有效的互动,甚至不能很好地适应网络、微博、微信等新媒体的快速发展。因此,从长远来看,中国亦应构建起有中国特色的新闻发言人培养体系,可以仿效俄罗斯,以高校为依托,选择并培养一批职业新闻发言人,逐步建立起一支具有高素质的、有中国特色的职业新闻发言人队伍。不仅如此,新媒体时代尤其要加强现有兼职新闻发言人的媒介素养教育与培训[14]。通过职业化培训和专业化教育,让新闻发言人进一步熟悉新闻发布工作的“规定性动作”,逐步实现新闻发言人专业上岗、持证上岗,把那些所谓的外行人排斥在新闻发言人的大门之外。这样既可以让中国新闻发言人制度建设逐步与世界接轨,又可以进一步增强中国新闻发言人的业务素质、媒介素养和新闻执政能力,进而提高中国对内对外发布新闻的水平与质量,有效提升国家形象,打造文化软实力。

四、结语

传统媒体时代的新闻发言人制度显然难以适应新媒体时代发展的需求,制度改革与创新是走出现实困境和设计窠臼的必由之路。无论是从知识更新层面还是从互动交流层面来看,新闻发言人固有的信息传播模式也必须得到改变,尤其是必须适应网络新媒体情境下网民对信息发布的新诉求。无论是新闻发言人的制度调适,还是新闻发言人的角色建构,既不能照搬照抄,食洋不化,妄自菲薄,也不能故步自封,妄自尊大;既要善于学习西方发达国家新闻发言人制度的先进经验,又要契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制度本体,结合中国的国情与社会現实图景。坚持与时俱进和以人为本,这应当成为新闻发言人角色建构和制度调适的根本遵循、行为逻辑与实践品质。成熟、完善的新闻发布活动和新闻发布制度,不仅能促进新闻信息的发布和传播工作,还将有力地推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迈向现代化建设的远大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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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臧文茜.俄罗斯新闻发言人制度及启示[J].青年记者,2016(6):9798.

作者:沈正赋

新闻发言人制度管理论文 篇3:

论建立党委新闻发言人制度

摘要:建立党委新闻发言人制度是党的十七届四中全会提出的新思想,其启发点是已经初步建立的政府新闻发言人制度。党委新闻发言人制度是保障党委新闻发言人正确代表党委发布新闻的制度形态,具有许多独有的特征。建立党委新闻发言人制度是推进党务公开的新举措,是提升党务公开质量水平的新手段一抓好党委新闻发言人制度的建立,现阶段的工作重点是:从辐射对象、发布内容、程序步骤、宣传纪律等方面组合其运行要素。

关键词:十七届四中全会;党委新闻发言人制度;政府发言人制度;党务公开

文献标识码:A

党的十七届四中全会指出:保障党员主体地位和民主权利,其中一项重要工作就是要“建立党委新闻发言人制度。”这就第一次将“党委新闻发言人制度”作为一个全新的概念和全新的制度郑重地提出来了。那么,党委新闻发言人制度是怎么提出来的?它的内涵与特征是什么?它的立论逻辑何在?它是怎样运行的呢?这些都是本文要着力探讨的问题。

一、探索建立党委新闻发言人制度的过程

如果追根溯源的话,提出建立党委新闻发言人制度是从政府新闻发言人制度的运行中受到启发,并借鉴政府新闻发言人制度运作经验的结果。

众所周知,新闻发言人和新闻发言人制度起源于西方社会,是西方民主政治、政党政治运作中致力于提升媒体作用和舆论监督水平的产物。我国的新闻发言人制度起步较晚,是改革开放以后才出现的。我国最早设立的新闻发言人,是在政府层面,是推行政务公开的产物。所以,我国的新闻发言人制度首先是规范政府新闻发言人的制度。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制定了改革开放政策,坚定不移地推进改革开放进程,加大了与世界各国的广泛联系,与此相适应,外部世界也迫切希望更多地了解中国,把握中国的政策导向。如此一来,在这种情况下,出于更好地公开政务信息和开展对外宣传的需要,我国开始设立政府新闻发言人、建立政府新闻发言人制度。1983年4月23日我国的记者协会第一次向中外记者全面介绍了国务院各个部委和各个人民团体的新闻发言人,正式宣布了新闻发言人制度的建立。之后,随着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推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逐步建立完善、我国民主政治的快速推进、信息透明公开化的社会呼声不断高涨,人大机关、政协机关、司法机关的新闻发言人制度也建立起来。不仅是在中央层面,而且各级地方政府、人大、政协、司法机关的新闻发言人制度也开始探索建立起来。

我国的新闻发言人制度建立26年来,充分发挥了宣传事实真相、满足民众知情权、引领社会舆论发展、塑造政府形象的功能,推进了我国的对外开放、提升了我国的政治民主化水平。目前,我国的新闻发言人制度已经从建立初期的单纯为满足对外宣传需要、为新闻界服务、向国外宣传中国、与外国加强信息互通的最初目的,逐步转到为全方位内外宣传服务、建设公开透明政府、培育多才能政府官员、密切与人民群众联系的综合复杂性轨道。更重要的是,在长期的实践推进过程中,新闻发言人和新闻发言人制度越来越为人民群众所认知、所熟悉,甚至所推崇。

尽管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新闻发言人制度仍然存在着一个明显的缺陷,那就是党委新闻发言人制度建设的缺失,这种状况长期没有引起关注,但随着“我们党历经革命、建设和改革,已经从领导人民为夺取全国政权而奋斗的党,成为领导人民掌握全国政权并长期执政的党;已经从受到外部封锁和实行计划经济条件下领导国家建设的党,成为对外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领导国家建设的党”的历史方位转变的完成,缺乏党委新闻发言人制度的状况越来越与我们这样一个负责任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的运作不相适应。为了进一步提高党的执政水平与领导水平,建立党委新闻发言人制度,由党委出面对公众感兴趣的关于党的建设、党的领导和党的执政中的重大问题说明真相、澄清事实、给民众一个满意的解释,已经成为公众的普遍呼声。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党开始酝酿设立党委新闻发言人、建立党委新闻发言人制度。《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试行)》较早触及这一问题,指出:“中央委员会作出的决议、决定和中央政治局会议的内容,根据需要以适当方式在一定范围通报或向全党通报。地方各级党的委员会全体会议作出的决议、决定,一般应当向下属党组织和党员通报,根据实际情况,以适当方式向社会公开。地方各级党委常委会会议的内容和本地区的重要情况,根据需要以适当方式在一定范围通报或向本地区的党组织和党员通报”。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进一步强调:“要认真贯彻党员权利保障条例,建立和完善党内情况通报制度。”在此基础上,2009年9月党的十七届四中全会第一次明确提出要建立党委新闻发言人制度。

提出建立党委新闻发言人制度,预示着今后一段时间我国新闻发言人制度建设的重点将由政权层面转向执政党层面。这一转变必将弥补我国新闻发言人制度的现有缺陷,将包括执政党在内的我国各个层面、各个领域的新闻发言人制度都完全充分地整合起来,推动我国新闻发言人制度体系的完善。

二、党委新闻发言人制度的内涵与特征

(一)党委新闻发言人制度的概念内涵。要搞清党委新闻发言人制度的基本内涵,首先要界定好新闻发言人、新闻发言人制度的概念。

1.新闻发言人。刘建明主编的《宣传舆论学大辞典》在综合一些学者的思想后认为,所谓新闻发言人就是指:“国家、政党、社会团体任命或指定的专职(比较小的部门为兼职)新闻发布人员,其职位一般是该部门中层以上的负责人。新闻发言人的职责是在一定时间内就某一重大事件或时局的问题,举行新闻发布会,或约见个别记者,发布有关新闻或阐述本部门的观点立场,并代表有关部门回答记者的提问。”根据这一观点,笔者对“新闻发言人”的定义是这样的:新闻发言人是指各种政治组织、经济组织、文化组织、社会组织设立的专门负责发布本组织运作中的新闻事件、重大问题、民众关注焦点等方面事实真相的特定新闻发布人员,他们通常通过召开新闻发布会、约见记者、接受并回答记者提问等方式代表本组织公开党务信息和新闻事件,并明确阐明本组织对新闻事件所持有的态度。

2.新闻发言人制度。所谓新闻发言人制度主要是为保障新闻发言人正确行使新闻发布权、事实公开权,规范新闻发言人的新闻发布行为、新闻发布纪律、新闻发布内容与形式等而创设的一整套程序与制度体系。从本质上讲,新闻发言人制度是一种公共政治传播手段,它兼具政治性与公共性两大基本特征。它不仅能够起到对民众进行告知的功能,还承担着澄清事实、维护稳定、塑造形象的功能,是执政党及政府控制舆论传播的手段,也是执政党及政府实现与媒体、与公众联系沟通的重要方式。

3.党委新闻发言人制度。党委新闻发言人制度无非是新闻发言人制度的党内表现形式。具体是指

党委及其工作部门将发生于各级党内的重大事件‘、党的重大决策与人事安排、领导干部的腐败及其他违纪行为、党员群众普遍关心的重大问题等事实情况,通过专门设立的党委新闻发言人及时向党内、社会与媒体发布,以匡正社会视听、保障党员与社会公众知情权、引导民众自觉监督各级党的领导执政活动的一种致力于推进党务公开的制度形式,是规范党委新闻发言人言行、保障党委新闻发布活动顺利展开的制度规范与程序规则的总称。

(二)党委新闻发言制度的基本特征。从概念内涵和运作实践看,党委新闻发言人制度作为一种全新的制度形态,必须具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基本特征。

1.讲党性。如果要问“姓氏”的话,无论哪一级党委新闻发言人都姓“党”,都是在代表党来说话,所以党委新闻发言人制度第一位的特征就是讲党性。所谓党性就是指党的本质属性,包括党自身的内在规定性和外在形象性,它是党的性质、地位、宗旨、功能和任务的集中体现,是党的阶级性、先进性、人民性和时代性的有机统一,是党员意识和党的意识的高度凝结和充分释放。对党委新闻发言人来说,要有坚定的党性就要自觉做到新闻发言在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与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保持高度一致,与党的重大决策决议、重要事项人事安排保持高度一致,不发表任何违背党性原则的新闻言论和政治评论。

2.真实性。新闻发言的目的是要向社会和媒体公布事实真相,所以,新闻发言人在发布新闻时一定要坚持“以事实为根据”,保证所发布的信息、所公开的材料都是真实的,都是符合客观实际、反映客观事物原貌的真实情况,能够全面、深入、原本地反映新闻事件的现象与本质。如果在新闻发言中曲解客观事实,故意掩盖事实真相,往往会使新闻发言漏洞百出、混淆视听、欲盖弥彰。这样一来,对维护党委权威、树立党委形象、提升党委公信度都是一个巨大的伤害,甚至还要为此付出不小的代价。

3.针对性。一次新闻发布会所发布的新闻事项不能太多,否则容易出现多中心、多主题的混乱情况,也不容易与民众在某一特定时期的特定兴奋点产生共鸣。从政府新闻发言人制度的运作来看,新闻发布会往往是针对某一个事件来展开的,而且把这一事件说得透彻清晰。所以,党委新闻发布会通常也应该针对某一个或某几个社会民众、媒体舆论感兴趣的新闻事件而召开,将新闻事件的来龙去脉向大家解释清楚,充分展示其针对性特征。

4.及时性。新闻事件出来以后,不能长时间的捂盖,否则就会出现两种后果:一是捂得时间长了就“变馊”了,新闻也就不叫新闻了,社会公众也就会逐渐将其淡忘。二是真相长期掩盖,民众的知情权保证不了,正规渠道解决不了的问题就会在非正规渠道形成各种猜测,滋生小道消息、造成以讹传讹。因此,党委新闻发言人制度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及时性,要在民众最迫切、最渴望知道真相的时候告诉大家事实究竟是怎么回事,以做到“政唯求于民便,事皆可与人言”。

5.连续性。对于持续性发生的新闻事件,还应该做到新闻发布的连续性。例如:2003年春“非典”在全国蔓延,政府部门关于此疫情的新闻发布坚持做到了每天一次的连续性跟踪。2008年汶川大地震爆发,国务院和四川省政府也对人员伤亡、财产损失、抗震救灾等方面的情况进行了连续性的新闻发布。党委新闻发布也不例外,应该根据事情或事态发展的不同阶段及呈现出的不同阶段性特点,作连续性的新闻发布,以使民众和媒体深入了解事态的发展,掌控事态的基本走向。比如:当前,党委新闻发言人可以对持续开展的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情况进行连续性的新闻发布,以使党员和人民群众及时了解活动开展情况及取得的阶段性成果。所以,新闻发言人制度的连续性特征也是很明显的。

6.导向性。党委新闻发布的目的是告诉党员和人民群众事实真相,将他们的思想统一引导到中央和各级党委要求的轨道上来,使他们更加自觉地在大是大非、大政方针问题上同党站在一起,与党心连心、同呼吸、共命运。所以,党委新闻发言不单单是为了传播一个新闻事件,而且还要承担着强大的舆论导向、认知导向、民心导向功能。当民众面对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的困境不知道何去何从的时候,一次全面的新闻发布也许能够在很大程度上使民众知道接下来该干什么、应该怎么干。

在传播学意义上说,新闻发言人制度实际上是通过“议程”的设置来控制引导舆论、为公众认知导航的。议程设置理论是20世纪70年代发端于美国的大众传播效果假说。其要义是:媒体在某一时期对某一问题的关注程度会影响公众的关注程度,媒体关注问题的轻重缓急会直接影响公众在兴奋点的排列组合。建立党委新闻发言人制度,实际上意味着要把新闻舆论控制的主动权掌控在党的手中,以实现党影响“媒体议程”、引导媒体舆论,媒体舆论影响“公众议程”、引导公众认知,最终达到党控制“政策议程”、决定政策走向以及党通过媒体引领团结凝聚人民群众、密切党群关系的目的。

7.主动性。党委新闻发布是党委主动进行的活动,一定要具有主动性、掌握主动权,避免被公众和媒体牵着鼻子走,陷入被动局面。这就预示着,建立党委新闻发言人制度,开展党委新闻发布活动的过程中一定要有积极主动的姿态,对党内的热点问题不搞回避搪塞、对记者的发问不搞推诿不知、对敏感事件不搞无可奉告,始终牢牢控制党委新闻发布会上的主导权。

三、建立党委新闻发言人制度的立论逻

从立论的逻辑上看:(1)民主政治发展已经成为一种世界潮流和民众需求,必须重视发展民主政治,否则只能是死路一条。(2)在我国,发展民主政治,应先发展党内民主,因为党内民主是人民民主的推动和引导力量。(3)发展党内民主必须首先做到尊重党员主体地位,因为党员主体地位是党内民主的中流砥柱。(4)尊重党员主体地位的实质与核心是要实现党员当家作主,党员当家作主要凭借所享有的民主权利,因此必须注重保障党员的民主权利。(5)由于党员民主权利中最基本的是知情权,保障党员民主权利第一位的是保障其知情权。(6)从实践探索来看,保障党员知情权需要采取的积极有效举措是实行党务公开。(7)建立党委新闻发言人制度是推行党务公开的重要途径和手段。下面对党委新闻发言人制度的这一立论逻辑作一具体阐释。

鉴于党员主体地位是党内民主的中流砥柱,研究党员主体地位必须首先搞清党内民主的内涵。由于党内民主属于民主的一种,因此又必须从界定民主的内涵人手。“民主”一词很早就出现于中西文化中,但古代中西文化中“民主”概念的含义是截然不同的。中国古代认为“民主”的基本含义是“民之主”,即“人民的主人、人民的首领”。而在西方,英文中的“民主”(democracy)一词来源于古希腊文δημοκρατια是由δημοs和κρατια两个字组合而成,δημοs是指“人民”,κρατια是指“统治”。因此,在西方“民主”一词的字面含义便是指“人民的权

力”、“人民的统治”,引申开来就是指“人民当家作主”的意思。希罗多德在《历史》中强调,民主的特点在于政事要“取决于民众”;修昔底德在《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中认为:“我们的制度之所以称之为民主政治,因为政权是在全体公民手中,而不是在少数人手中”;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更是强调民主制即指“多数人的执政”。近代以来,西方学者洛克、卢梭又进一步指出,民主是按照人民的意志进行的政治统治。可见,中西方是在完全不同的意义上使用“民主”一词。不过,近代以来,西方的民主观逐渐渗入我国的思想文化和政治领域,从而取代了我们对民主的传统解释,代之于“人民当家作主”的阐释。因此,我们现在也是在“人民当家作主”的意义上来使用民主这一概念的。由民主推及到党内民主,可以认定:党内民主无非就是要在党内实现“党员当家作主”。

发展党内民主、实现党员当家作主,就内在地要求必须使党员真正成为党的主体而非工具,切实尊重党员主体地位,反之亦然。胡锦涛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指出:发展党内民主,必须“尊重党员主体地位,保障党员民主权利,推进党务公开,营造党内民主讨论环境。”这就第一次将“党员主体地位”作为发展党内民主的基础工程明确地提出来。那么,什么是党员主体地位呢?这个问题目前学界的认识虽然有一些分歧,但基本上都认同以下要点:党员主体地位是指党员成为党的组织细胞和运作主体,党员在党内政治生活中发挥基础性、主导性作用,党员能够直接或间接参与决定和管理党内事务,党员是党的主人,党员在党内真正当家作主。这样看来,党员主体地位的实质涉及党员当家作主问题,尊重党员主体地位实际上就是要尊重党员当家作主、就是要领导支持党员当家作主。

党员当家作主的实现需要凭借的方式与途径就是党员民主权利的落实,没有党员民主权利的落实也就没有党内民主,也就谈不上对党员主体地位的尊重。达尔指出:“权利是民主政治制度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因此,民主体制内在地就是权利体制。权利是民主统治过程最为关键的建筑材料。”所以,尊重党员主体地位,实现党员当家作主就必须切实保障党员当家作主的民主权利。党员当家作主的民主权利在党章和《中国共产党党员权利保障条例》中有明确规定,它们总体上可以归类为四大基本民主权利:知情权、参与权、选举权与被选举权、监督权。2009年6月29日在中央政治局专门就积极推进党内民主建设问题进行研究的第十四次集体学习会上,胡锦涛对此明确指出:“推进党内民主建设,最根本的是要认真落实党章及党员权利保障条例等党内规章赋予党员的知情权、参与权、选举权、监督权等民主权利,使党员在党内生活中真正发挥主体作用。”需要指出的是:党员的四大基本民主权利不是长短一致的,而是有侧重点的。这其中,最为基础性、根本性的是党员的知情权。因此,尊重党员主体地位、实现党员当家作主,必须落实党员的各项民主权利、重点是落实党员的知情权。

为了防止出现侵犯或破坏党员民主权利的行为,我们必须对党员的民主权利予以保护,这就涉及党员权利保障问题。由于知情权是最基础性的权利,所以保障党员民主权利必须首先保障其知情权。因为如果党员群众的知情权得不到保障,其参与权就无法得到落实,就谈不上按照自己的真实意图参加提名推荐、投票选举,其选举权与被选举权就实现的不充分;就谈不上提出正确合理的意见建议、批评质询,其监督权也就流于形式。按照’《中国共产党党员权利保障》的基本精神,为保障党员的知情权,必须明确以下保障措施:党组织应当按照规定召开有关会议,并创造条件保障党员参加其有权参加的各种会议,会议的组织、召集者要将会议的召开时间、议题等适时通知应到会党员;党组织应当为党员提供阅读党内有关文件的必要条件;党组织应当采取多种形式有计划地对党员进行教育和培训;党的重要会议召开后,党组织要按照规定将会议内容和精神向党员传达、通报,党组织作出的决议、决定也要按照规定及时向党员通报等。这些保障措施都涉及一个中心问题一实行党务公开。

党务公开就是指党组织在不违背党的保密纪律的前提下,将党的建设情况、工作开展情况、领导执政情况,通过合适的形式和手段,即时或适时地向一定范围的党员群众公布并接受监督的党内民主机制。之所以强调要实行党务公开,从原理上讲主要是因为民主与公开是紧密相连的,民主意味着公开、公开从来就是民主的实现条件。列宁指出:“民主要包含两个必要条件:第一,完全的公开性。第二,一切职务经过选举。没有公开性来谈民主制度是很可笑的。”所以,要发展党内民主、保障党员的知情权,就必须坚决实行党务公开。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明确提出,要“逐步推进党务公开,增强党组织工作的透明度,使党员更好地了解和参与党内事务。”这是第一次在党的正式文件中提出党务公开的概念。十六届六中全会强调要“积极推进党务公开”,十七大报告则继续“推进党务公开。”十七大党章对此专门指出:“党的各级组织要按规定实行党务公开,使党员对党内事务有更多的了解和参与。”党的十七届四中全会强调:必须进一步,“推进党务公开,健全党内情况通报制度,及时公布党内信息,畅通党内信息上下互通渠道。”

当前,在推进党务公开过程中出现了一系列新问题,如“该出手时不出手”——该公开的不公开的问题,“只见蛇头不见蛇尾”——前期公开后期不公开的问题,“犹抱琵琶半遮面”——公开时遮遮掩掩的问题,“报喜不报忧”——公开成绩不公开问题的问题,“跟着感觉走”——公开不公开取决于个人偏好的问题,等等。出现这些问题的根本原因不是我们没有党务公开,而是党务公开制度化水平较低,没有以完备的制度保障党务公开的规范化开展。由于制度问题是带有根本性、全局性、长期性、稳定性的问题,我们要着力解决党务公开中存在的问题、提升党务公开质量,就必须从制度上寻找出路,着力研究如何建立健全和大胆创新党务公开制度的问题,以使党务公开始终保持在常态化、规范化、制度化的轨道上运行。而建立健全党务公开制度,党委在关键时刻对重大新闻事件进行必要的新闻发布无疑是一种生动鲜活、喜闻乐见、富有权威性的好形式。因此,建立党委新闻发言人制度,是开展党务公开的需要,是党务公开的一种制度化表现形式,是推进党务公开的高层次手段。

可见,正是大力发展党内民主、保障党员群众知情权、大力推进党务公开多层逻辑关系与现实需求,催生了党委新闻发言人制度的建立。

四、党委新闻发言人制度的运行要素

(一)明确党委新闻发布的辐射对象。关于党委新闻发布的对象范围可以从狭义和广义两个方面来理解。从狭义上看,党委新闻发布主要是就党内问题在党内公开,是党委将党的建设情况、开展工作情况、重大决策与执行情况向全体党员群众公开,以保障广大党员群众知情权的过程。从广义上看,由于我们党是中国的领导党和执政党,党委新闻发布

不仅要包括将党内事务向党员公开,还应该包括将党的领导和执政中的重要事务向社会民众公开、向国内外媒体公开。因此,党委新闻发布就有了两个基本的维度:组织维度和社会维度。党委新闻发布的组织维度关注的是党组织与党员个人的关系,意在保障普通党员对党内事务的知情权;党委新闻发布的社会维度关注的是执政党与人民群众的关系,意在保障人民群众对执政党活动的知情权。至于党委新闻发布什么时候应该被限定在组织维度的范畴内,什么时候要同时扩展到社会维度的范畴内,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不可整齐划一。不过,在通常情况下,由于新闻事件是民众和媒体普遍关注的,所以党委新闻发布的对象范围应该是广义的,要尽可能向一切党员、一切群众、一切媒体公开事件真相。

(二)界定党委新闻发布的主要内容。界定党委新闻发言人要发布的主要内容必须把握一个原则:即要围绕党委工作领域展开,除需要保密的事务以外,都需要在一定范围内进行公开。根据这一原则,党委新闻发布的主要内容应该涵盖党内出现的突发性事件、重要的新闻事件、党员群众关注的热点与焦点问题。党委全局和中心工作安排部署,重大决策、决定和决议,涉及各级党组织长远发展的规划。党的代表大会、党的委员会全体会议、常委会会议、纪委会会议、党的干部会议等重大会议召开情况及研究解决的重大问题。重要干部的提名、推荐、选拔、公示、任用情况,年终或任前对干部的考核考察、情况。党员党费的交纳和使用情况。党内奖优罚劣的情况,特别是对不合格党员的处置情况。党组织的制度建设情况,特别是出台新制度、新规定的情况。党组织的作风建设情况,包括发扬党的优良作风和反对党内不正之风的情况,惩治和预防干部腐败情况。其他需要向党员群众和人民群众进行公开的事项等。

(三)严格遵循党委新闻发布的程序。民主的规范要件是程序。党委新闻发言人制度是发展党内民主的重要形式,必须严格按照规范的程序按步骤操作。由于党委新闻发言人制度刚刚提出来,其运作程序还处于探索中,没有一个成熟的方案。在此情况下,笔者根据政府新闻发言人制度的运作流程及党委新闻发布的特殊性,对党委新闻发言人制度的运行程序作以下设计,主要包括五个程序步骤。第一步:党委及其办公机构、组织机构、宣传机构、统战机构、外联机构,要根据实际情况和现实需求拟定需要对外发布的新闻事项,并将其转给党委新闻发言人承办。第二步:党委新闻发言人接到任务后,要收集整理好与拟发布新闻事项密切相关的事实材料、实证材料、背景材料,材料的收集要考虑到新闻发布会上记者可能的提问范围、提问模式、提问类型,尽可能做到丰富翔实。第三步:党委新闻发言人将整理好的拟发布信息材料提交到与各级党委宣传部门合署办公的党委对外宣传办公室(简称外宣办),由外宣办对拟发布的信息材料进行审核把关,必要时请党委分管领导同志甚至主要领导人审阅,并提出修改意见。第四步:外宣办或领导同志审核后的拟发布材料交还到新闻发言人手中,新闻发言人根据提出的修改意见对宣传材料进行修改后定稿。第五步:党委适时召开新闻发布会,由新闻发言人将需要公布的新闻材料进行宣读,回答记者提问,阐明事实真相,以正视听。至此,党委新闻发言人制度的运作过程才算最终完成。

(四)严守党委新闻发布的宣传纪律。党委新闻发言人是党的代言人、党的传话筒、党的喉舌,所以党委新闻发言人在代表党委发布新闻的时候一定要坚持“宣传有纪律”。这就要求党委新闻发言人在发布新闻的时候,一定要坚持党性原则、严守党的宣传纪律,自觉坚持做到以下三点。第一,“不胡说”。新闻发布要与党中央、与党委保持高度一致,与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决议、决定保持高度统一,不作想当然的、随意发挥的、情绪化的、不负责任的解释阐发,不发表同中央精神、各级党委要求相违背的政治言论。第二,“不乱说”。新闻发布要围绕和服务于党委的中心工作、服务于党委正在开展的工作,不能随意发布同党委的中心工作相背离的新闻言论,甚至不自觉地干扰破坏中心工作。第三,“不瞎说”。党委新闻发布要靠党委指明方向、拟定基调、圈定路线,党委实际上就是新闻发布的领航者和督导员。所以,党内的新闻发言人、新闻发言机构进行新闻发布时,必须要由党委提出、向党委请示、靠党委拍板、按党委口径说话。

责任编辑:王慧

作者:张书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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